周易象辞卷二十二

译小过，是人所经过的道路，经历都只是经过而不能停留。中孚，是诚意包含在内，因此值得信赖。小过四个阴爻显露在外，二、五两爻居中，是超过自己的分限。中孚两个阴爻藏在中间而自我守持，始终不浮露；二者都是蕴藏而尚未发出的状态。处在丰盛满足的时候，喜欢做大事、追求功绩，容易任意造作，所以丰是事情多。孤独羁旅而无所依靠，别人亲近他的人少，所以为旅。丰若知道太阳正中的警戒，就不敢轻举妄动而制造许多事情；旅若知道时义的重要，便明白浮生如寄，也不以亲属少为忧。离为火，火焰向上，阴精附着于阳，所以能够向上；坎为水，水滋润而向下，阳神寄托于阴，所以趋向下方。这仍然是阳在上、阴在下的固定体势。小畜所蓄积的东西还少，尚不能达到养贤、任用人才的程度。对于士君子来说，诗书文采虽然具备，但在治理国家、平定天下方面还需要继续努力。履是人的步履，前进而不停，行走而不止，从洒扫、应对这些小事，一直到举止容貌、周旋进退都合乎礼，都是亲身实行而不停留。“处”是安居、不迁移，如同今天所说的画地为牢。需，是不前进；讼，是不亲近。需是有所等待，然后才行动，以符合时机和适宜的原则，不敢轻率地接近；也就是本来能够前进，却选择不前进。讼是彼此接近却不能相合，或者本性相反、行事乖异，所以不能相亲；也就是本来可以亲近，却成为不亲近。大过，就是颠覆。姤，就是相遇，是柔爻遇到刚爻。渐，指女子出嫁，要等待男子完成婚礼后才能出行。颐，就是以正道自养。既济，就是安定。归妹，是女子婚嫁的终结。未济，是男子困穷。夬，就是决断，是刚爻决断柔爻。君子的道路日益增长，小人的道路则陷于忧患。大过卦内部充满阳刚之气，但卦的本末都很柔弱；以象征幼小和衰老的两个阴爻，承载坚强充实的四个阳爻，必然会颠倒倾覆。姤卦由一个阴爻刚在下方初生，五个阳爻乘居其上，阴爻开始得到依附而滋长。所谓姤的“遇”，就是柔胜过刚而得以顺利进长。渐卦以少男配长女，女子虽然可以出嫁，也必须等待男子能够完成婚礼，然后才能出行。颐卦从饮食取义，是担心因小事损害大事，受到尸位素餐的讥讽，所以贵在养护得正。既济卦中水受到火的制约，调和适宜；阳爻居阳位而不紊乱，阴爻居阴位而不混乱，这是不可移动、已经确定的状态。归妹，是女子得到归宿，离开娘家而建立自己的家庭；对男方来说是娶妇的开始，对女子来说则是出嫁的终结。未济卦中阴阳各自失位，男子也不能号令女子，所以说是男子的困穷。男子困穷仍有变通的道路，因此只特别说男子困穷。夬有决断之义，刚者无所欲求而果断防守，柔者沾滞而犹豫不决，只有刚才能决断柔。以上两篇中的卦，圣人观其卦象而系辞，其中有君子的道路，也有小人的道路。君子学习《易》，就能穷究神妙、知晓变化，与天地并列，使自己的道路日益增长；小人学习《易》，也可以趋吉避凶，使自己的道路因忧患而迁善改过。这里的“忧”，是忧虑深远的忧患。若说是使小人忧愁，难道小人不是天地所生之物吗？难道一定要把他们置于困苦无聊的境地吗？那样他们也会乘机奋力反击。因此可知，“君子”“小人”这两句话，是总说六十四卦的义理，并不只是结尾解释夬卦决断的文字。有人说：卦都有反正，往来相对，只有最后八卦不相承接，怀疑是错简，于是改成“大过，颠也；颐，养正也；既济，定也；未济，男之穷也；归妹，女之终也；渐，女归，待男行也；姤，遇也，柔遇刚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这样似乎整齐，实际上不免有像高叟作诗那样的毛病。《杂卦》既然本来就是杂举各卦，为什么要强求整齐？随举一卦随即解释，各自都符合至理。学者不必在没有关系的地方擅自改动圣经。《周易象辞》卷二十二。《经部·易类·周易象辞——周易寻门余论》。

