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卷第一

译八等。荆河之间的豫州，土壤是壤土，低处则是黑色坚硬的垆土，高处为壤，低处为垆。垆，是疏松之意。田地属于中上等。列第四等。梁州，土壤是青黑色，颜色青黑，是肥沃的土壤。田地属于下上等。列第七等。雍州，土壤是黄色壤土，田地属于上上等。列第一等。九州的土地，已经确定开垦的共有九百一十万八千零二十顷。虞、夏、殷三代总共一千多年，这期间土地开垦的情况，典籍已不存在，无法详细知晓了。

周文王在岐山之时，即今扶风郡岐山县。采用平定土地的方法，作为治理百姓之道，以百姓安土定居为根本，安土定居就是安于本土。因此建立司马之法：「六尺为一步，一百步为一亩，一百亩为一夫（份地），三夫为一屋，三屋为一井，十井为一通，十通为一成，十成为一终，十终为一同，一同方圆百里，十同为一封，十封为一畿，畿方圆千里。所以一丘要出戎马一匹，牛三头，一甸要出戎马四匹，兵车一辆，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方圆百里，共有一万井田，戎马四百匹，战车一百辆，这是卿大夫封地中最大的，称为百乘之家。一封方圆三百六十六里，共有十万井田，实际出赋的有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战车一千辆，这是诸侯中最大的，称为千乘之国。天子畿内，方圆千里，共有一百万井田，实际出赋的有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一万辆，戎卒七十二万人，所以称为万乘之主。」小司徒的职责，是「均平土地并统计百姓人数，全面掌握其数目。上等土地一家七口人，能承担劳役的有三人。中等土地一家六口人，两家能承担劳役的有五人。下等土地一家五口人，能承担劳役的有两人。」郑玄说："均，是平均的意思。周，即遍及。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就授给上等土地，因为所要供养的人多。男女五人以下，就授给下等土地，因为所要供养的人少。之所以以七人、六人、五人为标准，是因为有夫有妇才能成家，从二人到十人共分为九等，七、六、五正好居中。可任，指强壮能承担劳役之事的人，除去年老者一人，其余男女强弱大致各半，这是大致的比例。"「于是丈量规划土地，并按井田之法划分田野。九夫为一井，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四丘为一甸，四甸为一县，四县为一都，用以处理地方农事并征收贡赋。」凡是征收赋税的事务。这说的是营建都鄙之制。封地实行井田制，与乡遂不同，因其地位重要，须由小司徒亲自规划经理。设立其中五沟五涂的界限，其形制类似"井"字，因此取名为井田。所谓隰皋之地（低湿之地），九夫为一牧，两牧才相当于一井。如今营建都鄙、授予百姓田地，有的不需休耕，有的休耕一年，有的休耕两年，通常平均两块地相当于一块可耕之地，这就叫做井牧。从前夏朝少康在虞地时，想要有一成之田、一旅之众。一旅之众而耕种一成之田，那么井牧之法，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九夫为一井，是方圆一里，九夫所耕种的田地。四井为一邑，方圆二里；四邑为一丘，方圆四里；四丘为一甸，甸方圆八里；四周各加一里，就变成方圆十里，为一成。共计一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要出田税，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负责治理沟洫。四甸为一县，方圆二十里，四县为一都，方圆四十里；四都方圆八十里，四周各加十里，才成为方圆百里，为一同。共计一万井、九万夫，其中四千零九十六井、三万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税，二千三百零四井、二万零七百三十六夫治理沟洫，三千六百井、三万二千四百夫治理浍渠，井田之法，在一同之内齐备。如今只讲到都这一级，是因为封地食禄者，都是取四分之一。其制度分三等，方圆百里的国家共有四都，一都的田税上缴给王。方圆五十里的国家共有四县，一县的田税上缴给王。方圆二十五里的国家共有四甸，一甸的田税上缴给王。地事指农、牧、衡、虞等事务，贡指九谷及山泽出产的物资，赋指出兵车、徒役以供徭役。任土之法，是依据土地情况处理农事，授予土地和职务，来等待政令的施行

译。所谓任土，是任凭其地势所能生产的物产，并据此制定贡赋。物，就是察看物色，以了解该地所适宜从事的事务，从而授予农、牧、衡、虞的职责，使人各司其职。用廛里来处理国中的土地，用场圃来处理园地，用宅田、士田、贾田来处理近郊的土地，用官田、牛田、赏田、牧田来处理远郊的土地，用公邑的田地来处理甸地，用家邑的田地来处理稍地，用小都的田地来处理县地，用大都的田地来处理疆地。所谓廛里，就像如今所说的城邑居里。廛，是百姓居住的区域。里，即居所。圃中种植瓜果蔬菜一类，到深秋在其中辟出场地打谷。围起来的圃叫做园。宅田，是致仕归家者所受的田地。《士相见礼》说："住宅若在都邑，就称市井之臣；若在乡野，就称草茅之臣。"士读作仕，做官的人也受田，就是所谓的圭田。孟子说："从卿以下，必定有圭田，圭田五十亩。"贾田，是在市中经商的人家所受的田。官田，是庶人在官府任职者的家所受的田。牛田、牧田，是从事畜牧者的家所受的田。赏田，是赏赐所得的田。公邑指六遂之外多余的地，天子派大夫治理，此外其他都是如此。家邑，是大夫的封地；小都，是卿的封地；大都，是公的封地，是王的子弟所食用的封邑。疆，指方圆五百里，是王畿的边界。都称为"任"，是因为地形实际上并非方正平整如图所画，受田受邑的人远近不能完全符合规定，他们所生产贡纳的物品，都以此为准。百姓受田，上等田每夫一百亩，中等田每夫二百亩，下等田每夫三百亩。每年都耕种的叫不易之上田，休耕一年的叫一易之中田，休耕两年的叫再易之下田，三年更换耕作一次，各自轮流耕种。爰，即于（轮换）之意。更，指三年就改换分给别的人家耕种，以便均平肥瘠。农户已经受田的人家，家中其余的成年男子叫做余夫，也按照同样的方式受田。比，即照例。士、工、商之家受田，五口人才相当于一个农夫的份额。每口人二十亩。这是就平坦土地可以作为通用制度的说法。至于山林薮泽、原陵及盐碱之地，淳，是尽的意思，指盐碱之地不长庄稼。就各按肥沃或贫瘠的程度不同而有差别。硗，即硗确，指贫瘠的田地。百姓年满二十岁受田，六十岁归还田地。七十岁以上的，由官府供养；十岁以下的，由官府抚养；十一岁以上的，由官府加以督促劝勉。督促劝勉，使他们学习劳作之事。

孟子说："仁政必定要从划定田界开始。田界不端正，井田就不均平，谷禄就不公平，因此暴君污吏必定要打乱田界。田界既已端正，那么分田、制定俸禄的事就可以从容而定了。"

秦孝公任用商鞅，商鞅认为三晋之地狭小人口稠密，三晋，指韩、赵、魏三国，即今河东道一带的土地。秦国地广人稀，所以荒地没有全部开垦，地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于是引诱三晋的人前来，用田宅来吸引他们，免除他们三代人的兵役，让他们专心从事农耕，而使秦国本地人在外应敌打仗。于是废除井田，设立阡陌，任凭其耕种，不限制多少。这是孝公十二年的制度。几年之间，国家富强，兵力强盛，天下无敌。

汉孝文帝时，百姓刚从战国时代过来不久，大多背弃农业而追逐工商末业。贾谊劝谏皇帝说："古代治理天下，极其精细周密，所以那时的积蓄足以依靠。如今人们背离根本而追逐末业，游手好闲、坐食者甚多，这是天下的一大祸患。本，指农桑。末，指工商。是说人们已经放弃农业而从事工商，那些吃粮食的人又非常多。残，指伤害。汉朝立国以来，将近四十年了，几，接近之意。公家私家的积蓄，还是令人痛心。是说建国已久，却没有储备积蓄。如果不幸有方圆二三千里的旱灾，国家用什么来救济？如果边境突然发生紧急情况，几十万军队，国家用什么来供给他们粮饷？如果战争和旱灾同时发生，天下就会大大困乏。如今如果驱使人们回归农业，都致力于根本，使天下人各自依靠自己的劳力谋生，从事末业游食的人转而投身于田间

译劳作，是说都转向从事农业。那么积蓄就会充足而百姓也能安居乐业了。"文帝被贾谊的话所感动，开始设立籍田，亲自耕种以勉励百姓。

文帝下诏说："丈量田地并非增多，而统计人口也未见增加，度，是丈量计算之意。按人口计算土地，比古代还要宽裕，但粮食却严重不足，这问题出在哪里呢？莫非是从事工商末业而损害农业的人太多了，蕃，是多的意思。酿酒耗费粮食的人太多，靡，是耗费的意思。靡读作縻。还是家畜吃掉的粮食太多了？细节和大局的道理，我还未能得其要领。请丞相、列侯、俸禄二千石的官员和博士们商议此事，如有能帮助百姓的办法，尽量发挥心思、深谋远虑，不要有所隐瞒。"

晁错又劝谏皇帝说："圣明的君王在上而百姓不受冻挨饿，并不是君王亲自耕种给他们吃、亲自纺织给他们穿，食读作嗣。而是为他们开辟了获取资财的途径。所以尧、禹时遭遇了九年的水灾，商汤时遭遇了七年的旱灾，而国家却没有因饥饿而抛弃、瘦病之人，捐，指因饥饿而互相遗弃。瘠，指瘦弱有病。是说没有互相遗弃且瘦弱有病的人。这是因为积蓄多而事先有所准备。如今天下统一，土地人口的众多不亚于商汤、夏禹之时，加上没有连年的水旱天灾，但积蓄却赶不上从前，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土地还有未尽的地力，百姓还有剩余的劳力，能长庄稼的土地没有全部开垦，山泽的物产没有充分开发，游手好闲的人没有全部归于农业。百姓贫穷就会产生奸邪，贫穷源于粮食不足，粮食不足源于不务农业，不务农业就不能安土定居，不能安土定居就会轻易离开家乡。百姓就像鸟兽一样，即使有高大的城墙、深深的护城河、严明的法令、严厉的刑罚，也还是不能禁止他们流离。至于御寒穿衣，不必等到轻软暖和的衣服；只要能抵御风霜，就不追求华丽的衣着。饥饿时的饮食，不必等到甘美的食物；旨，是美味之意。饥寒交迫之时，就顾不上廉耻了。腹中饥饿得不到食物，皮肤寒冷得不到衣服，即使是慈爱的父亲也不能保全他的子女，君主又怎能拥有他的百姓呢！贤明的君主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致力于使百姓从事农桑，减轻赋税，广泛积蓄粮食，来充实粮仓，以防备水旱灾害，所以百姓才能被君主所拥有。因此贤明的君主看重五谷而轻视金玉。如今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其中服劳役的不少于两人，服，是从事之意。能耕种的田地不超过一百亩，一百亩的收成不超过一百石。春天耕地，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还要砍柴打薪，修治官府，供给徭役。春天不能躲避风尘，夏天不能躲避酷暑，秋天不能躲避阴雨，冬天不能躲避严寒，四季之中没有一天休息。又要私下送往迎来，吊唁死者、慰问病人，抚养孤儿、照顾幼小都包含在其中。如此辛勤劳苦，还要遭受水旱之灾，官府急切的政令和苛暴的赋税，征收赋税没有定时，早晨颁布命令傍晚就更改。当他们有什么财物时，只能半价卖出，本来值一千钱的东西，只能卖到五百钱。没有财物的人，只能借高利贷，取一还二叫做倍称之息。称，是借贷之意。就是如今俗话所说的举债。于是就有了卖田宅、卖子孙来偿还债务的情况。当今最重要的事情，没有比让百姓致力于农业更重要的了。想要百姓致力于农业，关键在于使粮食变得贵重；使粮食贵重的方法，在于使百姓能用粮食来抵赏罚。"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此后朝廷致力于重视农业根本，粮仓因此充实。

孝景帝元年，下诏说："近年来连年歉收，百姓大多缺乏粮食，因而短命夭折，朕对此深感痛心。有的郡国土地贫瘠，没有可供农桑畜牧的地方；有的地方土地肥沃广阔，长满茂密的杂草，草稠密叫荐，草茂盛叫莽。水源丰足，但百姓却不能迁徙过去。现在商议，让愿意迁往宽广肥沃土地的百姓，都听凭他们迁移。"后元三年，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黄金珠玉，饥饿时不能当饭吃，寒冷时不能当衣穿，把它们

译作为货币使用，也不知它们究竟从何而来又将如何终结。近年有的年成歉收，我想是因为从事末业的人太多，从事农业的人太少了。命令各郡国务必勉励百姓从事农桑，多种树木，这样才能获得衣食物资。"

孝武帝对外征伐四方蛮夷，对内大兴功利之事，各种劳役耗费一并兴起，百姓因而离开了农业根本。董仲舒劝谏皇帝说："《春秋》对其他粮食歉收不加记载，唯独麦子和稻谷歉收才加以记载，由此可见圣人对五谷中最重视麦和禾。如今关中的习俗不喜欢种麦子，这一年就失去了《春秋》所重视的作物，也损害了养活百姓的物资。希望陛下下诏给大司农，让关中的百姓多种冬小麦，不要错过农时。"宿麦，指过冬的麦苗。董仲舒又劝谏皇帝说："秦国采用商鞅的办法，改变了帝王的旧制，废除井田制，百姓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富人的田地连成一片，贫穷的人却没有立锥之地。汉朝建立以来，沿袭这种做法而未加改变。古代的井田之法虽然难以立即施行，但应当稍微向古制靠拢，限制百姓占有田地的数量，以补贴不足的人。名田，就是占田。各自设立限额，不让富人超过限度，那么贫弱人家就能够温饱了。堵塞土地兼并的路径，之后才能治理得好。"但这个建议最终没有被采纳。

元狩三年，派遣谒者到有水灾的郡去劝导百姓种冬小麦，并推举能够借贷粮食给穷人的官吏，把他们的名字上报朝廷。到武帝晚年，他后悔过去连年征伐的事，于是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下诏说："当今最重要的事情，在于致力于农业。"任用赵过担任搜粟都尉。赵过创制了代田法，一亩地开三条田垄，甽，即田垄，读作工犬反切音，字有的也写作畎。每年轮换耕种位置，所以叫代田，代，就是更换的意思。这是古代的方法。后稷开始施行甽田之法，两人合力用两把耒耜耕作，叫做耦耕。宽一尺、深一尺叫做甽，长度贯穿整块田地。一亩地开三条甽，一个成年劳力负责三百甽，把种子播撒在甽中。播，即撒布。种，指谷物的种子。等到苗长出叶子之后，逐渐锄去垄上的杂草，耨，即锄草。同时把土壅培到苗根上。隤，指往下堆土，读音颓。所以《诗经》说："有的除草有的培土，黍稷就长得茂盛。"读音拟。这是《小雅·甫田》篇中的诗句。儗儗，是茂盛的样子。籽读音子。芸，是除草之意。籽，是培土护根之意。是说禾苗渐渐长壮，每次除草时都顺便培土护根，等到盛夏时节，垄间的杂草已除尽而根扎得深，就能耐风耐旱，能读作耐。所以长得茂盛。他所用的耕耘播种的农具，都设计得很精巧便利。大致十二个劳力共同耕种一井一屋之地，故亩五顷，九夫为一井，三夫为一屋。每夫一百亩，按古制算相当于十二顷。古代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汉代也是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古制一千二百亩，就相当于如今的五顷。使用两牛合拉的耦犁，两头牛三个人操作，一年的收成常常比不分垄的田地每亩多收一斛以上，缦田，指不开垄沟的田地。读音莫干反切。耕作得法的还能多收一倍。善于开垄的，甚至比缦田多收两斛以上。赵过让太常和三辅地区的官吏学习这种耕作方法，太常主管各处的皇陵，那里也有百姓，所以也要求他们试种。大农令设置技艺精巧的工匠随同赵过一起工作，为他制作农具。命令俸禄二千石的官员派遣县令、县长、三老、力田以及乡里父老中善于耕种的人来领取农具，学习耕种和培育禾苗的方法。学习方法和技巧。百姓有的苦于缺少耕牛，无法及时利用雨水的滋润，趋读作趣，即赶得上的意思。泽，指雨水的滋润。因此平都县令光教赵过用人力拉犁的方法，挽，即拉引之意。史书未记载"光"的姓氏。赵过上奏请求让光担任丞的职位，教百姓互相合作、共同出力拉犁。庸，即出力共作之意，含义与佣赁相同。大概人多的一天能耕种三十亩，人少的能耕十三亩，因此开垦的田地大大增多。赵过又试着让守卫离宫的士卒在离宫周围的空地上耕种，离宫，指皇帝不常居

译住的别处宫殿。壖，即余地之意。宫壖地，指外围墙之内、内围墙之外的地方。凡是沿黄河的空地、宗庙墙外的空地，含义都相同。守卫离宫的士卒平时空闲无事，于是命令他们在这些空地上耕种。所得的收成都比周围普通田地每亩多一斛以上。又命令三辅地区各家在公田上耕种。令，即使的意思。命，即教导的意思。是说让离宫的士卒教导自己家中的人在公田上耕种。又教导边郡以及居延城一带的人。居延，是张掖郡下属的县，当时那里设有戍守的甲卒。此后边境城池、河东、弘农、三辅、太常等地的百姓都用上了代田法，用力少而收获多。到孝昭帝时，流亡的百姓渐渐返回，田野得到开垦，逐渐有了一些积蓄。

孝宣帝地节三年，下诏说："各郡国的宫馆，不要再修缮了。返回家乡的流亡百姓，借给他们公家的田地，并借给他们种子和粮食。"种，指五谷的种子。

孝元帝初元元年，把三辅、太常、各郡国的公田以及可以省出的皇家苑囿，用来救济贫困百姓；属于少府的江海、陂湖、园池，也借给贫民使用，不收租赋。建昭五年，下诏说："正值春天农桑兴起之时，是百姓竭尽全力从事劳作的时候。所以这个月要慰劳农民、劝勉蚕桑，不要错过农时。如今有的不良官吏，反复追查百姓的小过错，征召对证审查，兴办不急迫的事务，妨碍百姓耕作，使他们失去这一季的劳作时机，一年到头没有收获，各位公卿要明察此事并严加告诫。"

孝成帝时，张禹侵占了郑白渠一带四百多顷土地，其他人兼并土地的情况也与此类似，百姓因此更加困顿。阳朔四年正月，下诏说："《洪范》八政，以粮食为首要，这确实是使家家富足、刑罚搁置不用的根本。先帝奖励农业，减轻田租赋税，重视鼓励勤劳的人，让他们与孝悌之人享有同等待遇。近来百姓越来越懒惰懈怠，务农的人少，从事末业的人多，将用什么办法来纠正这种状况呢？正值春耕农事开始之时，命令俸禄二千石的官员努力劝勉百姓从事农桑，亲自出入田间，慰劳勉励百姓。《尚书》不是说过吗，『在田地上勤勉耕作，就会有秋天的收获』。大家务必努力啊！"

孝哀帝即位后，师丹辅佐朝政，建议说："古代的圣王没有不设立井田制的，这样之后天下才能治理得公平。孝文皇帝承接周朝衰乱、秦朝战乱之后，天下空虚，所以致力于劝勉农桑，以节俭为表率，百姓才开始富足，那时还没有兼并的弊害，所以没有为百姓占田及蓄养奴婢设立限额。如今经历了几代太平时期，豪强富户和官吏百姓中财产达数万乃至上亿的很多，而贫弱之人却更加困顿。大凡君子处理政事，贵在遵循旧制而慎重改革，之所以有所改动，是为了挽救紧急的情况。这件事也不能说得太详尽，应当大致设立限额。"皇帝把这个建议交付大臣们讨论。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上奏请求："各诸侯王、列侯都可以在自己的封国内占有田地。列侯若居住在长安，公主占田在所属的县道，以及关内侯、官吏百姓占田都不能超过三十顷。诸侯王可蓄养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一百人，关内侯、官吏百姓三十人。限期三年内实行完毕，超过期限违反规定的，田地奴婢一律没收充公。"当时田宅奴婢的价格因此变得低贱，但由于丁氏、傅氏当权用事，董贤地位骤然显贵，这些人都对此不利，因此不愿实行。诏书暂且搁置延后，须，即等待之意。这项建议最终被搁置而未能施行。孝平帝元始元年，设置大司农部丞十三人，每人负责一州，专门负责劝勉农桑之事。元始二年，确定全国已开垦田地共八百二十七万零五百三十顷。这大概是记载汉朝鼎盛时期的数字。按元始二年全国户数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户计算，平均每户可得田六十七亩一百四十六步多一点。

王莽篡夺帝位后，下令说："古时候设立井田制，因而国家富足、百姓丰裕，天下颂声四起。这是唐尧虞舜之道，也是夏商周三代所遵循施行的制度。秦朝无道，破坏了圣人制定的制度，废除了井田制，因此土地兼并之风兴起，贪婪卑鄙之人产生，强横的人圈占田地多达

译数千亩，弱小的人却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于是"改天下的田地名称为『王田』，奴婢改称为『私属』，都不得买卖。凡是家中男丁不满八人而占田超过一井（九百亩）的，要把多余的田地分给同族、邻里和乡党。原本没有田地、如今应当受田的人，按制度授给田地。若有胆敢非议井田这一神圣制度、以不合法的言论蛊惑众人的，就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于是农业和商业都失去了正常的生计，各种生产经营都荒废了，百姓在街市道路上哭泣哀叹。因买卖田宅奴婢而获罪的，从诸侯卿大夫直到平民百姓，被治罪的人数不胜数。过了两年多，中郎区博进谏说："井田虽然是圣王之法，但它被废弃已经很久了。周朝之道衰败之后，百姓就不再遵从井田制了。秦朝顺应人心，加以改变，因而获得了很大的利益，所以废除庐井制而设立阡陌制，从而称王于华夏诸国，直到如今天下人还没有厌弃这种做法带来的弊病。如今想要违背人心，追寻恢复千年前已经断绝的旧迹，即使尧舜再世，如果没有百年的渐进过程，也是不可能推行成功的。"王莽知道百姓怨愁，于是又允许买卖田地。此后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艰难困苦。

东汉初年，百姓十分空虚耗损，天下所剩的百姓，十个人中难得留存一二个。光武帝建武十五年，下诏命令各州郡检查核实垦田的顷亩数以及户口、年龄等情况。河南尹张伋以及其他十几位郡守，因丈量田地不实而获罪下狱处死。顺帝建康元年，确定全国垦田共六百八十九万六千二百七十一顷五十六亩九十四步。按建康元年全国户数九百九十四万六千九百九十户计算，平均每户可得田七十亩多一点。

荀悦评论说："从前汉文帝十三年六月，下诏免除百姓的田租。而且古代实行十分之一的税率，被认为是天下公正适中的标准。如今汉朝百姓交田租，有的甚至只要百分之一，可以说是很轻的了。然而豪强富户占田越来越多，他们向佃农收取的租赋达到收成的一半以上，官府按百分之一收取田税，而百姓却要向豪强缴纳一半以上的租赋。官府给予的恩惠，超过了夏商周三代，而豪强的暴敛，比亡秦时还要残酷，因此朝廷的恩惠不能普及下面的百姓，而威福之权却分散到豪强手中。如今不整顿这个根本问题，而只是一味地免除赋税，恰恰只会资助富强的豪强而已。孝武皇帝时，董仲舒曾经说过，应该限制百姓占田的数量。到哀帝时，才规定百姓占田不得超过三十顷，虽然设立了这项制度，但最终难以施行。然而三十顷这个限额本身也不算公平合理，况且井田制度，不适宜在人口众多的时代实行，只有田地宽广、人口稀少时才可以推行。但如果想在人口稀少时废除它，又想在人口众多时重新建立它，那时候土地已经分布在豪强手中，仓促间加以变革，人们都会心生怨恨，就会引发纷乱，制度也难以推行。由此看来，如果是在高祖刚平定天下之时，或光武帝中兴之后，人口都还稀少，那时建立井田制就容易了。既然如今不能完全恢复井田之法，那就应该按照人口数量来占田，并为此设立限额。让百姓能耕种土地，但不能买卖，用来救济贫弱之人，防止兼并现象，并且以此作为将来制度的张本，这样做不也是很合适的吗！虽然古今制度不同，增减损益也随时代而变化，但其中的纲纪大义，道理是一致的。"

崔寔在《政论》中说："从前圣人按人口分配耕地，两两相配，使百姓的饥饱不会相差太大，劳逸也大致均等。富有的人不能过分超越限度，贫穷的人也不必羡慕企求。等到暴秦破坏了法度，制定财产制度时，本来就没有纲纪法度，反而还尊崇奖励兼并土地之人。乌氏靠放牧发家致富，受到的宠遇比同诸侯；寡妇清凭借开采丹砂经营产业，被以国宾之礼相待。于是奸巧狡诈之徒，就更加放纵他们的欲望了。豪门大户积聚数以亿计的钱财，占据的土地堪比封君，用贿赂手段扰乱朝政，豢养刺客来威胁平民百姓。擅自杀人而不受追究，号称没

译有一个死于街市的儿子（意即无人敢管）。他们生前死后的排场，多半比拟人主。因此贫苦人家困顿难行，无处立足，父子低头，像奴仆一样侍奉富人，亲自带领妻子儿女，替富人服劳役。所以富人靠着盈余而日益兴旺，穷人踩着短促的时日而年年窘迫，世世代代沦为奴役，还是不能得到温饱的衣食，活着有终身的辛劳，死了还有暴尸荒野的忧虑，遇上年成稍有歉收，就流离于沟壑之中，卖妻鬻子。这些令人痛心伤怀、丧失做人乐趣的事情，实在难以一一列举。所以古代有迁移百姓、调配财物，来救济百姓的做法。如今青州、徐州、兖州、冀州等地，后汉青州，即今北海、济南、淄川、东莱、东牟、高密、平原等郡的地方。徐州，即今东海、琅邪、彭城、临淮、广陵等郡的地方。兖州，即今陈留、灵昌、濮阳、东平、济阳、济阴、鲁等郡的地方。冀州，即今魏郡、邺郡、巨鹿、清河、常山、赵郡、博陵、信都、景城等郡的地方。人口稠密而土地狭小，粮食不足以相互供给。而三辅左右以及凉州、幽州这些地方，紧邻内地的郡，凉州，即今安定、彭原以北，天水、陇西一带的地方。幽州，即今上谷、范阳以北，东到辽东一带的地方。土地空旷而人烟稀少，那里的田地本可种植庄稼，却全都荒废没有开垦。小百姓的心理，是安于本土、不愿轻易迁移，宁愿忍受饥饿，也不愿考虑迁往乐土。所以'人'字的说法本义有'瞑'的意思，是说昏昧无知。就像成群的羊聚在一起，需要放牧的人加以牧养安排，放到水草茂盛的地方，就会长得肥壮、繁衍兴旺，放到贫瘠的盐碱地，就会日渐消瘦减少。因此汉景帝六年，下诏给各郡国，让百姓可以离开贫瘠狭小之地，迁往宽广肥沃的地方。到汉武帝时，就迁移关东的贫民到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等地，陇西，即今陇西、天水、金城、会宁、安乡等郡的地方。北地，即今安定、彭原、安化、平原、灵武、五原等郡的地方。西河，即今银川、新秦、西河、昌化等郡的地方。上郡，即今延安、咸宁、洛交、中部等郡的地方。会稽，即今浙江东部晋陵郡以东，一直到信安、永嘉郡一带的地方。共计七十二万五千人。后来又迁移狡猾的官吏到关内。如今应当重新遵循这个旧例，把不能自立谋生的贫民迁徙到宽广的土地上，这也是开垦荒地、救济百姓的办法。"

仲长统在《昌言》中说："偏远的州县，边界相距数千里，而中原地区却有十亩地上共种一棵桑树的拥挤局促。偏远的州却有荒废未开垦的空旷田野，而世俗习惯安土定居，宁死也不愿迁离。若不是君长下令强制迁移，谁能自愿前往边疆地区？也可以让犯罪之人迁徙到那里，顺便让他们戍守防御。"

晋武帝泰始八年，司徒石苞上奏说："州郡的农桑事务还没有考核优劣的制度，应当增设属官和令史，前往各地巡查。"武帝听从了这个建议。石苞既已明确了劝课农桑的制度，百姓因此得以安定。平定东吴之后，有关部门上奏说："诸王公以封国为家，京城不应再拥有田宅。如今来不及为各封国营建官邸，应当让城中有他们往来居住之处，近郊有割草打柴喂马的田地。如今可以对此加以限制，诸王公侯，在京城可以拥有一处宅第。近郊田地，大国十五顷，次国十顷，小国七顷。城内没有宅第而城外有的，都听凭其保留。"男子每人可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中丁男要缴纳课税的田地为五十亩，丁女为二十亩，次丁男减半，女子则不必缴纳课税。至于官员的品级，第一品可占田五十顷，每降一品减少五……

译以顷数为等差(递减)，第九品得十顷。此外又各按品级的高低荫庇其亲属，多的可荫及九族，少的也可荫及三代。宗室、国宾、前代贤人的后代及士人子孙，也是这样。此外还可以荫庇他人作为衣食客和佃客，按其官品高低而有等差递减。自西晋起便有荫客之制，到东晋其数额更有增加，详见前面《赋税》篇。

译宋孝武帝大明初年，羊希担任尚书左丞。当时扬州刺史西阳王刘子尚上书说：「关于山林湖泊的封禁，虽然有旧的法令，但人们习以为常，废弃而不遵守，烧荒占地反而把山水圈占为自己的封地，把它当作家中的私利。近来以来，这种风气一天比一天松弛败坏。富强的人兼并整座山岭占为己有，贫弱的人连打柴割草都无处可去。至于捕鱼采集的地方，也是同样的情况。这实在是危害治理的严重弊端。请求增减旧的条例，重新申明长久的制度。」有关部门查检壬辰年的诏书说：「擅自占据山泽的，按强盗罪论处，赃物达一丈以上的都要处以弃市之刑。」羊希认为「壬辰年的制度，禁令太过严厉苛刻，事情既然难以遵行，按理就该随时势而松弛。而占山圈水的风气，逐渐滋长蔓延，一代代相沿承袭，便成了祖上留下的产业，一旦全部废除，容易招致怨恨叹息。现在重新加以修订变革，制定五条规定。凡是山泽，先前一直烧荒〇力居反的读音。种植竹木杂果作为林地，以及陂湖江海中修筑鱼梁鮆七由反、即移反的音。渔场，一直加以经营修整的，听任其保有而不予追夺。官品第一、第二品，允许占山三顷。第三、第四品，二顷五十亩。第五、第六品，二顷。第七、第八品，一顷五十亩。第九品以及平民百姓，一顷。都依照规定的标准，登记在赀产簿册上呈报。如果先前已经占了山地的，不得再另外占地。先前所占不足规定数额的，依照限额补足。如果不是前面条例所列的旧有产业，一律不得禁止百姓使用。有违犯规定的，占用水土一尺以上的，一并计算赃物，依照通常的盗窃罪论处。废除晋朝咸康二年壬辰年的科条」。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

当时山阴县人多田少，孔灵符上表请求把没有资产的人家迁徙到余姚、鄮莫侯反的读音、鄞银的读音三县境内，开垦兴建湖田。余姚，就是如今会稽郡的县。鄮、鄞就是如今余姚郡的地方。皇帝命公卿大臣广泛讨论，大家都说：「教导农业、修明政令，是各国相同的做法。世代定居本土的人，习惯安逸已经很久了，就如京师没有田地，也没听说要迁往别的县。考察山阴的豪门富室，田地不少，贫困的人尽力耕作，并不是没有地方可去。而且沿湖居住的人，以捕鱼养鸭为业，普通百姓刚开始改变习惯就很困难，劝导他们也不容易。荒废已久的田地，才刚刚开始砍除荆棘，硬要督促贫困的人去做这件事，事情就更加困难，等到迁徙的人大致安顿好，再慢慢推行也不算晚。」皇帝没有采纳众人的意见，迁徙的人后来都成就了良好的产业。

后来北魏明元帝永兴年间，接连遭遇水旱灾害。神瑞二年，年成又不好，于是挑选特别贫困的人前往山东就食谋生。皇帝下令给有关部门劝勉督促农耕说：「前人的记载中有这样的话，人生在于勤劳，勤劳就不会匮乏。凡是百姓家中不畜养牲畜的，祭祀时就没有牲礼；不耕种的，祭祀时就没有盛放的谷物；不种树的，死后就没有棺椁；不养蚕的，穿衣就没有丝帛；不纺织的，办丧事就没有丧服。要在农事上教导百姓，使各种谷物得以繁殖。」从此人人都努力勤劳，年年丰收，牲畜也繁衍增多。

北魏景穆帝当初担任太子监理国政时，曾下令有关部门督促京畿地区的百姓，让没有耕牛的人家用人力和有牛人家的牛力互相交换，从事开垦耕种、锄草松土。凡是有牛人家替没牛人家耕种田地二十亩的，无牛人家就用锄草的劳力七亩作为报偿，以此类推有所差等。至于替年老年幼、没有耕牛的人家耕种田地七亩的，这些老小人家就用锄草劳力二亩作为报偿。都以五口人的贫困之家作为标准。各自登记每家的人口数目、所耕种的田亩数，明确建立簿册目录。所耕种的田地要在地头标明姓名，用来核查耕种的功劳。

北魏孝文帝太和元年三月，下诏说：「去年耕牛瘟疫流行，死伤了大半，如今春耕已经开始，人们必须致力于农事。有牛的人家要比平常年份更加勤勉，没牛的人家要比往年多付出一倍的劳力。一个成年男子应耕治田地四十亩，未成年男子二十亩。不要让人力有闲余而

译地力有荒废。」当时李安世上疏说：「臣听说丈量土地、划分田野，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法则，城邑与田地相互参配，是达到治理的根本。井田赋税制度的兴起，由来已久，休耕轮作之田的数目，都是加以限制规定的。这是要使土地不白白荒废，人力不无谓游荡。势力强大的豪门大族，不能独占肥沃的美田；孤单贫寒的人，也应当有一份田地。臣私下看到州郡的百姓，有的因为年成歉收而流离迁徙，抛弃变卖田宅，漂泊居住在异乡，事情已经经历了好几代。三长制度设立之后，才开始返回旧居，房屋田地已经荒凉破败，桑树榆树也已经改种别的作物。事情已经过去很久，容易产生假冒的情况，强宗豪族，肆意侵夺凌辱，远的追认魏晋时代祖先的产业为凭据，近的引用亲戚旧交作为证明。年代久了，乡里老人也被弄糊涂，证人虽然很多，却没有一个可以真正凭信的。各自依附自己的亲戚熟人，双方各执一词，两方证词都具备，听讼的人还是心存疑虑，争讼拖延不决，接连好几年都判不下来。良田被搁置不去开垦，柔嫩的桑树枯萎也没人采摘，这样想让家家丰足储备、人人生活富裕，怎么可能做到！臣愚见以为如今虽然桑田井田的旧制难以恢复，也应该重新加以均衡丈量，审定其具体办法，使得分田有一定标准，人力与产业相称。使普通百姓获得谋生的利益，使豪强大族没有多余的地。这样公平无私的恩泽，就能普遍施及于万民，田地如丘如山地充盈，就能使家家户户都有积蓄了。另外那些正在争讼的田地，应当规定一个年限加以断决，事情年代久了难以查明的，一律判归现在的所有者。这样以后，虚假欺诈的人，就断绝了非分的企图，安分守己的人，也免遭欺凌掠夺。」皇帝深深采纳了他的建议，均田制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太和九年，下诏均分给天下百姓田地：凡是十五岁以上的成年男子，授予露田四十亩，不栽种树木的田地称为露田。妇人二十亩，奴婢和平民一样授田。壮年耕牛一头授田三十亩，限制最多四头牛。所授的田地按规定要加倍授予，需要休耕三年才能再耕种的田地再加倍授予，用来供轮流耕种休耕以及归还授受时数额有盈有缩。人到应当交纳赋税的年龄就授田，年老免除赋役或身死后就归还田地，奴婢、耕牛也随着有无而归还或授受。凡是桑田，不在归还授受的限制之内，但可以计入应加倍授予的田地份额之中。桑田份额如果超出规定，本人死后仍要归还，不能拿来充抵露田的数额；不足的，用露田来充抵应加倍授予的部分。凡是初次受田的人，成年男子每人授田二十亩，规定要在其余的地上，种桑树五十棵，枣树五株，榆树三根。不适宜种桑的土地，每个成年男子授给一亩，依法规定种植榆树、枣树。奴婢各自和平民一样。限三年内种完，没种完的，就没收他没种完的那部分土地。在种桑榆的地里再多种其他果树，或者多种桑榆树的，不加禁止。凡是应当归还的田地，不得种植桑榆枣果，种了的按违反法令论处，土地归入应归还的份额。凡是桑田都作为世代相传的产业，本人死后不必归还，永远跟随现有人口。桑田数额有盈余的人家，不再另外授田也不必归还，不足的按照规定补足授种。田地有盈余的可以卖出多余部分，不足的可以买入所缺的部分。不能出卖自己应分的部分，也不能购买超过自己应得的份额。凡是种植麻布用的土地，成年男子应纳赋税的，另外授给麻田十亩，妇人五亩，奴婢和平民一样，都依照归还授受的办法办理。凡是全家都是老弱残疾没有受田的，十一岁以上以及有残疾的，各授予成年男子一半的田地。年过七十的，不必归还所受的田地。守节不再嫁的寡妇，虽然免除赋役也授予妇人的田地。凡是归还授受田地的，一律定在正月进行。如果刚受田而本人就去世，或者买卖奴婢、耕牛的，都要等到明年正月才能归还授受。凡是土地宽广人口稀少的地方，根据劳力所能达到的程度，由官府借给人耕种。以后有人来居住的，依法授予田地。凡是土地狭窄的地方，有

译成丁应受田而又不愿迁徙的，就把他家的桑田算作正田的份额，还不够的不给加倍的田，还不够的，家中的人另外各自减少份额。没有桑田的地方，也照此办理。愿意迁徙的，听任他们去空旷荒芜的地方，不限于本州本郡以外，只是不允许躲避劳苦而趋就安逸。土地已经充足的地方，不得无故迁移。凡是新建住宅的人家，三口人给地一亩，用来作为居住的宅地，奴婢五口给一亩。男女十五岁以上的，根据其分得的地，按人口摊派种菜地五分之一亩。凡是一个人应分的田地，正田归正田，加倍的田归加倍的田，不得跨越到别人的田界。成丁应受田的，一律就近授予。如果是同时受田，先给贫者后给富者。加倍授予的田地，也照此办理。凡是被流放远方或谪戍而没有子孙、或者绝户的，其废弃的宅地、桑榆之地全部作为公田，用来供应授受。授受的时候，优先给他的亲属，还没授给之前，也先借给他的亲属耕种。凡是主管百姓的官员，各自就近授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官员离任要移交给下任。私自出卖的按律治罪。职分田的制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通典》卷第二　食货二

田制下　水利田　屯田

　　田制下　北齐　后周　隋　大唐

北齐授田的法令，仍然依照北魏朝的制度。每年十月，普遍下令重新分配田地，成丁的授田，年老的退田，不允许买卖交易。文宣帝天保八年，商议迁徙冀州、定州、瀛州没有田地的人，称之为「乐迁」，让他们到幽州田地宽裕的地方居住。秦汉时的州郡辖境很大，魏晋时代年代又久远，行政区划改动分合，有的已经不容易弄清楚，因此需要作些解释。近代的建置设置，如今大多沿袭旧制，就不必详细叙述了，其他地方都与此类似。

武成帝河清三年下诏：每年春天，各地依照本乡土地节气的早晚，督促百姓从事农桑。从春天到秋天，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都要从事田间耕作。养蚕种桑的时节，十五岁以上的妇女，都要从事养蚕种桑。孟冬时节，刺史审察各地教化农桑的优劣，评定考核等级的高下。有人力没有耕牛，或者有耕牛没有人力的人家，要让他们互相配合方便，都能够播种。使土地没有荒废的地利，使人没有游手好闲的。又下令男子一律到十八岁受田，缴纳租调，二十岁充当兵役，六十岁免除劳役，六十六岁归还田地，免除租调。京城四面各坊之外，三十里以内作为公田。受公田的人，是三县代迁户中在职的官员，从一品以下，一直到羽林、武贲，各有等差。京城以外附近各郡，汉人官员第一品以下，羽林、武贲以上的，也各有等差。任职官员以及百姓申请开垦荒田的，称为永业田。奴婢受田的，亲王最多三百人份，嗣王二百人份，第二品嗣王以下以及庶姓王一百五十人份，正三品以上以及皇族一百人份，七品以上八十人份，八品以下到平民六十人份。奴婢超出限额之外不授田的，都不必纳税。京城以外一百里以外及各州百姓，一个成年男子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奴婢和平民一样，限额和在京百官相同。壮年耕牛一头受田六十亩，限制最多四头牛。每个成年男子给永业田二十亩，作为桑田。田中种桑树五十根，榆树三根，枣树五根，不在归还授受的限制之内。不是这种田的，都算入应归还授受的份额之中。土地不适宜种桑的，给麻田，办法和桑田相同。

《关东风俗传》说：「当时强弱互相欺压，凭借势力侵夺，富人的田地连成一片，阡陌相连，穷人却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从前汉朝招募人迁徙垦田，还担心荒废了开垦的课税，让他们迁到肥沃的土地上。而北齐却完全不加斟酌，虽然当年也有权宜的规格，只是暂时施行一下，争地的案件竟有三十年都解决不了的，这都是由于授受田地没有章法造成的。所谓赐田，指的是公田以及各种额外赏赐的田地。北魏的法令，规定职分公田。不分贵贱，每人一顷，用来供给饲料草料。自从魏宣武帝外出打猎以来，才开始把公田当作永久的赏赐，可以听任买卖。迁都邺城之初，滥授官职的人很多，所得到的公田，全都拿去买卖交易。又天保年间，曾经强行压低价格购买百姓的田地，来

译充实公家的簿册。到武平年间以后，横加赏赐给各位权贵以及外戚受宠的人家的田地，也已经赏赐殆尽了。还有河边水滩、山泽中可以耕种垦殖的肥沃地方，全都被豪门势力占据，有的是借用有的是申请，普通百姓一垄地都得不到。所谓纠赏，依照法令，超出口分田数额之外，知道有人买卖隐匿田地的，允许互相检举揭发，就把这块地作为奖赏给检举的人。以至于有些贫穷的人，实际上并不是有多余田地隐匿不报的，只是贪图钱财，谎称吐出自己成丁的口分田，给检举的人，这样一来自己也没有了田地，就只好逃亡。所谓帖卖，是指荒田典当期限七年，熟田典当期限五年，钱还清就归还田地，依照法令是允许的。露田虽然不允许买卖，但买卖了也没有严重的处罚。贫困户因为官府的赋税负担太重难以承受，大多变卖田产，到春天生活困窘急迫的时候，很容易导致逃亡流散。也有懒惰的人，虽然保有田地，却不肯尽力耕种，在外游荡。三长把他的口分田卖掉，用来交纳租税。近来朝廷屡次下达招还流民的规定，想要以此招抚安慰逃散的百姓。假使暂时回来，随即又卖掉刚得到的土地，田地卖光了又逃走，虽然名义上算是回归了，终究不肯安定居住，正是因为地方官府听任他们买卖典当田产的缘故。所谓广占，依照法令，奴婢申请受田也和平民相似。用没有田地的良民，去比照有田地的奴婢和耕牛的数目。宋世良在天保年间上书，请求把富人家多余的耕牛和田地先分给贫民，当时朝廷官员，都称赞这个建议合乎道理。」这是宋孝王所撰写的。

北周文帝在主持霸府政务之初，创设了六官制度。司均掌管田地里居的政令。凡是人口十口以上的宅地五亩，七口以上的宅地四亩，五口以下的宅地三亩。已成家的人授田一百四十亩，成丁的人授田一百亩。

隋文帝下令，自诸王以下直到都督，都授给永业田，各有等差。多的达到一百顷，少的也有四十亩。成年男子、次丁男的永业田、露田，都遵照北齐的制度。并且规定要种植桑树、榆树和枣树。园宅地大致按三口人给一亩计算，奴婢则五口人给一亩。京官另外授给职分田，一品的授田五顷，到五品就是三顷，以下每品以五十亩为差等，到九品是一顷。地方官员也各有职分田。又授给公廨田用来供应官府开支。开皇九年，实际登记开垦的田地一千九百四十万四千二百六十七顷。隋朝开皇年间，全国户数共计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户。按登记开垦田地的数目计算，平均每户约合垦田二顷多。开皇十二年，隋文帝因为天下户口逐年增加，京城附近以及三河地区土地少而人口多，衣食供应不足，议事的人都想让百姓迁到土地宽裕的地方去。皇帝于是派出使者四出巡查，均分天下的田地。在土地狭窄的地方，每个成丁只能分到二十亩，老幼分到的就更少了。到大业年间，天下垦田共有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零四十顷。按当时户数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户计算，平均每户应合垦田五顷多，恐怕这个数字并不真实。

大唐开元二十五年的法令规定：田地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一百亩为一顷。从秦汉以来，就是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并非是从本朝才开始的，只是本朝法令条文中详细列明罢了。国家的规章制度虽然完备保存，如今这里所收录的，不能全部记载，只是选取其中切要紧急的部分，希望能简明详尽，遇事不至于困惑。成年男子授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其中十八岁以上的次丁男也依照成年男子的标准授田，老年男子、笃疾、废疾各授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寡妾各授口分田三十亩，先前已有永业田的，可以合并计入口分田的数目之中。黄口、小男、中男及丁男女以及老男、笃疾、废疾、寡妻妾中作为一户之主的，各授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二十亩。应当受田的，如果是土地宽裕地方的，一律依照规定的数目授田；如果是狭窄地方新受田的，减去宽乡口分田的一半。至于授给口分田的，如果需要休耕轮作的田地就加倍授给。土地宽裕、需要三次以上轮休的地方，仍然按当地的办法轮流授给。至于永业田，亲王一百顷，职事官正一品六十顷，郡王以及职事官从一品各五十顷，国公或职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顷，郡公或职事官从二品各三十五顷，县公或职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顷，职事官从三品二十顷，侯爵或职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顷，伯爵或职事官从四品各十顷，子爵或职事官正五品各八顷，男爵或职事官从五品各五顷，上柱国三

译十顷，柱国二十五顷，上护军二十顷，护军十五顷，上轻车都尉十顷，轻车都尉七顷，上骑都尉六顷，骑都尉四顷，骁骑尉、飞骑尉各八十亩，云骑尉、武骑尉各六十亩。散官五品以上的按职事官同等授田，如果同时具有官职、爵位及勋级都应当授田的，只取数额最多的一项授给，不重复授予。如果本家口分田之外，先前已有的地不在狭乡的，一并收回重新授予，超出部分的追加收缴，不足的另外补给。凡是永业田都传给子孙，不受收授年限的限制，即使子孙犯罪被除名的，所继承的地也不予追缴。每亩规定要种桑树五十根以上，榆树、枣树各十根以上，三年内种完。有的乡土不适宜种这些的，任由种植当地适宜的树种。所授给的五品以上官员的永业田，都不得在狭乡受田，一律在宽乡跳过有主的土地占用无主的荒地充抵。如果是购买、承荫、赏赐所得的田地用来充抵的，即使是在狭乡也听任其保有。六品以下官员的永业田，则听任在本乡取用退还的公田充抵，愿意到宽乡领取的也听任其便。凡是应当赏赐给人的田地，如果没有指定具体地点的，不得在狭乡授给。凡应当授给永业田的人，如果官职爵位有被解除罢免的，就从被解除的部分追缴。如果解除罢免得不彻底的，就按所降的品级追缴相应的部分。被除名的人，依照口分田的先例授田，此外原有的以及赏赐的田地都要追缴。如果本家之内有官职爵位以及口分田不足应受田的少丁，一并听任调换补给，超出部分追加收缴。因为官职爵位应得的永业田，还没申请或者没申请足数本人就去世的，子孙不得再追加申请。凡是承袭爵位的人，只能承袭父祖的永业田，不得另外申请。如果父祖没有申请或者申请不足数就去世的，按照初次受封者的一半授给。各州县境内所辖区域受田，都能足数授给的算作宽乡，不足数的算作狭乡。狭乡田地不足的，听任到宽乡遥领受田。应当授给园宅地的，良民三口以下授一亩，每增加三口加一亩；贱民五口授一亩，每增加五口加一亩，这些都不计入永业田、口分田的限额之内。京城以及州郡县城郭之下的园宅地，不在此例之内。京官文武职事官的职分田：一品十二顷，二品十顷，三品九顷，四品七顷，五品六顷，六品四顷，七品三顷五十亩，八品二顷五十亩，九品二顷，都在离京城一百里以内授给。京兆府、河南府以及京县官员的职分田也按此标准。如果在一百里之外授给的也是允许的。各州以及都护府、亲王府官员的职分田：二品十二顷，三品十顷，四品八顷，五品七顷，京畿县也按此标准。六品五顷，七品四顷，八品三顷，九品二顷五十亩。镇、戍、关、津、岳、渎以及在外任职的监官，五品五顷，六品三顷五十亩，七品三顷，八品二顷，九品一顷五十亩。三卫中郎将、上府折冲都尉各六顷，中府五顷五十亩，下府以及郎将各五顷，上府果毅都尉四顷，中府三顷五十亩，下府三顷，上府长史、别将各三顷，中府、下府各二顷五十亩。亲王府典军五顷五十亩，副典军四顷，千牛备身左右、太子千牛备身各三顷。亲王府文武官员随亲王出镇藩地的，在所在地授给。各军的上府折冲府兵曹二顷，中府、下府各一顷五十亩。地方军的校尉一顷二十亩，旅帅一顷，队正、队副各八十亩，都在他们统领之地附近的州县境内授给。校尉以下在本县以及离家一百里以内统领军队的，不予授给。驿站的封田都在附近授给，每匹马授田四十亩。如果驿站旁边有放牧田地的，每匹马减五亩。传送用的马，每匹授田二十亩。凡是平民百姓中有人去世而家中贫困无力办理丧葬的，允许出卖永业田，即使是流亡迁徙的人也是如此。愿意迁往土地宽裕地方的，也一并听任出卖口分田。出卖田地用来充作住宅、邸店、碾硙的，即使不是要迁往宽乡，也听任其私自出卖。凡购买田地的人，不得超过本人应有的限额，即使住在狭乡，也听任其依照宽乡的限额购买，但出卖田地的人不得再重新申请受田。凡买卖田地，都必须经过所属官府申报登记，年终时双方注销

译登记或增补登记。如果没有经过官府文书登记就擅自买卖的，钱财没收不予追还，田地归还原主。凡是以工商为业的人，永业田、口分田都各减半授给，在狭乡的一律不予授给。凡因公事沦落在外藩没有归来的人，如果有亲属同住，他分得的田地，六年后才予以追回。本人回来的那天，可以优先补给田地。如果本人是因公事而死在外藩的，他的子孙即使还没成丁，其分得的田地也不予追回。因作战负伤以及患有笃疾、废疾的人，也不予追缴或减少田地，允许终身保有。凡是田地不得典当出租或抵押，违反的钱财没收不予追还，田地归还原主。如果是因远行服役或到外地任职，家中没有人守护产业的，允许典当出租或抵押。官员的永业田以及赏赐的田地，想要出卖或典当出租的，都不受此禁令的限制。凡授给口分田，务必要就近方便，不得跨越他处。如果因为州县境界变更，土地划归其他地界或者犬牙交错相接的，听任仍旧依原来受田。城内居住的人，本县没有田地的，允许在别的县受田。虽然有这样的制度，到开元末年，天宝以来，法令逐渐松弛宽松，土地兼并的弊病，甚至超过了汉成帝、哀帝时期。此外田令还规定，京城各官署以及天下州府县监、折冲府、镇戍、关津、岳渎等处的公廨田、职分田，都各有等差。职分田中的旱田限三月三十日以前，稻田限四月三十日以前，在此之前上任的官员就并入接任者的份额，在此之后上任的就归入前任的份额。麦田则以九月三十日为限。如果前任已经自己耕种但还没播种的，接任者要偿付他耕种的功钱；如果已经自己播种的，就按照租佃分成的办法处理。它的价钱在六斗以下的，依照旧例定价；超过六斗的，不得超过六斗。都要出于双方情愿，不得强行摊派。亲王出镇藩地的，授给一顷地作为园地。如果城内没有可以开辟的地方，就在靠近城的地方就近授给。如果没有官田，就用百姓的地充抵，把好地补偿给百姓。

天宝年间应当受田的共有一千四百三十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顷十三亩。按天宝十四年全国有户八百九十万余户计算，按登记开垦的数目计算，平均每户合一顷六十余亩。到建中初年，朝廷分别派遣黜陟使核查垦田数目，共统计得一百一十余万顷。

水利田　周　秦　汉　后汉　晋　东晋　宋　后魏　大唐

魏文侯让李悝制定尽力发挥地力的教令，认为方圆百里的土地，全部计算共有九万顷，除去山泽、城邑、居所占去三分之一，还有六百万亩可耕之田。治理田地勤勉谨慎的，每亩就能增收三斗，不勤勉的，每亩也会相应减少三斗。方圆百里之地的增减，就相当于一百八十万石粮食。必须混种五种谷物，用来防备灾害。要努力耕作、多次锄草，收获的时候要像防备寇盗到来一样急切。这是说要形容动作十分急促紧迫的样子，恐怕庄稼被风雨损毁。房屋四周要环绕种植桑树，还，就是环绕的意思。菜地要有田畦，瓜类、葫芦、果实要种植在田埂上。木本的果实叫果，草本的果实叫蓏。茹，指所吃的蔬菜。畦，就是田垄。到曾孙魏襄王时，任用史起做邺县的县令，史起进言说：「魏国分配田地的做法是每人一百亩，这是分配田地的通常法则，一个成年男子受田一百亩。唯独邺县是二百亩，这是因为那里的田地不好。漳水就在邺县旁边，西门豹担任邺县县令时却不知道利用它，这是他的不足之处。」于是，就引漳水灌溉邺县的田地，使魏国的河内地区富庶起来。百姓歌颂他说：「邺城有位贤明的县令啊，是史公，引来漳水灌溉邺城旁的田地啊，自古以来的盐碱地就长出了稻米高粱。」泻卤，就是斥卤，卤，是咸苦的意思，指的是含盐碱的土地。《史记》记载说是西门豹引漳水灌溉邺县，这是记载有误。

后来，韩国听说秦国喜好兴办各种大工程，想借此使秦国疲惫，不让它向东讨伐。于是派水利工匠郑国暗中游说秦国，让秦国开凿泾水，从仲山以西到瓠口修渠道，沿着蒲浪反的读音北山，向东流入洛水，长三百多里，想借此来灌溉田地。工程进行到一半时事情被发觉，秦王想杀掉郑国，郑国说：「我起初确实是来做间谍的，但是

译渠道修成，对秦国也是有利的。」秦王认为他说得对，最终还是让他把渠道修完。渠道修成后，用来引灌含泥沙淤积的水，灌溉盐碱地四万多顷，收成都达到每亩一锺。于是关中地区成为肥沃的良田，不再有荒年，这条渠就被命名为郑国渠。阏字的读音和淤字相同。

秦国统一天下后，任命李冰做蜀郡太守，李冰在江水中筑坝作堋部用反的读音，在成都开凿两条江，两条江从郡城下经过，用来通行舟船，同时用来灌溉各郡的田地，于是蜀地变成了千里沃野，被称为「陆海」。

汉文帝时任命文翁做蜀郡太守，开凿煎〇羊朱反的读音口，灌溉繁县的田地一千七百顷，百姓因此获得丰饶的收成。

汉武帝元光年间，大司农郑当时进言说：「引渭水开凿渠道，从长安起始，沿着南山向下，直到黄河，长三百多里。渠道下游百姓的田地有一万多顷，也可以借此灌溉田地，使关中的土地更加肥沃，得以增产粮食。」天子认为这个建议不错，命齐地的水利工匠徐伯勘测标记，巡行标记路线。全部征发几万名士卒开凿这条漕运渠道，三年后渠道修通。渠道下游的百姓大多能够借此灌溉田地了。

之后，河东郡太守番系上书请求「开凿渠道引汾水灌溉皮氏、汾阴一带的田地，引黄河水灌溉汾阴、蒲阪一带的田地，皮氏，就是如今龙门县的地方，属绛郡。汾阴，就是如今宝鼎县的地方。蒲阪，就是如今河东县的地方。都属河东郡。估计可以获得五千顷田地。这五千顷原本都是黄河边被废弃的土地，百姓只在那里割草放牧而已，如今灌溉之后耕种，估计可以收获粮食二百万石以上」。天子认为这个建议不错，征发几万名士卒修渠开田。经过几年，黄河改道，渠道失去作用，耕种的人就无法收回种子的成本。时间久了，河东的渠田荒废了，就把它交给越人，命少府把这作为一项渐进增加的收入。当时越人中有迁徙来的，就把这些田地给他们，他们缴纳的租税归入少府。稍，是逐渐的意思。因为这项收入还不多，所以称为「稍」。

后来庄熊罴进言说：「临晋的百姓，就是如今的冯翊县。希望开凿洛水来灌溉重泉以东一万多顷的田地重泉在如今冯翊郡境内，如今那里还有干涸的坑道，就是庄熊罴当年开凿渠道的遗迹。原本是贫瘠的土地。如果真能引来水，可以使每亩产十石粮食。」于是征发一万多名士卒开凿渠道，从征音惩的读音引洛水到商颜山下。征县在冯翊郡，就是如今冯翊郡的澄城县。商颜山，在如今冯翊县境内。河岸容易崩塌，洛水的河岸。就凿井取水，深的井有四十多丈。沿路挖了许多口井，井底相通引水流动。水向下流并越过商颜山，向下流叫做「颓」。向东流到十几里外的山岭之间。井渠的开凿方法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开渠时挖出了龙骨，因此把这条渠命名为龙首渠。修建了十多年，渠道才大致通畅，但还没有获得它应有的效益。

