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卷第一百六十三　刑法一

译组，相互监督告发、连坐问罪。不告发奸恶之人的处以腰斩，告发奸恶之人的与斩杀敌人首级同等奖赏，窝藏奸恶之人的与投降敌人同等治罪。家中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而不分家的，加倍征收赋税。有军功的人，各按功劳等级授予爵位。因私人恩怨斗殴的，各按情节轻重判处大小不等的刑罚。致力于农耕纺织本业，耕种纺织所得粮食布帛多的，免除他们的徭役赋税。从事工商末业以及懒惰而致贫的人，全部没收其妻子儿女罚为官奴。王室宗族没有军功的，不得列入宗室名籍。明确尊卑爵位等级，各按等级差别登记田宅、奴婢的名分。衣着服饰按照家中等级来定。有功劳的人尊贵荣耀，没有功劳的人即使富有也没有什么荣华可言。

法令已经拟定完备，还没有公布。卫鞅担心百姓不相信自己，于是在国都集市的南门立起一根三丈长的木杆，招募能把它搬到北门的人，赏给十金。百姓都感到奇怪，没有人敢去搬动。他又说："能搬动的人赏给五十金。"有一个人把它搬走了，卫鞅立刻赏给他五十金，以表明自己不欺骗百姓。

秦国百姓最初议论新法不便利的有成千上万人。这时太子触犯了法令，卫鞅说："法令之所以不能推行，是因为上层的人带头触犯它。"打算依法惩处太子。因为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可以施加刑罚，就惩处了他的老师公子虔，在他的另一位老师公孙贾脸上刺字。第二天，秦国百姓都赶紧遵从法令。法令刚颁布时，有人说法令不方便，也有人后来又说法令方便，卫鞅说："这些都是扰乱教化的人。"把他们全部迁徙到边远的城邑。此后再没有人敢议论法令了。

甘龙、杜挚极力反对这件事，详见《杂议》上篇。法令刚开始实行的时候，有一天在渭水边，一次就处刑了七百多人，百姓都深以为苦。过了三年，路上遗失的东西没有人捡拾据为己有，山中没有盗贼，家家户户富足充裕，人人勇于为国家作战，而不敢私自斗殴，秦国因此大治，百姓也非常喜悦。

魏文侯的老师李悝编撰整理各诸侯国的法律，写成《法经》，都是关于罪名的制度，商鞅继承了这部法典来辅佐秦国

译。详见魏代记述之中。

秦始皇即位后，派遣将领成蟜攻打赵国，成蟜反叛，死在屯留，参与叛乱的军官都被斩首，并且戮辱他们的尸体。此后，嫪毐发动叛乱，失败后，他的党羽二十人都被枭首示众。嫪毐本人被车裂示众，并被灭族。罪行较轻的被罚为"鬼薪"，去山中砍柴供给宗庙使用，法律规定："鬼薪要服劳役三年。"后来又把荆轲肢解处死。

等到平定六国之后，规定凡是私藏《诗》《书》以及相聚谈论这些书籍的人，处以弃市的刑罚，是害怕他们借此诽谤朝廷。用古代之事来非议当今的人，处以灭族之刑；官吏见到而知情不举报的，与犯人同罪。法令颁布三十天之内不烧毁禁书的，处以黥面并罚为城旦。

燕国人卢生私下说"秦始皇喜欢用刑罚杀戮来树立威严"，于是逃亡离去。秦始皇听说后很愤怒，把在咸阳的儒生四百六十多人，全部活埋了。此后东郡有陨石坠落，有人在石头上刻字说："始皇帝死。"秦始皇下令把石头附近所有的人都诛杀了。

秦二世胡亥即位后，任命赵高为郎中令，更改变动法律，有罪的人要相互连坐并被灭族。这时又有各路盗贼纷纷兴起，胡亥责怪李斯，李斯感到恐惧，上书请求实行督责之术，因此受刑的人达到一半之多。此后赵高诬陷李斯，对他施以五刑，将他腰斩，并诛灭三族。详见《峻酷》篇。

汉高帝刘邦刚进入咸阳时，与百姓约定法律三章，说："杀人的人处死，伤人以及偷盗的按情节判处相应的罪责。"废除削减秦朝苛刻的法律，天下百姓非常高兴。

然而死罪仍然保留有株连三族的诛杀。施刑的顺序是先施以黥刑、劓刑，再斩断左右脚趾，用笞刑打死，斩下他的首级悬挂示众，把他的尸骨剁成肉酱在集市上示众。如果犯了诽谤咒骂之罪的，还要先割断舌头。所以这种刑罚被称为"具五刑"。彭越、韩信这些人，都遭受过这种刑罚。

此后又规定说："凡是耐罪以上的罪行，都要先请示。"

后来因为三章之法不足以制止奸恶，于是命令萧何收拾整理秦朝的法律，选取其中适合当时情况的部分，制定成《九章律》。汉朝承袭秦朝的制度，萧

译何制定法律，废除了族诛连坐的重罪，增加了主管官员见知不举连坐的条款，增补了事律中的《兴律》《厩律》《户律》三篇，合并成九篇。叔孙通又补充增加了法律中未涉及的内容，制定了《傍章》十八篇。

又规定："案件有疑难的，各自呈报所属的上级官员审议，都要移交给廷尉，廷尉不能判决的，就详细拟成奏章，附上应当比照援引的法律条文，上奏朝廷。"

汉惠帝二年，下诏说："如今法律中有诽谤、妖言的罪名，把过失说错的话也当作妖言论处。这样会使群臣不敢畅所欲言，而君主也就没有办法听到自己的过失了。应当废除这项法律。"

又规定："爵位在上造以上以及王侯的内外公孙、耳孙，犯罪应当受刑或者应当判处城旦舂的，都改为耐刑罚为鬼薪、白粲。"是因为上造有功劳，内外孙有骨血亲属关系，施行恩德布施仁惠，所以从轻处理。"凡是年龄在七十岁以上或者不满十岁，犯罪应当受刑的，都予以完刑。"废除了挟书律。秦朝法律规定："胆敢私藏书籍的人，处以弃市之刑。"

吕太后当政初期，废除了株连三族的罪行。

汉文帝下诏说："人犯了法已经被论罪定刑，他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却还要连坐并被没收为奴，这样的法令应当废除。""罪行有疑问的，从宽处理给予被告有利的判决。"按从轻的原则来判决。于是刑罚大大减省，全年判决的案件只有四百起，详见《宽恕》篇。

又被齐国女子淳于缇萦的上书所感动，废除了肉刑，制定法律说："凡是应当处以完刑的，改判为城旦舂；用完刑代替髡刑，用笞刑代替劓刑，用带铁钳束缚左右脚趾代替刖刑。应当处以黥刑的，改为髡钳城旦舂；应当处以劓刑的，改为笞打三百；应当处以斩左脚趾的，改为笞打五百；应当处以斩右脚趾的，以及杀人后自首的；以及官吏收受贿赂、枉法徇私的；看守官府财物却监守自盗的；已经定罪之后又再犯笞罪的，都处以弃市之刑。罪犯的案件已经判决，处以完刑为城旦舂的，服满三年改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服满一年，改为隶臣妾；隶臣妾服满一年，免罪成

译为平民。如果是逃亡在外的以及犯有耐罪以上的人，不适用这条法令。"详见《肉刑议》篇。

从此以后，表面上有减轻刑罚的名声，实际上却仍然在杀人。因为原本应当斩右脚趾的人现在改判死罪；原本应当斩左脚趾的人改为笞打五百，应当处以劓刑的人改为笞打三百，结果大多数人都因笞打而死。斩右脚趾的人改判弃市，所以实际上还是被判处死刑；用笞打五百代替斩左脚趾，用笞打三百代替劓刑，笞打的数目既然很多，受刑的人也大多活不下来。

汉景帝下诏说："修改法律：把笞打五百改为笞打三百，把笞打三百改为笞打二百。"但受刑的人还是不能保全性命。景帝又下诏说：从今以后，官吏以及各级有职务的官员，接受自己所监督管理的下属或百姓的饮食招待，只要按照所花费用折算偿还，就不予论罪；至于其他财物，如果是故意低价买入、故意高价卖出的，都以贪赃论罪按盗窃处理。官吏调任、免职、罢官后，接受原来所辖属下所赠送、护送的财物的，剥夺爵位贬为士伍，并免除官职；没有爵位的，处以罚金二斤，并没收所收受的财物。有能够抓获并告发的人，把所收缴的赃物赏给他。

此后，废止了磔刑改称为弃市。在此之前，各种死刑都要在集市上施行磔刑，现在废止了这种做法；如果是妖言惑众、悖逆谋反的重罪，仍然施以磔刑。详见《宽恕》篇。

又下诏说："年长的老人，是人们所尊敬的；孤苦无依的鳏夫寡妇，是人们所哀怜同情的。应当立为法令：凡是年龄八十岁以上，八岁以下，孕妇尚未生产的，乐师、侏儒，以及盲人，凡是应当审讯拘押的，都要从宽拘押他们。犯了死罪而愿意接受宫刑来赎命的，准许他这样做。"

景帝六年，制定了铸造假钱、伪造黄金者处以弃市之刑的法律。又因为受笞刑的人有的还没打完就已经死了，于是又把笞打三百减为二百，笞打二百减为一百。同时制定了打板子用的棰的规格，棰的长度为五尺，棰柄粗一寸，棰梢薄半寸，都要削平竹节。并规定笞打臀部，在此之前是笞打背部；打完一件案子的刑罚后才能更换行刑的人。从此以后，受笞刑的人

译才能保全性命。然而死刑既然过重，而生刑又变得过轻，人们就容易触犯法律了。

汉武帝时期征发赋役频繁，百姓穷困而触犯法律，于是命令张汤、赵禹逐条制定法令，制定了"见知故纵"、"监临部主"的法律，见到别人犯法而知情不报叫做"故纵"，而所监督管理的属官犯罪，主管者也要一并连坐。同时放宽对"深故"之罪的惩处；而加急惩治"纵出"之罪，官吏如果释放了罪人，只要怀疑是故意放纵释放，就要从严急速诛杀。

法律条文总共有三百五十九章，萧何最初制定的《九章律》有九篇，叔孙通又增加了十八篇，张汤又撰写了《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撰写了《朝律》六篇，合计共六十篇。死罪的条文有四百零九条，涉及一千八百八十二件事例，死罪判决所依据比照的案例有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件。法律文书既然繁多，主管的官员不能全部通晓了解，有时会出现罪行相同而判决结果却不同的情况。详见《舞紊》篇。

汉宣帝下诏规定："儿子首先藏匿父母，妻子藏匿丈夫，孙子藏匿祖父母的，都不予治罪。如果是父母藏匿儿子，丈夫藏匿妻子，祖父母藏匿孙子，除非罪行是死罪，一般也都不予治罪；如果是死罪，都要上报请示朝廷裁决。"汉宣帝担心刑法执行不一致，设置了廷尉平四人来评议平衡案件的判决。详见《杂议》篇。

汉成帝鸿嘉初年，又制定法令规定："年龄不满七岁的孩子，如果因斗殴杀人或者犯了死罪的，要上报请示廷尉知晓，可以获得减免死罪的处理。"这符合古代"三赦"当中对幼弱、老迈昏聩之人从宽处理的原则。这些都是法令逐渐趋于稳定、接近古制而便于百姓的措施。

汉哀帝绥和二年，废除了诽谤诋毁欺君的法律。

汉平帝元始年间，下诏说："此前已经诏令有关官员，恢复对贞节妇女的优待，让女性刑徒回家，实在是想要以此防范邪僻不正之风，保全……"

译贞信。至于耄眊悲悼之人，人到八十岁称为"眊"，是说年老昏聩；七岁称为"悼"，是说尚未成人，若是死亡，令人哀悼。刑罚不能施加于这类人，这是圣王所制定的制度。只是那些苛刻暴虐的官吏，多有拘押犯法者亲属中的妇女、老弱之人。皇帝明令晓谕百官：妇女如非本人犯法，以及男子年八十岁以上、七岁以下，其家若不是犯了不道之罪，或是诏书特别点名要捕的，其余的都不得拘押。所谓"名捕"，是指下诏特别指名捕拿的。凡是应当验证核问的，就地验问，到其所居住之处询问。将此定为法令。王莽居摄期间，翟义、刘信起兵讨伐王莽，王莽打败了他们，将其三族诛灭。此后陈良、终带叛逃投奔匈奴，王莽求得他们，施行了焚烧之刑。详见《峻酷篇》。

译后汉光武帝留心于各类司法案件，然而自从王莽篡位之后，旧有的典章制度已不复存在，法网松弛放纵，无法用来惩戒整肃。梁统上疏说："臣私下见到，元帝初元五年，减轻死刑判决的案件有三十四件，哀帝建平元年，减轻死刑判决的案件有八十一件，其中四十二件亲手杀人的案件，都比死刑减轻一等处理。自那以后，人们轻易触犯法律，官吏也容易杀人。臣愚见认为，刑罚不应一味追求从轻，而应力求恰当。因此五帝时有流放、诛杀、放逐、处死的惩罚，三王时有大辟、刻肌的刑罚，这都是用来铲除残暴、去除祸乱的手段。高帝制定法律，传给后代。文帝遭逢承平安康的时代，顺应时势施行恩德，废除肉刑和相坐连坐之法，天下几乎太平。武帝正值中原全盛之时，征伐远方，百姓困顿疲敝，豪杰之士触犯禁令，奸邪官吏玩弄法律，所以加重了对逃亡藏匿者的惩罚科条，制定了明知故纵的法律。宣帝遵循正道、把握要领，来治理天下，臣下奉行法令，不逾越规矩准则，天下称为安定。孝元帝、孝哀帝即位时间短暂，丞相王嘉等人便在数年之间，削减废除先帝的旧有约束，穿凿附会曲解法令，共有一百多件事。臣选取其中特别妨碍政务的，逐条上奏。恳请陛下选择其中好的加以采用，制定不可更改的常法。"当时廷尉议论，认为推崇刑罚、严峻法律，并非贤明君王当务之急，于是此事作罢。

章帝时，郭躬逐条上奏，请求把可以从轻处理的四十一件重案，写入法令。陈宠又接替郭躬担任廷尉，皇帝采纳了陈宠的建议，下令废除钻钻等各种惨酷的科条，解除对妖言邪恶之事的严禁，又废除了苛细牵强的请谳案例五十多件，写入法令。陈宠又核查勘定律令，凡是刑法超出《甫刑》规定的部分，都上奏加以废除，钩，如同勘验的意思，读音为工侯反。溢，是超出的意思。他说："如今律令中，犯死刑的有六百一十条，耐罪一千六百九十八条，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条，超出《甫刑》规定的有一千九百八十九条，其中四百一十条为大辟，一千五百条为耐罪，七十九条为赎罪。请让三公、廷尉共同评定律令，可以施行的，大辟保留二百条，耐罪、赎罪保留二千八百条，合计三千条。其余一千九百八十九条，全部可以详加删除。"恰逢陈宠获罪，此事就此作罢。相关内容都记载在《宽恕篇》中。

安帝永初年间，法律渐渐苛刻繁琐，人们难以承受，陈宠的儿子陈忠又担任尚书，大致依照陈宠的想法，上奏三十三条，作为断案的比照条例，比，即例的意思，读音必寐反。用来减省请谳的弊端。又上奏废除蚕室之刑；西汉文帝、景帝已经废除宫刑，如今又废除蚕室刑，是因为当时虽有文告但并未彻底废止，武帝时，司马迁触犯法律，被处以蚕室之刑，就是这件事，如今重申并明确废除它。又上奏解除赃官三代禁锢的法令；又规定精神失常杀人的，可以减轻从重罪；狂易，指狂乱失去正常心性。母子兄弟互相顶替受死的，予以准许，赦免被顶替的人。

献帝初年，应劭又删定律令，撰写了《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版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以及《春秋折狱》，共二百五十篇。又收集议论驳难三十篇，按类归并，共八十二件事。于是旧有的典章制度得以保存下来。

曹公掌权时，想恢复肉刑，陈群极力陈述其便利之处，锺繇也赞同支持，孔融、王修不同意这一议论，此事于是作罢。相关内容都记载在《肉刑议篇》中。于是就制定了甲子科，规定应受釱左右趾之刑的人，改用木制刑具代替，这时因为缺乏铁器，所以改用木制。又因为汉朝律法过于严厉，所以下令依律论罪的人，允许减半处理，让他们服从减半的处置。

魏文帝接受禅让之后，有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子刘朱，殴打儿媳残酷暴虐，前后有三个儿媳自杀，判定刘朱减死罪，罚入尚方服役，因此颁布了怨毒杀人减死之令。

明帝改定了士人庶人罚金的法令，男子听凭以罚金代替，妇人加笞刑仍依照鞭督之例处理，因为妇人身体裸露不便的缘故。当时所使用的旧律，其条文起源于魏文侯的老师李悝。李悝撰次各国法律，著成《法经》，认为称王者施政，没有比防范盗贼更急迫的，所以其律法从盗、贼开始；因盗贼必须审讯捕获

译，所以又著有囚、捕二篇；其中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等内容归为《杂律》一篇；又用《具律》来统一规定加减刑的原则：因此所著共六篇而已，然而都是关于罪名的制度。商鞅传习这些内容，因此担任秦国宰相。汉朝承袭其制度，萧何制定律法，废除了参夷连坐之罪，增加了部主见知的条款，增补事律中的兴、厩、户三篇，合计为九篇。叔孙通增补律法所未涉及的内容，编成《傍章》十八篇，张汤编《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编《朝律》六篇，合计六十篇。此外汉代判决案件，汇集成《令甲》以下三百多篇，又有司徒鲍昱撰写《嫁娶辞讼决》，作为法律条例的都目，共九百零六卷。历代都有增减，轻重也各有不同。而条文互相牵连贯通，上下相互蒙盖包含，虽然大体上是不同的篇章，实际上互相采纳收录。《盗律》中有涉及伤害的条例，《贼律》中有涉及盗窃的条文，《兴律》中有涉及上诉审案的法条，《厩律》中有涉及逮捕的事项：像这样的情况，交错混杂没有一定规律。后人产生了自己的见解，各自撰写章句注解，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等各家儒生的章句注解有十几家，每家都有数十万字。凡是判罪时应当依据引用的条文，合计有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共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多字，字数越发繁多，阅览者越发感到困难。天子于是下诏，只准使用郑玄的章句注解，不得杂用其他各家的说法。卫觊又上奏说："刑法，是国家所看重的东西，然而在私下议论中却被人轻视贬低；狱吏，是百姓性命所系托付的人，然而在选用官员时却被人看轻。请求设置律博士，让他们辗转相互传授教学。"然而律文繁杂宽泛，案例条目众多，人们舍本逐末，负责断案的官吏——比如廷尉狱吏范洪收受囚犯二丈绢帛，就依附从轻的法条论罪；狱吏刘象接受嘱托偏袒拷问，致使囚犯张茂死亡，就依附从重的法条论罪。范洪、刘象虽然最终都被处以弃市之刑，然而轻纵枉法的现象仍然相继不断。此后，天子又下诏改定刑法制度，命陈群、刘邵等人删削简约旧有条文，广泛采纳汉律，制定为魏国法律，制成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计一百八十多篇。其序文大略说：

　　旧律之所以难以通晓，是由于六篇篇数太少的缘故。篇数少则条文粗略，条文粗略则涉及的事项就少，事项少则罪行容易遗漏。所以汇集罪名条例而作为《刑名》，列于律法之首。

　　《盗律》中有劫掠、恐喝、和卖买人等条款，还有关于持质的科条，这些都不属于盗窃之事，所以分出来另立为《劫掠律》。《贼律》中有欺谩、诈伪、逾越封疆、假托诏命等条款，《囚律》中有诈称生死的条款，《令丙》中有诈称自身已获赦免的条款，此类事项种类繁多，所以分出来立为《诈律》。《贼律》中有毁伐树木、杀伤人畜财产以及各种遗失官印之事，《金布律》中有毁损失去公家财物之事，所以分出来立为《毁亡律》。《囚律》中有告发弹劾、传送覆核的规定，《厩律》中有告发谋反、接受逮捕的规定，科条中有登闻申诉之词，所以分出来立为《告劾律》。《囚律》中有拘系囚犯、审讯案件、判决案件的法条，《兴律》中有上诉审案之事，科条中有拷问案情、上报审议的规定，应当另立篇章，所以分出来立为《系讯律》《断狱律》。《盗律》中有官员受所监督管辖之人财物枉法的条款，《杂律》中有假借不廉的条款，《令乙》中有呵斥人索取钱财的条款，科条中有验证使者受贿的规定，这些事项性质相类，所以分出来立为《请赇律》。《盗律》中又有羞辱强盗的条款，《兴律》中有擅自兴发徭役的条款，《具律》中有出卖官物呈报的条款，科条中有擅自修建房舍之事，所以分出来立为《擅兴律》。《兴律》中有缺乏徭役、拖延不办的条款，《贼律》中有储备物资不周备的条款，《厩律》中有军事所需缺乏的条款，以及旧有的典章中有奉诏不谨慎、不遵照施行诏书的规定，汉朝施行时，凡有小的过失欠缺或不如诏令要求的，动辄就以不遵照施行诏书之罪弹劾处以腰斩，不应当再作为法律，所以又另外分出来立为《留律》。秦代旧有厩置、乘传、副车、食厨等制度，汉初承袭秦制没有更改，后来因为费用太大而渐渐削减，

译所以后汉只设置骑置，因此废除《厩律》，取其中可用而适合归并的内容，编为《邮驿令》。其中关于告发谋反、接受逮捕验证的内容，另外归入《告劾律》。上报变故之事，编为《变事令》。以警报紧急情况告知的规定，与《兴律》中烽燧的规定以及有关科令的内容，编为《惊事律》。《盗律》中有归还赃物给失主的规定，《金布律》中有罚赎缴纳赔偿、以黄金折价偿还的规定，科条中有平定评估赃物赔偿之事，编为《偿赃律》。大概律法最初制定时，没有免除连坐的条文，张汤、赵禹才开始创立监临部主、见知故纵的条例：其中明知情况而故意不举报弹劾的与犯人同罪，因过失而未举报弹劾的各以赎罪论处，如果既不知情又未见到情形的则不予连坐，因此条文简约而条例通行。科条制定的规则是，每条都有违反科条的情形，不觉察、不知情的从坐免除规定不再逐一分别列举，然而免除连坐的情形繁多，应当总括为免例，以省简科条条文，所以又制定其中的原由条例，编为《免坐律》。诸律令中有关于教令制度的条文，凡是本条没有从坐规定的，都应当从此处取法。总计新定增加十三篇，加上原来的五篇，合计十八篇，相较于正律九篇是增加了，相较于旁章科令则是精简了。

　　又依照古代的义理，制定为五刑。其中死刑有三等，髡刑有四等，完刑、作刑各有三等，赎刑十一等，罚金六等，杂抵罪七等，共计三十七种名目，列为律法之首。又修改《贼律》，把言语犯上以及冒犯宗庙园陵的行为，称为大逆无道，处以腰斩，家属连坐，但不牵连到祖父母、孙子。至于谋反大逆之罪，则临时捉拿，或投入水中，或斩首碎尸，诛灭其三族，这不列入律令之中，是为了严厉杜绝这类恶行的痕迹。贼杀他人后因被弹劾而逃亡的，准许依照古义，允许被害者的子弟追杀凶手。若遇到赦免以及因过失误杀的，不得报复杀害，是为了制止杀戮伤害的蔓延。杀害继母与杀害亲生母亲同罪，是为了防止继母与亲母之间产生嫌隙。废除异子之科条，使父子之间不因财产而分异。殴打兄姊者加重刑罚至五年，是为了彰明教化。囚徒诬告他人谋反的，罪及亲属，与善良之人有所区别，是为了使其受牵累从而减少刑罚、平息诬告。修改投书弃市的科条，是为了减轻刑罚。纠正篡夺囚犯处以弃市之罪的规定，是为了断绝凶恶强横者假借正义之名的行径。凡是二年以上刑罚的，废除家人乞求覆审的制度，是为了减省繁琐的诉讼。修改各郡不得自行选择伏日的规定，是为了统一风俗。

这些都是魏代所改定的内容，其大概情况如此。

　　司马景王辅佐朝政时，犯大逆之罪的人，法律规定其刑罚牵连已经出嫁的女儿。毌丘俭被诛杀时，他儿子毌丘甸的妻子荀氏依法应当连坐处死，她的族兄荀顗上表向魏帝陈情，请求赦免她的性命。皇帝下诏准许她离婚。荀氏所生的女儿毌丘芝，是颍川太守刘子元的妻子，也依法应当连坐处死，因怀有身孕而被关押在狱中。荀氏向司隶校尉何曾陈情求恩，请求自己没入官府为奴婢，以此赎取毌丘芝的性命。何曾对她感到怜悯，让主簿程咸上奏议论说："臣认为妇女有三从的道理，没有自主决断的权力，出嫁到别的家族，就要为父母降低服丧的等级，这是彰明其嫁作外姓之人的礼节。然而父母有罪就要追加处罚，夫家一党被诛杀又要随之受戮，一个人身上，同时受到内外两方面的刑罚。如今女子既已出嫁，就成为异姓人家的妻子；如果她生育子女，就成为别的家族的母亲。让她无辜受戮，会伤害孝子的心意。况且男子尚且不因他所属别族之罪而受罚，而女子却单独在两个家族中都要受戮。臣认为，未出嫁的女子应当跟从父亲一方的连坐，已经出嫁的女子则可以跟从丈夫一方的处罚。"于是皇帝下诏改定律令。

　　司马文王接续执掌魏国政权，忧虑前代律令繁杂，陈群、刘邵虽然曾经过改革，然而法网仍然过于严密，于是命贾充、郑冲、荀顗、荀勖、羊祜、王业、杜友、杜元凯、裴楷、周雄、郭颀、成公绥、柳轨、荣邵等人制定法令，在汉代九章的基础上增加十一篇，仍旧依照原有的类别，端正其体例名称，把旧律中的《刑名》改为《法例》，把《囚律》辨析为《告劾》《系讯》《断狱》，把《盗律》分为《请赇》《诈伪》《水火》《毁亡》，依据事类另立《卫宫》《违制》，又将《周官》改撰为《诸侯律》，合计二十篇，六百三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字。清除其中苛细污秽的部分，归于有益于时世的内容。其余不适宜废除的内容，比如军事、田农、酤酒等方面，还不能完全顺从人心

译，就权宜设置相关法条，等到太平之时再予废除，所以不编入正律，全都作为令来处理。凡施行的制度，用来设立教化的，如果违反法令而有罪就归入律法之中；其中平常的品式章程，各自归还有关官府，作为惯例旧事。减少了枭首、腰斩、族诛及从坐的条款，废除了谋反者所收养的义子及出嫁的女儿都不再连坐处以弃市，减省了因禁锢而互相告发的条款，去除了追捕逃亡者、逃亡者没入为官奴婢的制度。对因过失轻微而误犯、年老年幼及妇女应受罚金、杖刑的，都命令减半处理。加重了对奸淫伯叔母的处罚令，处以弃市。淫乱守寡女子的，处以三年刑罚。推崇嫁娶的礼法要义，一律以下聘礼为正当依据，不受理私下的约定。严格礼教的防范，比照五服等级制度来定罪。总计律令合计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字，共六十卷。旧事惯例共三十卷。

通典卷第一百六十四　刑法二

　　刑制中

晋　东晋　宋　齐　梁　陈　后魏　北齐　后周　隋

　　晋武帝泰始三年，贾充等人修订律令完成，皇帝亲自到场讲解，让裴楷执卷宣读。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于是颁布新律。此后，明法掾张斐又为律法作注，上表进呈，其要旨说：

　　律法开篇于《刑名》，是为了确定罪罚的制度；结尾于《诸侯》，是为了完备其政令。

　　《刑名》是用来统辖罪法的轻重，端正加刑减刑的等级差别，阐明各篇众多含义，补充各章条文的不足，比较列举上下纲领之处。凡是触犯盗贼、诈伪、请赇之罪的，都从此处求罪名，而诸如兴作徭役、水火、畜养、守备等细微事项，都从各自的本名条文中查求。审讯问案时它是心思言语的凭据，逮捕拘系时它是手足行动的凭据，判决案件时它是确定罪名的凭据，《名例》使各种法制归于统一。从始至终，运行不穷，变动没有固定形式，周流于四方，纵横上下没有定向，然而始终不离于法律的范畴之内。

　　明知而故意犯法的称为"故"，本心以为不然的称为"失"，违背忠信而欺骗上级的称为"谩"，背弃信义、暗藏机巧的称为"诈"，有亏礼节、废弃法度的称为"不敬"，双方争讼互相冲突的称为"斗"，双方和好而互相伤害的称为"戏"，没有变故而突然斩杀击打的称为"贼"，无意间误犯的称为"过"，违逆节义、断绝伦理的称为"不道"，凌驾尊上、僭越显贵的称为"恶逆"，将要加害而尚未发生的称为"戕"，首先倡议提出的称为"造意"，两人共同商议的称为"谋"，制定并召集众人计划的称为"率"，不和顺的称为"强"，攻击为恶的称为"略"，三人以上的称为"群"，取得不属于自己的财物的称为"盗"，谋取财货之利的称为"赃"：以上共二十种，都是律法义理中较为明确的名目。

　　律法，应当慎重对待其中的变化情形，审察其中的道理。比如不遵照施行诏书，若因无故意而犯，应当从轻处以赎罪。谋反者所在的同伍之人，如果确实不知情，应当从刑处理。这是"故""失"变化的情形。地位低下的人与尊贵的人相斗，都算作"贼"，斗殴中动用兵刃、水火加害的，不能算作"戏"，因为这是"戏"中较为严重的情形。朝人的房屋道路射箭，不能算作"过"，因为这是被禁止的行为。在都城人群众多之处骑马奔驰而致人死亡，应当算作"贼"，因为这与"贼"的情形相似。"过失"与"贼"相似，"戏"与"斗"相似，斗殴而误伤旁人又与误犯相似，盗窃时伤害捆绑看守的人与强盗相似，呵斥人索取财物与接受贿赂相似，囚犯口供牵连之人与被告发弹劾的人相似，各种不予受理审判的情形与故意放纵相似，挟持人质与恐吓威胁相似：像这些情形，都是没有固定规律的疑难情况。

　　五刑不能明白确定时，正之以五罚；五罚不能使人心服时，正之以五过，若心意本善而结果不好，可用金钱赎罪。所以律法制定，活刑不超过十四等，死刑不超过三等，徒刑加重不超过六等，囚禁加重不超过五等，累计服役不超过十一年，累计笞打不超过一千二百下，刑等不超过一年，金等不超过四两。以月计算的赎刑不计算日数，以日计算的劳作不拘泥于月份，以年计算的不因闰月而生疑虑。不因加重而致于死刑，已判死罪的不再加重。不能累加的，因此设有并计之数；不

译能并计的，就累加其加重刑罚。以加重论处的，只处以其加重部分；与加重相同的，连同本罪一并处理。不在同一序次的，不予贯通论处。因人犯罪的，与人同罪；因法犯罪的，与法同罪。侵害生命与致人死亡，不可等同其防范程度；亲疏、公私之别，不可用同一标准来教化。礼乐在上位受到推崇，所以减轻其刑罚；刑法在下层得到熟习，所以保全其法度。因此尊卑有序，仁义彰明，九族亲睦，王道得以太平。

　　律法中有事情状况相似而罪名却互相牵涉的情形，比如凭借威势下手夺取财物的算作强盗，不自知财物已亡而失职看守的算作缚守，威胁之中带有恶言的算作恐喝，不以罪名相威胁而呵斥取财的算作呵人，以罪名相威胁而呵斥取财的算作受赇，劫持召取他人财物的算作持质：这六种，都是凭借威势获取财物而名目各异的情形。至于不索求而对方主动给予的算作受求，因所监管之事而事后索取财物的算作盗赃，接受输入的财物而故意刁难的算作留难，聚敛他人财物积存于官府的算作擅赋，加以殴打侮辱的算作戮辱：诸如此类的情形，都是凭借威势获取财物而罪名相似的情形。

　　刑罚，是治理事理的官职；法理，是探求实情的关键；实情，是心神的表现。心中有所感触，情绪就会在内心涌动，表现于言语，畅达于四肢，显现于行事之中。因此奸邪之人心中有愧就面色发红，内心恐惧就脸色失常。判断罪行的人务必推究其本心，审察其实情，精究其事实，近处取法于自身，远处取法于外物，然后才可以正确定罪量刑。仰手的姿态似在乞求，俯手的姿态似在夺取，捧手的姿态似在致谢，比划的姿态似在诉说，拱臂的姿态似在自首，挥臂的姿态似在格斗，庄重矜持的神态似在示威，怡然愉悦的神态似有福气，喜怒忧惧，都表现在声音神色之中；奸邪贞正、勇猛怯弱，都可从其目光呼吸中察知。开口有言而当有所禁的算作告发，下手有所禁而妄动的算作贼害，喜悦之人杀死怒气之人的算作戏杀，怒气之人杀死喜悦之人的算作贼杀：诸如此类的情形，若非精察至极，就不能穷尽其中的道理。

　　律法中的《名例》，并非正文却含义分明。比如八十岁以上的老人，除非杀伤人命，其他都不予追究，即使诬告他人谋反的，也要反坐其罪。十岁以下的儿童，不得告发他人；即便是奴婢冒犯主人，主人也可当场将其杀死。贼人焚烧他人房舍积聚的财物，盗窃赃物达五疋以上的，处以弃市；那么焚烧官府积聚财物盗窃的，也应当与此同罪。殴打他人的，教唆指使者与其同罪；那么如果指使他人殴打自己的父母，就不可与一般同行者同等重罪论处。至于拾得遗失之物而强行夺取、强行索要之类的情形，没有归还赃物的法律条文时，随例判给失主即可。法律中各种不敬之罪、违反礼仪失去法度的情形，以及所犯罪行是为公还是为私、赃物是否入身，都应随事情轻重取法度量，用比照的方式来求其名目。

　　法理这个东西，是精深玄奥的妙理，不可以用单一的方式来施行；律法这个东西，是幽深难明的奥义，不可以用单一的体例来固守。有的要计算过失来配定罪行，有的要变通简化来遵循常规，有的要随事而尽情理，有的要取舍而顺应时势，有的要推重情节来立下防范，有的要引轻从宽来就近下限。公私之间废止回避的适宜之处，以及删削增减轻重的变化，都是执法者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观察端倪来处理的。运用法律、把握准则的人，要在尚未成文规定之中细加体察，采集其中细微的根芽苗头，将其归纳到规范准则之上，权衡轻重于毫厘之间，考订类比于反复推详之中，然后才可以做到法理正当、刑罚公正。

　　奉行圣人经典的人如同手持刀刃和绳墨，刀刃胡乱加害就会伤及事物，绳墨胡乱弹划就会侵犯正直。枭首是恶行中最严重的，斩刑是罪行中最重大的，弃市是死刑中较轻的，髡作是刑罚中带有威慑的，赎罚是对过失的一种告诫：君王设立这五种刑罚，是为了珍视君子而威慑约束小人，所以要作为谨慎警戒的常法，都是效仿《周易》中变通的道理。

　　凡是有形而超乎其上的称为"道"，有形而处于形体

译之下的称为"器"，推而广之施行的称为"通"，举而落实实行的称为"格"。刑杀之刑，好比冬日雷震电闪的景象；髡罪之刑，好似秋日草木凋零的变化；赎失之刑，则如同春天阳气萌动而带有悔恨的瑕疵。五种刑罚各成章法，都相互依据准则，这正是法律的义理所在。

　　东晋元帝担任丞相时，在江东承受皇帝旨意执掌大权。当时各种制度刚刚草创，议论断案不遵循法律，人人各持异议，判决高低没有一定标准。主簿熊远上奏说："自从军事兴起以来，遇事就改变制度，早上定的规矩晚上就改动，以致主管官员不敢自行依法办事，每每都要请示咨询，把责任推给上级长官，这不是治理政事应有的体统。如果本曹处理事务不合乎法令，监察机构应当依法弹劾纠正，不应擅自变通开合，来破坏已成的定制。按照法律来说，这本是粗略的方法，并非精妙的道理，法律曲折权衡人情事理，是为了成就法律本身罢了。如果每每顺随人情，动辄更改法律制度，这就是用人情来破坏法律。法律不能统一，这就叫做多门并出，会开启人情干预的门路，扩大私下请托的漏洞，这不是先王立法的本意。凡是发表驳议的人，如果与律令的节度不合，应当结合经传及以前的成例故事，不得任凭自己的私意来破坏已定的法律。臣认为应当命令录事重新制定条例制度，凡是提出议论的人，都应当援引律令经传作为依据，不得只凭主观意见发表看法，没有依据凭准，从而损害旧有的典章。"当时元帝以权宜行事为由，还未能采纳这一建议。而河东人卫展担任晋王的大理，考察检核旧有的案例，发现有不合情理的地方，又上书说："如今施行的诏书中，有拷问儿子来正明父亲死罪的规定，或者鞭打父母来追问儿子的下落。近来主管官员所称引的庚寅诏书，规定全家逃亡的，家长要处斩。如果家长本身就是逃亡的主谋，处斩虽然重，尚且可以理解；假设是子孙犯了罪，却要拷问父祖逃亡的下落，逃亡的明明是子孙，而父祖却要遭受这种酷刑。这样有伤人伦、破坏教化的情形还有很多。使得相互隐瞒庇护的道理丧失，那么君臣之间的大义也就随之废弃；君臣之义废弃了，那么冒犯上级的奸邪之事就会滋生。如今诏书中应当废除的内容很多，有利于当今形势的，应当明文规定为正式条款，这样法律就会相对简明。"元帝下令说："自从元康年间以来，各种变故接连发生，刑罚禁令也随之滋生蔓延。大理所上奏的内容，应当在朝堂上会同商议，废除那些不可施行的诏书，这正是我虚心希望做到的事情。"

　　宋文帝时，蔡廓担任侍中，建议认为："审讯案件不应让子孙出面陈述供词，明确指出父祖的罪行。这种做法有损教化、伤害人伦感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从今以后只让家人与囚犯相见，不再有请求覆审申诉的做法，这样便足以说明囚犯服罪，不必再要求家人出面陈述供词。"朝廷议论都认为这样公允，于是采纳施行。

　　当时王弘上疏说："看守者监守自盗五疋财物、平常盗窃四十疋财物的，都判处死刑，太重了。请求将看守者监守自盗的标准提高到十疋，平常盗窃的标准提高到五十疋。"相关内容记载在《宽恕篇》中。刘秀之担任尚书右仆射，请求改定制度法令，其中有关部属杀害长吏的疑难科条，议论者认为如果恰逢赦免就应当加以流放发配，刘秀之则认为："律文虽然没有明确规定部属杀害官长的处理原则，如果恰逢赦免只是流放发配，那便与随随便便杀人的处理毫无差别。人们敬重官长，如同敬重父母一般，实施加害的人即使遇到赦免，也应当将其交付尚方服役，让他终身受苦，其家属令其补入军役。"皇帝采纳了这一建议。

　　谢庄担任都官尚书，上奏改定州狱制度说："过去的制度是官长审结囚犯案件后，郡里派遣督邮案验核实，随即执行刑罚。督邮是地位低贱的官吏，其能力并不比官长高明，虽有案验核实的名义，却没有认真研究审察的实际。臣认为这一制度应当革除。从今以后凡是判处重罪的囚犯，县里审讯定案完毕后，将案情上报郡里，并且一并解送囚犯本人，委托郡太守亲自复核审辩，务必等到囚

译犯认罪服刑、真心悔过之后，然后再执行死刑。如果郡太守不能决断的，就上报到廷尉处。京畿以外的地区，就转送刺史处理，刺史如有疑难，也归属台省审理。务必做到死者没有怨恨，生者没有遗憾。"

　　齐武帝命令删定郎王植之汇集注解张斐、杜预的旧律，合编为一部书，共一千五百三十条。此事尚未施行，其书的文字大多已经散失。

　　梁武帝制定法律，依照周、汉旧有的做法，允许犯罪的人以财物赎罪。其科条规定，凡是在职官员本人犯罪的，处以罚金。鞭杖督责等轻罪，一律纳入赎刑而停止实际执行的鞭杖之罚。台省令史、士卒想要赎罪的，也予以准许。

　　当时齐朝的旧郎官蔡法度，能够讲述齐朝王植之所定律法，于是让他增删旧本，作为梁朝的律法。天监初年，又命令王亮等人重新制定为二十篇：第一是刑名，第二是法例，第三是盗劫，第四是贼叛，第五是诈伪，第六是受赇，第七是告劾，第八是讨捕，第九是系讯，第十是断狱，第十一是杂，第十二是户，第十三是擅兴，第十四是毁亡，第十五是卫宫，第十六是水火，第十七是仓库，第十八是厩，第十九是关市，第二十是违制。其刑罚制定为十五等的差别：弃市以上的属于死罪，重罪的要枭首示众，其次的则处以弃市。刑期两年以上的算作耐罪，是说各按其技能而加以任用役使。有髡钳五年刑，笞打二百下，可赎买绢帛，男子六十疋；又有四年刑，男子四十八疋；又有三年刑，男子三十六疋；又有二年刑，男子二十四疋。罚金一两以上的算作赎罪。赎死罪的，需金二斤，或男子折算十六疋；赎髡钳五年刑、笞二百的，需金一斤十二两，或男子十四疋；赎四年刑的，需金一斤八两，或男子十二疋；赎三年刑的，需金一斤四两，或男子十疋；赎二年刑的，需金一斤，或男子八疋；罚金十二两的，男子六疋；罚金八两的，男子四疋；罚金四两的，男子二疋；罚金二两的，男子一疋；罚金一两的，男子二丈。女子的标准各按一半计算。五刑不能明确判定时，就正之以五罚；五罚仍不能使人心服时，就正之以五过，以赎罪论处，所以制定了这十四等的制度。又制定九等的差别：有一年刑，半年刑，百日刑，鞭杖一百下，鞭杖五十下，鞭杖四十下，鞭杖三十下，鞭杖二十下，鞭杖十下。又有八等的差别：第一是免官，加杖督一百；第二是免官；第三是夺去劳绩百日，杖督一百；第四是杖督一百；第五是杖督五十；第六是杖督四十；第七是杖督二十；第八是杖督十。论罪应当加重的向上就近一等，应当减轻的向下就近一等。凡是关押在狱中的囚犯，如果不肯当即招认服罪，应当施加拷讯处罚的，不得因其是士人而有所区别对待。如果士人触犯法律，抗拒不肯招认，应当施加拷讯处罚的，应当先参酌议论上报请示，然后再依法执行。断绝饮食三日的，允许家人送进二升粥食。女子及老人小孩，要满一百五十刻才给予粥食，满一千刻才停止。囚犯所戴的枷械、手铐、斗械以及钳具，都各自设有轻重大小的差别，并制定为固定制度。至于鞭刑所用的鞭子，有制鞭、法鞭、常鞭三种等级的差别。制鞭，用生皮制成，带有棱边；法鞭，用生皮制成，去掉棱边；常鞭，用熟皮制成，靼，音舌反，也去掉棱边。都做成鹤头形的鞭纽，长一尺一寸。鞭梢长二尺七寸，宽三分，鞭柄长二尺五寸。杖都用生荆条制成，长六尺。有大杖、法杖、小杖三等的差别。大杖大头周长一寸三分，小头八分半。法杖周长一寸三分，小头五分；小杖周长一寸一分，小头极细。各种督责处罚，重罪不超过五十下、三十下，轻罪则为二十下。应当笞打二百下以上的，先笞打一半，剩余一半留待日后执行，中分鞭杖之刑。老人小孩依照律令应当施行鞭杖处罚的，都减半执行。应当施以法鞭、法杖之刑的，可以用熟皮鞭、小杖代替。超过五十下的，逐渐执行。将官、吏员以上以及妇女应受处罚的，用罚金代替。凡是因职位而应受处罚以及律令中指名规定处罚的，不适用这一规定。各种审讯拷问的处罚，都用熟皮鞭、小杖执行。制鞭、制杖、法鞭、法杖，除非有特别的诏令，都不得使用。诏令中规定，在京师执行鞭杖之

译刑的，都在云龙门执行。怀孕的女子，不得予以处罚。凡犯谋反、谋叛、大逆等罪的，都处以斩刑。其父子及同产的男性子孙，无论年长年幼，都处以弃市。母亲、妻子、姊妹以及应当连坐处以弃市的，其妻子、女儿、侍妾同样没入奚官为奴婢。其家财都没收归官。凡因劫掠而犯罪的都处斩，妻子儿女补入军役。遇到赦免而得以减死的，在脸上刺字标明"劫"字，黵，音都感反。判处髡钳之刑的，罚入冶炼作坊为终身锁士。其下又有谪罚发配充当材官冶士、尚方锁士的，都根据罪行轻重差别设定服役年数，其中罪行严重的有的要终身服役。士人另有禁锢的科条，也按照罪行轻重设定差别。凡是触犯清议的，则终身不得列于士流。耐罪囚犯中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的，以及孕妇、盲人、侏儒本应戴戒具拘系的，还有郡国太守、相、都尉、关中侯以下至亭侯以上官员的父母妻子，以及所犯之罪并非死罪而被除名的罪犯，二千石以上官员非因囚车押解征召的，都予以宽容看管，不加戒具。丹阳尹每月初一到建康县，命令三位官员共同参与核录案件，审察判决是非曲直。尚书中当值负责录案的月份，也与尚书一同参与核录案件。总计所定罪行条款共二千五百二十九条。又另有法令三十卷。此后，废除了赎罪的科条。旧有的狱法规定，丈夫犯罪，牵连逮捕妻儿；儿子犯罪，牵连逮捕父母。天监十一年下诏说："从今以后，被捕谪罚的人家，以及应当被拘禁服役的人，如果家中有年老年幼的人，可以暂缓押解遣送。"十四年，又废除了黵面刺字的刑罚。皇帝对朝中士人多加优待宽容，即使有罪也大多曲法宽宥申理，而对百姓有罪则依法惩处。相关内容记载在《舞紊篇》中。

　　评议说：依法执行刑罚，确实难以有所差异对待，然而斟酌人情，通达事理，士族衣冠之人与平民百姓相比，就好比草木中格外茂盛秀出者，如果诛戮一个士族之人，即便或许并无冤屈，也如同摧折茂密的树林、拔除秀出的花木，人们看到这种凋残景象，往往会心生怜悯哀伤之情，使人心离散，都如同额角崩溃一般痛心；如果诛戮一个平民百姓，纵然有时判决略有偏差，也如同斩伐丛生的荒草、践踏荒芜之地，人们尚未察觉其中的凋残，因而少有嗟叹议论的声音。免除世俗的惶恐惊骇，不是更好吗？倘若认为不是这样，立刻就能见到其祸患。武帝这一深意，不应当被指责为过错。前代典籍中著有八议的科条，近代法律中有收赎的制度，这岂能与下层平民相比，就让他们同等对待。以往的事例足以作为例证，不应当过多加以责难。

