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卷第九十三　礼五十三　沿革五十三　凶礼十五

译缞麻、缌麻这样的服制。"

**舅之妻及堂姨舅（大唐）**

大唐开元二十三年，玄宗下制说："朕认为，既然为亲姨、舅服丧已定为小功五个月，那么舅母对舅父有三年的服制，这说明舅母对我情谊深厚，若按服制来衡量情理，那么为舅母服丧就不能完全比舅父降太多，应当服缌麻。堂姨、堂舅，从古至今都没有制定服制，朕考虑要敦厚和睦九族，把他们在情感上拉近亲近，应当服袒免。又，郑玄注《礼记》说'同灶做饭的亲属服缌麻'，如果把堂姨、堂舅比照同灶做饭的亲属，服制就未免过重了。又，《丧服传》说'外亲的服制都是缌麻'，这样看来缌麻之服对堂姨、堂舅来说也并不隔阂。"

侍中裴耀卿、中书令张九龄等人上奏说："臣等谨按《大唐新礼》，为亲舅父的服制已加至小功，与为从母的服制相同。这原本是当时的特别诏命，并非按轻重逐级递增而来，是不想使外亲的服制混同于本宗，是对改易礼制持谨慎态度的缘故。如今圣上制定为亲姨、舅服小功，又制定为舅母服缌麻、为堂姨舅服袒免等服制，取法比照《新礼》，垂示后世，通达人情，由陛下亲自立下准则，众儒生以往的议论，只是徒然拖延而已，臣等都希望依照此制施行。"皇帝下制依从了这个意见。

**两妾相为服（晋）**

晋代秘书监谢靖问："两个妾之间是否互相服丧？"徐邈回答说："礼制中没有两妾相互服丧的条文，但妾有随从正妻而服的制度。士人的妾如果有子女，正妻就要为她服缌麻，这样妾也可以随从而服缌麻。此外，妾与妾之间还有同室相处的恩情，所以也有服缌麻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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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礼典**

**《通典》卷第九十三　礼五十三　沿革五十三　凶礼十五**

（本卷议题）：王侯兄弟继统服议、未逾年大丧不立庙议、未逾年君称议、三公诸侯大夫降服议、诸侯大夫子降服

译议、诸侯夫人及大夫妻降服议、贵不降服议、诸侯为所生母服议、公子为其母服议（附为妻）

**王侯兄弟继统服议（晋　东晋　宋）**

晋武帝咸宁二年，安平穆王去世，没有子嗣，便让他的同母弟司马敦承继献王之后，有司移文太常询问应当服什么丧。博士张靖回答说，应当依照鲁僖公为鲁闵公服三年丧的先例。尚书发文诘问张靖说："穆王并没有以敦为臣，敦也不是继承穆王本人为君，这与闵公、僖公的情况不同。"孙毓、宋昌商议认为，穆王没有前往封国就任，敦也没有在诸侯国中任职，不应服三年之丧。按情理处置，敦应当服他本来应服的服制，满一年而除服，同时主持穆王的丧祭三年期满，然后再以吉礼祭祀献王。孙毓说："礼制规定，国君的子孙之所以要以臣礼对待诸位兄长，是因为国君统治封国的缘故。礼制中又规定为诸侯身份的兄弟服斩衰，是指邻国的臣子对邻国的国君，有如同君臣的道义之故。如今穆王既然没有前往封国，没有以臣礼对待兄弟，敦也没有在诸侯国任职，没有邻国之臣的名分，与闵公、僖公的情况不同，正如诘问文书所说的那样。只是丧事不能没有主持之人，敦既然奉诏承继封国，接受重任主持丧事，掌管祭祀。《礼记》说：'服大功之丧的人主持丧事，若死者家中有当服三年之丧的人，就必须为死者举行两次祭祀。'郑玄注说：'这是指死者的从父兄弟前来主持丧事的情况。所谓有服三年之丧者，是指死者的妻子或年幼的子女。再祭，是指小祥、大祥两次祭祀。'穆王妃及封国的臣子，按礼制都应当服三年之丧，这就是记文所说的有当服三年丧的人在，敦应当为他们主持小祥、大祥两次祭祀。而且哀与乐不能相混杂，吉礼与凶礼不能相干扰，凶服还穿在身上，哭泣之礼还没有结束，敦仓促间主持穆王的丧事，封国的丧制尚未除去，

译那么就不能因为自己本来应服的较轻的亲属服制已经除去，而提前以吉礼祭祀献王。"

咸宁四年，陈留国上奏说，燕公是陈留王的父亲，陈留王出继奉祀明帝，如今燕公对于陈留王来说是从祖父的关系。有司上奏说："应当服齐衰周年，不因亲疏尊卑而降低服制。"诏书说："陈留王奉祀魏朝，所承继的责任重大，不得为其私亲燕公服丧。"

东晋穆帝时，东海国上奏说，哀王去世已超过一年，继位的新王才到，新王不再追服丧礼，群臣已经恢复吉服，国妃也应当同样除服。诏书说："朝廷之所以采用权宜之制，是因为王事夺去了服丧的时间，并不是为了臣子而改变礼制。妇人承担传重的责任，义理重大，如果也采用权宜之制，这个道义又将安放于何处？"于是国妃最终服满了三年之礼。孙盛认为："废弃三年的丧礼，开启苟且浅薄的风气，是很大的过失。如今如果因为男子应当被王事所夺丧期，而妇人可以服满本来的丧服，这就使得吉礼、凶礼的仪节混杂陈列于宫室之中，彩饰与素服的礼制在内外之间互相乖违，这恐怕在情、在礼都有违背，哀与乐都失去了应有的分寸吧！"

宋孝武帝大明二年，有司上奏说："凡是侯、伯、子、男爵位的世子去世，没有子嗣，请求将世子的次子进立为世子，查检并无此先例。"皇帝下令交付礼官商议裁定。博士孙武商议说："查考晋代济北侯荀勖的长子荀运去世，朝廷便任命次子荀辑为世子。这是前代已有的成例，应当作为如今的先例。"博士傅郁商议说："《礼记》中记载微子立其弟衍为后，这是商代礼制得以施行；鲁隐公为公子仲子舍弃嫡孙而立庶子，这是被周代典制所贬斥的。历代都遵循旧礼，没有更改旧制。如今国君还在世而世子去世，世子的嫡嗣尚未出生，这并不属于'舍弃嫡孙'的情况。愚以为，如果次子已有儿子，自然应当以次

译子之子承继为嫡孙；如果还没有，也不容许舍近求远，去搜寻关系疏远的旁支。承继统绪、继承大宗，传承要有正当的依据，父亲在世而立其子为继承人，确实符合情理和典制。"曹郎诸葛雅之商议说："按《春秋传》说：'世子死了，如果有同母弟就立他，没有就立年长的庶子，年龄相同就选贤能的，贤能相当就用占卜决定，这是古代的制度。'如今长子早逝，没有子嗣，进而立次子为世子，这是取法于《左传》，于情理、道义都没有违背。而且孙武所依据的荀勖长子去世、改立次子的事例，也是近代已有的成例。依照条文来类比，我私下认为是妥当的。认为应当准许这样做，并将其定为永久的制度。"参与商议的人都认为妥当。诏书批准。

大明四年，有司上奏说陈留王曹虔嗣去世，由他的弟弟曹虔秀承袭爵位为后嗣，曹虔秀又去世了。如今按照惯例应当任命世子，但不清楚应当立虔秀的长子曹铣为世子呢？还是应当立次子曹锴？太学博士王温之、江长商议，都认为应当以曹铣为正式的继承人。太常丞陆澄商议认为应当立曹锴。右丞徐爰说："礼制规定为大宗立后，是因为大宗的祭祀不可以断绝，诸侯世代相承，这是《春秋》所确立的道义。曹虔嗣承继家业、传袭爵位，本身是国王，虽然去世没有儿子，仍然要列入昭穆的宗庙次序之中。立继承人的那一天，就应当立即承继国家的统绪。当时既然没有虔嗣的继承人，虔秀便依次序承袭继位。虔嗣既然已经列入宗庙享祀，自然会随着世代数目而迁祧，怎么能容许祭祀有所缺失，横生枝节地取他人的儿子作为他的继承人呢？作为虔秀的后嗣，又应当恭敬祭祀自己的先父。按照礼制，公子不能以诸侯身份为祢庙来祭祀。曹虔嗣没有理由要从庙中降下，曹铣也不能援引虔嗣之礼来祭祀先王。依礼制考核此事，曹虔嗣不应当另外为他立后。曹铣

译本来是虔秀的长子，应当仍旧作为虔秀的世子。"诏书依照徐爰的商议执行。

**未逾年大丧不立庙议（后汉）**

后汉许慎《五经异义》说："未满一年就去世的国君，是否应当立庙？《春秋》公羊家说：'国君未满一年去世，如果有子嗣就记载安葬并立庙，没有子嗣就不记载安葬，因为恩义无从记录。'《左氏》说：'臣子侍奉国君，应当竭尽心力、恩义，不能因为国君有子嗣就为他立庙，没有子嗣就废止立庙。'有人议论说，许慎按礼说：'《礼》说「臣子不能把国君当作未成年而死的人对待，儿子不能把父亲当作未成年而死的人对待」。国君没有儿子就不为他立庙，这是违背道义、抛弃礼制，是很大的罪过。'"郑玄反驳说："所谓未满一年去世的国君，鲁国的子般、子恶就是这样的例子。《春秋》记载他们都不称'公'，记载去世也不加谥号，是因为没有正式成为国君。所谓庙，是应当依照昭穆次序安放于宗庙的，既然没有正式成为国君，那还立什么庙呢？凡是没有立庙的，就设坛来祭祀他。近世汉朝各位年幼即位的皇帝，尚且都不在庙中祭祀，而是在陵墓祭祀。许慎说这是重大的罪过，那汉朝的做法为什么不算是罪过呢？未成年而死的人是指十九岁以下，未满一年去世的国君，未必没有加冠成年，援引'殇'的说法想说明什么呢？"蔡邕说："见到孝殇帝、孝冲帝、孝质帝，因为年幼在位不满一年，没有被列入宗庙，由太尉、司徒分别到三座陵墓去祭祀，这些都是符合宗庙典制的。"

译人，只有父母以及作为父亲继承人的兄弟不降低丧服等级。士人的女儿嫁给大夫为妻的，不降低丧服等级的只有高祖、曾祖、祖父母、父母、作为父亲继承人的兄弟以及大宗的宗子而已。

译诸侯为所生母服议　后汉　东晋

后汉许慎《五经异义》说：「诸侯若遇到妾母去世，能否照常出朝参加会盟？《春秋》公羊家的说法是：『妾所生的儿子做了诸侯，不敢因为妾母的丧事，而耽误侍奉天子和大国的事，照常出朝参加会盟，这是合乎礼的。鲁宣公去齐国时，正逢妾母之丧，《春秋》经文却对此表示赞许。』左氏家的说法是：『妾所生的儿子做了国君，理应尊崇他的母亲，服三年之丧却出朝参加会盟，这是不合礼的。所以经文才讥讽鲁宣公。』按照礼制，妾母本无服丧的规定，只有当嫡妻所生的贵妾子不能立为继承人、而由其他妾所生的儿子被立为国君时才有此说。做儿子的不敢因为地位卑微的母亲而耽误侍奉地位尊贵的天子，这才合乎礼。既然妾所生的儿子做了国君，道理应当和左氏家说的一样。」郑玄反驳说：「《丧服》规定服缌麻，是庶子被立为继承人时为其生母所服的丧，从天子到平民，这条规定都是一样的，不能服三年之丧。鲁襄公之所以能够尊崇他的妾母敬嬴为夫人，是因为正妻姜氏被休弃回齐国、不再返回鲁国的缘故。因此就说妾子立为国君后，其母去世能服三年之丧，这在礼制上说得通吗？在服丧期间，出朝参加会盟又没有王命之事，这跟郑伯攻打许国有什么不同！」

《郑志》记载赵商问道：「按许慎《五经异义》反驳认为，妾子为其母服丧，依照《丧服》『庶子被立为继承人，为其母』服缌麻三月的规定。但按《禘祫》注中说，春秋鲁昭公十一年夏，夫人归氏去世。十三年五月举行大祥祭，七月举行禫祭。这说明妾母可以服三年之丧，经文中也没有讥讽的文字，而且正好符合下面禘祫祭祀的年数。如果不是服三年之丧，那禘祫的祭祀次序就会错乱了。」郑玄回答说：「《春秋》经文中所讥讽或赞许的，都是礼制上难以明确判定的事情。如果事情本身已经很明白，那就只应照实记载，然后按照礼制去纠正它。如今如果因为经文没有讥讽就认为是对的，难道经文里还另有赞许的文字吗？」

薛公谋议论说：「按《春秋》，庶子做了国君，那么他的母亲就可以称为夫人。所以昭公的母亲齐归去世时，经文写道『夫人归氏薨』，这是说母亲因儿子尊贵而尊贵。等到国家仍在服丧期间，昭公却不悲戚，叔向说：『鲁国的公室大概要衰落了吧！国君有三年的丧事，却没有一天表现出哀戚之情。』这说明孔子是按照道义来记载的，叔向是依据礼制来讥讽的。」

东晋穆帝永和年间，尚书令顾和上表说：「按江夏公卫崇，本是旁支疏属，继承了开国的宗绪，近来其生母去世，他却又要实行为生母服重丧的礼制，这有违礼制、超越本分，只顾及自己的私情，应当依礼夺去他的服丧资格。」奏议得到批准。

公子为其母服议　为妻附　○周

周朝的制度：练冠、麻绖，麻布深衣，用浅红色镶边，这是公子为其生母所服的丧服。郑玄说：「公子，是国君的庶子。为其母，指的是妾所生的母亲。麻，指缌麻做的绖和带。这里说的麻衣，就像小功布做的深衣一样，是因为不能制作缞裳而作的变通。《诗经》说『麻衣如雪』。縓，是浅红色，染一次颜色叫做縓。练冠加上麻衣浅红色镶边，是三年丧服练祭之后所加的装饰。《檀弓》说『练衣要用黄里、浅红色镶边』。诸侯的儿子因受父亲尊位的压制，不能为母亲伸展全丧之礼，只好权且制定这种丧服，这样既不违礼又不失去恩情。」雷次宗说：「命令不用十一升的布做冠，是担心那样会混入正式的丧服；但可以用练过的布，虽然是较重的丧服，但因为是在正丧之外，已不算是正式的丧服，所以可以穿着，这也叫做『本重』。」为妻服丧也是同样的规定。马融说：「天子诸侯的庶子为其妻服丧，较轻，所以用浅红色的冠、葛制的带。」都是等到安葬之后就除去丧服。马融说：「不说明具体的日月期限，是因为安葬之后就除服，没有固定的日月数目。」郑玄说：「诸侯的妾，地位高的比照卿的规格，地位低的比照大夫的规格，都是三个月后下葬。」为什么不列入五服之中呢？因为国君不为其服丧，儿子也不敢为其服丧。

通典卷第九十四　礼五十四　沿革五十四　凶礼十六

奔丧及除丧而后归制　士为所生母服议两妾子相为附　庶子父在为出嫡母服议　为父后出母更还依己为服议　为人后为出母及出祖母服议　为父后为嫁母及继母嫁服议　为出继母不服议　继母亡前家子取丧柩去服议　出母父遗命令还继母子服议　父卒继母还前亲子家继子为服议　父卒继母还前继子家后继子为服议　大夫士为慈母服议

奔丧及除丧而后归制　周　晋

周朝的制度，奔丧之礼是这样的：刚听到亲人去世的消息，用哭声回应报丧的使者，尽情表达哀痛。询问死者去世的缘由，再哭一次，尽情哀痛。「亲」，指父母。用哭声来回应使者，是因为惊惧悲痛得说不出话来。询问缘由，是询问亲人去世的原因。即使不是父母，听到丧讯而哭，礼节也是这样的。于是就动身赶路，每天走一百里，不在夜里赶路。虽然心中悲痛，仍要避开危险。哭过之后就赶路，是因为不必设灵位哭祭。只有为父母奔丧，才可以在天亮前见星光时出发，在天黑后见星光时才住宿。如果还不能立即动身，就要先穿上丧服

译才出发。这是指因为国君有命令而担负公事的人。先制成丧服，能动身就动身。经过别的国家到达边境时痛哭，尽情哀痛后停止。这是因为触景生情，思念亲人。哭泣要避开集市和朝廷。这是为了不惊扰众人。面向本国境内哭泣。这是指服斩缞的人。从此哭着并且继续赶路。到家后，从门的左边进入，从西边的台阶登堂，坐在灵柩东边面朝西哭，尽情哀痛。散开头发、袒露一臂，散发袒臂，是为了去掉平日的修饰。还没有穿丧服的人，用白色的委貌冠和深衣。已经穿上丧服的人，本来就已经是丧服了。从堂上下来往东走，就位，面朝西哭，行踊礼。已经入殓停灵的，位置在堂下。在门屏东边穿上绖带，系上绞带。回到原位，向宾客行拜礼，行踊礼。「袭」，是穿衣的意思。之所以不在第二天再哭一次才穿绖，是因为发丧已经过了一天，在这时候节制哀情也是可以的。如果在还没有小殓时就赶到，那就和在家中的礼节相同了。不散开腰带，是因为还没有见到灵柩。凡是向宾客行拜礼，都要回到各自的位置，行完拜礼后，回到原位哭泣、行踊礼。送宾客离开，再回到原位。如果有宾客后到，也要向他行拜礼，行踊礼、送宾客都和先前一样。众家的主人和兄弟们都要出门，出门后哭声停止，关上门，司仪告知大家到守丧的草庐中去。「次」，就是倚庐。到第二次哭祭时，也要散发袒臂行踊礼；到第三次哭祭时，仍要散发袒臂行踊礼。三天后正式穿上丧服，拜宾送宾都和先前一样。三天，是指第三次哭祭的第二天。哭祭完毕后，就正式穿上丧服，在门屏东边持杖。

奔丧的人如果不是丧主，那么就由丧主替他向宾客行拜礼、送宾客。奔丧的人，从齐缞以下的丧服等级，从门的左边进入，在庭院中央面朝北哭，尽情哀痛，在门屏东边脱去丧冠、换上麻绖，就位后袒露一臂，和主人一起哭，行踊礼。不登堂哭，是因为不是为父母服丧，要听从丧主的安排。麻也就是绖和带。到第二次、第三次哭祭时，都要脱冠、袒臂。如果有宾客，就由主人来拜宾、送宾。男子和妇人等待奔丧者的礼节，都和早晚哭灵时的位置一样，没有变化。

为母亲奔丧的人，面朝西哭，尽情哀痛，散发袒臂，从堂上下来往东走，就位面朝西哭，行踊礼，在门屏东边穿丧服、脱麻绖，拜宾送宾都和为父亲奔丧的礼节相同。到第二次哭祭时，不散发。为母亲服丧，在第二次哭祭时才脱冠，这是比为父亲服丧轻的缘故。其他方面则相同。

妇人奔丧，从东边的台阶登堂，坐在灵柩东边面朝西哭，尽情哀痛，在东边挽起丧髻，就位，和主人交替行踊礼。「妇人」指姑母、姊妹、女儿。「东阶」，是东面的台阶。妇人进门要从内室的小门进入。「东髽」，是在门屏的东边挽丧髻。不在内室挽髻，是为了和平日在室内梳妆有所区别。去掉发笄、挽成大髻叫做「髽」。「拾」，是交替的意思。丧主和她交替行踊礼，是把她当作宾客对待。

奔丧的人如果赶不上入殓停灵，就先到墓地去，面朝北坐下，痛哭尽哀。丧主等待他的礼节是：在墓地左边就位，妇人则在墓地右边，行踊礼，尽情哀痛。散开头发，往东走到丧主的位置，穿上绖带、系上绞带，哭，行踊礼。向宾客行拜礼，回到原位，行踊礼。司仪宣告丧事已经办完。丧主等待他的礼节，是指留在家中的人。在墓地哭泣，如果是为父母服丧就要袒臂。宣告事情办完，是说从此以后没有别的事了。于是戴上丧冠回家。从门的左边进入，面朝北哭，尽情哀痛，散发袒臂，行踊礼。往东走到自己的位置，向宾客行拜礼，行踊礼。宾客离开，主人拜送。如果有宾客后到，也要向他行拜礼，行踊礼，送宾客也和先前一样。众家主人、兄弟都出门，出门后哭声停止，司仪告知大家到守丧的草庐去。到第二次哭祭时，散发行踊礼；到第三次哭祭时，仍然散发行踊礼。三天后正式穿上丧服。为母亲奔丧和为父亲不同的地方，只有一处散发，其余都是脱冠来结束整个仪式，其他都和为父亲奔丧的礼节相同。「一敛发」是指回家进门哭泣时的那一次。

齐缞以下丧服等级的人如果赶不上入殓停灵，就先到墓地，面朝西哭，尽情哀痛。不面朝北，也是因为要听从丧主的安排。在东边脱冠、换麻绖，就位，和丧主一起哭，行踊礼，然后穿上衣服。如果有宾客，就由主人向宾客行拜礼、送宾客。如果有宾客后到，也照先前的礼节向他行拜礼。司仪宣告事情办完。于是戴上丧冠回家。从门的左边进入，面朝北哭，尽情哀痛，脱冠袒臂，行踊礼。往东走到自己的位置，向

译宾客行拜礼，行踊礼。宾客离开，主人拜送。到第二次哭祭时，脱冠袒臂，行踊礼；到第三次哭祭时，仍然脱冠袒臂行踊礼。三天后正式穿上丧服。到第五次哭祭时，司仪宣告事情办完。

听到丧讯却不能前去奔丧的人，痛哭尽哀。询问缘由，再哭一次，尽情哀痛。于是设立灵位，散发袒臂，行踊礼，然后穿上衣服，穿上绖带、系上绞带，就位。向宾客行拜礼，回到原位，行踊礼。宾客离开，主人在门外拜送，然后回到原位。如果有宾客后到，也向他行拜礼、行踊礼，送宾客也和先前一样。到第二次哭祭时，散发袒臂行踊礼；到第三次哭祭时，仍散发袒臂行踊礼。三天后正式穿上丧服。到第五次哭祭时，拜宾、送宾都和先前一样。

凡是奔丧，服齐缞的人望见家乡就哭，服大功的人望见家门就哭，服小功的人到了家门口才哭，服缌麻的人到了灵位前才哭。这是奔丧时因亲疏远近不同而哭泣时机有差别的规定。

如果丧期已满、除去丧服之后才回来，那就直接到墓地，痛哭、行踊礼。往东走，散发袒臂穿绖，向宾客行拜礼，行踊礼，送宾客，回到原位，再痛哭尽哀，然后除去哀思的礼节。在家中不再哭泣。「东」，是指往东走到丧主的位置，就像赶不上入殓停灵时的做法一样。「遂除」，是指在墓地行除服之礼后就回家。丧主等待他的礼节，是服饰不作变化，和他一起哭，但不行踊礼。「无变于服」，是指还像平时一样穿着日常的衣服。丧主也是在墓地左边就位，妇人在墓地右边。从齐缞以下丧服等级的人和这不同的地方，是要脱去丧冠、换上麻绖。

晋朝董勋回答问题：「有人问道：『自己在远方听到丧讯，等到除服后才回家，到家后应遵守什么礼节？』董勋按《奔丧礼》回答：如果除服之后才回家，就先到墓地去，散发袒臂穿绖，不必再制作粗麻丧服和丧杖了。痛哭尽哀，就在墓地行除服之礼，回家后不再哭。家人等待他的礼节也照平常一样，不改变服饰。从齐缞以下丧服等级的，到墓地哭，尽哀而后回家。如果丧服尚未除去就回家，又赶不上入殓停灵，就先到墓地。等到回家后，散开头发，像现在人梳的椎髻，用麻做成幓头，用布做免，宽一寸。」又有人问：「自己在远方，起初根本没有听到丧讯，或者过了些日月才听到，或者到了家才听说，这种情况下的礼节应该如何？」董勋按《奔丧礼》回答：赶不上入殓停灵，先到墓地，才正式穿上丧服。《檀弓》说：『小功不税。』所谓「税」，是指丧期已过、才补服丧服的说法。小功、缌麻这样较轻的丧服，如果在远方听到丧讯，服丧期限已经过了，那就只是表示哀悼罢了，不必再追补丧服。大功以上的丧服，以听到丧讯的那天为服丧起始的日子，不计算死者最初去世的日数。如果是兄弟或堂兄弟中原本应服大功以上、降为缌麻小功的，即使日月已经过去，也要以听到丧讯的那天来计算服丧期限，也不计初死的日数，是因为本来的亲缘关系较重的缘故。」

范坚回答问题说：「服大功一年的丧期已满，这时才赶去奔丧应该怎么办？范坚说：还没安葬的，就换回丧服去哭丧；已经安葬的，就穿素服去墓地哭祭。」

士为所生母服议　两妾子相为附　○周　晋

周朝的制度，庶子如果还住在父亲家中，那么为生母服丧就不必举行禫祭。郑玄说：「因为妾所生的儿子受父亲尊位的压制。」王肃说：「这是指士这一等级的庶子。」

晋朝解遂问司徒蔡谟说：「庶子为生母服丧，如果嫡母还健在，不知道丧服的轻重该如何裁定？」蔡谟回答说：「士这一等级的妾生之子为其生母服丧，和普通人为母亲服丧一样。」

锺陵人胡澹遭遇生母丧事，由嫡兄承袭宗统而嫡母还健在，胡澹怀疑自己不能服三年之丧，于是询问范宣。范宣回答说：「按照礼制，从命士以上的等级，父子分住不同的宫室，《春秋传》说『大夫有侧室，士有二宗』，说的都是这种情况。因此庶子如果遭遇生母丧事，本来就自己住在一个宫室、可以尽情表达哀情。经文中记载即使是被立为慈母的，尚且要服三年之丧，何况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呢！嫡母虽然地位尊贵，但父在压制降服的制度，只施加于父亲，妇人没有独自制定礼制的权力，怎么能引用为父亲服丧的规定来类比、并因此让支子降低为生母服丧的等级呢？」

谢奉问范汪说：「我的儿子为生母服丧，到现在已经四个月，应当举行大祥祭。礼制说『庶子为生母服丧不举行禫祭』，如果是这样，那应当在四个月下旬举行大祥祭，过一个月就除服，然后以心丧的方式居丧吗

