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卷第四十八　礼八　沿革八　吉礼七

译的意思。祖，是始的意思。用先人是君、是明、是始来命名，是用来尊崇本源的。享尝，是四时的祭祀。"大夫设三庙，一昭一穆，加上太祖庙共三座。卢植说："这是指天子属下的大夫。"郑玄说："太祖，指别子（非嫡长子而自立一宗者）。最初受爵的人也是这样。"有考庙、王考庙、皇考庙，只在四时享祭时祭祀。王肃说："大夫没有祖考庙，只有作为别子成为宗子的人，才有祖考庙。但是有祖考庙的，就没有皇考庙。"《祭法》说："大夫设三庙二坛。显考、祖考没有庙，如果有祈祷之事，就设坛祭祀。过了这一代就成为无坛之鬼。"郑玄说："大夫中有祖考（指作为别子立宗者）的，他的远祖也一直被视为鬼神受祭，不举行禘祫大祭，也没有神主。"适士（上士）设两庙，有考庙、王考庙，只在四时享祭时祭祀。适士，就是上士。官师（中士、下士）设一庙，只有考庙。王肃说："官师，指中士、下士。"

将要举行祭祀时，主人各自穿着相应的礼服，在庙门外占卜。五等诸侯都穿玄冕。二王之后（指前代帝王的后裔封国）以及作为上公的方伯，与鲁侯在周公庙祭祀时穿衮冕。大夫穿朝服。士穿玄冠玄端。祭祀日期用丁日、己日，家内之事用柔日（阴日）。之所以一定要用丁日、己日，是取其美好的寓意，自我叮咛告诫、自我改过变化的意思，都是用来表示谨慎恭敬。必须先选定这一日，第二天才占卜。用旬有一日的方法占卜，旬，是十天。用前一个月下旬的己日，占卜下一个月上旬的己日。说"来日丁亥，用来举行岁祭大事"。丁日不一定恰好遇上亥日，这里只是举一个日子来说明。那么己亥、辛亥日也可以用，只要有亥日就可以。已经得到吉日之后，就命官员告诫众人，宗人命人清洗祭器，宰命人酿酒，提前告诫将担任尸（代表神灵受祭的人）的人。之所以先告诫担任尸的人，是因为看重所使用的人，又要占卜决定。第二天，穿朝服占卜担任尸的人选，得到吉兆后，就正式告诫担任尸的人，祝官担任傧相引导。占卜得吉又正式告诫担任尸的人，是因为看重尸这个角色。祝官担任傧相，是因为尸象征神灵。第二天，主人穿朝服，站在庙门外东边的位置，面朝南。宰、宗人面朝西，以北边为上位。祭牲头朝北，以东边为上位。司马宰杀羊，司士宰杀猪，宗人报告准备齐全，然后退下。刲、击，都是宰杀的意思。这是已经省察过牲畜之后，报告齐备才宰杀。雍人在门的东南方烧火煮食，以北边为上位。《特牲馈食礼》说："把鼎陈设在门外，面朝北。棜案放在南边，装着兽肉干。祭牲放在棜案的西边，头朝北，脚朝东。宗人察看祭牲，报告肥壮齐备，雍人开始处理猪牲。"崔灵恩说："二王之后就用自己封国的祭牲。"棜，读音是于据反切。司宫在东堂之下擦拭笾、豆、爵、觯等器皿。雍人陈设五个鼎。士的礼制：主妇在西堂之下察看蒸煮食物，在门外东边烹煮食物，酒樽放在门户东边，把食物盛在笾豆中放在房中。司马把羊的右半边升入鼎中。骨共十一块。肠、胃、祭肺，各三份。举肺一份。升，是往上放的意思。髀骨不放入，因为靠近排泄之处，属于低贱部位。这是根据大夫的礼制而言。若是诸侯就用太牢，士就用特牲。胖，读音是判。士把猪的一半升入鼎中，如同升羊胖的仪式。雍人挑选九条胁肉，放在一个鼎中。抡，是挑选的意思。肤，是胁部的皮肉。挑选取用美好的部分。司士又把鱼、腊肉升入鼎中。司宫……

译樽内盛两甒美酒放在房户之间，其中有一甒是玄酒。小祝陈设盘匜和盛接弃水的器皿于西阶之东，准备为尸行盥洗礼。主人穿朝服站在阼阶之东。司宫在室内西南角设筵席，祝在筵席上设几案，放在筵席右边，这是布置神座。室中西南角叫做奥。主人出门迎接鼎，主人先进入，樽在前引导。有司各自升堂，将食物盛入笾、豆，酒盛入樽，牲肉放入俎。祝洗手后，从西阶升堂。主人洗手后，从阼阶升堂。祝先进入，面朝南。主人跟从进入户内，面朝西，这是准备行纳祭之礼。祝先行，是为了迎接神灵。士礼中则由主妇、宗人、宗妇升堂，把食物盛入笾豆等器皿。主妇戴上假发，穿宽袖之衣，从东房进献食物。士礼中：主妇束发戴笄穿宵衣，洗手后，从房中进献豆。崔灵恩说："夏、殷二代之后的夫人各按本国的盛装服饰，侯伯夫人则穿揄狄之服，子男及三公大夫的夫人穿阙狄之服。"佐食、司士依次从西阶升堂，相继陈设俎。主妇陈设稷，起身，进入房中。祝斟酒，奠置，祝告祝辞，主人拜两次。祝出门，迎接尸。尸从西阶升堂，祝跟随其后。尸登上筵席，祝、主人都行拜礼，请尸安坐。尸不说话，答拜，于是坐下。行拜礼是为了让尸安坐。尸从此以后答拜，于是坐下直到用完食物。尸祭食，吃完，告知已经吃饱。主人斟酒进献给尸漱口，尸拜谢后接受，主人拜送。尸祭酒，尝了尝，喝完这杯酒。祝斟酒，交给尸，尸回敬主人，主人喝完这杯酒。祝与佐食洗手，取黍交给尸，尸拿着黍交给祝，祝接过后向东走，代表尸向主人致福。他的祝辞说："皇尸命令祝官，承致无穷的多福给你这孝顺的孙子，来吧你这孝顺的孙子，让你从上天那里得到福禄，宜于在田中耕种庄稼，长寿万年。不要废弃这福禄，要延续下去。"主人拜两次并叩头，接受黍，尝一尝，放入怀中。尝一尝，是表示极为敬重。纳，就是放入的意思。主人向祝献酒，又斟酒，向佐食献酒。主妇斟酒，向尸献酒，尸接受，主妇拜送。尸祭酒，喝完这杯酒，又回敬主妇。主妇斟酒献给祝与上佐食，也都像这样。等到宾长向尸献酒，尸回敬宾客。主人出门，站在阼阶；祝站在西阶，告知说："礼已完成。"利，是奉养的意思。成，是完毕的意思，即孝子奉养之礼已经完毕。祝进入，尸起身，主人下堂。谡，就是起身的意思。祝走在前面，尸跟随其后，于是走出庙门。侍奉尸的礼节，到庙门就结束了。崔灵恩说："夏殷二代之后各自能够施行他们先王的礼制，尸各自穿着他们君主的服饰。尸、君、夫人进入时，都要奏乐。殷人先奏乐以降神，然后再斟郁鬯之酒进献给尸。方伯的祭祀，同样穿戴冕服，施行九献之礼，不能与二王之后相同：食前六献，食后三献，应当食前四献，到酳酒时为第五献，再行四献凑成九献。王的兄弟被封为侯伯的，按时祭祀时尸就坐，面朝南，主人在东面。侯伯就施行七献之礼，子男就施行五献之礼，都依照他们的爵命等级。凡是五等爵位的诸侯，自行祭祀时都用玄冕。没有被赐予珪瓒的，不用郁鬯，只用酒来灌祭神灵。凡是诸侯行灌礼，用黄目樽为上等，斋戒时则进献象尊以下的酒樽。尸穿着如同君主一样的服饰进入，演奏肆夏之乐。君与夫人行灌礼，各行一献。然后迎接牲畜，将其系在碑上，用鸾刀开启取出它的毛血交给祝。祝进入室内，向神灵祷告。等到宰杀牲畜后，才开始举行朝践之礼。尸面朝南，主人在西面，面朝东。取牲的肠间脂肪在炉炭上焚烧，进入室内，向神灵祷告。夫人斟盎齐之酒进献给尸，作为第三献。到进献熟食时，先用羹汤祷告，在堂上陈设馔食，然后到奥中迎接尸。君行拜礼请尸安坐，斟清酒进献，作为第四献。到酳酒为第五献，酬酢直到第七献，礼仪完成。"

译架设步廊。南面开出的夹门旁，各设置一间屋子，用来存放礼器和祭服。内外门墙，都涂饰赭色和白垩。庙的东门道路南边设置斋戒用的房舍；道路北边设置两处房舍，西边是主管祭祀事务官署以及厨房宰杀牲畜的地方，东边是庙长的官署并停放车辂之处；再北边是饲养祭祀牲畜的场所。将要营建宫庙时，崔昂等人议论说："按照《礼记》，诸侯设五庙，是太祖庙加上四座亲庙。如今献武王是最初受封的君主，本身就是太祖，既然已经归入亲庙之列，就不该另立五室。况且帝王的亲庙，也不过四座。又按照礼图，诸侯的庙只开南门，但二王之后祔祭的仪注说'执事的人排列在庙的东门之外'。既然有东门，说明并非只有一座门。献武王的礼数既然崇高，礼器物品也有特殊等级。参照如今的庙制，应当开设四座门。"

北齐时，王以及五等爵开国执事官、散官从二品以上，都祭祀五代祖先。五等爵散官正三品以下、从五品以上的，祭祀三代祖先。三品以上的官员，祭祀用太牢，三品以下用少牢。执事官正六品以下、从七品以上的，祭祀二代祖先，用特牲。正八品以下，一直到庶人，都在正寝祭祀。

大唐的制度，凡是文武官员二品以上，祭祀四庙。三品以上还必须兼有爵位，除四庙之外另有最初受封的始祖，合计祭祀五庙。五品以上，祭祀三庙。牲畜都用少牢。六品以下，一直到庶人，都在正寝祭祀祖父、父亲。即使祖父、父亲的官职有高低不同，都按子孙的品级用牲，一律用少牢。例如侍中王珪显贵已久，却不营建私庙，四季祭祀，仍然在正寝举行。贞观六年，因此被主管法度的官员弹劾。太宗宽容优待他，就由官府替他建立宗庙，以此让他内心感到惭愧。仪凤三年正月，在文水县设置太原郡王庙，那是武太后父亲武士彟的庙。

天宝十年正月的赦文说："天子设七庙，诸侯设五庙，大夫设三庙，士设一庙。如今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才准许建立宗庙，长久思虑要推广敬意，心中深有感触。京官中的正员四品清望官，以及四品、五品的清官，都准许建立私庙。"其宗庙祭享的仪制，都详细记载在《开元礼》中。

天子、皇后以及诸侯的神主（周、汉、晋、大唐）

《五经异义》说："神主，是神灵的象征。孝子安葬之后，心中没有寄托，所以在虞祭时设立神主来侍奉逝者。只有天子、诸侯才有神主，卿大夫没有神主，这是尊卑之间的差别。卿大夫没有神主，是依靠几案筵席来象征神灵，所以

译少牢之祭，只有尸而没有神主。三王之代，小祥之前神主用桑木制作，是因为刚死的时候崇尚质朴，所以不加变更。到练祭时更换神主，就把桑木主收藏到庙中，作为祭祀专用的神主。凡是虞祭的神主都用桑木。'桑'，和'丧'同音。"《公羊传》说："虞祭之后就制作神主，到祔祭时，捧着神主祔祭于祖庙。"《左传》说："在祔祭时才开始制作神主，到练祭时才祔祭。"练主，夏后氏用松木，殷人用柏木，周人用栗木。《白虎通》说："鲁哀公向宰我询问神主的事，宰我回答说：'夏后氏用松木，是为了让自己肃然警惕。殷人用柏木，是为了让自己感到迫切。周人用栗木，是为了让自己战栗警醒。三代做法也不相沿袭。宗庙神主用木料制作，木料有始有终，和人相似。在上面题写名号，是想让后人能够知晓。'"《春秋左氏传》说："凡是国君去世，卒哭之后就举行祔祭。祔祭时制作神主，专门祭祀这个神主。安葬之后回来举行虞祭就算免除丧服中最重的部分，所以称为'卒哭'。'卒'，是停止的意思。是把新逝者的神灵祔祭于祖先。灵柩已经远去，孝子思念仰慕，就制作木主设立几筵，专门用丧礼，在正寝祭祀，和宗庙的祭祀不同。说'凡君'，是指诸侯以上，不通用于卿大夫。到烝祭、尝祭、禘祭时才在宗庙祭祀。"新制的神主既然专门在正寝祭祀，那么宗庙四季的常规祭祀仍然照旧进行。三年丧礼结束后，举行大禘之礼，才全都与吉礼相同。神主的制式，是四方形，中央穿孔贯通四方。天子的神主长一尺二寸，诸侯的长一尺，都在背面刻上谥号。《集礼志》说：神主放在尸的南边。

《汉仪》说："皇帝的神主长九寸，前方后圆，周长一尺。皇后的神主长七寸，周长九寸。都用栗木制作。"

晋武帝太康年间制定，太庙神主长一尺二寸，皇后神主的长度在一尺与一尺二寸之间。都用栗木制作。

大唐的制度，神主长一尺二寸，上端顶部直径一寸八分，四面各削去一寸一分。上下四方贯通有孔，孔径九分。用黑漆匮盛放，配黑漆底座。这匮，底和盖都是方形，底从下往上，盖从上盖下与底齐平。底座为方形，一尺见方，厚三寸。都采用古尺古寸计量。用光亮的漆在神主背面题写谥号。

卿大夫士的神主以及题板（后汉、晋、后魏）

后汉许慎《五经异义》说："有人问：'卿大夫士有没有神主？'回答说：'按照公羊家的说法，卿大夫不是拥有封地的国

译君，不能举行祫祭合享昭穆之礼，所以没有神主。大夫用束帛来象征神灵，士用结扎的茅草作为象征。'"菆，音同"则牛反"。许慎依据《春秋左氏传》说："卫国孔悝把祏迎回西圃。祏，是石制的神主。这是说大夫用石头做神主。"郑玄反驳说："少牢馈食礼，是大夫的祭礼，用束帛象征神灵；特牲馈食礼，是士的祭礼，用结扎的茅草作象征。"《郑志》记载："张逸问：'许慎《异义》反驳时说卫国孔悝迎回祏这件事说明有神主，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按礼制，大夫本来没有神主，而孔悝独独有，或许是末代的国君特别赏赐给他，让他祭祀他所出自的那位国君。诸侯本不该祭天而鲁国却行郊祭，诸侯本不该以天子为祖而郑国却以厉王为祖，这些都是当时国君特别恩赐的结果。'"

晋朝刘氏问蔡谟说："如今人们祠堂中设有牌板，这牌板是当作神主使用呢，还是只是标明神灵座位的题榜呢？"蔡谟回答说："如今这个时代有祠板木，正是起始于古礼中侍奉宗庙神主的做法。神主上也有题字，如今在板上书写名号，也就是题写神主的用意。"安昌公荀氏《祠制》说："神板都是端正的，长一尺一寸，宽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上面大字书写'某祖考某封之神座'、'夫人某氏之神座'，以下都照此办理。写完之后，用蜡油熏烤，让墨字渗入木理，再刮拭干净。"徐邈说："《左传》记载孔悝迎回祏。又《公羊传》说，大夫听到国君去世的消息，就带着代理的神主前往奔丧。注释认为这是暂时收敛神主罢了，来不及等待正式祭祀。这些都是大夫有神主的文字证据。大夫以下的记载没有说到尺寸，虽然有神主，却无从知道其形制，但推究道理，也应当是有的。按照丧礼中的铭旌，用来标明区别死者身份，设置重于庭院，也是有所凭依的；祭祀必定要有尸，来想象死者生前的样子。这些礼节从天子一直到士，都是一样具备的，只是制度上有等级降杀的区别，为什么单单神主这件事，就只有侯王才有呢？礼书上说到'重'，是神主的先导，埋葬'重'之后就要设立神主。如今大夫、士都有'重'，也应当有神主，神主是用来标明区别座位的。只有尸而没有神主，靠什么来区别呢？将要标明称号、题写祖考的名号，怎么能没有神主呢？"如今考察，经传中没有见到大夫、士没有神主的说法，认为有神主的说法更为可取。

后魏孝明帝孝昌年间，清河王元怿议论说："推究制作神主的礼仪，本来是用来依托神灵，孝子

译的心意，没有神主就无从表达。如今铭旌用来标记灵柩，设置'重'用来凭依神灵，祭祀必须有尸，神灵必须有庙，这些都是用来表达孝敬之情，想象死者生前的样子。上自天子，下到士人，这四件事，都同样适用于这个礼节。为什么唯独到了神主这件事，就只说王侯才有呢？如果地位比拟诸侯的就有神主，地位是大夫的就没有神主，那就是有三种事物有神主可以凭依，唯独神主这一项却单单缺失，从情理上推求，实在令人不安。应当一律准许设立神主，用来标明神灵的位置。"

各种收藏神主及题板的制度（追加、更换神主附于其后）（周、魏、东晋、大唐）

周代的制度，《公羊传》的说法是：神主收藏在太庙室内的西墙壁中，以防备火灾。西方，是尊长所处之地，这是表示尊崇它。《春秋左氏传》的解说说："神主藏在宗庙的祏室，是说宗庙中有祏室，用来收藏神主。"

魏代，有人问高堂隆说："从前接受教导时听说，冯君所著的八万言章句，讲到正庙的神主，各自收藏在太室西边墙壁之中。迁庙的神主，收藏在太祖太室北边墙壁之中。按照《逸礼》，收藏神主的地方，似乎是在堂上的墙壁之中。"回答说："章句只说藏在太祖庙北边墙壁中，没有区分堂和室。我的看法是堂上并没有收藏神主，应当是在室内。"蜀国谯周《礼祭集志》说："四季祭祀，各自在其宗庙室内的神位举行，位置在西南角西墙之下，面朝东。诸侯的宗庙，木制神主放在尸的南边，是因为它排列在尸的上位。面朝东，以南边为尊位。"

东晋尚书发文询问太常贺循："太庙的制度，面朝南的正室有七间，面朝北的阴室又有七间。皇帝和皇后应当共处在七间正室的龛室中，还是应当分开安置在阴室中？"贺循上书说："谨按皇后配享，地位尊于陪祀之意，与皇帝相同，神主所居之处，应当与太室相同。"贺循又考察说："汉代礼仪把神主收藏在室内西墙壁的龛室中，离地六尺一寸。到祭祀时就在龛室下设座。按礼制，天子所用的'向'就是牖，指的是夹在门旁的窗户。古代帝王各自有不同的宗庙，如今是共用一堂而分设别室，制度不同，恐怕室和户的设置也应有所不同。"又考察说："古礼中，神主都用石函盛装。其余垫衬之物，文献记载不完备。挚虞《决疑》说：'宗庙神主收藏在门外西边墙壁之中，有石函，称为宗祏。函中还有小箱，用来盛放神主。'"

又，琅琊王妃敬后先前去世，后来王后继承皇统，追加谥

译号，更换神主，询问贺循的意见。贺循说："琅琊典祠令孙文提出建议：'使者捧着神主及册命前往宫中，由宫中人接过带入内，更换放入石函之中。旧的神主留在原庙中。新的神主出庙，由国中的官员行拜礼相送。'照孙文的建议，那么就不是在临时的行庙中接受册命了。"贺循回答说："追崇敬后的谥号，应当设立行庙。因为王后的名号，比一般的尊号有所加重，轻重程度不同，那么礼节就应当有所变更。既然设立了行庙，那么原来常设的神主就应当移出，另居于座位。等到临时加封册谥并且更换新的神主时，那么旧的神主就应当迁回，埋在旧庙两阶之间。"

又，晋穆帝永和二年，主管官员上奏征西、章郡、颍川、京兆四位府君神主毁庙后应收藏的地方。尚书郎徐禅议论说："按照礼制，从祧庙迁出就设为坛，从坛再迁出就设为墠，每年举行祫祭时才祭祀它们。如今四位先祖的迁主，可以收藏在石室中，有祈祷之事时才在坛墠祭祀。"又派徐禅到会稽拜访隐士虞喜。虞喜说："汉代韦玄成等人把毁庙的神主埋在陵园中。魏朝议论的人说应当埋在两阶之间。况且神主本来就在太庙，如果如今另设别室来祭祀，那还不如永久收藏。而且这四位先祖没有追加尊号的礼仪，更加说明应当毁庙而不再祭祀。"于是会稽王司马昱等人上奏，让四位先祖的神主一同迁出成为祧庙，收藏在石室中，只在禘祭、祫祭时才祭祀。按贺循给王导的信中说："代祖武皇帝刚建成太庙时，当时正式的神位已经有七个，还有杨元后的神主，当时也暂且设立一室安放。永熙元年，把世祖的谥号告祭于太庙第八室。"刁协考订认为，元皇后的神主安放在太庙东边的阴室中，并没有增设一室。

安昌公荀氏《祠制》规定，神板用帛袋收藏，用白色细绢包裹盛放，如同婚礼中用袋子盛放礼板一样。神板和布袋一起放入竹箱中，用帛带捆扎，封检上写着"祭板"。

大唐永徽年间，礼部尚书许敬宗上奏说："皇祖弘农府君的庙应当依次毁去。谨按旧时的议论，汉丞相韦玄成认为毁庙的神主应当埋葬。天下万国长久以来共同宗奉飨祭，都是有其渊源的，一旦埋葬收藏，事理上似乎不太妥当。又按晋朝博士范宣想要另外建立庙宇，相比于埋葬，颇为合乎情理，然而这种做法没有先例典故，也不足以依循。如今谨慎斟酌，除祧庙之外，还设有坛墠，祈祷之事所能延及，我私下认为这样比较合适。如今宗庙的制

译度和古代不同，是共用台阶而分设各室，以西方为首位。如果神主安放在西边夹室之中，仍然处于尊位，遇到祈祷时就祭祀，没有断绝敬奉飨祀，比照旧的仪制，情理上实在可以安然接受。弘农府君庙由于亲缘疏远，血缘已尽，详细依据旧的典章，按礼制应当依次毁去。我参与商议，认为应当迁移奉安神主，收藏在夹室之中，这样既符合敦厚教化的本意，在道理上也算宽厚妥当。"皇帝下诏依从他的意见。

兄弟相继为君时收藏神主之室

晋朝太常华恒接到文书，说宗庙应当及时确定固定的处所。华恒依据先前的议论认为："七代之制，是正常的制度，如果是兄弟旁及继位的情况，则是礼制中的变通。那么应当为神主设立庙室，不应当用庙室的数目来限制神主的数目。如今有七间正室，而神主却有十个，应当另外设立。我认为本朝已经遵从汉代的制度。如今圣上继承武帝，宗庙的昭穆世次，只有四代罢了。先前太常贺循等人，都认为惠帝、怀帝、愍帝三位皇帝应当另外建立寝庙。我认为宗庙应当以能够容纳神主为限，没有固定的数目。根据殷代祭祀六庙，却有二祖三宗不毁去。又汉代的二祖，寝庙也各自不同。可见有功德的君主，自然应当特别设立庙室。如果拘泥于七室之数，那么殷代末世，就只能祭祀父辈了。参照先前的议论，可知以七代为正制，而不限定于七间庙室。所以即使有兄弟旁及继位的情况，到禘祭、祫祭时也不超越昭穆的次序，那么章郡、颍川二府君也应当享有完整七代的礼数。按《周官》有先公先王的庙室，如今应当为京兆以上的先祖，在太庙西厢另外建立三室。宣皇帝得以正式居于始祖的地位，惠帝、怀帝二帝的祭祀不废弃，而昭穆的次序也没有缺失，在礼制上比较妥当。"

骠骑长史温峤议论说："惠帝、怀帝、愍帝对于圣上来说，按照《春秋》的名分而言，因此确定先后的礼节。臣子对君父的这层名分是一样的，敬奉君父与敬奉祖先的道理相同。所以可以比照祖祢的礼数，然而这并非正式继承皇统世系的名分。按太常华恒所上奏的，想要恢复章郡、颍川二府君的祭祀，以凑齐七代之数。我认为，华恒又要求把京兆以上三代安置在庙的西厢，我私下觉得不妥。"

温峤代表王导回复薛太常的信中说："看了来信以及各位博士的议论，如今明白尊崇尊者的原则，已经不再拘泥于本身的亲属关系了。先帝在平安康健之时面北称臣于愍帝，等到愍帝去世而先帝登基，恐怕会因此在《春秋》

译的评判标准下遭到讥讽。如今所讨论的只是太庙的龛室是否足以容纳神主罢了，如果把愍帝的神位安放在东边的序位之下，这就违背了尊崇尊者的宗旨。愍帝属于犹子辈的名分，不能当作父亲，这和兄弟不能视为一代的道理是一样的。鲁国的闵公，是僖公的兄弟，而《左传》说'儿子即使圣明齐备，也不能排在父亲之前受祭'。照这样看没有疑问，愍帝不应当排在先帝之上。如今只是担心庙室狭窄，应当再想办法安置，应当让他们能够并列在正室之中。"

又，荀松给王导的信中说："三年丧毕应当举行大禘之礼，愍帝虽然处于子辈的名分，却又要处在父辈的位置。而且'儿子即使圣明齐备，也不能排在父亲之前受祭'，这里的'君'就相当于'父'。这样一来，愍帝就成了先帝的父亲，怀帝是愍帝的父亲，惠帝是怀帝的父亲，二代人便重叠成了四代的名分，这正是疑惑之处。"回信说："我的意思是，君位是永久固定的，不会再有暂时回归子辈名分的道理。惠帝到先帝虽然是四位君主，但如今也不把一位君主算作一代，又何必担心两代之中重叠着四位君主呢？如今庙位上仍居上位，祭祀时怎么能位居其下呢！如果暂时降位，那就是违逆的祭祀了。"

孔衍议论说："另立别庙有不合正统的嫌疑，似乎像是降格贬黜，不可以施行。"

博士傅纯议论说："议论的人既想依据《左传》有疑问的文字，又想把神主安放在阴室之中。依据《左传》，那么所代替的地位相当于'祢'，而阴室并非'祢'所应处的地方，这是自相矛盾的说法。阴室是用来安放夭折者神主的地方，面朝北向阴，不是人君应处的正位。所谓'更衣'，是帝王进入宗庙便殿，应当归于隆重的位置。汉明帝因为要保存生前常居之处，所以死后就安置神灵于此。而议论的人却说这比阴室还要卑下，我实在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惠帝、怀帝、愍帝应当另外建立宗庙。"

元帝驾崩后，温峤回复王导的信中说："近来的诏书，是依照先帝先前议定的意见，只是下发给太常，让他安排龛室的数目。如今龛室狭窄，那用意不过是想确定先前神主的位置，保留正室，所以才把愍帝的神位降下。庙室狭窄和名分本体，各是一回事，怎么能因为庙室狭窄就废弃名分的本体呢？"

明帝驾崩后，祠部因为宗庙已经超过七室，想要毁去一庙；又因为正室狭窄，想暂且把一位皇帝的神主降位。温峤议论说："如今兄弟同属一代，已经有七位皇帝。如果把一位皇帝算作一代，那么就不能祭祀父辈，

译反而不如庶人的祭祀。兄弟同属一代，在恩情上既是顺当的，在道义上也没有不妥。至于宗庙庙室已经满员，大行皇帝的神主应当升入正室。又不应当把正室中原有的神主降下，迁到祧庙的位置。自然应当增建庙室。暂且在庙上设置帷幄座位，来安放大行皇帝的神主。如果认为如今增建宗庙违背简约的宗旨，是否可以就着现有的庙直接增加龛室呢？这应当询问庙室的宽窄情况。"其庙室究竟宽窄如何，也未能详知。

迁移庙中神主

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改建新的太庙，设立行庙，迁移神主。祠部郎傅瑗向徐邈询问其中的仪节。徐邈回答说："按照礼制，举行祫祭时，祝官迎请四庙的神主。又，国家有重大变故时，把各庙的神主收敛集中到祖庙。探求文献的旨意，大概都是同时进行的。既然都从龛室中请出而不加区分，那么可以说是同时告祭奠祀。奠祭完毕后，接着引导皇帝的车驾仪仗排列在外面。左右侍卫各自跟随相应的神舆，不必再等一位神主入室后才迎请下一位神主。那些陪同就位的人，每当神舆出来时，就远远地行礼致敬。迁移引导完毕后，才告辞退下。特别是迁移神主的那天早晨，应当依照惯例进行告祭设奠，并且施行鸣鼓戒严的仪节。"傅瑗又问："如今既然已经开始戒严，是否还应当奏请解除戒严呢？"徐邈说："吉礼、凶礼中的相关事宜，是可以相互比照的。皇陵每次都是开始戒严而不解除戒严。戒严是迁移神主的仪节，不可以不施行；解除戒严则是为了让军队士卒休息，这和告知神灵有什么关系呢！"傅瑗又问："四位府君的庙室狭窄，容不下四个座位，可以在门外张挂帷幔吗？"徐邈说："庙室狭窄容纳不下四个座位，在门外张挂帷幔，可以说是礼节随宜而变通。"当初，武帝咸宁三年，燕国迁移庙主前往封国，国子博士孙繁按礼制说："按照礼制，凡是告祭之事都用特牲。又按照礼制，盛放神主要用竹制的箱笥，用斋车运载，也就是古代的金辂车。每到住宿处都要设奠祭告。又按照礼制，宗庙祭祀中考妣同席共同享用祭品，用一个尸来代表祭祀，是为了把神灵合为一体。如今诸王前往封国，迎请庙主……

译出发时，应在出发当日清早起身，祭告祖庙，恭迎神主。如今没有斋车，应改用犊车，两位神主同乘一车共享祭祀，这也符合古礼。宗庙祭祀因国都迁徙而随行，掌管奉持神主匣的官员应当随侍在侧。载神主的车要排在皇帝仪仗队伍之前，并设置引导随从的人员。每次停顿驻扎时，把神主车传引到中门外的左侧，摆设脯醢、醴酒等祭品进行奠祭，然后才安顿下来。

译袭虞夏的制度。《王制》说："春天禴祭，夏天禘祭，秋天尝祭，冬天烝祭。"郑玄说："这是夏、殷的祭法。"他们的祭祀崇尚"声"，《郊特牲》说："祭品的气味还没有形成，先摇动奏响乐声，奏乐三曲终了，然后才出去迎接祭牲，用声音的号令，来告知于天地之间。""涤荡"就是摇动的意思。他们的祭祀以牲肝为贵重部位。

周代的祭祀，春天叫"祠"，夏天叫"禴"，秋天叫"尝"，冬天叫"烝"，而把"禘"作为殷祭（大祭）的名称。他们的祭祀崇尚"臭（气味）"，《郊特牲》说："周人崇尚气味，灌祭用鬯酒的香气，郁金草混合鬯酒酿成，香气向下渗透到深泉之中，灌祭完毕，然后迎接祭牲，这是为了招致阴气。""灌"是指用珪瓒舀取郁鬯酒最先献给神明，之后才迎接祭牲，在庭中宰杀。他们的祭祀以牲肺为贵重部位，实行九献之礼。这套礼制详细陈述如下。

祭祀那天，天子穿着衮服戴着冕冠进入庙中，乐工就演奏《王夏》。天子进入庙内，站立在东序。王后则头戴"副"、身穿"袆衣"进入，站立在西序，尸进入之后，王后就转移到西房。王后转移到西房，是为了效法阴阳各得其位的道理。《礼器》说："太阳生于东方，月亮生于西方，这是阴阳的分野，也是夫妇所处的位置。"尸穿着衮服戴着冕冠进入，乐工就演奏《肆夏》。

天子返回室内，而不出去迎接尸。《祭统》说："国君迎接祭牲而不迎接尸，是用来区别嫌疑的。"于是天子用珪瓒舀取鸡彝中的郁鬯酒来献给尸，尸用酒灌地来降请神明，尸祭酒、尝酒、然后奠置酒爵。这是灌神礼中的第一献。

王后接着用璋瓒舀取鸟彝中的郁鬯酒来献给尸，尸祭酒、尝酒、奠置酒爵。这是第二献。

天子于是袒露一臂到庙门去迎接祭牲，祭牲进入庙门时就演奏《昭夏》。天子亲自牵着祭牲，公卿大夫拿着币帛跟随在后，进入后在庭中祭告说"祭牲硕大肥美"。

天子于是把祭牲拴在庭中的石碑上，亲自拿着鸾刀，取出祭牲的毛血交给祝。祝捧着毛血进入室内，祭告"幽全"的含义（即牲体完整、毛色纯正）。随即宰杀祭牲，开始举行"朝践"的仪节。

凡是祭牲，每座庙用一牢（牛羊豕各一）。《公羊传》说："祭周公用白色的公牛，祭鲁公用赤色的公牛，祭其余的先公则不限毛色。"

举行朝践仪节的时候，尸从室内出来，坐在户门的西边，面朝南方。主祭者在西边，面朝东方。《郊特牲》说："在室内向尸传告祝辞，让尸坐在堂上。"郑玄注解说："这是指举行朝事仪节的时候，在户外迎接尸。"

这时在尸和主祭者面前，只用笾豆盛着干肉、肉酱进献而已。然后取祭牲的肠间脂在炉炭上燎烧，将香气带入室内以此祭告神明。

这时天子亲自把牲肝在郁鬯酒中洗涤然后焚烧，用来供献给尸主。主祭者亲自切制牲肝，这就是所谓的"制祭"。

接着把祭牲的头呈放在室内北墙之下，这是以牲首为尊、崇尚气的意思。

这时又把生的祭品进献在尸和主祭者面前，这叫做"朝践"。

这时天子就用玉爵舀取樽中的醴齐酒来进献给尸。这是第三献。

王后这时进献朝事之礼所用的笾，这时堂上用夹钟调歌唱，堂下用无射调演奏《大武》之乐。

王后这

译时也用玉爵舀取樽中的醴齐酒来献给尸。这是第四献。这时堂下的音乐也随之演奏。

这时天子从阼阶往西边酌酒进献，王后从西阶往东边酌酒进献。这就是所谓的"礼在堂上交相举行，乐在堂下交相呼应"。

到了进献熟食的时候，这叫做"馈食"。先在堂上进献熟食。这是察看陈设这些馔品的礼仪，并不是说立即进食。

陈设馔品的时候，天子和尸都有可以倚靠停留之处，在旁边设置几案，所以说"变机"。

设席之后，又在堂上重新设置尸和主祭者的席位，位于户内西边，面朝东方，尸在主祭者的北边。

布置好尸和主祭者的席位之后，就把先前陈设在堂上的馔品，迁移放置到尸和主祭者的座席之前。

这时祝又用斝酌酒奠置，奠放在馔品的南边，这就是所谓的"天子奠斝"。

又取肠间的脂肪，涂抹在艾蒿上，混合散发出膻香的气味（郑玄说："'膻'应当是'馨'字，是字形的错误"），在炉炭上燎烧，这就是所谓的"香气散布到屋墙之间"。

于是迎请尸和主祭者进入室内，就坐于席上，举起先前奠置的斝将要举行祭酒。

这时祝就告诉天子拜请，使尸安坐，《郊特牲》所说的"举起斝角，告诉天子行礼使尸安坐"，指的就是这个。

天子拜礼完毕，尸就用菁茅滤酒来祭酒，这叫做"缩酒"。《左传》说："你们没有进贡包扎好的菁茅，天子祭祀的供物不齐备，没有办法缩酒。"尸接着尝酒，奠置酒爵，尸这才坐下。

于是天子用玉爵舀取象樽中的盎齐酒来献给尸。这是第五献。

这时王后进献馈食之礼所用的笾，又用玉爵舀取象樽中的醴齐酒来献给尸。这是第六献。

天子和王后每次献酒，都像开始时一样奏乐。

尸进食完毕，天子用玉爵舀取朝践时所用献樽中的醴齐酒来为尸漱口，这叫做"朝献"，也是沿用先前的酒樽。这是第七献。

王后进献"加事"之礼所用的豆笾。尸饮到第七次酒，天子就可以向诸公进献酒。

尸饮完之后，把酒爵交给祝，祝斟上清酒交给尸，尸用来回敬天子，天子于是在户内设置回敬的席位。

尸少许祭一下馔品中的黍稷，一并把福禄赐予天子，天子便拿着福胙出来，由量人和郁人接受。《周礼·宗伯》职文说："量人和郁人接受举斝仪式中所用的空爵。"

王后用玉爵舀取馈食礼中象樽的盎齐酒来献给尸，叫做"再献"，也是沿用先前的酒樽。尸回敬王后，如同回敬天子的做法一样，王后饮下回敬的酒。这是第八献。尸饮到第八次酒，天子就可以向卿进献酒。

担任宾客的诸侯用玉爵舀取盎齐酒，完成卒食礼的第三献。合计九献，天子和王后各占四献，担任宾客的诸侯占一献。尸饮到第九次酒，天子就可以向大夫、士进献酒，这是取"恩惠均施于下"的意思。

尸饮完之后，又回敬众臣，做法如同回敬王后一样。

从九献礼完成之后，天子便走下堂，戴着冕冠、手执盾牌，跳《大武》之舞来娱乐尸。《祭统》说："国君手执盾牌斧钺，就到舞位，戴着冕冠，手持盾牌，率领群臣，用来娱乐伟大的尸。"

九献之后，又为嗣子举行奠酒仪式，嗣子与众臣进献酒，再进行三爵的仪节，都叫做"加爵"，这时使用璧散、璧角。《明堂位》说："加献用璧散、璧角。"

随

译即举行旅酬礼中不计数的敬酒仪节。奏乐也是如此不停。旅酬完毕之后，尸就退出。

尸退出之后，嗣子就吃尸剩下的祭品。《文王世子》说："登堂吃剩食、接受尸所赐的酒爵，交给嫡长子，这是尊重祖先的道理。"郑玄注解说："上嗣，是祖先血脉的正统继承人。"

到了第二天，再用一副牲牢在祊（庙门旁）举行绎祭，这是在庙门之外举行的礼仪。

一年四季新出产的食物刚刚成熟上市时，都要先进献于寝庙，然后人才食用。

二月进献羔羊并开启冰窖。春分时节天气开始转暖，进献羔羊祭祀司寒之神，然后才开启冰窖取冰。《左传》说："太阳运行到北陆时藏冰，运行到西陆早晨出现时取出冰来。"要先进献于寝庙，然后才使用。

四月用猪肉配麦尝新，因为新麦性热气味尤其旺盛，用猪肉来配食，可以疏散麦的燥热。

七月百谷成熟，黍稷之类的谷物在这个月才开始成熟，因而先进献。八月尝新麻，九月尝新稻，都是在刚成熟时进献。十二月尝新鱼，这时的鱼得到了阳气，味道洁美。

汉惠帝时，叔孙通说："古时候有春天尝新果的礼仪。如今正当樱桃成熟，可以进献。"于是就向宗庙进献樱桃。颜师古说："《礼记》记载，仲夏之月，用含桃进献美味，先进献于寝庙，说的就是这种樱桃。"各种果品的进献由此兴起。

后汉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在雒阳修建高庙。《汉旧仪》说："这是原来孝武帝的庙。"《古今注》说："在雒阳的校官处修建的。"

四时祫祭，高帝为太祖，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如同旧制。其余各帝的四时祭祀，春天在正月，夏天在四月，秋天在七月，冬天在十月以及腊月，一年共五次祭祀。灵帝时，京都四时所祭祀的，高庙有五位神主，世祖庙有七位神主，少帝三座陵墓，追尊皇后三座陵墓，总共用祭牲十八副太牢。

古代没有在陵墓前祭祀的做法，汉代各陵墓都设有园寝，这是承袭秦代的做法。解说的人认为，古代宗庙前面建庙、后面建寝，是用来仿效人君居所前有朝堂、后有寝室的格局。《月令》有"先荐寝庙"的说法，《诗经》称"寝庙奕奕"，说的是相通的道理。庙用来收藏神主，按四时祭祀；寝则备有衣冠、几杖等仿效生人使用的器物，用来进献时新食物。

秦代开始把"寝"移出宗庙，建在墓旁，汉代沿袭这种做法而没有改变，所以陵墓上的建筑称为"寝殿"，其中陈设起居、衣服等仿效生人使用的器物，这就是古代"寝"的用意。

建武年间以来，关西一带各陵墓因为年代逐渐久远，只用四时特牲祭祀；皇帝每次驾临长安拜谒各陵，才用太牢祭祀。从雒阳的各座陵墓到灵帝在位时，都在晦日、望日、二十四节气、伏日、腊日以及四季举行祭祀。在祭祀庙的日子里进献饮食，大官负责送来所用之物，园令、食监负责主管察看，那些在陵墓专职服侍的宫人，按照更漏报时整理被枕，准备盥洗用水，陈设梳妆用具。

魏初，高堂隆说："按照旧的典制，天子诸侯每月都有祭祀之事，孟月时，举行的是四时正祭，牛羊豕三牲、黍稷等时令食物全都齐备。仲月、季月，都是荐新之祭。大夫以上荐新用羔羊，或者加上狗而已，不备三牲。士用小猪。庶人则只依

译时节合宜的东西进献，鱼、雁都可以，都配有黍稷。《礼器》说：'用羔羊、小猪祭祀，百官都能享用充足；用太牢祭祀，未必会有剩余。'用羔羊、小猪祭祀是荐新的礼仪，用太牢祭祀是时祭的礼仪。《诗经》说：'四月这一天，早早地献上羔羊祭祀韭菜之神。'周历的四月就是夏历的二月。《月令》说：仲春之月，天子就要进献羔羊、开启冰窖；季春之月，天子开始乘船进献鲔鱼；仲夏之月，天子就要尝新鱼；都要先进献于寝庙。这就是仲春、季月荐新的礼仪。"

蜀国谯周《礼祭集志》说："天子的宗庙，始祖以及高祖、曾祖、祖父、父亲，都在每月初一进行加荐祭祀，用来仿效死者生前每月初一有特殊饮食的习惯，这叫做'月祭'。二祧（远祖）之庙，没有月祭。凡是五谷新近成熟，珍贵食物新近制成，天子都要用来进献宗庙。按照礼制，没有进献宗庙之前不敢先尝新，这是孝敬的道理。每月初一的荐祭以及腊祭、荐新，都只是设奠，没有尸。所以各庙的祭祀都能在一个早晨之内全部完成。"

宋代四时祭祀，将要举行祭祀前一定先在前一天晚上省视祭牲。皇帝散斋七天，致斋三天。掌管此事的百官也是如此。

致斋的日子，皇帝驾临太极殿的帷幄座位，穿着绛纱袍，戴黑介帻，戴通天金博山冠。

祭祀的那天，皇帝车驾出行，百官中应当斋戒随驾、留守、填街维持秩序、提前布置的人，各自按照传令、代理的安排行事。漏刻上水一刻时，皇帝穿戴平冕、龙衮服，登上金根车，来到庙的北门。理礼、谒者分别引导太乐令、太常、光禄勋、三公等人都进入各自的位置。皇帝下车，进入庙内，脱去鞋子，洗手并清洗酒爵，完毕后，登上殿堂。

初献时，奠置酒爵，奏乐。太祝令跪着诵读祝文，完毕后，把祝文进献奠放在神座前，皇帝返回原来的位置。博士引导太尉举行亚献，完毕后，谒者又引导光禄勋举行终献。皇帝如果不亲自祭祀，就由三公代行祭事，由太尉初献，太常亚献，光禄勋终献。

齐永明九年正月，下诏规定太庙四时祭祀，进献宣皇帝的祭品用发面饼、鸭子；孝皇后用笋、鸭蛋、肉脯酱、烤白肉；高皇帝进献肉脍、腌菜羹；昭皇后用茶、米糕、烤鱼：都是他们生前喜好的食物。这些都是当时崇尚的做法，并没有典礼制度上的规定。