这时，主管事务的官员纷纷进言谈论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都引黄河水和川谷之水来灌溉田地。而关中的辅渠、灵轵渠引各处水源，汝南、九江引淮河水，东海引巨定湖巨定是湖泊的名字。泰山下引汶水，都开凿渠道用来灌溉田地，各自灌溉一万多顷。其余的小渠环山绕行、开通道路的，更是不可胜数。

从郑国渠开始修建，到元鼎六年，共一百三十六年，倪宽担任左内史，上奏请求开凿六辅渠，六辅渠位于郑国渠内侧，如今仍然称之为辅渠，也叫六渠。用来增加灌溉郑国渠旁地势较高的田地。这些是原本得不到郑国渠灌溉的田地。仰，是指地势向上的意思。皇帝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泉水灌溉，是用来培育五谷的。左内史、右内史所辖之地，有名的山川源头很多，普通百姓还不知道其中的好处，所以要为他们开通沟渠，蓄积陂塘湖泽的水，用来防备旱灾。如今内史所辖地区稻田的租税收取契约过重，和其他郡不一样，租挈，就是收取田租的契约规定。郡，指的是各地的郡。应当加以商议减轻。命令官吏和百姓努力从事农业，充分发挥地力，公平分派徭役，合理调配水利，不要错失农时。」平徭，是指均等分派修渠筑堰

译的劳役，也就是让大家都能同等地享受水利的好处。

十六年后，赵国中大夫白公此时并没有公爵的爵位，这大概只是相互尊称年长者的说法。又上奏请求开凿渠道，引泾水，从谷口开始，尾端注入栎音药的读音阳，谷口，就是如今云阳县的冶谷。再注入渭水之中，长二百里，灌溉田地四千五百多顷，因此取名叫白渠。百姓因此获得丰饶的收成，歌颂它说：「田地在哪里？在池阳、谷口。郑国渠在前，白渠继其后。郑国渠兴建于秦朝时期，所以说是在前。举起铁锹如同乌云聚集，挖开渠道如同大雨降落。锸，就是锹。泾水一石，其中泥沙就有几斗。既能灌溉又能施肥，滋养我的庄稼谷物。河水中所含的淤泥沉积下来，可以当作肥料。这渠水滋养了京师，养活了千千万万的人口。」这是说这两条渠道带来的丰饶之利。

汉元帝建昭年间，邵信臣担任南阳太守，在穰县以南六十里处修建钳卢陂，堆石筑成堤坝，两旁开凿六道石门以调节水势。湖泽之中有钳卢王池，因此以此命名。用来扩大灌溉，灌溉面积逐年增多，达到三万顷，百姓因此获利。到了后汉杜诗担任太守时，又重新修治了这项水利工程。当时百姓歌颂说：「先前有邵父，后来有杜母。」

后汉章帝建初年间，王景担任庐江太守。郡内安丰县有楚国孙叔敖当年修建的芍陂，在此之前已经荒废，王景重新加以修治，使境内百姓丰衣足食。这个陂塘周长一百里，灌溉田地一万顷。芍字的读音和鹊相同。就是如今寿春郡安丰县境内。

汉顺帝永和五年，马臻担任会稽太守，开始修建镜湖，筑造堤塘周长三百一十里，灌溉田地九千多顷，直到如今百姓仍受其益。

晋武帝咸宁元年，下诏说：「今年阴雨连绵过度，又发生了虫灾。颍川、襄城一带，从春天以来，几乎完全没有播种，我深以为忧虑。主管的官员打算怎样为百姓打算。」当阳侯杜元凯上疏说：「臣私下考虑，如今的水灾，东南地区尤为严重，不仅五谷没有收成，家业也一并受损。低洼的田地到处积水，地势高的地方又大多贫瘠，百姓贫困，到明年就更困窘。虽然诏书已经切实告诫各地长吏郡守为此设法救济，但如果不能从大处放宽制度、确定该做与该弃的适宜办法，恐怕只是徒具文书，益处非常有限。当今正是夏秋之间蔬菜谷物青黄不接的时候，百姓已经供给不足，到了明年冬春之交，田野中连青草都没有，那时百姓必定要指望依靠官府的粮食，来维持生计。这是关系到一方安危的大事，不能不及早加以考虑。臣愚见以为既然已经水淹为田，就应当依靠鱼类、蔬菜、螺蛳、河蚌为生，然而洪水泛滥的时候，贫弱的百姓终究得不到这些。如今应当大力决开兖州以及荆河州东界兖州东界，就是如今济阳、济阴、东平、鲁郡之间的地方。荆河州东界，就是如今汝南、汝阴、谯郡之间的地方。的各处陂塘，顺着水流所归的方向加以疏导。让饥饿的百姓都能得到水产的丰饶之利，百姓不必走出本地境界之外，从早到晚都能就地取食，这是眼下每天的实际益处。等洪水退去之后，那些被泥沙淤积覆盖的田地，每亩可以收获几锺粮食。到春天再大量播种五谷，五谷必定丰收，这又是明年的益处了。

译杜君又说:「凡是想推行水田耕作的人，都认为火耕水耨的方式最为便利，这确实不假。但这种做法只适用于新开垦的荒地、与百姓居住地相隔较远的地方。以前东南地区草创未久、人口稀少，所以能得火田之利。近来户口日益增多，而陂塘堤堰又年年溃决，良田变成了蒲苇丛生之地，人们居住在沼泽附近，水陆失去了应有的调配，放牧断绝、种植中止，树木也直立枯死，这都是陂塘造成的祸害。陂塘一多，土地就变得贫瘠、水位变浅，久旱时无法下渗滋润土地。所以每逢下雨，就又泛滥横流，波及旱田。议论此事的人不去考究其中缘故，就说这片土地不能种旱地作物。臣核算汉代的户口数，用来验证如今设陂之处，原本都是旱地产业。其中若有旧有的堤堰，也应坚固修缮完好，并不是现在所说的那种应当视为祸害的陂塘。臣看到尚书胡威上奏建议应当废毁陂塘，他的话说得十分恳切。臣又见宋汉侯国相应遵上奏陈述利弊，请求废毁泗陂，改移漕运通道。当时朝廷下令都督与度支共同商议决断，各持己见，没有采纳应遵的意见。臣考察应遵所上奏的事，漕运道路向东通往寿春，那里有旧渠道，可以不必经过泗陂就能通行。泗陂位于那一带地界之内，淹没土地共达一万三千余顷，损毁破坏了已经建成的产业。应遵所辖县内应当耕种的百姓共两千六百口，可以说已经很少了，却还苦于地域狭窄、不能尽力耕作，这都是水患所造成的祸害。这本是应当共同体恤的事，而都督与度支却又坚持异议，这并非因为所见有多难以判断，只是因为利害不同罢了。人心所见既然不同，利害的情形又各有差异，军中之人与郡县之人，士大夫与百姓，他们的想法没有一致的，这都是各自偏执于自己的利益而忘记了其中的祸害，这就是道理不能穷尽、事情因此多生祸患的原因。臣又查考，荆河州境内度支所辖的屯田耕作者，包括州郡大军及各色士卒，共动用水田七千五百余顷。按三年储备计算，也不过两万余顷。按常理而言，不应当多积蓄无用之水。况且如今雨水泛滥、如瓮倾溢，酿成大灾，臣认为应当颁发明诏，敕令刺史、二千石官员，凡汉代旧有的堤堰以及山谷间私家的小陂塘，都应当修缮以蓄积水源。其余凡是魏朝以来新造设立的、以及各种因雨水冲决泛滥而形成的蒲苇丛生、马肠形状的陂塘之类，都应当决口疏泄。长吏、二千石官员应当亲自率先勉励督促功事，各出力服役的百姓一并按时附列于功役名册之中，等到水面结冰之时，大致可以使水位枯竭下降。凡是实际主持修治功事的人，都应当据此论功行赏。旧有的陂塘堤堰沟渠中应当有所修补堵塞之处，就近寻访其残存的痕迹，完全按照汉代的旧例，及早分别部署、列表上报，等到冬季农闲、东南驻军换防交接之时，各自留下一月的时间来协助完成此事。江河沟渎自有其常年的水流，地形也有其固定的形态，汉代居住的人口众多，尚且能够没有水患，如今顺应它所造成的祸患而加以疏导宣泄，援引古代的事例来说明当下的情形，其中的大道理十分明白，是可以坐而论定的。臣不揣愚陋之见，私下认为这实在是当今最切实的益处。」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

译东晋张闿（音开）任晋陵内史，当时所辖四县都因干旱歉收，张闿于是修筑了曲阿新丰塘（在今丹阳郡丹阳县境内），灌溉农田八百多顷，此后每年都获丰收。葛洪为此作颂文，张闿因此被征召入朝拜为大司农。

宋文帝元嘉七年，刘义欣任荆河刺史，镇守寿阳（即今寿春郡）。当时该地土地荒废破败，百姓流离失散。刘义欣加以整顿修补，因地制宜地治理。芍陂良田万顷，但堤堰早已损坏，秋夏常受旱灾之苦。刘义欣派咨议参军殷肃巡视修理，有一条旧沟渠可引匹诣（水名，在汝南）水入陂，殷肃便砍伐树木、开辟草莽，使水道畅通，从此该地便丰收有余。

后魏刁雍任薄骨律镇将，到任后上表说：「富平以西三十里，是薄骨律镇（即今灵武郡，富平即今回乐县）。那里有座艾山，南北长二十六里，东西宽四十五里，被凿开以引通黄河，好像是大禹当年留下的旧迹。艾山两岸开凿了灌溉大渠，宽十余步，从山南引水进入这条渠中。据估计，从前渠底比河水面高不过一丈，河水湍急，泥沙容易冲刷流失。如今这条渠却比河水高出二丈三尺，加上河水不断冲击侵蚀，往往崩塌毁坏。渠道既然高悬，水无法涌上，即使按照旧法在各处引水，也很难引到。如今艾山以北，黄河中有沙洲，河水在此分为两股，西边一股较窄，宽一百四十步。臣现在请求，来年正月，在河西高渠以北八里、分河下游五里处，就地平地开凿新渠，宽十五步、深五尺，两岸筑堤，使堤高一丈。渠向北延伸四十里，接入古时的高渠，再沿高渠继续向北八十里，合计一百二十里，可得大片良田。估计需用四千人、四十天工时，渠就能凿成。至于所要开凿的新渠口，因低于河水面五尺，河水无法流入。现在请求从小河的东南岸斜向切断到西北岸，长约二百七十步，宽十步，高二丈，将小河截断。这项工程需二十天，加起来共需六十天工时。小河之水就会全部流入新渠，水量便充足，可灌溉官私田地四万余顷。十天之内，可轮灌一遍，一年共灌溉四次，庄稼便能成熟结实。」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公私都因此受益。

裴延俊任幽州刺史，范阳郡有一条旧的督亢渠，长五十里；渔阳燕郡有过去的戾陵旧堰，方圆三十里。这些工程都荒废损毁已久，无人能加以修复，导致水旱失调，百姓多遭饥荒。裴延俊亲自勘察水势地形加以营建，不久便告完成，灌溉农田一万余顷,收益增加十倍。

大唐贞观十八年，李袭称任扬州大都府长史，便引雷陂之水，又修筑句城塘，灌溉农田八百余顷，百姓因此受益。他后来被征召入朝拜为太府卿，百姓至今仍受此惠。

永徽六年，雍州长史长孙祥上奏说：「过去郑渠、白渠灌溉农田四万余顷，如今富商大贾竞相修造碾硙（水磨），筑堰截流耗费水源，渠道水流因此阻塞不畅，只能灌溉约一万顷。请求修治这条渠道，以便利百姓。至于那些盐碱地，经灌溉也可变为水田。」高宗说：「疏通渠道水流，使之畅通灌溉，缓解炎旱之苦，应当大有益处。」太尉长孙无忌回答说：「白渠水中带有泥沙，灌溉田地能使其更加肥沃。而且渠水发源地本来就高，向下分出的支流极多。如果让水流到同州，那么水量就会充足。近来因为碾硙用水，把渠水引泄进入滑渠；加上被壅塞截留、消耗殆尽，所以能得到的利益就少了。」于是朝廷派长孙祥等人分别检查渠上的碾硙，将其全部拆毁。到大历年间，水田仅能达到六千二百余顷。

（屯田：汉、魏、晋、东晋、齐、后魏、北齐、隋、大唐）

汉昭帝始元二年，下诏调发习练战射的士兵前往朔方，调派选拔（调）原任官吏的子弟（故吏指从前担任过官职的人）率领这些习练战射的士兵到张掖郡屯田。

孝宣帝神爵元年，派后将军赵充国率兵进击先零羌。赵充国以彻底剿灭敌虏为目标，便打算撤去骑兵、留兵屯田，以待敌人自行衰败。他上奏说：「臣所率领的官兵和马牛所需的粮食，每月要用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一千六百九十三斛，草料二十五万零二百八十六石（一石为一百二十斤）。若长期不能解决，徭役便无法停止；又担心其他外族突然发生变故。况且羌虏容易用计谋击破，难以用武力彻底消灭，所以臣愚见认为强行进攻不合适。估算从临羌向东到浩亹（音门，即金城郡广武县地，临羌在今西平郡境内）一带，羌虏原有的田地及公田，百姓尚未开垦的，约有二千顷以上。臣愿意撤去骑

译兵，留下应募赎罪的士兵，以及淮阳、汝南的步兵和随军的私属人员，共计一万零二百八十一人，每月用谷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零八斛，分别屯驻在险要之处。等到冰雪融化，可用水运木材顺流而下，修补乡里亭舍，疏浚沟渠，修治湟水（音皇）以西直到鲜水一带的七十座桥梁，使道路可以通达鲜水左右。到耕种时节，每人分配二十亩田地耕种（田事出，指到了春天大家出来营田；赋指分配给他们）。等到四月牧草长出，征调本郡骑兵及归附部落中健壮的胡骑各一千人，每十人配副马二匹（什二指一千骑兵配副马二百匹），让他们在草地放牧，同时充作屯田的游动护卫部队。以此充实金城郡，增加积蓄，节省大量开支。如今大司农所转运抵达的谷物，已足够供应一万人一年的口粮。谨将屯田地点及所需器具的清单呈上，请陛下裁决允准。」皇帝回复说：「就依将军的计策办理。」赵充国又上奏说：「如今留下一万步兵屯田，那里地势平坦，臣愚见认为屯田对内有节省开支之利，对外有防守御敌之备。骑兵虽已撤去，但敌虏见我方留下一万人屯田，是必定要将其擒获的兵力，他们势必土崩瓦解、归顺朝廷，这应当不会太久了。」皇帝下诏撤去其他军队，唯独留下赵充国屯田，大获地利之益。第二年便攻破了先零羌。

魏武帝曹操击破黄巾军之后，打算经营谋划四方，但苦于军粮不足。羽林监颍川人枣祗建议设置屯田，于是任命任峻为典农中郎将，招募百姓在许下（即今颍川郡许昌县）屯田，获谷一百万斛。各郡国依照惯例设置田官，几年之中，所在之处都积蓄粮食，仓库都装满了。

废帝齐王曹芳正始四年，司马宣王（司马懿）督率各军征讨东吴，当时打算大规模屯田积谷，作为消灭敌寇的资本。于是派邓艾巡行陈县、项县以东直至寿春（自今淮阳郡项城县以东至寿春郡）一带。邓艾认为那里田地肥沃而水源不足，不能充分发挥地力，应当开凿河渠，这样既可大量积蓄军粮，又能开通漕运之道，于是撰写《济河论》来阐明自己的主张。他又认为：「过去攻破黄巾军后，便借机屯田，把粮食积存在许都，用以控制四方。如今三方已经平定，事情的关键在淮南，每次大军出征，运送粮食的兵力就要占去一半，耗费巨大，是一项极大的负担。陈、蔡之间，地势低洼、土地肥沃，可以省去许昌左右各处的稻田，把这些水引向东流。让淮北屯驻两万人，淮南屯驻三万人，按十二分之比轮流休息，经常保持四万人一边耕种一边守卫。若水量丰沛，收成常能达到西边地区的三倍，除去各项开支，每年可完成五百万斛作为军资。六七年之间，可在淮河一带积蓄三千万斛粮食，这就相当于十万大军五年的军粮。凭此进攻东吴，将无往而不胜。」司马宣王认为很好，便完全按照邓艾的计划实行。于是在北面临近淮水，从锺离往南、横石往西，一直到沘水两旁共四百余里，每五里设一营，每营六十人，一边耕种一边守卫。同时又修治疏浚广漕渠、百尺渠这两条渠道，上游引接黄河之水，下游连通淮水、颍水。又在颍水南北大规模整治各处陂塘，开凿沟渠三百余里，灌溉农田两万顷，使淮南、淮北都相互连接起来。从寿春一直到京城，屯田官兵所耕种的土地相连不断，鸡犬之声相闻，田间小路相接。每当东南方面有战事，大军出动时，便可乘船顺流而下，直达长江、淮河一带，粮食储备充足，又没有水患之害，这都是邓艾的建树。

晋朝羊祜任征南大将军，镇守襄阳。东吴的石城守军距襄阳七百余里，常常成为边境的祸患，羊祜为此忧虑，最终用计使东吴撤去了守军。于是守卫巡逻的兵力得以减半，将省下的一半兵力用来开垦农田八百余顷，大获其利。羊祜刚到任时，军中连百天的粮食都没有储备，等到他任职末年，已积蓄了十年的粮食。

太康元年平定东吴之后，当阳侯杜元凯（杜预）在荆州（今襄阳郡）任职，修复邵信臣当年留下的遗迹——邵信臣所建的钳卢陂、六门堰（都在今南阳郡穰县境内，当时归荆州统辖），引用滍水（音蚩）、淯水（音育）等水源灌溉原有农田一万余顷，划定疆界、刻石为凭，使田界有了明确的分定，公私均能受益。百姓依赖他的功绩，称他为「杜父」。旧有的水道只有沔水、汉水能通到江陵，

译长达一千数百里，北面没有通路。另外巴丘湖是沅水、湘水汇合之处，山川内外环绕，实为险要坚固之地，是荆蛮据以自恃的天险。杜预于是开凿杨口（在今江陵县境内），开通夏水直达巴陵（即今郡，共一千余里），对内可消解长江天险的阻隔，对外可通往零陵、桂阳（皆为郡名）方向的漕运。南方百姓因此歌颂他说：「后世不再有人叛乱，都是因为杜翁；有谁能识得他这份智慧和功勋。」

东晋元帝督促考核农事，规定俸禄二千石的地方长官以所收谷物的多少来评定政绩优劣等级。凡是不承担宿卫要职的人员，都令其从事农业，让各支军队自行耕种，就以所得作为军粮。大兴年间，三吴地区发生大饥荒，后军将军应詹上表说：「魏武帝采纳枣祗、韩浩的建议，大规模推行屯田，又在征伐过程中，分出部分披甲士兵，因地制宜地开垦荒地，所以百姓不必过于劳苦，而大功却能成就。近来流亡百姓奔往东吴，如今东吴闹饥荒，他们都已返回。江西一带的良田，荒废已久，若用火耕水耨的方法，耕作起来相对容易些。应当选拔流亡百姓，重新设置管理农事的官员，按功劳给予奖赏，都依照魏朝的旧例办理。第一年将田地分给百姓，第二年开始分成征税，第三年再核算赋税征收。这样公私兼顾，那么仓库很快就能充盈富足，可以指日等待了。」

穆帝升平初年，荀羡任北部都尉，镇守下邳（今临淮郡属县），在东阳的石鳖（也在今临淮郡境内）屯田，公私都从中获利。

齐高帝敕令桓崇祖修治整理芍陂的田地，说：「你只管努力经营屯田，自然就能平定消灭敌寇。从前魏国设置典农官，因而中原地区粮食充足；晋朝开发汝水、颍水一带，因而黄河、汴水地区粮食储备充盈。你应当努力效法他们。」

后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发生大旱，十二年，秘书丞李彪上表说：「请另外设立专管农事的官员，从各州郡户口中抽取十分之一作为屯田人员。勘察水陆地形是否适宜，测算田地顷亩的数目，用赃物赎金等杂物买牛拨给他们，使他们能够全力耕种。每个劳力所分的田地，每年应缴纳六十斛粮食，同时免除他们的正课赋税及各种兵役杂役。若能推行这两项措施，几年之内，粮谷就能积蓄、百姓也能富足了。」孝文帝阅览奏章后认为很好，不久便加以推行。从此以后公私粮食都很丰足充裕，即使遇到水旱灾害，也不再造成危害了。

北齐废帝干明年间，尚书左丞苏珍芝又建议修复石鳖等屯田，每年收获数十万石粮食，从此淮南地区军队防务的粮饷得以充足。

孝昭帝皇建年间，平州刺史嵇晔提出建议，开发幽州督亢一带的旧陂塘（在今范阳郡范阳县境内），以及长城内外的军事屯田区域，每年收获稻谷粟米数十万石，使北部边境粮食供应得以充实。又在河内设置怀义等屯田，用来补给河南地区的开支。从此转运粮饷的劳役才稍稍减少。

武成帝河清三年下诏：「沿边可以耕垦的城镇防地都设置屯田，并设置都子使来统领管理。每一名子使负责管理五十顷田地，年终考核其所得收成，据以评定褒奖或贬黜。」

隋文帝开皇三年，突厥入侵边塞，吐谷浑侵扰边境，转运粮饷劳民伤财，于是命令朔方总管赵仲卿在长城以北大规模兴办屯田。

大唐开元二十五年法令规定：凡隶属司农寺的屯田，每三十顷以下、二十顷以上算作一屯；隶属州镇各军的屯田，每五十顷算作一屯。凡应当设置屯田之处，都由尚书省决定处理。原有的旧屯若要重新设置，一律依照先前的疆界为准；新设置的屯田，一律选取荒芜闲置、无人登记的广阔土地。屯田虽然按五十顷计算，但若是需要轮换耕种的地方，可依各地实际情况酌量增加数目。屯田官员选取勋官五品以上，以及武散官，还有曾任边州县府镇戍且官阶在八品以上的文武官员中，选拔胜任者充任。依据所收获粮谷的等级来评定功绩优劣。凡屯田需要用牛耕作的地方，山原河泽土质有软硬之分，耕垦所耗费的力气也不同：土质松软的地方，每一顷五十亩配给一头牛；土质坚硬的地方，每一顷二十亩配给一头牛。若同一屯田内既有硬地又有软地，也按此办法折算。至于稻田，每八十亩配给一头牛。凡营田若在五十顷之外还有剩余土地需要另配耕牛耕作的，所收获的粮谷都按顷亩比例折算

译。至于大麦、荞麦、干萝卜等作物，也按折算成粟米的比例来计算，以此确定等级。

天宝八年，天下屯田共收获粮谷一百九十一万三千九百六十石，其中关内五十六万三千八百一十石，河北四十万三千二百八十石，河东二十四万五千八百八十石，河西二十六万零八十八石，陇右四十四万零九百零二石。后来上元年间在楚州古谢阳湖设置了洪泽屯，寿州设置了芍陂屯，那里田地肥沃，因而大获其利。

（通典卷第三 食货三）

（乡党）

（土断 户籍附 · 上古 周 东晋 宋 齐 梁 陈 后魏 北齐 隋 大唐）

从前黄帝开始丈量土地、设置井田，以杜绝纷争的根源；又制定步法确定田亩，以防止田地不足。让八家共同组成一「井」，井田开辟出四条道路，从而分出八户宅地，在中央开凿水井。这样做有十种好处：一是不泄漏地气，二是不需一家单独出资，三是能统一风俗，四是能齐平巧拙，五是能流通财货，六是可以在存亡之际相互守望，七是出入之间可以相互监督，八是嫁娶之时可以相互作媒，九是彼此之间没有借贷之患，十是疾病之时可以相互救助。因此人情可以由此变得亲密，生产也可以由此变得均衡；均衡了，欺压凌辱的路子就被堵塞；亲密了，争斗诉讼的念头就会消除。既然要在城邑中加以管理，所以规定一井为一邻，三邻为一朋，三朋为一里，五里为一邑，十邑为一都，十都为一师，十师为一州。刚开始按井划分时，土地便有了归属；到按州计算时，人口数目便有了详尽的统计。一直到夏、商两代，都没有改变这项制度。

周朝的制度是：大司徒命令五家组成一「比」，使他们相互担保；五比组成一「闾」，使他们相互接济；四闾组成一「族」，使他们相互协助办理丧葬；五族组成一「党」，使他们相互救济；五党组成一「州」，使他们相互周济；五州组成一「乡」，使他们相互以宾礼相待。郑玄说：「这些都是用来劝勉百姓的办法。所谓『使之』，都是指设立各级的首领来加以教导管理。『保』就是相互担保的意思。『救』是指救助凶灾。『宾』是指以宾客之礼对待其中的贤者。『受』是指住宅有变故时相互接纳寄居。『赒』是指礼物不齐备时相互补足供给。一闾为二十五家，一族为一百家，一党为五百家，一州为二千五百家，一乡为一万二千五百家。」这些都是指国都近郊以内的区划。每逢三年，便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稽核统计，届时便要接受各诸侯国呈报的户口财物清册。所谓「大比」，是指让天下重新清查核实人口数目及其财产；所谓「受邦国之比要」，是指同时也接受各乡、遂的相关册籍。郑司农说：「五家为一比，所以就以『比』命名。如今八月按户籍稽查户口，正是沿用此意。『要』指的是户籍簿册。」遂人负责管理国都郊野以外的地区（郊外称为『野』，这里的『野』是指甸、稍、县、都这些区域）。他依据土地地图划分田野的界限，制定县、鄙区划的具体办法：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四里为一「酇」（音赞），五酇为一「鄙」，五鄙为一「县」，五县为一「遂」，各级区划都设有明确的地界，并种植树木作为标志。各级都设有专人掌管其中的政令与刑禁事务，按季节统计当地人口，并据此分配田地，检查兵器装备，教导百姓耕种。所谓「经」、「形体」，都是指划定界限。邻、里、酇、鄙、县、遂这些区划，就相当于国都郊内的比、闾、族、党、州、乡。郑司农说：「田野之中居民的编制，其比、伍的名称与国都之中的制度不同，所以田野以五家为『邻』。」郑玄则认为，之所以名称不同，只是为了表示有所区别而已。遂地的军事制度、追捕盗贼、征发劳役等规定，都与六乡相同。里中设有「序」、乡中设有「庠」，「序」用以彰明教化，「庠」则用以推行礼仪、体现教化的成效。均平厚薄的分配，百姓的生产便能公平；统归于「鄙」来管理，各项数目便能清楚地被掌握；以乡、遂为单位组织户籍，各户情况便可详细知晓；以五人为一「伍」，人口的多寡也就可以查明。所以管子说：「想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必须先了解其百姓；想要了解百姓，就必须了解其土地。」自周朝昭王、穆王以后，王室逐渐衰微，井田制度废弛败坏，已不足以统

译计百姓的多寡。周宣王因此才在太原清查人口，正是从这时起，古法便逐渐失传了。

齐桓公任用管仲，管仲说：「善于治理百姓的人，并不是靠修筑城郭，而是用『什』来辅助管理，用『伍』来监督统属。伍中的人不能脱离本里，什中的人不能脱离本家，所以逃亡的人无处藏匿，迁徙的人也无处容身。这样，百姓不待招募便自然归附，不待召唤便自然前来，因此百姓没有流亡的念头，官吏也不必担心需要追捕。所以国家的政令可以顺畅地施行于百姓，百姓的心也能够系于君主。」于是他制定国都的区划：郊内以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五乡设一「帅」，国都之内共十五乡，从五家到帅逐级设官管理。郊外则以三十家为「邑」，十邑为「卒」，十卒为「乡」，三乡为「县」，十县为「属」，共设五属，从五家到属各设官长，专管其事，并借此寄寓军事编制。齐国因此终于称霸诸侯。

徐伟长在《中论》中说：「治世太平在于各种功业得以兴办，各种功业兴办的关键在于徭役分配均衡，徭役分配均衡的前提在于人口统计周详，而人口统计周详正是治国的根本。先王普遍了解天下百姓多寡的数目，于是划分出九种职业。九种职业既已划分清楚，那么勤劳者的功绩便可显现，懒惰者的情况也能被察觉，这样一来，徭役分配不均的情况便不会发生。徭役既已均衡，君上便能竭尽心力，百姓也能尽其力量，这样一来，各种功业不能兴办的情况便不会发生。各种功业既已兴办，国家便因此殷实富足，无论大户小户都不再匮乏，百姓安乐和睦，下面没有怨恨愤懑，这样一来，天下不能太平的情况便不会发生。所以说，泉水有源头，治国有根本，所谓『道』，不过就是审察这个根本罢了。所以《周礼》记载，孟冬之月，司寇要将户口人数上呈给君王，君王要行拜礼接受，然后收藏在天府之中，由内史、司会、冢宰共同副掌保管。他们对此如此重视，可见一斑。如今主政的人，却不懂得体恤这些道理。这就好比没有田地却想要耕种栽植，即使有再好的农夫，又怎能施展他的力气呢！所以先王制定六乡六遂的制度，正是用来维系百姓、作为治国纲纪的依据。使邻里之间相互保护友爱，赏罚能够相互连带波及，因此百姓的出入存亡、善恶顺逆都可以据此得知。等到昏乱的君主执政时，户口就会从国家的簿籍中遗漏，家庭也会从相互联保的编制中脱离出来，逃避徭役的人有，抛家弃业的人也有，游手好闲、坐食他人的人也有。于是奸邪之心竞相滋生，虚伪的行径一并出现，小则偷盗，大则抢劫，即使用严刑峻法也无法挽救。人口的数目，是各种政事所依据的根本，没有一样不是以此为准的：用以分配田地房宅，用以征收贡赋，用以制造器物用具，用以确定俸禄多寡，用以征发田间劳役，用以组建军队，国家据此建立典章制度，各家据此确立行为规范，五种礼仪据此得以修明，各类刑罚据此得以搁置不用，这难道不正说明审察人口数目是何等重要吗？」

东晋哀帝兴宁二年三月庚戌日，下令天下各地推行土断。

孝武帝时，范宁陈述当时的政事说：「从前中原丧乱，百姓流亡寄居江左，本来还抱有返回故土的期望，所以朝廷允许他们仍旧挂靠登记原籍。但从那以后时间渐久，百姓已经安于此地的产业，坟墓祖茔也都已成行排列，虽无本乡本土之名，却已有安土重迁之实。如今应当端正划分疆界，按现居之地登记户籍，明确考核官吏政绩的科条，整顿闾里编伍的制度。反对的人一定会说：『人人都怀念自己的故乡田土，又顾虑到赋役的负担。』这实在是那些兼并势力所坚持的说法，而并非通达事理的公允之论。古时候失去封地的君主，尚且要臣事于所寄居之地的君主；列国的臣子，也有背离前主、投奔他国的礼制。随会（士会）出仕于秦国，被《春秋》所称许；乐毅出仕于燕国，被良史所褒扬。况且如今普天之下的百姓，若追溯其姓氏来源，也都是历代辗转迁移而来的，为何独独到了现在就不可以这样做呢？」孝武帝认为他说得很好。

安帝义熙九年，宋公刘裕根据百姓居住的实际情况，上表说：「臣听说先王治理天下，九州疆域都各有其秩序，划分疆界、区分田野，使百姓各自安居

译其所。所以井田制度，三代以来都很推崇。秦朝变革了这一制度，汉朝也就沿袭未改，结果富强者兼并土地，这才成为弊端。在汉朝西京时期，曾大规模迁徙田氏、景氏等豪族，以充实关中地区，把三辅之地当作他们的乡里，不再让他们隶属于齐、楚原籍。这样一来，天下九州都不受侵扰，百姓所依托的也就形成了新的常态。自从永嘉之乱、百姓流散以来，便寄托于淮河、大海一带，朝廷谋划着匡复中原的大计，百姓也怀有思念故土之心，这经营治理的谋划，简直是一天都不能耽搁。因此想要安抚百姓、理顺秩序，至今还未能顾及。到了大司马桓温时，他认为百姓户籍没有固定的依据，对治理危害极大，于是在庚戌年推行土断，以统一百姓的户籍产业。当时国家财力充裕，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可是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了许多年，这项统一的制度，也逐渐松弛败坏了。百姓杂居流寓，闾里编伍的制度得不到整顿，因此王道教化未能纯正推行，百姓的疾苦也依然存在。若不加以改革调整，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人之常情总是安于现状，很难与之商议变革之初的举措。所谓把父母之邦当作故乡桑梓来看待，实在是因为出生于此、恩养之情所系。请求依照庚戌年土断的旧例，大体保留其根本，逐渐推行此事。这样以后再用仁义来引导百姓，用威望声势来鼓舞人心，便可跨越长江、横贯黄河，安抚九州而收复旧日的国土。那么百姓眷恋故土的心愿，也能在当世迅速得到满足；开始虽然要暂时费些辛劳，但最终必定容易成功。」于是朝廷便依照现居地界推行土断，唯独徐、兖、青三州侨居在晋陵的百姓，不在此次断限之内。各处侨置的郡县，大多因此被合并裁撤。

宋孝武帝大明年间，王玄谟请求对雍州各侨置郡县（即今襄阳、汉东等郡）推行土断。

齐高帝建元二年，向朝臣下诏说：「黄籍（户籍簿册），是记录人口的重要纲纪，也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所在。可是近来百姓弄虚作假的风气已久，甚至出现私自注入官爵、盗改年龄月份的情况；有的人户口还在，文书却早已注销；有的人明明活着，却在册籍上记为死亡或叛逃；有的人明明留在家中服私役，却谎称在外服官役；有的人身体强壮，却谎称患有六种疾病。这些都是政务中的大蛀虫，教化中的深重弊病。近年来虽然多次重新核查修改户籍，但始终无法得到真实的情况。如果用严刑来约束，那么弄虚作假的风气早已根深蒂固；如果用德政来安抚，又不容易得到惩戒的效果。各位贤臣都深明治理之道，希望各自献上高见，用什么办法才能革除这个弊病呢？」

虞玩之上表说：「宋元嘉二十七年按照八条标准清查户口，孝建元年重新登记户籍，这正是各种作假手段开始出现的时候。元嘉年间，已故光禄大夫傅崇，年过七十，还亲自动手登记户籍，亲身加以核查审校。傅崇未必有像石建那样的谨慎、高柔那样的勤勉，只是因为当时正逢清明盛世，他自己也遵循正道、修身自律罢了。古时候共同治理天下，唯独依靠贤良的地方官（二千石），如今想要求得治理的正道，关键就在于地方长官的勤勉与清明。凡是接受户籍申报，县里往往不加核实检验，只是把文书封好送到州里；州里检查出实情后，才把文书退还给县里重新处理。官吏贪图贿赂，百姓肆意作假，作假越深，被驳回的就越多；贿赂越丰厚，处理就越拖延。从泰始三年到元徽四年，扬州等九个郡的黄籍，一共被驳回七万一千余户，到现在已经十一年了，而真正得到纠正的还不到四万户。神州腹地尚且如此，江州、湘州等地，情况恐怕更加令人担忧、不堪设想。臣愚见认为，应当以元嘉二十七年的户籍为标准。百姓怠慢法令已经很久了，如今建元元年重新登记户籍，应当另立明确的科条，允许百姓自首悔改、重新登记一次；如果仍然执迷不悟，依照法令必定加以诛戮。让地方长官亲自审核检查，务必彻底查清，然后再上报州里，永远以此为准。如果发现有虚假隐瞒的情况，州县官吏一并连坐问罪。如今户口的多少，并不比元嘉年间减少，但户籍簿册却大量缺失，这弊病也是有原因的。自孝建年间以来，因立军功而获授勋位的人很多，但其中真正拿着武器保卫国家的，恐怕十个里挑不出一个。

译当年苏峻之乱平定之后，庾亮曾向温峤索取有功人员的名册，但温峤没有给他，认为陶侃所呈报的名单，大多并不属实。人心怀有私念，历朝历代都不能免，而宋朝末年纲纪废弛，这种弄虚作假的情况尤其多。又有人篡改注销原有户籍记录，冒充仕宦流品，从前是被人役使的人，如今反而役使别人；又有人生下来就不蓄发出家，便自称是道士；有的人虽然抱养子女、同住一处，却始终不肯编入户籍；随意迁徙往来，公然违反土断的规定；服役期限永远没有届满之日，逃亡在外也不肯归来。法令一定要严格执行，百姓自然就会有所收敛。治理国家不怕没有制度，怕的是制度不能执行；不怕一时执行，怕的是不能长久坚持。」皇帝阅览奏表后，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另外设立专门校核户籍的官员，配备令史，规定每人每天必须查出若干件作假的案例，以防止懈怠松懈。

到武帝永明八年，凡查出作假被治罪的人，一律罚戍守淮河沿岸十年，百姓因此怨声载道。武帝于是下诏说：「过去所犯的罪过，不必再追究问罪，凡宋升明以前的情况，一律允许恢复原来的登记。至于那些已经被贬谪戍守边疆的人，也各自准许返回原籍。此后如再有类似违犯的情况，将严加惩处。」

梁武帝时，有关部门上奏，说南徐州、江州、郢州拖欠两年的黄籍未曾上报。尚书令沈约上言说：「晋朝咸和初年，苏峻发动叛乱，户籍簿册被焚毁。此后从咸和三年一直到宋朝，户籍都记载得十分详实，用朱笔加注说明，纸张连缀之处都仔细缝合。但是尚书省所保存的户籍，只有宋元嘉年间以来的，是因为认为在需要检索核对的时候，这些就够用了。晋代的旧户籍，都存放在下省的左人曹，被称作『晋籍』，分东、西两库存放。既然不需要经常查阅，掌管的官员也就不再留意，结果被狗拖、被老鼠咬，又被雨水淋湿而腐烂，散落一地，也没有绳索捆扎封存。这些户籍记载十分精详，实在应当好好珍惜保护，无论官位高低，都可以据此查核。宋元嘉二十七年，开始按八条标准征发核查户籍，这一科条既已确立，若有人想要逃避，各种弄虚作假的手段便相继出现，且随着时间推移愈演愈烈，一直延续到齐朝。于是在东堂设立校核户籍的机构，设置郎官、令史来专门掌管此事，但户籍簿册也正是从此开始大坏。凡是稍微有点衣食余裕的人，无不互相勾结、竞相行贿作弊，删除低微的注记，重新誊写新的户籍，官爵的高低荣辱，随意任凭更改。用新籍替换旧籍，所需费用不过一万来钱，昨天还是卑贱之人，今天就已跻身仕宦之列。凡是这类弄虚作假的手段，大多出自愚昧无知之人，他们不辨年号，不识官阶：有的把义熙年号注在宁康之前，有的把崇安年号写在元关之后；有的记载某个时期根本没有那个官府，某一年根本没有那个封国；元兴年号本来只有三年，却胡乱写作四年；又有的诏书上的甲子纪年，与历法推算的长历完全对不上。这类荒诞谬误的情况，千头万绪，不一而足。就连负责校核户籍的官员们，也未必能察觉出来，那些才干平庸的令史，就更不必说了。而且户籍上的字迹本就细小，很难看清楚，想要查出其中的弄虚作假，更是无从下手，白白耗费时日，却没有实际的成效。假设有兄弟三人，各自分立三份户籍，若只驳回其中一份记载父祖官爵的，另外两份却从未被驳回，堂兄弟以下的旁支就更不必论及了；诸如此类的情况，难以一一列举清楚。有的应当驳回却没有驳回，有的不该驳回却被驳回了。所驳回的既然如此之多，道理上就不可能全都恰当。因此蒙受冤屈的百姓，何止成百上千，前来申诉的状纸堆满了官府衙门，既难以一一审理清楚，又招致百姓的怨恨。于是最终干脆一律允许恢复原来的注记，普遍停止清查驳回，既然得到了恢复注记，那么几乎人人都能成为『官户』身份了。这大概就是核查户籍不够精细所造成的巨大弊病。臣以为，宋、齐两朝，士族与庶民不加区分，各项差役因此大量减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自元嘉年间以来，户籍中多有假冒伪造的情况；景平以前的户籍，既然没有经过详细检核，凡是这些户籍，恐怕都存在被巧妙调换的可能。如今这些户籍虽然遗失了一些，但保存下

译来的仍然很多，应当有据可查、可以验证核实的地方，比如永初、景平年间的户籍，就应当调回上省保存。臣私下认为，晋代户籍中保存下来的部分，更应当加倍珍惜爱护，如果不用心留意保管，恐怕将来还会再次散失。至于那些不清楚自己祖先血脉的人，本来就算不上真正的衣冠士族，凡是这类人，大多不知道自己的祖上是谁，却假称自己出身高门、祖上显赫，这全都是弄虚作假；只要拿户籍档案来核对，这些奸伪之事便会立刻败露，用以惩戒揭露那些矫饰欺诈的行为，实在大有益处。另外，上省的户籍档案库，虽然由直郎负责题名掌管，但整天负责核校查对的，却只有令史一人独自入库，户籍既然是如此贵重的档案，就不应当专门交由地位低微的小吏掌管。今后凡是入库检核户籍时，应当由直郎、直都共同在场监督；誊写户籍也都要在郎官、直都的当面进行，并共同负责收藏保管，这样一来，私自誊写、私自调换的情况便可以彻底杜绝。事情办完之后郎官离开时，仍须亲自签名留记。臣又认为，弄虚作假的现象既然如此之多，很多人都自称是『士人』，却不承担任何差役，安然高卧于自家私宅，以致造成公私财用两方面的匮乏，这正是政事不能兴办的原因。应当选拔精通史传、熟悉士族流品的学者，担任左人郎、左人尚书，专门负责共同核校此事，将那些本属卑微姓氏、却妄自编造的谱系，拿晋代户籍以及存放在下省的宋永初、景平年间的户籍，加以对照核校。如果发现有人所呈报的谱牒与户籍之中夹杂着卑贱低微、混乱不实的情况，就应当逐条列出其中的弄虚作假之处，交由所在官府依法治罪处罚。」皇帝因此十分重视谱牒户籍之事，下诏命御史中丞王僧孺重新修订《百家谱》。从此便有了令史、书吏这类专门的职务，谱牒机构也因此变得更加严格。

早先在晋朝太元年间，员外散骑侍郎贾弼喜好研究谱牒簿状，广泛搜集各大家族的资料，编撰成涵盖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的谱牒，合计七百一十二卷，士族与庶民的情况几乎没有遗漏。他的子孙世代继承了这项家学事业。宋朝的王弘、刘湛都很喜爱他的这部谱牒著作。王弘每日应对上千位宾客，却从不触犯任何一人的名讳（因熟知各家谱系）。刘湛担任选官之职时，最初编撰《百家谱》以辅助官员铨选排序，但内容有些过于简略。齐朝的王俭又在此基础上加以增补，达到了繁简适中的效果。王僧孺所编撰的谱牒共计八十卷，其中东南地区各大家族则另外单独编为一部，不计入「百家」的数目之内。

陈文帝天嘉初年，下诏说：「近来编入户籍的百姓多有迁移流散，实在令人哀怜悯惜。凡是那些失去故乡田土、四处逃难流亡的百姓，今年之内可以随其所愿安居下来，从明年起，无论是原籍百姓还是侨居百姓，一律都要重新登记户籍，比照土断的旧例办理。」

后魏初年没有设立三长制度，只设立宗主督护，因此百姓大多隐瞒户口、依附豪强，往往五十家甚至三十家才编成一户，称为『荫附』。凡是荫附于豪强之下的人家，都不必承担官府的赋役，而豪强大族对他们征收的赋税，却比官府所征收的正赋还要多出一倍。

孝文帝太和十年，给事中李冲认为，「三正」（邻长、里长、党长）治理百姓的办法由来已久，于是创立三长制度，说：「应当依照古制，五家设立一个邻长，五邻设立一个里长，五里设立一个党长，党长要选取本乡中为人刚强正直、办事谨慎的人来担任。邻长可免除一人的赋役，里长可免除二人，党长可免除三人。所免除的都是征戍徭役，其余的仍与普通百姓一样承担。三长任职三年若没有过失，便晋升官阶一等。」太后阅览奏疏后表示赞许，召见公卿大臣共同商议此事。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佑等人说：「李冲请求设立……」

译三位大臣说:"想要统一天下的法令,道理上似乎可行,实际上却难以推行。"太尉元丕说:"臣认为这个办法如果推行,对公家和百姓都有好处。"大臣们都说,如今正是有事务的月份,正在核查比对人口户籍,新旧户籍尚未分清,百姓心中已生疲怨。请等过了今年秋天,到了冬季农闲的月份,再慢慢派遣使者去办理,这样处理才合适。李冲说:"'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去做,却不可让他们明白其中的道理。'如果不趁着征收赋税的时候推行,百姓只会知道设立三长、核查户籍的辛劳,看不到平均徭役、减省赋税的好处,心里必然会产生怨恨。应当趁着征收赋税的月份,让百姓知道赋税已经公平均等。他们既明白了这件事,又得到了实际的好处,顺应百姓的意愿,推行起来就容易了。"著作郎傅思益进言说:"各地风俗不同,地势险易也不一样，按九品来分等级征收赋税，实行的日子已经很久了，一旦改变法令，恐怕会造成骚扰混乱。"太后说："设立三长，那么赋税征收就有固定的标准，负担分配就有恒定的份额，隐匿荫庇的户口可以清查出来，心存侥幸逃避赋役的人可以被制止，为什么不可以呢？"于是就设立了三长制，公家和百姓都因此得到了便利。

译北齐规定十家为邻比，五十家为闾，百家为族党。一党之内设党族一人，副党一人，闾正二人，邻长十人，共计十四人，一同管理一百家而已。至于城邑，一坊之内新旧居民有的超过千户，却只设里正二人，里吏二人。里吏不常设置。隅老四人，不是官府所设，而是私家出力承担事务，坊里的事务也靠他们来协助办理。若论城外的乡党，那就繁多得多了。

当时宋孝王撰写《关东风俗传》，说："从前六国灭亡之后，豪族到处都有，秦朝失去了统治，他们竞相起兵作乱。到汉高祖时把齐、田、楚、景等大姓迁往关中安置，这是加强根本削弱枝末的策略。文宣帝在位时，政令严酷，羊氏、毕氏等豪族，多被流放驱逐。至于瀛州、冀州的各支刘氏，清河的张氏、宋氏，并州的王氏，濮阳的侯氏宗族，像这类人家，一个宗族聚居近万户，烟火相连，家家紧靠而居。献武帝当初在冀郡时，大族纷纷起兵响应他。侯景反叛时，河南的侯氏几乎成为大祸患，如同刘元海、石勒的部众一样。凡是种族不同，人心也就各异，一旦遇到间隙可乘，便首先成为祸乱的开端。当时宋世良上书，认为'魏朝的十姓八氏三十六姓，都不是齐朝的心腹，请命令将他们分散安置到没有士族的郡国去，分给土地和人手。一是让他们在那里出仕做官，保全其门户，二是分散他们的势力，使他们无法生出异图'。文宣帝没有采纳。几年之后，竟大肆滥杀各支元氏。与其残酷诛杀，不如趁其祸患尚在萌芽时加以防范，将其分散隶属各郡。"

隋文帝受禅登基，颁布新令：五家为保，五保为闾，四闾为族，都设正官。京畿以外设里正，与闾正相当，党长与族正相当，以便相互检察监督。苏威奏请设置五百家一乡正，让他们管理百姓间的诉讼词状。李德林认为："本来废除乡官审断案件，是因为他们与里闾百姓相熟识，判断起来不公平，如今若让乡正专门管理五百家事务，恐怕危害更为严重。况且如今吏部总管选拔人才，天下不过数百个县，从六七百万户人口中选拔数百个县令，还常常选不到合适的人才，如今却想在一乡之内选出一个能管理五百家的人才，恐怕很难得到。而且边远荒僻的小县，有的连五百家都不到，又不能让两县共管一乡。"于是命令内外官员在东宫集会商议。从皇太子以下，大多赞同李德林的意见。苏威又提议废除郡这一级建置，李德林对他说："修订法令之时，您为何不谈论废郡是否可行。如今法令刚颁布，怎么能改动呢！"然而高颎赞同苏威的意见，于是就设置了乡正。开皇十年，虞庆则等人从关东各道巡察回来，一起上奏说："五百家的乡正专管诉讼案件，对百姓不利，他们结党营私、爱憎不公，公然接受贿赂。"于是便废除了乡正之制。

大唐的法令规定：各户以一百户为一里，五里为一乡，四家为一邻，五家为一保。每里设里正一人，若是山谷险阻、地广人稀之处，允许根据实际情况酌情设置。里正掌管审查核实户口，督促农桑生产，检察违法之事，催办赋役征收。居住在城邑之中的称为坊，另设坊正一人，掌管坊门钥匙，监督查察奸邪不法之事，并免除他们的课税徭役。居于田野的称为村，另设村正一人。若村满一百家，增设一人，职掌与坊正相同。若村中居民不满十家，则并入较大的村，不必另设村正。全国户等分为九等，每三年编造一次户籍，共造三份，一份留在县里，一份送到州里，一份送到户部。常留三份在州县，五份送到中央尚书省。仪凤二年二月下令，从今以后要装裱好省里和州县的户籍。各里正，由县里在勋官六品以下、清廉能干的白丁中选任充任。次一等的选为坊正。若里中没有合适人选，允许在邻里之间选用。村正则从白丁中选取充任，若无合适人选，里正等一并从十八岁以上的中男、残疾人等中选取充任。

《通典》卷第四　食货四

　　赋税上　唐　殷　周　秦　汉　魏　晋　宋

古代拥有天下的君王，未曾直接向百姓征取财物。他们制定赋税的原因，是说公田十分取一以及工商、衡虞的收入，用"税"来供给郊庙社稷的祭祀、天子

译的奉养、百官的俸禄食用，用"赋"来供给车马甲兵士卒的费用和赏赐之用。这是说君主唯有在田地和山泽方面可以获取财货罢了。至于工商，虽然有技巧的制作、贩运的利益，但这些都是虚浮的营生，不专注于根本，这是想要抑制贬低他们的用意。古时候，宅地不种桑麻的要缴纳里布，田地不耕种的要缴纳屋粟，没有职事的人要出夫税和家税。所谓宅地不种桑麻要出泉钱，是指出一里二十五家所应缴纳的泉钱；田地不耕种的，是指出三家应缴的税粟；人虽然闲散没有职事，仍然要出夫税、家税。夫税是指按田亩征收的税，家税是指出士卒车辇以供徭役之用。这都是为了惩罚懒惰之人，务必让他们回归农事。因此从古至今历代，都依靠计算田亩来征收租税。古时君主一年征发民力不超过三日，因此历代至今，虽然增加到二十日，比古制多出数倍，仍然用"庸"作为名目。既然免除了他们的徭役，每日收取庸绢三尺，合计当为六丈，再加上更调二丈，那么每个壮丁便相当于要出两匹布了。所谓"调"，还是沿用古代井田制征发兵车的名目罢了，这难道只是单纯地向百姓敛财吗！十分取一，是天下最公正适中的税率，多于此则是大桀小桀那样的暴虐之君，少于此则是大貊小貊那样的简陋之国。所以十分取一施行，则颂扬之声兴起；十分取二不止，则《硕鼠》那样怨恨的诗篇便兴起了。古代的圣王把义作为利益，不把利益本身当作利益，宁愿把财富积存于百姓之中，也不藏于官府库房，百姓不富足，君主又怎能富足呢。因此巨桥的粮仓充盈而殷商灭亡，成皋的粮仓满溢而秦朝覆灭。古书说："人心离散则财物聚集，财物散出则人心聚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汉武帝征讨四方夷族，平定百越，边境用度日益浩大，使得织机织布的百姓财力枯竭。于是设立平籴之法，建立均输之制，兴办漕运，兴建盐铁官营，开卖爵位，设置榷酤专营，征收算缗税，纳收各种杂税，重新铸造钱币，聚敛财货以求增益国库。虽然经费因此得以周转，但百姓却因此困苦不堪了。文饰繁多则本质衰败，末业兴盛则根本亏损，反而败坏了淳朴的风气，导向了贪婪的行为，因此要厌恶这类做法的开端。贤良文学之士辩论此事十分详尽，然而处在太平之世，用古代来衡量则道理高明；处在多事之时，若不以今日的情形来论则事情有所欠缺。有可取之处也有不可取之处，所以都一一保存下来。

陶唐时的制度：冀州，其赋税等级为上上，间杂着（第二等）。孔安国说："赋是指土地所产之物，用来供给天子。上上，是第一等。错，是杂。指杂出第二等的赋。"兖州，其赋税为贞，贞，就是正的意思。此州排名第九，赋税等级正好与第九相当。其贡品为漆、丝，其筐篚中盛的是织有花纹的丝织品。此地适宜种植漆树林，又适宜种桑养蚕。织文，是锦绮之类的丝织品，装在筐篚中进贡。青州，其赋税为中上，第四等。其贡品为盐、細葛布，海产之物杂而不一。絺，是细葛布。错，是杂，不止一种。岱山山谷中出产丝、麻、铅、松木、怪石，畎，是山谷的意思。怪石，是形状奇异如玉的美石。岱山谷中出产这五种物产，都要进贡。其筐篚中盛的是丝。是桑蚕丝，用来做琴瑟的弦。（此处"于敛反"为注音）。徐州，其赋税为中中，第五等。其贡品是五色土，王者分封五色土建立社稷，分封诸侯，就各按方位割取相应颜色的土给他，让他立社。用黄土覆盖，用白茅垫底。用茅草是取其洁净之义，用黄土是象征王者统御四方。泗水之滨浮出的磬石，淮夷两水出产的蠙珠及美鱼，泗水岸边水中可见到的石头，可以用来制磬。蠙珠，是珠的一种名称，淮夷两地出产蠙珠和美鱼。其筐篚中盛着黑色和细白的丝织品。玄，是黑色的丝织品。缟，是白色的丝织品。纤，是细的意思。"纤"字放在中间，表明这两种丝织品都是细密的。扬州，其赋税为下上，间杂第六等。赋税排名第七，间杂出第六等。其贡品是金、银、铜三种金属，瑶琨都是美玉，筱是细竹箭材，簜是大竹。齿、革、羽、毛及木材，齿

译是象牙，革是犀牛皮，羽是鸟羽，毛是旄牛尾，木是楩木、梓木、豫木、章木。其筐篚中盛着细纻布和珠贝制品，织，是细纻布。贝，是水中之物。其包裹进贡的是橘柚，特命才进贡，小的叫橘，大的叫柚，是用包裹起来送来的。是特别下令才进贡的，说明并非常例。荆州，其赋税为上下，第三等。其贡品是羽、毛、齿、革，以及金、银、铜三种金属，杶木、柘木、栝木、柏木，柘木即"干"，柏叶松身的树叫栝。磨石、细磨石、箭镞石、丹砂，砥比砺更细，都是磨刀石。砮，是可作箭镞的石料。丹，是朱砂一类。以及●竹、■竹、楛木，云梦附近三国以此进献并各以名产著称，●、■都是美竹。楛木是可做箭杆的木材。这三种物产都出自云梦泽。靠近此泽的三个诸侯国常进贡此物，其名声天下称善。还包裹进贡橘柚。■菁、茅草，用匦盛装，匦，就是匣子。菁用来做腌菜，茅用来滤酒。其筐篚中盛着黑色、绛色染料及玑珠、丝带，此州染玄纁之色特别好，所以进贡此物。玑，是珠的一种。组，是丝带一类。九江特命进贡大龟。一尺二寸长的叫大龟，出自九江水中。不是常贡之物，特别下令才进贡。豫州，其赋税间杂上中，赋税排名第二，又间杂出第一等。其贡品是漆、麻、細葛布、粗纻布，其筐篚中盛着细绵，纩，是细绵。特命进贡治磬用的磨石，磨玉磨石叫错，用来磨制磬器。梁州，其赋税为下中，有三等间杂，赋税排名第八，间杂出第七、第九，共三个等级。其贡品是美玉、铁、银、镂刚之铁、箭镞石、磬石，璆是美玉之名，镂是坚硬的铁。以及熊、罴、狐、狸的织皮，进贡这四种兽皮，织成有金色文彩的毛织物。雍州，其赋税为中下，第六等。其贡品是球、琳、琅玕，球、琳都是美玉之名，琅玕是形似珠子的美石。禹划定九州岛，度量远近制定五服，依据土地情况来确定贡赋，划分田地确定税额，十分取一征收赋税，万国因此得以安康。因此天子直辖之地五百里以内叫甸服：为天子耕种田地供其奉养。百里以内进贡带谷粒的整禾秸，禾秸称为总，供饲养马匹之用。二百里以内进贡刈下的禾穗，铚是刈割的禾穗。三百里以内进贡带谷粒的禾秸并服劳役，秸，即禾秸。服稿役，即服劳役。四百里以内进贡粟米，五百里以内进贡精米。所纳精细的越靠近，越远越粗糙，纳的量也越少。此外的五百里叫侯服：侯，就是候的意思，指侍候伺望并服事天子。百里以内的供王事所需，不专主一事。二百里以内为男邦，男，是任的意思。三百里以内为诸侯。都同为天子斥候侍卫。再往外的五百里叫绥服：服从天子的政教。三百里以内推行文教，度量天子的文教并加以推行。二百里以内奋扬武卫，奋武卫，是天子据以自安的力量。再往外的五百里叫要服：以文教约束。三百里以内遵守平常的教化。二百里以内遵守法度，蔡，就是法的意思，法度较三百里之地更简略。再往外的五百里叫荒服：意为荒远，教化也更简略。三百里以内以文德感化蛮人前来，不用法度约束他们。二百里以内流放罪人，流，即迁移的意思，指政教随其风俗而异。尧命禹治理水患，因此划分九州岛，于是确定贡赋。虞舜的教化，以及夏禹的革命，未曾听说有所更改，大概是沿袭旧制的原因。

殷商时，天子直辖之地，百里以内以供官府之用。千里之内叫甸，用来供给天子御用。千里之外叫流，设立方伯作为属地统辖。公田借助民力耕种而不直接征税，税，是均衡取用之意。十分取七，靠借助民力。助，就是借的意思，借百姓之力耕种公田。因此征求之数少，供给起来容易。到了辛纣之时，暴虐无道，加重赋税以充实鹿台的财货，大肆敛财以积聚巨桥的粮仓。