译？」范汪回答：「这条礼制从天子到平民都是一样通行的。」

虞君宾说：「我的堂兄虞益子，从前遭遇生母丧事，用帷帐搭建守丧的处所，弟弟们则住在草庐里，不知道这是依据什么礼制？现在他哥哥的儿子先前有服齐衰周年的丧事，如今又遇到这件事应当服缌麻。如果先前的丧服还未除去，那么情感虽重却没有变化；如果脱去齐缞改穿缌麻，那又是以轻服代替重服。另外，这种情况下能不能称『哀子』呢？」贺隰回答说：「现在人们所遵行的，都是士这一等级的礼制。大夫的庶子，因父亲在世、受尊位压制而降低为生母服丧的等级。士的地位较低，士的庶子为生母服丧就不必降等。如果士的庶子本身，家中还有父亲健在，就只能持丧杖，不能住在草庐、不能自称『哀子』。」不脱去齐缞、改穿缌麻，是同时兼顾两种丧事的道理。

徐邈回答谢静说：「从汉魏以来，通行的都是士这一等级的礼制。庶子如果父亲还健在，为生母服丧一年，然后以心丧的方式再守三年。至于诸侯大夫的儿子那样受尊位压制而降服，是近代已经不再施行的做法。为有儿子的妾服缌麻，而妾本身又要遵从丈夫的礼制而定。另外，如果一个人有两位庶母，依照礼制，应当互相为对方服庶母缌麻之服。」

庶子父在为出嫡母服议　晋

晋朝徐邈回答刘闰之关于庶子为被休弃的嫡母服丧的问题，徐邈认为经文中说「被休弃之妻的儿子为母亲服丧」，明确说明如果不是亲生母亲，就没有服丧的义务。徐邈又回答范宁的问题说：「如果经文只说『出母』，恐怕会让人误以为妾所生的儿子也要服丧，所以说『出妻之子』，就表明这是指非亲生母亲的情况。」

殷仲堪回答宗氏关于庶子为出母服丧的问题：「按照王贺的说法，父亲在世时服齐缞一年，父亲去世后就不再服丧。所以这应当算作是为父丧而服的丧服。父亲在世时服齐缞一年，本来就属于心丧，前后共二十五个月。如今即使不必服丧，也不应当因此减少三年心丧的期限。」

为父后出母更还依己为服议　魏　宋

魏朝嘉平元年，魏郡太守锺毓作为父亲的继承人，因为被休弃的母亲没有别的继承人赡养，便将她迎接回来并擅自为她制丧服。郡丞武申上奏说：「按照礼制，被休弃的母亲，如果父母都健在，儿子要为她服齐缞一年。《记》上说：『作为父亲继承人的，不为出母服丧。』按照《记》上的说法，大概是指宗族分立、家门各异，自己另有继承人赡养的情况才不必服丧，并不是说锺毓的出母没有别的近亲、又回到锺毓家中，也不为她服丧。按照礼制，姑母、姊妹、女儿如果没有其他人赡养，也不因此而降低服丧等级，是同情她们没有依靠的缘故。」

成洽反驳说：「《丧服传》说：『被休弃之妻的儿子如果是父亲的继承人，为出母不服丧，是因为要与尊者一体，不敢为自己的私亲服丧。』经文中为继父服丧的规定，也是针对作为父亲继承人的情况而言。既然为父亲继承人还要为继父服丧，那么也可以推知应当为自己的母亲服丧。出母和嫁母都同样与本族断绝了关系，如今却为嫁母服丧、不为出母服丧，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这样看来，经文的印证正是这个道理的谬误啊。」

吴商回答说：「不为出母服丧，这是尊重父亲命令的缘故。嫁母的情况是父亲没有下令休弃，怎么能等同于出母呢？为继父服丧的原因，是因为其父亲去世时自己年幼，跟随母亲改嫁，自己又没有大功以内的亲属，与继父同财共居，为继父修建宗庙，四时祭祀继父的祖先，这份恩情来自继父，所以才为他服丧。况且妾如果没有儿子，妾所生的儿子如果没有母亲，父亲命令让他们结为母子，那么活着的时候就要像对待母亲一样侍奉，去世后就要服三年之丧，这是尊重父亲命令的缘故。而如今想把出母等同于嫁母，这是违背父亲的命令，这难道是做儿子的人应当做的吗？又引用为继父服丧的例子来说经文有误，这难道对吗？再说出母的族人不必为其服丧，而嫁母的族人理应为其服丧，这两者难道可以混为一谈吗？」

宋朝庾蔚之认为：「作为父亲继承人不为出母服丧，是为了不废弃祭祀。母亲改嫁后又被接回来，这是儿子的私情。至于嫡长子，是不可以废弃祭祀的。锺毓凭一己私情而制定丧服，不符合礼的本意。礼制中说『继母跟人改嫁后，儿子仍为她服丧』的规定，是针对不是父亲继承人的情况而言的。」

为人后为出母及出祖母服议　晋

晋朝步熊问道：「自己被过继给别人做后嗣，而生

译母还健在，后来生母被休弃了，应不应该服丧？自己被过继给别人做后嗣，所过继家庭中的母亲被休弃，是应当和继母被休弃相同呢，还是应当和亲生母亲被休弃相同呢？父亲去世后，自己作为祖父的继承人，祖母被休弃了，应当怎样为她服丧？祖父健在和去世，服丧礼节是否有区别？」许猛回答说：「按照礼制，被过继给别人做后嗣的人，要把所过继家的父母当作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对待，那么就不应当再为亲生母亲被休弃而服丧，这样才不会废弃所过继家庭的祭祀。被过继人对待所过继家庭父母『若子』，继母也说『如母』，说『若』说『如』的意思，是表明礼制上要和亲生父母一样，但情感上实际是有区别的。继母如同母亲，那也不同于亲生母亲。被过继的人对待所过继的父母如同亲子，那么所过继家的母亲被休弃时，也应当和对待亲生母亲不同了。作为父亲继承人的不能为出母服丧，那也就足以说明祖父继承人的情况了。母子之间是至亲，没有断绝的道理，但如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母子关系，一旦被休弃就断绝了。所以经文中没有出现为出祖母服丧的记载。如果确实不需要服丧，那么这与继祖母是否健在也没有关系。」又问：「被过继人为过继家的母亲服丧，和被休弃之妻的亲生儿子为母亲服丧，都是至亲的关系，为什么会有不持丧杖的情况呢？」许猛说：「被过继人为过继的父亲服丧尚且不持丧杖，何况是为母亲呢！所奉养的对象虽然同样都是至亲，但自己的亲生母亲被休弃，和过继家的母亲被休弃，道理上是不同的。」

为父后为嫁母及继母嫁服议　晋　宋

晋朝袁准说：「作为父亲的继承人仍然要为改嫁的生母服丧，这是根据外祖父家已是异姓宗族的例子（尚且要为其服丧）类推，尚且要废弃祭祀而行服丧之礼，由此可知作为父亲继承人的应当为改嫁的生母服丧。」根据刘智的说法：「即使是父亲的继承人，也要为改嫁的生母服齐缞，到安葬完毕、举行卒哭祭时才除服，过一个月后才可以举行祭祀。」按照谯周的说法：「父亲去世后母亲改嫁，如果不是被父亲主动休弃的，儿子可以为她服齐缞一年。」

又有石苞问淳于睿说：「听说改嫁的继母去世，儿子马上就制定丧服守孝忌讳，议论的人对此感到为难。他们认为作为父亲继承人的不为出母服丧，改嫁的母亲和出母是一样的。但也有人认为改嫁和被休弃不同，这样的人不明白礼的本意，虽然坚持从重服丧的道理，但却因废弃祭祀而受到讥讽，请您详细订正一下。」淳于睿回答说：「按照礼制，《檀弓》中记载：子思的母亲在卫国去世。柳若对子思说：『您是圣人的后代，四方的人都要向您看礼制该怎么做，您怎能不慎重对待呢？』子思说：『我有什么可谨慎的呢！服丧的礼节就照对待母亲的一样做。』说『圣人的后代』，就是指作为父亲继承人的情况，像这样，经文所说的是父亲去世后为改嫁的继母服丧的情况。作为圣人后代、又是父亲继承人的，尚且要为改嫁的继母服丧。这两种情况区分得很清楚，没有什么可疑惑的。」

宋朝崔凯说：「父亲去世后，继母改嫁，儿子仍应为她服丧，继母也应回报以相应的服丧之礼。郑玄说：『因为曾经是母子关系，所以要贵重地保全这份恩情始终不变。』按王肃的说法：『如果儿子不跟随继母改嫁，就不必为她服丧。』我认为『被休弃之妻的儿子为母亲服丧』以及『父亲去世后，继母改嫁，儿子仍为她服丧，继母也回报以相应的服丧之礼』，这些规定都是针对庶子而言的，作为父亲继承人的都不必服丧。《传》说『与尊者一体，不敢为自己的私亲服丧』，这不仅是针对出母而说的，也是针对继母而发的。如果继母改嫁、自己又跟随她，那就要为她服丧，这就成了私情。作为父亲继承人的，也不敢为她服丧。郑玄说『曾经是母子关系，要贵重地保全这份恩情始终不变』，这没有区分嫡子和庶子。王肃说『跟随继母改嫁才为她服丧』。这两种说法，当时的人们都感到困惑。我认为齐缞三年那一章中说『继母如母』，那就应当自始至终都和对待生母一样，不应该跟随就服丧、不跟随就不服丧，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称为『如母』了。作为父亲继承人的不为她服丧，庶子则都要为她服丧。」

庾蔚之认为：「王肃的说法顺应经文，郑玄的说法附会了《传》的说法。王肃的说法情理上更容易讲得通，在《传》文上也没有妨碍。继母改嫁后就与宗庙断绝了关系，作为父亲继承人的，怎么可以

译废弃祖先的祭祀而为她服丧呢！」

为出继母不服议　后汉　魏　晋

后汉郑玄回答赵商的问题说：「继母如果被父亲休弃，就不必为她服丧。」

魏朝王肃说「不必服丧」。季祖锺说：「继母健在时，要像对待母亲一样对待她；如果被父亲休弃，就不必为她服丧。」

晋朝范宣说：「继母之所以被休弃，如果不是自身有什么污秽罪过，那就必定是冒犯违逆了父亲，所以才招致这样的斥退贬黜。这份恩情不是从自己身上产生的，道义上又与父亲相违背，既不算恩情又不算道义，凭什么要为她服丧呢。」

河内从事史糜遗议论说：「礼制是依据人情而制定的，虽然是以道义来督促亲情，但实际上是以恩情来决断的。按照『继母如母』的说法，是指继母还在父亲的家中时，要像对待母亲一样侍奉她，被她抚养如同亲子一样，所以要把她等同于亲生母亲。继母本是从其他家族嫁来的，与自己本无名分关系，只是因为嫁给父亲，才有了母亲的尊位，又亲自抚养自己，所以也要像对待母亲一样为她服丧。等到她被休弃时，既不能终养抚育的恩情，又失去了母亲的名分，如果不是当初跟随她受她抚养，那么不为她服丧也是应当的。」

继母亡前家子取丧柩去服议　晋　宋

晋朝束皙问道：「有个妇人再嫁给别人做继母后去世了，前夫家的儿子来把她的灵柩取走，父亲也答应让他带走，继子应当如何为她服丧？」步熊说：「应当为她服齐缞一年，即使灵柩被取走了，也仍然服齐缞一年。」

宋朝庾蔚之认为：「儿子应当以父亲的服丧态度为准。如果父亲愿意像对待妻子一样为她服丧，那么儿子也应当像对待母亲一样为她服丧。如果父亲同意让她的灵柩被带走、自己却不为她服丧，那么儿子也应当依照『继母改嫁后不服丧』的规定来处理。」

出母父遗命令还继母子服议　晋　宋

晋朝傅玄说：「征南军师北海人矫公智的父亲，先前娶了夹氏女子，生下公智后来又将她休弃。没过多久，又娶了王氏女子，生下公曜。父亲临终时，对公智说：『公曜的母亲年纪还轻，将来必定会改嫁，你可以把你的母亲接回来。』等到父亲去世后，公智把父亲的遗言告诉了母亲。母亲说：『我是夹氏的女儿，不再是矫家的妇人了。现在我可以依靠你居住，但不参与矫家的家事。』夹氏来了以后，王氏心中不悦，脱下丧服要求离开。夹氏见她这样，便自己回到夹家去了。三年丧期满后，王氏果然改嫁了。夹氏这才又回来。每逢祭祀之事，夹氏都不参与。等到公智的祖母和姑母去世时，夹氏都没有为她们服丧。后来夹氏病重，对公智说：『我不是矫家的媳妇，只是你的母亲罢了，不要把我葬在矫家的坟墓里。』公智听从母亲的遗命，把她另外安葬了。公智因为父亲当初有过遗命，母亲又回来居住过，于是为她服了三年之丧。公曜则因为夹氏自始至终没有顺从父亲的遗命，最终没有为她服丧。

博士刘喜说：「公智的父亲，休弃了夹氏、娶了王氏，在他们还是夫妻关系的时候，夹氏尚且算是他的配偶，如果他后悔改变主意，自然也是可以的。但夹氏回到自己家中后，就已经是外人了，去留出处，各自依照自己的选择，怎么还能由矫公智的父亲来决定呢？所以按照休妻的礼节，丈夫要派人传话说：『某某不才，不能陪你共同承担宗庙祭祀之事，特派某某来告知。』女方主人回答说：『某某的女儿不贤惠，不敢逃避您的责备。』又说『妻子如果在服丧期间被休弃，就要免去她的丧服』。既然如此，那么彼此之间的礼法关系，就已经断绝了。」

少府刘克义认为：「父亲，是儿子的天，违背父亲和违背天是一样的。公曜的父亲临终时，知道公曜的母亲没有守节的心志，所以嘱咐公智把她接回来，这是他临终时思虑周全、情理正当的表现。公曜从小在这位母亲的怀抱中长大，受到她的慈爱抚育直到成人，这份情谊超过了自己的亲生母亲。可是这位母亲去世时，公曜的哀痛还不到片刻，衣服不脱去彩色，饮食不减损滋味，日常生活起居和平常一样，这种情况从古到今都是没有的。做儿子的侍奉父母，应当侍奉去世的父母就像侍奉在世的父母一样。女子出嫁到别人家，被休弃就要归回，被召唤就要返回，对上要侍奉丈夫的母亲当作自己的婆婆，对下要抚育丈夫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儿子，掌管矫家的家政，履行母亲教育子女的职责，却怡然自得没有丝毫悲戚，难道能说她不是我的母亲吗？」

宋朝庾蔚之认为：「父亲临终时让儿子去接回母亲，这本来就是儿子表达私情的一种做法。这位母

译亲自己的行为并没有失礼，但公曜不为她服出母之丧，这是不对的。公曜不服丧，是恰当的。」

父卒继母还前亲子家继子为服议　晋　宋

晋朝挚虞《决疑》说：「父亲去世，丧服期满后，继母回到前夫亲生儿子家中，应当为她服什么丧？这里有个问题：『有一对夫妇生了三个男女，因为战乱离散，不知道生死存亡。母亲后来改嫁，有了继子。后来的丈夫还没去世时，得到了亲生儿子的消息，母亲请求到亲生儿子家去，后来的丈夫说可以。过了几年，丈夫去世了，母亲按照礼制为他服丧，丧期满后，跟随亲生儿子离去，并对继子说：「我和你们家断绝关系了，我死后也不会葬到你们家。」但是户籍上的名字仍旧照旧登记着。如今这位母亲去世了，继子应当为她服什么丧？如果服三年之丧，那她生前就说过不会来安葬；如果服一年的丧，又没有正式的改嫁记录。』博士淳于睿等人认为，应当依照『继母改嫁』的规定，为她服一年的丧。博士孙绰议论说：『父亲虽然说过「可以」这样的话，但这不过是夫妻枕席之间顺应对方心意的话罢了，本来就不是决绝断然的表态。继母为父亲按照礼制服丧完毕后，却没有回到夫家，过了一年又一年，抚养子女如一，母亲的恩情从未减少。刚一见到亲生儿子，就自作主张，不向别人商量报告，就顺从自己的心意，抛弃已经去世的丈夫，背弃继子，这已经严重违背了「三从」的正当道理了。如今这位母亲虽然不称职，但做儿子的怎么能因为她的去留而随意衡量轻重来降低丧服的等级呢！五服的名分有其固定的标准，不能随意混淆施用。如果把这种情况归为「出」，那么「出」的意义就不完整；如果把它归为「嫁」，那么「嫁」的意义也不成立。想要把丧服降为一年，从礼制上看依据在哪里呢？她的名字还登记在丈夫的户籍上，私自回到亲生儿子那里，灵柩南北分离，从礼制和法律的角度私下判断，其中的道理是可以弄清楚的，那就应当直接降低丧服等级。允许她服一年的丧，这实在令人感到奇怪。』博士弟子北海人徐叔中反驳孙绰说：『之前提出的问题没有设立甲乙的称谓，讨论起来不方便。现在把母亲称为甲，先夫称为乙，后夫称为丙，先夫之子称为丁，继子称为戊。丙说「可以」，必定是考虑到事情的适宜性，顺应了甲当时最真切的心情，并非虚假欺骗。临终时不下遗命，是因为知道自己死后，事情已不由自己决定了。甲没有再三请求，是因为相信丙先前所说的话。她本来就有请求回去的打算，去的时候也没有说过不回来安葬的誓言。活着的时候自己不能奉养她，死后又不能与父亲合葬，这样的情况不能算成「嫁」，只能算作「出」母，那把她归为「出」类，不也是合适的吗？』」

宋朝庾蔚之认为：「继母是服丧完毕之后才离去的，不能说这是被『休弃』；这种情况比之于『继母改嫁』，在情理上更为妥当。」

父卒继母还前继子家后继子为服议　东晋　宋

东晋元帝大兴三年，淮南小中正王式的继母先前出嫁时带有前夫的继子，后来又改嫁给王式的父亲。王式的父亲临终时，继母请求离去，王式的父亲同意了，并留有遗命。等到王式的父亲去世后，继母为他服丧多年，后来才回到前夫的继子家中。等她去世后，和前夫合葬在一起，王式追加为她服了一年的丧。

国子祭酒杜夷议论认为：「宰我想要减少三年的丧期，孔子认为他不仁。如今王式不忍心悲哀感伤之情，率性行事而违背礼制，为已经断绝关系的人服丧，这可以说是从他的过错中看出他的仁心。伯鱼、子路都是亲身受教于孔子门下的人，子路有丧期该除而不除的过失，伯鱼也有丧服已除却仍在哭泣的失误。拿王式和他们相比，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这种矫正浇薄风气的做法，虽然矫枉过正，但如果是出于厚道，是可以宽恕的。」

博士江泉议论说：「继父曾经和继子同居后来又分开的，继子仍然要为继父服齐缞三个月的丧。按王式的母亲侍奉王式父亲的情形来看，她活着的时候尊敬崇奉，做妻子的道义没有过失；死后为她服丧，直到安葬完毕才回去。夫妻的情义，大体上已经尽到了，只是没能在草庐中坚持完成整个居丧过程，这是她的不足之处。把她比之于继父，恩义还要更为深厚。王式作为儿子，慎终追远的心志十分笃厚，怎么能忍心因为母亲有小的缺失就不为她服丧呢！所以再三斟酌，宁可从重服丧，如今按一年的丧服来回报她，这样推己及人才觉得心安。从过错中看出仁心，王式这件事就近似这种情况。从前季路为姐姐服丧一年，

译丧期满了也不肯除服，孔子只是抑制而没有贬斥他，君子应当以人情来体谅他人，我认为王式的做法，也可以免于过错了。」

太常曲陵公荀崧，丞、骑都尉萧轮议论说：「按照礼制，继母改嫁，儿子仍应为她服丧，继母也应回报以相应的丧服；但如果继母是因为犯了『七出』之过被休弃的，则不必为她服丧。按王式母亲请求离去的情况，以及王式父亲同意她离去的情况，都没有相应的礼法条例可以援引。如果说是因为父母的过错，这不是王式所能评论的，而且王式侍奉母亲极尽礼数，是母亲自己要求离去的，那过错就在于母亲了。王式追加为她服丧，可以说是过于厚重了。至于亲属之间如果有违和之处，去留是否合乎礼制，应当咨询中正官、族中长老，这不是掌管礼制的官员所能擅自裁定的。」

御史中丞卞壸议论道：「王式的继母先前出嫁的丈夫去世后，又改嫁给王式的父亲，王式的父亲去世后，她为他服丧、直到安葬完毕，然后又回到前夫家中。前夫家中也有继子，她抚养到底，最终和前夫合葬。王式为她服了出母一年的丧。王式的理由是说，父亲临终时，母亲请求离去，父亲同意了。就按他所说的来看，如果一定要正名分，依照礼制是找不到依据的。如果不论父亲在世还是去世，妻子的去留都由丈夫决定，那么明确『七出』的责罚，应当是在丈夫在世时被休弃、告知宗庙而遣走她，没有理由说一个已经断绝关系的妻子，还能留在家中为丈夫服丧。如果王式的父亲不合乎礼义，或者是因为一时的情面而应许，或者因为病重神志昏乱，就放任她去留自由，那这是双方私相约定、不合乎礼制的做法。既然是私相约定、不合礼制，那么无论丈夫在世还是去世，妻子的去留都不能依据它来定，王式应当依照礼制来纠正这件事。魏颗听从了父亲清醒时的正式遗命，陈干昔曾嘱咐儿子让尊己殉葬两个婢女，尊己认为不合礼制而没有听从，《春秋》对此表示赞许。何况是对待母亲呢！按照礼制，妇人有『三从』的规定。王式的母亲对于丈夫，生前侍奉、死后送终，居丧合乎礼制，不能算是已经断绝关系的妻子；等到她去世后又为她服丧，也不能算是不合道义的妇人。她没有断绝关系的证明，就体现在她为丈夫服丧这件事上；她自己请求离去、坚守节操，也不是因为改嫁。考察她对丈夫始终没有断绝关系的行迹，她离去、断绝关系的事，是发生在丈夫去世之后。丈夫既然已经去世，那正是她可以跟随儿子的日子，可是王式却把她当作出母，这和儿子把母亲赶走有什么不同呢！这样一来，就使她活着的时候无从依靠而居住，死后又无处可归而托身，只能寄命于别人家中，埋葬在无名的坟墓里。如果王式父亲去世之后，母亲不久也在王式家中去世，那就明显不能算作『出』母了。父亲同意她离去的话只说过一次，是把她当作还在同居期间的妻子来看待的，直到她死在前夫的儿子家中，两种情况所处的境地并不相同，却把她当作出母，母亲依附前夫的儿子，并不是改嫁，无论时间远近，道理上不应该有什么不同。按照礼制，长子不必为出母服丧，为出继母服丧也不应当服丧。王式正是长子。而且这位继母又不是他的生母，本不应当服丧才对，可是王式却为她制定丧服，这明显说明先前所谓『断绝关系』一说是没有根据的，违背礼制、没有依据，内心有愧，所以想用欺骗的手段来蒙蔽众人的视听，假托厚道之名来掩饰自己的错误。」

译追究这件事情，用礼法来考正它，从道理上讲不能宽恕。刘式的母亲两次改嫁，前后都是继母，(继母)对前一个能慈爱，为何对后一个就不慈爱了？接受这种做法的人应当受到过分违礼的贬斥,做出这种事的人应当受到最大的责罚。刘式在礼义上的缺失,发生在侍奉母亲这件事上,损害了孝敬的准则,亏损了当世的教化,不可以担任评定人伦品第的职责。刘式应当交付评议,立即予以罢黜禁止。"司徒扬州大中正陆晔、淮南大中正胡弘等人都被贬爵免官。

译宋庾蔚之说："庾式答应了后妻的请求，这说明他没有互相责怪的意思，不能说这是休妻。他按礼制服丧，安葬完毕才回家，过了几年才回到前妻所生子女那里，这与改嫁相比，不也是可以的吗！然而庾式是嫡长子，就不能因服继母丧而废弃祭祀。"

　　大夫士为慈母服议　后汉　晋

后汉《郑志》记载："赵商问郑玄说：『慈母改嫁了，是否也应当像为继母服丧那样为她服丧呢？』郑玄回答说：『慈母地位卑贱，怎能与继母相同呢！』"蜀地谯周说："妾不能拥有继母的名分。所谓慈母，只是慈爱抚养自己而没有得到父亲之命认可的，服丧不过是小功而已。"

晋代崔谅的父亲命妾祝氏抚养崔谅为子，祝氏死后，巨鹿公裴頠议定，依照礼制像为母亲一样为慈母服丧。

刘智《释疑》说："有人问道：『《丧服传》说「妾没有儿子，妾的儿子没有母亲，父亲命令二人结为母子，这就叫做慈母」。现在有一妾本来有自己的儿子，另一妾之子没有母亲，父亲命令二人结为母子，是否应当像慈母那样服齐衰三年呢？』回答说：『父亲有两个妾，一妾没有儿子，一妾有两个儿子，分出其中一子让他做无子之妾的儿子，这个儿子不敢违背父命，但却不能完全尽到做儿子的礼数。』"

按谯周《集图》说："《丧服》齐衰三年条说：『慈母如同母亲』，父亲在世时为慈母服丧，这一条却看不到。现今的说法是，若慈爱抚养自己的是尊贵的妾，父亲在世时服齐衰一年；若是卑贱的妾，父亲在世时服大功九月。古文郑玄的说法，这主要是针对大夫士的妾之子，由父命结为母子的情况。大夫的妾之子，父亲在世时为母服大功，士的妾之子为母服一年。这是大夫按爵位降一等，士没有爵位可降的先例，父亲去世后都可伸展服制。按经文『大夫的妾之子，父亲在世时为其母服大功』，并不区分尊贵卑贱。若不是祖嫡，大夫因爵位而降一等，所以妾之子随父亲的先例，为母降一等。作为大夫的妾即使有尊贵的，也不能与嫡妻同体，怎能不因爵位而降等呢。凡是这一类的情况，今文的说法不如古文准确。"

《通典》卷第九十五　礼五十五　沿革五十五　凶礼十七

前母党为亲及服议　亲母无党服继母党议　母出有继母非一当服次其母者议　从母被出为从母兄弟服议　继君母党服议　娶同堂姊之女为妻姊亡服议　妻已亡为妻父母服议　从母适族父服议　为内外妹为兄弟妻服议　族父是姨弟为服议　妾为先女君党服议　庶子为人后其妻为本舅姑服议