译钦定《四库全书》。《周易寻门余论》卷上。余姚黄宗炎撰写。我七八岁时，随先父忠端公住在京城府邸，接受《周易本义》的句读教育，一年多还不能理解其中的大义。先父忠端遭难时，我还年幼，对于先父忠端理学的渊源和他亲自体会所得的精微内涵，实在一点也没有窥见。等到稍稍长大，我的兄长太冲先生命我阅读王注、程传；当时只是随众求取功名，不过是在学习博士弟子的学问，心中并没有真正所得。偶尔跟随蕺山夫子听闻他的论说，但我蒙昧太深，虽然夫子谆谆教诲，仍未能受到启发。我常和同门友人陆文虎一起阅读郝仲舆先生的《九经解》，它融会贯通，一洗前人训诂的旧习，但其中可供指摘的地方也很多，于是便有了穷究经书直到白首的约定。文虎去世后，丽泽书院的同道也渐渐零散，而我又遭逢风波震荡，在患难中受到剥蚀，这才开始觉察到从前的错误。人立身处世，和外物相接，到老年仍然不能权衡决断，难道不是因为困顿而不学习吗？孔子说：“作《易》是出于忧患；不占卜就不能做巫医，学习则可以没有大过。”我打算到了五十岁，停止世间事务，摒弃诗文，专心尽力来弥补少壮时的过失。家中贫困，常常忍饥挨饿，奔走四方来糊口；空着肚子竭尽心思，往往头晕僵倒。有时胸中忽然有所领会，也仿佛天空海阔，顿时忘了困苦；但又会放下书本长叹，只恨不能让文虎看见这些，使我畅快地吐出胸中的郁结。因为不能按次序编排，姑且随着笔意杂乱记述，以备日后散失遗忘，命名为《寻门余论》，用来表明我寻得门径而进入其中是多么困难。至于全书能否完成，现在还不能知道，先附在这里，希望能够保存这份志愿。管公明说：“《易》怎么可以作注呢？”陶隐居说：注《易》错了，还不会杀人；注《本草》错了，就可能有人不得其死。这两人的话表面不同，实际上相同。管氏学习《易》，大略远承焦京一派，以灾祥进行测验，施行术数，却抛弃大道而不讲。他只是凭借家鸡野鹜般的见识，堆砌没有根基的文辞，从未稍稍涉足心性、国家治乱的范围。陶氏远离尘世，又借符瑞来劝进，给后世留下讥讽。君子学习《易》，平居就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行动时就观察变化、玩味占断，难道只是把龟策用于行动、吐纳用于静养吗？陶氏不懂经术，只从事《本草》，斜眼看待《易》，不过把它当成养生家的言论，更不足以论说。孔子学习《易》，难道可以没有大过吗？这不是与圣道背道而驰吗？因此，公明不能注《易》，隐居轻视注《易》之事。唐子西驳正陶隐居说：六经辨明万物所以产生的道理，《本草》辨明人赖以生存的物类；一种药物错了，不会牵连其他事物，而道术错了，祸患就可能导致伏尸百万、流血千里。这确实是笃实的论断。有人问他说：“子西的话也是根据两汉而言的吗？唐以后就没有这种情况了。宋儒注经，错误多得数不清。不幸的是，蛀虫侵蚀的书箱和竹笥中没有高下可分；幸运的是，书被颁行到学校，成为博士弟子所学习的内容，父亲教给儿子，老师传给弟子，家家诵读。然而它们的作用像祭祀用的倛头，弃置时又像破旧的扫帚。谁会用这些东西来判决疑案、确定国家大论，而担心它们留下祸患呢？