周武王诛灭纣王之后，发放他积聚的财货，散出他囤积的粮食，反其道而行使百姓得安。于是划分九畿，方圆千里叫王畿。其外叫侯畿，也叫服，进贡祭祀所需之物。再外叫甸畿，进贡嫔物，责令妇女从事纺织之事，进贡布帛。再外叫男畿，进贡器物，责令依土地之宜从事各种制作之事。再外叫采畿，进贡服物，即细葛布、细绵之类。再外叫卫畿，进贡财物，即贝币

译一类器具。再外叫蛮畿，再外叫夷畿，即要服，进贡货物，即丝麻之类。再外叫镇畿，再外叫藩畿，藩，是限的意思。从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各相距五百里作为界限。他们来朝见的年份，具体礼节见于朝觐篇。这是荒服，具体制度见于职官封建篇，称之为蕃国，世代一次来朝见，各以自己认为最珍贵的宝物作为礼物。司徒的职责，是按时节登记各户人口的多寡，辨别其中可以征发劳役的人。城郭之中，从七尺高以上到六十岁的人都要征发，郊野之中，从六尺高以上到六十五岁的人都要征发。可以免除的人：城郭中的贵人、贤人、才能之人、担任公职之人、老人、患病之人都予免除。按时节将这些登记造册。郑玄说："登，就是成、定的意思。国中，指城郭之内。郑司农说：'征之，是让他们供给公家的事务。舍，是指有减免不用服役的人。贵者，指如今的宗室及关内侯之类都予以免除。服公事者，指如今官吏中有减免特权的人。老者，指如今八十、九十岁予以免除并让他们的子孙也免服兵役的人。疾者，指身患痼疾不能任事的人，予以免除。'我认为，入其书，是指报告给大司徒。"凡是征收土地之税：京城直辖的宅地不征税，园圃廛地二十分取一，近郊十分取一，远郊二十分取三，甸、稍、县、都各地都不超过十二分之一。只有漆林之税为二十分取五。征，就是税的意思，说征是用来供给国政之用。任地，是指依据土地情况来定赋税。国宅，是指凡官府所有、由官吏管理的宫室。周朝的税制近处轻远处重，是因为近处百姓承担的劳役更多。园廛之税也较轻，是因为廛地不产谷物，园地获利较少。凡宅地不种桑麻的要出里布，凡田地不耕种的要出屋粟，凡百姓没有职事的要出夫税、家税。宅地不种桑麻，是指不种植桑麻的，罚以一里二十五家所应出的泉钱。空闲田地，罚以三家的税粟，用以供给吉凶二礼所需的服饰及丧葬器具。百姓虽然闲散没有职事，仍要出夫税、家税。夫税，是百亩之税。家税，是出士卒车辇以供徭役之用。掌管城中及四郊的人口和六畜的数目，据以分配劳役，等候政令，按时征收赋税。这是从廛里到远郊的范围。掌管六畜数目，是因为畜牧是农事的根本。赋是指九赋及九贡。凡责成百姓：责成农人从事耕种，进贡九谷。责成园圃之人从事种植，进贡草木。责成工匠从事制作，进贡器物。责成商人从事贸易，进贡财货。责成牧人从事畜养，进贡鸟兽。责成妇女从事纺织，进贡布帛。责成掌山之人从事山产之事，进贡山产之物。责成掌泽之人从事泽产之事，进贡泽产之物。进贡草木，是指葵菜、韭菜、瓜果之类。凡是百姓中不养畜牲的祭祀时没有牲肉，不耕种的祭祀时没有黍稷可供，不种植树木的死后没有椁棺，不养蚕的不能穿丝帛，不纺麻的丧服不能有缞衣。这是掌管惩罚他们家事的规定。盛，指黍稷。椁，是双层的棺木。不帛，即不能穿丝绸衣服。不缞，即丧礼时不能穿缞衣。这都是为了让那些不努力从事本业的人感到羞耻。又依据其邻里关系，五人为一伍，五伍为一两，四两为一卒，五卒为一旅，五旅为一师，五师为一军，用以组织军旅，用以兴办田猎徭役之事。百姓每年服役不超过三天。依据土地情况来征税，是为了记录各地土地的适宜情况。划分五服，设立九畿，是为了区别远近。五人为一伍，是为了掌握人数多少。依据井田和村落来确定赋税，税是指公田十分取一以及工商、衡虞的收入。赋是按人口计算征发财物，税是指收取田地的产出。十分取一，是说十分之中取其一分。工商、衡虞虽不从事垦殖，也要征取他们的税，是因为工匠有技巧的制作，商人有贩运的利益，衡虞之人获取山泽的物产。赋用来供给车马、甲兵、士卒的劳役，充实府库以及赏赐之用。税用来供给郊社宗庙百神的祭祀，天子的奉养以及百官俸禄各种事务的费用。都是依据各自所擅长之事来征取，不强求他们所不擅长之事。农人缴纳其收获的谷物，织女献出她们织成的布帛，因此百姓安于本业而容易供养，下面富足而上面也有余财。

鲁宣公十

译五年，开始按田亩征税。《公羊传》说："'初'是什么意思？就是开始的意思。'税亩'是什么意思？就是按田亩实地丈量而征税。宣公对百姓没有恩信，百姓不肯尽力耕种公田，所以要实地丈量、按亩巡行，挑选谷物收成最好的田亩来征税。'初税亩'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呢？讥讽开始按亩丈量而征税这件事。为什么要讥讽开始按亩丈量征税呢？（这是依据后来鲁国改用田赋之事而言，此处经文并未提及"初"字也未提及"税亩"）。古时候是十分取一，借助民力耕种。十分取一是借助民力，把十分之中九分给百姓，自己只取其中一分作为公田的收成。古时候为什么要十分取一并借助民力呢？（因为古代的税率并非只有一种）。十分取一，是天下最公正适中的税率，十分取一施行之后，颂扬太平的歌声便兴起了。"所谓颂声，是指太平时代歌颂的声音，是帝王最高尚的政绩。《春秋》经传数万字，含义无穷，唯独在此处特别提到"颂声作"，是因为百姓以粮食为根本。因此圣人制定井田之法并按人口分配田地，一夫一妇受田百亩，用来供养父母妻子。五口为一家，公田十亩，这就是所谓的十分取一而征税。庐舍地二亩半。总计一家为田一顷十二亩半。八家共为九顷之地，合为一井，所以称为井田。《谷梁传》说："私田耕种得不好就要责怪官吏，非，是责怪的意思。吏，指田畯（管理农事的官员）。是说官吏催逼百姓，使百姓不能专心经营私田。公田耕种得不好就要责怪百姓。这是因为百姓只用心经营私田。所谓'初税亩'，不是说宣公放弃公田而按亩实地丈量十分取一，而是说宣公把公田都当作自己的私产来对待了。"悉，是指竭尽百姓之力。

《左传》成公元年三月，实行"作丘甲"（按丘征收军赋）。周礼规定：九夫为一井，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一丘共十六井，出战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一甸，一甸共六十四井，出战车一辆，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这是一甸应出的军赋。如今鲁国却让一丘就出这些数目，是讥讽其加重征敛，所以记载此事。

哀公十二年春，实行"用田赋"（按田亩征收军赋）。《公羊传》说："为什么要记载此事？（这是依据本应按常规征收赋税，此处为何要特别记载而言）。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呢？讥讽开始按田亩征收军赋这件事。"田，是指一井之田。赋，是征收财物的意思。所谓"用田赋"，就如同如今汉朝依据田地多少来征收百姓的钱财一样。不说"井"而说"田"，是因为城郭里巷也有井田，怕误以为全都要征收。按礼制，向百姓征收公田之税，不超过十分之一。军赋按十井征收，不超过一辆战车。哀公一心向往依附强大的吴国，耗尽了国家的储备，所以又实行按田征赋，超过了十分取一的常规。哀公问有若："年年饥荒，用度不足，该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何不实行彻法呢？"哀公说："（现在）十分取二，我还嫌不够用，怎么能实行彻法（十分取一）呢？"有若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君主又怎么会富足呢。"古时十分取一，当时已是十分取二了。哀公又去问孔子，孔子说："减轻赋税征敛，百姓就会富裕。"哀公说："若是这样，那我就要贫穷了。"孔子回答说："恺悌君子，是百姓的父母。没见过儿子富足而父母贫穷的道理。"

管子说："土地生产财富有一定的时节限制，人们出力也有疲倦的时候，而君主的欲望却无穷无尽。用有限的物产与有限的劳力，去供养无穷的君主欲望，如果不在其中制定合适的度量标准，赋役便会没有限度。这样上下之间就会相互怨恨憎恶了。"

孟献子说："养着四匹马拉车的人家不该计较养鸡养猪的小利，凿冰藏用的大夫之家不该养牛养羊与民争利，拥有百乘之家的大夫不该畜养专门聚敛财富的家臣。与其有专门聚敛的家臣，宁可有偷盗的家臣。这就是所谓国家不把财利当作利益，而把道义当作利益。"

孟子说："夏后氏是五十亩地行贡法，殷人是七十

译亩地行助法，周人是百亩地行彻法。实际上都是十分取一。彻，是通的意思。助，是借的意思。《诗经》说：'雨水降落到我们的公田，也一并降落到我们的私田。'唯独助法才有公田，由此看来，即使是周朝也是行助法的。"又说："尊崇贤者任用能人，那么天下的士人都会心悦，愿意来朝廷立身效力。市场只登记货物而不征税，依法度而不占用市宅地征税，那么天下的商人都会心悦，愿意到这样的市场储藏货物。廛，是市场中的住宅。古时没有征税，到了衰落之世才开始征税。《王制》说：'市场登记货物但不征税。'《周礼》说：'国家的宅地不征税。'所谓法而不廛，是应当按十分取一之法征收其地税，而不应当征收其市宅之税。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那么天下往来的行商旅客都会心悦，愿意行走于这样的道路上。"这是说关卡只是禁止不同服饰、不同语言的人（以维持秩序），而不征收税款。周礼中说的"关市之赋"，掌管关卡的官员依然要稽查。《王制》中不提稽查，是指周文王以前的情形。文王时也不征税。"耕种的人只需助耕公田而不必另外纳税，那么天下的农人都会心悦，愿意在这样的田野上耕种。"助，是井田制中十分取一的助耕之法，帮助公家耕种公田，不额外横征暴敛，如按亩加征之类的做法。"市宅之地没有夫布、里布这样的额外征收，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心悦，愿意来做这里的百姓。"里，指居住。布，指钱币。夫，指一个成年男子。《周礼》说，"宅地不种桑麻的要缴纳里布，田地不耕种的要缴纳屋粟"，凡是没有职事的人都要出夫税、家税。到了衰落之世，因循这一制度而使赋税加重。所以孟子想要恢复古制，宽减市宅、成年男子的征收，去除里布，这样百姓便都乐意来做百姓了。

白圭问孟子说："我想实行二十分取一的税率，怎么样？"孟子说："您的这套办法，是貊人的办法。一个拥有万户人家的国家，如果只有一个人做陶器，那可以吗？"白圭说："不可以。器具会不够用。"孟子说："貊地，五谷不生长，只生长黍米。没有城郭宫室宗庙祭祀的礼制，没有诸侯之间币帛往来、宴请飨食之礼，没有各级官府衙署，所以二十分取一便足够了。如今您身处中原之国，若废弃了这些人伦礼制，没有君子，怎么可能行得通呢？"

孙武说："帝王处在四海之内，居于五千里疆域之中，怎能独自专享其全部利益，因此要分封诸侯，让他们各自享有自己封地的利益，使百姓能享用当地土产的实惠，也让他们能承担当地民众的劳役职责。这样赋税就不必长途转运的劳苦，徭役也不会有百姓怨恨离散的叹息了。"

魏文侯在位时，租赋收入曾比往常增加一倍，有人前来祝贺。文侯说："如今户口没有增加，而租赋一年却增加一倍，这是因为课税增多的缘故。就好比冶炼铸造器物，模子做得大器物就薄，模子做得小器物就厚，治理百姓也是同样的道理。贪图赋税收入而不爱惜百姓，就像那猎人反穿皮衣去背柴一样。只顾惜他那皮衣上的毛，却不知道皮子磨光了毛也就没有依附之处了。"

秦孝公十二年，开始实行新的赋税制度。采纳商鞅的建议，废除井田开辟阡陌，制定征收贡赋的法度。到秦始皇设立郡守，废除分封诸侯，把财货据为己有以供自己享用。天下疆域之内，凡一粒粮食一尺布，百姓的一份劳役，全都独自专供自己享用。从春到秋，往返奔波万里，是所获得的极少，而所受的辛苦却极大。百姓因此无所依靠，天下都心怀怨恨。夏朝的贡法，商朝的助法，周朝的藉法，都是十分取一，是依据土地情况来征税。秦朝却不是这样，撇开土地而按人口征税，所以田地的产出即使还没达到应有的数额，其应纳的税额却一定要缴足。因此贫穷的人逃避赋役而四处逃亡，富有的人却大肆兼并田产而安然自得。加上朝廷内部大兴土木工程，对外征讨夷狄，收取超过一半的赋税，征发闾左贫民去戍边，耗尽天下的资财来供给朝政所需，仍然还不能满足其欲望。秦二世继承其后，不改变其弊政，反而更加严重。天下百姓愁苦怨恨，于是国家因此崩溃瓦解。

汉高祖承接秦朝的弊政之

译后，诸侯纷纷起兵，百姓失去了正常的农事生产，因而发生大饥荒，一石米竟卖到五千钱。高祖于是简约法令减少禁令，减轻田租，实行十五分取一的税率，衡量官吏的俸禄，核定官府的用度，据此向百姓征收赋税，仅取够用即可。而山川、园林、池塘、市场店铺的租税收入，从天子到受封的君侯、汤沐邑的领主，都各自作为私人的奉养之用，不列入国家的经常性经费。是说各自收取自己所应得的赋税以供自己所用，不纳入朝廷的仓廪府库。经，是常规、经常的意思。又下令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乘坐车辇，加重他们的租税以使他们困顿受辱。四年八月，开始实行算赋制度。《汉仪注》说："凡人年十五岁以上至五十六岁，都要出赋钱，每人一百二十钱称为一算，用来供给修建武库、兵器、车马之用。"

孝惠帝元年，减轻田租，恢复十五分取一的税率。汉朝初年本是十五分取一，比周朝还要轻，中间一度废止，如今恢复此制。六年，命令女子年满十五岁以上到三十岁尚未出嫁的，要出五倍的算赋。《国语》记载：越王句践命令国中女子到十七岁还不出嫁的，其父母要治罪，是为了使人民繁衍增多。汉律规定：每人出一算，一算为一百二十钱，唯有商人和奴婢要出双倍的算赋。如今让她们出五倍的算赋，是作为一种惩罚。

孝文帝时，每人赋税四十钱，成年男子三年才服役一次。如淳说："常规赋税是每年一百二十钱，每年服役一次。当时天下人口众多，所以每人只征收四十钱，三年才服役一次。"晁错向皇帝进言，请求让百姓缴纳粟米就可以授予爵位，若边境粮食储备足以支撑五年，可以命令百姓向郡县缴纳粟米，若粮食储备足以支撑一年以上，可以时常颁布赦令，免收农民的田租。这样一来恩德便可以施及天下百姓。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此后天下粮食充实，于是下诏赐予天下百姓十二年田租的一半。十三年，文帝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事务。如今百姓辛勤劳作从事农耕，却还要负担租税，这就是把农业和商业等同看待而没有区别了。本，指农业。末，指商贾。是说农人与商人一样都要出租税，没有区别，所以要免除田租。这在劝勉农事的道理上还没有做到完备。因此免除田地的租税。"当时也是因为仓廪充实丰足的缘故。

孝景帝二年，命令百姓只需交纳一半的田租，实行三十分取一的税率。当时国库充裕而民间也有富余。又礼待年高的老人，九十岁以上的人可以免除一个儿子的赋役，八十岁以上的人可以免除两人的算赋。免除一子的赋役，是免去他的赋税和徭役。免除两人的算赋，是免除两个人应缴的算赋。命令全国男子年满二十岁开始登记服役。旧法规定二十三岁开始，如今改为二十岁，与旧制有所不同。

孝武帝即位后，董仲舒向皇帝进言说："古时候征收百姓的税不超过十分取一，所以百姓容易供给；征发民力不超过三天，百姓的劳力也容易承受。到了秦朝就不是这样了，采用商鞅的法度，又加设按月轮换的更卒，服役期满后仍要再服正卒之役。一年屯戍边疆，一年从事力役，是古代的三十倍。更卒，是指供给郡县一月一轮换的差役。正卒，是指供给中央各官署的差役。综合计算如今百姓一年之中，屯戍和力役方面的负担，比古代要多出三十倍。田租、口赋、盐铁的利益，是古代的二十倍。秦朝出卖盐铁的价格昂贵，所以百姓深受其困。既要缴纳田租，又要出口赋，而官府又夺取了盐铁的利益。综合计算如今百姓一年之中，因此损失的资产，比古代多出二十倍。有的人耕种豪强富人的田地，要交纳十分之五的税。是说贫穷的人自己没有田地而耕种豪门富贵人家的田地，十分之中要以五分交给田主。所以贫穷的百姓常常穿牛马所穿的粗劣衣服，吃猪狗所吃的粗劣食物。"建元元年，武帝下诏：八十岁以上的人可免除两人的算赋，九十岁以上的人可免除甲卒之役。二算，是两人的算赋。免甲卒，是不必承担战车的赋役。

孝昭帝始元六年秋七月，废除榷酤官营，命令百姓可以依照法律自行申报租税额。按法律规定，凡应自行申报租税的人，家长要亲自将自家财物一一申报，申报不实的，家长不亲自登记造册的，都要罚金二斤，并将未自行申报的

译财物及其价钱没收归官府。颜师古说："占，是指自己估量核实情况，确定其中的说辞。占字读音为章赡反。大概武帝时赋税征敛繁重，超出法律规定强行征收，如今才开始恢复旧制。"元凤二年，三辅及太常所辖各郡可以用豆类和粟米折算抵缴赋税。太常掌管各处皇陵，另设专门的县来管理，其爵位等级与三辅的郡相当。元帝永光五年，命令各处按所属郡的规定，凡应缴纳算赋、租税的，都允许用豆类粟米折算钱物。四年，三年以前所拖欠未交的更赋，一律不再追收；更赋有三种：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时正卒没有固定的人，都应当轮流服役。一月一轮换，这就叫卒更。贫穷的人想要出钱雇人代役的，由下一个轮值的人出钱代为服役，每月二千钱，这叫践更。天下的百姓都要亲自去戍边三日，这也称为更，是法律中所说的"繇戍"。即使是丞相的儿子也在戍边轮值之列。但不可能人人都亲自去服三日的戍边之役，况且去戍边的人本应自己戍守三日，却不可能刚到就返回，因此便顺势住下服役一年一换。凡是不亲自前去的人，出钱三百缴纳给官府，官府用这些钱来供给戍边的人，这就叫过更。这是汉初沿袭秦朝的法度而施行的。后来逐渐改变，只有获罪被贬谪的人才要戍边一年了。不再征收四年、五年拖欠的口赋。《汉仪注》说："百姓年七岁至十四岁的要出口赋钱，每人二十三钱。其中二十钱用来供养天子，另外三钱，是武帝增加的口钱用来补充车骑马匹之用。"六年，昭帝下诏说："谷价过贱会损害农民的利益，如今三辅地区谷价低贱，减，是少的意思。命令用豆类粟米折抵今年的赋税。"元平元年，昭帝下诏说："天下以农桑为根本。近日节省用度，废除了不急需的官署，减少了地方的徭役，从事耕种养蚕的人日益增多，但百姓还未能家家富足，我对此深感忧虑。命令减少口赋钱的征收。"有关官员上奏请求减少十分之三，皇帝准许了。

孝宣帝甘露二年，减免百姓三十钱的算赋。

孝成帝建始二年，减少天下应缴的算赋钱四十。原本一算为一百二十钱，如今减去四十钱为八十钱。

孝平帝元始元年，下诏命令天下女性囚犯已判决完毕的都放归家中，只需每月出钱三百代替服役。是说女性囚犯罪已判定，一并放归家中，不亲自服役，只需每月出钱三百来雇人代役。

王莽篡夺帝位后，下令说："汉朝减轻田租，实行三十分取一的税率，常有更赋，年老病弱之人（罷癃，指老病者）也一概要出，即使是老弱病残者，也都要缴纳口算之赋。而豪强之民欺凌侵夺百姓，分田假借之事横行。分田，是指贫穷的人没有田地，便耕种富人的田地，共同分取其收成。假，也是指贫穷的人租种富人的田地。劫，是指富人劫夺其应得的租税，加以侵夺欺压。名义上是三十分取一，实际上是十分取五。富人骄纵而为非作歹，贫民穷困而做奸邪之事，都陷于罪辜之中，刑罚也难以遏止。如今将天下的田地重新命名为'王田'。"又依据《周官》的规定向百姓征税，凡田地不耕种的叫作"不殖"，要出三夫的税。城郭中的宅地不种植树木的叫作"不毛"，要出三夫的布。树艺，是指种植果木及蔬菜。人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要出一匹夫布，若实在不能缴纳的，就送去为官府服劣役，由官府供给衣食。（此处一字缺失，意为"散"）。又将州郡分裂重划，改换官职名号。边境的士兵二十余万，都仰赖官府供给衣食，用度不足，便屡次横加征敛。又一律责令三公以下所有拥有奴婢的人，一律按每人出钱三千六百来征收，天下百姓因此更加愁苦。

后汉光武帝建（此处文字未完）

译建武年间，田租按三十税一的比例征收。生孩子的人家免除三年的算赋。明帝即位后，百姓没有额外的徭役，天下安宁。当时谷价昂贵，尚书张林进言说：「谷价所以昂贵，是因为钱贱的缘故。可以把钱全部封存起来，只收布帛作为田租，以此来疏通天下的财用。」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译这正是各主管官署辜负圣明天子的地方。如今如果一定要恢复绵麻的征调，臣认为应当先让天下人明白其中的缘由，明确立下严格的禁令，恢复原本的幅度规格，制定新的绵麻税法，依照太和年间的税制施行。至于库中现存不合乎旧制规格的绢布及丝绵，请派一名尚书会同太府卿、左右藏令，依照现今的官定尺度和官定秤具，核算其斤两、宽长，折算发给领取俸禄的人。总计常俸的总数，一年俸禄所需的布、绵、麻的数量，也应当能满足一年的使用。这样才能使天下人明白二圣的心意，是爱护百姓、珍惜法度，这样一来，高祖的法度就能在神龟年间中兴，圣明的慈爱信义就能昭示于无穷，那还有什么比这更幸运的呢！"

正光年间以后，国家用度不足，于是先把往后六年的租调预先折算提前征收，百姓因此怨恨困苦。有关官署上奏请求停止发给百官日常供应的酒，估算一年可省下米五万三千零五十四斛九斗、糵谷六千九百六十斛、酒曲三十万零五百九十九斤。至于四时祭祀郊庙、各种神祇的典礼，仍按规定供办；远方来朝的外邦使者，也不在停断之列。此后寇乱贼寇越来越多，各路将领出征，接连败退，所丧失的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多得无法计算，而关西一带损失尤其严重，国库积蓄枯竭。有关官署又上奏，把朝廷内外百官及各外邦使者的口粮和肉食都削减三分之一，估算到年终可省下肉一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孝昌二年冬天，征收京城田租，每亩五升，租借官府公田耕种的，每亩一斗。

北魏庄帝即位后，依照百姓的贫富，制定了缴纳租米分三等九品的制度：千里以内的缴纳粟，千里以外的缴纳米。上三品的户，缴纳到京城；中三品的户，缴纳到其他州的重要仓库；下三品的户，缴纳到本州。

东魏靖帝天平初年，各州征调绢帛不再依照旧有的规格标准。兴和三年，朝廷向全国颁布规定，一律以四十尺为一匹的标准，天下百姓因此受益。元象、兴和年间，接连几年大丰收，一斛谷子的价钱只要九钱。当时法网宽松，百姓大多离开原来的居所，以致徭役赋税征收不足。齐神武帝高欢执掌朝政后，就命孙腾、高崇之分别在各地清查没有户籍的人户，共查得六十多万户，于是流寓在外的侨居者都被勒令返

译回原籍，此后租调的收入因而有所增加。等到侯景背叛之后，黄河以南地区，深受战乱之苦。不久侯景又在梁朝作乱，齐朝便命行台辛术攻取占有淮南一带地区。这些新归附的州郡，只作羁縻轻税处理罢了。

北齐文宣帝高洋接受禅让后，创立了许多新制度。六坊内的随从侍卫，更加严格挑选，要求每一人必能抵挡一百人，让他们抱定临阵必死的决心，才予以录取，称为"百保鲜卑"。又挑选汉人中勇力超群的人，称为"勇士"，用来防备边境要地。开始设立户等九级的制度，富户征收他们的钱财，贫户则征发他们的劳力。后来向南方用兵，接连数年战败陷落，士兵战马死亡以数十万计。加上又大兴土木修建宫殿楼台，征发的徭役非常繁重，加之兼并隐匿户口的情况更加严重。按照旧制，未娶妻的男子缴纳半床的租调，有妻子的缴纳一床，没有妻子的缴纳半床。阳翟一个郡，户数多达数万，但登记在册的大多没有妻子。有关官署上奏弹劾这种情况，但皇帝认为这是小题大做、多生事端，不予批准。由此奸诈欺瞒的情况更加严重，户口和租调的实际征收，损失了十分之六七。这时国家用度日益增多，赏赐给予没有节制，府库的积蓄不足以供应，于是就削减百官的俸禄，撤销军人平常的口粮，并且裁撤州郡县镇戍的一些官职。又规定刺史、太守等官员兼任或代理的，都不再供给"干"（随从劳力），南齐时称有"僮干"，就像现在的门仆一类供驱使的人。以此来节省国家用度的开支。

河清三年，制定法令：大致规定百姓十八岁受田，开始缴纳租调，二十岁充当兵役，六十岁免除力役，六十六岁退还所受田地，并免除租调。大致每一床，征调绢一匹、绵八两，其中每十斤绵折算一斤为丝，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各按平民的一半征收。牛调绢二尺，垦租一斗，义租五升。垦租运送到中央国库，义租则缴纳到本郡，用来防备水旱灾荒。垦租都依照贫富情况分为三等。至于常规的赋税征调，数额少的直接摊派给上等户，数额中等的摊派给中等户，数额多的摊派给下等户。上等的运送到远处，中等的运送到次远处，下等的运送到本州仓库。三年核定校对一次。租米运入中央国库的，五百里以内缴纳粟，五百里以外缴纳米；运入州镇仓库的，缴纳粟。百姓想缴钱的，按上等绢的价格

译折算收钱。这时接连几年发大水，州郡大多遭遇水淹，谷价飞涨，朝廷派使者开仓平粜，可百姓却没有得到实际好处，饥荒反而更加严重了。

北齐后主天统年间，征发的劳役数以万计，财用不足供给，于是削减朝廷官员的俸禄，停发各曹官署的粮食膳食以及全国军人平常的赏赐，来补充所需。武平年间以后，掌权得宠的人一起进用，赏赐没有限度，于是就核定境内财富分六等的富户，摊派命令他们出钱。

北周文帝开府建霸之初，制定：由"司赋"掌管赋税均平的政令。凡是年满十八岁到六十四岁的人，以及患有轻微疾病的人，都要征收赋税。征收赋税的办法是：已成家的人，一年不超过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未成家的成年男子减半征收。不产桑麻的地方，已成家的缴纳布一匹、麻十斤；未成家的男子也减半征收。丰年就全额征收，中等年成减半征收，歉收年成只征十分之一，都要按时征收。如果遇到灾荒疫病，就不征收赋税。"司役"掌管力役的政令。凡是年满十八岁到五十九岁的人，都要承担徭役。丰年不超过三十天，中等年成二十天，歉收年成十天。征发徭役，一家不得超过一人。家中有八十岁老人的，一子不服役；有百岁老人的，全家都不服役；家中有残废疾病、非人照顾不能生活的，一人不服役。如果遇到灾荒疫病，就干脆不征发劳役。

北周武帝保定元年，把"八丁兵"制改为"十二丁兵"制，大致规定每年服役一个月。建德二年，把"军士"改称为"侍官"，招募百姓充当，免除他们的县籍，从此以后中原百姓有一半成了兵。

北周宣帝时，征发山东各州的士兵，把原来一个月的劳役增加为四十五天，用来营建洛阳宫。同时把相州的六府迁到洛阳，称为"东京六府"。

隋文帝开府执政之初，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相继起兵抵抗，朝廷兴兵征讨，赏赐花费数以万计。等到接受禅让称帝后，又迁都，征发山东的丁壮，拆毁旧宫、营建新的宫室。仍旧依照北周的制度，服役的丁壮分十二番轮换，工匠则分六番轮换。成年男子一床，缴纳租粟三石。桑蚕地区征调绢、絁，麻产地区征调布。绢、絁以匹为单位，另加绵三两；布以端为单位，另加麻三斤。单身男丁及奴仆各减半征收。凡有官品爵位的人，以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都免除课税徭役。

开皇三年，把十二番轮役减为每年二十

译天，把调绢一匹减为二丈。当初，苏威的父亲苏绰在西魏时，因国家用度不足，制定了征税的办法，这个办法算是比较重的。他后来曾感叹说："如今所做的，正像把弓拉满一样，不是太平时代该用的办法。后世的有德之人，谁能把它放松下来呢！"苏威听到这话，常常把减轻赋税当作自己的责任。到这时，苏威担任纳言，上奏请求减轻赋役，务必从宽从轻，隋文帝全都听从了。当时百姓承平已久，虽然遭遇水旱灾害，但户口却一年年增加。各州征调的物资，每年黄河以南的从潼关、黄河以北的从蒲阪，运往京城，路上络绎不绝，昼夜不停长达数月。文帝自己也身体力行、崇尚节俭。开皇九年，皇帝亲临朱雀门，慰劳凯旋的军队，趁机举行庆功赏赐，颁发的赏赐总共花费三百多万段。皇帝因江南地区刚刚平定，免除赋役十年；其余各州也一律免除当年的租赋。开皇十年五月，又因天下太平无事，进一步放宽徭役赋税，规定百姓年满五十岁的，可以缴纳"庸"而免除防戍徭役。开皇十一年，江南发生叛乱，越国公杨素率军讨平了叛乱。军队凯旋后，皇帝赏赐的财物非常丰厚。此外每次出师后的封赏，也无不优厚隆重。开皇十二年，有关官署上奏说，国库都已装满了。文帝说："朕既然对百姓轻征薄赋，又大量拿出财物赏赐，怎么会这样呢？"回答说："支出的地方常有支出，收入的地方常有收入。粗略计算每年赏赐所用达数百万段，库藏却从未因此减少。"于是又新开辟左藏库的院落，营建房屋来存放财物。文帝下诏说："百姓先富足然后才能推行教化，才能懂得廉耻，与其把财物藏在官府仓库，不如让它积蓄在百姓手中。河北、河东两地今年的田租，减免三分之一，兵役减半，力役全部免除。"开皇十四年，关中地区大旱，百姓饥荒，文帝亲临洛阳，趁机命令百姓前往有粮食的地方就食。随行的官员也都按现有的人口标准发放赈济，不以官位高低为限。

开皇八年五月，高颎上奏说，各州中没有课调收入的地方，以及征收课调的州所辖户数较少的地方，那里官员的俸禄供给，一直以来，都要从邻近的州调拨。如今请求改在本州所辖范围内按户数计算征税。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此前，京官及各州官署，都发给"公廨钱"，用来放贷生利，以供官府

译公用。开皇十四年六月，工部尚书苏孝慈等人认为，各地官署沿袭旧例，都用公廨钱物放贷经营，一味追求利益，扰乱骚扰百姓，于是上奏请求都改为拨给田地来经营农业，禁止一切放贷取利的行为。开皇十七年十一月，又下诏说，朝廷内外各官署的公廨可以在市面上从事买卖经营以及其他各种经营活动，一律听任其做，只是禁止放债收取利息。

隋炀帝即位后，户口更加增多，国库盈满充溢，于是免除了妇女以及奴婢、部曲的课税。其后打算对辽东、碣石一带用兵，增设军府，几乎把所有能用的人都征发为兵，缴纳租赋的人口因此更加减少。又多次出兵朔方，向西征讨吐谷浑，三次讨伐高丽，运送粮草，水陆运输都极为艰难困苦。此外炀帝又东巡西幸，从不休息，六宫嫔妃及禁卫随从人员常有十万人之多，都要靠沿途州县供给，天下百姓怨恨反叛，以致隋朝走向灭亡。

《通典》卷第六　食货六

　　赋税下　大唐

唐朝武德元年，皇帝下诏说："宗室子孙的情谊，按道理应超出一般臣民的等级，应当加以恩惠，以彰显等级的区别。凡是李姓宗室中有官职的，地位应当在同列官员之上；没有担任职务的，不在徭役征发的范围之内。"武德二年制定：每一个成年男丁缴纳租米二石。至于岭南各州，则征收米：上等户一石二斗，中等户八斗，下等户六斗；如果是蛮夷獠人的户，都按一半缴纳。归附内地的外族人，上等户成年男子缴税钱十文，中等户五文，下等户免征；归附已满两年的，上等户成年男子缴纳羊两只，中等户一只，下等户三户合缴一只。凡因水灾、旱灾、虫灾、霜灾造成损失的，损失十分之四以上的免除田租，损失十分之六以上的免除租调，损失十分之七以上的课税徭役全部免除。武德六年三月下令：天下的户口依照资产多少，划定为三等。到武德九年三月，又下诏：天下的户口设立三等，觉得还不能充分体现高低差别，应当分为九等。

贞观二年四月，户部尚书韩仲良上奏说："王公以下所开垦的田地，每亩缴纳二升，粟、麦、粳米、稻谷等各类作物，各依照当地土产征收，储存在州县，用来防备荒年。"

永徽五年二月敕令：每两年核定一次户等。

龙朔三年秋七月制定：卫士中第八等以下的，每年年满五十八岁的，准许退出军籍，并且免除庸调。

译武则天长安元年十月下诏：天下各州，王公以下，都应当按照过去的惯例征收户税。到唐代宗大历四年正月，制定规定，一律加征户税。凡现任官员从一品到九品，都比照上上户到下下户各等级的税额征收，连同寄田、寄庄以及前资官、有勋荫而寄居他处的人家，一切都要征税。这大致类似于东晋、刘宋时的"土断"之类的做法。上上户税钱四千，每降一等减五百，到下中户为七百，下下户则为五百。

开元八年二月，皇帝下制说："近来因为缴纳庸调没有统一凭据，质量的好坏需要有标准，所以派人制作样品，颁发给各州，让他们知道好的不必过于精致，差的也不能太粗劣。依照当地物产进贡，防止弊端的根源就在这里。可是各州送来的物品，却弄虚作假、变生花样，只图凑够斤两，就随意增加长度尺寸，甚至有长达五丈才算一匹的，这种做法很不合理。宽一尺八寸、长四丈，是统一的规格，早已长期施行。制定样品的时候，已经写明了这个数字。如果为了重量却随意增加尺寸，这就好比朝三暮四的把戏。应命令有关部门加以查验，凡是超出往年常例、尺寸丈量过多的，都要奏报朝廷。"

开元二十二年五月敕令："核定户等的时候，百姓不是经商的户，其城郭外的住宅以及每个成年男丁所拥有的一头耕牛，都不得计入财产数额之内。凡是杂匠以及幕士等各类有轮番服役、应当免除征行的人，一户之内，如果有四个成年男丁以上，担任这类差役的不得超过两人；三个成年男丁以上的，不得超过一人。"

开元二十五年定令："凡是课户，每个成年男丁的租调，依照武德二年的制度。所征调的绢、絁、布，都依照本乡本土的出产。绢、絁各征二丈，布则征二丈五尺。缴纳绢、絁的，另纳绵三两；缴纳布的，另纳麻三斤。绢、絁以匹为单位，布以端为单位，绵以屯为单位，麻以綟为单位。如果某户所缴不足一匹、一端、一屯、一綟的整数，都由邻近的户合并凑成整数。所征调的麻，每年支用的余料，可折算每一斤麻抵粟一斗，和田租一并收纳。江南各州的田租，都折算改造成布来缴纳。依照法令，布帛都以宽一尺八寸、长四丈为一匹，布则以五丈为一端，绵以六两为一屯，丝以五两为一绚，麻以三斤为一綟。凡是各类丁匠不实际服役的，改收

译庸，没有绢的地方，用絁、布折算充当。"每天折合絁、绢各三尺，布则折合三尺七寸五分。

三月敕令："关内各州的庸调税款，都应当依照时价折换成粟买米，运送到京城，随需要支用。路途遥远、不便运输的地方，就地收贮起来，用来充作附近的军粮。黄河南北一带如果水路运输不通的，就把田租折算改织成绢，用来代替运往关中的调课。"

天宝元年正月赦文说："听说百姓当中，有的户等级高、成年男丁多，就苟且钻空子逃避赋役，父母还健在，却分立户籍、分开居住，应命令州县加以查核。一家之中，有十个成年男丁以上的，免除其中两个男丁的征行赋役；五个男丁以上的，免除一个男丁的。并命令他们重新合籍共同居住，以敦厚风俗教化。至于侍养父母的"侍丁"以及守孝告假的人，一律免除差役赋税。"

建中元年制定："百姓以及客户等，依照成年男丁、财产状况，评定户等，均衡摊派，按年缴纳两税。应征收的粮食数额，依据大历十四年现耕种青苗地的亩数额均衡征税。夏税在六月以内缴纳完毕，秋税在十一月以内缴纳完毕。原来的租庸调以及其他各种名目的赋税，一律全部停止。"

凡是度量衡的制度：长度，以北方中等大小的黑黍一粒的宽度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一尺二寸为一大尺，十尺为一丈。容量，以能容纳一千二百粒中等黑黍的容积为一龠，两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三升为一大升，三斗为一大斗，十斗为一斛。重量，以一百粒中等黑黍的重量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三两为一大两，十六两为一斤。调和钟律音准、测量日影、配制汤药以及制作冠冕，使用小升、小两；其余官方和民间通用大升、大两。

凡是课役的事，每年编造账簿呈送到尚书省，由度支司安排来年的事务，限在十月三十日之前奏报完毕。如果需要折算收取其他物品，也要预先估算安排，同时一并处理。如果是军国所需、而库藏中现无存货的，要记录情况奏报朝廷，不得擅自径直下达征收命令。

凡是庸调物品，每年从八月上旬开始缴纳，三十天内缴纳完毕。九月上旬各州分别起运，庸调物品在车船尚未启运期间如果缴纳人身故的，所缴之物予以退还。运费由缴纳庸调的人家承担，可

译以自行雇人运送到达。所需的打包捆扎等费用，从庸调中折算充抵，随物一并缴纳。

凡是田租，依照各州收获早晚的不同，斟酌路途险易远近，依次分配缴纳期限。本州收获完毕后起运，十一月开始缴纳，正月三十日以内缴纳完毕。如果江南各州从水路运送，因冬季水浅、过坝艰难的，就在四月以后运送，五月三十日以内缴纳完毕。缴纳给本州的，十二月三十日以内缴纳完毕。如果是不产粟的地区，缴纳稻、麦，随作物成熟即缴纳，不受上述期限限制。凡是已缴纳但尚未入本州仓窖、或已外调分配但尚未启运途中而缴纳人身故的，一律予以退还。应当储存米的地方，按一斛粟折算，缴纳米六斗。其他各种折算，都依照当地出产的物品，按照当地时价折算。

凡是边远各州有蛮夷、獠人等各族杂居的地方，应当缴纳课役的，依情况斟酌处理，不必和中原地区一样。

凡是任官应予免除课役的人，都要等到免除赋役的公文送达后，才登记免除。公文虽然还没送达，只要查验官员的委任状确实无误的，也可以予以免除。凡是杂色差使人员被解除职务、应重新编入户籍的，都依照本司解职时的具体日月来确定征收课役的起算时间。凡是春季重新编入户籍的，课役都要照数征收；夏季编入的，免除课税、只需服役；秋季编入的，课役都免除。至于那些弄虚作假、隐匿逃避以求免除课役的人，不论他重新编入户籍是早是晚，都要征发其当年的课役。逃亡后又重新入籍的人，也按此办理。

凡是居住在狭乡、愿意迁往宽乡的人，迁到距原籍千里以外的，免除赋役三年；五百里以外的，免除两年；三百里以外的，免除一年。一旦迁移之后，就不得再次迁移。

凡是流落到外族地区后能够返回的人，流落一年以上的免除赋役三年，两年以上的免除四年，三年以上的……

译即位登基者免除赋役五年。外邦归化之人免除赋役十年。各部曲、奴婢转为附籍编户的，免除赋役三年。各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其志向德行为乡里所闻知的，申报尚书省奏明朝廷，表彰其门第里巷，同籍之人一律免除课役。各服役工匠每年服役二十日，遇闰年加服役二日。若须继续留役者，满十五日免调，满三十日租调都免，从留役天数较少者起计算，按已服役的天数折算免除。加上正役合计不超过五十日。正役是指二十日的庸役。

译天宝三年下诏规定：每年庸调的征收，可延长到九月三十日截止。天宝五年又下诏：天下百姓中孤苦贫穷、实在无力缴纳的，租庸每乡共免除三十丁的份额。这一年五月，停止征收郡县官吏"白直"（差役代役钱）的课钱，只按数额多少，与俸料钱一并加税征收充用；原来应差派丁夫充当白直的，也一并停止。

据天宝年间天下的户籍统计，户数约有八百九十余万，所征的税钱约得二百余万贯。大概高等户少、下等户多，现在一律按八等以下户来估算：八等户纳税四百五十二文，九等户则二百二十二文，现在统一以二百五十文为标准。从天宝七载到十四载这六七年间，与这个大致数字相比，各年略有增减，所以说是"约数"，以下都与此类似。地税约得一千二百四十余万石，两汉时每户垦田不过七十亩，现在也依此约略估算。应课税的丁数八百二十余万：其中出产丝绵的郡县约三百七十余万丁，庸调所输的绢约七百四十余万匹（每丁两匹），绵一百八十五万余屯（每丁三两，六两为一屯，即两丁合成一屯），租粟七百四十余万石（每丁两石）。出产布的郡县约四百五十余万丁，庸调所输的布约一千零三十五万余端（每丁两端一丈五尺，十丁合二十三端）。租方面：江南郡县约一百九十余万丁，折纳为布约五百七十余万端（大致按八等以下户计算，八等户每丁折租三端一丈，九等户二端二丈，现在统一以三端为标准）；江北郡县二百六十余万丁，纳粟约五百二十余万石。

总计租税庸调，每年钱、粟、绢、绵、布约得五千二百三十余万（端、匹、屯、贯、石），各种资课以及勾稽征剥所得还不在其中。据天宝年间度支每年收入的端、屯、匹、贯、石共五千七百余万，其中税钱、地税、庸调折租共得五千三百四十余万，资课及勾剥等应合计四百七十余万。

度支每年的核算中，粟共二千五百余万石：三百万石折充绢布，添入两京府库；三百万石转充米豆，供尚食局及各司官厨物料，并入京城仓库；四百万石由江淮转运造米运入京城，充作官员俸禄及各司粮料；五百万石留在本州充官员俸禄及驿递粮食；一千万石作为各道节度使军粮及本州仓库贮备。布绢绵共二千七百余万（端、屯、匹）：一千三百万入西京，一百万入东京，一千三百万用作各道军队赏赐及和籴，以及边远小州充作官员物料、邮驿等费用。钱二百余万贯：一百四十万贯用作各道州官员课料及购买驿马，六十余万贯添作各军州和籴军粮。

自开元年间到天宝年间，不断开拓边境、屡建战功，每年的军费日渐增加。购买米粟的费用共三百六十万匹段：朔方、河西各八十万，陇右一百万，伊西、北庭八万，安西十二万，河东节度使及群牧使各四十万。给发衣物共五百二十万：朔方一百二十万，陇右一百五十万，河西一百万，伊西、北庭四十万，安西五十万，河东节度使四十万，群牧使二十万。另外支出共二百一十万：河东五十万，幽州、剑南各八十万。供给军粮共一百九十万石：河东五十万，幽州、剑南各七十万。总计一千二百六十万。开元以前每年边疆夷戎所用不过二百万贯

译，此后经费日渐扩大，以至于此，而朝廷赏赐的费用还不包括在内。当时掌管钱谷的官署，只顾搜刮盘剥、谋取剩余利益，名目繁多，国库虽然充盈，百姓却已困顿。

尚书省的度支，总管天下经费。自安禄山反叛，至德、乾元年间，设置了度支使。永泰以后，度支不再设专使，改设转运使掌管地方财政，度支专管朝廷内部事务。建中初年，又撤销转运使，重新并归度支，分别派遣黜陟使前往各道收集户口及钱谷数目。每年天下共征敛三千余万贯，其中二千零五十余万贯供给地方，九百五十余万贯供给京师；所征米麦共一千六百余万石，其中二百余万石供给京师，一千四百万石供给地方。

天下各郡每年的常贡，按照法令，各郡贡献都应是当地所出产之物，按绢折算价值，不得超过五十匹，并用官府的财物采购。所贡之物十分微薄，容易供办，本朝的常制便体现在这里。其中有超出此数的，是因为修订法令后陆续增添分配，也是折算租赋而来，并非另外征收科派。

京兆府进贡葵草席、地骨白皮、酸枣仁。华阴郡（今华州）进贡鹞子十联、乌鹘五联、茯苓三十八斤、细辛四斤、茯神三十八斤。冯翊郡（今同州）进贡白里皱文皮二十一领。扶风郡（今岐州）进贡龙须席十领。新平郡（今邠州）进贡剪刀十具、蛇胆十斤、荜豆澡豆五石、白火二十具。安定郡（今泾州）进贡龙须席十领。彭原郡（今宁州）进贡五色龙须席十领、莞菁、庵子、亭长、假苏、荆芥。汧阳郡（今陇州）进贡龙须席六领。中部郡（今坊州）进贡龙须席六领。洛交郡（今鄜州）进贡龙须席六领。朔方郡（今夏州）进贡白毡十领。安化郡（今庆州）进贡麝香二十五颗。灵武郡（今灵州）进贡鹿角胶、代赭、花苁蓉、白鵰翎。榆林郡（今胜州）进贡青鹿角两具、徐长卿十斤、赤芍药十斤。延安郡（今延州）进贡麝香三十颗。咸宁郡（今丹州）进贡麝香一颗。银川郡（今银州）进贡女稽布五端。平凉郡（今原州）进贡九尺白毡十领。九原郡（今丰州）进贡野马胯皮二十一片、白麦面、印盛盐。会宁郡（今会州）进贡驼毛褐两段。五原郡（今盐州）进贡盐山四十颗。新秦郡（今麟州）进贡青地鹿角二具、鹿角三十具。

单于都护府进贡生野马胯皮共十二片。安北都护府进贡生野马胯皮二十一片。

太原府进贡钢镜两面、甘草三十一斤、矾石三十斤、龙骨三十斤、蒲萄粉屑、柏子仁。上党郡（今潞州）进贡人参三百小两、墨三梃。河东郡（今蒲州）进贡绫绢扇四面、龙骨二十斤、枣八千颗、凤栖梨三千五百颗。绛郡（今绛州）进贡粱谷二十石、墨一千四百七十梃、白縠五百疋、梨三千颗。平阳郡（今晋州）进贡蜡烛三十条。西河郡（今汾州）进贡龙须席十领、石膏五十斤、消石五十斤。弘农郡（今虢州）进贡麝香十颗、砚瓦十具。高平郡（今泽州）进贡白石英五十小两、人参三十两。大宁郡（今隰州）进贡胡女布五端。昌化郡（今石州）进贡胡女布五端。文城郡（今慈州）进贡蜡二百斤。阳城郡（今沁州）进贡龙须席六领。定襄郡（今忻州）进贡豹尾十枚。乐平郡（今仪州）进贡人参三十两。雁门郡（今代州）进贡白鵰翎五具、熟青二十两、熟绿二十两。楼烦郡（今岚州）进贡麝香十颗。安边郡（今蔚州）进贡松子一石。马邑郡（今朔州）进贡白鵰翎五具。

河南府进贡瓷器十五事。陕郡（今陕州）进贡柏子仁、瓜楼根各三十

译斤。陈留郡（今汴州）进贡绢二十疋。荥阳郡（今郑州）进贡绢二十疋、麻黄二十斤。临汝郡（今汝州）进贡絁二十疋。睢阳郡（今宋州）进贡绢二十疋。灵昌郡（今滑州）进贡绫二十疋（方文）。颍川郡（今许州）进贡绢十疋、蔗心席六领。谯郡（今亳州）进贡绢二十疋。濮阳郡（今濮州）进贡绢二十疋。济阴郡（今曹州）进贡蛇床子二十斤、绢二十疋。北海郡（今青州）进贡枣两石、仙文绫十疋。淮阳郡（今陈州）进贡绢十疋。汝南郡（今豫州）进贡鸂鷘绫十疋。东平郡（今郓州）进贡绢二十疋。淄川郡（今淄州）进贡防风五十斤、理石五斤。临淄郡（今齐州）进贡丝葛十五疋。鲁郡（今兖州）进贡镜花绫十疋、紫石英二十二两。彭城郡（今徐州）进贡绢二十疋。临淮郡（今泗州）进贡绵二十屯、赀布十疋。汝阴郡（今颍州）进贡绢二十屯。东海郡（今海州）进贡楚布十疋。济阳郡（今济州）进贡阿胶二百小斤、鹿角胶三十小斤。琅琊郡（今沂州）进贡紫石英二十两。高密郡（今密州）进贡赀布十端、牛黄一斤、海蛤二十两。东牟郡（今登州）进贡牛黄一百二十八铢、水葱席六领。范阳郡（今幽州）进贡绫二十疋。河内郡（今怀州）进贡平纱十疋。魏郡（今魏州）进贡白绵紬八疋、白平紬八疋。汲郡（今卫州）进贡绵三百两。邺郡（今相州）进贡纱十疋、凤翮席六领、胡粉百团。广平郡（今洺州）进贡平紬十疋。清河郡（今贝州）进贡毡十领。信都郡（今冀州）进贡绢二十疋、绵二十屯。平原郡（今德州）进贡绢二十疋。饶阳郡（今深州）进贡绢二十疋。河间郡（今瀛州）进贡绢三十疋。东莱郡（今莱州）进贡牛黄一百二十二两。景城郡（今沧州）进贡细簟四领、细柳箱八十合、糖蟹二十三坩、鳢鱼三百五十梃。常山郡（今恒州）进贡梨六百颗、罗二十疋。博陵郡（今定州）进贡细绫一千二百七十疋、两窠细绫十五疋、瑞绫二百五十五疋、大独窠绫二十五疋、独窠绫十疋。赵郡（今赵州）进贡锦五十疋。巨鹿郡（今邢州）进贡丝布十疋。博平郡（今博州）进贡紬十疋。文安郡（今莫州）进贡绵三百两。上谷郡（今易州）进贡墨二百梃。乐安郡（今棣州）进贡绢十疋。北平郡（今平州）进贡蔓荆子四斤。密云郡（今檀州）进贡人参五斤。妫川郡（今妫州）进贡麝香十颗。渔阳郡（今蓟州）进贡鹿角胶十斤。柳城郡（今营州）进贡麝香十颗。归德郡（今燕州）进贡豹尾三枚。

安东都护府进贡人参五斤。武威郡（今凉州）进贡野马皮五张、白小麦十石。天水郡（今秦州）进贡龙须席六领、芎藭四十斤。

安西都护府进贡砂五十斤、绯五领。北庭都护府进贡阴牙角五只、速藿角十只、阿魏截根二十斤。交河郡（今西州）进贡布十端。晋昌郡（今瓜州）进贡草鼓子、野马皮、黄矾、绛矾、胡桐泪。西平郡（今鄯州）进贡牸羊角十只。陇西郡（今渭州）进贡麝香十颗、秦胶。敦煌郡（今沙州）进贡碁子二十具、石膏。酒泉郡（今肃州）进贡肉苁蓉二十斤、柏脉二十斤、野马皮两张。金城郡（今兰州）进贡麝香十颗、鼠六头。安乡郡（今河州）进贡麝香二十颗。同谷郡（今成州）进贡蜡烛十条。和政郡（今岷州）进贡龙须席六领（青黄色）。武都郡（今武州）进贡蜡烛十条、蜜蜡、羚羊角。临洮郡（今洮州）进贡麝香十颗。怀道郡（今宕州）进贡麸金十两、散金十两。宁塞郡（今廓州）进贡麸金六两、大黄、戎盐。合川郡（今叠州）进贡麝香二十颗。张掖郡（今甘州）进贡野马皮十张、枸杞子六斗、枸杞叶二十斤。伊吾郡（今伊州）进贡阴牙角五只、胡桐泪二十五斤。

广陵郡（今扬州）进贡蕃客锦袍五十领、锦被五十张、半臂锦百段、新加锦袍二百领、青铜镜十面、莞席十领、独窠细绫十疋、蛇床子七斗、蛇床仁一斗、铁精一斤、菟丝子一斤、白芒十五斤、空青三两，并造水牛皮甲一千领连袋。安陆郡（今安州）进贡青纻十五疋。弋阳郡（今光州）进贡葛十疋、生石斛六十斤。义阳郡（今申州）进贡葛十疋。庐江郡（今庐州）进贡丝布十疋、石斛六十斤。蕲春郡（今蕲州）进贡白纻布十五端、乌蛇脯。同安郡（今舒州）进贡蜡五十斤、石斛六十斤。历阳郡（今和州）进贡麻布十疋。锺离郡（今濠州）进贡丝布十疋。寿春郡（今寿州）进贡丝布十疋、生石斛五十斤。齐安郡（今黄州）进贡紫纻布十端、虻虫二斤。淮阴郡（今楚州）进贡赀布十疋。汉阳郡（今沔州）进贡麻赀布十疋。江陵郡（今荆州）进贡白方文绫二十疋、橘皮九十斤、贝母七斤、覆盆子三斤、石龙芮一斤、乌梅肉十斤。永阳郡（今滁州）进贡纻练布十五疋。襄阳郡（今襄州）进贡五盛碎石文库路真二具、十盛花库路真二具。南阳郡（今邓州）进贡丝布十疋。淮安郡（今唐州）进贡绢十疋。上洛郡（今商州）进贡麝香三十颗。安康郡（今金州）进贡麸金五两、干漆六斤、杜仲二十斤、椒目十斤、黄檗六斤、枳实六斤、枳壳十四斤、茶芽一斤、椒子一石、雷丸五两。武当郡（今均州）进贡麝香二十颗。房陵郡（今房州）进贡麝香二十颗、雷丸、石膏、苍矾石。汉东郡（今隋州）进贡绫十疋、葛五疋、覆盆子。南浦郡（今万州）进贡金五两。澧阳郡（今澧州）进贡柑子四百颗、橘子七百颗、子绫十疋、五入簟四领、恒山八斤、蜀漆一斤。云安郡（今夔州）进贡蜡百斤。竟陵郡（今复州）进贡白纻布一端。武陵郡（今朗州）进贡纻练布十端。夷陵郡（今峡州）进贡茶二百五十斤、柑子二千颗、五加皮二斤、杜若二斤、芒硝四十斤、鬼臼二斤、蜡百斤。南宾郡（今忠州）进贡苏熏席四领、绵紬五疋。富水郡（今郢州）进贡白纻布十端。巴东郡（今归州）进贡蜡四十斤。汉中郡（今梁州）进贡红花百斤、燕脂一升。通川郡（今通州）进贡绵紬三疋、蜂香五斤、药子二百颗。顺政郡（今兴州）进贡蜡六十斤。巴川郡（今合州）进贡牡丹皮十斤、药子二百颗。清化郡（今巴州）进贡绵紬十疋。洋川郡（今洋州）进贡白交梭十疋。河池郡（今凤州）进贡蜡百斤。益昌郡（今利州）进贡丝布十疋。咸安郡（今蓬州）进贡绵紬十疋。盛山郡（今开州）进贡蜡四十斤、车前子一升。始宁郡（今壁州）进贡绵

译紬十疋。南平郡（今渝州）进贡葛五疋。符阳郡（今集州）进贡蜡五十斤、药子二百颗。潾山郡（今渠州）进贡紬十疋、买子木十斤、买子一升。

丹阳郡（今润州）进贡方文绫七疋、水文绫八疋。晋陵郡（今常州）进贡细青纻布十疋。吴郡（今苏州）进贡丝葛十疋、白石脂三十斤、蛇床子仁三升、鲻鱼皮三十头、鱼皮五十头、鱼胞七升、肚鱼五十头、春子五升、嫩藕三百段。余杭郡（今杭州）进贡白编绫十疋、橘子二千颗、蜜姜二石。会稽郡（今越州）进贡朱砂十两

译、白编绫十疋、交梭十疋、轻调十疋。余姚郡（今明州）进贡附子百枚。东阳郡（今婺州）进贡纸六千张、绵六百两、葛粉二十石。新定郡（今睦州）进贡交梭二十疋、竹簟一合。信安郡（今衢州）进贡绵百屯、纸六千张。吴兴郡（今湖州）进贡纻布三十端。临海郡（今台州）进贡鲛鱼皮百张、干姜百斤、乳柑六千颗、金漆五升三合。永嘉郡（今温州）进贡鲛鱼皮三十张。新安郡（今歙州）进贡纻布十五端、竹簟一合。长乐郡（今福州）进贡蕉布二十疋、海蛤一斤。清源郡（今泉州）进贡绵二百两。建安郡（今建州）进贡蕉布二十疋、练十疋。临汀郡（今汀州）进贡蜡烛二十条。漳浦郡（今漳州）进贡鲛鱼皮二十张、甲香五斤。潮阳郡（今潮州）进贡蕉布十疋、蚺蛇胆十枚、鲛鱼皮十张、甲香五斤、石井、银石、水马。

