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重问轻通典卷第四十二　礼二　沿革二　吉礼一

译它所覆盖的范围极其广大，无处不圆满周匝，所以供奉苍璧，它的神位叫圆丘，都是取象于天的圆满周匝。其余五帝，则各自取象于其方位之气的德性，做成珪、璋、琥、璜的形状。《祭法》说他们的神位用太坛，是人力所筑造的，不是天然形成之物，因为它们各有方位，所以叫方坛）。

礼敬神灵的玉，按《大宗伯》说："用青珪礼敬东方，用赤璋礼敬南方，用黄琮礼敬地（即中央），用白琥礼敬西方，用玄璜礼敬北方。"礼敬神灵一定要取象与神相类的物类：珪的形状尖锐，象征春天万物萌生；半珪叫璋，象征万物过半而将衰；琮呈八方形，象征大地；琥形态威猛，象征秋天的肃杀；半璧叫璜，象征冬天闭藏，地上没有生长之物，只有天空露出一半而已。牲畜用小牛，币帛也各随玉的颜色而定（《大宗伯》所说的"各有与礼器颜色相配的牲畜和币帛"，就是这个意思）。所用的音乐与感生帝相同（《大司乐》说："于是演奏黄锺，歌唱大吕，跳《云门》之舞，用来祭祀天神。"郑玄说："天神，是指五帝以及日月星辰。"）。

祭祀前十天，天子亲自告诫百官及同族之人。太宰又总括告诫众官说："某日，将要祭祀昊天上帝，各人都要恪尽职守。百官如果荒废职守，将处以重刑。"于是在泽宫练习射箭，选拔可以参与祭祀的人：凡是仪容举止合乎礼的规范、动作节奏合乎音乐的节拍、且射中次数多的人，才能参与祭祀（"比"字读作"毗志"反切音）。

到了祭祀那天，天子就在路寝之室举行致斋（散斋七天，致斋三天）。祭祀日的清晨，"鸡人"在夜间呼报天明来叫醒百官，"巾车"官摇铃以呼应鸡人的呼叫。典路官便取出玉辂，竖起太常旗。大司乐提前一晚把乐器悬挂好，于是用声音来试验，检验乐器是否齐备完好。

天子将要出发时，大司乐下令演奏《王夏》乐曲。天子所经过之处的百姓，都在田头设置火烛来照亮道路（这就是所谓"乡里设田烛"，因为天子出行的时候天还很早的缘故）。另外，遇丧之人不敢哭泣，穿丧服的人不敢进入国都城门。

祭祀之前，掌次官先在圆丘东门外道路以北，设置大次和小次（"次"是指帷帐。大幄，是刚到时暂住停留的地方；小幄，是承接祭祀、退下等候的地方。《祭义》说："周人祭祀，从早晨一直进行到天黑。"即便体力强健的人，又怎能一直支撑下来呢？因此才设有退下等候之处，与众臣轮流交替行事）。

掌次官张设桌案，布设"皇邸"（是指在帷帐中张设床铺，床后设置木板屏风，上面用染色的鸟羽仿照凤凰的颜色覆盖，作为装饰）。天子穿着大裘，站立在圆丘的东南方，面朝西。大司乐演奏以圜锺为宫音以下的乐曲，用来降神（如果是祭祀感生帝以及迎气，则演奏以黄锺为宫音以下的乐曲来降神）。

接着在圆丘的祭坛上堆积柴薪（是指把牲体、玉帛堆放在柴薪中）。天子亲自牵着牲畜将它杀掉（《太宰》职文论述大祭之礼中说："到了'纳烹'的时候，协助天子处理牲畜之事。

译"郑玄说："纳烹，就是纳牲。将要禀告杀牲，是指祭祀当天的早晨。杀了之后就交给烹饪的人。凡是举行大祭祀，国君亲自牵牲，大夫在旁协助。"）

接下来把牲体、玉帛放好并加以焚烧，这叫作"禋祀"。因为周人崇尚气味，用烟气的香味传达到远方，这是用来回报阳气的（《韩诗外传》说："天子捧着玉登上柴堆，把玉放在牲体上再焚烧。"）然后就在圆丘的祭坛上打扫干净举行祭祀，扮演"尸"的人穿着裘衣登上圆丘。

天子以及牲畜、尸进场的时候，分别演奏《王夏》《肆夏》《昭夏》的乐章（《大司乐》说："天子出入演奏《王夏》，尸出入演奏《肆夏》，牲畜出入演奏《昭夏》。"只是都以夹锺作为宫音罢了）。

就坐的时候，在尸的面前放置苍璧，又进献笾、豆等食器以及血、生肉等祭品，这是为了看重古礼的进献方式（郑玄注《大司乐》说："先奏乐招致神灵，然后用玉礼敬它并加以祭祀。"《礼器》说："郊祭用血，大飨用生肉。"）

天子于是用剖开的匏瓜制成的酒爵，斟取瓦制酒器中的泛齐酒来献给尸，这是"朝践"的献礼（郑玄注《司尊彝》说"只有在太庙祭祀时，才具备五齐、三酒"，所以崔灵恩据此推断，圆丘祭天明确使用五齐，其余如感生帝、迎气、神州等祭祀，则都只用从醴齐往下的四种齐酒罢了。不用圭瓒而用陶器、匏瓜，是因为没有什么器物能与上天的德性相称，所以只取天地质朴的本性来表意）。

五齐的名称：一是泛齐，酿成后渣滓浮在上面，漂漂浮浮的样子，在五齐之中，泛齐味道最为浑浊厚重，古人崇尚质朴，所以在大祭中使用它。二是醴齐，酿成后汁和渣滓混在一起，上下成为一体，也还是浑浊的缘故。三是盎齐，酿成后蓊郁盎然，呈葱白色。四是缇齐，酿成后呈红赤色，因为稍微清一些了（"缇"读音同"体"）。五是沈齐，酿成后渣滓下沉，因为变得更加清澈了。

圆丘祭天没有"祼"礼（灌酒降神之礼）（郑玄注《小宰》说："只有人道之礼的宗庙祭祀才有祼礼。天地这样至尊的大神不举行祼礼，是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与之相称的缘故。"）一共行七献之礼（宗庙祭祀行九献，而祭天神只行七献，是因为宗庙之祭是连同尸未进场之前一并计算的：天子和王后在室内先行两次祼礼以降神，接着才是七献，所以合计为九献。如今天神是外来之神，没有祼礼，所以只有七献而已）。

所谓七献是：进献血、生肉之后，天子用匏爵斟泛齐来献给尸，这就是所谓的"朝践"，这算作第一献（按：关于郊丘祭祀的礼仪文献残缺，没有文字记载可考。只有《大宗伯》《司尊彝》中所陈述的用酒之齐，郑玄和郑众都认为是宗庙之礼。现在姑且依照《司尊彝》斟酌献用五齐的次序来加以说明）。

接着由大宗伯代行王后之事，也用匏爵斟醴齐行亚献，这也属于"朝践"，这是第二献（《大宗伯》职文说："凡是大祭祀，如果王后不能参与，就由人代行其事。"王后是次于国君的亚献，而所用的酒樽各不相同，

译《祭义》说："国君在西边斟取牺樽的酒，夫人在东边斟取罍樽的酒。"牺樽既然比罍樽尊贵，就足以知道亚献不用泛齐）。每一次献礼，都演奏一遍乐曲（是指圆丘祭天就演奏以圜锺为宫音的乐曲，感生帝以及迎气的祭祀就演奏黄锺、大吕）。

接着在神前进献熟食（《司尊彝》注说"王后亲自进献盛放熟食的豆器"，那么这里就应当是由大宗伯来进献熟食）。进献完毕后，天子便用匏爵斟盎齐来献给尸，大宗伯用匏爵斟缇齐来行亚献，这就是所谓的"馈献"，连同前面一共是四献（《司尊彝》注说："馈献是指进献熟食。"）尸于是开始进食。

进食完毕后，天子再斟取朝践时所用的泛齐来给尸漱口（酳尸），这就是所谓的"朝献"（之所以知道朝献就是朝践的酒，是因为《司尊彝》注说："把'朝践'改称为'朝献'，是因为所用的酒樽相沿承接。"所以知道是再次斟取泛齐）。大宗伯再斟取馈献时所用的缇齐来行亚酳，这就是所谓的"再献"，连同前面一共是六献（之所以知道"再献"应当就是"亚酳"，是因为《司尊彝》注说："所谓再献，是天子酳尸之后，王后接着斟酒行亚献。之所以把'再献'改称为'馈献'，也是因为酒樽相沿承接的缘故。"）

此外还有众臣作为宾客行的一献之礼，合计共七献（《司尊彝》注说："众臣的一献，是正祭中的一部分。"《特牲礼》说"宾客行三献，如同开始时一样"，注说："三献才算礼成。"《特牲》是士人的礼，止于三献。按《特牲》《少牢》正祭之后，还会另有宾客之长再加受三爵的礼节，这里只论正祭而已）。尸回敬众臣的酒，都用"三酒"（《酒正》说是"事酒、昔酒、清酒"），其方法如同祫祭之礼。

献礼完毕之后，天子（率众）舞奏六代的乐舞（如果是祭祀感生帝以及迎气，就舞奏当代的乐舞）。所用的乐章是《昊天有成命》。按古制，天子亲自站在舞位之中。

【说】关于郊祀与圆丘祭天的说法，历来各不相同，历代儒者，各自坚持自己的见解。虽然争论纷纷，但大致不出两条路数：尊奉王肃（字子雍）之说的人，认为天体只有一个，怎么会有六个（名号）呢？圆丘祭天与郊祀，实际上是名称不同而实质相同。所说的"帝"，是在四郊祭祀五位人间帝王，怎么能称他们为"天帝"呢！（他们认为）一年之中总共只有两次祭祀。

尊奉郑玄（字康成）之说的人，则认为天有六个名号，一年之中总共有九次祭祀。这是因为：祭祀的场所有圆丘、太坛的不同，所用的音乐有黄锺、圜锺的差别，牲畜的颜色有赤、苍之分，玉器则有四珪、苍璧之别，但祭名都同样称作"禋祀"，祭服也都同样用大裘。这里只是略举大纲，不再一一详述。

恭谨地考虑本朝的典章制度，是把这两种礼制并行采用的，可以说是切合时宜了。历代所推行的做法，也是参酌这两种礼制。关于异同的论辩，本朝论述得最为详尽，详细内容都在《郊天篇》下卷。凡是义理涉及经典文字而道理深奥的，

译就在后面加以说明来阐发它，都标作"说曰"。凡是义理有前代儒者各自坚持自己的道理、且都有一定根据但尚未明晰的，就加以议论，都标作"议曰"。凡是前代儒者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所引证的道理有优有劣的，就加以评判，都标作"评曰"。以下都依此为例。

秦始皇即位之后，认为从前秦文公出猎时，捕获黑龙，这是水德的祥瑞，于是以十月作为一年之首，颜色崇尚黑色，乐律崇尚大吕（颜师古说："大吕，是阴律的开始。"）他向东巡游到海边，以礼祭祀八神（详细内容在《杂祠篇》）。

秦两代国君都在雍地尊祭四畤的上帝（把祭祀的场所称作"畤"）。当初，秦襄公攻打西戎、救援周室，被列为诸侯而居于西方，自认为主管少昊之神，便建造西畤，祭祀白帝，所用的牲畜是马驹、黄牛、公羊各一只。

此后十四年，秦文公向东到汧水、渭水之间打猎，占卜是否可以定居于此，结果吉利。他梦见一条黄蛇从天而降连接到地上，蛇口止于鄜地的原野。于是就建造鄜畤，用牛、羊、猪三牲在郊野祭祀白帝（吴阳的武畤、雍地以东的好畤，都荒废没有人祭祀了）。秦德公即位后，定都雍城，雍地的各处祠庙又重新兴盛起来。

此后四年，秦宣公在渭水之南建造密畤，祭祀青帝。此后二百五十年，秦灵公在吴阳建造上畤，祭祀黄帝，又建造下畤，祭祀炎帝。后来栎阳天降金雨，秦献公认为自己得到了金瑞，所以在栎阳建造畦畤，祭祀白帝（山坡之间的平地叫"衍"。畦畤的形状如同种韭菜的畦垄一样，在每个畦中各筑一个土堆。"鄜"读音同"孚"）。

每年的祭祀祈祷，趁着河水解冻时举行一次，秋天河水干涸结冻时举行一次，冬天举行赛祭酬神，五月用新马驹尝祭，以及在四季各仲月每月都举行祭祀。每个畤用四匹马驹（每个畤用四匹马驹，但春秋所用马驹颜色不同）；用木头制成一乘四匹龙形的车（李奇说："寓，是寄托的意思，把龙的形状寄托在木头上。"颜师古说："驷也是指四条龙。"）；又用木头制成一乘四匹车马，各自与所祭之帝的颜色相配。黄色小牛和羊羔各四只，珪玉、币帛各有一定的数量，都是活着就埋入地下，没有俎、豆等祭器。每三年举行一次郊祭。

常常在十月先斋戒住宿，然后举行郊祭朝见之礼（李奇说："上宿，是预先斋戒的意思。"），并燃起爟火作为信号（张晏说："爟火，就是烽火。"如淳说："爟，是举起的意思。"）它的样子像水井上的桔槔，举起来使火光远照，与祭祀场所相通。之所以要传递举火信号，是因为有时天子不亲自到祭祀场所而是遥遥礼拜，有时众多祭祀分散在不同地方，想要同时进献祭品，所以用火作为统一的节度信号。在咸阳附近举行礼拜，衣服崇尚白色，其他的用度和平常一样。

当时经历了焚书坑儒之后，礼典制度已经不再完备。祭祀使用木制的龙、木制的马，不知道是依据什么，竟如此荒谬悖理。

汉高帝即位第二年，在东方打败项羽后返回关中，问道："过

译去秦代祭祀上帝，祭祀的是哪几位天帝？"回答说："四位天帝，有白帝、青帝、黄帝、赤帝。"高帝说："这是在等我来凑齐五种颜色啊。"于是设立黑帝祠，命名为北畤。由有关官员负责祭祀，高帝不亲自前往。他召回了从前秦朝的祭祀官员，重新设置太祝、太宰等官职，仪式如同秦朝旧制。

此后四年，高帝下诏给御史，命令"九天巫"祭祀九天（颜师古说："所谓九天，是中央的钧天、东方的苍天、东北的旻天、北方的玄天、西北的幽天、西方的皓天、西南的朱天、南方的炎天、东南的阳天，这种说法见于《淮南子》。另一种说法是：东方昊天、东南阳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东北变天、中央钧天。"）都按四时在宫中祭祀。

汉文帝即位后，下诏给有关官员，在雍地五畤各增设一辆路车，配备驾车所需的一切用具（驾车所需的马匹装饰都齐备）。鲁地人公孙臣上书说："当初秦朝崇尚水德，那么汉朝就应当是土德，它的祥瑞应验就是黄龙出现。应该改换历法正朔，服色崇尚黄色。"第二年，黄龙果然在成纪出现，于是任命公孙臣为博士，阐明土德之说，草拟改换历法、服色的事宜（"草"是指初创拟定）。

有关官员说："古代天子在夏天亲自到郊野祭祀上帝，所以称作'郊'。"夏历四月，下诏郊祀上帝。文帝开始亲临雍地，到郊野朝见五畤之祠，所穿衣服都崇尚赤色。赵地人新垣平上言说："长安东北方向有神异之气，形成五种颜色，如同人所戴的冠冕一样，应当在那里祭祀上帝。"于是建造渭阳五帝庙，共用一个屋顶（"宇"是指屋顶覆盖）。在同一屋顶之下，分别建有五座庙，各自设立门户内室（庙记记载："五帝庙在长安东北。"）

每一位帝各占一殿，正面开五扇门，各自与该帝的颜色相配，所用的服饰礼仪如同雍地五畤的规格。第二年夏历四月，文帝亲自拜祭朝见五帝庙，爟火举起，光焰仿佛与天相连。于是新垣平地位显贵，官至上大夫。文帝出行至长门（如淳说，"长门"是亭名），仿佛在道路北边看见五个人，便就其所在之处立起五帝坛（"直"如同"当"，是就其所站立之处而建立祠庙）。后来有人上书告发新垣平弄虚作假，于是诛杀并灭族了新垣平。此后渭阳、长门的五帝祠，就交由祠官管领，按时致祭行礼，皇帝不再亲自前往。

汉武帝即位后，起初到雍地，郊祀朝见五畤，此后常常三年举行一次郊祭。后来亳地人谬忌说："天神之中最尊贵的是太一，太一的辅佐叫五帝。古代天子在春秋两季于东南郊祭祀太一，每天用一副太牢，一共祭祀七天。要筑坛，开辟通向八方的鬼神通道。"于是武帝命令太祝在长安城东南郊建立祠庙。

此后有人上书说："古代天子三年一次用太牢祭祀'三一'。"（三一指天一、地一、太一。）武帝准许了。命太祝在太一坛上主持祭祀，仪式如同当初的方式。又过了一年，武帝到雍地郊祭，捕获一只独角兽，很像麒麟。于是在五畤各增

译献一头牛来焚烧祭祀。

有人说黄帝鼎铸成之后，骑龙飞升而去。天子说："如果能像黄帝那样，抛弃妻子儿女就如同脱掉鞋子一样。"皇上于是到雍地郊祭。祠官宽舒等人筹备太一祠坛，仿照亳人谬忌所说的太一坛的样式，共三层（谬忌即亳人谬忌；"垓"，是"层"的意思）。五帝的坛环绕分布在太一坛之下，各自处于相应的方位，黄帝的坛设在西南方的未地。

祭祀太一所用的物品，如同雍地一个畤所用的一样，再加上甜酒、枣子、肉脯，宰杀一头牦牛（李奇说读音同"狸"；颜师古说，这是西南夷地区长尾毛的牛），作为俎豆牲具。而五帝的祭祀则只用俎豆和醴酒进献（颜师古说："备办俎豆和酒醴而进献。"）。祭祀所剩的祭肉都拿去焚烧。太一祭祀的祝、宰穿紫色和绣有花纹的衣服，五帝的祝官所穿衣服各自与其方位的颜色相配。

祝辞说："上天开始把宝鼎和神奇的蓍策授予皇帝，皇帝恭敬地拜谢并觐见。"（"赞飨"，是祝祷之词。）皇帝的衣服崇尚黄色。祭祀之时，坛上摆满了火炬，夜间有光亮，到了白天，黄色的气息上升连接天空。太史令司马谈、祠官宽舒等人说："神灵降下的福佑，在这块地方显现祥光，应当建立泰畤坛来彰明这一应验。"于是命太祝主管祭祀，在秋天和腊月之间举行祭祀，天子每三年亲自郊祭一次。

后来受宠的臣子李延年因为擅长音乐而受到武帝召见，武帝很欣赏他。武帝把此事交给公卿商议，说："民间的祭祀尚且有鼓乐歌舞，如今郊祀却没有音乐，这怎么相称呢！"公卿们说："古代祭祀天地都有音乐，这样神祇才能够受到礼敬。"于是设立乐府，任命李延年为协律都尉，研究音律，调和八音，创作了十九章的歌辞。

在正月上旬的辛日，于甘泉宫的圆丘举行祭祀，让童男童女七十人一起歌唱，从黄昏一直祭祀到天明。夜间常常有如同流星般的神光停留聚集在祭坛上，天子从竹宫遥遥礼拜（用竹子搭建的宫室，距祭坛三里）。陪同祭祀的百官有数百人，无不肃然动容。

太初元年，向西讨伐大宛，蝗灾大规模爆发。第二年，有关官员说雍地五畤缺少牲牢熟食，祭品的芳香不够齐备。于是命祠官进献各畤所需的小牛牲牢祭品，按照五行相胜的原则来配色和选择食物（孟康说："如果火胜金，就用白色的牲畜来祭祀赤帝。"），并且用木制的马来代替真马驹。

汉元帝即位后，遵循旧有的仪制，隔年正月，亲临甘泉宫一次，郊祭泰畤，再向西到雍地祭祀五畤。

汉成帝即位后，把甘泉宫的泰畤迁移到长安。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上奏说："帝王之事，没有比承奉上天的次序更重要的了，而承奉上天的次序，又没有比郊祀更重要的了。在南郊祭天，是就近阳位的道理。孝武皇帝住在甘泉宫时，在云阳建立泰畤，在宫的南面祭祀。如今皇上应当驻跸长安，若在这里郊祭皇天，反而是趋向北方的太阴方位，这与古代的制度不同。而且道路险峻、要经过山川沟壑，也不是圣明君主所适宜的，难以奉事神明，不合乎天意。甘泉

译的泰畤应当迁移到长安来设置，这样才合乎古礼。"成帝听从了这个建议。

于是废除了雍、鄜、密、上下畤、九天、太一、三一、八神等祠祀，以及其余不合礼制的陈宝等祭祀，凡是四百七十处不应当依礼保留的祭祀场所，全部废止。匡衡说："雍、鄜、密、上下畤等祠庙的规制和用度，都不见于礼典的记载，不足以用来报答神功。如今既然已经考稽古制，建立确定了大礼，郊祭朝见上帝，五帝都陈列齐备，各有相应的位次和祭品，祭祀已经完备了。至于诸侯随意创设的祭祀，不应当再沿袭下去。"成帝都听从了这些意见（陈宝等祠庙的详情，都记载在《杂祠篇》中）。

第二年，匡衡因事获罪被免官。当时很多人都说不应当变动祭祀制度。当初废除甘泉泰畤、改在长安南郊祭祀的那天，刮起大风，毁坏了甘泉的竹宫，折断、连根拔起畤中树干粗达十围以上的大树一百多棵。天子就此询问刘向，刘向说："甘泉以及雍地五畤当初设立的时候，所祭的都是神祇，实在不宜轻易变动。"成帝心中因此感到不安、悔恨。

后来因为一直没有子嗣，于是恢复了甘泉泰畤以及雍地五畤，仍如从前一样。天子亲自郊祭的礼仪也如从前一样。又恢复了长安、雍地祠庙中效验显著的祭祀，大约恢复了一半。后来成帝驾崩，皇太后下诏恢复在长安南郊祭祀，仍如从前一样，以顺应成帝生前的心意。

汉哀帝即位后，卧病不起，广泛征召方士，恢复了甘泉泰畤的祭祀，仍如从前一样，派遣有关官员代为行事，依礼祭祀。

汉平帝即位后，王莽上奏说：应当按照建始年间所推行的丞相匡衡等人的意见，恢复在长安郊祀，一如从前。王莽又相当程度地改动了祭礼，说："天地之祭，有分开举行的，也有合并举行的。合并举行的情况是：在孟春正月上旬的辛日或丁日，天子亲自在南郊合祭天地，用先祖配享天，用先妣配享地。在南郊祭天，就用地来配享，天、地的神位都朝南，地位设在东边，共用一副牲牢而享用祭品。高帝、高后配享在坛上，面朝西，高后的神位在北边，也是同席共用一副牲牢。牲畜用角小如蚕茧栗子的牛，用清水代替酒，用陶器、匏瓜作祭器。天地共用一副牲畜，高帝、高后共用一副牲畜。祭天所用的牲畜放在左边，连同黍稷一起在南郊焚烧；祭地所用的牲畜放在右边，连同黍稷一起在北郊掩埋。用六律、六锺、五声、八音、六舞会合演奏音乐。分开举行的情况是：天地各有固定的方位，在冬至那天，派有关官员在南郊奉祀，以高帝配享，同时遥祭众阳神；在夏至那天，派有关官员在北郊祭祀，以高后配享，同时遥祭众阴神。渭阳的祠庙不再修缮。"平帝听从了这个建议。三十多年间，祭祀天地的场所迁移了五次。

王莽又上奏说："过去天神称作皇天上帝，太一的祭祀区域称作泰畤，地祇称作后土，与中央黄灵相同，又在北郊设立祭祀区域……"

译还没有确立尊号，五帝在雍地设立五畤，都不合乎礼制。现在应当把地祇尊称为皇地后祇，其祭坛称为广畤。中央之帝黄灵、后土之畤，设在长安城未地方位；东方之帝太昊、青灵句芒，南方之帝炎帝、赤灵祝融，西方之帝少昊、白灵蓐收，北方之帝颛顼、黑灵玄冥，各自在其对应方位的郊外设立祭坛。」于是长安周围的各庙、各祭坛就变得非常多了。

译后汉建武元年，光武帝即位，在鄗县的南面筑坛。祭告天地，就是现在的赵郡高邑县。采用前汉元始年间郊祭的旧例。六宗和群神一并从祀，还没有以祖先配享。天地共用一头牛犊，其余牲品还很简约。二年正月，在雒阳城南七里之处营建郊祀之地，依照鄗县的旧例。筑圆坛，设八级台阶，中间又筑重坛，天地的神位设在坛上，都朝南，以西为上首。坛外围又设五帝神位。青帝的位置在甲寅方位，赤帝的位置在丙巳方位，黄帝的位置在丁未方位，白帝的位置在庚申方位，黑帝的位置在壬亥方位。这些神位外面设有壝墙，重重营域都是紫色，以象征紫宫，四面开通道作为门。日、月的神位设在中营内的南道，日在东，月在西，北斗设在北道的西边，都各自单独设位，不排在群神的行列中。八级台阶，每级台阶前有五十八处祭酹之处。五帝的台阶外围，每帝有七十二处祭酹之处。中营四门，每门有五十四位神。外营四门，每门各有一百零八位神。都背靠营域朝内。中营四门，每门封土立有四位神；外营四门，每门封土立有四位神。总共一千五百一十四位神。营就是壝。封，是指封土筑坛。背靠中营的神，是五星，以及中官宿五官神和五岳之类。背靠外营的神，是二十八宿以外的星官，雷公、先农、风伯、雨师、四海、四渎、名山、大川之类。醊字读音是张卫反切。到七年五月，光武帝下诏对三公说："汉朝应当郊祀尧帝。此事应与群臣商议。"当时御史杜林等人上疏，认为："汉朝的兴起并非承继尧帝，与殷、周的情况不同，况且旧制是以高帝配享。如今军队还在外征战，姑且可以像元年郊祀时那样办理。"光武帝听从了这个意见。等到陇、蜀平定之后，才扩大郊祀的规模，以高皇帝配享，神位设在中坛之上，朝西，以北为上首。《汉旧仪》说："祭天设在紫坛的帷幄之中。高皇帝配享天神，设在堂下朝西，用绀色的帷幄、绀色的席子。"天、地、高皇帝、黄帝各用一头牛犊，四方帝共用两头牛犊，总共六头。日、月、北斗共用一头牛，四营群神用四头牛。奏《青阳》《朱明》《西皓》《玄冥》以及《云翘》《育命》舞乐。中营四门，每门用席三十六张，都是用莞草、竹席铺三层。日、月、北斗没有台阶外围的祭酹之处。送神完毕后，把燎祭用的俎实放在坛南巳方之地焚烧。

明帝即位后，永平二年，因《月令》有五郊迎气之说，便采用元始年间的旧例，在雒阳四方设置五郊祭坛。中央的祭坛设在未方，坛都高三尺，台阶没有等级。立春日，在东郊迎接春气，祭祀青帝句芒。东郊距城八里，取木的数目。立夏日，在南郊迎接夏气，祭祀赤帝祝融。南郊距城七里，取火的数目。立秋前十八天，在中央祭坛迎接黄灵，祭祀黄帝后土。祭坛距城五里，取土的数目。立秋日，在西郊迎接秋气，祭祀白帝蓐收。西郊距城九里，取金的数目。立冬日，在北郊迎接冬气，祭祀黑帝玄冥。北郊距城六里，取水的数目。车旗服饰各按照本方的颜色。

魏文帝南巡驻在颍阴时，有关官员在繁阳故城筑坛。庚午日，登坛接受軷祭，下坛看着燎祭完成仪式，当时还没有祖先配享。明帝即位后，太和元年正月丁未日，举行郊祭，以武帝配享天神，以文皇帝配享上帝。这是沿用了两汉的郊祀制度。到景初元年十月乙卯日，才开始在洛阳南面的委粟山营建圆丘。下诏说："曹氏的世系，出自有虞氏。命令祭祀圆丘时，以始祖帝舜配享，圆丘称为皇皇帝天。郊祀所祭的称为皇天之神，"刘邵说："应当称为皇天帝。"以太祖武帝配享。祭祀时自称嗣皇帝。"十二月壬子日冬至，开始在圆丘祭祀皇天帝，以始祖帝舜配享。高堂崇的表文说："按古代典制，可以让武皇帝配享天神。"鱼

译豢议论说："从前后稷因功配享天神。汉朝出自尧帝，却不以尧帝配享天神，说明并非承继尧帝。况且舜帝已经过了好几代，武皇帝开创了宏大的基业，应当让他配享天神。"从正始年间以后，直到魏代灭亡都没有再举行郊祀。孙权最初在武昌称帝号时，祭祀南郊告祭天神，用黑色的公牛。后来他自认为所居之地并非天下之中，就不再举行祭祀。晚年时举行南郊祭祀，追尊其父孙坚为吴国始祖以配享天神。此后继位的君主，直到吴国灭亡都没有再郊祀。刘备章武元年即位，在成都武担山南设坛，用黑色公牛。二年十月，下诏命丞相诸葛亮在成都营建南郊。

晋武帝在南郊举行燎祭告天时，还没有祖先配享。泰始二年，下诏确定郊祀制度，南郊废除五帝神位，五郊都称为昊天，各设一个神位而已。当时群臣议论说："五帝就是天，只是随着当世的王朝而有不同的称号罢了。名号虽有五个，其实是同一位神。南郊应当废除五帝神位，五郊都称为昊天。"武帝听从了这个意见。二月丁丑日，举行郊祀，以宣皇帝配享。十一月，有关官员上奏：古时候郊祀与圆丘并无区别，应当合并圆丘、方丘二丘，重新修筑坛兆，在冬至、夏至合并祭祀。这个月庚寅日冬至，武帝亲自在南郊祭祀圆丘。从此以后不再分别设立圆丘和方泽。太康三年正月，武帝亲自举行郊祀，皇太子、皇子都陪同祭祀。十年十月，下诏说："《孝经》说'郊祀后稷以配天，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上帝'。以前众人议论要废除明堂的五帝神位，考察礼制并不正确。《诗序》说'文王、武王的功业，起源于后稷'，所以推尊后稷来配享天神。宣帝以神武之姿开创基业，既然已经用他配享天神，又用先帝配享天神，从道理上说也不正确。"于是恢复了南郊的五帝神位。

东晋元帝在建康即位，商议在巳方之地设立南郊。太常贺循制定礼仪制度，大多依照汉代和晋初的仪注。三月辛卯日，元帝亲自郊祀，祭祀飨神都照泰始年间的旧例。成帝咸和八年正月郊祀天神，五帝以及佐神、天文等一共六十二位神一同从祀。康帝建元元年正月辛未日，举行南郊，皇帝亲自奉祀。祝文中自称嗣天子臣某。安帝元兴四年应当举行郊祀，朝廷议论认为应当依照《周礼》让宗伯代为主持祭祀。尚书右丞王讷之说："郊祀天神是最尊贵的事，不是天子不能主祭。不能让皇帝的车驾不能亲自奉祀。"当时听从了王讷之的意见。郊祀所用牲畜为黑色。

刘宋永初二年正月上辛日，皇帝亲自郊祀。三年九月，司空徐羡之等人上奏，认为高祖武皇帝应当配享郊天之礼。诏令准许。孝武帝大明二年正月，有关官员上奏：这个月六日举行南郊祭祀，皇帝亲自奉祀。到时如果下雨，就改换日期，由有关官员代为行事。有关官员上奏说："按魏代郊祀天神遇上下雨，就改用下一个辛日。晋代顾和也说要改选吉日。徐禅说'晋代有的用丙日有的用庚日'。如果等到改换日期，应当重新祭告宗庙。"博士王燮之议论说："晋代有的用丙日有的用庚日，都各有其道理。况且武帝十二月丙寅日接受禅让，三年十一月庚寅日冬至在圆丘祭天，并非专为祈求丰收。又按《郊特牲》说'在祖庙接受册命，在祢庙告祭'，这是为了告祭后再退而占卜。那么告祭的意义在于郊祀本身，而不是在于日期。如今日期虽有改换，郊祀的性质并无不同，不应重新告祭。"徐爰议论认为："郊祀用辛日，何偃根据礼制，认为不应重新告祭。毛血告祭牲畜完毕之后，即使有事情阻碍，也应由有关官员代为行事，不应改换郊祀的日期。"经过商议，认为遇雨应改用下一个辛日，不必重新告祭。诏令准许。南郊祭祀，自魏代以来，大多由三公代为行事。大明三年，把郊祀祭坛迁移到秣陵牛头山西面，

译位于宫城的午方。徐爰说："《礼记》说'在泰坛焚柴，是祭天'。'在南郊设坛，是取阳位的意思'。晋代渡江以后，郊祀大多设在北面。有的设在南面，因为出城的道路狭窄，大多设在巳方之地。刘宋沿袭而未加更改。如今圣朝重新营建，旧的典章制度全部更新，应当把郊坛迁到正南方，以确定天位。"大明五年九月甲子日，有关官员上奏，郊祀祭祀用三头牛。孝武帝驾崩后，废帝认为郊祀的旧地是吉祥之地，把祭坛迁回原处。

齐高帝接受禅让，第二年正月上辛日，举行南郊祭祀，但没有配享的对象，牺牲的颜色沿用晋、宋的旧例。右丞王俭议论说："大齐承受天命，以建寅之月创立历法。牺牲的颜色，依照旧有的典章。"诏令准许。建元四年，武帝继位。第二年正月，祭祀南郊。从此以后，隔一年举行一次祭祀。当时有关官员上奏："前代嗣位的君主，有的沿用前朝郊祀的年份，有的重新开始。今年正月已经郊祀过，不知明年是否应当郊祀？"尚书令王俭议论："查考晋明帝太宁三年南郊祭祀，那年九月他驾崩，成帝即位，第二年改元就举行郊祀。简文帝咸安二年南郊祭祀，那年七月他驾崩，孝武帝即位，第二年改元也举行郊祀。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祭祀，那年二月文帝驾崩，孝武帝继位，第二年改元也举行郊祀。这三个朝代都是明确的先例，可以依照办理。"当时领尚书国子祭酒张缙等十七人都表示赞同。诏令准许。永明元年，在立春之前举行郊祀。王俭上启说："按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举行南郊，那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举行郊祀，那月八日立春。这些是近代的明确先例，不必因为先郊祀后立春而有所嫌忌，不必麻烦改换日期。"皇帝听从了这个意见。郊坛的圆形营域内外建起了瓦屋，形制十分宏伟壮丽。通直散骑常侍庾昙崇上启说："祭天崇尚质朴。秦汉以来，郊祀的坛域，都没有建立宫室，以表明谦逊恭敬。"诏令交付有关部门详加讨论。博士贺玚议论："《周礼》说'天子祭祀上帝，张设帷帐'。是把床设在帷幄之中，没听说郊祀之处要设置宫殿房屋。"虞炎议论："汉代的郊祀，天子从竹宫遥拜，休息的殿堂距离祭坛已经很远，是为了奉祀之事完毕后在这里休息。没有什么可嫌忌的。"祠部郎李撝议论："《周礼》说'凡是祭祀要张设帷幕、设置神主休息的帐篷'。神主之处就有帷幄。郑仲师说'神主休息之处，是祭祀时神主所居住的更衣帐篷'。凡是关于祭祀的记载，既然没有把郊祀单独区分开来，那么设立神主的说法，道理上也应关联到宗庙。古代设帐幕，如今宗庙用房屋，帐幕可以变为房屋建筑；郊祀的帷帐，为何不能改为屋檐屋脊？"于是没有采纳庾昙崇的意见。

梁武帝即位后，南郊设坛，在国都的南面。祭坛高二丈七尺，下面直径十八丈。祭坛外围两重壝墙，四面设门。通常与北郊祭祀隔年轮流举行。正月，皇帝在万寿殿斋戒，上辛日举行祭祀。吴操之说："'惊蛰而郊祀'，郊祀应当在立春之后。"何佟之说："如今的郊祀，是为了报答去年的功绩，同时祈求今年的福祉，所以选取岁首的上辛日，不拘泥于立春的先后。周代冬至在圆丘祭祀，是为了大力报答天恩。夏历正月又举行郊祀，是为了祈求农事顺利，所以才有惊蛰之说。"皇帝说："圆丘本来就是祭天，先农则是祈求丰收。祭祀昊天应当在冬至，祈求丰收必须在惊蛰。"用一头特牛，在坛上祭祀天皇大帝。神主牌位上题写"皇天座"。四年，何佟之上启："《周礼》称天为'神'，如今天神的牌位应当题为'皇天座'。"以皇考太祖文帝配享。五帝、天文一并从祀。五方上帝、五官之神、太一、天一、日、月