在此之前，齐世祖梦见太祖对他说："刘宋的历代皇帝曾经在太庙祭祀时向我索求食物，你可以另外为我设立祭祀。"世祖于是敕令章郡王妃庾氏，按四时回到青溪宫旧宅，在内室的合堂，供奉祭祀二帝二后，祭牲、服饰礼仪，都采用家人礼而非国家大典。

梁武帝时期，宗庙四时之祭加上腊祭，一年共五次祭飨。天监十六年，下诏说："神灵没有固定必须享用的祭品，神灵享用在于人心的至诚，所以西邻的禴祭虽薄，反而实实在在受到福佑。宗庙祭祀，如今仍然用牲牢，对至诚之心没有益处，反而有损冥冥中的道义。从今以后，除了四时的烝、尝大祭之外，其余的可以酌情替代。"

八座大臣商议："用大块干肉来代替一头祭祀用的牛。"八座又上奏说："既然已经停止宰杀牲畜，就不再有省视祭牲这件事，请求另立'省馔'的仪式。众官员陪同排列观礼，都与省视祭牲的仪式相同。"皇帝

译听从了这个意见。

又下诏说："如今虽然不再使用生肉，但仍然有肉脯之类荤食，就幽明人神之间的道理而言，意义还不够完备。可以再重新详细制定，全都进献时令蔬菜。"左丞司马筠等人参与商议："用大饼来代替肉脯，其余的全都用蔬菜。"皇帝听从了这个意见。

又中书舍人朱异建议："两庙的祭祀，历来相沿只有一钘器羹。祭祀的礼制本应该有两种羹，如今相沿只有一钘，这在礼制上有所欠缺。请求增加一钘熬油莼菜羹。"皇帝听从了这个意见。

于是修建至敬殿、景阳台，设立七庙的神座。每月两次设置素净的馔品祭祀。从此直到台城被攻破，各庙就不再用血食荤祭了。

陈代的制度，一年举行五次祭祀，指的是春夏秋冬和腊祭。每次祭祀共用一副太牢，始祖庙用三牲的头，其余诸庙只用牲的骨体而已。

后魏孝文皇帝太和六年十一月，将要亲自祭祀七庙，有关官署依照礼制备办仪式。于是群臣商议说："从前虞舜亲自虔诚祭祀，祖先神灵便降临；殷代先王亲自拜谒，大福便随之降临。大魏七庙的祭祀，依照先前朝代的旧例，大多不是皇帝亲自拜谒。如今陛下孝诚发自内心，想要亲自主持祭祀，这符合古代的礼义，是礼制中的常典。臣等谨慎地依照旧的典章，并且采纳汉、魏的旧例，撰定祭服、冠履、牲牢等器具，罍、洗、簠、簋、俎、豆等礼器，百官助祭的位次，乐官奏乐节奏的引导，祭祀时升降进退的礼法，另外编集成皇帝亲自拜祭的仪注。"皇帝下令批准。于是孝文帝便亲自祭祀。此后四时的常规祭祀，都亲自参加。

太和十六年，下诏说："四时祭祀，是为人子女的常行之道。然而祭祀进献的礼仪，贵贱各有不同。所以拥有封邑的国君，用孟月祭祀，没有田地俸禄的士人，用仲月进献。何况七庙这样重要的祭祀，怎么能用仲月呢！近来烝祭、尝祭的礼仪，颇为违背旧的礼义。如今打算遵循古代久远的礼式，在这个孟月，特别举行禴祭于太庙。只是朝廷的典制刚刚改革，各种事务繁多而需要协调，没有空闲专心斋戒洁净准备祭祀，因而拖延到现在。而且接神飨祖，必须选择吉日。如今礼律还没有颁布宣示，有关官署有的还不知道这件事。可以命令太常确定日期后奏报。"

北齐的制度，春祠、夏禴、秋尝、冬烝，都在孟月举行，共四次祭祀。每次祭祀，每室神主用一副太牢。武成帝开始让皇后担任亚献。河清年间修定法令，四时祭庙以及元日在庙庭祭祀，都设置两处庭燎。

后周的制度，四时之祭，各在其庙举行，也是由皇后担任亚献。这套仪式和北齐相同。不同的地方是：皇后亚献完毕后，又进献加豆之笾，所盛的是菱角、芡实、芹菜腌菜、兔肉酱，冢宰终献完毕后，皇后亲自撤下豆器，走下堂返回自己的位次，然后太祝再来撤去其余祭器。

隋代四时的祭祀，各用太牢。四时于太庙进献新物，由有关官署代行祭事，而不请出神主。祔祭的礼仪，都比照时享执行。

大唐四时都在孟月祭享太庙，每室各用一副太牢。如果时新物品适合进献帝王食用的，有关官署先送交太常，让尚食官一同知晓，挑选务必使其洁净，并且用滋味与新物相宜的食物来搭配。由太常卿以及少卿中的一人奉献于太庙。太常卿及少卿如果有事故

译不能到任，就委派五品以上的官员代理。由有关官署代行祭事，不请出神主。仲春进献冰，也是如此办理。

祫禘上　虞　夏　殷　周　后汉　魏　晋　东晋

古时候天子诸侯三年守丧期满后，都要合祭先祖的神灵而祭飨他们。因为活着的时候有欢庆聚会的欢乐，死后也应当具备合食团聚共食的礼仪。依循侍奉生人的道理来侍奉死者，依据天道运行有成周而复始的规律来设立禘祭、祫祭的祭飨，都是合祭先祖的神灵而祭飨他们。

虞、夏时代，先王驾崩，新王在位第一年、第二年守丧期满后举行祫祭。第三年春天单独举行禴祭，夏天单独举行禘祭，秋天单独举行尝祭，冬天单独举行烝祭。第四年春天单独举行禴祭，夏天举行祫祭兼禘祭，秋天举行祫祭兼尝祭，冬天举行祫祭兼烝祭。此后每隔一年都是如此，直到这一代结束。高堂隆说："守丧如果在奇数年满期，那么祫祭也常常在奇数年举行；如果在偶数年满期，那么祫祭也常常在偶数年举行。"

殷代，先王驾崩，新王在位第二年守丧期满后举行祫祭。第三年春天单独举行禘祭，夏天单独举行禴祭，秋天单独举行尝祭，冬天单独举行烝祭。第四年春天单独举行禘祭，夏天举行祫祭兼禴祭，秋天举行祫祭兼尝祭，冬天举行祫祭兼烝祭。相隔年份的奇偶规律与虞、夏相同。按：殷代把虞、夏的"春禴"改称为"禘"，又把原来的"禘"改称为"禴"。按《郊特牲》"春禘秋尝"的说法，指的就是殷代的祭祀。

周代的制度，天子诸侯三年守丧期满，禫祭之后，就在太祖庙举行祫祭，第二年春天在各庙举行禘祭。祫祭，不论是已经迁毁的庙神主还是尚未迁毁的庙神主，都要合并升祔到太祖庙一同祭祀。禘祭则不涉及尚存的近亲之庙，只是把文王、武王以下已经迁毁的神主，按照昭穆的次序在文王、武王之庙中祭祀，王季以上的神主则在后稷庙中祭祀。

之所以知道是先祫祭后禘祭，是根据《春秋》记载鲁僖公、宣公、定公都是在即位第八年举行禘祭，用"再殷祭"（五年两次大祭）的规律来推算的。此后每五年举行两次大祭，一次禘祭、一次祫祭，之所以守丧期满一定要有这次禘祭、祫祭，是作为此后"再殷之祭"的根本。丧期满后举行的祫祭，是此后历次祫祭的根本；第二年举行的禘祭，是此后历次禘祭的根本。从此以后各自按周期计数，每到三年，就各自举行一次，所以能够形成"五年两次大祭"的规律，这是效法"五年两次闰月"的规律，体现天道运行大成、周而复始的道理。

禘祭在夏天举行，祫祭在秋天举行。《诗经·閟宫》的传注说："诸侯夏天举行禘祭就不再举行礿祭，秋天举行祫祭就不再举行尝祭，只有天子禘祫与四时之祭兼而有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崔灵恩说："禘祭之所以在夏天举行，是因为禘祭要审察清楚昭穆的次序，排列尊卑的等级，夏天时阳气在上、阴气在下，尊卑有一定的次序，所以隆重地按次第祭祀，所以'禘'就是'谛'（审察清楚）的意思，也是'第'（次序）的意思。祫祭之所以在秋天举行，是因为祫祭要合并聚集众多神主，这项礼仪规模最为盛大，一定要等到秋天万物成熟的时候，大规模合祭，所以'祫'就是'合'（合并）

译的意思。"

将要举行祫祭，在祭祀前十天的前一天晚上，肆师向国君禀告准备就绪，太宰、太宗、太史率领执事人员占卜确定日期，占卜完毕后，司隶、隶仆负责清扫、洒水打扫那座宗庙。

将要祭祀的前一天晚上，在太庙南门之外察看陈列祭牲，庖人禀告祭牲完好齐全。太宰负责清洗祭祀所用的器具。

掌次官在庙门外的东边，设置主祭者以及公卿以下人员的临时帐幕，尸的临时住处则兼设帷幄。《掌次》说："凡是祭祀，张设众人的帐幕，张设尸的临时住处。"郑玄说："'旅'，是众人的意思。公卿以下的人就位于祭祀场所的门外，用来等候祭事，为他们张设大帐幕。尸则有帷幄。"郑司农说："'尸次'，是尸所居住停留的地方，供其更衣的帐篷。"

依次排列百官各部门所供应的物品，都送到庙门外。司徒进献牛牲，司马进献羊牲，司空进献豕牲，每座庙各用一副牲牢。按《公羊传》说："祭祀周公用白色公牛，祭祀鲁公用赤色公牛，祭祀其余诸公不限毛色。"这就是各庙所用祭牲有别的例子。

司烜氏用夫燧从太阳取得明火，用来照亮馔品；用鉴从月亮取得明水，用来加入五齐之中。这是想要取得阴阳的洁净之气。"加"是指陈放在五齐之上的意思。

笾人陈设四种笾中盛的食物。朝事之礼所用的笾中有：麷（炒熟的麦子）；蕡（炒熟的大麻籽）；白（炒熟的稻米）；黑（炒熟的黍米）；形盐（形似老虎的盐块）；膴（把生鱼切成大块）；鲍鱼、鱐（鱼干）。"鲍"是在密室中用糗（炒米粉）腌制并晾干的鱼；"鱐"是剖开晾干的鱼。

馈食之礼所用的笾中：所盛的有枣、栗、桃、干〇（干梅）、榛实（形似栗子而较小）。

加笾中所盛的：菱角、芡实、栗子、肉脯。这四种食物各用两个笾盛放，共八个笾。

羞笾中所盛的：糗饵、粉餈。是指把稻米、黍米磨成粉，合起来蒸熟叫做"饵"，做成饼状就叫"餈"。因为担心饵、餈粘在笾上，所以用糗粉垫底。"糗"，是炒熟的大豆磨成的粉。

醢人负责掌管四种豆中所盛之物。朝事之礼所用的豆，所盛的有：韭菜腌菜、醓醢（肉汁）；昌本（菖蒲根，切成四寸长做成腌菜）、麋臡（带骨的肉酱叫"臡"）；菁菜（蔓菁）腌菜、鹿肉酱；茆菜（凫葵）腌菜、穈肉酱。

馈食之礼所用的豆，所盛的有：葵菜腌菜、蠃肉酱；脾〇（牛百叶）、蠯（蛤）肉酱；蜃（大蛤）、蚳（蚁卵）肉酱；豚拍（猪的肩肉）、鱼肉酱。

加豆中所盛的：芹菜腌菜、兔肉酱；深蒲（蒲草刚在水中萌生的嫩芽）、醓醢；箈（箭竹嫩芽）腌菜、雁肉酱；笋（竹子的嫩芽）腌菜、鱼肉酱。

羞豆中所盛的：酏食、糁食。"酏"，是把狼胸内的脂膏切碎，和稻米一起做成的食物。"糁"，是取牛、羊、猪三种肉等量，切成小块，与稻米按二比一的比例混合做成饵，然后煎制。

酰人供应五种细切腌菜、七种腌菜、醋酱等物。盐人供应苦盐、颗盐、散盐（如今的海盐）。

小史负责排列神主昭穆次序对应的俎、簋。酒正供应五齐、三酒，用来装满八樽。司樽彝供应斝彝、黄彝。《司樽彝》说："秋天尝祭、冬天烝祭时的灌祭，使用斝彝、黄彝。"郑玄注解说："斝彝上绘有禾稼图案。黄彝，是黄目樽。"是说用黄金做成樽上的眼睛状装饰，因为祫祭在秋天举行

译，所以使用斝彝、黄彝。掌巾之人供应画有图案的布巾来配用这些器具。

烹人供应鼎、镬以及大羹、钘羹所需器具。"镬"，是用来煮肉以及鱼、腊肉的器具，煮熟之后，就升放到鼎中。舍人供应簠、簋。甸师氏供应粢盛谷物祭品以及萧（艾蒿）、茅（草）。萧、茅则交纳给乡师，乡师取得后加以捆扎，切成五寸长，用来垫衬祭品。

凡是王后所要陈设进献的玉齍、玉敦等器物，都由九嫔供应。献给尸所用的瑶爵等器物，由内宰供应。

天府陈列国家的玉镇、大宝等重器，陈设在东西序。这就是《尚书·顾命》篇所说的那些重器。

九服之内的诸侯以及夷狄等前来助祭，所进贡的地方特产、珍奇之物等，都陈列在庙庭。至于几筵的陈设，《司几筵》说："吉礼每逢一事就更换几案。"灌祭在室内举行，馈食礼在堂上举行，绎祭在祊举行，每一项仪节都更换几案，这是因为侍奉神明要讲究文饰，表示常新之意。

席子都用莞草编的筵，用"纷"镶边（纷，像绶带一样有花纹而较窄的镶边）。上面加铺缫席，用画（云气图案）镶边（缫席是把蒲蒻削制、展开，用五色编织，就像现在的"合欢"席一样）。再加铺次席，用黼（黑白相间花纹）镶边（次席是桃枝席，编织有次第排列而成花纹）。左右两边设置玉几。

司服负责供应服饰，祭享先王时君王穿衮冕，祭享先公时君王穿鷩冕，尸所穿的服饰也是如此相应配套。

凡是百官各部门所供应的物品，都由太史核对数目，并指导应当放置的位置。《太史》职文说"祭祀的那天，太史拿着记录簿按次序排定各物应处的位置"，说的就是这个。

天子所乘的车辂，鸡人呼报天亮时辰，司乐提前悬挂乐器等仪节，都如同祭祀圜丘时的做法一样。

祭祀那天早早起身，在室内陈设酒、齐等物：靠北边陈设郁鬯酒，郁鬯酒的南边陈设明水，明水的南边、室户之内陈设泛齐、醴齐、盎齐，室户之外、堂上只陈设醍齐。其次在堂下陈设沈齐，沈齐的南边陈设玄酒，玄酒的南边陈设事酒、昔酒、清酒。

于是大宗伯请出高祖以下近亲庙的木质神主，守祧官请出先王、先公祧庙远祖的神主，都请入太祖后稷之庙中。

在室内的西南角、西壁之下，面朝东方布置太祖后稷的神位，尸在东边，面朝北方就坐。太祖的儿子神位设在太祖席前的北边，面朝南方，是为"昭"位。其次，昭位者的儿子神位在南方面朝北方相对而设，是为"穆"位。依次往东排列，孙子辈与祖父辈并列在同一方向，一直排到父亲（祢）。每位神主的尸都坐在木质神主的左边，一共七位尸。"七尸"的说法，出自已经散失的礼书文字。按《礼器》说"周代旅酬时有六位尸参与"，郑玄说"后稷之尸接受敬酒但不参与旅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祫祭采用九献之礼。天子穿戴衮服、冕冠进入，演奏《王夏》；王后头戴"副"、身穿袆衣随从天子进入，就演奏《齐夏》；接着尸进入，演奏《肆夏》。

译祭统说：「国君迎接祭牲而不亲自迎接尸（代表神受祭的人），是为了避免嫌疑（怕与迎接宾客相混）。」王于是用玉柄的珪瓒、玉爵斝彝盛上郁鬯酒授给尸，尸接过酒，把酒浇灌在地上祭祀以降神，然后啜饮一口，放下酒爵，这是求神仪式的开始。这称为「一献」。乐章唱颂九功之德，诗用《清庙》。接着又用璋瓒舀取黄彝中的郁鬯酒进行亚献，尸也用它祭地，啜饮，放下酒爵。这是「二献」。接着奏黄锺为宫音，大吕为角音，太蔟为徵音，应锺为羽音，敲响四面路鼓，吹奏阴竹制成的管乐，弹奏龙门山木制成的琴瑟，唱九德之歌，跳九韶之舞，在宗庙中演奏。如果乐奏九遍，那么人鬼就可以按礼受祭了。人鬼指的是后稷。先奏这套乐曲以招致神灵，然后合乐而祭祀。路鼓，是四面都蒙皮的鼓。九德之歌，就是《春秋》里所说的六府三事。九功之德都可以配乐歌唱。阴竹，是生长在山北面的竹子。龙门，是山名。九韶应当就是大韶。前面的裸礼和奏乐，都是为了求神，称为「二始」。因为周人崇尚气味，所以用鬯酒的香气来降神。

接着王出去迎接祭牲，进入庙中，奏《昭夏》乐。《郊特牲》说：「已经行过裸礼之后才迎接祭牲。」王亲自牵着祭牲，大夫在旁协助，手持币帛跟随在后。《礼器》注说：「这是把祭牲牵入庭中的时候，应当用币帛来告神，然后宰杀祭牲。」于是把祭牲的情况禀告于庭中说：「（此牲）广大、健壮、肥美、丰腴。」《礼器》所说「纳牲诏于庭」就是指这个。王于是亲自手持鸾刀，割开祭牲耳旁的毛（即取血毛），交给祝官，祝官进入室内，向神禀告，这体现了「幽」与「全」的含义。《礼器》所说「血毛诏于室」就是指这个。「幽」指血，「全」指毛色纯正。于是延请太祖的尸和神主，坐在室门外的西边，面朝南，神主在尸的右边，也面朝南。昭辈神主在东，穆辈神主在西，相对而坐，各自的神主都在其右边。王于是亲自射杀祭牲而宰杀它，以此举行朝事之礼。接着延请尸到室门西边，面朝南。取祭牲的肠间脂肪在炉炭上燎烤，在郁鬯酒中洗涤肝脏然后烧烤，拿入室内，向神禀告，又拿出来，分献给神主，这称为「隳」。「隳」是指分出一部分肝和脂肪来祭祀神主。「隳」音同「许规反」。接着把祭牲的头供奉到室中，放在北边墙下。之所以尊崇牲首，是因为看重气（阳气上升）。于是把生肉献在尸和神主前面，这称为「朝践」之礼。王于是用玉爵舀取泛齐酒来献给尸，这称为「朝践之献」，是第三献。此时后妃进献朝事所用的笾豆祭品，堂上用大吕的音调唱《清庙》之诗，堂下用黄锺的音调演奏《大武》之乐。演奏《大武》的时候，则唱《维清》和《大武》之诗。《诗序》说：「《维清》，是奏象舞时用的。《武》，是奏大武时用的。」献后稷之尸时，音乐同样用于降神，乐章则唱《思文》。《诗序》说：「《思文》，是配天祭祀后稷时用的。」献先王先公时，则据《大司乐》所说是「奏无射，歌夹锺，舞大武，以享先祖」——即先王先公。乐章则唱《天作》。《诗序》说：「《天作》，是祭祀先王先公时用的。」献文王之尸，唱《清庙》，《诗序》说：「《清庙》，是祭祀文王时用的。」献武王之尸，唱《执竞》，《诗序》说：「《执竞》，是祭祀武王时用的。」音乐与祭先王先公时相同。凡是唱歌，都是由大司乐率领乐师登堂歌唱。将要开始时，小师先敲击拊（乐器）。堂下管乐演奏时，先击朄鼓（音「胤」）。后妃进献完毕之后，接着用瑶爵舀取著樽中的醴齐来进行亚献，是第四献。此时堂下的音乐也随之奏起，王从东阶而下向西舀酒献给尸，后妃则从西向东舀酒献给尸。据《礼器》说：「国君从西边舀取牺樽、象樽的酒，夫人从东边舀取罍樽的酒，礼节在堂上交替进行，音乐在堂下相应配合。」到了将要进献熟食的时候，先把要进献的食物摆设在堂上，禀告尸和神主。《礼器》说：「在堂上设祭。」郑玄说：「在堂上摆设食物，这是天子之礼。」这时祝官用斝爵舀酒放在食物的右边。郑玄注《郊特牲》说：「天子用斝爵奠酒。」这时又取肠间脂肪和黍稷，涂抹在香蒿上焚烧，使香气向上飘散透达墙室，然后迎请尸进入室内，各自就席。祝官取来先前所奠的斝爵将要祭祀，祝官便告知王向尸下拜以安定尸的心，尸于是坐下，祭酒，啜饮，放下酒爵。于是王又用玉爵舀取壶樽中的盎齐来献给尸，这称为「再献」，是第五献。此时后妃进献馈食所用的笾豆，进献完毕，便用瑶爵舀取壶樽中的醍齐来进行亚献，是第六献。每次献酒都像开始时一样奏乐。尸于是进食，进食完毕，王用玉爵舀取朝践时著樽中的泛齐来给尸漱口（酳），这称为「朝献」，是第七献。《司樽彝》说：「朝献用两个著樽。」郑玄说：「把朝践改为朝献，樽是相沿承接的。」后妃于是进献加事所用的豆和笾，尸喝完酒，把酒爵交给祝官，祝官舀取清酒交给尸，尸用来回敬王，于是在室门内为王设置回敬之席。《司几筵》说：「祭祀先王时，回敬之席也是这样设置的。」郑玄注说：「尸吃完饭，王向尸漱口敬酒，喝完爵中酒，祝官接过酒爵，又舀酒交给尸，尸用来回敬王，于是在室门内为王设席。后妃以及诸臣以下进献酒爵完毕后才设席。」于是后妃用瑶爵舀取壶樽中的醍齐来献给尸，这称为「再献」，是第八献。郑玄注《司樽彝》说：「王给尸漱口敬酒之后，后妃舀酒进行亚献。」尸于是回敬后妃，后妃饮下回敬的酒。接着诸臣作为宾客舀取壶樽中的沈齐，用来完成进食礼的三献，共计九献。《司樽彝》注说：「王和后妃各献四次，诸臣献一次，这是祭礼的正制。」大祝于是在庙门外西边的房室中摆设食物进行索祭，这称为「祊」。《郊特牲》所说「索祭祝于祊」就是指这个。这是因为此处是生前接待宾客的地方，所以广泛寻求（神灵）。九献完毕后，王便戴上冕，手持盾牌和斧钺，率领群臣（王在东边），跳《大武》乐舞来娱乐尸（皇尸），这就是所谓的「八佾」。又戴上皮弁跳《大夏》舞，同时演奏六代的音乐，接着进行加爵，作为旅酬礼的开始。《礼器》所说「周代旅酬六尸」就是指这个。所谓「加爵」，是指太子（即所谓上嗣）献酒，以及三公之中年长者一人、九卿之中年长者一人，用璧角酒爵舀取沈齐，各自进行一次加爵。据《少牢》《特牲》所记载的祭礼，加爵只到三次为止，连同前面的一共是十二献，这也是效仿天数（十二）。《明堂位》说「加以璧散璧角」就是指这个。此后，辉（掌管烹饪之官，音「许眷反」）、胞（掌管屠宰之官，音「炮」）、翟（掌管乐舞的女官）、阍（守门之官）等人都各有所赏赐。到第二天又举行祭祀，称为「绎」，也叫「祊」。《尔雅》说：「绎，是又一次的祭祀。」《春秋》说：「壬午日仍举行绎祭。」杜预注说：「前一天辛巳日已经在太庙举行过祭祀。」这就是指此事。又郑玄注《礼器》说：「祊，是在正祭第二天举行的绎祭。之所以称为『祊』，是因为在庙门旁边举行，因此得名。」这一礼仪，先在庙门外西边的房室中摆设食物，然后在堂上侍奉尸。祭室的礼仪简单，而侍奉尸的礼仪隆重，这是因为孝子寻求神灵不止于一个地方，不知道神灵究竟在哪里，是在那边呢，还是在这边呢。

译祫则群庙之主悉升于太祖庙，禘者各于其庙而行祭礼，二祭俱及毁主。

祫祭时，各庙的神主都升到太祖庙合祭；禘祭则是分别在各自的庙中举行祭礼，两种祭祀都涉及已毁庙的神主。

禘之时，文王以上毁主，自在后稷庙而祭；文王以下毁主，自在二祧之庙而祭。

禘祭的时候，文王以上的毁庙神主，就在后稷庙祭祀；文王以下的毁庙神主，就在二祧庙祭祀。

禘之以祫，用得为殷，禘则小于祫而大于四时也。

禘祭之所以能与祫祭一样被称为殷祭，是因为禘祭虽小于祫祭，但仍大于四时常祭。

曾子问主，夫子云：「自非祫祭，七庙五庙无虚主。」

译而不言禘，小于祫明矣。

《曾子问》中论及神主，孔子说："若不是祫祭，七庙、五庙的神主不会都空出。"而没有提到禘祭，可见禘祭小于祫祭是很明白的。

其祫则备五齐三酒，禘惟四齐三酒；祫则备用六代之乐，禘则四代而下，又无降神之乐，以示其阙也。

祫祭时具备五齐、三酒，禘祭只用四齐、三酒；祫祭时齐备使用六代的音乐，禘祭则只用四代以下的音乐，又没有降神之乐，以此表示其礼仪有所欠缺。

后汉光武建安二十六年，诏问张纯，禘祫之礼，不行几年。

后汉光武帝建安二十六年，下诏询问张纯，禘祫之礼多少年举行一

译次。

纯奏：「旧制，三年一祫，毁庙之主合食高庙，存庙主未尝合。

张纯上奏说："按旧制，三年举行一次祫祭，已毁庙的神主合祭于高庙，仍存于庙中的神主不曾合祭。

元始中，始行禘礼。父为昭，南向；子为穆，北向。父子不并坐，而孙从王父。

元始年间，才开始举行禘礼。父辈为昭，面朝南；子辈为穆，面朝北。父子不并坐，而孙辈随从祖父辈分。

决疑要注曰：「始祖东面。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顺也。」

《决疑要注》说："始祖面朝东。父辈面朝南，所以称为昭。昭，是明的意思。子辈面朝北，

译所以称为穆。穆，是顺的意思。"

禘之为言谛也，是审谛之义。以夏四月阳气在上，阴气在下，故正尊卑之义。

禘字的含义就是"谛"，是审谛的意思。因为夏历四月阳气在上，阴气在下，所以此时举行禘礼用来端正尊卑的名分。

祫以冬十月，五谷成熟，物备礼成，故合聚饮食。

祫祭在冬季十月举行，此时五谷成熟，物资齐备礼仪完成，所以合聚神主共享饮食。

祖宗庙未定，且合祭高庙为常。」

祖宗庙制尚未确定，姑且以合祭高庙作为常规。"

后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之时，但就陈祭毁庙主而已，谓之殷。

后来在三年冬季祫祭、五年夏

译季禘祭的时候，只是陈列祭祀已毁庙的神主而已，称为"殷"。

太祖东面，惠文武元四帝为昭，景宣二帝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时不祭也。

太祖面朝东，惠帝、文帝、武帝、元帝四位皇帝为昭位，景帝、宣帝二位皇帝为穆位。惠帝、景帝、昭帝三位皇帝若不在殷祭之时则不祭祀。

魏明帝太和六年，尚书难王肃以「曾子问唯祫于太祖，群主皆从，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

魏明帝太和六年，尚书用《曾子问》中"只有祫祭在太祖庙举行，众神主都随从合祭，而没有提到禘祭"来质难王肃，认为由此可知禘祭不合祭。

肃答曰，以为：

译「禘祫殷祭，群主皆合，举祫则禘可知也。」

王肃回答，认为："禘祭、祫祭都是殷祭，众神主都要合祭，举出祫祭就可以推知禘祭也是如此。"

袁准正论曰：「先儒或为同，或为异，然『祫及坛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近远之杀也。

袁准《正论》说："前代儒者有的认为禘祫相同，有的认为不同，然而'祫祭涉及坛墠，禘祭涉及郊庙宗庙石室'，这是说所涉及的远近有等差。

大传曰：『礼不王不禘』。诸侯不禘，降于天子也。

《大传》说："按礼制，不是天子就不能行禘祭。"诸侯不举行禘祭，这是相对天子而有所降等。

若禘祫同

译贯，此诸侯亦不得祫，非徒不禘也。」

如果禘祭祫祭本是同一回事，那么诸侯也不应该举行祫祭，而不仅仅是不能举行禘祭。"

武宣皇后太和四年六月崩，至六年三月，有司以今年四月禘告。

武宣皇后在太和四年六月去世，到了太和六年三月，有关官员以今年四月应行禘祭之事禀告。

王肃议曰：「今宜以崩年数。按春秋鲁闵公二年夏，禘于庄公。是时缞绖之中，至二十五月大祥便禘，不复禫，故讥其速也。

王肃议论说："如今应该从去世那年开始计算年数。按《春秋》记载鲁闵公二年夏，在庄公庙禘祭。当时还在丧服之中，到二十五个月行大祥礼后就

译举行禘祭，不再等禫祭，所以《春秋》讥讽此事过于仓促。

去四年六月，武宣皇后崩，二十六日晚葬，除服即吉，四时之祭，皆亲行事。

去年（太和）四年六月，武宣皇后去世，二十六天后安葬，除去丧服即行吉礼，四时的祭祀，都亲自参与举行。

今当计始除服日数，当如礼须到禫月乃禘。」

现在应当计算从开始除服的日数算起，应依礼制等到禫祭之月才能行禘祭。"

赵怡等以为：皇帝崩二十七月之后，乃得禘祫。

赵怡等人认为：皇帝去世二十七个月之后，才能举行禘祫之祭。

译...的诚心，不违背至高的礼法之道。近来每逢禘祫大祭，时享便暂停举行，此举虽图省便、顺应时宜，但在礼制上或有所欠缺、不够完备。今后每逢禘祫大祭，日常的时享也不应废止，改用素食供奉，以三次焚香代替三献之礼。

译建中二年九月，太常博士陈京上疏说：今年十月，要在太庙举行祫祭，并要合祭已迁出正庙的献祖、懿祖二神主。按《春秋》的礼义，已毁庙的神主陈列于太祖之前，未毁庙的神主也都升入太祖庙一同合祭。这样太祖之位，就居西而面朝东，其下子孙，昭穆相对，以南北区分次序，没有已毁庙迁出的神主不得享祭的说法。考察这一礼制，本源于周室，而本朝的祭祀典礼，应当与周朝有所不同。周以后稷配天，作为始封之祖，其下才设立六庙。庙毁而神主迁移的，都在太祖之后。举行禘祫之时，没有排在太祖之前的，所以太祖东向之位，能够保全其尊崇地位而无可置疑。然而今年十月在太庙举行祫祭，恳请依据魏、晋旧制作为参照，另外修筑别庙。东晋把征西等四位府君另立别庙，到举行禘祫之时，就在太庙确立太祖之位以彰显其尊崇，而在别庙中把高皇、太皇、征西等四府君依次奉祀以序列其亲属关系。臣以为国家如果采用这一做法，就应当另外为献祖、懿祖立庙，以禘祫之礼祭祀他们以示尊重其亲属关系，这样太祖在太庙中就能居于东向之位而保全其尊崇。臣以为德明、兴圣二皇帝，先前既已立庙，到举行禘祫之时，常常用享祭之礼，如今另立别庙的制度，就以兴圣庙来收藏祔祭最为适宜。皇帝下敕令交尚书省召集百官商议。

礼仪使太子少师颜真卿议论说：臣以为太祖景皇帝因受命始封的功业，处于百代不迁的宗庙之位，配天崇祀，这是极为尊贵的地位。而到举行禘祫之时，暂时居于昭穆之位，屈己以申明孝道，恭敬奉事祖宗，这是遵循尊卑长幼的礼制，弘扬尊崇先祖的道理，这实在是太祖神明诚挚厚道的本意，也是用来教化天下、使人遵循孝悌之道的方式。请依照晋朝蔡谟等人的建议，奉献祖神主居于东面之位，从懿祖、太祖以及诸位祖宗，遵循左昭右穆的排列次序。

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上奏说：禘祫之礼，殷周时代因迁出宗庙的神主都出自太祖之后，所以能够合祭有序，尊卑不乱。到汉高祖受命称帝，没有始封之祖，便以高皇帝为太祖。太上皇是高帝的父亲，立庙享祭，但不列入昭穆合食的行列，是因为他比太祖更尊贵的缘故。魏武帝创立基业，文帝受命称帝，也就以武帝为太祖。那高皇、太皇、处士君等，都属于尊长辈，不列入昭穆合食的行列。晋宣帝创立基业，武帝受命称帝，也就以宣帝为太祖。那征西、颍川等四位府君，也属于尊长辈，不列入昭穆之列。我朝承受天命，历代圣君相继辉映，景皇帝始封为唐公，实为太祖。中间相隔代数尚近，处在三昭三穆之内，所以皇家太庙，只有六室。那弘农府君、宣皇帝、光皇帝二祖，比太祖更尊贵，亲属关系穷尽就迁出，不计入昭穆之数。这记载在礼志中，是可以照此施行的。开元年间，增设为九庙，献祖、懿祖二祖都列入昭穆，因此太祖景皇帝未能居于东向的尊位。如今二祖已经迁出，九室次序井然，那么太祖之位又怎能不予正名。臣以为太祖上配天地，百代不迁，却居于昭穆之位，献祖、懿祖二祖，亲属关系已尽而迁出宗庙，却居于东向之位，考核各种旧例，实在觉得不妥。请下交百官共同商议。

八年正月，太子左庶子李嵘等七人议论道：

按《王制》说：天子设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共七庙。这是周朝的制度。这七庙，是太祖、文王及武王的祧庙，加上四座亲庙。太祖，就是后稷。殷朝则是六庙，契和汤，加上二昭二穆。夏朝则是五庙，没有太祖，只有禹加上二昭二穆而已。晋朝博士孙钦议论说：帝王受命的太祖以及诸侯始封之君，在此之前的神主，依此往上数，超过五代就毁去他们的庙，禘祫祭祀不再涉及。禘祫所涉及的，是指受命太祖之后，依次毁庙而将神主藏入二祧庙的那些。即使经过百代，禘祫祭祀也会涉及到他们。臣认为献祖、懿祖，是太祖以前亲属关系已尽的神主。依照三代以来的制度，禘祫祭祀是

译不涉及他们的。代祖的神主，则是太祖以下已毁庙的神主，就是《公羊传》所说的"已毁庙的神主，陈列于太祖之前"的那种情况。谨按：汉元帝曾下诏，商议废除郡国庙以及亲属关系已尽的祖庙，丞相韦玄成建议太上皇庙、孝惠帝庙，都因亲属关系已尽应当废毁，太上皇庙的神主应埋于北园，孝惠帝的神主迁入太祖庙。奏请获准。太上皇，是太祖以前的神主，埋于北园，是因为禘祫祭祀不涉及他的缘故，这就相当于如今的献祖、懿祖。孝惠帝迁入太祖庙，说明太祖以下的子孙，是禘祫祭祀所涉及的，这就相当于如今代祖元皇帝的神主。从魏、晋以及宋、齐、陈、隋相承袭，开始受命的君主都设立六庙，虚设太祖之位。从太祖之后，到第七代君主，太祖才应当居于东向之位，才构成七庙。太祖以前的神主，魏明帝时就把处士的神主迁移安置在园邑，按时令让令丞奉祀，是因为相隔代数尚近的缘故。到东晋明帝驾崩，把征西等三位祖先的神主迁入西边的除室，称之为祧庙，用来比照远庙的规格。到康帝驾崩，穆帝继位，于是京兆的神主也迁入西除室，同样称为祧庙，按照先前的礼制，一并不列入禘祫祭祀的范围。

本朝起初供奉四庙，宣皇帝、光皇帝并同太祖、代祖的神主一起祔祭于庙中。到贞观九年，将要把高祖祔祭于太庙，朱子奢请求依照礼制设立七庙，那三昭三穆，各自设置神主。太祖，依照晋、宋以来的旧例，虚设其位，等到依次迁移到东向之位时才安置他。于是开始祔祭弘农府君及高祖凑成六室，虚设太祖之位而举行禘祫祭祀。到二十三年，太宗祔祭于庙，弘农府君的神主便收藏于西夹室。文明元年，高宗祔祭于庙，才把宣皇帝迁入西夹室。开元十年，玄宗特意设立九庙，于是追尊宣皇帝为献祖，重新列于正室之中，光皇帝为懿祖，以凑齐九室。禘祫祭祀仍然虚设太祖之位。祝文对三位祖先不称臣，只是表明凑齐庙数而已。至德二载收复长安后，重新制作九庙神主，就不再制作弘农府君的神主，说明禘祫祭祀不涉及他的缘故。到宝应三年，把玄宗、肃宗祔祭于庙中，把献祖、懿祖二祖迁入西夹室，才让太祖处在东向的位次，因为献祖、懿祖二祖是太祖以前亲属关系已尽的神主，依照礼制禘祫祭祀不涉及他们，共经过了十八年。

到建中二年十月，将要举行祫祭，礼仪使颜真卿上状奏报：应当迎出献祖、懿祖二祖神主参与祭事，其排列位次的次序以及东面的尊位，请依照东晋蔡谟等人的建议作为定制。于是让献祖处于东向，让懿祖处于昭位面南，让太祖处于穆位面北，依次按左昭右穆，陈列排位进行祭事。但是蔡谟当时虽然有这样的建议，事情终究没有施行，我大唐的宗庙祧迁制度，怎么能以此为准则呢？臣李嵘等人以为，无论禘祭还是郊社之祭，尊位没有第二个，埋藏、迁移、收藏神主，礼制自有相应的判断准则。献祖、懿祖已经是亲属关系已尽的神主，太祖应当处于东向的尊位，一朝之间加以改动移易，实在不是先例。请求恢复先朝的旧例，把献祖、懿祖的神主收藏于西夹室，这可以类比《祭法》所说的"远庙称为祧，迁出祧庙称为坛，迁出坛称为墠，坛和墠遇到祈祷之事就祭祀，没有祈祷之事就停止"。太祖既然明确配享天地，位次应当处于东向的尊位。这样，上可以恪守贞观年间最初的制度，中可以奉行开元年间已成的规矩，下可以遵从宝应年间严格的仪式，既符合经义，又不违背旧有的典章。

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议论说：

天子受命的君主，诸侯始封的祖先，都称为太祖。所以即便贵为天子，也必定有所尊崇，这是因为要尊崇太祖啊。所以太祖以下的神主，亲属关系穷尽就要毁去。到秦朝焚毁典籍，汉朝礼制不完备，没有排列昭穆，没有建立依次迁毁的制度。晋朝既已失去这一礼制，宋朝又沿袭了这个错误。于是就有违背王室宗庙之制的情况，于是就有虚设太祖之位的情况。不排列昭穆，不能用来向人展示有序；不建立依次迁毁的制度，不能用来

译向人展示有等差；违背王室宗庙的制度，不能用来向人展示有区别；虚设太祖之位，不能用来向人展示有尊崇。这就是礼制由此而废弛的原因。谨按：《礼记》说"父亲身为士，儿子身为天子，祭祀时用天子之礼，安葬时用士人之礼"。如今献祖是祧庙之主，懿祖也是祧庙之主，因为唐朝当时尚未受命称帝，还只能用士人之礼。所以高祖、太宗用天子之礼祭祀他们，却不敢用他们来替代太祖之位。如今却要替代他，岂不是扰乱了先王的次序吗？从前周朝拥有天下，追尊太王、王季用天子之礼，等到祭祀他们时，亲属关系穷尽就毁去他们的庙。汉朝拥有天下，尊崇太上皇用天子之礼，等到祭祀他时，亲属关系穷尽就毁去他的庙。唐朝拥有天下，追尊献祖、懿祖二祖用天子之礼，等到祭祀他们时，亲属关系穷尽也应当毁去他们的庙。那么他们不可以替代太祖之位，这是很明白的。

又按：《周礼》有先公的祧庙，先王的祧庙。先公迁出的神主，收藏在后稷之庙，这大概是周朝尚未受命称王之前的祧庙吧？先王迁出的神主，收藏在文王、武王之庙，这大概是周朝已经受命称王之后的祧庙吧？所以有两种祧庙，是用来区分不同宗庙的。如今献祖以下的祧庙，就好比先公的祧庙；太祖以下的祧庙，就好比先王的祧庙。请求另外修筑别庙来安置献祖、懿祖二祖，这样就是施行周朝的礼制，恢复古代的正道。所以汉朝的礼制，是承袭周朝的；魏朝的礼制，是承袭汉朝的；隋朝的礼制，是承袭魏朝的。都设立三庙，有两座祧庙。又在南阳另立私庙四座，这也是后汉的制度。作为人子，侍奉大宗要降低对私亲的礼节，所以私庙是用来尊崇本宗的，太庙是用来尊崇正统的。虽然古今时代不同，礼制文饰质朴各有差异，但懂得礼制真情、探求礼制根本的人，没有不通晓其中变化、斟酌施行的。所以向上极尽推崇，那么太祖属于上面尊崇的一方；向下穷尽降杀，那么祧庙之主在下面亲属关系已尽；居中处理适中之事，那么王者之主便处于祧庙之中。

工部郎中张荐等人议论说：从前殷周把稷、契作为始封之祖，作为百代不迁的祖先，那些已毁庙的神主，都是稷、契的后代，所以能够昭穆合祭，尊卑不乱。至于夏后氏把禹作为始封之祖，于是禹便成为不迁之祖。所以夏朝只有五庙，禹加上二昭二穆而已。这样鲧的亲属关系已经穷尽，他的神主已经迁出。《左氏传》既然说"禹不先于鲧受祭"，正足以说明已迁庙的神主，即使属于比始封之祖更尊长的辈分，也仍处于合祭的行列。又依据晋、宋、齐、梁、北齐、周、隋的史书，那太祖以上的神主，都一同参与禘祫祭祀，未曾限制或阻断已迁毁的神主参加。臣以为南北八朝，并非没有学识渊博的大儒，宗庙这样的大事，商议时必定精审博采，验之于史册，其礼制都是相同的。又详考魏、晋、宋、齐、梁、北齐、周、隋的旧例，以及贞观、显庆、开元礼所记述的，禘祫祭祀都虚设东向之位。既然这样施行已经很久，实在是众人心意所安。况且太祖处于清庙第一室，他的神主即使百代不迁，永受祭祀，上配天地，位于郊庙，没有不正当的。至于举行禘祫之时，暂时居于昭穆的行列，屈己申明孝道，以侍奉祖先，这难道不是大禹诚敬鲧的道理吗？这也是魏晋以及周隋的太祖，不敢以卑者压制尊者的道理啊。议论者有的想把二祖迁到兴圣庙，以及请求另外修筑庙室，到举行禘祫的年份才前往祭飨。祫，就是合祭的意思。这样却是分开祭祀，实在有违合祭的礼意。又有的想收藏于西夹室，永远不再祭祀，与汉代把神主埋于园中没有区别，尤其不可行。臣特地援引正经，考证旧史，请求让献祖、懿祖二祖与太祖一并列入昭穆之位，而虚设东向之位。