宣城郡（今宣州）进贡白纻布十疋。豫章郡（今洪州）进贡葛五十疋、柑子六千颗。鄱阳郡（今饶州）进贡麸金十两、簟一合。长沙郡（今潭州）进贡葛十五疋。南康郡（今虔州）进贡竹布二十疋。零陵郡（今永州）进贡葛十疋、石燕二百颗。临川郡（今抚州）进贡葛布十疋、箭簳百万茎。桂阳郡（今郴州）进贡白纻布十疋。庐陵郡（今吉州）进贡白纻布二十端、陟厘十斤。浔阳郡（今江州）进贡葛十疋、生石斛十斤。江华郡（今道州）进贡零陵香百斤、白布十端。衡阳郡（今衡州）进贡麸金十四两。江夏郡（今鄂州）进贡银五十两。宜春郡（今袁州）进贡白纻布十疋。巴陵郡（今岳州）进贡白纻布十疋。邵阳郡（今邵州）进贡银二十两。

蜀郡（今益州）进贡单丝罗二十疋、高纻衫段二十疋。唐安郡（今蜀州）进贡罗二十疋。蒙阳郡（今彭州）进贡交梭二十疋。德阳郡（今汉州）进贡弥布十疋、纻布十疋。通义郡（今眉州）进贡麸金八两、柑子若干。梓潼郡（今梓州）进贡绫十六疋。巴西郡（今绵州）进贡双紃二十疋。普安郡（今剑州）进贡丝布十疋、苏熏席六领。阆中郡（今阆州）进贡重连绫二十疋。资阳郡（今资州）进贡麸金七两、柑子若干。临邛郡（今邛州）进贡丝布十疋。通化郡（今茂州）进贡麝香六十枚、扇香十枚、齐香十枚、颗香二十枚。交川郡（今松州）进贡麝香三十枚、当归七斤、羌活五斤、野狐尾五枚。越巂郡（今巂州）进贡丝布十疋、进刀子靶六十枚。南溪郡（今戎州）进贡葛十疋，六月进贡荔枝煎。遂宁郡（今遂州）进贡樗蒲绫十五疋、干天门冬一百一十斤。南充郡（今果州）进贡丝布十疋。仁寿郡（今陵州）进贡细葛五疋。犍为郡（今嘉州）进贡麸金五两。庐山郡（今雅州）进贡金、落雁木。泸川郡（今泸州）进贡葛十疋。阳安郡（今简州）进贡绵紬十疋、柑子若干。安岳郡（今普州）进贡葛十疋、天门冬煎四斗。洪源郡（今黎州）进贡蜀椒一石。阴平郡（今文州）进贡麝香二十颗、白蜜一石。同昌郡（今扶州）进贡麝香十颗。江油郡（今龙州）进贡麸金六两、羚羊角六具。临翼郡（今翼州）进贡麝香三十四颗、牦牛尾五斤、当归十斤。归诚郡（今悉州）进贡麝香六颗、牦牛尾五斤、当归二十斤。静川郡（今静州）进贡麝香六颗、当归十斤、羌活十斤、牦牛尾五斤。恭化郡（今恭州）进贡麝香十五颗、当归十斤、羌活十斤。维川郡（今维州）进贡麝香二十颗、牦牛尾十斤。和义郡（今荣州）进贡班布六疋。云山郡（今奉州）进贡麝香十颗、黑牦牛尾二斤。蓬山郡（今柘州）进贡麝香十颗、当归十斤、羌活十斤。

黔中郡（今黔州）进贡蜡五十斤。卢溪郡（今辰州）进贡光明砂四斤。灵溪郡（今溪州）进贡朱砂十斤、茶芽一百斤。潭阳郡（今巫州）进贡麸金八两。卢阳郡（今锦州）进贡光明砂一斤。清江郡（今施州）进贡黄连一斤、蜡十斤、黄子二百颗。涪陵郡（今涪州）进贡连头獠布十段。宁夷郡（今思州）进贡蜡五十斤。义泉郡（今夷州）进贡蜡烛十条。龙标郡（今业州）进贡蜡二十斤。南川郡（今南州）进贡布五端。

南海郡（今广州）进贡生沉香七十斤、甲香三十斤、石斛二十斤、鼊皮三十斤、蚺蛇胆五枚、詹糖香二十五斤、藤簟二合、竹簟五领。始安郡（今桂州）进贡银百两。

安南都护府进贡蕉布十端、槟榔二千颗、鱼皮二十斤、蚺蛇胆二十枚、翠毛二百合。普宁郡（今容州）进贡朱砂二十斤、水银二十斤。始兴郡（今韶州）进贡锺乳二十四斤十二两二分、竹子布十五疋、石斛二十斤。临贺郡（今贺州）进贡银三十两。连山郡（今连州）进贡细布十疋、锺乳十两。高要郡（今端州）进贡银二十两。平乐郡（今昭州）进贡银二十两。新兴郡（今新州）进贡银五十两、蕉布五疋。南潘郡（今潘州）进贡银二十两。陵水郡（今辨州）进贡银二十两。高凉郡（今高州）进贡银二十两、蚺蛇胆二枚。海康郡（今雷州）进贡丝电四疋。临江郡（今龚州）进贡银二十两。浔江郡（今浔州）进贡银二十两。蒙山郡（今蒙州）进贡麸金十两。开江郡（今富州）进贡班布五端。修德郡（今严州）进贡银二十两。临封郡（今封州）进贡银二十两、石斛十小斤。南陵郡（今春州）进贡银二十两、石斛十小斤。招义郡（今罗州）进贡银二十两。日南郡（今驩州）进贡象牙二根、犀角四根、沉香二十斤、金薄黄屑四石。定川郡（今牢州）进贡银二十两。怀德郡（今窦州）进贡银二十两。宁浦郡（今横州）进贡银二十两。象郡（今象州）进贡银二十两。开阳郡（今泷州）进贡石斛三斤、银二十两。感义郡（今藤州）进贡银二十两。平琴郡（今平琴州）进贡银二十两。合浦郡（今廉州）进贡银二十两。连城郡（今义州）进贡银二十两。玉山郡（今陆州）进贡玳瑁二具、鼊皮六十斤、翠毛三百合、甲香二斤。宁仁郡（今党州）进贡银二十两。怀泽郡（今贵州）进贡细白纻布十端。龙城郡（今柳州）进贡银二十两。铜陵郡（今勤州）进贡石斛二十小斤、银二十两。海丰郡（今循州）进贡五色藤镜匣一具、蚺蛇胆三枚、甲煎二两、鱼皮三张、筌台一件。晋康郡（今康州）进贡银二十两。恩平郡（今恩州）进贡银二十两。珠崖郡（今崖州）进贡银二十两、真珠二斤、玳瑁一具。万安郡（今万安州）进贡银二十两。延德郡（今振

译州）进贡藤盘一件。

《通典》卷第七 食货七

历代盛衰户口　丁中

历代盛衰户口：周、秦、汉、后汉、魏、晋、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后周、隋、大唐。

三皇以前的事情太遥远了，无法详细知晓。孔子称颂尧说"伟大啊"，称颂舜说"尽善尽美"，称颂禹说"没有可挑剔之处"。凭三位圣君的德行，疆域方圆不过数千里，所以君臣歌颂功德，凡有生命之物都各得其所。禹平定水土，划分九州，人口达一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涂山之会时，诸侯继承唐虞盛世，手持玉帛前来朝会的有上万个邦国。男女耕织，不误农时，所以公家有三十年的积蓄，私家有九年的储备。等到衰败之时，弃置农事不再重视，接着又有有穷氏、孔甲之乱，遭逢夏桀暴虐，诸侯互相兼并，到商汤受命之时，还能存留的邦国只有三千余个，比起涂山之会，减少了十分之七。此后商纣王荒淫暴虐，加重赋税以充实鹿台，大肆搜刮以积聚巨桥仓的财物，百姓困苦无依，天下人都背弃了他。

周武

译王声讨商纣的罪行

译，没有敌军能与我军抗衡，一战便使天下大定，垂衣拱手而天下太平，制定五等爵位的分封，共一千七百七十三国，比商汤时的一千三百国还多，人口的损耗也是如此。周公辅佐成王，实现了刑罚闲置不用的治世，人口达一千三百七十万四千九百二十三人，这是周朝最鼎盛的时期。到周昭王南征而不能返回，周穆王年老昏聩，加上周幽王之乱，周平王东迁，经过三十余年。到周庄王十三年、齐桓公二年时，方圆五千里以外已不再是天子所能管辖的了。从天子、太子、公侯以下到平民，共有一千一百八十四万一千九百二十三人。此后诸侯互相兼并，还存有一千二百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弑君三十六次，亡国五十二个，诸侯互相征伐，逃亡在外不能保住社稷的，多得数不清。齐桓公挽救了这一危局，孔子整理了这段历史，到战国时，存留的国家只剩十余个。于是纵横捭阖的游说之辞，在当时争相流行，残害百姓、以诈力相争的用兵，动辄以万计算。伊阙之战，斩首二十四万人；长平之战，血流成河能漂起盾牌。周朝的诸侯国，只剩下秦、楚、燕而已，齐国和三晋（韩赵魏）都是靠篡权作乱而立。卫国虽然得以保存，但也如一线之延续、命悬一线。然而考察苏秦、张仪的游说之辞，估算秦国及崤山以东六国的兵卒，尚且超过五百余万，推算人口总数应当在一千余万。

秦国兼并诸侯，所杀之人占三分之二，还用余力在北方修筑长城，动用四十余万人，南方戍守五岭动用五十余万人，修建阿房宫、骊山陵动用七十余万人。十余年间，百姓死亡相继，尸骨相望于道路。陈胜、项羽起兵后又大肆施行酷烈杀戮，新安坑杀降卒二十余万，彭城之战使睢水为之断流。

汉高祖平定天下，人员死伤也有数百万，因此平城之战所率士卒不过三十万，比起六国当年的兵力，十分之中不足三分。汉文帝偃武修文，让百姓休养生息，曾想建造露台，召来工匠核算，需花费百金，说："百金，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产业。我承奉先帝留下的宫室，还常常担心奢华有愧于先帝。"于是作罢。汉景帝承平之世，减省赋税徭役，三十税一，人人自爱。每当有诏命颁布到乡里，白发老人扶病拄杖前来聆听，都盼望能亲眼见到太平盛世。到汉武帝元狩年间，历经六十余年，人口大增，太仓中的粮食堆积腐烂而吃不完，京师府库的钱贯因长久不用而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无法查点。汉武帝凭借这份富足的资本，便整治兵马以驱逐戎狄，开疆拓土、征伐不休，十几年间，天下人口也因此减少了一半。晚年他追悔过去，因此下达了充满哀痛之意的诏书，并封赏丞相中富有仁德之人为侯。汉昭帝、宣帝之后，停止征战、致力农事，户口逐渐增加。汉元帝时，贡禹上书说："古时宫女不过九人，喂养的马不过八匹。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时，效法古时节俭之风，宫女不过十余人，马厩之马不过百余匹。当时齐地的三服官署所进贡的丝织物不过十箱。如今齐地三服官署做工的工匠各有数千人，每年耗费数以万计。蜀郡、广汉郡掌管金银器物制作，每年各耗费五百万，三处工官的费用共五

译千万，织室的开支也是如此。马厩喂马所耗粮食将近万石。百姓已经十分困窘，请求从今节省俭省。"元帝多采纳了他的建议。到汉平帝元始二年，户数为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户，人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人，这是汉朝人口的最鼎盛时期。等到王莽篡位，接着又有更始、赤眉之乱，天下遗留的百姓，十个当中仅剩两三个。

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战乱逐渐平息。到中元二年，户数四百二十七万零六百三十四户，人口二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人。汉明帝、汉章帝之后，天下太平无事，致力于养育百姓。到汉和帝时，人口户数繁盛增殖。汉桓帝永寿三年，户数一千零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户，人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人。汉灵帝时遭遇黄巾之乱为寇，汉献帝时又遇董卓作乱，大肆焚烧宫殿宗庙，劫持皇帝西迁，因此在兴平、建安年间，海内荒芜残破，存留的人户，十个当中不到一二个。

魏武帝占据中原，刘备割据巴蜀，孙权尽占江东之地，三国鼎立，战乱不息。刘备章武元年时，有户二十万，男女人口九十万，等到平定蜀地时，得户二十八万。

译人口九十四万，披甲将士十万二千，官吏四万，总共统计户数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人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除去平定蜀汉所得的部分，当时魏国原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人口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孙权赤乌五年，有户五十二万，男女人口二百三十万。

译晋武帝太康元年，平定东吴，收缴东吴的户籍图册，共有户五十三万，官吏三万二千人，士兵二十三万，男女人口二百三十万，后宫五千余人。天下九州统一，大致统计编入户籍的共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户，人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这是晋朝最鼎盛的时期。蜀国刘禅炎兴元年，也就是魏国常道乡公景元四年，岁次癸未，这一年魏灭了蜀国。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岁次庚子，共经历十八年。户数增加九十八万六千三百八十一，人口增加八百四十九万零九百八十二。三国鼎立之时，天下总计户数一百四十七万三千四百三十三，人口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却要供养三个君主，百姓可谓辛劳至极。后来后赵石勒占据河北，起初文武百官上疏，请求依照刘备在蜀地、魏王在邺城的旧例——魏王即曹操，把河内、魏郡、汲郡等十一郡，加上原来的赵国，合为二十四郡，共二十九万户，立为赵国。前秦苻坚灭掉前燕慕容暐，进入邺城，查阅其户籍名册，有户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九百六十九，人口九百九十八万七千九百三十五。苻坚把关东的豪杰及各族杂胡十万户迁徙到关中。号称平定燕国、安定蜀地，这是伪代（前秦）的鼎盛时期。当时关中、陇右政治清明安定，百姓丰足安乐，从长安到各州，二十里设一亭，四十里设一驿，旅行的人沿途都能得到供给，工商之人在道路上做买卖。

宋武帝向北攻取南燕，平定广固，南燕是慕容超所建。广固就是今天的北海郡。向西灭掉后秦，平定关中、洛阳，后秦是姚泓所建。长河以南，全部归宋朝所有。宋武帝一向节俭，有关部门曾经奏请在东西堂安装带弯脚的床，用银包镶钉子，武帝认为太浪费，命改用直脚床，钉子用铁制的。公主出嫁，所送嫁妆不超过二十万钱，没有锦绣金玉之类的花费。宋文帝励精图治治理百姓，江左历代帝王都比不上他，所以人们称赞元嘉之治，可与前汉的文帝、景帝相比。此后国家富足兵力强盛，更致力于开疆拓土。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武帝率领数十万大军南下征伐，宋在黄河一带的驻军接连溃败。魏军打到瓜步才撤还。宋朝的财力，从此衰竭耗尽。现在查考正史，孝武帝大明八年，有户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人口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零一。

齐朝六个皇帝，在位年代短促，户口数目不详。

梁武帝初年，也称得上治理有方，等到国力精华耗尽，贪图土地、邀功求赏，侯景发动叛乱，梁武帝最终被幽禁而死。梁元帝残暴虐待骨肉至亲，在位仅三年，便遭覆灭，典籍档案也一同化为灰烬。户口数目已无法详细考究。

陈朝武帝时，荆州以西已非陈朝所有，淮河、肥水以内，也力不能及。陈宣帝体恤民情，当时被称为贤明君主，查阅正史记载，有户六十万。但到末年穷兵黩武，远征经略，吴明彻全军覆没，只轮不返，精锐士卒和精良兵器，从此消耗殆尽。到陈后主灭亡之时，隋朝所接收的有户五十万，人口二百万。

北魏兴起于阴山，后来占有整个中原。孝文帝迁都洛阳，制定礼制，崇尚儒学。到孝明帝正光年间以前，正是全盛时期，户口数目，比晋朝太康年间还要多一倍以上。按晋武帝太康元年平吴后，总共户数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人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现在说多一倍以上，那么北魏鼎盛时户数应达五百余万。等到尔朱荣之乱，朝政落入臣下之手，皇帝或废或立，比下棋还频繁，于是分裂为东魏、西魏两国，都是权臣专权，战争不息，人户流离失所，官府的户籍文簿，也多散失丢弃。现在查考旧史，有户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三百六十八。当时因为征战不止，只有河北的几个大郡，大多在千户以下，加上新归附的郡县，小的郡户数才二十户、人口才百人而已。

北齐承接北魏末年丧乱之后，与北周对峙抗衡，虽然开拓了淮南地区，但郡县地域狭小。文宣帝受禅登基，性情多暴虐，但能把政事委托给宰辅杨遵彦，十几年间，也称得上治理有方。所以当时人认为是君主在上昏庸，而政

译治在下清明。到武成帝、后主时期，都是荒淫昏庸之君。到崇国讳改年间三年，被北周军队所灭。当时有户三百零三万二千五百二十八，人口二千万零六千八百八十。

北周闵帝、明帝两位皇帝，只是主持祭祀而已，都被弑杀而死。周武帝诛杀权臣（诛杀宇文护），亲自处理各项政务，躬行节俭、节约用度，考核名实是否相符，五六年间，平定燕、齐（灭掉北齐）。继位的儿子昏庸暴虐，很快便亡国了。查考大象年间，有户三百五十九万，人口九百万零九千六百零四。

隋文帝起初凭借外戚身份，接受了托孤重任，不过数年，便登上皇位，能勤于治理政事，节俭费用开支。至于后宫，常穿洗涤过的旧衣，供皇帝使用的旧的破损的东西，也随即命人修补继续使用，不是宴请宾客时，饮食不超过一道肉菜。有关部门曾进献干姜，用布袋盛装，文帝认为太浪费，大加责备。后来进献香药，又用布袋盛装，因此鞭打了负责的官员，作为以后的警戒。当时天下称得上治理有方，仓库储备充盈。到开皇九年平定陈朝，文帝亲自在朱雀门慰劳军队、论功行赏，从门外一直到南郭，摆满了成堆的布帛，依次颁发赏赐，所耗费的布帛达三百余万段，却没有因此向百姓加赋。隋炀帝大业五年，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人口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这是隋朝最鼎盛的时期。北周静帝末年将帝位禅让给隋朝时，有户三百九十九万九千六百零四。到开皇九年平定陈朝，又收得五十万户，到这时才过了二十六七年，竟增加了四百八十万七千九百三十二户。隋炀帝承接如此充实的国力，便肆意骄奢淫逸。即位之初，就营建洛阳城，每月征发劳役二百万人。疏导洛水到黄河及淮河，又引沁水通到黄河以北，开通涿郡，修筑长城东西长达千余里，都征发百余万人。成年男丁不够用，就让妇女也一同服役，因劳役而死的超过一半。等到炀帝亲征吐谷浑，在青海驻军，遇上雨雪，士兵死亡的有十分之二三。又三次亲征东伐辽东、渡辽泽，都征发一百多万人，负责运输粮饷的人数还要加倍。又提前征收数年的赋税，穷奢极侈到极点，使天下的百姓，十分之九沦为盗贼。隋炀帝身死国灭，实在是自取灭亡，这也正是我大唐能够迅速取得天下的原因。

大唐贞观年间户数不满三百万。贞观三年，户部上奏，说中原人因塞外归来以及突厥人前后归附，开设了四夷州县，共获得男女一百二十余万人。贞观十四年，侯君集攻破高昌，得到三郡、五县、二十二座城，户八千零四十六，人口三万七千零三十一，马四千三百匹。

永徽三年，户部尚书高履行上奏说："去年新增户口十五万。"唐高宗因为天下新增户口很多，对长孙无忌说："近来国家太平无事，户口渐渐增多，再过二三十年，足以殷实富足。"于是问隋朝有多少户，如今又有多少户。高履行上奏说："隋朝大业年间有户八百七十万，如今有户三百八十万。"永徽年间距大业末年三十六年。

显庆二年十月，唐高宗巡幸许州、汝州，问中书令杜正伦说："这一带田地十分宽广，可是百姓太少。"于是又问隋朝有多少户。杜正伦上奏说："大业初年有八百余万户，末年战乱，到武德年间只剩二百余万户。"

总章元年十月，司空李绩攻破高丽国，俘虏了它的国王，攻下城池一百七十座，得户六十九万七千二百。总章二年，迁徙高丽百姓三万人，安置到江淮以南、山南、京西一带。

当初，自贞观以后，唐太宗励精图治，到贞观八年、九年，连年丰收，米每斗只值四五钱，牛马遍布田野，人家外出连门户都常常几个月不关闭。到贞观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麟德三年，米每斗值五文钱。永淳元年，京城下大雨成灾，闹饥荒，米每斗涨到四百钱，加上又发生瘟疫，死的人很多。

武则天太后、唐中宗朝，太平公主、武三思、韦皇后这个悖逆的庶人，纵情奢侈放纵，修建罔极寺、太平观、香山寺

译、昭成寺，于是使农业生产白白耗费人力，国库府藏空虚枯竭。

唐睿宗景云初年，又修建金仙观、玉真观，补阙辛替否上书极力劝谏，睿宗没有听从。景云二年，监察御史韩琬陈述时政、上疏说："臣私下听说永淳初年，尹元贞担任岐州雍县县令，境内让妇女去修路，被御史弹劾罢免。可近年来役使妇女，修路平道，竟已成了寻常之事。调露年间，刘宪担任怀州河内县尉，父亲刘思立在京城去世，有候选官员趁机钻营谋求空缺的官职，当时选官部门认为这有违礼教，不予录用，近来的人却以此为后人耻笑之事。往年国家和市交易，负责的官吏把苛刻盘剥百姓当作为公，虽名为和市，实际上却是压低价格强行掠夺，殊不知只有百姓富足官府才能真正富足，反之亦然。往年两京及天下州县，学生、佐史、里正、坊正每有一个职位空缺，事先争相求任的就有十人；近年差人来担任这些职务，反而导致人们逃亡躲避。往年吏部选官时从容安闲，还以礼相待应选之人；近年选官部门再没有像过去那样接待引见，简直如同对待仇敌一般冷淡。往年官员卸任交接的时候，接任者必定要准备好各种用具器物来等候；近年交接的人，必定为琐事争执产生嫌隙，互相拿着省符文书争论不休。往年招募兵士时，人人自恃勇武，争相为国效力；近年却是强行差点派遣，士兵接连逃亡。像这类事情，臣粗略说来，已经数不胜数。由此就可以知道政令风化，正逐渐败坏了。"

开元四年，山东各州发生严重蝗灾。紫微令姚崇上奏说："臣听说《毛诗》中说'捕捉那些吃苗的害虫，把它们投入烈火焚烧。'又汉光武帝的诏书说：'努力顺应时令处理政事，勉励督促农桑生产，除去那些螟虫、蜮虫，以及各种害虫。'这些都是讲除蝗的道理。而且蝗虫一旦四散飞起，夜里必定投火而来，臣请求切实命令各地夜间点起篝火，在火旁挖掘大坑，一边焚烧一边掩埋，就可以将蝗虫除尽。"于是朝廷派遣使者分道驱赶捕杀、掩埋蝗虫，朝中大臣大多说这样做不可行。唐玄宗就此事询问姚崇，姚崇回答说："常人只拘泥于经文条文，不懂得变通。凡事有违背常法却合乎正道的，也有反于常理却适应权变的。魏朝时山东有蝗虫伤害庄稼，因为小的顾忌而没有及时清除，结果导致庄稼全部被毁，百姓竟至相食。后秦时也发生过蝗灾，禾苗庄稼和草木都被吃尽，牛马饥饿到互相啃食毛发尾巴的地步。如今山东蝗虫，到处泛滥成灾，倘若不设法挽救庄稼的收成，百姓怎能避免流离失所，这件事关系到国家安危，不能墨守成规。即使不能把蝗虫全部除尽，也总比任其发展酿成大灾要好。如果因驱除蝗虫而无法达成效果，臣愿以自身现有官职爵位，一并请求削除。"唐玄宗答应了他的请求。黄门监卢怀慎对姚崇说："蝗灾是天灾，怎么可以用人力去制止呢？外面议论纷纷，都认为杀虫太多，会伤了天地和气，还是应该停止这件事。"姚崇说："楚王吞下水蛭，他的病因此痊愈。孙叔敖打死两头蛇，他因此得福。赵宣子是极贤明的人，仍然为误杀自己的猎犬而遗憾。孔子是圣人，尚且爱惜自己的羊而不忍杀。这些都是心存安民之念，唯恐失礼于物。如今既是为救百姓而杀虫，天道理应帮助顺应此事的人。如果因此招来灾祸，姚崇愿以自身承担这一切。"卢怀慎再也无法应答。姚崇下令继续掩埋蝗虫，经过几个月才把蝗虫除尽。此后年成逐渐丰收。

开元八年，天下户口大量逃亡，役色伪造滥竽充数的情况严重，朝廷对此深以为忧患。

开元九年正月，监察御史宇文融陈述应对之策，奏请检查核实虚假冒滥的户籍以及逃亡户口、户籍册外多出的田地。于是朝廷命宇文融充任推勘检括使，查获虚假勋位以及各种色役的情况很多，特意加封他为朝散大夫，又升迁为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于是奏请设置劝农判官，让长安县尉裴宽等二十九人，都兼任御史身份分赴天下各地。慕容珣、王冰、张

译均、宋希玉、宋询、韦洽、薛珣、乔梦松、王诱、徐楚璧、徐锷、裴宽、崔希逸、边冲寂、班景倩、郭廷倩、元将茂、刘日正、王焘、于孺卿、王忠翼、何千里、梁勋、卢怡、库狄履温、贾晋、李登、盛廙等人，都是知名人士。判官人选得当，从这时最为兴盛，这些人后来大多做到显要官职。他们所到之处清查核实田地，招抚流散的户口。对新归附的客户，就免除其六年的赋税徭役，只是让他们轻纳一些税钱交给官府。阳翟县尉皇甫憬、左拾遗杨相如都上疏，极力陈述此举扰民不便。裴宽等人都是当时的才俊贤能之士，出使归来后，共查得户口八十余万，田地数量也大致相当。皇甫憬因此被贬为衢州盈川县尉。宇文融被任命为御史中丞。

宇文融又上奏说："天下所检括核实的客户，除去两州协商核定应归还本籍以外，其余的应就地编入当地户籍。等到年限即将届满，就应比照当地居民对待，还应给予相应的优待抚恤，如果这些人只是侥幸躲避，一旦要求他们缴纳赋税课役，恐怕眼下他们还承受不了。臣私下考虑天下各州情况，不能一概而论，一律处置，姑且请求对宽乡有剩余田地的州县制定专门办法。臣私下估计有剩余田地的州约有三四十个，取出这些剩余的田地，加以调配融通、分配供给。对于有剩余土地的地方，请拿出其中三分之一以下的部分。对于浮客游民，请听任他们的亲戚乡邻自愿相互投靠，每十户以上，共同组成一坊。每户给五亩地作为宅基地，并为他们各建一两间房屋，开辟街巷，设立闾伍编制，栽种桑树枣树，开辟菜园，使他们遇到紧急情况能够相互帮助，不致亲邻分离。每个成丁再酌情给予五十亩以上作为私田，让他们自行经营耕种。大致每十个成丁在附近的坊里再共同分给一顷田地，作为公田，共同耕种经营。每个成丁每月服劳役三天，计算十个成丁一年共可得三百六十个劳役日。经营这一顷公田，收成不止如此，估计一年平常年景收成不低于一百石，就近纳入随近州县仓库。除了三十六天的劳役之外，不再另外征收租税。既然是营田户，暂且免除他们的征战出行，就能安居乐业绰绰有余，必定不会流散他乡。官府每个成丁收取粟米十石，这些粟米不再另作它用，只等到收成不好的年份，每斗按二十文的价格，才拿出来支用。计算下来一个成丁一年缴纳的相当于两个成丁以上的正常课税，也与正常的赋税没有差别。这样官府征收其劳役，不算是纵容放任，百姓也能舒缓其税负，又能得以安宁舒适，粮仓日渐充实，长久来看是有利的做法。至于狭乡没有剩余土地而客户又多的地方，虽然这个办法涵盖不到，但依照旧制准许他们迁移到宽乡去，不必一定要求他们留住原地。如果宽乡安置妥当，百姓都心悦诚服、乐于迁往，那么两三年之后，就都可以重新规划，放弃原有的土地全部改作公田，狭乡的百姓全部迁移到宽乡，仓储日益丰足，水旱灾害也就不必担忧了。"

到开元十三年封禅泰山时，米每斗涨到十三文钱，青州、齐州一带米每斗涨到五文钱。此后天下再没有物价昂贵的情况，两京地区米每斗不超过二十文，面每斗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二文。东到宋州、汴州，西到岐州，沿路两旁排列着店铺招待客商，酒食供应丰盛充足。每家店铺都备有驴子供旅客租赁乘坐，顷刻之间可行数十里，这被称为"驿驴"。往南到荆州、襄州，往北到太原、范阳，往西到蜀川、凉州，都设有店铺，供来往商旅使用。远行数千里，都不必携带兵器防身。开元二十年，有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人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

天宝元年，有户八百三十四万八千三百九十五，人口四千五百三十一万一千二百七十二。从天宝十三载以后，安禄山担任范阳节度使，多次向朝廷进献贡物，骆驼马匹奴仆，几乎每旬每月都不间断，沿途各郡县要为其供应熟食酒肉草料。杨国忠受任用之后

译，就与南诏王阁罗凤结下仇怨，征发关内、河南、京兆地区的百姓去征讨，前去的人几乎无一生还，用长枷锁着押赴前线服役，沿途郡县都要供给粮食。于是沿路的店铺大多关门歇业藏匿起来，害怕被骚扰扰乱，驴马车牛，都被强行掠夺，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几年之间，因此渐渐凋敝减少。

天宝十三载，京城秋雨连绵，米价飞涨，官府调出太仓的米，分成十个场所出售平抑物价。当时各地河川山谷洪水泛滥，京城的坊市、墙壁房屋几乎全部倒塌毁坏。东都洛阳洛水又泛滥，堤坝溃决，冲毁损坏了十九坊居民的房屋。二十日，朝廷下令京城各坊居民，在门前用泥塑成泥人，高三尺，左手指天，右手指地，直到十月天才放晴。

天宝十四载，管辖户数总计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零九户，应不课税户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零一户，应课税户五百三十四万九千二百八十户。管辖人口总计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零九人，不课税人口四千四百七十万零九百八十八人，课税人口八百二十万八千三百二十一人。这是唐朝最鼎盛的时期。查考后汉自建武初年到桓帝永寿三年，共一百三十年，有户一千零六十七万。查考自北周武帝建德六年平定北齐，到隋文帝开皇九年灭陈，共十四年，天下才车同轨、书同文实现统一，战事方才平息。到大业二年，共十八年，有户八百九十万。我朝自武德初年到天宝末年，共一百三十八年，本可以与汉朝的兴盛相媲美，然而户口数目才刚刚赶上隋朝，这是因为主管官员没有把治理国家、控御远方放在心上，法令不能贯彻执行，所在之处隐匿逃避户籍的情况十分严重啊。唐肃宗干元三年，见到的档案记录一百六十九州，应管辖户数总计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三十四户。不课税户总计一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户，课税户七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二户。管辖人口总计一千六百九十九万零三百八十六人，不课税人口一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人，课税人口二百三十七万零七百九十九人。从天宝十四载到干元三年，损耗户数总计五百九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四户，不课税户减少二百三十九万一千九百零九户，课税户减少三百五十九万零六百七十五户；损耗人口总计三千五百九十二万八千七百二十三人，不课税人口减少三千零七十一万零三百零一人，课税人口减少五百二十一万八千四百三十二人。户数到大历年间，只剩一百三十万户。建中初年，朝廷命黜陟使前往各道核查比对户口，大约共查得土著户口一百八十余万户，客户一百三十余万户。

丁中　汉　晋　宋　北齐　隋　大唐

汉孝景帝二年，下令天下男子年满二十岁开始傅籍。"傅"读音同"附"。"傅"，是登记的意思。登录名字于户籍，承担公家的徭役。

晋武帝平定东吴之后，有关部门上奏，男女年满十六岁以上到六十岁为正丁；十五岁以下到十三岁、六十一岁以上到六十五岁为次丁；十二岁以下、六十六岁以上为老、小，不服劳役。

宋文帝元嘉年间，王弘上奏说："旧制规定，人到十三岁服半役，十六岁服全役，本是认为十三岁以上就能够自己料理私事和公事，所以让他们承担劳役。考察实际情况，还是有所不妥，人的体质有强有弱，并不都与年龄相符。遇到清廉爱民的官吏体恤百姓疾苦，倒还不至于有大的祸患，但遇到平庸愚昧的官吏，百姓必定劳苦不堪，何况再加上苛政摧残，情形更是不堪言说。以至于有人逃亡躲避以求免除劳役，甚至有孕妇不敢生育，这都是为了逃避罪罚，实际上也是由此而起。如今皇恩教化焕然一新，四方安定无事，服役年龄的规定，应当加以调整。十五岁到十六岁，应定为半丁，十七岁定为全丁。"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

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就下令男子十八岁以上六十五岁以下为丁，十六岁以上十七岁以下为中，六十六岁以上为老，十五岁以下为小。

隋文帝颁布新的法令，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以下为小，十七

译岁以下为中。十八岁以上为丁，需承担课役。到六十岁为老，才免除劳役。开皇三年，又下令人年满二十一岁成丁。隋炀帝即位后，户口日益增多，规定男子年满二十二岁成丁。高颎上奏说，百姓承担课税，虽然有固定的规定，但每年按时征收，加上重复登记的很多，地方长官又肆意妄为，账簿记录出入很大，既没有固定的簿册，就很难核实校对。于是制定了输籍法，请求普遍下达各州，每年正月初五，县令巡视百姓，让人们各自就近以五党、三党联合编为一团，依样确定各户的等级高下。隋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从此奸伪之事无处藏身了。

大唐武德七年制定法令，男女刚出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岁为中，二十一岁为丁，六十岁为老。

神龙元年，韦皇后想要讨好百姓以获取民心，上表请求天下百姓年满二十二岁成丁，五十八岁免除劳役，皇帝下诏依从此议。韦氏被诛杀之后，又恢复旧制。

唐玄宗天宝三载十二月下制，从今以后，百姓应以十八岁以上为中男，二十三岁以上成丁。

按开元二十五年《户令》记载："各户的户主，都以家中的家长担任。户内有课税人口的称为课户，没有课税人口的称为不课户。凡是被视同流内九品以上官员的、以及男子年满二十岁以上而享有免课优待的、老男、废疾之人、妻妾、部曲、客女、奴婢，都算作不课户。没有丈夫的称为寡妻妾。其余按照旧令执行。凡是年满八十岁及患有重病的人，给予侍丁一人；九十岁给二人，百岁给三人，都优先从子孙中挑选，其次选取近亲，都优先选择不承担正役的人。如果没有近亲，可以从白丁中挑选，也可以从户内的中男中挑选，都听凭其自愿。凡是为了让子孙继承已断绝的宗支而应当分户的，不满十八岁不得分户，如果所继承的一支尚有母亲健在，即使年幼也允许分户而出。凡是户内想要单独分出一口另立为户、或者想要新登记入籍另立一户的，如果不是成丁一律不允许分立。已经具备分户条件的不受此限。凡是核算年龄将要入丁、老、疾等年龄段，应当免除或征收课役、以及应当给予侍丁的，都由县令核验其形貌以确定户籍簿册。一旦确定之后，不需要再重新核验形貌，如果发现有作伪欺瞒的情况，可以随时依据情况核验确定，使簿册记录符合实际。"

天宝九载制令："天下虽然每三年核定一次户籍，但每年也要进行团貌核验，从今以后，凡计算年龄到了应转为中男、成丁、年满五十九岁的人，都听任其退出团貌核验（不再计入应役范围）。"广德元年下制，规定天下"百姓二十五岁成丁，五十五岁入老"。

评论说："古代贤人说过：'粮仓充实才懂得礼节，衣食富足才明白荣辱。'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说：'人口真多啊。人口既然多了，又该怎么办呢？'冉有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已经富裕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教化他们。'所以可知国家富足则政治就会安定，家庭富足则教化就能推行，与此相反却能治理好国家的，从来没有过。家庭富足不在于逃避赋税，国家富足不在于加重赋敛。如果逃避赋税，人们就不会安土定居而致贫穷，如果加重赋敛，就会有很多人依附豪强而使国家贫穷，事实正是如此。管子说：'纠正户籍，就叫做养赢。'所谓'赢'，指的是大商人和豪富之家。正常登记纳税的户口一旦逃避了赋役，就成为浮游流浪之人，被大商人豪富之家所役使收留，豪强就借此坐收其利。三代夏商周以前，实行井田制来确定赋税。秦朝革除了周朝的制度，汉朝又沿袭了秦朝的法制。魏晋以来，户籍名目虽然繁多，也有一些良好的规章，但都不能挽救当时的弊病。从前东晋在江南立国的时候，慕容氏、苻氏、姚氏相继占据中原，人们没有固定的户籍，对治理国家伤害极深，于是有了庚戌土断这样的法令。国家财力丰盈、风俗富庶，实在得益于此。此后法令制度逐渐废弛，旧的弊病又重新出现，义熙年间，重新推行土断之

译法，取得的成效，都记载在从前的史籍中。隋朝接受北周禅让时，得户三百六十万。开皇九年平定陈朝，又收得户五十万。到大业二年，战乱停息，仅仅十八年，就有户八百九十万了。从平定陈朝以后，又增加了四百八十余万户。当时正承接西魏丧乱之后，北周、北齐分治，暴虐的君主、怠慢的官吏，赋税繁重、徭役频繁，百姓不堪忍受，大多依附豪门大族，法网因此松弛混乱，奸邪虚伪的情况更加滋生。高颎看到人口流亡的弊病，建立了输籍法。于是确定他们的名籍，减轻他们的赋税数额，使百姓明白，与其做浮客被强豪之家收取大半的赋税，不如作为国家编户百姓，蒙受轻减的赋税征收。所谓浮客，是指逃避官府赋税、依附豪强作佃户的人。从前汉文帝三年，免除百姓田租，荀悦评论说：'古代十分之一征税，是天下公正适中的标准。汉朝有时百分之一征税，可以说是极轻的了，然而豪强占有的田地却更多，浮客要缴纳大半的租税给豪强。国家的恩惠，比夏商周三代还要优厚，豪强的暴虐，比灭亡的秦朝还要残酷，这是因为恩惠没有普遍施及百姓，威福被豪强瓜分了。不从根本上纠正这一点，恰恰只会资助豪强变得更加富强。'高颎设立轻税之法后，浮客们纷纷自愿归附成为编户齐民，隋朝的兴盛，实在得益于此。先向百姓表明诚信，然后再推行法令，百姓归心感恩，奸邪之事无处藏身。隋朝的物资储备遍及天下，风俗人情安康富足，这都是高颎的功劳。他的功业可与萧何、诸葛亮相媲美，德行接近伊尹、吕尚，近代以来还没有人能比得上。隋朝西京的太仓，东京的含嘉仓、洛口仓，华州的永丰仓，陕州的太原仓，储存的米粟多的达千万石，少的也不低于数百万石。天下的义仓也都储备充实。京城和并州的库藏布帛各有数千万，而颁赐勋臣的赏赐，也都十分丰厚，这也是魏晋以来所未曾有过的盛况。我朝贞观年间有户三百万，到天宝末年一百三十余年间，才刚刚达到隋朝的户数。大唐的兴盛，超过了西汉，大约估算天下编户人口的总数应当超过汉平帝元始年间，但实际登记在册的户籍反而少了三百余万。自贞观以后，增加了五百九十万户，当时天下户数共有八百九十余万户。汉武帝穷兵黩武，户口锐减一半，晚年追悔莫及，才停止征伐。此后到汉平帝元始二年，经过七十余年，有户一千二百二十余万。我大唐一百三十余年间，虽然时常发动战争，但都不至于像汉朝那样户口锐减，然而流浪人口日渐增多，却没有登记入户籍图册。如果与汉朝相比较，实际上应当有所增加，估计天下户口至少应该有一千三四百万才对。这只是因为选拔贤才任用官员，多重视诗文才学，才能与所任官职不相符合，法令因此在具体执行中出现弊端。荒废了循名责实的原则，缺乏考核言论、查询实情的方法。凡是那些身居高位、名声美好的人，未必没有轻薄浮浅、华而不实之辈。熟悉典章制度、亲自处理簿册文书的，反被视为浅薄庸俗；致力于根本大事、摒弃细枝末节的，反被看作迂腐空阔。世人竞相追求虚浮的风气，争相钻营，具体的政务都交给了那些低级小吏去办理，贿赂公然在官府中横行，才导致了如今的局面。自建中初年以来，天下编户百姓有一百三十万户，靠着分别委派黜陟使，重新核查比对户籍，将隐匿人口收归公家赋税范围，增加了一倍还多。各道又增加查出一百八十万户，共计得三百一十万户。于是使赋税有了固定规矩，百姓明白了固定的制度，贪婪蒙骗的官吏，无法再从中生出奸计，狡诈的百姓，也都被纳入户籍簿册之中，这实在是适应时势的良好法令，挽救弊病的绝佳办法。旧的制度是，百姓向国家缴纳赋税，是按丁口确定庸、调和租，其中征税的户口虽然也包括王公以下的贵族，但相比起来，也只占二三十分之一而已。自兵乱兴起以后，国家经费不足，于是各种名目的征敛纷纷出现，且没有固定的数额，贪官污吏横行不法，趁机作奸犯科，法令无

译法加以检查约束，百姓也不知向何处申诉。那些狡猾的丁口，就多方设法规避赋役，有的假借名义出仕做官，有的假托遁入空门为僧，有的谎报参加从军征募，有的依附豪强大族，兼有各种色役名目，用尽千方百计逃避赋役。而愚钝的百姓就只能被征收赋役，日益贫困潦倒。建中年间新推行的法令，把各种赋役都并入两税之中，固定的税额既然已经确立，官吏就没有办法再增加赋敛，流浪的人口也都被收归户籍，规避赋役也无处可逃了。但是各地的使臣制定的具体办法各不相同，有的轻重不一致，加上多有变故，战乱又相继发生，流浪冗滥的人口，如今又变多了。而征收赋税的数额，也因此有所欠缺。旧的税额已经确定，但实际能征收到的人口却日渐困难，详细考察当今的时宜，参酌晋朝、隋朝的旧例，登记入册的户籍可以增加一倍，而征调的赋税徭役自然可以减少一半。赋税既然能够均平划一，百姓就知道税负减轻了，就能免除流离失所的祸患，有利于发展农桑事业，安定百姓、便利国用，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估计各道现在造册所收的户数，大约可以有二百五十余万户。查考历代的户口，最多不过五倍，最少也不低于三倍，大约估计天下户口，除去那些拥兵驻守多需食盐的地区，就可以推知现存的实际户数。如果依照晋朝、隋朝的旧制加以整顿，应该能够达到五百万户。以五百万户共同承担二百五十万户的税负，自然各自可以减少一半的赋税。古代治理国家，关键在于全面掌握人口数目，才能均平地分配各项事务和徭役，这样各种功业才能兴起，国家富足、家庭殷实，教化得以推行、风俗因此改变，风气统一、习俗和谐。如此一来，灾害祸乱就不会发生，悖逆祸乱也不会兴起。所以《周官》设有比、闾、族、党、州、乡、县、遂这样的行政编制，用来维持政治秩序，统摄治理百姓。每年孟冬之月，司徒要向天子进献民数，天子要拜受这份户籍，古人对户籍的敬重和珍视，达到如此程度。等到治理国家的方法失当，户籍图册散失遗漏，百姓就如同飞鸟走兽一样，四散奔逃无法控制，家庭因此而贫乏，国家因此而贫穷，奸邪冗滥之事逐渐滋生，国家倾覆而不自知。这治理国家中最重大、最深远的事情，若要寻求太平治理之道，难道不正是以此为根本吗？"

《通典》卷第八 食货八

钱币上 周　秦　汉　后汉　晋

货币的产生由来已久，夏商以前，货币分为三个等级。珠玉为上等货币，黄金为中等货币，白金为下等货币。白金就是银子。姜太公制定了九府圜法。周景王时实行"母权子"、"子权母"的以大钱平小钱之法。秦朝用黄金和铜钱作为上下两等货币。汉朝兴起后铸造八铢钱，有时铸荚钱，有时铸白金币，有时铸赤仄钱，八铢钱、五分钱，交替废止交替使用。王莽又设置错刀、金银龟贝等共数十种货币。公孙述开始铸造铁钱。魏文帝时用谷物布帛互相交易。刘备发行以一枚当一百钱的大钱。孙权发行以一枚当一千钱的大钱。治理之道日渐衰败，就出现了鹅眼钱、线环钱这类劣钱；朝纲法度松弛崩解，又出现了随风飘荡、随水漂浮这样轻薄劣质的钱币。名目繁杂，无法一一列举，简略追溯其利弊得失，大致可以说明一二。推究设立钱币的本意，实在是用意深远。凡是万物都不可以没有度量的标准，既然要有度量标准，就必须设立一种物品来主管衡量。而金银容易被用作器物或饰品，谷物布帛又苦于挑担搬运容易破损断裂，唯有钱币可以流通交易，如同泉水一样川流不息。如果用谷物布帛作为交易媒介，那就不仅仅是携带......

译拿着断裂的钱币不好使用，而且很难精确到铢两分寸这样细微的差别。历代的钱币货币，以五铢钱为适中,单独通行一种,确实达到了它的要点。如今的钱虽然比古代的五铢钱稍重一些,但大小斤两,却适合当今使用了。

译太公在周朝辅佐立国之后，又退隐到齐国推行此道，说：「懂得开源节流之术的人，取得天下就如同自然造化一样容易，这就是治政的根本大端。」管仲又说：「珠玉、黄金、刀布这三种货币，握在手里并不能补益温饱，舍弃它们也不至于切身饥寒，先王用它们来守持财物、掌控人事从而使天下平定。这就叫做『衡』，衡就是使财物有高有低、不能保持恒常，因此赋予或剥夺、使贫使富，都掌握在君主手中，因此百姓拥戴君主如同拥戴日月，亲近君主如同亲近父母，用的就是这个方法。生产繁多则国富而人安，农桑荒废则人贫而国危。使财物或贵或贱，取决于政令的松紧。权衡制约的方法，实际就在于钱币，把众多的（获利）门路都关闭起来，使利益只从一个孔道流出，抑制那些游手好闲、投机取巧的人，使他们归附到农桑上来，就能达到时世和睦，进而达到仁德长寿的境地，岂止是富国强兵而已！」详见《轻重篇》。

此后议论此事的人，有的爱惜铜料、吝惜工本，把钱改铸得小；有的把钱的价值定得虚高，以求获取厚利，这些都是不懂经济通达的深远宗旨，致使盗铸钱币的现象越发严重，抛荒田地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即使用严刑禁止，死罪案件天天上报，也不能制止。从前的贤人说过：「铜不流散到民间，权柄才能归于朝廷。」这实在是精辟的论断，本是治国的当务之急，也是补救弊端的良策。何况当今百姓疲敝、赋税沉重，要安定风俗、济助民用，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自古以来谈论货币的人，见于图书史册，若不参考这些，都不能通达其中要旨，只有汉代的贾谊、本朝的刘秩，对其宗旨阐述得颇为详尽。

自神农氏建立国家以来，就聚集货物布帛，正午时分设立集市，来交换有无。虞、夏、商三代的货币，黄金分为三等，或黄或白，或赤或作钱，或作布或作刀，或用龟甲贝壳。凡是货物、金钱、布帛的使用，夏、商以前的情况，已详细不可考。

周朝的制度：用商业来流通货物，用商贾来交易财物。太公又设立了「九府圜法」。周朝官制设有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币、职金，这些都是掌管财货钱币的官职，所以称为「九府」。圜，是指均平而流通的意思。黄金一方寸重一斤。钱是外圆内方的，外圆而内孔方。轻重以「铢」计量。黄金以「斤」为计量单位，钱以「铢」为重量单位。布帛宽二尺二寸为一幅，长四丈为一疋。所以财货以黄金为宝贵，以刀币为便利，如泉水般流通，流通得如同泉水一样。用布来流通，在百姓中间流通。用帛来聚敛，帛，是聚集的意思。

周景王时，忧虑钱币太轻，打算重新铸造大钱。钱这种货币的名称，先前称为「泉」，后来称为「钱」。新铸的大钱比旧钱大，其价值也重。班固认为大钱上刻的文字是「宝货」。唐人为《国语》作注说：「大钱直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钱文是『大泉五十』。」不清楚哪种说法正确，所以两种说法都保留。大夫单旗说：「不可以这样做。古时上天降下灾祸，戾，是恶气的意思。另一说：戾，是到来的意思。于是就要衡量资财货币、权衡轻重来救济百姓。百姓苦于钱轻，就替他们铸造重币来流通，于是就有以母币权衡子币而流通的做法，百姓都能从中得利。如果百姓承受不了重币，就多铸造轻币来流通，但也不废弃重币，于是就有以子币权衡母币而流通的做法，大小钱都对百姓有利。百姓若苦于币重，就多铸轻钱来流通，但也不废弃重币，这是说重币按其贵重的价值流通，轻币按其低贱的价值流通。如今大王废弃轻币而铸造重币，百姓将失去资财，能不匮乏吗？百姓如果匮乏，大王所用的财物也将有所缺乏，缺乏了就要向百姓大量征取，百姓供应不上，就会有远走他乡之心，是说离开他原来居住的地方而流散逃亡。这是使百姓离心离德。而且断绝百姓的财用来充实王室府库，就好比堵塞河流的源头去填造池塘，原，指水泉的源头。潢，音黄；洿，音乌。灭亡的日子就不远了，大王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吧。」周景王不听，最终还是铸造了大钱，钱文是「宝货」，钱的边廓和穿孔都有周边

译的轮郭，内边的轮郭叫「好」，外边的轮郭叫「肉」。韦昭说：「肉，是指钱的形体。好，是指钱孔。」用来劝勉农业、补给不足，百姓因此受益。单旗虽然说了这番话，但周景王终究还是自己铸了钱，结果确实带来了便利，所以百姓因此受益。

管子说：「君主铸造钱币，是百姓共通使用的东西。钱币本身对饥寒并无补益，君主设立它，是用来均衡调制财物、沟通有无，使百姓的需求各自都能得到满足。百姓拥有若干百千的财物数目，但办事却办不成、财用却不足，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利益被人囤积隐藏了。人事，是指日常开销。是说百姓所拥有的多少，本应各按其本分而自足。如果君主不能均衡调节此事，那么豪强富人就会兼并囤积财货、独占其利，因此百姓的日常开支就得不到供给，以致匮乏。既然如此，君主如果不能分配调节财利来调控民事，那么君主即使自己不停地铸造钱币，也只是使百姓下面互相役使剥削罢了，怎么能达到治理呢？」是说君主如果不能掌控获利的门路、制约财物的轻重，即使无限制地铸造钱币分给百姓，也只会让豪强富人侵夺贫弱之人，终究不能达到治理。恶，音乌。又说：「商汤时七年大旱，夏禹时五年大水，百姓中有饿得糜烂、卖儿卖女的人。●，音糜。●，音章延反。商汤用庄山的金属铸钱来赎买那些饥饿卖儿卖女的百姓，夏禹用历山的金属铸钱来救济困苦的百姓。玉产自禺氏，音虞，金产自汝水、汉水，珠产自赤野。这些地方东西南北距离周朝七八千里，隔着江河险阻、土地阻断，车船都无法通行。因为路途遥远、到达艰难，所以要凭借它的贵重来使用。以珠玉为上等货币，以黄金为中等货币，以刀币布币为下等货币。这三种货币，握在手里并不能给人温暖，吃下去也不能填饱肚子，先王用它们来守持财物、掌控人事从而使天下平定。因此称之为『衡』。衡，就是使物价一高一低，不能长久固定不变。」如果五谷与万物价格总是持平，那么百姓就无从获利。所以设立上中下三等货币，施行轻重之术，使物价一高一低，才能掌控获利的门路，把利益全都归于君主。

楚庄王认为钱币太轻，就把小钱改铸成大钱，百姓感到不便，都荒废了自己的营生。孙叔敖担任丞相，市场官员对丞相说：「市场混乱，百姓都不能安于本业，行为无所适从。」孙叔敖禀告楚王，于是下令恢复旧制，百姓这才安定下来。

荀子说：「北海一带有善跑的马、善吠的狗，但中原地区却能得到并驱使它们。南海一带有羽毛、兽角、兽皮、丝绢等物产，但中原地区却能得到并征收它们。东海一带有紫贝、鱼、盐等物产，但中原地区却能得到并用来衣食。西海一带有皮革、有花纹的丝织品等物产，但中原地区却能得到并使用它们。所以凡是苍天所覆盖、大地所承载的一切，财货都能流通，无不各尽其用，四海之内，就如同一家人一样。凡是治理天下，要使没有的变成有，使有利的变得丰厚，使有害的消除，使浪费的减少。君王所珍视的宝物有六种：圣人能够制定法度、议论百姓之事，用来辅佐国家，就应珍视他；玉能够庇护滋养嘉美的谷物，使之没有水旱灾害，就应珍视它；龟甲能够昭示吉凶，就应珍视它；珍珠能够抵御火灾，就应珍视它；黄金能够抵御兵乱，就应珍视它；山林湖泽能够储备财用，就应珍视它。」

秦朝统一中国后，将货币分为两等，黄金以「镒」为单位，是上等货币。二十两为一镒。这改变了周朝以「斤」为计量单位的制度，改用「镒」作为黄金的计量名称。铜钱的形制质地如同周钱，钱文是「半两」，重量与钱文相符，是下等货币。是说钱的形制质地如同周钱，只是钱文不同罢了。而珠玉、龟甲、贝壳、银、锡这类东西，只作为器物饰品珍藏，不作为货币，然而它们各自随时价而轻重无常。

汉朝建立后，认为秦钱太重难以使用，改令百姓铸造荚钱。像榆树荚一样（小而薄）。钱重一铢，直径五分，钱文是「汉兴」。黄金以「斤」为单位。恢复了周朝的制度，重新以「斤」作为黄金的计量名称。

高后二年，改行八铢钱。秦钱的钱文

译是「半两」，即重八铢。当初，汉朝认为秦钱太重，改铸榆荚钱，百姓又苦于太轻，到这时才又恢复行用八铢钱。六年，改行五分钱。直径五分，就是所谓的荚钱。

孝文帝五年，因为钱币铸造得越来越多而越来越轻薄，于是改铸四铢钱，钱文仍为「半两」。废除了禁止私铸钱币的法令，允许百姓自由铸钱。贾谊进谏说：「法令使天下人可以公开出资雇工来铸造铜锡钱币，但敢于掺杂铅铁等其他手法取巧的，罪当处以黥刑。顾租，是说出雇工的费用，或者说是收取本钱租息。然而铸钱这件事的实情是，不掺假取巧就得不到厚利，而掺假的手法极其细微，获利却极其丰厚。微，是说精妙。这种手法精妙，不易察觉，而获利又极其丰厚，所以人们轻易去以身试法，奸邪之事无法禁止。事情有招致祸患的，法令也有诱发奸邪的，如今使那些平民百姓掌握了铸造钱币的手段，操，是掌握的意思。他们各自隐蔽起来私铸，官府想要禁止这厚利带来的细微奸弊，即使黥刑之罪天天上报，这种趋势也无法遏止。报，是判罪上报的意思。设下法网来引诱百姓，使他们落入陷阱，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从前禁止私铸钱币时，死罪案件累积上报；下，是上报的意思。累积上报判罪。如今公开允许铸钱，黥刑案件却累积上报。法令定成这样，朝廷又能依靠什么呢？赖，是依靠、凭恃的意思。而且百姓用钱，各郡县标准不同，有的地方使用轻钱，须加上若干才够数，当时的钱重四铢，按法定标准一百枚钱，应当重一斤十六铢。钱轻了就要用若干枚钱来凑足，使其达到平准的数额。若干，是姑且设定的一个数目。干，就如同「个」，是说应当有这样一个数目。有的地方使用重钱，用天平称量却不肯收受。使用重钱，天平称量时会有富余，因而不能收受。国家法定的钱制无法确立，指按法令铸造的钱。官吏若急于强行统一，就会造成极大的烦扰苛政而力所不能及；若放任而不加以责问，那么市场上使用标准就各不相同，钱币的形制也大乱。呵，是斥责的意思。如果不是用得法的手段，又能怎么办呢！如今农事被荒废而采铜的人却一天比一天多，人们放下农具，冶炼铜矿、烧炭鼓风，镕，是形容的意思，是说制作铸钱的模具。奸邪的私铸钱越来越多，而五谷却不见增多。是说大家都在采铜铸钱，荒废了农业，所以五谷不见增多。国家知道这是祸患，官吏商议必定会说要禁止它，但禁止得不得法，其危害必定更大。若下令禁止铸钱，钱就必定变重，钱重了获利就更丰厚，盗铸的人就会如云而起，即使是弃市的死罪也不足以禁止了。奸邪的行为屡禁不止而法禁屡屡崩溃，这都是铜造成的。所以铜若流散于天下，那么私自铸钱的人大多必定会掺杂铅铁，遭黥刑的人一天天增多，这是第一个祸患。假钱层出不穷，钱币的信用丧失，人与人愈发互相猜疑，这是第二个祸患。采铜的人荒废了他们的田地，铸钱的人荒废了他们的农事，五谷不见增多，就接近饥荒了，这是第三个祸患。所以不禁止私铸钱币，则钱制常常混乱，遭黥刑的人日益增多，这就是设下的陷阱。而且农事荒废，就如同遭了灾害，所以私铸钱币不能不禁止，这是第四个祸患。朝廷若禁止铸钱，必定要处以死罪。铸钱的人被禁止了，钱就必定又变重，变重了盗铸的人就又会兴起，死罪案件又会重新累积，这是第五个祸患。所以铜若流散于天下，它造成的祸患是很广泛的。如今这广泛的祸患可以消除，而七种福利可以获得。什么叫七种福利呢？朝廷收回铜料不让它流散，那么百姓就不会铸钱，遭黥刑的人不再累积，这是第一。假钱不再滋生，百姓不再互相猜疑，这是第二。采铜铸钱的人重新回去耕种田地，这是第三。铜料全部归于朝廷，朝廷掌握大量铜的储备来调控物价轻重，铜积，是说大量囤积铜料。钱轻了就用手段收敛它，钱重了就用手段散布它，货物价格必然平稳，这是第四。可以用来制造兵器，古时用铜来做兵器，秦朝销毁兵刃铸造十二个铜人就是这样的例子。可以借此彰显尊贵大臣的地位，用多少来加以限制，用来区别贵贱等级，这是第五。可以用来调控万种货物，调