译、五星、二十八宿、太微、轩辕、文昌、北斗、三台、老人、风伯、雨师，都一同从祀。其中五帝、二十八宿以及风师、雨师等神位设有坎穴，其余都设在平地上。王僧崇上启说："五祀的神位设在北郊，圆丘不应重复设置。"皇帝说："五行之气，天地都具有，所以应当两处都设。"王僧崇又说："风伯、雨师，就是箕星、毕星。如今南郊祭祀箕星、毕星，又祭祀风伯、雨师，恐怕违背祀典。"皇帝说："箕星、毕星本来就是二十八宿之一，风伯、雨师是箕星、毕星所属的下级神灵。两处祭祀并不冲突。"礼仪用苍璧作为祭币，去除了鬯酒灌地的仪式。何佟之上启："按鬯酒，是盛放在六种彝器中，用绘有图画的巾覆盖，讲究文采装饰，用于宗庙。如今郊祀中有灌鬯之礼，恐怕违背崇尚质朴的原则。应当革除。"皇帝依从了这个意见。用沉香作为祭祀的香料。这是取本于天的质朴、属阳所适宜之物。祭器用陶匏、素朴的俎，坐席用秸秆编成。太祝的文牒记载："坛下的神位，都用白茅铺席，俎用漆器。"诏令交付讨论。八座大臣上奏："《礼记》说'观察天下的器物，没有能与天的德行相称的'，可见郊祀的俎不应当用漆。用白茅作席，礼典中没有依据。"于是改用素朴的俎。五帝以下，都用蒲席铺垫。皇帝行一献之礼，再拜接受福佑，皇帝认为一献为质朴，三献为文饰，诏令交付讨论。博士陆玮等人认为："宗庙祭祀行三献之礼，其意义兼及臣下，祭祀上天的礼仪，主体在于帝王，简约礼制、申明大义，一献是恰当的。"从此天地的祭祀都行一献之礼，只有皇帝接受福佑，表明上天神灵降下福祉，臣下不敢与皇帝相同。太尉在丙方设置燎祭之坛，礼仪结束后，祭器、坐席由有关官员焚烧掩埋。何佟之议论说："礼制规定'祭器损坏了才掩埋'。如今用过一次就掩埋，浪费而且违背典制。"皇帝说："荐神的坐席是轻贱之物，陶匏是低廉的器皿，如果送还府库，日后恐怕沾染污秽。只有'损坏了才掩埋'的说法，是指四时常祭所用的祭器而言。"于是仍旧由有关官员焚烧掩埋。五年，迎祭五帝，以始祖配享。当时明山宾建议"请以始祖配享五帝"，皇帝听从了。十一年，皇帝说："礼制规定'在坎穴中祭祀月神'，这是由于阴的意义，是另外的祭祀仪节。如今南郊之兆，既然说是取阳位，按理不应当设为坎穴。"于是废除了这种做法。八座大臣上奏说："五帝的性质，不应当设在坎穴中。这实在是因为齐代的圆丘规模狭小低矮，边上没有足够设神位的地方。如今圆丘的形制既然已经扩大，请把五帝的神位都设在坛上，外壝的二十八宿以及风伯雨师等神位，都停止设为坎穴。"十七年，皇帝认为威仰、魄宝都是天神，设在坛上就显得尊贵，设在下面就显得卑微。南郊所祭祀的是天皇，五帝则另外在明堂祭祀，不必重复设置。又祭祀二十八宿而没有十二辰，在道理上有所欠缺。南郊可以废除五帝的祭祀，加上十二辰，与二十八宿各自按方位设坛。

陈武帝永定元年接受禅让，修建圆丘，坛高二丈二尺五寸，宽十丈。焚柴告祭上天。第二年因而在正月上辛日，举行南郊祭祀，以皇考德皇帝配享。废除了十二辰、风伯、雨师以及五帝的神位。太常卿许亨上奏说："按《周礼》'用血祭祭祀社稷、五祀'。郑玄说'阴祀从血祭开始，是看重气味。五祀，是五官之神'。五神主管五行，隶属于地，所以与埋祭、沉祭一样都属于阴祀。既然不属于禋祭、柴祭，就与阳祭无关。所以何休说：'周代爵位分为五等，是效法地有五行。'五神的神位在北郊，圆丘不应重复设置。又按'用槱燎祭祀风伯、雨师'，郑众说'风师，就是箕星；雨师，就是毕星。都是星辰'。如今南郊祭祀箕星、毕星，又祭祀风伯、雨师，恐怕违背祀典。"诏令一并依从此议。禋字读音是普逼反切。槱字读音是羊九反切

译。隔年举行一次祭祀。文帝天嘉年间，改用高祖配享，恢复三献之礼。许亨说："按《周礼·司尊彝》说'三献之礼施用于宗庙'，郑玄注'一献施用于小祀'，如今用小祀的礼仪施加于天神大帝，这是说不通的。"皇帝听从了这个意见。宣帝即位后，认为郊坛过于低矮，于是加以增高扩大。祠部郎王元规议论说："古代圆丘、方丘二丘，都是依据原有的规模，本来没有高度、宽度的固定数目。后代随着情况修筑，才制定了尺寸的规格。但历代五帝三王，并不相互沿袭，如今把南郊的上部直径增加到十二丈，取法于天的大数。下部直径十八丈，取三分之一增益的数目。高二丈七尺，取三倍于九尺之堂的数目。"

北魏道武帝即位，二年正月，亲自在南郊祭祀上帝，以始祖神元皇帝配享。祭坛设四面台阶，壝墙分三重。天神的神位设在坛上，朝南，神元皇帝的神位朝西。五帝以下以及天文诸神一同从祀。五精帝设在坛内，四帝各按自己的方位设置，黄帝设在未方，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一、太乙、北斗、司中、司命、司禄、司人设在中壝之内，各按其方位。其余从祀的神灵总共有一千多位，祭酹之处设在外壝之内。坐席用秸秆，玉用四珪，祭币用束帛，牲畜用黑色的牛犊。上帝、神元皇帝各用一头牛犊，五方帝共用一头牛犊，日月等共用一头牛。祭祀完毕后，把牲体的左半焚烧于坛南巳方之地。这是取顺应阳位的意义。此后冬至时在圆丘祭祀上帝，牲畜、祭币都相同。天赐二年四月，又在西郊祭天。设方形祭坛，东面设两级台阶，士人所用的台阶没有等级；四周垣墙设四门，每门各按方位的颜色命名。在坛上设置七个木制神主。牲畜用白色的牛犊、黄色的马驹、白色的羊各一头。祭祀那天，皇帝乘坐大驾，到达郊祀之处，站在青门内靠南的位置，面朝西。宫内的朝臣都站在坛的北面，宫外的朝臣以及命妇们都站在青门外，皇后率领六宫从黑门入内，排列在青门内靠北的位置，都面朝西。廪牺令掌管牲畜，陈列在坛前。女巫手持鼓，站在台阶东侧，面朝西。选拔皇帝七族的子弟七人执掌酒器，站在女巫的南面，面朝西，以北为上首。女巫登坛，摇动鼓。皇帝下拜，皇后行肃拜礼，内外百官一同下拜。祭祀完毕，才宰杀牲畜。执酒的七人面朝西，用酒洒祭天神的神主，再次下拜，如此反复三次。礼仪完毕后返回。北魏道武帝西平姑臧，东下山东，堪称雄武之主。当时执掌政务的大臣崔浩、李顺、李孝伯等人，确实都有才干，大多是善于谋略的人士，但很少精通儒学、学问渊博的人。所以郊祀时，皇帝、皇后、六宫以及女巫都参与其中。其余的制度也大多杂糅了夷族的礼仪，违背了旧有的典章。此后，每年举行一次祭祀。明元帝泰常三年，在四郊设立五精帝的祭坛，远近依照五行之数确定。各设方形祭坛，四面台阶，壝墙三重，四面通门。以太昊等神以及各位佐神配享。祭祀黄帝通常在立秋前十八天举行。其余四帝分别在四立之日祭祀。牲畜各用一头牛。又在立春日，派遣有关官员到东郊迎春，祭祀用酒、肉脯、枣、栗，没有牲畜和祭币。到献文帝时，因为西郊的旧例，每年都要增添木制神主，改朝换代就要更换祭坛，这种做法对神明并无益处，于是革除了以前的仪制，确定设置七个神主，在郊祀之处立碑。孝文帝太和十二年，亲自在南郊修筑圆丘。

北齐每三年举行一次祭祀。正月上辛日，在圆丘举行禘祭，祭祀昊天上帝，祭坛设在国都南郊，下部周长二百七十尺，上部周长四十六尺，高四十五尺。分三层，每层高十五尺。上、中两层，四面各设一级台阶，下层四角各设一级台阶。四周设三重壝墙，距离圆丘五十步。中壝距内壝、外壝

译距中壝，各二十五步。都设有八个门。又在外壝之外筑大营，周长三百七十步。营的沟堑宽一丈二尺，深一丈，四面各设一门。又在中壝外面、当圆丘丙方之地设燎坛，周长三十六尺，高三尺，四面各设台阶。以高祖神武帝配享，五精帝、天文诸神一同从祀。五精帝设在中丘，都朝内。日月、五星、北斗、二十八宿、司中、司命、司人、司禄、风伯、雨师、灵星设在下丘。众星的神位设在内壝之中。礼仪用苍璧、束帛，苍色牲畜九头。皇帝行初献之礼，太尉行亚献之礼，光禄卿行终献之礼。司徒祭献五帝，司空祭献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常丞以下祭献众星。此后众儒臣重新议定礼制，圆丘祭祀改在冬至举行。南郊祭祀则每年举行一次，在正月上辛日，在国都之南设坛。祭坛周长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面各设一级台阶。设三重壝墙，内壝距祭坛二十五步，中壝、外壝之间的距离与内壝相同。四面各设一门。又在外壝之外筑大营，周长二百七十步。营的沟堑宽一丈，深八尺，设四门。又在中壝丙方之地设燎坛，周长二丈七尺，高一尺八寸，四面各设一级台阶。祭祀所感应的灵威仰帝，以高祖神武皇帝配享。礼仪用四珪，祭币按方位颜色而定。上帝、配帝，各用一头红色牲畜。燎祭之礼与圆丘相同。

北周的典章制度，大多依照周代的规制。正月上辛日，在圆丘祭祀昊天上帝，圆丘分三层，每层高一丈二尺。上部直径六丈，设十二级台阶，每级台阶有十二个台阶节。圆形壝墙直径三百步，内壝为其一半。位于国都之南七里。以其先祖炎帝神农氏配享，五帝、天文诸神一同从祀。日月、内官、中官、外官、众星。又在南郊祭祀所感应的灵威仰帝，在国都之南五里设方形祭坛，高一丈二尺，宽四丈，壝墙方形一百二十步，内壝为其一半。以始祖献侯莫那配享，牲畜各按方位颜色而定。皇帝乘坐苍色车辂，戴玄色冕冠，配备大驾出行。从祀的人都穿苍色服装。

隋文帝接受禅让，第二年冬至日，在圆丘祭祀昊天上帝，在国都之南、太阳门外道路东侧二里处筑坛。圆丘分四层，每层各高八尺一寸。下层周长二十丈，第二层周长十五丈，第三层周长十丈，第四层周长五丈。以太祖武元皇帝配享，同在圆丘之上。五方上帝、天文诸神一同从祀。日月、五星、内官四十二座、次官一百三十六座、外官一百二十一座、众星三百六十座。五帝、日月设在圆丘第二层，北斗、五星、十二辰、河汉、内官设在圆丘第三层，二十八宿、中官设在圆丘第四层，外官设在内壝之内，众星设在内壝之外。上帝、配帝各用一头苍色牛犊。五帝、日月，各用一头方位颜色的牛犊。五星以下，各用九头羊、九头猪。孟春上辛日，在南郊祭祀感生帝赤熛怒，在国都之南、太阳门外道路西侧一里处筑坛。距离宫城十里，高七尺，宽四丈。以太祖武元帝配享。礼仪用四珪加邸座，牲畜用两头红色牛犊。

炀帝大业元年孟春，祭祀感生帝，改为以高祖文帝配享。其余仍照旧例。十年冬至，祭祀圆丘，皇帝没有在斋宫斋戒。第二天清晨，备好法驾，到场后便直接举行礼仪。这天刮起大风，皇帝独自祭献上帝，三公分别祭献五帝。礼仪完毕后，皇帝骑马飞驰而归。

通典卷第四十三　礼三　沿革三　吉礼二

郊天下　大雩

郊天下大唐

大唐武德初年，制定法令：每年冬至，在圆丘祭祀昊天上帝。祭坛设在京城明德门外，道路东侧二里处。分四层，每层各高八尺一寸。下层周长二十丈，第二层周长十五丈，第三层周长十丈，第四层周长五丈。以景帝配享，五方上帝、天文诸神都一同从祀。日月、内官、中官、外官以及众星都一同从祀。其中五方帝以及日月共七座，设在祭坛第二层。内官五星以下五十五座，设在第三层。二

译十八宿以下一百三十五座，设在第四层。外官一百一十二座，设在外壝之内。众星三百六十座，设在外壝之外。上帝以及配帝用苍色牛犊各一头，五方帝以及日月用方位颜色的牛犊各一头，内官以下加用羊、猪各九头。孟春辛日，祈求丰收，在南郊祭祀感帝，以元帝配享。牲畜用两头苍色牛犊。武德、贞观年间的制度，除了大祭之外，每年立春、立夏、季夏、立秋、立冬都举行郊祀，一并依照《周礼》的规定。配享的对象以及星辰从祀的情况也是如此。每次郊祀，皇帝以及配享之神的神位各用一头方位颜色的牛犊，笾豆各四件，簠簋、俎各一件，句芒以下的五星、三辰、七宿，牲畜用少牢，每份笾豆簠簋俎各一件。这些从祀的各个神位，从古至今都有设置，无法一一记载。自梁、陈以后，直到本朝，大多相互沿袭，因此这里不能详尽书写。簠字读音是登。贞观年间，让高祖配享圆丘，元皇帝配享感帝，其余依照武德年间的制度。

永徽二年七月，太尉长孙无忌等人上奏议论说："根据祠令以及新礼，都采用郑玄六天的说法，圆丘祭祀昊天上帝，南郊祭祀太微感帝，明堂祭祀太微五天帝。臣等谨按郑玄的这个说法，只是依据纬书，所说的六天都是指星象，而昊天上帝并不属于苍天。所以他注解《月令》以及《周官》时，都认为圆丘所祭祀的昊天上帝就是北辰星曜魄宝。又解说《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明堂严父配天，都认为是指太微五帝。考察他的说法，谬误特别严重。按《易经》说：'日月附丽于天，百谷草木附丽于土。'又说：'在天成就天象，在地成就形体。'足以说明星辰并非天，草木并非地。《毛诗传》说：'元气浩大广远，就称为昊天。远望苍苍茫茫，就称为苍天。'由此可见天是以苍昊为本体，并不属于星辰之列。而且天和地各只有一个，这才叫做两仪。天尚且不能有两个，怎么能有六个呢？因此王肃等诸位儒者，都反驳了郑玄的这个说法。又查考太史所藏的圆丘图，昊天上帝的神位之外，另外有北辰的神位，与郑玄的说法不同。得到太史令李淳风等人的报告，说昊天上帝的图位本来就在坛上，北辰则在第二层，与北斗并列，是星官内座之首，与郑玄依据纬书的说法不同。这是羲和所掌管的，观测天象绘制星图，推步测算都有一定的规律，相互沿袭并无差错。又按《史记·天官书》等书记载，太微宫中有五帝，本是五精之神，是五星所奉承的对象。因为它是人主的象征，所以尊称为帝，就像房、心二星是天王的象征一样，难道那就是天吗！《周礼》说'在四郊设立五帝的祭坛'，又说'祭祀五帝时要掌管百官的誓戒'。都只称为五帝，并不称为天。这本来就是太微之神，并非苍昊之天的祭祀。又《孝经》只说'郊祀后稷'，并没有提到圆丘的说法，王肃等人认为郊祀就是圆丘，圆丘就是郊祀，就像王城、京师，名称不同而实质相同。这符合经典，道理十分明白。而如今却听从郑玄的说法，把祭祀分为两处，圆丘之外，另外设有南郊，这违背了正统的经典，道理上很不妥当。而且查考吏部的格式，只有南郊陪祭的位次，却没有另外记载圆丘。格式的文字既然遵从王肃的说法，而祠令却仍然实行郑玄的说法，令与式相互矛盾，理应加以改革。又《孝经》说'严父之礼没有比配天更重大的了'，下文接着就说'周公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享上帝'，可见明堂所祭祀的，正是配天之礼，而如今却认为只是祭祀星官，这反而违背了明确的经义。"皇帝下诏听从长孙无忌等人的建议，在南郊保留祭祀太微五帝，废除郑玄六天之说。

礼部尚书许敬宗等人又上奏说："在新礼中，祭祀完毕后，收取玉帛牲体，放置在柴堆之上，然后焚柴，而燔柴之坛又设在神

译坛的左侧。臣等谨按，祭祀之礼，必须先降神。周代的人崇尚气味，祭天就焚柴，祭地就把血埋入土中，祭祀宗庙就用萧草混合黍稷灌注鬯酒，都是看重气味，用来降神。礼经的记载十分明白，意义解释得也很详尽。焚柴应在祭祀之初进行，礼制上没有什么可疑惑的。因此《三礼义宗》等书都说：'祭天以焚柴为开始，然后再举行正式的祭祀。祭地以埋血为先，然后再举行正式的祭祀。'又《礼论》记载晋代太常贺循上言说：'堆积的柴薪原本设在祭坛的南面，焚烧祭天所用的牺牲，用牛犊的左半边，汉代的礼仪用牲畜的头部，如今郊祀用胁肋部位共九块。太宰令捧着牲畜的胁肋，太祝令捧着珪瓒，都放在焚烧的柴薪之上。'这就是晋代的旧例，也没有在祭祀末尾焚烧的说法。只有周、魏以来，随意增减礼制。仿照告祭宗庙时使用的祭币，事毕后予以掩埋，因而把焚柴也改成放在祭祀的末尾。这种做法没有典籍依据，礼制上也缺失了降神的环节。而且焚柴与正式祭祀所用的牲畜、玉器本来是有区别的。苍璧、苍色的牛犊之类，是焚柴时所用；四珪、红色的牛犊之类，是祭祀祝祷时所需。所以郊祀天神有四珪，就像宗庙祭祀有珪瓒一样。因此《周官·典瑞》，文字与意义相互印证，都是祭祀完毕后收藏起来，并不在焚柴的范围之内。如今新礼把它们都等同于苍璧一起对待，而不顾珪瓒的特殊性，就把它们一并焚烧，道理上既有偏差，礼制上也难以沿袭。"皇帝下诏听从了这个意见。

干封初年，高宗下诏依照旧例祭祀感帝。有关官员议论后，又下诏依照郑玄的说法祭祀五天帝。司礼少常伯郝处俊等人上奏："显庆年间制定的新礼，废除了感帝的祭祀，改为祈谷之祭。祭祀昊天时以高祖配享。按照旧礼，感帝以代祖元皇帝配享。如今既然依照旧例恢复祈谷为感帝之祭，又用高祖配享，那么高祖依照新礼已经配享圆丘的昊天上帝，如今又用他配享感帝，恐怕就违背了'周人禘祭喾帝而郊祀后稷'的原则。如今如果禘祭、郊祀都用同一位祖先配享，恐怕没有什么依据。"皇帝听从了这个意见。二年十二月，下诏说："从前周朝王道衰落，秦朝政治败坏，礼乐沦丧散失，经典残缺灭失。于是使得汉朝的博士，空泛地解说六宗的经文；晋代的大儒，争相陈述七祀的议论。有的把昊天等同于五帝，有的把感帝分属于五行。此后相继沿袭前人的说法，礼仪变得纷杂混乱。从今以后，凡祭祀圆丘等祭典，都用高祖太武皇帝、太宗文武皇帝崇配。"

武太后临朝执政时，垂拱元年，有关官员议论圆丘、方丘以及南郊、明堂严父配天之礼。成均助教孔玄义上奏议论说："臣谨按《孝经》说：'孝道没有比尊崇父亲更重大的了，尊崇父亲没有比让他配享天神更重大的了。'既然说没有比配天更重大的，说明是让至尊至大的天来配享，那就是昊天。万物之中最大的，莫过于天，推尊父亲比拟于天，与之相配，行孝道之中最重大的，没有超过这个的，用以彰显尊严的极致。请让太宗文武圣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享昊天上帝于圆丘，这符合《孝经》《周易》的经文。神尧皇帝开创王业之初，顺应天命、顺从民心，请让他配享感帝于南郊，这符合《大传》的经文。又《孝经》说'在明堂宗祀文王'，文王被称为祖，

译而云宗，也是取通于周武王祭祀之义。因此请求奉太宗、高宗配祭于明堂，这在义理上符合《周易》及《祭法》中的记载。

译太子右谕德沈伯仪说：「谨按《礼记》记载：『有虞氏禘祭黄帝而郊祭喾，祖祭颛顼而宗祭尧。夏后氏也禘祭黄帝而郊祭鲧，祖祭颛顼而宗祭禹。殷人禘祭喾而郊祭冥，祖祭契而宗祭汤。周人禘祭喾而郊祭稷，祖祭文王而宗祭武王。』郑玄注解说：『禘、郊、祖、宗，是指祭祀时以先王配食受祭。禘是指在圜丘祭祀昊天，在南郊祭祀上帝叫做郊，在明堂祭祀五帝、五神叫做祖、宗。』我细究这种庄严配祀的记载，以此处所记最为详备。得礼制之序的，没有超过周代的。禘祭喾、郊祭稷，却没听说有两位主祭；明堂宗祀，才开始兼有两位配祭者。这是因为文王、武王是父子而地位有别，文王作为父辈，居上配祭五帝；武王作为对应的一辈，居下配祭五神。《孝经》说：『尊严其父没有比配天更大的了，周公就是这样的人。从前周公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祭上帝。』并没有说尊严武王来配天，那么武王虽然也在明堂受祭，但按理并不能与配祭天帝相提并论；既然称为宗祀，其意义只在于突出尊严之义。虽然同时有两种祭祀，但终究只有一位主祭者。所以《孝经纬》说『后稷是天地之主，文王是五帝之宗』。如果一定要一位神灵配以两种祭祀，那么就会有五种祭祀十次祭飨，献祭频繁，礼数上会有所欠缺。这就是说神灵没有两位主祭之理，礼制推崇一位配祭之义。我私下考察，贞观、太徽年间都遵循专一配祭之制；显庆之后，才开始创立兼配两位先祖之制。如果一定要顺应古制而行，实在应当以效法周代为美。高祖请求配祭圜丘、方泽，太宗请求配祭南郊、北郊。高宗制礼作乐，告祭封禅、登坛祭天，天下共庆，普天同享，我私下认为，最大的孝道，按理应当总配五方之天。」

凤阁舍人元万顷、范履冰等人商议说：「谨按现行礼制，昊天上帝等五处祭祀，都奉高祖、太宗二位共同配祭。如今议论者引用《祭法》、《周易》、《孝经》的文字，虽然接近于考据古制之说，却大大失去了因心而制礼的本意。据现行礼制，高祖、太宗如今既然共同配祭五处祭祀，就应当依照旧制不予更改。高宗在功业上并无差别，怎能在祭祀配享上有所区别。请求依例奉高宗配祭五处祭祀。」朝廷听从了这个意见。郊丘各种礼仪都以三位先祖一并配祭。

永昌元年九月，敕令说：「天没有两个称号，帝是通用的名号。此前各位儒者，各执异说互相分歧，竟然把五方之帝，也称作天。假使经传之中有互相通用的说法，终究是名实不相符合。称号不加区别，尊卑就会混淆。从今以后郊祀之礼，只有昊天上帝称为天，其余五帝都称为帝。」武后改朝换代称周，号称天册金轮大圣皇帝，亲自到南郊行祭祀之礼，合祭天地。追尊周文王为始祖，追尊其父季应公为无上孝明高祖帝，用这两位先祖一同配祭。长安二年九月，敕令：祭祀明堂、圜丘时，神座一律设置于床上，作为永久的定式。

景龙三年，皇帝亲自到南郊祭祀，让皇后担任亚献。还挑选大臣李峤等人的女儿担任斋娘，执掌笾豆等祭器。国子祭酒祝钦明谄媚讨好中宫皇后，就与司业郭山恽上奏说：「谨按《周礼》『祭祀天神叫祀，祭祀地祇叫祭，祭祀宗庙叫享』。又《内司服》职责规定：『凡祭祀，都由王后供给祭服。』又《祭统》说：『祭祀一定要夫妇二人共同参与。』依据这些，可知皇后应当协助祭祀天神地祇，这是很明白的。」太常博士唐绍等人商议说：「皇后到南郊协助祭祀，于礼不合。祝钦明所依据的，是祭祀宗庙的礼制，不是祭祀天地的礼制。考察历代郊祀之礼，都没有皇后协助祭祀的先例。高祖、太宗、高宗都曾亲祭南郊，也没有这种礼制。」左仆射韦巨源又附和祝钦明的意见，此事便照此施行。让韦巨源担任终献。祝钦明又上奏请求让安乐公主担任终献，于是更改了南郊祭祀的仪注，唐绍、蒋钦绪坚决争辩，此事才作罢。于是还是让韦巨源担任终献。后来侍御史倪若水弹劾郭山恽、祝钦明等人，将他们外放为蕲州、饶州的地方长官。

景云元年十一月十三日乙丑冬至这天，祭祀圜丘。当时

译精通阴阳之术的卢雅、侯艺等人上奏请求把冬至的日期提前到十二日甲子，认为这样是吉利的日子。右台侍御史唐绍上奏说：「礼制之所以在冬至这天到南郊祭祀圜丘，夏至到北郊祭祀方泽，是因为这一天太阳运行的躔次到达了南北的极点。太阳运行到最北端时，日晷刻度沿着一半循环；太阳运行到最南端时，日晷刻度正好循环一周。这一天，一阳之爻初生，是天地交会的开始。所以《易经》说：『复卦，大概就体现了天地之心吧！』这正是冬至的卦象。一年之内，没有比这更吉利的日子了。甲子只是六十天的开始，一年之内，隔一个多月就会遇到一次，既不是大的聚会，天体运行也未曾周而复始，只是统辖六甲之日，辅助四时而成一岁。如今想要避开循环周始的冬至而选取甲子日，这是舍弃大吉之日而选取小吉之日啊。」最终依从了唐绍的意见。太极元年正月，初次将要在南郊举行祭祀。当时有关部门商议，只祭祀昊天上帝，而不设置皇地祇的神位。谏议大夫贾曾上表说：「谨按《礼记·祭法》说『有虞氏禘祭黄帝而郊祭喾』。传文说『大祭叫做禘』。既然如此，郊祭与庙祭，都可以称作禘。禘祭宗庙，那么祖宗的神主都要合祭于太祖庙；禘祭南郊，那么地祇及众多山川之神都要合祭于圜丘，用始祖来配享。这都是有特定事由而举行的大祭，与平常的祭祀意义不同。《三辅故事》记载『汉代祭祀圜丘的仪制：上帝神位面朝正南，后土神位也面朝南而位置稍偏东』。又《东观汉记》说：『光武帝在洛阳城南修建圜坛，天神地祇之位都设在坛上，都面朝南、以西为上位。』考察两汉时自有祭祀后土及北郊祭祀之礼，而这里已经在圜丘设置地祇之位，说明这正是禘祭的仪制。如今的南郊祭祀，正当禘礼，本来就应当合祭天地，遍祭众神。请求完备地设置皇地祇以及从祀诸神的神位，这样礼制既能考据古制，意义也合乎人情。」当时又将要亲自祭祀北郊，贾曾的奏表最终被搁置未用。

开元十一年十一月，皇帝亲自到圜丘祭祀。中书令张说担任礼仪使，卫尉少卿韦绦担任副使，张说提议请求以高祖配祭，才废止了三位先祖同时配祭的礼制。开元十五年，太常博士钱嘉会上奏建议说：「依照《月令》及祠令，九月农事完毕之后，要在明堂大祭五帝。贞观年间及神龙年间都在南郊行报祭之礼。中间此礼一度废止，有亏于祭祀典章。依照《孝经》『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的说法，请求每年九月，在南郊雩坛举行祭飨之礼，以睿宗皇帝配祭。」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天宝五载，颁布诏书说：「帝王的典章制度，历经百代不断修订完善；郊祭的意义，实在关系到天地人三灵。圣人既然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制度，君王也应当依照人情来改革礼制。况且没有比天地更尊贵的，也没有比祖宗更崇高的，庄严配祀、彰显尊崇，怎能有所差异。如今四时祭飨宗庙的礼节，已经形成固定的制度；而南郊、北郊的祭祀，却未能按时举行祭飨。从今以后，每年四季孟月，先选择吉日，祭祀昊天上帝，其中皇地祇合并祭祀，第二天祭祀九宫坛。都命令宰相主持行礼。祭奠务必崇尚洁净，以符合朕的心意。」

宝应元年，礼仪使杜鸿渐、礼官薛颀、归崇敬提议认为：「神尧皇帝（高祖）是接受天命而登基的君主，不是最初受封之君，不能作为太祖来配祭天地。而太祖景皇帝最初受封于唐地，就相当于商朝的契、周朝的稷。郊祭天地应当以太祖景皇帝配祭，告祭各宗庙也应当由景皇帝主持酌献。」皇帝下诏说可以。谏议大夫黎干上奏，认为太祖景皇帝不是受命之君，不适合配祭天地，提出十条诘问十项难点来说明这一点。

永泰二年，礼仪使、太常卿杜鸿渐上奏：「冬至祭祀昊天上帝，夏至祭祀皇地祇，请求以太祖景皇帝配飨。孟春祈谷祭祀昊天上帝，孟冬祭祀神州，请求以高祖配飨。孟夏祈雨祭祀昊天上帝，请求以太宗配飨。季秋在明堂大享祭祀昊天上帝，请求以肃宗配飨。臣与礼官学士，依据经文，各项事宜都已明确记载，圣旨已详细审定，只是长久未能施行。」皇帝下敕依从此议。

贞元元年，颁布诏书说：「郊祀的意义，本于

译至诚之心。制定礼制、确定名号，应当合乎事实，使名号与实际相符合，那么尊卑才有伦常。五方配帝，都是上古的贤明君王，他们的道德恩泽济于百姓，礼制彰显了对他们的隆重祭祀。论功论德，那么朕的德行不能与他们相比；但就统御天下、居于至尊之位而言，则朕的地位与他们相同。而在祝文中却自称为臣来祭祀，这既无益于表达诚敬，反而是对君臣等级威严的亵渎。前任京兆府司录参军高佩上疏陈述此事，他的道理精详确切。朕慎重地考虑改变旧有仪制，征询了众位大臣的意见，阐明了大义，因此心中释然。应当予以改正，以敦厚礼制典章。从今以后，祭祀五方配帝的祝文，一律不须再自称为臣。其余礼数仍照旧制。」贞元十三年敕令：「郊坛按时祭祀，燔柴瘗埋之礼，一律依照天宝十三年的制度施行。从今以后，代行祭祀南郊之礼，在太清宫献祭，在太庙祭飨，由太尉主持行礼。祭祀前一天，在斋戒之所备好仪仗车驾，穿公服将祝版引入，亲自接受祝版，然后前往清斋之所。」广德二年，礼仪使杜鸿渐上奏：「郊庙大礼的祝文，从今以后，请依照《唐礼》所定，写在木版上用墨书写。用玉简金字书写的做法，一律停止废除。如果同意臣的请求，希望编定为永久的制度。」皇帝下敕说应当改用竹简。有关郊祭天神的仪注，详细记载在《开元礼》中。

　　大雩　周　汉　后汉　晋　东晋　齐　梁　陈　后魏　北齐　隋　大唐

周代的制度，《月令》记载：建巳之月（四月），要为五方上帝举行大雩祭祀。《春秋左氏传》说：「苍龙星宿出现就要举行雩祭。」角、亢二星宿出现的时候，正当周历的六月，阳气正盛，常常会有旱情，所以要举行雩祭。雩的意思是求远，为百谷而向远方祈求膏泽之雨。举行雩祭的坛叫做雩禜，《祭法》说：「雩禜是祭祀水旱之灾的。」郑玄说：「雩禜，是祭祀水旱的坛。」设在南郊的旁边。雩祭是祭祀天地，所以处在阳位。因为要总祭五方之天，不能偏在四方中的某一方，所以设在南郊。以五位人帝配祭。太昊配青帝，炎帝配赤帝，轩辕配黄帝，少昊配白帝，颛顼配黑帝。命乐正演习盛大的乐舞，《月令》说：「仲夏之月，乐师修整鼗、鞞、鼓等乐器，调和琴、瑟、管、箫等乐器，手持盾、斧、戈、羽等舞具，调准竽、笙、竽簧等乐器，整饬钟、磬、柷、敔等乐器。」这些乐器一并演奏，所以叫做盛乐。竽音同「池」。跳皇舞。用白色羽毛析制成舞具，形状如同帗一样。《舞师》说：「教授皇舞，率领众人跳舞以应对旱暵之事。」暵，音「呼旱反」。《月令》说：「命令有关部门为百姓祈祷祭祀山川、百源，以及对百姓有益的古代贤能公卿之神，来祈求谷物丰收。」天子祭雩上帝，诸侯祭雩山川之神。卿士是指古代上公以下的贤臣，比如句龙、社稷之神一类。何休注《春秋公羊传》说：「遇到旱灾，国君就要亲自到南郊，用六件事来自我反省谢罪：政令是不是不当？用人是不是失职？宫室是不是过于奢华？后妃干政是不是太严重？贿赂是不是盛行？谗佞小人是不是得势？还要派童男童女各八人呼号求雨。」按《月令》一书本出自《管子》，管子就是周代的人。到秦朝，吕不韦把它编入《吕氏春秋》，汉代戴圣又收录汇编入《礼记》，追溯其根源，都是周代的制度。如果国家发生大旱，就由司巫率领众巫女跳雩舞求雨。注解说：「雩，是求雨之祭。天子祭祀上帝，诸侯祭祀上公之神。」如果遇到旱暵，就由女巫跳雩舞求雨。雩，是呼号哀求降雨的祭祀。派女巫来跳舞，是因为求雨之祭崇尚阴柔之道。郑司农说：「求雨要用女巫，所以《檀弓》说：『有一年发生旱灾，鲁缪公召见县子，问道：「我想暴晒女巫，怎么样？」县子回答：「上天不下雨，却指望一个愚昧的妇人，这不是太疏漏了吗！」』」《左传》说：「苍龙星宿出现就要举行雩祭。」是说建巳之月，苍龙星宿的形体，在黄昏时出现在东方，此时万物开始茂盛，等待雨水才能长得更大，所以要祭祀上天，为百谷祈求远方降下膏泽之雨。《公羊传》说：「说到雩

译祭就说明有旱情，说到旱情就未必说到雩祭。」这都是称赞人君能够感应畏惧上天的灾异，随机应变以求消灾解难，忧虑百姓的急难，这不是四时的常规祭祀。不举行雩祭就直说旱情，如果旱情不严重、没有伤害到作物，就称为大雩，说大雩就可以知道是大旱了。《谷梁传》说：「雩祭之后得到降雨就称为雩，没有得到降雨就称为旱。」《礼记》说「苍龙星宿出现就举行雩祭」，正常的祭祀不加记载，被记载下来的都是因为有旱情的缘故。得到雨水就欢喜，是按月份来定正名。得不到雨水就记载为旱，说明灾情已经形成。

汉代承袭秦代灭绝儒学之后，正规的雩祭之礼已经废弛。遇到旱情，由太常向天地宗庙祝祷。董仲舒《春秋》记载：「春季干旱，命令各县邑在属水之日在社稷、山川祈祷，百姓也在自家门户祭祀。不要砍伐名贵的树木，不要砍伐山林。暴晒巫女、聚集蛇类八天。在城邑东门外修建四面相通的祭坛，边长八尺，插上八面青色的丝帛。所祭之神是共工。用活鱼八条作祭品，加上玄酒，备好清酒、干肉。挑选洁净能干的巫女担任主祭。主祭者斋戒三天，穿青色衣服。先行再拜礼，然后跪着陈述祝词。祝词说：『昊天生育五谷来养育人民。如今五谷遭遇旱灾，恐怕不能结出果实。谨此进献清酒干肉，再拜祈求，希望能降下大雨，就此奉上牲畜祈祷。』再拜起身后，选甲、乙日制作一条大青龙，长八丈，放在中间；再制作七条小龙，各长四丈，放在东边，都朝东，彼此相距八尺。挑选八名儿童，都斋戒三天，穿青衣起舞。田啬夫斋戒三天，穿青服站立一旁。挖通社坛与闾巷外沟渠的通道。捕取五只蛤蟆放在社坛中。挖一个边长八尺、深一尺的方池。备好酒脯，祝词如春祭一样。捕取三岁的雄鸡和三岁的公猪，都在四方的通神祭坛上焚烧。命令人们把里巷南门关闭，在门外放置水，打开里巷北门。备好一头年老的公猪，放在里巷北门外。集市中间也放置一头公猪。听到鼓声后都焚烧公猪尾巴，取来人骨埋入土中，挖开山泉、堆积柴薪焚烧。疏通桥梁道路上的壅塞之处。得到雨水后要用小猪、酒、黍米作为回报，铺垫用的茅席不要中断。夏季命令各县邑在属水之日在自家祭祀灶神，不要兴建土木工程。重新深挖水井。把锅釜暴晒在祭坛上，把杵臼放在路旁，历时七天。在城邑南门外修建四面相通的祭坛，插上七面红色丝帛。所祭之神是蚩尤。用七只红色雄鸡作祭品，加上玄酒，备好清酒干肉。主祭者斋戒三天，穿红衣，跪拜陈述祝词如同春祭一样。选丙、丁日制作一条大红龙，长七丈，放在中间；小龙六条，各长三丈五尺，放在南边，都朝南，彼此相距七尺。挑选七名壮年男子，都斋戒三天，穿红衣起舞。司空啬夫也斋戒三天，穿红衣站立一旁。挖通社坛与闾巷外沟渠的通道。捕取五只蛤蟆放在社坛中。挖一个边长七尺、深一尺的方池。备好酒脯，斋戒穿衣、跪拜祝祷如同起初一样。捕取三岁雄鸡、公猪，在四方通神祭坛上焚烧，开阴闭阳如同春祭一样。季夏之月，向山陵祈祷来辅助求雨。命令各县邑每十天迁移一次集市到城邑南门外，五天内禁止男子进入集市。百姓在自家祭祀中溜之神。不要兴建土木工程。把巫女聚集在集市旁边。在其中修建四面相通的祭坛，插上五面黄色丝帛。所祭之神是后稷。用「母」作祭品，五份。「母」音同「模」，在《周礼》中称为「淳母」，音同「移」，《周礼》说是一种食物。加上玄酒，备好清酒干肉。命令主祭者斋戒三天，穿黄衣，其余都与春祭相同。选戊、己日制作一条大黄龙，长五丈，放在中间；小龙四条，各长二丈五尺，放在中央，都朝南，彼此相距五尺。挑选五名壮年男子，斋戒三天，穿黄服起舞。老年人也斋戒三天，穿黄衣站立一旁。疏通社坛与闾巷外沟渠，蛤蟆池边长五尺、深一尺，其他都与之前相同。秋季暴晒兵器、巫女九天。不要兴办用火之事，不要熔炼金属器皿。百姓在自家祭祀门神。在城邑西门外修建