司勋员外郎裴枢议论说：礼制中之所以必定要确立宗子，就是为了收拢族人，东向之位的确立，也是出于这个道理。如果把神主祔祭于远庙，岂不是中间有了隔阂，上下等

译级不相协调。西位常年空虚，那么太祖将永远被压制在昭穆之下；另立别庙分开祭祀，那么举行祫祭时又该以谁为主来合祭呢？永远闭藏比之于姜嫄，那就成了推崇祈子之神而无所事事。《礼记》说："因为亲爱亲人所以尊崇祖先，因为尊崇祖先所以敬重宗子，因为敬重宗子所以聚拢族人，因为聚拢族人所以宗庙庄严，因为宗庙庄严所以社稷才受到重视。"由此说来，如果太祖之上又有追尊的祖先，那么亲爱亲人、尊崇祖先的道理，岂不是被违背了吗？在太庙之外，轻率地设置另外祭祀的庙宇，那么宗庙岂不是不够庄严，社稷岂不是不受重视了吗？况且汉朝丞相韦玄成请求把神主埋于园中，晋朝征士虞喜请求把神主埋在庙中两阶之间。虞喜又引用《左氏》的说法，古代先王每日祭祀于祖父、父亲，每月祭祀于曾祖、高祖，按时享祭延及二祧庙，每年举行祫祭延及坛、墠，终年举行禘祭延及郊庙、宗庙的石室。这就是说在郊庙、宗庙之上，还有石室安放的祖先，这个说法最为接近实情。只是当时议论所安置的石室，没有确定的准则。虞喜请求安置在夹室之中。我认为石室的说法可以依据，但安置的方式还不够妥当。为什么呢？夹室是指安置在太祖之下已毁庙神主的地方，不是用来安放太祖以上收藏神主的地方。没有让卑者处于正位、尊者反居旁位的道理，按理推求，恐怕这样安排并不妥当。如今如果在陵园寝庙中建造石室，把神主迁移到那里永久安放，采纳汉晋的旧有典章，依照禘祫祭祀合一祭祀的做法，修补古礼的残缺之处，作为本朝的典章制度，也许能够合乎《春秋》变通而不失正道、行动而合乎中道的原则了。

京兆府同官县尉仲子陵议论说：如今儒者竟援引"儿子即便圣明齐备，也不能先于父亲受祭"这句话，想要让已经迁出祧庙的献祖，暂居东向之位，而让配天的太祖屈居昭穆，这实在是极为不通的说法。凡是《左氏传》"不先受祭"这句话，本是用来纠正鲁文公颠倒祭祀次序的错误，儒者又怎么知道不是夏朝宗庙数目尚未凑足之时，才说禹不先于鲧受祭呢！况且汉朝的禘祫祭祀，本来就不足以作为凭证。魏晋以来，太祖相隔的代数都很近。这样太祖之上，都会有已迁移的神主。历代对此都有疑惑，有的引用《閟宫》诗而主张永远闭藏，有的依据虞主的道理而主张埋于园中，有的依据远庙为祧庙的说法而主张修建宫室，有的说太祖实际上地位卑下而虚设其位。只有东晋蔡谟凭借《左氏传》"不先受祭"的说法为依据，想要让征西府君居于东向之位。综合比较这几种说法，这种说法最为不妥当。况且蔡谟这个建议，晋朝并没有真正施行。此前有关部门不依据蔡谟另筑别庙的建议，只是摘取"征西东向"这一句话作为万代不变的法则，这是极为不可取的。臣又思考此事，永远闭藏、埋于园中，那么臣子的心中会有所不安；暂时虚设正位，那么太祖的尊位永远得不到确定。相较而言，另立别庙这件事，从道理上来说还算可以安心。况且兴圣皇帝对于献祖来说，是他的曾祖，昭穆有一定的次序，祭祀也按时进行。恳请让献祖、懿祖二祖迁祔于德明庙、兴圣庙，这是最为顺理成章的做法。有人认为祫就是合祭的意思，如今让二祖另立别庙，就是分开祭祀，又谈何合祭呢？臣认为德明、兴圣二庙，每逢举行禘祫之年，也都一并前往祭飨，这样就是分开中又有合祭，对于二祖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

左司郎中陆淳上奏说：臣私下考察七年间百官所议论的意见，考察其用意共有四种：一是收藏于夹室，二是另立别庙安置，三是迁往陵园寝庙，四是祔祭于兴圣庙。收藏于夹室，就是没有祭祀享受的日期，这不同于周人收藏于二祧庙的做法，于礼不可施行。另立别庙安置，起源于魏明帝时的说法，礼经中实在没有这样的文字记载。晋朝义熙九年，虽然提出过这种建议，但此后也没有人

译真正施行过。迁往陵园寝庙，是扰乱宗庙的礼仪，既然没有依据，实在有违礼意，此事不足以作为凭证。只有祔祭于兴圣庙，在举行禘祫的年份才祭祀一次，这大概合乎懂礼者的原则，而且能够做到变通中的正道了。

功臣配享（殷、周、汉、魏、晋、梁、大唐）

殷朝盘庚说："如今我要在先王面前举行大祭，你们的祖先也会随同一起享受祭祀。"

周朝的制度，夏官司勋掌管六乡赏地的法令，用以区分功劳的等次。赏地，是赏赐的田地。位于远郊之内，属于六乡的范围。等，就是差别的意思，按功劳大小区分等次。为王业立功的称为勋，辅佐成就王业，如周公。为国家立功的称为功，保全国家，如伊尹。为百姓立功的称为庸，法度施行于百姓，如后稷。因事而立功的称为劳，以劳苦安定国家，如禹。因治理而立功的称为力，制定法度、成就治理，如咎繇。因战功而立的称为多。战胜敌人、出奇制胜，如韩信、陈平。《司马法》说"崇尚俘虏众多"，是说战胜敌人功劳大的意思。凡是有功劳的人，都要把他的功名铭刻记录在王的太常旗上，在大烝祭祀时祭祀他，由司勋官宣告。铭，就是记名的意思，活着的时候就记在王的旌旗上，用来标识这个人及其功劳，死后就在举行烝祭祭祀先王时一并祭祀他。诏，是说用言辞告知神灵，就像盘庚告知他的卿大夫说"如今我要在先王面前举行大祭，你们的祖先也会随同一起享受祭祀"这样。有大功的人，司勋官要收藏他功劳记录的副本。贰，就是副本的意思。记功的文书收藏在天府，又在这里备有副本，是因为这关系到赏赐的缘故。

汉朝的制度，在庭中祭祀功臣。活着的时候在堂上侍宴，死后就降位到庭中，与士人、平民同列。

魏朝高堂隆议论说：按照先代典章，祭祀的礼制，都依照生前尊卑的次序，来确定祭位的次序。功臣配享于先王，象征生前侍宴的情形。按照宴礼，大夫以上的人都登堂就座，以下的人就位于庭中，其余的人则与国君共用一牲，至于俎豆等祭品，只有国君才配备齐全。公爵比国君降低一等，卿大夫比公爵降低一等，士人比卿大夫降低一等。让功臣配享于烝祭，是为了尊崇他的德行，彰显他的功勋，以此来勉励后世的臣子。议论的人想要依照汉朝的做法在庭中祭祀他们，这是一种贬损，并非表示特殊恩宠的做法。尊贵的人取用尊贵部位的骨头，卑贱的人取用卑贱部位的骨头。凡是牲体，前部尊贵后部卑贱。如今让配享的人共用国君的牲牢，按尊卑取用俎中的部位，大概符合事理。《周志》说："勇猛却危害君上的人，不能升入明堂配享。"共享，是指为国牺牲而受祭。这是说有勇而无义的人，死后不能登堂配享。这就说明配享的意义，其位置在堂上是很明确的。堂下则是三公朝拜时站立的位置罢了，宴饮时则脱鞋登堂，不在庭中。凡是进献酒爵，有十二、九、七、五、三等不同的差等，国君之礼是大夫献酒三次，太祝令向配享者进献三爵就可以了。

晋朝散骑常侍任茂议论说：按照魏朝功臣配享的礼制，叙列六种功劳的品级，祭祀陈列五事的等第，有的祭祀于一代之内，有的流传于百代。大概社稷五祀，就是所谓流传百代的祭祀。古代的王臣中有明德大功的人，如句龙能够平治水土，柱能够种植百谷，就祭祀于社稷，历经异代也不废弃。从前商汤战胜夏朝后，想要迁移夏的社庙，做不到，于是就迁移了稷庙，而周朝的弃因德行可以代替柱，句龙的祭祀却不能废弃。至于四时叙位这一类，分别执掌五方，那么祭祀他们为尊贵的神灵，传于异代，记载于《春秋》。不是这一类的人，即便贤明如咎繇，功劳如伊尹，功勋如吕尚，也各自在他们所处的当代祭祀，不会在异代祭祀他们。既然如此，那么伊尹对于殷朝，虽有辅助王业的巨大功劳，却不会配享于周朝的清庙。如今的功臣，论他们的功勋业绩，与咎繇、伊尹、吕尚相比，恐怕还有所不及。凡是说配享，都是各自配

译享于自己所侍奉的君主，如今君主的神主迁出宗庙，臣子也应当随同享祭。大司马石苞等人议论，认为魏朝历代的功臣，应当归属于陈留国，让他们修持日常祭祀，这确实符合事理。

梁武帝初年，何佟之议论说：禘祭在夏季首月举行，此时万物尚未生成，所以称为小祫；祫祭在冬季举行，此时万物都已生成，其礼制因此更为隆重。近代举行禘祫祭祀，都连带祭祀功臣，这是违背古代典制的做法。请求只在举行祫祭时，才连带祭祀功臣。武帝听从了这个建议。

大唐贞观十六年，有关部门上奏说：按照礼制，举行祫祭时，功臣配享于宗庙庭中，举行禘祭时则不配享。依照法令，举行禘祫祭祀之日，功臣一并都能配享。请召集礼官学士等人商议此事。太常卿韦挺等人议论说：古时臣子若有大功便享有俸禄，其后代子孙遵循礼制，洁净的祭品、丰盛的供物，四季礿祠烝尝的祭祀不曾中断，国家举行大祫祭祀时，功臣又能配享。这样是用来彰显其功勋，尊崇其德行，以此来勉励后世的臣子。至于禘祭以及四时的常祭，功臣都不应当配享。所以《周礼》中六种功劳的官员，都只在大烝祭祀时配享而已。先儒都认为大烝就是祫祭。梁朝初年错误地在禘祭时祭祀功臣，左丞何佟之上疏驳正，武帝认可并依此施行。到了周、齐两朝，也都遵循这一做法。臣私下认为，五年举行两次大祭，是要合乎天道大小的规律，规模小的祭祀臣子不参与配享，规模大的祭祀则一并涉及有功之臣。礼制规定禘祭不配享功臣，实在是不能改变的礼制。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相关仪式详见《开元礼》。

《通典》卷第五十一 礼十一 沿革十一 吉礼十

天子七祀（诸侯附）、宗室助祭议、庶子摄祭、庶子在他国不立庙议、兄弟不合继位昭穆议、兄弟俱封各得立祢庙议、遭难未葬入庙议、亡失其亲立庙议

天子七祀（诸侯附）（殷、周、汉、后汉、魏、晋、隋、大唐）

殷朝的制度，天子祭祀五祀：户为第一，灶为第二，中溜为第三，门为第四，行为第五。每年轮流祭遍。凡是祭祀五祀都在庙门举行。户主管出入，灶主管饮食，中溜主管堂室的居处。韦昭说："古人穴居，所以把居室称为中溜。"行主管道路行走劳作之事。诸侯大夫与天子相同。

周朝的制度，天子为百姓设立七祀：叫做司命，中溜，国门，国行，泰厉，户，灶。这些是小神，居于人间，负责察知人的小过错并加以谴责警告。司命，督察三命。厉主管惩处杀罚。司命和厉的祭祀时间当时没有明确记载，大概是春天祭祀司命，秋天祭祀厉，或者是合在一起祭祀。诸侯为国家设立五祀：叫做司命，中溜，国门，国行，公厉。大夫设立三祀：叫做族厉，门，行。适士设立二祀：叫做门，行。庶人设立一祀：或者立灶，或者立户。

汉朝设立五祀。《白虎通》说："户为第一祀，春天万物触及门户而萌发生出，也是阳气生发的象征，想要留住这生机，就祭祀户。户，是人们出入的地方。灶为第二祀，夏天火气主导万物生长养育，就祭祀灶。灶，是火的主宰，是人们用来自我养育的地方。门为第三祀，秋天万物成熟，将要收纳入内，从外而入，闭门自守而祭祀门。门，是用来关闭收藏的。井为第四祀，冬天水主宰万物潜伏收藏而祭祀井。井，是水的主宰，藏于冬季。中溜为第五祀。六月土气当令，而祭祀中溜，是象征土居于中央的地位。每年轮流祭祀一遍，由有关官员负责举行，礼制略轻于社稷之祭。"祭祀五祀，天子诸侯都用牛，是顺应四季而祭用的牲畜。另一种说法是，户用羊，灶用鸡，中溜用小猪，门用狗，井用猪。又有说法说：中溜用牛，如果不能用牛的就用猪，井用鱼。

后汉建武初年，有五祀的祭祀：门、户、井、灶、中溜。由有关官员掌管，其祭祀规格比社稷之祭简略。民间也祭祀山神、门神、户神。山神就是厉神。鬼魂有了归属，

译就不会成为厉鬼作祟。

魏武王刚刚平定天下时，兴复旧有的祭祀，重新祭祀五祀：门、户、井、灶、中溜。

晋朝傅玄说："京城应当祭祀一座城门，正宫也祭祀一座宫门，正室祭祀一座门户，井、灶以及中溜，各自选择其中正当的一处来祭祀。"此后其余的祭祀就没有记载了，只有司命配享于南郊坛。

隋朝的制度，司命、户的祭祀在春天，灶的祭祀在夏天，门的祭祀在秋天，行的祭祀在冬天，都在祭祀宗庙的当日举行，中溜则在夏季最后一个月祭祀黄帝之日举行，因为夏季末月土德当令。都命有关官员在宗庙西门道南举行祭祀，用少牢的规格。

大唐初年，废除了七祀，只在夏季最后一个月祭祀中溜。开元年间制定礼制，恢复祭祀七祀，各自依照时令的祭享举行，在宗庙庭中祭祀。司命、户的祭祀在春天，灶的祭祀在夏天，门、厉的祭祀在秋天，行的祭祀在冬天，中溜的祭祀在夏季最后一个月。相关仪式详见《开元礼》。

论说：天子诸侯必定要设立五祀。五祀，是因为人有居处出入饮食方面的需求，祭祀它们是用来报答神明恩德的。历代大体相同，有的设五祀，有的设七祀，这是等次降杀的差别。殷朝天子、诸侯、大夫都是五祀。郑玄注解殷礼时，是因为《祭法》中等级降杀有所不同，所以这样说。郑玄又说："祭祀灶神，是祭祀老妇人，也就是古代最早开始烹饪的人。"由此推论，七祀都应当是祭祀古代最早创制这些事物的人。马融认为七祀中的五祀：门、户、灶、行、中溜，就是句芒等五官之神配享的对象。句芒配食于木德，祝融配食于火德，该配食于金德，修及玄冥配食于水德，句龙配食于土德。《月令》中四季五时的祭祀，只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祭祀。许慎说："《月令》孟夏时节祭祀灶神。帝王所祭祀的，是古代对百姓有功德的人，并不是老妇人。"郑玄说："祭祀五祀时，灶神设在庙门外的东边，祭祀灶神的礼仪，是在灶陉设立神主。"祝融是古代掌管火的官长，就如同后稷担任尧的司马一样，是上公一级的神明。如今只是就着灶陉来祭祀他，屈尊上公的神灵，这是多么简陋啊！又《月令》说"孟夏之月，其帝为炎帝，其神为祝融"，这段文字排列在前面，与祭祀灶神的内容相去甚远，却硬要牵合在一起，文义不相连贯，这怎么能说得通呢！又《左传》说："五官之神，活着的时候是上公，死后就成为尊贵的神灵。"如果祭祀他们在灶陉这样简陋的地方，那《左传》怎么能称之为尊贵的神灵呢！《特牲馈食礼》说"尸位者起身后祭祀煮饭的灶火"，这是用来答谢最初教人烹饪者的功劳。由此可知祭祀灶神是祭祀老妇人，是报答最早烹饪之人功德的意思。臧文仲用柴火焚烧祭祀灶神，孔子讥讽他说"把祭品盛在盆里，把酒樽放在瓶里"，如果祭祀的是祝融之神，怎么能用盆瓶这样简陋的器皿，放置在灶陉上来祭祀呢？郑冲说："五祀虽然出于天地之间、阴阳之气，实际上并非四时五行阴阳的正当代表。《月令》中春天祭祀户神，祭祀时用脾脏为先；秋天祭祀门神，祭祀时用肝脏为先。这是顺应气候所宜、依时令而定罢了。又司命，是掌管命运的星辰下降到人间，负责督察谴责小过失的小神。"袁准撰写《正论》，认为："五行之官祭祀于门、户、行、灶、中溜。中溜，是土神。火正祭祀灶神，而水正却不祭祀井神，这不合类比。况且社神怎么能设在人家的屋栋之间呢！《礼记》说天子七祀，诸侯五祀，大夫三祀，冬天祭祀行神，这是《礼记》记载有误。井神的地位不轻于灶神，行神的祭祀也不只限于冬天。《白虎通》说'《月令》冬天祭祀井神'，这才是对的。"秦静说："如今《月令》把行神称为井神，所以世俗有时废弃行神的祭祀而改祭井神。魏武帝兴复旧祀，祭祀门、户、井、灶、中溜，共五祀。按汉朝诸儒戴圣、闻人通汉等人在《白虎通

译》中议论五祀时就有井神的说法，大概当时已经施行，中间一度废弃，到魏武帝重修旧典时才又祭祀井神。高堂生在《月令》仲冬篇中，记载祭祀四海井泉。祭祀井神本来自成一类，不列入五祀之中，儒家学者误把井神归入五祀，应当去掉井神而改祭行神。"傅玄说："七祀、五祀，《月令》都说祭祀行神而没有井神。《月令》有的先儒直接写作井神。既然祭祀灶神却不祭祀井神，从事理上说有所欠缺，从情理上说也不相类，所以称为井神的说法比较接近实情。"又按《白虎通》说："共工的儿子叫修，喜好远游，凡是舟车所能到达的地方，足迹所能到达的地方，无不游览遍及，所以祭祀他作为祖神。"祖，就是往、去的意思。往，就是行走的意思。

宗室助祭议（后魏）

后魏孝明帝熙平二年，侍中江阳王元继上表说："臣在服丧五服之内，是太祖道武皇帝的后代，对于臣来说是曾祖父。道武帝是受命开国之君，配天郊祀，百代不迁。而作为曾孙、玄孙一辈的后代，进献烝尝之祭时，却不能在庙庭中拜祭，感怀霜露之思时，也不能在阶前陪同奠祭。臣看到孝文皇帝曾经确立法令加以衡量，取用曾祖的丧服等级，作为荫封的依据；但即便曾祖是皇帝，却不被记录在内。请交付外朝广泛议论，永远作为定制。"

小学博士王僧奇等人议论说："按《孝经》说：'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既然如此，太祖之所以不迁，是为了尊崇王业开创之初的功绩；二祧庙之所以不毁，是为了表彰不朽的丰功伟业。至于那些旁支远支的子孙，怎能与四庙以内的亲属相提并论呢？而四庙以内的亲属，是在当代服丧亲属的范围之内，可以列于子孙陪祭之位，如果庙已毁、服丧期已尽，又怎能与这种情况相同呢？请以四庙为限断定此事。"

国子博士李琰之议论说："按《祭统》说：'太庙有祭祀之事时，各代昭穆的子孙都要在场。'我认为应当规定进入宗庙陪祭的制度，遵循议亲的条例，太祖及祧庙先祖的后裔，各自听凭他们直系玄孙以内的子孙参与祭祀。使他们能够奔走于殿堂坛前，恭敬承奉禘祭礿祭，这样情理就比较通达，事情也不会有差错混乱。"

侍中任城王元澄等人上奏说："臣等参议认为，江阳王对于当今皇帝来说，按亲属关系来算已经隔了三代宗支，按世代来算宗庙也应当已经历四次迁移，吉凶之事尚且不必互相告知，又怎能容许他随意参与陪拜献祭呢。高祖孝文皇帝见识聪明深远，效法古制建立政令，规定陪拜止于四庙之内，哀痛怜恤断以五服之内为限。就人情而言，冥冥中与礼制相合；从礼典推求，此事也难以更改。这正是历代圣明君王相沿袭、古今不曾更改的道理啊。"

太常少卿元端议论说："《祭法》说：天子设立七庙，即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祖考庙，远庙称为祧庙，共有两座祧庙。祖考庙因功业深重而不迁，两座祧庙因德行盛大而不毁。至于依次迁毁的次序，应当在四庙的范围之内。《礼记》说'五庙之外的孙辈，祖庙尚未毁去'，这话虽然有所依据引用，但与朝廷礼仪并不相同。如果依照这种说法，不只是太祖的曾孙、玄孙，其余各庙的子孙，也都应当一并陪列参祭。既然没有确切的依据，臣私下认为这样规定范围太广了。"

灵太后下令说："议亲律的注释说：'不只是当代服丧亲属的范围，历来也指先帝以下五代之内的子孙。'这正是要表明亲爱亲人的道义深厚、骨肉之情厚重。公卿们的众多议论，都因为担心范围延及诸位子孙太广而产生疑虑……

译百官协助祭祀，怎么能说范围狭窄呢？祖庙尚未拆除，曾孙、玄孙却不能参与坛堂的祭祀典礼，这样宗族至亲反而被当作外人对待，比附庸还要疏远；王族至近之亲，反倒比一般群臣更为疏远。先朝的旧礼仪，本是草创而未曾定型，如今修订制定典章律令，使之流传后世、永久不废。琰之所援引的依据，很合乎情理，可以依照他的请求办理。」

译庶子代理宗子祭祀（周代）

周代的制度，曾子问：「宗子是士，庶子是大夫，他们祭祀该怎么办？」孔子说：「用上等牲畜在宗子家中祭祀。这是尊重禄位、看重宗法的意思。上牲，大夫用少牢。祝辞说：『孝子某为介子某进献这次的常祭。』介，是副的意思。不说庶子，是要让祭祀看起来像是可以进行的样子。如果宗子有罪，居住在别的国家，庶子做大夫，他祭祀时，祝辞说『孝子某派介子某执掌这次的常祭』。这是说由庶子代理大夫（宗子）主祭。代理主祭者不行厌祭，不旅酬，不嘏主人，不绥祭，不配享。这些都是为了回避正主。厌，是使神灵享用祭品的意思。厌祭有阴厌有阳厌，在迎尸之前，祝官斟酒陈奠，陈奠并且将要献飨，这是阴厌。尸起身之后，撤去荐俎敦，摆设在西北角，这是阳厌。这里说不厌，是指不行阳厌。不旅，是不行旅酬之礼。不嘏，是不嘏福于主人。不绥祭，说的是如今的主人（指代理主祭者）。所谓今主人，就是代理主祭的人。如果是正式的主人，就能行绥祭。绥，是指减取神前的祭馔，好像神已经享用过一样。不配，是指祝辞中不说以某位配某氏。绥字读许恚切。敦字读对音。把奠品陈列给宾客，宾客受奠而不举杯。陈奠是指主人向宾客敬酒，把觯放在荐品之北。宾奠是指取觯放在荐品之南。这是酬酢的开始。陈奠而不举杯，是止息旅酬。不归送祭肉。肉，指俎上的肉，是说留给参祭的人一起宴享而已。他对宾客的致辞说『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国，派某人来致辞』。」辞，就是告知的意思，是邀请宾客的辞令。如果与宗子同辈排列，就说宗兄或宗弟；辈分不同的，就只说宗子。他的辞令大概像是说「宗兄某在别的国家，派某执掌这次常祭，派某来致告」。曾子问：「宗子离去住在别的国家，庶子没有爵位而留在本国的，可以主祭吗？」孔子说：「可以祭祀！」只要还有子孙在，就不能让先祖的祭祀断绝。「请问这种祭祀该怎么进行？」孔子说：「面向坟墓筑坛，按时节祭祀。不在庙中祭祀，因为没有爵位的人地位卑贱，要远远回避正主的礼制。如果宗子死了，就到坟墓前告祭，然后才在家中祭祀。」说在家中祭祀，是因为容许没有庙的情况。宗子死后，（庶子）自称其名而不称孝，因为孝是宗子的专称，不敢与他相同，祝辞只说「子某进献这次常祭」而已，这是宗子在世时的说法；等到（庶子的）儿子，就可以称孝了。子游一派的人中，有庶子主祭的，就是按照这种礼来做的，用这种礼来祭祀，是合乎义理的。若，就是顺的意思。如今主祭的人，不追究这个道理的根本，所以对祭祀的道理有所歪曲。首，是根本的意思。

　　　　庶子在他国不立庙的议论（晋代）

晋代刘氏问蔡谟说：「不是小宗，而是一家的嫡子分散居住在不同地方，可以立庙吗？」蔡谟回答说：「按礼，宗子在别的国家，而庶子在本家，那就由庶子祭祀。先儒解释说：『只要还有子孙在，就不能让先祖的祭祀断绝。』说不让祭祀断绝，正表明宗子在别国不能行庙祭，所以让庶子在家中祭祀。如果人在别国，即便是宗子，尚且不能立庙，何况不是嫡长子的呢！」

　　　　兄弟不应相继为一昭一穆的议论（晋代　东晋　唐代）

晋武帝泰始四年，下诏令荀崧承继高祖荀彧的爵位，接续荀崧兄长荀敬侯。荀崧的父亲太尉荀顗认为应当依照汉文帝、汉景帝的先例，两人同为一穆。荀崧临终嘱咐儿子荀蕤要垂范后世，遵循并奉行这一原则。

东晋元帝建武年间，尚书上奏说：「武皇帝驾崩，迁出征西府君的神主；惠皇帝驾崩，迁出章郡府君的神主；怀帝入庙时，应当迁出颍川府君的神主。」

贺循议论说：「古时候各位帝王各有自己的庙，庙中设有寝室，用来象征平常居住的地方，从没有两位帝王共处一室的道理。像惠帝、怀帝这两位君主，兄弟同为一辈，在举行禘祭祫祭时，会聚在太祖庙里，自然应当同列而分坐、各正昭穆之位。至于平常居住的寝室，不能因为尊卑之分而混同，道理上不能亵渎。从前鲁国夏父弗忌把僖公的

译神位提升到闵公之上，《春秋》称之为逆祀。僖公是闵公的庶兄，闵公先立为君，僖公曾经是他的臣子的缘故。《左传》说：『儿子虽然圣明，也不能排在父亲之前受祭。』怀帝在惠帝在位时，做藩王多年，这是君臣的名分；后来正式立为太子，这是父子的情义。虽然同归为一个昭穆，尊卑的分际与闵公、僖公之事并无不同，共处一室便是亵渎，不合乎区分尊卑的礼法。以古代的道理来推论，我认为未必像有关官员所列举的那样，惠帝驾崩，应当已经迁出章郡府君，又因为怀帝入庙，应当迁出颍川府君，这是把两位帝王当作兄弟各自对应迁出一位祖先。而且，神主的依次毁去，是以世代为准的，下一代升祔之后，上一代就依次迁出，这是世代次序的道理。如果是兄弟相继，那就同属一代，昭穆的位次相同，不能同时毁去两座庙，这是礼法的常例。再者，殷代的盘庚，不把阳甲的庙排入世次，而是上承先君，因为弟弟不算继承哥哥的缘故。既然不是所继承的对象，那庙就应当另立。由此说来，惠帝应当另立一庙，上一代祖先应当一并迁出。所以汉光武帝不列入成帝的庙系，而是上承元帝，道理就取于此。如今惠帝、怀帝二帝，不得不上居太庙，颍川府君尚未迁出，现存神位还剩八位。这不是祭祀的常规，不能在七室之外再假设一个神位。」庾蔚之认为：「当时愍帝还在关中，元帝身为晋王，立庙时仍以愍帝为主，所以往上追到颍川府君共是六代。怀帝、景帝虽然不算昭穆的正数，但庙不应当毁去，所以现存神位才剩八个。」贺循又议论说：「殷人立六庙，如果连续有兄弟四人相继为君的，难道就要往上毁去四座庙吗？照这样，四代的亲缘还没到尽头，却已没有祖父、父亲的神位了。再查《殷本纪》，从成汤以下到帝乙，父子兄弟相继为君，合计十二代，而正式列入世次的只有六代。《易乾凿度》说：『殷帝乙，是第六代王。』由此说来，正表明不把兄弟算作正代。」

唐开元四年，太常卿姜皎和礼官太常博士陈贞节、苏献等人上奏关于七庙昭穆的议论说：「按礼，天子有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为七庙，而太祖之位永远保留，这是圣人制定的大法。如果礼的名分不正，那么祭祀奠献就会失去次序。谨按中宗孝和皇帝的神位在庙中，七室已经满了。如今太上皇是中宗的弟弟，在六月驾崩，刚到仲冬，按礼应当迁祔入庙。但是兄弟入庙，古代确有先例，依次迁祔的礼法，昭穆必须端正。谨按晋代太常贺循的议论：『兄弟之间不互相作为继承关系。所以殷代的盘庚，不排在阳甲的世次之后，而是上承先君；汉代的光武帝，不承继孝成帝，而是上承元帝。』又说：『晋惠帝没有后嗣，怀帝承继皇统，怀帝是自己上承代祖，而不是继承惠帝。那么惠帝应当如同阳甲、孝成帝一样，另立一庙。』又说：『如果兄弟相继，那就同属一代，昭穆位次相同，不可以同时毁去两座庙，这大概是礼法的常例。』荀卿子说『拥有天下的人祭祀七代祖先』，指的是从父亲这一辈往上算。地位尊贵的人统绪广远，所以恩泽能及于远祖。如果旁及兄弟，就要向上毁去祖考的庙，这样天子就有不能完全祭祀七代的情况了。孝和皇帝有中兴的功劳，却没有后嗣，请求比照殷代阳甲、汉代成帝的先例，另立别庙，四时的祭祀不缺，到大祫合祭之时，与太祖合食。请奉睿宗的神主升祔太庙，上承高宗，这样昭穆的次序就能永远端正，献祭祼酒的礼节长久有序，这才合乎礼。这是万代的常法，我们不敢不明白陈说。」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于是在太庙西侧改建中宗的庙。

当时河南人孙平子上密奏说：「臣私下见到今年正月，太庙毁坏，这是把贤能之人抬高到不当位置所招致的。臣查《左传》说：『国君去世，卒哭之后行祔祭，祔祭之后制作神主，单独祭祀新主，四时的烝尝禘祭在庙中举行。』如今的做法违背了这一点。从前鲁文公二年，宗伯弗忌把僖公的神位提升到闵公之上，后来导致太庙的正室毁坏，《春秋》认为这是异常之事而记载下来，如今的情形与那时相同。

译君子认为弗忌是失礼。又查《五行志》记载，僖公虽然是闵公的兄长，却曾经做过闵公的臣子，臣子的位置排在君主之上，这就是失礼，于是导致太庙正室毁坏。况且哥哥做弟弟的臣子，尚且不可以把他排在弟弟之上，弟弟做哥哥的臣子，难道可以把弟弟排在哥哥之上吗！从前鲁庄公三十二年去世，闵公二年举行吉禘，从去世到禘祭，尚且间隔两年，《春秋》尚且认为这样做失礼，何况夏天驾崩、冬天就举行禘祭，不是太仓促了吗！各种议论都说太庙正中叫太室，是尊贵崇高的象征。鲁国自此走向衰败，周公的祭祀将要废弃。以此来判断，如今太庙毁坏，也正是如今将要走向衰败、先帝祭祀将要废弃的征兆。这也是上天保佑我大唐国家，才降下这场灾异。因为陛下去年在别室为孝和皇帝举行禘祭，而在太庙举行吉祭。还没有祭祀孝和皇帝，先祭祀太上皇，这正与僖公、闵公之事相同，是先祭臣子后祭君主。从前把兄弟的神位提升到（先君）之上，如今是弟弟先于哥哥受祭，过错比古代还要严重；从前把臣子的地位提升到君主之上，如今也是如此，事情难道不相同吗？从前太庙正室毁坏，如今本朝太庙也毁坏，变异难道不相同吗？如果认为兄弟同属一个昭位，那就不应当迁出另立别庙；如果按君臣的一贯道理，那么孝和皇帝应当升为昭位。从前武氏篡夺国家十五多年，孝和皇帝挥剑而起，重新振兴唐朝的国运，这是对天下有大功劳的。如今却在别室对他举行禘祭，这是废弃先圣的教训，抛弃中兴的功业，把君主的地位降到臣子之下，看轻年长者而看重年幼者。从前晋太康五年，宣帝庙的地基下陷、房梁折断。太康八年正月，太庙毁坏塌陷，改建正殿，从台阶下一直挖到泉水。又重新营建新庙，从远方运来名贵木材，还杂用铜柱，从太康八年九月开始建造，到太康十年四月才建成。到十一月，房梁又折断毁坏。由此说来，上天降下灾异谴责，并非因为木材腐朽的缘故。晋朝不知道悔改过错，结果天下分崩离析，王室大乱。臣特地希望陛下稍加详察，尽快召集宰相以下的大臣商议，把孝和皇帝迁入太庙，何必苦苦违背礼法典章，重蹈鲁国、晋国的覆辙呢！」皇帝下诏让礼官商议此事。苏献坚持先前的主张。孙平子善于言辞，所说的都有经典依据。当时苏颋任宰相，苏献是苏颋的堂兄。孙平子最终被贬为康州都城县尉，到任后不久就去世了。

　　　　兄弟同时受封各自可立祢庙的议论（晋代　宋代）

晋代中山王司马睦上书，请求依照六国、蓼国祭祀皋陶，杞国、鄫国祭祀夏禹之子相的先例立庙。按，司马睦是谯王的弟弟，兄弟都受封为王，如今请求各自立祢庙，皇帝下令交太常商议。

博士祭酒刘熹等人商议说：「按《王制》，诸侯设五庙，这是指立始祖之庙，说的是嫡系承重的那一个人，才能立祖庙、祢庙，各位弟弟即便都被封为诸侯，作为始封之君，也不能立庙。只有如今的嫡系正统才应当立祖庙，中山王不能与之并列。等到后代，中山王司马睦才能被后代子孙立庙祭祀，作为后代子孙的始祖罢了。」

司徒荀顗商议认为，应当各自立庙。当时皇帝下诏听从荀顗的意见。又下诏说：「按礼，诸侯有二昭二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为五庙，太祖就是始封之君，他的庙永不迁毁。前面的诏书因为谯王、中山王的父亲不是诸侯，两人尊卑相同，按礼互不压抑，所以想让他们各自祭祀以申明私恩。但是考察典章制度，此事在道理上讲不通。如果安平王的各个儿子都受封，都能立庙祭祀父亲，那么亲缘终尽之后，这些庙就应当迁毁，无缘无故地让支庶之国享受祭祀，随随便便又因昭穆次序而废去，这不是尊祖敬宗的道理。此事仍按先前的奏议施行。」

虞喜说：「谯王和中山王都是始封之君，父亲不是诸侯，尊卑相同、地位相当，没有什么需要相互压抑的，各自立祢庙，恩情两方面都能伸展，荀顗的议论是对的。诏书所说的道理，恐怕不合礼的本意。如今祭祀上溯四代，是因为诸侯地位尊贵，能够伸展自己的恩情，祭祀延及四代，不论该迁还是不该迁；作为始封之君，那么谯王虽然承继父亲的统绪，他的祢庙也在应当迁毁之列，不能长久保留。再者，安平献王自己是始封之君，

译他的儿子们虽然分别受封，但同为诸侯，诸侯之间尊卑相同，所以不再各自立庙，这是公子做诸侯不能立祢庙的情况。而谯王的父亲不是诸侯，如果让他与诸侯同列，就不能一并祭祀。有人质疑说：『按礼，庶子不祭祀父亲，是为了表明宗子的地位。如果都能祭祀父亲，那就是并立两个嫡系，不能表明宗子的地位了。』回答是：『如果宗子和庶子的地位都是士，祢庙已经有了，就不必重新设立，这与公子做诸侯不立祢庙是一样的。如果尊卑不同，那么自己的恩情就能够施展，一并祭祀没有妨碍。按礼，大夫有三庙，太祖百代不迁。假设大夫的后代中有庶出的一支做了诸侯的，就应当上祭四代，四代以前的就不能再祭祀了。如果应当夺去宗子的地位，那么大夫这一支的太祖就要因此而废去祭祀。由此推论，明白可知是能够兼祭的。一方面是恩情得以伸展，随着世代推移而迁毁；一方面是继承太祖百代不变。』」

徐禅认为荀顗错、虞喜对，说：「我们认为尊祖敬宗，是礼法所共同要求的。如果各国地位相同，那么祭祀就应当归于嫡子，这是为了表明宗子的地位；嫡子的份量轻、庶子的份量重时，礼法就有兼祭的规定，这是为了表达孝心。如今谯王居长，既然已经享用重禄，中山王的祭祀，也没有必要再加什么了，两国都各自祭祀，于礼没有可取之处，诏书禁止这样做是对的。诏书说安平献王的各个儿子都受封，不能各自立庙，这是荀畅的说法很好。但我们认为中山王的父亲不是诸侯，而祭祀更应当阙疑，才合乎礼的本意。虞喜征士回答卫将军的问题，以嫡子做大夫、庶子做诸侯为例，认为诸侯的礼制更重，应当各自立庙，徐禅认为这是允当的。虞喜说尊卑相同、地位相当，恩情两方面都能伸展，各位兄弟都是始封为诸侯，命数没有降等。如今士人、庶人始封为君的，尚且能够上祭四代，不受嫡庶的拘束，用尊贵来区别对待。况且已经尊贵相同、都是五等爵位，又何必嫌弃不能均等地用丰厚的礼节，一并祭祀四代，这是用来尊崇他们的，道理上不算取代宗子的地位。这大概是先王用孝道治理天下、严肃恭敬地尊崇祭祀的通达道理。从前周公有辅佐王室的功勋，鲁国立文王的庙；郑国有辅佐平王东迁的功劳，特地令他们祭祀厉王，这是为了给他们荣耀，不是说享受祭祀的权利只在周王室，鲁国、郑国难道能超过周室吗！」

宋代庾蔚之认为：大夫、士之间，尊卑差距不算太大，所以必须由嫡系立为宗子，承继别子嫡系的称为宗子，负责收族合食、纠正一宗事务的人。所以特地为他加服齐衰三月。至于四种小宗，就没有加服，只有为人后者的兄弟、已出嫁的姊妹，各降一等而已。曾子问「宗子是士，庶子是大夫，用上等牲畜在宗子家中祭祀」，郑玄注说「这是尊重禄位、看重宗法」。上牲，就是大夫用少牢。《小记》说「庶子不祭祀父亲，是为了表明宗子的地位」，是表明要尊崇宗子，不敢另外祭祀。至于诸侯地位尊贵到极致，与大夫的差距被切断，不能用太牢祭祀卿大夫之家，所以经典中没有诸侯为宗子服丧的文字，由此可知诸侯是各自夺去宗子地位、各自祭祀，不再到宗子那里去祭祀。此外诸侯的别子受封为国君，也能够各自祭祀四代。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诸侯既然不到（宗子处）祭祀，做儿子的人不能终身不能享祀自己的祖先，自然就是各自祭祀四代。有人怀疑神灵不能享受两处的祭祀，举出鲁国、郑国祭祀文王、厉王的例子，就足以解答这个疑问了。徐禅认为弟弟的禄位比哥哥低，不能两处都祭；虞喜认为可以两处都祭，其原因在于父亲不是诸侯：这两种说法都还不够完善。

　　　　遭遇变乱未及安葬而入庙的议论（晋代）

晋怀帝蒙难，在平阳驾崩，灵柩没能运回京城。元帝立庙的时候，想把怀帝的神主迁入庙中，此时丧期已经超过三年。太常贺循议论说：「怀帝的灵柩没能运回，这是遭遇变乱时局所致，事情艰难非同寻常，不能拘泥于寻常的礼法，应当按时让神主入太庙，举行祭祀之礼。」

　　　　亲人失踪下落不明时立庙祭祀的议论（晋代）

晋代刘智释解释说：「『

译亲人下落不明，不知道是死是活，就不敢为他服丧，那么难道要终身不祭祀他吗？』我说：『正因为怀疑他还活着，所以不敢为他服丧；如果一定怀疑他已经死了，难道能不祭祀他吗！古人凡是有人去世，一定要到祖庙告祭。如今亲人下落不明，一定要告知祖庙的先人，让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寻找了三年，如果还没有找到，那就再一次告祭。之所以要告祭，是希望他还活着，那么先人的神灵就会随之保佑他。此后再有疑问，祭祀时一定要告知，让先人知道这个疑虑，不接受其他的鬼神来享祭，如果他已经去世，最终还是归于享祭。祝辞中说明这个疑虑，那么远祖的庙位也就不必因此迁毁了。凭借对亲人的思念之情，加深对尊长的崇敬，这正是孝子应有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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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卷第五十二　礼十二　沿革十二　吉礼十一

丧废祭议　旁亲丧不废祭议　缌不祭议　夺宗议

殇及无后庙祭议　祭殇　未立庙祭议　公除祭议

上陵拜扫及诸节上食附

　　　　服丧期间是否废止祭祀的议论（晋代　宋代　齐代　梁代　唐代）

晋武帝咸宁五年十一月，弘训皇太后羊氏驾崩，宗庙暂停一季的祭祀，天地、明堂的祭祀去除音乐，并且不进献祭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九月，一位皇女去世，正逢应当举行烝祭，中书侍郎范宁上奏说：「按礼，《丧服传》说『宫中有人去世，三个月内不举行祭祀』，并没有区分年长年幼、地位贵贱。皇女虽然说是婴孩，臣私下认为这件事还有疑问。」于是派三公代行祭祀之事。贺循在祭祀的议论中说：「按礼，服丧期间的人不参与祭祀，因为祭祀是吉庆之事的缘故。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活人，也适用于祖先的心意，要与家人共同哀戚，所以说对死者没有服丧关系的才祭祀。如今的人有服丧却照样祭祀，吉事和凶事相互干扰，不合礼的本意。」

宋文帝元嘉七年四月，有关官员上奏：「按礼说『宫中有人去世，三个月内不举行祭祀』。如今夏祭已经准备就绪，而宫中恰好有丧事，请交太常详细核定。」领祠部郎谢元议论认为：「遵照礼典的传文，派有关官员代行祭祀，从道理上说比较妥当。」皇帝听从了这个意见。

齐高帝建元四年，武帝正在服丧守孝。尚书令王俭上奏说：「变通的典章已经施行，丧礼因此有所减省，这种做法起源于汉代，渊源已经很久远了。殷代君王守丧居庐，并不是有服丧礼节的说法；周王即位后回归吉礼，也只在宴乐方面被人讥议。按《春秋》的义理，继位的国君过了一年就要参加会盟、聘问。《左传》说『凡是国君即位，卿大夫就要出使各国聘问，重申旧日的友好关系』，『谋划政事、弥补缺失，是礼中最重要的事』。由此说来，朝觐聘问、烝祭尝祭这类典礼，在卒哭之后就已经完备施行；而婚礼、禘祭、蒐狩演乐这类事情，则要三年之后才能举行，礼制的通融与禁止各有其道理。按礼记载，周武王驾崩，第二年六月已经安葬，周公为成王加冠礼并在祖庙朝见诸侯。又《曾子问》说『孔子说：天子驾崩，国君去世，祝官就把各庙的神主取出来，收藏在祖庙中，这是合乎礼的。等到卒哭礼完成，各神主再各自返回本庙』。《左传》说『凡是国君卒哭之后行祔祭，祔祭之后专门为新主单独祭祀，四时的烝祭尝祭禘祭仍在各庙照常举行』。先儒说：『专门为新主祭祀，是指专门用丧礼在寝室奉祀刚去世的人的神主，与吉礼不同。烝祭尝祭禘祭仍在庙中举行，是指卒哭礼完成之后，各庙的神主各自返回本庙，那么四时的祭祀，就都已经是吉礼了。』三年丧期结束，在庙中举行吉禘之礼，把各代神主依次排列，来确定新神主的位置。这些都记载在经典之中。晋、宋两代沿袭前代做法，遵循古代典章，卒哭、除服之后，皇帝亲自奉行烝祭尝祭，遵循礼法没有违背，出于本心，情理相合。到了宋明帝的时候，礼官提出议论，认为不应当亲自奉祀，于是引用『三年的丧制，从天子到平民都是一样的』这句话，却不知道这句话的本意在于至深的情感，安葬之后就已经解除丧服，只是因为特殊情况而权且变通，