　　陈武帝命令尚书删定郎范泉参与制定律令，又命令徐陵等人主持此事，制定律法三十卷，科条三十卷。其中制度唯独看重清议禁锢的科条。至于士族之人，如果犯有亏损名教之罪，不孝以及内乱之罪的，终身不得列于士流；此前与其结为姻亲的士人家族，允许妻家夺回女儿另嫁他人。凡是缴获了敌方的贼帅、士人所犯的严重悖逆之罪，即便遇到赦免而免除死罪、罚入冶炼作坊服役，也允许携带妻子一同入役，不限定服役年数。此外还保留了赎罪之律，以及父母缘坐连坐的规定……

译…（这一等）刑罚。其余全都采用梁朝的法律。

凡赃物证据确凿而犯人不肯招供的，就让他上"测"站立。所谓"立测"，是用土筑成土墩，高一尺，上部呈圆形，刚好只能容犯人双脚站立。先用鞭打二十下、笞打三十下，然后戴上两副刑具和手铐，再让他站到土墩上。每次上测七刻钟，一天上两次。连续三个七天（二十一天）上测，每隔七天施行一次鞭刑。凡是经过的鞭打笞杖，合计共一百五十下，如果犯人熬过而始终不招供的，就免除死罪。

其中处以髡刑加鞭刑、判五年徒刑的，比死罪降一等，用双重枷锁锁禁。五年以下的徒刑，都用单重枷锁。判五年、四年徒刑的，如果本人有官职，可折抵两年，其余年限一并服劳役。判三年徒刑的，如果有官职，可折抵两年，其余一年可以用财物赎免。如果是因公事出现过失而获罪的，罚金了事。判两年徒刑的，有官职的人可以用财物赎罪了结。判一年徒刑的，即使没有官职，也可以用财物赎罪了结。至于贫寒的平民百姓，则按规定直接施以鞭杖之刑（不得赎免）。

囚犯一律戴上刑具，服劳役的犯人一律戴上枷锁，这些都不因官阶品级而有所区别。

死罪犯人将要行刑时，乘坐无遮盖的车子，戴着三副刑具，再加上拲手（双手合铐），到了刑场，才解去手铐和拲手。（拲，读音同"拱"，指把双手铐在一起。）

在集市上执行死刑的，如果赶上夜晚，须等到天亮；如果赶上下雨，须等到天晴；每月初一（朔日），以及八节、六斋日，还有月亮运行到"张""心"两宿的日子，都不得执行死刑。

廷尉寺作为北狱，建康县作为南狱，两处都设置正、监、平等官职。

另外还规定：经常在三月份，由侍中、吏部尚书、三公郎、部都令史，为三公记录、审理冤屈之事；御史中丞、侍御史、兰台令史则亲自巡视京城中各处监狱以及冶署，审察囚犯中的冤情。

译后魏起自北方，遭逢晋室大乱，部落逐渐强盛，其君主便严峻刑法，凡事多用军令处置。百姓习惯了宽松的政令，很多人因违反军令而获罪，被处死的人数以万计。于是国中骚动不安。此后规定，凡应处死者，允许其家献纳金马以赎罪。犯大逆之罪的，亲族男女不论老幼皆斩首。男女不依礼法私通的，皆处死。杀人者，允许用死者家的牛马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来平息此事(不予问罪)。不设株连追捕之罪。盗窃官物，一赔五倍；盗窃私物，一赔十倍。等到道武帝平定中原之后，忧虑旧制过于严峻，命三公郎王德删除其中的酷法，重新约定刑律法令。

到太武帝神䴥年间，下诏命崔浩制定律令。废除五岁刑、四岁刑，增设一年刑。犯大逆不道之罪的处以腰斩，诛杀其同籍亲属，十四岁以下的处以宫刑，女子没入官府为奴。杀害亲属的，处以车裂。施行蛊毒的，男女皆斩首，焚烧其家产。行巫蛊之术的，令其背负黑色公羊、怀抱狗，沉入水中溺死。应受刑而愿赎罪的可以赎，贫穷者则加鞭刑二百下。京畿地区富人服烧炭役，贫者服清扫厕所之役，女子罚入舂米捣谷之役，患有痼疾不堪服役者，则罚守苑囿。王官九品，可以用官爵抵免刑罚。妇人应受刑而怀孕的，产后一百天才行刑。十四岁以下的，刑罚减半，八十岁及九十岁以上的，非犯杀人罪不予治罪。拷问不得超过四十九下。判定刑罚时，由主管部门写明详情，经公车署审核辞状，再由三都(官署)裁决。应处死者，需定案奏报朝廷，皇帝亲自过问，若无异议怨言方可行刑。各州郡的死刑案件，都要先申报审核后才能施行。此后，因官吏贪污受贿成风，太延年间，下诏许百姓举报揭发地方长官的不法行为。于是凶恶悖乱之人趁机搜求地方官的过失，借此在乡里贪婪暴虐地敛财。真君年间，因有关官署断案不公平，下诏凡有疑难案件，都交付中书省，依照经义论定裁决。当初，盗窃律规定赃物达四十匹便处死刑，人们多轻慢政令，于是减到三匹即处死。太平真君十一年，诛杀崔浩。详见《峻酷篇》。正平初年，又命胡方回、游雅修改律法，共三百七十条，灭门之诛四条，死刑一百四十五条，徒刑二百二十一条。

文成帝太安年间，因平民百姓多因饮酒而酗酒滋事诉讼，制定禁酒令，卖酒、饮酒的都处斩，但吉凶宾客往来则开放禁令，有一定的日程规定。增设候官一职，伺察各种违法行为。凡犯赃罪达二丈布帛的，皆处斩。详见《峻酷篇》。又增设律条七十九章，灭门之诛十三条，死刑三十五条，徒刑六十二条。到献文帝时，废除因口误获罪的规定，开放酒禁。

按照旧例，处斩时都要裸身伏于砧板上处刑(櫍，即砧板)。孝文帝太和初年，规定不许裸身行刑。又命高闾修改旧律条文，依据旧例增减，共八百三十二章，灭门之诛十六条，死罪二百三十五条，徒刑三百七十七条，废除结伙抢劫的首谋者灭门之罪，律条中最重的只处以枭首。当时法官及州县官吏多使用重枷，又用绳系石块悬挂于囚犯颈上，伤及皮肉甚至骨头，以此强迫其屈打成招，官吏还以此为能事。孝文帝听闻后深感痛心，于是规定："除非是犯大逆之罪且证据确凿而犯人不肯招供的，不得使用大枷。"律令规定："贪赃枉法达十匹布帛，或收受不当财物(义赃)达二百匹布帛的，处死刑。"待颁布俸禄制度后，又改定为收受不当财物一匹即处死，贪赃枉法不论多少，皆处死刑。行贿请托之路几乎断绝。孝文帝哀怜各类狱案，多有罪之人保全性命而被流放边疆。此后，又下诏："犯死罪的人，若其父母、祖父母年老，又没有已成丁的子孙可以奉养，也没有近亲属，应按规定申报后等待批复，此后将此规定编入律令。"

宣武帝正始初年，尚书令高肇等

译人上奏说："杖刑的轻重，鞭刑的长短，法令都有固定的规格，唯独枷具的轻重，此前没有定制。请求制造大枷，长一丈三尺，套住喉部的部分长一丈，两侧通颊木各方五寸，用来惩治大逆及叛国投敌者。"从此枷具、杖刑的制度，才有了较为确定的标准。《法例律》规定："凡获五等爵位以及官品在第五品以上者，犯罪都可折抵二年徒刑。被免官的，三年之后可听候重新任用，但要降低原先的官阶一等。"邢峦上奏说："官员如果犯罪本应除名，若用官职折抵刑罚，还有剩余的资历，可以降阶后重新叙用。至于获五等爵位的人，若用爵位折抵刑罚已抵尽，就要永久削除爵位，这就等同于除名处分，与前例实在有所不合。臣以为，凡王公以下有封邑者，犯罪本应除名的，三年之后，应各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为县公，公降为侯，侯降为伯，伯降为子，子降为男，至于县男则降为乡男。凡获五等爵位的都依此逐级下降，直至散男为止。至于乡男、散男，已无可降之爵的，三年之后，允许依照其本品的资历重新出仕。"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

齐神武帝(高欢)执掌东魏政权，迁都邺城，当时盗贼蜂起，于是制定严厉法令：凡强盗杀人的，主犯从犯皆处斩，其妻子儿女、同籍亲属都罚为乐户。若未杀人，且赃物不满五匹的，主犯处斩，从犯处死，妻子儿女也罚为乐户。小规模盗窃赃物满十匹以上的，主犯处死，妻子儿女发配驿站为奴，从犯流放。

北齐文宣帝受禅登基后，命群臣修订魏朝的《麟趾格》。又商议编纂齐律，多年未能完成。此间断案仍依照魏朝旧律。

武成帝河清三年，尚书令、赵郡王高叡等人，上奏《齐律》十二篇：一是名例，二是禁卫，三是婚户，四是擅兴，五是违制，六是诈伪，七是斗讼，八是贼盗，九是捕断，十是毁损，十一是厩牧，十二是杂律。共定罪条九百四十九条。又上奏新令三十卷，大体采用魏、晋旧制。其刑罚制度，刑名共五等：一是死刑，最重的处以车裂(轘，音患)，其次是枭首，并陈尸三日，若无街市则陈尸于乡间亭舍；再次是斩刑，身首分离；再次是绞刑，处死但身首不分离。共四等。二是流刑，指所犯之罪本可判死刑，但依情理可以减刑的，鞭笞各一百下，剃去头发，流放到边远地区充当兵卒，不区分路途远近的差别；其中不适合远流的，男子长期服劳役，女子罚为舂米之役，都是六年。三是刑罪，即所谓耐罪。分五岁、四岁、三岁、二岁、一岁五等差别，共五等。各加鞭刑一百下。其中五岁刑的另加笞刑八十，四岁刑加六十，三岁刑加四十，二岁刑加二十，一岁刑不加笞刑。都要戴锁具送去左校署服劳役，但不必剃发。没有保人的要加钳具。妇人则罚为舂米或在掖庭织布。四是鞭刑，有一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下五等差别。五是杖刑，有三十、二十、十下三等差别。应当加重处罚的向上就近一等，应当减轻的向下就近一等。赎罪过去用金子，现都改用中等丝绢代替：死罪赎一百匹，流刑赎九十二匹，五岁刑赎七十八匹，四岁刑六十四匹，三岁刑五十匹，二岁刑三十六匹。各自都合并鞭笞刑一并折算。一岁刑不加笞刑，则合并鞭刑折算为二十四匹。鞭杖刑每十下，赎绢一匹，到鞭一百下则赎绢十匹。没有丝绢的地方，都按绢的价值折算收钱。从赎笞刑十下以上到死刑，又分十五等差别。应当加减的等次，与正式判决的方法相同。可以赎罪的，是指流内官员及爵位品秩、老幼、残疾、痴呆以及过失犯罪之类的人。凡犯罚绢一匹以及杖刑十下以上的，都称为罪人。犯盗窃及杀人之罪而逃亡的，就在名册上登记其罪状，并将其一房人口罚配为驿户。

译宗室成员则不登记盗窃之罪，不没入掖庭为奴，也不施加宫刑。凡犯流罪以下可以赎罪的，以及妇人犯刑罪以下的，还有侏儒、重病、残疾之人若非犯死罪，都可戴颂系(轻系具)拘押。判处刑年徒刑的用锁具，没有锁具的用枷，流罪以上加戴手铐脚镣，死罪的用木枷(桁，音户郎反)拘押。执行流刑的鞭笞刑，鞭打其背部，每打五十下，换一次执鞭人。鞭鞘都用熟皮制作，削去棱角。鞭伤长度不超过一尺。笞刑打臀部，中途不换人。杖长三尺五寸，粗的一头直径二分半，细的一头直径一分半。判决杖三十以下的，杖长四尺，粗头直径三分，细头直径二分。官员在职犯罪，鞭杖十下算一负，闲散官职六负算一殿(考核降等)，一般官职八负算一殿，繁忙官职十负算一殿，超过殿等的部分，再重新累计为负。又列出十条重罪：一是反逆，二是大逆，三是叛，四是降，五是恶逆，六是不道，七是不敬，八是不孝，九是不义，十是内乱。凡犯这十条重罪的，不在"八议"减免或赎罪的范围之内。此后法令明确详审，条款简明扼要，又敕令官宦子弟经常研习法律，所以齐国人大多通晓法律。对于不便定为正式法律的内容，另外制定《权令》二卷，与正律并行。详见《舞紊篇》。

后周文帝(宇文泰)执掌西魏政权，命有关官署斟酌古今，融会变通，修撰新律。

革命(建国)之后，武帝保定三年，司宪大夫拓跋迪上奏新律，称为《大律》，共二十五篇：一是刑名，二是法例，三是祀享，四是朝会，五是婚姻，六是户禁，七是水火，八是兴缮，九是卫宫，十是市廛，十一是斗竞，十二是劫盗，十三是贼叛，十四是毁亡，十五是违制，十六是关津，十七是诸侯，十八是厩牧，十九是杂犯，二十是诈伪，二十一是请求，二十二是告言，二十三是逃亡，二十四是系讯，二十五是断狱。总共定罪一千五百三十七条。其刑罚制度：一是杖刑五等，从十下到五十下。二是鞭刑五等，从六十下到一百下。三是徒刑五等：徒一年的，鞭六十、笞十；徒二年的，鞭七十、笞二十；徒三年的，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的，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的，鞭一百、笞五十。四是流刑五等：流放卫服(距京畿二千五百里)的，鞭一百、笞六十；流放要服(距京畿三千里)的，鞭一百、笞七十；流放荒服(距京畿三千五百里)的，鞭一百、笞八十；流放镇服(距京畿四千里)的，鞭一百、笞九十；流放藩服(距京畿四千五百里)的，鞭一百、笞一百。五是死刑五等：一是磬(缢杀)，二是绞，三是斩，四是枭，五是裂(车裂)。五种刑名各分五等，共合二十五等。不设"十恶"这一名目，但仍严惩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义、内乱之罪。凡犯恶逆之罪，陈尸三日示众。盗贼成群攻打乡邑及闯入百姓家中的，杀之无罪。若报仇雪恨的，应到官府依法申报(造于法造，"造"音七报反)后再自行杀之，不予治罪。曾经做过盗贼的，要在户籍上注明，唯独皇族宗室不受此限。凡判死罪的戴枷加拲(手铐)，判流罪的戴枷加梏(脚镣)，判徒罪的只戴枷，判鞭刑的戴桎(脚镣)，判杖刑的散押(不加戴刑具)等待判决。皇族及有爵位的人，判死罪以下的用锁具，判徒刑以下的可散押。案件审结将要处死的，要将其姓名及罪状写在拲(手铐)上，然后在市集当众处死。唯独皇族及有爵位者可秘密行刑，不公开处决。赎杖刑五等，金一两至五两。赎鞭刑五等，金六两至十两。赎徒刑：一年赎金十二两，二年十五两，三年一斤二两，四年一斤五两，五年一斤八两。赎流刑，一斤十二两，都需服役六年，不因路途远近而有差别。赎死刑，金二斤。鞭刑以一百下为限。加计笞刑的，合计到二百下

译为止。应当加鞭又加笞的，都先笞后鞭。妇人应受笞刑的，允许折算为赎罪论处。判处徒刑服劳役的，都根据其所能而分派劳役。杖刑十下以上，应当加重的向上就近一等，累计满数才定罪。应当减轻的，死罪减为流放藩服，藩服以下都减至徒五年，五年以下各依一等递减为差。因犯盗贼及谋反、大逆、降、叛、恶逆之罪应判流刑的，都要将其一房人口罚配为杂户。其中因犯盗贼之罪案发后逃亡的，登记姓名在案备查。若是再次犯徒刑之罪，或三次犯鞭刑之罪的，本人终身罚配从事低贱劳役。应当以金赎罪的：鞭杖每十下，收中等丝绢一匹；流刑、徒刑的，依限每年收绢十二匹；死罪的收绢一百匹。赎刑的期限：死罪五十天，流刑四十天，徒刑三十天，鞭刑二十天，杖刑十天。超过期限仍未缴纳的，按律定罪。贫穷之人请求宽免的可以免除。总共定法一千五百三十七条。其大体内容繁琐详密，条款流于苛细，与齐律相比，虽繁复但不得要领。又当初废除了复仇的合法规定，凡报仇杀人者以杀人罪论处。周武帝又因北齐旧俗未改其昏乱之政，盗贼奸邪之事，多有违反法度纲纪。这一年，又制定了《刑书要制》来加以督察惩治。其大略规定：持械抢劫赃物一匹以上的，不持械抢劫赃物五匹以上的，监守自盗官物二十匹以上的，盗窃及诈骗官物三十匹以上的，里正、坊长隐瞒五户以上人口不报或隐瞒五名以上丁男不报的，以及隐瞒田地一顷以上不报的，都处死刑。其余依照《大律》处理。因此浮华奸诈之风大为减少。

宣帝暴虐残忍毫无节制，命人编撰刑书，称为《刑经圣制》。详见《峻酷篇》。

隋文帝初年，命高颎等人重新制定新律，其刑名共五种：一是死刑二等，有绞刑，有斩刑。二是流刑三等，有一千里，一千五百里，二千里；应当配役的，一千里服劳役二年，一千五百里服劳役二年半，二千里服劳役三年。三是徒刑五等，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四是杖刑五等，从六十下到一百下。五是笞刑五等，从十下到五十下。而废除了前代的鞭刑以及枭首、车裂之类的酷刑。其流刑、徒刑的刑期，都酌情减轻：流放服役六年改为五年，徒刑五年改为三年。唯独犯大逆谋反及叛乱之罪的，父子兄弟都处斩，家属没入官府为奴。又设立"十恶"条款，多采自北齐的制度，但也有所增减：一是谋反，二是谋大逆，三是谋叛，四是恶逆，五是不道，六是大不敬，七是不孝，八是不睦，九是不义，十是内乱。凡犯"十恶"以及故意杀人已定罪的，即使遇到大赦，仍要除名。凡属"八议"范围以及官品在第七品以上犯罪的，都依例减罪一等。凡官品在第九品以上犯罪的，允许赎罪。应当赎罪的，都用铜代替丝绢：铜一斤算一负，十负算一殿。笞十下的赎铜一斤，加到杖一百下则需铜十斤。徒一年的赎铜二十斤，每加一等则加铜十斤，到三年则需六十斤。流放一千里的赎铜八十斤，每加一等加铜十斤，到二千里则需一百斤。二等死刑都赎铜一百二十斤。因犯私罪而以官品折抵徒刑的：五品以上，一官可折抵徒刑二年；九品以上，一官可折抵徒刑一年；折抵流刑的，三等流刑相同，都比照徒刑三年折算。若是犯公罪的，徒刑各加一年，折抵流刑的各加一等。其累计徒刑超过九年的，改判流放二千里。自前代相沿以来，有关官署审讯拷问犯人，往往超出法律规定之外，有的用大棒、束杖，或将脚踝置于车辐之下压制，或用木桁夹脚等酷刑。文帝全部废除了这些做法。审讯囚犯拷问不得超过二百下，枷具、杖具的大小规格，都制定了标准，执行杖刑的人不得中途换人。又敕令四方官府，认真审理诉讼案件。若

译有冤屈而当地县衙不予受理的，允许依次向郡、州申诉，若到省一级仍不受理，则可到朝廷申诉。若仍有不满意之处，允许敲登闻鼓鸣冤，由有关官署记录状词上奏朝廷。文帝又每季亲自审录囚犯案情。常在秋分之前，审阅各州上报的罪案。后来因为看到刑部所奏，断案数目仍多达一万多条，认为是律法过于严密，所以人多陷于罪罚。又命苏威、牛弘等人重新修订新律，删除死罪条款八十一条，流罪条款一百五十四条，徒刑、杖刑等条款一千余条，最终定留五百条，共十二卷：一是名例，二是卫禁，三是职制，四是户婚，五是厩库，六是擅兴，七是贼盗，八是斗讼，九是诈伪，十是杂律，十一是捕亡，十二是断狱。从此刑律条文简明扼要，虽疏简但不失周全。于是设置律博士及弟子员。凡判决重大案件，都要先移交明法官，判定罪名，然后依此裁断。此后，文帝因执法官吏用律多有出入偏差，判罪相同而结论各异，下诏各州死罪案件不得径自判决，一律移送大理寺复核，审理完毕后，再上报朝廷裁决。开皇十三年，改徒刑及流刑并改为配防边地。十五年下诏，判死罪的须经三次奏报后才能行刑。文帝没有学问，用严苛的法令约束臣下。各州若有主管仓库的官吏盗窃仓中粮食的，派人乘驿马急速赶去将其处斩。又曾在殿前处决囚犯，甚至有偷盗一钱也被处死的。详见《峻酷篇》。

炀帝即位后，因文帝法网过于严苛，又敕令修订律令，废除十恶的条款。当时斗、秤的量制都比旧制缩小一倍，其赎罪所用铜的数量也相应增加三倍作为差等：杖一百的需铜三十斤；徒一年的需六十斤，每加一等增加三十斤，到三年则需一百八十斤；流刑不分等级差别，一律赎铜二百四十斤；二等死刑同样赎铜三百六十斤。旧制规定，因罪获罚人家的子弟，不得担任宿卫近侍之类的官职。炀帝下制说："凡曾犯罪被诛杀之家，周亲以下的亲属，仍准许出仕，允许担任宿卫近侍之类的官职。"大业三年，新律修成，共五百条，分十八篇。下诏施行，称为《大业律》：一是名例，二是卫宫，三是违制，四是请求，五是户，六是婚，七是擅兴，八是告劾，九是贼，十是盗，十一是斗，十二是捕亡，十三是仓库，十四是厩牧，十五是关市，十六是杂，十七是诈伪，十八是断狱。在五刑之内，改从轻典的有二百多条。其枷杖刑具、决罚方式、审讯囚犯的制度，都比旧制轻缓。当时百姓早已厌倦了苛刻的律法，都为刑罚宽松而欣喜。此后，炀帝对外征讨四方夷族，对内穷奢极欲，兵役年年兴动，赋税征敛日益繁重，盗贼蜂拥而起，于是又转而制定严酷的法令。

《通典》卷第一百六十五 刑法三

刑制下 大唐

大唐高祖起兵至京师后，约定法令十二条，只规定杀人、抢劫、临阵叛逃、叛国投敌的处死，其余的都一律废除。等到受禅登基后，又制定格令五十三条，纳入新律，武德七年颁行天下。

到太宗即位后，规定绞刑之类的罪行共五十条，免除死刑，改判断右脚趾之刑。此后，蜀王府法曹参军裴弘献又反驳指出律令中不便之处四十余件，太宗于是命人删改律法。废除断趾之刑，改为加役流三千里，服劳役二年。与古代死刑相比，几乎减除了一半。据有关官署所定新律共五百条，分为十二卷，比起隋代旧律，减少判处死刑改为流刑的条款九十二条，减为徒刑的条款七十一条。详见《宽恕篇》。又制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条，共三十卷。贞观十一年正月，颁行天下。又删削武德、贞观以来的各类诏令格式三千余件，最终定留七百条，编为《格》十八卷。国家的法律程序虽然完备存在，但如今所纂辑记录的不可能全部载入，只择取其中日常最切要、简明周详的部分，这样遇

译事便不会疑惑迷茫。其他都仿照此例。贞观七年十二月，下诏："三品以上官员犯公罪应判流刑、犯私罪应判徒刑的，在移送审问之日不必追捕本人到案。"

高宗永徽初年，又命长孙无忌等人撰定格、式，凡旧制不便之处，都随情况有无而加以删改。于是将"格"分为两部分：本官署日常事务所用的称为"留司格"，天下共同遵用的称为"散颁格"。永徽四年，有关官署又撰成《律疏》三十卷，颁行天下。麟德二年，恢复使用格、式。仪凤二年，又删削补缉格、式并施行。到文明元年四月，敕令："律令格式，内外官员在办公之余，都应各自研习查阅。并将本官署所用的格令，书写在办公厅的墙壁上，以便随时观览，避免遗忘。"贞观二年七月，刑部侍郎韩回上奏："刑部掌管律令，判定刑名，审核复查大理寺及各州应当上奏的事项，却没有专门为各官署检索格式条文的机构。近年来各官署每逢裁定案件的轻重予夺，全都出自检索案头的差役之手，使下层官吏得以借机作奸，法律的执行也因此而或轻或重。此前又有诏令规定：各官署所用格令应书写于厅堂之壁。据此，则各官署都应各自具备完整的法令条文，不应只有刑部独自保有完整典章。讹误弊病日益加深，此事必须加以改正。"敕令批复："应责成各曹官署，各自用本官署的杂项经费，置备所需的律令格式。其中重要的条款，仍按照旧例，抄录于左右丞办公厅的墙壁上。左右丞处理完勾核事务后，应当日上奏其所请示的事项。各官署此后如需到刑部检索案例，等到本官署自行抄录完格令等文书后即可停止。"

武后临朝执政时，又命有关官署删定格式，加入"计帐"及"勾帐"的格式，连同旧式共成二十卷。又将武德以来、垂拱以前颁布的诏敕中适用于当时的部分，编为《新格》二卷，太后亲自撰写序言。在这二卷之外，另编六卷，可供本官署行用，称为《垂拱留司格》。当时韦方质精通法理，又委任咸阳尉王守慎参与其事，此人也很有治国之才，所以《垂拱格》《垂拱式》，识者都称赞其详尽周密。其律法方面仅修改了二十四条。

神龙年间，又删定《垂拱格》及神龙元年以来的诏敕，编为《散颁格》七卷。又删补旧式为二十卷，颁行天下。景龙三年八月敕令："凡涉及酬功行赏之事，须依照格式办理，格式中没有明文规定的，才可比照先例处理。凡诏敕中未明言'自今以后'及'永为定例'字样的，不得援引作为定例。"

景云初年，又下诏删定格式令。太极元年二月奏上，定名为《太极格》。

开元初年，玄宗又命删定格式令，定名为《开元格》。开元六年，又命删定律令格式，定名为《开元后格》。到开元二十五年，又命删缉旧格式律令及诏敕，共计七千四百八十条。其中一千三百零四条因与时政不符，一并删除；二千一百五十条依据情况酌加损益；三千五百九十四条仍旧保留不改。最终编成《律》十二卷，《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开元新格》十卷。又撰成《格式律令事类》四十卷，按类编排，便于查阅。开元二十五年九月奏上朝廷，敕令尚书都省抄写五十本，派专使分发到全国各地。以下略举其中重要条文如下：开元十四年九月敕令："听闻有人援用先例来违反诏敕及令式的规定，这很不合道理。自今以后，不得再这样做。"开元二十五年九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林甫上奏："今年五月三十日以前颁布的诏敕，凡未编入新格式的，希望一律不再施行。"

《名例律》规定：笞刑分五等，从十下到五十下，赎铜从一斤到五斤。杖刑分五等，从六十下到一百下，赎铜从六斤到十斤。

译徒刑分五等，从一年到三年，赎铜从二十斤到六十斤。流刑分三等，从二千里到三千里，赎铜从八十斤到一百斤。

"十恶"：一是谋反，指图谋危害国家社稷。二是谋大逆，指图谋毁坏宗庙、皇陵及宫阙。三是谋叛，指图谋背叛国家投靠敌国。四是恶逆，指殴打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害伯叔父母、姑母、兄、姊、外祖父母、丈夫、丈夫的祖父母、父母。五是不道，指杀害一家非应死之罪的三人以上，以及肢解他人，制造、蓄养蛊毒、施行厌魅巫术。六是大不敬，指盗窃祭祀天地祖先所用的器物、皇帝所用的车马服饰器物；盗窃及伪造御用印玺；调配御用药物时，误配不合原方，或封题有误；若制作御膳，误犯食物禁忌；侍奉皇帝出行的舟船，未使其牢固；直言指斥皇帝，情节恶劣有害，以及对抗皇帝派遣的使者，而无为臣之礼。七是不孝，指控告、诅咒、辱骂祖父母、父母；以及祖父母、父母尚在世时，另立户籍、分割财产，或供养有所欠缺；在为父母服丧期间，本人却嫁娶，或奏乐娱乐，脱去丧服而恢复常服；听闻祖父母、父母去世，隐瞒不举丧；诈称祖父母、父母已死。八是不睦，指图谋杀害及贩卖缌麻以上亲属，殴打或控告丈夫及大功以上尊长、小功尊属。九是不义，指杀害本属府主、刺史、县令，或现受业的老师；官吏、士卒杀害本部五品以上的官长；以及听闻丈夫去世隐瞒不举丧，或奏乐娱乐，脱去丧服而改嫁。十是内乱，指与小功以上亲属通奸，或与父祖之妾通奸，以及和奸者。

"八议"：一是议亲，指皇帝袒免以上的亲属，以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缌麻以上的亲属，皇后小功以上的亲属。二是议故，指皇帝的故旧之交。三是议贤，指有大德行之人。四是议能，指有大才艺之人。五是议功，指有大功勋之人。六是议贵，指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以及获爵一品的人。七是议勤，指有大功劳之人。八是议宾，指承继前代帝王之后而作为国宾的人。

凡属"八议"范围之人犯死罪的，都要将其所犯罪状及应议之情由分条列出，先奏请集议，议定之后，再奏请裁决。所谓"议"，是指依据情理商议其罪，只援引确定该罪的律条，而不直接依律判决。若犯流罪以下的，减罪一等。但若犯"十恶"之罪的，不适用此律。

凡犯谋反及大逆之罪的，都处斩；其父子年满十六岁以上的，都处绞刑，十五岁以下及母、女、妻、妾、儿子的妻妾也是如此。祖孙、兄弟姊妹以及部曲、资财、田宅，一并没收入官。男子年满八十岁及患重病的，妇人年满六十岁及残废的，都予以免罪。其余条款中妇人应当连坐的，也依此为准。伯叔父、兄弟之子，都流放三千里，不论户籍是否相同。即便是谋反，但言辞道理不足以煽动众人，威力也不足以率众造反的，也都处斩(是指结谋属实但实际不能造成危害的人)。若是本人散布祥瑞征兆的谣言，假托灵异之事，谎称有兵马，虚构谋反的理由，散布谣言蛊惑众人，但又查无确凿证据可验证的，则依照妖言惑众之法处理，其父子、母女、妻妾流放三千里，资财不在没收之限。凡谋大逆之罪的，处绞刑。

凡口头说出想要谋反的话，但心中并无真实的图谋，且又查无实据可寻的，流放二千里。

凡谋叛之罪的，处绞刑；已经上路(出境投敌)的，都处斩(是指共同参与谋划者才治罪，被胁迫驱使跟从的不在此列，以下条款中被胁迫驱使的情况都依此为准)。其妻子儿女流放二千里。若率领部众百人以上叛逃的，父母、妻子儿女流放三千里。所率部众虽不满百人，但已造成危害的，也按百人以上论处(所谓"危害"，是指有攻击、掳掠等行为)。若是逃入山林湖泽躲避，不听从官府追捕召唤

译的，以谋叛论处；其中抗拒官吏追捕的，按已上路叛逃论处。

凡谋杀周亲尊长、外祖父母、丈夫、丈夫的祖父母的，都处斩(若因通奸而奸夫杀害其丈夫的，所奸的妻妾即便不知情，也与奸夫同罪)。谋杀缌麻以上尊长的，流放二千里；已经伤害的，处绞刑；已经杀害的，都处斩。若是尊长谋杀卑幼的，各依故意杀人罪减二等论处；已经伤害的，减一等；已经杀害的，依照故意杀人的法律论处。

凡部曲、奴婢谋杀主人的，都处斩；谋杀主人的周亲及外祖父母的，处绞刑；已经伤害的，都处斩。

凡妻妾谋杀前夫的祖父母、父母的，流放二千里；已经伤害的，处绞刑；已经杀害的，都处斩。部曲、奴婢谋杀旧主人的，罪责也相同(所谓"故夫"，是指丈夫去世后改嫁；所谓"旧主"，是指主人已将其释放为平民的情况，以下条款中"故夫""旧主"都依此为准)。

凡控告祖父母、父母的，处绞刑(是指并非因涉及连坐之罪以及谋叛以上重罪而故意控告的情形，以下条款依此为准)。但若是嫡母、继母、慈母杀害其生父，以及被收养者要控告其生身父母杀人的，都准许控告。

凡控告周亲尊长、外祖父母、丈夫、丈夫的祖父母的，即便所告属实，也判徒刑二年。若所告之事罪行确实较重的，可减所告之罪一等定罪；即便所控告之事本不构成论罪，但控告者仍要获罪。若是所诬告之罪比实际情况更重的，加所诬之罪三等治罪。控告大功尊长的，减一等；控告小功、缌麻尊长的，减二等；若诬告之罪较重的，各加所诬之罪一等。若不属于依法应当互相容隐的情形，被告发者仍依律论处。若控告的是谋反、大逆、谋叛之罪的，各不问罪(至于家属间相互侵害而各自申诉理讼的情形，允许受理，以下条款依此为准)。

凡控告缌麻、小功卑幼的，即便所告属实，也要判杖八十；控告大功以上卑幼的，依次递减一等。若诬告之罪较重的，控告周亲的减所诬之罪二等，控告大功亲的减一等，控告小功以下亲的按常人诬告论处。若诬告子孙、外孙、子孙的妻妾以及自己的妾的，各不予论罪。

凡子孙违反父母、祖父母的教令，以及供养有所欠缺的，判徒刑二年(是指本可依从却违背，本能供养却有欠缺的情形)，须由祖父母、父母告发，才予以治罪。

凡部曲、奴婢控告主人的，若不是控告谋反、大逆、谋叛之罪，都处绞刑，被告发的主人依自首之法论处。控告主人的周亲及外祖父母的，判流刑；控告大功以下亲属的，判徒刑一年。若诬告之罪较重的，控告缌麻亲的比常人诬告加一等，控告小功、大功亲的依次各加一等。若是奴婢诉称自己本是平民而被主人压良为贱的，若所诉不实，判徒刑三年；部曲减一等论处。

凡同居共财者，以及大功以上亲属、外祖父母、外孙，若是孙子的妻子、丈夫的兄弟及兄弟的妻子，彼此若有罪相互隐瞒的，都不予治罪；部曲、奴婢为主人隐瞒罪行的，也不予治罪。即便泄露了相关事情或暗中通报消息，也不予治罪。至于小功以下亲属相互隐瞒的，减常人之罪三等论处。若是所犯之罪属于谋叛以上重罪的，不适用此律。

凡在为父母服丧期间生子，以及兄弟另立户籍、分割财产的，判徒刑一年。

凡释放部曲为平民，已经出具放书却仍将其压制为贱民的，判徒刑二年；若是释放奴婢为……(原文至此中断)

译良民被强迫压制沦为贱民的，各减一等治罪。都应恢复其本来的良民身份。

凡是同居的卑幼子弟，擅自动用家中财物的，动用十匹（绢帛）的处笞刑十下，每增十匹加一等，最重杖一百。若是同居家庭应当分家析产，而分配不均的，计算其所侵占的财物数额，按坐赃罪论处，减三等治罪。