译四面相通的祭坛，边长九尺，插上九面白色丝帛。所祭之神是太昊。用九条桐木鱼作祭品，加上玄酒，备好清酒干肉。穿白衣。其他都与春祭相同。选庚、辛日制作一条大白龙，长九丈，放在中间；小龙八条，各长四丈五尺，放在西边，都朝西，彼此相距九尺。挑选九名鳏夫，都斋戒三天，穿白衣起舞。司马也斋戒三天，穿白衣站立一旁。蛤蟆池边长九尺、深一尺。其他都与之前相同。冬季，舞龙六天，向名山祈祷来辅助求雨。百姓在自家祭祀井神。不要壅塞水流。各自在城邑北门外修建四面相通的祭坛，边长六尺，插上六面黑色丝帛。所祭之神是玄冥。用六只黑狗作祭品，加上玄酒，备好清酒干肉。主祭者斋戒三天，穿黑衣。祝祷如同春祭一样。选壬、癸日制作一条大黑龙，长六丈，放在中间；小龙五条，各长三丈，放在北边，都朝北，彼此相距六尺。挑选六名老年人，都斋戒三天，穿黑衣起舞。县尉也斋戒三天，穿黑衣站立一旁。蛤蟆池都与春祭相同。四季都要选属水之日，制作龙形雕塑一定要选用洁净的泥土。命令官吏百姓，夫妇都要成双成对居处。」《新论》说：「刘歆求雨降雨，都是制作土龙来求雨。制作土龙的道理，是因为龙一出现就常有风雨兴起，用土龙来迎送龙神，所以模仿龙的形象来制作它。」汉武帝元封六年，遇到旱灾，规定女子和成年男巫不许进入集市。汉成帝五年六月，开始命令各官署止雨，用红绳缠绕社坛，击鼓攻打社坛之神。这以后水旱灾害常常不调和。干宝说：「用红绳缠绕社坛。社，属太阴之气。红色，是火的颜色。丝属离卦。天子在社坛击鼓，是谴责各种阴气；诸侯在社坛献上币帛，是祈请上公之神；在朝廷击鼓，是自我反省责备。这是圣人用来厌胜禳灾的方术。」

后汉从立春到立夏，一直到立秋，各郡国要上报雨水情况。如果雨水稀少，各地就要打扫社稷坛，公卿官长依次举行雩祭之礼来求雨。《春秋繁露》说：「大旱举行雩祭来祈求降雨，大水则击鼓攻打社坛，这都是应对天地变化、阴阳失调而产生的做法，有的用祈求的方式，有的用攻击的方式，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大旱，是阳气压制了阴气。阳气压制阴气，是尊者压制卑者，这本来就合乎义理，即便灾情严重，也只是拜祭祈求罢了。大水，是阴气压制了阳气。阴气压制阳气，是卑者压制尊者。以卑贱者欺凌尊贵者，这是违背常理的举动，所以要击鼓攻击它，用红绳威胁它，因为这是不合道义的，这也正是《春秋》不畏强权的精神所在。改变天地的位置，纠正阴阳的次序，径直施行应有的做法而不忌讳其中的艰难，这是道义的极致体现。」封闭各处的阳气，穿黑色衣服，兴建土龙求雨。《山海经》说：「大荒东北角有一座山，名叫凶犁土丘，应龙住在南方极远之地，杀死了蚩尤与夸父，不能再回到天上，所以此地常常发生旱灾，遇到旱灾时人们就模仿应龙的形状（制作土龙），才能求得大雨。」郭璞说：「如今的土龙求雨，本源就在于此，其中的气息感应是自然而然、冥冥中相应的，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立起土人、让儿童跳两佾之舞，七天一变换，都依照旧例进行。反绑双手，用红绳缠绕社坛，击打红色的鼓。祈祷求雨报答天恩，用少牢按照礼制进行。

晋武帝咸宁二年春天，遇到旱灾，沿用后汉的旧典章，各处旱灾之地都广泛加以祈祷请求。五月，向社稷、山川祈求降雨。

东晋穆帝永和年间，有关部门商议，在国都南郊旁边设立雩坛，依照郊坛远近的位置，阮谌说「祭坛设在巳位」。按照卫宏《汉仪》的说法，称「鲁国人的雩坛设在城东南」。各位儒者的说法都称为「坛」，而如今则改称为「墠」。此外《论语》记载樊迟跟随孔子在舞雩台下游玩，卫宏所说的鲁城东南，旧时的遗迹还在。祭祀上帝和众多小神。遇到旱灾就祈雨，大雩祭祀社稷、山林、川泽。戴邈提议说：「周代冬季及春夏遇到旱灾，礼制上只有祈祷而没有雩祭。旱情时日尚短，灾害就轻微

译；旱情时日长久，灾害就严重。灾情轻微就祈祷社稷等小神，灾情严重才举行大雩祭祀天帝。按《春秋左氏传》的意思，春夏没有降雨还未形成灾害，举行雩祭而得到降雨就记载为雩，得不到降雨就记载为旱，说明灾情已经形成。既然如此，那么刚开始举行雩祭，还不能就此认为是饥馑严重到了极点，用来作为悲歌哀哭的祈求依据。」跳舞的儿童八佾共六十四人，都穿黑色衣服，手持羽毛华盖，歌唱《云汉》诗章。当时博士商议说：「《云汉》这首诗，是周宣王继承周厉王之后，扭转乱局、遭遇灾害而心生畏惧，所以创作了这首诗歌。如今晋室中兴，一代代光耀相承，难道能用周人衰败凋敝时的诗辞吗！汉魏之时，都另外创作了新的诗歌，晋室太平之世，不必沿袭旧诗。」司徒蔡谟提议说：「圣人先后兴起，礼乐的制度，有的沿袭有的改革。《云汉》这首诗，兴起于周宣王之时，如今用来歌唱，是取其修养德行、消除灾异的意义，以此来调和阴阳，所以沿用它。」

齐明帝建武二年遇到旱灾，举行雩祭，以齐武帝配飨雩坛。当时祠部郎中何佟之提议说：「本朝以武帝配祭五精帝于明堂，如今也应当同样配飨于雩坛。如今武帝的丧期尚未结束，自然可以不演奏音乐，至于旱祭雩舞，本来就是哀叹祈求的意思，既不是欢乐的场合，这与丧期并不相犯。祝史在祝文中称「祠」，仰望祈求上天的恩泽，雩舞之礼不应有所欠缺。」

梁武帝天监元年，举行雩祭之事。祭坛设在南郊左边，高度与宽度都是四丈，周长十二丈，四面各有台阶。梁武帝认为雨水既然属于阴气，却要在正阳之位祈求，这个道理已经很荒谬了。东方本来就不属于最盛的阳位，而是万物生养的开始，那么雩坛应当设在东方，祈晴也应当在这个位置。于是把雩坛迁移到东郊。天监十年，武帝又认为雩祭焚烧柴薪，用火来祈求水，从道理上讲是矛盾的。于是当时停止使用柴薪焚烧的方式，改用挖坑掩埋祭品的方法。当时议曹郎朱异说：「按周宣王时代《云汉》这首诗，毛氏注解中有埋入地中的说法，没有见到焚烧柴薪的说法。如果说祭祀五帝一定要焚烧柴薪，那么明堂之祭也没有这样的做法。」大同五年，又在籍田的范围内修筑雩坛。四月以后遇到旱灾，就祈雨，施行七件事。第一，审理冤狱和处理失职之人；第二，赈济鳏寡孤独之人；第三，减轻徭役赋税；第四，举荐进用贤良之人；第五，罢黜贪婪奸邪之人；第六，撮合男女婚配，抚恤怨女旷夫；第七，撤去美食佳肴，撤下乐器悬挂而不演奏。天子降穿素服。七天后，才祈祷社稷。再七天后，才祈祷山林川泽中常兴云雨的神灵。再七天后，才在太庙禘祭历代祖庙的神主。再七天后，才祈祷古来对百姓有功德的众多先贤公卿。再七天后，才举行大雩之祭祈求上帝，遍祈之前所祈祷过的所有神灵。大雩之礼在祭坛上举行，用一头黄色公牛，祈求五方天帝及五位人帝，各依其方位祭祀，以太祖配祭，位置设在青帝的南面，五官之神在其下配食。七天后才撤去音乐。此外还要遍祈社稷、山林、川泽，在原来的地方举行大雩之礼。在国都南面清理出一块空地作为墠场，舞蹈的儿童六十四人，都穿黑色衣服，排成八列，各自手持羽毛华盖。每一列歌唱《云汉》诗一章后结束。旱灾之后祈求降雨，得雨之后要用太牢来回报，都由有关官员主持行礼。只有雩祭没有回报之礼。如果各郡县城邑遇到旱灾请求降雨，那么就要同时并行前面所说的五件事。五件事是指从罢黜贪邪以上的几项，如前所述。郡守县令都要斋戒洁净三天，然后祈祷社稷。七天不下雨，再重新斋戒祈祷如同起初一样。经过三次变换祈祷仍不降雨，就再斋戒祈祷本地界内常兴云雨的山林川泽之神。祈祷得雨之后，也各自要有回报之礼。

陈朝沿袭梁朝的旧例。武帝时，以德皇帝配祭；文帝时以武帝配祭；废帝时以文帝配祭。牲畜用黄牛，并用四升清酒清洗牛头。祭坛、墠场、配飨、歌舞，都如同梁朝的礼制。天子不亲自主祭

译时，就由太宰、太常、光禄依次行三献之礼。这些做法都采自齐建武二年的旧典章。

后魏文成帝和平元年四月遇到旱灾，下诏命令各州郡在其辖境之内，无论大小神灵都要打扫祭祀场所，献上酒脯来祭祀。等到年成丰收之后，再依照各自的官阶等级，用牲牢来祭祀答谢。

北齐在孟夏（四月）苍龙星宿出现的时候举行雩祭，在夏郊的东面祭祀太微宫的五精帝。修筑圆形祭坛，宽四十五尺，高九尺，四面各有一处台阶。设三重外营，间距远近，以及燎柴的祭坛，都与南郊祭祀相同。后主时，录尚书事、总管内外兵权及机密事务的高阿那肱独揽朝政。尚书郎中源师立曾经向高阿那肱请示说：「龙星出现，应当举行雩祭。」高阿那肱问源师立说：「龙星出现在什么地方，是什么颜色？」源师立回答说：「这是指龙星出现，需要举行雩祭，并不是真的有龙出现。」高阿那肱又说：「你们这些汉人多事，偏要强作解人去了解星宿之事。」他昏庸无知到这种地步，最终导致齐国灭亡。如果到建午、建未、建申之月（五、六、七月）仍不降雨，就派遣三公在雩坛祈求五帝，礼制中用玉帛，有燎柴之礼，但不设置音乐，挑选熟悉音律且品行端正洁净、善于讴歌吟咏的乐工，让他们在祭坛南面歌唱《云汉》诗，仪制如同郊祀之礼。

隋朝的制度，雩坛设在国都南面十三里、启夏门外道路的左侧。高一丈，周长二十丈。孟夏时节苍龙星宿出现，就祭祀五方上帝，以五位人帝在坛上配祭，以太祖配飨，五官之神在坛下从祀。牲畜用十头小牛犊，各自依照方位的颜色而定。如果京城孟夏之后遇到旱灾，就祈雨，施行七件事，如同梁朝的七件事一样。七天后，祈祷五岳、四镇、四海、四渎以及各能兴云降雨的山川之神；再七天后，祈祷社稷以及古来对百姓有功德的众位公卿贤士；再七天后，祈祷宗庙以及有神祠的古代帝王；再七天后，就修雩祭，祈祷神州之神；再七天后，如果仍不降雨，就再从五岳四渎以下重新祈祷，如同起初一样。秋分以后不再举行雩祭，只是祈祷而已。都用酒脯来祭祀。最初祈祷后二十天仍不降雨的，就要迁移集市，禁止屠宰。皇帝穿素服，不在正殿处理政事，减少膳食、撤去乐器，有时露天而坐来处理朝政。百官不得使用伞盖扇具。命令百姓家中制作土龙。等到雨水降下，就命令有关部门举行报答之礼。各州县祈雨时，要审理冤狱，抚恤鳏寡孤独，收敛掩埋无主的尸骨，斋戒洁净后祈祷社稷。七天后，才祈祷境内能兴云降雨的山川之神，迁移集市、禁止屠宰。得雨之后也要有回报之礼。

大唐武德初年，制定法令：每年孟夏，在圜丘举行雩祭祭祀昊天上帝，以景皇帝配祭，牲畜用两头青色的小牛。五方上帝、五位人帝、五官之神一并从祀，用十头依方位定色的小牛。贞观年间雩祭改在南郊举行，显庆礼制则又改回圜丘举行。开元十一年。孟夏之后如遇旱灾，就祈雨，审理冤狱，赈济抚恤穷困之人，收敛掩埋无主的尸骨。先祈祷五岳、四镇、四海、四渎以及能兴云致雨的各处山川之神，都在北郊遥祭并加以告祷。再祈祷社稷，再祈祷宗庙，每隔七天进行一次祈祷。仍不降雨，就再从五岳四渎开始重新祈祷。旱情严重，就举行大雩之礼。秋分之后不再举行雩祭。最初祈祷之后十天仍不下雨，就迁移集市，禁止屠宰，不得使用扇具，制作大型土龙。雨水充足之后，就举行报祭之礼。祈祷时用酒脯醢等祭品，报祭则依照平常的祭祀标准，都由有关官员主持行礼。已经斋戒但还未祈祷就下雨了，以及祈祷过的各种神灵，都要举行报祭之礼。到开元二十年新制定的礼制中，关于正规的雩祭和旱灾祈祷，都完备记载了具体仪制。起居舍人王仲丘提议说：「按贞观年间的礼制，孟夏时在南郊祭祀五方上帝、五位人帝、五官之神来举行雩祭；显庆年间的礼制则是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举行雩祭。按郑玄注《月令》说：『雩祭上帝，「天」是一个别称，本应属于昊天，在圜丘祭祀，是为了尊崇天的地位。』既然雩祭五帝的做法由来已久，也请求两种礼制并行，以此来成就大雩祭天的意义。」

《通典》卷第四十四　礼四　沿革四　吉礼三

　　大享明堂（附明堂制度）　朝日夕月　禋六宗　大〔雩〕

　　灵星　风师雨师及诸星等祠

　　　　大享明堂明堂制度附　有熊　唐　虞　夏　殷　周　汉　后汉　魏　晋　东晋　宋　齐　梁　陈　后魏　北齐　后周　隋　大唐

黄帝在明堂拜祭上

译帝。有人也称明堂为合宫。这座殿堂的形制，中间有一座正殿，四面没有墙壁，用茅草覆盖屋顶，能够引水贯通，水流环绕宫垣，还建有复道，上面有楼阁，从西南方向进入，名叫昆仑，天子从这里进入，来拜祭上帝。这是汉代方士公玉带所进献的形制。

唐尧、虞舜时代在五府祭祀五帝。「府」是聚集的意思。是说五帝的神灵聚集在这座殿堂中受祭。青色的叫灵府，红色的叫文祖，黄色的叫神计，白色的叫明纪，黑色的叫玄矩。五府的具体形制，已经不详细可考了。

夏后氏在世室祭祀祖宗。「世室」是说世世代代都不予毁坏。所以鲁国把宗庙称为「文代室」「武代室」。世室的形制，殿堂进深二十一丈，宽度是进深的四分之五。「修」，是指南北方向的深度。夏代以「步」为度量单位，让殿堂进深十四步，再增加进深的四分之一，那么殿堂的宽度就是十七步半。共有五间室，各三步四尺见方。殿堂上设有五间室，象征五行。三步四尺是室的边长，再增加三尺作为宽度。木室设在东北方，火室设在东南方，金室设在西南方，水室设在西北方，它们的边长都是三步，宽度都增加三尺。土室设在中央，边长四步，宽度增加四尺。这五间室在殿堂中，南北长六丈，东西长七丈。设有九级台阶。南面三级台阶，其余三面各设两级。四周两侧各开有窗户。窗户是用来辅助门户采光的，每间室有四道门八扇窗。用蜃灰粉刷墙壁。蜃灰，就是用蛤蜊壳烧成的灰。用蜃灰涂饰墙壁，用来装饰完成宫室。「盛」音同「成」。门堂的规模是正堂的三分之二，门两侧的堂，其尺寸取自正堂的比例。南北长九步二尺，东西长十一步四尺。室的规模是门堂的三分之一。两间室与门堂，各占一份。

殷人称明堂为「重屋」。它的形制，殿堂进深七寻，高三尺，四面屋檐，屋顶重叠。「重屋」，是指王宫的正殿，就像是天子的大寝宫一样。「阿」，就是如今所说的四面屋檐。「重屋」，是指屋顶双层覆盖。八尺为一「寻」。

周代的制度，季秋九月在明堂举行大享之礼，宗祀文王来配祭上帝。这里说的是祭祀昊天上帝。前代儒者的解释各不相同。如果是祭祀五帝，那么天帝都坐在明堂的中央，用五位人帝以及文王来配祭，五官之神坐在庭中，用武王来配祭，通称为「祖宗」，所以说「祖祭文王而宗祭武王」。文王作为父辈，在上位配祭；武王作为儿子，在下位配祭。按照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合乎道理。因为五位神灵在世时都是上公，死后成为尊贵的神灵，在世的时候，帝王聚会宴飨，都必须登堂就位，如今死后成为尊贵的神灵，却独自屈居下位配祭，这是委屈了武王的尊贵地位，等同于处在下位就座的意思，这样做并不合适。我认为应当是在明堂合祭五帝，只有一次祭祀，就是《月令》所说的九月在明堂大飨上帝。五帝以及众神都坐在上位，用文王、武王两位先祖，广泛配祭五帝以及五神来祭祀他们。用文王配祭五帝，就称为「祖」；用武王配祭五神，就称为「宗」。表明两位君主同时配祭，所以《祭法》说「祖祭文王而宗祭武…

译「王」。祖，是初始的意思；宗，是尊崇的意思。之所以把祭祀命名为「始」「尊」，是要表明祭祀之中包含这两层意义。它的规制：以九尺见方为一筵，东西长九筵，南北长七筵，堂基高一筵。设五室，每室宽二筵。这是彰明政教的殿堂。周代以筵为度量单位，也是历代帝王相沿又各自改易的做法。周代堂基高九尺，殷代三尺，夏代一尺，这是三代相互参照递变的数字。大禹使宫室简陋，是不是就建了一尺高的堂基呢？这三处说法，有的说的是宗庙，有的说的是天子的路寝，有的说的是明堂，是互相举例说明它们制度相同。那么宗庙、路寝、明堂，名称不同而制度相同。《释名》说：「明，就是清明的意思。堂，是高大明亮的样子。」堂东西长八十一尺，南北长六十三尺，堂高九尺。在这一座堂之上设五室，每一室宽一丈八尺。每室开四扇门，门旁各有窗。九级台阶之外有四门，门宽二丈一尺。门两旁各筑土为堂，南北四十二尺，东西五十四尺。这堂上各设一室，南北一丈四尺，东西一丈八尺。这宫室的墙壁，用蜃蛤灰粉饰。《大戴礼记·盛德》篇说：「明堂有九室，每室有四户八窗。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窗。屋顶用茅草覆盖，上圆下方。外面的水池叫辟雍。」《明堂月令说》说：「堂高三尺，东西宽九仞，南北七筵。有九室十二堂。每室四户八窗，宫城周长三百步。设在近郊三十里处。」又说「堂方一百四十四尺，是坤卦之策数。屋顶圆形，直径二百一十六尺，是乾卦之策数。太庙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直径九丈，这是阴阳九六变化之数。屋顶圆形，堂基方形，体现九六之道。八闼象征八卦，九室象征九州，十二宫对应十二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窗，是以每室四户八窗乘以九室之数得出的。门户都朝外开设而不关闭，表示天下没有隐藏之物。通天屋高八十一尺，是黄钟九九相乘之数。二十八根柱子排列于四方，也象征二十八宿。堂高三尺，以应天、地、人三统。四面各按五色，分别象征五行。外围周长二十四丈，以应二十四节气。」淳于登说：「明堂设在国都之南，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方位之地。」戴德又说：「明堂与辟雍是同一座建筑。」古文《周礼》、《孝经》说以明堂为文王之庙。《左传》鲁僖公五年记载：「行过视朔之礼后，便登上观台。」服虔说：「国君入太庙行视朔之礼，天子的太庙叫灵台，诸侯的叫观台，都在明堂之中。」文公二年，服虔说明堂就是祖庙。这些说法都与郑玄的说法不同。郑玄注《玉藻》说：「天子的宗庙以及路寝，规制都和明堂相同。」也就是说郑玄的意思是这三者名称不同而制度相同。《王制》说「小学设在公宫的左边，大学设在郊外」，接着又说「天子的大学叫辟雍」，可见学校不能和明堂算作同一座建筑。另外，天子的宗庙设在雉门之外，《孝经纬》说「明堂设在国都之南」，《玉藻》又说「在南门外听朔」，可见明堂与祖庙是分处两地的，不能算作一处。蔡邕《明堂章句》说：「明堂，就是天子的太庙，是用来宗祀祖先的地方，周代称之为明堂。东边的叫青阳，南边的叫明堂，西边的叫总章，北边的叫玄堂，中央的叫太室。国君面南而坐，所以主要以明堂来命名。它位于五堂的中央，各堂都可称为太庙。飨礼、射礼、养老、教学、选士，都在其中举行。所以就其正室的形貌而言称为太庙，就其尊崇之义而言称为太室，就其朝向光明而言称为明堂，就其四时讲学而言称为太学，就其周围水池圆如璧环而言称为辟雍。虽然名称各不相同，但实际上是同一座建筑。」袁准在《正论》中说：「明堂、宗庙、太学，各自的用途和意义本来是有区别的，但后世的儒者，把它们合为一体。他们摘取《诗》《书》中散佚残缺的文字、经典中相似的语句，加以推演附会。用人情事理来考察，这种说法差得太远了。宗庙之中，是人们表达敬意的地方，幽深清静，是鬼神所居之处，如果让众多学生在其中读书、行飨礼射礼，人事与鬼事相互亵渎，生死交错杂陈，俘虏被割掉耳朵、伤口血流不止，用这些去冒犯鬼神，这不合情理。茅草屋顶、粗糙的椽子，是极其简朴的建筑，却要在其中悬挂日月旗帜、乘坐玉辂车，这也不相称。宗庙，是鬼神居住的地方，如果在祭天时又在这处人鬼所居之室举行，也不合适。天子有五道门，宗庙设在最内一道门之内，如果在庙中张挂三种箭靶（举行射礼），又设辟雍在其中，人多物杂，不是宗庙之内所能容纳的。」按袁准所论，与郑玄的说法相合。也有人说：「周代恩泽和顺、德化淳厚，蒿草长得高大茂盛，被用作宫殿的柱子，因此称为蒿宫，这就是天子的路寝。」《吕氏春秋》说：「茅草屋顶、蒿草为柱，土筑的台阶只有三级。」

译汉武帝元封五年，在明堂上座祭祀太一和五帝，让高皇帝配享。当时还没有以高祖配天，所以只说"对"（陪同）。从光武帝以后才称"配"。牲用太牢。天子从昆仑道进入。昆仑道，就是依照黄帝时的制度。开始时拜祭明堂如同郊祀之礼，礼毕后在堂下焚烧祭品。这明堂的制度，是依照公玊带所献的黄帝时的图样建造的。这一年四月，天子在泰山封禅，泰山东北山脚下有古时的明堂遗址，地势险要不开阔。皇上想在奉高附近修建明堂，但不明白建造的规制。济南人公玊带献上黄帝时明堂的图样，皇上依从了，在汶水边建造了明堂。

后汉光武帝建武三十年，开始营建明堂。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日，第一次在明堂祭祀五帝，以光武帝配享。五帝的神位设在堂上，各处在其相应的方位，黄帝的位置在未方，都如同南郊祭祀时的位置一样。光武帝的位置在青帝之南略微偏后，面朝西。每位各用一头牛犊，奏乐如同南郊之礼。章帝元和二年二月壬申日，在孝武帝所建的汶上明堂宗祀五帝，以光武帝配享，礼仪如同雒阳明堂之礼。癸酉日，另外祭告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显宗于明堂，各用一份太牢。安帝延光三年，在汶上明堂祭祀，如同元和年间的旧例。这明堂的制度，建武初年营建时，上圆下方，效法天地；八扇窗四道门，效法八风四时；九室十二座，效法九州、十二月；三十六户，七十二窗，效法三十六旬、七十二风。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日，在明堂宗祀文帝，以配享上帝。祝词称"天子臣某"。

晋武帝泰始二年二月丁丑日，在明堂宗祀文皇帝，以配享上帝。又商议明堂应当除去五帝的神位，统一称作昊天上帝，各设一个座位就可以了。挚虞议论说："查考汉魏旧例，明堂祭祀五帝。新礼说'五帝即上帝，帝就是天'，于是除去了五帝的神位。又按孔子所说'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周礼说'祭天时以旅祭配祀上帝，祭地时以旅祭配祀四望'。四望不是地，那么上帝也不是天，这是可以断定明白的。而且活着时是圣明的君王，死后就配享五行之神，如太昊配木德之类。这五帝，是配天之神，同时在四郊设立祭坛，又在明堂中报祭他们。"十年十月，下诏恢复明堂五帝的神位。当时认为五精之帝辅佐上天养育万物，历代相沿，没有谁废除过。

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正月后辛日，祭祀明堂。车驾服饰的仪制，大致遵照汉制，出行用法驾，穿衮冕之服。当时孙耆之议论说："郊祀是为了配天，所以用后稷配享；明堂祭祀上帝，所以用文王配享。由此说来，郊祀是皇天的祭坛，明堂是上帝的庙堂。所以徐邈认为'配'这个说法必定有神主，郊祀是祭天之坛，那么明堂就不是文王的庙了。"当时商议皇帝亲自祭祀，如今亲祀北郊，明年正月上辛日祭祀昊天，下一个辛日祭祀后土，再下一个辛日祭祀明堂。

宋孝武帝大明五年，依照汉代汶上明堂的仪制，设立五帝的神位，太祖、文帝配享。祭祀皇天上帝，鼎俎彝簋等祭器，一律依照太庙的礼制。明堂的规制：只建大殿屋十二间，没有古时三十六户七十二窗那样的规格，只是有些文饰雕画罢了。当时有关官员上奏说："我考察明堂辟雍的制度，没有确定的文献记载，从汉到晋，没有人能辨明白。周书说，清庙、明堂、路寝制度相同。郑玄注解礼经，这层意思就是由此产生的。诸位儒生又说，明堂应在国都的南面，丙巳方位，三里之内。晋朝侍中裴頠认为尊祖配天，这个道理已经很明白了，至于庙宇的具体规制，道理上还没有分辨清楚，只需建成一座殿堂，用来推崇庄严的祭祀就够了，其余繁琐的规定，都可以省去。裴頠所

译奏，我认为可以采纳。国学的南面，正是丙巳之地，那里的围墙房舍规制，应当仿照太庙，只是要有十二间，以应合一周天的数目。"六年正月，皇帝亲自到明堂祭祀五时之帝，以太祖配享。这是采用了郑玄的说法。

齐高帝建元元年七月，在明堂祭祀五帝之神，用有功德的君主配享。明堂的规制为五室。当时采用的是王俭的主张。明帝崇昌元年，有关官员上奏建议以武帝配享。国子助教谢昙济议论说："按祭法记载禘、郊、祖、宗都是并列的严格祭祀，郑玄的注解也依据兼祭之意。应当祖、宗两位都配享，文帝武帝一同祭祀。"左仆射王晏议论说："如果采用郑玄祖宗通称的说法，那么活着有功德，死后享有尊称，历代都可以配享上帝，何止两位？如今隆重祭祀上帝，理应属于武帝，百代不可更改，这难道不是文帝之庙吗！"皇帝下诏同意（以武帝配享）。

梁朝在明堂祭祀五帝时，穿大裘冕之服，用瓦制的酒樽，俎豆用纯漆制品，牲用特牛，肴馔比照南北二郊的标准。至于水产土产之类，蔬菜之属，应当进献；郊祀所没有的，就省去。所配享的五帝，行礼时从东阶而上，以春郊之帝为首位开始，只献一次清酒，停止三献及灌鬯之事。仪曹郎朱异议论说："祭祀明堂改穿大裘之服。又因为崇尚质朴，不应当行三献之礼。礼记说：'朝践时用大樽。'郑玄说：'大樽，是瓦制的。''有虞氏用瓦樽。'这些都是用于宗庙的，尚且崇尚质朴；何况是在明堂，道理上更不应当用象牙装饰的酒樽。郊祀崇尚质朴，器具用陶匏，宗庙崇尚文饰，理应用雕刻的俎器。明堂之礼，相比郊祀要文饰一些，比起宗庙又要质朴一些，请改用纯漆器具，或许能符合文质兼备的中道。旧的仪制，用鬯酒灌地求神，先献清酒，再献醽酒，最后献醁酒。礼成之后，太祝取俎上的黍肉，当着皇帝面前授予。况且五帝是天神，不能像对待地神那样求祭，南北二郊主祭时，也没有授肉之礼。请停止三献灌鬯及授俎的仪式，只行一次清酒之献。旧例用太牢，考察郊祀用的是茧栗之牛，诗经说在明堂祭祀文王，有'维牛维羊'的说法。这是因为周代借鉴夏商二代，礼义上崇尚文饰，明堂比起郊祀，还不算极致的质朴，所以特意用三牲。如今斟酌历代做法，道理上应当会通古今制度，蔬果的进献，虽然符合周礼，但是牲牢的使用，应当遵从夏商的做法。请求从今以后明堂用牲只用特牛。"皇帝依从了。至于明堂的规制，十二年时，拆毁宋朝的太极殿，用其木材建造明堂十二间，都比照太庙的规格。用中央六间安放六个天帝的神位，都朝南。东边起第一位是青帝，五帝依次排列。五位人间帝王配享，位置在东阶，以东为上位，面朝北。大殿后面又建五间小殿，作为五帝的佐室。皇帝说："明堂祭祀五帝，是总的祭祀意义；郊祀祭祀五帝，则是分别的祭祀意义。宗祀所配享的对象，应当另有一室；如果只专门配享在一室，那么意义上就不是配享五帝；如果都配享五室，那就形成了五个位置。按道理来说，明堂不应当另设配享之室。"朱异说："月令记载'天子居于明堂的左个、右个'，听朔之礼既然在明堂举行，如今如果没有配享之室，那么道理上似乎有所欠缺。"皇帝又说："郑玄的说法，听朔之礼一定在明堂举行，这样人和神就混杂在一起，庄重恭敬之道就被废弃了。春秋左氏传说：'处在两个大国之间。'这里说的左右，是指祭祀天帝的堂的南面，又另有小室，也叫明堂，分为三处举行听朔之礼。既然有三处，那就有左右之分。这是在宫殿之内，明堂之外的事，人和神有所区别，两者互不相干。"这

译个争议一直没有定论，最初还没有更改。十二年，太常丞虞龢又援引周礼明堂九尺见方的一筵之制，认为"高低宽窄的尺度，堂高一筵，所以台阶高九尺，汉代的制度，还是遵循这个礼制"。于是拆毁宋朝的太极殿，改建为明堂十二间。

陈朝祭祀昊天上帝、五帝于明堂，牲用太牢，粢盛用六种饭食，铏羹和蔬食都齐备进献。武帝以陈道谭（德帝）配享，文帝以武帝配享，废帝以文帝配享。明堂的规制，殿屋十二间，中央六间，依照前代做法安放六个神位。四方之帝各依照其方位，黄帝居于西南方位，而配享之位依照梁朝的做法。

后魏孝文帝太和十五年四月，开始营建明堂，改建太庙。迁都洛阳之后，宣武帝永平、延昌年间，想要建造明堂，但议论者有的说要建五室，有的说要建九室。到明帝神龟年间，又重新商议此事，元叉执政时，就营建九室，正逢时局动乱，没有建成。宗祀配享之礼，最终也没有施行。

北齐采用周官考工记的说法建造五室。

后周采用汉代三辅黄图的说法建造九室。两朝最终都没有建成。

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商议建立明堂，因为劳役繁重而没有成功。整个隋代，季秋时节在雩坛上祭祀五方上帝，使用的币帛各依其方位之色。人间帝王的神位各在天帝的左边。太祖神位在太昊之南，面朝西。五官之神位在庭中，各依其方位。牲用牛犊十二头。皇帝、太尉、司农在青帝及太祖神位前行三献之礼，其余的由有关官员协助奠祭。五官的神位在堂下，行一献之礼，有燎祭。省视牲畜、进献熟食等仪节，都如同南郊之礼。当时礼部尚书牛弘拟定营造明堂的方案，将作大匠宇文恺依照月令的样式，设计重檐复屋，五房四门相通，尺寸规矩都有依据。皇帝命令有关官员规划选址，正要开始营建，又命令详细审定，各位儒生争论不休，无法决断。炀帝大业年间，宇文恺又上奏此事，但因其他劳役繁重，此事就搁置了。

大唐武德初年，制定法令：每年季秋在明堂祭祀五方上帝，以元帝配享，五位人间帝王、五官神都陪祭。一直到贞观末年，始终没有商议建立明堂，季秋大祭就在圜丘举行。高祖配享圜丘及明堂北郊的祭祀，元帝专门配享感帝，其余都依照武德年间的法令。

永徽二年，又以太宗配享祭祀明堂，有关官员就以高祖配享五方天帝，太宗配享五位人间帝王。皇帝下诏建造明堂，宫中拿出九室的样式。明堂分三层，每层台阶各十二级。上层四方各九丈，呈八角形，高一尺。中层四方三百尺，高一筵。下层四方三百六十尺，高一丈二尺。上层像黄琮的形状，呈八角形，四面各设十二级台阶。有关官员上奏请求以宫中样式为准："堂的高低，仍请依照周制高九尺，其边长共作司约合二百四十八尺，中层下层都不采用。又宫中样式室各自宽三筵，开四道门八扇窗，屋顶呈圆形，楣木直径二百九十一尺。按季秋大祭，各帝分别在一室，商议认为不便，请求依照两汉季秋合祭的做法，都集中在太室举行。至于四时迎气之祭，则各自在其相应方位之室举行。至于九室的安排方式，增减了明堂的旧例，采取三三相重的格局。太室居中央，方六丈。四角上的室，称为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正对太室四面的青阳、明堂、总章、玄堂等室，各长六丈，以应合太室；宽二丈四尺，以应合左右房。各室之间都有通道相连，各宽一丈八尺。这九室连同通道都在堂上，总共方一百四十四尺，取法坤卦之策数。屋顶圆形的楣、楯、檐，恐怕未必妥当。请依据郑玄、卢植等人的说法，把前梁作为楣木，直径二百一十六尺，取法乾卦之策数。圆柱旁边突出于九室四角，各七尺，取法上

译天以七为纪。柱外余下的地基，共作司约合每面各余一丈一尺。宫中样式：各室四门八窗，检验与古制相合，请依此定为标准。门户仍然设在外面而不关闭。宫中样式：外面有柱子三十六根，每根柱子上有十道梁。里面有七间，柱根往上到梁的高度是三丈，梁往上到屋顶陡起，总计高八十一尺。上圆下方，飞檐随规而弯，请依照宫中样式为准。至于屋顶的建造方式，依据考工记改为四阿式屋顶，并依照礼制加设重檐，比照太庙安置鸱尾。堂的四面各依照方位配色。请设四面围墙四座门。辟雍，按照大戴礼及前代的说法，辟雍大多没有记载水域宽度、内径的具体数字。蔡邕说'水域宽二十四丈，四面环绕在外，水外面又筑有堤岸'。张衡东京赋称'造舟以为桥梁'。礼记明堂阴阳录说'水流向左旋转以象征上天'。水域宽二十四丈，恐怕过于宽阔，请减为二十四步，围墙外面按周长足够即可。仍依照旧例造舟为桥，外面用圆形堤岸环绕，并采纳阴阳'水流左旋'的说法。按三辅黄图的记载，殿的围墙四周方正在水域之内，高度不遮挡视线，殿门比照太庙南门与庙的台阶之间的距离来定制。仍旧建立四门八观，依照太庙每座门另设三扇门的做法，安设黑色的门槛，四角建造三重高大的城阙。"此后众儒生纷纷争论，各执异议，一直没有定论就此搁置。

显庆元年，礼官议论，认为太宗不应当配享五位人间帝王。太尉长孙无忌等人议论说："宗祀明堂，必须配享天帝，而伏羲等五代帝王，本来配享于五郊，等到进入明堂，自然属于陪祀性质。如今以太宗来配享（五人帝），道理上不太妥当。据我所见，永徽二年追奉太宗，是为了遵从严父配天之义。当时高祖先已在明堂配享，礼官感到疑惑，最终没有迁改祭祀。于是就让太宗降格配享五位人间帝王，虽然也在明堂之中，却不能与天帝相对而祭。谨按孝经说'孝没有比尊崇父亲更大的，尊崇父亲没有比配天更大的。从前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又查考历代的礼仪，都没有父子二人同时配享明堂的道理。只有祭法说：'周人禘祭喾而郊祭稷，以文王为祖、以武王为宗。'郑玄注解说：'禘、郊、祖、宗，是指配食祭祀。禘是指在圜丘祭祀昊天，郊是指在南郊祭祀上帝，祖、宗是指在明堂祭祀五帝五神。'考察郑玄这条注解，是把祖、宗合并为一次祭祀，又把文王武王一同放在明堂，连着衣襟配祀，实在是错误的。所以王肃反驳说：'古时候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本是永不迁毁的庙号，不是指配食于明堂的对象。如果真按郑玄的说法，那么经文应当说宗祀文王于明堂，不应当说宗祀。凡是称宗，就是尊崇的意思。周人既然把文王的庙作为不迁之祖庙，又尊崇他的祭祀，谁又说他是配享在明堂的呢？'郑玄援引孝经来解释祭法，却没有理解周公的本意，实在不符合孔子的本意。臣仔细考察上自殷周，下至贞观年间，都没有一代出现两位帝王同时配享明堂的先例。高祖神尧皇帝亲自承受天命，拥有天下，创立制度、更改法度，秉承天道居于正统，是国家的始祖，理应遵循旧有的规制。太宗文武圣皇帝道德感通上天，功业清除暴乱，拯救天下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为苍生带来巨大的功德，请依照诏书，宗祀于明堂，以配享上帝。"皇帝依从了这个建议。