译「越过丧车绋索」的说法，是指还没有安葬的时候，卒哭之后，还有什么绋索可越呢？晋武帝在服丧期间，每每想要伸展安宁哀戚的情怀，不完全按照守丧居庐的常法，至于四时的烝祭尝祭，是因为哀伤未能承受，并非要立刻改变旧的制度。江东的博通儒者，一直遵守而没有更改。而且就人心而论，公卿的大事，皇帝就要临朝亲理；正月初一告祭岁首，就要会见各国朝贡，难道能说这样才算安心，是因为国家大事的缘故。宗庙的烝祭尝祭，是孝敬之心中最优先的事，怎能容许吉事都照常举行，唯独这项典礼被废止呢？如果一定要废止祭祀，那就应当整整三年都不举行，怎能又与其他特殊情况同等对待，让有关官员随意掌管礼法，进退失据，更加违背丧礼的本意。我认为应当依照礼法亲自奉祀。」皇帝听从了这个意见。

梁武帝天监四年，安成国上表说：想要迁移安放已故生母吴太妃的神主。安成国王既然有王妃的丧事，想让臣下代为祭祀。明山宾商议认为：「应当等到王妃服丧期满，再亲自举行隆重的祭礼。」

唐代元陵的丧制中，还没有出殡，恰逢夏至，要祭祀皇地祇，礼官商议停止祭祀。当时监察御史张朔行文礼仪使说：「谨按遗诏，皇帝已经开始听政，就应当告祭郊庙，但有关官员祭祀地祇却没有相应的文字规定，应当废止。又按《曾子问》说：『天子驾崩，还没有出殡，五祀的祭祀不举行，出殡之后才祭祀。』所说的五祀不举行，正表明天地的祭祀不应当废止。又，《王制》说：『服丧三年不祭祀，只祭祀天地、社稷，因为可以越过丧车绋索去行事。』注解说：『不敢因为卑者而废弃对尊者的祭祀。』又按《春秋》杜氏注：『天王驾崩，还没有安葬就举行郊祭的，是因为不能因为君王的丧事而废弃对上天的祭祀。』如今礼仪使的行文引用《祠令》，『各处举行祭祀的官员如果有缌麻以上的丧服，就不能担任祭祀之官』，这大概是指私人的丧事，不足以作为今天这件事的依据。请再加详细商讨。」礼仪使回复说：「来文说，天子驾崩，五祀的祭祀不举行，出殡之后才祭祀，所说的五祀不举行，正表明天地的祭祀不应当废止——谨按：《曾子问》说：『天子驾崩，五祀的祭祀不举行，安葬之后才祭祀。』郑玄注说『郊祭社祭也是如此』，那么五祀与郊社的祭祀是相同的。这样来看，来文所说『五祀不举行，就表明天地的祭祀不应当废止』，与郑玄所说『郊社也是如此』的意思是相违背的。又按：《曾子问》上文说：『天子的尝祭、禘祭、郊祭、社祭、五祀之祭，祭器都已经陈列好了，这时天子驾崩，或者皇后去世，该怎么办？』孔子说：『废止。』下文说：『天子驾崩，还没有出殡，五祀的祭祀不举行，出殡之后才祭祀。』孔颖达说：『因为刚驾崩时哀痛悲伤，来不及举行祭祀，即使正当五祀祭祀的时候，也不能举行。出殡之后，哀情稍稍减轻，才能祭祀。』又说：『从启殡到反哭这段时间，五祀的祭祀不举行，安葬之后才祭祀。』这是说没有丧事时才祭祀，有丧事时就废止。还没有出殡以前，是有丧事的时候；出殡以后、还没有启殡以前，才算是没有丧事。所以《王制》说『越过丧车绋索去行事』。绋，是系在灵车车辕上的绳索。天子出殡前用涂漆的灵车装殓，这是指停殡期间所设置的。如今百官已经穿上丧服，按《祠令》，各种祭祀斋戒的日子，天刚亮就要到祭祀的地方去。又《开元礼》说：『祭祀前七天接受誓戒，散斋四天，致斋三天。散斋期间，不能吊丧问病；致斋期间，只有祭祀之事才能进行，其余的事一律禁止。』如果违背了这些，那就不能算是祭祀，这是为了尊崇严肃洁净的缘故。如今如果披散头发去赴庙祭，那么严肃洁净之道就因此被废弃了。已经穿上丧服却去举行祭祀，那么祭祀典礼的规定就会被逾越。况且哀痛的程度，大殓怎能与刚刚启殡相比？凶秽的程度，缌麻服怎能与斩衰服相比？还没有出殡的时候，不能说是没有丧事；亲自动手整理衣襟的祭祀，可以说是来不及举行。何况皇帝即位，还没有告祭太庙，哀痛还在服丧期间，还没有获准听政，

译又怎能告祭太祖来配祀北郊呢？综合参详古今的道理，实在难以议定祭祀之事。」

　　　　旁系亲属丧事不废止祭祀的议论（东晋）

东晋穆帝永和六年五月九日，安平王去世。博士孙钦议论说：「按礼，宫中有人去世，要废止一季的祭祀。又按魏代高堂隆的议论，平原公主去世，二月的春祭，不应当废止。臣听说，伯叔父、同胞兄弟、庶子、庶孙以及次妃以下的人去世，天子、诸侯都要降等而不服丧，对四时的祭祀不应有所缺废，这是礼法。汉文帝是前代盛德的君主，尚且不忍心因为三年的丧期而妨碍废弃孝道的祭享，缩短年月，及早安葬、尽快除服，追思祖先，心念烝尝之祭，这正是看重宗庙的缘故。而且宫中有人去世，三个月不举行祭祀，这句话出自缌麻三月的丧服条文，天子、诸侯对周年、大功的丧服都要降等而不服丧，又哪里谈得上缌麻服呢！这确实也是儒者的误解。」

　　　　缌麻服是否废止祭祀的议论（晋代　宋代）

晋代荆州刺史殷仲堪问：「礼文是这样规定的，这是不是专指有缌麻服的人还能参与祭祀？还是不论新丧的亲属与所祭祀的对象是否有关系，都普遍适用？」别驾庾叡、功曹滕惔、主簿刘恬回答说：「探究礼文的意思，应当是专指有缌麻服的人可以参与祭祀，并不是因为新丧的亲属与所祭祀的对象是否有服丧关系而产生疑问。如今世上继承宗庙重任的人，如果与从祖有小功的服丧关系，服丧期满除服之后，恐怕不能因为二祖服丧关系较近就不祭祀了。」

宋代庾蔚之认为：「殷仲堪、庾叡等人解释文句都很恰当，只是没有总括说明其中的大意。礼记所要说明的重点，是重在自己已经与神灵交接却不能善终，如果是外丧、尸体还停殡在外的情况，就不在此列，可以稍稍伸展祭祀之事。所以大夫的祭祀，鼎俎已经陈列，笾豆已经摆设，遇到内丧小功缌麻，或外丧齐衰以下的丧事，仍可举行。这正是因为自己已经与神灵交接的缘故，所以按丧服的轻重各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又说『士人之所以与此不同、有缌麻服就不祭祀』，是因为加上大夫这一层，凡是有小功缌麻服的都要废止祭祀。所以郑玄说『这样一来，士人不能完成祭礼的情况有十一种』。又说『所祭祀的对象若与死者没有服丧关系，才能祭祀』，说的是与前面所说不同的地方，唯独只有这一条，那么内丧外丧都要通通废止祭祀，因为士人身份卑微的缘故。这句话有开头有结尾，意思是有本有源的。探究礼制的人大多断章取义，不辨别是否已经与神灵交接的差异，所以我加以申明说清楚。」

　　　　夺去宗子地位的议论（晋代）

晋元帝建武初年，孙文上奏说：宣帝的支庶子孙，不应当祭祀章郡府君、京兆府君二位先人。仆射刁协说：「诸侯尚且可以夺去宗子的地位，圣明的庶子可以夺去嫡子的地位，何况天子呢！自从建立皇朝以来，五十多年，宗庙的次序早已确定，而孙文却在细枝末节上钻牛角尖，应当加以议罪。」按汉代梅福说：「诸侯可以夺去宗子的地位。」这是说父亲身为士人，庶子受封为诸侯，那么庶子就夺去嫡子宗子的地位，主持祭祀。在诸侯尚且有夺宗的道理，何况天子呢！所说的圣庶，是指像周武王这样的庶子，有圣德，夺取了本该属于伯邑考的嫡系宗子地位。

　　　　夭折者及无后嗣者庙祭的议论（宋代）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有关官员上奏：「东平冲王年幼没有后嗣，只有五个月的殇服。虽然臣子不为国君服殇服，但应当有人主持祭祀，而封国是追赠的，又没有相应的臣子。不知道该毁去灵位立庙，还是应当祔祭于别处？」太学博士徐宏议论说：「冲王既然没有后嗣，追赠时又没有臣属，殇服期满之后，灵位就应当毁去。《礼记》说：『夭折者和没有后嗣的人，从祖庙附祭受食。』又说：『士大夫不能祔祭于诸侯，应当祔祭于诸位祖先中曾为士大夫的那一位。』按冲王应当祔祭于诸位祖先中曾封王的那一位，应当祔祭于长沙景王庙。」皇帝下诏同意。大明六年，有关官员上奏：「已故晋陵孝王司马子云还没有立嗣子，安放神主入庙后三天，国中的臣属按变通的丧制解除丧服

译，此后每月朔望、周年忌日，是否应当回来临祭哭丧？还有祭祀之日，由谁来主祭？」太常丞庾蔚之议论说：「灵位既然还在，各位臣属应当回来临祭哭丧、改换丧服，派上等的卿大夫主持祭祀。孝王既然还没有立嗣子，又没有三年服丧的至亲，周年之亲的服丧期满，而封国依然存在，就应当立庙，作为封国的始祖。服丧期满之日，神主暂时祔食于祖庙，此后仍回归新庙的正室。在还没有立嗣子之前，四时的祭祀，经常派上等卿大夫主持。」皇帝下诏同意。大明七年十一月，有关官员上奏：「晋陵国报称：孝王的庙祭应当依照庐陵等封国的先例，一年举行五次祭祀。因为二国有为衡阳王服丧的关系，今年之内不举行祭祀。查该国还没有嗣王，由三卿主持祭祀。是否应当与没有服丧关系的情况相同处理？」左丞徐爰议论说：「嗣王还没有确立，将来继承人是亲是疏尚不可知，怎能只考虑服丧关系的问题，而使祭祀的诚敬受损。」皇帝下诏同意。大明八年，有关官员上奏：「已故齐敬王的儿子司马子羽还没有立嗣子，不知道是应当立即制作神主立庙，还是要等到有嗣子之后？如果还没有立庙，那么应当在什么地方祭祀？」徐爰议论认为：「封国没有嗣子，按制度应当解除丧服。始封的君主，实际上是延续后嗣。皇子被追赠爵位，作为始祖。臣子不为国君服殇服，前面已有成例，怎能容许白白废弃烝尝之祭而等待有嗣子之后再说？我认为应当立庙、制作神主，仍由三卿主持祭祀。」

　　　　夭折者的祭祀（周代　晋代）

周代的制度，曾子问：「『祭祀夭折的人一定要行厌祭，是因为他没有成年，不能算作成人的缘故。只是让神灵享用祭品罢了，不能把他当作成年人来看待，所以祭礼不完备。祭祀已经成年的丧者却不设尸，这是把他当作夭折者对待了。』这与不成年人的祭祀是一样的。孔子说：『有阴厌，有阳厌。』说的是祭祀夭折者的礼节，有在阴厌时进行的，也有在阳厌时进行的。曾子问：『夭折者的祭礼不完备，为什么还要说阴厌阳厌呢？』意思是说，夭折者既然不算成人，祭祀他就不必按完备的礼节来办，又何必谈阴厌阳厌呢？——这是没有理解孔子的本意。祭祀成年人，起初要在室内西南角设奠，这是在迎尸之前，称为阴厌。尸起身之后，把祭馔改设在西北角，称为阳厌。祭祀夭折者就不完全按这套来。孔子说：『宗子如果夭折而死，庶子不能替他立后。族人中按照辈分找一个人来代为主祭，表明不能把他列入昭穆世系、在庙中为他立庙。祭祀他，只在他祖先的庙中就地进行罢了。』代为主祭的人只是主持这个祭礼。按这里说的夭折者还没有成年，没有立后的道理，所以从族人中辈分相当的兄弟里选一人主持他的祭祀。祭祀他，就在他所祭祀对象（其祖）的庙中进行，服丧期满就停止。此后的吉祭用特牲。这是尊崇宗子，比照成年人的礼节。凡是夭折者，用一只小猪祭祀。从卒哭礼完成之后，就算是吉祭了。祭祀夭折者不举肺脊，没有肵俎，没有玄酒，不告知礼成，这是因为没有立尸以及各项礼节都有所降等，其余的都与祭祀成年人相同。举肺脊、设肵俎、告知礼成，这些都是对待尸的礼节。肵字读祈音。这称为阴厌。这是说宗子夭折，在室内西南角祭祀他的礼节。小宗夭折，祭祀的礼节也是这样。凡是夭折者和没有后嗣的人，都在宗子家中祭祀，在正室朝阳的地方，在东房设酒樽，这就是阳厌。』」凡是所说的夭折者，指的是庶子中的嫡长子，或者是兄弟的儿子，或者是堂兄弟。没有后嗣的人，如果有兄弟和各位伯叔父……

译这就是说,如今死去的人,都是宗子大功以内、共同祭祀祖祢的亲属。说要在宗子家中祭祀,是因为存在分开居住的情况。没有庙的,就在坛上祭祀他,亲属供给祭祀所用的牲畜祭品,宗子都主持这个礼仪。当室的明亮处,酒樽摆放在东房,这和宗子祭祀殇者的做法不同。所谓当室的明亮处,是指西北角能透进户牖光亮的地方。明亮的地方叫做阳。凡是祖庙设在小宗家中的,小宗祭祀时也是这样做。宗子的嫡子也算作一般的殇者,超过这个范围以往的就不再祭祀了。《祭法》说:"天子往下祭祀殇者五种:嫡子、嫡孙、嫡曾孙、嫡玄孙、嫡来孙。诸侯往下祭祀三种,大夫往下祭祀二种,嫡士以及庶人只祭祀儿子就到此为止。"祭祀嫡殇的原因,是看重嫡系。祭祀嫡殇是在庙的深处,这叫做阴厌。王子、公子祭祀他们的嫡殇在他们同族的庙中。大夫以下的庶子祭祀他们的嫡殇在宗子的家中。都是在当室的明亮处,这叫做阳厌。凡是庶殇都不祭祀。蜀地的谯周说:"庶子中做了殇者的,附祭于祖庙,庶子供给祭祀所用的牲畜祭品,而宗子主持这个礼仪。士人和庶人的庶子,即使成年而没有后代的,也附祭于祖庙,主祭的方式如同祭祀殇者一样。殇者以及没有后代的人虽然附祭于祖庙,但都要在另外的日子、另外的地方分别祭祀罢了。天子诸侯的庶子没有儿子的,不能附祭于他们的庙中,应当跟从他们的庶祖,昭穆相同即可。"

译晋朝范宁在祭祀夭折者的议论中说："祭法规定天子祭祀嫡系夭折者，下及五代。愍怀太子、殇太子、哀太孙、冲太孙，本来就是先帝的嫡系夭折者，历经多代已久，然而在宗庙祭祀之礼上，至今没有废除，我认为这不合礼典的本意，应当依照埋主（迁埋神主）的旧例。"

　　未立庙祭议（晋）

晋朝安昌公荀氏的祠堂制度规定："荀氏进封为大国，如今祭祀已到第六代，暂且用厅堂作为祭祀的场所，须按制度建立宗庙并备齐祭器。"

殷仲堪问庾叡说："纲纪之家有承重之身（承担宗祧重任者），本人的丧服已经除去，理应举行祭祀，但我还在服丧期内，能在厅堂上举行祭祀吗？"（按殷氏宗族有五等封爵。）庾叡等人回答说："应当在别的房间举行。"殷仲堪又问道："依照礼制，祭祀都应在宗子的家中举行，支子（旁支子孙）只是前往协助祭祀而已。再说像我家这样五等封爵之家，理应设有宗庙。如今既然没有宗庙，全家平常都以厅堂作为四时祭祀的场所。如今一旦忽然改到别的房间，心里实在感到不安。"刘功曹回答说："从前鲁襄公尚且在兄弟的庙中，借用钟磬来完成祭礼，如今在厅堂上举行应当没有妨碍。"

　　公除祭议（东晋、宋）

东晋成帝咸和七年，虞潭上表说："如今的诸侯为其亲属服丧，都与士人相同，不再有等级降杀之别。大宗之家，丧服接连不断，如果都不举行祭祀，那么先人的享祭就会永远荒废。有人诘难说：'难道士人就不是孝子吗？'我回答说：'士人身份低微，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心意。'臣以为服丧三月之后，礼法人情逐渐减轻，如果不是父母的丧事，尚且可以内外通达，服丧超过一月，安葬完毕后，就可以祭祀宗庙。"博士们共同商议，认为应当依照虞潭所奏，恰逢有军事之事，未能施行。

咸康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虞潭遭遇嗣子丧事，安葬之后，依照法令服丧三十日，到十二月十日举行公除，当天祭祀宗庙。虞潭自己撰文论述说："我本人受公除之礼，年终大祭，敬意与之并兴，如果就此阙祭，心中不安，所以向有见识的人请教。有人诘难说：'依礼，穿素衣坐草席，不能进入庙门，不能以凶事冒犯神明所在之位。缌麻之丧虽然轻微，脱去丧服才能祭祀，何况是应当承继宗祧的嗣子呢？'我回答说：'商高宗守丧三年闭口不言，如今情况不同，帝王安葬之后，穿缟素亲自献祭宗庙，不因丧事而阙祭，是因为国家大事，在于祭祀与战争。况且吉祭时庭中有金石铿锵之乐相和，如今除去凶服而奉行祭祀，收起干戚之舞而不奏乐，慎终追远之情并未疏远，随时变通的道理也是相通的。'"

徐藻议论说："古代没有公除之制，吉事与凶事的服制不可相互干犯，所以缌麻之丧不祭祀。如今既然已经公除，穿吉服而行事，那么就可以举行吉祭。如今既然已穿吉服，其他事情无不可行，唯独宗庙大事反而应当阙祭吗？如果因心丧而心存疑虑，那么出嫁之女的儿子为父亲承嗣，也能怀着悲痛而祭祀了。又依礼，家中有人死于宫室之内，三月不举行祭祀；服齐衰之礼者，三月不参与政事。我以为即使很快公除，仍应等到满三个月。"又问："同一宅第内有丧事而尚未安葬，即使已经公除，可以举行祭祀吗？"回答说："公除不祭之说，本是针对外丧而言的。如果是同宅之内的丧事，即使尚未安葬，公除也不能援引此例。"

宋朝庾蔚之认为："公除是国家免除其丧服，以便参与国家的吉庆之事。如果国家没有斋戒禁忌，那么其人接受吊唁、亲临灵前，以及私下平常仍穿丧服，怎么能擅自脱去凶服去主持吉祭呢？徐藻竟说外丧公除后，即使灵柩尚停殡未葬，也可以举行吉祭，恐怕这不是祖先神灵所能享用的祭祀。兄弟分开居住，便算作外丧，未安葬便公除而可以举行四时祭祀，这样的做法我从未听说过。"

　　上陵拜扫及诸节上食附

汉、后汉、魏、晋、东晋、宋、后魏、大唐

三代以前没有墓祭之礼，到了秦朝，才开始在墓侧建造寝殿。

汉朝沿袭秦制，帝王陵墓都设有园寝，所以称为寝殿。

译其中起居衣物等器具都仿照活人所用，这就是古时"事死如事生"寝庙之意。

后汉建都洛阳，因为关中一带的祖陵路途遥远，只在四时用特牲祭祀，每逢皇帝西行巡幸时，才亲自前往拜谒。至于洛阳附近的陵墓，则每年正月上旬丁日，祭祀郊庙完毕后，依次前往陵墓祭祀。百官、四姓外戚亲属妇女、公主、诸王大夫（袁宏《汉纪》说："汉明帝永平九年，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的子弟设立学校，称为四姓小侯。"《独断》说："凡是与太后皇后有姻亲关系的人。"）以及外国前来朝贡的侍子、各郡国的上计官吏都会聚集陵地。天亮漏刻上水之时，大鸿胪安排九宾之礼，依次排列在寝殿前（薛综说："九宾是指王、侯、公、卿、二千石、六百石以下直到郎、吏、匈奴侍子，共九个等级。"）。钟声响起，谒者、理礼官引导宾客，群臣按礼仪各就其位。皇帝从东厢下来，太常引导他走出，面向西方下拜，转身升上东阶，向神座行礼，然后退下。之后公卿群臣拜谒神座，太官进献食物，太常演奏乐曲配合进食，跳文始舞、五行舞。（文始舞，本是虞舜的韶舞。汉高祖改名为文始舞，表示不沿袭前朝旧名。五行舞，本是周朝的舞蹈，秦始皇改名为五行舞。）音乐停止后，群臣受赐食物完毕，各郡国的上计吏依次上前，在神座前禀告本郡国的谷价情况以及百姓的疾苦，希望神灵知晓人间动静，这是孝子侍奉双亲、竭尽敬爱之心的表现。（谢承《汉书》说："汉灵帝建宁五年正月，皇帝车驾前往原陵，蔡邕当时担任司徒掾，随从三公出行，到了陵地，看到那礼仪场面，感慨地对同座的人说：'听说古时不举行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礼，起初以为可以省减，如今看到这仪式，体察其中本意，才知道汉明帝极其孝顺恻隐之心，不可轻易更改旧制。'有人问：'本意是什么？''从前在长安时，这种礼仪不能完全听闻了解。光武帝去世后，才开始安葬在此地。汉明帝继位，过了一年，群臣朝贺正旦，感念先帝再也不能亲见此礼，于是率领公卿百官，前往园陵创设此礼。在尚书阶西设立神座祭祀，这体现天子事死如事生的心意。以明帝圣孝之心，亲自服丧三年，长久停留在园陵，刚开始兴办此礼仪时，仰望供祭的几案筵席，俯视群臣，那悲切之情，必定难以承受。'"蔡邕见太傅胡广说："国家礼仪中有繁琐而未加省察的部分，从前不知道先帝用心竟如此周密细致。"胡广说："确实如此。你应当把这些记载下来，以昭示学者。"蔡邕于是退下记录此事。）最后一次亲临陵墓，派遣上计吏，赐给他们衣带佩饰。八月饮酎酒之时，也上陵祭祀，礼仪与前相同。（丁孚《汉仪》说："酎金律，是汉文帝所增设，正月酿酒，八月酿成，称为酎酒。因而下令诸侯协助祭祀并进贡黄金。"汉律《金布令》规定："诸侯、列侯各按人口数目，每千口进献黄金四两，不满千口而超过五百口的也进献四两，都在饮酎之时会集，由少府接收。此外九真、交趾、日南等地，用犀角两支，长九寸以上，或用玳瑁甲一片，郁林郡用象牙长三尺以上，或翡翠各二十只，折算相当于黄金。"《汉旧仪》说："皇帝在八月饮酎。皇帝傍晚查看祭牲，用鉴燧从月亮取水，用火燧从太阳取火，制作明水明火。皇帝袒露左臂，用水浇灌牛的右肩，手持鸾刀，割取牛尾上的毛，随即更衣，侍中献上熟食，才开始祭祀。"）到汉灵帝时，凡是月末、月初、二十四节气、伏日、社日、腊日以及四时，都祭祀宗庙。每日进献饭食，宫中太宫人随着更漏，整理被褥枕席，准备盥洗用水，陈设庄重的祭祀器具。

魏文帝下诏说："先帝亲身履行节俭之道，遗诏要求省约从简。儿子以继承父亲之志为孝，臣子以承续先人事业为忠。古时不举行墓祭，都在宗庙中设祭。先帝高平陵上的殿堂都应当毁去，车马归还马厩，衣物收藏入府库，以此遵从先帝俭朴的德行之志。"于是废除了上陵之礼。到齐王在位九年间，才

译只谒拜过一次高平陵。

晋宣王临终遗令"子弟和群臣百官都不得谒拜陵墓"，晋景帝、晋文帝都遵从此旨。晋武帝仍两次谒拜崇阳陵（晋景帝陵），一次谒拜峻平陵（晋文帝陵）。但始终不敢谒拜高原陵（晋宣帝陵）。到晋惠帝时，这种做法也停止了。

东晋元帝驾崩之后，各位公卿才开始有谒陵辞陵之事，这大概是因为眷念亲近如同友人下属，顺着情感而举行的。晋成帝时，皇后也每年拜谒陵墓，议论者认为不合礼制，于是停止。晋穆帝时，褚太后临朝听政，又前往拜陵，当时皇帝年幼。晋孝武帝驾崩后，骠骑将军会稽王司马道子说："如今虽已权宜脱去丧服，但对于每月初一、十五等各个节日，自然应当前往陵地表达哀思，以满一年为限。"于是每逢这些日子都前往陵墓，改穿单衣，礼仪繁琐而没有定准，这是不合礼制的。到晋安帝元兴元年，左仆射桓谦上奏说："百官拜谒陵墓，起始于中兴之时，并非晋朝旧有的典制，长期沿袭而习以为常，于是成为近来的惯例。查考晋武帝的诏书，并不让人主和诸王拜谒陵墓。"到义熙初年，又恢复了东晋以来的旧制。

宋文帝每年正月都谒拜初宁陵（宋武帝陵）。宋孝武帝、宋明帝也每年拜谒初宁陵、长宁陵（宋文帝陵）。

后魏太和十六年九月辛未日，孝文帝在文明太后陵墓左侧哭泣，整日哭声不绝。用白色帷幕搭建简陋帐幕作为居所，侍臣陪伴哭泣。壬申日，孝文帝又像昨日一样哭泣。皇帝两天没有进食。癸酉日，早、中、晚三个时段，都在陵前哭拜。夜里住宿在鉴玄殿，这天夜里撤去帐幕。甲戌日，皇帝拜哭辞陵，返回永乐宫。

大唐贞观十三年，太宗前往献陵朝拜。前一天，事先设置黄麾仪仗环绕护卫陵寝，到这天天刚亮时，七庙的子孙以及诸侯百官、四方蕃夷的君长，都在司马门内陪同列队。太宗到达临时驻跸之处，下车脱鞋，在阙门哭泣，面向西方再拜，悲痛欲绝几乎无法站起。行礼完毕后，更换服装进入寝宫，亲自陈设祭品，查看高祖及皇后生前所用衣物器具，悲痛不已，左右侍从无不哽咽哭泣。礼毕，太宗从寝宫出来，步行经过司马门，在泥泞中行走了二百多步。皇帝进入寝宫，哭泣顿足，几乎倒地。走到东阶，面向西方再拜，长久痛哭。于是进献太牢的祭品，加上珍贵的美味佳肴。引导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绩、越王李贞、赵王李福、曹王李明以及左屯卫将军程知节，一同进入执杯献酒进献祭品。皇帝走到神座前，跪拜哭泣，献上祭品，查看先帝先后的衣物，行拜辞之礼完毕，一路哭泣走出寝宫北门，才乘坐小辇返回宫中。

唐高宗永徽二年，有关官员上奏说："谨按献陵之礼，三年之后，每逢初一、十五都上食，遇到冬至、夏至、伏日、腊日、清明、社日等节日，也要上食。昭陵请依照献陵旧例。"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永徽六年正月，皇帝前往昭陵谒拜。有关官员先在陵寝布置好仪仗侍卫，天刚亮时，七庙的子孙、二王之后、百官、各州镇的藩镇牧守、四方夷族君长等都在原位陪同列队。皇帝下辇，进入临时住处，更换服装后走出，一边行走一边哭泣就位，行再拜之礼，捶胸顿足悲痛欲绝。礼毕，又更换服装，前往拜谒寝宫。那些妃嫔、公主先在神座左右侍立排列，如同生前一样。皇帝进入寝宫门便开始哭泣，望着帷幄座位，顿足悲恸几乎倒地。走到东阶，面向西方再拜，放声痛哭。于是进献牢祭珍馐美味，引导三公、诸王一同进入执杯献酒进献祭品。皇帝走到神座前，再拜哭泣，亲自献上祭品，查看先帝先后的衣物，更加悲痛欲绝，行拜辞之礼完毕，一路哭泣走出寝宫北门。

景龙二年，当时每天都举行祭奠。太常博士彭景直上疏说："谨按三礼正文，没有各陵每日祭祀的记载。又按礼论中谯周《祭志》说：'天子的宗庙，从始祖到高祖、曾祖、祖父、父亲，都是每月初一进献时令新物，以象征生前每月的饮食，称为月祭。二祧之庙（远祖之庙），只有四时之祭，没有月祭。'这是谯周所著，与古礼的义理相合，

译本来没有每日祭祀的记载。如今各陵的月祭，有初一、十五以及各节日的祭品，这就符合古礼中殷事的道理了，各节日也符合荐新的道理。所以郑玄注《礼记》说：'殷事，是指初一、十五进献新物的祭奠。'又注《仪礼》说：'月初一、十五，如同平常的朝夕问安。大祥之后，就按四时进行祭祀了。'这就是说古时的祭祀都在宗庙举行。近代以来，才开始将月初一、十五以及各节日的祭祀，分到陵寝举行。至于后汉在陵寝举行祭祀的做法，没有明文可以说明缘由。自魏朝三祖以下，都不在陵寝举行祭祀，这符合古礼。到了江左（东晋），也不崇尚园寝之祭。到宋、齐、梁、陈，这类祭祀就没有听闻了。如今详细考察，认为三礼是不可更改的经典，如同日月一般昭然。其他典籍的记载，与经典不合，不可依凭。各陵请依照礼制停止每日祭祀。"皇帝说："礼制因人情而设，事情有随时代变革的道理，陵寝之事如同往昔，恭敬进献是常法。刚看到这份奏疏，只是更增添哀思。干陵应依照旧例早晚进献祭品，昭陵、献陵二陵，每天进献一次，作为固定的常式。"

按旧制，每年四季之月，常常派遣使者前往各陵问安。这天太常博士唐绍上疏说："自从选定墓地安葬之后，依礼不祭祀坟墓。应当认为送形体前往，山陵是幽静的宫室；迎精神而归，宗庙才是享用祭品的场所。只是在春秋两季的仲月，命使者巡视陵墓，仪仗车队及冠服都必须齐备，礼仪容止必须完备。自武后天授年间以后，时常有问安之举，因循至今，竟成为惯常之事。'起'是以起动为名，'居'是以居止为名，探问陵寝安否如何，这在道理上不合乎陵寝之礼法。侍奉活人应依礼，必须勤于早晚问安；安葬死者应依礼，应当谨守安葬后的宁静。怎么可以用侍奉活人的方式，来施行送葬安息之时的礼仪呢？我不敢推辞使命的辛劳繁重，只是担心这样会扰乱陵墓的安宁。此外每逢皇帝诞辰之日，以及穿针乞巧之日，都以'续命'为名，当时人多有进献礼物。如今先帝圣灵久远，仙驾难以追攀，频繁地问候起居，恐怕有违先前的典制。请求停止四季及诞辰、节日的陵墓问安之使，只依照旧式在春秋两季巡视陵墓，这样大概合乎礼经义理，也使陵寝安宁肃穆。"皇帝没有听从。

开元二十年四月，颁布制书说："寒食节上坟扫墓，礼经中没有明文记载，近代相传，逐渐形成风俗，士人庶民中有些人依礼不能在宗庙祭祀，那怎么表达孝思之情呢？应当允许上坟同时进行拜扫。在坟墓南门外，献上祭品完毕后，哭泣辞别。剩余的祭品可以在别处食用，不得奏乐。仍旧编入五礼之中，永远作为固定制度。"

开元二十三年四月，敕令："献陵、昭陵、干陵、定陵、桥陵、恭陵六座陵墓，初一十五上食，每年冬至、寒食日，各设一次祭祀，如果节日与祭日相同，遇到初一、十五重合时，就依照节祭的规格。桥陵除此之外，仍旧每天进献半只羊的食物。"

天宝二年七月敕令："朕承继大业，恭敬地奉行祭祀之事，对于各个节日，常常修举祭献。况且《诗经》中记载有授衣之事，古令中也有休沐的规定，作为臣子，尚且能得到皇恩私惠，恭敬侍奉园陵之事，却未曾列入正式的法令仪式。从今以后，每到九月一日，向陵寝进献衣物，垂范千秋万代，以表达我的孝思之情。至于仲夏端午之事，没有明确的典章依据，只是流传于民间浅俗之说，于是转变风俗，况且以孝道教化世人，因亲情而设立教化，将汉代的游衣之礼转变为献服的礼仪制度，应当宣示给众位臣僚，让他们知晓朕的心意。"当初，显庆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唐高宗因为每年两次（春秋二时）派太常少卿分别前往两座陵墓，事情重大而派遣人员级别太低，又不具备仪仗队，威仪有所欠缺，于是下诏命三公主持祭事，太常卿、少卿担任副职。太常寺制造仪仗队，事情完毕后归还本司，此后就编入法令之中。

《通典》卷第五十三

译礼十三 沿革十三 吉礼十二

　　大学小学庠序附　诸侯立学　释奠

　　祀先代帝王名臣附　老君祠先贤附

　　孔子祠先儒及弟子附　太公庙

　　大学小学庠序附（虞、夏、商、周、汉、后汉、魏、晋、东晋、宋、齐、后魏、隋、大唐）

有虞氏的大学称为上庠，小学称为下庠。（《大学》篇说："古代想要彰明美德于天下的人，先要治理好他的国家。想要治理好国家的人，先要整顿好他的家庭。想要整顿好家庭的人，先要修养好自身。想要修养好自身的人，先要端正自己的心。"尊敬师长而大学之道就得以彰显了。《学记》说："君子如果想要教化百姓、成就风俗，就必须通过教育了！玉不经雕琢，就不能成为器物；人不学习，就不懂得道理。所以古代的君王，建立国家、统治人民，都以教育教学为先务。"魏文侯《孝经传》说："大学，就是中等的学校。庠是养的意思，是用来培养杰出德行的地方。舜命令夔说：'你掌管音乐，用来教育贵族子弟。'冑子，就是国子（贵族子弟）。"）

夏后氏的大学称为东序，小学称为西序。（依次序传授先王之道来教导学生。）

殷朝的制度，大学称为右学，小学称为左学，又叫瞽宗。（《王制》说："小学设在公宫南边的左侧，大学设在郊外。"郑玄说："学，是用来教士人的场所。《尚书传》说：'方圆百里的国家，郊界为二十里。方圆七十里的国家，郊界为九里。方圆五十里的国家，郊界为三里。'"宗，是尊崇的意思。瞽，是没有眼睛的意思，用来比喻蒙昧无知的孩童。又说"是瞽蒙乐师所尊崇的地方"。）

周朝的制度，大学称为东胶，小学称为虞庠。（胶的意思是纠合，是用来聚集教导学生的地方。郑玄注《祭义》说："周朝在四郊设有虞庠。"以小学作为虞庠的制度。）又说："天子之学称为辟雍"。（辟，是明的意思。雍，是和的意思。以明和为名，教化引导天下之人，使他们成就为士人。有人说"辟，就是圆形的璧玉。用水环绕它而呈圆形，象征天，取阳德施行、流转无穷之意，使学习的人不断增进德行，也是用来彰明政教和谐至极之意"。崔灵恩说："学制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学制与明堂形制相同。五室四堂建在同一座台基上，四方的堂就用其所在方位命名学校，中央的堂称为大学。另一种说法是，凡设立学校的方法，有四郊之学及国中之学，在东郊的称为东学，其余各按方位命名，在国都之中的称为大学。所以郑玄注《祭义》说'周朝在四郊设有虞庠'。"）王太子、王子，以及各诸侯的太子，卿、大夫、元士的嫡子，还有国中选拔的优秀人才，都要到这里来求学。（王子，是天子的庶子。群后，指公爵及各诸侯。）乐正掌管崇尚四术，设立四种教育。（乐正，是乐官之长，掌管国子的教育。年幼的在小学教导，年长的在大学教导。《尚书传》说："十五岁开始进小学，十八岁开始进大学。"）春秋两季教授礼乐，冬夏两季教授诗书。（春夏属阳，诗与乐是声音，声音也属阳。秋冬属阴，书与礼是事务，事务也属阴。）师氏掌管以善道教诲天子。（马融说："媺，就是美善之道。告知天子以善道。'师'是指用具体事务教人并使他们明白其中德行的人。"媺，读音同"美"。）用三种德行教育国子：一是至德，作为道的根本；（马融说："德行，是内外兼称的名称，存于心中称为德，施行出来称为行。至德，就是中德。《中庸》说'天所赋予的叫做性，遵循本性而行叫做道'。丧失中庸之道就无法达到至道，所以说'作为道的根本'。"郑玄说："至德，是中和之德，能覆盖养育、包容承载万物。"）二是敏德，作为行为的根本；（敏德，是仁义而顺应时势的品德。）三是孝德，用来使人认识悖逆邪恶之事。（马融说："用孝德教导，使人们知道悖逆邪恶之事是不可以做的。"郑玄说："孝德，是尊崇祖先、爱护亲人，坚守其得以生存繁衍之根本的德行。"）教授三种品行：一是孝行，用来亲近父母；（善事父母的品行，竭尽爱护敬重之情。

译）二是友行，用来尊重贤良之人；（马融说："教以朋友相处之道，使人选择有益的朋友。"）三是顺行，用来侍奉师长。（马融说："师，是德行有所不及、需要请教的人。长，是年长的人。"）凡是国中的贵族子弟都要在此求学。（王公的子弟中没有担任官职的人。）凡是求学必须依时令而定，春夏学习干戈之舞，秋冬学习羽钥之舞，都在东序进行。（干，是盾牌。戈，是有钩的戟。干戈之舞，是万舞，象征武事，用在活动兴发的时节学习。羽钥，是钥舞，象征文事，用在安静的时节学习。《诗经》说："左手拿着钥管，右手举着雉羽。"）春天诵读、夏天弹奏，由太师在瞽宗教导；秋天学礼，由执礼的官员教导；冬天读书，由掌管典籍的官员教导。（礼在瞽宗学习，书在上庠学习。周朝兼采三代的学制，在虞氏之学中学习《书》，因为典谟之类的教化正兴起于此。在夏后氏之学中学习舞蹈，因为文武之道正兴盛于此。在殷商之学中学习礼乐，因为功业成就、天下安定，与周朝自身情况相似。诵，是指歌咏乐曲。弦，是指用丝弦乐器伴奏诗歌。阳气当令时用歌声来学习，阴气当令时用具体事务来学习。）大学的礼仪，即使是教导天子，也不用面向北方而立，这是为了尊崇师道。（尊崇师道，看重师道，不让老师处于臣子的地位。周武王即位之初，召见太师尚父而请教说："从前黄帝、颛顼的治国之道还存在吗？还是已经消逝而看不见了呢？"太师尚父说："这些道理记载在丹书之上，大王若想听闻，就应当先斋戒。"武王斋戒三日，头戴礼冠、身着礼服。太师尚父也头戴礼冠、身着礼服，捧着丹书进殿，背靠屏风站立。武王走下堂来，面向南方站立。太师尚父说："先王之道不能让您面向北方接受。"武王于是转身向西再折向南，改为面向东方站立。太师尚父面向西方讲述丹书上的话。）《大戴礼·保傅篇》说："天子进入东学，崇尚亲情而看重仁德，使亲疏有序而恩情相互周及。进入西学，崇尚贤能而看重德行，使圣贤智者在位而功业不匮乏。进入南学，崇尚年长者而看重诚信，使长幼有别而人不相欺。进入北学，崇尚尊贵而尊重爵位，使贵贱有等级而下不僭越。进入太学，秉承师教而请教大道，退下后温习正反两方面的道理，那么德行智慧就通达了。"大学的教育，按时令教学必定有正规的学业。（学业必以先王的经典为本。）古代的教育制度，家中有塾，党中有庠，遂中有序，国都有学。（"术"应当作"遂"。古代出仕之后已经退隐的人，回到乡里教育族人，早晚坐在闾门一侧的堂屋中，这称为塾。依照周礼，五百家为一党，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一遂。党隶属于乡，遂在远郊之外。）每年都招收新生入学，隔年进行一次考核。（中，是间隔的意思。间隔一年就考核学生的德行。）每三年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比较考核，才进行正式评定。第一年考察学生分析经义、辨别志向的能力，第三年考察学生是否敬重学业、乐于合群，第五年考察学生是否博学广习、亲近师长，第七年考察学生论学的能力和择友的水平，这称为小成。第九年考察是否能触类旁通、见解坚定而不违背师教，这称为大成。这样以后就足以教化百姓、改变风俗，使近处的人心悦诚服，远方的人也心向往之，这就是大学之道。《王制》说："年长的人都朝拜于庠中，元日举行射礼、崇尚成绩，举行乡饮酒礼、崇尚年长者，大司徒率领国中的杰出人才共同参与其中。"（将要行礼时使人们观礼。这里的庠指的是乡学。）又说要修整六种礼仪来节制百姓的性情，阐明七种教化来兴起百姓的德行，整齐八种政令来防止百姓的淫乱，统一道德来使风俗齐同，供养年长者来致以孝敬，抚恤孤儿和孤寡老人来周济不足者，尊崇贤能来推重德行，甄别不肖之人来黜退恶行。（司徒，是地官之卿，掌管国家教化的事务。）命令乡官甄别不服从教化的人，报告给

译天子，天子命令三公、九卿、大夫、元士都进入学宫（劝导）。如果仍不改变，天子亲自视察学宫。（也就是让他们练习礼仪来感化他们。如果仍不改变，天子又亲自前往视察，这是因为不忍轻易舍弃贤者的子孙。这些练习礼仪都是在大学中进行的。）如果仍不改变，就命令把国都右边乡里中甄别出的不服从教化的人，迁移到左边；命令国都左边乡里中甄别出的不服从教化的人，迁移到右边，像最初一样施行礼教。间隔一年考核仍不改变，就迁移他们的住所，希望他们见到新的环境有所感化。仍不改变，就迁移到郊外。（郊，是乡界之外的地方，逐渐让他们远离原地。）仍不改变，就迁移到遂地。（遂，是郊外更远的地方。由大夫掌管使他们练习礼仪。）仍不改变，就将他们摈弃到边远地方，终身不再录用。（远方，指九州岛之外的地方。）不久秦始皇焚书坑儒，大学的教育制度从此残缺了。

汉高帝任用叔孙通担任奉常，共同制定礼仪的诸位弟子，都被选拔为首要人选，此后也没有余暇顾及庠序教育之事。到孝文帝时，才略微开始任用（这里指很少任用文学之士）。但文帝本来喜好刑名之学。到孝景帝时，不任用儒学，窦太后又喜好黄老之术，所以各位博士只是备位待问而已（具官，是指只是备位充数罢了），没有得到重用晋升的人。汉武帝即位后，窦太后驾崩，田蚡担任丞相，罢黜黄老、刑名等诸子百家的学说，招纳儒生数以百计。自汉朝建立以来，讲授《易经》的有淄川的田生；讲授《书》的有济南的伏生；讲授《诗》的，在鲁地有申培公，在齐地有辕固生，在燕地有太傅韩婴；讲授《礼》的有鲁地的高堂生；讲授《春秋》的，在齐地有胡毋生，在赵地有董仲舒。而公孙弘凭借儒学担任丞相并封侯，天下人纷纷闻风归附。（培，读音同"陪"。）汉武帝下制书说："听说引导人民要用礼，感化人民要用乐。如今礼制废弛、乐制崩坏，朕对此深感忧虑，所以广泛延请天下有道及博闻的贤士（详，是全部的意思。方，是道的意思。指有道之士以及博闻之士），都提拔进入朝廷。让礼官劝勉学习，广泛讲论博闻，举荐散失的礼制并加以振兴，作为天下的表率。"（举遗，是指经典中散失的部分，寻求并加以举荐。）太常商议说："听说三代的治国之道，乡里都有教育，劝勉学习、振兴礼制，崇尚教化、勉励贤能，以此感化四方，这是天下太平的根本。"于是在旧有博士的基础上设置弟子五十人。太常挑选年满十八岁以上、仪容端正的人，补授为博士弟子。（此事详见选举篇中。）自汉景帝时起，文翁担任蜀郡太守，设立学校，挑选张叔等十余人前往京城求学。学成之后，回来教导蜀地的子弟。从此蜀地求学之风，可与齐鲁相比。汉昭帝举荐贤良文学之士，增加博士弟子的名额至满一百人。到汉成帝时，刘向请求兴办辟雍，设立庠序，皇帝下诏交给公卿商议，恰逢刘向病逝。成帝末年，增加弟子名额到三千人。此后一年多都维持这个数目。到王莽担任宰衡时，想要向众人炫耀，于是兴办辟雍，增加元士之子也能像博士弟子一样按甲乙科受业学习。（详见选举篇中。）