译节盈余亏空，收取多余的部分，奇，是残余的意思。羡，是富余充溢的意思。那么官府就会富足充实而工商末业之民却困窘，这是第六。末，是指工商这类行业。控制我方可以舍弃的财物，来与匈奴争夺他们的百姓，那么敌人必定溃败，这是第七。工商末业既已困窘，农民就会专心务本，仓廪充实，布帛有余，就能招徕胡人，使他们大量来降附，所以说控制我方可以舍弃的财物。弃财，是说可以舍弃的财物。逐，是竞争的意思。如今长久地舍弃这七种福利而招致广泛的祸患，臣实在为此感到痛心。」皇上没有听从。这时，吴王刘濞凭借靠近铜山的诸侯身份铸钱，财富堪比天子，埒，是相等的意思。所铸钱的文字与四铢钱相同，只是稍重一些。后来终究反叛作乱。邓通，是一位大夫，他所铸钱的文字、重量都与四铢钱相同。财富超过了诸侯王。所以吴王、邓通铸的钱流布天下。

孝武帝对四方夷狄用兵，又迁徙七十万平民到新秦中一带，费用开支浩大，动用了皇室内府的钱财来补充不足，而有的冶铸之家积累的财富多达万金，却不肯资助朝廷的急需。于是天子与公卿大臣商议，重新铸造钱币来供应用度，同时抑制那些浮华淫奢、兼并财富的人。这时上林苑中有白鹿，而少府又多有银锡储备。自孝文帝改铸四铢钱以来，到这时已四十多年。从建元年间以来使用不多，各地郡县往往就近利用产铜丰富的山地来铸钱，民间也有私铸的，数量多得数不清，钱币越铸越多而越来越轻，铸钱的人多了，所以钱变轻了，轻了也就贱了。而物产越来越少而越来越贵。是说百姓只顾铸钱，不生产其他物产的缘故。有司上奏说：「古时用皮币，诸侯用来朝聘献礼。黄金分为三等，黄金为上等，白银为中等，赤铜为下等。如今的半两钱按法令应重四铢，钱文是『半两』，实际重量是四铢。但奸邪之人有的私自磨削钱币的边缘来取铜屑，百姓私自磨削钱币的边缘来取铜屑。鋊，是铜屑。磨削钱面来取得铜屑，再拿去铸钱。《西京黄图》序言中说「百姓磨钱取屑」就是这个意思。鋊，音浴。钱越来越轻薄而物价越来越贵，那么远方使用钱币，运输耗费就无法节省。」于是就用一尺见方的白鹿皮，镶上藻纹彩绘的边缘，一作「紫缋」，用五彩绣绘装饰，制成皮币，价值四十万钱。诸侯王和宗室朝觐、聘问、献礼时，必须用皮币衬垫玉璧，然后才能通行。《管子》说：「桓公朝见周天子，请求天子号令诸侯，用石璧作为贺礼献纳。」这也是用鹿皮银锡作为货币的道理。都详见《轻重篇》。又铸造银锡合金作为白金货币，掺杂银锡铸造成白金。认为天上的用物没有比得上龙的，地上的用物没有比得上马的，人间的用物没有比得上龟的。所以白金分为三等，第一等重八两，做成圆形，上面刻着龙的图案，名叫「白选」，或者名叫「白撰」。价值三千钱。第二等重量稍轻些，做成方形，上面刻着马的图案，价值五百钱。以半斤重量为基准，依差别分为三等，这一等重六两，那么下一等就重四两。第三等更轻些，做成椭圆形，上面刻着龟的图案，价值三百钱。椭，是圆而狭长的意思。又令各地官府销毁半两钱，改铸三铢钱，钱文与其重量相符。凡是私铸各种金属货币的，罪皆当死，但官吏百姓中私铸白金的人却多得数不清。有司说三铢钱太轻，容易被奸人作伪，于是又请求令各郡国铸造五铢钱，钱的边缘做成周边轮郭，使人不能磨削取屑。轮郭环绕整周，钱文遍布整个钱面。自从铸造白金、五铢钱以后五年间，赦免了因盗铸金属货币而当死罪的官吏百姓数十万人，那些未被发觉而互相残杀的人更是数不胜数，主动自首而被赦免的又有一百多万人。但是自首的还不到一半，天下大概全都在私铸钱币了。抵，是归结的意思。大归就是大凡的意思。无虑也是说大致上没有细加考虑核计的意思。犯法的人众多，官吏不能全部诛杀，于是派遣博士褚大、徐偃等人分别巡行各郡国，检举兼并财富之徒以及借职权谋利的郡守国相，加以弹劾。这时张汤正当权用事。当初，武帝已经和张汤商议制造白鹿皮币，就此询问大司农颜异，颜异回答说：「如今诸侯王朝贺时用的苍璧，价值不过数

译千钱，而衬垫它的皮币反而值四十万钱，本末实在不相称。」皇上很不高兴。恰逢有人告发颜异议论其他事情，此案交给张汤审理颜异。颜异与宾客交谈，宾客谈到当初的某条法令下达后有不便之处，颜异没有回应，只是嘴唇微微一动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张汤上奏说颜异明知法令有不便之处，却不进言而是心怀不满，于是判处死刑。从此以后，公卿大夫大多阿谀奉承以求容身。各郡国私铸钱币的现象很多，钱多了就轻贱，于是公卿请求命京师铸造官铸的赤仄钱，用赤铜做钱的边郭。如今的钱有边缘是赤色的，不知道具体的铸法是怎样的。赤仄钱一枚当五枚普通钱使用，缴纳赋税及供官府使用，若不是赤仄钱则不得通行。凡缴纳赋税及供给官用，都须用赤仄钱。后来白金逐渐贬值，百姓不再珍视使用，官府下令禁止使用白金，却没有效果，一年多之后终于废弃不用了。此后两年，赤仄钱也贬值了，百姓巧妙规避法令而使用它，很不方便，于是也被废弃了。于是完全禁止各郡国铸钱，专门命上林三官铸钱，钱铸造得已经很多了，就下令天下凡不是上林三官所铸的钱都不得通行。汉武帝元鼎二年，才设置水衡都尉，掌管上林苑，其属官有上林均输、锺官、辨铜令，那么所谓上林三官，大概就是指这三个官职吧？各郡国先前所铸的钱都被废弃销毁，把铜料都输送到上林三官那里去。此后民间私铸钱币的现象日益减少，因为计算下来私铸的成本已不划算，只有真正的巧匠和大奸之人才敢私铸。

宣帝时，贡禹进言说：「铸钱采铜，每年就有十万人不能耕种，百姓因触犯盗铸之罪而获罪的很多。富人家中钱财堆满屋室，仍不满足。民心因此浮动不安，抛弃根本、追逐末业，从事耕作的人不到一半，奸邪之事无法禁绝，追根究底都是因为钱币的缘故。要根绝这种末业的弊病，就要断绝它的根源，应当罢除采集珠玉金银铸造钱币的官职，不要再用它们作为货币，废除按物价高低征收租税的法律。租铢，是说按买卖物品的价格，权衡其锱铢多少来收取租税。租税、俸禄、赏赐都改用布帛和谷物，使百姓一心一意从事农桑。」议论此事的人认为交易需要依赖钱币，布帛不能按尺寸随意分割，于是贡禹的建议也就搁置了。

从孝武帝元狩五年上林三官开始铸造五铢钱以来，到平帝元始年间，铸成的钱共有二百八十亿万有余。

王莽摄政时，改变了汉朝的制度，认为周朝的钱币有母币子币互相权衡的道理，于是开始铸造大钱，直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钱文是「大钱五十」。又铸造契刀、错刀。契刀，环形部分如同大钱，柄身的形状像刀，长二寸，钱文是「契刀五百」。错刀，用黄金镶嵌纹饰，钱文是「一刀直五千」。这种钱如今都还留存，形制及文字都与《汉书》记载相符，没有差错。加上五铢钱共四种货币，一并流通。

王莽正式称帝后，认为「刘」字里含有「金」「刀」的偏旁，于是废除了错刀、契刀和五铢钱，改造金、银、龟、贝、钱、布这些种类的货币，命名为「宝货」。小钱，直径六分，重一铢，钱文是「小钱直一」。其次直径七分，重三铢，叫「么钱一十」。么，是小的意思。其次直径八分，重五铢，叫「幼钱二十」。其次直径九分，重七铢，叫「中钱三十」。其次直径一寸，重九铢，叫「壮钱四十」。加上先前的「大钱五十」，这就是钱货六品。价值各自与钱文相符。黄金每斤，值一万钱。朱提出产的银每重八两为一流，值一千五百八十钱。朱提，是县名，隶属犍为郡，出产优质白银。朱，音殊；提，音上支反。其他地方出产的银每流值一千钱。这就是银货两品。元龟从背甲两侧边缘量起长一尺二寸，冉，是龟甲的边缘。岠，是「达到」的意思。指量度背甲两边的边缘长一尺二寸。值二千一百六十钱，相当于十朋大贝。两枚贝为一朋。一朋值二百一十六钱，元龟值十朋，所以是二千一百六十钱。公龟长九寸，值五百钱，相当于十朋壮贝。侯龟长七寸以上，值三百钱，相当于十朋么贝。子龟长五寸以上，值一百钱，相当于十朋小贝。这就是龟宝四品。大贝长四寸八分以上，两枚为一朋，值二百

译一十六钱。壮贝长三寸六分以上，两枚为一朋，值五十钱。么贝长二寸四分以上，两枚为一朋，值三十钱。小贝长一寸二分以上，两枚为一朋，值十钱。不满一寸二分的，度量不够，不能算作一朋，一律每枚值三钱。这就是贝货五品。大布、次布、第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么布、小布。小布长一寸五分，重十五铢，钱文是「小布一百」。从小布往上，每种各长增一分，重增一铢，钱文各自标明其布的名称，价值各增加一百。一直到大布，长二寸四分，重一两，价值一千钱。这就是布货十品。布币也是钱币的一种。以上宝货共五类物品，六个名称，二十八个品种。铸造钱币和布币，都用铜，掺杂链和锡，许慎说：「链，是属于铜类的一种金属。」既然如此，就是用链和锡掺杂到铜里铸成钱币。链，音连。钱币的形制、周边的轮郭都仿照汉朝五铢钱的样式。放，是仿照的意思。凡是金银中掺杂了其他成分、颜色不纯正美好的，龟甲不满五寸的，贝壳不满六分的，都不能作为宝货。元龟被称为「蔡」，不是普通百姓所能拥有的，如果谁有，须交给太卜官领取相应的价钱。

此后百姓感到困惑混乱，这些新货币行不通，百姓私下仍用五铢钱买卖，王莽为此担忧，下诏说「敢私藏五铢钱的人就是蛊惑民众，要流放到边远四方去」。于是农业商业都失去了生计，粮食货物的流通都陷入废弛，百姓在市集道路上哭泣。因买卖田宅奴婢、私铸钱币而获罪的人，从公卿大夫直到平民百姓，多得数不清。王莽知道百姓愁苦，于是只让「小钱直一」和「大钱五十」这两种货币并行流通，龟贝布这些货币就此废除。

王莽天凤元年，又重新颁行金银龟贝这些货币，稍微增减了它们的价值，废除了大小钱。改造「货布」，长二寸五分，宽一寸，首端长八分有余，宽八分，中间的圆孔直径二分半，脚部长八分，中间宽二分，钱文右边写「货」，左边写「布」，重二十五铢，值二十五枚货泉。货泉直径一寸，重五铢，钱文右边写「货」，左边写「泉」，每枚值一钱。与货布两种一并流通。又因为大钱流通已久，想要废除它，又担心百姓私藏不止，于是命令百姓暂时只使用大钱，与新的货泉一起，每枚都值一钱，一并流通，到第六年为止，就不许再私藏大钱了。每次改换钱制，百姓就因此破产而大量陷入刑罚。王莽因为私铸钱币而处死、以及诽谤宝货政策而被流放边远四方的犯法者太多，无法一一处置，于是又减轻了法令：私自铸造钱币布币的人，连同妻子儿女一并没收充作官府奴婢；官吏及邻里知情不举报的，与犯罪者同罪；比，音频未反。诽谤宝货的，百姓罚做一年苦役，官吏则免职。但犯法的人反而更多了，甚至五家连坐一并没入官府，各郡国用囚车、颈上加铁锁，押送长安交给锺官处置，锺官，是主管铸钱的官员。愁苦而死的人有十分之六七。

汉朝原来使用的钱币是五铢钱，自从王莽改制以后，百姓都感到不便。到公孙述又废除铜钱，设置铁官铸造铁钱，百姓的货币流通因而受阻。皇甫谧《高士传》记载：郭泰去拜访史弼，每次迎来送往都要弯两次腰行礼，郭泰却只作一个揖就走了。史弼的门人对此感到奇怪而问他，史弼说：「这是因为用的是铁钱啊，所以要两个当一个用。」当时有童谣说：「黄牛白腹，五铢当复。」好事的人私下解释说：「王莽自称是黄（德），公孙述想要继承他，所以自称白腹，五铢钱是汉朝的货币，是说汉朝应当重新统一天下。」

后来东汉光武帝废除了王莽的货泉。自从王莽乱政以后，货币混乱使用布帛金粟等各种物品。建武十六年，马援上书说：「使国家富强的根本，在于粮食和货币，应当像从前一样铸造五铢钱。」光武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又重新铸造五铢钱，天下都认为很便利。

到章帝时，谷价昂贵，朝廷的经常开支不足，朝廷为此忧虑。尚书张林进言说：「如今不只是谷物昂贵，各种物品都昂贵，这是因为钱币贬值的缘故。应当命天下都用布帛来缴纳租税，买卖也都用布帛，把钱封存起来不要流通，这样一来各种物品就都会便宜了。」皇帝采纳了

译他的建议，但没过多久又停止了。

和帝时，有人上书说，百姓因为货币贬值、钱币轻薄，所以导致贫困，应当改铸大钱。此事交给四府群臣及太学中善于议论的士人讨论。孝廉刘陶上疏议论说：「当今值得忧虑的，不在于货币，而在于百姓饥饿。百姓可以百年没有货币，却不能有一朝挨饿，所以粮食才是最紧要的事。议论此事的人不明白农业生产这个根本，多说铸钱冶炼的便利，有的还想借此机会作弊行诈来牟取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一旦耗尽，争夺的人就会互相争竞，铸造私钱的祸端，就是这样产生的。如果一万个人铸钱，一个人来夺取，尚且供应不上，何况现在是一个人铸钱，一万个人来夺取呢！要使百姓富足财物丰饶，关键在于停止劳役、禁止掠夺，那么百姓不用劳苦就能自给自足。陛下想通过铸钱来统一货币以挽救这弊病，这就好比在沸腾的鼎中养鱼，在烈火之上栖息鸟雀啊。」皇帝最终没有铸钱。

到灵帝时铸造五铢钱，钱背有四道纹路从中心延伸到边缘，有识之士对此感到担忧，说：「这难道不是预示着京师将要破败，这四道纹路正像是要四散到四方去吗？」

到董卓焚毁宫室，又劫持皇帝车驾，向西迁往长安，把五铢钱全部销毁，改铸小钱，直径只有大钱的五分之一大小。把洛阳和长安的铜人、飞廉等铜像全都取来充作铸钱的原料。这种钱没有轮廓和文字花纹，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因此货币贬值而物价飞涨，一斛谷竟涨到数百万钱。

曹操担任丞相后，就废除了这种钱，恢复使用五铢钱。这时不铸钱已经很久了，货币原本就不多，又没有增加新的，所以谷价便宜了而已。

魏文帝黄初二年，废除五铢钱，让百姓用谷物布帛来进行买卖。到明帝时代，废钱用谷已经很久了，民间投机取巧的行为渐渐增多，竞相把谷物弄湿来牟取重量上的利益，织造薄绢来充作交易用品。即使用严刑处置，也不能禁止。司马芝等人在朝廷上大加商议，认为使用钱币不仅能使国家富强，也是减省刑罚的办法，如今如果重新铸造五铢钱，对事情更为有利。明帝于是重新确立了五铢钱制，一直到晋朝都沿用，没听说有什么改动创新。蜀先主刘备进攻刘璋时，与将士约定：「如果大事平定，官府库藏和百姓财物，我一概不取。」等到攻下成都，将士们都放下兵器，跑到各个府库中去抢夺珍宝财物，导致军费不足，刘备为此十分忧虑。西曹掾刘巴说：「这很容易解决，只要铸造钱币，让一枚钱当一百枚旧钱使用，平抑各种物价，再命官吏设立官营的市场。」刘备听从了他的建议，几个月之间，府库就充实起来了。钱文是「直百」，也有刻着「五铢」字样的，大小轻重的标准都一样。都直径七分，重四铢。吴国孙权嘉平五年（当作赤乌年间），铸造大钱，一枚当五百枚使用，钱文是「大泉五百」，直径一寸三分，重十二铢。并命令官吏百姓交纳铜料，计算铸造完毕的数量，制定了私铸的刑律。赤乌元年，又铸造一枚当一千枚使用的大钱，直径一寸四分，重十六铢。所以当年吕蒙平定荆州时，孙权赏赐给他一亿钱。这种大钱因为价值太高，只是空有其名，民间深以为患。后来孙权下令说：「往日铸造大钱，是说要以此来扩大流通的货币，所以才听从了这个建议。如今听说人心并不认为这样方便，应当予以裁省，把这些钱熔铸成器物，官府不要再发行了。私人手中如果还有这种大钱的，一并送交官府收藏，公平地折付给他们相应的价值，不要有所亏枉。」

晋元帝渡江以后，沿用孙吴赤乌年间的旧钱，轻重不一，混杂使用。大的叫做「比轮」，中等的叫做「四文」。吴兴的沈充又私铸小钱，人称「沈郎钱」。因为钱本来就不多，所以价值渐渐升高。

孝武帝太元三年，下诏说：「钱币，是国家的重要宝物，小人贪图私利，不断把它熔毁破坏，主管官员应当留意此事。广州的夷人，把铜鼓视为珍宝，而广州境内向来不产铜，听说官府和私商都贪图比轮钱分量较重，就把它运入广州，卖给夷人，熔铸打造成铜鼓。应当对此严加禁止，被查获的人要治罪。」

安帝元兴年间，桓玄辅政，提议

译想要废除钱币而改用谷帛。孔琳之进言道：「《洪范》九种政务中，货币仅次于粮食，这难道不是因为它是交易所依赖的、使用最为重要的东西吗？如果让百姓都致力于铸钱这件事，那确实妨害了从事生产的正业，应当加以禁止。如今务农的人自然专心种谷，做工的人自然专心制造器物，各自致力于本业，何曾把心思用在钱币上呢。所以圣明的君王制造本身无实用价值的货币，用来流通有实际用途的财物，既没有损耗败坏的耗费，又省去了运输的劳苦，这就是钱币能够承继龟贝的功用、历代不曾废弃的原因。谷物布帛本来是用来满足衣食的，如今分出一部分作为货币，就会造成很大的损耗。而且又在商贩之手被反复耗损，在裁剪分割使用时被白白损弃，这种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所以锺繇说过：『投机取巧的人，争相把谷物弄湿来牟利，织造薄绢来充数敛财。』魏代用严刑来对付这种行为，也不能禁止。因此司马芝认为使用钱币不仅能使国家富强，也是减省刑罚之道。钱币之所以不再使用，是由于兵乱持续已久，自然而然地废弃了，是有原因才如此的，汉末就是这样。如今既已使用了钱币又要废除它，那么百姓将立刻失去这项利益。如今计算天下的谷物储量，来供应天下的粮食，有的地方仓库堆满溢出，有的地方粮食连一斗的储备都没有，要靠彼此相通调剂，那么贫困的地方就要仰赖富足的地方来供给，达成这种调剂的办法，实际上要依靠钱币。一旦断然废除它，钱币就成了废物，这样一来那些有钱而无粮的人，都将坐视自己陷入饥饿困顿，这是废除钱币又会造成的新弊病。而且就现今的情况看，使用钱币的地方并不因此而贫困，使用谷物的地方也并不因此而富裕，又加上百姓习惯已久，改变它会招致怨恨疑惑。俗语说：『获利不到百倍，就不要改变原有的行业。』何况钱币本来就比谷物使用起来更方便呢。魏明帝时，废钱用谷已经四十年了。因为对百姓不方便，于是满朝大加商议，那些精通治道的才智之士，无不认为应当恢复使用钱币，朝下没有异议，朝廷之上也没有不同的意见。他们尚且舍弃谷帛而改用钱币，这足以证明谷帛作为货币的弊端，是已经用实践检验过的了。有人说魏朝不用钱币已久，积攒了巨额的钱财，所以想要重新推行钱币，是想借此为公家谋利、使国家富足。这种说法恐怕不对。当年晋文公采纳舅犯的计谋，却先兑现成季对百姓的诚信，认为即使能获得一时的战功，也不如为万代谋取长远的利益。当时贤能之人都在朝列，君子济济满朝，深谋天下的利害得失，将要制定治理国家的长久方略。如果谷帛真的比钱币方便，按理说他们不会贪恋一时的近利，而废弃永久可用的通行制度，这是可以断言的。这实在是由于陷入困境才想到变革，改弦更张而已。近来孝武帝末年，天下太平无事，年成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谷物布帛丰饶富足，几乎家家户户都能自给自足，用事实来验证，可见钱币又并不妨害百姓。臣认为补救弊病的办法，不应当采取废除钱币的手段。」朝廷议论大多赞同孔琳之的看法，所以桓玄的提议没有得到施行。沈约说：「百姓生存所依赖的，是粮食与货物，货物依靠货币来流通，粮食是百姓的天命所系。因此九棘（货币的一种早期形态）从神农氏时就已推行开来，十朋（龟贝的计量）在上古时代就已兴起。从前淳朴的民风尚未散失，人们的情欲嗜好稀少而淡泊，供养生活、赡养自身，事情各有不同。一个男子亲自耕种，剩余的粮食就能堆满屋室；一个妇人致力纺织，就能兼有衣物遮体。虽然贸易流通的方式，是靠通用之物来救济匮乏，但龟贝带来的功用，相对而言是很轻微的。然而事情后来发生了讹变，奸邪弊端大量产生。农耕辛苦而劳役沉重，所以务农的人抛弃农业而从事商业。经商的人做事安逸，工商末业就日益泛滥扩大。」

译泉货流通之后，就已不是当初创设货币的本意了。于是人们争相搜求罕见难得的珍宝，远方蓄积无名的货物。明珠翠羽，虽无足却能奔至；彩色毛毯与花纹犀角，虽不待翅膀也能飞来。天下纷纷扰扰，都把舍弃农本当作正事去做。年成丰足，钱财就等同于连年丰收所积之资；饥荒发生，钱财又难以补充农家的储备。铜钱即便堆积盈尺，在尧那样的年代也不能疗救饥饿；财货即便多如山丘，在商汤那个时代也确实不能救人于饥渴。它造成的弊病，也已经很深重了。本该完全废止钱货，专用谷物布帛，使人们知道谋生之路，除此别无他途。以千匹布帛作为货物，运用起来比怀藏一块玉璧还难；以万斛谷物进行交易，也不容易越乡而行。这样便可使投机取巧的行当自行禁绝，游手好闲、坐食其成的人知道回头。然而随着年代推移，人事变迁，制度废弛，有的府库中堆满了朽烂的钱贯，粮仓却未见充实；有的人家藏有钱财，良田却少有开垦。倘若一朝之间骤然改变旧制，废钱不用，那么交易所依赖的手段，将朝夕之间无所凭借。这虽是紧要之法，却不能骤然施行。应当先削减浮华、止息虚伪之风，返归淳朴古风，把玉璧丢弃在幽深的山峰，把珠宝抛弃在清澈的沟壑。然后引导整个时代的人，回归耕种桑麻的正路，使丝绸粮食富余充盈，如同水火一般不可或缺。此后再彻底清除圜法钱制，将钱尽数销毁铸尽，建立制度、垂范后世，永远流传下去。那时家家户户都称颂仁德，又何止唐尧之世能够如此。桓玄只知晓事情的开端却未察觉其结局，孔琳之只看到了末节却未能统摄根本，这难道是深思远虑开合通塞之理的人，凭一时之谈就能说清楚的吗？"前凉张轨的太府参军索辅对张轨进言说："古时以金、贝壳、皮革、布帛作为货币，是为了减省谷物布帛计量称量时的损耗。两汉时铸行五铢钱，流通交易畅通无阻。晋泰始年间，河西一带荒废凋敝，于是不再使用钱币。将整匹布帛裁剪成小段来使用，缣帛既已被裁坏，交易起来又困难，白白毁坏了女工织成的布匹，也不能穿用，弊病十分严重。如今中原虽然动乱，河西这一方却完全安定，应当恢复使用五铢钱，来成就通达变革的时机。"张轨采纳了他的建议，制定制度依照布帛价值折算使用铜钱，钱币于是大为流通，百姓也依赖它得到便利。

译通典卷第九　食货九

　　钱币下（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后周、隋、大唐）

宋文帝元嘉七年，设立铸钱署，铸造四铢钱，钱文为"四铢"，重量与钱文相符。民间多有盗铸，多是剪凿古钱以取铜，文帝对此深感忧虑。录尚书事江夏王刘义恭建议，用一枚大钱当两枚使用，以防止剪凿，议论的人大多赞同这个办法。何尚之议论说："钱币的兴起，是以计价交易为根本，事情在于交易流通，何须数量繁多。数量少则货币价值重，数量多则物价重，多少虽然不同，但用于济事的作用并无区别。何况用一枚当两枚，只是徒然抬高虚价罢了。凡是创立制度、改革法令，应当顺应人情，从未有违逆众意、矫饰事物而能长久推行的。钱币的废兴，历代都有议论，赤仄钱、白金币，不久便废止了，六种货币混乱不堪，百姓在市场上哭泣。这实在是因为政策不能统一，难以遵行。钱币的形制，大小种类繁多，只说'大钱'，却不知道其规格标准。如果只限于四铢、五铢，那么钱文都是古代篆书，本非普通百姓所能辨识，加上有的磨损模糊，更难以分辨清楚，公私之间必然纷争混乱，诉讼必起，这是最令人深深疑虑的地方。您的旨意还担心剪凿之风日盛，以致钱币销毁殆尽。我的看法却认为大概没有这种顾虑，人的巧诈虽然隐秘，但总会留下踪迹，用钱换铜，事情是可以查验追究的，只是由于纠察不精，才导致自立法以来，被查获的人很少。如今虽有悬赏缉拿之名，却始终没有实际给予酬赏。如果重申旧有的法令，抓获者立即奏报，使人畏惧刑法、希图赏赐，不用多久盗铸之风便会平息。"

中领军沈演之认为："龟贝流通于上古，泉刀兴起于周代，都是用来增加财富、通利民生的手段，实在是使国家富强、百姓殷实的办法。只是采铜铸钱久已废弛，战乱相继，钱币散失湮灭，多得难以计数。晋室南迁以后，疆域还未开拓，有的地方沿袭旧俗，钱币未能普遍使用。如今疆域已经开拓广大，声教远播，钱币流通渐广，以至边远荒僻之地，用途愈广而货币却愈发短缺。加上竞相盗窃剪凿古钱，销毁之风日益繁盛，刑罚虽重，奸弊却更加隐秘。努力生产的百姓辛劳，也不足以供给赡养。这实在是因为货币贵重而物品便宜，通常的调节办法尚未革新。我认为如果用一枚大钱当两枚使用，那么国家便可传下不易朽坏的珍宝，百姓家中也能获得加倍的利益，不用等到加重刑法，巧诈的根源自会断绝。"皇帝采纳了沈演之的建议，于是以一钱当两钱使用，施行了一段时间，公私都感不便，于是废止。

当时议论政事的人，多认为钱币减少，国家用度不足，想要禁止民间私铸铜钱，以充实官府铸造五铢钱之用。范泰又上书陈述说："货币的存在在于贸易交换，不在于数量多少。往日的贵重，今日的低贱，彼此共同承受，其道理是一样的。只要使官府和民间流通均衡，就不必担心货币不足。如果一定要依靠货物广博来增加国家用度，那么龟贝之类，自古以来便可通行。铜作为器物，其用途是十分广博的。钟律所涉及的范围深远，机衡所度量的事物重大。器物有重要的用途，那么贵贱都要依赖它；物品有适宜的用处，那么家国都急需它。如今毁坏必需的器物，来铸造无用的钱币，从货币角度看，得不偿失；从使用角度看，君臣百姓都会陷入困境，用实际情况来考量，损失多而收益少。这实在是因为根基未固，却存有长远的谋略。恳请陛下考虑可以长久施行的办法，缓一缓急于求成的心情，那么好的谋略便可日日呈现，圣上的思虑也能更加广博。"

在这之前，元嘉年间，铸造四铢钱，轮廓形制与古代五铢钱相同，价值相当没有利可图，百姓也不去盗铸。孝武帝孝建初年，铸造四铢钱，钱文为"孝建"，一面为"四铢"，后来渐渐去掉"四铢"字样，专铸"孝建"。孝建三年，尚书右丞徐爰建议说："货币短缺、百姓贫困，公私都已窘迫，若不进行改革创造，将会陷入极大的匮乏。应当遵循古代的典章制度，收集铜料铸造钱币，允许用铜赎罪，这在以往的典籍中都有记载。现在

译应当允许用铜赎刑，按照罪行的轻重分级。"皇帝下诏批准。所铸造的钱币形制薄小，轮廓也不完整。于是民间盗铸之风蜂起，掺杂铅锡，钱币都不牢固。又有剪凿古钱以取铜的，钱币逐渐变小，渐渐偏离官定的标准。虽然制定了严刑重法，百姓官吏因此获罪被处死或罢免的人相继不断，但盗铸之风却愈演愈烈。各种物价飞涨，百姓深受其苦。于是制定了标准品格，凡是薄小没有轮廓的钱币，一律加以禁止。

当时议论的人又因为铜料越来越难以获得，想要铸造二铢钱。颜竣说："议论的人大概认为官府库藏空虚，应当再作改变，天下铜料短缺，应当减小钱币的规格，以此挽救灾患弊端，赈济国家、抚恤百姓。我认为不是这样。如今铸造二铢钱，任由新钱变得纤细，对官府而言无助于解除匮乏，而百姓的奸巧诈伪之风却会大兴，天下的货币，将会碎裂磨损殆尽。徒然设立严厉的禁令，而利益深厚难以断绝，不出一两年，其弊端就无法挽救了。这是第一点不可行的理由。如今熔铸获利，看不出能有立即得到一两倍利益的道理，即使真能得到，也必须等上很长时间。这是第二点不可行的理由。百姓刚经历大钱改制之苦，又畏惧近日的新禁令，市井之间必定会产生纷扰，富商借机得利，穷苦百姓则更加困顿。这是第三点不可行的理由。何况还看不出有什么好处，而各种弊端却是如此之多。若在当时失算，将会被百代耻笑。"皇帝没有听从。

废帝景和元年，铸造二铢钱，钱文为"景和"，形制转为纤细。官钱每次发行，民间随即仿效铸造，但大小厚薄都比不上官钱。这些私钱没有轮廓，也不加磨光，就像现在的剪凿钱一样，称为"来子"，尤其薄轻的称为"荇叶"，在市井中通用。永光元年，沈庆之上奏请求允许私铸，从此钱币混乱多变，一千枚钱串起来长不到三寸，大小都是这样，称为"鹅眼钱"。比这更差的，称为"綖环钱"。放入水中不会沉没，随手一捏就会破碎，市井交易也不再逐一计数。十万枚钱放不满一捧，一斗米要卖一万钱，商货因此不能流通。

明帝泰始初年，只禁止鹅眼钱、綖环钱，其余的都通用，又下令禁止民间私铸，官府的铸钱作坊也一并停工，不久又全面禁断，只使用古钱。

齐高帝建元四年，奉朝请孔觊上书说："三吴地区是国家的关键要地，近年来遭受水灾却米价不贵，这说明是天下钱币短缺，而不是谷物丰收价贱，这一点不能不加以考察。铸钱的弊端，在于轻重屡屡改变。重钱的弊端是难以使用，但难以使用只是不便；轻钱的弊端是容易招致盗铸，而盗铸带来的祸患深重。百姓之所以盗铸而严刑也不能禁止，是由于官府铸钱吝惜铜料、爱惜工时的缘故。所谓吝惜铜料爱惜工时，是说把钱当作没有实际用途的器物，只是用来流通交易，一味想让它轻巧而数量多，使铸造省工而容易成形，却没有仔细考虑其中的祸患。自从汉代铸造五铢钱，到宋文帝时，历经五百多年，制度虽有废有兴，却始终没有改变五铢的规格，这是因为它的轻重合乎法度，得到了货币的适宜标准。我认为应当开设钱府，督促各地进贡黄金，大力兴办熔铸，铸造重五铢的钱币，一律依照汉代的法度。使府库充实，国家用度有了储备，于是量定俸禄、减轻赋税，那么家家户户就会富足充裕。近来盗铸新钱的人，都是仿效剪凿古钱，而不是自己铸造大钱。经过打磨浸染后，起初都像旧钱一样，交易之后，颜色又渐渐变回新钱的样子。善良的百姓不熟悉这种浸染手法，便不再愿意使用这种钱了。出售货物的人，都白白损失了自己的财物。盗铸者又乘机贱价买入新钱，再加以浸染使用，如此反复弄虚作假，循环往复滋生奸诈，这是英明的君主尤其应当禁止、不可放任滋长的事。如果官钱已经在民间流通，应当严令禁止剪凿，凡是轻薄破损没有周廓的钱一律不得使用。官钱中形制细小的，应当称量其铢两，熔铸为大钱。这样有利于贫苦善良的百姓，堵塞奸巧之徒的门路。钱币既已划一，远近如同一致，百姓便能安居乐业，市场上没有争执，衣食也会日渐丰足了。"当

译时议论的人认为钱币日渐减少，应当更加广泛地铸造，加重钱币的铢两，以防止百姓作奸。皇帝于是派各州大量购买铜料，恰逢皇帝驾崩，此事便停止了。

武帝时，竟陵王萧子良上表说："近来钱贵物贱，几乎相差一倍，凡是接触到的事物，无不如此。农事耕作十分艰辛，一斛谷物却只值几十钱；织布劳作十分辛苦，一匹布才卖三百钱。之所以这样，实在是有其原因的。每年常规的赋税调派，都有固定的期限，僮仆佣人所交纳的钱物，都是按当时的实际价值折算。江东一带的钱币多经剪凿，很少有完整的了，官府所接受的钱，必须是圆整厚重的，要用两枚顶一枚缴纳，百姓因无处筹措，被鞭打拘押抵债，越发感到生活无着。"

梁朝初年，只有京师和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等州使用钱币，其余州郡则杂用谷物布帛进行交易，交州、广州一带则完全以金银作为货币。（荆州，即今巴东、夷陵、云安郡地。郢州，即今江夏、齐安、竟陵、汉阳、富水郡地。江州，即今浔阳、鄱阳、章郡、庐陵、临川郡地。湘州，即今湘川之地。梁州，即今汉川之地。益州，即今蜀川之地。交州、广州，即今岭南道之地。）武帝于是铸造钱币，正面周廓完整，钱文为"五铢"，重四铢三参二黍，一百枚重一斤二两。又另外铸造一种，去掉了正面的周廓，称为"公式女钱"，直径一寸，钱文为"五铢"，重量与新铸的五铢钱相同，两种钱一并通行。百姓中有的私下用古钱交易的，那种五铢钱直径一寸一分，重八铢，钱文为"五铢"，三吴所属各县通行使用。女钱直径一寸，重五铢，没有轮廓，郡县都通用。太平百钱有两种，都是直径一寸，重四铢，本来源流相同，只是文字古今写法不同罢了，钱文都写作"太平百钱"。定平一百钱，即五铢钱，直径六分，重一铢半，钱文为"定平一百"。稚钱即五铢，直径一分半，重四铢，钱文为"五铢"，其源头出自五铢钱，只是形制狭小，江东一带称之为"稚钱"。五朱钱，直径七分半，重三铢半，钱文为"五朱"，其源头出自稚钱，只是稍有变化，把"铢"字写作"朱"字罢了，三吴一带通行使用，数量略少于其他钱币。又有一种"对文钱"，其来源不详。丰货钱，直径一寸，重四铢，当时人称之为"富钱"，说是收藏它能使人富裕。布泉钱，直径一寸，重四铢半，当时人称之为"男钱"，说是妇女佩戴它就能生男孩。这些钱币轻重各不相同。天子多次下诏，凡不是新铸的这两种钱币，一律不许使用，但是趋利之徒私下使用的情况反而更加严重。到普通年间，于是议定全部废止铜钱，改铸铁钱。百姓因为铁料低贱容易获得，纷纷私自铸造。到大同年间以后，各地的铁钱堆积如山，物价飞涨。交易的人用车装载钱币，不再逐一计数，而只按贯来计算。商人趁机弄虚作假，借此谋取利益。从破岭以东，八十枚钱算作一百，称为"东钱"。江、郢以上，七十枚钱算作一百，称为"西钱"。京师则以九十枚钱算作一百，称为"长钱"。大同元年，天子下诏推行足陌（每百钱须足数百枚），诏令下达后百姓并不遵从，每陌所含钱数反而更加减少。到梁末，竟以三十五枚钱算作一百。

陈朝初年，承接梁末丧乱之后，铁钱不再流通。当初梁朝末年有两柱钱和鹅眼钱，当时百姓混用，价值相同，只是两柱钱较重而鹅眼钱较轻，民间大多私自熔铸，又掺杂锡铁，同时以粟米布帛作为货币。文帝天嘉五年，改铸五铢钱。刚发行时，一枚新钱当十枚鹅眼钱使用。宣帝太建十一年，又铸造大货六铢钱，一枚当十枚五铢钱使用，与五铢钱并行，后来又改为一枚当一枚。百姓都感到不便，于是相互传出讹言说："六铢钱有不利于官府的征兆。"没过多久皇帝驾崩，于是废止六铢钱而通行五铢钱，一直到陈朝灭亡都是如此。岭南各州，大多以盐、米、布进行交易，都不使用钱币。

后魏初年到太和年间，钱币都没有什么用处。孝文帝才开始下诏令天下使用钱币。太和十九年，官铸的钱币大体齐备，钱文为"太和五铢"，下诏令京师和各州镇都通行使用。朝廷内

译外百官的俸禄，都按绢帛的价值折算成钱发放，一匹绢折钱二百。所在地方派遣铸钱工匠，配备炉冶设备，百姓中有想要铸钱的，任凭他们前来铸造。铜料必须精炼，不得掺杂别的东西。

宣武帝永平三年冬，又铸造五铢钱。京师和各州镇有的地方不使用，有的地方只用古钱，不通行新铸的钱币，以致商贾贸易不通，货物流转颇受阻隔。延昌三年，有关官员上奏说，长安骊山（即今昭应县）有银矿，二石矿石可以炼得银七两。这年秋天，恒州（即今代郡安边、马邑）又上奏说，白登山（在今马邑郡境内）有银矿，八石矿石可炼得银七两、锡三百多斤，成色洁白，甚至超过上等品级。皇帝下诏在这两处都设置银官，经常安排采矿铸炼。又汉中（即今郡地）旧有采金户一千多家，经常在汉水中淘金，年终上缴。后来临淮王元彧任梁州刺史，上奏罢除了这一制度。

孝明帝熙平初年，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上言说："夏商时期的政令，九州进贡黄金，用以确定五等品级，周代仍沿袭这一旧制。姜太公订立九府之法，从此圆形货币开始流通，确立了铢两的标准。齐桓公沿用此法，因此称霸诸侯。到了秦始皇、汉文帝时，便有了轻重不同的变化。吴王刘濞、邓通所铸的钱币，获利遍及天下，河南一带尤其众多。到了汉武帝时，才铸造五铢钱，其间屡有毁旧铸新，随着利益变化而改易，所以使钱币有大小不同的品级。我私下考察太和年间所铸的钱币，是孝文帝用心创制的，后来与五铢钱并行，这是不可更改的定制。我私下听说，君子行礼，不强求改变旧俗，而是顺应地方的适宜情况，因势利导而致其用。太和五铢钱，虽然有利于京城的市场，却难以进入徐州、扬州的市场。（徐州，即今彭城、琅琊郡地。扬州，即今寿春郡地。）各地物产既然不同，贸易方式也就有异，便于荆州、郢州一带的做法，却妨碍于兖州、徐州一带。（荆州即今南阳郡地，郢州即今汝南郡地，兖州即今鲁郡、东平郡地。）致使贫苦百姓陷入加倍的困境，王道教化也留下了阻隔不通的怨言。去年永平三年，敕令不许流通的钱币，虽然有明确的禁令，但那些原先已经使用的地方，权且允许继续通行，到明年年底则一律禁止。到延昌二年，徐州因百姓生活艰难，刺史上奏请求准许流通当地钱币，皇帝下旨允许权且依旧使用。我仔细查考不许流通的钱币规定，律令中有明确的条文，专指鹅眼钱、环凿钱，此外并无其他禁令。计算河南各州目前流通的钱币，大多不在禁限之内。以往的严禁措施，我私下感到困惑不解。又河北各州镇，既没有新铸的五铢钱，即使有旧钱，也因禁令而不能流通。于是只能专用单丝的稀薄绢帛、稀疏织成的粗布，幅面狭窄、尺度短促，不合规定的标准，只能把整匹布裁成尺段，来弥补钱币的不足。至今百姓白白承受了纺织的辛劳，仍然免不了饥寒交迫之苦。这实在是由于裁截布帛、壅塞了钱币的流通，实际上并非救济饥寒、抚育百姓的良法。我认为自古以来，钱币的品类并不统一，历代前后，屡屡变易，没有常规。而且"钱"这个名称，本意就是希望它能像泉水一样流通不息。依我的浅见，认为如今的太和钱与新铸的五铢钱以及各地方便使用的古钱，虽然大小有所差异，都应当允许通行。贵贱的差价，则依照当地的市价来确定。这样货币便能流通于四海之内，公私两便，畅通无阻。那些不许流通的钱币以及盗铸的、毁大钱改铸小钱的、伪劣不合法度的钱币，则依法治罪。"皇帝下诏说："钱币的通行已经很久了，如今东南地区正有战事，姑且依照旧制。"

元澄又上奏说："我仔细查考《周礼》，外府掌管国家钱财的出纳。'布'如同'泉'的意思，储藏起来称为'泉'，流通起来称为'布'。既然如此，钱币的兴起，起初本是单一的品类，是想要让各地依样铸造、统一标准，如泉水一样流通无穷。到了周景王的时候，直到王莽篡汉，钱币屡屡改铸，品类繁杂多样。以致相邻地界的商贸互相隔绝，相连的地区贸易也彼此不通。如今我谨慎地反复权衡，认为太和五铢钱

译，乃是大魏统一的通用货币，是不可磨灭的永恒规范，怎能只在京城通行，而不通行于天下呢！只是眼下战事尚在郊野未平，长江一带的疆域尚未统一，东南各州，依照旧例较为便利。至于京西、京北境内那些尚未使用钱币的州镇，通行钱币也不难办到，若加以禁止反而有违通行之道理。为什么呢？布帛不可能按尺寸零星裁剪，五谷又有搬运负担的困难，而钱币的用途，穿贯成串相连使用，不需要斗斛这样的量器，也不劳烦秤尺来称量，作为济世的适宜工具，钱币的便利莫过于此。请一并下令各方州镇，凡太和钱及新铸的五铢钱以及内外完好的古钱，不限大小，一律听任通行。鹅眼钱、环凿钱，依照法律禁止。河南各州镇原先已经使用钱币的，既然已经允许依旧通行，就不在禁断之列。只有太和、五铢这两种钱币，才允许使用官府新铸的。其余各种杂钱，一律只能使用古钱。刚铸造的新品类，一概加以禁止。各地方的钱币，都可以在京师通用。那些允许依旧通行的地方，可与太和钱及新铸五铢钱并行使用。若有盗铸钱币的，依重刑治罪。既然想要统一齐同货币品类，使市场秩序和谐，如果不用严刑加以约束，就无法整肃这类违法行为。"皇帝下诏依从了这个建议。然而河北各州，向来钱币短缺，仍然用其他物品进行交易，钱币几乎无法进入市场。

熙平二年冬，尚书崔亮上奏说："弘农郡铜青谷有铜矿，估算一斗矿石可炼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的矿石，一斗可炼得铜五两。鸾帐山的矿石，一斗可炼得铜四两。河内郡王屋山（即今王屋县）的矿石，一斗可炼得铜八两。南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都是过去官府开采铜矿的地方，旧有的遗迹现今还在。我谨慎地认为，铸钱之事正当兴办，用铜之处广泛，既然有开采冶炼之利，都应当一并开采铸造。"皇帝下诏依从了这个建议。此后所流通的钱币，百姓大多私自铸造，钱币逐渐变得又小又薄，价值用途也愈发低贱。建义初年，重新加重了对盗铸的禁令，并开出举报有赏的条例。

孝庄帝初年，私铸的钱币更加轻薄细小，甚至到了风一吹就能飘起、水一冲就能漂浮的地步，一斗米几乎要卖到一千钱。秘书郎杨侃上奏说："从前马援在陇西任职时，曾经上书请求恢复五铢钱，此事下达到三府商议，未获批准。等到马援入朝任武贲中郎将，亲自向光武帝陈述其中缘由，此事才开始得以施行。臣先前在雍州任职时，也曾上表陈述过此事，请求允许百姓与官府一同铸造五铢钱，使百姓乐于铸钱而旧有的弊端得以改正。此奏旨曾下达尚书八座商议，未获批准。以现在的情况比照过去，道理并没有什么不同。恳请陛下调取臣先前的奏表，经御览审阅剖析。"皇帝于是依据情理加以剖析论说，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重新铸造五铢钱。

御史中尉高恭之又上奏说："士农工商四民的产业，钱币是其根本，挽救弊端、改铸新钱，是王政应当首先考虑的事。近来以来，私铸的钱币轻薄滥造，官府纠察治理，法网重重却难以杜绝。以如今的铜价而言，八十一文钱可以买铜一斤，而私铸的薄钱，一斤铜却能铸造出价值二百多文的钱币。既然明白地展示了如此丰厚的利益，又随之施以重刑，虽然获罪的人很多，但盗铸的人反而更多。如今的钱币徒有'五铢'之名，却没有二铢的实际重量，薄得胜过榆荚，向上一穿便会破裂，放在水面上，几乎要沉不下去了。这是因为长期因循积弊，防范措施不够严密所致，是朝廷的失职，那些百姓又有什么罪过呢？从前汉文帝因为五分钱太小，改铸四铢钱；到汉武帝时又将三铢钱改铸为半两钱，这都是以大易小、以重代轻的做法。以今日的情况参照古代的做法，应当改铸大钱，钱文上标明年号，以此记录起始的时间。这样一来，每一斤铜可铸造出七十六文钱。铜价如此低廉，仅五十多文一斤，其中即使算上人工、饮食、锡炭、铅沙等费用，纵然私自铸造，也无法从中获利。只要设法使私铸无利可图，人们自然会打消念头，何况再辅以严刑广泛防范。依臣的推测，这样必定能使钱币货币永久流通，公私双方都能获得妥善的安

译排。"后来朝廷便采用了杨侃的建议。

永安二年秋，皇帝下诏重新铸造钱币，钱文为"永安五铢"。官府自行设立炉冶铸造，也允许百姓前来铸造，从九月开始一直到永安三年正月才停止。官府想要提高钱币的价值，于是拿出府库中储藏的绢帛，分派使者到三处市场出售，每匹绢只卖二百钱，但私下交易的价格仍然要三百钱。由于有利可图，盗铸的人愈发增多，弄虚作假的手段也越来越多，钱币轻重不一，各地州镇所用的钱币也各不相同。

当时铸钱都将长史高谦之，即高恭之的兄长，字道让，上表请求铸造三铢钱，说："钱币的设立，本来是为了流通有无、便利交易。所以钱币的轻重，随着时代不同而有所变化。姜太公为周朝设立九府圆钱之法，到周景王时又改铸大钱。秦统一天下后，钱重定为半两。汉朝建立后，因秦钱过重，改铸荚钱，到汉文帝五年，又改为四铢钱。汉武帝时，全部销毁重铸，改铸三铢钱，到元狩年间，又变为五铢钱。又铸造赤仄钱，一枚当五枚使用。王莽摄政时，钱币分为六等：大钱重十二铢，其次九铢，其次七铢，其次五铢，其次三铢，其次一铢。魏文帝废止了五铢钱，到魏明帝时又恢复。孙权在江东铸造大钱，一枚当五百枚使用。孙权赤乌五年，又铸造大钱，一枚当一千枚使用。轻重大小，无不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我私下认为，食货之政中最重要的，八政以此为首要，聚财之中最可贵的，古代典籍都有明训。所以从前的帝王，凭借天地丰饶的物产，统御海内的财富，无不使太仓中的粮食堆积腐烂，泉府中的钱贯朽坏，储蓄既已充盈，百姓便无困顿之忧，从而能够安定四方，如同身体使唤手臂一样自如。从前汉武帝对外征讨四方夷狄，因此耗尽了国家的用度。盐铁专营之政既已兴办，钱币也屡次改铸，少府的府库因此充实，上林苑的储备因此丰盈。对外开辟众多蛮荒之地，却不必增加赋税，这都是精打细算的结果。如今各种妖乱尚未平息，四方边境战事频仍，征收赋税既已繁重，每天耗费千金之多，储备资财逐渐耗尽，财用即将枯竭，实在是应当效法杨可献策、桑弘羊、孔仅言利的时候。当年西汉全盛之时，钱币尚且屡屡改铸，大小钱并行，子母相权而用。何况如今战乱尚未平息，州郡多有沦陷，人物凋零，军国用度短缺，另铸小钱，可以有助于增加财富，对政事有什么损害，对百姓又有什么妨碍呢？况且政事的兴衰，不在于钱币的大小，只要公私都能得其所宜，政令教化没有亏损，这既然在古代已经施行过，如今也应当效法。从前大禹遭遇大水，便用历山所产的金属铸造钱币，来救济百姓的困厄。商汤遭遇大旱，便用庄山所产的金属铸造钱币，来赎回百姓卖出的子女。如今百姓穷困憔悴，比往日更甚，圣明的天子怎能垂拱而无所作为、袖手旁观呢！臣如今建议的这种铸法，是用来救济交易的匮乏，五铢钱，也任由百姓与官府并用，施行起来没有损害，而国家可从中获益。"皇帝下诏准备采纳这个建议，但事情还未施行，恰逢高谦之去世，此事便作罢了。

北齐神武帝高欢主持霸府政事之初，仍然使用永安五铢钱。迁都邺城以后，百姓私自铸钱，形制逐渐各不相同，于是各自有了不同的名称。有雍州的"青赤"钱，梁州的"生厚钱"、"紧钱"、"吉钱"，河阳的"生涩钱"、"天柱钱"、"赤牵钱"等称呼。冀州以北，钱币都不通行，交易都用绢帛布匹。高欢于是收缴境内的铜料和钱币，仍旧依照原来的钱文重新铸造，通行于四境之内。但没过多久，钱币又逐渐变得纤细单薄，奸诈作伪之风又起。

武定六年，文襄王高澄认为钱文既然是"五铢"，名称就应当与实际相符，应当规定凡是称量重达五铢的钱，才允许进入市场使用。计算每一百文钱应重一斤四两二十铢，其余以此为标准折算。京城的两处市场以及天下州镇郡县的市场，各自设置两杆秤，悬挂在市门之上。百姓私人所使用的秤，都要以官府市场上的秤为准，以确定钱币的轻重。凡是私自铸造的钱币，都不予禁止，只要重量达到五铢，就允许使

译用。如果拿到市场上的钱不足五铢的重量，或者虽然重达五铢但掺杂过多铅锡的，一律不许使用。如果擅自把轻小杂劣的钱币拿到市场使用，一旦有人举报查获，这些钱币便全部归举报者所有。至于那些轻薄细小的钱币，如果立即加以禁止，恐怕会使百姓交易陷入断绝的困境，因此规定京畿以内五十天、京畿以外一百天为期限。群臣商议后，都认为当时谷价颇为昂贵，请求等到丰年再行此事，高澄采纳了这个意见，此事便暂缓施行。

文宣帝高洋接受东魏禅让后，废除了永安钱，改铸常平五铢钱，重量与钱文相符。这种钱币价值很高，而且铸造得十分精良。这种钱币还没等推行开来，私铸之风便已兴起，一两年之内，就出现了粗劣钱币，即使处以杀戮的刑罚也不能禁止。于是朝廷下令抬高市场上的铜价，因此私铸获利变薄，私铸之风稍有平息。到干明、皇建年间，又时常出现私铸现象。邺城一带所用的钱币，有"赤郭"、"青熟"、"细眉"、"赤生"等不同种类。河南地区所用的钱币，则有"青薄"、"铅锡"之类的区分。青州、齐州、徐州、兖州、梁州、荆河等州，钱币的种类各不相同。武平年间以后，私铸之风更加严重，有的甚至用生铁掺和铜料铸造，一直到北齐灭亡，始终未能禁绝。

后周初年，仍然使用北魏旧钱。到武帝保定元年，才重新铸造"布泉"钱，一枚当五枚使用，与五铢钱并行。梁州、益州一带，又杂用古钱进行交易。河西各郡，有的地方使用西域的金银钱币（据《汉书·西域传》记载，罽宾国以金银铸钱，正面图案为骑马，背面为人面，"幕"即"漫"的意思。乌弋山离国的钱币与罽宾国相同，正面为人头图案，背面为骑马图案，并在钱币边缘饰以金银。安息国也以银铸钱，正面为国王的头像，背面为王后的头像，国王去世后便重新改铸。大月氏国的情形也是如此），而官府并不禁止。建德三年，重新铸造"五行大布"钱，一枚当十枚使用，大量收取商贾的利益，与布泉钱并行使用。建德四年，又因边境地区的钱币多有百姓私自盗铸，于是禁止五行大布钱出入四方边关。布泉钱则允许流入而不允许流出。建德五年，因布泉钱逐渐贬值而百姓不愿使用，于是废止了它。当初曾下令私铸者处以绞刑，从犯则发配远方为奴户。北齐平定以后，山东一带的百姓，仍然混杂使用北齐旧钱。到宣帝大成元年，又铸造"永通万国"钱，一枚当十枚使用，与五行大布、五铢钱共三种钱币一并通行使用。

隋文帝开皇元年，因天下钱币轻重不一，于是重新铸造新钱，正反两面及边缘都铸有完整的周廓，钱文为"五铢"，重量与钱文相符。每一千枚钱，重四斤二两。（《魏书·食货志》记载"北齐文襄帝下令，凡钱重达五铢的，允许进入市场使用"，按此计算，一百枚钱应重一斤四两二十铢，那么一千枚钱应重十二斤以上，而隋代的五铢钱一千枚却只重四斤二两，这应当是大秤与小秤的差异所致。）当时钱币来源混杂，百姓中有的私自熔铸。开皇三年，朝廷下诏，命四面各个关口，各自交付一百枚标准钱作为样本，凡从关外而来的钱币，都要与样本核对比较，相似的才允许通关放行。样式不同的，就销毁改铸为铜料，收归官府。诏令颁行新钱以后，前代旧钱，包括五行大布、永通万国以及北齐常平钱，一律不得使用。因为民间用旧钱贸易之风仍未停止，开皇四年又下诏，规定凡仍旧不加禁止的地方官，县令罚扣半年俸禄。但是百姓沿用旧钱已久，仍然无法完全断绝。开皇五年，又下诏加重了禁令。从此钱币才开始统一，通行流布各地，百姓也感到便利。当时通行使用的钱币，都必须掺入锡镴熔铸，锡镴既然价格低廉，谋利的人便多，私铸的钱币难以禁绝约束。这一年，朝廷下诏禁止在出产锡镴的地方，任何人不得私自开采获取。开皇十年，朝廷下诏，允许晋王杨广在扬州设立五座炉冶铸钱。此后奸猾之徒逐渐增多，渐渐磨削钱币的边廓，取铜私铸，又掺杂铅锡，相互仿效，钱币因此变得越来越轻薄，于是朝廷下达了禁

译止劣钱的法令。京城和各州的官署、店铺，都要张贴告示，摆放标准样钱作为准则，不符合样式的钱不得进入市场流通。开皇十八年，朝廷下诏，允许汉王杨谅在并州设立五座炉冶铸钱。又因江南民间钱币短缺，晋王杨广又请求在鄂州白纻山有铜矿的地方铸钱，于是朝廷下诏允许设置十座炉冶铸钱。又下诏允许蜀王杨秀在益州设立五座炉冶铸钱。这时钱币越发滥恶，于是朝廷命令有关官员检查天下店铺市面上流通的钱币，凡不是官府所铸造的一律予以销毁，所得的铜料收归官府。而京城中有人用劣钱进行交易，被官吏查获，甚至有人因此被处死。数年之间，私铸之风颇有平息。

大业年间以后，朝纲松弛紊乱，大奸大猾之徒，纷纷私自铸钱，钱币变得越来越轻薄劣质，起初每一千枚钱还重达二斤，后来逐渐变轻至一斤。有的甚至剪裁铁片、皮革，或用糊制的纸张来充当钱币，混杂在一起使用。货币贬值而物价上涨，一直到隋朝灭亡都是如此。

大唐武德四年，废止五铢钱，铸造"开通元宝"钱。每十枚钱重一两，计算一千枚重六斤四两，由欧阳询书写钱文，字体兼有八分书和隶书的特点。（古代每两为二十四铢，那么每枚钱重二铢半以下，古代的秤与今天的秤大约是三比一的关系，那么如今的钱相当于古代秤的七铢以上，比古代的五铢钱还要重二铢以上。）这种钱轻重大小最为适中，远近使用都很方便。后来盗铸之风又渐渐兴起。