干封初年，仍然祭祀五方上帝，依照郑玄的说法。司礼少常伯郝处俊议论明堂之事，查考旧礼采用的是郑玄的说法，新礼采用的是王肃的说法。皇帝下诏依旧采用郑玄的说法。又重新商议建立明堂之事。左仆射于志宁等人请求建为九室，太常博士唐昕等人请求建为五室。高宗命令在观德殿依照两种方案分别陈设，亲自与公卿一同观看

译讨论。皇上认为五室比较方便，但没有确定下来，这件事又搁置了。二年十二月，下诏在明堂祭祀感帝，以高祖、太宗崇配，并总祭昊天上帝及五方天帝。三年三月，商议确定，下诏改元为总章，分万年县设置明堂县。

总章三年三月，制定完备的明堂规制，下诏说：其明堂院，每面三百六十步，正中建堂。乾卦之策数二百一十六，坤卦之策数一百四十四，合计三百六十步。正中建堂，处在天地二仪之中，确定天地人三才的根本。从外围院墙起每面开三道门，同为一座建筑，绵延五间。一年有四季，所以四面各开一道门；一季有三个月，所以每一处开三道门；一年有十二个月，所以周围共十二道门。又易经以三为阳数，二为阴数，相加为五，所以每道门配舍五间。院子四角各建重楼，四面墙壁各依照方位配色。按淮南子说大地有四维，所以四角建四座楼；又有五方之说，配以水火金木土，五方各有不同颜色，所以墙壁各依照本方的颜色。地基呈八面形，象征八方。按周礼说黄琮用来祭地，郑玄注解"琮是八方形的玉器，用来象征地形"，因此知道地形为八方。汉武帝建立八角形的祭坛来祭地，所以如今建八方形的地基来象征它。高一丈二尺，直径二百八十尺。阳律有六，阴吕有六，阴阳相合，所以如今高一丈二尺。易经以三为阳数，八为阴数，三八相乘，得二百四十；又汉书九会之数为四十，相加为二百八十，所以台阶直径二百八十尺，是贯通天地综合阴阳之数。每面三级台阶，周围共十二级台阶，汉书说天有三阶，所以每面三阶；地有十二辰，所以周围十二阶。每阶二十五级台阶，按文子的说法，从平凡到圣明，有二十五个等级。地基之上建一座殿堂，其屋顶上部为圆形。按道德经说："天得到一而清明，地得到一而安宁，君王得到一而成为天下的准则。"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汉书说："太极元气，包含三而合一。"又说："天子以四海为家。"所以建一座堂来象征元气，并取四海为家的含义。又周礼说苍璧用来祭天，郑玄注解"璧是圆形的，象征天"，所以屋顶做成圆形。堂每面九间，各宽一丈九尺。按尚书说大地有九州，又易经以十为阴数，所以每间宽一丈九尺。堂周围共十二道门，象征一年十二个月。每道门高一丈七尺，宽一丈三尺。周易以十为阴数、七为阳数，相加得出门高；又五为阳数、八为阴数，相加得出门宽。堂周围有二十四扇窗，象征天有二十四节气。窗高一丈三尺，象征一年十二个月加上闰月；宽一丈一尺，天数为一，地数为十。窗棂二十三根，天数九，地数十，再加上四季之数。窗户共二十四扇明窗，象征八卦共二十四爻。堂心有八根柱子，长五十五尺，按河图之说八根柱子承托上天，大衍之数为五十五，以此作为柱子的长度。堂心的外面，设置四根辅柱，象征上天有四辅星。八根中柱和四根辅柱之外，第一重有二十根柱子，天数五，地数十，加上五行之数，合计为二十。第二重有二十八根柱子，象征上天有二十八宿。第三重有三十二根柱子，汉书说有八节、八政、八风、八音，四个八相加为三十二。最外面周围三十六根柱子，按汉书说一年分三十六旬。八根中柱之外，柱子的长短总共分三等，象征天地人三才。合计共一百二十根柱子，按礼记说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合计为一百二十。上部栏槛周围共二百四根柱子，易经坤卦之策数为一百四十四，汉书九会之数有六十（相加为二百零四）。重叠的门楣，共二百一十六条，乾卦之策数为二百一十六。大小节级的斗栱，总共六千三百四十

译五个，按汉书说会月之数为六千三百四十五。重叠的干木，四百八十九枚，汉书说章月之数二百三十五，月闰之数二百五十四，合计为四百八十九。下层，七十二枚，象征七十二候。上层，八十四枚，汉书推算九会之数有七十八，司马彪注庄子说："天地四方称为六合。"合计总数为八十四。栌枅，六十枚，按汉书推算太岁之法有六十。连接的斗栱，三百六十枚，易经说一年的日数为三百六十天。小梁，六十枚，象征六十甲子。（某部件），二百二十八枚，汉书说章中之数为二百二十八。方形横衡，一十五重，象征五行生数一十五。南北方向的大梁，两根，象征太极生出两仪。阳马（承檐斜梁），三十六道，易纬说有三十六节。椽子，二千九百九十根，按汉书说月法之数为二千三百九十二，通法之数为五百九十八，合计为二千九百九十。大梠（檐口横木），两重，每重三十六条，总计七十二条，按淮南子说太平之时，五天刮一次风，一年共有七十二次风。飞檐椽子，七百二十九枚，汉书说从子时到午时，其数为七百二十九。堂檐，直径二百八十八尺，乾卦之策数二百一十六，加上七十二候之数。堂上的正梁，距离台阶上面九十尺，天数九，地数十，九乘十等于九十。四面屋檐，距地面五十五尺，取大衍之数五十五。上面用青色的玉叶覆盖，淮南子说"清阳之气为天"，如今用清阳之色来象征天。诏书下达之后，仍然详细商议没有决断，后来最终没有建成。

武后临朝时，垂拱元年，有关官员商议圜丘、南郊、明堂配享的礼仪。成均助教孔玄义上奏议论说："我谨按孝经说：'孝没有比尊崇父亲更大的，尊崇父亲没有比配天更大的。'这说明所配享的是尊贵伟大的上天，也就是昊天。万物之中最伟大的莫过于天，把父亲比作天，与之相配，是行孝之中最伟大的，用以表明尊崇庄严到了极致。请奉太宗文武圣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享昊天上帝于圜丘，这符合孝经、周易的文义。神尧皇帝开创帝王基业，顺应天命民心，请配享感帝于南郊，这符合大传的文义。又孝经说'宗祀文王于明堂'。文王本应称祖，却说宗，也是兼指武王之意。请以太宗、高宗配祭于明堂，这符合周易及祭法的文义。"

太子右谕德沈伯仪议论说："谨按礼记：'有虞氏禘祭黄帝而郊祭喾，以颛顼为祖、以尧为宗。夏后氏也禘祭黄帝而郊祭鲧，以颛顼为祖、以禹为宗。殷人禘祭喾而郊祭冥，以契为祖、以汤为宗。周人禘祭喾而郊祭稷，以文王为祖、以武王为宗。'郑玄注解说：'禘、郊、祖、宗，是指配食祭祀。禘是指在圜丘祭祀昊天，在南郊祭祀上帝叫做郊，在明堂祭祀五帝五神叫做祖、宗。'考察这段关于严父配享的文字，在这里说得最为详备。得礼制之次序，没有比周朝更完备的。禘祭喾而郊祭稷，从没听说过用两位君主同时配享；而明堂宗祀，才开始有两位同时配享的做法。这是因为文王、武王是父子而地位有别，文王为父，配享于上面的五帝；武王与父相对，配享于下面的五神。孝经说：'尊崇父亲没有比配天更大的，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周公了。从前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享上帝。'并没有说尊崇武王以配天，那么武王虽然也在明堂，但道理上未必等同于配享祭祀；既然称为宗祀，意义上应当只专主于尊崇文王一人的庄严。虽然同时有两种祭祀，终究只是一个主位。所以孝经纬说'后稷是天地的主祭，文王是五帝的宗祀'。如果一定要一位神主接受两次祭祀，那就成了五次祭祀十次祭品，进献频繁，实际上有损于礼数。这说明神没有两个主位的道理，礼制推崇一位配享的意义。我私下

译考察贞观、永徽年间，都是遵循专一配享的做法；显庆之后，才开始创设兼尊两位的做法。如果一定要顺应古制而行，实在应当认为遵从周代的做法最为妥当。高祖神尧皇帝请配享圜丘、方泽；太宗文武圣皇帝请配享南郊、北郊；高宗天皇大帝制礼作乐，告祭封禅，普天下都蒙受恩泽，四海之内共同依赖，我私下认为最伟大的孝道，理应总合配享于五方天帝。"

凤阁舍人元万顷、范履冰等人议论说："谨按现行的礼制，昊天上帝等祭祀共有五处，都是奉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武圣皇帝兼配。如今议论者引用祭法、周易、孝经的文字，虽然近似稽考古制的言辞，实际上却失去了因心而行孝道的本意。依据现行礼制，高祖、太宗如今既然已经兼配五处祭祀，应当依照旧例不作更改。高宗在功业上并不逊色，怎么能在配享之礼上有所区别？请求奉三位皇帝历代配享五处祭祀。"皇帝依从了这个建议。郊丘等各种祭祀，都以三位祖先一同配享。

到垂拱四年二月，拆毁东都的干元殿，就在原址建造明堂。因此下诏说："时势既然有所变革，就没有什么必须相互遵循的旧制，我要自创新制，以适应现实的需要。如今以上层堂室作为庄严配享之所，以下层室作为处理政务的居所。它的规制不同于其他的礼法制度，如今不全部记载。来年正月一日，可以在明堂宗祀三位圣人，以配享上帝。"这个月明堂建成，命名为万象神宫。天授二年正月乙酉日，冬至那天，武后亲自祭祀明堂，合祭天地，以周文王及武氏的先考、先妣配享，各路神灵一并陪祀，都在坛位上依次布设席位而祭祀。武太后又在明堂后面建造佛堂，高一百多尺。刚开始建造时，被大风吹倒；又重新营建，工程还没有完成。证圣元年正月景申日夜里，佛堂发生火灾，蔓延烧到明堂，到天亮时全部烧毁。不久又出现无云而打雷的现象，从西北方向传来。没过多久，又下令依照旧的规制重新建造明堂，总共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宽三百尺，上面装饰宝凤，不久又用火珠代替。明堂之下，环绕设置铁质水渠，作为辟雍的象征。当初建造明堂时，在堂后又建造天堂五层，到第三层时就可以俯瞰明堂了，还没有完工，又被天火焚毁。到重新建造时，规制比以前更加低矮狭小。建造天堂用来安放大佛像，铸造大仪之器与之相配。天堂被焚毁后，佛像的钟又断了鼻子。到中宗时，想要成全武太后的心愿，就把佛像截断使它变短，建造圣善寺的阁楼来安放它。这明堂稍微向西南方向倾斜，工匠用木头在中柱处支撑它，不想让人看见，就假借装饰成九龙盘绕的形状，其圆形的顶盖上装饰一丈高的金凤。到这时又把金凤改为宝珠，让群龙捧着它。天册万岁二年三月，建造完成，命名为通天宫。四月，又举行亲自祭祀的礼仪，大赦天下，改年号为万岁通天。第二年九月，又在通天宫举行祭祀。

中宗即位后，神龙元年九月，亲自到明堂祭祀，合祭天地，以高宗配享。季秋大祭，又改在圜丘举行，一直延续到睿宗一代。神龙元年，在东都明堂祭祀昊天上帝，以高宗天皇大帝崇配，礼仪也依照干封年间的旧例。

开元五年，皇帝巡幸东都，将要举行大祭之礼，因为武太后所建造的明堂不符合典章制度，于是拆毁，依照旧制建造干元殿。太常博士冯宗等人上奏议论："武太后建造天枢大仪，在干元殿的旧址上，兴建重重叠叠的楼阁。百姓因此劳苦，上天实在已经给予警示。灰烬刚刚清除，就又急忙修建。如今请求削去那座明堂，恢复干元殿，那么皇帝的居所就不再偏离正统，百姓也能认识到旧有的规制。"皇帝下诏命令

译有关部门，详细商议后奏报。刑部尚书王志愔等人议论，都认为这座明堂的建造，有悖于典章制度，请求改建拆除，依照旧制建造干元殿。皇帝依从了这个建议。此后每次临朝，都依照正殿的礼仪。从此皇帝驾临东都时，常常在元旦和冬至在干元殿接受朝贺。季秋大祭，仍旧在圜丘举行。十年，又把干元殿的匾额改题为明堂，但不在此举行祭祀之礼。二十年，季秋时节，在明堂举行大祭，祭祀昊天上帝，以睿宗配享，又以五方之帝、五官之神陪祭。祭器笾豆樽罍的数目，与雩祭相同。当时起居舍人王仲丘建议说："显庆礼规定在明堂祭祀昊天上帝。按照孝经'后稷配天，文王配上帝'的说法，先儒认为天是感应精气而生的帝王之神，也就是太微垣的五帝，都属于星辰之类。而且上帝的称号，都属于昊天，郑玄援引五帝之说。按周礼说'君王将要旅祭上帝'、'祭祀五帝'，由此看来，上帝、五帝，是有区别的。又孝经说'尊崇父亲没有比配天更大的'，下文紧接着就说'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郑玄注解说：'上帝，是天的另一个名称。神没有两个主位的道理，所以要区分它们的祭祀场所。'孔安国说：'帝也就是天。'既然这样，那么虔诚祭祀上帝，是符合经义的。而祭祀五方之帝，也已经实行很久了。如今也可以两种礼制一并施行，来成全月令中大祭的意义。"二十五年，皇帝驾临西京，下诏命将作大匠康素前往东都拆毁明堂。康素认为拆毁费时费力，于是上奏请求只拆去上层，只保留下层作为正殿。皇帝依从了这个建议，又依旧改称为干元殿。这大祭的礼仪，都详细记载在开元礼中。当初，万岁通天元年四月，九鼎铸造完成，安放在明堂的庭院中，各依照四方排列。蔡州鼎名为永昌，高一丈八尺，容积一千八百石。冀州鼎名为武兴，雍州鼎名为长安，兖州鼎名为日观，青州鼎名为少阳，徐州鼎名为东原，扬州鼎名为江都，荆州鼎名为江陵，梁州鼎名为成都。这八州之鼎各高一丈四尺，容积一千二百石，共用铜五十六万零七百一十二斤。鼎上各自绘制该州山川物产的图象，还命令著作郎贾膺福、殿中丞薛昌容、凤阁主事李元振、司农录事锺绍京等人分别撰写题记，左尚令曹元廓绘图。又命令宰相、诸位亲王率领南北宿卫军十几万人，连同仪仗内的大牛、白象等一同拉动这些鼎。从玄武门外拉进宫中，武后亲自撰写拉鼎的歌词，让拉鼎的人边拉边唱和。当时又铸造大仪钟，收敛天下进贡的三种金属，最终没有铸成。九鼎刚铸成时，皇帝命令用一千两黄金涂饰它们。纳言姚元崇进谏说："鼎这种器物，是神圣的礼器，贵在质朴自然，不需要另外加以浮华的装饰。我看这鼎的形状，本来就已经有五彩光辉错杂交织其间，何必再靠涂金来显示光耀呢？"皇帝依从了这个建议。开元二年八月，太子宾客薛谦光进献东都九鼎的铭文。其中蔡州鼎的铭文是武后所撰写的，文中说："伏羲、神农最先出现，轩辕、少昊应运而生。唐尧虞舜相继承继，商汤夏禹顺应天时。天下光明安定，四海之内和睦安乐。上天垂示鉴戒，方才建立起隆盛的基业。"紫微令姚崇等人上奏说："圣人开创基业，吉祥的征兆必定会显现出来。请把这铭文交付史馆保存。"

朝日夕月　周　汉　魏　晋　齐　后魏　后周　隋　大唐

译周朝的制度，用燔柴之礼祭祀日、月、星、辰。郑众说："是把牲体放在柴上（焚烧）。太阳，是阳之精气，属于天；月亮，是阴之精气，属于地。阴道受制于阳道，所以月亮虽属于地却随从于阳，与烧柴祭天有相同的意义。"祭日的坛叫王宫，祭月的坛叫夜明。牲畜与币帛都用赤色，所用的音乐与祭祀五帝的音乐相同，礼敬神灵所用的玉是珪璧。珪璧，把邸部制成璧的形状，是比照上帝之礼有所降杀。（杀，读作色界切。）天子插着大珪，手持镇珪，用五彩的缫藉五重相衬，来朝拜太阳。天子朝日，是为了显示有所尊崇，用以教导人们侍奉君主的道理。天子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日为兄、以月为姊，所以常在春分朝拜太阳，秋分祭拜月亮，何况一般人怎能不侍奉呢！君子在事情开始时确立标准，在中期加以校正，所以以春分、秋分二分之日为根本。天子穿玄色的冕服，是为了崇尚质朴。从早晨到傍晚，举行祭祀之礼。先把牲畜、币帛放在柴上焚烧，使烟气升腾于天，以此与祭祀五帝的仪式相同。凡是祭祀日月，一年之中共有四次。迎气之时，在东郊祭日、在西郊祭月，这是第一次；春分秋分祭祀日月，这是第二次；《祭义》说"郊祭，是隆重地报答上天而以太阳为主祭，以月亮配祭"，这是第三次；《月令》十月祭祀天宗，合祭日月，这是第四次。但四时祭祀中，有分祭也有合祭。二分之日的祭祀，说的是分祭。隆重报答上天而以太阳为主祭、以月亮配祭，这就是合祭。举行隆重的配祭之时，祭日用燔烧于坛上，祭月用埋藏于坎中，埋藏之礼从血祭开始，燔烧之礼从气升开始。合祭属于大祭，分祭属于中祭。《郊特牲》说"隆重地报答上天而以太阳为主祭"。这种礼节应当隆重，用牛犊。分祭的礼节应当从简，从简则用少牢。在东郊拜日、在西郊拜月，这是就便在郊外举行的祭祀。《郊特牲》里说举行隆重的报天之祭时，先扫地而祭，然后燔柴升烟而行郊祭，是取向阳之位的意思。《祭法》里说分祭之时，在王宫祭日、在夜明祭月，用少牢，是在坛上举行，不在地上。到时候两种祭祀所用的珪玉，也没有差别。《觐礼》说，在东门之外拜日，这是诸侯春季朝见天子时的礼节。在南门外礼日，在北门外礼月，这是说诸侯夏、秋、冬三季朝见天子时的礼节。把"拜"改说成"礼"，是为了容纳祭祀之意。在北郊祭祀月亮，是因为月亮是太阴之精，把它当作地神看待。若是天子巡狩会盟，就燔柴升烟来祭日，这是君主自己按照君道来祭祀阳神。诸侯之长举行会盟，就用埋藏之礼来祭月，这是臣子自己按照臣道来祭祀阴神。

译汉武帝即位第二十八年，开始在郊外祭祀太一神，早晨拜日，傍晚拜月，改变了周朝的礼法。此后经常在泰畤举行郊祀，天刚亮时，出行到竹宫，面向东方拜日。当天傍晚，面向西方拜月。这就是所谓的郊祀日月，但又不在东郊、西郊分别举行，于是早晚常常在殿下面向东方拜日。群臣没有一年四次朝拜的礼制。

魏文帝下诏说："天子在东门之外拜日，是为了尊崇方明之礼。而汉朝的礼仪繁琐亵渎，好像是家人之间的私事，不是尊敬上天的方式。"黄初二年正月乙亥日，在东门之外朝拜太阳。但正月并非春分、秋分的时节。秘书监薛靖论述说："按《周礼》朝日没有固定的日子，郑玄说应当用春分、秋分。秋分的时候，月亮多在东方升起，若面向西方拜它，实际上是背向了月亮，相距实在太远。朝日应当用仲春朔日，夕月应当用仲秋的朏日（初三）。"淳于睿反驳他，引《礼记》说"祭日于东方，祭月于西方，以端正它们的方位"。周礼中秋分夕月的做法，也曾在上代通行。面向西方拜月，虽然像是背对着实际的月亮，但也如同月亮虽在天上而祭祀却在坎（地下之处），并不再说是背对着实际位置。就好比天子向东西方巡游，那些留守官署办公及行拜礼的官员，仍然面向北方朝拜，难道能因为背对实际方位而生疑吗？

魏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朔，在东郊朝日。八月己丑日，在西郊夕月。这才符合古礼。

晋朝沿袭这一制度。晋武帝太康二年，有关官员上奏说：春分朝日之时，天气寒温尚未适宜，皇帝不宜亲自出行。武帝下诏说："近来正当战乱未平之际，如今战事已经平息，这一礼仪至关重要。"于是亲自朝日。

齐朝末年东昏侯永元元年，何佟之议论说："帝王以太阳为兄、月亮为姊，马融、郑玄用春分、秋分行礼，卢植则用立春。我认为太阳是太阳之精，月亮是太阴之精。春分时阳气正盛，秋分时阴气渐长。天地至为尊贵，所以用一年之始（冬至、夏至）来祭祀；而日月次于天地，朝拜致敬所以用春分、秋分，这样区分是有道理的，那么王融、郑玄的说法就是恰当的了。如今删减汉朝的礼仪，向上采用周礼春分朝日之义，又没有诸侯之事，无须出行到东郊，如今正殿就是朝会行礼的场所，应当常在春分这天于正殿的庭中拜日。至于夕月的礼文并不明确。我认为魏代所推行的做法，恰当地把握了取舍的分寸。现在请求在春分这天于殿廷之西朝拜，面向东方拜日；在秋分这天于殿廷之东举行，面向西方拜月。这就是所说的端正日月的方位。服饰不用旒藻的装饰，大概是因为效法上天至为质朴，朝日不能等同于祭祀昊天那种至为质朴的礼仪，所以用玄冕三旒。近代祭天，穿衮冕十二旒，极尽文采之美，这是古今礼制的变化。祭天与朝日的服饰应当有所区别，近代天子举行小朝会时，穿绛纱袍、戴通天金博山冠，这正是仅次于衮冕的朝服。我认为应当穿这种服饰来拜日月，这样最能恰当地体现等级差别。"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五年，下诏说："近来讨论朝日夕月之礼，都主张在春分、秋分之日，于东郊、西郊举行礼仪。然而月份有闰余，运行没有固定的规律。如今如果一律以分日（春分秋分）为准，有时恰逢月亮从东方升起，却要在西方行礼，探究其中的道理，恐怕难以施行。从前曹魏薛靖认为朝日应取月初一日为朔日，夕月应取初三为朏日。朔日是月形刚刚显现的日子。如今不知朏日、朔日、分日三者，究竟哪个是对的？"游明根等人回答说："考查旧有的制度，参校众人的意见，应当依从朏月（初三）之说。"

北周在春分这天于国都东门外朝日，筑坛，如同郊祀之坛。用特牲、青珪有邸。皇帝乘青辂，祭祀的官员都穿青冕，执事的人戴青弁。司徒担任亚献，宗伯担任终献。燔烧祭品的礼仪如同祭圜丘一样。秋分在国都西门外夕月，在坎中筑坛，

译坎方四丈，深四尺。燔烧祭品的礼仪与朝日相同。

隋朝沿袭这一制度。开皇初年，在国都东面春明门外筑坛，如同郊祀之坛。每逢春分朝日。又在国都西面开远门外挖坎，深三尺，宽四丈；在坎中筑坛，高一尺，宽四尺。每逢秋分夕月。牺牲、币帛与北周相同。

大唐在春分、秋分这两天于国都东、西两处朝日夕月，各用与方位相应颜色的牛犊。礼仪具见《开元礼》。

**禋祭六宗** 虞 周 汉 后汉 魏 晋 后魏

《虞书》说："禋祭六宗。"

周朝的制度，祭祀昊天上帝，穿大裘戴冕，祭祀五帝也是如此。又说"用禋祀祭祀昊天上帝"。

汉朝兴起后，在甘泉、汾阴筑坛，禋祭六宗。汉平帝元始年间，王莽、孔光等人上奏说："祭祀的典章，凡是有功德惠及百姓的就应祭祀它。天上的日月星辰，是人们所仰望的；地上的山川海泽，是万物所赖以生长繁殖的。《易经》有八卦，乾坤及六个子卦，水火不相排斥，雷风不相违背，山泽相通气，然后才能变化，从而生成万物。所以日月雷风山泽，是《易经》六个子卦所代表的尊贵之气，这就是所说的六宗。星辰、水火、沟渎，都属于六宗之类。"

后汉安帝元初六年三月庚辰日，开始设立六宗祭祀，在洛阳西北戌亥方位祭祀天地四方之中，规格比照太社。当时司空李郃上奏说："按《尚书》说'禋于六宗'。汉朝兴起以来，也没有废除这个礼仪。如今应当恢复旧制。"马融说："万物没有天不能覆盖，没有地不能承载，没有春天不能萌生，没有夏天不能生长，没有秋天不能收获，没有冬天不能贮藏。禋祭六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郑玄说："禋，就是烟气。取烟气上达升腾之意，用来报答阳气。"孔安国说："诚心敬意来祭祀，叫做禋。宗，就是尊。所尊崇祭祀的对象有六个：在太昭埋少牢，祭祀四时；在坎坛祭相近之神，祭祀寒暑；祭王宫，祭祀太阳；祭夜明，祭祀月亮；祭幽禜，祭祀星辰；祭雩禜，祭祀水旱。这就是六宗。"

魏明帝设立六宗祭祀，祭祀《易经》六子卦。明帝对此事有疑问，向王肃询问，王肃也认为是六子卦，所以就没有废除。景初二年，改为祭祀太极中和之气。当时朝廷大规模议论其中所祭之神，散骑常侍刘邵认为："万物背阴而向阳，冲和之气相互交融而成和谐，六宗就是太极冲和之气，是六气的宗主。《虞书》称之为六宗。"当时采纳了这个意见。

晋朝初年，废止了这项祭祀。当时司马彪上表说"六宗之礼，不应当特意设立"。新礼于是就废除了。后来又重新设立六宗祭祀，沿用魏朝的旧例。当时挚虞上奏说："按舜接受尧的禅让，禋祭六宗，汉魏相沿承袭，成为尊贵的祭祀。凡是尊崇礼敬百神，即使放开而不能面面俱到，一旦已经设立，就没有人敢废除。应当制定新礼，祭祀六宗仍照旧制。"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

北魏明元帝泰常三年，设立六宗祭祀，都各有专门的祭坛，祭祀有固定的日子，牺牲用少牢。到孝文帝太和十三年，下诏在郊天坛祭祀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当时朝廷大规模讨论禋祀之礼。高闾说："六宗的祭祀，议论者意见不一，共有十一家之说，没有人能详尽考究清楚。于是就沿袭旧例，另立六宗的祭坛，合为一个位次来祭祀。"孝文帝说："《尚书》说'肆类上帝，禋于六宗'，文句相连相属，道理上似乎是一件事。上帝之祭称为'肆'而没有说'禋'，六宗之祭说'禋'而不另外指明其名称。据此推断，上帝、六宗应当是同一时候的祭祀，不是分别祭祀的名目。'肆类'并非单独祭祀的名目，'禋'也不是祭地之礼所用的名称。六宗，一定是指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这是祭祀天帝之事，所以称'禋'；因为没有涉及地祇，所以称'六宗'。是同一次祭祀，只是交替举出以完成表述而已。如今祭祀圜丘，五帝也在其中，牺牲币帛都

译用禋祭，所以称'肆类上帝，禋于六宗'。这一次祭祀就已经完备了。六种祭祀都已具备，不必再麻烦地另外设立。"

试评论说："《虞书》说：'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汉代王莽等人上奏，把日月、星辰、山川、海泽、《易经》六子卦当作六宗，但按《周礼》'以实柴祀日月星辰'，可见星辰并不是六宗。卦是物象，不应当祭祀它。后汉马融把天地四时当作六宗，但礼书中没有禋祭地祇及四时的说法。孔安国说寒暑、日月、水旱是六宗，从道理上讲又不合。郑玄认为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是六宗，这些都属于星辰性质，不应当再另立风师、雨师的位次。魏朝刘邵认为冲和之气、六气是六宗所宗，但气在天之先，不应当置于禋祭上天之下。气是从天而生的，那就属于阴阳；如果没有所承受的来源，又该宗奉什么呢？其间还有张迪认为是六代帝王，张髦认为是宗庙三昭三穆等说法，都不值得采录。北魏孝文帝把天皇大帝、五帝当作六宗，从道理上讲是恰当的。为什么呢？按《周礼》'以禋祀祭祀昊天上帝'，可见禋祀是用于祭天，不属于其他神祇。又《司服》说'祭祀昊天上帝，穿大裘戴冕，祭祀五帝也是如此'。昊天、五帝是百神中最尊贵的，把六宗归属于他们，是合乎道理的。有人质疑说：'《尚书》既然已经说了类祭上帝，为什么又说禋祭呢？'这是叙述巡狩祭礼的先后次序。将要出征时，举行肆类之祭。禋祭六宗，是遍祭六种天神。怎么能因为'肆类'的文字而弄不清楚整个祭祀的礼制呢！"

**社稷** 夏 殷 周 秦 汉 魏 东晋 宋 后周 隋 大唐

蜡之义，字也从"虫昔"。如今取祭祀之义，所以从"示"。从伊耆氏的时代起，就有了这种礼仪。古代的君子，凡是役使百姓的，一定要给予回报，这就是报答田功的祭祀。所祭之神是神农，因为他最初创立了农事，所以用来报答他。有人说"神农就是伊耆"。如果是这样，那么神农最初创立农事，就不可能自己祭祀自己为先啬。这种说法不对。又有人说：神农、伊耆是同一时代的总称，其后子孙做天子的，才开始祭祀他们的先祖中创立田事的人，所以有先啬之祭。音乐用土块做的鼓槌、瓦制的鼓。《明堂位》说："土鼓、块桴、苇钥，是伊耆氏的音乐。"蜡，就是索求的意思，聚合万物而索求祭飨它们。凡是万物中有功于人的，都用祭祀来报答它们，创造者则配享祭祀。有人说"尧也是伊耆氏"。按《尚书》说"尧驾崩，四海之内停止了各种乐器的演奏"，可见土块鼓槌、瓦鼓不是尧那个时代的音乐，很明显。伊耆是尧以前的天子。

夏后氏改称为"嘉平"。《广雅》说："嘉，是善的意思。平，是成的意思。"因为一年终了万物已经成熟，所以要报答它们的功劳。

殷朝改称为"清祀"。《广雅》说："清洁而祭祀。"据《广雅》，那么夏朝称"清祀"，殷朝称"嘉平"。如今查考《风俗通》及蔡邕的《章句》而已，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是对的。

周朝沿袭这一祭祀，又恢复"大蜡"这个名称。是天子所举行的，所以称"大"。在一年的十二月，即建亥之月举行。聚合万物而索求祭飨它们。春官宗伯用辜祭之礼祭祀四方百物，即牺牲后肢解陈列的方式称为"辜"。崔灵恩说："祭祀用少牢，行一献之礼。"辜字读音是普逼切。这个祭祀是以太阳为主祭对象。以太阳为主，是因为它的光明，是上天之神中可以看见的，最为显著。《易经》说："悬挂天象昭示光明的，没有比日月更大的了。"以月亮配祭，其余百神则在下从祭。所祭祀的神有八位：一是先啬，二是司啬。先啬，就是像神农一样，作为主祭对象。司啬，是后稷，作为配祭。三是农神，农，即田畯。郑众说："田畯，是古代最早教人耕田的人。"《尔雅》说："畯，就

译是农夫。"四是邮表畷，指田畯在田间井界相连之处所建的田舍，作为邮亭房屋，用来监督约束百姓的地方。五是猫、虎神，之所以迎猫，是因为它能捕食田鼠；迎虎，是因为它能捕食田猪。老鼠、野猪都能危害田地，所以要迎接猫神虎神来祭祀。六是防，防是用来蓄水的堤坝，也用来阻挡洪水。七是水墉，水墉，是沟渠。也有说像池塘，是用来蓄水的，也用来排水。八是昆虫。昆虫，暑天出生寒天死去，像螟虫、蝗虫之类，能危害庄稼。索求鬼神而招致百物，百物，指的是五方的岳镇、海渎、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井泉等，因为它们能兴云降雨，有功而有益于人。至于动物类，则包括羽虫、裸虫、毛虫、鳞虫、介虫、四灵等。音乐用六次演奏。《大司乐》说："第一变招致羽类动物及川泽之神，第二变招致裸类动物及山林之神，第三变招致鳞类动物及丘陵之神，第四变招致毛类动物及坟衍之神，第五变招致介类动物及土地之神，第六变招致象类动物及天神。"变，就是更换的意思。乐曲奏完就更换再奏。演奏六遍礼仪就完成了。东方的祭祀用太蔟、姑洗调，南方用蕤宾调，西方用夷则、无射调，北方用黄钟调作为音律的准则。每次演奏都有所感应，用来招致和谐之气而使神灵到来。凡是动作敏捷的动物，地祇中地位越高的越容易招致；羽类动物既能飞又能走，川泽中有孔窍的生物，如蛤蟹，行动较慢，坟衍地区孔窍多的动物则较小：这就是它们招致有快有慢的分别所在。土祇，就是原隰及平地之神。象类动物，是天上有其形象的，即所说的四灵：麒麟、凤凰、龟、龙。又说："豳颂击土鼓。"豳颂就是《七月》中收获稻谷、酿酒的颂歌。称它为"颂"，是因为它讲述的是一年农事的完成。用八次索祭来记述四方，四方，各方各有自己的祭祀。如果某方年成不顺利丰收，就八索不通，用来慎重地对待百姓的财物。那一方谷物没有丰收，就在这一方不举行索祭，让百姓慎重使用财物。丰收顺利的地方，则可以举行索祭，用来表示"异"的意思。移，是有余的意思。《诗经·颂》歌咏丰年说："酿成美酒和甜酒，进献给祖先祖妣，用来配合各种礼仪。"这就是有余之意的体现。移，读音是以豉切。祭祀时穿皮弁、素服。素服，是用来送别一年的终结。系葛带、拄榛木杖，是丧服的减省形式。杀字读音是色界切。送别一年终结用丧服减省的形式，是为了让年老力衰的人得以休息。素服，衣裳都是白色的。又说："穿黄衣戴黄冠来祭祀，是为了让农夫休息。"祭，是指年终举行的祭祀，先祭祖先，再举行五祀。于是慰劳农人使他们得以休息。因为是伊耆氏最初创立的，所以设立官职以此命名，主管这件事，准备好相应的仪杖、器具。《论语》说"黄衣配狐裘"。田野中的农夫戴黄冠，穿草编的衣服。这是说祭祀是为了让百姓得以休息，服饰也象征当时物候的颜色。因为季秋时草木枯黄凋落。又说《大罗氏》所掌管的职责，是把鸟兽都收入大罗之中。《月令》孟冬之月说，命令有关官员修治祭祀禽鸟的礼仪，说的就是这个。那些进献贡品的人头戴草笠而来，是为了尊重田野的服饰。"祭祀已经完成，收藏起来，百姓的劳作也停息了。所以祭祀完毕之后，君子不再兴办劳役"，"收"是指收敛聚积。让百姓休息的祭祀和其他祭祀不同。那么穿黄衣戴黄冠而祭祀的，就是"腊祭"。在建亥之月，报答万物的功劳，让年老力衰之人及疲惫的农夫得以休息，各方又聚会宴饮。所以子贡观看蜡祭，对孔子说："全国的人都好像发狂了一样，我不明白其中的乐趣。"这是说本应以恭谨的礼仪为序，如今却纵情饮酒，大呼小叫，不知道其中的乐趣何在。孔子说："经过一百天的辛劳，才有这一天的恩泽，这不是你所能理解的。"这是说这是为了报答百姓一

译年的辛劳，如今用一天的欢乐休息来慰劳他们，所以纵容他们醉酒，这是君子给予的恩泽。祭祀时的祝词说："泥土回归它的处所，水流回归它的沟壑，昆虫不要兴起为害，草木归还它原本生长的地方。"

秦朝初年，沿袭称为"腊"，后来又改称"嘉平"。腊，就是猎的意思。是用田猎所获的禽兽来祭祀祖先。又有说法："腊是索求群小神灵来祭祀。"也有人说："腊，是接续的意思。新旧交替之际，伏祭、腊祭是大祭，用来报答功劳。"蔡邕《独断》说："腊，是一年终了时的大祭，纵情饮酒。因为不是迎接节气，所以只送而不迎。"

汉朝沿袭这一制度，仍称为"腊"。有人说："腊这个名称，是从汉朝开始的。"但按《左传》有"虞不腊矣"的记载，可见早已有腊祭。说始于汉朝，是不对的。在季冬之月，星辰运行一周、岁末将尽，阴阳交替之际，慰劳农人，举行大规模的腊祭飨宴。这是说祭祀宗庙，同时也旁及祭祀五祀，大概是在同一天举行，从这时开始，并非旧有的典制。