后汉质帝本初元年，下诏命大将军以下直到六百石官员，都要送子弟入学求学，每逢春秋两季都在乡射礼当月举行一次集会，有劝勉激励、促进任用的意图，于是游学的人数增加到三万多人。自本初元年之后二十四年间，许多学生年老白头，被选拔任用的却很少。汉桓帝建和初年，下诏对各学生进行考课测试并补授官职（详见选举篇）。元嘉二年，下诏说："书生汝南胡宪、陈留恭幸爽睾，有的六十岁以下，常常在每月初一到辟雍集会，垂垂白发仍安于清贫。童子颍川王通精通经学，被授予太子舍人之职。"于是测试胡宪等人，补授郎、舍人之职。此后都限定为六十岁以上、七十岁以下才能应试，年龄标准虽有增减变化，但不合乎标准的不能应试。（《易

译经》说："天地之数总共五十五，这就是变化得以形成的原因。"规定五十岁作为应试年龄标准，正是与天地之数相应。）永寿二年，再次考课测试各学生，补授郎、舍人之职（详见选举篇）。汉献帝建安年间，侍中鲍衡上奏说："按照《王制》，设立大学、小学，从王太子以下，都用《诗》《书》教导，然后升迁到司马那里，称之为贤者，任命他们担任官职，所以能够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兴盛局面，建立太平的教化。如今太学博士虽设置齐全并已上表彰明，却没有真正教授学生，因为战乱未息，人们都在忙于公务，所以求学的人很少。可以允许公卿一千石、六百石官员的子弟在家中的，以及将校子弟目前担任郎、舍人的，都可以准许他们前往博士处求学受业。其中才学出众、精通一门经典的人，太常应当制定相应的考核标准。"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晋朝挚虞《决疑》说："汉初设置博士，但没有弟子。后来设置弟子五十人，与博士一起学习礼仪。后又增加满五百人，到汉末达到数千人。"）

魏文帝黄初五年，在洛阳建立太学。当时仰慕学问的人，最初到太学时称为门人。满两年后，测试能通晓一部经书的，称为弟子；不能通晓一部经书的，就罢黜遣散。弟子满两年后，测试能通晓两部经书的，补授为文学掌故；不能通晓的，允许等待下一批再次应试，测试通过两部经书，也可以补授掌故。掌故满两年后，测试能通晓三部经书的，选拔优异者担任太子舍人；未被选中的，随下一批再次应试，测试通过也任命为太子舍人。舍人满两年后，测试能通晓四部经书的，选拔优异者担任郎中；不能通晓的，随下一批再次应试，测试通过也任命为郎中。郎中满两年后，能通晓五部经书的，选拔优异者，依据才能授予官职；不能通晓的，随下一批再次应试，测试通过也授予官职。齐王在位、正始年间，刘靖上疏，建议选拔高门子弟为太学生，说："自黄初年间以来，崇尚建立太学，已有二十多年，然而学成的人却很少。这是由于博士的选拔标准过轻，各位学生逃避职役而入学，高门子弟又耻于与他们为伍，所以求学的人虽然名义上众多，实际上却没有真才实学，虽然设立了教育制度，却没有实际功效。应当严格挑选博士，选取品行足为人表率、精通经学足以为人师表的人，掌管教育国子。依照古法，让二千石以上官员的子孙，从十五岁起，都要入太学求学。明确制定升迁贬黜的规定，阐明荣辱的道理。"皇帝没有听从。吴国孙休永安元年，颁布关于兴学的制书说："古代建立国家，把教育教学放在首位，这是用来遵循道理、为当世培养人才的方法。应当依照旧制设置学宫，设立五经博士，核实选拔应选者，并给予相应的荣誉俸禄。凡是现任官吏之中以及将领官吏子弟中有志向爱好学问的，各自命令他们就学。每年进行一次考课测试，区分他们的等级品第，加以官位赏赐。使见到的人羡慕这种荣耀，听到的人羡慕这种称誉。用来敦厚王道教化，端正社会风俗。"没有得到施行。

晋武帝初年，太学生有三千人。泰始八年，有关官员上奏说："太学生七千余人，才能足以担任四品官职的，允许留任。"皇帝下诏说："已经通过经学考试的人予以留任。大臣子弟中能够接受教育的，命令其入学。其余的遣送回原籍郡国。"咸宁二年，创设国子学。（效法《周礼》中国家贵族子弟的制度，)国子在此接受老师的教导。

译惠帝元康三年，因为(太学)人员过多杂乱，想要分清好坏优劣，于是制定设立了学官品级，(官员)五品以上才能进入国学。

译东晋元帝时期，太常贺循上书说："尚书省下达符命，规定设置博士一人。又因为经历战乱、年代久远，儒学之道荒废，学者中能够兼通经义的很少。况且《春秋》三传，都出自圣人，但义理归旨各不相同，从前代通儒以来，还没有人能够兼通三传的得失并加以研习的。何况如今学问义理已经很衰落，不能让一个人总管三传。现在应该给《周礼》《仪礼》二经各设博士二人，《春秋》三传设博士三人，其余各经各设博士一人，合计八人。"太常车胤上书说："查考两汉旧例，博士这一官职，只是举荐通晓经义的人担任，升迁调转各按其原有的资历，起初并没有固定的班次。魏朝以及中朝（西晋）大多让侍中、常侍中儒学修养最优的人兼领博士之职，职务虽与汉代不同，但都是任用儒士，其道理是一致的。如今博士有八人，我认为应当依照魏朝的旧例，从朝臣中选择一位经学最优秀的人，不论其官位高低，常让他兼领博士之职。每次推举时报告太常，共同斟酌研究其中的适宜人选。其余七人，则依照通常的铨选办法选拔。"太兴初年，打算修建学校，只有《周易》王弼注、《尚书》郑玄注和古文孔安国注、《毛诗》《周官》《礼记》《论语》《孝经》郑玄注、《春秋左传》杜预注和服虔注，各设博士一人。至于《仪礼》《公羊传》《谷梁传》以及郑玄注《周易》都被省去，不设博士。太常荀崧上疏说："从前武皇帝（晋武帝）崇尚儒学，任用贾逵、马融、郑玄、杜预、服虔、孔安国、王肃、何晏这些人，章句传注各家学说，设置博士十九人。二十个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子如林，尚且还要选拔张华、刘实担任太常之官，来加重儒学教化。我听说节省制度实行以来，各项都按三分之二裁减，博士旧有编制十九人，如今五经合计只有九人，按古今比较，还不到原来的一半。九人之外，还应当增设。《周易》有郑玄的注，这部书的根源实在值得深深珍惜。《仪礼》，就是所谓的《曲礼》，郑玄对礼特别精通，都有证据可考。从前周朝衰微，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亲自跪坐受教于孔子，孔子去世后，左丘明记述他所听闻的内容，为《春秋》作传，其中精微的言辞、深奥的旨意，无不精深考究。公羊高亲自受学于子夏，其学说立于汉朝，很多可以采用。谷梁赤师徒相传，他们所阐发的内容，有的是《左氏传》《公羊传》所没有记载的，也足以有所订正补充。臣认为应当各设一位博士，以传承这些学问。"正逢王敦之乱，此事未能施行。"讻"字音"汀"。孝武帝太元初年，在中堂设立临时大学。当时不再有国子生，设置大学生六十人，国子生暂且权且选取大臣子孙六十人充任，事情办完就撤销了。那些国子生拜见祭酒、博士时，穿着单衣、戴着角巾，手持一卷经书代替手板。从穆帝到孝武帝，都以中堂作为大学。太元九年，尚书谢石请求振兴恢复国学，用来教导贵族子弟，颁布诏令到各州郡，普遍修建乡校。孝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第二年，选拔公卿及二千石官员的子弟为学生，增建校舍一百五十五间。但是考核课业没有章程，士人君子以列身其中为耻。国子祭酒殷茂上书说："臣听说旧的制度，国学的学生都选取世家大族的子弟，与皇储并列受教。但是如今混杂了兰草与蒿艾（贵贱不分），于是让人们以此为耻。"诏书虽然表示嘉许采纳，最终却没有施行。

宋武帝下诏命令有关部门设立学校，还没有建成他就驾崩了。文帝元嘉二十年，设立国学；二十七年，废除。明帝泰始年间，初次设置总明观祭酒一人，下设玄、儒、文、史四科，每科设学士十人。

齐高帝建元四年，下诏设立国学，设学生一百五十人。选取王公以下子孙年龄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的，家距京城两千里以内为限。皇帝驾崩，就因为国讳而废除了学校。武帝永明三年，下诏设立学校，于是撤销总明观，召集公卿以下的子弟，设学生二百二十人。那年秋天

译全都到齐。东昏侯永元初年，下诏依照永明年间的旧例废除学校。当时有关部门上奏，主张国学、大学两者都保留。领国子助教曹思文上表说："古代建立国家统治百姓的人，一定把教育放在首位，用来节制邪恶的情欲，教化人民、匡正风俗。如今诏书刚刚下达，废除学校的消息先传开了，恐怕会让来观察国家教化情况的人有所非议。如果说因为国讳应当废除学校，从前汉武帝设立学校，一直到元始年间，一百多年中，不曾有片刻废止过，这期间难道就没有国讳吗？永明年间因为没有太子的缘故而废止学校，这不是古代的典制。推究国家设立学校的本意，本来是用来振兴教化、达致治理，所以《礼记》说'天子出征，要在祖庙接受命令，在学校接受谋略的成就'。如今的国学，就是古代的大学，天子进入国学，是用来举行礼仪的；太子进入国学，是用来体现长幼有序、谦让之礼的。大学与国学的区别，这是晋代用来区分士人和庶人、贵与贱的做法罢了。然而无论贵贱士庶，都需要接受教育，国学、大学两者都应当保留。"当时设立学校，太尉王俭又依照晋代国子生的旧例，让学生穿单衣、戴角巾，手持经书代替手板。

北魏道武帝刚平定中原时，最初在平城设立大学，设置五经博士，学生员额一千余人。天兴二年春天，增加国子学、大学学生员额到三千人。太武帝始光三年，另外在城东建立大学。后来征召卢玄、高允等人，命令各州郡分别推举有才学之人，于是人们大多刻苦砥砺，儒学之风由此转盛。献文帝天安初年，设立乡学，各郡设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后来命令大郡设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一等的郡设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八十人；中等的郡设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等的郡设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郡县学校由此开始设立。孝文帝太和年间，把中书学改为国子学，又开设皇子专门的学校。等到迁都洛阳后，设立国子学、大学、四门小学。

隋文帝开皇年间，国子寺不再隶属于太常。此前历代国子学都隶属于太常。

唐朝武德元年，下诏为皇族子孙以及功臣子弟，在秘书省外另设小学。七年，下诏各州县以及乡里，都命令设立学校。有通晓一经以上学问的人，由有关部门考试策问，加官晋级、依序录用。贞观五年，太宗多次亲临国学视察，于是增建学舍一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学也都增加学生员额，各设书学、算学博士，共计三千二百六十人。屯营的飞骑（禁军），也配给博士，教授他们经学课业。不久，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的酋长，也派遣子弟请求进入国学学习。于是国学内共有八千余人。国学的兴盛，是近代以来所未有的。龙朔二年，东都设置国子监，设丞、主簿、录事各一人，四门博士、助教、四门生三百人，俊士二百人。在上台设立弘文馆，学生三十人。在东宫设立崇文馆，学生二十人。都以皇族缌麻以上亲属、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属、散官一品、中书门下平章事、六部尚书、身受实封的功臣、京官职事正三品、供奉官三品的子孙，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的子孙来充任。都由尚书省补授。西京国子监统辖六学：学生都由尚书省补授。第一是国子学，学生三百人；分习五经，一经六十人。以文武官三品以上及国公的子孙、从二品以上的曾孙来充任。第二是大学，学生五百人；每一经一百人。以四品五品官及郡公县公的子孙、从三品的曾孙来充任。第三是四门学，学生一千三百人；分经的制度，与大学相同。其中五百人以六品七品官及侯伯子男的儿子来充任，其中八百人以庶人中才学优异者来充任。第四是律学，学生五十人；选取年龄十八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以八品九品官的子孙及庶人中习练法令者来充任。第五是书学，学生三十人；以学习文字的人来充任。第六是算学

译，学生三十人。以学习计算的人来充任。共计二千二百一十人。州县学生员额各有不同。州县学生依靠门荫入学，与律学、书学、算学相同。各类学生都限定年龄十四岁以上、十九岁以下，都由郡县自行补选。京都八十人，大都督府、中都督府、上郡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郡各五十人，下郡四十人，京县五十人，上县四十人，中县三十人，下县二十人。所有各学，都设有博士、助教教授经学技艺。每年仲冬时节，郡县馆监进行课业考试，考试合格的人，长官召集属僚，举行乡饮酒之礼。开元七年十月，皇太子前往国学，举行齿冑之礼（依年龄大小排列的礼仪）。二十六年正月，赦文说："古代乡里设有'序'，党里设有'塾'，用来弘扬光大儒家教化，引导学子上进，教化人民、形成良好风俗，都是遵循这样的做法。天下各州县，每个乡内，各里分别设立一所学校，同时选择良师，让他们教授学业。"又下敕令：各州乡贡的举子朝见结束后，命令他们到国子监，拜谒先师，学官为他们开讲经学，有关部门供给饮食。弘文馆、崇文馆的学生以及监内的学生，也允许一同听讲。天宝初年，明经、进士科都要学习《尔雅》。九载，国子监设置广文馆，设知进士业博士、助教各一人。十二载七月下诏，应举之人不得再充任乡贡，都补为学生，四门俊士的科目停止。永泰二年正月，国子祭酒萧昕上书，请求推崇儒学，以端正社会风气教化。皇帝下敕说："近来因为西北少数民族多有边患，急于经略边疆事务，大学空自设立，学生很少，讲诵之地，寂静没有读书声，讲席之间，几乎快要落满尘土无人打扫，最高学府沦落到这个地步，实在令人痛心。各道节度使、观察使、都督、防御使等，是朕的心腹之臣，长久镇守一方，眷顾他们的子弟，各自遵奉礼义之道，以及宰相朝官和神策六军将领的子弟中想要学习学业的，从今以后，都应命令补入国子学为学生。想要他们的学业像装满金钱的竹笼那样丰厚，像器物经雕琢的美玉那样成材，德行日日增进，使朝代不缺乏贤才。这些人中如果本身已有官职，想附学读书的，听凭其便。这些学官，委托中书门下立即选拔品行学业堪为师表的人来充任。学生员额多少，所学习的经业，考试等第，以及所供给的粮食和因学馆破损而需要酌情修理的事宜，各自委托本司具体办理并奏报朝廷。"

诸侯设立学校：周、后汉、东晋

周朝制度，诸侯的学校称为"頖宫"。"頖"的意思是"班"，用来颁布政令教化。《五经通义》说："泮水，'泮'的意思是'半'。天子的学校称为'辟雍'，是说用土围绕水池，外面圆形如璧，所以称为辟雍，取意四方来观看的人都能平均看到。泮宫的水环绕一半，大概是东西门以南连通水，北面没有水。""泮"字音"泮"。《王制》说："天子命令设立教化，然后才能建立学校。"崔灵恩说："诸侯设立学校的规制，只是在一堂之上，不分为五室，只有朝南的一面。设置学校的地点，完全依照当时天子的制度，重视崇尚这一点是相同的。既然如此，那么周代诸侯，大学'东胶'设在王宫之左，小学'虞庠'设在西郊。之所以知道完全依照当时天子的制度，是因为郑玄注《王制》'小学设在公宫南面之左，大学设在城郊'时说：'殷代诸侯设立学校的地点，能够与天子相同。'鲁国设立了三代的学校：'米廪'，是虞舜时代的'庠'；'序'，是夏后氏时代的'序'；'瞽宗'，是殷代的学校。'庠''序'，也都是学校。'庠'的意思是详细，是用来详细考察礼仪之事的。鲁国称之为'米廪'，是因为虞舜崇尚孝道，如今用来储藏祭祀谷物的地方。'序'，是依次序办理王事的地方。'瞽宗'，是乐师瞽蒙所尊崇的地方。古代有道德的人在此教学，去世后就把他当作乐祖，在此祭祀他。"崔灵恩说："凡是诸侯的儿子入学的规制，也是十岁时就外出跟从老

译师，学习书写计算。入学的时候，祭祀先圣先师，行释奠之礼如同天子儿子的规制一样。"

后汉建安末年，魏国在邺城南面建造頖宫。

东晋穆帝永和年间，征西将军庾亮在武昌开设学官，建立讲学的房舍。庾亮家中的子弟以及僚佐和大将的子弟，都命令入学。四府中学识渊博、通晓义理、精通文学经论的人，设立为儒林祭酒，班次等同于三署官员，给予丰厚的待遇，都精心选拔国内的贤才俊杰，一定要有合适的人才，来充任这个职位。附近临川、临贺两郡，都请求修复学校。如果不是遵行礼教束修之礼的人，礼教所不能涵盖的，而想借此逃避徭役的人，不能成为学生，明确制定条例规定，使法令清明而人才受到尊重。教令说："人之常情看重交情而忽视钱财，喜好安逸而厌恶劳苦。学业造成的辛苦，与得到的俸禄回报不成正比，因为投机取巧的人多，所以没人肯用心向学，孔子的教诲已经年代久远，儒雅的风气日益衰败，后生晚辈放纵不羁，不再遵循典章法度。担任官职执掌政务的人，只求眼前的治理，于是使诗书荒废，颂扬的声音寂静无闻。从前鲁国秉持周礼，齐国不敢欺侮；范会崇尚典章制度，晋国因此得到治理。楚国、魏国的君主，都凭借山河险阻，却不能保全国家，礼义的坚固与金城汤池相比又如何呢！如今长江以南安定太平，王道日益兴盛，春夏秋三时既已致力于农事，五种教化又都得以修明，军队已经整顿完备，祭祀礼仪也没有荒废，这难道不是很好的事吗！"于是安排学校的处所，又制造礼器，将要举行大射之礼，庾亮去世，不久此事就废止了。

释奠之礼：周、魏、晋、东晋、宋、齐、梁、北齐、隋、大唐

周朝制度，凡是初次设立学校，一定要祭祀先圣先师。等到举行祭祀之事，一定要用币帛。这是指天子命令设立教化、最初建立学官的情况。先圣，如周公、孔子。凡是举行释奠之礼，一定要有配合祭祀的对象，如果一国没有先圣先师，那么所祭祀的对象，应当与邻国合并祭祀。如果国家有特殊缘故就不这样做。特殊缘故是指国家有可以作为先圣先师的人。如唐虞时有夔、伯夷，周朝有周公，鲁国有孔子。各自单独祭祀，不与他国合祭。凡是学校，春天官员要祭祀先师，秋冬也是如此。"官"是指掌管礼乐诗书的官员。《周礼》说"凡是有道有德的人让他们担任教学，去世后就把他们当作乐祖，在瞽宗祭祀"，这就是先师之类。不说夏天，由春天可以类推知道。释奠，只是陈设祭品、酌酒祭奠而已，没有迎神尸主等后续的仪式。初次设立学校的，已经用祭牲的血涂抹了礼乐器具，礼乐的器具，制成后就用血涂抹祭祀。又用币帛祭告先圣先师，说明器具已经制成。然后举行释菜之礼。祭告先圣先师器具已经制成，将要在适当的时候使用。《学记》说："大学开始教学时，穿着皮弁服祭祀先师用蔬菜，表示尊敬正道。"郑玄说："祭礼先圣先师。菜，是芹菜水藻之类的东西。"不用舞蹈，不授予舞具。释菜之礼较为简省。释奠之礼则要用舞蹈，用舞蹈就要授予舞具。司马这一类官员，司兵、司戈、司盾，在祭祀时授予舞者兵器。于是退下，在东序设宴款待宾客，一献之礼，不用介、语等繁复礼节，这样也是可以的。所说"于是退下"，是指能够设立三代学校的诸侯国，在虞庠举行释菜之礼后，就在东序宴请宾客。鲁国的学校，有米廪、东序、瞽宗。天子亲临视察学校，清晨击鼓召集众人，这是用来警示众人的。清晨天将明未明时击鼓，用来召集众人。"警"就是"起"的意思。凡是用乐，由大胥用鼓声召集学生。众人到齐后，然后天子才到来。于是命令有关官员举行祭祀之事，兴办常规的礼节，祭祀先师先圣。"兴"，就是"举行"的意思。"秩"，是"常"的意思。"节"，就是"礼"的意思。让有关官员代理这件事，举行常规的礼仪，祭祀先师先圣。天子不亲自主持祭祀，

译是因为他是来视察学校观摩礼仪的，不是专为祭祀对象而来的。有关官员事情办完，回来向天子报告。禀告祭祀已经完毕。祭祀完毕后，天子才进入学校。将要出征时，要在祖庙接受命令，祭告祖先。要在学校接受谋略的成就。确定用兵的谋略。出征之后，捉住了有罪之人，返回时，在学校举行释奠之礼，用审讯俘虏、割取敌人左耳来禀告战果。释菜奠币，是祭祀先师之礼。"讯馘"，是指审讯活捉的俘虏、割下的敌人左耳。《诗经》说"捉住审讯活捉的丑类"，又说"在頖宫献上割下的敌人左耳"。"馘"有的版本作"国"。

魏齐王正始年间，每次讲解经书一遍完毕，就命令太常在辟雍举行释奠之礼，用太牢之礼祭祀孔子，以颜回配享。

晋武帝泰始七年、惠帝元康三年，两次释奠之礼，都在大学举行。泰始六年、元康五年，两次举行乡饮酒之礼，都在辟雍进行。"乡事"，是指乡饮酒礼。惠帝作为太子的时候，以及愍怀太子讲经完毕后，都亲自在大学举行释奠之礼。

东晋明帝作为太子的时候，也举行释奠之礼。成帝、穆帝、孝武帝三位皇帝，都亲自举行释奠之礼，只有成帝是在辟雍举行，这只是一时的临时制度。孝武帝因为大学在水的南面，路途遥远，有关部门商议依照穆帝升平元年的旧例，在中堂暂设临时的大学。释奠之礼完毕后，会见六品以上百官。当时没有国子生，有关部门奏报：应当选取两学的学生一百二十人。大学生选取现有的六十人，国子生权且选取大臣子孙六十人，事情办完就撤销了。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太子举行释奠之礼，采用晋朝的旧例。裴松之建议：应当用六佾之舞，应当设置轩悬之乐，祭牲祭器的规格，全都依照上公的等级。祭祀完毕后，皇帝亲临学校设宴，太子以上的人全部在场。

齐武帝永明三年，有关部门上奏说："宋朝元嘉年间的旧例，学生入学时，先祭祀先圣先师，礼仪上又有释菜之礼，不知道现在应当施行什么礼仪？用什么音乐和礼器？"当时听从喻希的建议，采用元嘉年间的旧例，设置轩悬之乐，六佾之舞，祭牲祭器全都依照上公的等级。尚书令王俭建议："《周礼》说'春天入学，举行释菜之礼、用舞蹈会合众人'。《礼记》说'开始教学时，穿皮弁服祭祀先师用蔬菜，表示尊敬正道'。又说'刚入学时，一定要祭祀先圣先师'。西晋中朝以来，释菜之礼已经废止，钟磬俎豆等祭祀礼制，都没有明确的记载。把孔子比作七庙祭祀就显得规格太轻，比作五祀又显得太重。陆纳、车胤认为孔子庙应当依照亭侯的爵位规格；范宁想要依照周公庙的规制，用天子的礼仪；范宣认为既然把孔子当作老师，就不能把他当作臣子对待，举行释奠之日，应当具备帝王的礼乐规格。这样看来车胤、陆纳的意见失之过轻，两位范氏的意见又失之过重。喻希说'如果是天子自己制定礼乐，那么应当在表达敬意的场所隆重进行；如果是要嘉奖赞美先师，那么所用的规格就不必完备齐全'。仔细推究这种说法，比较符合情理。本朝屈尊礼贤、弘扬教化，以师长之礼对待孔子，比照上公的规格，正合乎事宜。元嘉年间裴松之的建议和旧例是可以依循的。"

梁武帝天监八年，皇太子举行释奠之礼。周舍建议："既然这是重大的礼仪，请依照东宫元旦朝会的规制，太子穿着绛纱襮（音"博"，是指衣领）。音乐用轩悬之乐。凡是应当登殿就坐的人，都穿朱衣。"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又有关部门认为，礼记说"凡是做人子女的，上下台阶不能走主人所走的东边台阶（阼阶）"。吏部郎徐勉建议："郑玄说：'从命士以上，父子分住不同的宫室。'既然宫室不同，就没有不能走阼阶的礼制约束。请求在释奠之礼和宴会时，太子登堂，都应当从东阶上下。如果是皇帝乘车驾临学校，自然应当走中间的台阶。宴请宾客时，仍旧依照原来的规矩走西阶。"大同七年，皇太子上表请求让他的儿子

译宁国侯、临城公入学，当时议论的人认为这与太子有齿冑（依年龄排序而非依身份排序）的争议，因而心存疑虑。仆射等大臣认为："子路、曾点、颜回等人，都曾侍奉孔子，邹鲁之地被称为盛事，孔子家乡的人也没有非议。既然尊师之道已经光大，得到一份尊师的教益，也不会有损于对亲近之人的照顾（应指不会损害皇太子与其子的尊卑关系）。"皇帝下令批准。

北齐将要为天子讲经时，讲完之后，用一份太牢祭品祭祀孔宣父（孔子），以颜回配享，陈设轩悬之乐，跳六佾之舞。皇太子每通晓一部经书，以及新设立学校时，一定要举行祭祀先圣先师的释奠之礼，每年春秋二季的仲月，经常举行这种礼仪。每月初一，命令祭酒率领博士以下官员以及国子学各类学生以上人员，大学、四门博士登堂，助教以下官员和大学的各类学生在台阶下，向孔子像行拜礼，向颜回像行揖礼。太阳出来后举行仪式。各郡的学校则在坊内设立孔子、颜回的祠庙，博士以下官员，也每月朝拜。张凭建议说："不对颜回行拜礼的原因，考察学堂旧有圣贤的画像，既然已经具备礼仪、尽到敬意，尊奉孔子作为老师，但对颜回拜揖之礼还不明确。臣认为，'圣'是君主之道。'师'是贤臣辅佐君主之道。如果推崇舜、禹的君主地位，那么后稷、契就与我们一样都是臣子了。以孔门儒学为师，那么颜回就是我们的同门师兄弟了。像大贤人（颜回）恭敬自守，本来就是对君主之德的谦让；颜回看似愚钝，怎么能超越本分而以人师自居呢！所以说圣人以王者身份辅佐贤才，君臣之义得以体现；拜孔子、揖颜回，师生的名分才能相符。"

隋朝的制度，国子寺，每年四季仲月的第一个丁日，在国子学祭祀先圣先师。每年另外举行一次乡饮酒之礼。州县的学校则在春秋两季的仲月举行释奠之礼，也是每年在学校举行一次乡饮酒之礼。

唐朝武德二年，在国子学设立周公、孔子的庙宇各一所，四季按时祭祀。贞观二十一年下诏，左丘明以下二十二位先贤一同配享祭祀。起初以儒官自己担任祭祀的主祭人，只说博士的姓名，向先圣禀告。而且州县的释奠之礼，也是由博士主持。许敬宗上奏说："秦汉时期没有释奠之礼的明文记载，魏朝时是由太常主持祭祀。从晋、宋以来，有时是皇帝亲自主持，而学官担任主祭，完全没有明确的典章依据，让臣下担任主祭，从道理上讲不应当由臣下专断此事。现在请求国学的释奠之礼，命令国子祭酒担任初献，祝词称'皇帝谨遣'，命令司业担任亚献，博士担任终献。州学的释奠之礼，由刺史担任初献，上佐担任亚献，博士担任终献。县学的释奠之礼，由县令担任初献，县丞担任亚献，主簿及县尉共同担任终献。把这些规定修订编入礼令，作为永久的制度。"七年二月，高祖亲临国子学，亲自参加释奠之礼。召来道士、僧人，与博士们相互辩驳诘难了很长时间。贞观十四年二月，太宗亲临国子学，观看释奠之礼。永隆二年二月，皇太子亲自举行释奠之礼。开耀元年二月，皇太子在国学举行释奠之礼。景云二年七月，皇太子将要亲自在国学举行释奠之礼，有关部门起草仪式规程，命令随从的臣子都骑马、穿戴官服。太子左庶子刘子玄进谏说："古时候，从大夫以上都乘坐车子，用马作为拉车的骖服马。魏晋以来，一直到隋朝，朝廷官员又都乘坐牛车。至于像李广北征时，解下马鞍歇息，马援南征时，骑在马鞍上左右顾盼，这样看来，鞍马的设置，是用在军旅之中，是军服所穿骑的场合，重视的是它便于操习。查考东晋（江左）官员，官至尚书郎，如果轻率骑马，就会被御史弹劾。又颜延年罢官之后，喜好骑马出入乡里，当时人们都认为他放荡不羁。由此看来，专用的车子凭靠车轼而坐，可以穿着朝服，单骑骑马配鞍，则应该穿便服，从近代考察，这是明显的证据。宽衣博带，方履高冠，本来就不是骑在马上所穿戴的，本是乘车时所穿的服饰。而且长裙

译广袖，衣襟飘动如同羽翼，佩玉丝带叮当作响，光彩鲜明，如果驰骋在风尘之中，出入于旗帜仪仗之间，倘若马匹受惊狂奔，人从马上跌落，就会使随从的车队之中，掉落的鞋子来不及收拾，清道的仪仗旁边，缰绳相互缠绕连续不断，因此被路人耻笑，有损威仪。骑马时应当穿戴的衣冠，我认为应当加以废止改革。"皇太子命令交给外面官员宣布施行，并且编入礼令，作为固定的制度。开元十一年，下诏春秋释奠之礼使用牲牢祭品，各属县则只用酒和肉脯而已。二十七年八月，因为祭祀文宣王（孔子），开始使用宫悬之乐。二十八年二月，敕令："文宣王庙，春秋两次释奠之礼，应当命令代理三公之职的官员主持典礼，把这一规定编入礼令永久施行。"国子祭酒刘瑗上奏说："按照旧例，释奠之日，各级官员和僧道人士等，都应当到国子监观礼。请依照旧例，把这规定编入礼令。"皇帝下诏批准。相关仪式详见《开元礼》。

祭祀先代帝王名臣附录：汉、后汉、魏、东晋、后魏、隋、大唐

汉武帝时，有人说，古代天子在春天举行解祠，祭祀黄帝，用一只枭和一只破镜作祭品。张晏说："黄帝，是五帝之首。春天，是一年的开始。枭，是凶恶悖逆的鸟。方士的说法虚妄荒诞，说是在年初祛除凶灾，让神仙之帝食用凶恶悖逆的动物，使天下作乱悖逆的人遭到破灭。"枭，是一种鸟，会吃掉自己的母亲。破镜，是一种兽，会吃掉自己的父亲，形状像貙但眼睛凶猛。黄帝想要断绝这类动物的种类，让各级官吏祭祀时都用这两种动物做祭品。汉朝命令东郡进贡枭鸟，五月五日做成羹汤赐给百官。所谓"解祠"，就是解除罪过、祈求福祉的祭祀。

后汉章帝元和年间的春天，皇帝东巡视察，派遣使者奉上一份太牢祭品，在济阴祭祀帝尧。

魏武帝（曹操）年轻的时候，汉朝太尉桥玄唯独对他特别礼遇看重，所以建安年间，曹操派遣使者用太牢之礼祭祀桥玄。蜀主刘禅景耀六年，下诏为丞相诸葛亮在沔阳修建祠庙。在此之前，各地都各自请求为诸葛亮立庙，没有得到批准，百姓于是私下祭祀他，有人认为可以在京城为他立庙，刘禅都没有采纳。步兵校尉习崇、中书侍郎向充等人对刘禅说："自汉朝以来，德行小而画像立庙的人已经很多了。何况诸葛亮的德行超越远近，功勋盖过当世，却只能在私人家中受到祭祀，庙宇未能建立，这不是保存他的德行、怀念他的功绩、追念往昔的做法。如今如果完全依从民众的心愿，就会显得杂乱而没有法度；在京城建庙，又逼近宗庙的地位。应该就近在他的墓地附近，在沔阳为他立庙，让所属官员按时赐予祭祀，凡是他从前的部下和官吏想要祭祀他的，都限定到庙中祭祀，禁止私下祭祀。"于是刘禅听从了这个建议。何承天反驳说："《周礼》规定，凡是有功勋的人在大烝之祭时受祭，所以后代都遵循这个做法，功勋卓著的人得以配享祭祀。习崇等人却完全不遵循这个法式，刘禅又听从了他们的意见，这大概是不合乎礼制的。"

东晋孝武帝宁康三年七月，按照旧例，在廷尉寺祭祀皋陶，新礼却把这一祭祀移到律署，以便与在大学祭祀先圣孔子的做法相同。旧的祭祀在社日举行，新礼改为在孟秋举行，以此顺应秋天肃杀的政令。挚虞按考说："《虞书》记载皋陶担任司法官（作士），只有明察公允，国家看重他的功绩，人们怀念他判决的恰当，因此掌管刑狱的官员用礼仪祭祀他的神灵，被囚禁的人向他致祭，他的功绩在于最终判定案件是否得当，而不在于律令的制定之初。大学的设立，意义比太常更重要，所以在大学祭祀（先圣）。律署，地位比廷尉低，把祭祀移到律署，是舍弃重要的而就轻微的。律署并非正式的官署，兴废没有常规，应当仍旧在廷尉祭祀皋陶。祭祀用仲春时节，取意于万物生长；改用孟秋，是为了顺应刑杀肃杀之气，这个道理不足以让人认可改变旧制。应当确定新的礼仪制

译度，都依照旧的制度施行。"

北魏文成帝东巡，经过桥山，祭祀黄帝。孝文帝太和十六年，下诏说："法度施予百姓，祭祀有明确的典章；建立功业、留下恩惠的人，祭祀有惯例规程。那些应当在孟春祭祀的，因为国事繁多，就延误到今天才办理。可以命令改在仲月举行祭祀。凡是列入祭祀令的共有五位。帝尧建立了顺应天道的功业，兴起了巍然壮盛的治理，可以在平阳祭祀他。虞舜推行太平的风尚，达到无为而治的教化，可以在广宁祭祀他。夏禹治理洪水的灾害，建立了天下人受益的功业，可以在安邑祭祀他。周公制定礼乐制度，为万代树立典范，可以在洛阳祭祀他。至于孔子的庙宇已经在中央省署设置，另外敕令有关部门主持祭祀事宜。从周公以上，可以命令当地的州牧郡守，各自依照就近的原则，代为主持祭祀事宜，都用清酒和干肉作为祭品。"《曲礼》说："干肉称为'尹祭'。"

隋朝的制度，派使者祭祀先代帝王：在平阳祭祀帝尧，以契配享；在河东祭祀帝舜，以咎繇（皋陶）配享；在安邑祭祀夏禹，以伯益配享；在汾阴祭祀商汤，以伊尹配享；在沣水渭水之郊祭祀周文王、周武王，以周公、召公配享；在长陵祭祀汉高祖，以萧何配享。各用一份太牢祭品但不用音乐。配享的人在庙庭接受祭祀。

唐朝先前修订的礼令，没有祭祀先代帝王的条文。礼部尚书许敬宗等人上奏说："谨按《礼记·祭法》说：'圣明君王制定祭祀制度，是对施予百姓恩惠的人、因公事勤劳而死的人、因劳苦而使国家安定的人、能够抵御大灾难的人、能够抵挡大祸患的人加以祭祀。'汉高祖的祭祀制度没有文字记载，只是从前代到现在，大多沿用秦汉的旧例。秦始皇无道，所以摒弃对他的祭祀。汉高祖的典章制度，为后世树立了法度。从隋朝以上，也都在祭祀的范围之内。现在请求遵循以往的旧例，三年举行一次祭祀，在仲春之月举行。"天宝六载正月，下制：三皇设立一座庙宇，五帝设立一座庙宇，由有关部门按时祭祀。到七载五月，下诏："三皇以前的帝王，应当在京城内共同设立一座庙宇，仍旧与三皇五帝庙靠近，按时致祭。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的祭祀用品及音乐，请依照三皇五帝庙的规格，在春秋两季祭祀。历代帝王开创基业的地方，还没有祠庙的，由所在的郡设立一座庙宇祭祀，并且选取当时功业德行值得称道的两位将相配享。"

老君祠先贤附录：后汉、大唐

后汉桓帝延熹八年，派中常侍到陈国苦县，祭祀老子。九年，皇帝亲自在濯龙宫中祭祀老子。用有花纹的毛毡做祭坛，装饰纯金镶嵌的器物，设置华盖宝座，使用祭天的音乐。

唐朝干封元年，追封老君（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文明元年九月，册封玄元皇帝的妻子为先天太后，在老君庙所在地设立尊像。开元二年三月，皇帝亲自祭祀玄元皇帝庙，追尊玄元皇帝的父亲、周朝的上御史大夫李敬，追尊为先天太皇，并且在谯郡设立庙宇，每年举行一次以上的祭祀，依照先天太后庙的规格。二十九年，两京以及各州各设立庙宇一所，并设立崇玄馆。天宝元年，皇帝亲自祭祀玄元庙，又在古今人表中把玄元皇帝提升为上圣。当时同时下制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灵真人，又把他们所著的书都称为"经"。这一年九月，把两京的玄元庙改为太上玄元皇帝宫。那些告祭祝飨所用的音乐，迎神时用《混成》之乐，送神时用《太一》之乐。二载，西京的庙改称太清宫，东京的改称太微宫，天下各郡的改称紫极宫。

译三月，敕令：「古代制定礼仪，祭祀用清晨时分，其含义一方面取自崇尚幽暗，一方面情理上确实是因为死者已经过世。我圣祖湛然长存，是道教的宗主，与那些生命有终期的凡人不同，应当展现侍奉活人的礼仪。从今以后，每逢圣祖宫有祭告之礼，应改在卯时以前举行。」四载四月，敕令：「近来太清宫主持祭事的官员，都穿戴冕服，至于奏乐，也未改用旧名，并且在告献之时，仍陈列册祝之文，这些既然不是侍奉活人的礼仪，而全都遵循迎降神灵的仪式。况且仙真与凡俗有别，幽冥与光明各有法度，按理有诸多不便之处，也应当因时制宜。从今以后，每逢太清宫举行礼仪的官员，应改穿朝服，同时停用祝版，改为将清词写在纸上。至于告献之辞以及所奏的乐章，朕将另行亲自撰写。仍命有关部门拟定仪注上奏。」十三载正月，命令有关部门，每逢四季首月，就举行荐献上香之礼，并定为常例。七载五月，下诏：后汉张天师追赠为太师，梁代贞白先生陶弘景追赠为太保。兴元元年十二月，下诏：太清宫改为由太常卿担任亚献上香，光禄卿担任终献上香；将三次礼拜改为两次礼拜。贞元元年正月，敕令：太清宫荐飨之礼，亚献由太常卿担任，终献由光禄卿担任，并永远定为常例。

译根据先儒及弟子祠、太公庙的记载，译文如下：

孔子祠先儒及弟子附（汉、后汉、魏、晋、宋、后魏、北齐、后周、隋、大唐）

汉元帝时，孔霸因是皇帝的老师被赐爵，号称褒成君，供奉孔子的后代。汉平帝元始初年，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追封孔均为褒成侯。

后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封孔均之子孔志为褒成侯。章帝元和二年二月，东巡视察，因而临幸鲁地，祭祀孔子的七十二位弟子。《汉晋春秋》说："阙里，是孔子从前的住宅，在鲁城中。皇帝登上庙堂，面朝西，群臣在庭中面朝北，都拜了两拜。皇帝进献爵酒后才就坐。"《东观汉记》说"礼仪结束后，命儒生们讨论辩难"。和帝永元四年，改封为褒尊侯，相传到献帝初年，封国断绝。

魏文帝黄初二年，任命孔子二十一代孙、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食邑百户，供奉孔子祠。命令鲁郡修葺旧庙，安排百户吏卒守卫。

晋武帝泰始三年，改封孔子二十三代孙、宗圣侯孔震为奉圣亭侯。又下诏太学及鲁国，四季都要备齐三牲来祭祀孔子。明帝太宁三年，下诏拨给奉圣亭侯四季祭祀孔子的祭祀经费，按照泰始年间的旧例。

宋文帝元嘉八年，奉圣侯因犯罪被剥夺爵位。到十九年，又授予孔隐之。孔隐之的侄子孔熙先谋反，又失去爵位。二十八年，改任孔惠云为奉圣侯。后来他患重病，失去爵位。孝武帝大明二年，又任命孔迈为奉圣侯。孔迈死后，儿子孔荂、孔诩都因谋反继承爵位而获罪，失去爵位。

后魏封孔子二十七代孙孔乘为崇圣大夫。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改封二十八代孙孔珍为崇圣侯。文成帝下诏：孔宣尼的庙宇，应当另外敕令有司举行祭献之礼。

北齐改封三十一代孙为恭圣侯。

后周武帝平定北齐后，改封为邹国公。

隋文帝仍然沿用邹国公的封号。炀帝改封为绍圣侯。

大唐贞观十一年，封孔子后裔孔德伦为褒圣侯。二十一年，颁布制令：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元凯、范宁、贾逵，共二十二人，一并列为先师。永徽年间，颁布制令：改周公为先圣，贬孔子为先师，颜回、左丘明列为从祀。显庆二年，礼部尚书许敬宗等人上奏说："按照贞观二十一年的诏令，以孔子为先圣，又增添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与颜子一同在太学配享孔子，都作为先师。如今根据永徽年间的法令，改用周公为先圣，贬孔子为先师，颜回、左丘明都作为从祀。按照《礼记》'凡是学校，春官要在其先师处举行释奠礼'。郑玄注解说：'官，是指掌管礼乐诗书的官员。先师，如同礼有高堂生，乐有制氏，诗有毛公，书有伏生，可以作为先师。'又说'刚设立学校时，要在先圣处举行释奠礼。'郑玄注解说'如同周公、孔子这样的人物。'圣，则不是周公就是孔子；师，则偏重擅长一部经典。汉魏以来，取舍各不相同。颜回、孔子交替作为先师，孔子、周公交替作为先圣，探求其中的礼仪规范，历来都有得失。所以贞观年间的制度，定孔子为先圣，加封众儒生为先师。而如今新的法令，擅自更改，只是周公摄政，制礼作乐，功绩比得上帝王，却把他祭祀在儒馆之中，实在是贬低了他的功绩。孔子生于衰败的周朝末年，拯救文教衰败的弊病，效法尧舜，遵循文王武王的典章，在六经中弘扬圣人的教化，在千年间阐发儒家风范，所以孟轲说自有生民以来，只有孔子一人而已。自汉代以来，历代相继封侯，尊崇他的圣德，一直到今天，怎么可以贬低这样的至圣先哲，屈就为先师之位呢？况且左丘明这些人，他们的学说仍在流传，却被贬为从祀，也没有先例。现在请求改用旧诏令，从道理上说才是恰当的。周公仍然依照礼制配享武王。"高宗乾封元年正月，东