显庆五年，因天下劣钱越来越多，朝廷命令各地官府出面收购，以五文劣钱换一文好钱。这一年，又改为以一文好钱换二文劣钱。

干封元年，铸造"干封泉宝"钱，一枚当开元钱十枚使用。满一年之后，旧钱一并废止。干封二年下诏，恢复开元钱依旧通行使用，干封钱则收贮起来。

仪凤四年四月，朝廷下令东都拿出存放多年的陈米和粟米，运到市场上出售，每卖一斗需缴纳劣钱一百文。这些劣钱由少府监、司农寺共同处理，随即予以熔毁。其中厚重合乎斤两标准的，则允许继续流通使用。当时米粟价格逐渐上涨，有人议论认为是铸钱数量渐多的缘故，所以钱币贬值而物价上涨，于是朝廷权且停止了少府监的铸钱工作，不久之后又恢复如旧。

永淳元年五月敕令："凡私自铸钱、出谋策划以及纠合他人为首者，一并处以绞刑，并先施以杖刑一百。跟随参与以及提供住处窝藏的主人，加役流放，各杖刑六十。如果是家人共同犯罪的，罪责归于家长；家长年老或患病不能治罪的，则罪责归于其下一位家长。私铸钱币的地方，邻里保甲流放服役一年；里正、坊正、村正各杖责六十。如果有人举报揭发的，就用所铸造的钱币和销毁的铜料等作为对举报者的奖赏。共同犯罪而自首的可以免罪，依照条例给予奖赏。"

武后长安年间，又下令在市场悬挂标准样钱，命令百姓依照样式使用钱币。不久又因鉴别过于繁琐困难，导致交易迟滞不畅，于是又下达敕令，规定凡不是铁质、锡质、铜质荡穿有孔洞的钱币，都允许通行使用。其中用熟铜铸造、排列成斗形、粗涩厚大的钱币，都不许再加以鉴别剔除。从此盗铸之风蜂拥而起，滥恶的钱币越来越多。江淮以南地区，盗铸的情况尤其严重，有的甚至在池塘、湖泊、大海、深山之中偷偷进行熔铸。

神龙、先天年间，两京地区所用的钱币尤其滥恶。那些郴州、衡州私铸的小钱，只有轮廓的形状，甚至用铁锡之类铸造的，也照样可以流通使用。竟然有人买来锡料，用钱模浇铸，片刻之间就能铸出上千枚，随即就拿去使用了。

开元五年，宋璟主持政事，上奏请求一律禁断劣钱。开元六年正月下诏，又严切禁断天下的劣钱，凡不堪使用的，一并销毁重新熔铸。因此四方百姓惊扰不安，谷物布帛价格飞涨。二月又下敕令说："古代聚集四方的……

译钱币，设立九府的法度，以此流通天下财货，方便百姓生活。如果轻重适中，那么利益就能与道义相协调；如果真钱假钱混杂在一起，那么官府就失去了应有的职守。近来使用钱币，不遵循这个道理，深恐贫穷之人日益困窘，奸邪豪强之辈日益滋长，所以要重申旧有的章程，公开陈列各种样式，希望百姓安居、风俗淳厚，使禁令得以推行。

译十七年制曰："古者作钱，以通有无之乡，以平小大之价，以全服用之物，以济单贫之资。钱之所利，人之所急，然丝布财谷，四民为本，若本贱末贵，则人弃贱而务贵。故有盗铸者，冒严刑而不悔，藏镪者非倍息而不出。今天下泉货益少，币帛颇轻，欲使天下流通，焉可得也。且铜者馁不可食，寒不可衣，既不堪于器用，又不同于宝物，唯以铸钱，使其流布。宜令所在加铸，委按察使申明格文，禁断私卖铜锡。仍禁造铜器，所有采铜锡铅，官为市取，勿抑其价，务利于人。"

开元十七年皇帝下制说："古时候铸造钱币，是用来沟通有无之乡的物资往来，平衡大小物品的价格，保全人们日常使用的物品，救济孤苦贫穷之人的资财。钱币带来的便利，是人们急需的东西，然而丝、布、财物、谷粮，才是士农工商四民的根本，如果根本之物贱而末业之物贵，那么人们就会舍弃低贱的根本而去追求贵重的末业。所以有人盗铸钱币，冒着严刑也不后悔；藏钱的人不获得加倍的利息就不肯拿出来。如今天下的钱币越来越少，绢帛的价值又颇为轻贱，想要使天下货物流通，怎么能做得到呢？况且铜这种东西，饿了不能当饭吃，冷了不能当衣穿，既不能作器物使用，又不同于珍宝之物，只有用来铸钱，才能使它流通散布开来。应当命令各地增加铸钱，委托按察使申明法令条文，禁止私自买卖铜锡。同时禁止制造铜器，凡是开采到的铜、锡、铅，一律由官府收购，不要压低价钱，务必使百姓得利。"

开元二十年九月，皇帝下制说："绫、罗、绢、布等各类货物，交易时都应当通用。如果集市店铺，必须用现钱交易，这很不合道理。从今以后，与钱币兼用，违反的依法治罪。"

开元二十二年三月敕令："布帛不能靠尺寸来做交易，豆粟不能靠升斗量器来买卖有无相通。古人铸造钱币，就是用来流通货币的。近来虽然由官府铸钱，但所得钱数并不多，核算工本，耗费的人力财力又很多，公私之间，供给使用都不充足，长久说来这是弊端，难道就不能有所变通吗？从前汉文帝的时候，已经有允许民间自由铸钱的诏令，虽然被贾谊所非议，但也未曾因此而废弃这个贤明君主的做法。古往今来，时代变迁，情况各异。我也想不禁止私人铸钱，这个道理该如何权衡？"

中书侍郎张九龄上奏请求不要断绝铸钱。皇上命百官详细商议此事。黄门侍郎、平章事裴耀卿、黄门侍郎李林甫、河南少尹萧炅等人都说："钱币是流通货物的东西，是国家的权柄，因此历代都加以禁止，以杜绝奸邪滥造。如今如果一旦开启私铸这道口子，只怕小人会舍弃农业而追逐利益，而滥造劣钱的情况会更加严重，这对国事不利。"

左监门卫录事参军刘秩上书议论说："古时候把珠玉作为上等货币，黄金作为中等货币，刀币布币作为下等货币。如今的钱，就相当于古代的下等货币。如今如果舍弃它，任凭百姓自己铸钱，那么在上位者就没有办法驾驭在下位者，在下位者也没有办法侍奉在上位者，这是第一个不可行之处。物价贱了就会伤害农业，钱贱了就会伤害商贾。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要观察物价的贵贱、钱币的轻重，物重则钱轻，钱轻是因为货物太多，太多就要设法收敛它使之减少；物少则钱重，钱重就要设法散布出去使之减轻。轻重的根本，一定要由官府掌控，怎么能借给别人呢？这是第二个不可行之处。铸钱如果不掺杂铅铁就没有利润，掺杂铅铁就是劣钱，如果不严加禁止，就不足以惩戒平息。况且现在堵塞了私铸的路子，人们尚且冒着死罪去触犯，何况开启这个源头而想要人们遵从法令呢！这是设下陷阱而引诱人去跳，这是第三个不可行之处。允许百姓铸钱，没有利润人们就不铸，有利润则离开农田的人就多，离开农田的人多则荒地无人开垦，荒地无人开垦又会导致挨饿受冻，这是第四个不可行之处。人富足到极点就不能用赏赐来劝勉，贫穷到极点就不能用威严来禁止。所以法令行不通，人们不服治理，都是因为贫富不均所致。如果允

译许百姓铸钱，那么贫穷的人一定做不到，我担心贫者会更加贫穷，从而被富家役使，富家趁机更加放纵。从前汉文帝的时候，吴王刘濞，只是个诸侯，却富可敌天子；邓通，只是个大夫，财富却能与王者相比：这都是私铸钱币所造成的。如果一定要允许私人铸钱，这就是把利权交给了别人，这是第五个不可行之处。如今一定认为钱重就会损害根本，工本耗费大而利润少，那么我愿意说明其中的失误之处，来贡献我的浅见。钱之所以重（稀少而贵），是因为私铸的人一天天比以前增多，而官府铸钱的炉子却没有增加。而且官铸的钱分量重，与铜的价格相差不多，所以盗铸的人就熔化重钱来铸造轻钱，禁令一宽松就流行，禁令一严厉就停止，一停止就把重钱废弃了。这就是钱越来越少的原因。铸钱之所以供应不足，是因为铜价贵，铜价贵的原因，在于用铜的人太多。铜用来做兵器不如铁好，用来做器物不如漆器好，禁止民间用铜并没有害处，陛下为何不禁止百姓用铜呢？禁止百姓用铜，铜就没有别的用处，铜没有别的用处就会更便宜，便宜了铸钱的供应就充足了。铜不流散到民间，那么盗铸的人就无从取材铸钱，无从铸钱那么官钱就不会被熔毁，百姓也不会触犯死罪，钱又能一天天增多，不再有私铸之利了。这是一举而兼得四种好处。"当时公卿百官都认为这个建议不方便实行，事情最终没有施行，只是敕令郡县严厉查禁劣钱而已。

到了天宝初年，长安、洛阳两京所用的钱还算不错，米粟丰收价贱。几年之后，钱币渐渐又变得低劣。府县不允许好钱按加价折换，命令好钱劣钱一律通用。富商奸人，就渐渐收集好钱，暗中运往江淮以南，每一枚好钱能换得私铸的劣钱五文，再假冒官钱，运入京城私自使用。京城的钱一天天变得又碎又劣，鹅眼钱、铁锡钱、古文钱、綖环钱之类，每贯的重量不过三四斤。

天宝十一载二月敕令："钱币的作用，是用来沟通有无；轻重的权衡，是用来禁止逾越法度。所以周朝设立九府之法，汉朝完备三官铸钱之制。永远说要恰当便利，一定要因地制宜。听说京城流通使用的钱，多有滥恶劣质，需要惩治革除，杜绝讹诈谬误。然而安定百姓在于抚养生息，教化风俗要期于变通，法令如果宽松些，事情就能持久。应当命令有关部门立即拿出三十万贯钱，分置在两市，百姓交易中所用的、不能长久使用的劣钱，由官府代为兑换，并限定一个月之内全部换完。这样孤苦贫穷的人就不再有忧患，商旅也一定能够通行无阻。凡是超过期限还敢违犯的，每件事情以上，都按条例处置。"这时京城百姓，长久使用劣钱，敕令颁布之后，颇有些惊慌骚动。当时又命令在龙兴观南街开设兑换场所，拿出左藏库内存的成排成斗的钱，允许市民兑换，贫弱的百姓又争抢排不上队。不久又宣布敕令，除铁锡钱、铜沙钱、有穿孔的钱、古文钱之外，其余的仍旧照常流通使用，过了很久才安定下来。

乾元元年，主管官员因为战乱未息，供给费用还很紧张，奏请铸造"乾元重宝"钱。每贯重十斤，一文当开元通宝钱十文使用。又铸造重棱钱，每贯重二十斤，一文当开元通宝钱五十文使用。这都是铸钱使第五琦所奏请的。奸猾之人，多熔毁旧钱，私铸新钱，虽然获得厚利，但随即遭受重刑，公私两方面都不方便，不久便全部停废，仍旧使用开元通宝钱。民间不再有乾元钱、重棱钱这两种钱了，大概都被熔化制成器物了。据考，天宝年间，各州总共设置了九十九座炉子铸钱。绛州三十座炉，扬州、润州、宣州、鄂州、蔚州各十座炉，益州、邓州、郴州各五座炉，洋州三座炉，定州一座炉。大约每座炉配役使的工匠三十人。每年除去六月、七月停工，其余十个月分作十番轮流。每次铸钱大约用铜二万一千二百一十斤，白镴三千七百零九斤，黑锡五百四十斤。大约每贯钱所用的铜、镴、锡价值约七百五十文，工匠的费用还不算在内。每座炉估计铸钱三千三百贯，

译大约一年总计可铸钱三十二万七千余贯。

《通典》卷第十 食货十

漕运 盐铁

漕运（秦、汉、魏、晋、后魏、隋、大唐）

《管子》说："粮食运输三百里，那么国家就积蓄不到一年的储备；粮食运输四百里，那么国家就积蓄不到两年的储备；粮食运输五百里，那么民众就会有饥饿之色。"孙武说："千里运送粮食，士卒就会面有饥色。吃敌人一钟粮食，相当于我方二十钟。"这说的是粮食不能长距离运输，如果运输，买粮的人得不到好处，卖粮的地方反而受害。据《禹贡》记载："百里以内交纳整禾连秆的赋税，二百里以内交纳禾穗，三百里以内交纳带杆的禾秸，四百里以内交纳粟米，五百里以内交纳精米。"这是说物品笨重粗糙的作为近处的赋税，物品轻便精细的作为远处的赋税。如果要在几千里之外漕运，其耗费要多上百倍。

秦朝想要攻打匈奴，运送粮食，让天下百姓飞速运送草料、拉车运送粮食（运载草料，命令迅速送到，所以叫飞刍；挽粟，是说拉车船运输，"挽"字读晚音），从黄县、腄县（音瑞的反切，又音谁）、琅琊等靠海的郡出发，转运到北河。黄县、腄县两县，都在东莱郡。是说从东莱、琅琊沿海各郡，都命令转运到北河。黄县即今黄县，腄县即今文登县，都属现在的东牟郡地界。琅琊，即今高密琅琊郡地。北河指今朔方的北河。大约三十钟粮食才能运到一石（六斛四斗为一钟）。算上沿途的耗费，总共要用掉一百九十二斛才能运到一石。

汉朝兴起后，高皇帝的时候，漕运山东的粮食，供给京师的官府，每年不过数十万石（指京师的官府）。

孝文帝时，贾谊上疏说："天子建都长安，而以淮南以东作为奉养之地，路途遥远达数千里，运输很不容易，各郡有时甚至越过诸侯国而远调均征，事情到了极不合理的地步。古时候天子的封地方圆千里，居中而建都城，运送物资、征发劳役，最远的地方不超过五百里就能到达。公侯的封地方圆百里，居中而建都城，运送物资、征发劳役，最远的地方不超过五十里就能到达。运送的人不苦于劳役，服役的人不因费用而受伤害，所以远方的百姓能够安居。到了秦朝，不肯分封百姓一寸土地，想要自己全部占有，运送物资从海上而来，收取一钱的赋税，却要花费数十钱的运输费用，运费不轻却还要运送。皇上得到的很少，而百姓所受的苦却很多。"文帝没能采用这个建议。

孝武帝建元年间，打通了西南夷的道路，服役的人有数万，要走千里路背负粮食，大约十几钟粮食才能运到一石。此后又向东灭了朝鲜，设置了沧海郡，百姓服役的耗费，与西南夷相当。又有卫青攻打匈奴，夺取了河南地（即今朔方之地），又征发十几万人修筑城池防守朔方，转运粮饷路途十分遥远，山东一带的百姓都为此疲于劳役。

元光年间，大司农郑当时对皇帝说："以往关东运粮走漕运是从渭水中段逆流而上，估计要六个月才能完成，而渭水的水道有九百多里，有时会遇到艰险之处。如果引渭水开凿渠道，从长安起始，沿着南山山脚，到黄河三百多里，路程近，容易漕运，估计三个月就能完成，这样能减少漕运、节省服役的士卒。"天子认为有理，就征发士卒开凿漕渠用于漕运，非常便利。

此后番系进言说，漕运从山东往西，每年一百多万石，要经过底柱之险，损耗败亡的很多，而且花费也颇大。如果开渠引汾水，灌溉皮氏、汾阴一带的低地（皮氏，即今绛郡龙门县；汾阴、蒲阪，即今河东郡宝鼎、河东二县），再引黄河水灌溉汾阴、蒲阪一带的低地，估计可以得到五千顷田地。还有沿黄河边缘被抛弃的荒地（壖，读"而缘"反切，指沿河边的空地），估计可以得到二百万石以上的谷子。这些粮食从渭水运上来，与关中的粮食没有差别，而底柱以东，就可以不再漕运了。"天子又认为有理，开渠种田几年后，黄河改道，渠水引不到田里，种田的人连种子都收不回来。过了很久，河东

译的渠田也就废弃了（详情见《田制》上篇）。

此后有人上书，想要打通褒斜道（褒、斜是两条水名。褒水向东流，向南注入沔水，在今汉中郡褒城县；斜水向北流，注入渭水，在今武功县及扶风郡境内）来漕运，这件事交给御史大夫张汤办理。张汤听说此事后，就说："到蜀地走故道，多山坡，路途曲折遥远，如今开凿褒斜道，山坡少，比故道近四百里。而且褒水通沔水，斜水通渭水，都可以行船漕运。漕运从南阳向上经沔水进入褒水，褒水断绝之处到斜水，中间一百多里，用车转运，从斜水进入渭水。这样一来汉中的粮谷就可以运到，山东经由沔水运粮就没有限制，比经底柱的漕运更方便。而且褒、斜一带盛产木材、竹箭，可以与巴蜀相媲美。"天子认为有理，任命张汤的儿子张昂为汉中太守，征发数万人修筑褒斜道五百多里。道路果然便利近便，但是水中多有湍流礁石，不能行船漕运。

孝宣帝即位后，百姓安居乐业，年年丰收，一石谷子才卖五钱，农民没什么利润。当时耿寿昌善于算术，能够精打细算谋求功利（"商"是估算的意思），得到皇上的宠信。五凤年间，他上奏说："按旧例，每年从关东漕运粮谷四百万斛来供给京师，动用六万士卒。应当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三辅，即今京兆、扶风、冯翊郡地；弘农，即今陕郡地；河东，即今河东绛郡、平阳郡地；上党，即今高平、上党、乐平、平阳、燕城；太原，即今太原、西河郡地）就地籴买粮谷，就足以供给京师，可以省去关东漕运士卒的一半以上。"天子采纳了他的计策。御史大夫萧望之上奏说："耿寿昌想就近在关内籴粮漕运，建造粮仓、修造船只，耗费要二万万多钱（万万即亿），这有动用众人劳力的事情，恐怕会招致旱灾，百姓因此遭殃。耿寿昌只是精通具体细微的算计谋利之事，他的深谋远虑，实在不值得信任，还是照旧例办理为好。"皇帝没有听从，漕运的事最终证明确实方便。

魏齐王正始二年，司马宣王命邓艾巡视陈县、项县以东直到寿春一带（从今淮阳郡到今寿春郡）。邓艾认为："这里田地肥沃而水源不足，不能充分发挥地利，应当开凿河渠，这样可以大量储备军粮，又能开通漕运的通道。"司马宣王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开凿拓宽了漕渠，东南方有战事时，兴师动众乘船顺流而下，可以直达长江、淮河一带。军粮有了储备而没有水灾之害，这都是邓艾建立的功劳（详情见《屯田》篇）。蜀国丞相诸葛孔明出兵到祁山（即今扶风县），起初用木牛运粮。此后又出兵斜谷，用流马运粮。据《诸葛亮集》记载，督军蒲元、杜叡、满元、胡忠等推究其意，制作了一种一脚木牛，其法是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伸入领中，舌头贴着腹部。载得多而走得慢，适宜停歇，可以大量使用，不能少量使用。单独行走能走几十里，成群行走能走二十里。弯曲的部分是牛头，成双的部分是牛脚，横的部分是牛领，转动的部分是牛足，覆盖的部分是牛背，方正的部分是牛腹，垂下的部分是牛舌，弯曲的部分是牛肋，雕刻的部分是牛齿，竖立的部分是牛角，细的部分是牛鞅，收束的部分是牛秋（末字缺）。牛驾双辕，人走六尺，牛走四步。载一年的粮食，每天走二十里，而人不太劳累，牛不必饮水吃草。流马的制法说："尺寸的规格：肋长三尺五寸，宽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相同。前轴孔的位置从头部量起四寸，孔径二寸。前脚孔的位置从头部量起四寸，孔径二寸。前脚孔的位置从前轴孔量起四寸五分，长一寸五分，宽一寸。前扛孔距前脚孔二寸七分，孔长二寸，宽一寸。后轴孔距前扛孔一尺五寸，大小与前轴孔相同。后扛孔距脚孔二寸二分。后扛孔的位置量起四寸五分。前扛长一尺八寸，宽二寸，厚一寸五分。后扛与之相等。木板方形袋子两个，木板厚八分，长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宽一尺六寸。每个袋子能装米二斛三斗。从上扛孔量

译到肋下七寸，前后相同。上扛孔距下扛孔一尺三寸。孔长一寸五分，宽七分，八个孔都相同。前后四只脚，宽二寸，厚一寸五分。形状制作像大象，靬长四寸，直径四寸三分。孔径中三脚扛，长二尺一寸，宽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扛的规格相同。"

晋武帝泰始十年，凿开陕县南山，引导黄河向东注入洛水，用来沟通漕运。虽然有这道诏令，但最终没有成功。晋怀帝永嘉元年，在许昌修建千金堨（堨，读"乌割"反切，是拦水坝的意思），用来沟通漕运。晋成帝咸和六年，因为有海贼抢掠，漕运接济不上，征发王公以下一千多个壮丁，每人运米六斛。晋穆帝时，屡次有大军行动，粮饷运输接济不上，规定王公以下每十三户共同出借一人，帮助度支运输。

后魏自从徐州、扬州归附之后（徐州即今彭城，扬州即今寿州），仍代代经营江淮地区，于是从中州转运粮饷，来充实边镇，百姓因此疲于奔波在道路上。有关部门请求在水运的沿途，随处设置粮仓，于是在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总共八处，各自设立粮仓。每逢军国有需要，随即应机调运，从此以后费用劳役才稍有节省。

当时三门都将薛钦上言说："据估算，京西水路沿岸的汾州、华州，恒农、河北、河东、正平、平阳等郡，每年常规的绵绢及资费麻布，都折合成公物，雇用车牛送到京城，道路艰险人也疲惫，浪费公家的钱财又损害私人的利益。粗略计算，华州一辆车，官府支付绢八疋三丈九尺，另外还有私人雇车的价钱布八十疋；河东一辆车，官府支付绢五疋二丈，另外私人雇车的价钱布五十疋。其余各州郡，虽然还没有确切统计多少，但依远近推算，应该不会少于此数。如今请求把雇车所取的绢三疋，用来购买材料造船，不必再劳烦砍伐木材。估算造一艘船，可以顶替十三辆车的运量，每辆车取绢三疋，合计三十九疋。用来雇请工匠及船上的各种器具、饮食费用，足够造成一艘船。估算一艘船可剩余绢七十八疋，布七百八十疋。又有租车一辆，官方规定装载二十斛，私人雇车的价钱，远路的每五斗谷付布一疋，近路的每一石谷付布一疋。按私人的花费算，一辆车远路要花布八十疋，近路要花布四十疋。造一艘船，估计能装载七百石，按照雇车的价钱折算，应该值一千四百疋布。如今只用三百疋布造一艘船，加上船上覆盖修理等杂事，估算一艘船可剩余布一千一百疋。而且造船的地方，都需要用到锯木材的人工，以及削制船板的工匠，可依照工程的多少，就近调用当州郡的门兵，不必再另外征召。汾州有征收租调的地方，距离汾水不过百里，华州距离黄河不到六十里，都命令依照路程，照旧支付价钱，用车把物资送到停船之处。船只所运的货物，只能到达陂泽。至于从陂泽到粮仓大门的陆路，调用一辆车雇绢一疋，租用一辆车付布五疋，这样对公家和私人都方便。"

尚书度支郎中朱元旭核算后说："如今核对薛钦所说，虽然实际效果还没有验证清楚，但他所提出的方案设想很好。他所说的用船代替车，是长远的良策。如果用门兵造船，就会导致守城防务空缺，不能完全按他所说的办。应该命令拿雇车所省下来的钱，购买材料就地造船，以及粮仓仓库所需要的费用，都用这笔钱来筹办。从七月初开始，到十月初旬，命令各州郡的负责官员各自在当地收取租调，然后交付造船之用。十辆车之中，留下四名车士来协助看守护卫。粮食布帛装船的当天，随船运到京城，共同负责监督谨慎，如果有损耗，一同赔偿追究。在黄河中途出现损失，专门归运输主管部门负责。运到京城的时候，听凭随即验收入库，不得掺杂混合，违反正常规定。一定要做到称量准确、上报下发，谨慎验收，其余的都按照惯例办理。估计经过底柱那段险要之处，号称天险，水流湍急千里，不容易一下子取得成效。但是既然已经陈述了它的便利之处，也不能就此轻易压制不用。如果试行下来能验证他说的效果，就按照惯例给予酬劳

译；如果不能验证，就要追究赔偿所受的损失。如今刚刚开始创立此法，不可以凭空削减折扣，姑且按照他的请求营建施行。一年之后，就该知道盈利耗损的实际情况。每年派遣御史，核实其中的虚实，如果有偏差错乱，再另行斟酌裁定。"

尚书崔休说："按薛钦所列的意见，确实符合事理；郎中的计算，也完备考虑到公理。但是水路船运所能到达的地方，无论远近，只要对公私都有利，就不应当只局限在前面所说的这几处。从前的人尚且远远开通褒斜道来便利关中的漕运，向南开通交州、广州来增加京城洛阳的富足。何况漳水、洹水（洹，读桓音）路途平坦，黄河、济水水流平缓，怎能不使那些地方也省去繁重的劳役，同样得到这样巨大的利益呢？请求各处凡是可以通水路的地方，都应该按照这个方式办理。即使有五百里、三百里，用车运到水边码头，核算利益，仍然为数不少。他所列举的那些州郡，如果按请求兴办造船，东路各州，都先开通水路运输，今年的租调，全部用船只运输。如果船只数量不够，暂且租赁船只来应付事情，比起雇车，就能节省很多花费。那些原来还没有开通水路的地方，应当派人前去查勘，趁农闲月份修葺河道，使道理上能够通行，一定不会有阻塞停滞。这样一来，征调征发就不会太多，而获得的利益却确实很广大，一时的辛劳，可换来长久的安逸。"皇帝下诏采纳了这个意见，但没能完全施行。

孝文帝太和七年，薄骨律镇将刁雍上表说："奉诏命令高平、安定、统万、薄骨律镇（薄骨律镇即今灵武郡；高平即今平凉郡；安定即今郡；统万即今朔方郡），以及我所镇守的四镇，出动车辆五千辆，运送屯粮五十万斛交付沃野镇，来供应军粮。我所镇守之地距离沃野八百里，道路多是深厚的沙地，即便是空车往来，尚且觉得困难。假设每辆车载谷二十石，每逢经过深沙之地，必定造成陷车滞留。而且粮谷存在黄河以西，要转运到沃野，需要越过大河，估算五千辆车，运送十万斛粮，要一百多天才能来回一趟，大大耽误百姓耕种垦荒的农事，车牛艰难险阻，很难保全到达目的地，一年不过运送两次，五十万斛粮就要经过三年才能运完。我听说郑国渠、白渠，能从遥远的淮海一带引来粮食，逆流而上数千里，一年才能运到一次，尚且被称赞说国家有充足的储粮、百姓生活安乐。请求在●●山（在今平凉郡高平县，即今笄头山，语音讹变也叫汧屯山，即●●山）黄河沿岸，建造船只二百艘。两艘船编为一舫，一艘船能装载谷子二千斛，一舫需要十人操作，共需一千人。我所镇守之地的士兵，大多熟悉水性。一次运送二十万斛，两船并行顺流而下，五天就能到达，从沃野牵引逆流而上，十天可以回来，合计六十天就能往返一次。从三月到九月可以往返三次，运送六十万斛粮食。计算所用的人工，比车运轻省十倍还多，不耗费牛力，又不耽误农田耕种。"皇帝下诏说："知道你想要造船运粮，一个冬天就能造成，大大节省人力，既不耗费牛力，又不耽误农田，很好。不只是运这一次，从此以后可以永远作为定式。"

隋文帝开皇三年，因为京师的粮仓还很空虚，商议要为水旱灾害做储备，下诏在蒲州、陕州、虢州、熊州、伊州、洛州、郑州、怀州、邵州、卫州、汴州、许州、汝州等沿水路的十三个州（熊州即今福昌县，伊州即今陆浑县，邵州即今绛郡垣县，其余都是今天的郡）设置招募运粮的丁夫；又在卫州设置黎阳仓，洛州设置河阳仓，陕州设置常平仓，华州设置广通仓（卫州、陕州、华州都是今天的郡），依次转运灌注。漕运关东以及汾州、晋州的粮食，供给京师。又派遣仓部侍郎韦瓒到蒲州、陕州以东，招募能够从洛阳运米四十石、经过底柱之险、运到常平仓的人，免除他们的兵役徭役。此后因为渭水多泥沙，水流深浅不一，漕运的人为此感到困苦。

开皇四年，下诏命宇文恺率领水工开凿渠道，引渭

译水，从大兴城（即今西京城）向东到潼关，三百多里，命名为广通渠。转运通畅便利，关内地区因此受益。

隋炀帝大业元年，征发河南各郡男女百余万人，开凿通济渠，从西苑引谷水、洛水到黄河，又引黄河沟通淮河、大海，从此天下的物资转运都得到便利。大业四年，又征发河北各郡百余万民众，开凿永济渠，引沁水向南到黄河，向北通往涿郡（即今范阳郡，涿读"竹角"反切）。从此壮丁不够用，开始用妇女服劳役。大业五年，在西域之地，设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鄯读善音，且读"子余"反切），追逐吐谷浑而夺得那片土地，都在今天酒泉、张掖、晋昌郡以北，如今全都是北狄的地界了。把天下的罪人发配流放，充当戍守的士卒，大规模开垦屯田，征发四方各郡运送粮食来供给他们。大业七年冬天，在涿郡大会诸军。分出江淮以南的士兵配属骁卫大将军来护儿，另外让他率领水军渡过沧海，战船绵延数百里，并且装载军粮，约定与主力大军在平壤（高丽的都城）会师。

大唐咸亨三年，在岐州陈仓县东南开凿渠道，引渭水注入升原渠，通船直达京城旧址（音伐；京故城，就是长安城，是汉惠帝所修筑，在如今大兴城西北的苑中）。

开元十八年，玄宗询问朝集使各地利弊之事，宣州刺史裴耀卿上疏陈述便宜之策说："江南的户口渐渐增多，粮仓库藏所依赖的物资，只是出自田租庸调，不再有别的征收和防务负担。因为水陆路途遥远，转运艰难辛苦，出的力气虽多，但仓库存粮却并未因此增加。我私下看到每州所运送的租米以及庸调等物，本州往往在正月、二月就出发上路，到扬州进入斗门时，就遇上水浅，已经有所阻碍，必须停留一个月以上。三月、四月以后，才渡过淮河进入汴河，又常常因为汴河干涸水浅，船只又要停留耽搁。到六月、七月以后，才到达黄河口，又正逢黄河水涨，进不了黄河。又要停留一两个月，等到黄河水小了，才能上黄河。进入洛水，漕运的水道又干涸水浅，船只又阻塞拥挤，运输停滞，备尝艰辛。算起来从江南到东都，停滞的日子多，能够行船的日子少，粮食本来就已经不够，因此产生折损亏欠。而且江南的百姓，不熟悉黄河的水情，都要转雇熟悉河道的船工水手，这又造成额外的损耗浪费。我看到国家从前的旧制，前代形成的成规，选择制定便宜的办法，用以维持长久之计。黄河口原来设置武牢仓，江南的船不进入黄河，就在仓中先行储存卸货。巩县设置洛口仓，从黄河来的船不再进入洛水漕运，就在仓中安置卸货。至于河阳仓、柏崖仓、太原仓、永丰仓、渭南仓，也都是根据情况分段取便，惯例都是这样。水路通畅的时候就就近转运，不通畅的时候就暂且存放在粮仓，不耽误远处来的船只，也不用担心损耗，比起常年一直长途运输，利益方便要多出一倍有余。如今如果暂且设置武牢仓、洛口仓等，江南的船到达黄河口，就立即返回本州，可以再用这艘船装运货物，并且把由此节省下来的运费，再用来转运江淮变卖储备的义仓粮，每年可以多得一二百万石。这样几年之后，仓库储备就会逐渐增加。江淮的义仓，大多地势低湿，不能长久储存，如果没有船运，两三年就会变质，只能拿去发放救济而散失，对公家和私人都没有好处。"这份奏疏呈上后没有得到重视。

到开元二十一年，裴耀卿担任京兆尹，京师连降大雨损害了庄稼，谷价飞涨。裴耀卿上奏说：

"我认为陛下仁德圣明极为深厚，忧心操劳各种事务，稍有一点饥荒匮乏，就下诏加以怜悯抚恤，亲自筹划支度，救助危急局面。如今既然圣驾东巡，各部门官员都随驾侍从，各州以及三辅地区先前有所储备的粮食，姑且依据现有的存粮，派遣重臣分道赈济供给，估计可以支撑一两年。从东都广泛开展漕运，来充实关中，等到粮食渐渐充实，圣驾再返回西京，那么各种事情都不会办不成。

"我认为国家的帝业根本在于京师，是万国朝拜归附的地方，是百代都不

译改变的地方。只是因为关中地区地方狭小，收获的粮食不多，倘若遇上水旱灾害，就会立即匮乏。以往贞观、永徽年间，官员俸禄支出还比较少，每年转运的粮食，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的就已经足够，因此圣驾能够长久安居于此。如今太平日子已经很久，国家的用度也逐渐扩大，每年从陕州、洛州漕运的粮食，比从前多出几倍，供给还是不够。陛下多次巡幸东都，是为了就近获得储备，这是为国家考虑的大计，不辞辛劳，都是为百姓忧虑而出行，哪里是故意想要来回奔波呢。如果能够进一步扩大陕州的漕运，运入京城，使仓库常年储存两三年的粮食，那就不必担忧水旱灾害了。如今天下承担劳役的丁口大约有四百万人，每个丁口出钱一百文，用来充作陕州、洛州漕运的脚力钱，五十文用来充作营建仓窖等费用，储存交纳给司农寺以及河南府、陕州，来充作所需的费用。至于田租米，则各自根据路途远近，任凭自己出脚力钱送纳。

"从东都到陕州，河路艰险，如果只用陆路运输的脚力，就没有办法大规模地运送。如果能开通河运，把陆运改为水运，那么支出就会有富余，动辄能积存上万计的粮食。而且江南的租米船，都要在原地等候水势，才敢出发。江南人不习惯河运，因此常常在各地停留，日子一久，就产生了隐匿盗窃的弊病。我请求在黄河口设置一个粮仓，接纳江东运来的租米，就便放船返回。从黄河口就分别转入黄河、洛水，由官府自己雇船装载运输。走黄河运输的船到达三门峡以东，设置一个粮仓。因为这一段属于水路险要之地，就在河岸边沿山用车运十几里；到三门峡以西，再设置一个粮仓。每次运到粮仓，就立即卸下储存。水路通畅就继续运，水浅就停下来。逐渐运到太原仓，再逆渭水而上进入渭水，就不再有停留耽搁，所省下的费用数以万计。我曾经担任济州、定州、冀州等三州刺史，询问查访过去的旧例，前汉建都关内，年月已经很久，到隋朝也建都京师，沿黄河都设有旧粮仓，所以国家的用度常年充足。如果依照这个办法施行，好处实在很深远。"

皇上非常高兴，不久就任命裴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敕令郑州刺史以及河南少尹萧炅，从江淮到京城沿途，检点古代粮仓，分段储存交纳。仍旧任命裴耀卿为转运都使。于是开始设置河阴县及河阴仓，在河清县设置柏崖仓，三门峡以东设置集津仓，三门峡以西设置三门仓。开凿三门峡北面的山路十八里，用陆路运输来避开湍急险要的水路。从江淮向西北逆流经过鸿沟，全部运到河阴仓储存。从河阴仓等候水势调配船只，漕运送到含嘉仓，又挑选熟悉黄河水情的人，接力递送储存到太原仓，这就是所谓的北运。从太原仓再顺渭水而上，来充实关中。总共三年，运送粮食七百万石，节省脚力钱三十万贯。裴耀卿罢相之后，因为北运路途险恶艰涩，颇有欺瞒隐瞒的情况，议事的人又说这个办法不方便，这件事又停止废弃了。

开元二十七年，河南采访使、汴州刺史齐澣因为江淮漕运经过淮河，水中波涛常有沉船损失，于是开凿拓宽了广济渠的下游，从泗州虹县到楚州淮阴县以北十八里，汇合于淮河，没过多久就完工了。不久之后因为水流湍急，行船艰险，很快又停废了，仍旧改走旧河道。

开元二十九年，陕州刺史李齐物为了避开三门峡河道水流的湍急险峻，在其北面凿开石渠开通运粮的船只，使水流变得平缓漫散，但是河中的泥沙很快就淤积堵塞了河道，不能通航漕运，因而作罢。

天宝二年，左常侍兼陕州刺史韦坚开凿漕运河道，从苑西引来渭水，沿着古渠道到华阴汇入渭水，又引来永丰仓及三门仓……

译用来供应京师，名叫广运潭。任命裴坚为天下转运使。灞水、浐水二水在漕渠交汇，每逢夏季大雨，就都被淤塞。大历年间以后，渐渐不能通行船只。天宝年间，每年水陆运输二百五十万石粮食进入关中。以前是从河南一路运到陕郡太原仓，再运到永丰仓及京城的太仓。开元初年，河南尹李杰才设立陆运使，从含嘉仓到太原仓，设置八个转运站，每站相距四十里。每年从初冬开始，运送八十万石，后来增加到一百万石。每站用车八百辆，分为前后两批，交替两个月才完成。此后逐渐增加，到天宝七载，满二百五十万石。每站用车一千八百辆，从九月到正月才完成。天宝九载九月，河南尹裴迥因为转运负担繁重，担心损伤耕牛，于是把转运站改为交接场，每两个转运站选择靠近水边的地方作为住宿场，分派官员押运，同时防范盗窃。大历年间以后，水陆运输每年只有四十万石进入关中。

译听不过来。胆敢私自铸造铁器、煮盐的人，用铁钳锁住左脚（釱，读音徒计反，是一种脚镣），没收其器具财物。不产铁的郡设置小铁官，用回收的旧铁重新铸造，隶属于所在的县。"于是派孔仅、东郭咸阳乘坐驿传车，在全国推行盐铁专卖（举，就是全部的意思，指普天之下都施行这项政策），设立官府机构，主管煮盐、铸铁及出纳事务，任用原先经营盐铁而致富的人做官吏，因此官吏中商人出身的越来越多了。

　　卜式担任御史大夫（元鼎六年），看到各郡国大多认为官府所铸的铁器质量粗劣（是说百姓苦于铁器做工不好），价格又贵，有时还强令百姓购买；加上船只要征税，商人因此减少，物价上涨，于是就着孔仅提出的议题提出船税之事。皇上听了很不高兴。

　　又有董仲舒进言皇上说："如今盐铁专卖之利是古代的二十倍，百姓必定深受其害。"

　　汉孝昭帝元始六年，下令各郡国荐举贤良文学之士，向他们询问百姓的疾苦和教化的要领。他们都回答说："希望废除盐铁、酒类专卖以及均输官，不要与天下百姓争夺利益，向百姓显示节俭之风，这样教化才能兴盛起来。"

　　御史大夫桑弘羊反驳议论者的说法，他认为："这是国家的重大事业，是用来制服四方夷狄、安定边疆、充实国用的根本。从前豪强之家掌控山海资源，开矿冶炼、煮盐制盐，一家聚集的人手有时多达上千人。这些人大多是流亡失所之人，远离家乡，抛弃祖坟，依附豪门大族，聚集在深山荒泽之中，从事奸邪不法的营生。一般人家里有了珍宝器物，尚且要收藏起来加以保护，何况是天地间的山海资源呢？权势和利益所在之处，必定在山林湖泽之中，如果不是豪强之人，是不能获得其中利益的。从前盐铁尚未收归官营时，平民中有朐氏、邴氏，诸侯王中有吴王，他们独占山泽的丰饶物产，减轻对百姓的赋税，赡养穷困之人来树立私人威望，久而久之，便滋生了叛逆不轨之心。如今如果放纵百姓争夺权利，废除盐铁专卖来资助豪强暴徒，助长他们的贪欲，那么众多奸邪之徒就会聚集，在私门之下结党营私，那么强横难制的势力就会日益膨胀无法控制，兼并他人财产的奸邪之事也就形成了。盐铁之利，可以救济百姓的急难，供给军队的费用，是不可以废除的。"

　　文学之士说："平民百姓把财富藏在自家，诸侯把财富藏在自己的封国，天子把财富藏在四海之内，所以称王天下的人不聚敛蓄积，而是把财富藏在百姓那里，远离浮华的利益，致力于对百姓有益的义举。义礼确立起来，百姓就会被在上位者所感化。像这样，即使商汤、周武王活在当世，也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至于工商之事、冶炼铸造之事，又有什么奸邪能够成事呢？三桓专擅鲁国大权，六卿瓜分晋国，都不是靠盐铁冶炼起家的。所以权势利益深重的祸患，不在山海之间，而在朝廷之中；一家危害百家的祸患，在于宫墙之内，而不在朐氏、邴氏那样的商贾之家。"

　　大夫说："山海资源有了官府的禁令，百姓就不会因争夺而倾家荡产；物价贵贱有了平准标准，百姓就不会疑虑不安；官府设立衡量的标准，百姓就能各得其所，即使让五尺高的儿童去市场，也没有人能够欺骗他。如今如果废除专卖，那么豪强之人就会独占资源、专擅其利了。"

译　文学之士说："山海，是财用的宝贵来源；铁制农具，是农夫赖以生存的利器。利器用得上，仇敌就能消灭，田野得以开辟而五谷丰熟；财富来源开通了，百姓生活富足，用度充足国家就富强，再用礼来教化百姓，礼教推行开来社会就会有谦让之风，人们就会怀着敦厚朴实之心相互交往，而不相互算计谋利。秦、楚、燕、齐各地，土地人力条件不同，风气刚柔各异，器具大小的使用、曲直的适宜程度，各地风俗不同，各有各自适合的方式。官府把铁器生产统一垄断起来，铁器就会失去因地制宜的适宜性，农民就会失去使用的便利，器具使用不便，农夫就会在田野中疲于劳作，荒地得不到开垦，百姓就会陷入困乏了。"

　　大夫说："从前商鞅治理秦国，设立百倍之利，征收山泽赋税，使国家富强、人民强盛，蓄积有余，因此能够征伐敌国、开拓疆土，而不必再向百姓加征赋税，军队就得到了供给。所以国家的财用取之不尽，百姓却不觉察；疆土一直扩展到西河，百姓却不感到痛苦。如今盐铁的利润，是用来救济百姓急难、供给军队费用的，致力于积蓄以防备匮乏，所供给的很多，对国用有益，对百姓无害。"

　　文学之士说："从前汉文帝的时候，没有盐铁专卖之利，百姓却富足；如今有了盐铁专卖，百姓却困乏不堪，没见到这利益带来什么好处，倒是看到了它带来的危害。况且利益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而是从民间产生的，如今却要从中榨取百倍的利益，这是计算上的失策。李树梅树今年结果多了，来年就会结果少；新谷成熟了，陈谷就会相应减少。就连天地都不能长久满盈，何况是人呢？所以对那一方有利的，必定会对这一方有所损耗，就像阴阳不能同时并耀，昼夜交替、此长彼短一样。商鞅用严酷（峭，读音七反）的法令追求长远之利，导致秦国百姓无法安生，等到秦孝公死后，人们相与哭祭，此后秦国便日渐危弱。利益积蓄了，怨恨也随之积累；疆土扩大了，祸患也随之酿成，哪里说得上什么利用不竭呢？"

　　于是丞相上奏说：贤良文学之士不明白官府施政实情，草率地认为盐铁专卖不便于民，建议废除郡国的酒类专卖以及函谷关以内的铁官。奏章获得批准。于是利益重新流向民间，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汉孝元帝时，曾经废除盐铁官，三年后又恢复了。

　　后汉章帝时，尚书张林上言说："盐是饮食中急需之物，即使价格贵，百姓也不得不需要，官府可以自行贩卖。"

　　汉献帝建安初年，关中百姓流亡进入荆州的有十余万家（荆州，就是现在襄阳以南一带）。等到听说家乡已经安定，都盼望着能返回故里，却没有办法自立生业。于是卫觊建议认为："盐，是国家的重要财富，自从战乱以来，已经流散民间，如今应当像从前一样设置使者监督盐的贩卖，用所得钱款购买耕牛农具，供给返乡的百姓。鼓励耕作、积蓄粮食，以使关中富庶起来。远方的百姓听到这个消息，必定会争相返回。"魏武帝于是派遣谒者仆射监督盐官事务，把司隶校尉的治所迁到弘农，流亡的百姓果然纷纷返回，关中因此变得富庶充实。

　　陈文帝天嘉二年，太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奂因为国家用度不足，奏请设立煮海盐税，皇帝

译听从了。

　　后魏宣武帝时，河东郡有盐池，原先设立官府机构来征收税利。此前曾一度废除官营，结果有钱有势的人独占了盐池的利用，贫穷弱小的人却得不到任何好处。延兴末年，又重新设立监督管理的官司，根据物价贵贱来调节税收，使公家和私人都能获利。孝明帝即位后，又废除了这项禁令，让盐池与百姓共同享用。此后豪门权贵之家又趁机凭借势力霸占夺取，靠近盐池的百姓也常常私自设障截留。神龟初年，太师高阳王元雍、太傅清河王元怿等人上奏，请求依照先朝做法，认为设立禁令官营更为适宜，于是又重新设置监官加以监督检查。此后屡次废除又屡次重立，一直到永熙年间。自从迁都邺城之后，在沧州、瀛州、幽州、青州四州靠海的境内，沿海煮盐。沧州设置盐灶一千四百八十四座，瀛州设置盐灶四百五十二座，幽州设置盐灶一百八十座，青州设置盐灶五百四十六座，又在邯郸设置盐灶四座，全年合计共收盐二十万九千七百零八斛四斗，军队和国家所需的费用，因此得以周全供给。

　　后周文帝主持朝政之初，设立了掌管盐务的政令。一是散盐，是煮海水制成的；二是盬盐，是引池水熬成的；三是形盐，是从地下挖掘出来的；四是饴盐，是从西戎地区取得的。凡是盬盐、形盐，各地都设有禁令，百姓开采都要交税。

　　隋开皇三年，开放盐池盐井，让百姓与官府共同享用。

　　唐朝开元元年十一月，左拾遗刘彤就盐铁问题上表说："臣听说汉孝武帝时，对外征讨戎夷，对内兴建宫室，耗费之巨，实在超过当今一倍。然而古代耗费多，财货却有余；如今用度少，财用却不足，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古代向山泽索取财富，而如今却向贫苦百姓索取吗？向山泽索取，公家利益丰厚，而百姓也能安心归附于农业；向贫苦百姓索取，公家利益微薄，而百姓则会离弃本业。所以先王制定法度，山海资源设有专管的官员，山林川泽都设有专职人员，物价轻重的调节有一定的方法，开采与禁止都按时令进行，这样一是能使百姓专心务农，二是能使国家富饶。煮海水制盐、开采矿山铸钱、砍伐树木建造房屋，这些都是农事之余从事副业的人。寒冷时没有衣服穿，饥饿时没有饭吃，靠出卖劳力维持生计的人，是穷苦的一类人。如果能够征收山海的丰厚利益，从从事副业的人身上征取，来免除穷苦百姓的重徭，这就是所谓的"损有余而补不足"，这难道不正是帝王治国之道吗？臣希望陛下诏令盐铁、伐木等官署征收专卖之利，将货物卖给百姓，用不了几年，国库就会有充裕的积蓄了。然后再颁布宽大的政令，免除鳏寡孤独等穷苦之人的徭役，这样就可以恩惠百姓大众，也可以安抚边远荒服之地的民族。即使戎狄尚未臣服，即使遇到尧汤时期那样的水旱灾害，也都不足为虑了。"唐玄宗命令宰相大臣们商议此事是否可行，大家都认为盐铁专卖之利对国家用度很有益处，于是命令将作大匠姜师度、户部侍郎强循一并兼任御史中丞，与各道按察使一起检核全国盐铁的赋税征收情况。

　　开元二十五年的仓部格规定："蒲州的盐池，命令州府官司监督，把盐池按份租给有能力的人家经营开采，征收盐税。每年上、中、下各等盐畦总共通融征收一万石，并派遣官员核查

译监督。如果堤堰渠道出现穿凿损坏，所需的人力，先由经营盐畦的人家丁口来承担；如果损坏过多、人力不足的，允许役使附近的民夫。

　　又屯田格规定："幽州的盐屯，每屯配备丁夫五十人，一年收成如果达到二千八百石以上，按照营田第二等标准评定；达到二千四百石以上的，按第三等评定；达到二千石以上的，按第四等评定。大同、横野军的盐屯配备兵士五十人，每屯一年收成达到一千五百石以上的，按第二等评定；一千二百石以上的，按第三等评定；九百石以上的，按第四等评定。又成州长道县有盐井一所，也按等级设有奖惩。蜀地陵州、绵州等十个州共有盐井九十所，每年征收的盐税折合钱共计八千零五十八贯。陵州盐井一所，税额折合钱二千零六十一贯；绵州盐井四所，折合钱二百九十二贯；资州盐井六十八所，折合钱一千零八十三贯；泸州盐井五所，折合钱一千八百五十贯；荣州盐井十二所，折合钱四百贯；梓州折合钱七百一十七贯；遂州四百一十五贯；阆州一千七百贯；普州二百零七贯；果州二十六贯。如果遇到闰月，就总计加征一个月的税额，按月征收缴纳，允许用钱、银兼付。银的价钱另外通常以每两值二百钱来估算。所征税额按总数上缴官府，如有欠缺，就平均向各盐灶户征收。"自从战事兴起，上元年间以后，全国凡出产盐的地方，都设置盐司，分级掌管专卖利益，每年所得收入达九百余万贯钱。

通典卷第十一　食货十一

　　鬻爵、榷酤、算缗、杂税（附平准均输）

　　鬻爵（汉、后汉、晋、后魏、大唐）

　　汉孝文帝时，晁错向皇帝进言说："想要百姓致力于农业，关键在于抬高粮食的价值；抬高粮食价值的办法，在于让百姓用粮食作为奖赏和惩罚的依据。如今招募天下百姓向官府缴纳粮食，就可以授予爵位，也可以用来抵免罪罚。这样一来，富人得到了爵位，农民有了钱，粮食也有了流通去处（泄，就是散发流通的意思，读音先列反）。能够缴纳粮食换取爵位的人，都是家有余财的人；从这些有余财的人身上征取供国家使用，那么贫苦百姓的赋税就可以减轻，这就是所谓的用有余的来弥补不足的，法令一颁布百姓就能得到实惠。这样做顺应人心，所能补益的有三点：一是国君用度充足，二是百姓赋税减少，三是能够劝勉农事。爵位，是君主所专有的东西，出于口令就可以无穷无尽地授予；粮食，是百姓所种植的东西，出产于土地也不会匮乏。获得高爵和免除罪罚，是人们非常希望得到的。让天下百姓向边塞缴纳粮食，来换取爵位或免除罪罚，用不了三年，边塞的粮食必定会充足起来。"于是（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下令百姓向边塞缴纳粮食授爵：缴纳六百石授予"上造"爵位（第二等爵）；逐渐增加到四千石授予"五大夫"爵位（第九等爵）；一万二千石授予"大庶长"爵位（第十八等爵）；各按缴纳数量的多少分级授爵。晁错又上奏说："陛下恩准让天下百姓向边塞缴纳粮食来授予爵位，这是非常大的恩惠。臣私下担心边塞士卒的军粮，不需要用去天下太多的粮食。边塞的粮食如果已经足够支用五年，就可以让百姓向郡县缴纳粮食了。缴纳的粮食存入各郡县，以防备灾荒。等到粮食足够支用一年以上时，就可以时常实行赦免，不征收农民的租税。这样一来，恩德

译就能施加到千万百姓身上了。"皇上采纳了这个建议。

　　汉孝景帝时，上郡以西地区发生旱灾，又重新修订卖爵的法令，并降低（裁，就是减省的意思）爵位的价格来招徕百姓购买。以及被判服刑劳役的犯人，也可以向官府缴纳粮食来抵免罪罚。

　　汉孝武帝元朔元年，对外用兵四夷，对内大兴功利之事，国家财用空虚枯竭，于是招募百姓，凡能缴纳奴婢的人，可以终身免除徭役；郎官缴纳财物可以增加俸禄品秩；缴纳羊只可以授予郎官之职，这类做法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元朔五年，有关官署商议，允许百姓可以买爵位、赎免禁锢之罪、免除贪赃罪；并请求设置奖赏性的官爵，名叫"武功爵"。据茂陵中书记载有武功爵的等级：一级叫造士，二级叫闲舆卫，三级叫良士，四级叫元戎士，五级叫官首，六级叫秉铎，七级叫千夫，八级叫乐卿，九级叫执戎，十级叫政戾庶长，十一级叫军卫，这是汉武帝制定用来褒奖军功的爵位。颜师古说："这下文说每级十七万钱，共计价值三十余万金。但这里所引用的茂陵书只记载了十一级，那么计算数目就不够，与原文记载不符。或许是茂陵书的记载不够完整吧。"每一级爵位价值十七万钱，总共价值三十余万金。凡是购买武功爵达到"官首"这一级的人，可以试用补任官吏，优先授职，地位相当于"千夫"，如同旧制二十等爵中的"五大夫"（五大夫，是旧制二十等爵中的第九级，达到这一级以上，才开始免除徭役，所以常常优先选拔他们担任官吏。千夫，是武功爵十一等中的第七级，也能免除徭役，如今则优先授职为官吏，与五大夫地位相当）。如果他们犯了罪，还可以减免二等处罚。购买爵位最高只能达到"乐卿"（乐卿，是武功爵的第八级，是说购买爵位只能达到第八级），这是为了推崇军功。立有军功的人则多可越级授予，大功的封为侯爵、卿大夫，小功的授予郎官。官吏选拔的途径变得驳杂而多种多样，官职的尊严职能也就随之耗损废弛了。元鼎初年，豪门富户都争相隐匿财产，不肯资助官府，唯独卜式多次主动请求缴纳财物。天子于是破格拜卜式为中郎，赐给他左庶长的爵位、十顷田地，并布告天下，以此教化百姓。开始下令允许官吏缴纳粮食补任官职，可以一直补到六百石俸禄的郎官。后来桑弘羊请求下令允许百姓缴纳粮食补任官职以及罪犯用粮食赎罪。命令百姓能够向甘泉宫缴纳粮食的，按数量多少分别对待，可以终身免除徭役。所忠又进言说："世家子弟和富人中，有的斗鸡走狗、狩猎赌博，扰乱了当地百姓。"于是征集这些违犯法令的人，竟自变为千人之多，称为"株送徒"，凡缴纳财物的人可以补任郎官。

　　后汉孝安帝永初三年，天下发生水旱灾害，国家用度不足，三公上奏请求，下令官吏百姓凡缴纳谷物的，可以授予关内侯的爵位。

　　汉灵帝在鸿都门悬挂告示，开设卖官的门路，从公卿以下各级官职，都各有价格等差。廷尉崔烈缴纳五百万钱，买得司徒之职。他的儿子崔钧说："父亲本不应该做三公，议论的人都嫌弃这官职带有铜臭味。"凡是刺史、二千石官员的升迁任命，都被要求缴纳助修宫室的钱款，大多要达到二三千万钱。有的人钱没有缴齐，甚至因此自杀。羊续担任太尉时，当时凡被任命为三公的人，都要缴纳"东园礼钱"一

译千万，并由宫中使者前去督促索取，这种做法称为"左驺"。使者所到之处，官员们都要出迎致礼，并厚加馈赠贿赂。羊续于是让来使坐在简陋的单席上，举起自己破旧的丝绵袍给使者看。

　　晋武帝太康三年，问刘毅说："你认为我可以比作汉朝的哪位君主？"刘毅回答说："可以比作桓帝、灵帝。"武帝说："我虽然德行比不上古人，但还能克制自己治理国家，向南平定吴国，统一了天下。把我比作桓帝、灵帝，不是太过分了吗？"刘毅回答说："桓帝、灵帝卖官，钱财收入国库；陛下卖官，钱财却流入私人腰包。这样说来，陛下还不如他们呢。"

　　后魏庄帝初年，正当丧乱之后，仓廪空虚，于是颁布了缴纳粮食授爵的制度。缴纳粮食八千石的，赏给散侯；六千石的，赏给散伯；四千石的，赏给散子；三千石的，赏给散男。有职之人缴纳七百石，赏加一大阶官阶，并授予实职官位。白身之人缴纳五百石的，允许按品第出身入仕；缴纳一千石的，加授一大阶官阶。凡是僧人缴纳粮食四千石送入京城仓廪的，授予本州僧统之职，各按数量多少而有差别。