　　前母党为亲及服议　晋

晋代蔡谟回答王蒙的问题说："前母的娘家人应当算作亲属，为其服丧没有疑问，只是要问尊卑长幼行礼的规矩罢了。历代常有这类事情，但说法不一。惠帝时，尚书令满武秋是曹彦真前母的兄长，却不被当作有内外亲属关系的人，相见如同陌生人。我以前曾就此问过江思悛，他认为：『人们不怀疑继母的娘家人，却怀疑前母的娘家人，是因为觉得彼此没有交往。继祖母也有从未交往过的，但都与其娘家人认作亲属，为何唯独对前母如此怀疑呢。』我认为这话是对的。魏时长沙人王毖本人身在中原，遇上吴魏隔绝，便又娶妻生了王昌。王昌的父母去世后，吴国平定，才听说王毖的前妻早已去世，王昌便为前母追加服丧。当时人们对此有疑问，武皇帝下诏让朝臣共同商议。安平献王司马孚认为『按礼，与祖父母隔绝从未见过面的，不必追服』。按献王这个议论，那么前母的娘家人就不应当算作亲属了。献王所依据的是郑玄的说法，我认为郑玄的意见是错的。当时卞仁、刘叔龙议论认为王昌应当服丧三年，我认为卞、刘的议论是恰当的。"

何琦《前母党议》说："孔子说：『一定要正名分啊！』正名分，是治理事理的根本，是礼的重大原则。礼文条目有的地方有缺漏，但可以依附类推的事例来阐明。礼说：『生下来时还没赶上祖父母兄弟在世，而父亲后来才为他们补服丧的，自己就不必再补服。』如果与祖父母是因隔绝而未见面，父亲去世后才听闻丧事，难道可以拘泥于本来的规定不补服而废除其正当的服制吗？如果一个人还没出生伯叔母就已去世，如今他被过继给伯叔父为后嗣，虽然继嗣的道理相同，但推究实

译情却不一样，难道现在一定要遵从被过继对象的情况，反而对本生父母产生疑虑吗？诸侯国的百姓，出生时没赶上先代的君主，对于先君的陵墓宗庙，也必定称之为君，这就是公义上的正名分。前母的尊贵地位，本来就是一家人正当的称呼，这道理明白得如同白日一样清楚。太康初年，朝廷曾广泛商议王昌为前母服丧的问题。公府卞粹认为，『不是亲生母亲却要为之服三年丧的情况不止一种。前母的名分同样尊贵正当，其意义在于配偶于父亲，只是因为没赶上在世时相见所以没有相应的服制，并非从道理上说不可以服丧』。元康年间，有人改葬前母而对服丧产生疑问，司徒左长史胡济认为，『前母是父亲的原配夫人，她所生的子女便是家中的嫡长子，应当按照改葬的服制来制服』。当时这两代人的议论，没有谁说不妥当，从此以后，实行起来也没有不同。按礼，母亲去世后，自己为母亲的娘家人服丧。母亲被休弃则不为母亲的娘家人服丧，而为继母的娘家人服丧。所以尊重自己所依从的人，就不敢不服丧；服丧对象有所抵触逼迫的，就不能自行伸展服制。外家的服制不能有两个，但必定应当有一个。如同前面所论述的，一定说所继承的服制不涉及伯叔母的娘家人，这道理显然是可以看出来的。明白地以名分作为礼制的依据，是不计较恩情是否达到的。"

荀讷说："有人与前母的娘家人认作亲属，也有人不这样认为，我一开始直率地回答，认为不应当认作亲属。又有人问：『《丧服传》说「继母配偶父亲与本生母亲相同」，既然如此，那么前母配偶父亲的道理，也不应与继母有异，为何却不认作亲属呢？』我回答说：『之所以不与前母的娘家人认作亲属，是因为恩情彼此没有交往的缘故。即使前母的父母还健在，父亲执子婿之礼恭敬地侍奉他们，那么儿子固然不能不向他们行拜礼，但仍然不能以外祖父母的名分称呼他们。名分不正当，就不算是亲属。』"

　　亲母无党服继母党议　后汉　宋

后汉《郑志》记载："赵商问郑玄说：『按礼，母亲去世就要为她的娘家人服丧，不为继母的娘家人服丧，因为外家的关系不可以有两个。如果母亲的娘家人先已灭绝没有亲属了，自己没有服丧的对象，是否可以为继母的娘家人服丧呢？』郑玄回答说：『你所问的，是权宜之计，不是礼的正规做法。假使母亲在世，本来就完全没有亲属可依附，那还有什么可服丧的呢？权宜之计出于自己的心意。』"

宋代庾蔚之说："母亲去世，按礼应当为她的娘家人服丧，不为继母的娘家人服丧。不能因为母亲的娘家人已经先灭绝，就转而为继母的娘家人服丧。如果为继母的娘家人服丧，那就与自己母亲被休弃的情况混淆了。"

　　母出有继母非一当服次其母者议　晋　宋

晋代刘智《释疑》说："亲生母亲被休弃，就为继母的娘家人服丧。继母去世后，就不再为她服丧了。"虞喜《通疑》说："即使有十个继母，也应当为最后一个继母的娘家人服丧。"蜀地谯周说："如果母亲去世了，自己就为母亲的娘家人服丧，那么继母的娘家人就没有服丧的对象了。被休弃母亲的儿子为继母的娘家人服丧，那么为自己母亲的娘家人就没有服丧的对象了。"

宋代庾蔚之说："按礼，自己的母亲被休弃，就要为继母的娘家人服丧。继母即使去世了，自己仍应当为她服丧，不能舍弃前面的继母而改服后面的继母，应当像虞喜所议论的那样，为最后一个继母的娘家人服丧。"

　　从母被出为从母兄弟服议　晋　宋

晋代王恺与褚粲是两姨兄弟。王恺的母亲被休弃，后来王恺去世，褚粲对是否服丧感到疑惑，就通过车胤去问博士宋涛之，说："依据《礼记·丧服问》说『母亲被休弃就为继母的娘家人服丧』，褚粲服丧应当没有疑问了。"车胤反驳说："为其母的娘家人服丧，就不为继母的娘家人服丧，这说明外家不能有两个。王恺现在为继母娘家人服丧，那就不能再为被休弃母亲的娘家人服丧，这是很明显的了。王恺既然不为周氏服丧，周氏，是两位母亲共同的姓氏。褚粲就没有为王恺服丧的道理。"宋涛之回答说："按礼有本无服丧义务却转而有服丧义务的情况，不必一定要以互相回报作为服丧的理由。王恺不为褚粲服丧，是因为其母被休弃，与外族断绝了关系。褚粲的从母，曾在王恺家中，后来又停留在庾氏

译家中，王恺的母亲后来改嫁给了庾氏。都被称作从母。按礼说『以名分而服丧的不用回报服丧』。褚粲如果不为王恺服丧，那就是终究不为其母的娘家人服丧，这便是违背礼制了。王恺既然已经与周氏断绝关系，就不能为褚粲的母亲服丧，所以他的儿子也是如此。褚粲如今见到王恺的母亲，怎能不为王恺服丧呢？"

宋代庾蔚之说："被休弃的母亲与娘家断绝关系，只有亲近的直系亲属才有服丧关系，母子之间没有断绝的道理，其余的亲属就不能有服丧关系，这是礼制上明确的规定。褚粲之所以为王恺服丧，是因为周氏的关系。王恺既然已与周氏断绝关系，就不再为褚粲服丧了，褚粲又怎能单方面为王恺服丧呢？礼中有本无服丧义务却转而有服丧义务的情况，大概是因为尊卑压抑降等所造成的，怎能与恩义断绝的情况相同呢？从母兄弟以名分服丧的说法，大概是为了说明服丧的缘由，与恩义断绝之后的情况无关。从母不论是在王恺家还是在庾氏家，确实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在庾氏家就已与王恺断绝关系，所以褚粲不能依从亲近直系亲属的原则而为王恺服丧。褚粲因为王恺与自己断绝关系所以不服丧，这与褚粲母亲被休弃又有什么嫌疑呢！不服丧的道理，各有各的依据。"

　　继君母党服议　晋　宋

晋代车胤问臧焘说："如今这个妾生的儿子既然为先前的嫡母娘家人服丧，是否又要为继任嫡母的娘家人服丧呢？"臧焘回答说："庶子因为地位卑贱不敢不跟从服丧。既然为前一位嫡母的娘家人服丧，那么为后一位嫡母娘家人服丧的道理也没有什么不同。这不过是对可能出现三四位嫡母的情况有所疑虑罢了。"臧焘又问徐藻，徐藻回答说："庶子如果赶上了前一位嫡母在世，就为她的娘家人服丧；如果没有赶上，就为后一位嫡母的娘家人服丧。外家的服丧关系不能有两个，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贺循问徐邈说："按礼，为嫡母服丧属于徒从，嫡母去世后就不再为她的娘家人服丧。现在庶子既然不亲自为自己生母的娘家人服丧，是否也把嫡母的娘家人当作徒从的对象呢？"徐邈回答说："古时候庶子自己为生母的娘家人服丧，所以把嫡母的娘家人当作徒从，因此嫡母去世后就不再为她的娘家人服丧。现在庶子既然不亲自为自己的外家服丧，却依序为嫡母的亲属服丧，我认为应当依名分服丧，应当更加重视这一点。古今情况不同，怎能不根据实际情况寻求折中之道呢。"

宋代庾蔚之按语说："按礼，嫡母的娘家人属于徒从关系。所谓徒从，是指所依从的人不在了，服丧关系就结束了。嫡母即使有三四位，也应当为在世的那一位的娘家人服丧。但现今人们又为生母的娘家人服丧，那么嫡母的娘家人就不再是纯粹的徒从关系了，嫡母即使去世了，仍然应当为她的娘家人服丧。只是外家不可以有两个统绪，不能全都服丧，应当为最初出生时所遇到的那位嫡母的娘家人服丧。如果自己出生时都没赶上，就应当为最后一位嫡母的娘家人服丧。"

　　娶同堂姊之女为妻姊亡服议　晋　大唐

晋代李嵩《行事记》说："有人娶了堂姐的女儿为妻，妻子的母亲去世，没有为岳母制定服丧的规定，却仍要为堂姐制服。我常常认为三纲的道理不可能完全没有服丧的规定。因为如果以内外姊妹的女儿为妻，那就断绝了原来堂姐妹的服制，服制虽断绝但情谊却更深重，怎能不减去为堂姐服丧的月数来作为为岳母服丧的月数呢！又拿谢沈所说的舅父作外舅的事来请教魏君思，魏君思反驳说：『舅父本来是缌麻服，与外舅的服制，自然可以相同。但是娶姑姑的女儿，姑姑去世了，难道可以连降为三个月的缌麻服吗？』太常刘彦祖说：『譬如父母的服制本来是斩衰或齐衰，到了改葬时却只服缌麻。近来羊彭有为叔父服丧的规定，但改葬自己的父亲时，也改变了为叔父的服制而穿改葬的服装，这难道是把缌麻看得轻了吗？这就是礼所说的以轻代重的道理。姑姑的服制虽然重，但天下怎能没有为妻子父母服丧的规定呢！礼不可以缺失，实行起来又有什么妨碍呢。只是应当按姑姑本来的服制，以心丧的方式来对待罢了。』"

大唐永徽元年下诏：堂外甥，虽然是外亲没有服丧关系，但也不能与之通婚。

　　妻已亡为妻

译父母服议　晋　宋

晋穆帝永和年间，司徒下文询问太常说："如果妻子已经去世了，是否仍应当为她的父母服丧呢？"太常杜潜等人回答说："为什么是缌麻呢？因为这是从服。这明确说明夫妻之间的关系判然对应，共同承担宗庙祭祀的责任。据此推论，我认为不应因妻子存亡而有所不同。"司徒又问国子博士："按礼说：『为君母的父母服小功。』传文说：『君母在世就不敢不跟从服丧，君母不在世就不服丧。』《丧服小记》说：『为君母做继承人的，君母去世后，就不再为她的娘家人服丧。』又说『为母亲的君母服丧，母亲去世后就不再服丧』。『徒从的服丧关系，所依从的人不在了就结束了』。如果为母亲服丧尚且如此，为妻子服丧的道理也就可想而知了。现在说不应因存亡而有所不同，是根据什么呢？"博士张凭议论说："『徒从的服丧关系，所依从的人不在了就结束了』，按郑玄的说法『这是指君母的娘家人』。又说『有从重而变轻的情况』，郑玄说『这是指妻子的父母』。既然如此，从重而变轻，与徒从关系本来就不同。按礼，天子诸侯为妻子的父母服丧，说明这层意义是重要的。如果认为徒从的服丧关系必定相同，那么妻子跟从丈夫，显然与丈夫跟从妻子是正相对应的，难道可以说丈夫去世了就结束吗？所依据的君母情况是有所不同的。而且外祖父母的服制，本来是借助亲属关系而恩情疏远。妻子的父母，本来是由道义结合而来。"

刘系之问荀讷说："按礼说『母亲的娘家人不可以有两个服丧对象，因为亲属关系不能有两个统绪的缘故』。以此类推，那么妻子的娘家人不可以有两个服丧对象也就明白了。然而母亲有亲生和继养的区别，又有被休弃和去世的情况，所以为外家服丧有降等的道理。如今妻子的情义是统一的，没有继养或被休弃的区别。现在为妻子的娘家人服丧，谁先谁后呢？"荀讷回答说："妻子的娘家人不可以有两个服丧对象，这在礼中没有记载。母亲的娘家人有被休弃和继养的区别，情况事理不同。我认为前妻虽然去世了，最终也要与丈夫同穴而葬，如今续娶的妻子配偶自己，道理上不应与前妻有异，不应因存亡而有所不同。而且礼中没有相关文字规定，应当两者都有服丧关系。"

也有人认为这与徒从关系相同，妻子去世了就不再跟从服丧。如果丈夫都不为之服丧，妾又怎能在徒从关系中为君母的娘家人服丧呢？步熊说："妻子去世后又续娶，是否要为前妻的父母服丧呢？回答：这都属于徒从服丧，所依从的人不在了就结束了，不必服丧。"季祖钟反驳说："夫妻之间应当属于属从关系。而且夫妻死后合葬都算作正妻，妻子的父母不能不服丧。"

曹述初问范宁说："有人再娶，后妻没有父母在世，而前妻的父母去世了，是否应当服丧呢？"范宁回答说："按《礼记·丧服小记》说：『属于从服关系的，所依从的人不在了就结束了。』现在前妻既然已经去世，就没有了所依从的对象，不应当服丧。"曹述初又反驳说："妻子为丈夫的亲属服丧既然属于属从关系，到丈夫去世时，服丧关系没有亏损。妻子的父母，却因妻子去世就结束了服丧关系。用同一原则来类推情理，看不出其中的道理。如果认为妻子的父母，不能等同于丈夫的旁系亲属，这确实是令人怀疑的。《丧服小记》所说的，本来是指臣子为君主的亲属、妾生的儿子为君母的娘家人服丧的情况罢了。"范宁又回答说："世间实行的事例，很少有相同的。这也没有确定的依据，大概是各人凭自己的心意去做罢了。"

宋代庾蔚之说："夫妻是一体的至亲关系，却说妻子的父母属于徒从关系，这错得太厉害了。说应当服丧的，前面已经辨析得很详细了。有人怀疑外家不能有两个统绪，那么妻子的父母也不应有两个。我认为，母亲若有两三位，亲属关系借助与否各不相同，妻子若有三四位，对自己来说仍然只算作一体。这两者的情况不能类比。"

　　从母适族父服议　晋

晋代邵戢议论说："按《礼记》说：『同姓依据宗法关系聚合族属，异姓依据名分处理彼此的交往关系。』从母嫁给了关系疏远已经不再有服丧关系的族父，那么就不再有从母的名分了，我认为不应当有服丧关系。我邵戢认为，所谓依据名分处

译理交往关系，是担心辈分次序错乱以及嫂叔之间没有正当名分的问题罢了。服丧因恩情而产生，辈分因道义而确定，虽然在门外的事情道义压过恩情，但在门内的事情，恩情却压过道义。同宗之内的道理，处在恩情和道义之间，所以应当依据恩情和道义来考量。如果能让彼此都得到恰当的处置，仅仅因为辈分错乱没有正当名分，便废除了骨肉之间的服丧关系，这实在是令人怀疑的。既然存在属从关系，郑玄解释说『儿子为母亲娘家人服丧』。按属从关系，自己若不是被休弃母亲的娘家人，以及庶子受重任而为自己生母的娘家人服丧的情况，本来就没有降等的文字规定。又《礼记》说『到第六代亲属关系就穷尽了』，郑玄解释为六代以外亲属关系就断绝了。《尔雅》说，族兄弟的儿子算作亲属同姓。按从母嫁给没有服丧名分的族人，那就与嫁给他姓没有区别了，那么应当按照从母嫁给他姓的服制来服丧。又曾见到贺公的书信，称呼贺新渝夫人为族姨母。推究其之所以不完全依据名分来处理交往关系的原因，也是因为恩情压过了道义，我认为应当服丧。"

　　为内外妹为兄弟妻服议　晋　大唐

晋代徐众议论说："徐思龙娶了姨表妹为妻，妻子去世后，几个弟弟因为姨表妹是嫂子，而嫂叔之间没有服丧关系，就不再为姨表妹办丧事了。右丞徐万认为应当如此。现在议论的人因为嫂子没有服丧关系，就认为不能为姨表妹服丧，不知道这样做是有害于义呢？还是伤害于情呢？还是因为尊者的压抑呢？所谓尊者压抑，是指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尊卑体制不同，所以才可以有所压抑。现在嫂子和表妹本是同一个人，兼有这两种身份，又有什么可压抑的呢？齐衰所用的葛麻和大功所用的麻布是相同的，都可以两种服制并用，这是为了叙述亲属之间的亲近之情。如今因为嫂叔之间避嫌的缘故，不为姨表妹制服，断绝了本有亲属关系的道义，伤害了亲近的情谊，这恐怕不是圣人制定服丧礼制的本意吧！"徐彦反驳说："本来虽然是中表姨兄弟姊妹的亲属关系，一旦成为嫂叔关系，就应当以公义压制私情，不是说尊卑之间的压抑。"徐众说："女子出嫁后属于外姓，以丈夫家为公，以公义相压抑，不为叔叔服丧是可以的。做叔叔的，嫂子是姨表妹，又有什么公义压抑而不服丧呢？"徐彦又反驳说："如果认为这种服丧关系是因为亲属而产生的，那么就没听说过为亲属服丧却不需要回报的道理。又公义在于丈夫的家族，难道在于嫂子这一方吗？"徐众说："就依你反驳的意思，公义的约束在于叔叔一方而不在嫂子一方，即使有姨表亲，出于公义考虑，不能为她服丧，这还说得过去。如果叔叔一方受到压抑，嫂子一方却不受压抑，即使姨表妹做了嫂子，也一定要为她服丧，那么做叔叔的姨表兄去世而被服丧，为什么做嫂子的姨表妹去世却偏偏不被服丧呢？如果双方都互不服丧，那就断绝了这一层亲属关系，难道是圣人的本意吗？如果姨表妹可以为姨表兄服丧，姨表兄也应当服丧，为什么没有回报呢？"徐彦又反驳说："如果姨表妹做了嫂子而要为她服丧，那一定要正名分，将怎么称呼她呢？"徐众回答说："现在姨表妹做了嫂子可以为她服丧，正是因为名分正当的缘故。说到嫂子，就不涉及姨表妹的身份；说到姨表妹，就不涉及嫂子的身份。名分区别得如此清楚，所以可以服丧。嫂子本来没有服丧关系，我不为嫂子服丧。姨表妹有服丧关系，我为姨表妹服缌麻。我是自己为姨表妹服丧，为什么要强说成是为嫂子服丧呢！见到嫂子应当行拜礼，见到姨表妹不必行拜礼。如今嫂子和表妹是同一个人，如果我拜见嫂子，却说我是拜见姨表妹，这不是很荒谬吗！"徐彦又反驳说："我认为姨表妹做了嫂子却不为她服丧，正是因为已经没有姨表妹这个名分的缘故。"徐众回答说："不明白姨表妹做了嫂子，怎么就没有姨表妹这个名分了呢，难道要削去她的姓氏家族，抹去她的名号吗？难道人会因此变化分离，嫂子留下而表妹的身份消失了吗？做我嫂子的，正是姨表妹，为什么不能两个身份都保全呢！"徐彦反驳说："如果像你所说的，说嫂子就不涉及姨表妹，说姨表妹就不涉及嫂子，那到底应当确定地称呼她为嫂子呢？还是姨表妹呢？"徐众回答说："一个人兼有两种亲属关系，就好像一个

译人兼任两个官职一样，遇到相应的事情，就用相应的名分来应对相应的意义，何必拘泥于用一个名分一个称呼呢！称呼嫂子时就向她行拜礼，称呼姨表妹时就为她服丧，各有各的施用场合，不因这一个名分而抹杀另一个名分。"徐彦说："她活着的时候，你承认称她为嫂子并向她行拜礼，那就不是姨表妹了；到了她去世，便称她为姨表妹而不行拜礼，那就不再是嫂子了。我担心一个人的身体，不能昨天平安时是嫂子，今天去世了就成了姨表妹。"徐众说："我认为不论她活着还是去世，是嫂子还是表妹，这两种身份并没有不同。因为她是我嫂子所以向她行拜礼，因为她是姨表妹所以为她服丧，情理自然相通，为什么说行拜礼就不能同时服丧，服丧就不能同时行拜礼呢？"徐彦又反驳说："如果依从名分的不同而区别其意义，那么穿着丧服面对遗体时就不应再行拜礼了。"徐众回答说："见到姨表妹的遗体，不可以不服丧；面对亡故嫂子的丧事，不可以不行拜礼。行拜礼是因为她是嫂子，服丧是因为她是表妹，服丧依从她的亲属关系，行拜礼呼应她的名分。区分其中的意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大唐的制度规定，两姨姑舅的姊妹，都不能互相通婚。嫂叔之间互相服小功。

义疏说：按袁准《正论》说："中表的亲属关系，比同姓更亲近。同姓尚且不可以通婚，何况中表的亲属关系呢！"这话确实很有道理。为什么呢？按婚礼规定要娶异姓的女子，是为了亲附疏远的人、加厚男女之别。亲附疏远的人，是想让异姓之间敦厚和睦；加厚男女之别，大概是为了与禽兽区别开来。那么姨表舅表的女儿对于母亲来说，可以说是至亲了，用她们来通婚，实在有污于情理。然而像晋代徐思龙这样的人，或许是一时见识不明，不了解典章制度，姨表妹既然已经娶来做了妻子，各位弟弟怎能不称她为嫂子呢！况且男女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在于名分端正，名分端正而男女才有分别。哪有活着时称她为嫂子而行拜礼，去世了却又为她服丧当作表妹的道理。徐众竟然说"一个人兼有两种亲属关系，就好像一个人兼任两个官职"。如果真像他所见的那样，两个名分同时施行，那就是公然允许名分称呼混淆，婚姻就没有分别了。有人认为服丧关系应当遵从从重的原则，我也认为不对。按丧服有的引申类推、有的推及他人，各自都保存着正当的道理。所以庾蔚之说："外姓的姊妹如果做了兄弟的妻子，应当采用无服的制度。"兄弟的妻子没有服丧关系，这就是比有服丧关系的外亲还要亲近的情况。何况她既然已经舍弃了本来的亲属关系，来做了我们家族的媳妇，我怎能舍弃正当的礼制而强行遵从私人的服丧情感呢！徐彦的议论是恰当的。

　　族父是姨弟为服议　晋

晋代蔡谟回答族父是姨表弟的服丧问题。问的人说："乙是甲的族兄的儿子，两人的母亲是姊妹。以外亲关系而言，乙是甲从母的儿子，应当服缌麻。以同宗关系而言，则已是第六代的亲属，按礼没有服丧关系。现在甲去世了，乙应当制服吗？"乙是庾元靖，甲是庾仁。蔡谟按语说："《礼记》说：『同姓依据宗法关系聚合族属，异姓依据名分处理彼此的交往关系。』先儒解释说：『异姓是指嫁进来的女子，是端正她与媳妇之间的名分。』《礼记》又说：『丈夫在辈分上属于父辈的，他的妻子也都属于母辈。』如今甲的父亲与乙相比，在辈分上是族祖，那么他的妻子也就有了祖母的名分，不能再算作从母了。凡是亲属的名分，妻子跟从丈夫，儿子跟从母亲。既然不能算作从母，那么儿子也就不能算作从母的儿子了。名分端正了，服制也就随之而定。我认为乙应当依从同宗第六代的服制，不应当服丧。"反驳的人说："礼中所说『异姓依据名分处理彼此的交往关系』，本来是指他人，只是因为嫁进来才成为亲属，所以尊卑亲疏依从她所嫁的一方来确定。至于从母的关系，是骨肉的至亲，服小功的丧。现在因为她所嫁的一方没有服丧关系，就跟从这无服丧关系的制度，这是以疏远的关系压倒了亲近的关系。嫁给别人的尚且要为她服丧，嫁到同宗内反而断绝了服丧关系，这难道合乎道理吗？"蔡谟回答说："按礼，大夫娶妻，都有陪嫁

译的侄女娣妹，而大夫的儿子对庶母没有服丧关系。如果论本来的亲属关系，这个庶母也是从母。现在她来做父亲的妾，就废除了从母的名分，而改从庶母的称呼，断绝了小功的服丧关系，而遵从无服的制度，这是礼制的既定规范。据此推论，可知嫁给别人的，跟从她本来的亲属关系；嫁到同宗内的，就跟从她所嫁的对象，不能依附本来的关系：这就是所谓『异姓依据名分处理彼此的交往关系』的道理。"

也有族父与自己已经断绝服丧关系但又是姨表弟的情况，如今表叔的亲属关系应当怎么处理呢？徐邈回答说："《尚书》说『使九族亲睦』，《礼记》说『亲属关系以三为基础推及五，以五推及九，向上推及、向下推及、旁推及而亲属关系穷尽了』。所以向上推及四代，旁系亲属四等，每一等服丧都要降等。从第五代以后，就已在九族之外了，只能称之为同姓罢了。他们长幼的辈分次序，行拜礼起身的礼节，有时是可以改变的，没有绝对不能改变的道理。姨表弟本是没有服丧关系的宗族之人，如今如果拘泥于疏远宗族、服丧关系之外的名分，来压倒母亲娘家人有服丧关系的亲属关系，那就看不出其中的道理了。我认为应当依从姨表弟的先例服丧。"