译巡，驻扎在兖州邹县，祭祀孔子庙，追赠他为太师。总章元年二月，皇太子到太学，追赠颜回为太子少师，曾参为太子少保。神龙初年，下诏用邹鲁地区的百户封给崇道公孔子作为食邑，用来供祭祀之用。又授予孔子后裔褒圣侯崇阶朝散大夫的官职，仍允许子孙相传承袭。开元八年，敕令改颜回等十哲为坐像，都应当列入从祀。曾参有大孝行，德行冠绝同列，特地为他塑像，坐在十哲的旁边。在庙墙上绘制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贤人的画像。因为颜子是亚圣，皇帝亲自为他撰写赞辞，书写在石碑上。闵损以下的人，命当朝的文士分别为他们撰写赞辞。当时国子司业李元瓘上奏说："先圣孔宣父的庙宇，先师颜子配坐，如今颜子的塑像是站立侍奉的姿态，配享应该是坐着的姿态。十哲弟子，虽然也在庙堂中列有画像，却不应当接受祭祀。谨查祭祀的法令：何休、范宁等二十二位贤人，还能享受从祀。这十哲请求在春秋释奠礼中，排列在二十二贤之上受祭。七十弟子，请求依照都城监造庙堂的规格在墙壁上绘制图像，并且为他们撰写赞辞。又曾参的孝道值得推崇，他独自向孔子求学经典，请求依照二十二贤的规格享受祭祀。"二十七年八月，颁布制令："孔子应当追赠谥号为文宣王，应当命三公持符节册封任命，并撰写仪式规范。从前因为周公面朝南而坐，孔子面朝西而坐，如今地位既然已经不同，坐姿怎么还能沿用旧制？应当补充这一缺失的典章，永远作为定例。从今以后，孔子面朝南而坐，宫中拿出帝王的衮冕服饰给他穿上。十哲等人在东西两侧列队侍立。颜渊既然称为亚圣，必须优待他的品秩。颜子追赠为兖国公，闵子骞追赠为费侯，冉伯牛追赠为郓侯，冉仲弓追赠为薛侯，宰我追赠为齐侯，端木子贡追赠为黎侯，冉有追赠为徐侯，仲由追赠为卫侯，言偃追赠为吴侯，卜子夏追赠为魏侯。又孔子的格言中，称赞曾参鲁钝，虽然位列七十弟子之数，却没有记载在四科之中。此前虽然把他列入十哲，但终究没有特别突出于同列，长久违背了先前的旨意，应当修正他原来的地位。希望礼制得以合乎次序，让世人得以瞻仰效法。"命尚书右丞相裴耀卿代理太尉，持符节前往国子庙举行册封追赠之礼，册封完毕后，有关部门举行奠祭，也如同释奠礼的仪式。又派遣太子少保崔琳前往东都，在庙中举行册封之礼。又敕令两京及兖州的旧宅庙宇塑像，应当改穿衮冕服饰。至于其他各州及县，庙宇本来狭小，只需改朝南方向，不必更改服饰。两京用宫悬乐制。春秋两季仲月的上丁日，命三公代理主持祭祀事宜。七十弟子也应当一并追赠：曾参追赠为郕伯，颛孙师追赠为陈伯，澹台灭明追赠为江伯，宓子贱追赠为单伯，原宪追赠为原伯，公冶长追赠为莒伯，南宫子容追赠为郯伯，公皙哀追赠为郳伯，曾点追赠为宿伯，颜路追赠为杞伯，商瞿追赠为蒙伯，高柴追赠为共伯，漆雕开追赠为滕伯，公伯寮追赠为任伯，司马牛追赠为向伯，樊迟追赠为樊伯，有若追赠为卞伯，公西赤追赠为郜伯，巫马期追赠为鄫伯，梁鳣追赠为梁伯，颜柳追赠为萧伯，冉孺追赠为纪伯，曹恤追赠为曹伯，伯虔追赠为聊伯，公孙龙追赠为黄伯，冉季追赠为东平伯，秦子南追赠为少梁伯，漆雕子敛追赠为武城伯，颜子精追赠为琅琊伯（一作子骄），漆雕徒父追赠为须句伯，壤驷赤追赠为北征伯，商泽追赠为睢阳伯，石作蜀追赠为石邑伯，任不齐追赠为任城伯，公夏守追赠为元父伯，公良孺追赠为东牟伯，后处追赠为营丘伯，秦子开追赠为彭衙伯，奚容蒧追赠为下邳伯，公肩定追赠为新田伯，颜襄追赠为临沂伯，鄡单追赠为铜鞮伯，句井疆追赠为淇阳伯，罕父黑追赠为乘丘伯，秦商追赠为上洛伯，申党追赠为邵陵伯，公祖子之追赠为期思伯，荣子期追赠为雩娄伯，县成追赠为巨野伯，左人郢追赠为临淄伯，燕伋追赠为渔阳伯，郑子徒追赠为荥阳伯，

译颜之仆追赠为东武伯，原亢追赠为莱芜伯，乐颜追赠为昌平伯（一作欬），廉洁追赠为莒父伯，颜何追赠为开阳伯，叔仲会追赠为瑕丘伯，狄黑追赠为临济伯，邽巽追赠为平陆伯，孔忠追赠为汶阳伯，公西与如追赠为重丘伯，公西箴追赠为祝阿伯，蘧瑗追赠为卫伯，施常追赠为乘氏伯，林放追赠为清河伯，秦非追赠为阳伯，陈亢追赠为颍伯，申枨追赠为鲁伯，琴牢（不详），颜哙追赠为朱虚伯，步叔乘追赠为淳于伯，琴张追赠为南陵伯。

太公庙（大唐）

大唐开元十九年四月，两京及天下各州，各设置太公庙一所，以张良配享，春秋两季在仲月的上戊日祭祀。各州参加宾贡的武举人，比照明经、进士科的规矩，举行乡饮酒礼。每当出师任命将领，辞行完毕，出发那天，就到庙中引导辞行，并挑选自古以来的名将中功业有成、广泛救济百姓的十人，比照十哲的规格接受祭飨。到干元元年九月十二日，太常少卿于休烈上奏说："臣前不久因秋祭汉高祖庙时，见旁边没有陪祀的臣子；祭祀太公庙时，却见张良在旁陪祀。臣认为张良生于汉朝初年，辅佐高祖，在营帐中出谋划策，辅助平定天下，考察他所处的年代，与太公并不相接。自古以来配食于庙庭、陪葬于陵寝的人，都是选取当时辅佐开国的功臣，一同接受哀荣。太公本身就是人臣，不应当用张良来配享，请求将他移到汉高祖庙。"皇帝听从了这一建议。上元元年闰四月，敕令："从前周武王开创大业，能够平定天下，全靠太师尚父，实在辅佐兴立了王业。况且太公的德行值得效法，道义上应当禁止暴乱，考察古代典制，应当尊崇礼仪。太公望，可以追封为武成王，有关部门依照文宣王的规格设置庙宇。并委托中书门下，挑选古今名将，比照文宣王设置亚圣及十哲等配祀。祭飨的典礼，一律与文宣王相同。"贞元四年八月，兵部侍郎李纾上奏说："太公庙按照旧例以太常少卿担任三献官。祝文中说'皇帝派遣某官，敢昭告'。到上元元年，追赠为武成王，祭飨的典礼，一律与文宣王相同。有关部门于是改派太尉担任献官，并且进呈祝版由皇帝亲自署名。臣认为太公，就是周朝的太师；张良，是汉朝的少傅。本朝把他们列入祭祀典章，已经极尽褒扬尊崇，记载在祝词中，本应恰如其分，若礼数超过应有的分寸，神灵怎敢享用祭品。如今在至尊之前屈就礼数，对臣子之位施加敬意，每次都请皇帝亲自署名，并且称为昭告，臣私下认为这样不合适。与文宣王完全相同，恐怕并不妥当。臣认为文宣王孔子垂范教化，是百代的宗师，三纲五常，没有他的教诲就不能明晰，治国治家，没有他的制度就不能确立，所以孟轲说，自有生民以来，只有孔子一人而已。因此确立了素王的礼法，加上先圣的名号，音乐用宫悬之制，献祭改派太尉，尊师崇道，完全符合正统经义。而太公的著述，仅止于《六韬》，功勋业绩限于一代，怎么可以比拟孔子的盛德，与他享有同等的殊礼呢！前面所说的祝文，请求从今以后不再由皇帝署名；其中'敢昭告'一语，请求改为'致祭'；至于献官，请求依照旧例改派太常卿以下的官员担任。"皇帝下诏命令百官聚集商议后奏报。兼大理卿于颀等四十六人的意见与李纾相同。左领军大将军令狐建等二十四人则议论说："当今兵革尚未止息，应当崇尚武教来尊崇古制，看重忠烈来劝勉今人，如果要有所贬损，就不是激励劝勉的办法了。追尊太公的王位，按时祭祀他，作为武教的宗主，如果不尊崇他的礼仪，就无法看重这门教化。文武两种教化，国家应当并立，废除一种都不可以，况且这套典礼制度，已经历经两朝皇帝，如今想要更改它，恐怕是不合适的。"到九月，有敕令：改用上将军以下担任献官，其余事宜依照李纾所奏执行。至于祭飨的献礼仪式，详细记载在《开元礼》中。

《通典》卷第五十四 礼十四 沿革十四 吉礼十三

译

巡狩 封禅

巡狩

（唐、虞、夏、周、秦、汉、后汉、魏、晋、宋、后魏、隋、大唐）

唐尧、虞舜时，天子每五年巡狩一次。晏子回答齐景公说："天子前往诸侯之地叫做巡狩。"《白虎通》说："巡，就是循行的意思。狩，就是牧养的意思。是为天下循行守护、牧养百姓。当道德教化太平之时，还担心远近之地教化不能一致，隐微之处有人得不到应有的照顾，所以要亲自巡行察看。施行礼仪要谨慎恭敬，这是极其重视人民的表现。"郑玄说："诸侯替天子镇守土地，天子按时巡视省察一次。"《尚书》说"五年巡狩一次"。之所以一定要五年，是因为按照天道，时序有所生成，年岁有所成就，三年一次闰月，天道稍稍完备，五年两次闰月，天道就大为完备了。这年二月，向东巡狩，到达岱宗，举行柴祭（岱宗，就是东岳）。特意称泰山为岱宗，是因为它地处东北方，居于寅位与丑位之间，是万物终而复始的地方，是阴阳交替的场所，是众山的宗主，所以称为岱宗。按次序遥祭山川。张守节说："于是按照等级次序遥祭东方诸侯境内的名山大川。所谓'秩'，是说五岳比照三公的规格，四渎比照诸侯的规格。"各方诸侯四次朝见。孔安国说："各自在方岳之下会合朝见，共有四处，所以叫做四朝。尧舜遵循同样的治道，舜摄政时是这样，尧的时候也可想而知了。"于是接见东方的诸侯。协调校正四时、月份和日期，统一音律、度、量、衡制度（时，指四季；月，指十二个月；日，指三百六十天；律，指法制；度，指长度单位；量，指容量单位；衡，指重量单位）。郑玄说："协调校正四季的月数和日名，防止出现失误。"核实节气和晦朔（每月的最后一天和初一），担心诸侯各地有所不同，所以借巡狩之机加以统一校正。修明五礼——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五玉是诸侯身份等级的信物（拿在手中叫做瑞，陈列出来叫做玉）。三种丝帛、两种活物、一种死物作为见面礼（三帛，指纁色、玄色、黄色，是三孤所执的；二生，指羔羊、大雁，是卿大夫所执的；一死，指野鸡，是士人执以为礼的）。五月，巡狩到达南岳（衡山）；八月，巡狩到达西岳（华山）；十一月，巡狩到达北岳（恒山），礼仪都和岱宗的礼仪相同。《白虎通》说："二月、八月，昼夜平分；五月、十一月，是阴阳终结的时候。"巡狩归来，到祖庙祭告，用一头牛作祭品。孔安国说："巡狩四岳完毕之后归来，向文祖之庙祭告已经归来（艺，就是文的意思，说祖就是说文祖庙彰显着功德）。特，指一头牛。"郑玄注《尚书》说："每次归来都用一头牛作祭品，是要表明每巡狩一岳就归来一次。"按照《尚书》《王制》的文字，之所以不是巡狩完四岳之后才说"归"，而是在每一岳之后就说"归"，是为了表明四岳的礼仪相同，使文字前后相承接，因此在叙述完整个巡狩过程之后才总说"归"。

夏后氏沿袭了这一制度。王肃说："天子五年巡狩一次。"郑玄说："五年一次，是虞舜、夏朝的制度。"

周朝的制度，是十二年巡狩一次。《大行人》记载："每十二年，天子巡狩众多诸侯之国。"殷，是众多的意思，指的是相应方位的诸侯。周朝以木德称王，岁星是木德之星，十二年运行一周天，所以用它来象征。因此梁朝崔灵恩说这是"取岁星运行一周天这个完备的数字"。天子将要巡狩，要以类祭祭告上帝，以宜祭祭告社神，到祢庙祭告（帝，是指配祭于南郊的五方精气之帝，指的是灵威仰；类、宜、造，都是祭祀的名称）。按照《曾子问》记载"诸侯前往天子处，要祭告祖庙、祢庙"。这里不说祖庙，是因为《白虎通》说："七庙都要祭告，只说祢庙，是因为出行时按时序先从祢庙开始，然后再上溯到祖庙以上各庙，于是就出发了，不敢让尊长的

译命令滞留。"《职方氏》记载先要告诫四方诸侯说："各自整治平定你的封地，考核你的职守事务，不敢有不敬慎的地方，国家有严厉的刑罚。"（乃，就是你的意思；守，指封地境内；职事，指应当供给准备的事务）。等到天子出行时，先由熟悉道路的人，率领属官为天子巡视告诫号令（先道，指先按天子将要经过的道路，走在前面，重申先前告诫过的号令）。大驭之官掌管祖道之礼（就是祭祀路神之礼）。土训之官陪同天子的车驾而行，以备天子询问九州岛的地形，这就是所谓用地图讲解地理情况，山川各自适宜出产什么物产，这就是所谓向天子说明地方事务。诵训之官也陪同天子的车驾，用自己所熟知的久远史事来告诉天子；诵训官就是所谓掌管讲述地方志以告知天子当地事务的官员，比如鲁国有大庭氏的府库、殽山的南北二陵这样的典故。诵训官又掌管讲述地方所忌讳的事物（方慝，指四方言语中所忌讳的事物），用来告诉天子应当回避的忌讳，从而了解当地的风俗（辟，读作避）。

天子乘坐金辂，竖起大旗。《巾车》记载："金辂，钩饰，樊缨用九圈，竖起大旗用来接待宾客。"这年二月，向东巡狩，到达岱宗，举行柴祭，遥祭山川之神，燃烧柴薪祭告感生的天帝。接见诸侯（觐，就是接见的意思，那一方的诸侯，预先在边境等候）。《祭义》说："天子巡狩，诸侯在边境等候。"所经过的山川，就派祝官、宗官先用三种规格的璋瓒（都用黄金做成勺嘴），斟酌郁鬯酒来礼敬神灵，其次由校人杀黄色的马驹来祭祀。《玉人》记载："大璋、中璋长九寸，边璋长七寸，射部长四寸，厚一寸。用黄金做勺，青铜镶外层，朱色镶内层，勺嘴长一寸，勺柄长四寸，有丝带装饰。天子巡狩时，宗官、祝官在马前先行。"郑玄说："鼻，就是勺的流嘴。衡，指的是勺柄的长度。对于大的山川就用大璋，加以纹饰。对于中等的山川用中璋，纹饰略减。对于小的山川用边璋，纹饰减半。"又《校人》记载："凡是要祭祀四海山川，就杀黄色的马驹。"郑玄说："指的是天子巡狩经过大的山川。"每到一处住宿，掌舍之官设置双重栅栏（指行马之类的障碍物），重复设置两重，是为了周密警卫、内外分列（枑，音互）。在栅栏外面，则由土方氏另外设置藩篱。《土方氏》记载："天子巡狩，就要为他设立行宫。"郑玄说："为他设置藩篱。"到达方岳所在地后，先要询问年满百岁的老人，前去拜见他们；如果不满百岁，八九十岁的老人，如果所经的道路正好经过他家门口，就前去拜见，否则就不去。《祭义》所说的"向东走向西走都不敢经过而不拜见"就是这个意思。天子于是命令太师采集民间的歌谣诗篇，配以音乐传播陈列出来，用来观察民间的风俗，从而审察其善恶（这就是所谓命太师陈列诗歌来观察民风）。命令掌管市场的官员，陈列各种物品的贵贱情况，用来观察百姓的好恶（这就是所谓"命令市官呈报物价，来观察百姓的好恶，志趣是奢靡还是崇尚邪僻"，所以郑玄说："奢靡放纵那么奢侈品就昂贵，人的志趣如果邪僻淫乱，那么所喜好的东西就不正当。"）又命令掌管礼仪的官员，考校四季节气、月份的晦朔、天干地支纪日，以及测候节气的音律，所使用的礼乐、宫室、车旗等制度，君臣上下的服饰，都拿天子所颁布的制度来考校（这就是所谓"命令掌礼之官考校时令，校定日期，统一音律礼乐，规范制度衣服，加以纠正"，注解说："同，指阴律。"）诸侯封地内有名山大川，却不依礼致祭的，算是不敬，不敬的，天子就削减他的封地。有祭祀宗庙不依照昭穆次序的，算是不孝，不孝的，天子就贬黜他的爵位（不顺，指的是违背昭穆次序的情况；因为宗庙可以表明官爵，所以要贬黜他）。擅自更改礼制、变易音乐的，算是不服从，不服从的，天子就

译流放他（流，就是放逐）。擅自更改制度、变易服饰的，算是叛逆，叛逆的，天子就讨伐他。对百姓有功德的诸侯，就增加封地，提升品级（律，就是法度的意思）。诸侯用来招待天子的牢礼，用一头牛犊。《掌客》记载："天子巡狩众多诸侯之国，那么诸侯国君就用牲畜牛犊来供膳。"又《郊特牲》记载："天子到诸侯处，诸侯用牛犊供膳，是崇尚诚实的意思，天子不吃怀孕的牲畜。"

天子已经对诸侯行完黜陟赏罚之后，就与他们在方岳之下相见，先筑起祭坛（与觐礼的祭坛规制相同。郑玄注《司仪》职时引用觐礼的规制，说"天子巡狩会见众多诸侯国而礼制相同，那么建造的宫室大概也是这样"，就是这个意思）。祭坛外面用土筑起矮墙，方圆三百步，开四座门。祭坛方圆九十六尺，高四尺，坛上做成堂，堂下分为三级，称为三成，每层高一尺。堂上设置司盟之神的神位，称为"方明"。《觐礼》记载："诸侯朝见天子，建造宫室方圆三百步，开四座门。祭坛高十二寻，深四尺，把方明神主安放在坛上。"郑玄说："宫，指用土筑起矮墙，用来象征墙壁。八尺叫做一寻，十二寻就是方圆九十六尺。深，指的是高度，从上往下看叫做深。方明，是上下四方神明的象征。诸侯会盟时，神明在旁监察。上天有掌管盟约的神明有神位，就好比宗庙有神主一样。"关于方明神主的形制，详见《朝觐》篇。《司仪》职记载："那祭坛有三层，宫室四周各开一门。"郑玄说："成，就是重的意思。三重，是指下面逐层缩小分为三级，每层各高一丈二尺。"接见诸侯的时候，根据郑玄注《司仪》和《觐礼》，诸侯的上介，各自拿着自己国君的旗帜，安置在宫内，用来标明各自站立的位置。于是告知天子登上祭坛，完毕后，诸侯都到自己的旗帜下站定各自的位置（郑玄依据《明堂位》，公爵位于中间台阶之前，面朝北，以东为上位；侯爵位于东阶之东，面朝西，以北为上位；伯爵位于西阶之西，面朝东，以北为上位；子爵位于门东，面朝北，以东为上位；男爵位于门西，面朝北，以东为上位）。天子于是在坛上向他们作揖，以确定各自的位置。作揖的礼节有三种规格：与天子没有亲缘关系的（异姓诸侯），拱手稍稍下压作揖（《司仪》所说的"土揖庶姓"）；与天子有婚姻关系的，平推双手作揖（所谓"时揖异姓"）；与天子同姓的，拱手稍稍上举作揖（所谓"天揖同姓"）。天子作揖确定各自的位置之后，诸侯依次上前，登坛献上玉圭（又依据《司仪》职及郑玄注：公爵在上层进献桓珪玉，安排五位傧相相礼；侯爵、伯爵在中层进献信珪、躬珪玉，安排四位傧相相礼；子爵、男爵在下层进献谷璧、蒲璧玉，安排三位傧相相礼）。诸侯各自献玉完毕，下坛叩拜，又登坛，完成叩拜之礼。完毕后，傧相才引领诸侯登堂，把玉圭交给天子。完毕后，就用璧、琮举行献礼，称为"将币"。《玉人》记载"璧、琮长九寸，是诸侯用来献给天子的"，就是这个意思。诸侯朝见天子完毕后，就退下彼此互相盟誓，由掌管王宫事务的伯爵监临，盟誓所祭的神主要依据当月所对应的星辰，一定要顺便加以祭祀。《觐礼》记载："祭天要燃烧柴薪，祭山陵要升到高处，祭河流要沉入水中，祭地要埋入地下。"郑玄注解说："升祭、沉祭，都是要亲临祭祀之地的，亲临祭祀之地，指的就是天子巡狩时诸侯盟誓时的祭祀。"

其余的巡狩：五月，向南巡狩，到达南岳，礼仪如同东巡狩之礼；八月，向西巡狩，到达西岳，礼仪如同南巡狩之礼；十一月，向北巡狩，到达北岳，礼仪如同西巡狩之礼。巡狩的月份都选用一年四季中间的月份，是因为天子考订礼制、校正刑罚，应当取得中正之道，春分秋分，昼夜平均，冬至夏至，阴阳终结，是想取其终而复始、持平公正的含义，所以从唐尧虞舜以来，都选用仲月。巡狩结束后，返回途中，每到一庙都用一头牛来祭告已经归来，这就叫做"归格于祖祢用特"（

译特，就是一头牛）。

秦始皇三年，向东巡视郡县，在邹峄山祭祀，歌颂自己的功业。这一年又到海上游览。二年，游览碣石，从上郡回归。五年，开始向南到达湘山，于是登上会稽山，沿海而行，到沙丘时驾崩（这些都是为了求取神仙奇药，不再有观察民风、探问百岁老人这样的举动了。并，音步浪反，下同）。二世元年，向东巡视碣石，沿海而行，向南经过泰山，到达会稽，都举行了祭祀之礼，并且在始皇帝所立的石碑旁边刻字，用来彰显始皇帝的功德。

汉武帝元狩四年，才开始巡视郡县，逐渐扩展到泰山（寖，是渐渐的意思；寻，是就近前往的意思；寖，音浸）。元封初年，又到海上，又向北到达碣石，从辽西出发巡视，经过北方边境，到达九原。五月，才到达甘泉宫，总共行程一万八千里。汉武帝也和秦始皇的做法相似。

后汉光武帝建武三十年三月，临幸鲁地，《汉祀令》记载："天子出行有所往来，渡过黄河时，要沉入水中白马、玉圭、玉璧各一件，用五尺长的丝绸缠裹，用两束干肉、六升酒、一升盐来祭祀。渡过渭水、灞水、泾水、洛水等其他有名的河流也是如此，各沉入玉圭、玉璧一件。按照法律，所经之地要供给祭祀用具；等到出行时，祭祀其他河流水泽，由先导的骑兵投石探路，少府供给玉圭玉璧。不满百里的河流不必沉祭。"经过泰山时，祭祀泰山及梁父山。章帝元和二年二月，向东巡狩，派遣使者用一副太牢的祭品在济阴郡成阳县的灵台祭祀唐尧。到达泰山，辛未日，举行柴祭，祭告天地群神，按照旧例进行。壬申日，在汉武帝所建的汶上明堂宗祀五帝，光武帝配享。事毕之后，就接见东方的诸侯，宴请赏赐王侯群臣。趁机巡视各郡国，临幸鲁地，祭祀东海恭王以及孔子、七十二弟子。四月，返回京城。庚申日，祭告已经归来，祭祀高祖庙、光武庙，各用一头牛。安帝延光三年，向东巡狩，到达泰山，举行柴祭并在汶上明堂祭祀，如同元和年间的旧例。

魏明帝一共三次向东巡狩，所经过的地方都慰问高龄老人，体恤百姓疾苦，有时赏赐谷物布帛，颇有古代巡幸的风范。齐王正始年间，巡视洛阳县，赏赐高龄老人、勤于耕作的人，各有等次差别。

晋朝初年制定新礼，巡狩方岳时，举行柴祭、望祭并祭告神明，按照礼制设置壝宫。前来朝见的诸侯，宾礼及执持礼物的仪节都如同朝仪一样，但不建立旗帜。挚虞认为："按照觐礼，诸侯各自建立自己的旗帜标志，用来区别爵位等级，显示不同的威仪。《诗经》说'君子来到了，能看见他的旗帜'。应当制定新的礼仪，像旧礼那样建立旗帜。"皇帝下诏批准了他的建议，但是终晋一代，这项礼仪始终没有真正实行。武帝泰始四年，下诏派遣使持节、侍中、黄门侍郎，奉命四处出行，巡行天下。把关乎万民利害的事情整理成一份文书，礼俗政事教化治理及应该禁止或顺应的事情整理成一份文书，悖逆暴乱、作恶违令的事情整理成一份文书，灾荒饥馑、贫苦困顿的情况整理成一份文书，安康快乐、和睦太平的情况整理成一份文书，每到一国都分别记录，回来后向天子复命。

宋文帝元嘉四年二月，向东巡狩，到达丹徒，祭告拜谒祖先陵园。三月，在行宫宴请当地父老及旧日的功臣，加赐衣裳布帛，减免租税，赦免刑罚。战死者的家属、孤苦无依的人，都根据情况予以抚恤。二十六年二月，向东巡视，临幸京城，一并拜谒二座陵墓，会见旧都的父老一万多人，设宴慰劳并赏赐财物，赦免并减免徭役。

后魏文成帝和平元年正月，向东巡狩，经过桥山，祭祀黄帝；临幸辽西，遥祭医无闾山。于是沿海而行，临幸冀州，向北到达中山，经过恒岳，礼祭山神之后返回。第二年，向南巡视，经过石门，派遣使者用玉璧、牲畜礼祭恒岳。

隋炀帝自从文帝的陵墓刚刚完工之后，就开始巡游天下，仰慕秦始皇、汉武帝的做

译法，向西征伐、向东巡幸，从没有片刻停歇，六宫嫔妃与文武官吏士卒，常常多达十几万人，但这已不是省察四方、施展德义的巡狩之行了。

大唐皇帝将要巡狩时，有关部门秉承皇帝旨意，先向东方各州颁布告示说："皇帝二月向东巡狩，各自整治平定你们的封地，考核你们的职守事务。"车驾即将出发时，要祭告圆丘、宗庙、社稷，都依照《开元礼》的规定。高宗调露元年九月，临幸并州，命度支郎中狄仁杰担任知顿使。并州长史李知玄因为御道要经过妒女祠，民间传说穿着华丽衣服经过的人，一定会招致风雷之灾，于是征发几万人，另外开辟御道。狄仁杰说："天子出行，千乘万骑相随，风伯为他清扫尘埃，雨师为他洒扫道路，妒女之神哪里能造成什么灾害！"立即下令停止开辟新道。皇上听闻这件事后感叹说："真是个大丈夫啊。"

评论说：梁朝崔灵恩在《三礼义宗》中说："唐尧虞舜时五年巡狩一岳，要二十年才能巡遍四岳，到了周朝就要四十八年了。如果一次出巡就要遍历四岳，又会耽误四时的祭祀。唐尧虞舜时以衡山为南岳，周朝时以霍山为南岳。按照他们的制度，天子出行每日走五十里，如果二月到达东岳，五月到达南岳，八月到达西岳，十一月到达北岳，路程遥远，必定来不及。由此可知，每到一岳就立即返回，这种说法才更为合理。"按照《尚书·周官》篇记载："每六年，各方诸侯朝见天子一次，又过六年，天子才按时巡狩，考察制度，各方诸侯在方岳之下朝见天子，天子隆重地进行赏罚黜陟。"孔安国注解说："周朝的制度是十二年巡狩一次，春天向东，夏天向南，秋天向西，冬天向北，所以叫做'时巡'。考察制度，端正礼法，就像虞舜那样。四方的诸侯，各自在方岳之下朝见天子，隆重地考核政绩，黜退昏庸的，提拔贤明的。"再考察尧舜生活简朴节俭，常常住着茅草屋顶、土筑台阶的宫室，巡狩四方时，仪仗侍从必定很少。一年巡视一岳，五年才巡遍一遍再返回，宗庙的祭祀，暂时委托有司代理。至于展示德义、省察四方，观察风俗民情这样的重大政务，如果要二十年才能巡遍一次，对于百姓和政事来说，岂不是太过于疏远了吗？详细考察《周官》的原文和孔安国的注解，既然周朝把巡狩制度改为十二年一次，比起唐尧虞舜的做法已经差距很大了，如果要四十八年才能巡遍，岂不是更加旷日持久了吗！况且周朝虽然崇尚文治，天子与诸侯之间的礼仪等级依次递减两等，周穆王巡行天下，百姓也没有感到过分的辛劳。秦始皇巡游四方，随从的车辆多达八十一乘，两汉以来，直到隋朝，有的是向东封禅祭天以彰显功业告成，有的是巡视考察民风民俗，百官都要随行，各部门也全部跟从，人数不下十几万，何止是千乘万骑！所以历代大多缺失这种简朴的巡狩之礼。崔灵恩认为尧舜以及周朝天子巡行时车马仪仗的礼数规格，与秦汉以后没有什么不同，这是不明白古今丰俭有别的道理，又不能详细考察《周官》原文的含义，只不过是随意臆测之说罢了！"

译无怀氏、伏羲氏、神农氏、黄帝、颛顼、帝喾、帝尧、舜、禹、汤、周朝、秦朝、汉朝、后汉、魏朝、晋宋、后魏、北齐、隋朝、大唐都举行过封禅。

译古时候帝王兴起，往往是改朝换代而立，等到天下太平了，一定要到泰山去封禅，用来告知天下大功告成。《礼记》说"凭借名山向上天禀告成功"。之所以一定在泰山封禅，是因为泰山是万物交替更新之处，在泰山上增筑高坛，是顺应它的这种特性。"升"，就是向上；"中"，就是成功。刻石记载功业名号，用来彰显自己的功绩。封礼完毕之后，再到梁甫山行禅礼，也是用来告知天下太平。封禅，是崇高与深厚这两种德行的体现。在山上筑坛叫封，在地上祭祀叫禅。上天以崇高为尊，大地以深厚为德。增筑泰山之高来回报上天，加厚梁甫山的坛阶来回报大地。这是要表明承受天命、成就大功之后，对天地都有增益，就好像天地也因此变得更高更厚了一样。梁甫，是泰山附近一座低矮的支脉小山。因为它能以自己的方式配合成就崇高之德，所以在梁甫行禅礼，也是为了告知天下太平。

无怀氏在泰山封禅，禅礼行于云云山。管仲回答齐桓公说："古时候在泰山封、在梁父禅的共有七十二家，而我夷吾所记得的只有十二家。"从前有位无怀氏，是古代的帝王，生活在伏羲之前。《韩诗外传》说："孔子登泰山，观察历代改朝换代称王、可以数得出来的有七十余家，数不出来的则有上万家。"袁准《正论》说："只有《周官》中有天子举行大规模封禅的记载。考察周成王封禅的事，而周文王、周武王都不在那七十二位君主之列，经传中也没有一句话提及他们封禅之事，学者们对此感到疑惑。"服虔说："云云山在梁甫山以东，是山名。"晋灼说："云云山在蒙阴县故城东北，山下有云云亭。"

伏羲、神农也都沿袭了这种做法。

黄帝在亭亭山行禅礼。服虔说："亭亭山在牟阴。"晋灼说：《汉书·地理志》记载，巨平县有亭亭山。

颛顼、帝喾、帝尧、舜也都在云云山行禅礼。

禹在会稽山行禅礼。会稽在越地。

汤依照旧例在云云山行禅礼，他们所行封礼都在泰山。

周成王在泰山行封礼，在社首山行禅礼。应劭说："社首，是山名，在博县。"晋灼说："在巨平县以南十三里。"这套礼仪的具体细节已经失传。周襄王时，齐桓公已经称霸，在葵丘会盟诸侯，想要举行封禅，对管仲说："我曾三次以兵车会盟诸侯，六次以乘车会盟诸侯，九合诸侯，一统天下，诸侯没有人违抗我。从前三代承受天命而称王，又与我有什么不同呢？"于是管仲见桓公不能用言辞说服，就借助具体事物来劝阻他，说："古时候封禅，一定要用鄗地出产的黍子、北里出产的稻谷作为祭品，用江淮之间一株三脊的灵茅作为祭祀的垫席。还要东海送来比目鱼，西海送来比翼鸟，此后才会有十五种不召自来的祥瑞出现。如今凤凰麒麟都不来，嘉禾也不生长，却想要封禅，恐怕不可以吧！"于是齐桓公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秦始皇平定天下后的第三年，向东巡视郡县，在驺峄山祭祀，颂扬秦国的功业。于是征召齐、鲁两地的儒生七十人，到泰山脚下。这些儒生有人建议说："古时候封禅要用蒲草裹轮的车，是怕伤及山上的土石草木；扫地设祭，用的席子是禾秸编的（"葅"，音租，就是禾秆，去掉外皮做成席子），意思是说这样容易遵行。"秦始皇听到这些议论各不相同，难以施行，因此罢黜了这些儒生。于是就开辟了车道，从泰山南坡登上山顶，立石颂扬功德。碑文写道："以礼侍奉上天，以义立身处世，以孝侍奉父亲，以仁成就为人。四方疆域之内，全都设置为郡县，四方边远部落与八方蛮夷，都来朝贡述职。百姓繁衍生息，上天赐予的福禄永远保有，特此刻石改换年号。"这段碑文出自晋代《太康郡国志》。当时还有用金册、石函、金泥、玉检等封藏之物。秦始皇从泰山北坡下山，到梁甫山行禅礼。那套礼仪大多采用太祝在雍地祭祀上帝所用的仪式，而封藏的具体内容都被严格保密，因此没能记录下来。封禅之后十二年，秦朝就灭亡了。那些儒生痛恨秦朝焚毁诗书、杀

译戮文人，都撒谎说"秦始皇上泰山时，被暴风雨所袭击，没能完成封禅"。

汉武帝即位第二十八年，元鼎年间，在汾阴得到一只宝鼎，于是商议举行封禅，可是众儒生都不了解这套仪式，又拘泥于诗书古文的记载，于是武帝把这些儒生全都罢黜了。三月，向东登上泰山，命人把石碑抬上去竖立在泰山之巅。石碑高二丈一尺，宽厚都是三尺。祭坛和祭墠的广长都是十二丈，高出地面三尺。武帝随后向东到了海边。四月，返回到奉高。《晋太康郡国志》说："奉高县有一千五百零六户。之所以叫奉高，是因为这里是侍奉东岳、历代帝王行禅代之礼的地方，所以特别为它命名。所以这里建有明堂，在县城西南四里处，还有奉高宫。"武帝又到梁父山，举行祭祀地主神的礼仪。乙卯日，命令侍中和儒生们戴上皮弁、束上绅带，射牛来主持仪式。在泰山下的东方筑坛行封礼，礼仪如同郊祀太一神一样。封坛边长一丈二尺，高九尺。坛下埋有玉牒书，书写的内容是保密的。礼毕之后，天子只与侍中、奉车都尉子侯（霍去病之子）两人一起登上泰山，也在山上行了封礼。这件事的具体内容都是保密的。第二天，从泰山北坡下山。丙辰日，在泰山脚下东北方的肃然山行禅礼（《晋太康郡国志》说："汉武帝封泰山、禅梁父，参照各家说法，应当以肃然山为定论。"），礼仪如同祭祀后土一样。天子都亲自参拜，穿黄色礼服，并全部用音乐伴奏。用江淮之间一株三脊的灵茅作为神的垫席。用五种颜色的土掺杂着来增筑封坛。放生远方进献来的奇兽、飞禽以及白雉等各种物类，礼节都颇为隆重。犀牛、大象一类的动物则不使用。最后都到泰山祭祀后土。封禅祭祀的那天夜里，似乎有光出现，白天有白云从封坛中升起。天子从禅礼归来，坐在明堂里，群臣依次前来敬酒祝寿。改年号为元封。当时在汶水边修建了明堂。太史公说"至于封禅的具体礼仪，自有主管的官员保存记录"，但后来汉代史书却没能记下这套制度。

后汉光武帝建武三十年，群臣上书进言，认为应当到泰山封禅。光武帝下诏说："我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我欺骗谁呢，难道要欺骗上天吗？"三月，光武帝驾临鲁地，途中祭祀了泰山和梁父山。

建武三十二年，光武帝下诏命梁松查阅考证河图洛书中的谶语文字，其中有讲到第九代应当封禅之事的。梁松等人列举上奏，光武帝这才答应了。《东观汉记》说："群臣上奏说：登泰山封禅、告祭成功，是为百姓报答天恩，历代帝王都是如此。陛下屡次拒绝不许，臣下也不敢称颂功业、叙述德行。"于是搜求元封年间的旧例，商议封禅应当采用的礼仪。有关部门上奏说："应当用方石叠置两层安放在坛中，每块方石边长五尺，厚一尺，用玉牒书藏在方石之中。玉牒厚五寸，长一尺三寸，宽五寸，配有玉检。另外还要用十枚石检，排列在方石旁边，东西各三枚，南北各两枚，都长三尺，宽一尺，厚七寸。石检中间刻出三个凹槽，深四寸，边长五寸，有盖子。石检用金线缠绕五圈，用水银和金调成泥来封涂。玉玺两枚，一枚边长一寸二分，一枚边长五寸。方石四角还有支撑的距石，也叠置两层，每枚长一丈，厚一尺，宽二尺，都放在圆坛之上。圆坛之下还要用十八枚距石，都高三尺，厚一尺，宽二尺，形状像小石碑，环绕祭坛竖立，距坛三步远。距石下面都有石座，埋入地下四尺。另外还要立一块石碑，高九尺，宽三尺五寸，厚一尺二寸，竖立在祭坛的丙位（南偏东），距坛三丈以上，用来刻写碑文。"光武帝认为凿制这些石料工程太难，又想赶在二月完成封禅（想在二月的缘故，是因为《虞书》说"每年二月，向东巡视，到达泰山，举行柴祭"，祭山叫燔柴，就是把柴草和牲畜堆积在一起焚烧），所以下诏给梁松，想沿用旧日的封石，只在空的检槽内加以密封了事。梁松上疏争辩，认为："登泰山封禅之礼，是向皇天禀告功业，垂范后世无

译穷，是为了万民而行的。承奉上天的敬意，尤其应当彰明；奉行图书显示的祥瑞，尤其应当昭著。如今若沿用旧的封坛，把玉牒偷偷藏入旧石之下，恐怕不合乎慎重承受天命的道理。陛下承受天命、中兴汉室，应当有特别不同之处，来彰明上天的旨意。"于是就派泰山郡和鲁地催促石匠，务必选取完整无瑕的青石，不必拘泥五种颜色。命刻字工匠雕刻玉牒书，书写内容保密。刻入方石中，要能容纳玉牒。

二月，光武帝到达奉高。应劭《汉官仪》所引马第伯《封禅仪记》说："车驾正月二十八日从洛阳宫出发，二月九日到达鲁地，十二日在奉高住宿。派虎贲郎将先登山，三次巡查察看。返回后，增派一千人修治道路。十五日，开始斋戒。所有随从的王公以下以及东方各诸侯全都斋戒。马第伯自称，他们等七十人先登山察看，观察祭山坛、整治石料。石料有两块，形状扁平，直径九尺，这是坛上用的石头。其中一块，是汉武帝时留下的石头。当时用五辆车都运不上山，因此放置在山下，为它建了屋子，称为'五车石'。四角的距石长一丈二尺，宽二尺，厚一尺半左右，共四枚。检石长三尺，宽六寸，形状像封好的小箱子，长检共十枚。还有一块纪号石，高一丈二尺，宽三尺，厚一尺二寸，名叫立石，上面刻有文字，记载功德。这天早上骑马上山，道路多处陡峭险峻，只好下马，步行牵着马走，一会儿步行一会儿骑马，各占一半，走到中观，把马留下。距平地二十里，向南极目远眺，一览无余。抬头仰望天关，就像从谷底仰望高耸的山峰一样。天关之高，看上去如同浮云一般；天关之险峻，山石陡峭幽深，好像没有道路可通，实在无法攀登。众人四散仰面躺在石头上，过了一会儿才缓过来，也全靠喝酒吃干肉恢复，加上处处都有泉水，看一眼眼睛就为之一亮。这才勉强互相搀扶着继续前行，到了天关，自以为已经到达山顶，其实还差十余里。沿途道路依傍山势，宽的地方八九尺，窄的地方五六尺。抬头窥望岩石松树，郁郁苍苍，好像身处云中；低头俯视山谷溪流，模糊不清，无法看清尺寸远近。于是走到天门之下。仰望天门，幽深遥远，好像从洞穴中仰望天空一样。要笔直向上攀登七里，幸亏有羊肠般曲折回环的小道，名叫环道，沿途多处设有绳索，可以借此攀登。两旁的随从搀扶着，前面的人拉着后面的人，前面的人能看到后面人的头顶，后面的人只能看到前面人的鞋底，就像画中层层叠叠的人像一样。清晨吃过早饭后开始上山，傍晡时分才到达天门。使者捡到一件铜器，形状像钟，又有方形的柄，柄上有孔，猜测是封禅所用的器物。汝南人阳通捡到了它。往东北走一百多步，找到了封禅的场所，秦始皇所立的石碑和石阙在南边，汉武帝的石碑在北边。再往前走二十多步，找到北面边缘一座圆形高台，高九尺，直径约三丈，有两道台阶。从东边的台阶登上去，台上有一座坛，边长约一丈二尺，坛上有方石，四角有支撑的距石，四面有石阙。众人面朝祭坛再拜行礼，很多人把钱物放在坛上，也没人清扫。朝廷官员上山看见了，就是诏书中所说的'酸梨枣核散落一地，撒落的钱币有数百处，破旧的布帛也都有'，说的就是汉武帝封禅到泰山下，还没来得及上山时，百官先行上去跪拜，把梨枣和钱币放在路上以求福佑，就是指这件事。"光武帝派侍御史和兰台令史，带领工匠先登山刻石。碑文说："建武三十二年二月，皇帝向东巡视，到达泰山，举行柴祭，依次望祭山川，遍祭群神，于是接见东方诸侯。随行大臣有太尉、代理司徒事务、特进高密侯邓禹等人。汉朝所封二王的后代都在场陪位。孔子的后代褒成侯，位次排在东方诸侯之后，十二位诸侯王，都前来助祭。《河图·赤伏符》说：'刘秀起兵讨伐无道之人，四方夷狄如云聚集，龙争虎斗于郊野，四七二十八年之际，火德将为天下之主。'《河图·会昌符》说：'赤帝传到