　　唐朝至德二年七月，宣谕使侍御史郑叔清上奏说："此前各路使者招募百姓缴纳钱物，大多发给空名告身，虽然授予了官职名号以奖赏他们的忠义，但还没有充分发挥这一政策对才能之士的作用。如今都应当衡量他们的文武才艺，并结合本人意愿和实际便利情况，依照条例格式一并申报上奏，然后就写发委任状。各地道士、女冠、僧人、尼姑如果缴纳钱财，请准许按敕令转授给其他人；如果他们本人愿意还俗，授予官职、勋位、邑号等，也听凭其便。如果没有人可以转授、又不愿意还俗的，按照法律规定他们本不应蓄养奴婢、田宅、资财，但既然他们已经资助国家缴纳了钱财，就不应再拘泥于常规限制。他们所拥有的资财，凡能按十分之三缴纳资助国家的，其余十分之七可以任凭终身自行享用，本人去世之后，也可以任由转赠给近亲。又依照敕令，缴纳一百千文钱的，授予明经出身；如果曾经受业读书，粗通帖经策论，修身谨慎、品行端正，为乡里所熟知的，可以酌情减免二十千文。如果先前曾经参加科举被推荐送考、到省城应试落第，确有明确凭证，帖经策论成绩也不算太差的，减免五十千文。如果只是粗通文字的，按原来的敕令处理；未曾读书求学、不识字的，加征三十千文。应当授予职事官以及勋阶、邑号、赠官等，如有应当荫及子孙的，如果户内一并荫免丁、中三人以上免除课役的，加征一百千文；每再多荫免一名丁、中，累加三十千文。至于商贾，依照法令由所在地征税，如果他们能够按所有资财十分之四缴纳资助军费的，就给予终身优待、免除赋役。如果在敕令条文规定之外，还有人愿意把全部家产都拿出来资助国家的，嘉奖他们竭诚尽忠，给予破格的待遇。如果本人先前已有出身或官职资历的，一并衡量其资历高低，各依照相应条例，分等级从优拟定授予。如果七十岁以上愿意接受致仕官衔的，每一等级所需缴纳的钱数在原定基础上减少十分之二。"当时正值安史之乱、叛军侵扰内地，天下多有忧患，军费不足，因此权且制定这项制度，不久之后便停止废除了。

　　榷酤（汉、陈、隋

译、大唐）

　　汉孝武帝天汉三年，开始实行酒类专卖。韦昭解释说："用木头搭桥渡水叫做'榷'。这里是说禁止百姓私自酿酒买卖，只由官府独家开设经营，就像在道路上架设独木桥的人独自获利一样。"颜师古说："榷，就是行人徒步过河的小桥，《尔雅》称之为'石杠'，就是现在所说的'略彴'（独木桥）。禁绝民间自由买卖，把利益全部收归官府，百姓没有办法从中获利，就好像过河只能走这一座独木桥一样（彴，读音酌）。"

　　汉孝昭帝始元末年，丞相车千秋上奏请求废除酒类专卖，改为官府每升酒收税四钱。

　　汉孝元帝时，贾捐之上书说："从前汉孝文帝的时候，天下百姓的人头税是四十钱，成年男子三年才服一次徭役。如今天下百姓的人头税已达数百钱，又设置盐铁、酒类专卖之利来补充国家用度，尚且不能满足，而百姓已经困苦不堪了。"

　　王莽时，羲和鲁匡进言说："名山大泽、盐铁钱币布帛、五均赊贷等事务，都由官府主管（斡，就是主管的意思，读音管），唯独酒的专卖还没有收归官营。酒，是上天赐予的美好俸禄，是帝王用来颐养天下百姓、祭祀祈福、扶助衰弱之人、调养疾病的东西。各种礼仪的聚会，没有酒就无法进行。所以《诗经》说'没有酒就去买（酤，就是买的意思）'，是说君王对待族人恩情深厚，关键在于宴饮款待，如果没有酒，就买酒来饮用。《论语》说'从市集上买来的酒和肉脯不吃'，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诗经》所依据的是承平安定的时代，那时酒的酿造买卖由官府经营，酒质醇和味美，方便百姓，可以相互进用（旨，就是美的意思；御，就是进用的意思）。《论语》中孔子所处的时代正当周朝衰乱之世，酒的买卖掌握在民间私人手中，质量低劣、掺假不实，所以孔子怀疑而不食用。如今如果断绝天下的酒，就无法用来施行礼仪、相互奉养；如果放任民间无限制地酿酒买卖，就会耗费财物、损害百姓。请求效法古制，命令官府酿酒，以二千五百石为一个单位，大概每个单位设立一处酒垆来卖酒（垆，就是卖酒的场所，因为它一边高起，形状像铁匠家的熔炉，所以取了这个名称）。以卖出五十次酿造的酒量为标准。每次酿造用粗米二斛、酒曲一斛，可以酿成酒六斛六斗。各按当地市场，每月初一以米曲三斛为标准，一并计算价钱，然后三等分（参，就是三的意思），以其中三分之一作为一斛酒的平价。除去米曲的本钱，计算所得利润再十等分，其中十分之七归入官府，剩下十分之三以及酒糟、酢浆（酨，就是酢浆的意思，读音才代反）、灰炭，用来支付工匠、器具、柴薪的费用。"然而百姓却更加怨恨了。

　　陈文帝天嘉年间，虞荔等人因为国家用度不足，奏请实行酒类专卖，皇帝听从了。

　　隋文帝开皇三年，废除官营酒坊，让百姓也能自由酿酒经营。

　　唐朝广德二年十二月敕令，天下各州各自酌量核定卖酒户的数目，按月缴纳税款。除此之外，无论官营还是私营，一律禁止。大历六年二月，酌量核定为三个等级，按月征税，所征税钱一并充作布绢进献朝廷之用。建中三年颁布制令，禁止百姓私自卖酒，由官府设立酒店自行酿卖，所得利润用来资助军费。

　　算缗（汉、晋、宋、齐、

译梁、陈）

　　汉孝武帝元狩四年，自从制作皮币、铸造白金之后，商人们因货币制度的变化，大多囤积货物追逐利益。于是公卿进言说："商人越来越多，贫穷的人没有蓄积，都仰赖官府救济。从前对轺车、商人的缗钱都各有不同的税率（缗，就是丝线，用来穿钱的。一贯为一千钱，每贯出二十钱作为一算的税。《诗经》说'维丝伊缗'。轺，是一种小车），请求仍旧按照原来的税率征收。凡是从事商贾末业、赊贷买卖（贳，就是赊的意思；贷，就是借给的意思），在城邑中囤积储存各种货物，以及经商谋取利益的人，即使没有登记在市籍上，也都要各自申报（占，就是估量的意思，各自估量自家财物的多少，编成名册送交官府。占，读音之赡反）自己财产的价值。按大约每二千缗钱征收一算的比率。凡是从事手工制造并出租、以及铸造器物的人，按大约每四千缗钱征收一算的比率。凡不属于官吏（比，就是同类的意思。本身不是官吏一类，也不是三老，也不是北方边境骑士）、三老、北方边境骑士的人，如果拥有轺车，就要缴纳一算的税。商人拥有轺车的，要缴纳两算的税（商人拥有轺车，又要多出一算，这是加重他们的赋税）。船只长度在五丈以上的，缴纳一算的税。凡隐匿财产不申报，或申报不完全（悉，就是完全的意思）的，罚戍边一年，并没收其缗钱财物。如果有人能够告发，就把没收财物的一半奖给告发人。"凡有不缴纳税款的人，允许别人告发，把没收财物的一半给告发人。天子既已颁布了缗钱令，又尊崇卜式作为表率，但百姓始终没有人愿意分出财产资助官府，于是朝廷派杨可推行"告缗"，遍及全国（杨可，是人的姓名。据《义纵传》记载："当时杨可正在受理告缗之事，义纵认为这是扰乱百姓的做法，便派部下官吏去逮捕替杨可办事的人。"）杨可依据法令来推行这项政策，所以天下隐匿财产的富人都被告发了。凡是商人囤积货物以及从事工巧手艺的人家，其财产不是从种桑务农中得来的，都叫做"缗"（据茂陵中书记载，有"缗田""缗奴婢"的说法，就是这个意思）。中等以上的人家大多都遭到告发。司法官署审理这些案件，很少有能翻案（反，读音幡，是指从轻发落而得以脱身）的。于是分别派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成若干组（分曹，是说分成若干组、派出担任使者）前往各地处理郡国的缗钱案件，就地到当地审理。所没收得到的百姓财物数以亿计，奴婢以千万计，田地大县多达数百顷，小县也有一百余顷，房宅也是如此。于是商人和中等以上的人家大多破产。百姓因此苟且偷生，只图眼前吃好穿好，不再从事积蓄财产的产业，而官府却因盐铁、缗钱的收入，用度稍微宽裕了一些。起初，大农令所管辖的盐铁官署众多，朝廷设置水衡都尉，想让它来主管盐铁事务。等到杨可推行告缗之后，上林苑所没收的财物众多，于是命令水衡都尉主管上林苑。上林苑府库已经充实丰盈，规模也进一步扩大。于是把缗钱分配给各个官署，水衡都尉、少府、大农令、太仆各自设置农官，往往就……

译郡县依次没收百姓田地并加以利用。"即"是"就"的意思。"比"是指依次被没收。所没收的奴婢，分配到各苑囿去饲养狗马禽兽，以及分给各个官署。官府增设的杂项机构越来越多，就是指新设置的官员分别执掌事务。刑徒和奴婢人数众多，而黄河漕运运来的粮食就达四百万石，加上官府自行购粮才够用。此后朝廷下令官吏可以纳粟补授官职,罪人也可以纳粟赎罪，还可以纳粟到甘泉宫补官,不再实行告缗。

译晋自过江，至于梁陈，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

——晋朝渡江以后，一直到梁、陈两朝，凡是买卖奴婢、马牛、田宅，只要立有文书契券，每一万钱要缴纳估税四百钱交给官府，其中卖方出三百，买方出一百。

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

——没有文书契券的，按照货物所能承受的价值，同样按百分之四征收，叫做"散估"。

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

——经历宋、齐、梁、陈四朝，都以此作为常制。

以人竞商贩，不为田业，故使均输，欲为惩励。

——因为当时人们竞相经商贩卖，不肯从事农业，所以推行这种均输之法，是想以此惩戒督励。

虽以此为辞，其实利在侵削。

——虽然表面上以此为借口，实际上其用意在于剥夺聚敛。

此亦算缗之类。

——这也属于"算缗"一类的税法。

杂税　汉　后汉　宋　齐　梁　陈　后魏　北齐　后周　隋　大唐

汉高帝十一年，令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及郡各以其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

——汉高帝十一年，下令诸侯王、通侯常在十月入朝进献，并令各郡按人口数计算，每人每年出六十三钱，用来供给进献所需的费用。

孝武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车。

——汉武帝元光六年冬天，开始对商人的车辆征税。

始税商贾船车，令出算也。

——这是开始对商人的船只车辆征税，命令他们缴纳算赋。

太初四年冬，行回中，徙弘农都尉理武关，税出入者，以给官吏卒食。

——太初四年冬，武帝巡行回中，把弘农都尉迁移到武关治理，对出入关的人征税，用以供给官吏士卒的食用。

孝昭元凤二年，令郡国无敛今年马口钱。

——汉昭帝元凤二年，下令各郡国不要征收今年的马口钱。

往时有马口出敛钱，今省之。

——从前有对马匹按口数征钱的，现在把它免除了。

所谓租及六畜。

——这就是所说的租税推及到六畜。

宣帝时，耿寿昌奏请增海租三倍，天子从其计。

——宣帝时，耿寿昌上奏请求把海产之税增加三倍，天子采纳了他的建议。

御史大夫萧望之奏言：「故御史属徐宫，御史大夫属也。家在东莱，言往年加海租，鱼不出。

——御史大夫萧望之上奏说："原御史属官徐宫，是御史大夫的属官。他家在东莱，说往年增加海租之后，鱼就捕不到了。

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予人，鱼乃出。

——当地老人都说，武帝时官府曾自己经营捕鱼，结果海鱼捕不到，后来把渔业交给百姓经营，鱼才又捕得到。

夫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宜且如故。」

——阴阳之间的感应，万物类别互相呼应，天下万事都是如此，应当还是照旧不变才好。"

上不听。

——皇上没有听从。

王莽令诸取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桑蚕织纴纺绩补繨，工匠医巫卜祝及他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区谒舍，若客馆。

——王莽下令，凡是在山林水泽中捕捉鸟兽鱼鳖各种虫类以及从事畜牧的人，妇女养蚕织布纺纱缝补，工匠、医生、巫师、卜者、祝史以及其他有方技的人，还有在市肆、里巷、客舍中经商的人（区谒舍，就像客馆一样），

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

——都要各自向所在县的官府申报自己所从事的营生，除去本钱，核算利润，分成十一份，取其中一份作为贡税。

末年，盗贼群起，匈奴侵寇，大募天下囚徒人，名曰猪突豨勇。

——王莽末年，盗贼纷起，匈奴侵犯边境，大规模招募天下囚徒从军，称为"猪突豨勇"。

一切税吏人，赀三十而取一。

——对所有官吏百姓一律征税，财产每三十取其一。

后汉灵帝时，南宫灾。

——后汉灵帝时，南宫发生火灾。

中常侍张让、赵忠等说帝，令敛天下田税十钱，以治宫室。

——中常侍张让、赵忠等劝说皇帝，下令向天下征收田税每亩十钱，用来修建宫室。

蜀李雄薄赋，其人口出钱四十文，巴人谓赋为賨，因为名焉，賨之名旧矣。

——蜀地的李雄减轻赋税，规定每人出钱四十文，巴地人把赋税叫做"賨"，因此就用这个名称，"賨"这个名字由来已久了。

其赋钱四十，则始于李雄也。

——但每人出钱四十文的赋制，则是从李雄开始的。

宋元嘉二十七年，后魏南侵，军旅大起，用度不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献金帛等物，以助国用。

——刘宋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南侵，大举兴兵，国家费用不够，王公、妃嫔、公主以及朝廷官员、州郡长官各自献出金帛等财物，来帮助国家开支。

下及富室小人，亦有献私财数千万者。

——下至富家平民，也有献出私人财产多达数千万的。

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家赀满五十万，僧尼满二十万者，并四分借一。

——扬州、南徐州、兖州、江州四地富裕人家，财产满五十万的，僧尼财产满二十万的，都按四分之一的比例借取。

过此率计，事息即还。

——超过这个数目的，按此比例计算征借，事情平息后即予归还。

齐武帝时，王敬则为东扬州刺史，理今会稽郡也。

——齐武帝时，王敬则担任东扬州刺史，治所在今天的会稽郡。

以会稽边带湖海，人无士庶，皆保塘陂。

——因为会稽濒临湖海，百姓不分士人平民，都靠修筑堤塘以自保。

敬则以功力有余，悉评敛为钱，以送台库，帝纳之。

——王敬则认为百姓服役的劳力有富余，就一律折算成钱征收，送入朝廷库府，皇帝接受了这个做法。

竟陵王子良上表曰：「臣昔忝会稽，粗闲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

——竟陵王萧子良上表说："臣从前忝任会稽太守，大致了解当地风俗，堤塘劳役所折的钱，本来是不归入官府的。

良由陂湖宜壅，桥路须通，均夫订佗顶反直，人自为用。

——原本是因为堤塘湖泊需要修筑，桥梁道路需要通行，所以按户平均征调劳役折算钱值，是让百姓自己用于修治。

若甲分毁坏，则年一修改；乙限坚完，则终岁无役。

——如果甲地的堤塘毁坏了，就每年修一次；如果乙地的堤塘坚固完好，就整年不需要劳役。

今乃通课此直，悉以还台，租赋之外，更生一调。

——如今却把这项钱统一征收，全部上缴朝廷，这样在租赋之外，又多生出一种赋税。

致令塘路崩芜，湖源泄散，害人损政，实此为剧。

——致使堤塘道路崩坏荒废，湖水水源泄漏散失，损害百姓、危害政务，这件事实在是最严重的。

建元初，军用殷广，浙东五郡，丁税一千，乃质卖妻子，以充此限，所逋尚多，寻蒙蠲原。

——建元初年，军费开支浩大，浙东五郡每丁征税一千钱，百姓竟至典卖妻子儿女来凑足这笔钱，即便如此拖欠的仍然很多，不久蒙皇上免除。

而此年租课，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扰人，实自弊国。

——而这一年的租税，欠交竟达三分之一，可见此举只是徒然扰乱百姓，实际是使国家自受其害。

愚谓课塘丁一条，宜还复旧。」

——臣愚以为堤塘劳役折钱这一条，应当恢复旧制。"

自东晋至陈，都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贼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

——从东晋到陈朝，都城西面设有石头津渡口，东面设有方山津渡口，各设津主一人，贼曹一人，值水兵五人，用来检

译查违禁物品以及逃亡叛逆的人。

荻炭鱼薪之类过津者，并十分税一以入官。

——芦荻、木炭、鱼类、柴薪之类经过渡口的，一律按十分之一征税，收归官府。

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大市备置官司，税敛既重，时甚苦之。

——淮水以北有大市一百多处，小市十几处，大市都设有专门的官署管理，征税繁重，当时百姓深以为苦。

后魏明帝孝昌二年，税市入者，人一钱。

——后魏孝明帝孝昌二年，对进入市场的人征税，每人一钱。

其店舍又为五等，收税有差。

——市中的店铺又分为五个等级，征税各有差别。

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奏请立关市邸店之税，开府邓长颙赞成之，后主大悦。

——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上奏请求设立关卡、集市、邸店的税收，开府仪同邓长颙赞同这个建议，后主非常高兴。

于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声色之费，军国之用不在此焉。

——于是把这项税收所得用来供给宫廷享乐声色之费，军国正用并不依靠这笔钱。

税僧尼令曰：「僧尼坐受供养，游食四方，损害不少，虽有薄敛，何足为也。」

——征收僧尼税的诏令说："僧尼安坐接受供养，四处游食，造成的损耗不少，即便对他们轻加征收，又算得了什么呢。"

后周闵帝初，除市门税。

——后周闵帝初年，废除了市门税。

及宣帝即位，复兴入市之税，每人一钱。

——到宣帝即位后，又恢复征收入市税，每人一钱。

隋文帝登庸，又除入市之税。

——隋文帝即位后，又废除了入市税。

大唐开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隐奏请薄百姓一年税钱充本，依旧令高户及典正等捉，随月收利，将供官人料钱。

——唐开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隐上奏请求将百姓一年的税钱征收较薄的一部分作为本钱，仍旧交由富户及典正等经管，按月收取利息，用来供给官员的俸料钱。

自天宝末年，盗贼奔突，克复之后，府库一空。

——自天宝末年以来，盗贼四处冲突为乱，收复失地之后，国库已经空虚。

又所在屯师，用度不足，于是遣御史康云闲出江淮，陶锐往蜀汉，豪商富户，皆籍其家资，所有财货畜产，或五分纳一，谓之「率贷」，所收巨万计。

——加之各地驻军，费用不足，于是派遣御史康云闲前往江淮、陶锐前往蜀汉，将豪商富户的家产都登记造册，凡其财货畜产，或按五分之一征收，称为"率贷"，所征收的财物数以万计。

盖权时之宜。

——这大概是权宜应急之策。

其后诸道节度使、观察使多率税商贾，以充军资杂用，或于津济要路及市肆闲交易之处，计钱至一千以上者，皆以分数税之。

——此后各道节度使、观察使大多向商贾征税，用来充作军费及各种开支，有的在渡口要道及市肆交易场所，凡交易金额达一千钱以上的，都按一定比例征税。

自是商旅无利，多失业矣。

——从此商旅无利可图，很多人因此失业。

上元中，敕江淮堰埭商旅牵船过处，准斛斗纳钱，谓之埭程。

——上元年间，敕令江淮一带堰埭上商旅牵船通过的地方，按照货物斛斗数缴纳钱款，称为"埭程"。

大历初，诸州府应税青苗钱，每亩十文，充百司手力资课。

——大历初年，各州府应征收青苗钱，每亩十文，用来充作各官署人力费用。

三年十月十六日，台司奏，缘兵马未散，百司支计不给，每亩更加五文。

——大历三年十月十六日，御史台上奏，因为军队尚未遣散，各官署经费支出不够，每亩再加征五文。

贞元九年制，天下出茶州，商人贩者，十分税一。

——贞元九年下诏，凡天下出产茶叶的州郡，商人贩卖茶叶的，按十分之一征税。

平准均输附○周　汉　后汉

周制，司市掌市之理教政刑，量度禁令，郑玄曰：「量，豆区斗斛之属。度，丈尺也。」

——周朝的制度，司市掌管市场的治理、教化、政令、刑罚，以及度量衡的禁令。郑玄说："量，是指豆、区、斗、斛一类的量器。度，是丈、尺一类的度量单位。"

以次叙分地而经市，次谓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

——按次序划分场地来规划市场，"次"指官吏所在的官舍，就是思次、介次一类的处所，就像现在的市亭一样。

叙肆，行列也。经，界也。

——"叙肆"，就是行列的意思。"经"，就是划定界限的意思。

以陈肆辨物而平市，陈犹列也。辨物，物异肆也。肆异则市平。

——通过陈设各行店铺来区分货物、平定市价，"陈"就是排列的意思。"辨物"，是指不同的货物设在不同的店铺。店铺分门别类，市场秩序就平稳了。

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物靡者，易售而无用，禁之则市均。郑众云：「靡谓侈靡。」

——用政令来禁止那些华而不实的浮靡之物，从而平均市场，浮靡之物，容易卖出却没有实际用处，禁止它们市场就能平均。郑众说："靡指的是奢侈浮华的东西。"

以商贾阜货而行布，通物曰商，居卖曰贾。阜犹盛也。

——依靠商人贩运货物、流通财物，使货物丰盛流通开来，流通货物的叫"商"，坐店贩卖的叫"贾"。"阜"就是丰盛的意思。

以量度成贾而征儥，征，召。儥，买也。物有定价，则买者来。儥音鬻。

——用度量衡制定价格，来招徕买卖，"征"是招引的意思。"儥"是买的意思。货物有了固定的价格，买主就会来。"儥"读作"鬻"。

以质剂结信而止讼，质剂，谓两书一札而别之，若今下手书，言保物要还矣。大市以质，小市以剂。音子随反。

——用契券文书来建立信用、平息诉讼，"质剂"，是指同一份契据写成两份分开保存，就像现在的签字文书，说明保存货物、约定归还。大宗交易用"质"，小宗交易用"剂"，"剂"读作"子随反"。

以贾人禁伪而除诈，贾人，胥师、贾师之属也。必以贾人为之者，知物之情伪与实诈尔。

——依靠贾人来禁绝伪劣、消除欺诈，"贾人"，是指胥师、贾师一类的官员。必须由贾人来担任这个职务，是因为他们懂得辨别货物的真假实伪。

以泉府同货而敛赊。同，共也。同者，谓人货不售，则为敛而买之。人无货，则赊贳而与之。

——依靠泉府来调剂货物、办理收敛赊贷之事。"同"是共同、调剂的意思。所谓"同"，是指百姓的货物卖不出去，官府就替他收买；百姓没有货物，官府就赊贷给他。

大市日仄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仄，日昳也。市者，杂聚之处。言主者，谓其多者。百族谓百姓也。必容来去。商贾家于城市。贩夫贩妇，朝资夕卖。因其便而分为三时之市，所以了物极众也。

——"大市"在太阳西斜时开市，以普通百姓为主；"朝市"在早晨开市，以商贾为主；"夕市"在傍晚开市，以小商小贩为主。"仄"指太阳偏西。市场是人群聚集交易的地方。所谓"主"，是指其中人数最多的一类人。"百族"指普通百姓，必然容许他们随时来去。商贾定居在城市之中。小贩们早上进货、傍晚卖出。因其各自的便利，分成三个时段开市，这样可以使货物流通得极为充分。

凡理市之货贿，六畜珍异，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利，利于人，谓物实厚者也。害，害于人，谓物行苦者也。使有，使阜，起其贾以征之也。使亡，使微，抑其贾以却之也。侈靡细好，使富人好奢，微之而已。郑众云：「亡者使有，无此物

译则开利其道，使之有。」

——凡是管理市场上的货物财货、六畜珍奇异物，缺少的要使它有，有利的要使它增多，有害的要使它消失，浮靡的要使它减少。"利"，是指对人有利，即质量好的货物。"害"，是指对人有害，即质量差的货物。使它"有"、使它"阜"，是靠提高价格来促进它的流通。使它"亡"、使它"微"，是靠压低价格来使它退出市场。奢侈浮靡精细讨巧的东西，是让富人喜好奢侈的，只要让它减少就可以了。郑众说："缺少的东西要使它有，如果没有这种货物，就打开有利的渠道，使它出现。"

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玺节印章，如今斗检封矣，使人执之，以通商。以出货贿者，王之司市也。以内货贿者，邦国之司市也。

——凡是流通财货，都要用印玺凭证来出入。"玺节"就是印章，就像现在的斗检封一样，让人拿着它来通行贸易。管理货物运出的，是天子的司市；管理货物运入的，是各诸侯国的司市。

国凶荒札丧，则市无征而作布泉矣。有灾害物贵，市不可以税，为人乏困也。金铜无凶年，因物贵大铸泉，以饶人。

——国家遇到饥荒瘟疫死丧之年，市场就免除征税并大量铸造货币。因为灾害使物价上涨，此时市场不能再征税，是为了避免百姓更加困乏。铜料不受灾年影响，趁物价高涨大量铸造钱币，以使百姓财用宽裕。

凡市，伪饰之禁在人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贾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郑玄曰：「王制云：『用器不中度，兵车不中度，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度广狭不中量，奸色乱正色，五谷不时，果实未熟，木不中伐，禽兽鱼鳖不中杀，皆不鬻于市。』亦其类也。于四十八，则未闻数十二焉。」

——凡是市场上，禁止百姓造假饰伪的条款有十二项，禁止行商的有十二项，禁止坐贾的有十二项，禁止工匠的有十二项。郑玄说："《王制》说：『器具不合规格，兵车不合规格，布帛的精粗不合标准，幅面的宽窄不合尺度，用邪色搅乱正色，五谷未到成熟季节，果实尚未成熟，树木尚未到砍伐的时候，禽兽鱼鳖尚未到可捕杀的时候，这些都不许在市场上出售。』也属于这一类禁令。但对这四十八项条款，却没听说过具体列举的十二项是什么。"

凡天患，禁贵儥者，使有恒贾。恒，常也，谓若贮米谷棺木而睹久雨而有疫病者，贵卖之。因灾害阨人，使之重困，故令有常贾也。四时之珍异亦如之。荐宗庙之物也。

——凡遇到天灾，要禁止哄抬物价出售者，使货物保持固定的价格。"恒"是恒常的意思，是说譬如有人囤积米谷棺木，看到久雨不停、疫病流行，就趁机抬价出售。这是趁灾害困扰百姓，使他们更加陷入困境，所以要下令固定价格。四季中的珍稀异物也是如此处理，这些都是用来供奉宗庙的物品。

汉武帝征伐四夷，国用空竭，兴利之官自此始也。

——汉武帝征伐四方夷狄，国家用度空虚枯竭，专门兴办财利的官职从此设立。

桑弘羊为大农中丞，管诸会计事，稍稍置均输以通货物矣。谓诸当所输于官者，皆令输其土地所饶，平其所在时价，官更于他处卖之。输者既便，而官有利。

——桑弘羊担任大农中丞，主管各种财政会计事务，逐渐设置均输之法来流通货物。也就是说，凡是应当向官府缴纳赋税的地方，都让他们缴纳当地出产丰饶的物产，按照当地当时的价格折算，官府再拿到别处去出售。这样对缴纳者来说方便了，而官府也能获利。

汉书百官表，大司农属有平准令。

——《汉书·百官表》记载，大司农的属官中有平准令。

元封元年，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管天下盐铁。

——元封元年，桑弘羊担任治粟都尉，兼领大农之职，全面掌管天下盐铁事务。

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以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

——因为各官署各自采购，互相争购物货，因此物价腾涨，而天下所缴纳的赋税运输费用有时抵不上运费本身，于是奏请设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别管辖各郡国，各地普遍设置均输盐铁官，命令远方各地都按照当地物产，就像从前商贾贩运的货物那样缴纳赋税，然后互相调剂运输。

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理车诸器，皆仰给大农。

——在京城设置平准官，统一接受天下运来的物资。征召工官来制造车辆等各种器物，费用都仰仗大农供给。

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牟，取也。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准」。

——大农各属官尽数掌控天下的货物，物价贵时就卖出，物价贱时就买进。这样一来，富商大贾就无法牟取暴利，"牟"就是获取的意思，商人就会转而回归农业本业，各种物价也就不能再腾涨了。所以借此来平抑天下物价，取名叫"平准"。

天子以为然而许之。

——天子认为这个办法可行，就批准了。

时南越初置郡，数反，发南方吏卒往诛之，闲岁万余人。

——当时南越刚设置为郡，屡次反叛，朝廷调发南方的官吏士卒前去征讨，隔年就多达一万余人。

帝数行幸，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疋，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

——皇帝多次巡行，所经过之处赏赐所用的丝帛达一百多万匹，钱财金银数以万计，都由大农供给足用。

诸均输一岁之中，帛得五百万疋，人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各地均输在一年之中，得到丝帛五百万匹，百姓没有增加赋税而天下的财用却富足了。

孝昭即位，霍光辅政，令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使丞相御史相与语，问以人所疾苦。

——汉昭帝即位后，霍光辅佐朝政，下令各郡国举荐贤良文学之士，让丞相、御史与他们相互对话，询问百姓所受的疾苦。

文学曰：「理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教道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无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

——文学之士说："治理百姓的方法，在于防堵淫逸放纵的根源，广开教化引导的端绪，抑制末业之利而弘扬仁义，不向百姓显示利益的诱惑，这样以后教化才能兴起、风俗才能转移。

今郡国有均输，与人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行，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趋末众。

——如今各郡国设有均输之法，与百姓争夺利益，使敦厚朴实的风气涣散，形成贪婪鄙陋的行为，因此百姓归本从农的少，而趋向末业经商的多。

夫末修则人侈，本修则人懿，懿则财用足，侈则饥寒生。愿罢均输以进本退末。」

——末业兴盛人就会奢侈，本业兴盛人就会淳美，淳美则财用充足，奢侈则饥寒交迫。希望能废除均输之法，以此推进农本、抑退商末。"

大夫曰：「匈奴背叛，数为寇暴，备之则劳中国，不备则侵盗不止。

——大夫（桑弘羊）说："匈奴背叛朝廷，屡次寇掠施暴，若要防备就会劳苦中原，若不防备侵扰劫掠就不会停止。

先帝哀边人之愁苦，为虏所俘，乃修鄣塞，饰烽燧屯戌以备之。边用不足，故置均输，蕃货长财，以助边费。

——先帝哀怜边境百姓的愁苦，担心被敌虏俘掳，于是修建关塞屏障，整饬烽火台并屯兵驻守以防备敌人。边境用度不足，所以设置均输之法，繁盛货物、增长财富，以补助边防经费。

今议者欲罢之，是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罢之不便。

——如今议论的人想要废除均输，这样一来对内会使府库空虚，对外会缺乏防备所需，废除它是不利的。

夫国

译有沃野之饶，而人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备也。有山海之货，而人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

——国家拥有肥沃的土地，而百姓却食用不足，是因为器械不完备。拥有山海的物产，而百姓却财用不足，是因为商工不完备。

陇西之丹砂毛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柟梓竹箭，燕齐之鱼盐裘，兖、荆河之漆丝絺纻，养生奉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

——陇西的丹砂羽毛，荆扬的皮革骨器象牙，江南的楠木梓木竹箭，燕齐的鱼盐裘皮，兖州、荆河一带的漆器丝绸细葛麻布，这些都是养生送死所需要的物品。都要依靠商人来流通，依靠工匠来制成。

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也。」

——所以圣人制作舟船来贯通河川山谷，役使牛马来通达丘陵平原，以此到达遥远深邃之地，正是用来交流各种物产、方便百姓生活的。"

文学曰：「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

——文学之士说："拥有国家的人，不担忧贫穷而担忧不安定，所以天子不谈论钱财多少，诸侯不谈论利害，大夫不谈论得失。

蓄仁义以风之，励德行以化之，是以近者亲附，远者说德。

——要蓄养仁义来教化百姓，勉励德行来感化百姓，因此近处的人亲近归附，远方的人心悦诚服于德政。

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

——王者施行仁政，天下无敌，哪里还用得着靡费财物呢！

夫导人以德则人归厚，示人以利则人俗薄，俗薄则背义而趋利，趋利则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

——用德行引导百姓，百姓就会归于淳厚；用利益引诱百姓，风俗就会变得浅薄；风俗浅薄就会背离道义而追逐利益，追逐利益百姓就会在道路上、市场上争相交易。

夫排困市井，防塞利门，而民犹为非，况上为之利乎！

——排除困扰市井、堵塞牟利之门，百姓尚且还会做出非法之事，何况在上位者也来与民争利呢！

传曰：『诸侯好利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士贪，士贪则庶人盗。』是开利孔，为人罪梯也。

——古书上说：『诸侯喜好利益则大夫就会鄙俗，大夫鄙俗则士人就会贪婪，士人贪婪则百姓就会盗窃。』这是打开了牟利的孔道，为百姓犯罪铺设了阶梯。

夫古之赋税于人也，因其所工，不求其拙。农人纳其获，工女效其织。

——古代向百姓征收赋税，是依照他们所擅长的来征收，不强求他们所不擅长的。农夫缴纳自己收获的谷物，织女献出自己织成的布帛。

今释其所有，责其所无，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

——如今放弃百姓所拥有的，反而责求他们所没有的，使百姓不得不贱卖货物来满足上面的需求。

闲者郡国或令作布絮，吏恣留难，与之为市。

——近来各郡国有的命令百姓织造布帛丝絮，官吏任意刁难留难，借此与百姓做买卖谋利。

吏之所入，非独齐陶之缣、蜀汉之布也，亦人闲之所为耳。

——官吏所收取的，不仅仅是齐地陶地出产的细绢、蜀汉出产的布匹，也是普通百姓自己所制作的东西。

行奸卖平，农人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

——官吏借机行奸、压价出售，使农人加倍受苦，织女的劳作被重复征税，从没看出均输之法有什么"均"可言。

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万物并收；并收则物腾踊，腾踊则商贾牟利。

——官府随意大批采购，垄断整个市场，就使各种货物一并收购；一并收购就会使物价腾涨，物价腾涨商贾就趁机牟利。

自市则吏容奸，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

——由官府自己入市交易，就给了官吏营私舞弊的空间，那些豪横的官吏、富有的商人便囤积居奇，等待百姓急需之时高价出售。

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

——奸诈的商人和官吏，低价收购、高价卖出，从没看出平准之法有什么"平"可言。

盖古之均输，所以齐劳逸而便贡输，非以为利而贾物也。」

——大概古代的均输之法，本是用来平衡劳逸、方便进贡运输的，并不是用来牟取利益、囤积货物的。"

大夫曰：「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物贡输，往来烦难，物多苦恶，不偿其费。故郡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

——大夫说："从前各郡国诸侯，各自将本地物产上贡运输，往来非常繁难，货物大多质量低劣，抵不上运输的费用。所以在各郡设置输官，用来互相供给运输，方便远方的贡纳，所以叫做『均输』。

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则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牟利，故命曰平准。

——在京城设立委府，用来统管货物，物价贱时收购，物价贵时卖出，因此官府不会失去实际利益，商贾也无从牟取暴利，所以命名叫『平准』。

准平则民不失职，均输则人不劳，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也。

——平准使百姓不会失业，均输使百姓不会劳苦，所以平准均输之法正是用来平定万物价格、方便百姓的。

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涂，通有无之用。故易曰『通其变』，使人不倦。

——古代建立国家的人，开辟农业和商业的道路，使有无相互流通、各得其用。所以《易经》说『通其变』，使百姓不至困顿疲乏。

故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

——所以工匠不生产，农业所需器具就会缺乏；商人不流通，珍宝货物就会断绝。农用器具缺乏谷物就不能增殖，珍宝货物断绝财用就会匮乏。

故均输所以通委财而周缓急，是以先帝开均输以足人财。

——所以均输之法是用来流通积聚的财物、周济缓急之需的，因此先帝开创均输之法来使百姓财用充足。

王者塞天财，禁关市，执准守时，以轻重御人。

——王者要善于掌控天然财货，管理好关卡市场，把握平准之法、掌握时机，用调节物价轻重的方法来治理百姓。

丰年则贮积以备乏绝，凶年岁俭则行币物，流有余而拯不足也。

——丰收之年就储备积蓄以防备匮乏断绝，荒年歉收之年就发放钱币物资，流通有余的来救济不足的。

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今山东被灾，赖均输之蓄，仓廪之积，战士以奉，饥人以振，故均输之蓄，非所以贾万人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振困乏而备水旱也。

——从前财用不足时，战士有的连俸禄都得不到。如今崤山以东遭受灾害，全靠均输所积蓄的财物、仓库所储存的粮食，战士得以供养、饥民得以赈济，所以均输的积蓄，并不只是为了聚敛百姓、专门供养军队之用，也是用来赈济困乏、防备水旱灾害的。

古之圣贤理家非一室，富国非一道。理家养生必于农，则舜不甄陶，而伊尹不为庖。

——古代圣贤治理国家，办法不止一种；使国家富强，途径也不止一条。如果说治家养生必须依靠农业，那么舜就不会去制作陶器，伊尹也不会去做厨师了。

故善为国者，以末易本，以虚易实。今山泽之材，均输之藏，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

——所以善于治国的人，用末业来交换本业所需，用虚利来换取实利。如今山泽出产的物资、均输所积蓄的财货，正是用来控制物价轻重、役使诸侯的手段。"

司马迁曰：

——司马迁说：

夫山西饶材、竹、榖、纑、旄、玉石，榖纑，纻属，可以为布。旄，罽之属。纑音卢。

——山西一带盛产木材、竹子、榖树、纑麻、旄牛毛、玉石。榖纑是苎麻一类的东西，可以用来织布。旄是毛毡一类的东西。"纑"读作"卢"。

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多柟、梓、姜、桂、金、锡、连、音莲，鈆之未炼者。丹砂、犀、象、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

译、牛、羊、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較也。

——山东一带多产鱼、盐、漆、丝以及歌舞声色之类，江南一带多产楠木、梓木、生姜、肉桂、金、锡、连（"连"读作"莲"，是未经冶炼的铅），丹砂、犀角、象牙、玳瑁、珍珠、兽齿、皮革，龙门、碣石以北多产马、牛、羊、皮裘、筋、角，铜铁在方圆千里的山中往往像棋子一样分布，这大致是各地物产的大概情况。

皆中国人之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这些都是中原之人所喜爱的东西，是风俗所需、衣着饮食、养生送死所必需的物品。所以要依靠农人来提供粮食，依靠虞官来开发山泽物产，依靠工匠来制成器物，依靠商人来流通货物。

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这难道是靠政令教化、征发调度来实现的吗？只是人人各自发挥自己的才能，竭尽自己的力量，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罢了。

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人出之。

——所以物价贱了就预示着将要贵起来，贵了就预示着将要贱下去，人人都各自努力从事自己的行业、乐于自己的事业，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日夜不停，不用召唤自己就会来，不用寻求百姓自己就会拿出货物。

岂非道之所符，符，谓合于道也。而自然之验邪？

——这难道不正是与"道"相符合（"符"，就是与道相合的意思）、是自然规律得到验证的表现吗？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

——《周书》说："农人不生产粮食就会缺乏食物，工匠不生产器物百事就会缺乏用具，商人不流通货物金玉布帛三种宝物就会断绝，虞官不开发山泽资源财用就会匮乏而山泽也不能得到开辟。"

此四者，人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巧者有余，拙者不足也。

——农、工、商、虞这四类，是百姓衣食的来源。来源广大就会富饶，来源狭小就会稀少。往大处说可以富国，往小处说可以富家。贫富的道理，没有谁能强行夺取或给予，只是灵巧的人财用有余，笨拙的人财用不足罢了。

越王句践用范蠡、计然。计然，蠡师文子。

——越王勾践任用范蠡、计然。计然，是范蠡的老师，即文子。

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

——计然说："懂得会有战争就要修整军备，懂得时令所需就能明了物产变化，这两者的规律显现出来，各种货物的行情就可以观察掌握了。

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

——所以岁星运行到金位，年成就丰收；运行到水位，就会有水灾；运行到木位，就会有饥荒；运行到火位，就会有旱灾。旱年就该预先备置船只，水年就该预先备置车辆，这是事物发展的常理。

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

——六年一丰收，六年一大旱，十二年会有一次大饥荒。

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

——谷物买卖，如果价格跌到二十钱就会损害农民利益，涨到九十钱就会损害商人利益。商人受损财货就不能流通，农民受损土地就不能得到开垦。

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理国之道也。

——谷价高不超过八十，低不少于三十，这样农民和商人就都能获利。平抑粮价、平衡物价，使关卡市场货物不匮乏，这是治理国家的方法。

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衡量货物的有余和不足，就能知道其价格贵贱的变化规律。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转而变贱，贱到极点就会转而变贵。物价高时要像抛弃粪土一样迅速卖出，物价低时要像珍视珠玉一样买入囤积。财货钱币，应当使它像流水一样不断流通。"

魏文侯时，李悝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予。

——魏文侯时，李悝致力于充分开发地力，而白圭则喜欢观察时势的变化，所以别人抛售时我买进，别人买进时我卖出。

夫岁熟取谷，与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与之食，率岁倍。

——年成好谷物丰收时就买进谷物，卖出丝、漆；蚕茧收获时就买进丝帛棉絮，卖出粮食，大致每年可获利一倍。

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

——想要多积累钱财，就买进价廉的次等谷物；想要多积累粮食，就买进优良的种子。

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

——他能够节俭饮食、克制嗜欲、节省衣着，与做事的僮仆同甘共苦，把握时机时就像猛兽鸷鸟出击那样迅捷果断。

故曰：「吾理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国，孙吴之用兵，商鞅之行法也。」

——所以他说："我经营生产，就如同伊尹、吕尚谋划国事，孙武、吴起用兵作战，商鞅推行法令一样。"

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

——从汧水、雍地往东，一直到黄河、华山，都是肥沃的良田沃野，绵延千里，自从虞舜、夏禹时期的贡赋制度起，就把这里列为上等良田。

而公刘适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酆，武王理镐，故其人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

——公刘迁往邠地，太王、王季居于岐山，文王营建丰邑，武王治理镐京，所以这一带的百姓仍然保留着先王遗留的风尚，喜好农事耕作，种植五谷。

及秦文、缪居雍，●音却，地居陇蜀之关要，故曰●。●为要路之闲。陇蜀之货物而多贾。

——到了秦文公、秦缪公时定都于雍地，这个字读作"却"，因为此地处于陇地和蜀地之间的要冲，所以称为"●"，"●"的意思是要道之间。陇地和蜀地的货物在这里汇集，商贾很多。

献公徙栎邑，左冯翊。北邻戎翟，东通三晋。

——秦献公迁都栎邑，即左冯翊，北与戎狄相邻，东与三晋相通。

孝、昭理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人益玩巧而事末。

——秦孝公、秦昭王治理咸阳，汉朝也因此定都于此，长安周围的皇陵所在地，四方物资车马像车轮辐条一样汇聚于此，地方狭小人口众多，所以这里的人越发精巧机智、从事商业末利。

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砂、石、铜、铁、邛都出铜，临邛出铁。竹木之器。

——往南就是巴蜀之地。巴蜀也是肥沃的原野，出产丰饶的栀子、生姜、丹砂、石器、铜、铁（邛都出产铜，临邛出产铁），以及竹木制成的器具。

南御滇僰，蒲北反僰僮；西近邛笮，在各反笮马、旄牛。

——南面控制着滇地、僰地（"僰"读作"蒲北反"）的僮仆，西面靠近邛地、笮地（"笮"读作"在各反"）的马匹、旄牛。

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在汉中。以所多易所鲜。

——虽然巴蜀四面险塞，但栈道绵延千里，无处不通，只有褒斜道扼守其咽喉要道，在汉中一带，用当地丰饶的物产交换稀缺的物产。

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狄之畜，畜牧为天下饶。

—

译—天水、陇西、北地、上郡的风俗与关中相同，但西边有羌人地区的物产之利，北边有戎狄的畜牧之利，这里的畜牧业为天下最富饶之地。

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但这一带地势也偏僻险阻，只有通往京师的道路是要道。所以关中的土地占天下的三分之一，人口不过占十分之三；然而衡量其财富，却占天下十分之六。

昔唐人都河东，尧都晋阳也。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

——从前唐尧之人定都在河东（尧建都于晋阳），殷商之人定都在河内，周人定都在河南。这三河之地位居天下之中，如鼎之三足，历代王者相继在此建都，各朝建国都长达数百上千年。

土地小狭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

——这一带土地狭小而人口众多，是各诸侯国都城聚会往来之地，所以当地风俗精细节俭、熟习世故人情。

杨、平阳杨及平阳，在赵之西。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石北也，石邑县，在常山。地边胡，数被寇。

——杨地、平阳（杨地和平阳都在赵国西边）地区的人，向西与秦地、翟地通商，向北与种地、代地（在石邑以北，石邑县在常山郡）通商。这一带地邻胡人，屡次遭受侵扰。

人矜懻忮，懻音冀，忮音之致反。今以土名强直为懻中。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

——这里的百姓矜持刚强好胜（"懻"读作"冀"，"忮"读作"之致反"，现在当地方言把倔强刚直叫做"懻中"），好逞意气，行侠仗义甚至为非作歹，不肯从事农业商业。

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

——但因为靠近北方夷狄，军队频繁往来征伐，中原地区物资运输不断，因此这里时常有多余的积蓄财货。

其人羯羠不均，羯，九竭反，羠音兕，皆健羊名。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匹妙反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

——这里的人像羯羠一样刚悍不驯（"羯"读作"九竭反"，"羠"读作"兕"，都是强健公羊的名称）。早在晋国完整未分裂之时，就已经苦于此地民风剽悍（"●"读作"匹妙反"），到赵武灵王时更加强化了这种尚武风气，其民间风俗至今仍保留着赵国的遗风。

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谓也。

——谚语说："百里之内不贩卖柴薪，千里之外不贩运粮食。"打算安居一年，就应种植谷物；打算安居十年，就应种植树木；打算安居百年，就应招徕人才、施行德政。这里的"德"，指的是招徕人才、聚集人物。

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

——如今有些人虽然没有官府俸禄、爵位封邑的收入，但其富有程度可以与之相比拟的，被称为"素封"。受封的诸侯依靠租税为生，大致每户每年收租二百钱，拥有千户封邑的诸侯就有二十万钱的收入，朝见天子、聘问诸侯的费用都从中支出。

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即二十万，而更繇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

——普通百姓从事农工商贾，大致每万钱的本金一年可获利二千钱，拥有百万钱财的人家就能有二十万的收益，而各种徭役租税也都从中支出。至于衣食享用方面的欲望，则可以随心所欲、极尽美好了。

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五十匹。牛千蹄角，百六十七头，马贵而牛贱，以此为率。

——所以说，在陆地上放牧马匹二百只蹄子（即五十匹马），牛一千只蹄角（合一百六十七头，因为马贵而牛贱，就按这个比例折算），

千足羊，二百五十头。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鱼以斤两为计。山居千章之萩，萩木所以为辕也，音秋。

——羊一千只蹄子（即二百五十只），湖泽中养猪一千只蹄子的规模，水中养鱼可年产鱼一千石的池塘（鱼以斤两计算），山中出产可用作车辕的萩木一千棵（"萩"是用来做车辕的木材，读作"秋"），

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荥南河济之闲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锺之田，六斛四斗。

——安邑出产一千棵枣树，燕、秦一带出产一千棵栗树，蜀、汉、江陵一带出产一千棵橘树，淮北、荥阳以南、黄河济水之间出产一千棵萩树，陈地、夏地出产一千亩漆树，齐、鲁一带出产一千亩桑麻，渭水流域出产一千亩竹林，以及知名国都万户人家的城郭附近，拥有一千亩的良田（每亩产量一"锺"的良田，一锺合六斛四斗），

若千亩卮茜，音倩，其花染缯赤黄色。千畦姜韭：千畦，二十五亩。畦，犹陇也。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或者拥有一千亩栀子、茜草（"茜"读作"倩"，它的花可以染出赤黄色的丝绸），或者拥有一千畦生姜韭菜（一千畦合二十五亩，"畦"就相当于田陇），这些人的财富都可以与千户侯相比拟。

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

——这些都是使人富足的资本，拥有这些的人不需要窥探市井行情，不需要奔走异乡，只需安坐在家等待收成，本人虽有隐士般不问世事的气节，却依然能自给自足。

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耎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渠略反。徐广曰：「会聚饮食。」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

——至于那些家境贫穷、父母年老、妻子儿女柔弱的人，每逢年节祭祀时甚至无法凑钱聚会宴饮（"醵"读作"渠略反"，徐广说是"大家凑钱聚会饮食"的意思），衣食用度都不能自给自足，如果这样还不知羞愧，那就没有什么可与人相提并论的了。

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

——因此没有财产的人就靠出卖劳力，稍有资财的人就靠斗智取胜，已经富有的人就靠把握时机来争胜，这就是致富的大致规律。

今理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

——如今经营生计不需要冒险犯难才能自给自足，那么贤能的人也会努力从事。所以说，靠农业致富是上等，靠工商致富是次等，靠奸诈手段致富是最下等。

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一个人如果既没有隐居山林的高士德行，却又长期贫贱，还整天空谈仁义道德，这也是很值得羞愧的。

凡编户之人，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凡是普通编户齐民，财富相差十倍，穷人就会对富人卑躬屈膝；相差百倍，就会畏惧忌惮；相差千倍，就会受人役使；相差万倍，就会沦为人的奴仆，这是事物的常理。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

——想要凭借自身努力从贫穷变为富裕，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刺绣纹样不如倚门经商，这说明从事末业，是贫穷之人致富的资本。

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酰酱千瓨，长颈罂也。浆千甔，罂缶也。都甘反。

——在四通八达的都市中，一年卖酒达千瓮的规模，卖醋酱达千瓮（"瓨"是长颈的瓦罐）的规模，卖浆水达千甔（"甔"是一种罂缶，读作"都甘反"）的规模，

屠牛羊彘千皮，谷粜千锺，薪稿禾车，船长千丈，木千章，汉书音义曰：「洪洞方稿。章，材也。旧将作大匠掌材者

译曰章曹掾也。」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马车也。牛车千两，木器髹徐广曰：「音休，漆也。」者千枚，铜器千钧，三十斤为一钧。

——屠宰牛羊猪达一千张皮的规模，出售谷物达一千锺的规模，出售柴薪、禾秸、车辆（船只长达千丈，木材达千根，《汉书音义》说："洪洞是方形的禾秆。'章'是木材的意思，从前将作大匠中掌管木材的官员叫'章曹掾'"），出售竹竿一万根，出售轻便马车百辆（"轺车"就是马车），出售牛车千辆，出售髹漆木器（徐广说："'髹'读作'休'，就是上漆"）达一千件的规模，出售铜器达一千钧的规模（三十斤为一钧），

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石，百二十斤。素木，素器。马蹄噭千，噭音口吊反。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僮，奴婢。古者无空手，皆有作务，作务须手指；故曰手指，以别马牛蹄角也。

——出售素木器、铁器或者栀子、茜草达一千石的规模（一石合一百二十斤，"素木"就是不加装饰的木器），出售马蹄噭（"噭"读作"口吊反"）达一千的规模，出售牛蹄达一千只的规模，出售羊猪达一千双的规模，出售僮仆手指达一千根的规模（"僮"就是奴婢，古代奴婢没有闲着不干活的，都要从事劳作，劳作需要用手指，所以称"手指"，以区别于马牛用蹄角来计数），

筋角丹砂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疋，荅布皮革千石，荅音土合反，荅布，白迭也。漆千斗，糱曲盐豉千荅，或作台，器名有瓵。孙叔敖云：「瓵，瓦器，受斗六升。」合为瓵乎？鲐●千斤，鲐音台。●音自泚反。鲰千石，鲍千钧，鲰音在垢反。

——出售筋角丹砂达一千斤的规模，出售丝帛棉絮细布达一千钧的规模，出售彩色丝织品达一千匹的规模，出售荅布（"荅"读作"土合反"，"荅布"就是白色的棉布）、皮革达一千石的规模，出售漆达一千斗的规模，出售酒曲、盐、豆豉达一千荅的规模（"荅"或作"台"，是一种容器名叫"瓵"，孙叔敖说："瓵是一种瓦器，可容纳一斗六升"，是否就是这个"瓵"呢？），出售鲐鱼、●鱼（鲐读作"台"，●读作"自泚反"）达一千斤的规模，出售小鱼达一千石的规模，出售鲍鱼达一千钧的规模（"鲰"读作"在垢反"），

枣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他果菜千种，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驵音祖朗反。驵，侩也。会亦侩也。节，节物贵贱也。谓除估侩，利比于千乘之家也。贪贾三之，廉贾五之。贪贾，未当卖而卖，未可买而买，故得利少，而十得三。廉贾，贵乃卖，贱乃买，故十得五。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

——出售枣栗达三千石的规模，出售狐皮貂皮裘衣达一千张的规模，出售羔羊皮裘达一千件的规模，出售毛毡坐席达一千件的规模，出售其他果蔬达一千种的规模，放贷生息的本金达一千贯钱的规模，以及做经纪撮合买卖的（"驵"读作"祖朗反"，"驵"就是经纪人，"会"也是经纪人，"节"是评估物价贵贱的意思，是说除去估价撮合的利润，其获利可以与拥有千辆兵车的诸侯之家相比）。经纪人中贪心的一年获利本金的十分之三，廉洁的获利十分之五（贪心的经纪人，在不该卖出时卖出、不该买入时买入，所以获利少，只能得十分之三；廉洁的经纪人，物价高时才卖出、物价低时才买入，所以能得十分之五），这样的收益也可以与拥有千辆兵车的诸侯之家相比，这是大概的比例。

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

——吴楚七国叛乱兴兵之时，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随军出征，需要携带借贷的利钱，放贷的人认为这些列侯的封国封邑都在关东，而关东叛乱成败尚未决定，都不肯借钱给他们。

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

——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放贷，利息定为本金的十倍。三个月后，吴楚叛乱被平定。一年之内，无盐氏获得了十倍的利息，因此财富可以与关中的富豪相媲美。

关中宿商大贾，大底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安陵及杜二县，各有杜也。亦巨万。

——关中当地的老牌大商人，大都是姓田的（如田啬、田兰），韦家、栗氏，以及安陵、杜地的杜氏（安陵、杜二县，各有姓杜的富豪），他们的财富也都数以万计。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俸禄弄法犯奸而富也，尽推理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

——这些都是财富特别显著、与众不同的人物，他们都不是靠爵位封邑、俸禄或者玩弄法令、为奸作恶而致富的，都是懂得推究事理、审时度势，随着时势变化而进退取舍，从而获取盈利。他们用经商末业来获取财富，再用农业本业来守住财富，用刚强果决的手段来一举掌控局面，用文雅稳健的方法来维持成果，其中的变化自有一定的法度可循，所以才足以成为可效法的方术。

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不可胜数。

——至于那些致力于农耕畜牧、做工、开发山泽、经商贩卖，通过权衡取利而成就富裕的人，更是数不胜数。

夫纤啬筋力，理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

——节俭吝啬、辛勤劳作，是经营生计的正当途径；但真正致富的人，一定要靠出奇制胜的手段。

田农，拙业也，而秦杨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嵇发用之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雍」一作「翁」。卖酱，小业也，而张氏千万；酒削，薄伎也，理刀剑名。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也，而浊氏连骑；马医，浅方也，而张里击锺。此皆诚壹之所致也。

——种田务农，是笨拙的行业，但秦杨却靠此富甲一州；盗掘坟墓，是奸邪的勾当，但曲叔却靠此起家；赌博游戏，是恶劣的行业，但嵇发却靠此致富；行商贩卖，是男子低贱的营生，但雍乐成却靠此富饶；贩卖油脂，是低贱屈辱的行业，但雍伯（"雍"也作"翁"）却靠此获利千金；卖酱，是微小的行业，但张氏却靠此积累千万家财；打磨刀剑，是低微的技艺（这里指打磨刀剑的名称），但郅氏却靠此列鼎而食；制作胃脯，是简单细小的营生，但浊氏却靠此车马成群；给马看病，是浅薄的医术，但张里却靠此钟鸣鼎食。这些都是靠专心一意、诚心经营而达到的结果。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耶？非也？

——由此看来，致富并没有固定不变的行业，财货也没有固定不变的主人，有才能的人财货就会像车轮辐条一样汇聚而来，无才能的人财货就会像瓦片一样崩溃离散。拥有千金之财的人家可以与一都之主相比，拥有巨万财富的人则可以与王者共享快乐，这难道不就是所说的"素封"吗？还是并非如此呢？

王莽篡位，国师公刘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与欲得，言卖不售者，官为收取之。无而欲得者，官出与之。易所谓「理财正辞，禁人为非」者也。

——王莽篡夺帝位后，国师公刘歆进言说，周朝设有泉府这样的官职，收购卖不出去的货物，供给想要得到而没有的人（意

译思是说，货物卖不出去的，由官府代为收购；没有货物而想要得到的，由官府拿出来供给他），这就是《易经》所说的"管理财货、端正名分言辞，禁止人们做非法之事"的意思。

莽乃下诏曰：「夫周礼有赊贷，周礼泉府之职曰：「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谓人以祭祀、丧纪故从官赊买物，不过旬日及三月而偿之。其从官贷物者，共其所属吏定价而后与之，各以其国服事之税而输息也，谓若受园廛之田而贷万钱者，一周之月，出息五百也。贷音土得反。乐语有五均，乐语，乐元语。河闲献王所传，道五均事。按其文：「天子取诸侯之土以立五均，则市无二价，四时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则公家有余息，恩及小人也。」传记各有斡焉。斡音管也。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

——王莽于是下诏说："《周礼》中记载有赊贷的制度（《周礼》泉府的职责说：'凡是赊购的，祭祀所需不超过十天，丧事所需不超过三个月归还。凡是百姓借贷的，由主管官吏核实身份后授予借款，按照其应承担的国家赋役来计算利息。'意思是说，百姓因为祭祀、丧事的缘故向官府赊购物品，不超过十天或三个月就要偿还。凡是向官府借贷物品的，要经过所属官吏核定价值后再借给他，各自按照他承担国家赋役的税额来缴纳利息，也就是说，譬如领受园圃廛地耕种而借贷一万钱的，满一个月，就要缴纳利息五百钱。"贷"读作"土得反"）。《乐语》中记载有'五均'的说法（《乐语》，就是《乐元语》，是河间献王所传下来的，讲述五均之事）。按照其文中所说：'天子征取诸侯的土地来设立五均之官，那么市场上就不会有两种价格，四季物价常保平均，强者不能困扰弱者，富者不能挟制贫者，这样官府就能有盈余的利息，恩惠也能惠及平民百姓。'各种典籍传记中也各自记载有'斡'这种管理职能（"斡"读作"管"）。如今开设赊贷之法，推行五均之制，设置各种管理机构，正是用来使百姓齐一均等、抑制豪强兼并的。"