散骑常侍徐众议论说："庾左丞的孙子遇到族父的丧事，父亲已与族父断绝服丧关系，族父又是自己的姨表弟，我被问及是否应当服丧，我回答认为应当服丧。"右丞徐彦重又反驳说："礼说：『尊崇祖先所以敬重宗族，敬重宗族就能收拢族人。』所谓收拢族人，就是按照辈次来排列的意思。怎能把姨表弟的服制加在宗族族父身上呢？在情理上或许可以说得过去，但在道义上确实是有害的。"徐众回答说："礼中规定为曾祖高祖服三个月的丧，又规定改葬时服缌麻，这都是服丧对象所尊崇的人。等到亲临至亲的丧事，却服最轻的丧服，难道会损害父祖的尊严吗！如今族父没有服丧关系，姨表弟有服丧关系，我说的是为姨表弟服丧，为什么说是用轻服来为宗族族父服丧呢！你反驳说这在道义上有害，我不明白这损害了什么道义呢？族父本是上天注定成为我的姨表弟，这不是我贬低降格所造成的，怎么谈得上不敬重宗族呢！族父应当受到拜礼，而姨表弟不必受到拜礼。如今族父同时又是姨表弟，现在不能因为姨表弟不应当受拜礼，就不为族父行拜礼；也同样不能因为族父没有服丧关系，就不为姨表弟服丧。如果姨表弟犯了过错，我不能因为族父与姨表弟是同一个人便顾忌不管，愤怒而鞭打他，这样做是不可以的。到他去世的时候，我以姨表弟的身份为他服丧，正好符合《礼记》『同族关系断绝时没有相应的服丧，但亲近的直系亲属仍属亲属』这句话的意思。"

　　妾为先女君党服议　晋

晋代有人问道："《杂记》说：『女君去世了，那么妾就为女君的娘家人服丧，如果是代理女君之位的妾就不为先前女君的娘家人服丧。』这是因为妾生的儿子属于徒从关系，而妾本人属于属从关系，这样理解在道理上说得通吗？"虞喜《通疑》说："凡是称作妾的，都是大夫一级的礼制，不是天子诸侯的礼文。按《杂记》说『女君去世了，妾就为女君的娘家人服丧』，说明这是属从关系。『代理女君之位的妾就不为先前女君的娘家人服丧』，这里的『摄』应当理解为相互代替接替，这是指继任的正室，也就是妾此后所服侍的女君。有了继任的女君就不再为先前女君的娘家人服丧，是因为应当改为服丧后一位女君的娘家人的缘故。"

荀讷回答刘系之的问题说："按礼，妾跟从女君的娘家人服丧就如同女君本人一样，这就等同于近臣随君主服丧的道理，与妾为君母的娘家人服丧不同。"

　　庶子为人后其妻为本舅姑服议　晋

晋代贺循说："庶子被过继给别人做后嗣，为他自己的生母服缌麻三个月的丧。庶子的妻子仍按平常的礼制服丧，因为尊者所压抑的对象不包括她。这从天子到大夫都是如此。"

孔瑚问虞喜说："我认为庶子之所以不能按照常礼为自己的私亲服丧，是因为他自身成了宗族的主祭者，主持祭祀，以此区别尊卑的缘故。凡是妇女为丈夫的亲属服丧都要降一等，只有公子受到至尊的压抑，所以他的妻子跟从丈夫从轻的服制而实际服重的丧，这在人情上是可以被认可的。我认为不能以公

译子的情况作为庶子的先例。"虞喜回答说："庶子被过继给别人做后嗣，向上承继祖父、父亲的宗统，这就是受到承继宗统的压抑，不能伸展自己的私情，所以为生母服丧仅止于缌麻。他的妻子应当依照公子妻子的先例，对婆母尽礼服丧，服制从轻的丈夫改为服重的丧，不受丈夫服制的牵制。"

哀帝兴宁年间，哀靖皇后遇上章太妃的丧事。尚书上奏说："至尊服缌麻三个月，皇后服齐衰一年。按礼有从轻而改为服重的情况，公子受到国君的压抑，所以不能伸展服制。舅父不压抑媳妇，所以媳妇可以按本来的服制服丧。"綦毋邃反驳说："父子不承继祖父、父亲的宗统，所以妻子可以伸展服制。皇姑夫人斋戒并到太庙参加祭祀，皇后的服制不应超过至尊的服制，也应当服缌麻。"

《通典》卷第九十六　礼五十六　沿革五十六　凶礼十八

总论为人后议　夫为祖曾祖高祖父母持重妻从服议　出后者却还为本父服及追服所后父议　出后者为本父母服议　出后子为本亲服议　出后子为本庶祖母服议　父为高祖持重子当何服议　为庶子后为庶祖母服议　所后之母见出服议　为族曾祖后服议

　　总论为人后议　周　汉　魏　晋

周代的制度，关于为人做后嗣的规定。子夏说："什么样的情况才可以让他做后嗣？必须是同宗族的才可以做后嗣。什么样的人可以给别人做后嗣？支庶之子可以。"又说："给别人做后嗣的人，是继承谁呢？是继承大宗。为什么要继承大宗呢？因为大宗是尊崇统绪的所在。禽兽只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乡野之人说『父母又算得了什么』，都邑之中的士人则懂得尊崇父亲，大夫和学者则懂得尊崇祖先，诸侯则尊崇到他们的太祖，天子则尊崇到他所自出的始祖。地位尊贵的人所尊崇的统绪更远，地位卑微的人所尊崇的统绪较近。大宗是尊崇统绪的所在，大宗是收拢族人的所在，不可以断绝，所以族人要用支庶之子做大宗的后嗣。嫡长子不能做大宗的后嗣。"都邑的士人才懂得尊崇父亲，是因为接近政治教化。太祖，是最初受封的君主。始祖，是感应神灵而诞生的，例如后稷、契。"自"，是"由"的意思。"及始祖之所自出"，是指在南郊祭天。"上"如同"远"，"下"如同"近"。收族，是指区别亲疏、排列辈分次序。《大传》说："用姓氏系联而不加区别，用宗庙祭祀的食物连缀而不加区分，即使经过百代婚姻关系也不能相通，这是周代的规矩。"

汉代《石渠议》记载："大宗没有后嗣，族人中又没有庶子可以过继，自己只有一个嫡子，是否应当断绝对父亲的祭祀而去做大宗的后嗣呢？戴圣说：『大宗不可以断绝。所说嫡子不能做别人后嗣的规定，是不能让庶子排在嫡子之前罢了。族人中没有庶子，就应当断绝对父亲的祭祀而去做大宗的后嗣。』闻人通汉说：『大宗有断绝的可能，儿子却不能断绝对自己父亲的祭祀。』宣帝下诏说：『戴圣的议论是对的。』"

魏代刘德问：「给别人做后嗣的，支庶之子可以，嫡长子不可以做别人的后嗣。如果同宗之中没有支庶之子，只有嫡长子，嫡长子如果不做别人的后嗣，那大宗就断绝了，如果去做后嗣又违背了礼制，应当怎么办呢？」田琼回答说："让嫡长子做大宗的后嗣，那他就成了大宗的宗子。按礼，各位叔伯父没有后嗣的，就在宗子家中祭祀，后来再让宗子的庶子回来继承他叔伯父的宗祀。"

晋代范汪《祭典》说："废弃小宗，辈分次序不会混乱；废弃大宗，辈分次序就会混乱了，这是先王之所以重视大宗的原因。难道能够不废弃小宗……

译宗子来继承大宗啊！汉朝寻求夏、商、周三代的后人却没有找到，这就是不设立大宗的过错。难道不是因为宗子断绝，谱牒族谱没有记录吗？如果一直有宗子主持宗族，即使遇到丧乱，也总有保存的道理。或者可以分开保管收录，或者可以收藏在名山之中，即使不能全部保存下来,也一定不会全部丢失。况且同姓百代不通婚,这是周朝的礼法。可是姓氏自身会发生变化,凭什么能够知道呢？自己一个人不知道，或许就容许有人误娶了同姓的人，这就大大违背了先王的典章制度，也伤害了自然的道理。由此说来，宗子之制对于天下的重要，由来已经很久了。

译汪子宁认为：「父母生育子女，延续香火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事。三千条罪过中，没有后代是最严重的。设立大宗，是用来排定昭穆次序的，能贯通百代，用同一个姓氏延续而不加区别，用祭祀供奉连缀而不分彼此。礼制到此已经完备，义理确实重大。相比祖先，其他事情就显得轻薄了。如果让人舍弃重要的（大宗）而迁就轻微的，违背至亲而迁就疏远之人，那就是活着的时候不能恭敬地奉养，死后不能恭敬地祭享，做人的根本没有尽到，孝子的职责没有完成，这不是用来通达人子之情、成为万世通行法典的做法。嫡子在世，奉养就有了主人；嫡子死了，祭祀就没有了依托，因此支子有出继大宗的道理，却没有废黜嫡子的条文。所以嫡子不能出继大宗，只说用支子来继承大宗，那么道理已经说明白了。不应该再说嫡子不能继承大宗，这正是小宗不可断绝的明确条文。如果没有大宗，只是不能收聚同族罢了。小宗的家族，各自统摄自己的昭穆次序，何必因此而混乱呢！」

汪又说：「大宗，是人的根本，是尊崇的统绪。人不可以没有根本，所以要设立大宗。向上治理祖父、父亲，尊崇尊者的道理就彰显了；向下治理子孙，亲爱亲人的道义就明白了；旁及治理兄弟，天伦的道理就通达了。活着的时候聚合同族一起进食，按昭穆排列次序，用德行来引导，用礼义来区别；死后禘祭太祖，陈列亲疏关系，从殇死到无服的关系，无不都在其中。这样孝子的职责就完成了，做人之道也尽到了。小宗的家族，传到第五代就要迁祧，怎能知道始祖是从哪里来的，宗族祭祀是从何而起的？敬重宗族是用来尊崇祖父、父亲的，这难道不重要吗。然而关键应当以昭继穆。既然明确大宗不可断绝，那么支子应当有继承祖先的义务，这就是没有父亲的人了。」

为祖、曾祖、高祖父母承重的孙子，其妻从服的议论（晋、宋）

晋代贺循说：「那些为祖父、曾祖父、高祖父承重的人，妻子跟从服丧如同为舅姑服丧。」是齐缞周年之服。

孔瑚问虞喜说：「假使玄孙承嗣为后，玄孙的妻子从服要服周年；曾孙的妻子还在世，却只服缌麻。近的反而轻，远的反而重，情理上确实令人怀疑。」虞喜回答说：「有嫡子的就没有嫡孙。又，如果为宗子的母亲服丧，就不为宗子的妻子服丧。由此推论玄孙承嗣为后，如果他的母亲还在世，玄孙之妻仍然算是庶妇，不能承担宗庙祭祀的重任；承重之服，按理应当在婆婆身上。」

宋代庾蔚之认为：「公公去世则婆婆退位，这是把祭祀之事传授给儿媳。至于对祖父母服丧的等次，自然以婆婆为嫡妇，这就是所谓有嫡妇而无嫡孙妇。祖父辈嫡统只有一个，所以儿媳还在世时，孙媳以下就不能算作嫡妇，仍旧以庶妇之礼服丧。孙媳以及曾孙媳、玄孙媳，各自随丈夫为祖父服丧降一等，所以应当服周年之丧。」

出继者返回为本生父服丧以及追服所继之父的议论（晋、宋）

晋代有人问许猛说：「为人后嗣时如果原有兄弟，后来兄弟死了，没有后人，可以回本家吗？如果可以回去，是做主人吗？」许猛回答说：「丧服传说：『怎样才可以为人后嗣？支子可以。嫡子不能出继大宗。』然而大宗虽然重要，也不能因此夺去自己嫡子的正统身份而让他出继。由此推论，小宗没有支子，那么大宗自然要断绝了。儿子不能断绝父亲的后嗣。本家没有嗣子，按道理可以回去，出继者回本家要追服。」

有人说：「甲有个儿子叫景，出继给叔父乙。甲死了，景以降等的丧服服周年。过了几年，乙的妻子又死了，景按照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的规格服丧。现在叔父自己有了儿子，景既然已经回到本家，应当追补服甲三年之丧吗？如果就此穿上吉服，那么终身就没有斩缞之服了。」

博士曹述初议论说：「按礼制，大宗没有儿子，族人用支子来继承他。不给小宗立后嗣，就是明明白白舍弃亲人而就疏远之人。叔父不是大宗，而且年纪还轻，自己是可以有儿子的。甲让景出继，是不合礼的。儿子听从父亲这个命令，不能算是孝顺。父亲死了服周年，

译叔父的妻子死了，却按母亲的规格服丧，在道理上是错的。现在回到本家，应当制服重丧，来成全父子之道。」

有人反驳曹述初说：「按礼，日子过了才听说丧事，就有补服。当听到丧讯的那一天，哀痛之情和刚遭遇丧事时是一样的。所以听到丧讯有时是在几十年之后，仍要追服重丧。甲死了，景当时就知道丧事，哀痛之情已经在出继降为周年之服中表达过了。三年之丧，是根据情感来制定规范的。父亲去世已多年，哀伤之情早已消除，现在再制重丧，这是服丧不符合情感的做法。如果依照补服的做法，那是弄错了类别。而且儿子为父亲服丧，不过是两个周年而已。景曾经已经为甲服过周年之丧了，现在又制重丧，这是儿子为父亲服了三个周年的丧啊。这难道是礼的本意吗？」

回答说：「景按礼没有为乙服后嗣之丧的义务，景既然不能为乙成就重丧之制，又缺了父子之道，作为人子的情感，怎能没有追念远逝的至深哀戚呢？就算情感淡了，日子已经过去才听闻丧讯，为父服丧的礼制，怎能就此废除？现在因为哀戚已久消除才制重丧而认为有问题，这是过分了。父亲对于儿子来说，兼有尊崇与亲情的至重，礼制规定斩缞三年，说明这兼有二重之重。齐缞周年之服，不足以彰显尊亲的至重。景虽然曾经为甲服过周年之丧，难道那就合礼吗，怎么能数作为父亲服了三个周年呢！」

有人反驳说：「按礼，妇人有父丧尚未小祥，而被夫家休弃，就要为父亲服三年之丧；已经小祥后才被休弃，就不再补服了。就像出继他人为后嗣的人，也是为所继之人服斩缞三年，为本生父服周年。服制既然相同，那么道理可以互相参照。如果甲死时尚未小祥而景就回本家，那么应该服三年。现在丧事已经过了很久，按礼不应该追服了。」

回答说：「按礼，妇人出嫁，就降等为父亲服周年。为丈夫服三年，若在小祥之前被休弃，父服就重新恢复了。重丧之制已经在丈夫身上成就了，所以即使回到父母之家，父亲死了也不能再为父亲服三年之丧，这是不能有两次斩缞的道理。妇人按礼，可以在丈夫身上成就其重丧之制。景按礼没有为乙服后嗣之丧的义务，虽然甲的丧期已久除去，但景回到本家，既然已经不能为乙成就重丧，现在又不为甲追服重丧，那么景作为人子终究没有为父亲服丧之道了。」

张湛对曹述初说：「礼所说的为人后嗣，是继承大宗，用来延续正统。如果不是大宗的宗主，所继承的不是正统的重任，就没有相互为后嗣的道理。现在乙虽然没有儿子，按礼不应该从甲那里取得后嗣。甲让景出继，景听从甲，都是违反礼制的。如果照前面的议论，那么兄弟之间用儿子互相供养的情况，历代都有，这样的人很多，当时也没有人非议。这是因为同出一个祖宗，是兄弟所生，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并非违犯礼义的缘故。虽然不是礼的正当道义，也是一代形成的制度，历来如此，怎能只把甲的命令说成非礼，把景的顺从说成失道呢。这其中的得失，自然应当与当代人共同承担。现在所疑惑的是景究竟应不应当持服，议论者认为景回本家应当制重丧。引用补服作为例证，恐怕不是明确的证据。补服，是指日子已经过去才听闻丧讯，听到丧讯的那天，就相当于初死之时，作为制服的开始。现在月数已经算全，哀情已经表达完，作为人后嗣的人，父亲去世时也是尽心极哀的，只是被所继一方所压抑，抑制感情降低服制，来尊重父亲的命令。等到他回到本家，论丧期已经过了多年，就事论事必然有所降杀，而现在又追补，这就是所谓不符合情感了。日子过了却不知道丧事，那是一个平常吉庆的人；一旦听闻，就如同刚死一样。这和丧期已过才回本家的情况，怎能相提并论！如果说景既不能在乙身上成全重丧之制，又在甲那里缺了子道，所以要重新服重丧，那所谓成全父子之道，难道不就是补服吗。」又设疑难说：「妇人的父丧，若已小祥后被休弃，为父亲服周年，用来比照为人后嗣的人，既然回到本生家庭，父丧已经很久，按礼不应追服，这个议论有什么可疑的呢？」

译回答说：「正是因为妇人可以在丈夫身上成就其服制，而景不能在乙身上成就重丧之制。现在景按礼确实没有为乙服后嗣之丧的义务。然而按照接受父命而为人子，与妇人出嫁的人相比，都是为本生亲属降低一等丧服，为所继承之人及丈夫制服三年，其道理是一样的。现在因为妇人已经小祥后被休弃，重丧之制已经在丈夫身上成就，所以不再为父亲服三年。现在说景本来就不应该出继给乙为后嗣，然而景既然奉命做了乙的儿子，那么就应当允许他降低本生亲属的服制，等到丧期已过才回本家，那么重丧之制就已经在所继之人身上成就了。如果不为其本生亲属服重丧，那岂不是终身没有斩缞之服了？这不过是随口而言，没有依据罢了。」

又，范宁问孔德泽说：「甲没有儿子，取同族兄弟之子乙做后嗣。本生父去世，降等服周年。甲后来自己生了儿子，乙就回到本家。后来甲去世，乙应当有服吗？如果服丧，应当制什么服？」孔德泽回答说：「当代人这样做，好像应当无服。继母曾经是母子关系，一旦被休出去也要服周年。以此推论大体可以相比照。」

范宁又反驳道：「必定应当有服，只是不清楚服制的定准。所说继母被休出去服周年，这个礼制的出处解释得很分明。」孔德泽又回答说：「继母被休出去服周年，是因为父亲死后母亲改嫁，贺循的要记也称之为出。应当认为是舍弃这边而依附那边，不单单指出嫁一种情况，可以用心去领会，所以不必局限于本生之亲。」

江熙反驳范宁说：「以前因为礼制而亲近，如今因为礼制而疏远，何必嫌弃这种彻底断绝呢？不如像在江湖上互相遗忘一样，等到回到本家，应当各自恢复原来的服制。」

宋代庾蔚之说：「曾经做过父子，恩爱敬重兼备，怎能因为事情改变，就立刻等同于疏远的族人？拿继母改嫁来比照，从情理上说更为妥当。」

出继者为本生父母服丧的议论（晋）

晋代王冀考察认为：「丧服篇说：『为人后嗣的人为他的本生父母服丧，是因为在大宗那里承担重任，所以要降低对小宗的服制。』按经传所说，为人后嗣的人本来就要降低对本生亲属的服制。之所以降低对本生亲属的服制，是因为自己在大宗那里接受了重任，必定要为所继之父服斩缞的缘故。制定这个体例，如果在大宗那里接受了重任，却不为所继之父服斩缞，那么就不符合经文所说的为人后嗣的本意了。凡是已经受命出继为他人后嗣，却不为所继之父制服，本来就不合礼。回来又为本生父母服斩缞，也不合礼。权衡两种过失，宁可居于过重的一方，也不要居于过轻的一方。恩情因为义理而被压抑，情感因为礼制而被贬黜，因此五服之中疏远的亲属，有互相加重服制的情况；天性所出的父子，也有互相减轻服制的情况。屈伸进退，都有其来由。现在如果遵奉义理，自己就不为所继之父服丧，崇尚恩情又不能成就本生父母的丧事，两者都有缺失，不知道详情，将何去何从。而且传文阐述经义，只是说既然出继大宗，就没有两次服斩缞的道理，并非说不服斩缞的制度。议论的人不怀疑为后嗣却不为所继之人制服是非礼，反而认为返回服本生父母是伤害教化，这大概是最大的困惑了。如果不为所继之父服丧，又抑制他返回崇尚本生的恩情，那么凡是做后嗣的儿子，就可能有不服三年之丧的道理了。我认为做后嗣的儿子对所继之人服重丧，就应该像礼制规定的那样降低对本生父母的服制。如果没有为所继之人制服，就应当返回为本生亲属服斩缞。考察义理成例，验之于人心，是可以说得通的。」

出继子为本生亲属服丧的议论（晋、宋）

晋武帝太康年间，尚书令史遂殷上表说：「父亲遂翔，年少时过继给叔父遂荣。遂荣早逝，没能等到承受重任的地位。现在祖母姜氏去世，主管此事的官员因为遂翔是过继给遂荣的，按照出继降服的规矩，判定遂殷服大功，给假二十天。我认为遂翔既然没有为遂荣承受重任服丧，虽然名义上是过继到别的门户，但奉养姜氏如同亲生母亲一样，如果就依照降服的成例，情理上服制就太轻了。而

译且我遂殷是遂翔的嫡长子，应当算是姜氏的嫡孙。请求依照法令，让我辞官守丧。」尚书上奏说：「礼制没有规定不曾承受重任仍要恢复重丧的制度，遂翔本应降服姜氏，遂殷没有理由恢复重丧。」诏令批准。

贺循关于出继后服丧的议论：「按丧服篇规定，为人后嗣的人对兄弟降一等服丧，兄弟也同样回报降一等。对所继承之人的儿子，如同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当时议论的人，多数认为出继者的子孙，都要按照本生亲属的关系而降服。我心中对此不安。有人说：『嫡子不能出继他人为后，应当是说自己是嫡子的就不能出继，应当用支子出继，这没有说明出继者的儿子要舍弃本生亲属，凭什么说不能为人后嗣呢？』回答说：『五服的制度，其中的亲属关系有六种类别。第一是脱离本宗的世系，以名分为正统。名分正了，男女就有分别，上下就不悖乱。如果借用名号，那就轻视了他原有的权分；如果用名分来确定，那就尊崇了他的统绪。所以说有嫡子的就没有嫡孙。为什么说没有？正是因为不能给他这个名分。不能给他名分，服制就要降低；如果能给他名分，服制就要加重。这种有无尊卑的差别，也就是出继者嫡庶的成例。至于庶子做后嗣，称呼名字而不说孝，设墠祭祀，是因为他还有二心，不够专一的缘故。他的儿子就确定名分而在庙中祭祀，认为对方的感情可以节制，这一方的道义应该敦厚的缘故。这难道不是既要顾及本源已有所归属，又要统绪有所节制吗！』有人说：『所继承的人在五服之外，父亲要为他服周年，而自己却无服，这是疏远了亲戚的恩情，不是先贤圣人的本意。』回答说：『为什么会这样呢？礼有节度权变，恩情道义要互相顾及，对于本生父母没有断绝的道理，其余的都应当权宜制定。刚出继的人，离开至亲的身边，成为别的宗族的后嗣，缺少了早晚问安的欢乐，废弃了终身奉养的道义，父母顾复的恩情无法回报，无穷无尽的哺育之情不能伸展，道义上虽然归于所继之人，但恩情实际上要对本生亲属降低，所以有降一等的差别。如果能够专心侍奉所继承的人，那么后嗣者的儿子，向上有所承继，对于现在来说是同财共居的亲密关系，回顾本源反而成了异门的疏远关系。如果按照父亲的服制来决定后嗣者的服制，那么对于活着的时候没能赶上祖父母、各位伯叔兄弟，父亲要服重丧，而自己却无服，又出嫁的母亲要服齐缞持杖，而她的儿子却不跟从服丧。现在出继者对于本生父母是不杖期的服制，恐怕他的儿子就不能反而服重丧了。礼制因烦琐而有所疏失，所以要简约以求通达，因此出继者的儿子、被休出母亲的孙子，礼制中有所欠缺没有记载。生长在外邦，父亲有丧自己是否要补服，这个道理是隐微却必然彰显的，既然不怀疑父亲对被休母亲的态度，为什么偏偏对别宗祖先的态度就迟疑不决呢？服制降低的情况，共有四种：国君、大夫因尊贵而降服，公子、大夫的儿子因压抑而降服，国君的兄弟因旁尊而降服，为人后嗣的人、出嫁的女子因外出而降服。这四种降服的名目，都只限于本人一身。出继者的儿子，怎能单独作为世代相传的称呼呢？生长在外，不能说是出继，就像继父从未同居过，也不算特殊。而且父亲回报出继的儿子，确实是疏远自己、亲厚对方。儿子把父亲当作旁尊，就知道所尊奉的在于此处。刚出继时情感深重，所以不夺去他对本生亲属的感情，只是降低服制；承继出继之后，道义渐渐轻淡疏远，就断绝这份恩情。断绝这份恩情是为了统一他的心志，心志统一那么对所继承的人就亲近，对所继承的人亲近那么祭祀就恭敬，祭祀恭敬那么宗庙就庄严，宗庙庄严那么社稷就重要，重视社稷是用来尊崇百姓的，统一自身是用来整肃家道的：这大概就是圣人的本意吧。』」

宋代崔凯在丧服驳议中说：「当代人中有出继大宗的，回来后为祖父母服周年，这与出嫁女子不降服祖父母是同一个道理。我认为出嫁的女子有归宗的道理，所以对上不降服祖父母，对下不降服作为父亲后嗣的兄弟。现在出继大宗，大宗，是尊崇的统绪，是收聚同族的中心，所以族人尊崇他，百代不迁，他的父母也回报他服周年，这就是所谓尊崇祖