魏朝沿袭腊祭。高堂隆议论腊祭所用的日子说："帝王各自根据自己所属五行德运最盛之时立为'祖'日，根据其终结之时立为'腊'日。水德始于申，盛于子，终于辰，所以属水德的君主，用子日为祖日，用辰日为腊日。火德始于寅，盛于午，终于戌，所以属火德的君主，用午日为祖日，用戌日为腊日。木德始于亥，盛于卯，终于未，所以属木德的君主，用卯日为祖日，用未日为腊日。金德始于巳，盛于酉，终于丑，所以属金德的君主，用酉日为祖日，用丑日为腊日。土德始于未，盛于戌，终于辰，所以属土德的君主，用戌日为祖日，用辰日为腊日。如今魏朝以土德称王，应当用戌日为祖日、辰日为腊日。"博士秦静议论说："按古礼，一年终了，聚合百物祭祀宗庙，称为'蜡'。都各有固定的日子，到时临时占卜请示而后使用。又没有正月举行祖祭之礼的规定。汉朝用午日为祖日、戌日为腊日。午是南方的象征，所以用午日为祖日；正月是一年之首，所以用寅月起始，而用午日为祖。戌是一年的终结，万物完全成熟，所以用戌日为腊。这种数术小道，是后人依附传注而附会出来的五行之说，都不是经典正义的文字。《尚书》《易经》讲五行水火金木土相生相克，都是推衍天地阴阳的道理。所以《易经》说坤为土，土位在西南。黄精之德的君主，盛德在未位，所以大魏应当用未日为祖日。戌是一年终结、日子穷尽的时辰，不适合作为岁初祖祭开始举行的日子。《易经》说：'坤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丑是土德的终结，所以用丑日为腊日，终而复始，才有'终则有庆'之意。应当像先前一样用未日为祖、丑日为腊。"朝廷批准了这个奏议。

东晋元帝大兴二年，未到腊祭前一天，下诏说："明天应当为范氏的从母（姨母）举哀，百官要作好戒备准备。"尚书郎张亮议论说："天子祭祀宗庙、社稷，鼎俎已经陈设完毕，却不能完成祭事的情况有四种。如果是按照丧服等级依次递减的丧事，不会因此而废止祭祀。从母的丧事属于无服之丧，不应当废止祭事而举哀。又按礼，祭祀的第二天，改在祊庙祭祀，用来宴请神尸。殷朝称为'肜'，周朝称为'绎'。如今虽然还没有施行肜祭、绎祭，但先王的典章制度，圣人也十分看重不敢遗忘。至于大腊之日，是让百姓休养生息，经过百日的辛劳，才有这一天的恩泽，不应当因此戒严。"

宋朝沿袭这一制度。因属水德而称王，用子日为祖日，用辰日为腊日。

北周在十月于五郊祭祀神农、伊耆以下直到毛虫、介虫等诸神。五方天地、星宿、四灵、五帝、五官、岳镇，下至原隰之神，各按方位分别合祭。上帝、地祇、神农、伊耆、人帝的祭坛设在坛上。南郊则因为已经祭祀了神农，所以不再另设此祭。三辰、七宿则在坛旁设小坛，从

译岳镇以下的神祇则各设坎，其余的就在平地祭祀。皇帝担任初献，祭祀上帝、地祇、神农、伊耆及五方人帝，冢宰担任亚献，宗伯担任终献。上大夫祭献三辰以下诸神，中大夫祭献七宿以下诸神。从天帝到羽虫毛虫之类的祭品，牺牲玉帛都用燔燎之礼，其余的则用瘗埋之礼。祭祀完毕，皇帝前往南郊的便殿，第二天再举行蜡祭。蜡祭结束后，又前往西郊。西郊结束后，又到北郊。祭祀完毕，返回宫中。

隋朝初年，沿袭在孟冬下亥日举行蜡祭百神。开皇四年，下诏说："前朝周代以岁首（即如今仲冬建亥之月）举行大蜡，是可以的。后周却依照夏朝的时令，行姬周之礼，考究前代典制，从道理上讲有所违背。原来十月举行的蜡祭应当停止，可以改在十二月举行腊祭。"于是开始革新前代的制度。前周，指姬姓周朝。后周，指宇文氏北周。

大唐贞观十一年，房玄龄等人议论说："按《月令》的说法，只祭祀天宗（日月星辰）。近代所祭祀的五方天帝、五方人帝、五方地祇，都不是古代的典制。如今一并废除它们。"在季冬寅日，于南郊祭祀百神。祭祀大明（太阳）用犊二头，笾豆各四个，簋簠〇俎各一件。神农及伊耆氏各用少牢一头，笾豆等器具与祭大明相同。后稷及五方之神、十二次、五官、五方田畯、五岳、四镇、四海、四渎以下诸神，各方分别用少牢一头。当天在川泽之下祭祀井泉神，用羊一头。到卯日，在社宫祭祀社稷。二十八宿，五方的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以及鳞虫、羽虫、裸虫、毛虫、介虫、水墉、防、邮表畷、猫神、虎神以及龙、麒麟、朱鸟、白虎、玄武等神，各方分别用少牢一头，每座笾豆各二件，簋簠〇俎各一件。所祭祀的共有一百八十七座神位。如果某一方年谷没有丰收，就废止该方的祭祀。蜡祭的第二天，又在社宫祭祀社稷，如同春秋二仲之月的礼仪一样。开元年间，制定礼仪：在季冬腊日，于南郊之坛举行蜡祭祭祀百神。如果某方年成没有丰收，就废止该方的祭祀。具体仪式详见《开元礼》。

**灵星** 周 汉 东晋 大唐

周朝的制度，在仲秋之月，在国都东南方祭祀灵星。在东南方祭祀，是取岁星所在的方位。岁星是五星之首，最为尊贵，所以取其所在的方位。帝王之所以要祭祀灵星，是为了替百姓祈求农时，以便种植五谷，所以另外报答它的功劳。《五经通义》说："灵星祭祀设有代表神明的尸。所以说'丝制的祭服光洁鲜明，戴着弁冠恭敬温顺'。传文说这是帝王祭祀灵星时，公尸所穿的衣服。"如今查考《凫鹥》诗中每每提到"尸"，据传文，这是天子诸侯祭祀社稷时所用的尸。如今祭祀灵星说是"公尸"，不知出处何在。"紑"字读音是芳休切。

汉朝兴起第八年，高帝命令各郡国县邑设立灵星祠。当时有人说周朝兴起而建立邰邑，设立后稷的祭祀，直到如今仍然享受祭祀，因为他有播种五谷的功劳。于是高帝下令设立灵星祠。《三辅故事》记载："长安城东十里有灵星祠。"另有一说：灵星，就是龙左角，作为天田星，主管谷物，农祥星（房宿）清晨出现的时候就祭祀它。说是祭祀后稷却称为灵星，是因为后稷又配食于灵星。经常在一年适当的时节用牛来祭祀，古时一年两次祭祀灵星，春秋两季都用少牢。在壬辰日进行祭祀。壬属水，辰属龙，是根据它们的类属来定的。县邑的令长负责主持祭祀。舞者用童男十六人，就是古代的二佾。舞蹈表现耕种的教化，起初表现除草，接着表现耕种，然后表现耘耨、驱赶鸟雀以及收割、舂米簸糠的动作，用来象征农事的成功。

东晋时灵星配享于南郊，不再另外设立祭祀。

大唐《开元礼》规定，立秋之后，在国都东南方祭祀灵星。天宝四载，敕令将其升格为中祀。

**风师雨师及诸星等祠** 周 后汉 晋 东晋 隋 大唐

周朝的制度，大宗伯"用实柴

译之礼祭祀日月星辰，用槱燎之礼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槱，就是堆积的意思。《诗经》说："茂盛的棫树朴树，可以砍下堆积来焚烧。"这三种祭祀都是堆积柴薪、放上牺牲整体来焚烧。星，指五纬（五大行星）。辰，指日月交会的十二次。司中、司命，是文昌宫的第五星、第四星，也有说是"三能"（三台星）能上能下。祭祀五帝要用实柴之礼。郑司农说："司中，是三能三阶。司命，是文昌宫的星宿。风师，是箕星。雨师，是毕星。"能，读音是台。《月令》记载：立春后的丑日，在国都东北方祭祀风师。立夏后的申日，在国都西南方祭祀雨师。秋分日，在南郊祭飨寿星。寿星，就是南极老人星。立冬后的亥日，在国都西北方祭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禄。

后汉在丙戌日，在戌位祭祀风师。在己丑日，在丑位祭祀雨师。牺牲用羊和猪。又在国都南郊建立老人星庙，经常在仲春祭祀它。在城南建立心星庙，经常在季秋祭祀它。

晋朝在仲春之月，在国都远郊的老人星庙祭祀。季秋在南郊坛心星庙祭祀心星。

东晋以来配享于南郊，不再另外设立祭祀。

隋朝下令太史署，经常在二月八日，在署内庭中，用太牢祭祀老人星，同时祭祀天皇大帝、天一、太一、日月、五星、勾陈、北极、北斗、三台、二十八宿、丈人星、孙星，共四十六座神位。凡是应当参与祭祀的官员，太医署也会发给消除秽气的散药，先斋戒一天服用，以求自我洁净。这一仪式本于齐朝的制度。

大唐开元二十四年七月，敕令主管部门特别设置寿星坛，经常在千秋节这一天，修举这一祭典。又敕令寿星坛应当祭祀老人星以及角、亢等七宿，作为固定的常式。具体仪式详见《开元礼》。天宝四载，敕令风伯、雨师都应当升格列入中祀。并且命令各郡都设置一座祭坛，趁春秋两季祭社的日子，一并举行祭祀。到九月，敕令各郡，把风伯坛设在社坛的东面，雨师坛设在社坛的西面，各自再向北偏移数十步，坛的规格要比社坛低小一些。设置主祭的官员，比照祭社的惯例，由太守以下的官员担任。天宝五载四月，下诏说："万物生发、震动蛰伏，是从雷开始的，画卦陈列物象，威力显现灵验，其气本源于阴阳，功德广泛施及于动植万物。如今风伯、雨师，早已列入常规祭祀，唯独这震雷之神，还没有列入群望的祭祀之中。此后每次祭祀雨师时，应当把雷师和它一同设坛祭祀，其牺牲则另外置备祭器。"

《通典》卷第四十五 礼五 沿革五 吉礼四

**方丘 神州后土附　社稷**

**方丘神州后土附** 颛顼 夏 殷 周 汉 后汉 魏 晋 东晋 宋 齐 梁 陈 后魏 北齐 后周 隋 大唐

帝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所以庖牺氏俯身观察大地而效法它。

颛顼于是命令火正黎主管地事以统属百姓。"火"应当作"北"讲。北，是阴的方位。正，是长的意思。司，是主管的意思。属，是会合的意思。用来会合聚集众神，使各有秩序。

夏朝在五月祭祀地祇。

殷朝在六月祭祀地祇。

周朝的制度，《大司乐》说："夏至这天在沼泽中的方丘礼祭地祇。"地祇以昆仑为主。之所以一定要在沼泽中，是所谓依凭低处来侍奉大地。这座方丘设在国都的北面，是取阴的方位。祭祀神灵所用的玉是黄琮，琮是八方形的，象征大地。牺牲用黄色的牛犊，币帛用黄色的缯帛。大宗伯说"用黄琮礼祭地祇"，下文又说"都要有牺牲币帛，各自与礼器的颜色相应"，那么牺牲和币帛都应该用黄色。天子及尸都穿大裘。祭地所穿的服饰没有明文记载。崔灵恩、贾公彦、孔颖达都说与祭天时的服饰相同。如今查考，《郊特牲》说"礼器用陶器葫芦，用来象征天地朴素的本性"，这是礼器相同的证据。《王制》说"天地所用的牛，角像蚕茧、栗子一样小"，这是牺牲相同的证据。又《钩命决》说"地祇以后稷配祭"，这又是配祭相同的证据

译。这类例证很多，凡是天覆地载的功德是一样的，孕育滋养的德行也是相同的，崇尚质朴的道理，哪里会有两样呢！以后稷配祭。按《钩命决》解释《孝经》说"郊祀后稷来配祭天地。祭天在南郊，是取阳的方位。祭地在北郊，是取阴的方位。后稷是天地祭祀的主祭配享者，文王是五帝祭祀的宗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至于音乐，《大司乐》说："凡是奏乐，用函钟为宫音，太蔟为角音，姑洗为徵音，南吕为羽音，用灵鼓灵鼗，孙竹做的管乐器，空桑山所产木料做的琴瑟，演奏《咸池》之舞，在夏至这天，在沼泽中的方丘演奏这些乐曲。如果乐曲奏满八变，那么地祇就都会出现，可以对它们行礼了。"先演奏这种乐曲来招致神灵降临，再用玉来行礼，然后才合乐而祭祀。函钟，就是林钟。林钟产生于未位的节气。未，是坤卦的方位。有人说：天社星在东井、舆鬼二宿之外。天社，是地神。用它来作为宫音，是按照声音的类别来求取相应之神。凡是祭祀天地宗庙的音乐都没有商音，因为崇尚柔和，商音是刚强坚硬的。灵鼓灵鼗，是六面的鼓。孙竹，是竹子支根末端所生的部分。空桑，是山名。所谓神州地祇，指的是帝王所占卜选定居住的吉祥土地，方圆五千里之内的地域名称。先儒都引用大禹接受地统之书说"昆仑东南方五千里的地方，名叫神州"，就是这个意思。按皇地祇，郑玄认为就是昆仑，这是就土地最高之处而称呼它的说法。既然举出最高之处作为称呼，可知四方和顺之地也都包括在内了。至于神州，则只是方圆五千里而已，所以不称"丘"而称"郊"。玉用两珪，长五寸并附有底座。●字和"邸"意思相同。这就是所说的在北郊祭祀神州之神。●音读昌绢反。牺牲用黑色的牛犊，《地官·牧人》说："阴祀用黑色的牺牲。"注释说"指的是祭祀北郊之神"。币帛用黑色的缯帛。币帛的颜色没有明文记载。按祭祀昆仑的牺牲币帛用黑色，那么这里的神祇也不应该有异。设坛，在北郊筑土为坛，名叫"太折"。《祭法》说："瘗埋祭品，是祭祀地祇的方式。"注释说："折，是照晰的意思，一定是取昭明的意思来命名，以尊崇神明。"配祭也用后稷。《钩命决》说"郊祀后稷来配祭天地"。音乐方面，演奏太蔟为宫，歌应钟，舞《咸池》，用来祭祀地祇。地祇在北郊所祭祀的，指神州之神以及社稷之神。备齐五齐（五种酒），如果是神州之祭，则用醴齐以下四种酒。行七献之礼。本来准备大祫祭用九献之礼，因为外神没有裸祭这一环节，所以是七献。天子及尸的服饰，斋戒，乘坐的车辂，所用的酒樽，进献葅醢的器具，铺垫神席的稿秸蒲席，以及鸡人报晓、司乐提前悬挂乐器、掌次官设置帐幕、大宗伯代行亚献等，都与圜丘之祭相同。到了那一天，天子穿大裘，站在方丘的东南方，面朝西方。于是奏起函钟为宫的音乐，用来招致神灵。之后，天子又亲自牵着牺牲取血，连同玉器一起瘗埋，用来求得神灵降临，这称为"二始"。天地的祭祀，只有圜丘、方丘之祭具备这"二始"。所谓圜丘之祭，先奏圜钟为宫的音乐，接着燔烧牺牲及玉帛；方丘之祭则先奏函钟为宫的音乐，接着瘗埋血以及玉帛。这两者都在正式祭祀之前进行，所以称为"二始"。在尸的座前已经安放好玉帛等祭品之后，接着天子用匏瓠做的爵，斟上瓦制酒器中的泛齐（薄酒），进献给尸，这称为"朝践"，就是所谓用陶器葫芦象征天地朴素的本性。接着大宗伯也用匏爵斟上醴齐，代替王后行献礼，这就是第二次献礼。接着向神座前进献熟食，完成之后，天子再用匏爵斟上盎齐进献给尸；大宗伯用匏爵斟上醍齐进行亚献……

译(尸接受敬酒后开始进食)，这就是所说的馈食之献。以上共四献。尸吃完饭后，王再斟朝践礼时所用的泛齐来给尸漱口敬酒，这就是所说的朝献；大宗伯接着斟馈食礼所用的醍齐作为第二次进献，这就是所说的再献。以上共六献。接下来众臣作为宾客斟沈齐来献给尸。以上共七献。王每次献酒，都要奏乐一曲。

译汉高帝平定天下之后，下诏御史设置祠祀官、女巫。汉初，由于秦朝焚毁典籍，礼经是从民间暗中流传出来的，所以祠祀制度尚未完备，典礼中使用女巫的还不多。当时梁地的巫者主管祭祀天地。武帝即位后说：「朕亲自到南郊祭天，而对后土却没有祭祀，这在礼制上是不相配的。」于是东行前往汾阴。汾阴有个男子叫公孙滂洋等人，看见汾水边有光如绛色，于是就在汾阴脽（音虽）上建立后土祠。在水泽中筑五座坛，每座坛方五丈，高六尺。中间的坛用一头黄牛犊，配祭高帝。祭祀所用牲畜祭完后全部埋掉。随祭者的衣服都崇尚黄色。开始使用乐舞。武帝亲自遥拜，如同祭上帝之礼。这是采纳了宽舒等人的建议。到宣帝时，沿用武帝旧例，隔年正月初一，前往河东祭祀后土。成帝建始初年，把河东的后土祠迁到长安北郊。当时丞相匡衡上奏说：「在北郊祭地，正合于阴的方位象征。所以上天对天子，是根据其所在都城而各自享受祭祀的。如今祭祀后土，却反而处在东方的少阳方位。应当迁到长安。」后来因为成帝没有继承人，又恢复了汾阴后土祠的旧制。成帝驾崩后，皇太后下诏又恢复在长安北郊祭祀。平帝即位，把地祇与天合并在南郊坛祭祀，这是听从了王莽的建议，此事记载在《郊天篇》中。

后汉光武帝中元二年，营建北郊，祭祀地祇。在雒阳城北四里处建方坛，四面有台阶。把吕太后的牌位迁到陵园，尊薄太后为高皇后，用她配祭地祇。正月辛未日，另外祭祀地祇，神位朝南、以西为上，高皇后配祭，朝西、以北为上，都设在坛上。地理群神从祀，都设在坛下。中岳的位置在未方，四岳各在其相应方位孟辰之地，都在中营之内。海在东方；河在西方，济在北方，淮在东方，江在南方；各地山川都按照其相应方位，都设在外营之内。四面台阶上的祭洒之礼（醊，音陟卫反），以及中外营门的封神之礼都如同南郊。地祇、高皇后各用一头牛犊，五岳共用一头牛，四海四渎共用一头牛，群神共用两头牛。乐舞如同南郊。送神之后，把祭祀所用的牲牢器物埋在坛北。明帝永平二年正月上丁日，祭祀完南郊之后，接着祭祀北郊。

魏明帝景初元年，下诏规定祭祀方丘时所祭的神称为「皇皇后地」，以舜的妃子伊耆氏配祭。北郊所祭的则以武宣皇后配祭。当时高堂隆上表说：「自古以来娥皇、女英、姜嫄、简狄，都是盛德的妃子，却没有配祭于郊祀的先例。汉文帝当初在渭阳祭地祇时，是用高帝配祭的。孝武帝在汾阴立后土祠时，也是用高帝配祭的。只有王莽援引《周礼》『享先妣』的说法来配祭北郊，用夏至时以高后配祭地祇，这是从他开始的。臣认为应当依照古代典制，用武皇帝配祭天地。」鱼豢的意见是「应当用宣皇后配祭地祇」。蜀主刘备即位后，在成都营建北郊。

晋武帝受禅之后，泰始二年，制定郊祀之礼，地郊用先后配祭。这一年，把圆丘、方丘合并到南北郊，重新修建坛兆，把冬至、夏至两次祭祀，合并到南北二郊举行。这是听从有司的建议，说「古时候郊祭与丘祭并无区别」。十一月庚寅日，武帝亲自到南郊祭祀。从此以后，方泽就不再单独设立了。

东晋元帝大兴二年，北郊尚未设立，地祇一并附在天郊祭祀。明帝太宁三年七月，才下诏设立北郊，还没来得及建成，明帝就驾崩了。成帝咸和八年，在覆舟山南建立地郊，以宣穆张皇后配祭，五岳、四望、四海、四渎、五湖、诸山江等共四十四位神灵，以及各处小山，都随祭。这是依照魏国的旧例，并非晋朝原来的制度。康帝建元元年正月辛巳日，祭祀北郊。皇帝都亲自主祭。牲畜用黑色。当时准备祭北郊时，太常顾和上表说：「按后汉光武帝正月辛未日，才开始建立北郊，这是与南郊同月举行的。」于是采纳了顾和的建议。郊庙所用牲畜、币帛、璧玉的颜色

译，虽然有成文规定，但秦代大多用驹，汉代则只说用牛犊，没有明确规定颜色，江左（东晋）南北方都统一用黑色牲畜。

宋武帝永初二年，亲自祭祀南北郊。孝武帝大明三年，把北郊迁到钟山北原道西，与南郊相对。后来又迁回旧址。当初晋朝始建在覆舟山南，到这时迁移。废帝认为旧址吉祥，又恢复旧址。

齐高帝受禅后，建元二年正月次辛日，祭祀北郊。牺牲的颜色，沿袭旧制不改。这是听从了王俭的建议。而没有配祭的人选。武帝永明五年商议，郊祀用正月，次辛日祭祀后土，皇帝亲自主祭。车服的礼仪，大体遵循汉制，出行用法驾，穿衮冕。用次辛日的说法，已经在《天郊》篇中注明了。

梁武帝制定，北郊坛建在国都北面。坛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丈。四面各有一处台阶。外面的围墙有两重。通常与南郊隔年举行。正月上辛日，在坛上祭祀后土，以德皇后配祭。礼器用黄琮。五官、先农、五岳以及国内山川，都随祭。地祇的题名叫「后地座」。用上等和香。因为地与人最为亲近，所以适宜增加各种香料。省去四望座。博士明山宾建议说：「北郊已有岳镇海渎的神位，又设四望座，恐怕重复。」于是省去了四望座。松江、浙江、五湖、钟山、白石山，都照旧保留。皇帝行一献之礼。这在《南郊》篇中已有说明。

陈武帝受禅后，也是隔年正月上辛日，用一头特牛，祭祀北郊，以皇妣昭皇后配祭。到文帝天嘉年间，改用德皇帝配祭。宣帝即位后，因为郊坛低矮，又加以增高扩大。祠部郎中王元规建议说：「旧坛上部直径原为九丈三尺，请增加七尺，以合乎地之义。下部直径十五丈，取三分之一增益，高度一丈五寸，请增加一尺五寸，取汉朝制度的两倍。」

后魏道武帝即位后，二年癸亥日，在北郊祭地，以神元窦皇后配祭。坛的规制与南郊相同。五岳名山设在中围墙之内，四渎大川设在外围墙之内。后土、神元皇后共用一头黑色牲畜，玉用两珪有邸，币用束帛。五岳等共用一头牛。祭祀完毕，把牲体埋在坛北亥方之地。此后，夏至日在方泽祭地，所用币帛牲畜等，与南北二郊相同。

北齐制度，三年举行一次祭祀。在夏至日于方泽禘祭昆仑皇地祇，以武明皇后配祭。坛建在国都北郊。坛的周长四十尺，高四尺，每面各有一处台阶。外面筑有三重围墙，间距宽窄与圜丘相同。围墙外的大营，周长三百二十步，其余规制与圜丘相同。又在坛的壬方之地、中围墙之外，挖一处埋祭品的坑，宽深各一丈二尺。礼器用黄琮、束帛，神州、社稷、天下山水，都随祭。用牲十二头，仪制与圜丘相同。

后周祭祀后土地祇，在国都北郊六里处建坛，坛为一层，八方形。下层高一丈，方六丈八尺；上层高五尺，方四丈。每边各有一处台阶，每尺设一级。坛的围墙有八面，直径一百二十步，内围墙是它的一半。以神农配祭，牲畜用其相应方位的颜色。神州坛设在其右侧，以献侯莫那配祭。坛高一丈，方四丈，坛的形制如同方丘。莫那是周文帝的远祖，从阴山以南迁徙，最早居住在辽西。

隋朝沿袭北周的制度，夏至日祭祀皇地祇，在宫城北郊十四里处建方坛，坛分两层，每层高五尺。下层方十丈，上层方五丈。「成」就是「重」的意思。以太祖武元皇帝配祭，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柱州、营州、咸州、扬州，以及这九州的山、川、林、泽、丘陵、坟衍、原隰，都随祭。地祇及配祭之帝设在坛上。神州及九州的神位设在坛第二层与第八层台阶之间：神州在东南方，迎州在南方，冀州、戎州在西南方，拾州在西方，柱州在西北方，营州在北方，咸州在东北方，扬州在东方。九州的山海以下诸神，各按其方位设在八处台阶之间。只有冀州的山林川泽、丘陵坟衍，设在坛的南面偏西一点。地祇、配祭之帝等用两头黄色牛犊，神州以下用相应方色的牛犊一头，九州的山海坟衍等每处加羊、猪各九头。孟冬时节，在北郊祭祀神州，也以太祖武元皇帝配祭，用两头牛犊。凡属大祀所用饲养的牲

译畜，要在专门圈养处饲养九十天，包括昊天、五帝、日、月、皇地祇、神州、宗庙、社稷所用的牲畜。中祀所用牲畜饲养三十天，包括星辰、五祀、四望所用的牲畜。小祀所用牲畜饲养十天，包括司中、司命、风师、雨师、诸星、山川所用的牲畜。如果牲畜按方位所定颜色难以凑齐，允许用纯色代替。炀帝大业元年孟冬，祭祀神州，改用高祖文帝配祭。

大唐的制度，夏至日祭祀皇地祇，在宫城北郊十四里处建方丘坛，沿袭隋朝的制度，以景帝配祭，神州、五方、岳、镇、海、渎、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都随祭。地祇及配祭之帝设在坛上。神州设在坛的第二层。五岳以下三十七个神位，设在坛下外围墙之内。丘陵等三十个神位设在围墙之外。地祇及配祭之帝用两头黄色牛犊，神州用一头黑色牛犊，岳镇以下每处加羊、猪各五头。孟冬时节在北郊祭祀神州，奉常博士陆遵楷、张统师、权无二、许子儒等人建议说：「北郊祭祀的月份，古代没有明文规定。汉光武帝在正月辛未日，才开始建立郊祀。东晋成帝咸和年间商议，北郊用正月举行，都没有明确的依据。武德年间以来的礼令规定用十月举行，因为这时阴气当令，所以在此时祭祀。请依照旧例在十月举行祭祀。」以景帝配祭，用两头黑色牛犊。贞观年间，改奉高祖配祭地郊。永徽年间，废除了神州的祭祀。礼部尚书许敬宗上奏说：「方丘祭地之外，另外还设神州的祭祀，称为北郊。把地分为两处祭祀，既没有典籍依据，道理上也讲不通。请合并为一种祭祀。」干封初年，又下诏依照旧例祭祀神州。皇地祇坛依旧设在渭水以北。干封二年，下诏以高祖太武皇帝崇配方丘等祭祀。司礼少常伯郝处俊等人上奏说：「查考旧礼，以代祖元皇帝配祭感帝并兼配神州；显庆年间的礼制，废除了感帝的祭祀，改用高祖配祭昊天并兼配神州。」详细的讨论见于《郊天篇》。太极元年正月初，将要在南郊举行祭祀，有司商议，只祭祀昊天上帝。后来继续商议，请求设立皇地祇的神位。当时谏议大夫贾曾上表，论述应当设立皇地祇神位，具体内容见于《郊天篇》。开元二十一年，夏至日，在方丘祭祀皇地祇，以高祖配祭。立冬时，在北郊祭祀神州，以太宗配祭。其仪制完备地记载在《开元礼》中。当初，中书令房玄龄与礼官商议，认为：「按礼制，凡对百姓有益的就该祭祀。神州是国家所依托的土地，其余八州则道理上不相关。近代通常一并祭祀九州。如今应当去除迎州等八个神位，只祭祀皇地祇及神州，以端正祀典。」开元十一年，玄宗从东都将要返回西京，顺便巡幸并州。到开元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在汾阴脽上祭祀后土。太史上奏：荣光从河中升起，祥瑞之气弥漫四方，祥风环绕祭坛，太阳散发着光辉。旧祠堂中供的是妇人像。武太后时，把河西梁山神像移来，配祀在祠中。到开元十一年，有司把梁山神像迁到祠外的别室。开元二十年，皇帝将要巡幸太原，中书令萧嵩上言说：「开元十一年皇帝亲自祭祀脽上后土，是为百姓祈求丰收。从此神明保佑，连年丰收。有祈求就该有回报，这是礼制中的大事。况且汉武帝也曾亲自在脽上祭祀，前后有四次之多。恳请依照旧例，到后土祠举行报谢之礼。」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到十一月二十一日，在脽上祭祀后土。祭文写道：「恭敬地想到坤元之德，大道昭示万物，广大厚育，通达于万物的生成，希望仰赖这份祥和，恩惠能施及百姓。厚德深广的神位，坐落在汾阴，恭敬地按时巡视，用以彰显旧有的典制。谨以琮币、牺牲、各种谷物祭品，备办这场埋祭之礼，用以表达诚敬之心。睿宗皇帝配神为主祭。」礼毕之后，命令主管部门在祠堂所在地刻石立碑，碑文是皇帝亲自撰写的。

社稷（颛顼　高辛　唐　虞　夏　殷　周　汉　后汉　魏　晋　东晋　宋　齐　梁　陈　后魏　北齐　后周　隋　大唐）

颛顼时祭祀共工氏的

译儿子勾龙为社神，《祭法》说：「共工氏称霸统治九州，他的儿子叫后土，能够平治水土，所以祭祀他作为社神。」烈山氏的儿子柱为稷神，《祭法》说：「烈山氏拥有天下时，他的儿子叫柱，能够种植百谷，所以祭祀他作为稷神。」

高辛氏、唐尧、虞舜、夏朝都沿袭了这种做法。

殷汤时因为大旱而想更换柱，改用周人的祖先弃来代替他。本想更换勾龙，却找不到可以接续他的人，所以就作罢了。先王的制度是，凡是有功于百姓的人，就为他立祀。

周代的制度，天子设立三种社。《祭法》说「天子为百姓设立社神，叫做大社」，「群」是众多的意思，是为百官及万民所设立的。设在库门之内的西边。《小宗伯》说：「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郑玄说：「库门之内、雉门之外。」周代崇尚文饰，重视尊尊之义，所以设在右边。按《公羊传》记载鲁桓公二年，取得郜国的大鼎放入太庙，何休说「质朴的朝代重宗庙、崇尚亲亲之义，文饰的朝代重社稷、崇尚尊尊之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天子自己所立的社，叫做王社」，设在籍田之中。按《诗经·周颂》说「春天耕种籍田而祈求于社稷」，既然是因籍田而设，于是就用来祈求于社，那么就是设在籍田之中。天子亲自耕种籍田，是为了供给祭祀所用的谷物，所以借此设立社神来祈求丰收。已亡之国的社，叫做亳社，设在庙门之外。《春秋》哀公四年记载，亳社发生火灾，《谷梁传》说「把已灭亡之国的社作为庙的屏障」。诸侯设立三种社。《祭法》说「诸侯为百姓设立社，叫做国社」，也是为百官以下直到万民所设立的，设在皋门的西边。按诸侯有三道门：外面的叫皋门，中间的叫应门，里面的叫路门。「诸侯自己设立的社，叫做侯社」，也设在籍田之中。按《祭义》说诸侯也有籍田的缘故。亳社，其设立位置大概与天子相同。按《春秋》说「亳社发生火灾」，注解说「亳社是殷代的社，诸侯也设有此社，用以警戒亡国之患」。大夫以下的官员共同设立一种社。《祭法》说「大夫以下的人聚居成群而设立的社，叫做置社」。大夫不能单独设立社，凡与同族聚居达百家以上，就共同设立一个社，如今的里社就是这样。《郊特牲》说「专为社事，才可以单独走出里巷」。虽然名称各不相同，但所祭的神却是相同的，都以勾龙配祭。稷神，则以周人的祖先弃配祭。历代儒者的说法不尽相同。王肃一派认为，只祭祀勾龙，后稷只是人间的神灵而已，并非配祭的对象，与郑玄的说法相互辩难，另有专门的评议，这里不再详细论述。按照两家的解释，郑玄的说法更为妥当，所以现在依据他的说法来阐述。社，是五土之神。所谓五土，就像《地官·司徒》职文所说的，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等，各自养育不同的生物，众多生灵都依赖它们。所以特意在能够孕育万物的地方，另外设立名号称为「社」。《援神契》说「社，是土地之神，能生长五谷」。《郊特牲》说「社，是用来显示大地之道的神圣象征」。稷，则是在五土之中，特别指原隰之地的神祇。因为五土虽然各自都有所生产，但山林、川泽、丘陵、坟衍这四种地，出产的多是各种材木器用之物，对于五谷的功用则较少。而百姓生活最急需的是粮食，所以在五土之中，特别表彰原隰之神以报答它的功劳。因为它能生长五谷，就以此命名它的神。但五谷不能一一列举，因为稷是五谷之长，春天生长、秋天成熟，最得中和之气，所以取它来命名这位神，表明这个地方能生长稷谷，并非说只祭祀这一种谷粒。所以《援神契》说「社，是土地的主宰；稷，是原隰之中能生长五谷的神祇」，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又《礼记》说「家中主祭中溜之神，国家主祭社稷之神」，因为它们都是土地之神。社坛设在东边，稷坛设在西边，都朝北。坛上筑

译有墙，开四面门。因为社稷是阴性之神，都以朝北为尊，地道以右为长，所以稷设在西边。之所以知道要朝北设置并且有围墙，是因为《郊特牲》讲社时说「国君面朝南站在北墙之下，以回应阴的意义」，就是这个道理。天子的社，用五种颜色的土按照各方对应的颜色筑坛，宽五丈。《春秋文义》说：「天子的社坛，宽五丈，诸侯的减半。天子的大社，东方用青色，南方用赤色，西方用白色，北方用黑色，上面覆盖黄土。」诸侯则只用本方对应的颜色筑坛。都要种树来标明其所在，又另外设立神主来象征其神灵。《礼记·大传》讲武王伐纣的事说「事情完成之后退下来，在上帝前烧柴祭告，向社神祈祷」。又《尚书·甘誓》说「不服从命令的，就在社前处死」，可见天子诸侯出兵作战时都要载着社主同行。至于神主，郑玄注解只说「大概是用石头做的」，因为石头属于土类。大夫以下的官员，则各自用当地适宜生长的树木来立社。《司徒》职文说：「设立社稷的围墙并种植『田主』之树，各用其乡土所适宜的树种，于是就用它来命名那个社。」

祭祀社神所用的礼玉，大概用两珪有邸。《典瑞》说：「两珪有邸用来祭祀四望之神。」崔灵恩说：「社稷与四望所用的玉大概相同，因为珪的尖端锋利，象征着主宰万物的生长。」所用的牲畜，《王制》说：「天子祭祀社稷都用太牢，诸侯祭祀社稷都用少牢。」都是黑色的。《地官·牧人》说：「阴祀用黑色的牲畜。」郑玄注说：「阴祀指祭祀北郊之地以及社稷。」但社与稷各自用不同的牲畜，所以说「都」。所用的币帛也是黑色，按牲畜与币帛颜色相同。祭祀所用的日子用天干「甲」日，《郊特牲》说：「用甲日，因为甲是天干的开始。」按周朝初年礼制尚未制定完备时，祭日还用戊日，所以《召诰》说「戊午日就在新邑祭社」。祭祀当天清晨，天子和代表受祭者的「尸」都穿戴絺冕。《司服》说：「祭祀社稷、五祀时穿絺冕。」之所以知道有「尸」的存在，是因为《凫鹥》诗中所说的「公尸」。至于乐舞，《大司乐》说：「奏太蔟之律，唱应锺之歌，跳咸池之舞，用来祭祀地祇。」太蔟是阳声中的第二律，应锺是与之相配的阴律。地祇指的是神州、社稷之神。祭祀用三献之礼。《礼器》说「三献是有文饰的礼」，郑玄注认为这是指祭祀社稷、五祀的礼。祭祀的程序是：先取牲血埋在祭祀场地，作为祭祀的开端。《大宗伯》说：「用血祭祭祀社稷。」其次是用玉礼敬神明，此时代表受祭者的「尸」面前先献上半熟的肉以及肉脯、肉酱、笾豆等祭品，《郊特牲》说「三献所用的是半熟的肉」。天子则从大罍（大瓦罍）中斟酒献给「尸」，这就是所谓「朝践」之献，是为一献。到进献熟食时，宗伯也代替王后斟酒进行亚献，这就是所谓再献。每次献酒时，都要演奏一遍太蔟等乐曲。等「尸」用餐完毕后，由宾长斟酒请「尸」漱口净酒，这称为三献。

天子的太社一定要露天承受霜露风雨，以此贯通天地之气。所以亡国的社要加盖屋顶，不让它承受天上的阳气。亳社的窗户开在北面，让阴气得以显明，断绝它的阳气，只让阴气流通而已。亳，是殷代的社，因为殷朝最初建都在亳。《白虎通》说：「天子诸侯为什么一定要有『柴社』呢？是为了昭示存亡的道理，表明行善的人能保有国家，作恶的人会丧失国家。」《春秋公羊传》说：「亡国的社，要遮盖它的上面，在它的下面烧柴。」亳社，如果有所祈求祷告，就要祭祀它，以刑官担任「尸」，由丧祝主持这个礼仪。《秋官·士师》职文说：「如果祭祀已被灭亡之国的社，就由他来担任『尸』。」郑玄注：「用刑官担任『尸』，是有所简省的意思。」《春官·丧祝》职文说：「掌管已被灭亡的诸侯国和城邑的社稷之祝辞名号，用于祭祀祈祷。」