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雒阳、邯郸、临淄、宛、成都邯郸，故赵郡，今广平郡县。临淄，故齐郡，今北海郡县。宛，今南阳县。兼雒阳、成都，所谓五都也。市长皆为五均司市。东市称京，西市称畿，雒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

——于是在长安以及五大都城设立五均官，更改长安东、西市令的名称，以及雒阳、邯郸、临淄、宛、成都（邯郸，原是赵国的郡县，如今属广平郡；临淄，原是齐国的郡县，如今属北海郡；宛，如今属南阳郡县；加上雒阳、成都，这就是所谓的"五都"）的市令，一律改称为五均司市。东市称为"京"，西市称为"畿"，雒阳称为"中"，其余四都分别用东、西、南、北来命名，都各自设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

工商能采金银铜连锡、登龟取贝者，登，进也。龟有灵，故言登也。皆自占司市钱府，顺时气而取之。各以其所采取之物，自隐实于司市钱府也。占音之赡反。

——工匠商人中能够开采金、银、铜、连锡（未炼的铅），进献神龟、采取贝壳的人（"登"是进献的意思，因为龟有灵性，所以称为"登"），都要自己向司市、钱府申报，顺应时节采取。各自将自己所采取的物品，如实向司市、钱府申报（"占"读作"之赡反"）。

诸司市常以四仲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价，各自用为其市平，无拘他所。

——各司市官员经常在四季仲月（二、五、八、十一月），核实确定自己所管辖的物品，制定上中下三等的价格，各自作为本市场的平准标准，不受其他地方的价格拘束。

众人买卖五谷布帛丝绵之物，周于人用而不售者，均官有以考检厥实，用其本价取之，无令折钱。

——百姓买卖五谷、布帛、丝绵这类物品，如果是百姓日用所需但卖不出去的，均官要核实检查其真实情况，按照其本价收购，不让百姓因此折损钱财。

万物卬贵，过平一钱，卬，物价起也，音五冈反。则以平价卖与人。

——各种货物价格上涨（"卬"是物价上涨的意思，读作"五冈反"），超过平准价格一钱以上的，就按照平准价格卖给百姓。

其价低贱减平者，听人自相与市，以防贵庾者。庾，积也。以防人积物待贵也。

——如果价格低贱、低于平准价格的，就听任百姓自行相互交易，以此防止有人囤积居奇、坐等涨价出售（"庾"是囤积的意思，用来防止有人囤积货物等待涨价）。

人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但，空也。空赊与之，不取息利。祭祀无过旬，丧纪无过三月。

——百姓因祭祀或丧事需要而没有财物的，钱府就用所收入的工商赋税空手赊借给他（"但"是空手的意思，即无息赊借给他，不收取利息），祭祀所需不超过十天，丧事所需不超过三个月归还。

人或乏绝，欲贷以理产业者，均授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无过岁什一。均谓各依先后之次也，除其费，谓衣食之费已用者。

——百姓中如果有生计匮乏断绝、想要借贷来经营产业的，就均等地借给他（"均"是指各自依照先后次序），除去其应扣除的费用（"除其费"，是指扣除已经用掉的衣食费用）后，计算所借的本金收取利息，每年不超过十分之一。

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数人，皆用富贾。雒阳薛子仲、张长叔，临淄姓伟等，姓姓，名伟也。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簿，计簿也。府藏不实，百姓愈病。

——羲和官设置命士，督察五均六斡的事务，每郡设置数人，都任用富商大贾担任。雒阳的薛子仲、张长叔，临淄的姓伟等人（"姓"是姓氏，"伟"是名字），他们乘坐传车四处求利，往来交错于天下各地。因此与郡县官吏勾结舞弊，大量虚设空账簿（"簿"就是计账的簿册），府库的实际存货与账目不符，百姓因此更加受害困苦。

莽知人苦之，复下诏曰：「夫盐，食肴之将；为食肴之将帅。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藏；五均赊贷，百姓……

——王莽知道百姓深受其苦，又下诏说："盐，是各种食物中的统帅（作为各种菜肴的将帅）；酒，是百药之首，也是宴饮聚会所不可少的美物；铁，是农业耕作的根本；名山大泽，是丰饶物产蕴藏之地；五均赊贷，是百姓……（原文至此中断）

译所取的东西，都要仰赖官府供给；"仰"字读音是"牛向反"。钱币、布帛、铜器冶铸之物，流通有无，是供百姓日用的。这六种东西，不是普通编户齐民自家所能制作的，一定要仰赖市场，即使价钱贵上几倍，也不得不买。豪强富商，就趁机要挟贫弱之人。先圣知道会这样，所以由官府专营垄断。每设立一项专营，都制定科条加以防范禁止，违犯的人罪至处死。奸吏和狡猾之人一并侵害百姓，使他们各自都不能安生。

译后汉章帝时，尚书张林上书说："应该让交趾、益州的上计吏来（京城）买卖珍宝，收取其中的利益，这就是武帝时所说的均输法。"意思是把租赋和雇运的费用，都由官府统一收取、由官府转运到京城，所以叫均输。皇帝下诏让大臣商议此事。尚书仆射朱晖上奏说："按照《王制》所说：『天子不谈论有无多少，诸侯不谈论多少，享受俸禄的人家不与百姓争利。』如今均输法，与商贾贩卖没有什么不同，盐利归于官府，那么百姓就会贫穷怨恨；用布帛充当租赋，那么官吏就多有奸盗行为。这实在不是英明君主所应当施行的。"皇帝没有听从。此后国家用度更加奢侈。

《通典》卷第十二　食货十二

　　轻重、平籴、常平、义仓

　　　　周　战国　汉　后汉　晋　宋　齐　后魏　北齐　后周　隋　大唐

太公为周朝设立九府圜法，解释见于《钱币篇》。太公后来又在齐国推行此法。

到管仲辅佐齐桓公时，通晓轻重之权变，他说："年成有丰歉，所以谷物有贵贱；政令有缓急，所以物价有轻重。君上急于求购粮食，百姓就会看重粮食；不急于求购粮食，百姓就会轻视粮食。所缓求的东西就便宜，所急求的东西就昂贵。君主如果不加以治理，那么囤积货物的商贾就会活跃于市场——是说商人大量囤积积蓄。他们乘百姓供给不足的时机，获取百倍的本钱。"给"就是"足"的意思，用十换回百。所以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必定有拥有万金的富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必定有拥有千金的富商，这是因为利益被他们兼并了。国家大量丧失利益，那么臣子就不会尽忠，士人就不会效死。计算根本、衡量储积就够用了——"委"是积蓄的意思。可是百姓中却有挨饿的人，是因为谷物被人囤藏起来了——是说富人大量囤藏谷物。百姓有余粮时就轻视它，所以君主就在价贱时收购；百姓不足时就看重它，所以君主就在价贵时抛售。百姓轻视谷物的时候，官府就收购囤积；百姓看重谷物的时候，官府就抛售出去。凡是根据轻重收放而合乎时宜，就叫做"准平"，坚守准平之法，就能使拥有万户人家的城邑必定有万锺的储藏，储藏钱财千万；六斛四斗为一锺，"镪"是成串的钱。拥有千户人家的城邑必定有千锺的储藏，储藏钱财百万。春天用来供给耕种，夏天用来供给耘田——"奉"是供给的意思。耒耜、器械、种子口粮、粮食必定能够得到供给。所以大商贾囤积之家就不能豪夺我的百姓了。"——"豪"是指轻视欺侮的意思。

管子说："物品多了就便宜，少了就昂贵，散出去就轻贱，聚起来就贵重。君主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要审视国家的盈余——'羡'就是余的意思，音读为'羊见'反切——和不足，来控制财物。谷物便宜时就用钱币换取粮食，布帛便宜时就用钱币换取衣料，根据物价轻重来加以调控使之合乎准则，那么贵贱就可以调节，而君主就能获取其中的利益，那么自古以来治理财赋，没有不是靠通晓这种方法的。"谷物贱时用钱币换粮食、布帛贱时用钱币换衣料，这里的"与"应当作"易"字讲，随着某物价贱就用钱币换取它，那么轻重贵贱就都由君主主导了。《周易》损卦六五爻辞说："或许有人送给他价值十朋的宝龟，不能违背它，大为吉祥。"沙门一行注解说："十朋，是国家所守护的宝龟，象征着社稷之臣，能够秉持顺承之道，来奉事他的君主。龟这种东西，是活人所看重的珍宝，是国家的根本，减损自身以奉献给上位者，那么国家因此得以保存；减损上位以增益下位，那么百姓因此得以保存。就法理而言，是调节盈虚、驾驭轻重、执中调和的关键，就像伊尹、太公、管仲所秉持的那样。"龟这种东西，向上能通达神灵的旨意，向下则不用言语就能取信于人。因此古时候用它作为货币，一行深深懂得其中的道理啊。

齐桓公问管子说："自从燧人氏以来，那些重大的经济变革能说给我听听吗？"管子回答说："自燧人氏以来，没有不是靠轻重之术来治理天下的。共工氏称王的时候——共工氏，帝号，继女娲之后统治天下——水域占十分之七，陆地占十分之三，凭借天然形势来限制天下。到黄帝称王时，谨慎地隐藏起爪牙，不炫耀他的利器——隐藏收敛锋芒，不给人展示，施行机变权谋之道，使人天天使用却不知晓。焚烧山林，破坏丛生的沼泽草

译木，焚烧大泽——'沛'是大泽的意思，也有说法认为水草混杂之处叫沛——驱逐禽兽，使百姓因此获益，这样天下才可以放牧治理。到了尧舜称王时，用来教化天下的办法，是在北方看重禺氏的美玉——禺氏，西北戎族的名称，是美玉的产地——在南方看重江汉的珍珠，让大夫们跟随着去追逐猎取禽兽的皮毛，就像追逐仇敌一样。"——"胜"就是"益"的意思。"禽兽之仇"，是说让人们追逐禽兽，如同追逐仇敌一样。"以大夫随之"，是说让大夫散发封邑的粮食财物，跟随山林湖泽的人，求购禽兽的皮毛。桓公说："这是什么意思？"管子回答说："命令诸侯将要送来质子的儿子——诸国国君的儿子，像卫国公子开方、鲁国公子季友这类人——都要穿双武的皮裘——双武之皮用来制作皮裘。卿大夫用豹皮装饰袖口——卿大夫，即上大夫——袖子称为'饰'。列大夫用豹皮装饰衣襟——列大夫，即中大夫——衣襟称为'幨'，音读'昌詹'反切。大夫散发他封邑的粮食和财物，来购买虎豹的皮毛，所以山林中的人就去猎杀猛兽——'刺'音读'七亦'反切——就像追杀亲戚的仇人一样。这样君主在朝廷上穿着礼服，而猛兽在外被大量捕杀，大夫用来散发他的财物，万民都能得到这种流通的好处，这就是尧舜的治国之术。"——是说尧舜曾经运用过这种方法。

管子说："富人的财富能够被剥夺，穷人的困窘能够被救济，这样才可以治理天下。富人的财富能被剥夺，抑制他们的利益；穷人能得到救济，体恤他们的匮乏，这样才可以做百姓的君主。国家有十年的积蓄——因为积蓄常年有余十年之用——却仍有人吃不饱饭，都是因为他们指望凭借自己的技能获得君主的俸禄。所以君主掌握着粮食，凭借有余来控制不足，所以百姓没有不依附于君上的。粮食，是掌管百姓性命的东西——是说君主只要凭借粮食就能控制局面，所以百姓没有不受号令约束的。而且君主要引导权衡——'錣'是筹码的意思，音读'丁劣'反切——来估量用度，开垦耕种土地，君上就能掌握确切的数目了。百姓所耕种的，每人有固定的步亩数目，计算根本、衡量储积——'委'是积蓄的意思——就够用了。可是百姓中却有人挨饿——'食'音读'嗣'——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谷物被人囤藏起来了。是说一国之内耕垦的数目，君主全都知道。凡是按人口授田，家族人口多少，都足以自给自足。而百姓中却有缺粮的，是说富豪之家囤积他们的谷物的缘故。既然如此，君主不能疏散那些囤积的财物，平均那些多余的部分。粮食不足，那么君主即使强化农本、督促耕种——'本'就是致力农事，'趋'读作'促'——也只会使百姓相互役使罢了，怎么——'恶'音读'乌'——能够治理好国家呢？"如果君主不能疏散豪富的积蓄，均分有余来救济不足，即使致力于农事，督促播种耕植，恰恰只会使豪富驱使奴役平民，终究不能实现治理，说的就是这中间必须有制度加以调节，兼用轻重之术。

管子说："利益出自一个孔道的——凡是谈到'利'，不一定专指财货之利，庆赏、威刑都属于此——他的国家就无敌于天下；利益出自两个孔道的，他的军队就不会屈服——'诎'与'屈'相同，'屈'是穷困的意思，音读'求物'反切；利益出自三个孔道的，就不可以出兵打仗；利益出自四个孔道的，他的国家必定灭亡。先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堵塞百姓获利的门路——'养'就是'利'的意思，音读'羊向'反切——限制他们获利的途径。所以赐予的权柄掌握在君主手中——'予'音读'与'——剥夺的权柄掌握在君主手中，使人贫穷的权柄掌握在君主手中，使人富裕的权柄掌握在君主手中，所以百姓拥戴君上如同日月，亲近君主如同父母。凡是要治理国家，不通晓轻重之术，就不能统御百姓，不能调节疏通百姓的利益，就不可以谈论治理天下的大道理。分配土地即使表面均等，强者也能占有更多；分配财物即使表面均等，聪明人也能收取更多。聪明人有着比常人多十倍的功效，用一份本钱获取十份利益。愚笨的人连本钱都赚不回来——'赓'就是'偿还'的意思，音读'庚'——即使这样，君主如果不能加以调节，所以百姓中就有相差百倍的生计。人富裕了就不

译能用俸禄去驱使他，人贫穷了就不能用刑罚去威吓他。法令之所以不能推行，万民之所以不能得到治理，都是因为贫富不均的缘故。而且天下大事，处理这些、施行这些——是说堵塞获利的门路——像这样天下就可以统一了。所谓天下，要驱使他们却又好像不驱使，要役使他们却又好像不役使。所以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说'驱使他们'，而使他们不得不被驱使；不说'役使他们'，而使他们不得不被役使。使他们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像巨桥的粮食故意抬高粮价、设置重泉戍役之类就是如此。所以善于治国的人，天下降价我抬价，天下轻贱我看重，天下财货多我却少囤，这样以后就可以号令天下。"经常用这种数术来使天下倾服，像强迫鲁国、梁国穿绨衣之类的做法就是如此。

桓公问道："不征收赋税却能使国家富足，有办法做到吗？"管子说："掌握好时机、把握时令，官府掌控天然财富，何必求助于百姓。当春、当夏、当秋、当冬——'泰'相当于'当'——政令有所禁止、政令有所颁布——政令的禁止和颁布，是说山林湖泽的禁令和开放——这是物价高低变化的时节，也是百姓相互兼并争夺的时节。君主平素就要做好四季的储备来把握它，当春时百姓将要用到的东西，当夏时百姓将要用到的东西，当秋时百姓将要用到的东西，当冬时百姓将要用到的东西，都已预先储藏好了。"——"廪"是储藏的意思。是说四季百姓所需要的东西，都要预先准备好，也就是耒耜、器械、种子口粮、粮食一定要能供给，那么豪强大商就不能垄断这些利益了。

桓公说："推行钱币乘马之法该怎么做？"就是所谓的"臣乘马"，也就是所谓的"箧乘马"，"臣"就是"实"的意思。"箧"，是用钱币作为箱箧，来疏散重物、射取轻物。管子回答说："士人接受资助用钱币，大夫接受封邑用钱币，人马所需的粮饷用钱币，那么全国的粮谷价值就掌握在上面，钱币价值就流通在下面，国内粮谷价格就会翻十倍。"——"赀"是价值的意思。是说凡是应当接受公家所给予的，都给他们钱币，那么谷物的价格就由君上掌控，钱币流通在下面，所以谷价就成倍上涨。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财物如果适合作为国家器用的，都在官府登记造册立下凭证——"矩券"是常规的凭证——君主就在乡里的库藏中收藏这些登记。周朝的制度，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一乡，二千五百家为一州。齐国虽然是霸主之国，仍然沿用周朝的制度。写明某年某月日，如果有人来偿还债务的——"责"读作"债"——在乡里、州里就可以清算，所以叫做"就庸"，一天之内就能结清。国家的政策出自于粮谷的调控——国家的政策，就是货币乘马的调控——赀，就是价格的意思。是说凡是应当得到公家给予的，都发给他们钱币，那么粮谷的价格由君上来掌控，钱币流通在下面，所以谷价成倍加重。那些皮革之类适合作为器用的东西，各乡州都有登记的数目，就像现在官府的簿册账目一样。百姓有欠公家的债务的，像耒耜种粮之类，官府如果需要器用，像皮革之类的东西，就用来抵偿；如果需要劳役，就让他们服役，一日就可以抵消簿册上的债务了。这都是君上完全掌控调节的手段。详究"轻重"之法的本旨，是要打击抑制富商兼并的势力，堵塞获利的门路，那么给予和剥夺、贫穷和富裕，都由号令来决定，这样国家就容易治理了。这篇文字经过秦朝焚书，秘密流传于民间。自汉朝兴起以后，晁错、贾谊、桑弘羊、耿寿昌等人，还有人谈论这类方法，此后就很少有人研读，也没有人加以注解，有的篇简断损蛀蚀，有的传抄讹误，年代久远，已难以详加考证订正。如今姑且大略知道其中的梗概，实在难以逐字搜集校勘。凡是研读古人的著作，本应是要阐发新的见解，随着时势来处理事情，其中的道理是无穷无尽的，何况机变权谋之术，千变万化，如果拘泥于一两种固定模式，那就如同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一样了，其他情况都可以类推。

桓公问管子说："我想守住国家的财富而不向天下征税，同时又从天下获利，可以吗？"管子回答说："从前武王有巨桥的粮食，故意抬高粮价的做法——武王刚战胜殷商，得到巨桥的粮仓，想使粮价抬高。巨桥仓在如今的广平郡曲周县——设立重泉戍役。

译'戍'是名称。假设这个戍役的名称，是想使人害怕服役而争相收藏粮食。'重'音读'丈恭'反切。下令说：'凡是家中自有百鼓粮食的人不必服役。'——鼓，是十二斛。人们竭尽所能囤聚粮食——'举'是尽的意思，'最'是聚集的意思，音读'子外'反切——来逃避重泉的戍役。这样国内粮价就上涨了二十倍，巨桥粮仓的粮食也涨了二十倍。武王用巨桥涨了二十倍的粮食去购买缯帛，军队五年都不必向百姓征收衣物；用巨桥涨了二十倍的粮食去衡量黄金——'衡'是均平的意思——终身都不必向百姓征收赋税。"

桓公说："要与周天子分庭抗礼，与诸侯争夺权位次序——'提'是持有的意思，联合众多弱国来事奉一个强国叫做'衡'。'秩'是次序的意思——有办法做到吗？"管子说："只有依靠号令才可以做到。请下令发兵驻防戍守、屯田——'屯'是戍守的意思——发兵设置戍守，家中有粮食的人就不必服役。有十锺粮食的人家不必服役，六斛四斗为一锺；有百锺粮食的人家不必服役，有千锺粮食的人家不必服役，服役的人不到百分之一，也不到千分之十，而各家粮囷粮窖的数目——'囷'音读'丘伦'反切，'窌'音读'力救'反切——都全部呈报给君上了。君主根据囷窌粮食的数目，下令说：'国家贫困而用度不足，请按平价收购粮食，你们不得因此而在囷窌数目上做手脚减损数量。'——'挹'是指减少数目——君主根据钱币的轻重来决定收购的数量——'直'相当于'当'的意思，是说决定其积粮的数目。使百姓不必立下契约的债务——分开为凭证叫'券'，合并为凭证叫'契'，'责'读作'债'——使百姓都好像向君主借贷一样，其实并没有契券的债务。那么积藏在囷窌中的粮食就都归于君主了。"

桓公说："齐国西部因水涝而百姓饥荒，齐国东部因丰收而粮价低廉——'庸'是'用'的意思，是说年成丰收因而供用充足——我想用东部低廉的粮价来救济西部粮贵的困境，有办法做到吗？"管子说："如今齐国西部的粮食每釜——六斛四斗为一锺、十斗为一釜——价值一百钱，那么每鏂——一斗二升八合叫一鏂，音读'乌侯'反切；泉，就是钱——就是二十钱。齐国东部的粮食每釜十钱，那么每鏂就是二钱。请下令向每人征税三十钱，允许用五谷菽粟来抵充这项税收。这样一来，西部人交出三斗粮食就能抵完税收，东部人交出三釜粮食就能抵完税收，那么每釜十钱的粮食就都充实到国家的仓廪之中了。西部挨饿的人能够得到粮食，受冻的人能够得到衣物，像这样东西部就能相互救济，远近的物价就能达到平衡了。"君主下令向百姓征税三十钱，按五谷折算，使齐国西部的人交纳三斗，东部的人交纳三釜，用来救济西部的百姓，那么东西部就都能达到均衡了。管子的才智运用无穷无尽，凭借小小的齐国就匡正天下，以仁义为根本，成就了齐国的霸业，他所施行的权谋之术，都是根据时机而生发出来的，并不是常规常法。所以另外的篇章说这是"偏行而不尽"啊。

桓公说："粮价低廉，我担心五谷会流向诸侯各国，我想为万民储藏起来，怎样做才能达到这个目的？"管子说："如今我从市场经过，看见有两家新建成的粮囷、粮京——大的粮囷叫'京'。请您用玉璧来聘问他们。"——'式'是用的意思，'璧'是玉石璧，'聘'是问候的意思。让玉工雕刻石头制成玉璧，一尺的价值一万钱，八寸的八千钱，七寸的七千钱就是如此。把玉璧赐给他们，并借机加以慰问。政令推行半年，万民放弃他们的本业而去建造粮囷粮京储藏菽粟的人超过了一半。

管子对桓公说："北郭有个挖井得到宝龟的人家——'掘'是挖穿的意思，音读'求物'反切，挖地直到泉水叫'阙'，音读'求月'反切——这只龟能比得上方圆数百里之地的价值——'检'相当于'比'的意思。用这只龟作为货币工具，它的价值可以比得上百里之地。让他把龟放在大盘之中——'令'音读'力呈'反切，'过之'就是放置它的意思，'平盘'是大盘子。请您派出十辆车马的使者，携带百金的聘礼——'起'是派遣的意思，'提'是装备的意思，'使'音读'色吏'反切——命令北郭得到宝龟的人家说：'赐你中大夫的官服。'——'若

译'是'你'的意思，'中大夫'是齐国的爵位。说：'东海之子与这只龟相似——东海之子，形状类似龟，姑且假称此龟是东海之子——东海之子，就是海神的儿子。它寄居在你家——'托舍'就是寄居的意思——赐给你大夫的官服，让你终身享有——'而'是'你'的意思——赏赐你以百金——'劳'是赏赐的意思——这只龟是无价之宝——'之'是'是'的意思，是说这只龟是极其珍贵而无法估价的，'无赀'就是无价的意思——把它珍藏在泰台之上——泰台，是高台的意思——立号叫做'无赀'。'"把这只龟立为神物，号称"无赀"。过了四年，齐国要讨伐孤竹国。"还四年"，就是此后四年。丁氏之家的粮食——丁氏，齐国的富人，就是所谓的丁惠——可以供三军队伍食用五个月——'食'音读'嗣'，以下按此理解——供应五个月，历时五个月。桓公召见丁氏对他说："我有一件无价之宝——'质'音读'致'，以下都相同——想用它作为抵押，来借用您封邑的粮食。"即家中的粮食。丁氏向北叩拜两次，重新整修屋室，铺设席位来供奉珍藏这只宝龟——'革'是更换的意思，'赋'是铺陈的意思，'籍'是席子的意思，音读'才夜'反切。等到讨伐孤竹的战役中，丁氏的粮食恰好够供应三军五个月的军粮——'中'是恰好的意思，音读'仲'，以下都相同。

桓公说："我想西去朝见天子，但用来朝贺进献的礼物不足，有办法做到吗？"管子说："请下令修筑阴里的城墙——'城'是筑城的意思，阴里是齐国的地名——让城墙筑成三重，城门设九道——'袭'也是重的意思——想要这件事秘密进行而不让人知道，所以先假托是筑城。趁机派玉工雕刻石头制成玉璧——'刻石'是雕刻那些石头——一尺见方的价值一万钱，八寸的八千钱，七寸的七千钱，珪的价值四千——音读'丁仲'反切——瑗的价值五百。"——好的两倍于肉的叫做"瑗"。玉璧的数目已经准备齐全，管子西行进见周天子说："敝国的君主想要率领诸侯来朝拜先王的宗庙，观礼于周王室，请下令使天下诸侯，凡是不携带彤弓石璧的——彤弓，是朱红色的弓，不是齐国所出产的东西，之所以不能只提石璧，而要兼带彤弓，是要隐藏其中的机谋——都不得入朝觐见。"周天子答应了这个请求。天下诸侯就用车装载黄金珠玉、五谷、彩帛运送到齐国——'输'音读'式树'反切——用来换取石璧。石璧流散到天下各国，天下的财物就都流入齐国，所以齐国八年都不必征税，这就是阴里之谋。

桓公说："我想打压商贾的利益，而增加农夫的收益，有办法做到吗？"管子回答说："请提高粮价，如果这样，那么田野就会大加开垦，农夫就会更加勤于耕作了。请下令让卿收藏千锺粮食，大夫收藏五百锺，列大夫——即中大夫——收藏一百锺，富商蓄贾收藏五十锺，对内可以作为国家的储备——'委'音读'于伪'反切——对外可以增加农夫的收益了。"

桓公说："峥丘之战——峥丘，地名，没有确切记载，一说就是葵丘——百姓大多向人借贷、负债生息以供应上面战事之急，我想恢复百姓的本业，'业产'就是本业的意思，这该怎样处理呢？"——'洽'是通顺的意思，是说百姓因为战事而失去了本业，如今想要恢复它，该怎样处理这件事。管子说："只有用权变之术才可以。"——'缪'读作'谬'，是说借助这种方法来陈述处理这件事。下令表彰放债的人家——'表'是表彰的意思——都用白灰粉刷他们的门户，加高他们的里门，也是用来表示尊重看重之意。派八位使者携带玉璧去聘问他们，用来供给盐菜之用——让使者携带石璧送给他们，并借机慰问，谦称是供给盐菜之用。放债的人家都叩头至地询问说："凭什么得到这样的礼遇？"使者说："国君下令说：我听说，《诗经》上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我国有峥丘之战，我听说你曾借贷给我贫苦的百姓——'萌'与'氓'相同——使他们能够供给战事所需，这是你出的力啊。"放债的人家都撕毁了他们的借据，削掉了记录的债务——原先执有的借据都撕毁，所记录的债务都删除，不再追究。开仓拿出他们所积藏的财物来赈济贫民。国内因此大大充裕起来，这就是峥丘之谋。

桓公说："鲁国、梁国对于齐国来说，就像蜂

译螫一样——'螫'音读'尸亦'反切，是说鲁梁二国常常成为齐国的祸患——我想使鲁梁两国衰弱，该怎么做才可以？"管子回答说："鲁梁两国的百姓习俗喜欢织绨——音读'徒奚'反切，厚实的丝织品叫做绨——您穿绨制的衣服，让左右近臣也都穿它，百姓就会跟着穿它，趁机命令齐国人不敢织绨，必须仰赖鲁梁两国供给，那么鲁梁两国就会放弃农事而去织绨了。"桓公就在泰山南面穿上绨服——鲁梁两国在泰山之南，所以在这里穿着，靠近他们的国境，是想让鲁梁两国的人迅速知道这件事——十天之内消息就传开了。管子告诉鲁梁两国的商人说："你们给我运来绨布一千匹，我赐给你们三百斤黄金，你们运十次，我就赐给你们三千斤黄金，这样一来，鲁梁两国就不必向百姓征税，财用也充足了。"鲁梁两国的国君听闻此事，就教导百姓织绨，过了十三个月，鲁国、梁国都城中的百姓，走在路上扬起的尘土，十步之外就看不见人，人们连绵不绝地穿梭往来——'绁繑'是说连续不断的样子，'绁'音读'息列'反切，'繑'音读'丘乔'反切——车轮相互摩擦碰撞——'●'是咬的意思，音读'士角'反切，是说车轮往来相互碰撞——骑马的人成群结队而行，都是为了追逐织绨的利益罢了。管子说："鲁梁两国现在可以使他们衰弱了。您应该穿回丝帛，率领百姓放弃织绨，关闭关卡不再与鲁梁两国互通使者。"过了十个月，鲁梁两国的百姓相继饥饿死亡——'相及'就是相继的意思——连应急的赋税——'应声之正'是说紧急征收的赋税，'正'音读'征'——都无法供给上面了。鲁梁两国的国君就下令让百姓放弃织绨、重新务农，但粮食不是三个月之内就能收获的。鲁梁两国的人向齐国购买粮食，价格达到每斗一千钱，而齐国出售的粮食每斗只要十钱。过了一年，鲁梁两国十分之六的百姓都归附了齐国。

管子说："给予人们东西他们就喜悦——'予'音读'与'——夺取他们的东西他们就愤怒，先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只显露给予的表象——'见'音读'贤遍'反切——而不显露夺取的道理，可以驱使百姓按照这样去做，却不能让百姓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百姓的爱戴才可以与君上相通——'洽'是相通的意思。工商业的租籍——是用来强行索取的，在工商业上叫做'租籍'，'强'音读'其两'反切——农业的租税——是经过考虑之后才要求征收的，在农业上叫'租税'，'虑'是计算的意思，'请'是要求的意思。称王称霸的君主，去除——'去'音读'丘吕'反切——强行索取的手段，废除考虑之后才征收的做法，所以天下都乐于——'雅'音读'教反切'——归顺他。春天征收赋税用来收敛缯帛，夏天贷放钱粮用来收取秋天的收成——是说正当春天养蚕之时，家中匮乏，就赋予百姓钱粮，约定用缯帛来偿还；正当夏天，农人匮乏，也赋予他们钱粮，约定用谷物来偿还。所以百姓没有荒废的事业，而国家没有丧失的利益。百姓所缺乏的，君主全都给予他们，那么豪强富商就不能独占其中的利益了。凡是五谷，是万物的主宰。谷价高，万物必定便宜；谷价低，万物必定昂贵。二者相互对立，就不能同时平衡，所以君主要驾驭谷物和万物之间价格的此消彼长，在它们不平衡之间来操作行事——'秩'是积聚的意思，粮食是百姓的生命之本，所以五谷之间的关键，可以与万物相对立，它们的价格常常不能同时平衡。所以君主要审视这两方面的积蓄储备，可以使彼此相互制衡，在其中调节轻重，那么国家的利益就不会流散了。所以百姓不用征税而国家的利益却能归于君主。用房屋作抵押来征税就叫做'毁成'——小的叫'室'，大的叫'庑'，音读'武'——这是使百姓毁坏房屋。用六畜来征税就叫做'止生'——'畜'音读'许救'反切——这是使百姓不能积极地放牧饲养。用田亩来征税就叫做'禁耕'，这是阻止百姓耕种。对壮丁征税就叫做'离情'——正数之人，就是壮年男丁——'离情'是说使人产生离心。对户口征税就叫做'养赢'——'赢'是指大商贾积蓄之家。正数户口既然要逃避这种征税，那就会流为浮浪之人，被大商贾积蓄之家所役使，增加了他们的利益罢了。这五种方法不可以同时使用，所以称王的人只偏

译用其中一种而不全部使用。所以天子在货币上征收，诸侯在粮食上征收。中等年成的粮价，每石十钱，成年男子一月食四石，每月就有四十钱的赋税；成年女子一月食三石，每月就有三十钱的赋税；未成年子女一月食二石，每月就有二十钱的赋税。灾年谷价每石二十钱，那么成年男子就要有八十钱的赋税，成年女子有六十钱的赋税，未成年子女有四十钱的赋税——六十岁以上是'大男'，五十岁以上是'大女'，'吾子'是指小男小女。按古代的一石，相当于如今的三斗三升三合。平年每石税十钱，灾年税二十钱，并不是一定要向人本身征税，而是说在操持事务、调节轻重之间，大约收取其中的利益。这样君主并非发布号令收敛百姓、按户籍征税，而是君主把握好自己所积蓄的物资，严格谨慎——'啬'是收敛的意思，'委'是所积蓄的物资，'谨'是严格的意思，是说君主不用向下颁布法令来向百姓征税，只要严格把握获利的途径，轻重的权柄在于自己，那么百姓就无处可以逃避他的赋税了——那么男女老幼、成年子女就没有不承受这种赋税的了。"

齐国北部的沼泽发生了野火——打猎时纵火烧草叫做'烧'，音读'式照'反切——火光照亮了殿堂之下。管子入朝祝贺说："田野得以开辟，农夫必定能获得百倍的利益了。"这一年租税九个月就征收齐全了。桓公问管子说："这是什么缘故？"管子回答说："拥有万辆、千辆兵车的国家，不能没有柴薪就生火做饭，如今北方沼泽起火，没有人接续供应柴薪，那么农夫就能够安坐在家中出售他们的柴薪——大的叫'薪'，小的叫'荛'——一束能卖十倍的价钱，那么春天他们就有钱财用来置办农具，夏天就有钱财用来疏通除草——'芸'与'耘'相同。这就是租税九个月就能征齐的原因。"

桓公问管子说："终身拥有天下而不失去它，有办法做到吗？"管子回答说："请不要把这套方法施行于天下诸国，只施行于我们自己的国家。国土的宽窄、土壤的肥瘠，都有一定的数目；一年到头粮食的盈余，也有一定的数目。那些善于治国的人，只要掌握好粮谷就够了。说某县的土地宽广多少，某县的土地狭窄多少，国土的宽窄肥瘠、百姓的食量多少，这些数目君主平素都要全部知晓。那就一定要积蓄储备钱币——'委'是储蓄的意思——分别在各县州里积蓄钱币，也就是所谓拥有万户人家的城邑，一定有万锺的储藏，藏钱千万；拥有千户人家的城邑，一定有千锺的储藏，藏钱百万。于是各县州里都接受公家发放的钱币——公家发放的钱就是积蓄的钱币。到了当秋之时，国内粮价下降三分之一——'去'是减少的意思，音读'丘吕'反切——君主就下令给郡县所属的大夫和乡里，都要按登记的粮食数目收购，粮价统一，把粮食收藏于官府——统一谷价而收藏起来。国内的粮食三分之中就有两分归于官府了——是说先在县邑储备好钱币，等到秋天时，下令收购粮食。这就像魏国李悝所行的平籴之法，上等丰收年成买入三分之一、留下三分之二，中等丰收年成买入二分之一、留下二分之一，下等丰收年成对半买入。这里所说的减少三分之一，是取中等丰年为准来大约估算的。到了当春之时，国内谷价加倍上涨，到了当夏之时，就把粮谷赋给百姓去经营田地，到了当秋之时，田里余存的谷物有多少，如今君上用钱币收敛谷物，百姓说没有钱币，就用谷物折抵，那么百姓所有的谷物三分之中就有一分归于官府了——是说正当春天谷价昂贵之时，按照价格把谷物赋给百姓，到秋天就收回钱币，虽然设立这样的法令，本意是要收回他们的谷物，百姓既然没有钱币，就请求用谷物来偿还，所以就归于官府了。轻重之间相互因循，随时势变化而灵活举措，没有不成为国家良策的——'重之相因'，就像春天谷贵时赋予谷物；'时之化举'，就像秋天谷贱时收纳谷物。顺应时势的轻重变化，没有不用权术来加以驾驭的。那么诸侯各国的谷价是十，我国的谷价是二十，那么诸侯的谷物就会流入我国了。诸侯的谷价是二十，我国的谷价是十，那么我国的谷物就会流向诸侯各国了。所以善于治理天下的人，谨慎地把握住调控的流向——'重流'，是说严格把握谷价，不使之流散——那么天下的财富就不会从我这里

译流散出去了——'泄'是散失的意思，我国的谷物不会流散出去。那些货物顺着调控归附而来，就如同水向低处流一样。我国即使不是丰年，也用钱币把粮食储藏起来，所以国内的谷价加倍上涨。诸侯各国的粮谷因此流入，这就是储藏了自己的一分而招致诸侯的一分啊。这样，利益就不会被天下诸侯夺走了。大夫不能凭借富有奢侈来囤积贵重物资、耗散钱财，国家就能常常拥有相当于十国的储备资源。这就是用轻重之术驾驭天下的方法啊。"

魏文侯的国相李悝说："粮价过高就会损害百姓——这里'人'是指士人、工匠、商人——粮价过低就会损害农民，百姓受损就会流离失散，农民受损国家就会贫困，所以粮价过高和过低，其危害是一样的。善于治国的人，要使百姓不受损害而农民更加得到勉励。如今一个成年男子供养五口之家，耕种田地百亩，一年每亩收成一石半，共收粮食一百五十石。除去十分之一的赋税十五石，剩下一百三十五石。粮食方面，每人每月食用一石半，五口人一年共需粮食九十石，剩余四十五石。粮价每石三十钱，折合钱一千三百五十钱。除去春秋两季祭祀社庙、里门用钱三百钱，剩余一千零五十钱。衣着方面，每人大约用钱三百，五口人一年共用一千五百钱，还差四百五十钱。差了四百五十钱，就不够用了。还没有算上不幸生病、死丧的费用以及上面的赋税征敛，又不在此列。这就是农民之所以常常困窘，产生不愿勤于耕作之心，而使得粮价上涨到极高地步的原因啊。因此善于平抑粮价的人，一定要谨慎地观察一年的收成分为上熟、中熟、下熟。上等丰收年成收成是平常的四倍，多收四百石；平常年成百亩收成一百五十石，如今大丰收是四倍，收获六百石。计算一家人一年食用需长年消耗四百石，官府收购三百石，这就是所谓'籴三舍一'。中等丰收年成收成是平常的三倍，多收三百石——三倍就是四百五十石——一年消耗三百石，官府收购二百石，这就是所谓'籴二舍一'。下等丰收年成收成是平常的两倍，多收一百石——两倍就是三百石，一年消耗一百石，官府收购五十石，这里说的下等丰收'籴一'，是指从多余的一百石中对半收购。小灾年收成一百石——平常年成百亩收成一百五十石，如今小灾年收成一百石，是收成的三分之二。中等灾年收成七十石，是收成的二分之一。大灾年收成三十石，是收成的五分之一。以此类推，就可以得出大中小灾年的比率。所以大丰收年成官府就买入三分之一而留下三分之二，中等丰收年成就买入二分之一，下等丰收年成就买入四分之一（对半的一半），使百姓恰好够用，粮价平稳就停止收购。小灾年就发放小丰收年所收敛的粮食，官府用所收敛的储备来出售平粜。中灾年就发放中丰收年所收敛的粮食，大灾年就发放大丰收年所收敛的粮食，来出售平粜。所以即使遇到饥荒水旱之灾，粮价也不会过高而百姓不会流散，这是取有余来补不足啊。"在魏国推行这套方法，魏国因此富强起来。

汉宣帝时，连年丰收，粮价降到每石五钱，农民获利很少。大司农中丞耿寿昌请求下令让边境郡县都修建粮仓，在粮价低廉时提高价格收购来使农民得利，在粮价昂贵时降低价格出售，名叫"常平仓"，百姓都感到便利。皇帝于是下诏赐给耿寿昌关内侯的爵位。元帝即位后，废除了这个制度。

后汉明帝永平五年，设立常平仓。

晋武帝想要平定统一江南地区，当时粮价低廉而布帛昂贵，皇帝想要设立平籴法，用布帛购买粮食，来作为军粮储备。议论的大臣们认为军用物资尚且不足，不应当用贵重的布帛去换取低廉的粮食。泰始二年，武帝于是下诏说："古人权衡国家用度，取盈余、散滞留，有轻重平籴的方法。这种做法已经废弃很久，很少有人熟悉其中的道理，而官府的储备也不够充裕。议论的人各执一词，未能透彻理解贯通其中的制度。以至于国家的财富在丰年时散失于民间而官府不加收纳，贫穷的百姓在荒年时陷入困境而国家没有储备，豪强富商挟持着轻便的资财，囤积着贵重的物资，来垄断其中的利益，

译故农夫苦其业而末作不可禁也。今宜通籴，主者平议，具为条制。

所以农夫苦于自己的本业，而经商之类的末业却无法禁止。现在应当开放粮食买卖，主管此事的官员共同商议，制定出详细的条例。

然事未行，至四年，乃立常平仓，丰则籴，俭则粜，以利百姓。

但是这件事没有立即施行，到了第四年，才设立常平仓，年成丰收时就收购粮食，年成歉收时就出售粮食，以此使百姓得利。

译宋文帝元嘉年间，三吴地区遭遇水灾，粮价昂贵，百姓饥饿。彭城王刘义康提出建议，认为：「东部地区遭受灾荒，人口凋敝而粮价飞涨，富商囤积粮米，天天哄抬粮价。应当向各地颁布命令，隐去（囤积者的）虚实情况，让囤积粮食的人家，只准留下一年的储备，其余的一律强制卖出，为其制定平价，这就是所谓常规之法可行于百代，而权宜之计只用于一时。又因为沿淮一带年成丰收，土地肥沃，麦子已经收获，黍粟也将成熟。可以折算其估价征赋，就地进行交易，三吴的饥民，就用这些粮食借贷给他们，让强壮的人转运粮食，来赡养老弱之人。」这个建议并未真正施行，但百姓仍因此受益。

　　齐武帝永明年间，天下米谷布帛价格低廉，皇上想要设立常平仓，购买囤积作为储备。永明六年，下诏拿出国库钱五千万，在京城购买米，购买丝绵纹绢布。扬州拨出钱一千九百一十万，（扬州，治所在建业，即今天的江宁县。）南徐州二百万，（南徐州，治所在京口，即今天的丹阳郡。）（各自在本郡治所收购粮食。）南荆河州二百万，（南荆河州，治所在寿春，即今天的寿春郡。）用来购买丝绵纹绢布米大麦。江州五百万，（江州，治所在浔阳，即今天的浔阳郡。）购买米和胡麻。荆州五百万。（荆州，治所在南郡，即今天的江陵。）郢州三百万，（郢州，治所在江夏，即今天的江夏郡。）都用来购买绢、绵、布、米、大小豆、大麦、胡麻。湘州二百万，（湘州，治所在长沙，即今天的长沙郡。）购买米、布、蜡。司州二百五十万，（司州，治所在汝南，即今天的义阳郡。）西荆河州二百五十万，（西荆河州，治所在历阳，即今天的历阳郡。）南兖州二百五十万，（南兖州，治所在广陵，即今天的广陵郡。）雍州五百万，（雍州，治所在襄阳，即今天的襄阳郡。）用来购买绢绵布米。派遣使者及驿传官员分别在各地进行交易。

　　北魏孝文帝时，秘书丞李彪上表说：「从前贤明的君王，没有不殷勤重视农事的，所以尧、汤时虽有水旱之灾，百姓却没有饥色，这是因为有所防备的缘故。汉朝于是设立常平仓，曹魏用军粮制度实行屯田，来供给军国之需。光武帝时如果一亩地没有丰收，罪责就会追究到地方长官。这都表明明君如此体恤百姓。如今山东饥荒，京师粮食匮乏，臣认为应当把州郡常规调配额的九分之二分出来，加上京都度支每年用度的剩余，各自设立专门官署管理。丰年时收购粮食储存于仓中，遇到荒年就减去私人所需十分之二来出售。如此一来，百姓必定努力耕田来购买官府的绢帛，又务必储蓄钱财来换取官府的粮食，丰年就常有积蓄，凶年就直接得到供给。」明帝神龟、正光年间，自从徐州、扬州归附以来，（徐，即今天的彭城郡。扬，即今天的寿春郡。）收取境内的兵资，与百姓和籴粮食，积存起来作为边防储备。

　　北齐河清年间，命令各州郡都另外设置富人仓。初设立时，依照本地所辖中下户的人口数，得以支撑一年的口粮，等到本州谷价便宜时，酌量截留当年的义租充入仓中。（北齐的制度，每年每人交纳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垦租送交中央，义租纳入本郡，用来防备水旱灾害。）谷贵时，就以低价卖出，谷贱时就用卖出所得的钱财，依照价格重新收购储存。

　　北周文帝创设六官制度，司仓官掌管辨识九谷之物，来衡量国家的用度。（国用）充足时，就积存其余的部分，用来应对凶年荒歉；（国用）不足时，就停止多余的开支。用度充足时，就把粟米借贷给百姓，春天发放，秋天收回。

　　隋文帝开皇三年，在卫州设置黎阳仓，洛州设置河阳仓，陕州设置常平仓，华州设置广通仓，转运互相灌注，漕运关东及汾、晋的粮食，用来供给京师。京师设置常平监。

　　开皇五年，工部尚书长孙平上奏说：「古时耕种三年就会有一年的余粮积蓄，耕作九年就会有三年的储备，即使遇到水旱灾害，百姓也不会面有饥色，这都是因为劝导有方，事先储备充足的缘故。请命令各州百姓及军人在所属的社中互相劝勉督课，共

译同设立义仓，在收获的日子，根据各自所得，劝导交纳粟米及麦子，在本社建造仓窖储存起来。就委托社司，登记造册加以检校，每年收积，不要让粮食损坏败坏。如果遇到年成不好，本社中有饥荒的人，就用这些粮食赈济供给。」从此各州都储备充足。

　　到开皇十五年，因为义仓储存在民间，多有耗费损失，下诏说：「本来设置义仓，只是为了防备水旱灾害，可百姓之流，不考虑长久之计，轻易耗损，以致日后匮乏断绝。又北方边境各州，与其余地方不同，灵、夏、甘、瓜等十一州，所有义仓中的杂粮，一并纳入本州。如果百姓遇到旱灾歉收缺粮，先发给杂粮及存放多年的陈粟。」

　　开皇十六年，又下诏，秦、渭、河、廓、豳、陇、泾、宁、原、敷、丹、延、绥、银等州的社仓，都设在本县境内。又下诏，社仓依照上中下三等纳税，上户不超过一石，中户不超过七斗，下户不超过四斗。

　　大唐武德五年，废除常平监。武德八年敕令，各州的斗秤，由京师太府寺校验。

　　贞观初年，尚书左丞戴胄上言说：「水旱凶灾，即便是前代圣王也难以避免。国家没有九年的储蓄，这是礼经中明确告诫的。如今丧乱之后，户口凋敝残破，每年的租米，还没充实仓廪，随即就发放出去，仅仅够供应当年。如果遇到凶灾，将拿什么来赈济抚恤？所以隋朝开皇年间创立制度，天下百姓，按等级交纳粟米，称为社仓。一直到隋文帝末年，都没有出现饥荒。等到大业年间，国家用度不足，一并取用社仓，来充当官府费用，所以到隋朝末年，就再也无法供给了。如今请从王公以下，直到普通百姓，计算他们所耕种田地的顷亩数，每到秋天收获时，依照现有的庄稼，合理劝导督课，全都让他们交出粟米。种植稻麦的地区，也照此征税。各自纳入本地，设立义仓。年成歉收，百姓饥荒时，由所在州县，随时取用供给。」太宗说：「既然是为了百姓，事先加以储备，由官府代为掌管，用来防备凶年。这不是朕所需要的，横生赋敛之举，（但这确实是）有利于百姓的事情，实在值得嘉许。应当交给有关部门，商议制定条例制度。」户部尚书韩仲良上奏：「王公以下所垦种的田地，每亩交纳二升。至于粟麦粳稻之类，各依当地所产。储存在州县，用来防备凶年。」皇帝下令依此施行。从此天下州县开始设置义仓，每逢饥荒，就开仓赈济供给。

　　高宗永徽二年九月，颁布新的法令：「义仓按土地征税，实在是劳民伤财，应当命令按户交纳粟米，上上户交五石，其余各按等级递减。」永徽六年，在京城东西两市设置常平仓。高宗、武后数十年间，义仓的粮食不允许挪作他用，此后公私财用窘迫困乏，就借贷义仓的粮食来支用。自从中宗神龙年间以后，天下义仓的储粮，耗费得几乎用尽。

　　开元二十五年制定法式：「王公以下，每年按户根据所种田地，每亩征收粟二升，作为义仓储备。那些经商的人家如果没有田地或田地不足的，上上户交税五石，上中户以下依次递减，各有差等。凡是发放各种杂粮折算成粟米的，稻谷一斗五升折合粟一斗。至于折算交纳糙米的，稻谷三石折算交纳糙米一石四斗。」

　　天宝八年，天下各类米谷总共九千六百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

　　和籴所得共一百一十三万九千五百三十石：

　　　　关内五十万九千三百四十七石，　　　　河东十一万零二百二十九石，　　　　河西三十七万一千七百五十石，　　　　陇右十四万八千二百四石。

　　各类仓粮总共一千二百六十五万六千六百二十石：

　　　　北仓六百六十一万六千八百四十石，　　　　太仓七万一千二百七十石，　　　　含嘉仓五百八十三万三千四百石，　　　　太原仓二万八千一百四十石，　　　　永丰仓八万三千七百二十石，　　　　龙门仓二万三千二百五十石。

　　正仓总共四千二百一十二万六千一百八十四石：

　　　　关内道一百八十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河北道一百八十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译河东道三千零五十八万九千一百八十石，　　　　河西道七十万二千零六十五石，　　　　陇右道三十七万二千七百八十石，　　　　剑南道二十二万三千九百四十石，　　　　河南道五百八十二万五千四百一十四石，　　　　淮南道六十八万八千二百五十二石，　　　　江南道九十七万八千八百二十五石，　　　　山南道十四万三千八百八十二石。

　　义仓总共六千三百一十七万七千六百六十石：

　　　　关内道五百九十四万六千二百一十二石，　　　　河北道一千七百五十四万四千六百石，　　　　河东道七百三十万九千六百一十石，　　　　河西道三十八万八千四百零三石，　　　　陇右道三十万零三十四石，　　　　剑南道一百七十九万七千二百二十八石，　　　　河南道一千五百四十二万九千七百六十三石，　　　　淮南道四百八十四万零八百七十二石，　　　　江南道六百七十三万九千二百七十石，　　　　山南道二百八十七万一千六百六十八石。

　　常平仓总共四百六十万二千二百二十石：

　　　　关内道三十七万五千五百七十石，　　　　河北道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河东道五十三万五千三百八十六石，　　　　河西道三万一千零九十石，　　　　陇右道四万二千八百五十石，　　　　剑南道七万零七百四十石，　　　　河南道一百二十一万二千四百六十四石，　　　　淮南道八万一千一百五十二石，　　　　山南道四万九千一百九十石，　　　　江南道（数据缺失）。

　　（史臣）论说：从前我国家鼎盛之时，大略统计每年的常规赋税，钱谷布帛达五千余万，具体数目详见食货赋税篇下。经常性开支之外，常有盈余积蓄。遇到百姓不足用度时，就常常予以蠲免抚恤。自天宝初年开始，边境战事频繁，恩宠赏赐既已隆盛，各项支出用度也格外浩繁，主管出纳的官员，屡屡在计算支用时感到空乏。于是言利之臣相继进用，而聚敛盘剥之道大行其道。他们以割剥百姓为务，手段花样繁多。每年的收入，增加数百万。不久之后，陇右有青海之战，范阳有天门之役，朔方有仆固怀恩的背叛，剑南有阁罗凤的进逼，或是全军覆没不能返回，或是接连城池陷落。先是遭受战乱，接着又是连年饥荒，凶恶叛逆之徒趁机起兵作乱，两京失去藩篱般的屏障，这大概是人为的原因，岂止是天时不利。回想高祖、太宗，开国创业，制定法度，垂示训诫，赋税徭役轻薄，恩泽遍及天下，百姓感怀恩惠。所以肃宗中兴的功业，仅一月之间就能成就，虽说是神机妙算，谋无遗策，将士官吏都能竭尽全力，但也是历代圣君累积仁德所致啊。德行深厚就会使人感念深切，感念深切就难以动摇，人心所系，所以能迅速平定大难，少康、平王便是如此。如果赋敛沉重，就会使民心离散，民心离散就容易动荡，人心一旦离去，就会沦为独夫，殷纣、胡亥便是如此。如今兵事尚未平息，经费开支依然繁重，赋税重了百姓难以承受，赋税轻了用度又不足，斟酌古法的要旨，适应今日的需要，既已发现弊病就应当思考变革，这样恩泽的施行才不会枯竭。想要百姓安定，关键在于赋敛轻薄，赋敛要轻薄，关键在于节省用度。如果用度不加节制，却想要赋敛轻薄，这怎么可能做到呢？首先要省去不急需的开支，确定日常用度的固定数目，让百姓知道朝廷有忧虑体恤之心，索取并非出于不得已，百姓自然就乐意上缴赋税了。古时向百姓征收，只是取自土地所产的部分，即所谓十分抽一而税；役使百姓的劳力，即所谓一年三日。从没有直接征敛百姓的钱财，却能使百姓毫无怨言的，何况征敛不算轻薄，征发又不均衡呢！自燧人氏直到夏商周三代，都通晓轻重之法，用来节制国家用度，抑制土地兼并，从而使财货充足、粮食丰饶，百姓安定、政治清明，这确实是治国最紧要的事，也是治国之道中最优先的事，岂是寻常之才所能做到的呢。百姓，就像闭着眼睛的人，可以引导他们照着去做，却不可以让他们自己去弄清缘由。审察百姓的多寡，衡量事

译情的优劣，使民生富足的方法，自然有其中的门道。纵观历代能创立制度的人，本来就不容易遇到这样的人才。周朝的兴起得力于太公，齐国的称霸得力于管仲，魏国的富强得力于李悝，秦国的强盛得力于商鞅，北周有苏绰，隋朝有高颎。这六位贤才，往上说成就了王业、成就了霸图，往下说富国强兵，建立的功业可以效法。至于汉代的桑弘羊、耿寿昌之流，都是出身于商贾之家，虽然出发点在于谋利，但办事仍有一定成效。从这以后，虽然历代都不乏人才，但其余能够治理邦国、端正风俗、兴利除害，怀有济世谋略、蕴藏治国机要的人，就实在不多见了。农业，是立国的根本。首先要让百姓各安其业，所以按照他们所受的田地，来征收他们所种植作物的税赋。怎么可以（另外）征求钱币，舍弃他们本有的东西却索取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呢！天下的农人，都应当卖出自己的粮食，而豪商富室，趁着紧急之时贱价收购，很快就使农人耗尽粮食，随后又要以高价买回，来回往复受害，没有停止的时候，想要他们安心从事本业，是不可能的。所以晁错说：「想要百姓致力于农业，关键在于使粮食价格贵重，使粮食价格贵重的方法，在于让百姓用粮食来获得赏罚。这样一来农民就有了钱，粮食也有了出路。」（这是说由官府依法收取粮食。）如果真能如此，那么天下的田地就会全部开垦，天下的粮仓就会全部盈满。然后再推行其相应的法度，权衡轻重缓急，用王道来教化百姓，用和风来感化他们，使百姓都遵循礼义的方向，都进入仁爱长寿的境界，这就不难做到了。从前尧、汤时期，虽遭水旱之灾，但百姓却没有因饥饿而消瘦困顿的，这是因为国家有储备。如果赋敛的数目沉重，百姓的力量已经耗尽，而官府的积蓄，却没有维持一年用度的储备，一旦不幸出现一两千里范围的水旱虫霜之灾，或是某一方兴师动众，废弃了农业生产，又怎能避免赋税断绝、用度匮乏，百姓流离而国家危亡呢！

《通典·选举典》

《通典》卷第十三·选举一并序

　　自古伏羲氏以来，都是依照事物来任命官职，事情简单、人心淳朴，只用道德来教化，君上对臣下没有过分的要求和欲望，臣下对君上也不谋求进身之路，百姓自给自足，四海之内安定太平，不刻意以贤能为是、以愚钝为非，不追求虚名而崇尚实际的德行，所以推举选拔的典章制度，也就没有听说过了。到了唐尧、虞舜任命官员的时候，让他们治理水土，光大帝王的事业，宣扬五教，端正五刑，播种百谷，掌管三礼，向四方诸侯之长咨询，广泛发掘隐居于民间的贤才，通过考核事迹、考察言论来任用人才，所以举荐的官员都没有失德的。然而尚且要三年考核一次政绩，三次考核之后决定升降去留，明辨贤愚，放逐四凶之族，使不仁之人远离朝廷，这就是选拔贤能、任用能人的大致方略。夏商周三代之时，淳朴的风俗逐渐消散，浇薄的风气渐生，难以单靠道德来驾驭百姓，于是致力于加强教化，在乡里设立庠塾，在都邑建立学校，教导公卿大夫的子弟，设立「俊士」「造士」这样的科目来勉励他们成才。从幼年入学，到四十岁才出仕，这样之后德行才算完备、学业才算周全，办事的功绩也才能显著。秦汉以后，情形就与此不同了。他们施行教化不够深入，选取人才又务求速成，想让人们浸润于五常之道，都进入仁爱长寿的境界，怎么能做得到呢。上等的人才本就稀少，中等的人才则较多，这类人有可以被引导改变的本性，只要教化的方法妥善（就能使之向善）。如果不能妥善施教，却想要求得众多贤才，也是做不到的。并不是如今的人大多不贤良、古人大多有才能，而是在于施政的根本方针，是它使人变成这样的。何况用言辞文章来选取士人，本来就已经失之偏颇，而考核言辞又只看重华丽辞藻，那就离得更远了。如果能改变这种做法，人才又何愁遥不可及呢？

第一：历代制上　　第二：历代制中　　第三：历代制下（考绩）　　第四：杂议论上　　第五：杂议论中　　第六：杂议论下

历代制上：周　秦　汉　后汉

　　《周官》大司徒之职：「用乡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