译先所以敬重宗族。」

又说：「在大宗那里承受重任，就要降低对小宗的服制。降低对小宗的服制，回来后应当为祖父母服大功。」

又说：「当代人中有出继给大宗做后嗣的，回来为父母服周年，他的儿子跟从服大功的。我认为经文中说为人后嗣的人为本生父母服周年，为兄弟降一等，这是指出继者本人而言。不涉及他的儿子，那么就应当以他父亲所继承的家族为准，重新计算亲疏关系来确定服制等级。按晋代刘智的释疑：『有人问：「按礼，为人后嗣的人，是只有出继的本人一身要回本家服本生亲属之丧吗？」鲁国的孔正阳等人议论，认为「为人后嗣的人，为所继承的亲属服丧如同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为本生亲属降一等。不说其后代都降一等，是因为到了他儿子这一辈已经用义理来断绝了，不再回归本生亲属的缘故。礼说『如同儿子』，那么对于本生父母就不能算作亲生儿子了。」』刘智又考察说：『礼说为人后嗣的人，对兄弟降一等，这是指出继的本人及他的子孙都算作为人后嗣的人。甲没有后嗣，所以乙做了他的后嗣。乙的子孙，都要脱离自己原本的亲属，前去做甲的后嗣，都应当称作为人后嗣，为本生亲属服丧不妨害他们做后嗣的身份。既然说如同儿子，那么他的孙子也应当如此。本生亲属有自然的恩情，降一等，足以说明所继承的一方更重要，没有理由就此完全断绝。』儒林掾谢袭说：『学士张襜的从祖母丁氏去世，本来是他的亲祖母，但因为他的父亲出继了，所以来询问礼典。就命令助教陈福签署意见，认为所有出继为人后嗣的人，回来为本生亲属服丧，都要降一等，这只限于出继本人。文献中没有出继者的儿子追服大功的规定。按照陈福的议论，那么张襜就不应当废除学业守丧。』王彪之回答说：『如果照这样说，那么族人出继大宗的，出继者的儿子，对父亲、祖父就都没有服了。孙子不为祖父服丧，情理上说不过去，因此各位儒者的说法宗旨，总体上认为为人后嗣的人虽然已经在五服之外，都只是对本生亲属降一等，没有孙子不为本生祖父服丧的条文。按礼记说：「凡是为人后嗣的人，他的妻子为公婆服大功。」郑玄说：「不能有两次降服。」他的妻子对于公婆是义服，尚且不能再降，何况他的子孙，是骨肉至亲，怎能就此无服呢！礼制有疑问时应从重处理，义理成例也是明确的。按照礼的成例，凡是出继的人及其子孙，回来为本生亲属服丧，无论对所继承的一方有服还是无服，都同样降一等。我认为张襜应当服大功。』」

出继子为本生庶祖母服丧的议论（晋、宋）

晋代刘氏问道：「弟子遭遇本生母亲去世的丧事，弟子有个儿子出继给伯父承嫡，应当心丧三个月吗？」徐邈回答说：「为庶祖母服丧，礼制中没有正式条文。往年临川王为太妃服丧，已经形成成例。现在出继承嫡的人，应当依照为人后嗣者降本生亲属一等的规矩，应当服大功九个月。」

宋代庾蔚之认为：「庶子做父亲的后嗣，不能为他的本生母亲服丧，因为服丧会妨碍祭祀的缘故。既然已经出继给伯父，就成了嫡系祖先，怎能又为父亲的本生母亲服丧呢？」

父亲为高祖承重时儿子应当服什么丧的议论（晋）

晋代徐农人问殷仲堪说：「按礼，为高祖父母服齐缞三个月。如果他的父亲承受重任，应当服周年之丧呢？还是仍然服他本来的服制呢？如果服他本来的服制，不因为父亲承受重任而加重，假如玄孙承受高祖的重任，玄孙的儿子——来孙本来完全没有服制，父亲服三年而儿子却穿吉服，恐怕不符合丧礼等差递降的道理。如果来孙本来无服而现在有服，那么曾孙、玄孙应当因为父亲承重而加服。进退两难，不知道该怎么做。」

殷仲堪回答说：「祖父在世而祖母去世，那么父亲的服制被压抑为周年之服。祖父后来去世，那么父亲服三年之丧，而孙子的服制是固定不变的，由此可知孙子对于祖父，自有其正式的服制，不因父亲的服制而升降。又疑惑玄孙承重时，来孙的服制不变。按礼记有子姓的服制，如果恩情已尽、

译亲情已了，就用缟冠玄武，并非说没有变化。」

徐农人又问道：「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虽然以周年为限，但到了小祥、大祥、除服，居庐持杖，大的规制没有欠缺，所以孙子能够遂行他本来的服制。如果父亲出继了，降为祖父在世时的不杖周之服，那么孙子就不能与父亲的服制相同，这是很明白的。如果父亲后来又回来承受重任，那么孙子的服制也应当跟从父亲上升，这也是明白的。如此说来，服制的升降由父亲决定，不能恒常自定了。没有听说过斩缞之服不同于至亲，而儿子正式的规制却只有三个月之外，或者完全无服的情况。别人同灶共食，尚且为他服缌麻。缟冠玄武，稍微掺杂了吉服的装饰，追究五服的规定，本来是说没有变化的意思。连别人都不如，这是我最大的困惑所在。」

殷仲堪又回答说：「父亲在世为母亲服丧，是先王阐明的道义，压抑为周年之服，然而情感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哀悼至亲的缘故，寝苫枕草，毁伤憔悴，扶杖才能起身，创伤深重悲痛至极，不能一下子夺去，所以要用祥祭、练祭逐渐宽解，用禫祭之月来伸展哀情。这其中是有缘故的。如果本来的服制没有变化，那服制就要降等，儿子有所降，孙子却能遂其本服，这就是我所说的不随父亲升降的道理。」

为庶子后嗣者为庶祖母服丧的议论（晋、宋）

晋代王冀回答刘系之的问题说：「凡是不继承大宗而立后，以及做了后嗣却不为所继之人制服的，都不合礼。然而既然已经做了后嗣，就不能不遵从做后嗣的制度。如果庶子立后，不继承祖宗正统，自己的服制没有重任可传，也有虽居其位而不服丧的情况；庶子如果先前接受了可传承的重任，也没有道理居其位而不服丧。庶子如果先前已经承受重任，那么服制就有疑问了，我认为应当与庶祖母的服制相同。」

宋代庾蔚之认为：「所继承的父亲如果是承接祖父后嗣的，那么自己就不能为庶祖母服丧了。父亲如果没有承重，自己可以为庶祖母服周年之丧。庶出者不能主持祭祀，所以不服三年。」

所继承之母被休出后服丧的议论（晋）

晋代步熊问许猛说：「做人后嗣，而所继承的母亲被休出，应当服什么丧？」许猛说：「为人后嗣的人如同儿子，对继母也说如同母亲。所谓『若』『如』，是说其制度如同亲生，但情感上是有区别的。继母如同母亲，那就与亲生儿子的情况不同了。」

为族曾祖后嗣服丧的议论（晋、宋）

晋代何琦议论认为：「卿士之家的旁支宗族没有后嗣，宗族的世系不可断绝，如果用兄弟的孙子或曾孙来做他的后嗣，这个道理是应当的。礼是因事而兴起的，不应当拘泥于常规而以此为障碍。魏国对宗圣（孔子后裔）的册封，是远远接续孔子的；我何琦的从父用孙子来继承族祖；荀顗没有儿子，用兄长的孙子做嗣子：这些都是成例。」

宋代庾蔚之认为：「隔了好几代才取后嗣，礼制中没有听说过。宗圣一事，是当时的君王所命令的，用来尊崇先圣，本来就不计代数，恐怕不能引来作为比照。」

《通典》卷第九十七　礼五十七　沿革五十七　凶礼十九

同时有父母之丧以及小祥之日居庐、居垩室的议论　父亲未殡而祖父去世的服丧议论　父丧期间祖父去世设两个神主立两个丧庐的议论　居重丧期间遭遇轻丧变换丧服的议论（丧服变除附）　长殇、中殇改变三年丧葛带的议论　居亲丧已经安葬后遭遇兄弟丧以及听闻外丧的议论　居亲丧期间除去旁亲丧服的议论　妇人有丈夫之丧而母亲去世的服丧议论　居所继父亲之丧期间有本生亲属丧事的服丧议论　有祖父丧而父亲去世的服丧议论　祖父先去世、父亲后死而祖母去世的服丧议论　为祖母承重、已经安葬后母亲去世的服丧议论　小祥后为人后嗣者为所继之父服丧的议论　兼有亲属丧事的议论

同时有父母之丧以及小祥之日居庐、居垩室的议论（周、晋、宋）

周代礼制，《曾子问》说：「同时有丧事怎么办？先办哪个后办哪个？」（同时有丧，是指父母若在同一月去世。）孔子说：「安葬，先办轻丧后办重丧，祭奠的时候，先祭重丧后祭轻丧，这是合礼的。从启殡到安葬这

译段时间不举行祭奠，不祭奠，是因为要专心致力于当前要安葬的事。送葬时不到轻丧的次舍中表达哀情。不到次舍中表达哀情，是因为轻于停殡在家的重丧。返回后祭奠，然后向宾客辞谢，接着办理安葬后续事宜。（向宾客辞谢，是指告知即将安葬、启殡的日期。）虞祭的时候，先办重丧的虞祭后办轻丧的虞祭，这是合礼的。」

晋代杜元凯说：「如果父母同一天去世，安葬时，先葬母亲后葬父亲，都服斩缞。虞祭、祔祭时，先办父亲的后办母亲的，各自服其本来的服制，办完事，返回后服父亲的服制。如果父亲已经安葬而母亲后死，那就服母亲的服制；到虞祭结束，返回后服父亲的服制；到小祥时，就服母亲的服制；父丧可以除服的时候就服父亲的服制来除服，除完后再服母亲的服制。」

贺循说：「父亲的丧服还没有服满，又遭遇母丧，到了父服应当服满的月份，都要穿上祥祭的服装，如同除丧的礼制一样，办完事后，再返回服母亲的丧服。」

又，荀讷回答问题说：「当代人中有天刚亮就毁掉丧庐建垩室，祭祀完毕后，住在垩室接见宾客的。也有人在丧庐前设置灵位的。我认为现在可以在丧庐前设灵位，穿上小祥的服装，事情办完后，再穿上母亲的丧服住回丧庐。」

庾氏问徐广说：「母亲的丧事已经小祥而父亲去世，还没有安葬，到了母丧十三个月的时候，应当伸展服丧到三年，还是仍然压抑屈就服丧呢？」回答说：「按贺循说：『父亲未殡而祖父去世，承嫡的人仍旧服周年，这是因为不忍心在父亲在世时改变服制的缘故。』所以自然应当依照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的礼制，灵筵不能终究服满三年。礼说：『三年之丧已经安葬，才为前一个丧事举行小祥、大祥。』那么应当等后一个丧事安葬完毕，才能为前一个丧事变换服制、举行小祥大祥。」

宋代庾蔚之认为：「前一个丧事已经服满周年，应当毁掉丧庐改建垩室，而后一个丧事仍应当居庐。古时候在庭院台阶接受吊唁，丧庐、垩室本来就是居住的地方。现在虽然把丧庐、垩室当作服丧的位置，但本来就与穿缞绖有所不同。母丧已经小祥而父亲去世，为母亲伸展服丧。于是问刘表等各位儒者以及泰始年间的制度，都说：『父亲去世还未入殡而祖父去世，承接祖父嫡系的人不敢为祖父服重丧，这是因为不忍心在父亲在世时改变服制的缘故。何况父亲在世的时候，母亲已经去世很久了，怎能因为父亲去世而改变原来的服制呢！』我认为立定服制的宗旨，都是在最初制定的那天就确定了的。女子服大功之丧将要期满时可以出嫁，既然出嫁了，就绝不可以只服五个月而除服；男子在周年丧服期间，如果出继做族人的后嗣，也不能只服九个月就除服。父亲身为大夫，儿子做父亲的后嗣，为伯叔父降服大功，如果已经过了两三个月而父亲去世，难道可以又伸展服到周年吗？由此可知凡是服制都以最初制定时为准，只有妇人对于夫家的亲属，因为被休弃而恩义断绝，一旦离开就除服。」

父亲未殡而祖父去世的服丧议论（晋、宋）

晋代虞喜考察说：「贺循的丧服记说：『父亲死了还未入殡而祖父去世，服祖父之丧用周年；已经入殡后祖父去世，就服三年。这是指嫡子做父亲后嗣的情况。父亲未殡时服祖父之丧只用周年，是因为父亲的遗体还在，作为人子的道理，不能代替祖父承受重任。』我认为三礼之中没有这条规定，大概是脱漏遗失了。祖父是正统所在，不是旁亲。如果父亲死了还未入殡而祖父去世，服丧只用周年，那么祖父就没有人为他设丧庐，传承重任的人是谁呢？假设祖父是一国之君，自己是嫡孙，祖父死后自己继承，这是从祖父那里受封的，祖父的群臣都为祖父服三年之丧，而自己身为嫡孙，却只服周年，穿着齐缞送葬，没有斩缞、没有丧杖、没有丧主，虽然说是因为父亲的遗体还在而不忍心，但对得起祖父吗！」（大父，就是祖父。）

宋代庾蔚之认为：「礼说『三天不能复生，也就不会复生了』。所以国君去世还未入殓时，嗣君入门，从阼阶升堂，这是明确以对待生者的礼节侍奉

译他。父亲死了还未入殡，等同于活着的时候，是父亲仍为承受重任的正主，自己只是代为料理事务，事情没有欠缺。虞喜怎么能说没有丧庐呢？孝子居住的地方，与丧主无关，缺了又有什么妨碍？如果祖父是一国之君，五服之内的人都要服斩缞，那么孙子就没有单独服周年的道理。按贺循所记，说的应当是大夫、士的情况。」

父丧期间祖父去世设两个神主立两个丧庐的议论（晋、宋）

晋代韩伯为殷灵符的提问回答某人说：「从前我伯父的丧事还未除服，而祖母去世，从兄没有废除父产的丧主身份，同时又为祖母居庐守丧。郄太尉来吊唁，也不认为这不合礼。」

宋代庾蔚之认为：「父丧期间祖父又去世，那就应当同时主持两个丧事。现在世人把丧庐当作接受吊唁的地方，那么设立两个丧庐是对的。别人为父丧前来吊唁，就到父亲丧庐所在之处；如果为祖父之丧前来吊唁，就到祖父丧庐所在之处。」

居重丧期间遭遇轻丧变换丧服的议论（丧服变除附，周、晋、宋）

周代礼制，《闲传》说：「斩缞之丧，已经虞祭卒哭，又遭遇齐缞之丧，轻的可以兼包，重的要保持特有的。」（这是说明为什么要变换轻丧服制的道理。已经虞祭卒哭，是指齐缞之服可以变换斩缞之服的时节。轻的可以施加于卑下的部位，用齐缞的麻带包在斩缞的葛带外面，是说男子的带、妇人的绖。重的应当以尊贵的部位为主，是说男子的绖、妇人的带，仍保持原来的葛带不变。说包、特，是说明卑下的部位可以两者兼施，而尊贵的部位不能有二重。吴国射慈说：「斩缞之丧，已经安葬后，缞裳用六升布，男子的绖带都换成葛制的。妇人换首绖为葛制，腰带仍旧用麻，只是按五分去一分的比例缩小罢了。如果又遭遇为母亲及伯叔兄弟服齐缞之丧，为母服丧时，另用四升布做腰带，称为『包』，是说用来包裹斩缞的带子；斩缞的葛绖，称为『重者』，是以尊贵为主。妇人换首绖为麻，也称为『包』，腰间系斩缞的麻带，称为『特』。周年之丧已经安葬，穿上服上服六升布的缞裳，男子系上服的葛带，妇人戴上服的葛绖。」）「齐缞之丧，已经虞祭卒哭，又遭遇大功之丧，麻葛兼服。」（这是说明大功之服可以变换齐缞周年之服的时节。「兼」如同「两」的意思。不说包、特而说「兼」，是因为包、特已经表明了这个道理，「兼」则说明既有绖又有带。不说「重」，是因为三年之丧已经小祥，有的没有绖，有的没有带。说「重」，是为了说明现在都有，周年以下服制本来都是有的。「两」是说既有麻的也有葛的，葛的也保持其重的特性，麻的也包在轻的外面。）「服重丧的就要变换轻丧的服制。」（服重丧的，是说保持特有的服制。「则」是说男子和妇人都是如此。凡是下一等的服制，虞祭卒哭后，男子恢复他原来的葛带，妇人恢复她原来的葛绖。等上一等的服制除去后，就自然接续以下一等服制的传承。）吴国射慈说：「齐缞之丧，已经虞祭卒哭，又遭遇大功之丧，麻葛兼服。齐缞之丧已经安葬，为母服丧用七升布做正式缞服，用八升布做绖带，都是葛制的。妇人首绖用葛，腰带仍用原来的麻，也是按五分去一的比例缩小。又遭遇大功之丧，重新制作大功的缞裳，男子用麻做腰带，绖用周年丧服的葛绖。妇人换首绖为麻，带子用周年丧服的葛带。大功之丧已经安葬，也穿上大功的缞服，男子妇人都重新穿上周年丧服已经安葬后的绖带。」《服问》说：「三年之丧已经小祥，又有周年之丧已经安葬，那就系上原来的葛带，戴周年丧的绖，穿上大功的缞服。系上原来的葛带，是因为三年之丧的小祥、周年丧的既葬，差不多是相似的情形。」

译绖是配用周年之丧的葛绖。三年之丧已经过了小祥，首绖就除去了。为父服丧,过了小祥后,缞衣用七升布;为母服丧,已经下葬后,缞衣用八升布。凡是齐缞已经下葬的,缞衣有的用八升,有的用九升。服其功缞,是服其中较粗的一种。吴国射慈说:"三年之丧已经过了小祥,又遇上周年之丧,下葬之后,就系上原先的葛带,戴上周丧的绖,穿功缞,这是说三年之丧过了小祥,缞衣已是七升,男子的首绖、妇人的麻带都已经除去了,又遇上周年之丧,重新制作周丧的缞裳,绖带全都用麻。周丧下葬之后,为母服的缞衣用七升,正服的缞衣用八升,义服的缞衣用九升,这就叫功缞。男子系上小祥时的葛带,戴上周丧的麻绖,是指下葬后所用的麻。这种麻带粗四寸又一百二十五分之七十六寸。"三年之丧已经过了小祥,又遇上大功之丧,就穿其中的功缞、系绖带,如同周丧一样。大功之丧的麻,改变了三年之丧小祥时的葛。周丧下葬后的葛带,比小祥时的葛带要小。此时又该有绖,也要反过来系上原先的葛带,戴上周丧的绖。这是依次递减的道理。这虽是由麻改为葛,但大小是相同的。也要穿其中的功缞。凡是三年之丧已经过了小祥,才遇上齐缞、大功之丧的,绖带都要用麻。小功之丧则没有变化。对于大功以上、齐缞斩缞的丧服没有什么可改变的,不能用轻服牵累重服。对于大功以上的丧服没有什么可改变的。麻带有根本(未断本)的,要改变三年之丧的葛。"有本",是指大功以上的丧服。小功以下的丧服,是漂洗过的麻并截断根本的。《闲传》说:"已过小祥,又遇上大功之丧,麻葛并重。"这是说大功之丧可以改易斩缞丧服的礼节。斩缞之丧已过小祥,男子除去绖而带独存,妇人除去带而绖独存,这叫做单。遇上大功之丧,男子有麻绖,妇人有麻带。又都把原先较轻的部分改用麻,这叫做重麻。虞祭、卒哭之后,男子系上原先的葛带,戴上周丧的葛绖,妇人戴上原先的葛绖,系上周丧的葛带,这叫做重葛。吴国射慈说:"已过小祥,遇上大功之丧,麻葛并重,是说过了小祥,男子有葛带,妇人有葛绖,男子的首绖、妇人的麻带都已经除去了,又遇上大功之丧,也要重新制作缞裳,绖带都用麻,这叫做重麻。大功之丧下葬之后,仍旧穿小祥的缞衣,男子系上小祥的葛带,戴上周丧的葛绖;妇人则戴上小祥的葛绖,系上周丧的葛带,这叫做重葛。《檀弓》说'妇人不用葛带',是指齐缞、斩缞的妇人而言。如今这里说系周丧的葛带,是因为大功之丧下葬之后,妇人可以系葛带。不穿大功之丧的葛带而系周丧的葛带,是因为斩缞之丧过了小祥,妇人除去的葛绖,粗五寸又二十五分之十九寸,若系大功之丧的葛带,裁得粗三寸又六百二十五分之四百二十九寸,不符合绖带五分去一的差等,所以要系周丧的葛带。周丧的葛带,粗四寸又一百二十五分之七十六寸,与小祥时的首绖相比,差等正合适。男子不戴大功之丧的葛绖而戴周丧的葛绖,也是因为不符合小祥之带的差等的缘故。"《杂记》说:"若有三年之丧的练冠,又遇上大功之丧,就用大功的麻来更换它,只有丧杖、丧屦不更换。"这是说已过小祥又遇上大功之丧的情形。小祥时,已除去首绖、腰绖的葛,又比不上大功之丧的麻那样重。说"练冠易麻",是互文的说法。"唯杖屦不易",是说其余的都要更易。丧屦不更换,是因为小祥与大功之丧都用绳做屦。《服问》说:"已过小祥,遇上截断根本的麻,是指小功以下的丧服。遇有祭祀之事就戴上绖,祭事已毕除去绖,凡是可以戴绖的场合一定戴绖,戴过绖之后就除去它。虽然没有变服,但因为小祥之服没有首绖,遇有事时就临时加绖,依照同类的礼节。免时没有不加绖的,加绖时却有不加免的。若没有事,就仍如小祥之服那样。小功之丧不改易丧服的练冠,若行免礼,就戴上缌麻、小功的绖,沿用当初的葛带。缌麻的麻不改变小功的葛,小功的麻不改变大功的葛,因为它们有根本(未断本),所以叫做'税'。""税"也就是变易的意思。小功以下的麻虽然与上一等的葛级别相同,仍然不加变易,这里是概括说明凡是麻带有根本的才加以变易罢了。《闲传》说:"除去丧服的,先除去重的;改易丧服的,先改易轻的。"改易丧服,是说因后来的丧事而有所改变。《杂记》说:"若有为父亲服丧,尚未终丧而母亲去世,除去为父的丧服时,仍服除服之服,行完祭事后再穿回丧服。""没"就是"竟"(终了)的意思。"其除服"是指举行祥祭时所穿的服装。"卒事",是祭事已经完毕。"反丧服",是穿上为后死者所服的丧服。"如三年之丧,则既顈"，是说小祥、大祥之祭都照常举行。这是说如今遇到的丧事已经服顈,就要为先前的三年之丧变除服而举行小祥、大祭之祭。这里主要是说先有为父母服丧,如今又遭遇长子之丧的情形。若先有为长子服丧,如今又遭遇父母之丧,其礼也是如此。既然如此,那么说"未没丧"，是指已经行过小祥、大祥之祭的意思。"顈"是一种草名。没有葛的地方,除去麻就用顈来代替,这是为先前的丧事举行小祥、大祭之祭。"顈"读作苦迥反。

译晋朝谢奉议论说：「孝子居丧，服丧尽心尽力三年，不懈怠，情思所系无处不在。曾子问：『三年之丧期间可以去吊丧吗？』孔子说：『三年丧期内练祭之后，不与人成群站立，不与人结伴出行。君子用礼来修饰情感，若在三年丧中还去吊哭别人，不也是虚伪吗！』大概是认为为别人兴发哀情，就不能专一于自己所重的丧事了。而礼书说『卒哭、既练之后，遇到齐衰周年、大功之丧，都随所服丧服而有变化』。当代行丧礼的人，都遵从这一制度，我私下对此有所遗憾。做人子的道理，是天生的血缘之恩，可说是极重的。终身的哀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消解的，所以设有祥祭、练祭作为丧期的终点。凭着侍奉父亲之道，在公事上尚且有夺去私服（为公事而暂改丧服）的制度，何况兼有爱敬之重的丧礼，反而屈从于旁支亲属呢！奔丧的礼节，赴丧哭吊时就应备好绖带，回到自己本来的居所，就恢复原来所服的丧服。这样在权宜与常礼之间兼顾变通，大概可以说没有大的过失了。」

　　宋朝崔凯说：「斩衰丧服在既练之后遇到大功之丧，就应戴大功的冠及麻。麻指男子的首绖、妇人的腰绖。又要把原先既练时所用的葛换成麻，指男子的腰绖、妇人的首绖。大功之丧，既葬、卒哭之后，男子恢复戴练冠，系上周年丧的葛带。男子首绖、妇人腰绖，都称为『周』，是因为斩衰练祭后，男子除去首绖，妇人除去腰绖，如今遇到大功之丧既葬，首绖、腰绖都应当有，大功既葬所用的葛绖，就是小功的绖，大的四寸六分，小的，不可以用来服三年之丧，所以都用周年丧的绖。」

　　　　长殇中殇变三年之葛议　周　宋

　　周代的制度，《服问》说：「长殇、中殇改变三年丧的葛带，到殇服丧期届满之月，再恢复三年丧的葛带，这不是看重麻服本身，而是因为殇服没有卒哭时除服的规定。下殇则不这样。」这里说的是大功的亲属为殇者服丧、其本身丧服在缌麻、小功之列的情况。《闲传》说：「斩衰的葛带与齐衰的麻带规格相同，齐衰的葛带与大功的麻带规格相同，大功的葛带与小功的麻带规格相同，小功的葛带与缌麻的麻带规格相同，遇此情形就要兼服。」这是说已有上一等丧服在身，虞祭、卒哭之后又遇到下一等丧服的差别情形。只有大功丧才有改变三年丧既练之服的规定，小功以下丧对上一等丧服都没有更改。这里说大功的葛带与小功的麻带相同，小功的葛带与缌麻的麻带相同，主要是就大功之亲的长殇、中殇而言。吴国射慈说：「说的是大功的亲属死于殇年、而自己本服在小功、缌麻之列的情况，都要改换练服的葛带，改戴麻绖麻带，直到殇服的丧期届满月数，再恢复三年丧的葛带。就好比从父昆弟、庶孙的长殇、中殇本服在小功，妇人为丈夫叔父的长殇本服在小功、中殇本服在缌麻的情形。这种殇服的麻也要断去根本。之所以改变三年丧的葛带，是为了端正亲亲之义。下殇不提及，是因为下殇年纪幼小，地位卑微。」