说明：帝

译王诸侯之所以设立社稷，是为了替万民祈福、酬报功德。人不依靠土地就不能安身，不依靠谷物就不能生存，不可能对每一寸土、每一粒谷都逐一祭拜，所以就设立社稷之神来祭祀。自从经籍被焚毁以后，各家说法互相抵触、各执一词。郑玄注解说：「社稷，是土神谷神，以勾龙、后稷配食享祭。」他所依据的是：《郊特牲》说「社，祭祀土地而以阴气为主，国君面朝南站在北墙之下，以此回应阴的意义」，又说「社是显示大地之道的神圣象征」。又《周礼》记载用血祭来祭祀社稷、五祀、五岳，音乐用灵鼓。国有大丧时，三年不举行祭祀，唯独祭天地社稷时，可以越过丧服的规矩而照常举行。王肃说：「勾龙、周弃都曾担任五官之职，所以被祭祀作为社稷之神。」他所依据的是：《左氏传》说「勾龙担任后土之官，所以被祭祀作为社神」，所以说「日食时在社前击鼓，是为了责备上公」，如今民间还说「社公」，就是「上公」的意思。又，所用牲畜是太牢，这与地神所用不同。如果稷是谷神，祭祀它却用谷物，岂不是它自己吃自己的祭品吗！崔灵恩说：两家的说法虽然各自都能自圆其说，但从以往的沿袭习惯来看，应当以郑玄的说法为妥当。所以依据郑玄之义试作评论说：崔灵恩认为郑玄的说法更为妥当，这是对的！为什么呢？「公」是尊称，因为人们尊崇社神，所以称它为「社公」。王肃根据民间说「社公」，就认为社神是「上公」，可是民间也说「天公」「雷公」，难道那也是上公吗！又，日食时在社前击鼓，是责备阴气帮助阳气过盛的意思。阳象征君，阴象征臣，日食是阴侵蚀阳，象征君弱臣强，所以在社前击鼓，说是责备上公。如果勾龙、周弃是社神，那么祭祀时就不应当先于五岳而埋血了，因为祭祀人鬼虽然用血，却不用埋血之礼。又有人说，没有「配食」这样的字眼就说明是正神，可是「周人禘祭帝喾而郊祭后稷，祖祭文王而宗祭武王」，也没有「配食」的说法，难道能说后稷不是配祭于郊天的吗！况且祭祀人鬼的礼仪，不用灵鼓，也不能越过丧服之制而祭祀。稷，是因为土地有生长万物的功用，所以设立这位神灵，就用「稷」来命名它。郑玄依据《孝经说》说「社，是土地之神；稷，是能生长五谷的神」。《孝经援神契》说「稷，是原隰之中能生长五谷的神祇」。如今按理推断，稷本来没有确定的正神，是人们感念它的功劳，想要用美好的方式回报它，因而用「稷」来命名。之所以用「稷」来命名这位神，是因为稷是五谷之长的缘故。

汉高帝当初起兵时，曾在丰邑的枌榆社祈祷。枌，就是白榆树。这个社在丰邑东北十五里处，也有人说枌榆是乡名，是高帝的里社。汉高帝二年，东征项羽归来进入关中后，就下令让所在的县设立公社。此后过了四年，天下平定，下诏命御史命令丰邑谨慎地整治枌榆社。此后，又命令各县常在每年春季三月以及腊月，用羊、猪祭祀后稷，百姓则各里各自根据自己的财力来祭祀，随年成丰歉而定祭品的多少。平帝时，王莽上奏说：「帝王设立社稷，历代帝王都不曾改变。汉朝兴起后，礼仪逐渐制定完备，已经有了官社」，用后稷配祭官稷。高帝废除了秦朝的社稷，建立汉朝的社稷，就是礼制中所说的大社。当时又设立了官社，以夏禹配祭，却没有设立官稷，到这时才开始设立。稷所祭之树是「楮树」，其果实类似谷物。徐州牧每年进贡五色土。

后汉光武帝建武二年，在洛阳建立太社太稷，设在宗庙的右边。《周礼》说：「社稷在右，宗庙在左。」都是方形的坛。蔡邕《独断》说：「天子的大社，凡分封诸侯，都要取一包用白茅包裹的土授予他，让他在自己的封国内建立社坛，所以叫做『授茅土』。汉朝只有被封为王的皇子才能得到茅土，其余的功臣按照封地户数的租税收入定等级，不接受茅土、不建立社坛。」这种社没有屋顶，只有围墙和

译门，一定要露天承受霜露风雨。每年二月、八月以及腊月，一年祭祀三次，都用太牢的祭品，由有司主持祭祀。《汉仪》说「使者监祭时，面朝南站立，不行拜礼」。各郡县都设太守、令、长陪祭。所用牲畜是羊和猪。只有州一级治所，有社而无稷，因为州是设官治理而非分封之国。

魏朝自汉朝以后，只有太社设有稷神，官社没有稷神，所以通常是二社一稷。到明帝景初年间，另立帝社。博士孔晁提出建议，认为汉朝和魏朝初年，都是设立一社一稷。到景初年间，又另外设立太社、太稷，还特别设立帝社。他说：「《礼记·祭法》说『天子为百姓设立社，叫做大社』，这是说为百姓以及士人庶民设立的，是让他们都设立社，并非天子为自己设立。如今一并设立两个社，同一位神却有两个位置，同时一并祭祀，从事理上说是重复，从礼制上说是亵渎。应当省去一个社，以遵从旧有的典制。」刘喜反驳说：「《祭法》说『为百姓设立社』，如果按照孔晁的说法，就应该说『天子命令』，而不能说『为』。下文说『天子为百姓设立七祀』『诸侯自己设立五祀』，如果说是让百姓私自设立，那么百姓的祭祀怎么能超过诸侯而祭祀七种神呢！由此可知『为百姓设立七祀』其实是天子的祭祀。人们效法上天，取材于大地，普天之下，没有不奉行祭祀的，又怎么能说一位神设两个位置就是烦琐亵渎呢？」明帝祭祀社神时，只自称「皇帝」。王肃建议：「太尉等官员主持祭祀，只自称姓名，不称『臣』。每逢有事需要禀告，都派遣祝史前去。」

晋武帝太康九年，下诏说：社实际上是同一位神，应当合并两个社的祭祀。车骑司马傅咸上表说：「《祭法》中王社与太社，各有其道理。《谷梁传》说『天子亲自耕种籍田』，所以为籍田而自行设立社坛来酬报神恩。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生命，为百姓设立社来祈求和酬报。这两者事由不同、性质有别，这就是社有两处的原因。已故的景侯王肃论王社时，也说是春天为祈求籍田丰收而祭，秋天用来酬报。他论大社时则说『天子布告天下，为百姓设立的社，称为大社，不是天子为自己在京城设立的』。景侯这一论述，是依据《祭法》『大夫以下，聚居成群而设立社，叫做置社』，景侯解释说『如今的里社就是这样』。太社，是天子为百姓设立祭祀的，所以称为天子之社。《郊特牲》说：『天子的太社，一定要承受霜露风雨。』因为群众众多，天子为大家共同设立社，所以称为太社。至于置社，数量不止一个，大概是以里巷来命名的，《左氏传》中记载在清丘之社结盟就是这种情况，民间的社，不能称为太社。如果不在京城设立太社，又该设在哪里呢？先前接到的敕令中，《召诰》说『在新邑立社，只用一头太牢』，这并没有设立两个社的明确说法。《郊特牲》说『社稷用太牢』，如果一定要依据『一头牲畜』的文字，来证明社没有两处，那么稷就没有牲畜可用了。有人解释说，提到社就可以知道稷。既然可以举社来说明稷，为什么不能举一处社来说明有两处社呢？『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与战争』。如果有过失就该去除，不如即使有过失也保留下来。保留下来有道理，去除却没有依据。《周礼》『封人』一职『掌管设立社的围墙』，其中没有提到『稷』字，如今帝社没有稷，大概就是根据这一点。然而国家是以社稷为主的，所以经传中动辄称『社稷』连称。《周礼》说『天子祭祀社稷时穿絺冕』，这就是王社也有稷的证明。『封人』职文中『设立社的围墙』没有提到『稷』字，有人认为这是省略的文字，因为可以由此推知。臣认为应当仍旧设立两个社，而在帝社中增设稷神。《禹贡》说『唯有土有五色』，景侯解释说：『天子取五色土建立大社，用以分封四方诸侯，各自取相应方色的土，是象征覆盖四方。』照这样说，大社也应当在京城设立。」

译武帝下诏说：「社实际上是同一位神，却承袭为两处，众人的意见不一致，何必改动旧制。就仍旧沿用旧例，完全照魏朝的制度办理。」

东晋元帝建武元年，又依照洛阳（西晋）的旧制，设立两个社、一个稷。

宋朝沿袭晋朝旧制，没有加以改动。

齐武帝永明十一年，修订礼仪：社神只有一位，神位朝北；稷神朝东。斋官在社坛的东北方向、面朝南站立，以西边为上位，各执事人员面朝西站立，以南边为上位。稷神称为「太稷」。兼祠部郎中何佟之建议说：「按《礼记·郊特牲》说『社，祭祀土地而以阴气为主，国君面朝南站在北墙之下，以此回应阴气』。王肃说『阴气朝北，所以国君面朝南来回应它，「答」的意思就是相对而言』。由此可知古时祭社，神位朝北设置，斋官面朝南，这是很明显的。近代以来相沿成习，帝社神位面朝南，太社及稷神都朝东，而斋官却站在社坛的北面、面朝西，是在神灵背后行礼。又把『稷』称为『稷社』，这很不合乎礼意。臣认为，两个社虽然意义不同，但所祭的神实际上是同一位，神位都应当朝北。稷神如果也朝北，那就会与社神背靠背而设。稷是百谷的总神，并非阴气的主宰，应当依旧朝东。斋官应设在社坛的东北方向、面朝南站立，以西边为上位；各执事人员面朝西站立，以南边为上位。稷在礼制中没有兼称的说法，如果想要尊崇它，正确的做法是称它为『太稷』，怎么能叫『稷社』呢？」治礼学士反驳说：「《郊特牲》说『国君面朝南，是回应阳气；臣子面朝北，是回应国君』。如果说阳气在南方，那么站立就该朝北；阴气在北方，那么站立就该朝南。如今南、北两郊都一律面朝南，皇帝手持黑色的瓒，站在台阶东侧、面朝西，由此可知坛庙的方位设置并不拘泥于阴阳的方位，神位的设置也未必要拘泥于南北。各种小祀的神灵，大多都是面朝南设置，行献飨之礼时，则朝北行礼，大概是想要表达对神灵尊崇之意，表明求告幽冥的诚意。」双方就此往返辩论了三次。有司商议认为「治礼学士的说法没有确切明白的依据」，于是采用了何佟之的建议。

梁朝的社稷设在太庙的西边。天监四年规定，由太常检视牲畜，太常丞牵引牲畜，太祝令赞助行牲礼。这一制度大概是东晋元帝建武元年所创立的，设有太社、帝社、太稷三座坛，坛的门墙都依照各自相应的方位颜色建造。每逢仲春、仲秋两个月，都命令各郡国、县祭祀社稷、先农之神。到了腊月，又各自在坛上祭祀社稷。百姓则以二十五家为一个社，如果是旧有的社或者人户稀少的地方，则不受这个户数的限制。春秋两季的祭祀，以及水旱灾害时的祈祷，祭祀所用的器物都根据年成的丰歉来通融调整。旧时太社的祭祀，是由廪牺吏牵引牲畜，司农检视牲畜，太祝吏赞助行牲礼。天监年间，明山宾建议说：「《郊特牲》说『社，是显示大地之道的神圣象征』，国家以社稷为主，实在是极为重要的事。如今公卿贵臣亲自主持这样隆重的礼仪，却让地位低微的小吏来牵引牲畜，未免显得过于轻慢简略。而且由司农检视牲畜，也不合乎礼的本义，太常礼官才应当担负这个职责。按礼制，祭祀社稷，并没有天子亲自牵引牲畜的文字规定。臣认为应当由太常检视牲畜，廪牺令牵引牲畜，太祝……」

译皇帝令太祝赞牲。」皇帝只是对太祝赞牲一事有疑虑，又认为由司农来检查牺牲，在道理上似乎有所欠妥。由廪牺吏执缰牵牲，就事情本身而言确实过于卑微,于是提议由太常丞牵牲。其余都依从贺山宾的建议,于是就此定案。到大同初年,又增设官社、官稷两坛,连同先前的一并共为五坛。

译陈朝依照梁朝旧制，祭祀帝社时用三牲之首（即牲首）献祭，其余部分用骨体献祭。进献粢盛之食共分六种：粳米用敦盛放，稻米用牟盛放，黄粱用簠盛放，白粱用簋盛放，黍用瑚盛放，粢用琏盛放。这套礼仪本源于齐朝的制度。（敦，读音同"对"。）

后魏天兴二年，在宗庙右侧设立太社、太稷、帝社，筑方形祭坛，四面设台阶。在二月、八月遇戊日举行祭祀，都用太牢之礼。以勾龙配祀社神，以周弃（后稷）配祀稷神，都由有关官员侍奉祭祀。

北齐在国都右侧设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座祭坛。每逢仲春、仲秋的元辰（吉日）以及腊日，各用一份太牢祭祀。若皇帝亲自主祭，则由司农卿检视牲畜、进献熟食，司空担任亚献，司农担任终献。

后周将社稷坛设在左侧。皇帝亲自祭祀时，由冢宰担任亚献，宗伯担任终献。

隋文帝开皇初年，建立社稷坛，都排列在含光门的右侧。仲春、仲秋的吉戊日，各用一份太牢祭祀。牲畜的毛色用黑色。孟冬下亥日，还要举行腊祭。各郡县在仲春、仲秋两月，都用少牢分别祭祀，百姓也各自结社祭祀。

大唐的社稷坛也设在含光门内的右侧。仲春、仲秋两个季节的戊日，祭祀太社、太稷。社神以勾龙配祀，稷神以后稷配祀。

武太后天授三年九月举行社祭，到长安四年三月，下令社祭仍旧改用八月举行。

神龙元年，将先农坛改为帝社坛，在太坛西侧另立帝稷坛，礼仪与太社、太稷相同，只是这座坛不铺设各方对应的颜色，与太社有所不同。当时祝钦明与礼官等人上奏说："经典中都没有'先农'的记载，永徽年间，仍称为籍田。垂拱以后，才改称先农。但先农与社本来是同一神灵，请将先农坛改称帝社坛，以符合'王社'的名义。祭祀先农也改为祭祀帝社。并请依照惯例在孟春吉亥日，祭祀后土，以勾龙配祀。"皇帝下诏依从了这个建议。同年五月，又下诏在东都建立太社，命礼官商议设立社主（社神牌位）之事。太常少卿韦叔夏等人引用《吕氏春秋》及郑玄的说法，认为社主应当用石头制作。又查考后魏天平四年四月，太社的石制社主迁移到社宫，可见社主确实是用石头做的。又查考旧的社主，长一尺六寸，宽一尺七寸。礼官博士们议论说："社主的规格长短，礼书中没有明文规定。按《韩诗外传》说：'天子的太社边长五丈，诸侯减半。'大概因为五是土的数目，所以坛做成边长五丈。至于社主，请依照五这个数字，长做五尺；依照阴数二，宽做二尺。将上端削尖以象征万物生长，将下端做成方形以象征大地的形体，把下半截埋入土中，因为其根本在土中，这样才能使上下相称。这就是所谓借助神道来施行教化，其法度形象要有所依据。这尺度请采用古尺。"又查考旧社稷坛上四面按照各方对应的颜色铺设，唯独中央数尺用黄土覆盖。礼官韦叔夏等人又议论说："《韩诗外传》说：'天子的太社宽五丈，分别按四方颜色布置完毕后，上面再覆盖以黄土。'解说的人说'覆盖以黄土，象征王者庇覆四方'。据此，应当用黄土遍覆坛的整个上面。如今查考旧坛的情况，虽然也具备各方颜色，但只有中央数尺用黄土装饰，这样一来，象征庇覆四方之道，就有所欠缺。这既然违背了旧有的制度，请依照古制重新改造。"于是用各方对应的颜色装饰祭坛的四面及四面台阶，坛的顶面则用黄土覆盖。

天宝三载二月，下诏说："社稷之祭被列为中祀，颇为混乱了原有的重要礼制。从今以后，社稷之祭升格为大祀。"大历六年十一月，敕令中祀一律用少牢。到贞元五年九月，国子祭酒包佶上奏请求社稷之祭恢复依照正礼使用太牢。皇帝下诏依从了这个请求。

《通典》卷第四十六　礼六　沿革六　吉礼五

　　山川　籍田　先蚕

　　　　山川

黄帝　虞　周　秦　汉　后汉　魏　宋　梁　后魏　后周　隋　大唐

黄帝祭祀山川，其数量之多，历代帝王中最为突出。（与，是"比"的意思。相比吉礼中的祭祀，祭祀山川，黄帝的次数最多。）

虞舜依照次序祭祀山川，遍及各种神灵。（秩，是"次序"的意思。依照次序而祭祀它们。）五岳按照三公的规格来对待，四渎按照诸侯的规

译格来对待。

周朝的制度是，设四座坎、四座坛来祭祀四方之神，（四方，即指山林、川谷、丘陵之神。祭祀山林丘陵用坛，祭祀川谷用坎，那么每一方各设一坛一坎。）用血祭来祭祀五岳，（阴祀从血祭开始，是看重气味。）用埋、沈的方式祭祀山林、山泽。（祭祀山林叫做"埋"，祭祀川泽叫做"沈"，各自顺应其收藏的特性。）一年一共祭祀四次：一是在迎气之时，二是在郊祭天神之时，三是在大雩（求雨）之时，四是在大蜡（岁末祭祀）之时，都借此机会一并祭祀。行礼所用的玉，是两块有底座的珪，长五寸。牲畜用少牢，各按照对应方位的颜色，币帛也随牲畜的颜色而定。（《牧人》说："望祀各用其所在方位相应颜色的牲畜，即取其毛色相符。"注释说："望祀指的是五岳、四镇、四渎。"）祭器用蜃器。（《鬯人》说："凡是祭祀四方山川都用蜃器。"）用五献之礼。（《礼器》说："五献是审察确定的。"注释说："这是指祭祀四望山川。"）祭祀当日，天子及代表神灵的"尸"都穿毳冕。（《司服》注释说："毳冕上绘有虎和蜼，就是所谓的宗彝图案。上衣三章纹饰，下裳两章纹饰，共五章。"《史记》说"周公祭祀泰山时，让召公担任尸"，可见确实有"尸"这一角色。）演奏姑洗律，歌唱南吕律，跳《大韶》之舞，用来祭祀四望之神，（姑洗是阳声中第三个音律，南吕与它相配合。四望，即五岳、四镇、四渎。）演奏蕤宾律，歌唱函钟律，跳《大夏》之舞，用来祭祀山川之神。（蕤宾是阳声中第四个音律。）祭祀岳、镇时，以升血为开始；祭祀四渎时，则以沈血为开始。（《觐礼》说"祭山升，祭川沈"。《尔雅》说"祭山曰庋悬，祭川曰浮沈"。庋读音同"久委反"。）接着进献豆、笾之器及半生半熟的肉，这叫"朝践"。（因为大祭用生肉，次一等的祭祀就用半熟的肉了。爓，是指把肉放进热汤中浸泡。所以郑玄说"沈肉叫做爓"。）此时天子酌盎齐之酒来献祭，这就是所谓朝践之献。大宗伯担任亚献，也用盎齐之酒。等到肉熟了，天子酌清酒来献给"尸"，亚献之人也用清酒，这就是所谓馈食之献。（连同前面共四次献祭。）"尸"进食完毕后，天子又酌清酒给"尸"漱口（酳礼）。总共是五次献祭。

秦朝统一天下后，命令祠官将平常所祭祀奉祀的名山大川依次序排列出来。于是从崤山以东，有名的山川祭祀有：（崤，就是今天陕郡的东崤、西崤。）太室，（太室，就是嵩山。）恒山，泰山，会稽山，湘山。水神则有济水、淮水。春季用干肉美酒作为一年一度的祈祷，是趁着河水解冻之时；（解冻的意思。）秋季则趁着河水凝冻之时；（涸读音与"冱"同。涸，就是凝结的意思。春天解冻，秋天凝冻。）冬季则设塞祭以报答神灵先前的护佑。（是指报答神灵此前所祈求得到应验之事。下文的"祷塞"意思相同。）祭祀所用的牲畜是牛犊各一头，祭祀的器具、圭玉、币帛各不相同。从华山以西，有名的山有七座：华山，薄山，（薄山，即襄山。有的说法认为在河东。又一说法认为在潼关以北十余里。但这里说"从华山以西"，如今则是阌乡以南的山，绵延向西延伸，也都取得了华山这个名称。）岳山，岐山，吴山，鸿冢，渎山。（渎山，就是蜀山的〇。《周礼·职方氏》说"雍州，其山叫岳"。《尔雅》说"河西叫岳"。解说的人都说岳就是吴岳山。但这里既有岳山，又有吴山，那么吴岳就不是同一座山，只是不清楚岳山具体所在何处。徐广说"岳山在武功县"。《地理志》记载武功没有岳山，只有垂山。岐山就是今天的岐山县。这座山有两个分叉的山峰，所以民间俗称箭阔岭。吴山就是今天汧阳郡的吴山县。鸿冢，是黄帝的臣子鬼臾区，号称大鸿，葬在雍地，所以叫鸿冢。苏林说："如今雍地有鸿冢。"〇在湔氐道。）有名的河流四条：黄河，在临晋祭祀；（就是今天冯翊郡朝邑县境内。）沔

译水，在汉中祭祀；（沔，是汉水上游的名称。汉中，就是今天的汉中郡。）湫泉，在朝那祭祀；（湫泉在安定郡境内，清澈可爱，容不得污浊之物，一旦有人污染，就会立刻兴起云雨。当地风俗遇到大旱，常在此地求雨，相传是龙的居所。天下山川曲折隐蔽之处，往往也有这样的地方。）江水，在蜀地祭祀。（也都是在春秋两季解冻凝冻时祈祷、报答，与东方山川的祭法相同，牲畜也是牛犊，祭器、圭币各不相同。）而四座大冢——鸿冢、岐山、吴山、岳山，都用新谷进献尝新之祭。（用新收的谷物祭祀。）祭祀黄河还加有醪酒之祭。这些都在雍州境内，距离天子的都城近，所以另外加祭车一辆，驹马四匹。灞水、浐水、沣水、涝水、泾水、渭水、长水，都不列入大山川的行列，但因为靠近咸阳，都能享有与山川同等的祭祀待遇，只是没有那些额外的加祭。（指加祭车马之类。）

汉孝文帝十二年，五谷歉收，下诏增修山川群神的祭祀。诏书说："连年五谷歉收，想要增加对各路神灵的祭祀。按照《王制》说：'山川神祇有该祭而未祭的，就是不敬。'如今恐怕应当依礼祭祀的山川百神，尚未全部列入祭祀次序。应当商议增修那些应当享受祭祀而未曾祭祀的神灵，以此祈求丰年。"汉武帝借着巡狩之机，礼祭各名山大川，凡是用到驹马的祭祀，全都用木偶马来代替，只有亲自经过、亲自祭祀之处才使用真的驹马。

后汉章帝元和二年，下诏祭祀那些应当依礼祭祀的山川百神。

魏文帝黄初二年，礼祭五岳四渎，全都依次列入祭祀，把珪璋埋入土中或沉入水中献祭。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六月，有关官员上奏请求祭祀霍山。殿中郎丘景先建议说："应当派太常持符节前往，牲畜用太牢的规格，祭品用酒、肉脯及应季谷物，礼器用赤色的璋和浅红色的币帛，器皿用陶器和匏器，垫席用茅草编的席子。要修筑祭坛。"（当时不用蜃器，与郊祀一样用爵来献祭。至于各种祭品菜肴的种类数量，依照社祭的规格。）

梁朝下令，凡是郡国境内有五岳之山的，设置负责祭祀的宰官三人；凡是有四渎或大海需要祭祀的，都在孟春和仲冬时祭祀。

后魏景穆帝在桑干水北岸修建五岳四渎庙，春秋两季派遣有关官员祭祀。其余的三百二十四处山川诸神，每年十月，派遣祠官前往各州镇遍行祭祀。若遇到水旱灾害瘟疫，各地州牧郡守就分别在自己辖境内祈祷祭告。京畿之内的各山川，如遇水旱灾害就祈祷。太武帝南征时，到了恒山，用太牢祭祀；渡过黄河、济水，用少牢祭祀；经过泰山（岱宗），用太牢祭祀；最后到达长江，登上瓜步山后才返回。

后周大将出征时，派遣太祝用一只羊，祭祀所经过的名山大川。

隋朝制度，祭祀四镇：东镇沂山，西镇吴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无闾山（在东夷境内，采用遥祭）。冀州的镇山是霍山。都在山所在地就地修建祠庙祭祀。祭祀四海：东海在会稽县境内祭祀，南海在南海镇以南祭祀，都在靠近海边处建祠。至于四渎，都选取附近的一名巫者，负责洒扫祠庙，并令其多种植松柏树。

大唐武德、贞观年间的制度，五岳、四镇、四海、四渎，每年各祭一次，都在五郊迎气之日祭祀。东岳泰山，在兖州祭祀；东镇沂山，在沂州祭祀；东海，在莱州祭祀；东渎大淮，在唐州祭祀。南岳衡山，在衡州祭祀；南镇会稽山，在越州祭祀；南海，在广州祭祀；南渎大江，在益州祭祀；中岳嵩山，在洛州祭祀。西岳华山，在华州祭祀；西镇吴山，在陇州祭祀；西海及西渎黄河，在同州祭祀。北岳恒山，在定州祭祀；北镇医无闾山，在营州祭祀；北海及北渎大济，在洛州祭祀。所用牲畜都是太牢。主祭官员由所在辖境的都督、刺史担任。先天二年，敕封华岳神为金天王。开元十三年，敕封泰山神为天齐王。天宝五载，敕封中岳神为中天王，南岳神为司天王，北岳神为安天王。六载，敕封河渎神为灵源公，济渎神为清源公，江渎神为广源公，淮

译渎神为长源公；会稽山神为永兴公，岳山神为成德公，霍山神为应圣公，医巫闾山神为广宁公。八载闰六月，敕封太白山神为神应公。其余九州的镇山，除已归入各岳的以外，一律都敕封为公。十载正月，敕封东海神为广德王，南海神为广利王，西海神为广润王，北海神为广泽王。分别派遣卿、监前往岳渎及诸山，选定三月十七日同一时辰，备齐礼仪，并宣读册文进行祭祀。仪式详见《开元礼》。武德二年十月，皇帝亲自祭祀华岳。按照旧的仪式，岳渎以上等级的祭祀，祝文写好后由皇帝亲自签署，之后向北再拜。武太后证圣元年十月，有关官员上奏说："谨按'五岳按三公规格对待，四渎按诸侯规格对待'，天子没有向公侯行拜礼的道理。请依照旧仪，五岳以下等级的祭祀，只签署祝文而不行拜礼。"皇帝下诏批准。开元元年，太常寺上奏说："依照唐代礼制，祭祀五岳四渎时都自称'嗣天子'，祝文都由皇帝亲自签署。我们认为，《舜典》说'五岳按三公规格，四渎按诸侯规格'，那么就不应当自称嗣天子，也不应当亲自签署祝文。恳请改为自称'皇帝谨遣某某，恭敬地祭祀于某岳渎之神'。"皇帝依从了这个建议。贞元四年五月，太常卿董晋上奏说："五岳四渎的神位祝版，本应都由皇帝亲自签署。但自上元元年起，中祀、小祀的祝版签署一律暂时停止。此后一直沿袭这个做法，不再请皇帝签署祝版。请求在祭祀日之前，由有关部门按程序先行取来祝版签署，然后附上驿传送出。"皇帝批复说应当依从，并委托有关部门，每逢祭祀之前提前奏请，附中使一并送出。当初，开元九年十二月，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上言说："如今五岳的神祠，祭祀的是山林之神，并非真正得道的神仙。五岳都各有洞天福地，有上清真人下凡担任其中的职守，山川风雨阴阳的气序，都是由他们来主管的。他们的冠冕服饰，随从的神仙，都各有名分等级。请另外设立斋醮祭祀的场所。"皇帝觉得这个说法很新奇，于是敕令在五岳各设置真君祠一所。

　　　　籍田

周　汉　后汉　魏　晋　东晋　宋　齐　梁　后魏　北齐　隋　大唐

周朝的制度，天子在孟春正月，选择吉利的日子，亲自装载耒耜，放置在车的右边，率领公卿诸侯大夫，亲自在南郊的籍田上耕种千亩之地。（籍，就是"借"的意思。是说借助人力来耕种它，用来劝勉率领天下人重视农事。《春秋传》说"先举行郊祭然后才耕种"，于是借助人力来完成一年的农事，所以称之为帝籍。天子的籍田在南郊有千亩，诸侯的籍田在东郊有百亩。）天子头戴礼冠，系着红色冠带，亲自扶着耒耜，往返推耒三次；（推，是"发起"的意思。）诸侯与三公头戴礼冠，系着青色冠带，亲自扶着耒耜，三公推耒五次，诸侯推耒九次。以此来供奉天地、山川、社稷、先祖，（先古，就是先祖。）用来制作甜酒、干酪及粢盛之食，都从这块籍田中收取，这是敬奉祖先达到极致的表现。内宰向王后传达命令，率领六宫之人，培育早熟晚熟两种谷物的种子，进献给天子。（让后宫收藏种子并使之发芽生长。太常官员分类整理稻谷黍稷、早熟晚熟的种子，让内宰及后宫的人使之发芽生长，这是为了显示种类繁衍生息的祥瑞，也是为了辅助天子的耕种之事，这样一来天子和后宫都各自在郊祀和庙祀中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稑，是早熟的意思。穜，是晚熟的意思。先种下后成熟的叫做穜，后种下先成熟的叫做稑。）甸师负责率领他的部属耕种、除草天子的籍田，按时把收成送入仓库。（他的部属，就是庶人。耨，是锄草的意思。王籍，是指天子的籍田共千亩，是天子亲自率领公卿以下众人、又亲自率领农人耕种的地方。庶人负责耕种完千亩之地，所以说率领他的部属耕种除草籍田，然后把收成送入仓库。）

汉文帝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于是开辟籍田，朕亲自耕种，用来供给宗庙的粢盛祭品。"（粢，是黍稷。盛，是指盛放谷物的器皿，即簠簋。）旧

译的仪式规定："每年春天开始时，在东郊的籍田耕种，由官员祭祀先农，用一份太牢，百官都要跟随参加。（先农，就是神农氏。《五经要义》说："在田间设立祭坛，祭祀他，规格如同社坛的规格。"）赏赐三辅二百里以内孝悌、力田、三老等人布帛。播种各种谷物共万斛，为此设立籍田仓，设置仓令、仓丞。谷物都用来供给天地、宗庙、群神的祭祀，作为粢盛祭品。"景帝下诏说"朕亲自耕种，为天下人做表率"。汉昭帝年幼即位，就在钩盾署的弄田里耕种。（钩盾，是宦官所在的宫廷近处官署，所以在那里试着耕种作为游戏。）

后汉明帝永平年间二月，东巡时在下邳耕种。章帝元和年间正月，北巡时在怀县耕种。这套籍田仪式：正月开始耕种，通常选在乙日，在乙地祭祀先农并耕种。到了耕种当日，天刚破晓漏刻初起时，主事官员就去祭告先农，祭告完毕后，再于耕种当日，用太牢在田间祭祀先农。到了耕种时刻，有关官员请示举行仪式，天子等人就位到耕种的位置上，天子、三公、九卿、诸侯、百官依次耕种。（推耒次数依照周代的规矩。）各家力田种下谷种、耙平土地完毕后，有关官员禀告仪式完成。这个月，命令各郡国的太守都劝勉百姓开始耕种。

魏朝天子也亲自耕种籍田。各地藩镇则缺少诸侯耕种百亩籍田的礼仪。

晋武帝泰始四年正月丁亥日，皇帝亲自在东郊耕种籍田。诏书说："近代以来，在籍田里只耕种几步远的地方，空有仰慕古礼的名义，却完全没有供奉祭祀、教导农事的实效，反而耗费百官车马随从的开支。如今遵循千亩籍田的旧制，应当与各位公卿大臣一起亲身体验农耕的艰辛，以此为天下人做表率。（籍田设在东郊之南，洛水之北。）距离宫殿八里远，共延伸十六里，这样凑成千亩之地。"皇帝乘坐木辂来耕种，用太牢来祭祀先农。自惠帝之后，这项礼仪就废弃了。

东晋元帝打算举行籍田耕种之礼，最终没有实行。当时朝廷议论：天子是否应当亲自祭祀先农？贺循说："汉代的仪礼中没有天子亲自祭祀的记载，但是天子祭祀四望之神时穿毳冕，祭祀社稷五祀时穿絺冕，从这一点来看，也不能说没有天子亲自祭祀的道理。"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打算亲自耕种籍田。当时史学生山谦之私下搜集有关的礼仪规程，借此机会上奏皇帝。皇帝下诏斟酌各家说法，制定出正式的礼仪图注。立春前九天，命司空、大司农、京尹（京城长官）、令、尉，测量距宫殿八里之外的地方，整治出千亩之地，田中开辟阡陌通道。在中间阡道西侧、陌道南侧设立先农之位，在中间阡道东侧、陌道北侧设立天子耕种的祭坛。将要耕种时，预先在耕种坛上搭设青色帷幕。皇后率领六宫之人取出早熟晚熟的种子，交给籍田令。耕种当日，太祝令用一份太牢祭祀先农，一切都如同祭祀帝社的仪式。孟春上辛之后的吉亥日，天子乘坐装饰三重车盖的耕根车，驾着青黑色的四匹马，竖起青色旗帜，头戴通天冠，配青色帻巾，穿青色衮服，佩戴青玉。藩王以下直到六百石俸禄的官员都穿青色衣服。（只有三台、武卫官员不参加耕种，不改换服色。）车驾出行的仪式如同郊庙祭祀的仪式。到达籍田后，侍中跪下禀奏："请陛下下车。"天子来到祭坛前，大司农跪下禀奏："先农已经受祭，请陛下亲自耕种。"太史赞礼说："请皇帝推耒三次、往返三次。"于是群臣依次耕种，王公以下的诸侯推耒五次、往返五次，孤卿大夫推耒七次、往返七次，士人推耒九次、往返九次。籍田令率领他的部属继续耕种，直到耕完整块田地，撒下种子、耙平覆土，礼仪就完成了。然后把这套礼仪颁行到各州县，让各地都完备地实行这套礼仪。

齐武帝永明年间，耕种籍田选用丁亥日。当时有关官员上奏：应在正月丁亥日祭祀先农。近来则都改用立春之后的亥日。王俭认为亥日耕种籍田，经书典籍中并无明文记载。助教周山文提出议论说："蔡邕的《月令章句》解释'元辰'说，'日，是天干

译；辰，是地支。祭祀天神用日，祭祀地神用辰。'"何佟之说："《少牢馈食礼》说'孝孙某，来日丁亥，用来进献岁末的祭事给皇祖某某伯'。郑玄认为'不一定非要丁亥日，这里只是随意举出一个日子来说明罢了。禘祭太庙的礼仪定在丁亥日，如果没有丁亥日，就用己亥日、辛亥日，只要有亥日就可以了'。汉文帝用这个亥日耕种籍田、祭祀先农，后世帝王沿袭这个做法，并没有其他特别的含义。"班固在解释十二地支中'亥'的位置时说："阴气应和'无射'这一律，包容收藏万物，同时又混杂着阳气来促发种子萌芽。"况且亥本身就是水位所对应的地支，本性主含蓄孕育，播种取用这个吉日，大概正是出于这个道理吧！于是让御史乘坐马车，载着耒耜，跟随在天子五辂车队之后。

梁朝初年，依照宋齐的礼制，在正月举行仪式，不斋戒也不祭祀。天监十二年，改为在惊蛰节气举行耕种。当时惊蛰在二月之内，《尚书》说"以配合仲春之时"，籍田之礼按理应当在建卯之月（二月）举行，于是改用二月。皇帝与百官一同处理事务，一起斋戒三天，沐浴并饮福受胙。侍中捧着耒耜，安放在象辂车上，跟随在木辂车之后。（《礼记》说"亲自装载耒耜，放置在护卫的马车间隙里"，就是把耒耜放置在天子所乘的车上。）普通二年，又把籍田迁移到建康北岸，修筑坛域范围如同南北郊的规格。另外设有天子亲耕台，在祭坛的东边。天子亲自耕种完毕后，登上这座台来观看公卿大臣们推耒往返的情形。

后魏太武帝天兴三年春，开始亲自耕种籍田，祭祀先农，用一只羊献祭。

北齐在国都东南千亩之地设置籍田，种植红粱、白谷、大豆、红黍、小豆、黑穄、麻子、大麦、小麦，每种颜色各占一顷。其余一顷，田地中间开通阡陌，在陌道南侧、阡道西侧修建祭祀祠坛，宽三十尺，四面设台阶，三重围墙、四道门。又在外面搭设大营帐，在阡道东侧、陌道北侧设置天子耕种的祭坛。每年正月上辛之后的吉亥日，在坛上祭祀先农神农氏，没有配祀神灵。祭祀完毕后，天子亲自耕种。

隋朝制度，在国都南面十四里、启夏门外，设置千亩之地，修筑祭坛举行礼仪。种植九种谷物，收获后存入神仓，用来准备粢盛祭品。（谷物的秸秆则用来饲喂祭祀所用的牲畜。）

大唐贞观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太宗亲自祭祀先农，在千亩的籍田上耕种。当初，商议籍田应设在哪个方位，给事中孔颖达说："按照礼制，天子的籍田在南郊，诸侯的籍田在东郊。晋武帝的籍田尚且设在东南方。如今设在城东，不符合古礼。"太宗说："礼仪是依据人情而定的，哪有一成不变的道理呢？况且《虞书》说'平定次序，东方开始耕作'，这已经在东方了。而且乘坐青色车辂、推动黑色耜的做法，正是为了顺应春天的气候。况且朕如今居住在少阳（东方）之地，在东郊耕种，正合适。"于是就此确定下来。武则天时改称籍田为先农坛。神龙初年，又改回称先农坛为帝社坛。祝钦明上奏说："按照《祭法》："天子自己所立的社叫做'王社'。"前代儒者认为这个社就设在籍田之中，《诗经·载芟》篇的序文说"春天举行籍田之礼来祈求社神"，就是这个意思。（详见社稷篇中所述。）开元二十三年二月，皇帝亲自在东郊祭祀神农，以句芒配祀。礼毕后，亲自扶耒在千亩籍田上耕种。当时有关官员上呈仪注：天子推耒三次，公卿推耒九次，庶人耕完整块田地。玄宗为了更加重视劝导农耕籍田之事，于是多耕了五十余步，一直耕到田垄尽头才停止。耕种完毕后，乘坐辇车返回斋宫，宣布大赦天下。侍耕、执牛的官员都加官晋级、赏赐布帛。这套仪式详见《开元礼》。