译第九代，巡视省察合乎中道，天下太平就应当封禅，实在合于帝王之道与至高法度，那么天上就会显现祥瑞征兆，地上也会兴起吉祥之应。刘氏帝业传到第九代，恰逢天命汇聚泰山，若能诚心善用此道，则奸邪虚伪就不会滋生。汉室赤德兴盛，历经九代而值昌明之运，巡视泰山正当其时。天地扶助九世之运，是崇尚常道经义的表现。汉室的大兴，其道就在于传到第九代之君。在泰山行封礼，刻石记载功业；在梁父行禅礼，退而省察、验证功德。'《河图·合古篇》说：'刘氏皇帝，传到第九代，帝王施行德政，就当封禅刻石纪功。'《河图·提刘予》说：'第九代之帝，正当圣明，掌握权衡法度，九州安定太平，天下归附于他。'《雒书·甄曜度》说：'赤德历经三重，昌盛传至九代，应验符命，契合帝王天命，勉力举行封禅刻石。'《孝经钩命决》说：'天命归属谁呢，赤德刘氏承受天命为帝，历经三代建立孝道，历经九世修成大业，专诚竭力，封祭泰山。'河图洛书传给后人，是经书谶纬所流传下来的。从前唐尧之时，聪明而深藏不露，把帝位禅让给虞舜这样的庶人，后代子孙得以掌握政权。王莽凭借身为太后外戚之家的身份，位居三公、执掌国家宰辅的权势，假托周公、霍光辅佐幼主而后归政的名义，竟而篡权叛乱，僭越称帝。使得宗庙毁坏、社稷丧亡，得不到血食祭祀长达十八年。杨州、徐州、青州三地率先发生叛乱，兵祸横行，蔓延到荆州，各路豪杰纷纷兼并土地，百里之内到处屯兵聚众，往往有人僭越称帝号令一方。北方夷狄也趁机入寇，千里之内没有炊烟，听不到鸡鸣狗吠之声。皇天眷顾皇帝，让我以平民身份承受天命、中兴汉室，二十八岁起兵，依次讨伐平定，历经十余年，才将罪人一一擒获。百姓得以重新耕种自己的田地，安居于自己的宅院。天下文字统一、车轨统一、伦理统一。凡是舟车所能到达、人迹所能踏及之处，无不前来朝贡述职。修建明堂，设立辟雍，建起灵台，创办学校。统一乐律、度量衡制度，修订五礼以及五玉、三帛、二牲、一死的贽见礼物。各级官吏各司其职，恢复了旧日的典章制度。我在位已三十二年，年纪六十有二，终日勤勉、日理万机直到日头偏西，不敢有丝毫懈怠安逸，历经艰难险阻，亲自巡视百姓，恭敬肃穆地礼敬神祇，体恤怜爱年长之人，处理政务遵循古制，聪敏公允、宽厚明理。皇帝谨慎依循河图洛书的正文，本月辛卯日，举行柴祭，登泰山封禅。甲午日，在梁父山北面举行禅礼。以此承接神灵所降的祥瑞，为亿万百姓造福，使这份仁慈永远遍及天下，流传给后世子孙。所有随行官员、郡守和地方长官，都蒙受这份福佑，永永远远、没有穷尽。"二十二日辛卯清晨，在泰山脚下南方燎柴祭天，群神也都一并从祀，用乐依照南郊祭天的规格。诸王、二王之后所封的公爵、孔子后代褒成君，都陪同助祭执事。祭祀完毕，正要登山行封礼。有人说："泰山之神虽然已经在柴祭中一并受祭，如今皇帝亲自登山禀告功业，理应另外举行祭礼。"于是派谒者用一头特牛，在平常祭祀泰山的地方，祭告泰山之神，仪式如同亲耕、貙刘（秋猎祭祀）、先祠、先农、先虞等旧例一样。到吃饭时分，光武帝乘辇登山，正午过后到达山顶，更换衣服，傍晡时分即位于祭坛之上，面朝北方。群臣依次排列在后面，位次以西为上，全都就位后登上祭坛。尚书令捧上玉牒和玉检，皇帝亲自用一寸二分见方的玉玺加封，完毕后，太常命人打开坛上的方石，尚书令把玉牒藏入之后，再把石头盖上，盖好之后，尚书令用五寸见方的印封住石检。《封禅仪》说："用金线为绳，以石头为检。东方、西方各三个检。检中石泥以及坛上所用之土，都依照各方位对应的颜色。"事情办完后，皇帝再拜，群臣高呼万岁。命人竖立起所刻的石碑，然后又沿原路下山。二十五日甲午，行禅礼，在梁甫山北面祭地，以高皇后配享，山川群神一并从祀，仪式如同元始年间在北郊祭地的旧例（服虔说："禅，就是开辟土地。"项威说："

译清扫过的地面叫墠，后来改称墠为禅，是为了表示对神灵的尊崇。"）。四月己卯日，大赦天下，把建武三十二年改为建武中元元年，选择吉日把玉牒书装入匣中，藏入金匮，用玺印封好。乙酉日，派太尉代行祭祀之事，用特牛祭告到高庙。太尉捧着金匮禀告高庙，然后藏在庙室西壁的石室，也就是高祖神主所在庙室的下面。司马彪评论说："自上古以来，在泰山封禅的，到周代已有七十二代。凡是改朝换代就要重新封禅，是为了标明一个新朝代的开端，表明不沿袭前代。若是继承先业的君主外出巡狩，则只是重修封礼加以祭祀而已。自秦始皇、汉武帝在泰山封禅以来，本来就是出于喜好神仙、听信方士之言，才有了雕制石检、加印密封这类事情。天道本质朴诚，简约而不奢费，所以祭品用牛犊，器皿用陶器葫芦，大概是不必在检验封存之间费心，也不必费力雕琢那难以加工的石头的。而且只有改朝换代才应当重新封禅，夏代少康、周代宣王，都是由衰败而复兴，却没听说他们重新封禅。光武帝本想沿用汉武帝旧日所封之处，可是梁松坚持力争，认为必须重新更改，才合乎天意。可是封禅之后，并未见到有什么福佑降临，而梁松最终被处死，虽然他获罪是由于自身的过失，但恐怕也是欺诬神灵所招致的罪过。况且帝王之所以能够名垂后世，实在在于他的德泽施加于百姓，没听说是在于封禅这件事上。"崔灵恩说："自周代以前，封禅都是筑土为坛，到了秦始皇、汉武帝，才开始使用石检。"袁宏说："凡是以揖让方式承受帝位而终成大业的，一定是对天下有至高的德行；以征伐方式革除旧命的，则一定对万物有巨大的功业。所以帝王开创基业之初，就会有封禅之事，这是用来向神明禀告成功的。东方，是万物开始生长之处；山岳，是灵气所寄居之地。所以要探求万物的根本，一定从它的起始处入手；要获取与神灵相通的途径，一定从灵气所寄居之处入手。使祭坛崇高，就叫做封；表明改朝换代，就叫做禅。这样看来，封禅是帝王开创大业的隆重礼仪。德行不能普遍施及天下，就不能轻易议论此事；功业不能广泛惠及万物，就不能仿效举行此礼。这是历代罕有、极其难得的大礼，其道极为崇高。所以从黄帝、尧、舜，一直到夏商周三代，各自只举行过一次封禅，从没有中途重修此礼的。即便是继承先业的君主，当时也有功德，但这也只是遵循旧业、增修前代政绩罢了，不能与开创新国、改换气象的帝王相提并论。神明之道专一纯正，其用途不必繁琐；天地之理简明质朴，其礼仪崇尚朴素。所以祭祀垫席用白茅，贵在其诚朴纯素；祭器用陶器葫芦，取其容易置办。既然如此，封禅之礼，其实简单朴素即可。至于用石函玉牒这类东西，并不符合天地本来的性质。"

魏明帝时，中护军蒋济请求举行封禅，明帝虽然拒绝了蒋济的提议，但实际上却让高堂隆起草封禅的仪式，因为天下尚未统一，不想轻易举行这样的大礼。恰逢高堂隆去世，此事就没有实行。

晋武帝平定东吴后，太康元年，卫瓘提议封禅，武帝说："这是盛德之君才能做的事，现在还不是议论的时候。"卫瓘等人又再三上奏，武帝下诏一律回绝，没有采纳。

宋文帝在位年岁长久，有意举行封禅，下诏让学士山谦之起草封禅的仪注。恰逢北魏军队向南进逼，此事便作罢。孝武帝大明元年十一月戊申日，太宰江夏王刘义恭三次上表请求封禅，孝武帝因天下文字车轨尚未统一，没有采纳。

北齐虽有巡狩之礼，也有登山封禅的仪式，但终究没有实行。

隋朝开皇十四年，群臣请求举行封禅，隋文帝命牛弘等人拟定这套礼仪，文帝说："这件事关系重大，我凭什么德行能担当得起！只应当到东方巡狩，顺便到泰山祭拜就是了。"

唐贞观十一年，左仆射房玄龄等人商议说："考察封禅之礼，本来是为了将功业告成之事禀告上帝，天道崇尚质朴，其义理取纯正朴素，所以祭祀垫席用禾秸，酒樽用陶瓦制成

译。又查考梁甫，也就是所谓的梁阴，近代设立祭坛在山上，这就违背了处于阴面的礼义。现在决定把祭坛设在山北。"又商议昊天上帝坛：将要行封礼之前先行祭祀，用意在于禀告神灵，因此应当在山下设坛，先陈设斋戒洁净之礼。祭飨礼毕之后，才登山行封礼，这样既表明重视慎重的态度，又表示行礼有先后次第。现在请求在泰山下祭祀，设坛祭祀上帝，以太祖景皇帝配享。祭坛边长十二丈，高一丈二尺。又商议制作玉牒："长一尺三寸，宽厚各五寸，玉检厚二寸，长短宽窄与玉牒相同。玉检上的印齿请依照玉玺大小刻制，再用金绳缠绕五圈。"又商议制作玉册："共四枚，各长一尺三寸，宽一寸五分。每册用五简，都用金线编连。其中一册供奉给上帝之座，一册供奉给太祖之座，一册供奉给皇地祇之座，一册供奉给高祖之座。"又商议金匮："长短要能容纳玉册，高宽各六寸，形制如同现在的表函，用金绳缠绕，用金泥密封，用受命玺加印。"又商议方石："共三枚，叠置两层。另用十枚石检，刻在方石四边加以固定，用金绳缠绕，用石泥密封，用受命玺加印。"又商议泰山上的圆坛："直径五丈，高九尺，用五种颜色的土加以覆盖。四面各设一处台阶。皇帝所立之位在坛南，从南面台阶登上，即在坛上封藏玉牒。"又商议圆坛上覆土为封："凡是说'封'，都是指堆积泥土之意。现在请在圆坛上安放方石，玉玺密封完毕之后，加土筑成封堆，高一丈二尺，宽二丈，用五种颜色的土增筑封堆，玉牒书就藏在里面。禅祭之处的封土制度也与此相同。"又商议玉玺："前面已经说到用方石密封、玉检金泥，一定要借助印玺来使其秘密牢固。现在请依照旧制用受命玺来加封石检。但玉检与石检大小不同，请另外制作一枚玉玺，边长一寸二分，文字与受命玺相同，用来加封玉牒。石检的形制，依照后汉建武年间的旧例。"又商议立碑："刻石记载功业名号，将恩泽留传给后世子孙，用来彰显盛大德行的仪容，阐明后世君王的美好功业，这层意义十分重大。请求刻写颂文、竖立石碑，昭示宣扬功业。"又商议设立告至坛："既然到了山下，按礼要举行告至的仪式，向东方上帝举行柴祭，依次遍祭群神。现在请求这座祭坛边长八十一尺，高三尺，四面都设有台阶。至于禅祭方坛以及其余仪式，请依照现今的礼制。仍旧把柴祭望祭群神与告至安排在同一时间举行。"又商议废除石阙以及大小距石。皇帝下诏采纳了这些意见，其余的都予以罢除，于是把制度附入现今的礼典之中。太常寺原有的仪注中，封禅降神所用的乐歌，都沿用郊祀天地圆丘方丘的辞章。韦安仁反驳道："祭天奏乐，本来是因为神灵所居高远，声音气味难以传达，所以要用歌辞吟咏，配合弦管演奏，来涤荡宣扬，希望神灵能够降临感应。如今在泰山之下埋玉燔柴，传播乐声昭告，却请降圆丘之乐来使用，神灵的听闻十分聪明，不能滥加借用。如果依照圆丘祭天的乐声，理应用在祭祀国内神灵之时，可是泰山脚下的神灵，又怎能用这套乐章来祭祀呢？再者《毛诗·周颂》中，郊祀歌用的是《昊天》，封禅歌用的是《时迈》，两篇乐歌各不相同，这足以作为证明。我认为应当采用《周颂》的体例，创作新的歌辞，向上天陈述至诚，向东岳山灵祈请降临，这样处理才合于古制。"此后终究采纳了韦安仁的意见。

麟德二年，有关部门呈上仪注："在泰山南面四里处筑圆坛，共三层，十二级台阶，形制如同圆丘。坛上装饰以青色，四面各按方位颜色装饰，并建造燎坛以及三重壝墙。又制作玉册三枚，都用金绳编连玉牒制成，每片玉牒长一尺二寸，宽一寸二分，厚三分，刻玉填金作为文字。又制作玉匮一具，用来收藏正座的玉册；金匮两具，用来收藏配座的玉册：各长一尺三寸。并配有玉检，边长五寸，缠绳之处刻出五道凹槽，加封玺印之处刻深二分，边长一寸二分。又用黄金绳缠

译绕金匮和玉匮，各缠五圈，用金泥来密封。又制作玉玺一枚，边长一寸二分，文字与受命玺相同，用来密封金匮玉匮。又用石头来收藏玉匮，用方石叠置两层，各边长五尺，厚一尺，在方石中间凿刻，使其能够容纳玉匮。旁边设检的地方，都刻深三寸三分，宽一尺。缠绳的地方都刻深三分，宽一寸五分。制作石检十枚，用来检验石头，都长三尺，宽一尺，厚七寸，都刻出印齿三道，深四寸，加封玺印之处边长五寸，穿绳之处宽一寸五分，都配有小石盖，其形制与刻检之处相应，用来密封盖住封泥。石检竖立在旁边，南方北方各三枚，东方西方各两枚，距离方石角各七寸。用金绳三条来缠绕石检，各绕五圈，直径三分。用石泥来密封石头，这石泥，是用石粉与该方位对应颜色的泥土调和而成。用距石十二枚，分别支撑在四角，都叠置两层，各宽二尺，厚一尺，长一丈，斜着雕刻它的顶端，使其与方角相配合，用五色土加以封盖。泰山之上，设登封的祭坛，坛顶直径五丈二尺，高九尺，四面设台阶，坛上装饰青色，四面依方位颜色装饰，设一道壝墙，视地势而定。又在社首山上设降禅的祭坛，是方形坛，八个角，一层八级台阶，形制如同方丘。坛上装饰黄色，四面依方位颜色装饰，三重壝墙，视地势而定。至于所用的玉册、玉匮、方石、石检、距石等物，也都与封祀天帝的制度相同。另外封祀天帝，以高祖、太宗一并配享；降禅祭地于社首山，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一并配享，都由公卿担任亚献、终献的礼职。"皇帝下制说："古今的典章制度，或崇文或尚质各有不同，至于具体制度，都是随朝代沿革而变化的，唯独祭祀天地，从来没有改变，这是自居于深厚，却以浅薄来奉事上天的表现。再者如今封禅，既然用了玉牒金绳，可祭器之中，却又还有陶瓦酒樽和禾秸垫席这些东西，同一次行礼之中，或文或质截然相悖，杂乱而不成体统，实在很不妥当。凡封祀、降禅所设的上帝、后土之位，原先陈设禾秸、陶瓦酒樽、瓢制酒杯等物品，都应该改用锦褥和铜制酒爵。其余各种郊祀，也都应比照此例办理。"于是昊天上帝的座褥用青色，皇地祇的座褥用黄色，配享的先帝和皇后用紫色，五方上帝以及日神、月神、四时之帝的座褥都依方位颜色，内官以下诸神座席都用蒲草编织。封禅使许敬宗与礼官等人又上奏说："谨按司马彪《续汉书》记载，建武三十二年封泰山，寻求元封年间旧例施行之法。有关部门上奏用玉牒书藏在方石之中，厚五寸，长一尺三寸，宽五寸；配有玉检，厚二寸，长短宽窄与玉牒相同。又查《说文》说：'简，就是牒。'由此可知牒是简的别名，况且牒本是一片竹子，所以这个字从'片'部。封禅所用的玉牒虽然用玉制成，它的形制应当与竹简相同。可是厚宽各五寸，怎能称作简牒呢？又查《孝经钩命决》说：'六经的简册长一尺四寸，《孝经》的简册长一尺二寸。'我们遍查古代的简牍制度，没有长一尺三寸的规制。臣等参照各种典故，务求折衷妥当，请求把玉牒的规格改同玉简册，长一尺二寸，宽一寸二分，厚三分，用金绳连缀编排，简数依照惯例，随文字多少而定，装在玉匮之中，密封在石中，这样才符合古代的制度，于事理才算允当。"皇帝下诏采纳了这个意见。麟德三年春正月戊辰朔，在泰山举行大典，亲自在封祀坛祭祀昊天上帝。己巳日，登上泰山，举行封礼。庚午日，到社首山举行降禅之礼。壬申日，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干封。当初议论射牛之事，太常博士裴守贞上奏说："依据《周礼》和《国语》，郊祀天地时，天子要亲自射杀祭牲。汉武帝封泰山时，命令侍中和儒生射牛主持仪式。至于其余的祭祀，也没有射牲的文字记载。只是亲自舂米、射牲，虽然是古代的礼仪，但很久以来已经废弃省略了。依据封禅礼仪的规定：祭祀当天，天还没亮前十五刻，就由宰人用鸾刀宰杀祭牲。等到皇帝

译的车驾到达时，祭牲已经全部准备完毕，陛下只需奠玉、酌酒进献罢了。如果在祭祀前一天射牲，那么这件事就办得太早；如果在祭祀当天才射牲，那又办得太晚。若是依照汉武帝的旧例，那就不是亲自射牲的仪式，这样的做法不能施行。"

武后天册万岁二年腊月甲申日，登嵩山行封礼，大赦天下，改年号为万岁登封。丁亥日，在少室山行禅礼。

开元十二年，皇帝下制说："在十三年到泰山举行大典。有关部门与公卿、诸位儒臣详细选定典礼仪式，预先做好准备。"中书令张说、右散骑常侍徐坚等人与礼官一起撰写东封泰山的仪注。张说对徐坚等人说："干封年间的旧仪，在社首山行禅礼、祭祀皇地祇时，是以先朝皇后配享。帝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皇地祇虽然相当于当今皇帝母亲的地位，但也相当于历代先帝的母亲，儿子配祭母亲，又有什么妨碍呢？可是干封年间却用皇后来配享地祇，这不是古代的制度。上天鉴察十分清明，福善报应如影随形。干封礼中，用文德皇后配享皇地祇，天后担任亚献，越国太妃担任终献，让后宫嫔妃接触神明，这有违古代典制。上天不加保佑，于是才有了改朝换代的事情发生，宗庙社稷几乎倾覆，皇族被诛杀灭绝，都是因为这个缘故。景龙末年，举行圆丘祭天大典，让韦皇后担任亚献，这都是让妇人登坛捧持祭器，亵渎苍天，使祭祀礼仪不洁净。没过一年，国家便发生大难，担任亚献、终献的人都因此受到祸殃，负责陈设祭品的斋郎以及执祭的妇女，大多也早早夭亡。如今皇上尊崇上天、敬奉神明，此事理应加以革除更正。这次的礼仪，请以睿宗大圣真皇帝配享皇地祇，作为侑神的正主。"皇帝采纳了这个意见。"另外查考显庆年间许敬宗因修订礼制而上奏，改把燔柴放在祭祀之前，其上奏称'祭祀的礼仪，必须先降神；周人尚气味，祭天就要先燔柴'。臣等谨按，礼制中迎神的仪式，音乐奏到第六变时天神就会降临，奏到第八变时地祇就会出现，奏到第九变时鬼神就都可以受到礼敬了。由此可见是用音乐来降神，这才是《周礼》的正文，并非说燔柴就能用来降神。又查阅晋代郭璞的《南郊赋》以及他为《尔雅》所作的注释，也是祭祀之后才燔柴。又查《宋志》所论述的，同样是祭祀之后燔柴。再查南齐、北齐以及梁朝的郊祀礼，也都是先饮福酒完毕之后才燔柴焚烧祭品。请依照贞观年间的旧礼，先祭祀后燔柴。"

考功员外郎赵冬曦、太学博士侯行果又说："先焚柴的做法，本来就是用来降神的，这个做法施行已久。如果设祭之后才燔柴，那么神灵就无从降临了。"张说又上奏坚持道："凡是祭祀，本来是以内心的诚敬为主，内心诚敬到了，就能通达天地，感通神祇。既然燔柴有先有后两种做法，自然可以由皇上圣意来裁决，圣意所到之处，就能与神明相通。至于燔柴的先后次序，臣等不敢擅自裁定。"皇帝下令依照祭祀之后燔柴、并先奠献祭牲玉璧的意见办理。此后太常卿宁王李宪上奏请求郊坛四时祭祀，也一并依照这个先奠玉璧、后燔柴的做法。皇帝采纳了。此前各种意见纷纷未能定论，国子博士康子元坚持祭后燔柴的主张最为坚定。张说对康子元说："康国子你一个人独自冲出重围，来抵挡我们一整队人吗？"当时又有四门助教施敬本，反驳并上奏了旧封禅礼中的八条问题，其大意说："旧礼中，侍中跪着捧匜为皇帝盥洗，这是不合礼的。盥洗双手、洗涤酒爵，君主本是为了表示洁净而尊崇神明，所以才使小臣来做这件事。如今侍中是朝廷大臣，却要为君主捧水盥洗；而太祝本是小臣……

译下大夫。于是下诏让天神也参与祝祭。这是让天神接受小臣的礼遇，却让大臣侍奉人君，所以是不合礼制的。查《周礼·大宗伯》说：「郁人，下士二人，协助行祼礼之事。」那么沃盥这件事，就是郁人的职责。汉朝承袭秦制，没有郁人这个官职，所以让近侍来担任此事。魏晋以来直到现在，都沿袭不改。既然如此，汉代由侍中来做这件事是可以的，如今仍由侍中来做，就不对了。汉代的侍中，起初地位很低微。汉高帝时，由籍孺担任；汉惠帝时，由闳孺担任，留侯之子张辟强十五岁时也曾担任。后汉娄坚以议郎的身份拜为侍中。魏代苏则担任此职，当时朋友嘲笑他说：「仕途上进不过是拿着武子（马桶）罢了」，这是说这是卑贱亵渎的职务。如今的侍中，名称虽是古代的官职，但担任的人已不是昔日的身份，职掌等同于调理阴阳，责任重大如同盐梅调味，已不再是汉魏时「执兽」那样的班列，也不同于《周礼》中郁人的职责。祝官传达命令，沟通人君的心意，将其呈达于神明，并非卑贱的职务。所以两国国君相见时，卿要担任上傧。何况在沟通天人之际，那庄严恭敬的礼节，用两国国君相见来比拟，不也是很重大的事吗！如今太祝只是下士，这不是用来尊重使命、敬重神明的做法。那么周汉时期的太祝制度，才是合乎礼制的。为什么呢？查《周礼·大宗伯》说：「太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掌管六种祝词。」大宗伯是上卿，相当于如今的礼部尚书、太常卿；小宗伯是中大夫，相当于如今的侍郎、少卿；太祝是下大夫，相当于如今的郎中、太常丞；上士四人，相当于如今的员外郎、太常博士。所以他们才可以处在沟通天人之际，致以最尊贵的祝词。如今太祝身份卑微如下士，却居于下大夫的职位。另外按旧礼，由谒者引导太尉登坛行亚献之礼，这也不合礼制。谒者本已卑贱，登坛之礼本已隆重，这是徒然沿用古代的名号，而实质大体上却已随时代变化了。古代的谒者，品秩与如今不同。谒者班次微贱，却让他来主持这件事，可谓疏漏了。」又说：「按旧礼，由尚书令奉持玉牒。如今没有这个官职，请由中书令来担任此事。」奏议呈上后，皇帝命张说、徐坚召见祝钦明，与他当面商议详加议定。张说等人奏称：「祝钦明所议之事，其中有四件事，应先予以改定。若有意见不同之处，希望届时酌情临时更改代行。」皇帝听从了这个意见。

译开元十三年十一月，在泰山举行封祀大典，距山脚五里，西距社首山三里。丁亥日，在行宫穿上衮冕礼服，在供帐前殿斋戒。己丑日，大规模备齐法驾仪仗，到达山下后，便骑马登山，侍从大臣跟随。皇帝认为灵山清净，不想让太多人上山，打算初献礼在山上祭坛举行，亚献、终献礼在山下祭坛举行。召见礼官学士贺知章等人入内讲解仪注，趁机询问此事，贺知章等人上奏说："昊天上帝，是君位；五方精帝，是臣位；帝号虽然相同，但君臣地位各不相同。陛下在山上祭祀君位之神，群臣在山下祭祀臣位之神，实在足以为后世垂范，是变革礼制中的大事。礼成于三献，初献、亚献、终献，应合在一处举行。"于是三献之礼全部在山上举行，五方帝及各神座则在山下祭坛举行祭祀。

玉牒祝词说："大唐嗣位天子臣某，谨昭告于昊天上帝。上天开启李氏，国运兴于土德。高祖、太宗，受命而立极。高宗登泰山封禅，天下富庶昌盛。中宗恢复帝统，然继统未能安定。上帝眷顾庇佑，赐臣忠武之德。终于平定内乱，拥戴圣父即位。恭敬承受大宝，至今十有三年。恭敬顺应天意，四海得以安宁。今在泰山举行封祀，向上天报告功业已成。愿子孙享有百福，苍生蒙受福泽。"

庚寅日，在山上封台前的祭坛祭祀昊天上帝，以高祖神尧皇帝配享。辛卯日，在社首山的泰折坛祭祀皇地祇（折读音之设反），以睿宗大圣真皇帝配享。壬辰日，皇帝驾临朝觐的帐殿，盛大陈设仪仗。文武百官、二王之后、孔子之后、各方朝集使、各州举荐的贤良之士，都在场就位。

铭文说："上天生育人民，设立君主以治理天下；君主受命于天，奉天意而为天子。世代更替不留恋权位，人才不断涌现无穷尽，德行浅薄者衰亡，道行高远者兴起。功业显赫的高祖，英明卓著的太宗，于是变革隋朝政治，拥有天下万邦。穷尽天地开辟疆域，武功可称统一四方，文治彰显时世和谐。高宗考求古制，德泽遍施四方，茫茫九夷之地，一举削平安定。封禅大典礼仪完备，功业堪比舜禹，巍巍泰山之上，欢享我朝神主祭祀。中宗恢复国运，旧邦焕然一新，睿宗继承光明，天下归于仁德。恭谨端坐南面而治，天地和气化育淳厚，告成大礼，留传后人。追念我这后辈子孙，承继五代圣君基业，非为夸耀功高，非为炫耀德盛。恭敬遵循祭祀典章，光大传承永久天命，至诚感动上天，为我万民造福。古时封禅泰山，共有七十二位君主，有的禅于亭亭山，有的禅于云云山。他们的遗迹已不可见，但名声仍可听闻，恭敬效法祖先文德，光耀彰显往昔功勋。方士之说虚妄荒诞，儒家典籍记载不足；沉溺享乐后又求仙问道，欺骗神灵检玉封禅。秦朝封禅遭遇风雨之灾，汉朝封禅被史书讥评污损，德行未能与天相合，有的因此蒙受耻辱。为君之道在于观察政事，声名不应追逐私欲，铭刻此心于险峻山岩，昭告于四方群岳。"当时中书令张说撰写了封祀坛颂、侍中源干曜撰写了社首坛颂、礼部尚书苏颋撰写了朝觐坛颂，以此记述皇帝的圣德。有关仪注详见《开元礼》。

《通典》卷第五十五 礼十五 沿革十五 吉礼十四

告礼　历代所尚　享司寒藏冰开冰附　禜

禳祈　高禖　祓禊　诸杂祠　淫祀兴废

告礼（商、周、魏、东晋、梁、大唐）

古时天子将要巡狩，必定先祭告于祖庙，命史官祭告各宗庙以及社稷、王畿之内的名山大川，七个月内遍告完毕。天子亲自祭告用牲畜，史官代告则用币帛。这是子思的说法。

商汤将要讨伐夏桀，祭告上天说："我这小子履（履是汤的名字），谨用黑色公牛，谨昭告于皇皇后帝——商朝崇尚白色，此时尚未改变夏朝礼制，所以用黑色公牛。有罪之人不敢擅自赦免，天帝之臣的过错不敢隐瞒，其罪已简录于天心（意思是桀身居天帝之臣的地位，罪过不敢隐瞒，已经被天心所知晓）。我本人若有罪过，不要牵连天下万方；万方若有罪过，罪责都在我一人身上。"

周朝制度，天子将要出行，要举行类祭祭告上帝，举行造祭祭告祢庙。太祝祭告土神用牲畜、币帛

译（郑玄说："牲应当作制。"王肃说："亲自祭告要用牲畜，因为有祭奠仪式；派祝史代告则用币帛。"又说："吉事则用牲，凶事则用币。"）。

魏国尚书薛悌上奏："凉州刺史所进献的灵命瑞图，应当下发到洛阳留台，派太尉设醮祭告太祖、文昭皇后庙。"博士秦静建议说："灵命瑞图可以在洛阳祭祀天皇大帝及五精之帝，就是南郊所祭之神，祭祀完毕后，奉上诰册文书、脯醢、酒，祭告太祖庙，并将册书收藏于石函之中。"尚书上奏说："秦静建议应当派遣兼太尉祭告，用武皇帝配享五精以上六位神座祭祀。其余众神都不设牲畜，按照郊祭的规格祭祀即可。"明帝下诏问："每次祭天都以地神配享，如今是否也不用地神配享？"尚书上奏："孙钦建议：'《周礼》祭天于南郊，没有以地神配享的记载，大魏承受汉朝禅让，因袭汉朝祭天以地神配享的做法，这是指正月南郊的常规祭祀。如今是祭告灵瑞祥兆，不必以地神配享。'王肃建议：'礼制规定，有事祭告先王，则以先王之妃配享，不因为是四时常祭而不加以配享。况且五精之帝，其地位并不重于地神，如今是奉献祥瑞来祭告，而唯独缺少地神配享，于礼义上说不通。以地神配天神，于礼义正相宜。'"皇帝下诏说："祭天以地神配享，这本是正当的礼义，如今祭告祥瑞于五精之帝，那么地神也不能缺少。"又下诏说："祭告皇天以及五精之帝，如今册文之中都没有出现'五精之帝'的字样，是何用意？"尚书上奏："册文是侍中韦诞所作。文中'皇皇后帝'一词，即指五精之帝。当年舜帝受禅，祭告上天时也说'皇皇后帝'，同样是指五精之帝，只是文字简略，未加分别。可以再增加'五精'二字。"皇帝准奏。秦静呈上告瑞祝文说："孝孙皇帝（讳）派太尉臣某，以灵命瑞图祭告册文于天郊。祭事完毕，将把册文收藏于石函中。谨派太常臣某，率领有司用脯醢美酒，谨昭告于皇祖武皇帝，以武宣皇后卞氏配享，尚飨。"

明帝太和六年，征西大将军司马懿等人上奏说："长安典农中郎将张烈上书说，'所辖之人左先，于雨后在地里拾得玉印'。臣现今谨派夏裕呈送。"皇帝下诏："推究此祥瑞的来由，是有感应而降临的，应当趁着祭祀之机，供奉于文思皇后神座之前，以慰藉神灵的思念之情。"散骑常侍高堂隆建议说："按照典章制度，天子有大事，必定要祭告宗庙，以此象征如同生前一样侍奉。凡是宗庙，祖庙尊崇而祢庙亲近，祭祀祭告之事，都是先告尊者而后告亲者。以往获得玉玺祭告宗庙时，是供奉于祢庙（亲庙）；这次则是祭告于尊者（宗庙），供奉于亲者（祢庙），前后事例可以明确比照。文皇帝、文思皇后，作为慈亲，本是一体。祭告之日，天色清明时，守庙官员在庙堂内室铺设筵席，设置玉几，靠近南面。在阼阶东南设置洗手之处。掌酒之人在堂上摆设醴酒。掌脯之人、掌醢之人手持盛脯、醢的笾豆立于洗手处以北，面朝西。三公位于阼阶西南，面朝北。太常位于阼阶，面朝北，位置稍微在三公之后。众执事依次排列于卿之后。执玉玺的使者立于三公西北方，面朝东。众博士稍微退后。只有掌笾、掌豆之人不行拜礼，其余人都要行拜礼。行礼完毕，解下佩剑，脱去鞋履。博士引导三公，祝官引导盥洗，从阼阶登堂。博士立于高皇帝庙室门外西侧，面朝东。祝官先入庙室，面朝南。三公进入门内，面朝西。博士一并引导众卿盥洗，跟随三公之后。掌笾、掌醢之人以及众执事都随之登堂。博士引导使者登阶，站在如同在庭中时的位置。卿在门外接过脯，进入筵席前。掌醢之人把醢递给卿，卿不起身，接过醢，摆放在笾的北面，然后起身，退出，在太皇帝室外等候行事，面朝南。祝官斟酒，摆放在笾的南面。祝官引导三公，博士引导使者从案上捧取玉玺，在门口交接。祝官面朝西站在门外东侧，使者返回原位。三公将玉玺放置于几案东侧，起身，返回原位。祝官进入室内。三公再拜叩首，起身，站立约一刻钟时间，三公取回玉玺从案

译上交给门外的使者。于是依次前往太皇帝、武皇帝、文皇帝庙室，礼仪都如同高皇帝庙一样，然后退出。礼仪完成之后，可以派遣都督、黄门官员，兼同各部门官员，将祥瑞之事祭告于文思皇后寝堂，如同祭告宗庙的礼仪一样。"高堂隆又建议：以往获得瑞玺时，祝文说："唯有往昔，坤灵吐耀祥瑞，天球玉玺出现在宗庙宫室之中。如今则是西岳山川之精气，重申上天之意，再次于王国境内呈现瑞玺，实在是皇天后土用来彰明报答皇祖高祖、曾祖武帝、文帝之德的，德泽祚运洋溢，光辉润泽万方之国。孝皇帝（讳）谨派上公臣某，谨以美好的祭品和醴酒，恭敬呈上瑞玺以祭告先灵，尚飨。"其祝文，只是把"明报圣慈文思皇后之德"作为不同之处而已。

东晋元帝身为琅琊王，将要即皇帝位，祭告宗庙时，王导写信询问贺循说："有人认为应当在祭坛上祭告，拜受天命；也有人认为只应当宣称是顺应亿万民众的意愿而祭告四祖之庙后即行大礼，如果这样，就应当设立行庙。如今大王坚决辞让尊号，但为顺从众人心愿，仍旧依照魏晋旧例。然而魏晋都是承受天命而后行事，不知如今进献玉玺时应当怎样称呼？"贺循答复说："我认为应当祭告四祖之庙后即行大礼。蜀汉刘先主当初被封为汉中王时，群臣共同上奏称颂其功德，随后便顺势即位。如今此事虽然与那时不完全相同，但可以类比参照。"王导又写信说："收到刁仆射的信中这样说：京兆是宣帝（司马懿）之祖，章郡是其父。到惠帝时，宗庙已满七庙之数。到怀帝时，京兆府君的神位应当迁出（庙迁）。想必您也是知晓此事的。刁侯不想祭告惠帝、怀帝二帝，不知在礼制上应当如何？"贺循答复说："古礼以及汉代初年，都是每位帝王各有独立庙宇。即位这样的大事，要拜谒太祖庙。所以晋文公在武宫朝拜，汉文帝在高庙拜谒。到光武帝之后，就只有祖庙、宗庙两庙而已。祖庙、宗庙两庙，昭穆之位都是共用一堂而分设神室。魏晋沿袭此制，也只设立一座庙宇。既然如此，那么在这一座庙宇之中，只要神主尚未迁毁，恐怕遇到有大事祭告之日，就不能只告一部分而不告另一部分。然而我并不清楚太庙祭告的确定方案，不敢一定依据古礼只祭告宣帝一庙。我个人认为祖庙、宗庙本非一庙，况且太庙本是合并共用，情况与古代不同，不能以古礼来断定此事。"

太常询问："如今分封诸王，是否应当祭告宗庙？如果要祭告，宗庙所用册书与祭告诸王所用册书是否相同？祝文是否相同？应当用竹册还是白简？用隶书还是篆书？"博士孙毓建议说："按照《尚书·洛诰》记载：'成王命人制作册书，由尹逸宣读祝辞和册文，只祭告周公，此后才立其后嗣。'意思是成王已经行过冠礼，命令册立周公的后嗣，制作册书、宣读诰文来祭告伯禽。又周公曾向三王祈祷请命，然后将册文收藏于金縢匮之中。如今分封诸王，裂土建立藩国，应当制作册书祭告宗庙，用篆书写在竹册上，手持册书宣读祝文，祭告完毕后，收藏于宗庙之中。等到册封诸王之日，又要用册书祭告所册封的诸王，两份册文内容并不相同。前面所说用来祭告宗庙的祝文，应当用篆书写在竹册上，作为祭告宗庙的册文，册文的内容就是祝辞。旧例祭告册封诸王、祭告改换年号，按照惯例，事情完成后都应当收藏于宗庙，因为这些都属于册书。四时祭祀所用的祝文，事情完成后不需收藏，所以只是礼制规定祝文用一尺一寸的简牍，以隶书书写而已。"

王岷又建议说："中朝（西晋）遇有大事祭告天地，是先祭郊天后祭宗庙。"徐邈说："天子将要出行，要举行类祭祭告上帝，举行造祭祭告祢庙。按照这个次序，那么应当先祭告郊天。"按元帝大兴元年下诏说："应当先祭告宗庙，出行时便祭南郊，这是先尽人事而后顺应天理，是否应当从亲近之处推及尊贵之处呢？"虞先说："周武王讨伐商纣，是先祭祀祖庙而后祭郊天。"

贺循建议："祭告谥号于南郊，不应当用牲畜。然而先前祭告先代帝王谥号于太庙时，又

译有用牲畜的做法，这在礼制上是不正当的，理应不用牲畜。祭告郊天与祭告宗庙都不应当用牲畜，牲畜只用于正式祭祀与祈祷之时。"徐邈又建议说："按照武帝永熙元年，祭告谥号于南郊时，用了牲畜。自从东晋南渡以来，哀帝兴宁年间、简文帝咸安年间祭告谥号，都是用苍璧、制币，以及祭告册立太子、太孙。"徐邈写信给范宁，问道："祭告确定礼仪时是否应当用牲畜？按照礼制，郊祭所用牲畜要在牢圈中饲养三个月，这是指常规祭祀而言。祭告宗庙用牲畜，也不必再等三个月挑选牲畜，因为日期已经逼近，来不及备齐。又按礼制，郊祭特用之牲养在涤宫，而稷牛只需具备即可，古书上说'帝牛不吉利，就占卜挑选特牲来使用'，如同没有九旬饲养期的区别一样。我认为如今牲畜齐备就可以使用，应当没有疑问吧？"范宁答复说："按照礼制，郊祭所用牲畜必须在牢圈中饲养三个月。《公羊传》说'饲养两头以供占卜'，所谓两头以供占卜，是指本来就要占卜挑选饲养的两头牲畜。如果占卜帝牛不吉，就改用稷牛占卜；稷牛若也不吉，就不举行郊祭。这是用来敬重天神而后再顾及人鬼的道理，并没有本来该郊祭却不必饲养满期牲畜的礼制。牲畜只要具备就可使用，这不是我所听闻的说法。凡是祭告都应当用制币，前代儒者已经有明确的说法了。"

孝武帝太元十六年，祭告迁庙，供奉币帛。祠部郎傅瑗问徐邈："应当设置祭奠吗？"徐邈答复说："按照礼制，国君离开境内，要用迁庙之主随行，每次停留都要设奠祭告。凡是关系到宗庙之事，不是用币帛就是用祭品供奉，没有不祭告就直接出行的道理。将要迁移神主的那天早晨，应当依照祭告的礼仪设置祭奠。"傅瑗反驳说："您说依照祭告设置祭奠，只是三次供奉相隔太近，恐怕会犯《春秋》中讥讽再次烝祭的过失。按照礼制，诸侯去世以及举行禘祫大祭时，才迎请众神主归于太祖庙。又说'神主出庙入庙时必须清道戒严'，并没有将要出行时设奠的记载。祭奠比清道戒严更为郑重，但文献中却没有提及设奠，可见没有设奠是很明确的了。礼制又说：'天子诸侯将要出行时，必定用币帛、皮帛、玉圭祭告祖庙、祢庙，随后带着这些礼器出行，每次停留时都设奠祭告，然后才入住馆舍。'这是说即便贵为诸侯之尊，也必定还有比他更尊贵的对象要祭告。如果援引这段文字来印证，恐怕比喻不当。"徐邈说："按照礼制，诸侯出行朝见时，已经祭告过祖庙、祢庙，等到临出发时，又要普遍祭告一次。祭告并不嫌重复。您所引证的每次停留都设奠的说法，是取其停留次数或疏或密都要随宜而定的意思，既然如此，那么设奠也就不算是重复了。如今祭告宗庙，是为了警示出行的日期；到了那天又再次祭告，则是为了祭告即将出行之事。"又说："新旧两座宗庙，各有相应的礼仪之事。'左边的宗人赞礼说：「有司已经备齐，请登堂。」国君登堂，祝官捧着币帛跟随。祝官高声宣读三遍，说：「孝顺的继承人某侯，谨以美好的币帛祭告于先父之庙，如今旧庙已成，即将迁移，谨此祭告。」国君与祝官再拜行礼，起身，祝官引导国君从阼阶下堂。'下文说'到达新庙，在门户窗牖之间铺设筵席，祝官将币帛供奉于几案东侧，进献脯醢祭品。国君盥洗、斟酒，供奉于祭品西侧。祝官高声宣读三遍，说「谨以美好的祭品，祭告于先父之庙」，又说「孝顺的继承人某侯，恭敬地进献这份洁净的祭品，尚飨」。'又《大戴礼记》中关于迁庙礼仪的记载说：'凡是以币帛祭告，都要手持币帛而祭告。祭告完毕后，便将币帛供奉于几案东侧。小宰登堂，取走币帛，埋藏于两阶之间。'按照礼制，'天子诸侯将要出行时，用币帛祭告宗庙，随即携带币帛出行。返回后祭告并设奠，才将币帛收起并埋藏于两阶之间。'由此可见，最初祭告时所用的币帛，是要等到后来再次祭告之后才加以埋藏的。埋藏必须等到事情完全结束，事情尚未完结，就不能埋藏。如今为什么不将其陈设于新庙呢？从离

译开旧庙到迁入新庙，理应在新庙落成之时收藏币帛。所以先供奉在几案东侧，然后再取走收藏，这并非是对旧庙进行空洞的祭告，而在新庙又重复设奠。况且最初祭告时，是祭告将要迁移之事，祝辞说'谨以美好的币帛'；后来的祭告，则是彰明进献之礼，祝辞说'谨以美好的祭品'。探究这两处祝辞的称谓，就可以知道币帛与祭品，是分别用于两座宗庙的祭告。"

伏系问："宣皇后迁移庙宇，是只祭告东庙呢，还是也要祭告太庙？"（宣皇后，是简文帝生母，别立于东庙）。徐邈答复："这方面没有礼制文献可考。我认为最初尊崇封号时，是要祭告太庙的。如今只是一座别庙的迁移而已，与太庙没有关系。没有相关之事却要祭告，那就近乎多此一举了。古时凡是大事必定祭告，最初尊崇进封时祭告便是这个道理。如今迁移庙宇，是这件事的末节，恐怕不必再祭告太庙了。"