　　宋朝庾蔚之认为：「《服问》说『麻带有根本的，就改变三年丧的葛带，既练之后，遇到麻带断去根本的丧服，就在免绖时换上』，接着说『小功之丧不改换先前丧服的练冠』，是因为说到麻带有根本的，才能改变上一等丧服的葛带。后面说『长殇、中殇改变三年丧的葛带，到殇服丧期届满之月，再恢复三年丧的葛带，这不是看重麻服，而是因为殇服没有卒哭时除服的规定，下殇则不这样。』这应当是在讨论周年丧之殇。如果是大功之殇，经文应当明白说出。周年丧之殇地位最高，所以不特别说明罢了。郑玄大概认为周年丧之殇的长殇、中殇本身已经是大功之服，不再特意指明殇服的差异，也不在卒哭时改变上一等丧服的葛带。又说明下殇的麻带，虽然不断去根本，因为殇者年幼位卑，也不能改变上一等丧服的葛带。《闲传》主要阐明斩衰丧改换丧服的节次，因而附带列出五服麻葛的区分。缌麻、小功的麻带，不改变上一等丧服的葛带，本已另外说明，所以这里虽然连着提，却是属于兼服的例子，因此不再详加辨析。如果照郑玄的说法，认为是指大功之亲的殇者，那殇服的绖既然像缌麻、小功一样断去根本，又与三年丧的葛带大小悬殊，怎么能够互相改

译变呢？」

　　　　居亲丧既殡遭兄弟丧及闻外丧议　周　魏　晋

　　周代的制度，《檀弓》说：「已经停殡，又听到远方兄弟的丧事，这是父母之丧尚在停殡的情况。远方兄弟，是指关系亲近但相隔遥远的兄弟。要在侧室哭吊。是因为避嫌，不能在正殡处哭。没有侧室的，就在门内的右边哭。靠近南边一点，是为此变换哭位。以东为右，是就着主人的位置。若是同在一国，就前往其家哭吊。」又说：「已经停殡，听到远方兄弟的丧事，即使关系只到缌麻，也一定要前往哭吊。因为是骨肉至亲。不是兄弟，即使是邻居也不必前往。」（疏解：）没有亲缘关系的缘故。《杂记》说：「已经停殡，听到外丧的消息，要在别的房间哭吊。表明所哭吊的对象不同。哭吊时要有固定的位置。进去奠祭，奠祭完毕出来，改换丧服回到本来的位置，如同当初就位时的礼节一样。」这是指以后几天的哭吊。早晨进去到停殡处奠祭，奠祭完之后再回到别室的位置，就像当初刚开始哭吊时一样。

　　魏朝王肃说：「前往哭吊完就退出，不必等待入殓。」

　　《郑记》问道：「有的说前往哭吊，有的说在侧室哭，有的说在别室哭，为何不同？又《杂记》说：『服三年丧的人，即使遇到大功、小功之丧也不吊丧。如果与死者有服丧关系，就穿上应服的丧服前往，即使关系只到缌麻，也一定前往。』这种情况也应当穿上应服的丧服吗？」王瓒回答说：「《檀弓》说前往哭吊，没有分别丧服轻重，是说不论服三年丧与否都应当前往。《杂记》说斩衰丧遇大功、小功之丧尚且要穿上应服的丧服前往，那么齐衰丧遇大功、小功之丧也应当穿上应服的丧服前往。在别室哭吊，是为了哭外亲的兄弟，说明都应当先哭本家丧事再前往。若是不同国的就不必前往。」吴国射慈说：「即使关系只到缌麻也一定前往，是因为骨肉至亲。即使是邻居也不必前往，是因为没有亲缘关系。」蜀国谯周说：「礼制规定在门内右边哭，是为了表明变换了位置。以后几天的哭吊，先在早晨到停殡处奠祭，事毕出来，改换丧服回到最初的位置，也是三天五次哭吊。」

　　晋朝束皙问道：「有父母之丧在身，又遇到外亲缌麻之丧，可以前往奔丧吗？」步熊回答说：「不可以。如果是外祖父母的丧事，非嫡长子的可以前往。如果是姑姑、姊妹的丧事，无论嫡庶都应当前往奔丧。」

　　傅纯说：「按礼制，先重后轻，就应当穿着轻丧服去参加轻丧的哭临。之所以穿轻丧服去哭临，是因为新丧带来新的哀痛，用来表达新的哀情，也表明亲亲之情不可没有丧服。等到回家后再恢复重丧服，是因为轻丧的哀情、轻丧服已经行使完毕的缘故。如今新死的人远在千里之外，若因公务所限，无法前往奔丧，就用重丧服兼顾新丧。因为重丧服是先前丧事所定，与新的死者无关，那么对新死者就是没有丧服的。难道应当有丧服的至亲，最终却成了没有丧服的人吗？应当制定新的轻丧服，来充当前去哭临的丧服。等到新丧的丧服除服完毕，就恢复原先的重丧服，自然就兼顾了两丧，前后两丧，人情与丧服都能两全其美了。有人质疑说：『丧服以礼制为准，礼制中有前去哭临时穿的丧服，却没有临时制作的丧服。如果临时制作轻丧服，恐怕不合礼。』回答说：『礼是通行的常制，而鲁国为王姬在外面修建馆舍，《春秋》认为这是合乎礼的变通做法，说明变通之后仍合乎礼，也是常礼所允许的。』」

　　　　居亲丧除旁亲服议　周　晋

　　周代的制度，《杂记》说：「即使有诸父、昆弟的丧事，若正当父母之丧期间，除去诸父、昆弟丧服时，都要穿上除丧时应穿的服装，事毕之后再恢复丧服。」即使身负亲人的大丧，仍然要为轻丧服除服，这是骨肉之恩的体现。即使是国君的丧事，也不因此而不除私人的丧服。所谓「正当」，是指齐衰周年、大功之丧，或者从始至终都在三年丧期之内。小功、缌麻则不必除服。长殇、中殇则要除服。

　　晋朝贺循说：「即使有父母之丧，凡是周年、大功的丧服，到应当祥祭除服时，都各自穿上除丧应穿的服装，按照平常除服的礼节进行。小功以下的丧服则不必除服，因为丧服等级更轻了。若丧服等级降为小功

译，则就要除服。」

　　殷允有侄子的丧事，应当除去为侄子所服的丧服，写信给徐邈说：「那天早晨应当穿吉服除服吗？还是整天都穿吉服接待宾客？还是穿着为兄长所服的旧丧服见客呢？」又说：「礼书说：『穿上除丧应穿的服装，事毕之后恢复丧服』。庾太尉在大丧期间为妻子除服，整天穿着白帢会见宾客。如今丧服既然相同，而且地位较低，更不必忌讳改穿吉服了。是整天都这样，然后再恢复丧服吗？」

　　　　妇人有夫丧而母亡服议

　　晋朝羊祖延问道：「外甥女嫁给车骑将军，先遭遇车骑将军的丧事，服斩衰丧服。后又遭遇母亲的丧事，应服齐衰丧服。礼制对这两种情况有不同规定，丧服是否要有所改变呢？按《曾子问》说『国君之丧已经停殡，臣子若有父母之丧，可以回家，殷祭之时再前往』。是否应当依照这个规定？前往时穿什么丧服？在家时又穿什么丧服？」贺彦先，即贺循，回答说：「按礼制，女子出嫁后，为丈夫服三年丧，而降低为父母服丧的等级。传文说『不能同时服两种斩衰之服』。既然不能同时服两种斩衰，那就不能舍弃自己所重的丧服，去服那降低等级的丧服，道理是很明确的。国妃已经为车骑将军服斩衰丧服，就应当以此兼顾为母亲服的齐衰丧，不存在同时服两种丧服的道理。只有刚开始奔丧时，应当有为母亲初丧所服的丧服，用来表明本家血亲的恩情。到成服那天，就应当恢复穿斩衰丧服，这是权衡轻重的道理。再者按礼制，国君不压抑臣下的私丧。国君既已停殡，又遇父母之丧，与国君之丧同为三年之丧，所以有回家奔丧的道理。但仍说有国君之丧的人不敢为私丧服丧，又有什么除服可言呢。由此说来，即使国君与父亲两种丧事同时兼有，遇到丧期重合时，也以国君的丧服为主，不以自己的私丧服为重。」

　　　　居所后父丧有本亲丧服议　晋　宋

　　晋朝韩康伯问荀讷说：「有人过继给伯父为后，丧服还没有除去，又遇到本生父亲的丧事，应当返回本生家中吗？如果要设垩室，如今应当穿斩衰服，是先穿斩衰再住垩室吗？」回答说：「现在自身对所后之家有重丧服在身，还未到练祭，即使有本生父的丧事，也不做任何改变。等到练祭之后，就应当改服齐衰周年之服，戴布冠帻，穿首绖、齐衰。先前的丧事既已练祭，已经设有垩室，只应穿周年丧服居于垩室之中，不再返回本家设丧位。」韩康伯又问：「既然做了别人的后嗣，先前所服的是重丧服，难道应当有所改变吗？但如今在适当的时候还是要回到本家，去哭吊本生的亲人，若前去吊唁却不设丧位，情理上感到不安。可以在本生兄弟的旁边另设垩室，回来时就住在那里吗？」荀讷再次回答：「我认为自身对所后之家有重丧服在身，就不应当再于本生兄弟的庐次中另设垩室，回去时设个哭位就可以了。」

　　宋朝庾蔚之认为：「按礼制，齐衰、斩衰的受服，大功丧要改变既练的丧服，是按照丧服布料的粗细而定，粗的为准。如果布料的粗细相同就不必改变，只改绖带罢了。如今的情形却不是这样，应当另外制作本生亲属的周年丧服，回本家时就穿上。时代不同，不能完全依照古礼。如今把垩室作为接受吊唁的场所，所以应当回到本家，设立垩室，位置在诸弟垩室之下以接受吊唁。假使本家很远，就应当在别的房间设垩室。不能在所后之家的灵前接受本生亲属丧事的吊唁。」

　　　　有祖丧而父亡服议

　　宋朝孟氏问道：「嗣子如今为孟使君持重丧，光禄大夫的丧事灵堂上便没有了主丧之位，按礼应当怎么办？」周续之回答：「礼书中没有明确的文字规定，但我认为嗣子应当兼持祖丧的正位丧礼，怎么可以缺少三年丧的正式主丧人呢！」又问：「如果嗣子兼持祖丧之重，那么光禄大夫丧事的位次，是否也另设庐次？」又回答说：「礼制中的倚庐设在东墙之下，是守丧者寝苫枕块的地方，不是接待宾客的位置。我认为寝息之所，应当设在祖父的殡宫。在光禄大夫的丧事灵堂上，如果有宾客馈赠奠祭等事，就前往丧所处理，事毕后仍回到庐次。但如今世俗都把庐当作接待宾客的地方，那么位次就有两处，依从礼制的变通，也应当

译两处都设置。」又问：「安葬奠祭的礼节，哪个先哪个后？」又回答：「礼书说『父母的丧事同时发生，安葬时先葬轻丧、后葬重丧，虞祭时先祭重丧、后祭轻丧，安葬时穿斩衰丧服』。以此类推，光禄大夫的安葬及奠祭、虞祭都应当在先。从情感上说祖父的丧事较轻，从尊卑上说祖父的地位更重。」

　　　　祖先亡父后卒而祖母亡服议　周　后汉　晋

　　周代的制度，《丧服小记》说：「祖父已经去世，之后又成为祖母的丧主，要服三年丧。」若祖父还在世，那么这种服丧的情形就如同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一样。

　　后汉刘表及侍中成粲说：「父母若在祖父之后去世，就不为祖母服三年丧。」吴国的吴商反驳说：「我曾见刘表所作的丧服晚定的著作，说改变、除去丧服，妇人的丧服不能超过男子；孙子为祖父服周年丧，父亲去世之后，为祖母服丧，却说不能超过祖父的丧服等级。又见成侍中说，认为自己是从父亲那里承受重丧，而不是从祖父那里承受重丧，所以为祖母服丧不应当服三年。我认为：假使某人过继给他人为后，为本生父亲服周年丧，而所后之家又另外有儿子，此人就回归本家，如果之后母亲去世，难道可以说不能超过为父亲所服的丧期而不服三年吗？又比如从祖祖父先去世，自己只服小功五个月而已；后来成为从父的后嗣，从父又先去世；祖母之后去世，难道可以因为自己先前为祖父只服小功，如今为祖母也不超过为祖父所服的等级、只服五个月吗？诸如此类的情形，妇人的丧服重于丈夫的情况很多，不能一一列举。『不能超过丈夫』的说法，经传中都没有依据。嫡子的行为却按庶子的丧服标准来定，道理上也讲不通。成粲又说：『自己是从父亲那里承受重丧，不是从祖父那里承受重丧，如今为祖母服丧也应当是周年丧。』但按齐衰章，臣子为国君的父母、祖父母服周年丧。凡是臣子跟从国君所服的丧而降一等，臣子服周年丧，那么国君就是服三年丧。这里说的是身为国君而遇到父亲或祖父的丧事，是指开国初封的国君而言。至于继承君位的后代国君，则父亲与祖父，也有因废疾而未能继位的情形。有废疾未能继位的，那么国君就是从曾祖那里承受国家，而不是从祖父那里承受国家。虽不是从祖父那里承受国家，仍然要为祖父服三年丧。这就是经文中明确的例证，不是根据传文的说法推衍出来的。道理既然如此，那么凡是过继为人后嗣的人都应当服三年丧，何必一定要先承受重任才能服斩衰之服呢。」

　　　　为祖母持重既葬而母亡服议　晋　宋

　　晋朝雷孝清问道：「为祖母持重丧，已经安葬之后母亲又去世，丧服应当如何？是否要另外开门、另立丧庐？是称『孤孙』，还是称『孤子』？」范宣回答：「按礼应当穿后一丧事所应服的丧服。因为承嫡子之位居于诸叔伯之上，一人身兼两丧的丧主，没有理由再另外开门立庐，以致失去居于正位的用意。到祖母练祭那天，就改服居于垩室，事毕后再恢复后一丧事的丧服。礼书中没有书信中称『孤子』『孤孙』的说法，如今世俗这样称呼，也合乎人情。称『孤孙』，是为了保存传承重丧的名分。应当等祖母的丧服除完之后，再称『孤子』。」

　　宋朝庾蔚之认为：「如果照范宣所说，不是恢复后一丧事的丧服，也应当拆毁垩室，在诸叔伯的垩室之上另立丧庐。但两丧共用一个位次，庐与垩室混杂在一处，恐怕不是适宜时宜的礼制。我认为应当在有了后一丧事时，就另设一室作为丧庐，同时兼主两丧。」

　　　　既练为人后服所后父服议

　　宋朝何承天问道：「一位妇人，丈夫先去世，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已经出嫁。这位妇人去世后还不到周年，同宗族的人才把一个儿子过继为丈夫的后嗣。如今既已重新制丧庐、执丧杖，不知应当从亡故之月算起满一年就行练祭，还是从过继那天算起作为制服的起始？」荀伯子回答说：「过继来得晚，与听闻丧事来得晚而补服的情况不同。应当以亡故之月为周年起算，不以过继那天作为制服的起始。假设甲有妻子和儿女，甲死后，甲的儿子持重丧，已经练祭，甲的儿子又死了，甲的弟弟乙才把自己的儿子景过继给甲为后，景为伯父服周年丧完

译毕后，就再改服二十五个月的丧服，甲的妻子、女儿不应当先于景除服，怎么能让她们服三周年的丧呢！有人质疑说，若是甲的丧服将要除去时景才出继，景便应当服斩衰，十来天就除服。我认为如果丧服快要期满，就应当等到除服之后再出继，不可以让甲的妻子、女儿服四周年的丧。」何承天再问：「已出嫁的女儿服丧一周年而除服，心丧期还未过，除服转吉之后，才有过继来的弟弟，他不能算是丧事的开端，可是门庭仍是丧家素服，灵堂还未撤去，深浅错乱，怎么合乎人情。如今认为应当等除服之后再定为后嗣，这是对的。现在要问的是不等除服的情况。如果不服丧事剩余的月份，那就该像听闻丧事晚的情况一样，唯独此人不能马上转吉。这两种说法哪个更妥当？」荀伯子再答：「我认为出继时若还没到练祭，就应当补服剩余的月份，以亡故之月起算周年。如果将要在服丧期满时才出继，就应当等待丧服期满。至于撤庐、行练祭，丧服由粗渐细，这本是逐渐降杀的过程，也就是所谓送别死者有终止，为生者服丧有节制，并不是说出继才算作丧主的开始。又认为为人后嗣的人，处在练祭阶段就依练祭之服，处在綅缟阶段就依綅缟之服，怎么会怀疑十来天就除服呢。但这种说法讲不通。假设甲死了，他的妻子、女儿已服丧两周年，甲的弟弟乙带着两个儿子从远方回来，才听闻丧事，把长子景过继给甲为后，景的弟弟丁为伯父追服周年丧，景因为出继的缘故，改服綅缟十来天就除服：这就是所谓深浅错乱，但这并不算过失。就好比听闻丧事晚，唯独一人不能马上转吉的情形，这也是我所疑虑的问题。凡是出继来得晚，与听闻丧事晚是不同的。既然已经按本来的丧服制度行事，如今日月已经过去，没有理由再让她们居丧两周年。如果甲的妻子、女儿平白无故不能转吉，而过继来的儿子门庭却仍是丧家素服，这样妻子、女儿就没有办法回避这样的凶丧居所，另择吉宅居住。又不可以让妻子、女儿在里面歌唱，而过继的儿子在外面哭丧。我认为应当补服剩余的月份。」

　　司马操反驳说：「作为别人的后嗣，对所后之家尽到礼数，而对本生之家降低等级，这是为了成全承受重任之道，成就如同亲子一样的名分，怎么能因为真假之别而区分对待方式，因为早晚之别而改变制度呢！父子的名分难道不是在受命过继那一刻就确定下来的吗，加重恩义是从辞别本生父母那天就开始的，大义昭然，没有减损增益的变化。可是如今却让情理上应伸展的部分反而有余，岁月上应履行的却不足，不知道该如何取舍轻重，将要依附于什么原则呢。前面说：『甲死了，甲的儿子服丧，已经练祭，甲的儿子死了，甲的弟弟乙才把儿子景过继给甲为后，景没有理由为伯父服完周年丧后，又再改服二十五个月的丧服。』我反驳说：『景是在甲已经练祭之后才来过继为后的，那么此前的丧事虽然已经减杀，但我承受的重任却是从头开始的，再制定较远的月份服丧，在道理上有什么妨碍呢。况且此前作为旁系尊长时，丧服不超过齐衰，如今作为他的儿子，礼制上要穷尽制度，事情已经不同，深浅悬殊，怎么能混同起来，一起算作三年呢。如果是大功、小功的亲属，本来的丧服期限已经服满，才被过继为后，也可以计算本服的月份，来充抵再周年的期限。如果是没有服丧关系的亲属，如今被过继为甲的后嗣，那道理又是怎样呢？』前面说：『甲的妻子、女儿没有理由服三周年的丧，又不应当先于景除服。』我反驳说：『甲的妻子、女儿服满两周年，何必要服三周年呢。吉丧各有期限，何必顾及景的情况。这也就好比远方的兄弟才刚开始服丧免绖，而家中的弟弟已经早早地转为歌舞欢乐了，怎么能等同呢！』前面说：『有人疑虑，若甲的丧服将近除去而景才出继，景应当服斩衰，十来天就除服。我认为应当等丧服除去之后再出继。』我反驳说：『景是依礼而行，来不及赶上甲丧事之初，这是由于事情的机缘所致。况且堂阶断绝，丧位没有主人，路人见了都感到凄怆，骨肉之亲更是悲痛，既然已经为甲立了后嗣，就应当在三年之内让丧位有所归属，情理上有所寄托，怎么能犹豫等待转吉，而眼看着两周年的时光白白过去呢！』前面说：『甲死了，妻

译子、女儿服丧两周年，弟弟乙的两个儿子从远方归来，把长子景过继给甲为后，景的弟弟丁为伯父追服周年丧，而景因为出继的缘故，改服綅缟，十来天就除服，深浅错乱，也不算是过失。』我反驳说：『乙的儿子景如今来继承甲为后，既不能与他弟弟丁一样服周年丧，又不能只是短暂地穿綅缟十来天就除服，那么景对于甲的丧事，最终就缺少了应有的丧服。景本是甲的亲子，反而不如丁有周年之服，把自己放在三年重任的地位上，却在一日的哀情上就断绝了，这样等待转吉的道理，在这里就站不住脚了。』前面说：『甲的妻子、女儿没有理由要避开这样凶丧的居所，另择吉宅居住；又不可以让妻子在里面唱歌，而过继的儿子在外面哭丧。』我反驳说：『甲的妻子虽然已经除去了缞麻丧服，停止了哭泣，但仍旧穿着素服守寡，与丧事相始终，又哪里会图谋吉宅，哪里会致力于歌唱呢。』」

　　荀伯子回答司马操的反驳说：「你反驳说：『作为别人的儿子，要奉养如同活着一样地对待已故之人，如同对待亲生父母一样，对所后之家尽到礼数，而对本生之家降低等级。』我回答说：『视同亲生的情况，是指出继及被收养的人而言，不是说在丧服将要除去时才追加责成要求相同。假设所继承的是关系已断绝丧服的亲属，而继父有兄弟的丧事尚未满周年，难道可以都追补为伯叔制周年丧服吗！所以说，在世时相同，去世之后就不同了。如果本来是大功之亲，即使过了数十年，仍然要追补服丧。至于出继的儿子，若已在三年之外，就不为继父追服，说明既往之事不能等同看待。』你反驳说：『乙的儿子景如今来继承甲为后，既不能与他弟弟丁一起服周年丧，又不能只穿綅缟十来天就除服，既然作为甲的儿子却反而不如丁，难道有把自己放在三年重任的地位上，却在一日的哀情上就断绝的道理吗？』我回答说：『我认为景应当先补服完周年丧之后，才可以出继。假设甲死后已经三十年，乙带着景、丁从遥远的地方回来，才听闻甲的丧事，难道可以让景、丁两个儿子一同补服周年丧，然后再商议出继的事情吗！如果仍旧让景持重丧，那甲的妻子、女儿平常吉庆的生活已经过了很久，或许朝廷市井早已改变，难道可以突然让一个刚服丧的孝子来打乱这一切吗！即使过了三十年，丁仍然要补服丧，景不能因此反而不如丁，能不等待补服完毕吗！假使周公再世，也不能违背这个道理。』」

　　　　兼亲服议

　　宋朝庾蔚之认为：「一个人身兼内外两种亲属关系时，论尊卑的次序，应当以自己本宗为正统，昭穆的辈分不可混乱；论丧服则应当以关系亲近者为先，亲亲之情不可埋没。有的族叔同时又是姨表弟，诸如此类的情形都是这样。礼书说：『丈夫属于父辈的，妻子都算作母辈；丈夫属于子辈的，妻子都算作媳妇辈。』这是说本来没有亲属关系的情形。如果本来就有外亲的亲属关系，就应当推求其中尊亲相宜的一面。外亲不属于母、媳一类的例子，不必担心昭穆辈分的混乱，所以可以依照与自己更亲近的关系来服丧。如果外甥女成为自己儿子的媳妇，那就不用外甥女的丧服标准，而是依从更亲近关系的丧服标准。外表姐妹如果成为兄弟的妻子，也应当采用没有服丧关系的规定，因为兄弟妻子本无服丧关系的地位，反而比外亲有服丧关系的地位更亲近。至于姨母如果成为从父昆弟儿子的媳妇，那就不能用媳妇的礼节来对待她，是因为外亲的关系更近且更尊贵。其余的都可以依此类推而知晓了。」

通典卷第九十八　礼五十八　沿革五十八　凶礼二十

　　生不及祖父母不税服议　小功不税服议　庶祖母慈祖母服议　君父乖离不知死亡服议　父母乖离知死亡及不知死亡服议

　　　　生不及祖父母不税服议　周　晋　北齐

　　周代的制度，《丧服小记》说：「出生时未曾赶上祖父母、诸伯叔父、兄弟在世，而父亲后来补服了丧服，自己却不必补服。」卢植说：「这是说父亲客居他乡，儿子出生了，等到丧服守满才回家，父亲追补服丧，儿子出生时未曾见过这些亲属，恩情浅薄，所以不必追加服丧。」郑玄说：「父亲因某种缘故居住在异乡而生下自己，自己没能赶上这些亲属在

译世时归乡相见。如今这些亲属去世，等到听闻丧事时，服丧的年月已经过去了。父亲为此服丧而自己不必服丧，是因为不能苛求人对非其所能及的时机产生恩情。如果赶上了那个时候，就应当服丧。所谓『税丧』，是指丧事与服丧的时间不相符合的说法。」王肃说：「是说父亲与祖父分离隔绝，儿子出生的时候，祖父母已经去世了，所以说『生不及祖父母』。如果等到儿子长大后，父亲补服丧服，自己就不必服丧了。诸父，指伯叔父。昆弟，指伯叔父的儿子。」

　　晋朝贺循说：「出生在他乡，没能赶上见到祖父母、诸伯叔父、兄弟，如果听闻丧事的月份、日子已经过了服丧期限，就不必补服，因为未曾相见，恩情较轻。如果日月还没超过期限，就应当照常服丧。」按魏朝时众儒生曾问：「日月已经超过期限，或者父亲已经去世，自己单独听闻丧事，应当补服吗？如果应当补服，服什么丧服？」回答说：「父亲去世后自己成为祖父的丧主，服斩衰丧，这与父亲在世时的情况不同。」

　　淳于纂问淳于睿说：「按《小记》：『出生时未曾赶上祖父母、诸伯叔父、兄弟在世，而父亲后来补服丧服，自己却不必补服。』注释说：『没能赶上这些亲属在世时归乡相见，等到听闻丧事时服丧年月已经过了，父亲服丧而自己不必服丧，是因为不能苛求人对非其所能及的时机产生恩情。』我看了这条注释，实在认为贤圣的说法有很大的失误。按照降等为缌麻、小功的亲属尚且要补服，正是为了端正亲亲之情、看重骨肉之恩。如今父亲在世则为祖父服周年丧，父亲去世后则服三年丧，这不正是看重的表现吗！如果只因为没有见过面，就割舍了对至亲本来应有的爱，忍受不了那种悲痛之情，让这种关系与诸伯叔父、兄弟同等对待，这怎么可以呢！尊崇祖先的道义，在这里就显得疏远了。再者按礼，为慈母的父母没有服丧的规定，也说是因为恩情达不到。恩情达不到的情况，对于慈母的父母来说是可以的。如今因为其他缘故，出生时未能见到祖父，就认为这是非其所能及的恩情，我内心实在不能认同。」淳于睿回答说：「贤圣及前代儒者当初并没有对此产生疑问和怪异之感，是因为体谅人情而加以宽恕。降等为小功的不必补服，本是正当的，并非因为不认识。听从这样的规定，没有什么不合理的。这是礼记中的明文规定，是前代儒者的定论，是可信的。不相信贤圣的话而想凭自己的臆断，只讲道理而不顾实际，正是要防止这种偏差。周年丧之所以要服，是因为承担了传承重任的缘故。而如果连见都没见过，又传承了什么，又看重了什么呢！」