　　　　先蚕

周　汉　后汉　魏　晋　宋　北齐　后周　隋　大唐

周朝的制度，仲春时节，天官内宰向王后传达命令，率领宫廷内外的命妇，在北郊开始养蚕，用蚕丝来制作祭服。（在北郊养蚕，是因为妇人属纯阴之性

译。）天子、诸侯必定设有公家的桑园和蚕室，靠近河流来建造。（筑起的宫墙高一仞又三尺，用荆棘做成墙垣，并从外面把门关闭。）王后斋戒，祭祀先蚕神然后亲自采桑，用来劝勉养蚕之事。季春吉巳日，王后祭祀先蚕神。（先蚕，就是天驷星。祭祀先蚕神然后亲自采桑，是为了显示为天下人做表率。）到了大昕（黎明）之朝，天子头戴皮弁、身穿本色丝绸衣服，占卜选出三宫夫人、世妇中吉利的人选。让她们进入蚕室养蚕，捧着蚕种到河中洗浴。在公家的桑园中采桑，把桑叶吹凉晾干后再喂蚕。这个月，命令有关官员不得砍伐桑树柘树。（爱惜蚕的食物。有司，是主管山林的官员。）于是修整养蚕的器具，如簿、槌、钩、筐之类。禁止养"原蚕"。（原，是"再次"的意思。天文上说，辰星对应马。蚕与马属于同一种气类，事物不能两者都兴旺，禁止养原蚕，是为了避免伤害马匹。）

汉代皇后在东郊养蚕。这套仪式：春天桑树发芽时，皇后亲自在苑囿中采桑。蚕室里养蚕多达千簿以上，用中牢（羊、豕）祭祀。（祭祀的蚕神叫苑窳妇人、寓氏公主，一共两位神灵。）群臣妻妾跟随采桑后返回，在茧馆献上收获，都赏赐给跟随采桑的人丝绸。（皇后亲自主持这一活动。窳，读音同"以主反"。）

后汉皇后在四月，率领公卿列侯的夫人们养蚕。皇后出行，乘坐鸾辂车，车上有青色羽毛装饰的车盖，驾着四匹马，插着绘有九条飘带的龙旗。大将军的妻子担任陪乘，太仆的妻子担任驾车，前面有鸾旗车开道，皮轩车（用虎皮装饰）与配有戟饰的车辆随行，雒阳令在前引导，随行车马多达千乘万骑。车府令安排卤簿仪仗车驾，公、卿、五营校尉、司隶校尉、河南尹的夫人们都乘坐各自丈夫的官车，佩戴丈夫本官的印绶，跟随各自丈夫官署的属官一同护送皇后。设置武贲、羽林骑士，戎装打扮的黄门鼓吹乐队，五帝车，女骑兵夹护车驾两侧，执法御史在队伍前后督察，还配有金钲、黄钺的仪仗，五位将领引导队伍。到蚕宫采桑，在茧馆亲手采摘三次桑叶，完毕后，返回宫中。祭祀先蚕神，用少牢之礼。凡是蚕丝棉絮，都交给织室用来制作祭服。（祭服，就是冕服，是祭祀天地、宗庙、群神以及四季各种祭祀所穿的礼服。皇帝所得的丝，只能用来做缕缝之衣；皇后所得的丝，只能用来做巾帽棉絮而已。）设置蚕宫令、蚕宫丞，天下负责养蚕之事的官员都要到蚕室，与妇人们一同从事养蚕之事，所以从前设有东西织室从事养蚕纺织之事。

魏文帝黄初七年，皇后在北郊养蚕，这是依照周朝的旧典。

晋武帝太康六年，在西郊养蚕。（大概是为了与耕种籍田在方位上相对应。）先蚕坛高一丈，宽二丈，四面设台阶，台阶宽五尺，位于皇后采桑坛的东南方、帷宫外门之外，距离帷宫东南十丈远，在蚕室的西南方，桑林则在它的东边。选取列侯的妻子六人担任蚕母。蚕将要孵化时，选择吉日，皇后头戴十二支笄的步摇冠饰，依照汉魏旧例，身穿青色衣服，乘坐用油彩绘制云母图案的安车，驾着六匹青黑色的马，女尚书佩戴貂蝉冠饰及玉玺陪同乘坐，车上载着采桑用的筐和钩。公主、三夫人、九嫔、世妇、各位太妃、太夫人以及县君乡君、郡公侯特进的夫人、外世妇、命妇，都戴步摇冠饰，穿青色衣服，各自带上筐钩跟随采桑。采桑前两天，蚕室里孵出的蚕就放置在簿上。到了亲自采桑的当天，皇后还未到达之前，太祝令在天将破晓时用太牢祭告先蚕神，由谒者一人监督祭祀。祭祀完毕后，撤去祭品，把剩余的祭肉分发给跟随采桑及主持祭祀的人。皇后来到西郊登上祭坛，公主以下依次排列在祭坛东侧。皇后面朝东亲自采桑，采摘三条桑枝，各位妃嫔、公主各采五条，县君乡君以下各采九条，都把桑叶交给蚕母，然后返回蚕室。事情办完后，皇后回到便座休息，公主以下的人这才各就其位，设宴款待，按等级赏赐绢帛。

宋孝武帝大明四年，才开始在台城西边的白石里设立养蚕之所，设置坛域范围

译，建造大殿，又设立蚕观。这套礼仪都沿袭晋朝的做法。

北齐在京城北面偏西处设立蚕坊，距离皇宫十八里之外。设有蚕宫，宽九十步，围墙高一丈五尺。其中建有蚕室二十七间，另设别殿一处。设置蚕宫令、蚕宫丞，由宦官担任。路的西侧设立皇后的采桑坛，高四尺，宽二丈，四面台阶，台阶各宽八尺。在采桑坛东南方、大路以东、横路以南，设立先蚕神坛，坛高五尺，宽二丈，四面台阶，各宽五尺。外围坛域范围边长四十步，正面开一门。备有绿色围裙短袄、衣服、黄色鞋子，用来供蚕母穿用。每年季春谷雨节气之后选择吉日，派公卿用一份太牢在坛上祭祀先蚕轩辕黄帝，没有配祀神灵，如同祭祀先农的仪式。祭祀完毕后，皇后接着在坛上亲自采桑。备齐法驾仪仗，皇后身穿鞠衣，乘坐重翟车，率领六宫嫔妃登上采桑坛的东侧台阶，就座于御座之上。女尚书捧着筐，女主衣捧着钩，站立在坛下。皇后从东侧台阶下坛，捧筐的人站在她右边，捧钩的人站在她左边，蚕母跟在后面。于是皇后亲自采摘三条桑枝，完毕后，重新登坛就座于御座。内命妇依次前来采桑，穿鞠衣的采摘五条，穿展衣的采摘七条，穿褖衣的采摘九条，把桑叶都交给蚕母。返回蚕室后，把桑叶切碎，交给世妇，撒到一个簿子上。凡是负责采桑的人都各自返回原来的位置。皇后这才走下祭坛，返回便殿，设宴犒劳，颁发赏赐后就返回了。

后周的制度，皇后乘坐翠辂车，率领六宫三妃、三弋（音"弋"，是妇官的名称）、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孤内子一同前往养蚕之所，用一份少牢亲自进献，祭祀先蚕西陵氏之神。礼毕后，走下祭坛，命二位嫔妃担任亚献、终献，随即亲自采桑。

隋朝制度，先蚕坛设在宫城以北三里处，坛高四尺。季春上巳日，皇后身穿鞠衣，用一份太牢、制帛，在坛上祭祀先蚕神，采用一献之礼。祭祀完毕后，皇后前往坛的南面就采桑之位，面朝东。尚功进献金钩，典制进献桑筐。皇后采摘三条桑枝，然后把钩交还。命妇们各按品级采摘五条或九条为止。世妇从蚕母那里接过切碎的桑叶，撒到蚕簿上后，皇后才返回。自齐、周及隋以来，这些典章制度多依照晋朝的仪式，也时有增减调整。

大唐显庆元年三月辛巳日，皇后武氏；先天二年三月辛卯日，皇后王氏；干元二年三月己巳日，皇后张氏：都曾举行过先蚕之祭。这套仪式详见《开元礼》。

《通典》卷第四十七　礼七　沿革七　吉礼六

　　天子宗庙　后妃庙　皇太子及皇子宗庙

　　　　天子宗庙

唐　虞　夏　殷　周　汉　后汉　魏　晋　东晋　宋　齐　梁　陈　后魏　北齐　后周　隋　大唐

从前先代帝王感念时移世易，思念亲人而设立宗庙，称为"宗庙"。（庙，是"容貌"的意思。宗庙，就是先祖尊贵容貌的象征。）借着时新物产的收获来进献祭祀，以此申明孝道敬意。远代的祖先不止一位，不可能全部一一追祭，所以到亲情已尽之时就停止祭祀。

唐尧、虞舜时设立五庙。（郑玄依据《礼纬·元命苞》说："天子设五庙，二昭二穆，加上始祖共五座。"）这时的祭祀崇尚气味，先要迎接牲畜，在庭院中宰杀，取血献祭到室内，用来降神。然后奏乐，代表神灵的"尸"入席，天子灌祭郁鬯之酒。（用生血、生肉半熟之肉来祭祀，这是崇尚气味的做法。尚，是说先要进献这些祭品。）

夏朝沿袭这一制度。（夏朝的太祖因为没有特殊功业而不单独立庙。从夏禹起就设二昭二穆。）

殷朝……

译制度规定，天子设七庙。《商书》说：「七代祖先的宗庙，可以从中看出德行。」《王制》说：「天子设七庙。」郑玄又说：「殷代的制度是六庙，从契到汤，是二昭二穆。」

周代的制度，小宗伯掌管建立国家宗庙的神位，宗庙设在王宫左边。宗庙位于库门之内、雉门之外的左侧。天子设立七庙，另设一坛一墠。分别是父庙、祖父庙、曾祖庙、高祖庙、始祖庙：这五庙每月都要祭祀。年代久远的庙叫做祧庙，共有二祧，只在四时享祭、岁末大祭时才祭祀。神主迁出祧庙就设坛祭祀，迁出坛就设墠祭祀。坛与墠，有祈祷之事才祭祀，无所祈祷就停止。神主迁出墠，就称为鬼，不再祭祀。「王」「皇」，都是「君」的意思。「显」，是明的意思。「祖」，是始的意思。用「君」「明」「始」这些字来称呼先人，是尊崇本源的用意。「祧」这个字的意思是「超」，是超然向上迁移的意思。堆土而成的叫坛，清除地面而成的叫墠。天子迁出宗庙的神主，按照昭穆的次序合并收藏在二祧之中。

译郑玄说："周朝的制度是七庙，太祖以及文王、武王的祧庙，加上四座亲庙，合起来是七座。"太祖，是后稷。王肃说："尊贵的人，尊崇要统一于最上面，所以天子设七庙。如果有特殊功勋异常德行的祖先，若不是太祖也不能毁去他的庙，不计算在七庙的数目之内，礼制与太祖相同，文王、武王的庙就是这样。"按郑玄注王制是依据礼纬元命苞所说的"唐虞时五庙，殷代六庙，周代七庙"。他又注祭法说："天子迁庙的神主，按照昭穆次序合藏在二祧之中。"王肃反驳他说："周朝的文王、武王，是受命的君主，他们的庙不迁。殷代的三宗，是尊崇他们的德行而保存他们的庙，并不把这算作常规数目。凡是说七庙的地方，不专称周室，也没提到文武，而说的是天子诸侯，这是把天子和诸侯的名称制度混同了。孙卿子说：'拥有天下的人祭祀七庙，拥有一国的人祭祀五代，这是因为积德深厚的人恩泽流传广远，积德浅薄的人恩泽流传狭窄。'祭法说'远庙叫做祧'，是说亲情已尽之上，还保留两座庙。文王武王是百代不迁的庙，祭法就不应该说'去掉祧庙改为坛'。祭法又说'迁走的神主所藏的地方叫祧'，'先公迁走的神主藏在后稷的庙中，先王迁走的神主藏在文武的庙中'，这样就是三座祧庙，可是祭法却说'有二祧'。祭法规定亲庙四座与太祖庙都是每月祭祀，二祧庙只是四时祭祀就停止，这样后稷就是月祭，而文武反而只是四时之祭，这不合礼的本意。祭法又说'天子往下祭祀夭折之人五代，即嫡子、嫡孙、嫡曾孙、嫡玄孙、嫡来孙'。这是说往下祭祀到第五代来孙，也就是没有亲情关系的孙子，那么往上祭祀为什么不祭到没有亲情关系的祖先呢？"马昭反驳王肃说："丧服小记说'王者立四庙'，王制说'天子七庙'。这就是说立庙的正规制度，是以亲情所及不超过四代为限。以亲情已尽为限度，不超过四代。亲情已尽之外，如果有大功大德，可以作为祖、宗被尊崇的，有这样的人就是七庙，没有这样的人就少一些。所以夏朝没有太祖就只有五庙，殷人以契为祖、以汤为宗就有六庙，周朝尊崇后稷、文王、武王就有七庙。礼器说'周代旅酬用六尸'，加上一人发爵，周朝就是七庙了。王肃说文王武王不能称为远庙，不能算作二祧，是因为凡区分远近都以亲情为限，亲情之内为近，亲情之外为远，文王武王恰好在亲情之外应当迁毁，所以称为远庙。除了文武之外，亲情之外没有不迁毁的。"孔晁说："没有功德的人，就以亲情远近来命名。文王武王因为尊贵而成为祖宗之庙，哪里还论远近。所以后稷虽然极为久远，作为太祖，并不算远。"

试作评论说：礼制有以数目多为尊贵的，王制说："天子七庙，诸侯五庙。"祭法说："远庙叫祧，有两座祧庙，四时祭祀就停止。"而郑玄把文武之庙称为祧，不是太疏漏了吗！如果说天子祖先的功德，就不该只立二祧，二祧不计入庙数，就与诸侯相同，那怎么体现等级的降杀呢！虞喜说："七庙不是从周朝才开始的，伊尹已经说过七代之庙了。"成王六年制定礼制，七庙的数目也已经出现了。文王为祖，武王为祢，祖并非远庙。周官掌管宗庙的职位叫守祧，周公不把祖祢称为远祧。应当等到逆数排满之后，庙才能另外区分出来，不能在成王的时代就把文王武王倒推说成是迁主所藏之处。

汉高帝下令诸侯的都城，都要建立太上皇庙。高帝驾崩，孝惠帝即位，命奉常叔孙通制定宗庙礼仪法度。惠帝要东去长乐宫朝见太后，以及平时往来，因清道警跸次数频繁、扰烦百姓，就在武库南面修建复道。叔孙通上奏说："陛下为什么要在高帝寝宫上方修筑复道？每月要把高帝陵寝中的衣冠取出

译巡游到高庙，说的是把衣冠从高帝陵寝取出，巡游到高庙，每月举行一次，那条道路正好就在如今所建的复道之下。子孙后代怎么能在宗庙道路上方行走呢！"惠帝害怕地说："赶紧拆掉它。"叔孙通说："君主不应该有过失的举动。"意思是行事不应当有过失。"如今已经建成，百姓都已经知道了。希望陛下为此另建一座原庙。"原，是重复的意思。先前已有庙，如今又重新建一座，所以叫重。"设在渭水北岸，衣冠巡游经过此地，这样可以扩大宗庙祭祀的范围，是大孝的根本。"惠帝于是修建了原庙。又尊高帝庙为太祖庙。景帝尊孝文帝庙为太宗庙，凡是皇帝曾经巡幸过的郡国都各自建立太祖、太宗庙。到宣帝本始二年，又尊孝武帝庙为世宗庙，凡是巡狩所到之处也都建庙。祖庙宗庙设在郡国的共有六十八所，合计一百六十七处。而京师从高祖往下到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在陵旁分别立庙，悼皇考是宣帝的父亲，也就是史皇孙。合计一百七十六处。又每处陵园中各有寝宫、便殿。凡是称为便殿、便室的，都不是正规庄重的处所。寝，是陵上的正殿，如同生前的正寝一样。便殿，是寝宫旁边的别殿。每天在寝宫祭祀，每月在庙中祭祀，每季在便殿祭祀。寝宫，每天四次上食；庙，每年二十五次祠祭；汉代礼仪：宗庙一年十二次祠祭，又每月一次太牢祭，遇到闰月，再加一次祠祭，与前面合计共二十五次祠祭。便殿，每年四次祠祭。又每月一次巡游衣冠。而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寝宫，与各位皇帝合计，共三十一处。每年祠祭上食共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五次，动用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官、宰夫、乐工一万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饲养祭牲的士卒还不计算在内。元帝时罢除了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的陵园，都不再奉祀，只留下吏卒看守。又罢除了郡国的宗庙。当时丞相韦玄成等人说："臣听说只有圣人才能享用上帝的祭祀，只有孝子才能享用亲人的祭祀。立庙应在京师居所，亲自承办祭事。按照春秋的道理，父亲不在旁支庶出的住宅中受祭，君主不在臣仆的家中受祭。臣等认为设在郡国的宗庙，应该不再修缮。"奏请获准。以高皇帝为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孝景皇帝为昭，孝武皇帝为穆，孝昭皇帝与孝宣皇帝都为昭。皇考庙的亲情尚未穷尽。太上皇庙、孝惠帝庙的亲情都已穷尽，应当毁去。太上皇庙的神主应当埋入陵园，孝惠帝作为穆位，神主迁入太庙，寝宫、陵园都停止修缮。韦玄成等人又上奏议论说："按礼制，帝王开始受命，诸侯开始受封的国君，都被尊为太祖。太祖以下继承的君主，五庙依次迁毁，被毁之庙的神主藏在太祖庙中，每五年举行两次大祭。"说的是一次禘祭一次祫祭。禘祭，是各自在本庙举行，按祭法把有功之臣的神主从毁庙中升祔到太祖庙。祫祭，是把毁庙的神主都陈列在太祖庙，未毁庙的神主都升祔合祭于太祖庙。"父为昭，子为穆，孙又为昭，这是古代的正礼。"昭是明的意思；穆是美的意思；这是父子交替的称号顺序。"按礼制，宗庙设在都城大门之内，是不敢远离亲情。臣等愚见认为，高皇帝受命平定天下，应当作为帝王的太祖之庙，代代不毁，其后继承者亲情穷尽的应当迁毁。如今宗庙分散各处，昭穆次序不整齐，应当迁入太祖庙，按礼制排列昭穆次序。太上皇、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的庙，都亲情已尽应当迁毁，皇考庙亲情未尽，仍旧保留。"悼皇考对元帝来说是祖父。大司马许嘉等人认为孝文皇帝废除诽谤之罪，去除肉刑，自身节俭，应当立为

译太宗之庙。谏大夫尹更始等人认为皇考庙排在昭穆之上，不合正礼，应当迁毁。皇帝于是下诏说："高皇帝为汉朝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代代承继祭祀，传之无穷。孝宣皇帝作为孝昭皇帝的后继者，在道理上算作一体。"一体，是说都算作昭位。按礼制，孙与祖都算昭位，孝宣帝对昭位来说是从孙，所以说是一体。"孝景皇帝庙和皇考庙都亲情已尽，应当制定正规礼仪处理。"韦玄成等人又上奏以高皇帝为太祖、文帝为太宗等，皇帝下诏依从。王莽制定九庙：一是黄帝太初祖庙，二是帝虞始祖昭庙，三是陈胡王统祖穆庙，四是齐敬王代祖昭庙，五是济北愍王王祖穆庙，六是济南伯王尊祢昭庙，七是元城孺王尊祢穆庙，八是阳平顷王昭庙，九是新都显王穆庙。殿宇都是重檐结构。太祖庙东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其余各庙是它的一半。用铜作薄栌，用金银雕饰花纹，极尽各种工艺的精巧。耗费工钱数百巨万，役使的工匠士卒死亡数以万计。

后汉光武皇帝建武二年，在雒阳建立高庙。以高帝为太祖，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都照旧制。三年正月，在雒阳建立亲庙，祭祀父亲南顿君以上至舂陵节侯。节侯名买，买生下郁林太守外，外生下巨鹿都尉回，回生下南顿令钦，钦就是光武帝的父亲。当时寇贼尚未平定，祭祀礼仪还没有制定。到十九年，商议建立平帝、哀帝、成帝、元帝的庙，来代替如今的亲庙。至于兄弟以下亲属，就让有关官员祭祀。应当为南顿君建立皇考庙，祭祀上至舂陵节侯，由群臣奉祀。当时五官中郎将张纯、太仆朱浮等人上奏议论："按礼制，作为大宗继承人的子孙侍奉大宗，要降低对私亲的祭祀。应当废除现在的亲庙四座。孝宣皇帝以孙子的身份继承祖父之位，为父亲在奉明立庙，叫皇考庙，只由群臣侍祠。希望陛下下令有关官员商议，先帝的四座庙应当代替亲庙，以及皇考庙的事情。"下达公卿商议，当时依从大司徒戴涉的奏议。皇帝下诏说："因为宗庙的处所尚未确定，暂且合祭于高庙。成帝、哀帝、平帝暂且在长安旧高庙祭祀。南阳舂陵四时的祭祀，各自暂且依照原来的园庙进行。距离太守治所遥远的园庙，由当地的县令、县长代理太守之职侍祠。宗庙设在章陵的，由南阳太守以使者身份前往祭祀。之所以不让侯王祭祀，是因为诸侯不能祭祀天子的祖先，凡是临祭宗庙的，都算作侍祠。只有孝宣帝有功有德，应当加尊号为中宗。"于是雒阳高庙四时加祭孝宣帝、孝元帝，共五位皇帝。西庙成帝、哀帝、平帝三位皇帝的神主，四时在旧高庙祭祀。东庙由京兆尹侍祠，冠冕衣服车驾等如同太常祭祀陵庙的礼制。皇考南顿君以上至曾祖的祭祀，都在园庙举行。张纯又说："按礼制，三年一祫祭，五年一禘祭。已毁之庙的神主，陈列在太祖庙。未毁之庙的神主，都升祔合祭于太祖庙。父为昭，面朝南；子为穆，面朝北。父子不并列而坐，孙子跟从祖父的位次。"后来在三年冬季祫祭、五年夏季禘祭的时候，只是把已毁之庙的神主陈列出来祭祀而已，称为殷祭。太祖朝东坐，惠帝、文帝、武帝、元帝为昭位，景帝、宣帝为穆位。惠帝、景帝、昭帝三位，如果不是殷祭之时就不祭祀。按周朝制度是三年一禘、五年一祫，到这里就变革了周制。

明帝因为光武帝拨乱反正、中兴汉室，特意为他起庙，加尊号为世祖庙。蔡邕说："孝明帝建立世祖庙，是为了表明再受天命、祖先有功的意义，后代子孙遵循节俭之道，不再改建，都把神主藏在其中。这是圣明天子所制定的，是一代帝王的法度。可是从执事的官吏到学士，没有人明白设立两座庙的用意。"因为元帝对光武帝来说是穆位

译，所以虽然不是宗，也不迁毁。后来就成为常规。明帝遗诏，遵循节俭，不再另起寝庙，把神主藏在世祖庙的更衣处。孝章帝初年，不敢违背遗诏，因为更衣处稍有区别，就加尊号为显宗庙，平时在更衣处祭祀，四时合祭于世祖庙。章帝遗诏，也不另起寝庙，遵照先帝的旧例。和帝初年，不敢违背，加尊号为肃宗。后来的皇帝相承遵循，都把神主藏在世祖庙，积累多了没有区别，从此以后显宗只作为陵寝的名号。灵帝时，京都四时所祭祀的，高庙有五位神主，世祖庙有七位神主，少帝三座陵，指殇帝、冲帝、质帝三位少帝。追尊的皇后三座陵，安帝追尊祖母宋贵人为敬隐皇后、生母左氏为孝德皇后，顺帝追尊生母李氏为恭愍皇后。共用祭牲十八套太牢，都配有副祭品。所以高庙三位神主亲情已尽迁毁之后，也只在举行殷祭之年才奉祀。已毁之庙的神主，藏在始祖之庙。经过一世称为祧，祧庙仍然四时祭祀。经过二世称为坛，三世称为墠，四世称为鬼，只有在祫祭时才祭祀，有祈祷时也祭祀。祫祭在始祖庙举行，祈祷则要迎出神主，陈列在坛、墠上祭祀，事毕再送回原处收藏。迎送时都要清道警跸。

献帝初平年间，董卓与蔡邕等人认为和帝以下的皇帝功德没有特殊之处，反而有过失，不应当称为宗，以及其余不该称宗、被追尊的三位皇后，都上奏请求迁毁。蔡邕议论说："汉朝承接秦朝灭学之后的局面，宗庙的制度，没有采用周礼。每位皇帝去世，就另建一座庙，不止于七座，不排列昭穆次序，不确定依次迁毁的规则。孝元帝时，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贡禹才首先提出大的商议，请求依照古代典礼。孝文帝、孝武帝、孝宣帝都因为功德隆盛，作为宗而不迁毁。孝宣帝尊崇孝武帝，庙号称世宗。持中正意见的大臣夏侯胜等人仍然持不同意见，认为不应当称宗。到孝成帝时，商议仍未定案。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依据不可迁毁的理由，皇帝依从他们的意见。古人依据正道、注重顺序，不敢偏私自己的君父，能做到这个地步。后来遭逢王莽之乱，光武帝受命中兴汉室，庙号称世祖。孝明帝圣德聪明，政绩可与文帝、宣帝相比，庙号称显宗。孝章帝极为孝顺，仁厚恩泽广大，庙号称肃宗。与前代相比，都合乎礼的适宜。从此以后，政事多有弊端，权力转移到臣下手中，继位的皇帝出于殷切之情，各自想要褒扬尊崇自己的至亲罢了。臣下懦弱，没有人能坚持像夏侯胜那样的正直意见。如今圣朝遵循古礼，恢复古制，以求得中正之道，实在合乎事理。元帝在世系中排第八位，光武帝排第九位，所以把元帝作为考庙，加以尊崇奉祀。孝明帝遵循承继，也不敢迁毁。孝和帝以下，穆宗、恭宗、敬宗、威宗这些庙号，都应当去除。五年举行两次殷祭，合祭于太祖庙，以遵循先前的典章。"这个建议于是被施行。四时所祭祀的，是高庙一祖二宗，加上近世的四位皇帝，共七位皇帝。

魏文帝接受禅让即位，追尊祖父为大皇帝，名叫曹嵩，是后汉太尉、大长秋曹腾的养子。父亲称为武皇帝。因为洛阳的宗庙尚未建成，就在建始殿祭祀武帝，亲自献上祭品，如同一般人家的礼节。按礼制，将要营建宫室，应当以宗庙为先，平民百姓没有庙，就在正寝祭祀。作为帝王却这样做，太不合礼了。明帝太和三年，又追尊高祖大长秋为高皇，夫人吴氏为高皇后，都在邺城的庙中祭祀。当时所祭祀的，是文帝的高祖处士、沛国谯人曹萌。曾祖高皇，是曹萌的儿子曹腾。祖父大皇帝共为一庙，父亲太祖武皇帝单独为一庙，百代不迁毁，那么当时所祭祀的只是亲庙四室而已。这一年十一月，洛阳的庙建成，因为亲情已尽而迁出处士的神主，安置在陵园，派宗正曹恪持节迎接高皇以下的神主，共为一庙，仍然只是四室而已。景初元年六月，众位大臣重

译新上奏确定七庙的制度，说武皇帝开创基业，是魏朝太祖；文帝继承天命革新朝代，是魏朝高祖；当今皇帝集成大业，应当称为魏烈祖。在太祖庙的北面建立两座祧庙，左边是文帝庙，称为高祖昭祧，右边是明帝的庙，称为烈祖穆祧。当时明帝还健在，就为他建庙并称祖，这是当时的制度，并非前代的旧规矩。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余四座庙，亲情穷尽时依次迁毁，完全依照周朝后稷、文王、武王庙祧的礼制。吴国孙权不设立七庙，因为父亲孙坚曾任长沙太守，就在临湘县建立孙坚庙，依照后汉在南顿祭祀的旧例，让太守负责祭祀。后来又尊孙坚庙为始祖庙，但不设在京城。又用吴芮墓的木材来建屋，这做法从没听说过。在建业朱雀桥南建立哥哥长沙桓王孙策的庙。孙权病重时，命太子在此祈祷。儿子孙亮即位，第二年在宫城东面建立孙权庙，称为太祖庙，既不在宫城南面，又没有昭穆的次序。蜀国刘备在成都称帝，建立宗庙。刘备虽然是继承汉室而起，但也没有明确说明继承哪位皇帝作为祢庙，也没有祖宗的称号。等到刘禅面缚投降魏国，北地王刘谌在昭烈帝庙中痛哭，可见刘备的庙是另外单独设立的。

晋武帝即位，追尊祖父司马懿为宣皇帝，伯父司马师为景皇帝，父亲司马昭为文皇帝，暂且设立一座庙。当初有关官员上奏请求设置七庙，武帝顾念劳役繁重，暂且只设一庙。后来沿用魏庙追祭征西将军，名钧，字升平；章郡府君，钧的儿子，名景，任章郡太守，字公度，章郡上面一字，是为了避讳代宗庙号而省去的；颍川府君，景的儿子，名隽，任颍川太守，字符异；京兆府君，隽的儿子，名防，任京兆尹，字建公，生下宣帝。这些与宣帝、景帝、文帝合起来构成三昭三穆。群臣上奏说："上古时代清庙只有一座，用来尊崇祭祀远古的神祇。到了周朝，才制定七庙的制度，用来分辨宗祧的次序。陛下的圣旨深远宏大，追溯远古时代，舍弃七代的繁华制度，尊崇一庙的深远用意。从前舜承接尧的禅让，在文祖庙受命终止摄政，于是登上帝位，大约三十年后，正月初一，又到文祖庙祭告，这说明虞舜没有更改唐尧的庙。可以依照虞舜的旧例，就沿用魏朝的庙。"奏议获准。这时因为宣帝尚未升入太祖之位，太祖之位虚悬，所以祭祀六代，加上景帝构成七庙。这一礼制依据的是王肃的说法。庙的规制，设在中门外的左边，共用一座屋子，四面有檐。殿的规制，堂基高三尺，依照现有的庙数设置室数，代数满了就依次迁毁。太常博士孙毓议论说："考工记说'左边是祖庙，右边是社稷坛'。孔子说：'周人敬重鬼神却保持距离，亲近人事却讲求忠诚。'按礼制，诸侯有三道门，立庙应当在中门外的左边。宗庙的规制，外面建造总的宫垣，里面各设寝庙，另有门墙。太祖庙在北边，左边为昭，右边为穆，依次向南排列。如今应当建造殿宇，都应当遵照古制。"太康元年，灵寿公主的丈夫修丽（人名）祔祭于太庙。按周汉两代都没有这样的先例，到魏明帝时才另立平原公主的庙，晋朝的做法又与魏朝不同。六年，庙宇坍塌，应当改建，群臣商议上奏说："古代七庙设在不同的处所，自然应当依照古礼。"皇帝又下诏说："古代虽然是七庙，但自近代以来，都是一座庙七室，在礼制上并无废弃，在情理上也有次序，这也是顺应时势的做法。"

东晋元帝上承武帝，在礼制上算作祢位，如同汉光武帝上承元帝的旧例。当时西京的神主，陷落在胡虏之地，江左建庙，都是重新建造。不久升祔怀帝的神主，又迁出颍川府君。位次虽然是七室，实际上只有五代，这是采纳了刁协以兄弟算作同

译一代的意见的缘故。这时三祖已毁的神主，暂时安放在另外的室中。太兴三年，将要祭祀愍帝的神主，才重新制定制度，把章郡府君、颍川府君恢复到昭穆的位次上，比照惠帝承继武帝的旧例，而惠帝、怀帝、愍帝三位皇帝，依照春秋尊尊的道理，在庙中不废除祭祀。元帝驾崩后，章郡府君又迁出。元帝的神位仍在愍帝之下，所以有坎室十座。到明帝驾崩，颍川府君又迁出，仍然是十室。这时扩建太庙，所以三位迁出的神主一起放回西边的储室，称之为祧，用来比照远庙。成帝咸康五年，才制作武悼皇后的神主，祔祭于庙，配享世祖。成帝驾崩而康帝继承皇位，因为兄弟算作一代，所以不迁出京兆府君，共有十一室。康帝驾崩，穆帝即位，京兆府君迁入西边储室，同样称为祧，如同前面三祖迁主的礼制，所以正室仍然是十一室。穆帝驾崩，而哀帝、海西公都算兄弟，没有可以迁移或删除的。咸安初年，简文皇帝上承元皇帝，于是颍川府君、京兆府君两位神主又恢复到昭穆的位次上。简文帝驾崩，颍川府君又迁出。孝武帝太元十六年，才改建太庙正殿，正室十四间，东西储室各一间，合计十六间，屋脊高八丈四尺。备齐法驾把神主迁到临时的庙中，从征西将军到京兆府君四位神主以及太子、太孙，各自使用相应地位的仪仗服饰。这四位神主没有按照皇帝的仪仗，这与太康年间的做法不同。等到孝武帝驾崩，京兆府君又迁出，如同穆帝时四位祧主的旧例。

宋武帝登基，祭祀七代作为七庙。永初初年，追尊父亲晋陵郡功曹刘翘——就是武帝的父亲，晋陵是他原来担任的郡职——为孝穆皇帝，母亲赵氏为穆皇后。三年，孝懿萧皇后驾崩，又祔祭于庙。武帝驾崩，神主升祔太庙，仍然按照昭穆的次序，如同魏晋的制度，虚悬太祖之位。文帝元嘉初年，追尊生母胡婕妤为章皇太后，在太庙西面另立庙。此后，孝武帝的昭太后、明帝的宣太后都祔祭于章太后庙。

齐高帝追尊父亲右军将军萧承之为宣皇帝，母亲为昭皇后，设立七庙。萧子显说："晋朝采用王肃的建议，把文帝、景帝算作同一代，向上到征西将军，实际上只有六代。探究这个用意，并不是把兄弟算作后代，而应当是依据立主的道理，可以容纳在七室之中。等到杨元后驾崩，征西将军的庙没有迁毁，就可知不是把元后算作一代。庙有七室，神主数目却超过八位。晋朝太常贺循提出的议论认为，弟弟不能接续兄长为一代，所以代数必须限定为七，但神主数目没有定数。宋朝初立时设五庙，把臧皇后算作一代之室。按礼制来推求，也只是亲庙四座罢了。如果依据伊尹的说法，一定要凑足七代，那么儿子为昭、孙子为穆的次序中，就不该排列妇人。如果依照郑玄的说法，庙中有亲属的称号，妻子只是说与丈夫齐等，怎么可以随意享受祭祀呢。而且閟宫诗歌中所颂的德行，周朝七代并非定数，杨元后的祭祀，晋朝八位神主也无妨。如今说是七庙，实际只有六代受祭，使受命的君主，流传的恩泽显得不够。如果说太祖之位尚未确立，那么昭穆的数目又该如何延续，这正是礼官应当详加考订的地方。"

梁武帝接受禅让，把神主迁入太庙，设为三昭三穆，共六庙。追尊父亲丹阳尹萧顺之为文皇帝，母亲为德皇后，庙号太祖。祖父以上，都不追尊。比照太祖之位向上迁移的做法，但太祖之庙不迁毁，与亲庙合为七庙，都在同一座殿堂中，共用一个庭院但分别设室。

陈朝依照梁朝的制度，七庙如礼设立。当初，文帝入继大统，而父亲始兴昭烈王的庙设在始兴国，称为东庙。天嘉年间，把神主迁移祔祭于梁朝的小庙，改称为国庙，祭祀采用天子的礼仪。

后魏的祖先，居住在漠北，在乌洛侯国

译的西北凿石为祖宗建庙。明元帝永兴四年，在白登山建立太祖道武帝庙，每年祭祀一次，备齐太牢，皇帝亲自主持，没有固定的月份。又在白登山西面，太祖过去游历的地方，建立昭成帝、献明帝、太祖的庙，常常在九月十月之交，皇帝亲自祭祀，祭牲用马牛羊，又亲自举行貙刘的礼仪。

孝文帝太和三年六月，亲自谒拜七庙。当时群臣议论说："大魏朝历来的旧例，大多不亲自谒拜。如今陛下孝心从内心发出，想要亲自主持祭祀。谨依照旧有的典章，制定亲自跪拜的礼仪。"皇帝下令批准。

十五年四月，改建太庙。皇帝下诏说："祖有开创之功，宗有崇高之德，此后的皇帝不能擅自享用祖宗的名号，占据二祧之庙的位置。如今遵循先人的意愿，应当制定祖宗的称号。烈祖有开创基业的功勋，代祖有开拓疆土的德行，应当立为祖宗，百代不迁。而远祖平文帝的功业不如昭成帝多，可是庙号却是太祖；道武帝开创基业的功勋，高于平文帝，庙号却是烈祖。相比之下似乎不太恰当。朕如今尊奉道武帝为太祖，与显祖并列为二祧，其余的都按次序依次迁毁。平文帝既然迁出，庙中就只有六室，如果要凑足七庙，其中一室就没有神主。这件事只能由朕亲自决定，也是为人臣子难以启齿的事。朕因为德行不够，忝任继承宏大的基业，如果宗庙的神灵，能保全性命平安去世，能排入昭穆的次序，心愿也就了结了。这件事一定不能预先设定，可以留下文字昭示后人。"司空长乐王穆亮等人上奏说："太平盛世的时机，正在今日。推崇功绩、考核德行，确实如圣旨所说。只是七庙的祭祀，长久以来一直施行，不应当缺少一庙，白白留待将来。臣等愚见认为应当依照先前的尊崇之礼，可以留下文字昭示后人。臣等的诚心如此，不敢不说。"八月，皇帝下诏命令各郡国凡有时令鲜果可以进献的，都送到京师，供宗庙祭祀之用。白登山、鸡鸣山的庙，只派有关官员代为祭祀。十一月，在太和庙举行除去丧服的祭祀。皇帝穿衮冕，参祭的人穿朝服。丁卯日，把庙中的神主迁往太庙，百官陪同随从。把神主奉安在斋车上，到达新庙。有关官员把神主升祔于太庙，各位王侯、州牧郡守、附属藩国等，各自按照自己的职位前来祭祀。