译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

凡在为父母或丈夫服丧期间嫁娶的人，处徒刑三年。

妾，减三等。

如果是娶妾，减三等处罚。

各离之。

双方均须离异。

知而共为婚姻者，各减五等。

明知对方在服丧期而仍与之婚配的人，各减五等处罚。

不知者，不坐。

不知情的人，不予treat（不予处罚）。

若居周丧而嫁娶者，杖一百。

若在为期一年之丧（周丧）期间嫁娶的，杖一百。

卑幼，减二等。

如果是卑幼（晚辈）自行嫁娶，减二等。

妾，不坐。

纳妾者不予处罚。

诸居父母丧，与应嫁娶人主婚者，杖一百。

凡在为父母服丧期间，为应嫁娶之人主持婚事的，杖一百。

诸谋杀人者，徒三年。

凡谋划杀人的，处徒刑三年。

已伤者，绞。

若已致人受伤的，处绞刑。

已杀者，斩。

若已将人杀死的，处斩刑。

从而加功者，绞；不加功者，流三千里。

参与谋杀并出力加害的从犯，处绞刑；未出力加害的从犯，流放三千里。

造意者虽不行，仍为首。

主谋者即便自己未亲自动手，仍作为首犯论处。

雇人杀者，亦同。

雇人杀人的，也依此论处。

即从者不行，减行者一等。

若从犯未亲自动手，则比亲自动手者减一等处罚。

余条不行，皆准此。

其余条文中关于"不行（未亲自动手）"的规定，都依此类推。

诸以毒药药人及卖者，绞。

凡用毒药毒害他人，以及贩卖此类毒药的人，处绞刑。

谓堪以杀人者。

指的是足以致人死命的毒药。

虽毒药可以疗病，买者将与毒人。

即使毒药本可用来治病，但买药人若将其用来毒害他人。

卖者不知情，不坐。

卖药人若不知情，不予处罚。

即卖买而未用者，流二千里。

如果毒药已买卖但尚未使用的，流放二千里。

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

肉脯若含有毒素，曾使人中毒生病，剩余的应立即焚毁，违反不焚毁的，杖九十。

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

如果故意拿有毒食物给人吃，或出卖给人食用致人生病的，处徒刑一年。

以故致死者，绞。

因此致人死亡的，处绞刑。

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

如果是他人自己误食有毒之物而死的，按过失杀人罪论处。

盗而食者，不坐。

若是他人偷食有毒之物而中毒的，不予处罚。

诸有所憎恶，而造厌魅及造符书咒诅，欲以杀人者，各以谋杀论减二等。

凡因憎恶他人，而制作巫蛊厌胜之物及符箓咒语进行诅咒，意图害死人的，各按谋杀罪减二等论处。

于周亲尊长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各不减。

若针对的是服一年丧的尊长以及外祖父母、丈夫、丈夫的祖父母父母，各不予减刑。

以故致死者，各依本杀法。

因此致人死亡的，各依原本的杀人罪论处。

欲疾苦人者，又减二等。

若只是想使人患病受苦（而非致死）的，再减二等处罚。

即子孙于祖父母、父母，部曲、奴婢于主者，各不减。

如果是子孙对祖父母、父母，部曲、奴婢对主人施行厌魅咒诅的，各不予减刑。

即于祖父母、父母及主，直求爱媚而厌祝者，流二千里。

如果是对祖父母、父母及主人，只是想求得宠爱而施行厌胜祝祷的，流放二千里。

若涉乘舆者，皆斩。

如果涉及针对皇帝的，一律处斩。

诸残害死尸谓焚烧、支解之类。及弃尸水中者，各减斗杀罪一等。

凡残害死尸（指焚烧、肢解之类）以及将尸体弃于水中的，各按斗殴杀人罪减一等论处。

缌麻以上尊长，不减。

若受害者是服缌麻以上丧服的尊长，不予减刑。

弃而不失及髡发若伤者，各又减一等。

若只是弃尸但尸体未失，以及剪去死者头发或损伤尸体的，各再减一等。

即子孙于祖父母、父母，部曲、奴婢于主者，各不减。

如果是子孙对祖父母、父母，部曲、奴婢对主人做出此类行为的，各不予减刑。

皆谓意在于恶者。

以上都是指本意在于恶意侵害的情形。

诸穿地得死人不更埋，及于冢墓熏狐狸而烧棺椁者，徒二年。

凡挖地发现死人尸骨而不重新埋葬的，以及在坟墓中熏赶狐狸而烧毁棺椁的，处徒刑二年。

烧尸者，徒三年。

烧毁尸体的，处徒刑三年。

缌麻以上尊长，各递加一等。

若涉及缌麻以上尊长的，各依次加一等处罚。

卑幼，各依凡人递减一等。

若涉及卑幼的，各按常人标准依次减一等处罚。

若子孙于祖父母、父母，部曲、奴婢于主冢墓熏狐狸者，徒二年。

如果是子孙在祖父母、父母，部曲、奴婢在主人的坟墓中熏赶狐狸的，处徒刑二年。

烧棺椁者，流三千里。

烧毁棺椁的，流放三千里。

烧尸者，绞。

烧毁尸体的，处绞刑。

诸强盗，谓以威若力而取其财。

凡犯强盗罪的，是指以威胁或暴力手段夺取他人财物。

先强后盗，先盗后强等。

先施暴力后取财，或先取财后施暴力，都同样论处。

若与人药酒及食，使狂乱取财，亦是。

如果给人下药酒或药食，使人神志狂乱而趁机取财的，也属于强盗。

即得阑遗之物，殴击财主而不还，及窃盗发觉，弃财逃走，财主追捕，因相拒捍，如此之类，事有因缘者，非强盗。

但如果是拾得他人遗失之物，殴打失主而不归还，或者行窃被发现后弃财逃跑，失主追捕时相互拒捕抵抗，诸如此类事出有因的情形，不算强盗。

不得财，徒二年。

未能得财的，处徒刑二年。

一疋徒三年，二疋加一等，十疋及伤人者绞，杀人者斩。

抢得财物一疋的处徒刑三年，二疋加一等，达十疋或者伤人的处绞刑，杀人的处斩刑。

杀伤奴婢亦同。

杀伤奴婢的也同样论处。

虽非财主，但因盗杀伤者，皆是。

即使受害者不是财物的主人，但只要是因抢劫而杀伤他人的，都按此论处。

其持杖者，虽不得财，流三千里。

持有兵器行强盗的，即使未能得财，也流放三千里。

五疋者，绞。

抢得财物达五疋的，处绞刑。

伤人者，斩。

伤人的，处斩刑。

诸窃盗，不得财，笞五十。

凡犯窃盗罪，未能得财的，处笞刑五十。

一尺杖六十，一疋加一等，五疋徒一年，五疋加一等，五十疋加役流。

盗得财物一尺的杖六十，每增一疋加一等，达五疋处徒刑一年，此后每五疋再加一等，达五十疋处加役流。

诸监临主守自盗及盗所监临财物者，若亲王财物而监守自盗，，亦同。

凡监临、主守之官自盗或盗取所监管财物的（如盗取亲王财物而由监守之人自盗的，也同样论处）。

加凡盗二等，三十疋绞。

比照普通盗窃罪加二等处罚，达三十疋的处绞刑。

本条已有加者，累加之。

本条中原本已规定加重处罚的，再累加处罚。

诸盗经断后，仍更行盗，前后三犯徒者，流二千里；三犯流者，绞。

凡犯盗窃罪已经判决后，又再次行窃的，前后三次被判处徒刑的，流放二千里；三次被判处流刑的，处绞刑。

三盗，止数赦后为坐。

所谓"三盗"，只计算大赦以后的犯罪次数。

其于亲属相盗者，不用此律。

亲属之间相互偷盗的，不适用本条法律。

诸有事以财行求，得枉法者，坐赃论；不枉法者，减二等。

凡因某事以财物行贿求人，若因此使对方枉法的，按坐赃罪论处；若未使对方枉法的，减二等处罚。

即同事共与者，首则并赃论，从者依已分法。

如果是共同参与行贿的人，主犯按赃物总额论罪，从犯依各自分得的份额论罪。

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疋加一等，十五疋绞。

凡监临主司收受财物而枉法的，收受一尺处杖一百，每增一疋加一等，达十五疋处绞刑。

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一疋加一等，三十疋加役

译流。

未枉法的，收受一尺处杖九十，每增一疋加一等，达三十疋处加役流。

无禄者，各减一等。

没有俸禄的官员，各减一等处罚。

枉法者，二十疋绞；不枉法者，四十疋加役流。

（无禄者）枉法收受达二十疋的处绞刑；未枉法收受达四十疋的处加役流。

诸监临之官，受所监临财物者，一尺笞四十，一疋加一等；八疋徒一年，八疋加一等；五十疋流二千里。

凡监临之官，收受所监临范围内财物的，收受一尺处笞四十，每增一疋加一等；达八疋处徒刑一年，此后每八疋加一等；达五十疋流放二千里。

与者，减五等，罪止杖一百。

赠送财物的一方，减五等处罚，最高不超过杖一百。

乞取者，加一等。

主动索取财物的，加一等处罚。

强乞取者，准枉法论。

强行索取财物的，比照枉法罪论处。

诸官人因使，于使所受送遗及乞取者，与监临同。

凡官员因出使，在出使之地接受馈赠或索取财物的，与监临之官同样论处。

经过处取者，减一等。

在途经之地索取财物的，减一等处罚。

纠弹之官不减。

负责纠察弹劾的官员不予减刑。

即强乞取者，各与监临罪同。

若是强行索取的，各与监临之官的罪责相同。

诸贷所监临财物者，坐赃论。

凡向所监临范围内借贷财物的，按坐赃罪论处。

授讫未上，亦同。

财物已经受领但尚未到任的，也同样论处。

余条取受及相犯者，准此。

其余条文中关于取受财物及相关犯罪的，都依此类推。

若百日不还，以受所监临财物论。

如果借贷满百日仍不归还的，按收受所监临财物罪论处。

强者，各加二等。

强行借贷的，各加二等处罚。

余条强者，准此。

其余条文中关于"强行"的规定，都依此类推。

若卖买有剩利者，计利以乞取监临财物论。

如果买卖交易中获取剩余利润的，按所获利润计算，以索取监临财物罪论处。

强市者，笞五十；有剩利者，计利准枉法论。

强行交易的，处笞刑五十；如有剩余利润的，按所获利润比照枉法罪论处。

即断契有数，违负不还过五十日者，以受所监临财物论。

如果契约中约定了还款期限，违约超过五十日不还的，按收受所监临财物罪论处。

即借衣服、器玩之属，经三十日不还者，坐赃论，罪止徒一年。

如果借用衣服、器物玩物之类，超过三十日不还的，按坐赃罪论处，最高不超过徒刑一年。

诸监临之官，私役所监临及借奴婢、牛马驼骡驴、车船、碾硙、邸店之类，各计庸赁，以受所监临财物论。

凡监临之官，私自役使所监临范围内的人，或借用其奴婢、牛马驼骡驴、车船、碾磨、邸店之类财物的，各按劳务或租赁价值折算，以收受所监临财物罪论处。

即役使非供己者，非供己，谓流外官及杂任应供官事者。计庸坐赃论，罪止杖一百。

如果所役使之人并非供自己私用（指流外官及杂任应当供官府差使的人），则按其劳务价值以坐赃罪论处，最高不超过杖一百。

其应供己驱使而收庸直者，罪亦如之。

如果本应供自己驱使却又收取报酬的，罪责也是如此。

供己求输庸直者，不坐。

供自己驱使而主动要求缴纳劳务报酬的（役使者），不予处罚。

若有吉凶，借使所监临者，不得过二十人，不得过五日。

如果因婚丧喜庆之事，向所监临之人借用人手的，不得超过二十人，不得超过五日。

其于亲属，虽过限及受馈、乞贷，皆勿论。

若是对亲属，即使超过限度以及接受馈赠、求借财物，都不予论罪。

亲属，谓缌麻以上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

所谓亲属，是指缌麻以上亲属以及大功以上的姻亲之家。

余条亲属，准此。

其余条文中关于亲属的规定，都依此类推。

营公廨借使者，计庸赁，坐赃论减二等。

为营建官府公廨而借用人力的，按劳务租赁价值计算，比照坐赃罪减二等论处。

即因市易剩利及悬欠者，亦如之。

如果因买卖交易获取剩余利润或有拖欠款项的，也同样如此论处。

诸监临之官，受猪羊供馈，谓非生者。坐赃论。

凡监临之官，接受猪羊等馈赠（指已宰杀非活体的），按坐赃罪论处。

强者，依强取监临财物法。

强行索取的，依强取监临财物之法论处。

诸率敛所监临财物，馈遗人，虽不入己，以受所监临财物论。

凡向所监临范围征敛财物，用以馈赠他人的，即使自己未曾占有，也按收受所监临财物罪论处。

诸监临之官家人，于所部有受乞、借贷、役使、卖买有剩利之属，各减官人罪二等。

凡监临之官的家人，在其所辖范围内有接受馈赠、索取、借贷、役使、买卖获利等行为的，各比照官员本人的罪责减二等论处。

官人知情，与同罪；不知情者，各减家人罪五等。

官员若知情，与家人同罪；不知情的，各比照家人的罪责减五等。

其在官非监临及家人有犯者，各减监临及监临家人一等。

如果是在职但非监临之官，及其家人有此类犯罪行为的，各比照监临之官及其家人的罪责减一等。

诸去官而受旧官属、士庶馈与，若乞取、借贷之属，各减在官时三等。

凡官员离任后，接受原下属官员或士人百姓的馈赠，以及索取、借贷之类的，各比照在职时减三等论处。

谓家口未离本任所者。

指的是家眷尚未离开原任职地的情形。

诸因官挟势及豪强之人乞索者，坐赃论减一等。

凡凭借官职权势或依仗豪强之势向人索取财物的，按坐赃罪减一等论处。

将送者为从。

帮助传送财物的人，作为从犯论处。

亲故相与，勿论。

若是亲友之间相互赠予的，不予论罪。

诸监临主守，以官物私自贷若贷人及贷之者，无文记，以盗论。

凡监临主守之官，私自将官府财物借用，或借给他人及向他人借用的，如果没有文书凭据的，按盗窃罪论处。

有文记，准盗论。

如果有文书凭据的，比照盗窃罪论处。

文记，谓取抄署之类。立判案，减二等。

所谓文书凭据，是指领取时抄录签署之类的文书。如果立有正式判案文书的，减二等处罚。

即充公廨及用公廨物，若出付市易而私用者，减一等坐之。

如果是用于充当公廨用度及使用公廨财物，若拿出去交易而私自使用的，减一等处罚。

虽贷亦同。

即使是借贷公廨财物，也同样论处。

余条公廨，准此。

其余条文中关于公廨的规定，都依此类推。

即主守私贷，无文记者，依盗法。

如果是主守之官私自借贷（官物），没有文书凭据的，依盗窃罪之法论处。

所贷之人，不能备偿者，征判署之官。

借得财物的人若无力偿还的，向签署批准的官员追偿。

下条私借，亦准此。

下条中关于私自借用的规定，也依此类推。

诸坐赃致罪者，一尺笞二十，一疋加一等，十疋徒一年，罪止徒三年。

凡因坐赃而获罪的，赃物一尺处笞二十，每增一疋加一等，达十疋处徒刑一年，最高不超过徒刑三年。

谓非监临主司而因事受财者。

指的是并非监临主司的人，因某事而收受财物的情形。

与者，减五等。

行贿一方，减五等处罚。

诸于他人地内得宿藏物，隐而不送者，计合还主之分，坐赃论减三等。

凡在他人土地内获得埋藏之物，隐匿不上交的，按应归还土地主人的那部分财物计算，比照坐赃罪减三等论处。

若得古器，形制异而不送官者，罪亦如之。

如果获得古代器物，形制特异而不上交官府的，罪责也是如此。

诸斗殴人者，笞四十。

凡因斗殴而殴打他人的，处笞刑四十。

谓以手

译足击人者。

指的是用手脚击打他人的情形。

伤及以他物殴人者，杖六十。

若致人受伤，或用其他器物殴打他人的，处杖刑六十。

见血为伤。

以见血作为受伤的标准。

非手足者，其余皆为他物，即兵不用刃亦是。

凡不是手脚的，其余都算作"他物"，即使是兵器但未使用刀刃的，也算他物。

伤及拔发方寸以上，杖八十。

若造成伤害，或拔去头发达方寸以上的，处杖刑八十。

若血从耳目出及内损吐血者，各加二等。

如果血从耳朵眼睛中流出，或内部损伤吐血的，各加二等处罚。

诸斗殴人，折齿、毁缺耳鼻，眇一目及折手足指，眇，谓亏损其明，而犹见物。

凡斗殴打人，打断牙齿、损毁耳鼻，或使一目失明、打断手足指的（所谓"眇"，是指视力受损但仍能看见物体）。

若破骨及汤火伤人者，徒一年。

如果造成骨折，或用开水、火烧伤人的，处徒刑一年。

折二齿二指，以上及髡发者，徒一年半。

打断两颗牙齿或两根手指以上，以及剪去他人头发的，处徒刑一年半。

诸斗以兵刃，斫射人不著者，杖一百。

凡斗殴中使用兵器，砍射他人而未击中的，处杖刑一百。

兵刃，谓弓箭、刀〇、矛之属。

所谓兵刃，是指弓箭、刀、矛之类武器。

即殴罪重者，从殴法。

如果按殴打罪论处更重的，则依照殴打罪的法条论处。

若刃伤，刃谓金铁，无大小之限，堪以杀人者。

如果用刀刃造成伤害（所谓刀刃，是指金属铁器，不论大小，只要足以致人死命的）。

及折人肋，眇其两目，堕人胎，徒二年。

以及打断他人肋骨，使人双目失明，或使孕妇堕胎的，处徒刑二年。

●胎者，谓辜内子死乃坐。

所谓"堕胎"，是指在保辜期限内胎儿死亡才予以定罪。

诸斗殴，折跌人支体及瞎其一目者，徒三年。

凡斗殴中打断或使人肢体脱臼，以及使人一目失明的，处徒刑三年。

折支者，折骨跌体者，骨蹉跌，失其常处。

所谓"折支"，是指骨折；"跌体"，是指骨骼错位脱臼，偏离原本的位置。

辜内平复者，各减二等。

如果在保辜期限内伤情痊愈的，各减二等处罚。

余条折跌平复，准此。

其余条文中关于骨折脱臼痊愈的规定，都依此类推。

即损二事以上及因旧患令至笃疾，若断舌及毁败人阴阳者，流三千里。

如果同时造成两种以上损伤，或因原有旧疾而导致重残，或者割断他人舌头及毁坏他人生殖器官的，流放三千里。

诸斗殴杀人者，绞。

凡因斗殴而杀死他人的，处绞刑。

以刃及故杀人者，斩。

使用刀刃杀人以及故意杀人的，处斩刑。

虽因斗而用兵刃杀人者，与故杀同。

即使是因斗殴而使用兵器杀人的，也与故意杀人同等论处。

谓人以兵刃逼己，因用兵刃拒而伤杀者，依斗法。

指的是他人用兵器逼迫自己，因而用兵器抗拒而伤人或杀人的，依斗殴罪之法论处。

余条用兵刃，准此。

其余条文中关于使用兵器的规定，都依此类推。

不因斗，故殴伤人者，加斗殴伤罪一等。

不是因斗殴而故意殴打伤害他人的，比斗殴伤人罪加一等处罚。

虽因斗，但绝时而杀伤者，从故杀伤法。

虽然是因斗殴引起，但经过一段时间间隔后才杀伤对方的，按故意杀伤罪之法论处。

谓忿竞之后，各已分散，声不相接，去而复来，是名绝时。

指的是双方争斗之后，已经各自离散，彼此互不相闻，事后又重新回来行凶，这就叫做"绝时"。

诸保辜者，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支体及破骨者五十日。

凡设立保辜期限的：用手脚殴伤人的期限为十日，用其他器物殴伤人的为二十日，用刀刃及开水火烧伤人的为三十日，造成肢体脱臼骨折的为五十日。

殴、伤不相须。

"殴"与"伤"两种情形不必同时具备。

余殴伤及杀伤，各准此。

其余关于殴伤及杀伤的规定，都依此类推。

限内死者，各依杀人论。

如果在保辜期限内死亡的，各按杀人罪论处。

其在限外及虽在限内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殴伤法。

如果是在期限之外死亡，或者虽在期限内但因其他原因死亡的，各依原本的殴伤罪之法论处。

他故，谓别增余患而死者。

所谓"他故"，是指又增添了其他疾病而导致死亡的情形。

诸同谋共殴伤人者，各以下手重者为重罪，元谋减一等，从者又减一等。

凡共谋一起殴打伤害他人的，以下手最重的人承担主要罪责，原谋划者减一等处罚，从犯再减一等。

若元谋下手重者，余各减二等。

如果是原谋划者下手最重的，其余人各减二等处罚。

至死者，随所因为重罪。

若致人死亡的，依据致死的具体原因确定主要罪责。

其不同谋者，各依所殴伤杀论。

如果不是共同预谋的，各依其各自的殴打伤害杀人行为分别论罪。

其事不可分者，以后下手为重罪。

如果情节难以区分的，以后动手的人承担主要罪责。

若乱毁伤，不知先后轻重者，以谋首及初斗者为重罪，余各减二等。

如果是混乱中造成损伤，无法分辨先后轻重的，以主谋和最先动手斗殴的人承担主要罪责，其余人各减二等处罚。

诸殴制使若本属府主、刺史、县令，及吏卒殴本部五品以上官长，徒三年。

凡殴打奉皇帝之命出使的使者，或本属的府主、刺史、县令，以及吏卒殴打本部五品以上的官长的，处徒刑三年。

伤者，流二千里。

造成伤害的，流放二千里。

折伤者，绞。

造成骨折损伤的，处绞刑。

折伤，谓折齿以上。

所谓"折伤"，是指打断牙齿以上的伤害程度。

若殴六品以下官长，各减三等；减罪轻者，加凡斗一等。

如果殴打六品以下的官长，各减三等处罚；如果按减等计算所得之罪比照常人斗殴罪更轻的，则比常人斗殴罪加一等处罚。

死者，斩。

致人死亡的，处斩刑。

詈者，各减殴罪三等。

以言语辱骂的，各比殴打罪减三等处罚。

须亲自闻之，乃成詈。

必须是本人亲耳听到辱骂之言，才构成"詈罪"。

即殴佐职者，徒一年。

如果殴打佐职之官的，处徒刑一年。

伤重者，加凡斗伤一等。

造成较重伤害的，比常人斗殴伤人罪加一等处罚。

死者，斩。

致人死亡的，处斩刑。

诸造妖书及妖言者，绞。

凡编造妖书及妖言的，处绞刑。

造，谓自造休咎及鬼神之言，妄说吉凶，涉于不顺。

所谓"造"，是指自己编造关于祸福吉凶及鬼神的言论，妄言吉凶祸福，涉及悖逆不顺的内容。

传用以惑众者，亦如之。

传播使用这些言论以蛊惑众人的，也同样论处。

传，谓传言。用，谓用书。

所谓"传"，是指传播言论；所谓"用"，是指使用妖书。

其不满众者，流三千里。

如果被蛊惑的人数未达"众"的程度的，流放三千里。

言理无害者，杖一百。

如果所言道理并无实际危害的，处杖刑一百。

即私有妖书，虽不行用，徒二年。

如果私自藏有妖书，即使未曾使用传播的，处徒刑二年。

言理无害者，杖六十。

如果所言道理并无实际危害的，处杖刑六十。

诸夜无故入人家者，笞四十。

凡夜间无故闯入他人住宅的，处笞刑四十。

主人登时格杀者，勿论。

房主当场将其格杀的，不予论罪。

若知非侵犯而杀伤者，减斗杀伤二等。

如果明知对方并非前来侵犯而将其杀伤的，比斗殴杀伤罪减二等论处。

其就拘执而杀伤者，各以斗杀伤论，至死者加役流。

如果是在对方已经就擒被抓获之后才将其杀伤的，各按斗殴杀伤罪论处，致死的处加役流。

诸盗官文书印者，徒二年；余印，杖

译一百。

凡盗窃官府文书印信的，处徒刑二年；盗窃其余印信的，处杖刑一百。

谓贪利之而非行用者。

指的是贪图利益而窃取，并非用于实际使用的情形。

余印，谓印物及畜产者。

所谓"余印"，是指用于标记物品及牲畜的印记。

诸无官犯罪，有官事发，流罪以下，以赎论。

凡犯罪时尚无官职，事发时已有官职的，流罪以下的，按赎罪论处。

谓从流外及庶人而任流内者，不以官当、除免。

指的是从流外官或庶人晋升为流内官的情形，不适用以官职抵罪、除名免官的规定。

犯十恶及五流者，不用此律。

若犯十恶重罪及五种流刑重罪的，不适用本条法律。

卑官犯罪，迁官事发；在官犯罪，去官事发；或事发去官；犯公罪流以下，各勿论。

低级官员犯罪后升官才事发的；在职时犯罪、离职后才事发的；或者事发后才离职的，若所犯为公罪且在流罪以下的，各不予论罪。

余罪，论如律。

其余罪行，依法论处。

有官犯罪，无官事发；有荫犯罪，无荫事发；无荫犯罪，有荫事发：并从官、荫之法。

有官职时犯罪，事发时已无官职的；享有荫庇特权时犯罪，事发时已无荫庇的；原无荫庇时犯罪，事发时已获得荫庇的：以上情形，都依照犯罪当时是否有官职、荫庇的情况来适用相应法律。

诸犯私罪，以官当徒者，私罪，谓私自犯及对制诈不以实，受请枉法之类。

凡所犯为私罪，以官职折抵徒刑的（所谓私罪，是指为私利而犯罪，以及应对皇帝诏令时欺诈不实，接受请托而枉法之类）。

五品以上，一官当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当徒一年。

五品以上官员，一官可折抵徒刑二年；九品以上官员，一官可折抵徒刑一年。

若犯公罪，公罪，谓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各加一年当。

如果所犯为公罪（所谓公罪，是指因公事而获罪，其中并无徇私枉法情节的），各再多折抵一年徒刑。

以官当流者，三流同比徒四年。

以官职折抵流刑的，三种流刑等级都比照徒刑四年折抵。

其有二官，谓职事官、散官、卫官同为一官，勋官为一官。

如果拥有两种官职（职事官、散官、卫官算作同一类官职，勋官算作另一类官职）。

先以高者当，若去官未叙，亦准此。

先用官品较高的官职折抵，如果已经离职但尚未重新叙用的，也依此类推。

次以勋官当。

其次再用勋官折抵。

行守者，各以本品当，仍各解见任。

带有"行""守"性质的官职（即实际官品与所任职务不完全相符的），各按其本官品级折抵，并且各自解除现任职务。

若有余罪及更犯者，听以历任之官当。

如果还有剩余罪责或又再犯罪的，允许用曾经担任过的官职来折抵。

历任，谓降所不至者。

所谓"历任"，是指其官品降级尚未达到的曾任官职。

其流内官而任流外职犯罪，以流内官当及赎徒一年者，各解流外任。

如果本是流内官而担任流外职务时犯罪，用流内官职折抵，以及需赎徒一年的，各须解除其流外职务。

诸流配人，在道会赦，计行程过限者，不得以赦原。

凡被流放发配之人，在途中遇到大赦，如果按行程计算已超过限期的，不得以大赦而获得赦免。

谓从上道日总计，行程有违者。

指的是从启程之日起总计路程，如有违反行程规定情形的。

有故者，不用此律。

如果有正当缘故的，不适用本条法律。

若程内逃亡，亦不在免限。

如果在规定行程期限内逃亡的，也不在赦免范围之内。

即逃者身死，所随家口仍准上法听还。

如果逃亡者本人已经死亡，随行的家属仍按前述办法准许放还。

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

凡年满七十岁以上，或十五岁以下，以及身有残疾的人，犯流罪以下罪行的，允许收赎代刑。

犯加役流、反逆缘坐流及会赦犹流者，不用此律。

若犯加役流、因谋反谋逆而连坐处流刑，以及遇大赦仍须流放的，不适用本条法律。

至配所，免居作。

到达流放地后，免除劳役。

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有官爵者，各从官当、除免法。

年满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以及患重病残疾者，犯谋反谋逆、杀人应处死刑的，须上奏请示；犯盗窃及伤人罪的，也允许收赎；有官爵的，各依官当、除名免官之法处理。

余皆勿论。

其余罪行都不予论罪。

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

年满九十岁以上、七岁以下的，即使犯有死罪，也不予施加刑罚。

缘坐应配没者，不用此律。

因连坐而应当发配没入官府的，不适用本条法律。

即有人教令，罪其教令者。

如果是有人教唆指使的，追究教唆者的罪责。

若有赃应备，受赃者备之。

如果有赃物应当赔偿的，由收受赃物的人负责赔偿。

诸犯罪时虽未老疾，而事发时老疾者，依老疾论。

凡犯罪时虽未达到年老或患病标准，但事发时已达到老疾标准的，依老疾之法论处。

若在徒年限内老疾者，亦如之。

如果是在服徒刑期限内达到老疾标准的，也同样如此处理。

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依幼小论。

犯罪时年纪尚幼，事发时已经长大成人的，依犯罪时年幼之标准论处。

诸以赃入罪，正赃见在者，还官主。

凡因赃物而获罪的，如果原赃物尚存的，归还官府或原主。

转易得他物及生产蕃育，皆为见在。

经转卖交换所得的其他财物，以及原物繁殖生产的后代，都算作"尚存"的赃物。

已费用者，死及配流勿征，别犯流及身死者，亦同。

如果赃物已被耗费使用，若罪犯已被处死或已被流放的不再追征；如果罪犯因别的罪行被流放或已死亡的，也同样不再追征。

余皆征之。

其余情形都要追征赃物。

盗者倍备。

盗窃所得的赃物，须加倍赔偿。

若计庸赁为赃者，亦勿征。

如果是按劳务租赁价值折算为赃物的，也不追征。

诸平赃者，皆据犯处当时物价及上绢估。

凡评估赃物价值的，都依据犯罪发生地当时的物价以及上等绢帛的价格标准。

平功庸者，计人日为绢三尺。

评估劳役工时价值的，按每人每日折合绢三尺计算。

牛、马、驼、骡、驴、车亦同。

牛、马、骆驼、骡子、驴、车辆等的价值折算，也同样如此。

其船及碾硙、邸店之类，亦依犯时价值。

船只以及碾磨、邸店之类财物，也依照犯罪当时的价值折算。

庸赁虽多，各不得过其本价。

劳务租赁的折算价值即使很高，各自都不得超过该财物本身的价值。

诸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原其罪。

凡犯罪尚未被发觉而主动自首的，赦免其罪责。

正赃犹征如法。

但原有的赃物仍须依法追征。

其轻罪虽发，因首重罪者，免其重罪。

如果较轻的罪行虽已被发觉，但因主动交代较重罪行的，免除其重罪的处罚。

即因问所劾之事，而别言余罪者，亦如之。

如果是因被审问所弹劾之事，而又主动交代其他罪行的，也同样如此处理。

即遣人代首，若于法得相容隐者为首及相告言者，各听如罪人身自首法。

如果是派人代为自首，或者依法可以相互容隐的亲属为其自首，以及相互告发的，都各准许按照罪犯本人亲自自首之法处理。

缘坐之罪及谋叛以上，本服周亲虽捕告，俱同自首例。

对于因连坐而获罪，以及谋叛以上的重罪，本应服一年丧的近亲即使是将其捕获告发的，也都按自首之例处理。

其闻首、告，被追不赴者，不得原罪。

如果听闻他人自首告发之事，被官府追传而不到案的，不得赦免其罪。

译谓止坐不赴者身。

指的是仅仅追究不到案本人的罪责。

即自首不实及不尽者，以不实、不尽之罪罪之，至死者听减一等。

如果自首内容不真实或不完整的，就按其不真实、不完整部分的罪行论处，如果依此当处死刑的，准许减一等处罚。

自首赃数不尽者，止计不尽之数科之。

如果自首时申报的赃物数额不完整的，只按未申报部分的数额论罪。

其知人欲告及亡叛而自首者，减罪二等坐之。

如果是得知他人即将告发自己，或者在逃亡叛逃后才自首的，减二等治罪。

即亡叛者虽不自首，能还归本所者，亦同。

如果逃亡叛逃的人虽未自首，但能够自行返回原籍的，也同样按此减等处理。

其于人损伤，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

如果对他人造成损伤，因所犯杀伤罪而自首的，可以免除引发该行为的原因之罪，但仍按故意杀伤之法论处。

本应过失者，听从本。

如果本应属于过失伤害的，则听从按过失之法论处。

于物不可备偿，本物见在，首者听同免法。

对于财物损失无力赔偿的情形，如果原物尚存，自首者准许按同样的免罪之法处理。

即事发逃亡，虽不得首所犯之罪，得减逃亡之坐。

如果事情已经败露后才逃亡的，虽不能就其原犯之罪自首减免，但可以减轻其逃亡之罪。

若越度关及奸，私度亦同。奸，谓犯良人。并私习天文者，并不在自首之例。

如果是私自越过关卡以及犯奸罪的（私自渡越关卡也同样处理；犯奸，是指侵犯良家之人），以及私自学习天文的，都不适用自首减免之例。

诸共犯罪者，以造意为首，随从者减一等。

凡共同犯罪的，以最初提议策划者为首犯，随同参与者减一等处罚。

若家人共犯，止坐尊长。

如果是家庭成员共同犯罪，只追究尊长的罪责。

于法不坐者，归罪于其次尊长。

如果依法不予追究尊长罪责的，则将罪责归于次一等的尊长。

尊长，谓男夫。

所谓尊长，是指男性家长。

侵损于人者，以凡人首从论。

如果是侵害损伤他人的，按照常人的首犯从犯之法论处。

即共监临主守为犯，虽造意，仍以监主为首，凡人以常从论。

如果是与监临主守之官共同犯罪的，即使是常人提议策划，仍以监临主守之官为首犯，常人按普通从犯论处。

诸二罪以上俱发，以重者论。

凡两种以上罪行同时被发觉的，按其中较重的罪行论处。

谓非应累者，唯具条其状，不累轻以加重。

指的是不需要累加处罚的情形，只需分别记录各罪行的情状，不将轻罪累加以加重刑罚。

若重罪应赎，轻罪应居作、官当者，以居作、官当为重。

如果较重之罪应当收赎，较轻之罪应当服劳役或以官职折抵的，则以服劳役、官当作为较重的处罚方式。

等者从一。

如果两罪轻重相等，则只按其中一种论处。

若一罪先发，已经论决，余罪后发，其轻若等，勿论；重者，更论之，通计前罪，以充后数。

如果一项罪行先被发觉，已经判决，其余罪行后来才被发觉，如果后发觉的罪行较轻或相等，不再论罪；如果较重，则重新论处，并将前罪一并计算，充抵后罪的刑期数额。

即以赃致罪，频犯者并累科。

如果是因赃物而获罪，多次犯罪的，一并累加论罪。

若罪法不等者，以重赃并满轻赃。各倍论。

如果罪行的法律标准不同的，将较重的赃罪并入较轻的赃罪中一并计算至满额，各按加倍论处。

累，谓止累见发之赃。倍，谓二尺为一尺。

所谓"累"，是指只累加已被发觉的赃物；所谓"倍"，是指以两尺折算为一尺计算。

不等，谓以强盗、枉法等赃，并从窃盗、受所监临之类。

所谓"不等"，是指将强盗、枉法等罪的赃物，一并按窃盗、受所监临财物等罪的标准折算之类。

即监临主司，因事受财，而同事共与，若一事频受及于所监守频盗者，累而不倍。

如果是监临主司因某事收受财物，而由同事共同参与，或者就同一件事多次收受财物，以及在所监守范围内多次盗窃的，只累加计算而不加倍。

其一事分为二罪，罪法若等，则累论；罪法不等，则以重法并满轻法。

如果同一件事分作两种罪名，两罪的法律标准相等的，则累加论处；标准不等的，则将较重的法律标准并入较轻的法律标准中计算至满额。

罪法等者，谓若贸易官物，计其等准盗论，计其利以盗论之类。

所谓"罪法相等"，是指例如交易官府财物，按其等值比照盗窃罪论处，或按其获利比照盗窃罪论处之类情形。

罪法不等者，谓若请官器仗，以亡失并从毁伤，以考校不实并从失不实，之类。

所谓"罪法不等"，是指例如请领官府器械兵仗，将丢失之罪并入损毁之罪计算，将考核不实之罪并入失职不实之罪计算之类情形。

累并不加重者，止从重论。

如果累加并计后并不加重处罚的，只按其中较重的罪行论处。

其应除免、倍、没、备偿、罪止者，各尽本法。

其中应当除名免官、加倍赔偿、没收、赔偿、以及有最高刑罚限制的，各依原本的法律规定执行到底。

诸脱户者，家长徒三年。

凡隐瞒户籍不报的，家长处徒刑三年。

无课役者，减二等。

若该户没有赋税徭役负担的，减二等处罚。

女户，又减三等。

若是由妇女为户主的，再减三等。

谓一户俱不附贯。

指的是整户人家都未列入户籍的情形。

若不由家长，罪其所由。

如果不是由家长主使的，追究实际主使者的罪责。

即见在使任者，虽脱户及计口多者，各从漏口法。

如果是现任职官吏（负有登记之责），即使是脱漏整户及漏报人口较多的，也各按漏报人口之法论处。

脱口及增减年状，谓疾、老、中、小之类。以免课役，一口徒一年，二口加一等，罪止徒三年。

漏报人口以及虚报增减年龄状况（指虚报患病、年老、中丁、幼小之类），以逃避赋税徭役的，漏报一口处徒刑一年，每增一口加一等，最高不超过徒刑三年。

其增减非免课役及漏无课役口者，四口为一口，罪止徒一年半。

如果虚报增减年龄状况并非为了逃避赋税徭役，以及漏报的是本无赋税徭役负担的人口，则以四口折算为一口计罪，最高不超过徒刑一年半。

即不满四口，杖六十。

如果不满四口的，处杖刑六十。

部曲、奴婢亦同。

部曲、奴婢的情形也同样论处。

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

凡祖父母、父母尚且在世，而子孙另立户籍、分割财产的，处徒刑三年。

别籍、异财不相须。下条准此。

另立户籍与分割财产两者不必同时具备（构成即可定罪）。下条也依此类推。

若祖父母、父母令别籍及以子孙妄继人后者，徒二年，子孙不坐。

如果是祖父母、父母下令让子孙另立户籍，或将子孙妄自过继给他人为后嗣的，处徒刑二年，子孙本人不予处罚。

诸擅发兵，十人以上徒一年，百人徒一年半，二百人加一等，千人绞。

凡擅自调发兵员的，调发十人以上处徒刑一年，百人处徒刑一年半，二百人加一等，千人处绞刑。

谓无警急，又不先言上而辄发兵者。

指的是并无紧急军情，又未事先呈报上级就擅自调兵的情形。

虽即言上，而不待报，犹为擅。

即使已经呈报上级，但未等待批复就擅自调兵的，仍算作擅自调兵。

施文书未行，即不坐。

如果公文已经拟好但尚未发出施行的，不予处罚。

给与者，随所给人数，减擅发一等。

擅自拨给兵员的人，按其所拨给的人数，比照擅自调兵罪减一等处罚。

亦谓不先言上待报者。告令发遣即坐。

这也是指未事先呈报

译等待批复的情形；一旦下令发遣，即予定罪。

其寇贼卒来，欲有攻袭，即城屯反叛，若贼有内应，急须兵者，得便调发。

如果是敌寇突然来犯，意图发动攻袭，或者城内驻军发生反叛，或者贼寇有内应，情势危急急需用兵的，可以便宜调发兵员。

虽非所属，比部官司亦得调发给与，并即言上。

即使不是自己所辖的兵员，邻近部门官府也可以调发拨给，但须立即呈报上级。

各谓急须兵，不容得先言上者。

以上都是指情势危急、来不及事先呈报的情形。

若不即调发及不即给与者，准所须人数，并与擅发罪同。

如果不立即调发或不立即拨给的，按所需人数计算，与擅自调兵罪同等论处。

其不即言上者，亦准所发人数，减罪一等。

如果未立即呈报上级的，也按所调发的人数计算，减一等处罚。

若有逃亡、盗贼，权差人夫，足以追捕者，不用此律。

如果是有逃亡人员、盗贼案件，临时调派民夫，足以进行追捕的情形，不适用本条法律。

诸主将守城，为贼所攻，不固守而弃去，及守备不设，为贼所掩覆者，斩。

凡主将守卫城池，遭敌寇攻击时不坚守而弃城逃走，以及不设守备而被敌寇袭击攻陷的，处斩刑。

若连接寇贼，被遣斥候不觉贼来者，徒三年。

如果与敌寇相邻接壤，被派去侦察敌情却未能察觉敌寇来袭的，处徒刑三年。

以故致有覆败者，亦斩。

因此导致军队溃败的，也处斩刑。

诸主将以下，临阵先退，若寇贼对阵，舍仗投军，及弃贼来降而辄杀者，斩。

凡主将以下的将士，临阵先行退却的，或者敌寇两军对阵时放下兵器前来投军归降的，以及对方弃械前来投降却擅自将其杀死的，都处斩刑。

即违犯军令，军还以后，在律有条者，依律断；无条者，勿论。

如果是违犯军令的行为，军队还师之后，若律法中有相应条文的，依律法判决；若无相应条文的，不予论罪。

诸私有禁兵器者，徒一年半。

凡私自持有违禁兵器的，处徒刑一年半。

谓非弓、箭、刀、楯、短矛者。

指的是弓、箭、刀、盾牌、短矛以外的兵器。

弩一张，加二等。

私藏弩弓一张的，加二等处罚。

甲一领及弩三张，流二千里。

私藏铠甲一领或弩弓三张的，流放二千里。

甲三领及弩五张，绞。

私藏铠甲三领或弩弓五张的，处绞刑。

私造者，各加一等。

私自制造违禁兵器的，各加一等处罚。

甲，谓皮、铁等。具装与甲同。

所谓"甲"，是指皮甲、铁甲等；马匹的具装铠甲与人穿的铠甲同样论处。

即得阑遗，过三十日不送官者，同私有法。

如果是拾得遗失的违禁兵器，超过三十日不上交官府的，按私自持有之法论处。

造未成者，减二等。

制造尚未完成的，减二等处罚。

即私有甲、弩，非全成者，杖一百。

如果私藏的铠甲、弩弓尚未完全制成的，处杖刑一百。

余非全成者，勿论。

其余违禁兵器尚未完全制成的，不予论罪。

诸言告人罪，非叛以上者，皆令三审。

凡告发他人罪行的，如果不是谋叛以上的重罪，都须经过三次审核。

应受辞牒，官司并具晓示，并得叛坐之情。

凡受理诉状，官府都须详细告知（诬告反坐的规定），使告发者了解诬告反坐的相关情形。

每审皆别日受辞，若使人在路，不得留待别日受辞者，听当日三审。

每次审核都须另择日期受理陈词，如果使者正在赶路途中，不能等待另择他日受理陈词的，准许在当日一次完成三审。

官人于审后判记审讫，然后付司。

官员在审核之后须签署记录审核完毕，然后再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若事有切害者，不在此例。

如果案情紧急严重的，不适用此三审的常例。

切害，谓杀人、贼盗、逃亡若强奸良人，并及更有急速之类。

所谓"切害"，是指杀人、盗贼、逃亡以及强奸良家妇女，以及其他更为紧急的情形之类。

不解书者，典为书之。

不会写字的告发人，由主管文书的小吏代为书写状纸。

前人合禁，告人亦禁，辨定放之。

如果被告人依法应当拘禁，告发人也一并拘禁，待查明真相后再释放。

即邻伍告者有死罪，留告人散禁；流以下，责保参对。

如果是邻里保伍告发的属于死罪案件，将告发人予以散禁（非严格监禁）；若属于流罪以下的案件，则责令具保待日后对质。

诸诬告人者，各反坐。

凡诬告他人的，各按被诬告之罪反坐处罚。

即纠弹之官挟私弹事不实者，亦如之。

如果是负责纠察弹劾的官员挟带私心弹劾不实的，也同样反坐论处。

反坐致罪，准前人入罪法。

反坐所定的罪责，比照原本被诬告者所应受的罪行之法来确定。

至死而前人未决者，听减一等。

如果反坐应处死刑，而被诬告者尚未被判决处死的，准许减一等处罚。

其本应加杖及赎者，止依杖赎法。

如果原本应当加杖或收赎的，只依照杖刑或赎罪之法处理。

即诬官人及有荫者，依常律。

如果所诬告的是官员或享有荫庇特权的人，依照常规律法处理。

若告二罪以上，重事实，及数事等，但一事实，除其罪。

如果告发两项以上罪行，其中较重的一项属实，或者若干罪行轻重相当而其中一项属实的，免除其（诬告部分的）罪责。

重事虚，反其所剩。

如果较重的一项是虚假的，则就其虚假部分反坐治罪。

即罪至所止者，所诬虽多，不反坐。

如果所诬告的罪行已经达到法定的最高刑罚限度，即使诬告事项很多，也不再反坐加罪。

其告二人以上，虽实者多，犹以虚者反坐。

如果告发两人以上，即使属实的部分居多，仍要就其中虚假不实的部分反坐治罪。

谓告二人以上，但一人不实，罪虽轻犹，反其坐。

指的是告发两人以上，只要其中有一人所告不实，即使该项罪责较轻，仍要就此反坐治罪。

若上表告人，已经闻奏，事有不实，反坐罪轻者，从上书诈不实论。

如果是上表告发他人，已经上奏皇帝，事情有不实之处，若反坐之罪较轻的，则按上书欺诈不实之罪论处。

诸诬告本属府主、刺史、县令者，加所诬罪二等。

凡诬告自己所属的府主、刺史、县令的，比所诬告之罪加二等处罚。

诸投匿名书告人罪者，流二千里。

凡投递匿名书信告发他人罪行的，流放二千里。

谓绝匿姓名及假人姓名，以避己告者。

指的是完全隐匿自己姓名，或冒用他人姓名，以此规避自己告发身份的行为。

弃置、悬之，俱是。

无论是弃置在某处，还是悬挂张贴出来，都属于此类行为。

得书者，皆即焚之。

获得此类匿名信件的人，都应立即焚毁。

若将送官司者，徒一年。

如果将匿名信送交官府的，处徒刑一年。

官司受而为理者，加二等。

官府接受匿名信并据此审理案件的，加二等处罚。

被告者，不坐。

被匿名信所告发的人，不予处罚。

辄上闻者，徒三年。

擅自将匿名信内容上奏皇帝的，处徒刑三年。

诸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凡就大赦以前的事情相互告发的，就以（诬告或违规告发）之罪论处告发者。

官司受而为理者，以故入人罪论。

官府受理此类告发并据此审理定罪的，按故意使人入罪之罪论处。

至死者，各加役流。

如果致人应处死刑的，各改为加役流。

若事须追究者，不用此律。

如果案情确实需要追究的，不适用本条法律。

追究，谓婚姻、良贱、赦限外蔽匿、应改正、征收及追见赃之类。

所谓"需要追究"，是指涉及婚姻关

译系、良民贱民身份、大赦期限之外仍隐匿的情况、应予更正的事项、赋税征收，以及追缴现存赃物之类事项。

诸被囚禁，不得告举他事。

凡已被囚禁之人，不得再告发其他事情。

其为狱官酷己者，听之。

如果是告发狱官对自己施加酷刑虐待的，则准许告发。

即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听告谋反、逆、叛、子孙不孝及同居之内为人侵犯者。

如果是年满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以及患重病残疾的人，准许其告发谋反、大逆、谋叛、子孙不孝，以及同居家人之内遭他人侵犯的情形。

余并不得告。

其余情形都不得告发。

官司受而为理者，各减所理罪三等。

官府若受理此类不应受理的告发并加以审理定罪的，各比所审理定的罪行减三等处罚。

上元元年十二月，刑部奏：「准名例律注云：『狱成，谓赃状露验及尚书省断讫未奏。』

上元元年十二月，刑部上奏说：「依照《名例律》的注文说：『所谓案件已定案，是指赃物罪状已经查验清楚，以及尚书省已经审断完毕但尚未奏报的情形。』

疏云：『赃，谓所犯之赃，见获本物；状，谓杀人之类，得状为验。虽在州县，并为狱成。尚书省断讫未奏者，谓刑部覆讫未奏，亦为狱成。』

疏文说：『所谓"赃"，是指所犯罪行的赃物，已经查获原物；所谓"状"，是指杀人之类的案情，已取得供状证词作为凭证。即使案件尚在州县审理，也都算作案件已定。尚书省审断完毕但未奏报的，是指刑部已复核完毕但尚未奏报，也算作案件已定。』

今法官商量，若款自承伏，已经闻奏，及有饬付法，刑名更无可移者，谓同狱成。

如今法官商议认为，如果罪犯已经如实招供伏罪，且案情已经上奏皇帝知晓，以及已有敕令交付司法部门处理，其刑罚名目再无更改余地的，可视同案件已定。

臣今与法官审加详议，仍永为恒式。」饬旨依。

臣现与法官们审慎详加商议，请将此作为永久遵行的定制。」皇帝敕旨批准依此执行。

二年六月，刑部奏：「谨按五刑，笞、杖、徒、流、死是也。

上元二年六月，刑部上奏说：「谨按五刑，即笞刑、杖刑、徒刑、流刑、死刑。

今准饬除削绞死罪，唯有四刑。

如今依照敕令废除削减了绞死之刑，就只剩下四种刑罚。

每有思虑，须降死刑，不免还许斩绞。

每当遇到需要将死刑予以降等处理的情况，仍不免要允许适用斩刑或绞刑（作为死刑的具体方式）。

饬律互用，法理难明。

但敕令与律法交叉使用，导致法理难以明晰。

又应决重杖之人，令式先无分析，京城知是蠹害，决杀者多死；外州见流岭南，决不至死。

再者，应当施以重杖之刑的人，令式之中原本没有明确区分说明；京城方面深知重杖之害，施杖之后多有致死的；而外地州郡则是将人流放到岭南，施杖后并不至死。

决有两种，法开二门。」

同是决杖，却有两种不同的实际后果，这是法律开了两个不同的门径。」

饬旨：「斩、绞刑宜依格律处分。」

皇帝敕旨批复：「斩刑、绞刑应当依照格律的规定处理。」

宝应元年九月，刑部、大理奏：「准式，制饬处分与一顿杖者，决四十；至到与一顿及重杖一顿，并决六十。

宝应元年九月，刑部、大理寺上奏说：「依照法式，皇帝制敕中规定处以"一顿杖"的，实际决杖四十；规定"至到与一顿"以及"重杖一顿"的，都实际决杖六十。

无文至死者，谓准式处分。

没有明文规定致死的，指的是依照法式规定处理（而非真的要打死）。

又制饬或有令决痛杖一顿者，式文既不载杖数，请准至到与一顿决六十，并不至死。」

另外制敕中有时会命令"决痛杖一顿"，法式条文中并未记载具体的杖数，请求依照"至到与一顿"的标准决杖六十，并且都不至于打死人。」

饬旨依。

皇帝敕旨批准依此执行。

建中三年八月，刑部侍郎班宏奏：「其十恶中，恶逆以上四等罪，请准律用刑；其余及犯别罪，应合处斩刑，自今以后，并请决重杖一顿处死，以代极法。

建中三年八月，刑部侍郎班宏上奏说：「十恶重罪之中，恶逆以上的四个等级的罪行，请依照律法用刑；其余的以及所犯其他罪行本应处以斩刑的，从今以后，请一律改为施以重杖一顿而致死，以此代替斩刑这种极刑。

重杖既是死刑，诸司使不在奏请决重杖限。」

既然重杖之刑本质上就是死刑，各司使者就不必再受奏请才能决重杖的限制。」

饬旨依。

皇帝敕旨批准依此执行。

原夫先王之制刑也，本于爱人求理，非徒害人作威。

推究先王制定刑罚的本意，本来是出于爱护百姓、追求治理，而并非只是为了伤害人民、逞威作恶。

往古朴淳，事简刑省。

上古之时风气朴实淳厚，事务简单，刑罚也简省。

唐、虞及于三代刑制，其略可知。

唐尧、虞舜以至夏商周三代的刑罚制度，大致情况都可以知晓。

令王则轻，虐后遂重。

贤明的君王在位则刑罚从轻，暴虐的君主继位则刑罚变重。

于善也，则云「罚不及嗣」；其不善也，乃云「罪人以族」。

对善政而言，就说"惩罚不牵连后代";对恶政而言，就说要"株连罪人的家族"。

斯则前贤臧否之辨欤？

这大概就是前代贤人对善恶政治的区分和评价吧？

秦法苛峻，天下溃叛。

秦朝的法律苛刻严峻，导致天下人纷纷溃散反叛。

汉祖蠲除，约定三章，大辟之罪犹诛三族。

汉高祖废除秦朝苛法，与百姓约法三章，但即便如此，犯死罪者仍要株连诛灭三族。

孝文虽罢肉刑，新垣亦罹斯酷。

汉文帝虽然废除了肉刑，但新垣平仍然遭受了这种严酷的刑罚。

其后颜异陷反唇弃市，杨恽坐讽议腰斩。

此后颜异因所谓"腹诽"、"反唇相讥"而被处以弃市之刑，杨恽因讽刺议论朝政而被处以腰斩之刑。

洎乎曹、马经纶之际，忤者三族皆夷。

到了曹魏、司马氏治理天下的时候，凡忤逆抵触者，其三族都遭到诛灭。

后魏有门房之诛。

北魏时期还有株连门房（全家）的诛杀制度。

历代盖治时少，罕遇轻刑；乱时久，多遭刑重。

历代大概是太平之时较少，很少能遇到刑罚从轻的时候；而动乱的时期较长，大多遭遇刑罚从重的境况。

国家子育万姓，轻简刑章，征之前代，未有其比。

本朝如同抚育子女一般养育天下百姓，刑罚条章轻省简约，参照前代历史，从未有能与之相比的。

所以幽陵之盗西轶，犬戎之寇东侵，京师倾陷，皇舆巡狩，亿兆戮力，大憝旋歼。

所以即便曾遭遇幽陵（安史）叛贼向西侵犯，犬戎（吐蕃）寇敌向东入侵，京师一度沦陷，皇帝被迫巡狩避难，但天下亿万百姓齐心协力，元凶大恶很快就被歼灭。

自海内兴戎，今以累纪，征缮未减，杼轴屡空，蒸庶无离怨心者，寔由刑轻之故。

自从天下兴起战乱以来，至今已经历经多年，征战修缮之事未曾减少，百姓的生计屡屡空乏，然而广大民众却并无背离怨恨之心，这实在是由于刑罚宽轻的缘故。

或曰：「荀卿有言，代治则刑重，代乱则刑轻。

有人说：「荀子曾说过，治世反而刑罚重，乱世反而刑罚轻。

所以治者，乃刑重。所以乱者，乃刑轻。

之所以能达到治世，正是因为刑罚重；之所以陷入乱世，正是因为刑罚轻。

欲求于治，必用重典。」

若想追求天下大治，就必须使用重刑峻法。」

斯乃一端偏见，谅非适时通论也。

这只是一种片面的偏见之见，恐怕并非适合当今时势的通达之论。

夫刑之轻重利害，已粗言之矣。

译

关于刑罚轻重的利弊得失，前文已经大致论述过了。

夫「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

所谓"刑，就是成就、定案的意思。一旦定案就不可更改，所以君子对此要竭尽心力"。

谓之「君子」，则曰贤人；欲求贤人，固不易得。

称之为"君子"，也就是指贤能之人；然而想要求得贤能之人，本来就不容易得到。

矧天下数百千郡县，岂得众多君子乎？

何况天下有成百上千个郡县，又怎能都得到众多的君子贤人来主持司法呢？

佑以为条章严繁，虽决断必中，似不及条章轻简，而决断时漏。

杜佑我认为，法律条文严密繁复，虽然裁断案件必定能够准确无误，但似乎还不如条文轻省简约，而在裁断时偶尔有所疏漏来得好。

故老氏云：「其政闷闷，其人淳淳；政教宽大闷昧，似若不明，则人淳淳然而质朴。

所以老子说：「政治宽厚含蓄，百姓就淳厚朴实（政令教化宽大含蓄，看似不够明察，那么百姓就会淳厚朴实）。

其政察察，其人缺缺。」政教苛察，人则应之缺缺然而凋弊。」

政治苛刻严察，百姓就狡黠伪诈（政令教化苛刻严察，百姓就会相应地变得狡黠伪诈而衰败凋敝）。」

又语曰：「宁失不经。」仁恻之旨也。

又有话说：「宁可失于不合常法，也不可失于严酷。」这正是仁爱恻隐之心的宗旨所在。

通典卷第一百六十六　刑法四

《通典》卷第一百六十六 刑法四

杂议上虞　周　秦　汉　后汉　晋　东晋

杂议（上） 虞 周 秦 汉 后汉 晋 东晋

虞书云：「帝谓皋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

《虞书》记载：「舜帝对皋陶说：你担任司法之官，要明晓五种刑罚，用以辅助五种教化，目的在于使我实现天下大治。

弼，辅。期，当也。叹其能以刑辅教，当于治体。

（"弼"是辅助的意思，"期"是应当的意思。这是感叹皋陶能够用刑罚辅助教化，恰当地符合治理国家的根本要旨。）

刑期于无刑，人协于中，时乃功，懋哉！」

用刑的目的是期望最终达到无需用刑的境地，使百姓都能合于中正之道，这就是你的功绩，望你更加努力啊！」

虽或行刑，以杀止杀，终无犯者。

即使有时施行刑罚，也是以诛杀来制止犯罪，最终达到没有人再犯罪的境地。

刑期无所刑，人皆合于大中，是汝之功，勉之。

用刑的目标是最终无需再用刑，百姓都能符合中正之道，这是你的功劳，望你继续努力。

周制：以八辟丽邦法，附刑罚。

周朝的制度：用"八辟"（八种减免刑罚的特殊情形）依附于国家的法律，附加于刑罚的适用之中。

辟，法也。丽，附也。易曰：「日月丽乎天。」

（"辟"是法的意思，"丽"是依附的意思。《易经》说：「日月依附于天。」）

一曰议亲之辟，若今宗室有罪先请是也。

第一种叫"议亲"之法，就如同现今宗室成员犯罪须先行奏请一样。

二曰议故，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第二种叫"议故"，不遗弃故旧老臣，那么民风就不会浇薄。