　　刘智按语说：「《礼记·小记》说：『出生时未曾赶上祖父母、诸伯叔父、兄弟在世，而父亲后来补服丧服，儿子却不必补服。』我认为『生不相及』这句话，与下文两处相互矛盾，一定是有讹误的字。『昆弟』二字，是相连的文字，容易被误加为衍文。所谓衍文，就是多余的字。至亲即使相隔几代，也不能因为没有相见而没有相应的服丧恩情。如果说出生未曾赶上的人要补服，那么父亲即使已经除服，后出生的人却不能追补服丧。凡是不必服丧的人不服丧，那么父亲即使补服了，他的子孙也没有理由服丧。由此推断，『弟』字是衍文，这是可以知道的。」

　　虞喜通过质疑说：「根据文意，说父亲补服，儿子却不必补服，可知在恰当的时候就应当服丧。当时即使服丧，仍然因为出生时未曾相见，恩义就显得疏远，不能苛求人对非其所能及的时机产生恩情，是用情理来宽恕的。如果父亲因故居住异乡生下自己，又搬到另一个地方生下弟弟，那么按照惯例都不必补服，因为出生时都未曾相见的缘故。文中前面说『不及』，后面又有『弟』字，正是说明出生时未曾及见，理应可以包括弟弟在内。（若这些亲属）已经去世而兄长也不必补服，这一条文含义可以两方面兼顾解释，并不是衍文。」

　　蔡谟认为：「按礼，大功之丧尚且要补服，何况这三种至亲，情感仅次于所生父母，丧服等级仅次于斩衰。虽然没有相见，或许音信往来仍是相通的，却断绝了补服的规定，这怎么符合情理呢！所谓『生不及』，是说那个人已经去世、自己才出生罢了，哪里是指

译同时并存的说法呢！如果按照郑玄的说法，不以出生的年份为依据，只要没有相见便算作『不及』，那么这个祖父岂不也可以说『生不及孙』，父亲也可以说『生不及子』，兄长也可以说『生不及弟』了。这种说法实在讲不通，从古至今，从来没有这样的说法。郑君看到礼文中有『弟』字，认为弟弟不可能生在自己之前，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层意思，所以就此立说，这不是礼的本意。我认为这只是多出了一个『弟』字罢了。（长，读作直两反。）书籍流传千年，又经历了暴秦焚书，讹误之处不止一处。王肃的说法是：『自己出生的时候，祖父母已经去世了。诸父指伯叔父。昆弟，指伯叔父的儿子。』这在情理上比较允当，而且『生不及』的说法也说得通。但既然称诸父为伯叔父，又再说伯叔父的兄弟，在文字上就显得重复。又没有说明自己听闻兄长的丧事时应当如何补服，在制度上也有欠缺，还不能算是完美的解释。但仍比郑玄把同代并存的情况解释为『生不及』要好一些。」

　　荀讷回答说：「另外给曹主簿的信中提到，其兄长在南方娶妻，去世已经三年了，兄长的儿子该等人从未与他相见过，是否应当为他服丧？《记》说：『出生时未曾赶上祖父母、诸伯叔父、兄弟在世，而父亲后来补服丧服，自己却不必补服。』先前的儒者认为是父亲在异乡而生下自己，自己没能赶上祖父在世时归乡相见，所以超过了服丧期限就不必补服。《记》文说『不及』，而各位儒者解释为『未曾相见』，文字含义各不相同。既然如此，那么『不及』应当是指出生时没能赶上这些亲属在世的时候。我认为，如果音信已经相通，情义已经建立，即使没有相见，按礼制应当从重考虑，仍然应当补服。」

　　孙略议论说：「《记》文说『不及祖』，是指没有同代并存而不必互相服丧的情形。我以前亲自处理过这类事情，当时的人大多不赞同这种说法。」

　　北齐张亮说：「关系为小功的兄弟居住遥远尚且不必补服，曾子对此还感叹不已，何况祖父母、诸伯叔父、兄弟，恩情至亲至近，却因出生而相隔阻绝。可是郑君说『不能苛求人所不能做到的事』，这是什么道理呢！所谓『生不及』，是指自己出生之前这些亲属就已经去世了。彼此隔绝断绝，父亲才开始遵行讳丧、服丧的礼节，而自己却不必服丧。推究这段文字的意思，大概是因为出生的时代先后不同，后代的孙辈不必再为先代的亲属追补丧服罢了。哪有同代却相隔阻绝，就不必服丧的道理呢！」

　　　　小功不税服议　晋　宋

　　晋元帝下令说：「小功、缌麻之丧，若在丧期将尽时才听闻消息，应当服全丧期，不能只服剩余的月份，以此作为永久的制度。」束皙问步熊，步熊回答说：「按礼，丧服已经除去的就不再追服。如果还没除服，就应当追补服丧五个月。」贺循说：「所谓『小功不税』，是指丧期都已经结束才听闻丧事的情况。如果还在服丧期内，就应当自行服满五个月。」徐邈回答王询说：「郑玄说『在五个月之内的要追补服丧』。王肃说『服丧剩余的月份。小功之丧不追服，是因为恩情较轻的缘故』。如果说要服全丧期，与追补服丧又有什么区别呢？应当服丧剩余的月份。」

　　宋朝庾蔚之认为：「郑玄、王肃的说法，虽然各有各的道理，但王肃的说法容许早晨听闻丧事晚上就除服，或许还不能算是正式成服，从人心的角度来考量，还不能算是完全妥当。如果服丧剩余的月份，做官的人可以安心，但服丧的月份长短就应当因人而异、有所不同。如今丧假、心丧的制度，既然没有明确的条文，那么说明前朝已经自行详细制定过了，是没有服丧剩余月份这一规定的。」

　　　　庶祖母慈祖母服议　晋　宋

　　晋朝刘系之问道：「为庶祖母服丧，经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不知道是否应当有服呢？

译王冀回答说：「为庶祖母服丧的问题，经书上确实没有明文规定，但也没有不服丧的规定。按情理推断，应当认为理应服丧。为什么这样说呢？按照礼制，妾所生之子，父亲去世后，为生母服丧可以伸展为三年。儿子既然能够伸展服丧期限，孙子就没有理由单独受屈减等。假使嫡祖父还在世，按照礼制，妇人不受压抑，那就不再有受屈减等的道理了。考察礼书，只有关于祖母服丧的条文，并没有区分嫡庶，这是为了彰明尊敬尊长的道理，使人不敢轻贱自己的祖母。《礼记》说：『做慈母的后嗣的，做庶母的后嗣也可以，做庶祖母的后嗣也可以。』这是说两个妾没有儿子，父亲命儿子做她的后嗣，无论是儿子还是孙子，都依照他们的辈分排列。既然受命做了后嗣，那么为她服丧就没有什么可疑虑的。由此说来，妾没有后嗣而托付给别人做后嗣的，尚且要为她服丧，何况是自己亲生祖母的亲孙子，怎么能有不服丧的道理呢！制定服丧礼制是恰当的。」

译又刘智释疑：「问云：『按丧服小记「慈母之父母无服」，孙宜无服慈祖母矣。又曰「慈母与妾母不代祭」，孙不祭慈祖母，何服之有。』智曰：『礼，为亲母党服，为继母之党不服。不妨孙服继祖母也。礼，孙为祖后如子。所言妾母不代祭者，据奉之者身终则止耳，岂有妾子先亡孙持丧事而终丧便不祭也。』」

又，刘智《释疑》说：「有人问：『按《丧服小记》说「慈母的父母无服」，那么孙子也应当对慈祖母无服了。又说「慈母与妾母不代祭」，孙子不祭慈祖母，那还有什么服可言呢。』刘智回答说：『按礼，为亲生母亲的娘家人服丧，而不为继母的娘家人服丧。这并不妨碍孙子为继祖母服丧。按礼，孙子为祖父后嗣，如同儿子一般。所说的妾母不代祭，是指侍奉她的人本身去世后就停止而已，哪有妾生的儿子先去世、孙子主持丧事而丧期一满就不祭祀的道理呢。』」

虞喜通疑云：「慈母贱，虽服之如母而明矣，若其父先亡，己养于祖，以祖母之服服之周可也，不得复传重三年同于继祖母也。」

虞喜《通疑》说：「慈母地位卑贱，虽然为她服丧如同为母亲服丧一样，是很明确的，但若她的儿子先去世，自己由祖父抚养，那么按祖母之服为她服齐衰一年就可以了，不能再依传重之礼服三年、等同于继祖母。」

宋庾蔚之云：「按丧服传释慈母如母，以为妾之无子，妾子无母，父命以为母子，然后慈母之义全也。智云有子之妾，有母之子，并乖经传所说，如母之义，何由而生，子不违父之命，岂从失礼之命。小记云『慈母之父母无服』，今子服慈母如母，犹无所从，况可得从父服慈祖母乎？且先儒所云妇人不服慈姑者，妇从夫尚犹不服，则子不从明矣。」

宋庾蔚之说：「按《丧服传》解释慈母如同母亲，是因为妾没有儿子，而妾生的儿子没有母亲，父亲命令二人结为母子，这样慈母之义才算完整。刘智所说的有儿子的妾、有母亲的儿子的情形，都违背经传所说的道理，如母之义又从何产生呢？儿子不违背父亲的命令，难道就要遵从不合礼的命令吗。《小记》说『慈母的父母无服』，如今儿子为慈母服丧如同为母亲服丧，尚且没有可以遵从的依据，何况能够遵从父亲之命为慈祖母服丧呢？而且先儒所说的妇人不为慈姑服丧，媳妇跟从丈夫尚且不服丧，那么儿子不遵从就更明白了。」

　　　　君父乖离不知死亡服议魏　晋

　　　　君父离散不知死活时服丧的议论（魏、晋）

　　魏刘德问田琼曰：「失君父终身不得者，其臣子当得婚否？」琼答曰：「昔许叔重作五经异义，已设此疑。郑玄驳云：『若终身不除，是绝祖嗣也。除而成婚，违礼适权也。』」

魏国刘德问田琼说：「失散了君主父亲、终身找不到的人，他的臣子应当可以婚娶吗？」田琼回答说：「从前许叔重作《五经异义》，已经提出过这个疑问。郑玄反驳说：『如果终身不除丧，那就是断绝了祖宗的后嗣。除丧而成婚，是违背常礼而顺应权变。』」

　　晋博士徐宣瑜云：「君亡宜从公羊，穷舟车人履所至不得者，按代子即位。郑玄注云：『君父亡，令臣子心丧终身，深所甚惑。心丧是也，终身非也。』谓从玄心丧可也。」荀组云：「至父年及寿限，中寿百岁。行丧制服，立宗庙，于事为长。礼无终身之制。」

晋朝博士徐宣瑜说：「君主逃亡，应当依从《公羊传》，穷尽舟车与人力所能到达的地方仍找不到的，就按规定由太子即位。郑玄注说：『君父逃亡，令臣子终身心丧，我对此深感疑惑。心丧是对的，终身则不对。』意思是遵从郑玄心丧之说是可以的。」荀组说：「等到父亲的年岁达到寿限，中等寿限是百岁。到那时行丧制服、设立宗庙，在情理上更为妥当。礼制中并没有终身行丧的规定。」

　　　　父母乖离知死亡及不知死亡服议晋　东晋

　　　　父母离散、知其死活与不知死活时服丧的议论（晋、东晋）

　　晋蔡谟曰：「甲父为散骑侍郎，在洛军覆，奔城皋，病亡。一子相随，殡葬如礼。甲先与母、弟避地江南，闻丧行服，三年而除。道险未得奔墓，而其弟成婚。或谓服可除，不宜以婚者。谟以为凶哀之制除，则吉乐之事行矣。且男女之会，礼之所急。故小功卒哭，可以娶事；三年之丧，吉祭而复寝。鲁文于祥月而纳币，晋文未葬丧而纳室。春秋左氏传曰：『妇，养姑者也。』又曰：『娶元妃以奉粢盛。』由此言娶妻者，所为义大矣，所奉事重矣。又夫冠者，加己之服耳，非若婚娶有事亲、奉宗庙、继嗣之事，而冠有金石之乐，婚则三日不举。金石之乐，孰若不举之戚？加己之事，孰若奉亲之重？今讥其婚而许其冠，斯何义也？不亦乖乎！」又曰：「或疑甲省墓稽留者。谟以为奔墓者，虽孝子罔极之情，然实无益之事，非亡身之所也。故礼，奔丧不以夜行，避危害也。今中州丧乱，道路险绝，坟墓跌发，名家人士皆有之，而无一人致身者，盖以路险体弱，有危亡之忧，非孝子之道故也。而曾无讥责，何至甲独云不可乎！且甲寻已致身，非如不赴之人也。茔兆平安，非如毁发之难也。又是时甲母笃病，营医药而不可违阙侍养，投身危险，必贻老母忧勤哉！昔郑有尉止之乱，子西、子产父死于朝。子西不儆而先赴，见讥于典籍；子产成列而后出，见善于春秋：此经典之明义也。按吴雷思进参太傅军事，亡在新汲，为贼焚烧失丧，其子不得奔迎。礼云『久丧不葬，主人不变』者，谓停柩在殡者耳，不得施于所闻。」

晋朝蔡谟说：「甲的父亲担任散骑侍郎，在洛阳军队溃败之时，逃奔到城皋，病死了。一个儿子跟随在身边，按礼安葬。甲原先与母亲、弟弟在江南避难，听到丧讯后行丧，三年后除服。道路艰险没能赶去坟墓，而他的弟弟这时成婚了。有人认为丧服可以除去，但不应该借此婚娶。我蔡谟认为，凶哀的丧礼既已除去，那么吉庆欢乐的事情就可以进行了。而且男女婚配，是礼制中十分紧要的事。所以小功服过了卒哭之后，就可以办理娶妻的事；三年之丧，行吉祭之后就恢复正寝居处。鲁文公在大祥之月纳聘礼，晋文公在丧期未葬时就娶妻入室。《春秋左氏传》说：『媳妇，是奉养婆婆的人。』又说：『娶正妻是为了主持祭祀。』由此说来，娶妻这件事，所承担的道义十分重大，所侍奉的职责十分重要。再说加冠这件事，不过是给自己加上一件服饰而已，不像婚娶那样关系到侍奉双亲、承奉宗庙、延续后嗣这样的大事；然而加冠尚且有钟鼓之乐，婚礼却三日不作乐。钟鼓之乐，怎能比得上三日不作乐所表现的哀戚之情？给自己加冠这件事，又怎能比得上侍奉双亲那样重要？如今讥议他婚娶却许可他加冠，这是什么道理呢？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又说：「有人怀疑甲探视坟墓时耽搁滞留。我认为，奔赴坟墓虽是孝子无穷的孝思所致，但实际上是无益的事情，不是可以舍身冒险的地方。所以礼制规定，奔丧不在夜间行走，是为了避开危险。如今中原丧乱，道路极其艰险，坟墓被毁掘暴露的，名门大族之人都有此遭遇，却没有一个人亲身前往，大概是因为道

译路险恶、体力衰弱，有丧命的忧患，不是孝子应当走的路。可对此从来没有人加以讥责，为什么偏偏说甲不可以呢！况且甲不久之后已经亲身前往，不像那些不赴丧的人。坟茔安然无恙，不像坟墓被毁掘那样艰难。而且当时甲的母亲病重，要为她延医治病，不能舍弃对她的侍奉照料而投身险境，那必定会给年迈的母亲带来忧虑操劳啊！从前郑国发生尉止之乱，子西、子产的父亲死于朝廷之上。子西不加戒备就先行赴难，被史书所讥议；子产整顿好队伍之后才出发，被《春秋》所称许：这是经典中明白的道理。又按，吴国雷思进参与太傅军事，死在新汲，被贼寇焚烧尸骸而失踪，他的儿子未能前去迎丧。礼所说的『丧期久而未能安葬，丧主不改常度』，是指灵柩停放待殡的情形而言，不能用在这种听闻噩耗却无法收葬的情况上。」

　　左丞熊远启云：「父母死河北贼中，如襄国、平阳，可依此制。若王化所被，人迹所及，可往而不往，非以笃孝道也。诗人丧马，犹求之林下，不得漫依东关。吴平之初，如此例皆诣东关寻求，唯桓陵不往求，宋岱不迎母，并加清议。今为其制，且有准则。」

左丞熊远启奏说：「父母死于河北贼寇之中，如襄国、平阳一带，可以依照这个规定处理。若是王化所及、人迹可到之处，能去却不去，就不能算是笃行孝道了。诗人丢失了马，尚且到林野中去寻找，不能随便援引东关之例。吴国平定之初，遇到这类情况的人都前往东关寻访，唯独桓陵不去寻访、宋岱不迎接母亲，都因此受到清议的谴责。如今制定这项规定，也要有个准则。」

　　又司徒李胤祖父敏，浮海避公孙度，不知存亡，寻求积年不得。胤父见乡里与父同年者亡，乃制服。徐景山劝娶而生胤。

又，司徒李胤的祖父李敏，渡海躲避公孙度，生死不明，多年寻访都没有结果。李胤的父亲见同乡中与父亲同年出生的人去世了，便据此制服守丧。徐景山劝他娶妻，于是生下了李胤。

　　刘智释疑曰：「遇乱离析，计父母之年，已过百年，可终卒矣，而不得音问，计同邑里同年者，于其死日，便制丧服。或以为终身，或不许者，如何？智答曰：父母死生未定，则凶服不宜在身，继祀为重。然则言不宜制服必继代祀者，吾以为得之矣。凡服丧而无哀容，得以不孝议之。处厌降不得服其亲，而哀情至者，吾得以孝笃称之。」虽虞喜通疑云：「或以当终身服丧，如是曾闵所能仅行，非凡人之所逮也。谓宜三年求之，不得乃制服居庐，祥禫而除。」

刘智《释疑》说：「遭逢乱离而离散，估算父母的年岁，已经超过百岁，可以断定其已去世了，却仍得不到音讯，那么可以按同乡同年出生之人去世的日子，来制服守丧。有人认为应当终身守丧，有人不赞同，这该怎么办呢？我回答说：父母的生死尚未确定，那么凶服就不适宜穿在身上，延续祭祀才是最重要的。那么说不应制服而必须延续世代祭祀的看法，我认为是对的。凡是服丧却没有哀戚之容的，可以用不孝来责难他；处在因尊卑关系降等而不能为亲人服丧的情形下，却仍能极尽哀情的，我可以称许他忠厚笃孝。」不过虞喜《通疑》说：「有人认为应当终身服丧，这种做法只有曾参、闵子骞那样的人才勉强能做到，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我认为应当寻访三年，若找不到，就制服居庐守丧，行祥祭、禫祭之后除服。」

　　孔衍乖离论曰：「圣人制礼以为经常之教，宜备有其文，以辨彰其义。即今代父子乖离，不知自处之宜，情至者哀过于有凶，情薄者习于无别。此人伦大事，礼所宜明。谓莫测存亡则名不定，名不定不可为制，孝子忧危在心，念至则然矣。自然之情，必有降杀。故五服之章，以周月为节。况不闻凶，何得过之。虽终身不知存亡，无缘更重于三年之丧也。故圣人不别为其制也。」

孔衍《乖离论》说：「圣人制定礼制，作为恒常不变的教化，应当具备完整的条文，以辨明彰显其中的道理。就以当今父子离散的情形而言，人们不知道该如何自处，情意深厚的人哀伤超过真正有丧事的人，情意淡薄的人则习惯于毫无区别地对待。这是人伦中的大事，礼制理应加以明确。我认为，无法测知存亡，那么名分就不确定，名分不确定就不能据以制礼，孝子忧惧危难之心，思念到极点自然会如此。但人之常情，必定有递减的道理。所以五服的条文，以周年、月数为节度。况且并未听闻凶讯，又怎能超过这个限度呢。即便终身不知存亡，也没有理由使丧礼重于三年之丧。所以圣人没有另外为这种情况制定礼法。」

　　御史中丞刘隗奏上：「诸军败亡失父母未知吉凶者，不得荣宫欢乐，皆使心丧。有犯，君子废，小人戮。」

御史中丞刘隗上奏说：「凡是因军队败亡而与父母失散、尚不知生死吉凶的人，不得享受荣显宫廷之欢乐，一律应当心中丧服。有违犯的，士人罢黜，庶人处死。」

　　东晋元帝建武元年，征南大将军王敦上言：「自顷中原丧乱，父子生乖，或丧灵客寄，奔迎阻隔。而皆制服，将向十载，终身行丧，非礼所许，称之者难，空绝娉娶。昔东关之役，事同今日，三年之后，不废婚宦。苟南北圮绝，非人力所及者，宜使三年丧毕，率由旧典也。」

东晋元帝建武元年，征南大将军王敦上言说：「自近来中原丧乱以来，父子生离，有的丧亲之灵柩寄放异地，前往迎奉的道路阻隔不通。可是人们都据此制服守丧，将近十年，甚至终身行丧，这并非礼制所允许的，这样做的人也很难做到，白白地断绝了婚娶之事。从前东关之役，情形与今日相同，三年之后，并不废止婚娶和出仕。倘若南北阻隔断绝、并非人力所能达到的，就应当让人在三年丧期满后，依照旧有的典章制度行事。」

　　太常贺循上尚书：「二亲生离，吉凶未分，服丧则凶事未据，从吉则疑于不存，心忧居素，盖出人情，非官制所裁也。右丞蔡谟引奔丧礼，有除丧而后归，则未有奔除服之文也。宜申明告下。若直据东关之事，非圣人所行，恐不足以释疑也。」循重议：「礼奔丧除而后归者，自谓丧葬如礼，限于君命者耳。若尸灵不收，葬礼不成，则在家与在远俱不得除也。况或必须求觅，以其丧礼待己而成者邪！若引以为义，未足以服人心也。直以祸难未销，不可终身居服，故随时立制，为之义断，使依东关故事，大将军上事，谓可从也。」帝告下曰：「若亡于贼难，求索理绝者，皆依东关故事，行丧三年而除，不得从未葬之例也。唯亲生离，吉凶未定，心忧居素，出自人情，如此者非官制所裁。普下奉行。」

太常贺循上书尚书省说：「双亲生离，吉凶未明，若为其服丧，则凶事尚无根据；若依从吉礼，又恐怕对方并非仍在人世，心怀忧虑而素服简居，这大概是出于人之常情，不是官方礼制所应裁定的。右丞蔡谟援引奔丧之礼，有除丧之后才返回的例子，却没有见到奔丧却先除服的条文。应当申明晓谕，颁告天下。如果只依据东关的旧例，那并非圣人所推行的做法，恐怕不足以解除疑惑。」贺循又重新议论说：「礼制中所说的奔丧除

译服后才返回的情形，本是指丧葬已经依礼完成，只是受君命所限而未能及时赶到的人罢了。倘若遗骸未能收殓，葬礼未能完成，那么无论是留在家中还是身处远方，都不能除服。何况有的还必须继续寻访，怎能凭空当作丧礼已依礼完成了呢！若援引这一条作为依据，恐怕不足以使人心信服。这只是因为祸乱灾难尚未消除，不能让人终身守服，所以要随时制定制度，作出适宜的裁断，让人依照东关的旧例，大将军所奏之事，我认为是可以采纳的。」皇帝下诏晓谕说：「如果是死于贼寇祸乱之中、寻访之路已经断绝的，都依照东关的旧例，服丧三年后除服，不能援用尚未安葬便可除服的先例。唯有双亲生离、吉凶未定的情形，心怀忧虑而素服简居，这出自人之常情，这种情况不是官方礼制所应裁定的。普遍颁布天下，遵照施行。」

　　中郎李干自上：父母分迸，不知所在，今妻亡不婚，吉事不接。丞相王导上：干情事难夺，可更选代。诏曰：「前敦、循所为，唯闻哀不得奔者作制。如李干比，竟未决之，宜急议定。」

中郎李干自己上奏：父母离散，不知去向，如今妻子已死却不再婚娶，吉庆之事一概不涉。丞相王导上奏说：李干的情事难以夺其志，可以另外选人替代他的职务。诏令说：「先前王敦、贺循所议定的规矩，只是针对听闻丧讯却无法奔丧的人而制定的。像李干这样的情形，究竟应当如何处理还没有定论，应当尽快商议决定。」

　　荀组表曰：「有六亲相失，及不知父母没地者，以未指得死亡之闻，没地处所，情虑无异。然以未审指的，希万一之存，未忍举哀，则有终身之戚，不涉吉事。或惟一身承一宗之重，传祖考遗体，无心婚娶，遂令宗祀绝灭于一人，又犯不孝莫大无后之罪。此实难处，然臣犹谓此非圣人不以死伤生之教也。西路粗通，义无音问，殡可知矣，但不了死地耳。如此之徒，宜以王法断之，令举哀制，服勤三年，凶不过三年，此近亡于礼者之礼也。」

荀组上表说：「有的人六亲失散，以及不知道父母亡故的地方，因为没有确切听到死讯，也不知去世之地在何处，这种情形的忧虑是没有差别的。然而由于没有确切的指证，还怀着万一尚存的希望，不忍心举哀，于是便有终身的哀戚，不涉及吉庆之事。有的独自一身承担一宗之重责，传续祖先的血脉，却无心婚娶，于是使宗族祭祀在他这一代断绝，又犯下不孝之中最大的无后之罪。这实在是难以处置的事，但臣仍然认为，这并非圣人不以死伤生之教诲所允许的。如今西边道路大致畅通，若是仍无音讯，殡葬之事应当可以知晓，只是不清楚死于何处罢了。像这样的人，应当以王法加以裁断，令其举哀制服，服丧三年、尽心尽力，凶服不超过三年，这大概是最接近于合乎礼制的变通之礼了。」

　　诏曰：「组所陈，不知父母存亡者令行服。此于有情，其尚有疑。然要当详议此理，令可经通。不得以难安隐而直尔置之。皆一代事理，道所宜先明。」

诏令说：「荀组所陈述的，是让不知父母存亡的人行丧服丧。这在人情上，尚还存有疑虑。然而必须详细商议这个道理，使之能够贯通施行。不能因为难以安排稳妥就直接搁置不论。这都是关乎一代的事理，道义上应当首先加以明确。」