实在不如种植、医药、卜筮，还有师承；一种事物的错误，反而比六经的错误更严重。”我说：“这是什么话！引用经书而解释错误，还像子西所说的那样，何况抛弃经书而不用呢？秦代焚书，汉代尊崇黄老，晋、宋、梁、陈崇奉佛教，这都是抛弃经书。邪说欺骗百姓，把佛老思想绣染错杂其中，破坏周公、孔子之道。北宋、南宋的情况，难道还可以不谈吗？这就是扰乱经书。抛弃经书而不用，也许还可以期待后世重新恢复；经书被扰乱而无法辨明，即使孟子再生，也不能使数百年沉积固结的习俗觉醒。它的祸患难道只会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吗？庄子说：‘祸患没有比心死更大的，镆铘之剑还在其次。伏尸流血，是镆铘；抛弃经书，是心死。至于扰乱经书，则是使天下后世的人都相互带领着心死，又哪里有闲暇去讨论祸患的轻重呢？’” 有人又说：“宋儒注经，只空谈性命，唯唯诺诺、模棱两可。如果要引用这些话来判决疑案、确定国家大论，那么向东向西、向上向下都可以，奸邪佞臣便能借机作恶，法家和正直之士也无所依据，我不知道这样有什么可取。”我说：“这是什么话！”汉代遭遇秦火以后，武帝也不是尊崇斯文的君主，学士推崇经书，哪里能够上追古代贤哲？然而离古代还不远，遗风余俗仍有保存；师生之间的传授，等同于父子祖孙，不敢混乱逾越。因此，其中一两个字的训诂，确实有传承依据；即使失于简朴拙涩，也宁可存疑以传信，绝不会任凭自己的聪明意见妄自立说。所遵循、所守持的内容，隆重敬信，原本就像法律，所以可以济世安民而不令人疑惑。到了宋代，师承废弃已久；所谓身心性命之理，已经被抛弃而不讲达二千年。任凭佛、道二氏在高座上纵横驰说，独行专擅，罗网遍布天下；学士大夫以及田间妇女，无不沉醉于紫色蛙声般的邪说，连骨髓都被改变。有心于世道人心的君子，想凭借没有师承的智勇，在一旦之间起来整顿纠正，力量本来就很困难；何况浸染已经很深，我们的身体和骨骸也都沉浸其中，不能从千百人中脱出十一，却贸然说自己直接承接孔子，人人各有不同说法，我究竟应当归向哪里呢？” 如今朱熹注《易》，朱熹注《诗》，蔡沈注《书》，胡安国注《春秋》，陈淳注《礼》，以及朱氏关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和二《礼传》的论说，都不过是一家之言。三四百年来崇奉它们，考核标准几乎完全一致，士人稍有出入，便被排斥而不予录取。伏羲、尧、舜、汤、文、周公、孔子圣人的经传，已经杳不可寻。这是鼓动南北宋的余波，形成狂澜而越过它们。因此造成的祸患，大略相似而更加严重。能够济世安民的是经传，不是一家之言。若只是一家之言，那就和《本草》同类了，我本来不敢把它看得过分尊贵。公明、隐居之说，有人问：“那么应当怎么办？”我说：“《六经》《论语》《孟子》都在，济世安民没有别的办法。” 《易》开始于伏羲圣人，六十四卦的卦画都已具备。唐尧、虞舜、夏、商历代都世代守持它，似乎稍有润色，但已经无法考察。相传有《连山》《归藏》的名称，或许有所依据，但究竟是否确实，也难以完全相信。文王演绎成彖辞，周公系以爻辞，《易》才大体完备，它的道理也达到鼎盛。因此专属于周，称为《周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