三曰议贤，若今廉吏有罪，先请是也。贤，谓有德行者。

第三种叫"议贤"，就如同现今清廉之吏犯罪须先行奏请一样（"贤"，是指有德行的人）。

四曰议能，能，谓有道艺者。

第四种叫"议能"（"能"，是指具有才学技艺的人）。

传曰：「夫谋而鲜过，惠训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宥之以劝能者。」

《左传》说：「谋划事情很少有过失，教诲他人不知疲倦，叔向就具有这样的品质。他是国家社稷的中坚支柱，应当宽宥他的过失以此来勉励有才能的人。」

五曰议功，谓有大勋力立功者。

第五种叫"议功"，是指立有重大功勋的人。

六曰议贵，若今吏墨绶，有罪先请是也。

第六种叫"议贵"，就如同现今佩戴墨绶的官吏犯罪须先行奏请一样。

七曰议勤，谓憔悴以事国。

第七种叫"议勤"，是指为国事操劳而形容憔悴的人。

八曰议宾。谓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后。

第八种叫"议宾"，是指不以臣属对待的人，即受封"三恪"、前代二王之后裔的人。

以两造禁民讼，入束矢于朝，然后听之。

让诉讼双方都到场，以此来约束民间的诉讼行为，须先向朝廷缴纳一束箭矢作为诉讼保证，然后才受理审断案件。

争财曰讼。两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则是自服不直者也。

（因争夺财物而产生的诉讼叫"讼"。诉讼双方都到场，让他们缴纳一束箭矢，然后才予以审理。如果不到场，不缴纳箭矢，那就说明是自认理亏的一方。）

诗曰：「其直如矢。」古者一弓百矢。

《诗经》说：「其正直如箭矢一般。」古代一张弓配有百支箭矢。

礼记曰：「刑人不在君侧。公族有死罪，即磬于甸人，不于市朝者，隐之也。

《礼记》说：「受过刑罚的人不应在君主身边侍奉。公族之人若犯死罪，就在甸人那里将其缢死，而不在市朝公开处决，这是为了替他隐讳。

甸人，掌郊野之官。悬缢杀之曰磬。

（"甸人"，是掌管郊野事务的官员。悬缢处死叫做"磬"。）

而无宫刑。其刑罪，即纤剸，亦告于甸人。

公族犯罪不施加宫刑。如果所犯之罪应当施以刺割之刑，也要在甸人那里行刑并向其禀告。

纤读曰歼。歼，刺也。剸，割也。皆以刀锯割刺之。

（"纤"读作"歼"。"歼"，是刺的意思。"剸"，是割的意思。都是用刀锯施行割刺之刑。）

告读曰鞫。刑肃而俗弊，则人不归也。刑人于市，与众弃之。」

（"告"读作"鞫"。如果刑罚过于严酷而致使风俗败坏，那么百姓就不会归附。将罪人在市集上处决，是与众人一起唾弃他。」）

又，「考礼正刑，一德以尊天子」。

《礼记》又说：「考订礼制，端正刑罚，统一道德标准，以此来尊崇天子。」

大戴礼曰：「刑法者，御人之衔勒也；吏者，辔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内史、太史，左右手也。

《大戴礼记》说：「刑法，是驾驭人民的马衔和笼头；官吏，是缰绳；刑罚，是马鞭；天子，是驾车的人；内史、太史，则是天子的左右手。

古者以法为衔勒，以官为辔，以刑为筴，以人为手，而御天下。

古代人以法度作为马衔笼头，以官吏作为缰绳，以刑罚作为马鞭，以自己的手作为驾驭之具，来治理驾驭天下。

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养，士遇之途，不与之言。

公家的官府不豢养受过刑罚的人，大夫也不收养他们，士人在路上遇到这样的人，也不与他们交谈。

屏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不欲生之故也。」

将他们摒弃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任凭他们自行前往何处，不再让他们参与政事，这是因为不愿意让他们（重新融入正常社会生活）的缘故。」

译又说:「所谓刑不上大夫,是说古代的大夫如果犯了贪污污秽的罪过,就说他『簠簋不饰』;犯了男女淫乱、没有分别的罪过,就说他『帷薄不修』;犯了欺君不忠的罪过,就说他『臣节未着』;犯了软弱无能、不能胜任的罪过,就说他『下官不职』;犯了扰乱国家法纪的罪过,就说他『行事不请』。这五种说法,已经给大夫定下了罪名,只是不忍心直截了当、正面地斥责称呼他罢了。因此大夫的罪过,如果属于五刑范围之内的,一旦听说有谴责查办,就头戴白冠、系上牦牛尾做的冠缨,捧着盛水的盘子、佩带剑,到宫阙前自请治罪,君主不派有司捉拿捆绑、牵扯着来加刑于他。如果罪过重大,一听到命令,就面朝北跪下自杀,君主不派人揪扯拖拽而对他行刑处死。「捽」字,读作才、忽二字的反切音。君主会说:『这是大夫你自己招来的啊!我对待你是有礼数的。』这就叫做「刑不上大夫」。」

译东周末年，王道逐渐衰败，教化不能推行，子产辅佐郑国而铸刑书。将刑法铸在鼎上。晋国的叔向反对这件事，说：留下他的信来批评这件事。「从前先王根据具体情况商议判决，不预先制定成文的刑法，李奇说：「先商议他所犯之事，商议确定之后才断定他的罪，不是把一成不变的刑法铸在鼎上公布。」颜师古说：「虞舜时是根据常刑来判罪，用流放来宽宥五刑；周礼则有三典五刑，用来治理邦国。不是不预先设立刑法，只是不公开宣布让人们知道罢了。」是害怕百姓有了争讼之心，可是还是不能完全禁止，所以用道义来防范他们，用政令来纠正他们，闲，是防范的意思。纠，是举正的意思。用礼来推行教化，用信来保持，用仁来扶养。奉，是养育的意思。设立俸禄爵位，来鼓励他们服从教化；鼓励他们服从教化之心。用严厉的刑罚来威慑放纵之人。淫，是放纵的意思。百姓这样才可以任用差遣，而不产生祸乱。百姓一旦知道有成文法可依，就不再忌惮上位者。都产生争讼之心，依据成文的刑书来争辩，凭侥幸求得胜诉，那就不可治理了。辟，是法的意思。为，是治理的意思。权柄转移到法律上，所以人们不畏惧上位者，凭借含糊的文字产生欺诈虚妄，靠侥幸获取巧诈，那就无法治理了。如今您制定三种成文法，铸成刑书，孟康说：「是指夏、殷、周三代乱政时所制定的三种刑法。」想以此来安定百姓，不也很难吗！师古说：「靖，是安定的意思。另一说是治理的意思。」百姓知道了争讼的凭据，将会舍弃礼而依据刑书来争辩。到刑书上寻求证据。连锥子刀子尖那样细微的利益，也都要争个明白，比喻极其细微的事。混乱的诉讼将会大量增加，贿赂会盛行。滋，是增加的意思。到您这一代结束，郑国恐怕要衰败了吧！」子产回答说：「像您说的这样，我子产没有才能，顾不上子孙后代了，我这样做是为了挽救当世。」是说虽然不是长久之法，姑且用来挽救当时的弊病。

我认为：自古以来的著述,很少能没有缺失的，有的是见识未能精深，有的是言论未能公允。看左氏记载叔向这封信,大都赞同他的道义，而且用美好的辞藻修饰。班固也跟着称许，似乎不敢与前人的记载有异议，难道是他们的见识有的未能精深吗？考察虞舜立法说：「按常法定刑，用流放来宽宥五刑，鞭刑作为官府的刑罚，戒尺作为学校的刑罚，用金子来赎罪，因过失而造成的灾祸就赦免，怙恶不悛的就用刑诛杀。谨慎啊，谨慎啊，只有用刑要恤怜谨慎啊！」孔安国注释说：「陈述常刑的意义，告诫天下人敬慎对待，忧虑用刑不能恰到好处。」又考察周官司寇，建立三典，正月初一，悬挂在象魏上，让百姓都来观看，满十天才收起来。汉宣帝忧虑判案不能得当，设置廷尉平这一官职，当时郑昌上疏说：「圣王制定法律明确刑罚，是为了挽救衰乱的兴起。不如删定律令，让愚昧的人知道该回避什么，让奸猾的官吏没有办法玩弄法律。」后来议论的人就说上古商议事情来定罪，不预先制定成文的刑法。然而只要有血气，就必定有争讼之心。群居而征服万物的初始时期，三皇无为而治的时代，既然已经有了君长，那就已经有了刑罚。只是那时的风俗极其淳朴，事情极其简单，犯罪的人极少，何必先制定刑名，所以是根据具体事情来设立制度。叔向的话是对的。自五帝以后，法律教化越来越繁密，虞舜是圣明贤哲的君主，后来的贤人继承他的道，刑罚条文的轻重，也是预先设定的。周朝的三典，悬挂在象魏上，都是先预防人们触犯法律，让人们回避罪过。所以郑昌上疏，大概是为了阐明这个道理。当子产辅佐郑国的时候，正当东周衰微之时。周王室已经卑微，诸侯凭武力相争，小小的郑国，夹在晋、楚之间，法度松弛百姓怠惰，政事败坏风俗讹变，观察时势的需要，设立挽救的办法，对外抵抗大国，对内安抚疲惫的百姓。孔子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他，听到他去世的消息而流泪，称赞他是「遗爱」，这难道不是盛大的德行吗！可是叔向却拿赫胥氏、栗陆氏治理天下的上古时代作比，只是空谈用道义防范、用礼推行而致治的说法，即使在虞、夏兴盛之时也未必可行，在殷、周初年就更加不能达到。反复研究探寻，这话确实等同于没有底子的美玉酒杯，是不切实际的。详细考察左氏的记载，或许不够公允。晏婴、张趯两

译件事的讥讽议论，评价就有所不同，前代的儒者做注释，也已经明白地指出了这一点。所记载的叔向这封信，就像是曲意回护晏子一样。也有人说，考察孔颖达祭酒的正义说：「子产铸刑书，叔向责备他；赵鞅铸刑鼎，孔子讥讽他。这说明刑罚的轻重，不可以让人知道。」「圣王虽然制定刑法，只是列举其大纲。只是共同触犯同一条法律，情节有深浅之分，遇到具体事情时，再商议其轻重」。考察孔颖达的议论是附会叔向的书信,前面已经论述过了。又考察左传，晋国赵鞅铸造刑鼎，把范宣子所制定的刑书铸在上面。孔子说：「晋国本应当遵守唐叔所受的法度，来治理它的百姓。文公又制定被庐之法，来做盟主。如今抛弃了这个法度，而铸造刑鼎，人们的言行都要以鼎上的法条为准，那还怎么能显出尊贵之分？」注释说：「抛弃礼制而依据刑书，所以不能显出尊贵。」「况且范宣子的刑法，是夷地阅兵时制定的，是晋国动乱时期的制度。」

又论：经籍的宗旨，确实需要疏解论证，本来就应当解释本文，怎么可以只凭主观臆测呢。详考左氏记载孔子所议论的话，是要让人遵守晋国旧有的法度，认为范宣子所制定的不是良好的政令，所以摘录本传来加以证明。我杜佑愚昧浅学，就此妄议前贤。倘若遇到眼光精细、见识通达的人，或许能够推究始末，希望详察我这浅陋的见解，静待知音。

秦孝公采纳卫鞅的意见，想要变法，又担心天下人非议自己。卫鞅说：「行动犹豫不决就不会有名声，做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有功业。而且有超越常人行为的人，本来就会被世人非议；有独到见识考虑的人，必定会被人嘲笑。愚昧的人对已成的事还蒙昧不明，聪明的人在事情尚未萌发时就能预见。百姓不可以和他们商议开创大业，却可以和他们共享成功的喜悦。谈论至高德行的人不去迎合世俗，成就大功业的人不与众人商议。所以圣人如果可以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效法旧制；如果可以有利于百姓，就不必遵循旧礼。」孝公说：「好。」甘龙说：「不是这样。圣人不改变百姓的习俗而施教，聪明的人不改变法度而治理。依照百姓原有的习俗来施教，不费力就能成功；依照旧法来治理的，官吏熟悉而百姓安定。」卫鞅说：「甘龙所说的，是世俗的言论。平常人安于旧习俗，读书人拘泥于所听闻的旧说。这两种人担任官职遵守法令还可以，不能和他们讨论法令之外的事。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却都能称王天下，五霸法度不同却都能称霸诸侯。聪明的人制定法度，愚昧的人受法度制约；贤能的人改变礼制，不贤的人被礼制拘束。」杜挚说：「利益不到百倍，就不要变法；功效不到十倍，就不要改换旧业。效法古制不会有过错，遵循旧礼不会有偏邪。」卫鞅说：「治理时代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便利国家不一定要效法古制。所以商汤、周武王不遵循古制而能称王，夏、商不改变旧礼却灭亡了。反对古制的人不可以非议，遵循旧礼的人不值得赞许。」孝公终于推行了变法法令。

汉景帝时，廷尉上奏说囚犯防年的继母陈氏诬告杀害了防年的父亲，防年因此杀了陈氏，依照法律，杀害母亲要按大逆罪论处。景帝对此有疑问。武帝当时十二岁，是太子，在旁边，景帝就问他。太子回答说：「所谓『继母如同生母』，说明她终究比不上生母，只是因为父亲的缘故，才把她比同于母亲。如今继母行为不端，亲手杀害了防年的父亲，那么在她动手杀人的那天，母子之恩就已经断绝了。应当和杀普通人一样论处，不应当按大逆罪论处。」景帝采纳了这个意见。

汉宣帝自从身处民间时,就知道刑法判决不一致。于是设置廷尉平，秩禄六百石，定员四人。选拔于定国担任廷尉，黄霸等人担任廷平，狱讼刑罚号称公平了。当时郑昌上疏说：「圣王制定法律明确刑罚,不是为了单纯的治理,而是为了挽救衰乱的兴起。如今圣明的君主亲自垂察明断，即使不设置廷尉平，案件也将自然公正；如果是为了给后代开创先例，不如删定律令。律令一旦确定，愚昧的人就知道该回避什么，奸猾的官吏就没有办法玩弄法律了。如今不端正律令这个根本，却设置廷平来治理这些末节，等到政事衰败、听讼懈怠时，廷平就会招揽权柄而成为祸乱的祸首了。」

薛宣担任丞相时，弟弟薛循担任临菑县令，后母常常跟随薛循在任所居住。薛宣把后母接来，薛循不肯

译让她走。后母生病去世，薛循辞去官职为她服丧。薛宣认为为后母服三年丧很少有人能做到，兄弟二人因此产生分歧不能调和，驳，是意见不同的意思，就像色彩掺杂不纯一样。薛循最终服完了丧，从此兄弟不和睦。后来薛宣被免去丞相之职，加官特进。过了很久，哀帝即位，博士申咸担任给事中，也是东海人，诋毁薛宣不奉养后母、不服丧，对骨肉之情太过淡薄，之前已经因为不忠不孝被免官，不应该再封为列侯留在朝廷任职。薛宣的儿子薛况担任右曹侍郎，多次听到申咸这些话，就贿赂门客杨明，想让他毁伤申咸的面容，使他不能再任官职。创，是指伤害的意思。恰逢司隶校尉一职出缺，薛况担心申咸会担任此职，就命令杨明拦路砍伤申咸在宫门外，砍断他的鼻子嘴唇，身上受了八处创伤。此事交给有关官员议处。御史中丞众等人商议，史书失载他的姓氏。奏疏说：「薛况身为朝臣，父亲曾经是宰相，被封为列侯，不能相互告诫遵从教化，反而骨肉之间互相猜疑，怀疑申咸接受薛循的话来诽谤诋毁薛宣。申咸所说的都是薛宣的行迹，是众人共同看见的，是公家应当听闻知晓的事。薛况知道申咸担任给事中，担心他会被举荐担任司隶校尉后弹劾薛宣，于是就命令杨明等人在宫门外拦截伤害，在大道上众人当中要挟砍伤朝廷近臣，想用这个办法来堵塞人们的视听，杜绝议论的开端。鬲和隔字相通。杜，是堵塞的意思。凶悍狡黠毫无所忌惮，众人为此喧哗议论，消息传遍四方，这和一般人因愤怒而争斗不同。臣听说敬重朝廷近臣，是为了尊敬君主。按礼制，经过公门要下车，见到国君所乘之马要凭轼致敬，经过公门就下车，见到国君之马就凭轼致敬，这是崇敬的表现。式，是车前的横木。国君的畜产尚且要敬重它。春秋大义认为，意图恶毒而事情成功了，也不能免除诛罚，遂，是成功的意思。是说如果起意不善，即使事情成功了仍要加以诛罚。逼近皇上的这种苗头不可以任其滋长。浸，是接近的意思。伤害杀戮大臣，这是逼近皇帝身边的行为。浸字有的版本作侵字，是侵犯的意思。两种解释都讲得通。长字读作竹两反。薛况是首恶，杨明是亲手行凶的人，起意和行动都属恶劣，动手伤人是行凶，指使人伤人是起意。都属于大不敬之罪。杨明应当从重论处，与薛况都应当处以弃市之刑。」廷尉孔光反驳这个意见说：「法律规定：『用刀刃斗殴伤人的，服完刑就免为城旦，主谋加重一等治罪，与谋划者同罪。』诏书没有规定诋毁欺骗要定罪。诋，是毁谤的意思，读丁礼反。传文说：『对待别人不讲道义因而被打伤的，和打伤别人的人罪同，是因为憎恶其行为不正直。』用棍棒殴打，打破皮肤，肿起青黑而没有创伤疤痕的，法律称之为疻痏。对待别人不讲道义就是不正直，即使被殴打，罪过和殴打人相同。疻读移音。痏读鲔音。申咸和薛循交情深厚,却屡次宣扬薛宣的过失恶行，散布不合道义的流言，不能说他是正直的。是说申咸偏袒薛循而诋毁薛宣，这是不义而不正直。薛况因此缘故谋划伤害申咸，计谋已经定下，后来听说要设置司隶校尉一职，就依照先前的谋划催促杨明动手，趣读作促。并不是因为担心申咸担任司隶校尉才起意谋划的。本来是争执私人恩怨，即使是在掖门外的道路上伤害了申咸，也和普通人之间的争斗没有区别。杀人的人处死，伤人的人受刑，这是古今通行的原则，是夏商周三代都不曾改变的。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分啊。』名分不正，那么言语就不顺畅，以至于刑罚不能得当，百姓就会手足无措。措，是安放的意思。如今把薛况定为首恶，把杨明动手伤人定为大不敬，公私之间就没有了差别。春秋大义，是根据用心来定罪。原，是指推究根本。推究薛况的本心，是因为父亲被诽谤而发怒,并没有其他重大的恶意。加上诋欺的罪名，辑读作集音,把小的过错定成大罪，陷于死刑，违背圣明的诏令，恐怕不是法律的本意，不可以施行。圣明的君王不因为愤怒而加重刑罚，应当明确以贼伤人不直、接受财物贿赂的罪名论处。薛况和参与谋划的人都应依照他们的爵位减罪，罚为完城旦。」因为他们本身有爵位品级,所以能够减罪而成为完刑。薛况本人和同谋的人，都按照这个条款处置。皇帝把此事询问公卿。丞相孔光、大司

译空师丹认为御史中丞的意见是对的。从将军以下到博士议郎都认为廷尉的意见是对的。薛况最终减死罪一等，流放到炖煌。薛宣因此获罪被免为平民，回归故乡。

定陵侯淳于长因犯大逆罪被处死。淳于长的小妾乃始等六人，都在事情尚未败露时被休弃离去，有的又改嫁了他人。等到淳于长的事情败露，丞相翟方进、大司空何武商议说：「法令规定，犯法的人各自依照犯法当时的律令来论处，这是引用法令条文。法时,是说开始犯法的时候。明确规定了追溯的界限。讫，是终止的意思。淳于长犯大逆罪的时候，乃始等人还是他的妻子，已经有应当连坐的罪责，这和亲身犯法没有区别。后来虽然被休弃，按照法律也无法免除。解，是免除的意思。请求依法论处。」廷尉孔光反驳这个意见，认为：「犯大逆无道之罪的，父母妻子同产不论年长年幼都要处以弃市之刑，是想要惩戒后来犯法的人。惩，是惩戒制止的意思。夫妇之道，有恩义就结合，没有恩义就分离。淳于长自己还不知道会因大逆罪而连坐,就休弃了乃始等人，有的还改嫁了，恩义已经断绝。却要把她们当作淳于长的妻子来论罪处死，这名分不正，不应当连坐。」皇帝下诏认为孔光的意见是对的。

班固说：从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六代之间，判处死刑的案件，大概每年一千多人中才有一人，即天下犯罪的人，一千人中才有一人被处死。判处耐罪以上至右趾之刑的人数，是死刑的三倍还多。耐罪从司寇以上到右趾之刑，一千人中有三人受刑。古人有句话说：「满堂宾客饮酒，如果有一人面向墙角哭泣，那么满堂都会不快乐。」君王对于天下，就好比在一个厅堂之上。所以只要有一个人得不到公平对待，君王就会为此感到凄怆。如今各郡国因受刑而被冤死的人很多，这就是天地和气不能融洽的原因。推究刑罚之所以繁多的原因，尚书说：「伯夷制定礼法,贤明的人只用它来施行刑罚。」是说伯夷制定礼法来引导百姓，百姓熟习礼法之后，然后才用刑罚。是说制定礼法是为了制止使用刑罚，就像堤坝是为了防止水漫溢一样。如今堤坝逐渐崩坏，礼制未能建立；死刑超过了应有的限度，活罪容易触犯；饥寒交迫，走投无路便肆意妄为；豪强奸猾之人擅自谋私，成为窝藏罪恶的场所，是说容纳隐藏奸邪之人，就像口袋收藏东西一样。奸邪之事有所隐藏，就会习以为常而逐渐蔓延开来。狃，是习惯的意思。寖，是逐渐的意思。狃读女九反。孔子说：「古代懂得法律的人能够减省刑罚，这是根本；如今懂得法律的人只是不放过有罪的人，这是末节。」省，是减除的意思。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加以杜绝，所以说是根本。不放过有罪的人，只是止步于处理诉讼案件，所以说是末节。又说：「如今审案的人，是想方设法要杀掉犯人；古代审案的人，是想方设法要让犯人活命。」与其杀害无辜的人，宁可放过有罪的人。如今的狱吏，上下互相驱使，把苛刻当作严明，判决严酷的能获得功名，判决公平的反而多有后患。谚语说：「卖棺材的人希望年年有瘟疫。」不是憎恨别人想要他们死，而是利益就在于人的死亡。这五种弊病，就是刑罚繁多的原因。

按汉朝旧例判决案件、上报重罪，通常要经过整个冬季三个月，这时候是后来东汉章帝才开始改为只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三年，天下大旱，长水校尉贾宗上书，认为断案没有用满整个冬季三个月，是阴气微弱、阳气外泄的缘故，所以招致了旱灾。皇帝把此事交给公卿商议。陈宠议论说：「冬至这个节气，阳气开始萌发，所以十一月有兰草、射干、芸草、马兰花萌生的应验。易通卦验说：「十一月广莫风到来，兰草、射干萌生。」月令说：「仲冬时节，芸草萌生，马兰花抽出新芽，一阳开始萌生。」周朝把十一月当作正月，周朝把它当作春天。正、春，都是开始的意思。十一月万物微小尚未显著，天以此为正月,周朝以此为一年之首。十二月阳气向上贯通，野鸡鸣叫、母鸡孵卵，殷朝把十二月当作正月，殷朝把它当作春天。十二月两个阳爻生成，大雁向北飞去，阳气向上贯通，各种生物都开始萌动。月令说：「季冬，野鸡鸣叫，母鸡孵卵。」十三月，阳气已经到来，天地已经交合，万物都从地里长出来，蛰伏的虫子开始震动，夏朝把它当作正月，夏朝把它当作春天。如今的正月，天子到东郊迎接春天，阴阳

译交合，万物都从地里长出来，人们才开始能够看见，所以说「人以为正」。月令说：「孟春时节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天地和谐融合，草木萌动，东风解除冰冻，蛰伏的虫子开始震动。」三微逐渐显著,以贯通三统。统，是统领一年之事的意思。历代君王三正交替使用，循环无穷，所以叫贯通三统。三礼义宗说：「三微，就是三正。十一月阳气开始施行，万物在黄泉之下萌动，微小尚未显著，它的颜色都是赤色。赤色是阳气的颜色。所以周朝把天正当作一年之首，颜色崇尚赤色，把半夜当作朔日。十二月万物开始萌芽，颜色是白色。白色是阴气的颜色。所以殷朝把地正当作一年之首，颜色崇尚白色，把鸡鸣时分当作朔日。十三月万物开始通达，它的颜色都是黑色，人能够加以劳作来发展农事。夏朝把人正当作一年之首，颜色崇尚黑色，把平旦时分当作朔日。所以叫三微。历代君王秉承其中一种来完成正朔，各自效法其中一种来改定正朔。」易干凿度说：「三微逐渐显著，三次显著而形体形成。」在这个时候，天地交合，万物通达。周朝以天为本元，殷朝以地为本元，夏朝以人为本元。如果在这时施行刑罚，殷、周的正月都要因此流血，这既不合人心，也不符合天意。月令说：『孟冬这个月，加紧处理案件，不要滞留罪案。』考察月令和淮南子，都说季秋要加紧处理案件，不要滞留罪案。如今说是孟冬，不太清楚是什么缘故。说明大的刑罚要在立冬之前处理完毕。又说，『仲冬这个月，身心要安宁，行事要清静』。月令说：「仲冬，君子斋戒，身心要安宁，行事要清静，来等待阴阳确定的时节。」如果在这时施行重刑，就不能说是安宁清静了。议论的人有的说『干旱的原因，过错在于改变了律令。』臣认为，殷、周断案不按照三微的时节，可是教化却达到了安定太平，没有发生灾害。从元和年间以前，都用整个冬季三个月来断案，可是水旱的异象，却常常成为祸患。由此说来，灾害自有其他的应验，不是因为改变了律令。秦朝施行暴政，一年四季都可以行刑。汉朝兴起，萧何草拟律令，在季秋决断囚犯，论，是判决的意思。只是要避开立春这个月，如果不考虑天地的正朔，那么和夏、殷两代的春天相比,确实颇有违背之处。」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不再改动。

当时群臣上书，认为古代肉刑严厉，人们畏惧法令，如今法律条文轻微单薄，所以奸邪之人屡禁不止，应当增设禁令法条来防止其源头。皇帝下诏交给公卿商议。光禄勋杜林上奏说：「人的情感一旦受到挫辱，那么讲求礼义气节的风气就会受到损害；法律防范一旦繁多，那么苟且逃避责任的行为就会兴起。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整治百姓，百姓只求免于犯罪却没有羞耻之心。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制来整治百姓，百姓就会有羞耻之心并归于正道。』古代圣明的君王，见识深远、考虑周全，行事一举一动都归于宽厚，不追求繁多的法条，周朝的五刑，条目不过三千。大汉刚兴起的时候，详细审察前朝的得失，所以把方正棱角改为圆润，把雕琢繁复改为质朴，废除苛刻的政令，重新建立宽疏的法网，天下人都欢欣鼓舞，人人怀有宽厚的德政之心。等到后来，法令逐渐繁密，吹毛求疵，诋毁欺压没有限度。就连馈赠果实蔬菜这样的小事，也被聚敛构成赃罪，本来无关大义的小事，却被当作重大的罪行来处死，所以国家没有廉耻之风，家庭没有完好的品行。以至于法律不能禁止犯罪，弊端反而更深重。臣愚昧地认为应当依照旧有的制度，不应该翻改变动。」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从建初年间以来，有人侮辱别人的父亲，而那人的儿子把他杀了，皇帝赦免了他的死罪而减轻处罚，从此以后就把这作为先例。到这时于是确定了这种议论，把它定为「轻侮法」。和帝即位后，尚书张敏上奏议论说：「轻侮之法，是先帝一时特别施予的恩典，并没有制定成正式的法律条文。至于生死的判决，应当依照上下等级来决定，就好像天的四季一样，有生长也有肃杀。如果开了宽容赦免的先例，把它定成固定的法律，那么这就是故意设立了滋生奸邪的萌芽，助长了犯罪的隙缝。孔子说：『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道理去做，却不可以使他们都明白其中的道理。』春秋大义认为，儿子不为父报仇，就不是孝子。可是法令却

译不因此而减轻处罚，是因为不能开启相互杀戮的道路。如今凭借道义为借口的人能够获得减刑，而误杀的人却和他区别对待，这就使执法的官吏能够设法巧诈，这不是遵循『在众人面前不与人争执』大义的做法。而且轻侮的判例，逐渐繁多滋生，以至于有四五百条，官吏们辗转互相观望效仿，弊病更加严重，难以把这种做法流传到万代以后。臣想孔子留下经典，皋陶制定法律，推究他们的本意，都是想要禁止人们做坏事。不明白轻侮法将用什么来禁止犯罪呢？必定不能使人们不互相侮辱，反而开辟了相互杀戮的道路。议论的人有人说：『公平的法律应当以保全生命为先。』臣愚昧地认为天地之间只有人最为宝贵，杀人的人处死，这是夏商周三代通行的制度。如今想要趋向保全性命，反而开辟了杀戮的道路，一个人不死，天下人却因此受害。记文说：『有利于一人却危害百人，百姓就会离开城郭。』春天万物生长，秋天万物肃杀，这是天道的常理。春天有一物枯萎就算是灾异，秋天有一物繁荣就算是异象。为君王的人应当体察天地之道，顺应四季变化，效法圣人，遵从法律条文。希望陛下留意此事，广泛征求评议，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晋惠帝的时代，政令出自臣下众人之手，每逢有疑难案件，各人各自坚持私意，刑法没有定准，诉讼案件因此繁多。尚书裴頠上表劝谏说：

天下的事情有多种途径，不是一个官署所能全部管理的；中等才智的人的性情容易被扰乱，要靠固定的制度才能安定下来。先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区分方位、划分职责，为此设立标准局署。标准局署一旦建立，各自掌管自己的事务，刑罚与奖赏相称，轻重没有差异，所以下面遵循一定的准则，各级官吏也能安心供职。以往宫掖、陵庙有水灾火灾等毁伤的变故，然后尚书才亲自前往处理，如果不是这类大事，都只交给郎官、令史处理罢了。刑罚所加，各有固定的常规。

去年元康四年，大风之后，宗庙门阙上的屋瓦有几片倾斜脱落，因此罢免了太常荀寓。当时大家都认为事情轻微而责罚过重，有违常理。恰逢五年二月又刮起大风，主管官员因前事而心存畏惧。臣刚被任命为尚书才三天，本曹尚书生病，暂时命臣代理其职，巡视兰台。主管的官员就仰视屋檐栋梁之间，寻找不端正的瓦片，找到栋上瓦片有十五处稍微倾斜。也许这是刚铺瓦时就有些倾斜，本来不值得一提，只因大风突然而起，台官又前去巡视，太常巡查时来不及查得周全，公文还没送到之前，人们就争相加以禁止、羁押，又兴起了刑狱之事。

从前汉代有人偷盗高庙的玉环，汉文帝想要诛灭他的三族，张释之只是判处死刑，说：「如果有人侵犯长陵一捧土，那又该如何处置呢？」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大晋朝立下的制度，深思熟虑，考虑长远，山陵不加封土，园邑不加修饰，只是筑墓不起坟丘，和一般的山地土壤没有区别，所以山丘斜坡上保留着原有的野草，使它和中原大地看起来一样。虽然陵墓庄严尊贵，只有毁坏发掘的人才诛灭其宗族，这是古代的成例。如果只是登踏践踏、稍有损伤，还没到丧失全部敬意的地步，事情止于刑事处罚就可以了。

去年元康八年，有奴仆听信教唆，诬告周龙焚烧陵墓上的野草，廷尉于是奏请诛灭周龙全族，一家八口一并处死。恰逢周龙一案的判决被推翻，然后才得以幸免。用情理来考察，用以前的教训来衡量，当初的处置实在是过重了。今年八月，陵墓上一枝粗七寸二分的荆条被砍掉，司徒、太常在道路上奔走查办，虽然明知事情很小，但按察弹劾的分寸难以把握，人心惶惶到处奔走，各自竞相设法免除自己的罪责，直到如今太常官署被禁止处理公务的局面还没有解除。近日太祝署失火，烧毁房屋三间半。太祝署在宗庙北面，隔着道路在重重围墙之内，火当即就已扑灭，主管官员却责怪尚书没有立即前往查办，就把尚书禁止处理公务，这都超出了法律的规定。

刑法条文的规定是有限的，可是违反规定的情况却是无穷无尽的，所以才有临时议处的制度，实在是不能都遵循固定的常规。至于这类事情，处理都过于严重，屡屡互相逼迫，不再依理行事，对上违背了圣朝一视同仁的德政，对下损害了尊崇礼遇大臣的体统。臣愚昧地认为，触犯陵墓上的草

译木，不应当就用同产连坐、全部处死的制度。巡查弹劾，应当有确定的标准，如果一味沿袭从重的做法，体制就会因此受损。有的因为其他事情，才可以酌情有所宽严。

裴頠虽然上了这道奏表，可是曲折不当的议论还是没有停止。刘颂担任三公尚书，又上疏说：

自近代以来，法律条文逐渐门类繁多，法令很不统一。这是臣职责所在应当忧虑的事。臣认为陛下处理政事，总是力求尽善尽美，所以处理事情追求曲尽其当，追求曲尽其当，成例就不能保持公正统一，追求尽善尽美，法律就不能保全。为什么呢？法律，本来就是要以穷尽事理为标准，可是上面追求尽善尽美，那么下面的官员就会牵强附会法律文字来迎合上意，以求得符合君主所允许的意愿，因此法律就不能保全。刑法条文征引文字，征引文字必定和实情听断有所违背，可是上面又安于曲尽其当的做法，所以执法公平的官员就趁着可以援引条文的机会，于是产生了两种极端。这样法律门类繁多，法令不统一，那么官吏就不知道该遵守什么，百姓就不知道该回避什么。奸邪虚伪的人趁着法律门类繁多，来兜售他们的私情，想要达到的深浅程度，如果判决不统一，那么在上位的人就难以约束下面的人，于是同样的事情议论却不同，诉讼案件不公平，这就有损于法律的公正。

古人有句话：「君主考虑周详，他的政事就会荒废；君主处事恰当适度，他的事情就能治理得好。」详，不是别的意思，是说追求尽善尽美，法律就会受到损害，所以他的政事就会荒废。期，是说轻重恰当，虽然不能完全满足人情，只要符合法律条文，就依照它来执行，所以他的事情就能治理好。事理有穷尽窒塞的地方，所以要让大臣来解释疑滞；事情有当时的具体情况，所以要君主临机决断。主管的官员遵守法律条文，就像张释之坚持依法判处冒犯皇帝车驾的人一样；大臣解释疑滞，就像公孙弘判决郭解的案子一样；君主临机决断，就像汉高祖诛杀丁公的做法一样。天下万事，如果不是这几种情形，就不能凭主观臆断而超越法律来随意议论，其余的都应当依照法律条令来处理。这样之后，法律才能取信于下，人们听从而不迷惑，官吏也不能容留奸邪，这样才可以谈论政事了。君主依照这几种标准来要求臣下，大臣、小吏各自恪守自己的职责范围，那么法律就能统一了。

古人有句话：「善于治理政事的人，要看百姓的情况来设立教化。」看百姓情况设立教化，说的是制定法律的原则。又说「顺应时势的需要」，说的是当务之急的事。那么看百姓情况、顺应时势，是就大的方面而言的，然后据此制定法律。法度一旦制定就要施行它，施行起来要像四季一样守信不变，执行起来要像金石一样坚定，各级官吏怎么能在既定制度之内，又声称要顺应时势的需要，借用「看人设教」的话来扰乱国家法典呢！为什么呢？在开始制定法律的时候，本来就已经考虑到百姓的情况和当时的时势了。如今如果制定的法律还不够恰当，那就应当修改它。如果认为已经很完善了，就不能完全把它当作固定的制度，却让执行法律的官员可以自行斟酌出入来增减轻重。君主和天下人共同遵守的，是法律。已经向天下颁布法令了，就不可以不讲信用来教导百姓。

上古时期商议事情来判定罪行，不预先制定成文的刑法。夏、殷以及周朝，才把法律书写悬挂在象魏之上。夏、商、周三代的君主同样圣明，可是都放弃了曲尽其当这种精妙的判断方式，而采用了征引文字这种直接的准则，不是圣人的做法有所不同，而是他们所处的时势不同罢了。如今议论时政的人推崇淳厚质朴的做法，可是这已经赶不上中古时代了，而执法公平的人却想要适应人情所安之处，自我托辞说是商议事情来判定罪行。臣私下认为，听起来这些话很美好，可是从道理上说却是相违背的。可是天下事情极其重大，事务繁多复杂，有时不能完全依照法律条文行事。所以臣认为应当设立标准来加以限制，让主管的官员遵守法律条文，即使涉及生死，也不敢在既定制度之外妄加思虑，来任意增减轻重。至于那种不同寻常的判决，超出法律范围的赏罚，就像汉高祖诛杀楚地臣子来发泄私愤，分封赵氏没有功劳的人一样，只有君主才能专断施行，不是执掌职守的臣子所能够比拟议论的。这

译样以后，凭私情曲加请托的做法才能杜绝，似是而非的奉行才能杜塞，这大概就是统一法律的重要准则了。

至于超出法律范围的临时裁决，专门针对某一件事情来施行，虽能满足实情、符合听闻，看起来切合当下的耳目所见，确实有临时之间恰合心意的痛快，胜过拘泥于法律条文而不合人心。可是把这种做法当作固定的制度来兴起，长年施行下去，往往是得到一处却失去十处。所以小的方面有所得的，必定大的方面有所失；近处有所疏漏的，必定远处有所包含。所以熟悉事务、明晓大体的人，善于权衡轻重，不因小事而损害大局，不因眼前而妨碍长远。忍受曲尽其当所带来的一时适意，来保全简明正直的大准则。不被一般人所安于的看法所牵制，一定要坚守征引成文来匡正判例。每次遇到具体事情，总是用这种心思来做决断，这又是法律的大概原则。

还有，法律断罪，都应当以法律令的正文为依据，如果没有正文规定，就依附相近的条例断案，如果正文和条例都没有涉及的情形，都不予定罪。执掌法律的官员以上，如果所持意见不同，可以提出异议。至于遵循法律的条文，坚守法律的官员，只应当奉行使用法律条令。至于在法律范围之内，如果所见有不同，才可以提出异议。如今限定法曹郎、令史，如果意见有不同就提出驳议，只能限于议论解释法律，来纠正所判决的案件是否恰当，不能援引法外的道理，谈论所谓顺应时势的需要，以此来彰明法官恪守本职的职分。

皇帝下诏把这件事交付议论，侍中、太宰、汝南王司马亮上奏说：「臣认为，从太康八年以来，遇到具体事情就产生不同的议论。而且周朝把法律悬挂在象魏之上，汉朝歌颂画一的法律，这实在是因为法律必须与时代相配合，道理上不可以有两个标准。臣认为应当像刘颂所奏请的那样，把它定为永久的制度。」于是门下省属官议论说：「从前先王商议事情来定罪，从中古以来，执法断案，既然已经确立了法律，实在不应该再在法律之外追求个人认为的小善。如果用个人认为的善来凌驾于法律之上，那么人们就会追逐个人认为的善而不忌惮法律，这种害处比没有法律还要严重。据来奏的内容，是想让法令的判决统一，事情没有两个标准，郎、令史以下的官员，如果再提出法外的驳议，应当随时上报朝廷知晓。」

东晋成帝时期，廷尉上奏说，殿中帐施吏邵广盗窃官府的帷幔两张，共计布三十匹，有关官员按律定罪判处弃市。邵广有两个儿子，邵宗十三岁，邵云十一岁，敲响登闻鼓请求恩典，请求让自己没入官府充当奴隶，来赎免父亲的死罪。尚书郎朱映上奏认为：「天下的人，没有儿子的很少，如果这一件事就这样施行了，便会成为永久的制度，恐怕死罪的刑罚，会因此而松弛。」当时议论的人认为，把邵广判为钳徒，两个儿子没入官府为奴，这已经足够惩戒了，又能让百姓知道父子之间的孝道，也显示出圣朝有垂施恩德的仁爱。可以特别准许减免邵广的死罪，改判为五年徒刑，邵宗等人交给奚官署充当奴隶，但不把这作为永久的制度。尚书右丞范坚反驳这个意见说：「自从淳朴的风气逐渐涣散以来，刑法才兴起，刑罚的目的是为了制止犯罪，杀戮的目的是为了制止杀戮。虽然有时会赦免过失、宽宥罪行，商议案情、缓期处死，但从未有因为不忍心而轻易改动常刑的做法。况且既然已经答应了邵宗等人的请求，宽宥了邵广的死罪，如果以后又有像邵宗这样却没有请求代父赎罪的人，难道能不排斥摈弃人伦，把他们等同于禽兽吗！查主管官员如今上奏说，只是特别恩准邵宗等人，而不作为永久制度。臣认为，君王的举措,关系到国运的盛衰，一颦一笑之间，尚且要谨慎对待所施加的恩威。如今之所以宽宥邵广，正是因为邵宗等人的缘故啊。人们爱自己的父亲，谁又能不如邵宗呢？如今既然已经答应了邵宗的请求，将来再有诉求的人，又怎么能唯独说他们不是人呢！特别恩准的用意，看不出有什么益处；如果不把这作为定例，那么互相之间就会滋生怨恨诽谤。」

译这是在今天施行一个恩惠，却在日后招来无数怨恨啊。」听从了这个意见。

　　安帝义熙年间，刘毅镇守姑熟。他曾外出巡行，鄢陵县的县吏陈满射鸟，箭误中了直帅，虽然没有伤到人，但依法应当判处弃市之刑。何承天议论说：「断案贵在依据情理判断，有疑问就应从轻处理。从前有人惊动了汉文帝所乘车马，张释之判定为触犯了皇帝出行的仪仗，罪责也只是罚金而已。为什么呢？因为明知他并非有心惊吓马匹。所以不因为皇帝车驾的尊贵，就对他施加特别的刑罚。如今陈满的本意在于射鸟，并非有心射中人。按照律法『因过失误伤人处三年刑』,何况这次并未伤到人呢？」

译《通典》卷第一百六十七　刑法五

杂议下 宋　梁　后魏　大唐

宋前废帝景平年间，大司马府军人朱兴的妻子周氏，生了个儿子叫道扶，才三岁，原先得了痫病，周氏趁他发病，把他挖坑埋了，被道扶的姑姑和两个姐姐告发，被判以周氏弃市之刑。司空徐羡之上议说："出于自然的爱，即使虎狼也懂得仁爱，周氏如此凶残，应当明正典刑加以诛杀。臣认为在法律之外，还应当推崇宽宏体恤之理。母亲既然要被处刑，是因为儿子揭发使法令得以彰明，作为儿子的道理，哪里还有自己容身之地。虽然伏法者应当治罪，但被赦免宽宥的一方却不容于世。臣愚见，可以特别申明，将其流放到边远之地。"皇帝下诏依从了这个意见。

文帝元嘉七年，郯县人黄初的妻子赵氏，殴打儿媳王氏的妻子致死（此处指赵氏打死了儿子载的妻子王氏），后来遇上大赦，王氏有父母及儿子称，依照法律应将赵氏流放到二千里外。司徒左长史傅隆上议说："礼与法律的兴起，本源于人的自然天性。求诸情理，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里冒出来的。父子是至亲，形体虽分，气脉相通，称对于载来说，就如同载对于赵一样，虽说隔了三代，合起来实为一体，从未有人能将其分割开来的。称虽然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创伤，本来也没有仇视祖母的道理，所以古人不会因为父亲的命令而推辞祖父的命令。如果说称可以杀赵，那么赵又将如何对待载？如果父子孙祖之间互相残杀，恐怕不是先王申明刑罚、皋陶创立法度的本意。假使石厚的儿子、日磾的孙子，磨砺锋刃，不与两位祖父共戴天日，那么石碏、秺侯就可以在国家层面成为纯粹的忠臣，在家庭层面成为孝义之人了。旧令说：'杀害他人父母的，流放二千里外。'明确不适用于父子孙祖之间。赵应当避开王氏之子称的功服丧期，迁往千里之外即可。令文说：'凡是被流放的人，同籍中的亲属愿意相随的，听凭其便。'这也是极大地通达人情事理，借由亲情来教化仁爱之心。赵既然要流放迁移，载作为人子，怎能不跟随？载跟随而称却不跟去，难道是名教所能允许的吗？赵虽然内心愧疚终身，称也应当悲痛终生，但孙祖之间的情义，本就不能断绝，事理本来就是这样。"

孝武帝在元嘉年间，出镇历阳，沈亮代理征虏将军事务。有人发生盗窃案，罪责牵连到附近的村民，认为与他们同符伍却在遭遇抢劫时不赶去救援，应当连坐。沈亮上议说："探究发生盗窃的情形，事情不过是偷窃，只因侵扰逃亡而涉及死罪，所以才等同于严重的科条论处。那些挖墙掘洞的盗贼，一定会衔枚以隐匿踪迹；抢劫的团伙，则一定会呼喊叫嚣以造成声势威吓。所以对于凶恶张扬的行为容易赶去救援，对于潜行隐秘的行为则难以防范。况且山野原野是无人居住之地，坟丘垄地也不是平常人经行之路，说到防范救援，不能与村落乡里相比。追究实情、核实罪名，道理上与抢劫案不同，那么同符伍者的罪责，理应减轻。此外，连坐处罚的科条，虽有共用符信的限制，却没有远近的界限。如果没有村界可依，就应当按远近来定罪，若不划定界限，那么数步之内与十里之外，就会同样承担责任。防范盗贼的禁令，不可不慎重。制止过失的法令，应当与其罪责相当。臣愚见，凡是相距百步以内而未及时赶去救援报告的，判一年徒刑。此外的，依次递减不予追究。"

孔渊之在大明年间任尚书比部郎。当时安陆应城县人张江陵与妻子吴氏一起辱骂母亲黄氏，黄氏愤恨自缢而死，此事遇上大赦。律文规定："儿子杀伤殴打父母的，处枭首之刑；辱骂父母的，处弃市之刑。儿媳谋杀丈夫的父母的，也处弃市之刑。遇赦的，免除死刑，发配充当冶匠。"张江陵辱骂母亲，母亲因此自杀，比伤害殴打更为严重，如果按杀害论处，则担心过重；如果按伤害殴打及辱骂论处，则担心过轻。依照制度：只有殴打母亲、母亲因此死亡而遇赦仍要处以枭首之刑，却没有辱骂母亲致死、遇赦的相应科条。孔渊之上议说："在门楣题字表达逆心，仁德之人都不会进入这样的门，仅仅名号就已令人厌恶，何况是实际的行为。所以殴打伤害咒骂诅咒，法律都不原谅，辱骂致使人自尽，按理更是不能宽宥。刑罚从轻发落，是因为担心失去善意的本旨，探求法律条文的宗旨，说的并不是这种情况。张江陵虽然遇上大赦之恩，仍应当处以枭首之刑。儿媳本来是以义相合