十六年十月下诏："先王制定礼制，是为了治理万代。白登山的庙，是因特殊情况而兴建的，昭穆次序并不整齐。太祖庙有三层的殿宇，此后的庙却没有一丈见方的室。又常常在九月举行祭祀，皇帝亲自驾临虔诚祭祀。如今是授衣的九月，正逢在明堂祭祀；立冬时节，又要在太庙举行蒸祭。如果再到白登山斋戒祭祀，就是一个月两次出行。反复权衡这两种礼制，应当省去一项。可以废除白登山东庙的祭祀，成全这两项祭祀的敬意。可命令有关官员，只派宫内主管祭祀神灵的人代为主持祭事。献明帝、道武帝各自有庙号称谓，可以按照旧例具体施行。"从太宗以下各位皇帝，从前没有专门的殿宇，因而就此停止祭祀。

十九年，迁都洛阳。二月，皇帝下诏说："太和庙已经建成，神灵牌位，应当及时安放妥当。可以在五月奉迎神主迁入庙中。迁出金墉城的仪仗，一律依照迁出代都太和庙的旧例。迎入新庙的礼典，可以依照近来迁入金墉城的规矩。至于威严的仪仗卤簿，如同迁出代都庙时一样。百官奉迎，可以适当省简。只需命令四品以上的朝官、五品以上的侍官、以及宗室成员前往奉迎。"

北齐文宣帝接受禅让，设置六庙。献武帝以下的庙不迁毁，往上的则依次迁毁，都在同一庙中分别设室。不久把神主迁入太庙。文襄帝、文宣帝，都是太祖的儿子，文宣帝当初对他们昭穆的次序有疑虑，想要另

译外立庙，众人的意见不一致。到第二年秋天，才祔祭于太庙。五种祭祀都依照梁朝的制度。

后周闵帝接受禅让，而尊崇宗庙居右。追尊祖父为德皇帝，名肱，生下宇文泰。父亲文王为文皇帝，庙号太祖。太师周国公，名泰。比照太祖以上三庙依次迁移，到太祖庙时不迁毁。太祖以下相承设置二昭二穆共五庙。明帝驾崩，庙号代宗；武帝驾崩，庙号高祖，都作为祧庙不迁毁。

隋文帝接受天命，派兼太保宇文善捧着策书前往同州，祭告父亲桓王的庙，兼用女巫，用家人的礼节。追尊父亲大司空宇文忠为武元皇帝，母亲为元明皇后，把神主迎回京师。改建左宗庙。当时还没有确定始祖，也没有受命之祖的祧庙，从高祖以下，设置四座亲庙，同殿分室：一是皇高祖太原府君庙，二是皇曾祖康王庙，三是皇祖献王庙，四是皇考太祖武元皇帝庙。比照太祖之位向上迁移，但太祖之庙不迁毁。到炀帝时，设立七庙。太祖、高祖各自一殿，比照周朝文王、武王二祧，加上始祖构成三座不迁之庙。其余的分室祭祀。始祖及祧庙之外的，遵从依次迁毁的规则。当时礼部侍郎许善心等人议论说："按周朝的制度，从太祖以下，各自另立庙宇，到禘祫大祭时，都合祭于太祖庙。所以前汉也是随处而立庙。后汉光武帝刚刚平定寇乱，力求节俭，就总建一座殿堂，各位神主分室安放。从此以后，沿袭不改。如今请求设立七庙。"皇帝下诏批准。营建洛阳城以后，有关官员上奏，请求在东京建立宗庙。皇帝对秘书监柳顾言说："如今始祖和二祧之庙已经具备，让后世子孙，把朕安置在什么位置？"又下诏，依照商议另外建立高祖的庙，恰逢有征伐劳役之事，此事又搁置下来。

大唐武德元年，追尊高祖为宣简公，曾祖为懿王，祖父为景皇帝，父亲为元皇帝，用法驾迎接神主，祔祭于太庙，开始祭享四室。

贞观九年，高祖驾崩，扩建太庙。中书侍郎岑文本议论说："遵循郑玄之说的人就陈述四庙的制度，遵循王肃之说的人就引用七庙的说法，贵贱混淆而无法分辨，是非纷杂而不能确定。春秋谷梁传以及礼记的王制、祭法、礼器篇，还有孔子家语，都说'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尚书咸有一德说'七世之庙，可以观察德行'。至于孙卿、孔安国、刘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宝等人，比较考订古今，都认为如此。所以他们的说法是'天子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七庙'。因此晋、宋、齐、梁，都依循这个道理，设立亲庙六座，这难道不是拥有天下者的美好法典、不可更改的美德吗！可是如果违背众多经典的正确说法，遵从历代存在疑议的说法，背离王肃的笃实议论，遵循郑玄的旧说，那么天子的礼制，就向下逼近臣子的礼制，诸侯的制度，就向上僭越天子的礼制，这不符合尊卑有序、名位不同的道理。臣等仔细商议，请求依照晋宋的旧例，设立亲庙六座，至于祖宗的制度，遵照旧有的典章。"皇帝下令依从。于是扩建太庙，开始把弘农府君和高祖的神主升祔，与原有的四室合为六室。

太宗驾崩，把弘农府君的神主迁入夹室，太宗的神主祔祭于太庙。高宗驾崩，神主祔祭于太庙，又把宣皇帝的神主迁入夹室。

睿宗垂拱四年正月，又在东都建立高祖、太宗

译高宗三庙，四时祭祀，礼仪如同京师太庙。另外设立崇先庙来祭祀武氏的祖先。武太后又命令商议崇先庙庙室的数目，主管部门商议后，此事就搁置了。博士周悰请求设立七庙，皇家的太庙，请求减为五室。春官侍郎贾太隐上奏说："秦汉时太后临朝执政，都是依据礼经正文，天子设七庙，诸侯设五庙。如今周悰另外引用浮泛的议论，广泛援引异样的说法，径直崇尚权宜的礼仪，不依照常规制度。崇先庙，应当与诸侯的庙数相同，国家的宗庙不可以更改变动。"太后于是作罢。等到改朝换代称帝之后，把大唐京师太庙改为享德庙，四季只祭祀高祖以下三室，其余四室关闭庙门，废除了祭祀的礼仪。又在东都改建太庙为七室，把武氏七代祖先的神主附祭于此。又把京师的崇先庙改为崇尊庙，其祭祀礼仪如同太庙的仪制。同时把太庙署改为清庙台，增加官员编制，提高其官阶品秩。

译神龙元年，将享德庙仍旧改为京师太庙。把武氏七庙的神主迁到西京崇尊庙。东都设置太庙，以景皇帝为太祖，太庙尊崇六室。

当时太常博士张齐贤建议说："最初受封的君主，称为太祖。太祖的庙，百代都不迁毁，商朝的玄王、周朝的后稷就是这样。但商朝自玄王以后，经过十四代，到商汤才拥有天下。周朝自后稷以后，经过十七代，到周武王才拥有天下。这中间的代数已经很久远了，迁庙、亲庙都排在太祖之后，所以合祭时次序井然，尊卑不乱。后来汉高祖受命称帝，没有始封的祖先，就以高祖皇帝为太祖。魏武帝创业，魏文帝受命称帝，也以武帝为太祖。晋宣帝创业，晋武帝受命称帝，也以宣帝为太祖。宇文氏以文皇帝为太祖，隋朝以武元皇帝为太祖。我朝景皇帝最初受封为唐公，实际上就是太祖。这中间的代数很近，排在三昭三穆之内，所以我朝太庙，只有六室。至于弘农府君、宣皇帝、光皇帝二位，地位尊于太祖，亲情已尽就该迁出，不列入昭穆合祭的数目。奉敕命说'七室以下，仍照旧尊崇。'接着又奉敕命说'既然已立七庙，就应当尊崇始祖，赶快下令详加议定'。我仔细查考礼经，始祖就是太祖，太祖之外，再没有别的始祖。北周在太祖之外，又以周文王为始祖，这不合礼经。有人引用《白虎通义》说'后稷为始祖，文王为太祖，武王为太宗'，以及郑玄注《诗经·雍序》说'太祖指文王'，用来作为依据。这个说法不对。为什么呢？那是根据礼制说'称王的人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是说文王为太祖罢了，并非祫祭时众主合食的那个太祖。如今议论的人，有的想立凉武昭王为始祖，这尤其不可以。为什么呢？从前在商周，后稷、契是始封之祖，商汤、周武王能够兴起，福祚是由后稷、契带来的，所以以他们为太祖，就相当于我朝的景皇帝。凉武昭王功勋事业并不广大，后主又失守国土，国祚没有传下来。景皇帝最初受封，实在是本朝天命所系。如今却要舍弃受封唐国的盛大功业，去尊崇西凉那久远的世系，用前代的典章来衡量，实在有违礼制。魏朝不以曹参为太祖，晋朝不以殷王司马卬为太祖，宋朝不以楚元王为太祖，齐、梁不以萧何为太祖，陈、隋不以胡公、杨震为太祖，那么我朝怎么可以以凉武昭王为太祖呢？东汉时，大规模议论郊祀，多数人认为周朝郊祀后稷，汉朝应当郊祀尧。只有杜林一人的议论，独自认为'周朝的兴起，福祚是由后稷带来的。汉朝的功业是自己兴起的，功绩不是由尧带来的。祖宗的旧例，应当沿袭。'最终采纳了杜林的意见。又有传言说'想知道天上的事，要问年长的人'，因为他们离得近。武德、贞观年间，距凉武昭王的时代，大概也和现在差不多近。当时不立他为始祖，是因为不可以立。如今年代已经更加久远了，反倒要立他，实在恐怕景皇帝会失职而震怒，武昭王虚居其位却无法回应，这不是社稷的福气。请依敕命把太庙加为七室，供奉宣皇帝以凑足七代之数。至于始祖，不应当另外加以尊崇。"

太常博士刘承庆议论说："太祖因功业而建立，昭穆因亲疏而尊崇，有功业的百代不迁，亲情已尽的经过七代就应当毁去。有人因为太祖代数太浅，庙数不够齐备，就在昭穆之上，另立远祖作为应当迁去的君主，牵强附会七庙的名目，深深违背了迭毁的制度。景皇帝深厚的德行奠定了唐朝的基业，代数还很近，名号虽然尊崇如太祖，但亲情上还排在昭穆之列，况且正处在六室的位置上，还够不上七代的尊崇。由此可知太庙应当是六室，不应当有七室。所以先朝只有宣皇帝、光皇帝、景皇帝、元皇帝、神尧皇帝、文武皇帝六代的亲庙。大帝驾崩后，神主升祔太庙，因为宣皇帝的代数已经足数，依礼应当迁出。如今只有光皇帝以下六代亲庙，并非天子的庙数不应当有七室，本来是由于太祖有远近的不同，所以最初设立时就有多少的差异。宣皇帝

译既然不是始祖，庙中又没有祖宗的称号，亲情已尽就应当迁出，他的庙不应当重新设立。恐怕这样会违背《王制》的文义，不符合先朝的旨意。尊崇六室，并不亏于古义。"

当时有诏令，命宰臣再加详议裁定。礼部尚书祝钦明等奏言："张齐贤认为始祖等同于太祖，不应当再祖凉武昭王；刘承庆认为按《王制》三昭三穆，不应当重新尊崇宣皇帝。臣等商议，请依张齐贤的意见以景皇帝为太祖，依刘承庆的意见尊崇六室。"诏令依从了这个意见。

神龙三年，将武氏崇尊庙改为崇恩庙，依照武周天授年间的旧例享祭。庙中的斋郎将要用五品官员的儿子，后来又停止了。当时武三思掌权，暗中让安乐公主劝说中宗，所以才有这道诏令。不久又特别下令崇恩庙斋郎取五品官的儿子充任。太常博士杨孚上奏说："太庙斋郎只取七品官的儿子。如今崇恩庙既然取五品官的儿子，那么太庙斋郎该定什么等级？"中宗说："也依照崇恩庙的标准。"杨孚说："崇恩庙供奉的是臣子，用臣子的规格来比拟君主的太庙，尚且是僭越忤逆之事，如今反倒用君主的规格来比拟臣子，天下人都会疑惑恐惧。"此事于是作罢。

睿宗废除了崇恩庙。

开元四年，把则天皇后的神主改题为"则天皇后武氏"。太常卿姜皎又与礼官一起上言说："如今太庙中则天皇后配享高宗，神主题为'天后圣帝武氏'。神龙初年，已经去掉了帝号。岑羲不熟悉正当的礼制，又重新题上帝号，恐怕不合通行的典制。请直接题为'则天皇后武氏'。"皇帝依从了。

开元十年，下诏将中宗的神主移入正庙，于是重新创立九室。此后规定献祖、懿祖、太祖、代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共九室太庙。中宗、睿宗是兄弟相继为帝。孙平子曾上书议论这件事，详细内容记在兄弟昭穆篇中。

开元二十三年正月，赦文说："宗庙的祭祀，务必力求丰盛洁净。礼经的沿革，必须本于人情。笾豆所盛的祭品，或许还没能齐备。应当令礼官学士详细商议后具奏。"太常卿韦绦上奏："宗庙的祭奠，每一座笾豆各增加十二件。又酒爵的形制太小，几乎盛不了一合，拿持很困难，请稍微加大一些。"此事交尚书省召集众官详加议论。

太子宾客崔沔议论说："我私下听说，懂得礼乐真情的人才能创作，明白礼乐文饰的人才能陈述。陈述与创作的意义，是圣贤所看重的；礼乐的根本，是古今所推崇的，随时变化而使之贯通，礼乐才能长久。所谓变，是变其文饰；所谓通，是通达其情理。祭礼的兴起，肇始于远古，人们所吃所喝的东西，必先郑重献祭。还没有用火烹煮时，人们生吃兽肉、饮兽血，就有毛血的祭献；还没有酒曲酿酒时，只是用手捧水而饮，就有玄酒的祭奠。延续到后世帝王，礼制器物逐渐完备，酿造出美酒，宰杀牺牲，用来致以馨香，用来极尽丰盛洁净，所以有三牲八簋这样的盛大祭品，五齐九献这样的隆重仪式。然而神道极其玄妙，只能存想而不能测度，祭礼极其庄重，可以齐备而不可以废弃，所以毛血、生肉、半熟的肉，玄酒、牺尊象尊，无不都登于明堂的祭献之中。然而祭品贵在新鲜，滋味不崇尚重复，虽然要求齐备各物，仍然存有节制，所以《礼记》说'凡是天所生养、地所滋长的东西，只要可以进献的，无不都在其中'，这是齐备各物的用意。又说'三牲的俎豆，八簋所盛的食物，各种美物都齐备了；昆虫的异味，草木的果实，各种阴阳之物都齐备了'，这是节制的文义。钘、俎、笾、豆，簠、簋、樽、罍所盛的食物，都是周人当时的日常饮食，它们的使用通行于宴饮宾客，而周公制定礼制时，都把它们与毛血、玄酒一起，同时进献给先人。晋朝的中郎卢谌，是近代懂礼的人。他所著的家祭礼，都用晋朝当时的日常食品，不再纯粹沿用旧的礼文。既然如此，当时的饮食，在祭祀中不可缺少是很明白的，这就是变通礼文而通达人情的做法。我朝依据礼制建立法度，随时制定规范，考订前代的图书史籍，参照周汉的旧有礼仪。清庙的

译按时祭享，祭品的陈设完备，采用周朝的制度而古式仍然保存；陵园寝殿的上食，四时的膳食都齐备，遵循汉朝的做法而珍美的食物尽在其中。四方进贡来参与祭祀，是为了献上远方之物；一有新物必定进献，是为了顺应时令。苑囿之内亲自耕种收获的谷物，狩猎之时亲手射中的猎物，无不切割新鲜、择取美味，先进献而后自己享用，用来极尽诚敬。像这样已经很周全了，还能再增添什么呢？只应当申明告诫，祭祀时如同神明在场，不要有丝毫简慢懈怠，增加勉励虔诚之心。至于进献珍美食品，或者时令的新鲜美味，考查各种祭祀典章，如果有所遗漏，都应当详细选定名目，编入法令之中，因时制宜而进献，按类别归属，那么新鲜肥美浓厚的食物就都在其中了，不必在笾豆的数目上增加。至于祭祀所用的器皿，应随所盛之物而定制。所以太羹，是古代的食物，盛在〇器中；〇，是古代的器皿。和羹，是当代的食品，盛在钘中；钘，是当代的器皿。也有古代的食物而盛在当代的器皿中的，所以毛血盛在盘中，玄酒盛在樽中。却没有进献当代食品而追用古代器皿的先例。古代崇尚朴质而当代崇尚文饰，是为了便于行事。即使增加笾豆各十二件，也不足以穷尽天下的美物，而把它们摆设在清庙之中，反而有加倍夸张的名声，近于奢侈了。又根据《汉书·艺文志》，墨家这一流派，出自清庙之守，所以崇尚节俭。由此看来，清庙不崇尚奢侈，由来已久了。太常所请求的，恐怕不可实行。又说'酒爵太小，须要加大'。我私下依据礼文，其中有以小为贵的说法，献酒用爵，正是贵在其小。爵的形制小到不合规制，那是恭敬有余而不合礼制，是有司在传承上出了差错。这本可以随时纠正错误，不必等到议论之后才更改。不知道现在的制度，是依据什么标准，请一并详查法令格式，依据条文来施行。"

皇帝说："祭祀实在应当考虑丰盛洁净，但不合法制的做法，也不可采用。"于是又令太常斟酌增加祭品的种类。韦绦又请求"每室笾豆各增加六件，四时各用不同的品类，把当时新鲜的果品和珍美食品一并进献"。诏令予以准许。又关于酌献所用的酒爵，皇帝下令用龠升一升，既合于古代的礼义，多少也恰到好处。从此便常依此施行。

天宝三载下诏："近来四时在太庙举行祭祀，两京同一天告祭享献。虽然都选定了吉日，都遵照上旬吉日进行，但从祭祀应如神明在场的深意来说，礼制上或许有所欠妥。从今以后，两京应当各自另外选择吉日告祭享献。"

天宝五载下诏："祭祀神明如同神明在场，这是古代训诫所流传下来的，以多为贵，见于礼经。膟膋（血脂膏）的礼仪，大概是古代贤者崇尚朴质的做法；甘美的食品，也是孝子极尽诚心的表现。既然这样切合内心的情感，就应当变通礼制。从今以后，太庙祭享，应当在规定之外，每室加一份平常的食品，用牙盘盛装。仍命有关部门，务必做到丰盛洁净。"

天宝九载七月，下制说："以前凡是宗庙的祭祀，都称为告享。这原是对下告知的措辞，颇有损尊上的礼义。仔细斟酌这个称谓，实在不够妥当。从今以后，凡是亲自告祭献享太清宫、太微宫的，改称朝献，由有司代行的称荐献。亲自告祭享庙的，改称朝享，由有司代行的称荐享。亲自巡拜陵墓的，改称朝拜，由有司代行的称拜陵。凡是因事禀告宗庙的，一律改称奏。至于郊祀天地、后土以及各种祝文中说'敢昭告'的，一律改为'敢昭荐'。"干封元年，下诏说："每每想到宗庙至为庄敬，虔诚地行祼献之礼，而二等祭品共用一份祭奠，总觉得不够妥当。想要革除旧的仪制，用来推崇隆重的配享之礼。从今以后，宗庙荐享时爵与簠、簋、〇、钘，各应分别祭奠。其余的牲牢祭品，都依照原来的常规。"贞元九年十一月九日，谒拜太庙，有敕令："到庙中行礼，不得铺设垫褥。至为庄敬之地，理应踏地而行。南郊祭祀也应照此办理。"

后妃庙（周、魏、东晋、宋、齐、梁、大唐）

周朝祭祀先

译妣的庙，姜嫄踩了巨人的足迹，感应神灵而生下后稷，她是周朝的先母。周朝立庙以后稷为始祖，而姜嫄没有可以配享的地方，所以特地为她立庙祭祀，称为閟宫。閟，是神奇的意思。四时都要进献祭品。禘祭、祫祭与七庙一同祭祀。演奏夷则调的乐曲，唱小吕调的歌，跳大濩之舞。夷则，是阳声中的第五个音阶，小吕与它相配合。

魏国的文昭皇后甄氏，依照周朝姜嫄庙的做法进行禘祫之祭。这是高堂隆的建议。魏文帝的甄皇后被赐死，所以没有列入太庙。魏明帝即位后，有司奏请追谥她为文昭皇后，派司空王朗持符节奉册书到陵墓祭告。当时三公又上奏说："自古以来周人尊奉先祖后稷，又特意立庙祭祀姜嫄。如今文昭皇后对于后嗣，圣德恩泽极其深厚，怎能限量呢！以皇家世代妃嫔的尊贵，神灵去世，却没有寝庙，不能用来彰显显赫的德行，昭示孝敬之心。应当依照周礼，另外建立寝庙。"太和元年二月，在邺城建立寝庙。四月，洛阳开始营建宗庙，挖地时得到一枚玉玺，方一寸九分，上面刻着"天子羡思慈亲"。明帝为此动容，用太牢祭品祭告宗庙。景初元年十二月，有司又奏：文昭皇后在京师建庙，永远传世享祀，乐舞与祖庙相同，废除她在邺城的旧庙。

东晋元帝初年为琅琊王时，王妃虞氏先去世。王导写信给贺循，讨论虞氏庙祭之事——元帝当年是琅琊王，娶虞氏为妃，永嘉年间虞氏去世，后来元帝成为晋王，追谥她为王后。而元帝的儿子明帝自己另有生母，当时因此产生疑问，所以要比照兄弟昭穆的礼义。信中说："大王所尊崇珍惜的是虞氏之体，但还不敢让她进入正位入庙，也不知在应当迁出的数目之内，不知道究竟应当怎么办？"贺循答复说："汉光武帝论血缘属于元帝之后，所以尊元帝为父，因此在昭穆的排序上，就居于成帝的位置，而把成帝的神主迁到长安高庙。如今圣上与惠帝是兄弟关系，也应当居于惠帝的位置，而上继武帝，惠帝也应当另立庙祭，那么虞妃庙位的问题，也应当依此确定。"王导又说："戴若思想要在太庙中为她另立一室。"贺循答复说："我以为大王既然已承继上天的正统，但还没有完全达到帝王居所应有的称号，既然名称还没有达到极致，那么在祭祀上另作安排就更为困难。有人说可以另立别庙，使进退都不违礼。我的意思是按照大王所看重的做法来施行于今日，或许还有可以采行的道理。如果全按尊位来备礼，昭穆已经端正，那么就俯就现有定位，也不必拘泥于小的区别。然而这不是常礼，没有可以取法的先例。从名分上说还不圆满，从礼制上说是变通常规。我私下认为戴若思所斟酌的做法，在人情上还不够安稳。"

宋孝武帝大明二年，有司上奏，皇朝举行殷祭（盛大合祭），没有涉及章太后。博士孙武议论说："《祭统》说：'在太庙举行祭祀时，那么各代昭穆的神主都在场，不失其伦序。'殷祀就是合祭于太祖并排列昭穆。章太后既然屈居于皇帝之上（辈分尊而位不正），不列入正庙。如果迎神主入太庙，既不敢让她配享排入正常的次序，又没听说在昭穆之外另立一个位置的先例。章太后庙，四时的享祭进献，虽然不因为子孙世代久远而停止，但如果太庙禘祫大祭时，单独在别宫祭祀她，与四时常规的祭祀没有区别，那就不合乎禘祭这种大祭的意义，也没有依据祫祭合食的礼文。我认为不应当让她与太庙同享殷祭之礼。"诏令说："章皇太后追尊到极高的尊号，礼制上等同于七庙，怎能容许独独缺少殷祭盛典，把她排除在这样的盛大祭祀之外呢？閟宫远祭姜嫄，周朝已经这样做了；魏晋从祭先后，前代的规范也没有废止。应当依照前代典章附加规定，用来表达情意与敬意。"博士王燮之议论说："按照禘祫祭祀别庙的礼制，礼经上没有正式的文字规定，从情理上推求，还是有可以遵循之处。推求祫祭之名的含义，虽然重在合食，但祭祀典礼的隆重程度，在这上面体现得最为盛大。以孝心奉养亲人，尊崇

译爱敬没有止境，既然在太祖那里举行盛大的殷荐，也应当在别庙致以隆重的祭祀。譬如对尊者有所祭祀，就可以推及到卑者。所以魏国高堂隆所说的，还是因为祫祭的缘故才去祭祀她。因此魏国的文昭皇后，晋朝的宣皇后，虽然没有一并排入太庙的次序，却仍然一同在姜嫄庙禘祭，用意就是这样。又徐邈所引的四种不祫祭的情况，还是要就地祭祀，把它作为另外享祭的先例，这就是证据。我认为章太后庙，也应当举行殷祭。"皇帝依从了这个意见。

大明七年，下诏建立宣贵妃庙。当时有司上奏："已故的宣贵妃既然已经加以特殊礼遇，还不清楚是否应当为她立庙？"虞龢议论说："《昏义》说'王后设立六宫'，王后之下有三妃，就好比天子之下有三公。三公的地位既然尊于列国诸侯，三妃的地位也贵于诸侯国的夫人。据《春秋》记载，仲子得以在别宫接受祭祀。如今宣贵妃按理应当立这座新庙。"诏令予以准许。龢音同"禾"。祭祀之礼，由亲王亲自执爵奠祭。如有变故，则由三卿代行。当时有司又上奏说："新安王为宣贵妃服齐衰周年之丧，十一个月行练祭，十三个月行缟祭，十五个月行禫祭，此后心丧三年。还不清楚宣贵妃祔庙应在何时？入庙那天，应当先行祔祭，还是只是直接进入新庙就完事？如果在大祥之后、禫祭之前入庙，遇上四时之祭能不能行祭？又新安王在心丧期间，能不能亲自奉祭？"左丞徐爰议论认为："礼制有增减损益，古今仪制各有不同。《春秋左传》虽然说卒哭之后行祔祭，祔祭之后制作神主，历代诸侯，都是禫祭结束之后才入庙。况且穿麻衣浅红色衣缘，是元嘉年间才有的服制变革；服苫垫草绳丧服而后依次除去，也是本朝才申明这种情理。何况宣贵妃诞育了圣明的皇储，安葬时加以特殊礼遇，灵堂庐位，都是由圣上主持，别庙的创立祭祀，也不必再问朝廷的意见。我认为应当在禫除之后，由亲王亲自执爵奠祭，若亲王有变故，则由三卿代行。"诏令予以准许。縓，读音是七绢反切。

明帝泰始二年，昭太后去世。有司上奏："太后与皇帝没有血缘关系，皇上特意制定义服（为义母服丧之礼）。祔庙的礼仪，交由礼官详细商议。"于是将新的神主升祔到上位，祭祀由有司代行礼仪。博士王略等上奏："昭皇太后正位居于母仪天下的地位，尊号确实相称，祔庙的礼仪，应当完备典章制度。我认为她的神主应当祔入章太后庙。又应当依照晋元帝对愍帝、晋安帝对永安皇后的做法，祭祀之日，不必亲自执奠爵，由有司代行祭事。"当时太宗的宣皇太后已经祔入章太后庙，虞龢议论认为："《春秋》的礼义，庶母虽然名号同样尊崇，但实际上和正嫡有区别。所以她仍然接受祭祀于别宫，而由公子主持她的祭祀。如今昭皇太后既然不是皇上的生母，就更没有亲自奉祭的道理。《周礼·宗伯》职文说'如果君王不参与祭祀，就由摄者代替其位'，那么就应当由有司代行祭礼。又妇人没有固定的辈次，各自以丈夫的地位来确定，丈夫去世后就以儿子的地位为次序。昭皇太后先前已经正位，宣太后追尊在后，按照先后次序来说，应当将神主升祔于上位。"诏令予以准许。六月，有司上奏："七月举行常规的秋祭，二庙依照旧例由皇帝亲自奉祭。孝武皇帝室，皇上应当亲自进奉觞爵。又昭皇太后室应当行拜礼，祝文应当如何称呼皇帝的名讳？又皇后本月二十五日虔诚参拜祢庙，拜谒孝武皇帝、昭皇太后，都没有明确的规定。"礼官议论说："如今皇上既然继承了文皇帝的大统，对孝武皇帝只需进拜而已。奉献觞爵则由有司代行。昭皇太后的祝文中应当称皇帝的名讳。孝武、昭皇太后二室，废除荐告之礼。"

后废帝元徽二年十月丙寅日，有司上奏：皇上亲自到太庙、文皇帝庙、太后庙祭祀那天，孝武皇帝和昭皇太后，虽然亲缘关系不是正统，但皇上曾经北面称臣侍奉过他们，应当亲自执孝武皇

译帝的觞爵，昭皇太后依旧由三公代行。左丞孙缅议论说："晋朝的祖宗孝宗、显宗、烈宗、肃宗，都是晋帝的伯父，如今朝廷正准以此为准则，但从来没有由有司代行祭事的先例。我认为皇上应当亲自执孝武皇帝的觞爵，才符合情理与敬意。皇太后作为君王生母的尊贵地位，一时受尊崇，与章太后、宣太后二庙一同在閟宫享祭，不但不可以亲自奉祭，而且应当议论她的庙是否应当毁去替换。请暂且依照旧例，由三公代行祭礼。"皇帝依从了这个意见。

齐明帝建武二年，有司上奏将景皇后、懿皇后迁入新庙。乘用的车服仪制，乘坐重翟车，穿袆衣，头饰用覆。侍中、散骑常侍、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各二人，分别跟随在前后仪仗中，如同帝王的仪制。内职则有女尚书、女长御引导。

梁武帝设立小庙，这是太祖、太夫人的庙。因为她不是嫡妻，所以另立庙祭祀。皇帝每次祭祀太庙完毕，就前往小庙，也用一份太牢祭品，如同太庙的礼仪。

大唐建立肃明皇后庙，四时享祭，由有司代行祭事，依照《开元礼》的规定。

皇太子及皇子宗庙（东晋、大唐）

东晋孝武帝太元六年，下诏说："已故的皇长兄，让司马珣之作为他的后嗣，祭礼应当用什么仪制？"博士江熙议论说："《谷梁传》说'公子的地位尊崇程度，比照大夫'，那么王子也是同一个道理。请皇子庙的祭祀，采用大夫之礼，立三庙。"博士沈寂等议论说："按礼制，大夫立三庙，没有贵贱的区别，既然如此，那么上至皇子，下至陪臣，礼制上没有两样。"牲用少牢。若继承的嗣子本身还没有达到大夫的地位，祭祀就用士礼。按会稽王的嗣子，就是简文帝的长子。博士沈寂等议论说："会稽王的嗣子既然因病被废，应当降等按照公子的礼制，那么都应当如同大夫，牲用少牢。"应当暂且设立行庙，先行告祭继嗣之事，然后再迎立继嗣之人。江熙议论说："皇子虽然有庙，但如果没有子嗣就不立庙，所以下诏使他立后嗣，四时祭祀时，称'皇帝有命，命某人继承嗣位'。"博士沈寂议论说："皇子按照如同大夫之礼，应当立后嗣，应当先行告祭，暂且设立行庙。'告'这种礼制，礼经上没有记载。依照先立庙告祭嗣位，然后再迎立继嗣之人的做法。按礼制，国君去世而嗣子出生，太祝穿裨冕之服在殡宫祭告；已经安葬而嗣子出生，祝要在祢庙祭告。可见宗庙，是神灵所居之处，所以无论存亡吉凶都必须先祭告于庙，这是古今不变的制度，三代不易的典章。哪能有兴复灭绝之国、延续断绝之嗣、传承祭祀百代，却怀疑亡者神灵的存在，疑惑告祭生者之事的道理呢？依循人情、依据礼制，我认为应当先祭告神灵，然后再迎立嗣子。"庾蔚之说："嗣子因为没有子嗣才不立庙，如今有了嗣子，就要立庙吗？告祭生者之事的先例，是先前本来已经有庙，不能拿来作为例证。"

大唐开元三年，右拾遗陈贞节认为各位太子庙不应当设置守庙的祭祀供给，上疏说："我看到章怀太子等四座庙，远的是祖辈，近的是同堂兄弟，都不是有功于百姓、建功立业于当代的人，却庙宇相连、祭献相接，行事不效法古制，用来传之永久，我实在感到疑惑。如今章怀太子等竟然按照皇陵庙制，分设官署，在八处修建，四时祭祀，物资须由官府供给，人员必须由公家供养粮食，合乐登歌，都等同于列位皇帝。谨按《周礼》，始祖以下，还称为小庙，不知道这些庙，究竟应当叫什么名目呢？我认为八处官署的属官，应当予以裁省，四时的祭祀，供给应当全部停止。我又听说，磐石维护城池，是分封建国的旧典；别子成为一宗之祖，也没有大宗小宗都一样规格的道理。这四座陵庙等应当祭祀的，都应该由承继的后代子孙，自行操办祭祀之事。推崇正当的典制，希望能符合礼经的规定。"皇帝命有关部门召集礼官及群臣详加议论，然后上奏。

驾部员外郎裴子余议论说

译："谨按前面所说四座庙等，都是前朝皇帝的嫡系后裔，殒身于圣朝盛世，皇上哀痛骨肉之情深厚，赐予四时祭享的礼遇，取法于往昔，垂范于将来。从前姜嫄庙列于周朝，戾太子的园庙居于汉朝，都不在七代之内，都是设立于一时，这都是前代宏大的规制，后代贤者应遵循的典范。又按《春秋》记载，狐突前往下国，遇到太子申生，太子申生让他登车做仆从，说'我将要把晋国送给秦国，秦国将来会祭祀我。'这是太子申生自己说的话，明确说明他没有后嗣。狐突回答说：'神灵不会享用非同族之人的祭品，人不会祭祀非本族之人，君王的祭祀岂不是要断绝了吗！'这就是说晋国有他的祭祀，可见立庙是一定的。又《春秋》定公元年，建立炀宫。经传中再没有别的说法。郑玄注解说：'炀公，是伯禽的儿子，是季氏祷告而为他建立宫庙的。'考究汉朝太子、晋朝嫡子的事例是那样的，说到周朝姜嫄庙、鲁国炀宫的事例又是这样的，怎么能让晋国求助于秦国祭祀，让戾太子的祭祀不合汉代的心意呢？追求委曲附会的人多，符合正理的人少，亵渎神灵、轻慢礼制，道理上一定不是这样的。况且以储君太子的尊贵，地位超绝于诸侯，谥号既然崇高，官吏设置也有定制。去掉羊而只保留朔（指简化礼制），不是情理上所能安心的，因贪利而忘礼，用什么来治理国家呢。"

太常博士段同泰议论说："我认为隐太子等人，都承受了特殊的恩遇，因此才创建了陵寝。一旦要献上苹藻之祭，忽然又要迁移到檀柘之地（指改换祭祀规格），这难道不是睦亲继绝、追悼往者推恩及远的表现吗！况且汉朝设立戾太子的园庙，晋朝沿袭祭祀虞氏，古书上称'咸秩无文'，礼制记载有百神之祭，纷繁茂盛，可以大略说说了。隐太子等人都特地承蒙皇帝诏令，另建祠庙，礼义不同于太庙，恩典出自当时的特殊情况。就好比逝者被赐予苹蘩之祭，也犹如生者被赐予封地之礼，恩宠所及，谁能说不合适呢？况且自古帝王，分封子弟，寄予维护城池的重任，都获得列郡诸侯的荣耀，难道一定要有功于百姓、建功立业于当代吗？活着的人尚且没有异议，去世的人却要在这时奏请停止祭祀，虽然存亡的情形不同，但君臣与骨肉之恩又有什么区别呢！这是轻重失当，情礼不均衡，神道固然难以欺骗，人情又怎能说这样做是可以的。"

开元二十二年七月敕令："追赠太子的，近年来官府为他们建庙，并致以祭享，虽然想要归于优厚，但情理上还不够安心。四时祭祀之时，子孙没能参与，如果专门让官府代为祭祀，这是以疏远之人代替至亲，长此以往成为常规，怎能说是教导孝道呢。凡是被追赠为太子而有后嗣的，只需由官府设立庙宇，各自让子孙自己主持祭祀，其官署及官吏一律停止设置。如果没有后嗣的，仍旧依照原来的做法。"

上元二年二月，礼仪使、太常卿杜鸿渐上奏："让皇帝（追尊的皇帝）的七庙等，请停止四时的祭享。每逢禘祫之月，就举行一次祭祀。乐舞用登歌一部，牲献樽俎的礼制，等同于太庙一室的仪制。"

《通典》礼典

《通典》卷第四十八　礼八　沿革八　吉礼七

诸侯大夫士宗庙（庶人祭寝附）　天子皇后及诸侯神主

卿大夫士神主及题板　诸藏神主及题板（制、追加、易主附）

兄弟相继藏主室　移庙主　师行奉主车　立尸义

诸侯大夫士宗庙（庶人祭寝附）

周　后汉　晋　宋　后魏　东魏　北齐　大唐

周朝的制度，诸侯设五庙，建在宫门中门之外的左边，《考工记》说"左祖右社"。二昭二穆，加上太祖庙共五座。太祖，是最初受封的君主。有考庙（父庙）、王考庙（祖父庙）、皇考庙（曾祖庙），都每月祭祀。显考庙（高祖庙）、祖考庙（始祖以下的远祖庙），只在四时享祭时祭祀。王肃说："诸侯设五庙，比天子少两庙，不每月祭祀。"郑玄说："王、皇，都是君的意思。显，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