晋康帝即位，按照礼制将要改元，尚书下令给侍御史、太常主管官员："宫殿之中应当祭告宗庙，命礼官与太史一同选择吉日，撰写祝文，以及各项应当准备的事宜都办妥，符令到达即刻施行。"博士徐禅建议说："按照鲁文公即位祭告宗庙一事，当时僖公尚未安葬。可见改元的道理，应当亲自祭告，不因丧事而中止。当年晋室代祖（司马懿）承受帝统时，也正处于居丧守孝期间。既然已经在天郊确定了帝位，就必定要将成就大命之事祭告于父祖。天下之事没有比确立帝位更重大的，礼制中没有比改元更隆重的。传文说：元，就是开始，就是首要，是善事中最重要的。所以君主之道极为重视这一点，我认为应当祭告。"尚书上奏说："按照《惠帝起居注》记载，改永熙二年为永平元年时，是派持节太尉石鉴到太庙祭告。前朝已有明确成例，不应当改变。就依徐禅的建议办理。"徐禅所撰祭告文说："在建元元年正月某日，孝顺的曾孙嗣位皇帝（讳），谨派持节兼太尉某官某人，谨昭告于皇祖高祖宣皇帝，（讳）以微薄之身，蒙受上天光明使命，成为万民之主。深念神器责任重大，日夜恭谨勤勉。首先端正历元、确立帝位，改换器物、承受天命，这是先王的典章制度，是建立国家的重大礼仪。如今改咸康八年为建元元年，仰赖祖宗庇佑保护，承受天地美好灵佑。谨此进献祭告之事，用一元大武之礼，芗合芗萁等香料祭品，美好的祭品与丰盛的食物，清洁的祭品与清澄的美酒，明白昭告于皇祖高祖宣皇帝、穆皇后张氏，尚飨。"祭告始祖庙等十一座庙室的祝辞都是相同的。

梁朝礼官司马筠建议说："遇到重大事情要遍告七庙，遇到较小事情则只祭告一室。"当时议定："封禅、南北郊祭、祭祀明堂、巡视四方、亲临军事出征、皇太子行加冠礼、平定叛乱贼寇、修筑宫殿设立宫阙、纂承大统、解除戒严，共十一项，则应当遍告七庙。讲习武事、修缮宗庙明堂、亲临朝堂册封公王、四方夷族归化进贡各种物品、诸位公王因过失而被削减封地及受到讨伐、册封诸王承袭爵位，共六项，则只祭告一室。"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

大唐仪凤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太常寺按照仲春时节祭告祥瑞于太庙。高宗命令礼官考究旧例典故。太常博士贾大隐回答说："古时祭祀以每季的第一个月为准，进献祭品则用每季的第二个月。近代相承的做法是，正月初一先奏报祥瑞，到二月再祭告于宗庙，大概是因为祭告必定要有祭品进献，这样合于礼制的缘故。又查考贞观年间以来，没有明确的诏令文书，礼官只是因循旧例，也不知道这一做法起于何时。"皇帝下令依照旧例施行。

历代所尚（高阳、高辛、唐、虞、夏、商、周、秦、汉、后汉、魏、晋、东晋、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后周、隋、大唐）

高阳氏崇尚赤色，以十一月为正月，进献玉器用赤色缯帛。

高辛氏崇尚黑色，以十三月为正月，进献玉器用黑色缯帛。

陶唐氏（尧）崇尚白色，以十二月为正月，进献玉器用白色缯帛。

有虞氏（舜）崇尚赤色，以十一月为正月（以上均出自《尚书中候》）。

夏后氏崇尚黑

译色，以建寅之月为正月，此时万物初生，颜色发黑。《礼三正记》说："正朔历经三代而更改，文与质历经两代而循环往复。"又《书传略说》说："上天有三统，万物有三变，所以正朔有三生三死，土德有三王，王有一生一死。所以《元命苞》说夏朝以十三月为正月，对应的卦象是泰卦，崇尚黑色，以平明为一天的开始。古时改朝换代者，表示不相因袭，以彰明是承受天命。"重大事情装殓在黄昏时进行，黄昏时分颜色也是黑色（这里所说的重大事情是指丧事）。军事行动乘用黑色的马（戎，指军事；黑色的马称为骊），祭祀用玄色牲畜（玄，是黑色的一种），用黑色作为旌旗标志（崔灵恩说："徽是指旌旗上的飘带。"卢植说："徽，是标志，用来书写在绥带上，如果是夏朝，就在上面书写'夏'字。"）。朝会宴饮的服饰是戴收冠、穿黑色衣服。宫室的规制，屋顶（《诗经》说："夏屋渠渠"），以十寸为一尺（《白虎通》说："夏朝取法于太阳，太阳的数目是十，太阳的光辉无所不照，到了度量尺寸的时候，也应无所不到极致，所以以十寸为一尺"）。

殷商人崇尚白色，以建丑之月为正月，此时万物萌芽发白色。《元命苞》说："殷商以十二月为正月，对应临卦，崇尚白色，以鸡鸣时分为一天的开始。"重大事情装殓在正午时进行，正午时分颜色也是白色。军事行动乘用白色的马（翰，是白色的马），祭祀用白色牲畜，用白色作为旌旗标志。朝会宴饮的服饰是戴冔冠、穿白色衣服。宫室的规制，屋顶（《韩诗》说："殷商用屋顶而夏朝用门"），以十二寸为一尺（《白虎通》说："取法于一年十二个月，意思是一年之中万事无所不成"）。

周朝人崇尚赤色，以建子之月为正月，此时万物萌发呈现赤色。《元命苞》说："周朝以十一月为正月，对应复卦，崇尚赤色，以半夜为一天的开始。"重大事情装殓在日出时进行，日出时分颜色也是赤色。军事行动乘用騵马（騵，是腹部白色的马，音"原"），祭祀用骍色牲畜（骍，是赤色的一种），用赤色作为旌旗标志。朝会宴饮的服饰是戴冕冠、穿黑色衣服。宫室的规制，屋顶（古书说：周朝像夏朝一样有屋顶，像商朝一样有门），以八寸为一尺（《白虎通》说："周朝依据大地而生养万物，大地属阴，取法于妇人，妇人手掌张开大约是八寸，所以以八寸为一尺。帝王改换正朔，根本上是天有三统，也就是三微之月：周朝用十一月，殷商用十二月，夏朝用十三月"）。崔灵恩说："如果依照《尚书》中候的记载，按照《三正记》来推算，那么三皇五帝所崇尚的颜色也就可以知晓了。因为周朝取代殷商用天正而崇尚赤色，殷商取代夏朝用地正而崇尚白色，夏朝以人正取代舜而崇尚黑色，由此可知虞舜氏当用天正而崇尚赤色，陶唐氏（尧）当用地正而崇尚白色，高辛氏当用人正而崇尚黑色，高阳氏当用天正而崇尚赤色，少皞氏当用地正而崇尚白色，黄帝当用人正而崇尚黑色，炎帝当用天正而崇尚赤色，共工氏当用地正而崇尚白色，太皞氏当用人正而崇尚黑色。"

秦朝为水德（《汉书·律历志》说："秦朝自认为属水德，所以以十月为一年之首"）。

汉朝为火德。汉初也是以十月为一年之首，等到文帝即位，公孙臣说"汉朝应当属土德，应当有黄龙出现的祥瑞"。丞相张苍认为汉朝是水德，黄河决口冲毁金堤，就是其应验的征兆。一年开始于冬季十月，颜色外黑内赤（十月阴气显现于外，所以是黑色；阳气尚且潜伏在内，所以是赤色）。第二年，黄龙果然出现在成纪。皇帝于是命令博士诸生阐明土德之说，草拟改历法与服色等事宜。到武帝元封七年，采用儿宽等人的建议，改用夏历，以建寅之月为一年之首。刘向认为是应验汉高祖斩白蛇起义的祥瑞，为火德。

后汉（东汉）与前汉相同。

魏朝为土德。文帝以建寅之月为正月，服色崇尚黄色，腊祭用丑日，牲畜用白色，旌节上的旄毛崇尚赤色，旌节上的旗幡崇尚黄色。郊祀、朝会、四时的服饰依照汉朝

译制度，宗庙所穿服饰则依照周礼。明帝青龙五年三月，采用博士秦静等人的建议，改元为景初元年，以建丑之月为正月。孟夏四月又下制：服色崇尚黄色，祭祀牺牲用白色，军事行动乘用黑头白身之马，竖立大红色的旗帜，朝会时竖立大白色的旗帜。春夏秋冬四季及各月虽然与正岁不同，但凡涉及郊祀、迎气、礿祭祠祭烝祭尝祭、巡狩、田猎、分至启闭（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颁布时令、推算节气早晚、教导百姓农事等事宜，都以正岁的斗建为准则。按：服色崇尚黄色，是依据土德而定。牺牲、旌旗都依用殷商的礼制，是因为施行殷商历法的缘故。《周礼》巾车职记载，竖立大红旗帜以上朝，竖立大白旗帜以从军，这是说周朝用本朝正色的旗帜来上朝，用前代的旗帜来从军。魏朝采用殷商礼制，改变了周朝的制度，所以竖立大白旗帜来上朝，竖立大红旗帜来从军。皇帝又下诏说："如今祭祀皇皇上帝、皇皇后土、天地郊祀、明堂、宗庙，都应当使用白色。至于分别祭祀五方之郊，则各随其方位之色。祭祀日月星辰之类，用骍色。祭祀社稷山川之类，用玄色。这样一来，尊卑、方位、颜色、阴阳等各种含义都能畅达无碍了。"三年正月，明帝驾崩。齐王即位，因为明帝是在建丑之月驾崩的，如果仍以那个月作为正月举行朝会设乐，与礼制不合，于是改用建寅之月作为一年之首。袁准在《正论》中说："如果不是承接乱世而重新立国，就不应当更改正朔。"

晋朝为金德。武帝泰始二年，散骑常侍傅玄上奏议说："帝王承受天命，如果是应历运而受禅继位的，就不改正朔；如果是因政局变乱而经过征伐夺得天下的，就要改正朔。虞舜正月初一，在文祖庙接受尧帝禅让的帝位，没有更改正朔的记载，可见唐尧、虞舜的正朔是相同的，这是很明显的。到殷商、周朝革命易代，才更改正朔。魏朝承受汉朝禅让，也已经没有更改，至于服色，都是沿袭前朝，只有旌节上的旗幡改用黄色。大晋以金德统治天下，是顺应五行三统的顺序。"皇帝下诏采纳了这个建议。因此正朔、服色，都依照前代旧制。孙盛在《晋阳秋》中评论说："孔子编修《春秋》，列举三统，作为后世帝王的法则，如今却仍旧因循，这是不对的。晋朝属金德运数，但服色却崇尚赤色，考究古代的礼法，实在是相差太远了。"

东晋与西晋相同。

宋朝为水德，也如同魏晋的旧例。

齐朝为木德，其余都依照前代。

梁朝为火德，其余都依照前代。

陈朝为木德，其余都依照前代。

后魏（北魏）初期定为土德，说是承继黄帝之后，所以数目用五，服色崇尚黄色，祭祀牺牲用白色。到孝文帝太和十四年，采用秘书丞李彪等人的建议，认为是承接晋朝之后，改为水德，以辰日为始祖庙的祭祀日，以申日为腊祭日。

北齐为木德，正朔服色，都依照后魏（北魏）的旧制。

后周（北周）承接西魏用水德，因为文帝诞生时有玄气之祥瑞，又有黑水之谶言的缘故。以建寅之月为正月，服色崇尚黑色。

隋朝为火德，因为有赤雀降临的祥瑞之故，衣服、旗帜、祭祀牺牲都崇尚赤色，但军服用黄色，七月起皇帝开始穿黄色衣服。

大唐为土德，以建寅之月为一年之首。武则天永昌元年十一月一日，依照周朝的制度，以建子之月为正月，改元为载初元年，改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来年正月改称一月，以建亥之月的十月作为一年的终结。载初元年九月九日，改年号为天授，国号称周，改称皇帝为皇嗣。天授二年正月，旗帜崇尚赤色。天宝九载下制：凡是军队仪仗所用的绯红色旗幡等，都改为赤黄色，天下都是如此。这是采纳了崔昌的建议，认为大唐以土德承接汉朝的火德运数。

享司寒藏冰开冰附（周、宋、隋、大唐）

周朝制度，由凌人掌管藏冰之事。每年正岁十二月，下令开凿冰块，储藏的冰量要比实际所需多三倍（正岁季冬，正是火星运行到南方天中、天气最为寒冷、冰块最为坚厚之时。凌，是藏冰的冰室。三倍其冰，是因为要多储三倍的冰，以备融化消耗）。到了春天开始整治鉴器（鉴的形

译状像甀，口很大，用来盛放冰块，把食物放置其中，以抵御温热之气。之所以到春天才开始整治，是因为二月将要献上羔羊而开启藏冰）（鉴，读音胡暂反；甀，读音直伪反）。祭祀时供应盛冰的鉴器，招待宾客时供应冰块，但招待宾客不用鉴器盛放，是为了避免使人怀疑主人是要让宾客停止用膳。国君丧事供应夷盘之冰（夷，就是尸的意思，盛放尸体所用的盘子叫夷盘）。夏天颁发冰块的相关事宜，由掌事之官负责，暑气最盛之时，君王把冰块颁赐给臣下，就由掌事之官负责此事。秋天清理冰室（刷，就是清理的意思。郑众说："清理冰室，是为了以后重新储入新冰。"）。《月令》说："仲春二月，天子于是进献羔羊、开启冰室，先供奉于寝庙。"意思是立春时节藏冰，到春分时节天气才转暖，所以要进献羔羊祭祀司寒之神，然后才开启冰室，先供奉于寝庙，然后才食用。《左传》记载鲁国大夫申丰说："古时太阳运行到北陆星次时藏冰（陆，就是运行轨道的意思。夏历十二月，太阳运行到虚、危二宿之间，冰最坚厚之时藏冰），太阳运行到西陆星次、于清晨可见之时开冰取用（夏历三月，太阳运行到昴、毕二宿之间，蛰虫开始活动出土，此时便开始用冰。春分时节，奎、娄二宿在东方）。藏冰之时，要到深山幽谷中阴气极重、寒气凝聚的地方（沍，是闭藏的意思），用黑色公牛、黑黍来祭祀司寒之神，然后才在此处取冰藏起来，谓之'周'（一定要取阴气极盛之处的冰，为的是疏导阴气，使其不致成灾。黑色公牛，是黑色的牲畜。黑黍，是黑色的黍米。司寒，是北方之神，所以祭祀所用之物都是黑色的。周，是密的意思，指严密收藏）。等到取出冰块使用时，要用桃木弓、棘枝箭来消除灾祸，然后才顺着春风将冰散发出去使用（顺应春风而将冰分散出去使用）。朝廷中有爵禄的官员，招待宾客、丧事祭祀等，从有职位的大夫、命妇，直到年老致仕、患病之人，都能享用到冰块（老，指已经退休在家的人），其使用范围十分广泛（涉及到年老、患病之人）。这样一来，冬天就不会有过度的暖气（愆，是过度的意思，指冬天反常温暖），夏天就不会有潜伏的寒气（指夏天反常寒冷），春天没有凄冷的风，秋天没有过多的苦雨，打雷而不发生震雷之灾（凄风，指寒冷的风；霖雨，会给人们带来灾害；震，是霹雳的意思），没有霜雹之类的灾害，也没有疫病流行，百姓也不会有夭折早逝的情况。"（疠，是恶劣的疫气；未成年而死称为夭，年少而死称为扎）

宋孝武帝大明六年，设立凌室来储藏冰块。有关官员上奏：季冬十二月，正是冰最坚厚之时，凌室的长官率领山虞官员以及仆役，到深山幽谷、阴气极重寒气凝聚之处取冰，运回收藏于凌阴（冰窖）之中，务必做到严密不泄漏，不让寒气外泄。事先要用黑色公牛、黑黍在凌室北面祭祀司寒之神。仲春二月，春分那天，用黑色羔羊、黑黍祭祀司寒之神，然后开启冰室，先供奉于寝庙。夏天祭祀时用鉴器盛放冰块，每间房室放置一个鉴器，用来驱除暑热和蚊蝇。君王所御正殿以及太官所供膳食，都用鉴器供应冰块。从春分到立秋，不限制所用冰的数量，以周济丧葬等事所需。修整制作夷盘，随冰块一并供给。凌室设在乐游苑内，设置凌室长一人，属吏一人，负责举荐的属吏二人。

隋朝在季冬十二月藏冰，仲春二月开冰，都是用黑色公牛、黑黍在冰室祭祀司寒之神。开冰时依照旧例，也用桃木弓、棘枝箭。

大唐制度，在立春前三天，同样用黑色公牛、黑黍，在冰室祭祀司寒之神。祭祀完毕后，凿取冰块千段，每段方三尺、厚一尺五寸，收藏起来。仲春二月开冰，祭祀礼仪与藏冰时相同，同样用桃木弓、棘枝箭安置在冰室门内右侧，礼毕之后，便留置在那里。其余内容详见《开……》（原文至此中断）

译元礼。

　　禜：周、汉、晋、梁、隋、唐。

　　周代的制度，春官大祝掌管六种祈祷之礼，其中第四种叫作禜。鬯人在举行禜门之礼时用瓢来盛（酒）。禜，是说营治祭坛、设立围篱。所祭祀的门，是指国都的城门。赍字读作齐。是取甜葫芦，割去瓜蒂，修整后用来做酒樽。鲁庄公二十五年（《春秋》记载）：「秋天，发大水，在城门击鼓、用牲畜祭祀。」左氏（《左传》）认为用牲畜祭祀是不合常规的做法。凡遇天灾，应当用币帛而不用牲畜。《祭法》说：「幽禜，是祭祀星辰的仪式；雩禜，是祭祀水旱灾害的仪式。」幽禜是指祭星的坛，雩禜也是指祭水旱之灾的坛。《春秋左氏传》说：「对日月星辰之神，如果出现雪霜风雨不合时节的情况，就要举行禜祭；对山川之神，如果发生水旱、瘟疫之类的灾害，也要举行禜祭。」

译汉代的制度，把"禜"称为"请晴"，行礼时穿戴红色头巾和红色朝服。

晋武帝咸宁年间及太康年间，当时雨水多就举行禜祭，穿戴红色头巾和红色朝服，关闭一切属阴的门户，用红丝缠绕社坛，敲击红色的鼓。

梁代的制度，久雨祈求放晴，也和雩祭之礼相同。

隋代的制度，久雨就在京城各门举行禜祭。三次禜祭之后雨仍不止，就向山川、五岳、四镇、四海、四渎、社稷祈祷。还不止，就向宗庙、神州祈祷。事后用太牢来答谢神灵。各州郡县苦于雨患，也各自在本城城门举行禜祭。不止，就向境内山川及社稷祈祷。事后用羊、猪答谢。

大唐沿袭了这一制度。在城门举行禜祭后雨仍不止，就向山川、五岳、四镇、四海、四渎祈祷。三日仍不止，就向社稷、宗庙祈祷。都用酒和干肉作祭品。都城城门的祭祀用少牢。

　　禳祈　夏　商　周　汉　后汉　魏　晋　宋

夏后氏属金德，最初制作苇茭，是说气相交合的意思。《风俗通》说："古书上说：'萑苇丛生。'《吕氏春秋》说：'商汤刚得到伊尹时，在宗庙里为他祓除不祥，用萑苇熏他。'所以用苇的原因，是想让人的子孙繁衍昌盛，不失其类，像萑苇一样丛生。'茭'是交易的意思，是阴阳交替兴起的含义。"

殷人属水德，用螺作为主祭之物，谨慎地闭塞（凶邪），使其像螺壳一样闭合。

周人属木德，用桃木做梗。梗，是"更"的意思，说的是气相更替。《周官·春官》大宗伯用"辜祭"祭祀四方百物之神。郑玄说："辜，是把牲体〇（磔裂）开来，磔裂它叫做磔攘。"音读作"普逼反"。大祝掌管六种祈祷之礼，用来使鬼神地祇与人和同。一是"类"，二是"造"，三是"禬"，四是"禜"，五是"攻"，六是"说"。"攻"、"说"，就是用言辞来责备（灾害之物）。"禬"的含义未曾听闻。天神、人鬼、地祇不和顺，六种疫疠就会出现，所以用祈祷之礼使其和同。"造"音读作"七告反"。"禬"音读作"古外反"。国家有重大事故、天灾，就向社稷祈祷祭祀。重大事故，指战乱寇乱。天灾，指疫病瘟疫。各种祈祷祭祀之后要用祭品答谢。小祝掌管小型祭祀，办理侯禳祷祠的祝辞，用来祈求福祥，顺应丰年，迎接应时的雨水，安定风旱之灾，消除灾害兵祸，远离罪过疾病。"侯"就是"候"的意思，是候望嘉庆、祈求福祥一类。"禳"，是驱除凶咎，安定风旱一类。"顺丰年"是顺应丰年而致的祝辞。"逆"，是迎接的意思。"弥"读作"弭"。"弭"，是安定的意思。《祭法》说："在坎坛举行禳祈之祭，是祭祀寒暑之神。""禳"如同"却"（驱退）的意思。"祈"，是求的意思。寒暑不合时令，就有的用禳、有的用祈来应对。祭寒用坎，祭暑用坛。

汉代的制度，为消除疫疠灾祸，祭祀天地、日月、星辰、四时、阴阳之神，用师旷来配享。那祭坛平常就祭祀以消灾，兼用夏商周三代的苇茭、桃梗之法。五月五日，用红绳系五色印，作门户的装饰，用傩仪来止息恶气。

后汉的仲夏之月，万物正当繁盛。夏至这天，阴气开始萌动兴起，担心万物不能茂盛生长。礼仪是：用红绳连接荤菜，遍施于门以驱除虫蛊。用桃木印，长六寸，方三寸，按法式写上五色文字，装饰在门户上。

魏代祭祀五郊、六宗以及厉殃之神。何晏议论说："《月令》季春举行磔攘大傩之礼，不是用来祭祀皇天的。天道不谄媚，其命令不会有二，怎么能对它禳除呢？国家有重大事故，可以向南郊祈祷。至于祈禳之事，本应只限于山川百物而已。王肃说：'厉殃之祭，不过是汉代的过度祭祀罢了。'日月有固定的位次，五帝有固定的典礼。师旷本是乐官的祖师，与厉殃之祭无关。厉殃之祭用活人扮神不合礼制，雄黄等物也不是合礼的装饰。汉文帝废除秘祝，因此被称为仁德明智。陈留人范宣说：'舜帝只有拂拭鸡卵之

译礼，没有磔杀鸡的礼仪。'到魏明帝时大规模修订禳祭仪式，磔鸡才特别成为禳除衅气的仪节。磔鸡应该是从魏代才兴起的，桃印本是汉代的制度，用来辅助卯金（刘氏），也应该是魏代所废除的了。"

晋代的制度，每年元旦设置苇茭、桃梗，在宫门及各官署的门上磔杀鸡，用来辟除恶气。泰始二年，有关官署上奏，说春分要祭祀厉殃之神并举行禳祭，皇帝下诏说："不在祀典之内，废除它。"

宋代都省去了这些礼仪，但郡县往往仍然保留。

　　高禖　周　汉　后汉　魏　晋　北齐　隋　大唐

周代的制度，《月令》说："仲春时节，玄鸟飞来的那天，用太牢祭祀高禖之神。"高辛氏时代，玄鸟遗留下卵，娀简吞食了它，生下契，后世君王把这作为媒官的嘉祥之事，为它立祠。又《月令章句》说："高，是尊贵的意思。禖，是祭祀的意思。是吉祥之事先出现的征象。大概是人们用来为子孙祈求后嗣的祭祀。玄鸟感应阳气而飞来，它的到来主要预示着孵化繁育、蕃衍滋长，所以重视它到来的那天，趁此举行祭祀。契的母亲简狄，大概就是在玄鸟到来那天举行高禖之祭而生下契的。所以《诗经》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卢植说："玄鸟到来之时正当阴阳交合之中，万物滋生，所以在这时用三牲向高禖之神祈求子嗣。设在明亮显眼的地方，所以叫做'高'。因为是求子，所以叫做'禖'。因为古代有掌管婚媒的官员'媒氏'，所以把这神也叫做这个名字。"郑玄只说是"后王"，不知起于哪个朝代。天子亲自前往，王后率领九嫔陪同侍奉，于是行礼由天子所御幸的（有孕的妃嫔）佩戴弓袋，天子在高禖神前授予她们弓箭。"天子所御幸"，指的是现在已怀孕的妃嫔。"礼"是指在高禖之庭举行酌酒饮酒之礼。佩戴弓袋，是求得男孩的吉兆。

汉武帝二十九岁才得太子，非常高兴，开始在城南建立高禖之祠，用特牲祭祀。晋代博士束皙说："汉武帝晚年才得太子，才开始为此建立高禖之祠。高禖神，是人类的先祖。所以立石作为神主，用太牢祭祀。"

后汉沿袭此制，在仲春之月祭祀。

魏代的禖坛上有石头，是青龙年间建造的。许慎说："山阳一带的人用石头作为神主。"

晋代在仲春之月祭祀高禖，在城南立祠，用特牲祭祀。惠帝元康六年，高禖坛上的石头从中间破裂。博士议论说："礼制中没有高禖设置石头的文字记载，不知道设置的缘由。既然已经毁坏，可以不再重造。"束皙议论认为："石头设在坛上，大概是象征神主的所在。按照礼制，祭器坏了就应埋掉换新的，现在应当把破石埋掉重新雕造，不应就此废弃。"后来找到高堂隆的旧例，皇帝下诏重新雕刻石头，让它像原来一样，放置在高禖坛上。把破碎的石头埋入地下一丈深处。据考，江东太庙北门内，道路西侧有块放石头的地方，用像竹叶做的小屋覆盖着它。宋文帝元嘉年间，修缮庙宇时，得到这块石头。陆澄认为这是晋孝武帝时的郊禖石。这样看来，江东也有这种礼制。有人说是百姓在旁边祭祀它，也有人称它为"落星"。

北齐在南郊旁边建造高禖坛，纵横二十六尺，高九尺，四面台阶，三重坛壝。每年玄鸟飞来的那天，皇帝亲自率领六宫，在坛上祭祀青帝，用太昊配享，同时祭祀高禖之神以祈求子嗣。仪式是：青帝在北方朝南而坐，配享的太昊在东方朝西而坐，禖神设在坛下东阶的南侧，面朝西。礼器用青色玉珪、束帛，牲共用一头太牢祭祀那天，皇帝穿衮冕，乘玉辂；皇后穿袆衣，乘重翟车。皇帝初献，从东阶下坛，皇后亚献，从西阶下坛，都到便座休息。众夫人行终献之礼。上嫔向禖神献祭完毕，皇帝和皇后一起到攒位，于是送神。皇帝、皇后及群臣都行拜礼，然后撤祭品去焚烧。礼仪完毕后返回。

隋代也在玄鸟飞来的那天，在南郊坛祭祀高禖，牲用一头太牢。

大唐依照《月令》，也在仲春

译玄鸟飞来的那天，用太牢祭祀高禖，天子亲自前往。《月令》经文及注解，都没有说到有坛庙。

　　祓禊　周　汉　后汉　晋　东晋　齐

周代的制度，《周官·春官》女巫掌管每年按时举行的祓除、衅浴之礼。"岁时祓除"，就像现在三月上巳日，到水边祓禊之类。"衅浴"是指用香熏、草药沐浴。《月令》说：暮春时节，天子开始乘船。蔡邕的《章句》说："阳气温和暖畅，鲔鱼此时游来，将要捕获它献祭宗庙，因此乘船漂游于河川之上。"

汉高后八年八月，在霸上举行祓禊之礼。

后汉三月上巳日，官员百姓都在向东流的水边净身洁体，叫做洗濯祓除，去除积久的污秽疾患，称为大洁。"洁"，是说阳气布散畅通，万物都已萌发出来，正是开始洁净的时候。"禊"，就是"洁"的意思，是说自己洁净沐浴。

晋代公卿以下直到平民，都在洛水岸边行祓禊之礼。

东晋元帝又下诏废止三日的游戏之具。海西公在钟山设立流杯曲水，邀请百官同游。

齐代把三月三日的曲水会，视为古代的禊祭。现在相沿成为各种游戏杂技的场合，雕琢装饰得很巧妙，增减没有定规。

说明：按禊礼与曲水之会，其含义有所差别。晋代赵王司马伦篡位三日，在天泉池聚会，诛杀了张林。晋怀帝也曾在天泉池聚会，赋诗吟咏。陆机说："天泉池南面有石沟引来御沟之水，池西堆积石头筑成禊堂，跨在水上，可以流杯饮酒。"并没有说是曲水。《韩诗》说："郑国的风俗，三月上巳日，人们到溱水、洧水两条河边，招魂续魄。手持兰草，祓除不祥。"蔡邕说："如今三月上巳日，在水边祓禊，大概就是从这里来的。"凡是说"祓"，都是求福的意思，是为了祈求福祉。另一种说法是：三月三日，正当清明时节，将要在水边举行祭祀之事，祷告祭祀以祈求丰年。后汉杜笃说："郭虞在三月三日上辰日生了两个女儿，上巳日生了一个女儿，两天之内生了三个女儿，都没能养活。世俗把这当作大忌，到了这个月的巳日就忌讳留在家中，都到向东流的水边，举行祈禳自我洁净沐浴之礼，称为禊祠，引水流觞饮酒，于是就形成了曲水之会。"梁代刘昭说："郭虞的说法，实在是虚妄荒诞。假使有普通百姓在十天之内夭折三个女儿，又哪里值得用来警示那样一种风俗呢？杜笃的赋却称'王侯公主，以及富商，都在伊水、洛水边行事，帷帐帘幔玄黄相间'。本传中记载大将军梁商，也曾在洛水禊祭中且歌且泣。"马融《梁冀西第赋》说："西北方戌亥之位，玄石承受着水流。虾蟆吐水，在庚辛之方位。"这就是曲水的景象。刘桢《鲁都赋》说："在深秋七月十四日，银河指向隅方，人们都举行祓禊禳除，公子们在水边嬉戏。"这用的是七月十四日的例子。

　　诸杂祠　周　秦　汉　东晋　后魏

周代在下杜、亳地建立寿星祠，韦昭说："亳读音薄，是商汤建都的地方。"臣瓒说："济阴的亳县就是这里。"颜师古说："杜就是京兆杜县。这个亳并非商汤的都城。徐广说京兆杜县有亳亭，这个说法接近事实。"当时的人供奉这个祠。又建立杜主祠，是因为周宣王无罪杀害了右将军杜伯，后来周宣王在圃田打猎，杜伯（的鬼魂）持弓箭射向宣王，宣王伏在弓袋上死去，所以周人尊崇他的鬼魂，按时节祭祀供奉他。

秦代建立陈宝祠，是因为秦文公获得一块类似石头的东西，在陈仓北面山坡的城中祭祀它。苏林说："质地像石头，形状像肝脏。"颜师古说："在陈仓北面山坡上的城中。"这个神有的年份不来，有的一年来好几次。来的时候通常是在夜里，光芒像流星一样，光色是赤黄色，长五丈，从东方而来，落在祠庙所在的城中，像雄野鸡一样，它的声音殷殷作响，是野鸡在夜里啼叫。是说陈宝如果来临而发出声音，野鸡就都会啼叫来呼应它。用一头牢祭祀它，称为"陈宝"。臣瓒说："陈仓县有宝夫人祠，有时

译一年两次与叶君相会。叶君神来的时候，天空会为此殷殷雷鸣。"秦二世时，如果陈宝按节令来临，就祭祀一次。春夏用赤色牲畜，秋冬用黑色牲畜。秦德公即位，占卜定居雍地，就是现在扶风郡的雍县。雍地的各种祭祀从此兴起。用三百头牢畜在鄜（音孚）畤祭祀，兴办伏祠。孟康说："六月的伏日。周代没有这个节令，到这时才有了。"颜师古说："'伏'，是说阴气将要兴起，却被残余的阳气压迫而不能上升，所以隐藏潜伏，因此叫伏日。立秋之后，用金气代替火气，金气畏惧火气，所以到庚日一定要隐伏。庚，属金。"在城的四门磔杀狗，用来抵御蛊灾。秦始皇东游海上，祭祀八神，寻求仙人。这些祭祀不知起于何时。八神是：一是天主，在天齐祭祀。天齐渊水，在临菑南郊的山下。二是地主，在泰山梁父祭祀。因为天喜好阴柔，祭祀它一定要在高山之下的畤，所以叫做"畤"。地贵重阳刚，祭祀它一定要在水泽中的圆丘。三是兵主，祭祀蚩尤。蚩尤祠在东平陆监乡，是齐国的西部边境。四是阴主，祭祀三山。三山就是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五是阳主，在之罘山祭祀。此山在东莱。六是月主，在莱山祭祀。此山在东莱长广。这些山都在齐国北面，紧靠渤海。七是日主，在盛山祭祀。此山在东莱不夜县，伸入海中，是齐国最东北的一角，用来迎接日出。八是四时主，在琅琊祭祀。琅琊在齐国东北，大概是一年开始的地方。这些都各自用牢畜祭祀，而巫祝所增减的珪玉、币帛各有不同。"罘"读音"浮"。

汉高帝平定天下之后，命令祝官在长安建立蚩尤之祠。又设置祠祀官、女巫。梁地的巫祭祀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等神；晋地的巫祭祀五帝、东君、云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等神；颜师古说："东君，就是太阳神。云中君指云神。巫社、巫祠，都是古代巫的神。族人炊，是古代掌管炊事的神。'炊'指的是饎爨（做饭烧火）。"秦地的巫祭祀杜主、巫保、族累等神；杜主，就是周代的杜伯。巫保、族累，是两位神的名字。"累"读音"力追反"。荆地的巫祭祀堂下、巫先、司命、施糜等神；堂下，指在堂下的神。巫先，是巫中最早的一位。司命，据说是文昌宫第四星。施糜，是最先施行以糜粥赈济的人。九天巫祭祀九天之神。颜师古说："九天，指中央的钧天，东方的苍天，东北的旻天，北方的玄天，西北的幽天，西方的浩天，西南的朱天，南方的炎天，东南的阳天。这种说法见于《淮南子》。另一种说法是：东方旻天，东南阳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东北变天，中央钧天。"这些都按时节在宫中祭祀。汉武帝即位后，用隆重的礼仪在宫内设立神君之祠，只听得到它的话语，看不见它的形象。这位神君，是长陵的一个女子，生育时死去，在她的嫂子妯宛若那里显灵。宛若在自己屋里供奉她，很多人前去祭祀。平原君也前去祭祀，此后她的子孙因此显贵。平原君，是汉武帝的外祖母。宛若，是她的字。"妯"读音"轴"。武帝的老师少君寻求成仙之术，武帝开始亲自祭祀灶神。少君对武帝说："祭祀灶神都可以招来神物。'物'，指鬼神。招来神物之后丹砂就可以炼化为黄金。"又建立粤地的祠祀，鸡卜之法从此使用。拿着鸡骨来占卜，就像老鼠占卜一样。这时汉朝已灭掉两粤，粤人勇之就说粤人的风俗崇尚鬼神。颜师古说："勇之，是粤人的名字。'俗鬼'，是说他们的乡土风俗崇尚鬼神之事。"而他们的祠祀都能显现鬼神，屡次有灵验。从前东瓯王敬奉鬼神，活到一百六十岁。后世子孙怠慢了这些祭祀，所以国运衰败。于是命令粤地的巫师建立粤祝之祠，只设台不设坛，也祭祀天神以及各种鬼神。汉宣帝时，南郡捕获白虎，献上它的皮和牙爪，宣帝为此建立祠庙。又有方士说隋侯之珠、宝剑、玉璧、周康

译王的宝鼎（有灵异），于是在未央宫建立了四座祠庙。又在鸿门祭祀天封苑的火井。西河的鸿门有天封苑火井之祠，火焰从地中冒出。又建立岁星、辰星、太白、荧惑、南斗诸神的祠庙在长安城边。又在曲城祭祀三山八神，曲城是东莱的一个县。在临朐祭祀蓬山的石社、石鼓。又有月祠、蚩尤、劳谷、五床山、五帝、仙人、玉女、金马碧鸡等神，派遣谏大夫王褒持符节前去求取（这些神物）。

东晋哀帝想在殿前举行"鸿祀"，以大雁飞来作为征候，趁此祭祀，称为"鸿祀"。有人说："'鸿'，是大的意思。大雁刚飞来的时候，一定将要举行大祭祀。"侍中刘遵等人启奏说："这种说法只出自《大传》，不见于六经，刘向、郑玄虽然对此有所解释，但此后说法并不一致。历代以来，都没有这种仪式的先例。"

后魏道武帝初年，出现两颗彗星，刘皇后让占卜者占卜，说："祭祀它就能扫平安定天下。"皇后听从了这个说法，于是设立了这一祭祀。又设立十二岁神，每年祭祀一次，在十月，用一头牛、三只鸡。又设立四位土神，每年祭祀两次，通常在八月、十月，用羊祭祀。又设立献明帝以上所立的四十处天神之祠，每年祭祀两次，其中尊贵的用马，其次用牛，小的用羊，都由女巫主持祭事。

　　淫祀兴废　秦　汉　魏　晋　东晋　宋　后魏

秦德公即位，占卜定居雍地。就是现在的雍县。他的子孙在黄河边饮马，于是定都雍地。雍地的祭祀从此兴起，用三百头牢畜。伏祠之事前面已经说过了。

汉成帝即位，丞相匡衡等人上奏说："请求废除雍地的鄜畤、密畤、上畤、下畤及陈宝之祀等。一共六百八十三处，其中二百零八处符合礼制，以及有疑问但没有明确文献记载的，可以照旧奉祀。其余四百七十五处不符合礼制，或者是重复设置的，请全部废除。"皇帝批准了奏请。原来雍地旧有的祠庙二百零三处，只有祭祀山川诸星的十五处符合礼制。杜主之祠有五处，只保留其中一处。汉高帝所设立的梁、晋、秦、荆等地的巫祠，九天、南山、莱中等祠，以及汉文帝的渭阳之祠、汉武帝的薄忌太一祠、三一祠、黄帝祠、冥羊祠、马行祠，汉宣帝的三山祠及各山之祠、蚩尤之祠等，全都废除了。后来成帝因为没有继承人的缘故，又恢复了陈宝等祠。成帝晚年颇好鬼神之事，所以有很多人上书谈论祭祀方术，都得以待诏。谷永劝说道："我听说明白天地本性的人，不会被神怪之说所迷惑；懂得万物真情的人，不会被荒诞不经之说所欺骗。凡是背离仁义正道，大肆推崇没有福佑的祭祀的，都是奸邪之人蛊惑民众，因此圣人断然不谈这些事。恳请陛下拒绝这些邪说，不要让奸邪之人有可乘之机窥伺朝廷。"皇帝认为他说得对。汉哀帝即位后，卧病在床，广泛征召方士，京城及各县都设有侍奉祭祀的使者，把前代的各种神祠全都恢复，共七百多处，一年要举行三万七千次祭祀。汉平帝末年推崇过度的祭祀，从天地六宗以下，共一千七百处，用三牲鸟兽三千余种。祭品不够用，就用鸡来代替雁鹜，用狗来代替麋鹿。

魏武王掌握汉朝政权时，普遍废除了过度的祭祀。魏文帝黄初五年下诏说："先王制定的祭祀，五行、名山大川，不属于这一类的，都不列入祀典。到了末世衰败混乱之时，人们崇信巫觋方术，甚至在宫殿之内、门窗之间，无处不酒祭浇奠，这实在太过分了。从今以后，胆敢设立不合礼制的祭祀、传布巫祝的邪说的，都按'左道'之罪论处，并把这一规定写入法令。"魏明帝青龙初年，又下诏：郡国的山川如果不在祀典之内，就不要祭祀。

晋武帝泰始元年下诏说："从前帝王修治五岳四渎、名山大川的祭祀，各有固定的制度。然而用道来治理天下时，那些鬼神并不伤害人，所以祝史进献祭品时不必心怀愧疚，而过度的祭祀也不会兴起。到了末世，妖孽之风相互煽动（"扇"，读音同"煽"），舍弃正道走向邪僻，所以魏朝憎恶这

译种现象。应当依照礼制加以规范，使妖邪淫祀之鬼，不能在其中扰乱。"

东晋穆帝升平年间，何琦请求完备五岳的祭祀，说："唐虞时代的制度，天子每五年巡狩一次，在五岳举行柴燎之祭，普遍祭及各方神灵。到了秦汉建都西京时，泾水、渭水、长水虽然不在祀典之内，但因为靠近咸阳的缘故，都得以比照大川立祠祭祀。自从永嘉之乱以来，只有灊县的天柱山，因为在王畿之内，才挑选百户人家的官吏士卒，来供奉它的祭祀职责。中兴以来，一直没有设立专门的官员来掌管，庐江郡只是派遣大吏兼管，按四季举行祈祷赛神之礼，春天祭祀以消除寒气、冬天祭祀以祈求结冰。从咸和年间到现在，这项祭祀又已经废弛。算起来现在不合祀典的祭祀，可以说不止一处。考察它们的名分，都是淫昏之鬼；推算它们所耗费的资财，则是百姓的蠹害。而山川大神的祭祀，反而更加简略缺失。可以命令礼官制定规范的仪式，其余那些妖邪淫祀，可以大致依法先去除其中最过分的，使邪僻之事不至于亵渎正道。"当时没有推行这个建议。

宋武帝永初二年，普遍禁止过度的祭祀。从此蒋子文祠以下的祭祀，都被断绝了。宋孝武帝孝建初年，重新修建了蒋侯祠，各地的山川祭祀，也渐渐都恢复了。宋明帝在鸡笼山建立九州岛庙，大规模聚集各路神灵，加封蒋侯的爵位直至相国、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加封为钟山王。苏侯，加封为骠骑大将军。四方各路神灵，都加以爵位品秩。

后魏初年，从天地社稷以下，总共一千零七十五处祭祀，每年用牲七万五千五百头。孝文帝下诏说："朕承受上天之命侍奉神灵，来养育万民，可是各处祭祀普遍设置得过于广泛，用牲太多。神明本来正直，享用的是德行与诚信，何必一定要用牲畜！命令有关官署，除了天地、宗庙、社稷的祭祀之外，其余的都改用酒和干肉。"太和十五年下诏说："从先朝以来，祭祀的场所共有一千二百多处。现在想要减省，力求简便。以前常有的水火之神四十多个名号，以及城北的星神。如今圆丘之下，既然已经祭祀风伯、雨师、司中、司命等神，明堂祭祀五祀时，也都包含这四十个神，全部废除。"当初，每逢正月吉日，在庭院中设立帷幕，帷幕中安放松柏树，设置五帝的神座。到孝文帝时，下诏说："礼书上说，从外面来的神灵，没有神主就不能停留祭祀。这既然没有祖先配享，按古代的典制来衡量，实在没有依据，还有探册之祭，也可以一并废除。"

《通典·礼典》

《通典》卷第五十六　礼十六　沿革十六　嘉礼一

　　天子加元服　皇太子冠（皇子皇孙附）

　　诸侯大夫士冠　大功小功末冠议　女笄

　　天子加元服　周　汉　后汉　魏　东晋　后魏　北齐　大唐

周代的制度，周文王十二岁行冠礼，十三岁生下伯邑考。《左传》说："行冠礼后生子，是合乎礼制的。"许慎《五经异义》说："《春秋左氏传》的说法认为，岁星每十二年绕天一周，天道于是完备，所以国君的儿子十二岁就可以行冠礼。从夏商以来的天子，都是十二岁行冠礼。"周成王十五岁行冠礼。谯周《五经然否论》说："古文《尚书》记载，周武王去世时，成王十三岁。推算武王在庚辰年去世，周公在壬午年出居东方，癸未年返回。按《礼记·公冠篇》记载，周公为成王加冠，命史官作祝辞告祭，这是丧服中的冠礼。周公还没有返回时，成王已戴上冠弁，打开了金縢之书，那时他十六岁了。可见成王是十五岁时，周公为他加冠然后才离开的。"许慎《五经异义》说："武王去世后，管叔、蔡叔发动叛乱，周公出居东方，那年刮大风，成王与大夫们戴上冠弁打开金縢之书，成王年方十四岁，这是丧服冠礼，恐怕是有误的。"按礼书、传记所载天子行冠礼的年龄，近的是十二岁，远的是十五岁，一定会行冠礼。将要行冠礼时，用占卜选定日期、选定加冠的宾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