译，并非天生血亲，黄氏所怨恨的，情理上并不在于吴氏，因此赦免死罪、发配充当冶匠，是恰当合乎正法的。"皇帝下诏依从了孔渊之的意见。

吴兴余杭人薄道举做了强盗，按制度同籍的周亲要被罚补兵役。道举的堂弟代公、道生等人都是大功服的亲属，不应当适用补役发配的条例。执法者因为代公等人的母亲在世、属于周亲，就认为儿子应当随母亲被罚补兵役。何承天上议说："查考劫盗的制度，同籍的周亲要罚补兵役，大功服的亲属不在此例之中。妇人讲三从，出嫁便从丈夫，丈夫死后便从儿子。如今道举做了强盗，如果他的叔父还在世，按制度是应当补役发配的，妻子儿女被牵连编入戍所，本是应当的。但在做强盗之时，叔父已经去世，代公、道生都是堂弟，属于大功服的亲属，不应当适用补役发配之例。如今若因为叔母是周亲，就让代公随母亲被罚补兵役，既违背了大功服亲属不予发配的制度，又背离了妇人三从之道。这是由于主管官员拘泥于'周亲'这几个字，不辨别男女的差异，因为过分避嫌畏惧承担责任，才产生这样的疑虑，恐怕不符合圣朝体恤刑罚的宗旨。臣认为代公等母子都应当被赦免。"

吴兴武康县人王延祖做了强盗，他的父亲王睦向官府告发了他。新制度规定："凡是强盗，本人处斩刑，家人处弃市之刑。"王睦既然是自己告发的，在法律适用上便产生了疑问。当时尚书何叔度上议说："设立法律以制止奸邪，本源于人情事理，并不是说一人做强盗，全家都应当处刑。之所以让罪责牵连到同产的亲属，是想借此打开相互告发的门路，以此揪出作恶之人。王睦父子之间，本可以一同逃亡，但他割舍天伦之情，反而将儿子捆缚送官，这如同被毒蛇咬伤后忍痛断腕以求保全性命，情理上令人怜悯，道理上也应当从宽处置。让凶恶之人在家中无法容身，逃避刑罚也无处可去，这才是彻底断绝罪恶根源的办法。王睦既然举发送官，那么其余的人就不必再另行告发，都应当一并赦免。"

沛郡相县人唐赐从邻村朱起的母亲彭氏家喝酒回来，得了病，吐出十几条蛊虫。临死前，嘱咐妻子张氏，死后要剖开肚子取出病灶。死后，张氏亲手剖开查看，五脏都已破碎。郡县认为张氏忍心剖尸，唐赐的儿子唐副又不加以阻止，事情发生在大赦之前，依法难以判决。按律法，伤害死人的判四年徒刑，妻子伤害丈夫的判五年徒刑，儿子对父母不孝的处弃市之刑，这几条都不完全适用于此案。三公郎刘勰上议："妻子出于悲痛遵从丈夫遗言，儿子年幼识见不及，考察其中的情由和本心，并非出于残忍加害之意，臣认为应当予以哀怜宽恕。"吏部尚书顾觊之上议说："按法律，即使是移动路边的无主尸体，尚且属于不道之罪，何况是妻子儿女，竟忍心做出常人都不忍做的事。不应当曲意体谅小节私情，应当以大义之理来断案。臣认为唐副应定为不孝之罪，张氏与唐副同定为不道之罪。"皇帝下诏依从了顾觊之的意见。

梁武帝天监三年，建康女子任提女因诱拐人口而被判处死罪。她的儿子景慈在受审对质时说，母亲确实做了这件事。当时法官虞僧虬上奏说："按理，儿子侍奉父母，应当为亲长隐瞒过错而不予揭发，直躬证实父亲偷羊之事，孔子都认为是不对的。景慈平素没有对母亲加以防范约束的作为，事到临头却提供明确证据，使母亲陷于极刑，这有伤和气、败坏风俗。凡是申诉案情不实的，要降罪一等。怎么能为了逃避自己五年徒刑的惩罚，而轻易断送母亲的性命呢？景慈应当加以治罪。"皇帝下诏将他流放到交州。

后魏宣武帝景明年间，冀州人费羊皮的母亲去世，家中贫穷无力安葬，便把七岁的女儿卖给张回做婢女，张回又转手卖给梁定之，却没有说明实情。按律法："拐骗人口和买卖人口为奴婢的，处死刑。"张回故意买下羊皮的女儿，图谋转卖，依律应处以绞刑。皇帝下诏说："律文所说的'和卖人'处死，是指两人合谋诈取他人财物。费羊皮卖女儿时，是告知张回说是良家女子，张回贪图价格便宜，明知是良家女子而公开购买，确实与律法都有违背，但双方都不算是欺诈。然而张回转卖之时，本应有所迟疑。但他执意按照真卖来处理，从情理上说确实可以判处绞刑。"三公郎中崔鸿上议说："按律法，卖儿子的判一年徒刑，卖五服之内、属尊长辈份的亲属的处死刑，卖周亲以及妾和儿媳的处

译流刑。这是因为天性至亲难以割舍，而旁支亲属相对容易被忽略，又因尊卑不同，所以特别以死刑区别对待。而买主对于被卖之人，没有天性血亲的关系，罪责应当一样对待。张回明知是良家女子，却执意按真卖处理，因此被卖之人流离失所，家人无从知晓，也无法追赎，永远沉沦于贱隶之中。按其罪状，与拐骗掠卖并无差异。"太保、高阳王元雍上议说："查考张回所买的女子，有保人证明是明白的良家子，把这按'和卖掠卖'论处，实在是不恰当。律法说：'谋杀人而事情败露的处流刑，从犯处五年徒刑。已经伤害或杀害但被害人又苏醒过来的处死刑，从犯处流刑。已经杀死的处斩刑，从犯中有加功的处死刑，未加功的处流刑。'详细比较，沦为贱隶与身死，流离失所与骨肉腐烂，一个是活着一个是死了，哪个危害更严重？然而《贼律》中杀人有首从的区别科条，而拐卖买卖人口却没有唱和从犯的差等规定。谋杀之罪与和卖掠卖之罪，同样都是良家百姓的性命所系，应当作为可以类比的先例。所以不援引杀人罪来类比减轻，而是降格适用强盗罪的一条科条。即使谋杀之罪与强盗之罪，都可以互相类比，但也应当从轻处理。这样的道理何在呢？又说：'明知是拐骗掠夺来的财物，仍故意购买的，按从犯论处。'这明确是为了禁绝强暴掠夺的根源，遏制奸邪盗窃的本原，并不是说从亲属尊长手中购买人口，也等同于强盗掠夺的罪愆。臣以为五服之内相互买卖的，双方都是良家百姓，之所以还容许有等差之罪，正说明这与拐骗掠夺相去甚远，所以按亲疏关系区分等级，按尊卑关系区分轻重。依律法：'凡是共同犯罪的人，都以首先起意的人为首犯。'可见买卖之事本有起因，主从的定罪应当明确。如果费羊皮不说是出卖，那么张回也就不会有购买之心，那么费羊皮才是首犯，张回是从犯，这样处理是可以的。况且既然都是要沦为婢女，卖或不卖，都已不是良家人，何必以不卖为可以原谅，而以转卖为难以宽恕呢？张回的过错，应当鞭打一百下。费羊皮卖女儿安葬母亲，孝心值得称美，但表彰奖赏的建议还没有提出，刑罚的判决却已经先加于他，恐怕不符合弘扬风化教化的宗旨。"皇帝下诏说："费羊皮卖女儿安葬母亲，孝心值得嘉许，可以特别予以原谅。张回虽然是从费羊皮父亲手中购买，但不应当转卖，可判处五年徒刑。"

在此之前，皇族有人获罪，都不加以拷问审讯。当时有宗室子弟元显富犯罪需要审讯，宗正依据旧有制度加以约束。尚书李平上奏说："因为皇族宗室枝叶繁茂如磐石，遍布天下，其中有些属籍疏远、荫官卑微低下的人，如果为非作歹触犯法度，按理应当加以审讯追究。请求设立限制的标准，作为定制。"皇帝下诏说："宗室源远流长，繁衍愈发昌盛，出身宗室籍贯而做坏事的人，估计也不少。先朝既然没有'不加审讯'的规定，却凭空相互矜持自恃，以致助长了违法暴虐的风气。凡属八议之外的宗室成员，都可以一律依照常法处理。"

河东郡人李怜犯下投毒之罪，依律法应判死罪。他的母亲诉称："自己年事已高，此外再没有周亲，按惯例应当上请皇帝裁决。"经查核籍册确实无误，但尚未来得及上报。李怜的母亲去世了，州里判决要在服丧三年期满后才执行处决。主簿李玚驳斥说："按照《法例律》：'凡犯死罪，如果祖父母、父母年满七十岁以上，没有成年的子孙，旁系又没有周亲的，应当详细上报请示。判处流刑的可用鞭笞代替，让其留下奉养双亲，双亲去世后再执行流刑，但不适用于赦免的条例。'况且李怜既然怀有投毒害人的歹心，他母亲在世时尚且应当全家投入远方，何况现在母亲已经去世，给假让他办理殡葬，已足以显示仁德宽厚，不应再行拖延。可以依律处以斩刑，妻子儿女流放。"皇帝下诏依从了这个意见。

神龟年间，兰陵公主的驸马都尉刘辉，因与河阴县人张智寿的妹妹容妃、陈庆和的妹妹惠猛通奸，殴打公主致其流产，于是逃亡。门下省上奏处理意见：容妃、惠猛都应当判处死刑；张智寿、陈庆和因为知情而不加防范约束，应当判处流刑连坐。皇帝下诏说："容妃、惠猛可以免除死罪，改为髡刑加鞭刑后送入宫中服役。其余按所奏处理。"崔纂坚持上奏说："臣看到诏令悬赏，如果抓获刘辉的，有官职的人升官两级，平民

译允许出仕并升进一级，家中服役的人免除劳役，奴婢改为良民。按刘辉并没有犯下叛逆之罪，不应当把他等同于谋反者来悬赏捉拿。君王治理天下，不应因个人喜怒而增减刑罚，也不应因亲疏关系而更改法度。按《斗律》：'祖父母、父母在盛怒之下用兵器杀死子孙的，判五年徒刑；殴打致死的，判四年徒刑。如果因心怀爱憎而故意杀害的，各加重一等。'虽说公主下嫁，身份尊贵不同于寻常人的妻子，然而人妻怀孕，不能不视为子嗣。又依照永平四年先朝的旧有规定，凡是判处流刑及死刑的人，都应先判定首犯，然后再决定从犯。况且事情必定有其本源，如果因为刘辉逃亡在外便直接悬而不决地处理其他人，那是没有先判定首要罪犯，却先决定次要罪责的道理。按容妃等人的罪行不过是私通，律法处置也不超过一般的刑罚，怎能等同于宫掖之罪，等同于罚入奚官署服役呢？据张智寿口供陈述，妹妹已经嫁人，已经生了两个女儿，是别人家的母亲，别人的妻子。从前魏晋时代还没有废除五族连坐之刑时，就有'免去儿子的死罪却仍要惩处母亲'这样的判例，何曾曾经争辩过这件事，认为：'尚未出嫁的女子，跟随父母所受的刑罚；已经出嫁的妇人，跟随夫家所受的惩处。'律法也允许周亲之间相互隐瞒，何况是私通这种丑事，怎能让同胞兄弟去作证指证呢？依律法，通奸之罪并没有牵连亲属连坐的规定。不能借着刘辉一时的忿恨之情，就加重对其兄弟的刑罚。处刑于市集，是与百姓共同弃绝罪人；封爵于朝廷，是与百姓共同分享荣耀。这是表明不偏私于天下人啊。"右仆射游肇又上奏支持崔纂的说法。皇帝下诏说："刘辉悖逆法度、扰乱伦理，罪行不可放纵。重赏悬榜捉拿，正是希望能够擒获他。容妃、惠猛与刘辉私通淫乱，因此沉迷惑乱，导致公主遭受非常之祸。这种情形如果不加以诛戮，将拿什么来警戒整肃！张智寿、陈庆和当初没有加以防范禁止，反而招引刘辉，共同酿成淫乱丑事，败坏风气、玷污教化，怎能与寻常百姓同等对待。况且古代原本就设有诏狱，何必事事都要归于大理寺处理。而尚书省本是治理的根本，是纳言之官所应当承担的职责，如今却不去详究他们悖法情节的轻重、不去详察他们损害教化的多少，反倒有负于执守法令的职守，实在辜负了朝廷的委任！崔纂可免去郎官之职，都坐尚书一并夺俸一次。"

大唐律法中说的"八议"，详见《刑制》下篇。"凡是疑难案件，法官所执见解不同的，可以提出异议。异议不得超过三种。"

贞观十四年，尚书左丞韦悰查核司农寺出卖的木橦每根价七十文，而百姓所卖的每根价四十文，上奏认为司农有贪没之嫌。太宗命大理卿孙伏伽尽快记录司农的罪状，孙伏伽却说："司农没有罪。"太宗惊讶地追问，孙伏伽说："只因为官府的木橦价高，所以百姓的价才显得便宜。假使官府的木橦价低，百姓的价也就无从显得便宜了。这只能说明司农识大体，并非有过错。"太宗这才醒悟，回头对韦悰说："你的见识和才能远不及孙伏伽啊。"于是撤销了对司农的追究。

贞观二十一年，刑部上奏说："依照律法：'谋反大逆之罪，父子都处死，兄弟处流刑。'这样处罚过轻而不足以惩戒，希望改为更重的法律。"皇帝下诏命百官详细商议。司议郎敬播上议说："兄弟之情虽然值得珍视，但比起父子之情，其中的情理有所不同。活着时便各自分立门户，死后也各归各的宗庙。如今拥有高官重爵的人，其恩荫本只惠及子孙；分封土地授予爵位，余荫也不能延及兄弟。哪有连恩荫都沾不到，却要承受相应的罪责的道理，这样违背常理人情，恐怕太过分了。除非是（有人）追随春秋时的谋反之心，重蹈往昔祸乱之迹，在道德昌明之时开创严酷的先例，在刑罚已经搁置不用的时候制定苛刻的法条，臣认为这是不可行的，公论又岂能赞同！"皇帝下诏依从了这个意见。

永徽二年七月，华州刺史萧龄之，此前担任广州都督时，收受了左智远及冯盎妻子等人的金银奴婢，皇帝下诏交由群臣商议后上奏，太宗大怒，命令在朝堂上将其处死。御史大夫唐临上奏说："臣听闻国家的重大典章，在于刑罚与赏赐，古代圣明的君王，都特别体恤刑罚的施用。如今天下太平，应当采用尧舜时代的法度，但近来有关部门大多施行严刑重法，叙功论勋一定要刻意苛

译刻减损，论罪定刑务必从重处置，这并不是憎恶前人，而只是为自己打算罢了。如今商议萧龄之一案，有从轻和从重两种意见，从重的要判到流刑、死刑，从轻的请求除名。以萧龄之受委任镇守大藩，贪赃枉法之状狼藉不堪，考察情由追究事实，即使处死也是罪有余辜。然而既然派人详细商议，最终还是应当依照近来的法律条文处理。臣私下认为律法中有'八议'之制，都依据《周礼》旧文而定，是矜恤这些人不同于一般臣子，所以才特设议罪之法。《礼记》说'王族犯罪要在僻静之处行刑'，这就是所谓的议亲；'刑不上大夫'，这就是所谓的议贵。明知要看重亲贵之人，才在议罪时倾向从宽；并非是嫉恨其贤能，而蓄意予以重法。如今议论官员的罪责一定要超出常法之外，商议起来反而要从重处置，这正与尧舜的做法相反，不可以作为万代效法的准则。臣既然身处执法之职，怎敢不将此意上闻。"皇帝于是下诏将萧龄之流放到岭南。

神龙元年正月，赵冬曦上书说："臣听闻如今的律法，从前有一千多条。近来有隋朝的奸臣，想要玩弄法度，因此在律法中加了一条：'凡是犯罪而律文没有明确条款规定的，应当出罪的就援引重罪条款来说明轻罪，应当入罪的就援引轻罪条款来说明重罪。'仅凭这一句话，就废掉了其中数百条法律。从那时到现在，竟然一直没有加以修订革除，于是使得人的生死不再依凭法律，而罪责的轻重反而全凭个人的爱憎好恶，施行赏罚的人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行事的人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犯法。臣恐怕贾谊若见到这种情形，一定会为之痛哭！立法的可贵之处，在于让百姓都能明白知晓，这样天下人才不敢触犯，何必要修饰文辞、简省条款呢？条款科目简省，百姓就难以知晓；文辞含义深奥，法吏就便于上下其手。百姓难以知晓，就会在暗中陷入法网机阱；法吏便于操弄，就会比照援引以谋取私利，这样哪能没有触犯法律的人呢！哪能没有玩弄法律的官吏呢！臣请求将律、令、格、式重新加以修订，其中的科条罪名，直接叙述其事实，不要假借修饰文辞；其中凡是靠比照类推、加减、援引比附、原情酌处以及援引轻罪来说明重罪、'不应当做而做了'这一类的条款，都不要再使用。让愚昧的男女百姓一听就能明白，那么他们就会相率远离犯罪；又怎么会明知法律却故意去触犯呢！假若有人还是触犯了法律，即使地位尊贵也一定要治罪，那么整个天下就会肃然臣服了。所以说：'法律明确百姓就信服，法律统一君主就受人尊崇。'《尚书》说：'刑罚的最终目的是达到没有刑罚的境地。'这话说得实在对啊。"

开元十年十一月，前广州都督裴先被下狱，中书令张嘉贞上奏请求对他施以杖刑。兵部尚书张说进言说："臣听说'刑不上大夫'，是因为大夫地位接近君主，所以说：'士人宁可被杀，也不可受辱。'臣今年秋天巡视边疆，途中听闻姜皎在朝堂上被杖打后流放。姜皎是三品官员，也曾有些许功劳，不应当当廷杖打羞辱，把他当作普通兵卒对待。况且律法中有'八议'之制，功勋贵戚都在其中。如今裴先也不可轻易施以杖刑。"太宗认为他说得对。张嘉贞不高兴，退朝后对张说说："你为什么把这件事说得这么严重？"张说说："宰相这个位置，时机到了就担任，怎能长久占据？如果贵臣都可以随意施以杖刑，只怕我们这些人以后也会轮到这样的下场。这话不是为了裴先说的，而是为天下的士大夫君子说的。"

《通典》卷第一百六十八　刑法六

肉刑议　详谳　决断　考讯附

肉刑议 汉　后汉　魏　晋　东晋

汉文帝十三年，齐地太仓令淳于意犯了罪，被逮捕押解到长安应当受刑。他的女儿缇萦上书说："我的父亲身为官吏，齐地的人都称赞他廉洁公正，如今因犯法应当受刑。我痛心的是，人死了就不能复生，受了肉刑的人身体就不能再复原（"属"，是联结的意思。这里表示反问语气）。他即使想要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我愿意没入官府做官婢，以此赎免父亲的刑罪。"天子怜悯她的心意，于是下令说："听说在有虞氏的时代，只是在衣冠上画上图案、用不同的服饰来表示对犯罪者的羞辱，百姓就不再触犯法律了。如今法律中有三种肉刑，黥刑、劓刑算两种，砍去左右脚趾合算一种。但是奸邪之事却屡禁不止，我深感惭愧！这是因为教

译化引导不够纯正，才使愚昧的人陷入犯罪。《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如今受肉刑的人，砍断肢体，在肌肤上刻凿（"息"，是生长的意思），终身不能再生长恢复。有人即使想改过从善，也没有办法了，这哪里是身为百姓父母应有的用心呢！可以废除肉刑。"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上奏说："商议修正律令：凡是原本应判完刑的，改为完刑加城旦舂；原本应判黥刑的，改为髡钳城旦舂；原本应判劓刑的，改为笞打三百；原本应判斩左脚趾的，改为笞打五百。"具体制度详见《刑制》上篇。

班固评论说：

好啊！荀卿论刑罚，说："当今世俗议论的人，认为治理完善的上古时代没有肉刑（"治古"，是指上古大治的时代），只有象征性的刑罚，比如让犯墨刑的人戴黑巾、穿草鞋和没有镶边的赭色衣服（"菲"，是草鞋。"纯"，是镶边。衣服不加镶边，表示以此为耻。"菲"，读扶味反切音；"纯"，读之允反切音）。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如果认为在治世之中，人们都不会触犯罪行，难道仅仅是没有肉刑吗，也就不需要象征性的刑罚了。正因为人们仍会触犯法律，却只是从轻处以象征性的刑罚，这就等于杀人者不必偿命，伤人者不必受刑。罪行极重而刑罚极轻，人们就会毫无畏惧，没有比这更混乱的了。凡是制定刑罚的根本用意，是要用来禁止暴行恶事，惩戒尚未发生的祸患（"惩"，是制止的意思）。杀人者不偿命，伤人者不受刑，这是在施惠于凶暴之人、宽纵罪恶之人。所以象征性刑罚并非产生于治理完善的上古，恰恰是兴起于混乱的当今。古代本来没有象征性刑罚，之所以会有'象征性刑罚'这种说法，是因为近来的人们厌恶如今刑罚过重，所以才推想远古的圣明君主只需用象征性刑罚，天下就能自然大治。凡是爵位官职的排列、赏赐荣宠与刑罚的施行，都应当依据其相应的类别。有一件事情失去了应有的分寸，就是祸乱的开端（"称"，是相称、适宜的意思）。德行与地位不相称，才能与官职不相称，赏赐与功劳不相当，刑罚与罪行不相当，没有比这更不吉祥的了。征讨暴行、诛除悖逆，正是治理昌盛的表现。杀人者偿命，伤人者受刑，这是历代帝王都相同的做法，没有人能知道它究竟从何时开始。所以治世刑罚反而重，乱世刑罚反而轻，历代之所以能治理好，正是因为刑罚较重；之所以陷入混乱，正是因为刑罚较轻。触犯治世的罪行本来就应当处以重刑，触犯乱世的罪行本来就应当处以轻刑。《尚书》说：'刑罚有时代重、有时代轻。'说的正是这个道理。"（这是《周书·甫刑》的说法。刑罚的轻重，各自随着时代而变化。所谓"象刑惟明"，是说效法天道来制定刑法，《虞书·益稷》说："咎繇正在恭敬地遵循这个次第，正在施行象征性刑罚，务求明白清楚。"是说恭敬地遵循次第、施用刑法，都做到明白无误。哪里有穿草鞋、着赭衣的说法呢？）

荀卿的说法既然如此，班固又依据世俗的说法加以论述：夏禹继承尧舜之后，自认为德行已经衰退，所以才制定肉刑，商汤、周武王沿袭施行，是因为世风比唐虞时代更加浇薄的缘故。如今汉朝承接的是衰败的周朝、暴虐的秦朝极度衰败的流风余绪，世风已经比夏商周三代更加浇薄，却要施行尧舜时代的制度，这就好比用马嚼子来驾驭桀骜暴烈的马（用绳索捆缚马口叫做"鞿"。"駻突"，是指凶悍的劣马。套在马头上的叫做"羁"），这是违背了顺应时势救治时弊的原则。况且废除肉刑，本来是想借此保全人的性命，如今去掉髡钳这一等的处罚，反而转向了大辟死刑。用死刑来罗织入罪（"罔"，是罗网的意思），反而失去了原本的恩惠之意。所以死刑犯每年数以万计，这是因为刑罚过重所导致的。至于挖墙钻穴的窃贼、忿怒之下伤害他人的人、男女淫乱的人、官吏贪赃枉法的人（"佚"与"逸"同义），像这样的恶行，光靠髡钳的惩罚又不足以起到警戒的作用。所以受刑的人每年数以十万计，人们既不再畏惧，也不再感到耻辱，这是刑罚过轻所导致的。所以世俗中所谓能干的官吏，公然以杀死盗贼来立威，专横滥杀的人反而能胜任其职，遵守法度的人反而不被理睬，败坏名分、损害制度的事情，数不胜数。因此法网严密而奸邪之事却无法遏止，刑罚繁多而人心却更加怠慢（"塞"，是遏止的

译意思。"蕃"，是繁多的意思，读扶元反切音。"嫚"与"慢"同义）。即使历经一代人的时间也未必能实现仁政，即使历经百年也难以战胜残暴之风，实在是因为礼乐有所欠缺而刑罚又未能纠正的缘故。难道不应当好好思考如何正本清源的道理吗，应当删定律令（读撰音，二百章），使之与死刑相应。此外次一等的罪行，在古代本应处以生刑而如今却触犯死罪的，都可以让其自愿以肉刑代替（想要死呢，还是想要受宫刑呢？）。至于伤害他人、盗窃、官吏受贿枉法、男女淫乱这些罪行，都恢复古代的肉刑，另立三千章的条款。至于那些诬陷欺骗、罗织入罪、繁琐细碎的法条（"诋"，是诬陷的意思，读丁礼反切音），一律予以废除。这样一来，刑罚就能既令人敬畏又便于避免误犯，官吏就不能擅自杀人，法律也不会出现两种解释的漏洞，罪行的轻重与刑罚相当，人命就能够得到保全，符合刑罚适中的原则，成就天人和谐的至理（"殷"也是适中的意思），顺应稽考古制的精神，成就时和政通的教化。

后汉献帝之时，天下已经动乱，一般的刑罚已不足以惩戒罪恶，于是名儒大才崔实、郑玄、陈纪等人，都认为应当恢复肉刑。等到曹操命令荀彧广泛征询百官意见，想要重新施行肉刑之时，少府孔融提出异议，认为："古代风俗淳厚，善恶分明，官吏公正，刑罚清明，政事没有过失，百姓犯罪，都是自己招致的。到了末世，风气日渐衰败，风俗教化坏乱，是政治扰乱了风俗，是刑法损害了教化。所以说'君上失去了治国之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这时却想用古代的刑罚来约束百姓，用残酷废弃肢体的刑罚来惩治他们，这不是所谓与时俱进、随时势变化调整的做法。况且商纣王砍断清晨涉水者的小腿，天下人都说他无道。九州之地，一千八百个诸侯，如果各自都砍断一个人的脚，那么天下就会常有一千八百个商纣王了，想要使风俗归于安宁祥和，就不可能实现了。况且受过肉刑之人，考虑的不再是求生，而是一心想死，大多趋向为恶，不会再回归正道。夙沙作乱于齐国，伊戾祸乱宋国，赵高、英布成为一世大患，都未能因受过刑罚就阻止他们继续作恶。即使忠诚如鬻拳，诚信如卞和，智谋如孙膑，冤屈如巷伯，才华如司马迁，通达如刘子政，一旦遭受刀锯之刑，终身就不再被人齿及。这样一来，太甲思念常道、秦穆公称霸西戎、陈汤平定郅支、魏尚镇守边疆这样的功业，也就都无从施展了。汉朝开辟了改过自新的道路，正是因为这个道理。所以贤明之君，往往深谋远虑，舍弃眼前之短而取长远之利，不会轻率地更改既有的政策。"朝廷认为他说得好，但最终还是没有改变原有制度。

魏武帝执掌汉朝大政时，下令又想恢复肉刑，御史中丞陈群深入陈述了肉刑的好处，相国锺繇也赞成这个主张，奉常王循则持不同意见。魏武帝也觉得难以用藩国之身改变汉朝的制度，于是这件事就没有施行。

到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征西将军夏侯玄、河南尹李胜又提出恢复肉刑的建议，最终也没能定下来。夏侯玄（字太初）撰文说："天地的本性、人物的道理，难道天生就应当有所违犯吗？为什么荀卿、班固的议论说：'治世刑罚重，乱世刑罚轻。'又说：'杀人者处死，伤人者处刑，这是历代帝王都相同的做法。'处死刑的，是为了诛杀妖邪逆乱之人，伤人而不知悔改的，也属于妖邪逆乱之类，如果这种人是可以改造的，那么肉刑也就没有采用的必要了。至于说'死刑处罚过重，而生刑又容易被人触犯'。'次一等本应处以生刑而如今却触犯死罪的，都可以让其自愿以肉刑代替。至于伤害他人、盗窃、官吏受贿枉法、男女淫乱，都恢复古代的肉刑。'这就等于把人推向死路，然后又把人陷入肉刑之中，舍弃死刑而改用折断肢体，那这个人又何辜之有呢？还称什么'满堂宾客聚会饮酒，如果有一个人面朝墙角哭泣，那么整个厅堂的人都会因此而不快乐'，这也是希望公平处理案情，然而如果一定要用肉刑来处置，这就是对当杀之人显示仁慈，却对断肢割体之事表现残忍，害怕别人容易触犯法律，却又安然施行暴虐的手段。这样一来，那哀伤哭泣又怎能平息，满堂之人又怎能安泰呢？孔子说：'既要使百姓富足，又要加以教化。'又说：'如果居上位者自己不贪求财利，即使奖赏百姓偷窃，他们也不会去做。'又何必用断

译肢截体的方法呢！那些愚顽不化、始终坚持作恶到底的人，正是所谓要被铲除的妖邪。如果是因饥寒交迫而流离沟壑之人，即使是大辟死刑也无法制止他们，更何况是肉刑呢！让穿赭衣的犯人遍布道路，让没有鼻子的人到处都是，这终究也没有什么益处。"李胜说："况且肉刑的设立，本来就是自古以来的做法。《尚书》记载'五刑各有相应的服罪方式'，又说'上天讨伐有罪之人，用五种刑罚来实施惩处'。（这指的是割鼻、削鼻这类刑罚。）《周官》的制度中，也记载了五刑之制。历经三代，治理达到极致，周公施行肉刑，孔子也没有非议。如今议论的人只把断肢截体看作是残暴，难道不比死刑更轻吗？说什么'铲除妖邪，以消除大灾'，这恰恰说明治世也不能完全废止肉刑。杀戮与刑罚，都不是天地间自然而然的道理，而是不得已才使用的手段。伤人而不知悔改，那么断脚割鼻又怎能使他悔改呢？为什么就一定痛恨他不知悔改，便要将他置于死地呢？对妖邪逆乱之人加以惩戒就可以了，难道一定要将他彻底铲除吗？惩罚一人却可以警戒千万人，何必一定要让这一人能够改过自新才算达到目的呢！盗贼砍断他的脚，淫乱者施以宫刑，即使他不想改过，也没有办法再去作恶了。而且保全了他的性命，又惩戒了他的内心，这对大德又有什么损害呢？如今若有个幼小的孩子，罪该处以大辟，问他慈爱的父亲，一定会请求用肉刑来代替死刑。慈父尚且愿意对自己幼子施以肉刑，何况君主对百姓施行肉刑呢！况且被毒蛇咬伤手臂，壮士就会毅然砍断自己的手腕；脚被套上绳索的猛兽，也会毅然咬断自己的脚掌（读扶元反切音）：这都是舍弃部分肢体来保全性命的做法。所谓'一人哀哭，满堂之人都因此不快乐'，这句话说的是杀戮不当的情形，跟肉刑之事有什么关系呢？'穿赭衣者遍布道路，没有鼻子的人随处可见'，在那样长城劳役死者相继、六经儒生填满沟壑深坑的时代，又何必去顾惜鼻子好不好看呢？这正是您只为受肉刑的人哀伤，却不为死去的人悲悼啊。"夏侯玄回答说："圣贤治理天下，能使百姓改过迁善、自我更新，所以《易经》说'小的惩戒可以带来大的警醒'。使人陷入死路的做法，是不能起到警戒作用的。能够起到惩戒作用，就不必用断肢截体的方法；一旦断肢截体，那人就再也无法改过向善了。"李胜又说："《易经》说：'脚上戴上刑具，遮住脚趾，没有灾祸。'孔子解释说：'小的惩戒带来大的警醒，这是小人的福气。'所谓'灭趾'，就是去掉脚趾，可见这明显是属于小的惩戒。"夏侯玄回答说："凶暴之人自取死路，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伤人而不知悔改，纵容暴行日益滋长，杀掉他也是应当的。伤人而能够悔改的，又何必要用肉刑才能使他停止作恶呢？用杀戮来铲除暴行，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断肢截体的做法，不过是末世流俗的说法罢了。孔少府说：'杀人者不必偿命，砍伤别人一点小疮却要受刑，所以砍断脚趾并不能与死尸相抵，而髡刑也不足以偿还伤害之罪。'伤人一寸，却要断人肢体，这样的处罚已经过重，不能让众人心悦诚服。"李胜又说："凶暴之人自取死路，也是有其原因的，并非全然是自然而然。伤人而不知悔改，也是因为治理教化尚未普及，而刑罚过轻不足以形成有力的警戒。如果说刑罚与死刑相比，都不算是自然而然的做法，但刑罚比死刑轻，又怎么能说是残酷呢？断脚不能与死尸相抵，这话诚然不错；髡刑输作确实不足以偿还伤害之罪。伤人一寸却断人肢体，定罪已经过重；而毁伤人的容貌、截断人的手足，却只用髡刑输作来抵偿，岂不是太轻了吗？只顾虑其重的一面，却不考虑其轻的一面，这不是有失偏颇吗！孔氏的议论，恐怕还不足以作为公正的定论。"这样往返辩论共有十六个回合，文字繁多，不再一一记载。

丁谧又撰文论述说："《尧典》说：'用图像来表明常刑，流放可以宽宥五刑，鞭打作为官府的刑罚，用戒尺教训作为学校的刑罚，用铜……

译制定赎刑（制度），因过失、灾害造成的罪过予以赦免，怙恶不悔、屡犯不改的则用刑诛杀。咎繇说：『上天惩罚有罪之人，(用)五种刑罚来施用啊。』《吕刑》说：『蚩尤才开始作乱，(祸患)蔓延到平民百姓，(百姓)无不寇掠残害、凶恶不义，为非作歹、抢劫掠夺、诈骗强夺。三苗之人不用善道，只制定五种酷虐的刑罚，称之为法，杀戮无罪之人，于是开始滥用劓刑、刵刑、椓刑、黥刑。』按：这肉刑产生于蚩尤的时代，而尧、舜用流放来代替它，所以黥刑、劓刑的记载不见于唐尧、虞舜的典籍，五刑的名目也不完备于圣人的旨意之中。禹承受舜的禅让，与尧的治理方式相同，(他)必定不会舍弃(尧舜)二位圣人(的做法)而(采用)疏远(古法)的做法，那么(苗人的)凶顽悖逆本来就可以想见了。商汤、周武王称王天下，唯独(制刑之事)将从吕侯那里取用什么呢？所以叔向说：『三种法典的兴起，都是在衰乱之世。』这就接近于君子有据可考的言论了。」

译晋武帝初年，廷尉刘颂上书说：

臣从前上书主张恢复肉刑，私下认为议论此事的人拘泥于汉文帝那点小仁慈，却轻易违背圣王的典章刑法，考虑不周到，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如今死刑过重，所以死于非命的人多；生刑（活罪）过轻，所以刑罚不能禁止奸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用肉刑造成的。如今被判为徒刑的人，大多本性就是元恶不法之辈，他们离家遥远，在山谷中服劳役，饥寒交迫，觉得活不下去，即使是廉洁耿介之士，只要考虑到不能立刻死，也都会变成盗贼，何况本性就是奸凶无赖之徒呢！又有规定，富裕的犯人可以出钱赎罪，服刑期满就回家，这等于是不服劳役的人。而贫穷的人由奸盗而起罪，又是无法制服的一群暴徒。不用刑罚，罪行就无法禁止；不加以制服，众多恶徒就会横行肆虐。制定法律到这种地步，近乎不够完善了。

古人用刑是为了制止犯罪，如今却与此相反：凡是重犯逃亡的，胡须长过三寸就要再次剃发施以重髡刑，这是用刑罚制造出新的刑罚；再加服一年劳役，这是用徒刑制造出新的徒刑。逃亡的人越积越多，囚犯也大量堆积。议论的人说囚犯不能不赦免，于是又跟着加以赦免，这就使刑罚不能制约罪行，法律不能制服奸恶。下面的人知道法律制服不了他们，便相互聚集图谋不轨，一月一个样，一年不一样。所以近年以来，奸恶横行暴虐，到处都是。议论的人不深入思考这个缘故，却说肉刑名声上让人听着刺耳。听着刺耳和盗贼横行不能禁止相比，哪个更严重？

圣王制定肉刑，有深远的道理，其中的事理是可以说清楚的，并不只是为了让人畏惧被割剥的痛苦而不敢作恶，而是要除去他们作恶所凭借的器官，使那些奸人无法再放纵自己的意图，从而制止奸恶、断绝根本，这才是道理的极致。逃亡的人砍去脚，就没有办法再逃亡；盗窃的人截去手，就没有办法再盗窃；淫乱的人割去他的生殖器，道理也是一样的。铲除罪恶、堵塞根源，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并非徒劳无益。这些人受刑之后，便各自回家，父母妻儿相互扶养照顾，不会流离于道路之上。他们虽有眼前的困顿，但伤口愈合之后仍可服役，向上参照古代制度，随其所宜从事劳作，虽然身体已经残缺，却不算白白废弃，而所担忧的隐患都已堵塞，生育繁衍的路子依然如故。

如今应当把死刑中量刑较轻的部分，以及三次犯逃亡、奸淫、盗窃罪的，全都用肉刑来代替。那些原判三年以下徒刑的，已经改用杖刑处罚遣归，还应当制定杖数的标准，使之有固定限度，不得超过或减少。其中有应当从重处置的，也交给地方官长酌情处理。应判四、五年徒刑的，都处以髡刑加笞刑，笞刑最多打一百下，逐渐推行，使刑罚各有等差，全都不再服劳役。这样一来，刑罚就不会再制造出新的刑罚，徒刑也不会再制造出新的徒刑，而肢体受损作为惩戒，终身引以为戒。人们看见受刑者的痛苦，畏惧而不敢犯法，效果必定数倍于今日。而且作恶的人一经查获就立即受刑，除去他作恶所凭借的器官，这样一来，凡是已受过刑的人都成了良民，这怎能和保全那些作恶之人的手足、却把他们逼入必死绝境的做法相提并论呢！可还有人说肉刑不能用，臣私下认为这是极其不识时务的说法。

《周礼》中的三赦三宥，是施用于老幼昏聩、百姓中不能自我约束的人，这些并非是有意作恶所致，所以刑法对他们从宽赦免。至于本不属于这类人的，犯了罪就必定处刑而不予赦免，这才是为政的正理。到了后代，因为时局艰险多难，借赦免来解开纠结，权且施行，也并非是为了宽待罪人。而如今常常是因为罪犯积累、监狱人满为患，才用赦免来疏散他们，因此赦免越是频繁，监狱越是拥挤，这样下去，将会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推究其中的原因，是因为不用肉刑的缘故。如今施行肉刑，服刑的人就不会积压，而且作恶失去了凭借的器官，奸恶之事就会止息。去掉这两个弊端，监狱就不会人满为患，因此不必频繁依赖赦免，这对为政的大体来说是更好的办法。

奏疏呈上，又没有被采纳。

东晋元帝即位，廷尉卫展上书说：「古时的肉刑，历经前代圣人施行，汉文帝废除了它，转而加重死刑。如今百姓户口凋零荒芜，十不存一，而刑法却如此严峻沉重，这不合越王勾践休养生息的道理。」皇帝下诏让朝廷内外通盘商议。于是王导等人议论道：「肉刑这项制度，

译由来已经很久了。从上古开始，一直延续到夏商周三代，是圣哲明王未曾改变过的制度，这难道是汉文帝这样的寻常君主所能轻易更改的吗！当时萧何、曹参已经去世，绛侯周勃、灌婴一班人也不能纠正其中的道理。到了班固深入论述此事，认为这样做表面上有轻刑的美名，实际上却是杀人。而且死刑太重，生刑太轻，生刑对上面（统治者）来说过于放纵，死刑却让下面（百姓）心生怨恨，轻重失当，所以刑罚政令不能得当。况且推究先王制定刑罚的本意，并非是出于一时的愤怒，也不是为了残害人，而是用来制止奸邪、使罪罚相当。如今盗窃的人是偷取别人的财物，淫乱的人是贪图别人的美色，逃亡的人是躲避徭役，这些都没有造成杀害，却要用死刑来惩处。用刑罚就能制止的事，却动辄斩首戮杀，惩罚超过了罪行，人死了不能复生，如此放纵酷虐，每年要以巨大的数目计算。这是仁人君子所不忍听闻的事，何况还要把它施行于政事之中呢！有人说，死刑尚且不能使人畏惧，何况肉刑呢？然而百姓愚昧，实在是极其愚钝，即使处以斩戮，转眼就化为灰土，死者一天天过去，而活着的欲望一天天存续，未必能因此而改过。如果在市朝当众施刑，早晚都能见到作为鉴戒，受刑的人吟咏着作恶带来的永久痛苦，而其他恶人看见残缺废弃之状，因此足以感到畏惧。由此可知先王用较轻的刑罚来治理百姓、用明白的告诫来惩戒愚民，这其中的道理是深远的。」尚书令刁协等人议论道：「如今中兴国运昌盛，天命焕然一新，确实应当设立肉刑、宽缓法律来养育百姓。但担心众多愚昧无知的百姓，习惯于所见的旧制而忽视新奇的政令，恐怕有人未必都能心服。臣愚以为施行刑罚的时候，应先明白宣布法令，说乐意受刑的就用刖刑，甘愿受死的就处死，这样百姓就会心服了。古代的成例是刑不上大夫，如今士人中如有犯罪的，我认为应当依旧例，不在此项刑罚之列，这样进退才算适当。」尚书周顗等人议论，认为：「用肉刑代替死刑，确实是圣王的至德，是哀怜矜恤的广大恩泽。然而私下以为刑罚的轻重，应当随时势而定。当世人犯罪少而容易威慑，就该从轻宽待；当世人犯罪多而难以威慑，就该用死刑来救治。肉刑是太平之世应当设立的制度，不是用来挽救衰弊时局的合适办法。如今圣朝教化刚刚开始，人们还残留奸邪之心，习惯作恶的人，为非作歹的事还没有停止，就连砍头绞颈都还不能禁止，却反而要断足割鼻，减轻他们的刑罚，这会使想要作恶的人更轻易地触犯官府的刑法，犯罪的人反而更多，这是在减轻刑罚来诱人犯罪，摧残他们的身体来加重痛楚。从前那些害怕死刑而做善事的人，如今都会去触犯较轻的刑罚而使身体残缺，而那些畏惧重刑的寻常百姓，反倒因为触犯轻罪而陷入困境，这和砍断普通人的肢体来施加恩德仁义有什么不同呢！恐怕受刑的人会越来越多，而作恶的人也一天比一天多，就像鞋子（踊）价贵而鞋（屦）价贱一样，有鼻子的人反倒被视为丑陋。这样只是徒有减轻刑罚的虚名，实际上却打开了滋长罪恶的源头。不如用死刑来制止杀戮，用重刑来保全轻罪，暂且权且停止此议。等到圣朝教化逐渐显著、百姓容易被感化的时候，再慢慢施行也不迟。」议论上奏后，元帝仍想依从卫展所奏，大将军王敦认为：「百姓习惯旧俗已经很久，突然恢复肉刑，必定会使远近百姓感到惊骇。况且叛逆之敌尚未平定，不宜有惨酷的名声传闻于天下。」于是这件事就此作罢。

安帝元兴末年，桓玄辅佐朝政，又议论想恢复肉刑中斩去左右脚趾的刑法，用来减轻死刑，命百官商议此事。蔡廓上奏议论说：「肉刑的设立，始于古代圣哲之王。大概是由于往昔民风淳朴、百姓谨慎，只要画出刑具的图像，人们心中防范作恶的念头便会收敛；受刑之人行走于道路，就能使不守本分的人改变操行，所以能够以此制服残暴、废止杀戮，教化崇尚无为而治。到了末世风气浮薄虚伪，法网设置得越发严密，人们钻营取巧的心思日益增长，羞耻畏惧之情却日渐淡薄，终身服重役，尚且不能制止他们作奸犯科，何况黥面割鼻这样的刑罚，又怎能使人改邪归善呢？这样做只是徒有酸楚凄惨的名声，却没有救助世风的实际益处。至于处以弃市之刑的条款，其实并非罪不可赦，事情又不是亲手杀人，按律考核却与杀人同罪，轻重被同等对待，减刑降罪

译的途径被堵塞，锺繇、陈群因此曾极力进言，晋元帝也曾因此表示怜悯留意此事。如今英明的辅政大臣辅佐赞助朝政，道德堪比伊尹、周公，确实应当明察谨慎地使用刑罚，爱护百姓、广施教养，申明哀怜矜恤之意来革除刑罚过滥的弊病，将死刑改施于肢体之上，保全人性命这一最重要的东西，为将来使人口繁衍生息开辟道路。」但孔琳之的议论与此不同，采用的是王朗、夏侯玄的主张。当时的舆论大多与孔琳之相同，所以此事最终没有施行。

　　详细审理案件　周　汉　魏　晋

《周易》噬嗑卦说：「雷电交加而成噬嗑之象，先王因此彰明刑罚、整饬法令。」贲卦又说：「君子因此彰明各项政事，而不敢轻率判决诉讼。」丰卦又说：「君子因此判决诉讼、施行刑罚。」

《礼记·王制》说：「刑，就是成的意思。成，就是定型的意思。一旦定型就不可更改，所以君子对此要竭尽心力。」变，就是更改的意思。

周文王（西伯）在位时，有美好的德行，当时诸侯有诉讼案件，都请他来裁决评判。虞国、芮国有争夺田地的人，长久不能决断，便前来求他评判。等到进入周地，看见耕田的人互相谦让田界，年轻人谦让年长者，两国的人都感到惭愧而返回，都放弃了所争的田地。

《周官》司寇职说：「用两方到场的原则来禁止人们轻易兴讼，须先交纳一束箭矢到朝廷，然后才受理审讯。」讼，是指因财物纠纷相互告发的案件。造，是到的意思。要使兴讼双方都到场，交纳一束箭矢，才受理审理。不到场、不交纳箭矢的一方，就是自己承认理亏的一方。之所以一定要交纳箭矢，是取箭矢刚直之意。造，读七报反切。「用两方提交的诉状（剂）来禁止人们轻易兴讼，须先交纳三十斤铜（钧金），三日后送到朝廷，然后才受理审讯。」狱，是指用罪名相互告发的案件。剂，就是如今的文书契约。诉讼双方各自提交文书契约，交纳钧金，再过三日，才受理审理，这是因为事关重刑的缘故。不提交文书、不交纳金子的一方，就是自己承认理亏的一方。之所以一定要交纳金子，是取金子坚实之意。三十斤为一钧。「用三种审讯方式来断定百姓诉讼案件的定罪：」中，指案件正当确定罪名之时。「一是征询群臣的意见，二是征询群吏的意见，三是征询百姓大众的意见。」刺，是杀的意思。经过三次征询确定了罪名，就可以处死。讯，是询问的意思。「听取人们所提出的从重处置或宽宥从轻的意见，来施行上服、下服的刑罚。」宥，是宽的意思。人们说该杀，就处死；说该宽，就从宽。上服，指劓刑、墨刑。下服，指割刑、刖刑。「又用五种听讼的方法来判决诉讼，探求案情实情：一是辨听言辞，观察当事人的言辞，如果不直（理亏），言辞就会烦乱。二是观察脸色，观察其面色，如果不直，就会面露羞愧之色。三是观察气息，观察其呼吸，如果不直，就会气喘。四是观察听觉反应，观察其听闻反应，如果不直，就会显得困惑不解。五是观察眼神。」观察其眼珠转动、左右顾视的情形，如果不直，就会显得目光呆滞。

《礼记·王制》说：「凡是审理五刑相关的诉讼，必须推究父子之间的亲情，确立君臣之间的大义，来权衡案情；」权，是衡量的意思。「思考斟酌轻重的次序，谨慎测度罪行深浅的分量，来区别对待；」意，是思考的意思。深浅的罪行都算有罪，但本心有善有恶之别。「竭尽自己的聪明才智，尽自己的忠诚仁爱之心，来穷尽案情的实情；」尽，是穷尽实情的意思。「疑难的案件，要广泛地与众人共同商议，众人有疑议的，就予以赦免，并且必须审察轻重的先例来最终定案。」小大，就是轻重的意思。已经施行过的成例叫做比。「定案的判词，由史官把结案情况报告给正官，正官加以审理；」史，是司寇属下的官吏。正，相当于《周礼》乡师一类的属官。汉代设有平、正、丞等官职，这是秦代设置的。「正官把结案情况报告给大司寇，大司寇在棘木之下审理案件；」《周礼》乡师一类的属官，辨别诉讼案件，区分死罪的等级并加以概括总结，负责在朝廷听讼。司寇在朝廷听讼，是在天子的外朝进行。左边九棵棘树，是孤、卿、大夫站立的位置；右边九棵棘树，是公、侯、伯、子、男站立的位置；对面三棵槐树，是三公站立的位置。「大司寇把结案情况报告给天子，天子命三公参

译与审理；」天子派三公再次与司寇及正官共同评议，这是因为案情涉及重刑的缘故。按《周礼》，天子想要赦免罪犯，便命三公再会同商议此事。「三公把结案情况报告给天子，天子三次考虑宽宥，然后才最终裁定刑罚。」宥，是宽的意思。一宥叫做"不识"（因不了解情况而误犯），二宥叫做"过失"，三宥叫做"遗忘"。

周穆王作《吕刑》说：「诉讼双方都已到场齐备，众狱官便共同听取有关五刑的供词。」两，指囚犯与证人。造，是到的意思。双方都已到场齐备，众狱官便共同听取涉及判处五刑的供词。「五刑的供词简明而确实可信，就依五刑正式定罪。」供词简明确凿，确实证明有罪，就依五刑正式定罪。「五刑的供词不够简明确实，就依五罚正式定罪。」不够简明确实，是指不应判处五刑，应当正式判处五罚，缴纳金钱赎罪。「五罚的供词也不能服人，就依五过正式定罪。」不能服人，是指不应罚，应正式定为五过，予以赦免。「五过的弊病，在于：因曾同任官职而徇私，因诈骗反复其辞，因内亲用事而徇私，因收受财货而枉法，因旧日交往而徇私。」五过的弊病所在，或是曾经同任官位而有私情，或是欺诈反复囚犯的供词，或是内亲用事，或是收受贿赂而枉法，或是旧日相互往来，这些都是弊病所在。「（审判官）若犯此五过之罪，其罪与犯法者相同，应当审慎明察。」把因五过之弊而错判入罪或出罪的，这五过之罪与犯法者同罪论处。应当清明审察此事，使这种情形不能得逞。

孔子说：「君子对待他人，只要有话要说，没有不听取的，何况是审理诉讼呢？」皇，就是况的意思。「一定要听完他的全部陈词。」又说：「审理诉讼的人，有的依从案情实情，有的依从供词表面。」又说：「审理诉讼的方法，反复推究务必要宽厚；宽厚的方法，归结于详察；详察的方法，归结于道义。所以只听讼而不宽厚，这是混乱；宽厚而不详察，这是怠慢。」又说：「如今审理案件的人，专门寻求可以处死犯人的理由；古代审理案件的人，专门寻求可以使犯人活命的理由，如果找不到使他活命的理由，才处以刑罚死刑。」

汉高帝下诏说：「案情有疑难的，官吏有的不敢裁决，致使有罪的人得不到论处，无罪的人长期被囚禁。从今以后，凡案情疑难的，各自向所属二千石官员申报评议，二千石官员应就其罪名作出处断答复。」当，就是处断的意思。谳，是评议的意思。「实在不能裁决的，都移交给廷尉。廷尉也不能裁决的，就详细写成奏章，附上应当援引比照的律令，上奏天子。」

景帝中元五年，下诏说：「案件，关系到人的生死大事，死者不能复生。官吏中有的不遵奉法律，用财物贿赂做交易，结党营私，把苛刻当作明察，把刻薄当作精明。有罪的人不服罪，玩弄法律为非作歹，实在毫无道理。凡是案情有疑难的，即使从表面上勉强符合法律条文，但人心不服的，都应重新评议。」厌，是服的意思，音"一赡反"。后元初年，下诏说：「案件，是重大的事情。人有智愚之别，官有上下之分。案情疑难的，交由有司评议。有司不能裁决的，移交廷尉。已经评议过，之后发现处理不当的，评议的人不算失职。」假使评议已经完毕，但道理不妥当，那么参与评议的人不算犯有过失之罪。「想要让审理案件的人务必首先从宽处理。」从此以后，狱讼刑罚更加详审，接近于五听、三宥的用意了。

汉宣帝设置廷平一职四人，让他们评审刑狱案件。

魏国廷尉高柔，当时护军营的士兵窦礼外出未归，军营认为他已经逃亡，上表请求追捕，并没收他妻子盈及子女为官奴婢。盈接连到州府申诉，自称冤枉，却没有人理会，于是她前往廷尉衙门申诉。高柔问她：「你凭什么知道你丈夫没有逃亡？」盈流泪回答说：「我丈夫年少孤单，赡养一位老妇人作为母亲，侍奉极其恭敬谨慎，又疼爱儿女，照顾看视不曾离开，不是那种轻浮狡诈、不顾家室的人。」高柔又问：「你丈夫是否与人有仇怨？」回答说：「我丈夫善良，与人没有仇怨。」又问：「你丈夫是否与人有钱财往来？」回答说：「他曾经借钱给同营的士兵焦子文，要不回来。」当时焦子文恰好因小事被关押在狱中，高柔便见了焦子文，询问他所犯何事。谈话之中，问道：「你可曾向人借过钱？」焦子文说：「我自认孤贫，从来不敢向人借取财物

译。」高柔察觉焦子文神色有异，便说：「你借了窦礼的钱，怎么说没有呢？」焦子文惊讶事情败露，应答语无伦次。高柔说：「你杀了窦礼，还是趁早认罪吧！」焦子文于是叩头认罪，详细供述了杀害窦礼的始末以及埋尸的地点。高柔便派遣官吏士卒按照焦子文的供词前往，挖出了窦礼的尸体。诏书下令恢复盈母子为平民身份。此案通报天下，作为断案的范例。

吴国孙权的太子（孙登）曾外出游玩，当时有弹丸飞过，左右侍从前往捕捉，抓到一个人，此人怀里揣着弹丸，大声辩称自己确实没有放弹丸，左右侍从请求交付法办。孙登当即命人找来射伤人的弹丸，与此人怀中的弹丸相比对，发现不是同一种类，便释放了他。

孙亮外出西苑，吃生梅子，派宦官到宫中储藏室取蜜渍梅子。蜜中有老鼠屎，孙亮召来问掌管储藏的官吏，官吏叩头认罪。孙亮问那官吏：「宦官是否曾向你索要蜂蜜？」官吏说：「先前曾来求要，我确实没敢给。」宦官不服。侍中刁玄、张邠启奏：「宦官和藏吏的说辞不一致，请交付狱吏彻底审问。」孙亮说：「这件事容易弄清楚。剖开老鼠屎，如果里面是干燥的，那一定是宦官所为。」宦官于是认罪伏法。左右侍从没有不感到惊讶惧服的。

晋朝陆云担任浚仪县令。陆云到任后为政严明，下属不能欺瞒他，市场上物价没有两种标价。有一次有人被杀，凶手姓名不明，陆云拘押了死者的妻子，却不加以审问。过了十几天将她放出，暗中派人在她身后跟踪监视，对跟踪者说：「她走不出十里，一定会有个男子等候她并和她说话，就把那人绑来。」事情果然如此。审问之下，那男子全都招认了，原来他与死者的妻子私通，一起谋杀了她的丈夫，听说妻子被放出来，想找她说话，因怕靠近本县引人注目，所以远远地约在此处相候。于是全城的人都称赞陆云断案如神明。

　　决断　汉　后汉

汉代沛县有一户富家老翁，家产三千余万。小妾生的儿子才几岁，不久失去了母亲。父亲身边没有亲近的人可以托付，而他的女儿不贤良。老翁病重垂危，考虑到自己死后担心女儿争夺家产，小儿子必定不能保全，于是叫来族人写下遗书，让全部家产都归属女儿，只留下一把剑，说等儿子到十五岁时交给他。后来，女儿果然不肯把剑交出，儿子到郡里自己申诉，请求索要那把剑。当时太守何武接到这份诉状，于是传来女儿和女婿，审阅了老翁的亲笔遗书，回头对属吏说：「这女子性情强悍，女婿又贪婪卑鄙。老翁担心他们残害自己的小儿子，又考虑到小儿子得到这份财产也无法保全，所以暂且把财产给了女儿，实际上只是寄放而已，本不应当把剑也给她。剑这种东西，是用来决断事情的。之所以限定十五岁，是因为到那时儿子的智力足以自立。老翁料想这女儿女婿必定不会归还那把剑，儿子必定要诉诸官府，官府或许能够明察，儿子的冤屈才能得到伸张。这不是寻常庸人所能想得如此深远的啊！」于是把全部家产都判给了儿子，说：「让这恶毒的女儿和卑鄙的女婿，白白享用了十年的温饱，也算是他们侥幸了。」评论的人都非常佩服何武。

汉代时，临淮郡有一个人，拿着一匹绢到市场上去卖，路上遇到下雨，便披在身上遮雨，后面来了一个人，两人一同在下面躲雨。雨停之后要分开时，两人便为这匹绢争执起来，各自都说这绢是自己的，于是到官府自诉。太守薛宣仔细核实了很久，两人都不肯认输服罪。薛宣说：「一匹绢不过值几百钱，何必为此纷纷扰扰闹到官府来。」便叫来骑吏把绢从中间截断，两人各分一半。然后派人暗中偷听他们的反应。后到的那人说「真是意外之喜」，先前那人却上前一把抢过绢来，而绢的原主人反而只顾抱怨埋怨。薛宣说：「果然如此，我本来就知道该是这样。」于是诘问追究后到的那人，那人便全都招认了，绢便全部判给了原主人。

后汉锺离意担任会稽郡北部督邮。乌程县有个男子叫孙常，与弟弟孙并分家，各自分得田地十顷。孙并去世后，正逢饥荒之年，孙常渐渐拿些米粟接济孙并的妻子儿女，却每次都记下价钱写成契约，趁机没收了他们的田地。孙并的儿子长大后，到官府控告孙常。属吏们议论，都说：「孙并的儿子遭遇饥荒，全靠孙常一升一合的接济，才得以长大成人，如今反倒争讼，这不合孝顺谦逊之道。」唯独锺离意说：「孙常身为伯父，应当抚养这个孤弱的侄子，这是做人的正道大义；可他却借着一升一合的接济，立契约夺取侄子的田地，心怀奸诈的算计，贪图利益、忘记道义。

译孙并的妻子儿女虽然把田地给了孙常，那也是走投无路、迫不得已，并非出于私人情愿。请求夺回孙常的田地，判给孙并的妻子儿女。」众人的议论都认为这样处理是公允的。

谢夷吾担任荆州刺史，巡行部属到南阳县时，正逢汉章帝巡狩天下，驾临鲁阳，皇帝下诏命谢夷吾入驿站中登记复审囚犯，不要因此废止原有的仪制。皇帝亲临西厢面南而坐，谢夷吾处于东厢，中间用帷帐隔开。谢夷吾首先审理囚犯，其中有一个亭长与部民通奸，县里上报称是「和奸」（双方自愿）。皇帝心中认为，长官凭借权势胁迫百姓却说是双方自愿，姑且想看看刺史将如何裁决。不一会儿，谢夷吾呵斥那亭长道：「亭长的职责本是禁止奸邪之事，如今你反倒成了作恶的祸首，怎能说是和奸！」谢夷吾严厉斥责了当地的三老、孝悌等乡官，罢免了这位亭长的官职，依法治他的罪。章帝对此十分赞许。

　　考讯附　大唐

大唐律规定：

凡是审理案件的官员，先要具备五听之法，又要核验各种证据，如果案情状况仍有疑似不明、犯人仍不肯如实招供的，然后才可以施加拷打。每次审讯，间隔要在二十天以上，如果审讯尚未结束，又转移到其他官署，仍需要拷问审讯的，因转移到其他官署的，要把前案文书一并抄录移交。这样便将前后审讯次数一并计算，以凑满三次为限。如果罪行严重危害极大，或者疑似之处较少，就不必都要满三次；囚犯因审讯而致死的，都要一并向当地长官申报，并与纠察弹劾的官员共同核验。

凡是拷打囚犯不得超过三次，拷打次数总共不得超过二百下。杖罪以下的，不得超过所犯罪行应受的杖数。拷打次数已满仍不认罪的，取保将其释放。如果拷打已满三次，或者在杖刑之外用其他方法拷打的，处杖刑一百。超过规定次数的，按超出的部分反坐拷问者的罪。因此而导致犯人死亡的，处徒刑二年。如果犯人身上已有伤痛，不等痊愈就继续拷打的，也处杖刑一百。如果是执行决杖笞刑的，处笞刑五十。因此而致人死亡的，处徒刑一年半。如果是依法拷打决罚，而恰巧致人死亡的，不予论罪。但仍须命令长官等勘验核实。违反规定的，处杖刑六十。拷打决罚中出现的过失，分为立案和不立案两种情况处理。

凡是拷打囚犯，期限已满仍不认罪的，反过来拷打告发的人。但如果是被杀者、被盗者的家人亲属提出告发的，不得反拷。被水火损毁财物而告发的，也是同样处理。拷打期限已满仍不认罪的，取保并一同释放。违反规定的，按故意或过失论处。

凡是大赦之前判罪不当的，如果本该判轻却判重了，应当改判为轻；本该判重却判轻了，就依照原来从轻的判决。至于属于常赦所不能赦免的情形，依照通常律法处理。常赦所不能赦免的，是指即使遇上大赦，仍然要处死刑及流刑的，或者要除名、免去所任官职，以及迁徙其乡籍的情形。赦书中已确定的罪名，本应从轻处理的，不得援引律条比附而加重处罚。违反规定的，各按故意或过失论处。

凡是在集市中犯罪的，杖刑以下的，由集市官吏当场裁决。应当依荫庇减罪、赎罪，以及应判徒刑以上的，送交县里处理。如果是在京城的集市犯罪的，不属于京兆府管辖，一律送交大理寺处理。皇帝车驾巡幸所到之处，也依此办理。

凡是判决死刑的，在京城的，由执行判决的官署五次上奏复核；在京城之外的府州，由刑部三次上奏复核。在京城的，执行前一天两次复奏，执行当天三次复奏。在京城之外的，第一天一次复奏，此后再两次复奏。即使当时有敕令说不必复奏，也仍按此规定复奏。如果犯的是恶逆以上的重罪，以及部曲、奴婢杀害主人的，只需一次复奏。京城之内以及皇帝车驾所在之处，处决囚犯当天，御膳房只进献素食，教坊及太常寺都停止奏乐。

凡是执行死刑，都要派兵护送囚犯到刑场，每一名囚犯配二十名护送人员，每多一名囚犯增加五人；官爵五品以上的，允许乘车前往，并由官府供给酒食，允许与亲属故旧诀别辞行，宣读所犯的罪状。都要在正午过后才执行行刑。犯恶逆以上重罪的，不在允许乘车之列。行刑后过一夜，由主管官署负责埋葬，如果有亲属故旧的，也听任他们自行安葬。如果囚犯身在外地的，奏报判决结果的当天，不得用驿马飞驰传达执行命令。

凡是执行死刑，官爵在五品以上的，在京城由大理寺正官监督行刑，在京城之外的由上佐官监督行刑，其余的都由

译判官监督行刑。从立春到秋分这段时间，不得奏请处决死刑。但如果犯的是恶逆以上重罪，以及奴婢、部曲杀害主人的，不受此规定限制。在京城处决死囚，都要命御史、金吾卫共同监督行刑。如果囚犯确实冤枉分明的，应停止行刑，上奏皇帝。

凡是囚犯死亡而没有亲属的，都由官府发给棺木，暂时安葬在官地之内。棺木在京城的由将作监制造供给，在京城之外的由官府拨给财物置办。如果犯的是恶逆以上重罪，不发给官地安葬，须在离京城七里以外，酌情拨给一顷以下的土地用来埋葬。各官署的死囚，都归大理寺检校管理。要在墓穴内放置刻有铭文的砖块，并在墓上立牌，写明死者姓名。同时通知本籍所属地方，告知其家人前来认领。即使是流放迁徙途中，以及在流放地、服徒刑劳役期间死亡的人，也依照此例办理。

凡是枷具，长五尺以上、六尺以下，颊板长二尺五寸以上、六寸以下（原文如此），共宽一尺四寸以上、六寸以下，孔径三寸以上、四寸以下。手铐（杻）长六寸以上、二尺以下，宽三寸，厚一寸。铁钳重八两以上、一斤以下，长一尺以上、一尺五寸以下。锁链长八尺以上、一丈二尺以下。

凡是刑杖都要削去竹木的节疤，长三尺五寸。审讯用的讯囚杖，粗的一头周长三分二厘，细的一头周长二分二厘。普通行刑用的常行杖，粗的一头周长二分七厘，细的一头周长一分七厘。用于笞刑的笞杖，粗的一头周长二分，细的一头周长一分半。凡是执行笞刑的，让受刑者的大腿分担受刑；执行杖刑的，让背部、大腿分开轮流受刑，须使各部位受刑的次数相当。拷问审讯时也是同样的做法。笞刑以下的，如果受刑者愿意背部、大腿平均分担的，也听凭其意愿。如果是在殿廷之上执行决罚的，都由背部承受。

《通典》卷第一百六十九　刑法七

　　守正　赦宥　禁屠杀赎生附

　　　　守正　周　秦　汉　后汉　隋　大唐

周代，晋悼公的弟弟扬干，在行军队列中扰乱军纪，行，指军阵行列。魏绛处死了他的车夫。仆，就是驾车的人。晋悼公大怒，对羊舌赤说：「会合诸侯，本是为了荣耀，扬干却因此受辱被杀，还有什么比这更耻辱的呢？一定要杀了魏绛。」话音刚落，魏绛来到，把书信交给侍从官，仆人，是晋悼公驾车的侍从。说：「往日国君缺少可用之人，才任命臣下担任司马一职。斯，就是"这"的意思。臣听说『军队众人以服从命令为勇武，服从，就是没有人敢违抗；军事行动有死无生地执行、不敢违犯为恭敬』。臣恪守职责、依法行事，即使因此送命也不敢有所违背。国君会合诸侯，臣岂敢不恭敬从事？国君的军队若不勇武，执事者若不恭敬，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臣害怕自己犯下不勇武、不恭敬的罪过，所以牵连到扬干，实在无处逃避罪责。害怕自己触犯不武、不敬之罪。臣未能事先训导好，以致要动用刑具，动用刑具，指处死扬干车夫一事。臣的罪过深重，请让臣到司寇那里领死。」把自己交给司寇，任凭处死。晋悼公赤脚跑出来，说：「寡人先前的话，是出于对弟弟的疼爱；您对他治罪，是依照军法行事。寡人有个弟弟，却没能好好教导他，以致触犯了军法大令，这是寡人的过错。您不要因为寡人的过错而加重自己的罪责。」听从魏绛请死的话，反倒是加重了寡人的过错。晋悼公认为魏绛能够用刑罚来辅佐治理百姓，于是在班师回国后，赐给他隆重的礼遇宴食，并让他辅佐统领新军。众臣聚会之时，如今是想借此彰显魏绛的功绩，所以特意为他设置这场礼宴。

秦国商鞅所著的刑名之书，大略说：「晋文公将要彰明刑法，于是在冀宫会合各位卿大夫。颠颉迟到了，官吏请示要治他的罪，于是斩断了颠颉的脊背。人们都害怕地说：『颠颉那样受宠的人，尚且因迟到被斩断脊背示众，何况我们这些人呢！』于是没有人再敢触犯禁令，晋国因此大治。从前周公杀了管叔，流放了蔡叔，又流放了霍叔，说：『他们是触犯禁令的人。』天下人都说：『连至亲的兄弟犯了过错都不加宽恕，何况是关系疏远的人呢！』所以对外不必对天下动用兵甲，对内不必在朝廷之上动用刀锯之刑，而海内因此得以大治。所以说：彰明刑罚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不再需要用刑的境地。」

汉文帝曾经出行经过中渭桥，有一个人听到清道的喝令声，躲藏到桥下。过了很久，以为皇帝的车驾已经过去，便走了出来，结果惊了皇帝车驾的马匹。

译廷尉张释之上奏：「此人冲撞了皇帝的车驾，应当罚金。」文帝发怒说：「幸亏我的马性情温顺柔和，如果是别的马早就把我伤了，你这个廷尉竟然只判罚金吗？」张释之说：「法律，是天子与天下人共同遵守的。况且当事发生的当时，陛下如果派人当场把他杀了也就罢了。可如今既然已经交给廷尉处理，廷尉，是天下公平的象征，如果由我随意加重或减轻，那百姓将何以自处、无所适从呢？这就使法律在百姓中失去了信用。」文帝沉思良久，说：「廷尉的判决是对的。」后来又有人偷盗汉高祖庙前的玉环，张释之上奏：「应当处以弃市之刑。」文帝大怒说：「这个人大逆无道，我想要诛灭他的宗族。你却按法律来上奏处理，这不符合我恭敬承奉宗庙的心意。」张释之说：「况且罪行是等同的，都是死罪，但盗窃玉环的罪行，比不上盗掘长陵封土那样大逆不道。然而定罪应当以顺逆为根本依据。如今偷盗宗庙器物就要诛灭其宗族，假使有愚昧无知的人挖取长陵一捧土，抔，音"步侯"反切，指用手捧取。不忍心说"毁坏"，所以说"取土"。陛下将用什么样的刑罚来加在他身上呢？」文帝这才同意了他的意见。

评论说：张释之担任司法官时，当世没有冤案，历经千年，至今仍被人们称颂。他所说的：「法律，是天子与天下人共同遵守的。廷尉，是天下公平的象征。如果随意加重或减轻，就会使法律在百姓中失去信用。」这话说得对。但他又说：「当事发生之时，皇帝派人当场把他处死也就罢了。」这话就说得不对了。做君王的至尊无上、无所畏忌，生杀大权全凭一句话，祸福都系于百姓身上。所以《易经》旅卦说：「君子因此明察谨慎地使用刑罚。」《周官》司寇之职，审理案件要用到五听、三讯之法，等到罪状确凿显明，才在集市上执行刑罚，让千万人都知道其罪行，与众人一起唾弃他。上天生育百姓，为他们设立君主来治理牧养他们，君主应当以至公为心，以至平为治国准则，不因喜悦而随意赏赐，不因愤怒而随意加罚。这是先代圣哲之王垂示规范、立言告诫，反复叮咛所在的重要道理。尚且还要担心暴虐的君主，仓促之间震怒之下，杀戮过度，殃及无辜之人。纵然张释之当时只是权宜应对的言辞，姑且用来化解文帝因受惊而生的愤怒，但这番话在班固所著的《汉书》中流传不朽，本就应当刊载下来，作为后世君王效法的准则。以汉文帝的宽厚仁爱，张释之的公正无私，尚且要说出这样的话，陈述给这样的君主听；倘若有人因此而滥施淫刑滥罚，援引张释之的话作为依据，就会给百姓带来惶恐忧惧的祸患，使天下人心生思乱的念头，孙皓、隋炀帝先后很快就落得覆亡的下场，这里只是随便举出一两个例子，岂止是危害他人而已呢。唉！执笔记史的人，怎能不对此深加警戒呢！

后汉光武帝身为萧王的时候，驻扎在河北。祭遵担任军市令，光武帝营帐中的一个仆童触犯法令，祭遵将他依法处死。光武帝大怒，下令逮捕祭遵。主簿陈副劝谏说：「明公一向想要使全军上下整齐划一，如今祭遵奉行法令而不加避讳，这正是可以用来教化号令全军的榜样啊。」光武帝这才赦免了祭遵，并任命他为刺奸将军。于是对众将领说：「你们应当避开祭遵为好。我营帐中的仆童犯法尚且被他处死，他必定不会对你们各位有所偏私。」他就是这样注重刑罚、谨守法度、秉持公正来统御属下的。

光武帝建武年间，董宣担任洛阳令。湖阳公主家中的奴仆苍头大白天杀了人，趁机躲藏在公主家中，官吏无法将他捉拿归案。等到公主外出，让那奴仆陪乘在车上，董宣数说公主的过失，喝令那奴仆下车，趁机将他处死。公主向皇帝哭诉，皇帝大怒，召见董宣，想用棍棒将他打死。董宣说：「陛下圣明仁德，中兴汉室，却纵容奴仆杀害良民，将来还怎么治理天下呢？臣请求自杀谢罪！」说完便用头去撞击殿柱，鲜血直流……

译被子的面料。皇帝命令黄门内侍抓住董宣。让董宣向公主叩头谢罪，董宣不肯。皇帝强行让内侍按他叩头，董宣两手撑地，始终不肯低头。公主说："文叔当年还是平民百姓的时候，窝藏逃犯、隐匿死囚，官吏都不敢上门捉拿。如今做了天子，威严难道连一个县令都管不了吗？"皇帝笑着说："天子和平民百姓不一样。"于是下令："放这个硬脖子县令出去！"赏赐他三十万钱。当时做官吏的人，都因此更加恪守法度了。

译明帝在位时，奉车都尉窦固出兵攻打匈奴，骑都尉秦彭担任副将。秦彭驻扎在别的军营，动辄依法斩杀部下。窦固上奏说秦彭擅自专断，请求诛杀他。明帝问郭躬说："军队出征，校尉都统一听命于都督。都督，指的是大将。秦彭没有斧钺（生杀大权），怎么能擅自杀人？"郭躬回答说："'一统于督'，说的是隶属于部曲之内的情况。《前汉书音义》说：'大将军出行，设有五部，部下又设曲。'如今秦彭是独领一军的别将，与这种情况不同。军事瞬息万变，不允许事事先请示都督主帅。况且汉朝制度规定，棨戟就等同于斧钺。"（有布帛缠饰的戟叫棨。）明帝采纳了郭躬的意见。又有一起兄弟二人共同杀人的案子，明帝认为兄长没有教导好弟弟，所以对兄长的判决从重（"报"，就是论罪判决；从重，指处以死刑），而减轻了弟弟的死罪。中常侍孙章宣读诏书时，误将两人都说成判处死刑，尚书上奏说孙章假传诏命，依罪应当处以腰斩。明帝问郭躬，郭躬说："法令有故意和过失之分，孙章传达命令出现错误，就事而论属于过失，过失的量刑要轻。应当处以罚金。"明帝说："孙章与那个囚犯同乡，怀疑他是故意的。"郭躬说："《诗经·小雅》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像磨刀石一样平，是说贡赋公平；像箭一样直，是说赏罚得当。'君子不预先猜疑他人有诈'。君王效法上天，刑罚不可以曲折用心、妄加揣测。"明帝认为他说得好，于是提拔郭躬为廷尉。

章帝时，侍御史寒朗与三府的属官一同审理楚王刘英谋反一案，颜忠、王平的供词牵连到曲成侯刘建等四人。这四人的供词都说未曾与颜忠、王平相见。当时皇帝十分震怒，官吏们惶恐不安，凡是被牵连到的人，一律定罪，没有人敢秉公申辩、为其开脱。寒朗试着拿刘建等人的容貌特征去询问颜忠、王平，二人惊愕之下答不上来。寒朗心里为这些人的冤屈感到痛心，于是上书说颜忠、王平是在诬陷他人，怀疑天下无辜受冤的人大多类似这种情况。皇帝说："那四位侯爷既然没有参与其事，为何不早些上奏，却拖延到现在才说？"寒朗说："臣担心天下还有别人揭发出其中的奸情，所以一直没敢及时上奏。"皇帝大怒骂道："这个官吏首鼠两端，赶快把他拉下去！"左右侍从正要把寒朗拉走，寒朗说："请让我说完这一句话再死。小臣不敢欺瞒陛下，只是想帮助国家罢了，实在是希望陛下能醒悟过来。臣见到那些拷问囚犯的官吏，都异口同声说这是妖言惑众的大罪，是臣子理应共同痛恨的，如今与其把他们放出去，不如把他们定罪抓进来，这样日后就不会被追责。因此拷问一个人就牵连出十个，拷问十个人就牵连出上百个。再者，陛下询问公卿大臣朝政的得失，他们都说按旧制大罪应当祸及九族，陛下宽大为怀只处罚本人，天下人对此深感庆幸。可是他们回到家中，却对着屋梁独自叹息，说这里面有太多的冤屈。臣如今所说的这些话，纵然是死也绝不后悔。"皇帝的怒气这才消解，下诏放出了寒朗。两天之后，皇帝车驾亲临洛阳的监狱，登记核查囚徒，从中清理释放出一千多人。

隋文帝开皇年间，大理寺的掌固小吏来旷上密封奏事，说大理寺的官员对囚犯处置过于宽纵。文帝认为来旷忠诚正直，派他每次朝会时都到五品官员的行列中参见。来旷又告发大理少卿赵绰滥自赦免囚犯，文帝派亲信大臣去核实调查，结果发现赵绰起初根本没有徇私偏袒的情况。文帝因此对来旷发怒，下令将他斩首。赵绰坚决为他求情，认为来旷罪不当死。文帝于是拂袖走入内殿，赵绰又假称："臣不是再为来旷申辩了，臣自己另有其他事情还没来得及上奏。"文帝下令把他叫进内殿，赵绰再次下拜请罪说："臣有三条死罪。臣身为大理少卿，却不能约束掌管好掌固小吏，致使来旷触犯了国法，这是第一条死罪。囚犯罪不当死，而臣却不能拼死力争，这是第二条死罪。臣本来没有别的事情，却谎称有事求见，这是第三条死罪。"文帝这才露出笑容。当时献皇后正在座，命人赐给赵绰两杯金杯盛的酒，赵绰喝完之后，皇后又把金杯一并赐给了他。来旷因此得以免除死罪，被发配流放到广州。

大唐贞观初年，太宗致力于杜绝奸猾的官吏，于是派人拿财物去试探他们。有一位司门令史接受了贿赂的一匹绢，太宗大怒，要将他处死。民部尚书裴矩劝谏说："这人接受贿赂，确实应当重加惩处。但陛下是用财物去试探他，如果因

译此就依法处以极刑，这就是所谓的故意设陷阱使人陷入罪中，恐怕不符合以德教引导、以礼法齐一民心的道理。"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对百官说："裴矩能够在朝廷上据理力争，不肯当面曲意顺从，天下还愁治理不好吗。"这一年，温州司户参军柳雄谎称自己在隋朝时官阶更高，有人告发了他，太宗命他自首，说不自首就要判他死罪。柳雄仍然坚称自己所说是真的，始终不肯自首，大理寺推究查实他是作假，准备判处柳雄死罪。大理少卿戴冑上奏说："依照公法，此罪只应判处徒刑。"太宗说："我已经和他说定了，就是要判死罪。"戴冑说："陛下既然已经把这案子交给臣所在的法司审理，罪不当死，就不能过于严酷滥杀。"太宗变了脸色下令处死柳雄，戴冑仍不停地进言劝阻，反复了四五次，太宗这才赦免了柳雄。太宗还对戴冑说："你能够这样为我坚守法度，我又何必担心量刑过重、滥杀无辜呢。"贞观七年，贝州鄃县县令裴仁轨私自役使守门的差役，太宗要将他斩首。殿中侍御史李干佑上奏说："法令，是陛下在上制定的，天下人在下遵行的，是与天下人共同遵守的，并非陛下一人所独有。裴仁轨所犯是轻罪，却要处以极刑，这样就违背了法令划一的道理。臣忝任司法监察之职，不敢奉命行事。"贞观九年九月八日，吏部尚书、暂代检校左武卫大将军长孙无忌被召见，没有解下佩刀就进入了东上合门。右仆射封德彝议定，认为监门校尉没有察觉，应当处死；长孙无忌误带佩刀入内，判处徒刑二年，罚铜二十斤。大理少卿戴冑反驳说："校尉没有察觉，与长孙无忌带刀进入，同样都是过失。臣子对于君父，是不能称之为'过失'的。依照律文：'供奉御用的汤药、饮食、船只，出现差错不合法度的，一律处死。'陛下如果是念其功劳而宽恕其过失，这不是司法官员所能裁决的；如果应当依法处置，那么只判罚铜，就不算恰当。"太宗说："法律，不是我一个人的法律。怎么能因为长孙无忌是皇亲国戚，就想要偏袒他呢。"于是让大臣们重新商议。封德彝仍坚持原来的意见，戴冑又反驳说："校尉是因长孙无忌而获罪，按法理应当从轻处置。若论他们的过失本质，情况是一样的，可是一生一死却截然不同，臣斗胆坚持己见请求重新裁定。"最终免去了校尉的死刑。这一年九月，朝廷大规模举行选官考核，有人假造资历门荫，太宗命令自首，不自首的处死。不久有人假造之事败露，大理少卿戴冑判处流刑。太宗说："朕下敕令说不自首者处死，如今却判处流放，这是向天下人显示我不讲信用。你是想要卖法营私吗？"戴冑说："陛下既然已把此事交给司法部门，臣不敢亏损法度。"太宗说："你自己是守住了法度，却让我失去了信用吗？"戴冑说："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昭示大信的；言语，只是当时喜怒之情的一时流露。陛下因一时之忿而下令要杀他，事后知道不可行却又依法从轻处置，这正是忍住小的忿怒而保全了大的信用。若是顺从一时之忿而违背了信用，臣私下为陛下感到惋惜。"太宗说："法律有所偏失，你能够纠正它，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贞观十一年五月，太宗问大理卿刘德威说："近来刑罚的法网渐趋严密，这是为什么？"刘德威回答说："症结实在于君主，而不在臣下，君主喜好宽松，臣下就宽松；君主喜好严苛，臣下就严苛。律文规定，本该出罪却错判入罪的减三等处罚，本该入罪却错判出罪的减五等处罚。如今情况正相反，判错入罪的人本是无辜，判错出罪却要获重罪，因此官吏们都各自爱惜自己，争相援引严苛的条文，这是害怕获罪所导致的。"太宗认为他说得对。从此以后，量刑出入有误的情况，都依照律文本来的规定处理。贞观十八年九月，茂州有个孩童张仲文忽然自称是天子，口头上封他的同伙数人为官员。大理寺认为这是指斥皇帝，即便遇上大赦，仍应处斩。太常卿代理刑部尚书韦挺上奏说："张仲文所犯的，只算得上是妖言惑众之罪。如今既然遇上大赦，依法应当免去死罪。"太宗对韦挺发怒说："去年（贞观十五年），怀州人吴法至擅自闯入先前设置的钩陈仪仗之内，口称天子，大理寺和刑部都说这是指斥皇帝，都判处斩首。如今张仲文自称妖言，同样的罪却给出不同的处罚。你是在下面对百姓施恩、却把责任推给我这个暴虐之名吗？"韦挺跪拜谢

译罪，快步退出。从此以后，司法官员都不敢再把类似案件上奏了。过了几天，刑部尚书张亮再次上奏说："张仲文请依照先前的意见，以妖言之罪论处。"太宗对张亮说："前些日子，韦挺不懂得刑法条例，把重罪轻判。朕当时对他的坚持感到奇怪，没有做出裁断。你今天又重新坚持上奏，恐怕不过是想为自己博取刚正的名声罢了！曲解法律来求取名声，是朕所不赞成的。"张亮默默地退回到自己的位置。太宗于是对他说："你脸上没有怨恨的神色，而我心中却有猜疑之意。作为君主应当宽容包纳，这方面应当由我来屈就。可以准许你的请求，我也屈从我自己原先的看法。张仲文应当以妖言之罪论处。"

上元三年九月，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二人都因为砍伐昭陵的柏树，大理寺上奏应将他们免除死罪而外加除名，高宗特意下令要处死他们，大理丞狄仁杰坚持上奏，说他们罪不当死。高宗召他进见，说："权善才砍伐陵墓上的柏树，这是让我背上不孝的名声，必须处死他。"狄仁杰又坚持上奏，高宗变了脸色让他退下，狄仁杰进言说："臣听说触犯逆龙鳞、忤逆君主的意思，自古以来都认为是难事，臣却认为不是这样。处在桀纣那样的时代就难，处在尧舜那样的时代就容易。臣如今有幸遇到像尧舜一样的圣主，就不惧怕会像比干那样被杀害。从前汉文帝时，有人盗窃了高庙的玉环，张释之在朝廷上据理力争，最终此人只被判处弃市之刑；魏文帝要将冀州的十万户士族迁徙他处，辛毗拉住他的衣襟极力劝谏，也被文帝采纳。况且英明的君主可以用道理来说服，忠诚的臣子不可以用威势来使其畏惧。如今陛下不采纳臣的意见，臣恐怕闭眼之后，无颜在九泉之下面见张释之和辛毗。陛下制定法律，公布在象魏之上，徒刑、死刑，都各有等级差别。哪有犯的并非该处极刑之罪，却当即下令赐死的道理？法律如果没有恒常的准则，那么天下百姓又怎么知道该如何行事呢！陛下如果一定要改变法律，请从今天开始。古人说：'假使有人盗掘长陵的一抔土，陛下将如何加重处罚？'如今陛下因昭陵一株柏树而杀掉一位将军，千载之后，人们会说陛下是什么样的君主？这就是臣为什么不敢奉诏杀死权善才，以免陷陛下于不义。"高宗的怒意这才消解，对狄仁杰说："你既然能够为权善才纠正我的过失，难道就不能为我纠正天下的过失吗。"

武太后当政时，徐弘敏，字有功，延载初年任司刑寺丞。当时魏州人冯敬同，告发贵乡县尉颜余庆与博州刺史虺冲一同谋反。颜余庆是博州人，虺冲先前曾向贵乡百姓放贷粟米，派家人去催收，托颜余庆代为催征，所收得的钱款，虺冲的家人自己用来购买弓箭。颜余庆又给虺冲写了一封书信，信中只是叙述日常寒暄之意，并说债款无法追征到手。冯敬同就以这封信作为证据加以告发。武太后下令殿中侍御史来俊臣就此案进行推问，来俊臣推问后确认代为征债一事属实，而购买弓箭一事并非颜余庆经手，但仍然上奏说颜余庆与虺冲同谋造反。此案审理断决时正逢永昌年间的大赦，赦令称与虺贞同恶为首的元凶已经全部被处死，其未被查出的从党，都从宽赦免，于是依照律法改判颜余庆流刑三千里。侍御史魏元忠上奏说："颜余庆为虺冲催征债款，是与其同谋叛逆之事相勾结，加上又与之书信往来，这就不是普通从党。请求处以斩刑，家产人口一并籍没。"皇帝下敕依此办理。徐有功坚持上奏说："谋反是大逆之罪，罪该满门抄斩，即便灭其宗族也不足以偿还其罪过，何况仅是没收其家产就足以问责了呢。如今依据颜余庆的罪状，他多与虺冲有所往来，替虺冲催讨债务，违反敕令是事实，与虺冲书信往来也确有证据。但此事既然遇上永昌年间的大赦，依颜余庆的罪状本应予以宽宥。依据永昌元年赦令说：'与虺贞等同恶的党徒，为首的既已一并处死，那些尚未被查出的从党，特予以赦免。'仔细分析'魁首'这两字，在制文中并非没有专门的指向。《尚书》说：'消灭那为首的元凶。'《名例律》说：'首先谋划的人是为首。'魁，就是首领；首，是最初谋划者。首领和首谋这些明显暴露的人，已经一并伏法处死；余下的分支党羽尚未被查出的，特予以赦免宽宥。'伏诛'既然标注了一个'并'字，就足以说明魁首已被一网打尽，无一遗漏。颜余庆是在大赦之

译后才被人告发查出，那就应当算是从党。如果颜余庆真是魁首，当时早就应当被处死了。如果他是作为魁首在逃，也应当当即被追捕归案。往前推，他不符合已经伏诛的情况；往后看，他又不同于在逃被捕的那一类，若把他和魁首同样判处死刑，那还有谁能算作从党呢？何况这样非同寻常的皇恩，千载难逢；这样极大的罪过，本该万死却能得以幸生。怎么能让本属从党之人，反而等同于魁首处置；本应得以活命之人，却又被判入死罪之列呢。憎恶邪恶固然是臣子应有的心思，但爱惜生命才是圣人的德行。如今大赦之后却又重新定罪，那还不如不曾大赦；本该活命却又要处死，那还不如不曾饶恕其命。臣私下认为圣明的朝廷理应不会如此行事。恳请依照后来的判决，将颜余庆定为从党，处以流刑。"徐有功当着玉阶跪奏，太后大怒，厉声对徐有功说："你说什么叫做魁首？"徐有功回答说："魁是主要的首领，首是最初的谋划者。"太后又说："颜余庆难道不是魁首吗？"徐有功又回答说："如果他是魁首，那么虺冲败亡的那天，他就应当一并被处死。如今是大赦之后事情才败露，这只能算是从党。"太后又说："他违反敕令替虺冲催收债款，又替虺冲购买弓箭，怎么不算是魁首？"徐有功又回答说："违敕征收债款，确实如圣旨所说；但购买弓箭一事，据案情来看与他并不相关。"太后又说："二月里他替虺冲催债，八月又与他通信，这难道不是同谋吗？"徐有功又回答说："他们所通的书信，依据案卷所载只是寒暄问候之语。原信搜查未获，颜余庆先前已经陈奏过了。通信和征债这两件事，都只能算是从党的行为。"太后的怒气稍稍消解，于是说："你再仔细审问一下，究竟是不是从党，再来奏报。"当时在场供职侍奉的百官和值守的仪仗卫士共有两三百人，无不吓得两腿发抖，而徐有功神色不变，应对没有差错，众人都佩服他胆识过人、正直不屈。

已故左相苏良嗣去世之后被人告发谋反，他的儿子苏践言、苏践忠、苏践义，推事使、金吾将军丘神绩上奏说应依法判处绞刑，皇帝下敕依此办理。不久又有敕令说："苏良嗣从前多次被人告发，查验属实并非虚妄。朕因为他年事已高，情谊深厚亲密，掩盖了他的恶行，始终没有揭发。等到他归葬地下之时，还特意备办了丧礼的礼仪。没想到因儿子的缘故重新揭发出他先前谋逆的踪迹，主管官员依法论罪，请求施加开棺戮尸的刑罚。朕念及他往日的功劳和情分，又顾念旧日的情谊深厚，因此在赦免囚犯的条例之中，特别降下非同寻常的恩泽。以此对枯朽的尸骨延续恩德，让幽冥中的亡魂也能沾得润泽。特此免除开棺戮尸的刑罚，宽恕其家产籍没的处罚。"大理少卿郭奉一等人上奏说："苏良嗣犯下谋逆之罪、但已先行去世，依照敕令免除开棺之刑，怜悯宽恕免于籍没家产，而他的儿子苏践言等人因缘坐之罪，既然敕令中没有明文提及，请依法判处绞刑。奉旨依此办理。"徐有功坚持上奏说："苏践言、苏践忠，是苏良嗣的儿子，因其父谋逆之罪，都应当处以绞刑。但敕令中说：'曲法申恩，特降非常之霈。'又说：'念劳志切，惟旧情深，特免斲棺之刑，宽其籍没之典。'这两处都用了'特'字，可见这恩德确实非同寻常。父亲既已免除开棺之刑，儿子就没有理由因缘坐而处死；既已宽恕了籍没家产的处罚，理应彻底断绝没收其家产的做法。依据《名例律》：'因罪人而致罪的，若罪人遇恩赦而被原谅减刑，也应依照罪人被原谅减刑的办法处理。'又说：'即使缘坐的家属人口已被判决配没，但如果罪人本人得以赦免的，家属也应一并赦免。'开棺之刑本是因为其父谋逆，儿子因父亲而被判处绞刑，如今父亲既已特蒙皇恩宽宥，儿子便不应再受一般律法的约束。苏践言等人不应当因缘坐而被处死。恳请上奏定夺。"皇帝下敕说："苏践言等人依缘坐之罪应当处死，但朕爱惜生命、厌恶杀戮，不忍心加以刑罚，应当特别免除死罪，改判流放。"

逆臣丘神绩的弟弟丘神鼎和他的儿子丘晙，被奴仆羊羔告发谋反。司刑司直刘志素审理此案，上奏说："丘神鼎本身担任文职官员，家中却有黑色的袄子，这本是武人所穿的衣服，如果不是心怀叛逆之志，打算投奔豫州，是不应当无故制作这种衣服的。而且他烧毁反状文书这一点很明显，请求交付司法处理。"审理判决为："丘神鼎处以斩刑，家产人

译口一并籍没。"徐有功批复说："丘神鼎，是丘神绩的弟弟。兄长谋反，弟弟依律应当没入官府为奴。凭案卷进行推断，事迹本可查验，但要据此定案判罪，理据实在难以站得住脚。羊羔说丘神鼎打算投奔豫州，并且做了两件黑色的袄子。就算此事属实，此事也发生在大赦之前，何况其中还多有虚妄之处，又拿什么作为依据呢？以前即便真有此事，如今才来告发，依照赦令和敕令，都不应当再加以推究定罪。仅凭有人给丘鼎做了黑衣，就说是要谋反；司法官员因他烧毁了文书，就断定他图谋叛逆。臣私下认为，这样的做法，实在有失于苛刻严酷。况且衣服有五种颜色，人们各随自己的喜好选用，武人一旦穿上，难道就一定分黄黑颜色的界限？烧毁书信虽然不在大赦之前，但推问查究理应穷究到底，有人说是《周易》，忽然又说是占卜之书；既然说是抛在厕所里，又说是丘鼎自己撕破的。这封信既然已经有了明确的标注，就不是谋反的书信；如果一定说是谋反的书信，那这信里到底说的是什么事呢？是登记的簿账，还是谶纬图书，最终都没有查证清楚，也没有本人承认的口供，就要判处斩刑，还要籍没他的家产。请求再次仔细审察，务必使判决得当。"刘志素又批复说："丘鼎谋反，早就心存包藏之意，绝非只有此一件事，也不止今日这一次。虺贞在豫州起兵作乱那年，丘鼎当时任期已满，在神泉任职，依照规定他家安在西京。按理返程时应当直接回家，可他却为了与虺贞相呼应，绕道从水路南下嘉州，又转往荆州、襄州，一路上多有耽搁停留，前后耗时竟达一年之久。他听闻豫州举兵起事的消息后，立即连夜赶往唐州。行至靠近荆河交界的悬泉馆，就与他的儿子丘晙一起做了黑色的褐色袄子，打算充作作战的服装，可见此事正好与叛乱相呼应。等到听闻虺贞兵败的消息，又连夜奔回神都，随即把袄子布施给了天宫寺。这明显说明当初制作这些袄子就是为了谋反。近来在他哥哥丘神绩谋反之事败露之后，他又烧毁了那封谋反的书信。这样的人如果不诛杀，那还有谁的谋反罪应当被处死呢？况且陛下圣德哀怜矜恤，重新命令来俊臣中丞再次复核，追问那个奴仆并审问丘鼎，案情推勘得越发清楚明白。论其本来的罪过，本该判处万死。徐丞在内纵容包庇奸邪之人，对外却假称在为其平反冤屈。臣是奉敕令要推究出谋反者的真实情形，怎敢隐瞒不言。"审理判决又依照先前的意见判定，上报给刑部详议。判文下发后，员外郎郑思齐批示说："凡是判定罪名，必须要有明确的事实依据。含糊不清地做出判决，斟酌之后定下刑罚，司刑寺这样上报，实在很不合理。要想召集众人商议，就必须先弄清楚议论的缘由，判文中都没有说明依据，那要商议什么呢？应当查阅所依据的案卷，取得足以凭信的证据和理由，处理妥当后再上报。"审理判决又依照先前的意见判定。徐有功又批复说："大赦之前的事，纵然属实也应当赦免；大赦之后的谋反情状，尚且没有分辨清楚。如果不是谋反，为什么要烧毁书信？依法而论不能凭空臆测。假使确实知道有谋反之事，审问查究时为什么不能具体说明？当时的判案文书含糊不清，事后奏报时又斟酌处理（"●"字缺，音同"薎"）。人命关天，一旦处死就不能再生；国家的法度必须公平，罪轻的不应该被判以重罪。恐怕这样会有违于哀怜有罪之人的仁德，也会亏损网开一面的慈悲。以臣愚见，请再加以斟酌考量。"刘志素又批复说："丘鼎谋反，与虺氏一族同谋，包藏祸心已久，又与逆党相互勾结。徐有功舞文弄法、曲解律条，实是袒护逆党、不忠于朝廷，批复驳回是想放纵谋反之人，每件事都只希望侥幸放人，不去查究判案的依据，就轻率地加以批驳。批驳理应有法律条文的依据，怎能法外行事、随意批准。请求依据我刘志素所批的文状，与徐有功故意纵容逆党的行为作出评判，即请上报刑部及御史台，召集众官员共同商议。"皇帝下敕依此办理。得到春官员外郎杨思雅等一百一十七人的意见，都赞同徐有功的看法，认为应当按缘坐处置为宜；又得到夏官尚书杨执柔等一百二十二人的意见，都认为没有谋反的实据，应当另派得力的使者重新推问。依照众人商议的意见，奏请派遣五品官员为使者。推事使杜无二上奏说没有谋反的实据，依照赦令的先例予以释放处理。

汾州司马李思

译顺，是临川公李德懋的儿子，被韦秀告发说："李思顺曾与我私下交谈时说，汾州有五万户人家，管辖十一个府，大多崇尚僧侣，喜好设斋持戒。《大云经》上说：'理应恢复李思顺的好运，李家排行第三第五的儿子年少有为。'李思顺恰好排行第三，兄弟共有五个。"监察御史李恒等人上奏说："据查李思顺暗中图谋不轨，心怀祸心，经过审讯查明他引用唐朝兴起的谶语和征兆，又暗合谶纬预言。请求依法处以极刑。"皇帝下敕依此办理。司直裴谈判决："处斩刑，家产人口一并籍没。"主簿程仁正批复说："应当依照妖言惑众之罪处以绞刑。而且他只是向韦秀一人说了这些话，谈不上是蛊惑众人，应当判处流放三千里。"裴谈又判道："请依照先前的判决上奏。"焦元亶批示说："退回司刑寺重新商议。"徐有功评议说："图谋危害国家社稷的，罪当以谋反论处。自己陈述吉祥的征兆，则以妖言之罪论处。谋反依斩刑处置，妖言依绞刑论处。律法有明文规定，犯罪需依据明确的罪状定罪。罪状既在，就不能超出罪状之外去判决；律文既在，就没有理由弃而不用。如果违背罪状而判定刑罚，抛开律文而断决案件，那就好比骑马却不用马衔和缰绳，河水泛滥又何必用堤坝去防范呢？如今主审官员是以谋反之罪来判决，主管官员批驳时改用妖言之说；不耻下问，正是我私下想要效法的做法。李思顺解说《大云经》，韦秀说他私下讲的话，这明显不是当众所说的话。私下的谈话本不应当被人知晓，事情真假只凭韦秀一人的说辞，是非曲直更没有别的证据可以印证。纵然他确实解说了'三五年少'这样的话，也只是自己陈述吉祥的征兆罢了。这既不同于图谋叛乱的行迹，本来也不是背叛朝廷的事情。如果按谋反之罪论处，籍没他的家产，那便是在罪状之外硬加罪名，怎能说是依据罪状本身来判决呢。请依照程仁正的批复，以妖言惑众但不足以蛊惑众人论处，判处流刑三千里为宜。"焦元亶批示说："应当上报刑部请求评议。"右台中丞李嗣等二十人评议说："请依照王行感的先例，判处流刑二千里，以求判决标准统一。"守司府卿于思言等六十三人评议说："应依照徐有功的意见判决。"上奏后，皇帝下敕说："李思顺心怀奸邪，妄言谶纬图谶。仅就他所犯的罪行而言，本应处以严厉的刑罚；但因他已经去世，特免除籍没家产之罚。"因徐有功的评议，李思顺家最终得以免于抄家。

推事使顾仲琰上奏说："韩纯孝接受叛贼徐敬业伪授的官职，一同谋反，他本人已先行死去，其家产人口应当依缘坐之罪处理。"皇帝下敕依此办理，判处案审后韩纯孝家产人口一并籍没。徐有功评议说："依照《贼盗律》：'谋反者处斩。'处斩这一条是针对本人还活着的情况而言的，人已经死了，就没有斩刑可言了。缘坐本来就是依据处斩之罪而设立的，既然没有斩刑，又怎么能有相应的缘坐呢？'缘'是指因罪人本人的罪而牵连获罪，'因'是指因他人的罪行而受牵连。所犯之罪并非自己所犯，依照惯例都属于因缘牵连之列。所牵连的本人已先去世，所依据的罪行理应减轻。减轻最多也只到徒刑，而且徒刑之罪又多次遇上大赦恩典。如今却判决没入官府为奴，不知是依据哪一条法律条例。如果情节实在难以宽恕，皇帝下敕命令戮尸，除此之外，按理是说不通的。臣想到逆臣独孤敬同、柳明肃这一类人，本人先已死去，都没有获准再加以推究。臣不敢比附敕文行事，只是想要看到一贯适用的先例。核查此事尚且不被允许，家产人口又怎能容许没入官府呢？"上报复核后，依照徐有功所议，判为释放。此后援引这个先例而免于籍没的，共有二三百家之多。

推事使上奏说："瀛州人李仁恒等三十七人，被人告发谋反。"审理判决为："全部处以斩刑，父母、妻子儿女判处流刑三千里。"徐有功坚持说："玄淑里的里正元得因为家族祖辈之间的纷争，双方互相告发，有的口称对方谋反叛逆，有的说对方要投奔叛军。谋反必然要有同谋之人，投奔叛军难道就没有相互勾结的伙伴？既没有同谋、也没有勾结，只凭口头相互指斥、口头陈述，就以事实论处，实在也过于苛刻。原本就没有什么真凭实据，星象文书原本就众说纷纭、互不一致，纵然确实有过谋反的言语，也只是恨对方冒用了自己的宗族姓氏而已。因为怨恨而说他谋反，这正是口头随意的陈述；同伙徒党完全

译没有，明显不是真实的谋反。《贼盗律》说：'口头说出想要谋反的话，心中却没有真正实行的计划的，判流刑三千里。'律疏说：'口头说出想要背叛的话的，判杖刑八十。'依照告发的状词，都只是口头上的言语；追究其犯罪的实情，都不是内心真正的图谋。臣忝任商酌定夺之职，认为应当以此定罪最为恰当。如果不采用臣的意见，就请按臣的浅见处理。如果这样处理仍觉不妥，最终还需重新审理。"上报之后，皇帝下敕依此办理。得到宗君哲的意见，说："查无谋反实据，请依徐有功的意见，判处流刑三千里。"皇帝下敕依此办理，后又遇大赦而全部得以赦免。

御史郭弘霸上奏说："宕州刺史皇甫怀节，被芳州司仓薛璟告发，说他与本州刺史李思征一同谋反。"审理判决为："处斩、籍没家产。"徐有功批复坚持己见说："李思征，掌管芳州事务；皇甫怀节，分掌宕州事务。因羌人叛乱，二人奉命出兵讨伐，皇甫怀节偶然与李思征相见，屏退左右私下交谈，就有人怀疑皇甫怀节与李思征同谋。同谋必须要说明具体的图谋内容，私下交谈也应当有具体谈话内容的证据。谈话内容既没有具体的说明，图谋也就无从谈起。李思征已经伏法处死，此事丝毫没有牵连出他，薛璟本人因罪案发之后，才开始告发此事。薛璟本来与李思征有共谋的情节，又说皇甫怀节与李思征相互勾结，说是皇甫怀节曾与李思征私下交谈，谈话的内容薛璟本应知晓，可李思征在世时对这些谈话内容并不知情，李思征已死，又有谁能证明确有谋反的言辞？哪有比州刺史奉朝廷之命讨伐羌人，白天进入州城，官员按礼参谒，偶然与李思征相见，就被判定是在商议谋反的道理呢。审案要依据情理，从未听说过这样的道理。羌人败逃出境，已经没有敌军可以攻打，所率领的军队，留着还有什么用，因此才将军队解散，反而把这当作谋反的证据。皇甫怀节如果真打算谋反，就更应当征调军队，可是已经聚集起来的军队，为什么又要放散呢？这不是诬陷的情形，到此就更加清楚明白了。皇甫怀节依据案情并无谋反之实。请另派使者重新审理。"最终查无谋反实据，但因发兵迟缓，判处以官职抵罪。恰逢大赦，全部予以赦免。

推事使、左台监察御史卢偡上奏说："询问告发之人赵推之，得知他曾写下亲笔状词交给唐子产，让他去告发长孙仲宣，说他实际上并不知晓事情的原委。依照对唐子产的审问，得到他写给赵推之的亲笔状词，让他告发长孙仲宣家中私设炉灶，图谋打造兵器，谋反属实。而长孙仲宣是唐子产的亲舅舅，因为唐子产先前曾与舅舅家的一个婢女成蹊私通，长孙仲宣知道后，就骂了唐子产一顿，因此唐子产便诬告长孙仲宣。"审理判决说："依照法律：'诬告他人谋反大逆之罪的，处斩；从犯，处绞刑。'又有条文说：'教唆他人告发的事情属虚假的，应当反坐；属实的，应当受赏。都以告发者为首犯，教唆者为从犯。'赵推之作为首犯，处斩；唐子产作为从犯，处绞。"赵推之在狱中告发密事，因此得到面见皇帝的机会，就趁机诉说自己的冤屈。武太后说："赵推之得到唐子产的亲笔状词，才去告发的。至于唐子产的供词有虚假，这本是唐子产自己的罪过，怎么能因此错判把赵推之处死呢。应当命令停止执行，重新审理判决后奏报。"徐有功再次坚持说："赵推之所告发的谋反缘由，本来就是从唐子产那里得来的。奉敕令推问查证后，查明确属诬告，交付司法定罪，已经判处斩刑。上奏文书刚要临刑执行，圣上恩旨下令停止。圣上是因为唐子产的供词有假，就要把赵推之枉杀。但教唆他人告发之事，律法有明文规定，被告发者为首犯，教唆者为从犯。如果所告之事属虚假而受到惩罚，赵推之理应受到重罚；如果所告谋反属实而论功行赏，唐子产才应受到微薄的奖赏。律法设立这样的制度，本来是为了防止有人逃避罪责、争抢功劳；作为司法官员，本应恪守律文、依法办事。"皇帝下敕依所奏办理。提拔徐有功为侍御史。

长寿二年，皇帝下敕说："犯公罪应判流刑、犯私罪应判徒刑以上，遇到大赦本应免除死罪的人，都限定在大赦之后一百天之内自首。如果不自首，依法定罪。"徐有功认为，犯罪尚未被发觉，允许自首而予以原谅，是合理的。哪有罪行尚未被发觉，却要限定百日之内自首，不自首就依法定罪的道理？他深

译感这样做十分不妥，于是上奏说："《周易》说：'雷雨大作，天地舒解，君子因此赦免过失、宽宥罪过。'《论语》说：'人谁能没有过错，有过错而能改正，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如今陛下颁布了非同寻常的恩典，宽宥了应判死罪的人，凡是已经被发觉的，一律赦免，这是要开启人们改过自新的心意，打通他们重新做人的道路。怎能容许大赦之前尚未被发觉的罪行，在大赦之后却又必须让本人自首呢？况且《斗讼律》说：'用大赦之前的事情相互告发的，以其所犯之罪治罪。'如果没有人告发揭露，所犯的罪行终究无从自行败露。如果告发大赦之前的事情，依律以其罪治罪。如今大赦之前的事情，不自首的人，仍旧依照法律论罪，那么国家宽赦的恩典，就只是白白颁布于天下罢了，等于是说天下万万有罪之人，没有一个能真正沾得赦免的恩泽。虽然西郊已经乌云密布，但滋润的甘霖却始终没有降到南边的田地上。臣愚见以为，陛下不应当采取这样的做法。从长治久安的角度考虑，这样做实在很不妥当。臣忝居耳目之职，谬任驳正纠错的司职，明知不妥而不加以指出，正是失职，因此就在今天提出。恳请陛下垂恩，将臣的这一意见，交付百官集体商议，探讨其中利害得失的情形，写出可行与否的道理来奏报。这样才能使刑狱不再繁乱，百姓不再心怀怨恨。"太后说："前代帝王的做法可以马上执行，能通晓道理即可，我要自创先例，你所奏的不必再议。"徐有功又上奏说："陛下圣明独断，说要自创先例，臣不敢再多说什么。但臣请求交付群臣共同商议，不知能否允许商议？"太后说："命五品以上官员商议后上奏。"当时人们都赞叹他敢于忠言直谏。

徐有功前前后后据理力争、纠正了六七百家的重大冤案，因此屡次遭到弹劾，也曾多次经历审查，但他每次应答对质都据理力争，最终都被证明无罪。当时正逢周唐易代之际，将相之间充满阴谋，凡是被牵连的，不是他们的父兄，就是他们的子弟，事情往往被人揭发，大多被人告发，朝廷派使者推问审理，一旦查实便可获得官职赏赐。因此告密的人和推究案情的官吏，趁机相互诬陷构陷，一同做出许多苛刻残酷之事。在新设立的总监狱之内，洛州牧院之中，接连造成许多秘密的冤狱，相互织成严酷的法网，堵塞门窗，用粗大的杖刑和大枷来惩治囚犯，追捕拘押，不分早晚，用火把包围住宅，用刀棒堵住门口，严刑拷打，不招供就不放人。来俊臣曾经亲自斩杀云弘嗣，也亲手杀死张虔勖。郭弘霸传送李思征的人头，王弘义也曾枭首毛玄素的头颅。朝廷内外人人屏气凝神，路上的人相遇也只能用眼神示意而不敢言语。在这样的时局下，谁还敢忠诚正直呢？徐有功却在这群邪佞、众多阿谀之人的身边，独自屹立不倒，坚守法度、不为所动，在士人之中或褒或贬，在朝堂之上慷慨陈词，始终如一，无论境遇顺逆都不曾改变。因此那些执法酷烈的官吏和诬告陷害之人，对他的憎恶甚至超过了仇敌。徐公的事迹，都是潘好礼编纂记录下来的。中宗神龙元年三月下诏，因徐有功执法公正宽厚，追赠他为越州都督，并授予他一个儿子官职。

论说：仔细考察徐大理判决案件的做法，自古以来没有像他这样的人，哪里是张释之、于定国、陈宠、郭躬所能相提并论的，姑且简要举出他们的事迹来说明。况且这四位大臣所侍奉的，大多是贤明的君主（西汉的张释之，是文帝时任廷尉；于定国，是宣帝时任廷尉；东汉的陈宠、郭躬，是章帝时任廷尉：这些人都遇上了仁德贤明的君主），他们确实能够竭尽公心，因而也能够全力尽忠职守。如果遇上君主本就有心求治，那么他们所行的正道就比较容易推行。而武太后篡改朝代，想要人人顺从自己，假借周朝之名而行专断之政，寄寓私情而残害唐朝的旧臣。徐有功却在这样的时局之中，仍能够定案是非曲直、执法坚守正道，救活的人命数以万计；将要被处死的人又能得以赦免，屡次触犯逆龙鳞而不惧。由此说来，他的德行操守远远超过了前代的诸位贤臣。徐

译大理有功任职多年，长期担任司法官员，历任秋官郎中、司刑少卿，后来被追赠为大理卿。他前后昭雪的冤案很多，被酷吏薛季昶等人上奏诬陷他党附凶逆之人，武则天大怒，交由司法部门判处死刑，三次被判处死罪。像张、于这些人，又哪里比得上他所经历的艰难呢。

译神龙元年正月，韦月将上书告发变故，控告武三思图谋叛逆。中宗大怒，命令将他斩首。大理卿尹思贞以正值万物萌发的月份为由，坚持奏请认为不可行刑，最终改判杖刑流放岭南。武三思命令有关人员用非法手段害死尹思贞，尹思贞又坚决抗争。三年，节愍太子诛杀武三思事变之后，那些受牵连获罪的人都被判处流放，尚未执行，有韦氏一党暗中上奏请求将他们全部诛杀。皇上命人审理判决，大理卿郑惟忠上奏说："如今大案刚刚判决，人心尚未安定，如果再重新审理改判，必定会一个接一个地引起恐慌，那么心怀疑虑不安的人就无法自安了。"于是依照原判执行。

开元二年八月，监察御史蒋挺有所过犯，皇帝下敕在朝堂上对他施以杖刑。黄门侍郎张廷珪坚持上奏说："御史是宪司中清廉声望之官，是朝廷的耳目之官。有罪应当处以流刑就流放，不可以施以杖刑，这种人可杀而不可辱。"十年八月，冀州武强县令裴景仙犯下索取财物之罪，赃物累积达五千匹。事发后，皇上大怒，下令召集众人将他处死。大理卿李朝隐上奏说："裴景仙的罪是索取赃物，罪不至死。而且裴景仙的曾祖父已故司空裴寂，当年参与开国大业，是首位参与建立元勋的功臣。载初年间，家族无辜遭难，他的兄弟们都被诛杀，唯独裴景仙一人幸存，如今是嫡系继承人。按照他所犯的赃罪本不当死罪判处，依律法他的情况还属于可以请求宽宥的条款之列。对十代之内的贤者后代加以宽宥,他祖上的功勋确实应当记取；一门若因此绝嗣，情理上也令人哀怜。希望能宽免暴尸于市的极刑，让他改服流放边疆的劳役，这样既不废弃旧日功勋，又能公平地执行法典。"皇帝亲手写诏书不予准许。李朝隐又上奏说："量刑轻重都有法律条文，臣下应当遵守。枉法而收受财物，十五匹便处以死刑；索取财物作为赃罪，即使数千匹也只判流刑。如今如果索取财物获罪，就要处以斩刑，那么以后再有枉法当科罪的人，又该用什么刑罚呢？我这样做是为国家珍惜法度，希望能坚守律文,不是敢用法律来迁就个人，曲意怜悯裴景仙的性命。当年魏国苑囿中射兔冒犯、汉朝桥上惊扰马匹之事，起初震怒于皇威赫赫，最终都依从了众议宽宥。这难道是皇威不能施展吗？只因法律贵在恒常不变。而且裴景仙的曾祖裴寂,被定为开国元勋，恩宠加倍于常人。如果裴寂的功勋都被抛弃不顾，而对裴景仙的罪特别加重，那么当年叔向的贤德又哪里值得称颂,若敖氏的鬼魂岂不是要挨饿了吗？希望能舍弃罪过，念及功勋，恩准以天恩宽宥。"于是判处杖一百，流放发配。

　　赦宥　周　汉　后汉　北齐　大唐

《易经》蒙卦说："初六，启发蒙昧,利于用刑罚约束人，用以解脱他的桎梏，如果继续用刑则有所憾惜。"《象传》说："利于用刑罚约束人，是为了端正法度。"又，解卦说："雷雨兴作，是解卦之象，君子因此赦免过失、宽宥罪愆。"

《虞书》说："宽宥过失不论多大，惩治故意犯罪不论多小。因过失而犯的罪，即使大也一定要宽宥；不忌惮而故意犯罪，即使小也一定要惩罚。罪责有疑问时从轻处理，功劳有疑问时从重奖赏。刑罚有疑问就从轻，赏赐有疑问就从重，这是忠厚到极点的做法。与其错杀无罪之人，宁可犯下不遵常法之失。"

《周官》司寇说："三刺、三宥、三赦的法度：一是询问群臣，二是询问众官吏，三是询问万民。'刺'，就是杀。经过三次询问后罪行确定，就杀了他。听取民众所建议的可刺可宥的意见，来施行上服、下服的刑罚。'宥'，是宽宥的意思。众人说该杀，就杀他；说该宽宥，就宽宥他。上服，指劓刑、墨刑；下服，指宫刑、刖刑。第一种宽宥叫'不识'，第二种宽宥叫'过失'，第三种宽宥叫'遗忘'。'不识'，是指愚昧之人没有识见。'过失'，就如律法中'过失杀人不判死罪'的情形。'遗忘'，如仇人本应向甲报仇，却见到乙，误以为是甲而杀了他。第一种赦免叫'幼弱'，第二种赦免叫'老耄'，第三种赦免叫'憃愚'。"又说："国君经过集市时，被判刑的人可获赦免。"

《吕刑》说："五刑判决有疑问的可以赦免，五种罚金判决有疑问的也可以赦免，务必要审察清楚。刑罚有疑问就赦免改为

译罚金,罚金有疑问就赦免改为免罪。应当清楚审察，能够查明其中的道理。墨刑有疑问就赦免，罚以一百锾；'刑疑，则赦从罚'，就是这个意思。六两为一锾，锾是黄铁。劓刑有疑问就赦免，罚金加倍；加倍为二百锾。刖刑有疑问就赦免，罚金加倍再加一半；加倍再加一半，指加倍再加一半，为五百锾。宫刑有疑问就赦免，罚一千锾；宫刑是仅次于死刑的刑罚。按五刑排列，先轻后重逐渐排列至最重，是事理所应当的。大辟死刑有疑问就赦免，罚一千锾。"五刑有疑问，各自转入罚金，不因刑罚等级递减而互相牵连，这是古代的制度。

《礼记》说："案情有疑问的狱讼，广泛地与众人共同商议，众人都有疑问的，就赦免它。"

管仲说："文治有三种宽宥，武治则一律不赦。赦免的做法，起初容易而后来困难，时间久了就抵不过它带来的祸患；法治的做法，起初困难而后来容易，时间久了就能承受不尽的福泽。所以恩惠，是人的仇敌；法度，是人的父母。凡是赦免，都是小利而大害的事；不赦免，都是小害而大利的事。盗贼不能被制服，善良的人就会危险；法律禁令不能确立，奸邪之人就会繁多。所以赦免，就如同奔驰的马匹松开了缰绳。"

汉景帝四年下赦令："有犯死罪而愿意接受腐刑的，准许。"腐刑，就是宫刑。男子割去生殖器后不能再生育子女，如同腐朽的树木不能再结果实一样。

后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大司马吴汉病重。皇帝亲自探视，问他有什么想说的话，吴汉回答说："臣没有什么见识，只希望陛下慎重，不要轻易赦免罪犯罢了。"

章帝章和元年，赦免天下囚犯，凡在四月丙子日以前的一律减罪一等，不再施以笞刑，改送往金城戍边，但诏书没有涉及那些逃亡在外尚未被发觉的死刑犯。郭躬上密奏说："圣上恩德减免死刑让他们戍边，是看重人命。如今死罪逃亡在外的犯人无虑万人，《广雅》说："无虑"就是大概、总共的意思。而且自赦令颁布以来，捕获的逃犯很多，但诏令没有涉及他们，都应当从重论处。臣认为陛下的恩泽无所不施，认为赦令之前所犯死罪、而是在赦令之后才被拘系的人，都可以不再施以笞刑而送往金城，以保全性命，这对边境各处也有益处。"皇帝认为很好，下诏赦免了他们。

安帝永初年间，尚书陈忠上奏说："母子、兄弟互相代替受死的，应当允许，并赦免被代替受死的人。"皇帝依从了这个建议。

北齐，颁布赦令那天，武库令在阊阖门外右侧设置金鸡和鼓。将囚犯集中到宫阙前，敲鼓一千声，解除他们的枷锁，放他们离去。

大唐律令说："颁布赦令那天，武库令在宫城门外右侧设置金鸡和鼓，将囚犯集中到宫阙前，敲鼓一千声完毕后，宣布诏命放人。赦书颁发到各州，用绢书写下发。"律文说："遇上赦令及降罪减等的，盗窃者按照枉法罪仍要追征正赃，其余赃物中不属于现存及尚未在收赎期限内送交的，一并依照赦令或降等原宥处理。"

武德四年，平定王充、窦建德之后，大赦天下。不久却又追究他们党羽的责任，一并下令迁徙发配。侍书侍御史孙伏伽进谏说："这个月十三日发布的雷雨大赦制书，既然说'常赦所不能赦免的罪一律赦免'，这不仅是赦免他们的罪过，也是与天下人的一种约定，允诺他们可以重新做人。为什么王充、窦建德部下在赦免之后又要将他们迁徙呢？这是陛下自己违背了本心，又想让下面的人怎么效法呢？依臣愚见，凡经赦令应当免除责罚而又想迁徙发配的人，都请予以释放，那么天下人就非常幸运了。"

贞观二年七月，皇上对侍臣说："凡是大赦，只会惠及不守法纪之辈。古语说：'小人的侥幸，就是君子的不幸。''一年之内两次大赦，好人也会有苦无处诉说。'凡是养护稗草莠草的，就会伤害禾苗庄稼；施惠给奸邪凶恶之人的，就会残害善良百姓。从前'文王制定刑罚，对这类罪行绝不赦免'。所谓小仁,恰恰是大仁的祸害。所以我自从拥有天下以来，很少施行赦免。如今四海安宁，礼义盛行，屡次赦免就会使愚昧之人常存侥幸之心，只想犯法而不知悔改，因此应当慎重对待赦免。"

天宝十三载二月赦文说："被降职外放的官员先前遭遇父母丧事的，都不得离任守孝。孝道之义，尚未能够广泛通行；从情理上说，实在令人哀怜同情。如有这类情况，应当一律放归，仍需申报尚书省，计算到服丧期满之日，再依法

译处理。从今以后，编入常规条例执行。"

　　禁屠杀赎生附　大唐

武太后圣历三年，下令禁止屠杀。凤阁舍人崔融上奏议说："春天生长、秋天肃杀，是天道的常理；冬天打猎、夏天护苗，是国家的大事。豺狼捕祭走兽，水獭捕祭鱼类，这都是自然的道理。祭品一是用于祭祀天地祖先，二是用于宴请宾客，这是不可改易的道义。上自天子，下至平民百姓，无不挥动屠刀，用鼎烹煮肉食，用来充实厨房膳食。所以能够使幽冥与光明相感通，人与神相和睦，历代千万帝王，途径不同而归宿相同。如今禁止屠宰，杜绝射猎，三面驱猎的古礼无法施行，一切都不许可，恐怕将违背圣人通达的教诲，扰乱明君善治的常道，这是第一个不可行之处。而且江南各州，正是以捕鱼为生计，河西各国，以肉食作为斋供，一旦禁止，就会加倍产生劳苦弊端，富人尚未改变习惯，穷人更难以承受，这是第二个不可行之处。再加上贫贱之人，以宰杀牲畜为营生，如果失去这项家业，性命就难以保全，即使每天处死一人，最终恐怕也难以完全断绝，只会更加助长恐吓，滋生奸诈欺骗，表面上有禁止屠宰的名声，实际上暗中操刀屠宰的人仍然很多，仗势逐利、互相依附，请托说情之事纷纷不绝，这是第三个不可行之处。虽然爱惜生命厌恶杀戮，是君子的小恩小惠；但考察古今之事，这并不是治国的根本大计。只要能顺应月令时节，遵奉天道常经，行事合乎礼仪，从容合于刑法典章，自然人人能保全本性，万物能顺遂生长。又何必非要变革制度，才算尽善尽美呢？"禁止屠杀，来使飞禽走兽存活，也如同赦免宽宥一样，用来救济生民，所以附录在这里。以下同此。

景龙元年，派遣使者前往江淮一带，分道购买放生，用当地的官府财物充作代价。中书舍人李乂上疏说："江淮水乡，以捕捞为业，鱼鳖带来的利益，是百姓所依赖的生计。虽说朝廷的恩泽有所惠及这类微贱之物，但这种成全生命的恩惠却未能真正惠及平民百姓。为什么呢？江湖之中物产丰饶，鱼类生育繁衍不受限制；而府库之中的财物，用来供给却容易枯竭。花费如果少，那么能救济的又有多少呢；耗用如果多，那么日常的开支就会出现缺额。与其救助鱼鳖等物，哪里比得上体恤百姓呢？况且贩卖生灵的人，只看重利益，钱财每日流入，网罟每年增多，一时之间做这件事，他们经营牟利反而百倍增长。不如把用于救赎生灵的钱物，转用来减免贫苦无告百姓的徭役赋税，治理国家、爱护百姓，这样带来的福泽胜过前者。"

二年九月敕令说："鸟雀昆虫之类，不得擒拿捕捉，来求取放生的功德。违犯的人先杖责三十。应命令金吾卫及州县市司严加禁止查处。"

《通典》卷第一百七十　刑法八

　　宽恕　囚系　舞紊　峻酷　开元格

　　宽恕　殷　汉　后汉　宋　大唐

商汤外出到郊野，看见张网四面捕猎的人，商汤说："唉！这样就把猎物都捕尽了。"于是撤去三面的网，只留一面，并祝告说："想往左的，就往左；想往右的，就往右。不听从命令的，才进入我的网中。"诸侯听说这件事后说："商汤的德行真是到极点了！竟然惠及禽兽。"于是纷纷背叛夏桀而归附商汤。

汉文帝二年，颁布诏书说："如今法律中有诽谤妖言的罪名，这使得众臣不敢畅所欲言，而皇上也无从听闻自己的过失。这样如何能招来远方的贤良之士呢？应当废除这条法律！还有人诅咒皇上,先相约共同诅咒，然后互相欺骗诡辩，'谩'，就是欺骗的意思。起初约定要一起诅咒，后来又互相欺骗诡辩，中途停止，并没有实际的行动。官吏就把这认定为大逆之罪，如果他们还有其他言论，官吏又认定为诽谤之罪。这不过是浅陋之人的愚蠢行为,却因为不知情而抵罪至死。从今以后有触犯这类罪名的，一律不要治罪。"当时的将相大多是旧日的功臣，质朴少文，鉴于秦朝暴政的祸害，致力于宽厚待人，以谈论他人过失为耻。这种风气盛行于天下，相互告发揭发的风气便有所改变。'讦'，是当面指责他人罪过的意思。官吏安于职守，百姓乐于本业，风俗淳厚笃实，法网也变得疏阔宽松。文帝选用张释之担任廷尉，罪行有疑问的都从轻发落给百姓处理,依从轻罪判决。因此刑罚大为减省，以至于全国判决的重罪案件仅有四百件，指的是普天之下犯重罪的人。

译竟有了刑罚搁置不用的风尚。文帝被齐地女子淳于缇萦的话所感动，废除了肉刑。详细内容见肉刑议篇。

景帝即位之初，颁布诏书说："孝文皇帝废除了诽谤之罪，去除了肉刑和宫刑，罪人的妻子儿女不再被没为官奴，德行等同于天地。然而增加笞刑与判处重罪没有什么区别,重罪，指死刑。侥幸没有被打死，也不能再做正常人了。指的是不能自己起居行动。应当修订律法：将笞五百改为笞三百，将笞三百改为笞二百。"即便如此仍不能保全性命。"从今以后，官吏以及各有品秩的人，接受下属所监管、所经办、所率领之人（'行'，指的是巡查考察，音读下更反）用饮食款待并计算偿还费用的，不予论罪。"按所耗费的数额偿还其价值，不予问罪。废除磔刑改为弃市。此前，各种死刑都要在集市上施以磔刑，如今废除了这种做法，如果是妖言谋逆之罪则仍施以磔刑，'磔'，指的是张开尸体示众。有关刑具和刑制见上篇。

宣帝颁布诏书说："从今以后，儿子首先窝藏父母，妻子窝藏丈夫，孙子窝藏祖父母的，都不予论罪。凡是'首匿'，指的是作为谋划的主谋而窝藏罪人。如果父母窝藏儿子，丈夫窝藏妻子，祖父窝藏孙子，罪行判处死刑的，都应上报廷尉请示定夺。"

元帝性情柔仁而好儒学，见宣帝多任用精通文法的官吏，用刑名之术约束臣下,刘向《别录》说，申不害的学说号称刑名之学。所谓刑名，就是按名分要求实际，尊重君主而贬抑臣下，推崇上位而压制下位。宣帝喜欢观察这类事,见君臣篇。'绳'，指的是弹劾治罪。大臣杨恽、盖宽饶等人因言语讥讽而被诛杀。元帝曾侍宴时从容进言："陛下持刑过于严苛，应当任用儒生。"宣帝变了脸色说："我们汉家自有自己的制度，本来就是把霸道和王道杂糅并用。怎能纯粹用仁德教化，效法周朝的政治呢！指姬周的政治。而且庸俗的儒生不通达时势所宜，喜欢是古非今，使人在名分与实际之间感到迷乱,'眩'，指眼花缭乱。不知道应当遵循什么，怎么能够委以重任呢？"于是叹息说："败坏我们汉家天下的，必定是太子啊！"等到元帝即位后，下诏说："法令的制定，是希望它难以触犯而容易避免。如今律令繁多复杂，就连专门研习条文的人也不能弄明白清楚，却想用它来网罗天下百姓的种种过失,'元元'，指百姓，怎能说这符合刑罚适中的本意呢！应当商议将律令中可以删除减轻的部分加以删减。"

成帝河平年间，下诏说："《甫刑》说：'五刑所涉及的条目有三千条，大辟死刑所涉及的有二百条。'《甫刑》，就是《周书》中的《吕刑》。起初是吕侯所定，称为吕刑，后来改称甫侯，所以又称甫刑。如今大辟死刑的条文有一千余条，律令繁多，达一百多万字，还有各种特殊请示和援引比附的做法，日益增多。'奇请'，指常规条文之外，主管官员另外有所请示来定罪的做法。'他比'，指援引其他类似案例来比附援用，逐渐增加律令条文。'奇'，读作居宜反的音。应当命令中二千石、二千石级别的官员、博士以及精通律令的人，商议减少死刑及可以删除简省的条文，使律令清晰明了容易知晓，然后条列上奏。"当时的有关官员没有仲山甫那样明察善断的才能,'自有司以下'，是史家的评论之语。《诗经·大雅》中说，君王有诰命，就由仲山甫来施行；国家有不善之事，就由仲山甫来明察辨别。'将'，就是施行的意思。不能顺应时势广泛宣扬君主的恩德，建立清明的制度，只是搜求细枝末节，'毛举'，指的是拈举细微琐碎的小事。像举起毫毛一样的小事列举了几件，来敷衍应付诏令罢了。'塞'，是应付、搪塞的意思。因此重大的议题始终未能确立。有议论的人有的说，法律难以频繁变动，这是庸人不通达事理，堵塞了治国之道的人的说法。'塞'，指的是不通达。

班固评论说："自建武、永平年间以来，人们也刚刚免于兵祸战乱，怀有安乐生活的向往，这与高祖、惠帝时期的情形相似，而当时的政治致力于抑制强暴、扶助弱小，朝廷中没有作威作福的权臣，乡邑中也没有称霸一方的豪侠。按人口比例来计算，判决的案件数量比成帝、哀帝时期少了十分之八，可以说是清明的了。'十少其八'，是指少了十分之八。然而始终未能称得上可以与古代相媲美，是因为当时的积弊尚未完全除尽，而

译刑法本身也不够端正。"

后汉章帝初年，尚书陈宠上疏说："如今审案的人急于施用棍棒等酷烈的刑罚来加重痛苦，掌管法度的官员又繁于罗织诋毁、放纵滥判的文书，有的借公事谋私利，来逞其作威作福之能。"章帝采纳了陈宠的建言，凡事都致力于宽厚。此后便下诏给有关官员，废除了钻刺膝盖骨等惨酷的刑罚科条，《说文》说："钻，是铁制的凿子。"读音为其炎反。'鋷'读作陟叶反。'钻'，就是膑刑，指钻去膝盖骨的刑罚。解除对妖言邪说等罪的严禁,除去了牵强附会定罪的诉讼案件五十余件。'文致'，指原本无罪之人，被牵强附会而入于法网。此后民风变得和平，屡屡出现祥瑞。当初，陈宠的曾祖父陈咸，在成帝、哀帝年间担任掌管律令的尚书，平帝时，王莽篡位，陈咸父子一起归隐乡里，闭门不出，于是把家中收藏的律令文书，都藏入墙壁之中。陈咸性情仁厚宽恕，常常告诫子孙说："替人商议法律，应当依从从轻的原则，即便有百金的利益，也千万不要与人商议加重刑罚。"所以世人都说陈家执法宽平。元和三年，廷尉郭躬家世代掌管法律，也致力于宽厚公平，判决案件多依从怜悯从轻的原则，并援引经典，处理案件从轻从恕，救活的人非常多。陈宠又核校律令条文,超出《甫刑》规定的一律删除,'钩'，就是稽查核实，读音为工侯反。'溢'，就是超出的意思。上奏说："臣听说《礼经》有三百条，威仪有三千条，《礼记》说："礼经三百，曲礼三千。"郑玄注解说："礼篇大多已经亡佚，本来的具体数目已经无从知晓。"所以《甫刑》规定大辟死刑二百条，五刑所涉及的条目共三千条。礼教所抛弃的，正是刑法所要惩治的对象，抛弃礼教的人，就用刑法来加以惩处，所以说是'取'。失去了礼，就落入了刑，两者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如今的律令，死刑六百一十条，'耐'罪一千六百九十八条，'耐'，是较轻刑罚的名称。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条，超出《甫刑》规定的共一千九百八十九条，其中四百一十条属于大辟死刑，一千五百条属于耐罪，七十九条属于赎罪。汉朝建立以来，已经三百零二年，律令逐渐增多，法律条文没有限制。而且律法有三家不同的解释，各家说法不尽相同。应当命令三公、廷尉重新审定律令，凡是符合经义的，可以使大辟死刑保留二百条，耐罪、赎罪保留二千八百条，一并合为三千条，其余的全部删除,使律法与礼教相应，以便让百姓耳目一新、易于理解，从而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美好局面，将这种制度传之久远。"恰逢陈宠获罪，此事便中止了。

宋文帝元嘉年间，王弘担任卫将军，辅佐朝政，上疏说："同伍之人犯法，没有士人不受连坐问罪的条文，然而每当追究责问时，总有人前来申诉求情。如果经常施予恩惠宽宥，那么法律就会被废弃而无法施行；如果依照事实纠正问责，那么百姓又会觉得痛苦。我认为应当更改这项制度，使它能够兼顾宽严得当的分寸。还有，主管人员监守自盗五匹，普通人偷盗四十匹，都判处死刑，议论的人大都认为量刑过重。应当改为主管人员监守自盗十匹、普通人偷盗五十匹才判处死刑，四十匹以下则降为发配充军。这样既能稍微宽宥人命，也足以起到惩戒的作用。"皇帝依从了这个建议。

大唐高祖当初到达京师时，革除隋朝苛刻严峻的法律，简约为十二条，杀人、抢劫盗窃、临阵背叛、图谋叛逆的判处死刑，其余的全部废除。等到接受禅让之后，下诏命宰相刘文静依据开皇律令加以增减，把大业年间苛刻惨酷的法律全部删除，制定了五十三条，务求宽厚简约，以适应当时的时势。

到太宗初年，命公卿重新商议将绞刑之类的五十条罪，免除死刑，只判断去右脚脚趾，本应判死刑的人大多因此得以保全性命。太宗不久又怜悯受刑者所受的痛苦，对萧瑀说："前代不施行肉刑已经很久了，如今砍断人的右脚脚趾，想到他们所受的痛苦，心中实在很不忍心。"萧瑀说："古代的肉刑，是在死刑之外附加的刑罚。陛下在死刑之内,改判为断趾，这就等于是用活命来替代死刑，足以称得上是宽大的法律了。"皇上说："我的想法也是如此，所以才想要施行这项制度。但又有人上书说这样做不妥当，你可以再仔细考虑一下。"此后，蜀王府法曹参军裴弘献上疏

译反驳律法，于是朝廷命他参与掌管删改律令的工作。于是他和房玄龄等人共同建议，认为古代的肉刑既已废除，制定了死、流、徒、杖、笞共五等刑罚，用来配备五刑，如今又重新设立断足之刑，这就成了六种刑罚。减免死刑的本意是在于宽厚，但增加刑种又显得繁琐苛峻。于是与八座大臣共同商定意见后上奏。这时又废除了断趾之法，改为加役流三千里，服劳役二年。殿中监卢宽私自携带药物进入御膳房，主管部门商议应当处以重刑。皇上说："这只是不明事理的过失罢了。"于是赦免了他。二年三月，大理少卿胡演进呈每月的囚犯登记簿，皇上翻阅查看。问道："这里面的罪行也有一些情有可原之处，怎能都依照律法判决呢？"胡演回答说："体察情理宽宥罪过，不是臣下所敢擅自决定的。"皇上对侍臣说："古人说：'卖棺材的人家，希望年年发生瘟疫。'并不是想要害人，只是为了能多卖出棺材罢了。如今司法部门审理一件案子，一定要极力从重从深处置，只求能显示自己的政绩。如今该用什么办法，才能使判决公平允当呢？"王珪上奏说："只要选用善良、公正宽厚的人，判案得当的，予以奖赏,那么奸诈虚伪的风气自然就会平息。"皇上说："古时候审理案件，一定要请示三槐九棘那样德高望重的官员。如今的三公九卿，就相当于那样的职位。从今以后，凡判处死刑的重案，都要命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官员以及尚书共同商议。"后来大理寺呈报囚犯案卷时，轮到了岐州刺史郑善果。皇上对胡演说："像郑善果这样的人，官职地位并不低，即使犯了罪，也不能与一般囚犯同等对待。从今以后，三品以上官员犯罪，不必亲自到朝堂听候处置。"另外还有旧的律条规定，兄弟分家之后，恩荫互不牵连，但连坐时却都要一同处死，祖孙则要发配没入官府为奴。恰好有同州人房强，他弟弟在岷州担任统军，因谋反被处死，房强也应当连坐受罚。太宗曾经审阅囚犯名录，怜悯他们将要被处死，为此动容，回头对侍臣说："如今仍旧沿用严刑峻法，这是教化尚未普及所造成的过失。愚昧的百姓有什么罪过，却要施以重刑呢？用刑的道理，应当先审察事理的轻重，然后才施加相应的刑罚。哪有不查明根本缘由就一概处以死刑的道理，这不是体恤刑罚、看重人命的做法。然而谋反之罪有两种：一种是兴兵作乱、聚众谋反，一种是恶言犯法而实际并无危害。两者轻重有差别，但连坐时却都要处死，这难道是我心中所能安然接受的吗！"于是又命百官详加商议。于是房玄龄等人重新拟定意见说："按照礼法，孙子是祖父的宗庙继承人；按照法令，祖父对孙子有荫庇的情义。既然如此，祖孙之间的亲情厚重，兄弟之间的关系相对轻些。按照重罪应处流刑、按照轻罪却反而处死的做法,依据礼法来考量情理，实在是不够妥当。如今确定律法：祖孙与兄弟连坐之罪，都改为发配没入官府。其中那些只是出言不逊触犯法律、而实际上没有造成危害的，情节相对较轻，兄弟可以免除死罪，改为流放，这样处理比较允当。"皇帝依从了这个建议。从此以后，比起古代的死刑，已经减去了大概一半。根据隋代的旧律，减去大辟死刑改判流刑的有九十二条，减去流刑改判徒刑的有七十一条。判处徒刑的规定，只是剥夺一项官职。被除名的人，仍然与普通士兵一样对待。凡是削减苛刻、去除惨酷、把重刑改为轻刑的地方，多得不可胜数。又制定："在京城关押的囚犯，刑部每月要上奏一次。从立春到秋分，不得上奏处决死刑。凡遇重大祭祀以及斋戒日、每月初一十五、上弦下弦、二十四节气、下雨尚未放晴、夜间天还未亮、禁止屠宰的日子以及节假日，都不得上奏处决死刑。"因为大理丞张蕴古、交州都督卢祖尚都因触犯圣意而被斩首，太宗后来追悔不已，于是下达制令，凡是判决死刑，即使命令立即处决，也要在两天之内五次复奏，各州的死刑则要三次复奏。当初，河内人李好德患有疯癫之疾，神志错乱，说了些妖妄的话，皇帝命大理丞张蕴古审理此事。张蕴古上奏说李好德的疯病有确凿证据，依法不应当治罪。大理寺侍御史权万纪弹劾张蕴古的籍贯属于相州，而李好德的哥哥厚德正是相州刺史，情理上有偏袒纵容之嫌。另外，卢祖尚坚决推辞出任交州都督之职。两人都被处以斩刑。事后皇帝后悔了，于是

译才有了这项制度。皇上又说："古代施行刑罚时，国君要撤除音乐、减少膳食。我的宫廷中没有经常设置的音乐，不知道要撤除什么，但每逢用饭时就不吃酒肉。从今以后，命尚食官员相互知会，在处决犯人的日子不要进献酒肉。内教坊和太常寺，也应当一并停止排练音乐。有关部门审案定罪，大多依据律令条文，虽然情理上有可怜悯之处，但也不敢违背法律，只能拘守条文来定罪，恐怕这样会有冤屈之处。从今以后，门下省重新审理案件，如果有依法应当判处死罪、但情理上可以宽宥的，应当记录情况上奏。"从此以后保全性命的人非常多。至于五次复奏的规定，判决前一天要复奏一次，判决当日又要复奏三次。只有犯下十恶不赦之罪的，只复奏一次。这些都被载入了法令之中。四年十一月，制令规定："处决罪人不得鞭打后背。"太宗在闲暇之日翻阅明堂图，看见人的五脏都连系于背脊，于是感叹说："鞭笞，是刑罚中最轻的一种。死亡，是人生中最重大的事情。怎能容许触犯最轻的刑罚，却有可能导致死亡呢？自古以来的帝王都没有察觉这一点，这不是很可悲吗！"当天就颁布了这项禁令。六年十二月，皇上亲自审阅登记囚犯，释放死罪囚犯三百九十人回家，命令他们第二年秋天前来就刑。此后，这些囚犯全部依约按期到来，皇帝下诏将他们全部赦免了。

高宗即位后，遵循贞观年间的旧例，致力于体恤刑罚。曾经询问大理卿唐临关押在狱中的囚犯数目，唐临回答说："现在关押的囚犯共有五十余人，其中只有两人应当判处死刑。"皇上因为囚犯数目非常少而十分高兴。总章二年五月，皇上因为在常规法律之外先行判处杖一百的做法，往往导致犯人死亡，于是下诏说："另外规定在律法之外判处杖一百的条款，前后一共有五十九条，其中有些是关于盗窃及为害尤其严重的罪行。如今斟酌保留十二条，其余四十七条，都应当予以停止废除。"

武太后长寿三年五月敕令说："被贬降官职的官员一并命令在朝堂上谢恩,并允许三五天的时间收拾行装。到任之日，不得另外兼任其他州县的官职，也不得将前后的任职年限合并计算功劳考绩。"

开元十年六月敕令说："从今以后，依照条格敕令应当判处杖刑的人，如果同时有流放或降职一类的处置，杖刑执行完毕后，允许在一个月之内调养休息，然后再遣送发配。至于因十恶不赦之罪或指斥皇帝而获罪的，应当临时处置遣送。"二十五年，刑部审理判决案件，全国判处死罪的仅有五十八人。大理少卿徐峤上奏说："大理寺的监狱，历来相传杀气太重，鸟雀都不肯栖息，如今却有喜鹊在寺内的树上筑巢。"于是百官纷纷上表祝贺，认为这已接近刑罚搁置不用的太平景象了。天宝元年二月敕令说："官吏依律犯枉法受贿罪、赃物达十五匹应判绞刑的，从今以后，特别放宽到二十匹。并且立即编入条格律令，永为定制不再更改。"六载正月敕令说："从今以后，所判决的绞刑、斩刑，应当删除这条规定，命令法官参照近来的判例，详细制定处理办法。"

评论说：大唐的刑罚制度,已达到极为轻简的程度。太宗文皇帝把隋朝大辟死刑一百六十三条改为判处流刑、判处徒刑而免除死罪，其余依次递减都从轻处理。自开天辟地以来，从没有能与此相比的先例。凡是罪恶已经确凿、判决制令已经执行的案件，皇帝仍爱惜人命，致力于哀怜体恤，即使面对将要处决的死刑，仍然命令多次复奏。获罪的人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天下百姓也因此归附仁德，感念这份温暖的恩泽，铭记于骨髓之中。虽然武太后改朝换代长达十二年，安禄山攻陷两京，西方戎狄侵扰边境，朱泚窃据叛乱，皇帝的车驾流亡巡狩,天下人心忧惧不安，但亿万百姓能够同心协力，妖邪之气很快便廓清消散，这正是因为刑罚轻简的缘故。国家仁德深厚，本可以与尧舜相媲美，夏、商以来的朝代，都不足以与之相提并论了。

　　囚系　夏　殷　周

《周易》旅卦说："山上有火，这就是旅卦的卦象。君子因此明察谨慎地施用刑罚，而不滞留积压案件。"《月令》说："命令有关官员修订法律制度，修缮监狱，除去桎梏。"

夏桀不遵循祖先的法度而施行暴政，召见商汤，把他囚禁在夏台。

殷纣王即位后，暴

译虐无道，把周文王囚禁在羑里。

《周官》司寇篇说："凡是危害他人的人，就把他关押在圆形的牢狱之中，不许他戴普通的冠饰，而给他施加表明罪行的标记。分派给他劳役，同时加以收容教化。能够改过自新的，犯上等罪的关押三年就释放，犯中等罪的关押两年就释放，犯下等罪的关押一年就释放。如果不能改过而擅自逃出圆形牢狱的，就处死。即使刑满释放，三年之内也不得与齐民同列。'害人'，指危害百姓的人。'寘'，就是安置的意思。'弗使冠饰'，是指让他戴上黑色的头巾，类似古代的'象刑'。'明刑'，就是把他的罪状写在大木板上，佩戴在他背上。'任之以事'，就好比如今的罚做苦役。'舍'，就是释放的意思。'出'，指逃亡。逃亡后又返回中原地区的，就释放他回归乡里。凡是被囚禁的人，犯上等罪的要戴上拲和桎，犯中等罪的要戴上桎梏，犯下等罪的只戴梏。王室同族的人只戴拲，有爵位的人只戴桎，等待判决定罪。"凡是被囚禁的人，指的是并非因盗贼之罪、而是因其他罪名而被拘押的人。'拲'，是指用一根木枷同时拷住双手。'桎梏'，是指双手双脚各用一根木枷，戴在手上的叫'梏'，戴在脚上的叫'桎'。犯中等罪的不戴拲，手脚各戴一根木枷；犯下等罪的又要除去桎。王室同族以及命士以上的人，即使犯了上等重罪，也只是戴拲或戴桎而已。'弊'，就是判决的意思。'拲'读作居勇反的音，'弊'读作必势反的音。

　　舞紊　汉　梁　北齐

汉武帝任用张汤担任廷尉，凡是张汤所审理的案件，只要是皇上心中想要治罪的，就交给用刑苛刻严酷的属官处理；只要是皇上心中想要开释的，就交给量刑宽平的属官处理。所审理的案子如果涉及豪强，一定舞弄法律条文、罗织罪名巧加诋毁,'诋'，就是诬陷的意思；如果涉及贫弱之家，就时常口头上说"虽然依法应当治罪，但请皇上裁夺明察"。于是皇上往往就会依照张汤的话释放这些人。对于那些贫弱之家，张汤想要暗中帮助，虽然表面上按照条文奏报，但又口头上另外禀奏，说虽然依法条文应当治此罪，但请皇上斟酌裁察，大概是想为这些人求得皇上的恩宥。于是皇上听到张汤这番话，往往就赦免了那人的罪过，这并非是在没有正式上奏之前就预先口头说过的。张汤后来升任御史大夫。当时正大举兴兵讨伐匈奴,国库空虚。张汤排挤富商大贾，颁布告缗令，铲除豪强兼并之家，舞弄法律条文、巧加诋毁来辅助法律的施行。'辅'，就是帮助的意思。用巧诈诋毁来帮助执法，说明这样做并不公平。相关文书堆满了几案书阁，主管的官吏都无法一一看遍，因此各郡国在援引执行时也各不相同，理解意图也不一致。有的罪行相同却判决不同，奸诈的官吏便借此营私舞弊，玩弄法律而收受贿赂，就像做买卖交易一样。想要救活的人就为他附会从轻的条文，想要陷害的人就给他判处死罪的条文附会,'傅'读作附的音。议论的人都为此感到冤屈和悲伤。杜周担任廷尉时，他的执法大体上仿效张汤,'仿'，就是依照的意思。而且善于窥探观察皇上的心意。皇上想要排挤的人，他就趁机加以陷害；皇上想要释放的人，他就故意长期关押、等候审讯，暗中显露出案情有冤屈的样子。有位客人对杜周说："您替天下人主持公正裁决，却不遵循法定的准则，专门按照君主的心意来断案，难道审理案件本该是这样的吗？"杜周说："法定的准则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前代君主认可的就制定为律法，后代君主认可的就补充为法令；只要在当时被认可就是对的，又何必去效法古代的法律呢！"

梁武帝敦厚和睦对待同宗族人，对朝中士人宽厚优待，有人犯了罪……

译译文：

的人，都劝说臣下曲解法律以宽容他。百姓有罪，就依法治罪。他们连坐的老幼都不能免罪，一人逃亡，就全家收作奴仆做工。人们既已穷困窘急，奸邪不法之事就更加深重。后来皇帝亲自到南郊，秣陵的一位老人拦住皇帝说：「陛下制定法律，对百姓严厉,对权贵宽松,这不是长久之计。如果真能反过来，天下就太幸运了。」皇帝一心专注于儒学雅道，疏于简省刑法，从公卿大臣以下，都不把审理案件当回事。奸猾的官吏借机揽权，巧妙地舞文弄法，贿赂之事像做买卖一样盛行，导致许多冤枉滥判的案件。大致二年徒刑以上的犯人，每年多达五千人。这时服劳役居住的囚徒都戴着五种刑具，没有刑具的就戴着斗械。「任」，就是拘押的意思。如果生病，就暂时解除刑具。此后囚徒有的劳役轻松，有的繁重。大同年间，皇太子在东宫处理政务，见此情形深感怜悯，于是上疏说：「臣奉敕暂时兼管京师的各项杂务，私下见南北郊坛、材官、车府、太官下省、左装等处，都启奏请求调用四五年以下刑期的轻罪囚徒,帮助充当役使。本来刑罚相同、罪名相等，罪过条目并无差异，但甲被发配到钱署，乙被分配到郊坛。钱署三处,事务繁重；郊坛六处，服役却轻松。如今任凭主管刑狱的官员自行判定可否，舞文弄法的门路,便由此产生。公平的判官难以遇到，行贿受贿之事却容易开口；恐怕玉制的法律条文轻重之判,全凭系着黑印绶的官员做主；金册上除去或录取的决定，又由掌笔判案的人任意为之。臣愚以为应当详细制定条例法规，作为永久遵循的准则。」

译北齐武成帝河清年间，有关部门奏上了齐律。其中不能作为固定法律的内容，另外制定了权令二卷，与齐律一并施行。后来平秦王高归彦谋反，需要定罪，而律中没有正式条文，于是就有了另外的权格条文，与律一并施行。大理寺、明法官在审案时上下比附援引，想要从轻发落就依附从轻的议论，想要从重治罪就依附从重的法律，奸猾的官吏借此舞文弄法，随意出入人罪。到了后主时，权臣宠臣当权用事，有不依附他们的人，就暗中用法律陷害他。纲纪紊乱，最终导致了灭亡。

**严酷的刑罚（殷、秦、汉、梁、后魏、北齐、后周、隋、大唐）**

三苗施行五种虐刑，杀戮无辜之人，于是开始滥用劓刑（割鼻）、刵刑（割耳）、椓刑（阉割）、黥刑（刺面）。当初是割掉人的耳朵鼻子，阉割生殖器、在脸上刺字，用来加害无辜的人，所以称为"五虐"。

殷纣王施行炮格之刑，把铜柱涂上油脂，下面加上炭火，让有罪的人在铜柱上行走，这种刑罚叫做炮格之刑。他又把九侯剁成肉酱，把鄂侯做成肉干。周西伯（周文王）献出洛水以西的土地，请求废除炮格之刑，纣王答应了。后来纣王荒淫无道更加严重，比干以死相谏，纣王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窍。"便剖开他的心来看。诸侯们都背叛了他。

秦孝公采纳商鞅的建议，变更法令，客舍留宿没有凭证的人要连坐治罪，在道路上倾倒灰烬的人要受刑，走路超过六尺宽的道路也要受罚。当初，法令刚开始施行的时候，有一天在渭水边处决囚犯七百多人，渭水都被染红了。刑罚制度就此具备并上报。

秦始皇专门任用狱吏，燕人卢生私下感叹说："皇帝亲近宠信狱吏，以施行杀戮为乐来树立威严，天下人畏惧获罪、只求保住俸禄，没有人敢竭尽忠心。皇上听不到自己的过错而一天天骄横，臣下畏惧屈服、欺瞒蒙骗以求容身。"秦始皇听说后大怒，说："咸阳的那些儒生，我曾派人查访，他们有的散布妖言来惑乱百姓。"于是派御史彻底追查审问这些儒生。儒生们互相牵连告发，于是自己也诬陷自己，触犯禁令的有四百六十多人，都被活埋了。三十六年，有一颗陨星坠落在东郡，落到地上变成石头。有人在石头上刻字说："始皇死而天下分裂。"始皇听说后，派御史追查审问，没人认罪，于是把石头附近人家的人全部抓来杀掉，并烧毁了那块石头。

胡亥任用赵高做郎中令，更改法律法令，规定有罪之人要连坐灭族，胡亥听从了他的建议。群臣和各位公子有罪，就命赵高审理。赵高杀了大臣蒙毅等人，十二位公子被处死后陈尸街市，十位公主在杜县被车裂而死，他们的财物全部没收归入官府，其余受牵连治罪的人不计其数。当时崤山以东的盗贼大量兴起，无法禁止。胡亥责问李斯，李斯感到恐惧，于是曲意逢迎，上书答复说："贤明的君主一定能够施行督察责罚的手段，那么百姓就不敢触犯法令。所以韩非子说：'慈爱的父亲会有败家的儿子，而管教严厉的人家没有强悍难驯的奴仆。'"胡亥非常高兴，施行督责更加严厉，受刑的人占了一半，死人在街市上堆积成山。以杀人多的人为忠臣。丞相冯去疾和李斯，与将军冯劫一起劝谏胡亥，说盗贼纷纷并起，都是因为百姓苦于转运戍边的劳役，请求暂且停止阿房宫的营建。胡亥说："你们不能禁止盗贼，又想废止先帝所建的功业，凭什么还占据官位？"于是把他们交给官吏治罪。冯去疾、冯劫说："将相不受屈辱。"都自杀了。赵高趁机诬陷李斯的儿子李由担任三川郡守，与盗贼相勾结。命赵高审问李斯。赵高假扮成十几批御史，前去审讯李斯，李斯据实回答，就立即遭到拷打。李斯情急之下上书申辩，赵高命人扔掉不予上奏。后来胡亥派人核实李斯的供词，李斯像先前面对假御史那样害怕，于是虚假认罪。于是对李斯施加五种刑罚，在咸阳街市上将他腰斩，并夷灭三族。

汉代的义纵，是河东人。他用像鹰隼搏击般凶猛的手段来治理，说的是像鹰隼搏击一样，振动羽毛捕捉飞鸟。他担任定襄太守。义纵到任后，突袭查抄定襄监狱中的重罪犯二百多人，以及私自

译进去探视他们的宾客和兄弟也有二百多人。义纵一律逮捕审讯，说"这是替死罪犯人开脱"。也就是一律都加以逮捕。等到给这些所谓开脱死罪的人定罪，全部处死了他们。这一天，共报告杀了四百多人。上奏请求批准后就论罪处死。郡中的人虽不寒冷却战栗恐惧。义纵最终因罪被诛杀。

严延年担任河南太守，他治理郡务专门致力于打压摧折豪强势力，扶助贫弱百姓。贫弱之人即使触犯法律，他也曲解法律条文让他们脱罪；那些欺压小民的豪强，他就用法律条文陷他们入罪。（这里"内之"就是修饰文辞把他们定成罪。）众人认为应当处死的人，他有时一下子就放了；众人认为应当活命的人，他却用诡诈的手段杀掉。（"诡"是违背常理而杀人。）官吏百姓没人能揣测他心思的深浅，都战战兢兢不敢触犯禁令。核查他判的案子，全都文辞周密到无法翻案。（"致"是极其严密的意思，是说他的文书案卷严整周密。"反"读作"幡"。）对忠诚尽职的官吏，他厚待他们如同骨肉至亲，这些人都全心归附他，豁出性命也在所不惜，因此他治下没有隐瞒的实情。然而他嫉恶如仇过了头，被他中伤的人很多，他尤其擅长编造刑狱文书，精通史书典故，想要处死的人，判词都亲手写成，就连主簿等亲信下属都无从知晓。奏报批准处死，办事迅疾如神。冬天，他把下属各县的囚犯都押送到郡府，集中在一起论罪处死。血流数里，河南人称他为"屠伯"。他最终因施政残暴无道，被判处弃市之刑。当初，严延年的母亲从东海郡来，到了洛阳，正好赶上处决囚犯的公文批复下达。("奏报"是指行刑的批文。)母亲大为震惊，就留在都亭，不肯进入官府。严延年出来到都亭拜见母亲，母亲关上门不见他。严延年摘下官帽在门下叩头，过了很久，母亲才见他，趁机责备严延年说："你有幸得以担任郡守，独自治理千里之地，没听说你施行仁爱教化，用以保全安抚百姓，反而依仗刑罚，大肆杀人（"顾"是反而的意思，"乘"是依仗的意思），想以此树立威严，这哪里是做百姓父母官的用意呢！天理神明，人不可以独自任意杀戮。（这是说滥杀人多的人，自己也要遭到报应而死。）我没想到年老了还要看见壮年的儿子遭受刑戮。（这是说本来没料到会是这样。）你走吧！我要离开你回到东边老家去，为你打扫墓地罢了。"（这是说要等他的尸首运回来。）说完就离开了。回到郡中后，见了兄弟同宗族的人，又把这番话讲给他们听。一年多以后，严延年果然获罪败亡。东海郡的人无不称赞他母亲贤明有智慧。

王温舒担任河内太守。他先前担任广平都尉时，就已摸清河内郡豪强奸猾人家的底细。等他到任后，在九月抵达，命令郡里备好私马五十匹，设立从河内到长安的驿站传递系统。他设下计谋，逮捕郡中的豪强狡猾之徒，相互牵连治罪的有一千多家。他上书请求，罪大的灭族，罪小的处死，家产全部没收用以偿还所欠的赃款。奏章送出不到两天，就得到批准，案件判决上报，杀得血流十几里。河内的人都对他办案的速度感到惊讶，认为神速。到十二月为止，郡中竟没有盗贼骚扰、连狗都不叫。王温舒最终也因罪被诛杀。

尹赏担任长安令。长安城中奸猾之徒渐渐增多，里巷中的少年成群结伙杀害官吏，收受贿赂替人报仇，他们相互约定摸取弹丸决定行动——制作红、白、黑三种颜色的弹丸，共同摸取。摸到红色弹丸的就去砍杀武官，摸到黑色的就去砍杀文官，摸到白色的就负责办理丧事；他们的同党中如果有被官吏或别人杀死的，就由摸到白丸的人主持丧事。城中每到傍晚尘土飞扬，抢劫过路行人，死伤者横陈道路，报警的鼓声不绝于耳。（"枹"是敲鼓的槌子，音"孚"。）尹赏凭三辅地区考核优等被选任为长安令，获得了可以便宜行事的特权。尹赏到任后，整修长安监狱，挖地几丈深、方形，用砖砌成外墙（"致"是堆积的意思，"令辟"是砖，"郭"是指四周之内。"致"按本字读，又音"缀"，"令"音"零"，"辟"音"避历反"），用大石头盖住洞口，起名叫

译"虎穴"。于是他部署户曹掾史，联合乡吏、亭长、里正、父老、伍人（"伍人"就是各自同伍的人），一起搜查登记长安城中轻浮浪荡、品行恶劣的少年（"恶子"是指不听父母教导的人），没有正当商籍却从事经商买卖、身着华丽或危险服装、佩带铠甲兵器的人（"凶服"是危险的服装，"铠"是铠甲，"扞"是护臂），一律登记造册，共抓到几百人。尹赏一天早晨召集长安的官吏，动用几百辆车，分头出动逮捕，都以"通行饮食、庇护"罪名给他们定罪（上面窝藏、下面收留的都是群盗）。尹赏亲自审阅，十个人中放掉一个，其余的都依次投入虎穴中，一百人一批，用大石盖住洞口。过几天打开查看一次，见尸体都相互枕藉而死，就用车抬出去，埋在寺庙大门前华表的东边（"瘗"是埋葬的意思；旧时驿亭在四角向外一百步筑起方形土台，上面建屋，屋上有柱子伸出，高一丈多，有大木板贯穿柱子四面伸出，名叫"桓表"，即华表。县衙所在之处两边各立一根表柱。陈、宋一带的方言把"桓"读成"和"，所以现在还称之为"和表"，就是华表），再插上木牌写明死者姓名（"楬"是木橛，插木橛在埋葬处并写上死者姓名，"楬"音"竭"，"杙"音"弋"，二字都从木部）。一百天后，才让死者家属各自去挖取尸体。

王莽摄政时，翟义、刘信起兵反抗，王莽讨伐并打败了他们，夷灭三族，甚至诛杀到后代子孙，全部葬于同一个坑中，用带刺的荆棘和五种毒物一并埋葬。此后陈良、终带反叛投奔匈奴，王莽把他们抓获，施以焚烧之刑，把他们烧死了。等到天下起兵反抗，董忠也起兵反叛，王莽打败了他。王莽命令把董忠剁碎，收捕他全家族人，用醇厚的醋和毒药、锋利的白刃，与荆棘一起埋葬他们。

梁元帝在江陵即位。梁元帝生性苛刻严酷，等到西魏（周）军队攻来时，狱中死囚将近数千人，有关部门请求把他们全部释放出来充当战士。梁元帝不答应，反而下令将他们全部用棒打死。此事还没实施，江陵城就已经沦陷了。

后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诛杀司徒崔浩。清河崔氏无论远近亲疏，以及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是崔浩的姻亲，全部被夷灭宗族。当初，崔浩编修国史，树立石碑铭文，刻录国史。崔浩原本记事详备但不合体例，加上刻在通衢大道上，来往的行人对此议论纷纷，事情于是被揭发出来。崔浩以及秘书郎吏以下几百人全部处死。崔浩将被处死时，被囚禁捆绑，关在囚车中，押送到平城南边，让几十名卫士向他撒尿，他嗷嗷惨呼的声音，路上的人都能听到。自从有宰相被诛杀以来，还没有像崔浩这样惨烈的。

文成帝太安四年，开始设立禁酒令。当时，连年谷物丰收，士人多因饮酒而引发酗酒斗讼之事，或议论朝政，所以一律加以禁止，酿酒、卖酒、饮酒都要处斩，遇到吉凶婚丧的场合，则规定有开禁的期限。又增设了内外候官，暗中侦察各官署、京外各州镇，甚至有人穿便服混杂在官府中，以查访百官的过失。他们所追查审理的案件，有关部门苦苦拷问逼供，因而多有相互诬陷牵连的，动辄以不敬之罪弹劾。各官署官员贪赃二丈以上的，都要处斩。又增补法律七十九章，其中灭门之罪十三条，处死刑三十五条，处刑罚六十二条。

秦州刺史于洛侯处理政务，贪婪残暴、狠毒冷酷。属民当炽夺取他人的绑腿一副，于洛侯竟鞭打当炽一百下，并砍断他的右手腕。又有王陇客刺杀了王羌奴、王愈二人，依照法律本应判处死刑罢了。于洛侯却活生生拔出王陇客的舌头，从舌根刺穿，又在他胸腹上刺了二十多处伤口。王陇客忍受不了这种痛苦，随着刀刺不停地颤抖挣扎，于洛侯便竖起四根木柱，把他的手脚绑在上面车裂，命快断气时，才砍下他的头颅，肢解他的四肢，分别悬挂在道路上示众。见到的人无不悲痛惊愕，全州震惊，人人怀恨愤怒。后来王元寿等人一时反叛。有关部门弹劾于洛侯。孝文帝下诏派使者在于洛侯平常施刑的地方向士兵百姓宣告罪状，然后斩杀于洛侯以向百姓谢罪。

北齐文宣帝从在位第六年之后，就因功业而自负骄

译矜，变得残暴昏庸狂乱，任意随心所欲地发怒或高兴。他制作大锅、长锯、铡刀、石臼等刑具，一并陈列在庭院中，只要心中不快，就亲手将人屠杀肢解，有时命令左右侍从把人剁成肉块吃掉，以此来发泄快意。当时杨遵彦执掌朝政，于是命令法司预先定好死罪囚犯，安置在仪仗侍卫之中，皇帝想要杀人时，就抓来执行命令，称为"供御囚"。如果经过三个月没有被杀掉，就免除他的死罪。文宣帝曾经巡幸金凤台，接受佛教戒律，却召来许多死囚，用竹席编成翅膀，命令他们从台上飞下来，称之为"放生"，坠落的人都摔死了，文宣帝以此为乐。当时有关部门审理案件，也都施用严酷的刑法，审讯囚犯时用车辐条、拱形木杖，夹手指、压脚踝，又让人站在烧红的犁头上，或让人用手臂穿过烧红的车轴，囚犯忍受不了这种痛苦，都被逼虚假认罪。

后周宣帝生性残忍暴虐，早在做太子时，就厌恶他的叔父齐王宇文宪以及王轨、宇文孝伯等人。等到即位后，就先把这些人诛杀了。因此朝廷内外人心不安，人人都怀有危惧之心。此后，宣帝荒淫日益严重，讨厌听到自己的过失，随意诛杀无度，疏远排斥大臣。又多次施行大赦，导致作恶的人都轻视触犯刑法，政令因此不通畅，臣下无所适从。于是又扩充刑书要制，把法律定得更加严酷，称之为"刑经圣制"。担任宿卫的官员，一天不当值，罪至除名。逃亡的人一律处死，而且家属籍没为奴。上书写错字的人，也要治罪。又制作了礔车，用来威吓妇女。他判决人的罪行，说"给杖"的，就是打一百二十下；说"多打"的，就是打二百四十下，名叫"天杖"。宣帝饮酒过度沉溺，有个下士杨文佑趁机唱歌道："早晨也喝醉，傍晚也喝醉。天天总是醉，政事日渐荒废。"郑译把这首歌奏报给宣帝，宣帝大怒，下令赐杖二百四十下，把他打死了。后来又命令中士皇甫猛唱歌，皇甫猛又用歌声委婉劝谏，郑译又把此事奏报，宣帝又赐给皇甫猛杖一百二十下。当时上自公卿，内至妃嫔皇后，都遭受过杖打，上上下下人人忧愁恐惧。

隋文帝生性猜忌，向来不喜欢学问，凭借智谋权术登上皇位后，就以通晓法律条文自负，对臣下明察秋毫。他常常派身边亲信暗中侦察朝廷内外，一有小的过失，就治以重罪。他又担忧令史官员贪赃枉法，就暗中派人用钱财布帛去贿赂他们，一旦有人接受贿赂，立即处斩。他常常在殿廷上打人，一天之中，有时要打三四次。他曾经因发怒责问执事的人挥杖打得不够重，就立即下令把执事的人斩了。开皇十年，尚书左仆射高颎、理书侍御史柳彧等人进谏，认为朝堂不是杀人的地方，殿廷也不是处罚人的场所。隋文帝不接受。高颎等人于是都到朝堂请罪，说："陛下抚育万民，致力于革除弊病，但百姓无知，触犯法令的人不断出现，导致陛下处罚过于严厉。这都是我们这些臣子未能有所裨益，请求让我们自行引退，以给贤能的人让路。"隋文帝于是回头对领左右都督田元说："我用的杖重吗？"田元说："重。"隋文帝问详情，田元举起手比划说："陛下的杖粗如手指，打人三十下，相当于平常杖刑打几百下，所以很多人被打死。"隋文帝听后不高兴，就下令撤去殿内的杖具，以后要施行责罚，都交给相关部门去处理。后来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书说，皇帝宠信高颎过分了，隋文帝大怒，命令杖打他，但殿内已经没有杖了，就用马鞭把他鞭打致死。从此殿内又重新设置了杖具。没过多久，隋文帝又大怒，再次在殿廷上杀人，兵部侍郎冯基坚持劝谏，隋文帝不听从，最终还是在殿廷上执行了处决。事后隋文帝也很快后悔，安抚慰问冯基，同时对没有进谏的其他官员感到愤怒。开皇十六年，有关部门奏报合川仓的粮食短缺七千石，隋文帝命令斛律孝卿审理此事，认为是主管官员偷窃。又命令斛律孝卿骑快马赶去把他斩首，并把他的家人没收为奴婢，卖掉粮食来填补亏空。此后偷盗边境粮食的人，一斗以上的都处死，家属没收入官。开皇十七年，隋文帝又下诏说，因为各地官吏之间互不敬畏忌惮，大多放纵自己，致使政务难以推行。各种

译失职行为，虽然已有法律条文规定，但有的依照法律定罪过轻，按情理衡量却应该从重，如果不立即定罪处罚，就无法起到惩戒肃正的作用。因此各官署所属官员，如果有过失犯罪，允许在法律规定之外酌情决定杖刑。于是上下官吏相互驱使，接连不断地施行杖刑，把残暴当作有才干，把守法当作懦弱。这个时期，隋文帝内心常常崇尚严酷急切，而奸邪之事却屡禁不止。他又制定了盗窃一钱就要处以弃市死刑的法律，凡是听到或看见盗窃行为却不举报的人，也要判处死刑。从此以后，出现了四人合伙偷一根椽子、三人一起偷一个瓜的案例，事情一经发觉立即执行处决。有几个人挟持一名办案的官员对他说："我们难道是贪图钱财的人吗？我们只是被冤枉的人罢了。你替我们上奏皇上，自古以来，治理国家制定法律，从来没有偷一文钱就要处死的先例。你如果不替我们上奏，我们再来的时候，你就性命难保了。"隋文帝听说这件事后，就停止了盗取一钱处以弃市死刑的法令。隋文帝曾经发怒，在六月用棒打死了人。大理少卿赵绰坚持劝谏说："夏季六月，正是天地万物生长的季节，不应当在这个时候杀人。"隋文帝回答说："六月虽说是万物生长的时节，但这个时候也一定会有雷霆之震。上天在盛夏炎热的时候也震怒发威，我顺应天道行事，有什么不可以的？"于是还是把人杀了。隋文帝的猜忌心更加严重，臣下执法也更加严酷。有位御史因为在元旦那天没有弹劾佩剑不整齐的武官，有人把这事禀告给隋文帝，隋文帝对那位御史说："你身为御史，怎么能随意放纵不加约束？"下令把他杀了。谏议大夫毛思祖为此进谏，也被杀了。左领军府长史因为考核不公平，将作寺丞因为督办麦收迟缓，武库令因为衙署庭院荒芜，独孤师因为私自接受外藩宾客的鹦鹉，隋文帝察知后，都亲自下令将他们处斩。仁寿年间，用法更加严酷，隋文帝本来就喜怒无常，也不再依据法律条文行事。当时杨素正受到重用，杨素又生性骄横，公卿大臣都吓得战栗，不敢开口说话。杨素与鸿胪少卿陈延有嫌隙，因蕃客馆庭院里有马粪，以及仆人在毡毯上赌博，就趁机报告给隋文帝，都在西市用棒打死，并且拷打陈延，几乎把他打死。大理寺丞杨远、刘子通等人，生性喜欢罗织罪名，每次跟随文帝审理案件，都能顺应皇帝的心意。隋文帝十分高兴，都让他们在殿廷上享受三品官员的供奉待遇。每逢有皇帝下令查办的案子，就专门派他们主持，只要看准皇帝不高兴，就用重罪判决，因此没有真正罪行而被处死的人无法计数。杨远又能巴结依附杨素，每次都在半路迎候，把囚犯的名单禀报给杨素，都按照杨素的意愿来定案情轻重。那些被判处死刑押赴刑场的人，没有不在路上喊冤、仰天痛哭的。

隋炀帝大业年间，对外征讨四方夷族，对内穷奢极欲，兵役连年不断，赋税征敛日益繁重。穷苦百姓无处申诉，就聚集起来做了盗贼。隋炀帝于是又制定严酷的刑法，命令天下凡犯偷盗以上罪行的，不论轻重，不必等待上报，一律处斩。百姓因此相互聚集，攻打抢劫城池，用刑罚也无法禁止。隋炀帝因盗贼不能平息，就更加放纵滥用酷刑。大业九年，又下诏规定犯盗窃罪的要籍没其全家。从此各地盗贼大量兴起，郡县官员也各自擅自作威作福，随意生杀予夺。等到杨玄感谋反，隋炀帝诛杀了他，罪及九族。其中罪行特别严重的，处以车裂、砍头示众的刑罚，或者用车裂后还要射箭，命令公卿以下的官员把他的肉切碎吃掉。百姓怨声载道，天下大乱溃败。

贝州刺史厍狄士文到任后，专门揭发隐秘的奸邪之事，长官吏员即使只贪污一尺布一斗粮，也毫不宽恕。他查获了一千多人并上奏，把他们全部发配到岭南戍守，亲戚为他们送行，哭声传遍整个州境。到了岭南，遭遇瘴疠而死的十有八九，于是父母妻子只能为士文的这种做法哭泣哀号。厍狄士文听说后，派人把哭泣的人抓来，鞭打的人挤满面前，然而哭泣的人反而更多。当时京兆人韦焜任贝州司马，河东人赵达任清河令，这两个人都很苛刻，只有长史施行仁惠的政令。当时人们编了段话说："刺史像

译罗刹一样凶暴，司马像蝮蛇一样瞋怒，长史含着笑判案，清河令活生生吃人。"厍狄士文最终因罪被免职。

田式担任襄州总管，专门致力于树立自己的威严，每次在外面处理政务，一定摆出盛气凌人的架势对待下属，官员们都吓得战栗，没有人敢抬头看他。有触犯他禁令的人，即便是他最亲近的人，也决不宽恕。他的女婿京兆人杜宁，从长安来看望他，田式告诫杜宁不要外出。杜宁很久没能回去，就偷偷登上楼台眺望远方，来舒解胸中郁闷的心情。田式知道后，鞭打了杜宁五十下。他所使唤的一个奴仆，曾经到田式那里禀报事情，衣领上爬上一只虫子，那奴仆挥袖把虫子拂掉。田式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怠慢，立即命人用棒打死了他。有的僚属官吏贪污受贿，或郡内有人抢劫盗窃，不论罪行轻重，全部关在地牢里，让他们睡在污秽粪土之中，使他们受尽苦楚折磨，除非死了，否则终究不能放出来。每次朝廷的赦免文书送到州里，田式来不及先看，就先召来狱卒，把重罪囚犯杀掉，然后才向百姓宣布赦令。他就是这样苛刻残暴，因此被革职为民。

王文同担任恒山郡守。有一个人为人豪横狡猾，常常抓住地方长官的短处要挟，前后几任郡守县令都很惧怕他。王文同到任后，听说了他的名声，就把他召来责问。命左右砍削木头做成大木桩，埋在庭院中，露出地面一尺多，四角又各埋了小木桩。命那人俯身趴在大木桩上，把四肢绑在小木桩上，用棒打他的背，随即皮肉溃烂。郡中人都大为震惊，官吏百姓相互看着都吓得屏住呼吸。等到隋炀帝征讨辽东时，命王文同巡察河北各郡。王文同看见有僧人斋戒吃素，就认为是妖言惑众，把他们都逮捕入狱。到了河间，召来各郡的官员，只要稍有迟到或违规的，就把他们脸朝地摔倒在地上，用棒打死。有僧人聚集讲经论道，以及年长的僧人共同举行佛教法会的有几百人，王文同认为这是聚众惑乱百姓，把他们都斩了。他又把所有僧尼都剥光衣服检查，验出有淫乱迹象、不是童男童女的有几千人，又要把他们杀掉。百姓在路上号哭，各郡都震惊恐慌，纷纷把这件事上奏朝廷。隋炀帝听说后大怒，派使者达奚善意迅速前去将王文同锁拿，在河间将他斩首，用以向百姓谢罪。他的仇人剖开他的棺材，把他的肉切碎吃掉，一会儿就吃光了。

大唐武太后临朝执政时，恰逢徐敬业、越王李贞等人起兵反抗，于是她树立起酷烈的刑罚，以此使天下臣服，将要夺取皇位，逐渐引用酷吏，务必让法律条文严苛细密。长寿年间，有人上书说岭南流放的人中有阴谋叛逆的，于是朝廷派司刑评事万国俊前往查办此事，如果查得谋反的实情，就地斩杀。万国俊到了广州，把流放的人全部召来，把他们聚集到河湾处，依次加以杀戮，三百多人一时之间全部丧命。然后再罗织罪证，编造成谋反的事实。他还继续诬告上奏说："各道的流放人员，都心怀怨恨。如果不加以追究，发生变乱指日可待。"武太后又命令代理监察御史刘光业、王德寿、鲍思恭、王处贞、屈贞筠等人，分别前往剑南、黔中、安南、岭南等六道审理查办流放的人。刘光业诛杀了九百多人，王德寿诛杀了七百人，其余的人杀的最少的也不下几百人，其中也有一些是被牵连的杂犯以及流放多年的人无辜遭殃。

当时周兴、来俊臣等人，接连追查审理大案。就在都城丽景门内，新设置了推事使院，当时人们称之为"新开狱"。来俊臣又与侍御史侯思止、王弘义、郭霸、李敬仁，评事康暐、卫遂忠等人，招募纠集告密的人几百人，一起罗织罪名，陷害善良的人。前前后后被冤枉杀害的人，不计其数。他又编写了《告密罗织经》一卷，其用意都是要网罗陷害他人，编织成谋反的罪状。来俊臣每次审讯囚犯，不论罪行轻重，多用醋灌鼻子。把人囚禁在地牢中，有时把人装在瓮里，用火围绕着炙烤，同时断绝他们的粮食供应，甚至有人抽取衣服里的棉絮来吃。他又制作大枷，共有十种名号：一叫"定百脉"，二叫"喘不得"，三叫"突地吼"，四叫"着即承"，五叫"失魂胆"，六叫"实同反"，七叫"反是实"，八叫"死猪愁"，九叫"求即死"，十叫"求破家"。他又让囚犯睡在粪便污秽之中，用

译尽各种手段折磨他们。有时朝廷下达宽恕囚徒的诏书，来俊臣必定先派狱卒把重罪囚犯全部杀掉，然后才宣读诏书。从此天下人都感到凶险恐惧，路上的人都不敢正眼相视。

天授二年正月，御史中丞、代理大夫事李嗣真因为来俊臣等人执法严酷，上疏说："我听说陈平侍奉汉高祖，谋划离间楚国君臣，就用黄金五万斤，施行反间之计。项羽果然怀疑他的臣下，陈平的反间计于是得逞。如今告发案件纷纷扰扰，虚假的多，真实的少，恐怕其中有奸邪之人。怎么知道一定没有像陈平那样的人，先谋划离间陛下的君臣关系，然后再谋害善良之人呢？陛下昨天对我说：'我近来已经有这个想法了。'这正是我这个愚臣所推测揣度的，先于天意而与天意不谋而合。至于那些罗织罪名的人，正是离间的先兆。陈平的反间之计，难道离我们很远吗？《王制》上说：'凡是制定刑罚判决案件，要先交给正官审断，正官审理后，把判决结果报告给大司寇，大司寇在棘木之下审理，与孤、卿、大夫、公、侯、伯、子、男一起把判决结果报告给君王，君王命三公一起参与审理，三公审理完毕后再报告给君王，君王三次宽恕考虑之后，才最终确定刑罚。'我私下看到近来审理案件的官员一个人乘一辆车就把案子审完了，各种事情立刻就定了下来，执法的官员随意断案，也不推究轻重，有的甚至当场就判决，不等上报朝廷。这种权力掌握在臣下手中，不是审慎用法的做法，倘若有冤枉滥判的情况，又怎么能够知道呢？何况九品的小官，专断处理重大案件，掌握生杀大权，窃取君主的威严，案件的核查既不通过刑部，审核复查又不经过门下省，这种情况不能长久下去，会让人心惶惶不安。老子说：'国家的利器，不可以随便给人看。'如今如果借给他们这样的权力，就等于是让人窥视国家的利器，不能不谨慎啊。"麟台正字陈子昂上书说："我听说，圣人出世，必定会有除旧布新的征兆，这是天意与人事相应、顺应美好天命的表现。前些日子东南方稍有叛乱苗头，竟敢图谋扰乱常道，陛下顺应天意加以诛杀，罪恶之人都已伏法，这难道不是上天想借此彰显陛下神武的功业吗！但是执行政务的人不体察天意，却按自己的心思行事，痛恨叛乱者首倡祸乱，认为依法应当诛杀，为了斩草除根、追究余党，就使陛下大开告密治罪之门，重新设立严酷的刑法，希望以此惩戒创立法度，劝诫天下人，说是要用大的举措来止住流血、用小的举措来防范鬼魅。如今朝廷人心惶惶，无法自安，天下人都倾耳相听，相互惊惧不安。愚臣愚昧，私下担心这不是五帝三王讨伐罪人、抚慰百姓的本意啊。近年以来，我看到各地告密案件不断，被囚禁的人累计成百上千。大抵这些告发的案件，大多以扬州（徐敬业）叛乱为名，等到彻底追究，百个当中没有一个是真实的。于是使得奸邪之人的党羽，趁机快意报复仇怨，只要有睚眦之怨，就声称有密告，一人被诉讼，就有上百人被牵连入狱，使者前去追捕，车马冠盖络绎不绝如同集市。人们都说陛下爱一人却祸害百人，天下人惶恐不安，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求得安宁。恳请陛下深思此事，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京兆府万年县主簿徐坚上疏说："我听说《尚书》有五听的审案之道，是担心失掉案件的真实情况；法令规定要三次复核上奏，是担心造成冤枉不实的判决。近来看到有敕令，勘察谋反叛逆之事，命令使者一旦查得实情就立即处决。人命关天，不能失而复得，倘若万分之一的情况中有一处不实，想要申诉却无处可诉，含冤受屈却无人能明察，只能忍气吞声，全族遭到诛戮，这难道不令人痛心吗！这样做不但不足以肃清奸邪叛逆、彰明刑法典章，反而恰恰会助长威权滥用、使人心生疑惧。我希望废止这种处置方式，依照法律进行复奏审核，那么被处死的人也能甘心信服，感念圣上明察冤情的恩德；活着的人也会心生欢悦，看到陛下审慎用刑的用意。"

圣历元年，武太后对身边的大臣说："以前来俊臣等人推究审理刑狱案件，朝中大臣相互牵连告发，都承认了谋反的罪名。当中我怀疑有冤枉不实之处，又派亲近的大臣到狱中亲自审问

译，得到的都是亲笔供状，供认牵连之事并非虚假。近来来俊臣死后，就再也没听说有谋反的人了，那么以前被处死的人，难道没有蒙冤受屈的吗？"夏官侍郎姚元崇回答说："近来那些破家灭门的人，都是被冤枉屈打成招、自我诬陷的，告发的人以此作为自己的功劳，天下人称这种做法为'罗织'，比汉代的党锢之祸还要严重。陛下命令身边亲近的大臣到狱中审问，那些亲近大臣自身也难以自保，怎么敢有所动摇改变呢？从今以后，我愿以自身以及全家一百口人的性命担保，现在朝廷内外的官员没有一个是真正谋反的。请求陛下把以前的告发状纸收存起来，不必再加以追究审问。"武太后听后非常高兴，说："以前的宰相都顺从促成了这些冤案，使我陷入滥施酷刑的君主的境地。"武太后颇有所醒悟。于是监察御史魏靖上疏说："来俊臣本人已经被处以极刑，因为他罗织陷害善良的人。我听说郭霸自杀时还高声叫好，万国俊被鬼魂阻拦而突然暴毙。霍献可临死之时，膝盖蜷曲到头顶；李敬仁将死之时，舌头伸到肚脐。这些都是众多冤鬼充满庭院、各种妖异横陈道路的征兆，只是征验与呼应相符，如同回声随着声音一样应验。这些事情都记载在人们的传闻之中，并非虚妄之说。伯有白日显灵的传说，恐怕也没有超过这些的。这也是罗织构陷罪行的一个证据啊。倘若能够让几个人负责平反冤案，大家共同重新详细审核来俊臣等人所审理的重大案件，或许邓艾这样的冤案能在今日得到昭雪，孝妇这样的冤情不再像从前那样被冤枉，恩泽普施一方，那天下就非常幸运了。"于是朝廷下诏，凡是被来俊臣、丘神绩等人审理定罪而处死或籍没家产的人，命三司重新加以审查勘验，凡有冤枉滥判之处的，一并加以昭雪赦免。

中宗神龙元年颁布制书说："丘神绩、来子珣、周兴、万国俊、来俊臣、鱼承晔、王景昭、索元礼、傅游艺、王弘义、张知默、裴籍、焦仁亶、侯思止、郭霸、李敬仁、皇甫文备、陈嘉言、刘光业、王德寿、王处贞、屈贞筠、鲍思恭等人，自垂拱年间以来，大多滥杀无辜之人，他们所有的官职爵位，一并予以追夺。"于是天下人纷纷称贺。

**开元格**

周朝（武周）酷吏来子珣（京兆府万年县人）、万国俊（荆州江陵县人）、王弘义（冀州人）、侯思止（京兆府人）、郭霸（舒州同安县人）、焦仁亶（蒲州河东县人）、张知默（河南府缑氏县人）、李敬仁（河南府河南县人）、唐奉一（齐州金节县人）、来俊臣、周兴、丘神绩、索元礼、曹仁悊、王景昭、裴籍、李秦授、刘光业、王德寿、屈贞筠、鲍思恭、刘景阳、王处贞——以上这些人籍贯尚未查明的先记录在此。

以上二十三人，残害皇族宗支，狠毒陷害善良之人，罪行情节尤为严重，其中还活着的应当长期流放到岭南偏远之地。即使本人已经去世，其子孙后代也不许出仕做官。

陈嘉言（河南府河南县人）、鱼承晔（京兆府栎阳县人）、皇甫文备（河南府缑氏县人）、傅游艺——

以上四人，残害皇族宗支，狠毒陷害善良之人，情节相对较轻，其中还活着的应当发配到岭南。即使本人已经去世，其子孙后代也不许在朝廷附近任职。

敕令按照以上条款执行。

**开元十三年三月十二日**

《通典》州郡典

《通典》卷第一百七十一 州郡一

**州郡序 序目上**

**州郡序**

天下建立国家、治理万物由来已久，那种划定疆域、分设界限的制度，从五帝时代就开始了。当时道德教化广泛传播，四方夷族都归顺教化，依照百姓本来的样子来治理，不强求满足自己的欲望，这大概只是笼络维系而已，哪里还谈得上疆域范围的广狭呢！尧舜时代的疆土不过几千里，东边延伸到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