　　杜夷议曰：「荀组难虑宗胤永绝，魂灵馁而莫祀，亦何可不念父母之或餬口于四方？或已死而不服，视死犹生也；或未死而服之，视生犹死也。恐视死犹生，贤于视生犹死也。且又死之与生，非意所度。春秋甲戌、己丑，陈侯鲍卒，信则传信，疑则传疑。谓此宜疑之，以避不敏。」

杜夷议论说：「荀组担忧的是宗族后嗣永远断绝、祖先魂灵挨饿而无人祭祀，但又怎能不顾念父母也许还在四方糊口谋生呢？有的人已经去世却不为之服丧，这是把死了的人当作活人看待；有的人尚未去世却已为之服丧，这是把活人当作死了的人看待。恐怕把死者当作生者看待，要胜过把生者当作死者看待。而且生死之事，本来就不是主观意度所能判定的。《春秋》中甲戌、己丑两日都记载了陈侯鲍去世，是因为确实的就依照确实的记载，存疑的就依照存疑的方式记载。我认为这种情形也应当存疑，以此来避免不明智的做法。」

　　博士江泉议：「流迸离隔，便令行丧，按旧事未睹其例。昔宰咺致赗，春秋讥其豫凶事。子路赴卫，仲尼虽知必死，须使者至而哭之。然则吉凶事大，存亡应审。方今王道始通，各令寻求之理尽，乃后行丧，于礼未失。」

博士江泉议论说：「流离失散，就让人行丧服丧，按照旧有的事例，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先例。从前周天子的使者宰咺送来助丧之物，《春秋》讥讽他预先当作凶事对待。子路奔赴卫国，孔子虽然知道他必定会死，也还是等到使者到来禀报之后才为之哭泣。既然如此，吉凶之事关系重大，存亡应当审慎查明。当今王道才刚刚通达四方，应当让各人穷尽寻访的道理之后，再行丧服丧，这样在礼制上就不算有失了。」

　　虞豫议曰：「子当越他境以求，其舟楫所经，人迹所至，可前而进，见难而退。若山川之险，非身所涉，虽欲没命，则孝道不全。宜废荣利之势，居憔悴之戚，此惨怛之行表，德义之所先也。」

虞豫议论说：「儿子应当越境去寻访，凡是舟船能够到达、人迹能够抵达的地方，可以前往，遇到危难就应当退回。至于山川险阻、非自身所能涉足的地方，即便想要舍命前往，那也是孝道有所不全。应当放弃荣华利禄的处境，处于憔悴哀伤之中，这是悲痛之情外在的表现，也是道德节义中应当首先做到的。」

　　征西司马王愆期议：「今虽父子分乖，存亡不定，昔宋岱与母离隔，吴平，其母尚存，推此，安可必其无冀乎？故先明授受不废，谓宜使婚宦及时也。」

征西司马王愆期议论说：「如今虽然父子离散，存亡不定，但从前宋岱与母亲离散，吴国平定之后，他的母亲尚且还在人世，由此推断，又怎能断定就毫无希望呢？所以先应明确名分授受不加废止，我认为应当让婚娶与出仕都能及时进行。」

　　孙绰议云：「三千之责，莫大于不祀之痛。必俟河清而婚，或有绝嗣之门矣。」

孙绰议论说：「三千条罪责之中，没有比断绝祭祀更为沉痛的了。如果一定要等到黄河水清那样遥不可及之时才能婚娶，恐怕会有断绝后嗣的门户了。」

　　虞谭议曰：「诸失父母者，疑行服之制。以礼除丧而归，未奔者无不除之制。若废祭绝嗣，皆不可行。宜详条制，万代可述。」

虞谭议论说：「凡是与父母失散的人，对于是否应当行丧服丧，是有疑虑的。按礼制，除丧之后才返回的，对于未能奔丧的人，并没有不除服的规定。若因此而废弃祭祀、断绝后嗣，这都是不可行的。应当详细制定条文规章，使其可以万代传述。」

　　蔡谟议：「父子流离，存亡未分，吉凶无问，人道不可终凶，宜制立权礼。其过盛年之女，可听许嫁；其男宜寻求，理极道穷，乃得聘娶。鲁文公以大祥之月纳币于齐，春秋善之，传曰『孝也』。今乖离之

译子，不废婚礼，而末俗多有欢宴之会，致贻讥议，以成疑惑。今慎行之士，莫知所从。求下礼官考详，永为典式。」

蔡谟议论说：「父子离散，存亡未明，吉凶不可查问，但人伦之道不可以永远处于凶服之中，应当制定变通的礼法。那些已过婚配盛年的女子，可以听任她们出嫁；男子则应当继续寻访，直到寻求的途径穷尽为止，才可以聘娶。鲁文公在大祥之月向齐国纳送聘礼，《春秋》对此加以称许，《左传》说这是『孝』。如今离散的子女，不必因此废止婚礼，只是近来世俗中往往有欢宴庆贺的聚会，以致招来讥议，造成疑惑不解。当今谨慎行事的士人，都不知该如何遵循。请求下达礼官详加考订，永远作为典章制度。」

　　博士环济议云：「春秋之义，纳室养姑，承继宗祀。聘纳事在可许，仕进须俟清平。」

博士环济议论说：「按《春秋》的义理，娶妻入室、奉养婆婆，是为了继承宗族祭祀。聘娶之事是可以允许的，而出仕做官则须等到天下清平之后再说。」

通典卷第九十九　礼五十九　沿革五十九　凶礼二十一

《通典》卷第九十九　礼五十九　沿革五十九　凶礼二十一

　　为姑姊妹女子子无主后者服议　叔母寡姑遣还未嫁而亡为服议　寡叔母守志兄迎还密受聘未知而亡服议　已拜时而夫死服议夫父母丧附　郡县守令迁临未至而亡新旧吏为服议　吏受今君使闻旧君薨服议　与旧君不通服议　秀孝为举将服议　郡县吏为守令服议

　　为姑、姊妹、女儿中无后嗣主祭者服丧的议论　叔母守寡、姑姑遣其归家未嫁而死时服丧的议论　守寡的叔母守节、兄长将其接回后暗中受人聘定、尚未知晓便去世时服丧的议论　已行拜时之礼而丈夫去世时服丧的议论（附论丈夫父母之丧）　郡县长官调迁赴任未到而亡故时新旧属吏服丧的议论　属吏受当今君主差遣而听闻旧君去世时服丧的议论　与旧君已断绝关系时是否服丧的议论　秀才孝廉为举荐之长官服丧的议论　郡县属吏为守令服丧的议论

　　　　为姑姊妹女子子无主后者服议周　汉　晋　宋

　　　　为姑、姊妹、女儿中无后嗣主祭者服丧的议论（周、汉、晋、宋）

　　周制，齐缞不杖周章，昆弟相为服，及姑姊妹适人无主者，与孙之为祖父母同，姑姊妹报。则天子为姑姊妹女子子嫁于王者后及无主者，其服与士为姑姊妹适人无主者同；天子之卿大夫为姑姊妹女子子嫁于诸侯及卿大夫无主者，与士为姑姊妹适人无主者同；诸侯为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天子元子及诸侯卿大夫无主者，与士为姑姊妹适人无主者同；诸侯之卿大夫为姑姊妹女子子为命妇无主者亦如之；命妇之无主者为其昆弟之为士者亦如之。

周代礼制，齐衰不杖期这一章中，兄弟相互之间的服丧，以及为出嫁而无人主祭的姑姑、姊妹服丧，与孙子为祖父母服丧相同，姑姑、姊妹也要为对方回报服丧。那么天子为出嫁给诸侯王后嗣以及无人主祭的姑姑、姊妹、女儿服丧，其服制与士人为出嫁而无人主祭的姑姑、姊妹服丧相同；天子的卿大夫为出嫁给诸侯及卿大夫、无人主祭的姑姑、姊妹、女儿服丧，与士人为出嫁而无人主祭的姑姑、姊妹服丧相同；诸侯为出嫁给天子嫡长子以及诸侯、卿大夫、无人主祭的姑姑、姊妹、女儿服丧，与士人为出嫁而无人主祭的姑姑、姊妹服丧相同；诸侯的卿大夫为出嫁为命妇、无人主祭的姑姑、姊妹、女儿服丧也是如此；无人主祭的命妇为她那身为士人的兄弟服丧也是如此。

　　汉石渠礼议曰：「经云大夫之子为姑姊妹女子子无主后者，为大夫命妇者，唯子不报何？戴圣以为：『唯子不报者，言命妇不得降，故以大夫之子为文。唯子不报者，言犹断周，不得申其服也。』宣帝制曰：『为父母周是也。』」吴射慈云：「士为姑姊妹女子子适人无主者，齐缞周。」

汉代《石渠礼议》说：「经文说大夫的儿子为出嫁而无人主祭的姑姑、姊妹、女儿服丧，若她是大夫的命妇，为何唯独儿子不用回报服丧呢？戴圣认为：『唯独儿子不回报服丧，是说命妇不得降等服丧，所以用大夫的儿子来作说明。唯独儿子不回报，是说仍旧限定为周年之服，不能延伸服丧年限。』汉宣帝下诏说：『为父母服丧周年，这是对的。』」吴国射慈说：「士人为出嫁而无人主祭的姑姑、姊妹、女儿服丧，服齐衰一年。」

　　东晋征西庾亮府仓曹参军王群从父姊丧，无主后，继子俄而又卒。群以为：「姑姊妹无主后者，反归服，经虽不及从，设教必自亲始。以经言则宜不降，以记论例在加服。又与此姊同在他邦，无余亲，情所不忍，准经不降，不亦可乎！」通谘府主及僚寀详断。

东晋征西将军庾亮府中的仓曹参军王群，为堂姊之丧服丧，她没有子嗣主祭，过继的儿子不久后也去世了。王群认为：「姑、姊妹中没有后嗣主祭者，返回本宗服丧，经文虽然没有涉及堂姊妹这种情形，但制定教化必定要从至亲开始推广。按经文来说应当不降等服丧，按《礼记》所论应属加服之例。而且我与这位堂姊又同在他乡，没有其他亲人，于情理实在不忍降等，依照经文不降等服丧，不也是可以的吗！」于是遍咨府主及各位僚属详加议断。

　　荀讷曰：「若从姊夫没无子，无主后，反服可也。今已立后，殡葬有主祭，足下制小功之服，方以为后者没，更与本亲之情。寻其始则丧非无主，论其终则五月之末，继以大功之受，于制则情礼已降，于服则非轻重之序。」

荀讷说：「如果堂姊的丈夫去世而没有儿子，没有后嗣主祭，返回本宗服丧是可以的。如今已经立了后嗣，殡葬有人主祭，足下您服小功之丧，等到作为后嗣的人去世了，才又比照本亲的情分服丧。追溯其起初，丧事并非没有主祭者；论其结果，是在五月服丧将满之末，接着又要以大功之服来接续，这样一来，在礼制上情礼已经降等了，在服丧上却又不合乎轻重的次序。」

　　庾亮答曰：「存没礼终而丧其嗣，此之无后，虽复可哀，然非复本宗之所知矣。故不得以小功之末，以亡者丧后而反服大功也。」

庾亮回答说：「在世时礼数已经完备，后来又丧失了她的后嗣，这种无后的情形，虽然也令人哀伤，但已经不再是本宗所应当过问的事了。所以不能因为死者的后嗣去世，就在小功服将满之时，反而改服大功之丧。」

　　宋庾蔚之谓：「王群从姊丧亡之初，有继儿，群已制小功之服。凡服皆定于始制之日，岂得以葬竟儿亡方欲追改其服乎！异于女子为夫所出申服于父母也。经文多略，可以类推，举近亲之有服，则疏者知无服。凡经于五服之内，文有未备，皆于公子章发凡以明例。无主后之不降文不及从，又无发凡以明之，是知相矜止于周服而已。晋朝丧乱，移都于江南，郡之所仕，同奉天子，何他邦之有乎？」

宋代庾蔚之说：「王群的堂姊刚去世之时，已有过继的儿子，王群已经服了小功之丧。凡是服丧，都应当在最初制服之日确定下来，岂能因为安葬完毕后过继的儿子又去世了，才想要追改所服的丧服呢！这与女子被丈夫休弃后为父母延伸服丧的情形是不同的。经文大多简略，可以类推而知，举出近亲有服的规定，那么疏远之亲无服也就可以推知了。凡是经

译文在五服的规定之内，条文有未备之处的，都在公子章中列出通例以说明。至于无后嗣主祭者不降等服丧，条文没有涉及从姊妹这种情形，也没有列出通例来说明，由此可知，这种相互体恤的服丧只限于周年之服罢了。晋朝遭逢丧乱，迁都到江南，郡中所任官职，都是共同侍奉天子，又哪里有什么『他邦』之分呢？」

　　　　叔母寡姑遣还未嫁而亡为服议晋

　　　　叔母守寡、姑姑遣其归家未嫁而死时服丧的议论（晋）

　　晋王景平问：「妇人夫没无男，其姑愍其少寡，欲令更出，要其兄迎归，未有所适而亡，伯叔之子应为服否？」谷士风议曰：「妇人夫没无子，有归宗更出之义。今姑愍彼无嗣，令还其党，欲令更适，则卫庄姜遣陈妫之比也。于兄弟之家者，兄弟宜服周。受姑命而归宗，夫之余亲，不应有服。」虞子卿驳曰：「士风所议，妇人夫没无子，有归宗更适之义。昔姜氏以杀适立庶，归齐怨鲁，陈妫以子死君卒，于礼宜归。此妇非姜氏义绝之伦，无陈妫应出之事，宜姑愍其守寡，欲令更适，此盖代俗之常意，非教训之道也。卫共伯之妻，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不去，就有姑命，未可要谓之必出也。」李思龙以为：「谷氏所据之征虽失，然所执之意未为非也。妇人之体，执箕、养舅姑、供祭祀者也。今归母氏，缺此三事，何妇礼之有！姑以宜出而遣，兄以可出而迎，辞姑从兄，是为欲出之意定也。」李彦仲以为：「姑有嫁妇之文，故令归母氏之党，已绝之理，理自灼然。」

晋朝王景平问道：「有个妇人，丈夫去世且无子，她的婆婆怜悯她年纪轻轻就守寡，想让她改嫁，请她的哥哥将她接回娘家，还未定下所嫁之人便去世了，她丈夫的叔伯之子应当为她服丧吗？」谷士风议论说：「妇人丈夫去世而无子，有归宗改嫁之义。如今婆婆怜悯她没有子嗣，让她回到娘家，想让她改嫁，这就类似卫庄姜遣送陈妫的例子。至于丈夫兄弟的家人，兄弟应当为她服周年之丧。她既已受婆婆之命归宗，那么对丈夫其余的亲属，就不应当再有服丧的义务了。」虞子卿反驳说：「谷士风所议论的，是妇人丈夫去世而无子，有归宗改嫁之义。从前姜氏因为杀害嫡子、立庶子为君，归罪于齐国而怨恨鲁国；陈妫因为儿子死了、国君也去世了，按礼应当归返。而这位妇人并非姜氏那种恩义已断绝的类型，也没有陈妫那种应当归返的情形，只是婆婆怜悯她守寡，想让她改嫁，这大概只是世俗的一般想法，并非合乎教化训诫的正道。卫共伯的妻子，父母想夺其志而将她改嫁，她发誓不肯离去；即便有婆婆的命令，也不能就断定她必定要出嫁。」李思龙认为：「谷士风所依据的例证虽然有误，但他所持的看法并非不对。妇人的本分，是执持箕帚、奉养公婆、供奉祭祀的人。如今归返娘家，缺失了这三项职责，还有什么媳妇的礼数可言呢！婆婆认为应当让她离去而遣送她，哥哥认为可以让她离去而将她接回，她辞别婆婆而顺从哥哥，这正说明想要她改嫁的心意已经确定了。」李彦仲认为：「婆婆有让媳妇改嫁的成文规定，所以让她归返娘家，这已经是恩义断绝的道理，这个道理是十分明白的。」

　　　　寡叔母守志兄迎还密受聘未知而亡服议晋　宋

　　　　守寡的叔母守节、兄长将其接回后暗中受人聘定、尚未知晓便去世时服丧的议论（晋、宋）

　　晋有问曰：「甲叔母乙寡，守节十余年，其母在，兄壬迎乙还家，景求婚于壬，壬意许定，已克吉日而乙暴亡，甲应有服否？」裴主簿议：「凡秉节遂志、义不二醮者，固必杜渐虑始，专于夫家，何得假迹晨昏，以之媒币。余以为景壬交币之辰，则甲乙义绝之日。」许参军驳曰：「乙丧夫无子，励操十载，心期同穴，志固金石。虽潜交媒币，而乙不与知，苟聘至之非我，则无愧于幽明矣。昔宋姬守志，梁寡高行，焚身毁形。焉知景至之时，乙无若人之絜？疑必从重，重则宜服。余固以为不应绝也。」

晋朝有人问道：「甲的叔母乙守寡，守节十几年，她的母亲还在世，她的哥哥壬把她接回家中，景向壬求婚，壬心中已经答应定下，已经选定了吉日，而乙却突然去世了，甲应当为她服丧吗？」裴主簿议论说：「凡是秉持节操、坚守心志、义不再嫁的人，本来就必定要防微杜渐、从一开始就谨慎，专心侍奉夫家，怎么能借着回娘家省亲的名义，去接受媒聘之礼呢。我认为景与壬交换聘礼的那一天，就是甲与乙恩义断绝的日子。」许参军反驳说：「乙丧夫无子，磨砺节操十年，心中期盼与丈夫同穴而葬，心志坚如金石。虽然暗中已经交换了聘礼，但乙本人却并不知情，倘若聘定这件事并非出于我的本意，那么在幽明之间都可以问心无愧了。从前宋伯姬守节，梁国寡妇品行高洁，宁可自焚毁容也不改节。又怎知景来提亲之时，乙就没有像她们那样的高洁心志呢？疑虑不能判定时应当从重处理，从重就应当为她服丧。我仍然认为不应当断绝服丧的关系。」

　　宋庾蔚之云：「甲叔母乙便是执操之人，直是母欲夺而嫁之。乃逆责杜渐防微，古贤不足贵也。许君之言，当附于理。」

宋代庾蔚之说：「甲的叔母乙正是坚守节操的人，只不过是她的母亲想要夺其志而将她改嫁罢了。若因此就预先责难她没有防微杜渐，那么古代的贤人也就不值得称道了。许参军的说法，是合乎道理的。」

　　　　已拜时而夫死服议夫父母丧附○晋

　　　　已行拜时之礼而丈夫去世时服丧的议论（附论丈夫父母之丧）（晋）

　　晋郑澄问：「弟女当适武留繇儿，留去年自将儿来拜时，其儿今卒，不知弟女当奔吊否？若吊，着何服？」范宁答曰：「礼，曾子问：『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齐缞而往吊，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谓斩缞也。谓既亲拜舅，宁当重于吉日耳。」郑又问：「若拜舅为重于吉日，应服斩，诚如来告。若拜傍亲，复云何？昔荀启拜时而卒，庾家女不往吊，不被讥，何也？」再答曰：「三代殊制，礼有因革。意为娶女有吉日，理轻于拜舅，复重于拜余人。荀氏海内名族，庾则异行之门，想其不奔吊，必有所据。」

晋朝郑澄问道：「我弟弟的女儿应当嫁给武留的儿子繇，武留去年亲自带着儿子前来行拜时之礼，他的儿子如今去世了，不知道我弟弟的女儿应当前去奔丧吊唁吗？如果要吊唁，应当穿什么丧服？」范宁回答说：「按礼，《曾子问》说：『娶妻已定下吉日而女子却去世了，该怎么办？』孔子说：『新郎应穿齐衰之服前去吊唁，安葬完毕后除服。若是丈夫去世，也是同样的做法。』这里所说的应当是斩衰。我认为既然已经亲自拜见了公公，情理上应当比只是定下吉日更为深重才对。」郑澄又问道：「如果拜见公公比只是定下吉日更为深重，应当服斩衰，确实如来信所说。那么如果只是拜见了旁系亲属，又该怎么办呢？从前荀启在行拜时之礼时去世，庾家的女儿没有前去吊唁，也没有受到讥议，这是为什么呢？」范宁再次回答说：「三代的礼制各有不同，礼

译法也有因袭和变革。我认为，娶妻定下吉日的情形，在情理上要轻于拜见公公，同时又要重于拜见其他亲属。荀氏是海内的名门望族，庾家则是行事有别的门第，我想他们不去奔丧吊唁，必定是有所依据的。」

　　又陈仲欣拜时妇奔丧议曰：「夫拜时出于末代，或恐岁有忌，而吉日不辰，辰，时也。言难逢吉日。有此变礼。既无文于古，及其损益，故当使今之情制，不失古之义旨，亦宜以前事之得中者，为后事之元龟。辄寻今人拜时，婿身发蒙交拜者，往往长迎而尽妇人之礼。按记『妇至，婿揖妇以入，共牢而食，夙兴沐浴，质明赞见妇于舅姑』。则与拜而长迎然后妇礼乃备者，而相依准。至于三月庙见，郑玄云『以舅姑没者耳』。若以三日拟三月，施之二亲，没则可；若其亲尚存，岂容措言。乃以众人所行失礼之事，反讥许长迎而为非，则是贱于准礼，而贵于众失，可得然乎？又记云『娶女有吉日而死，婿以齐缞而吊，既葬而除，夫死亦然』。又『在涂之女而夫父母没，布深衣以赴丧』。又记云『女未庙见而死，虽不祔于王姑，而婿不杖，归葬于女氏，示未成妇』。郑玄云『虽不备丧礼，犹为服齐缞』。依准古义，无不赴哀之文。若苟以今失为是，而以古礼先儒为非，人则末如之何。夫拜时虽非古，既女交拜，亦敬慎重正，但未亲妇于姑，然夫妻之分定矣。若谓犹非定，则女子可冒绛纱，使他丈夫发而相见，拜以为婿，辄可委去，子女之分，固若是乎！夫称妻者，系夫之言；称妇者，有舅姑之辞。凡娶妻诚尽妇礼，所以事其所生，而代中有三日行敬，或上堂见姑。又设有甲乙二亲不存，娶妻虽已三日，无可致敬，又未烝尝，则与拜时未敬舅姑，事殊而理同，岂闻今人以为非妻乎！由斯而言，迎妇入家，发蒙交拜，夫妻之礼定；致敬舅姑，为妇之礼毕，以明妇顺耳。情礼不相背，故可推情以言礼。凡人有丧，犹或凄怆；况已入夫门，而不恤其哀乎！若谓与古礼相准而合情者，夫家尚中祥，祥日可赴哀，赴哀而情敬伸矣。」

又，陈仲欣关于行了拜时之礼的媳妇是否应当奔丧的议论说：「拜时之礼是后代才产生的，大概是担心年岁中有所忌讳，而吉日不逢其时——辰，就是时的意思，是说难以遇上吉利的日子——所以才有了这种变通的礼法。既然古代没有这方面的成文规定，至于这种礼法的增损变化，就应当使当今的情理制度，不违背古代的义理宗旨，也应当以前代处理得当的事例，作为后来事情的准则依据。我曾考察当今人们行拜时之礼的情形，新郎亲自揭去新娘的盖头、彼此交拜的，往往是隆重迎娶而尽行媳妇之礼。按《礼记》说『新妇到达，新郎作揖迎请新妇入内，共牢而食，第二天早起沐浴，天亮后由赞礼者引新妇拜见公婆』，这与拜时之后隆重迎娶、然后媳妇之礼才算完备的做法，是相互依循一致的。至于三月后庙见祖先，郑玄说『这是针对公婆已经去世的情形而言的』。如果用三日来比拟三个月，用在双亲身上，若双亲已经去世，这样比拟是可以的；若双亲尚且健在，又怎能容许这样比拟呢。如今却拿众人所行的失礼之事，反过来讥讽赞许隆重迎娶的做法是不对的，这就是轻视合乎礼制的做法，而看重众人的失礼之举，这样能说得通吗？《礼记》又说『娶妻定下吉日而女子去世，新郎应穿齐衰前去吊唁，安葬完毕后除服，若是丈夫去世也是如此』。又说『在赴嫁途中的女子，若丈夫的父母去世，应穿麻布深衣前去奔丧』。《礼记》又说『女子尚未行庙见之礼便去世，虽然不能祔祭于婆婆的宗庙，但新郎不需持丧杖，将她归葬于娘家，以表示她尚未成为正式的媳妇』。郑玄说『虽然不必完备丧礼的各项仪节，仍旧要为她服齐衰之丧』。依照古代的义理，并没有不奔丧尽哀的条文。如果一定要以当今的失礼做法为是，而以古代礼制、先代儒者的说法为非，那人们就真是无可奈何了。拜时之礼虽然不是古礼，但既然男女双方已经交拜，也是恭敬谨慎、郑重端正的表示，只是尚未让新妇亲自侍奉婆婆罢了，然而夫妻的名分已经确定了。如果说这样仍然不算确定，那么女子就可以蒙着绛纱盖头，让别的男子揭开盖头相见、行拜礼后成为她的丈夫，随随便便就可以抛弃前者，子女的名分，难道真的是这样的吗！称『妻』，是就丈夫而言的说法；称『妇』，则是有公婆存在才有的说法。凡是娶妻确实要尽媳妇之礼，是为了侍奉公婆，而当代的做法中有三日之内行礼致敬、或登堂拜见婆婆的礼节。又假设公婆二人都已不在人世，娶妻虽然已经过了三日，却没有人可以致敬，也未曾举行祭祀，那么这与拜时之礼中尚未拜见公婆的情形，事情虽有不同，道理却是相通的，难道听说过今人会因此就认为她不是正妻的吗！由此说来，迎接新妇入门、揭去盖头彼此交拜，夫妻的名分礼数便已确定；致敬公婆，媳妇之礼才算完成，用以彰明媳妇的孝顺罢了。情理与礼制并不相违背，所以可以据情理来推论礼制。凡是人家遇到丧事，尚且还会感到凄怆哀伤；何况已经进了夫家的门，怎能不体恤这份哀痛呢！如果说要与古礼相比照而合乎人情，那么夫家丧期还在守中祥之时，可以在祥祭之日前去奔丧尽哀，奔丧尽哀，情理与敬意便都得以伸张了。」

　　仲欣又书曰：「庾扬州以拜舅姑拟之庙见，同先配而后祖。寻陈针子之讥郑忽，『是不为夫妇，诬其祖矣』。郑云：『配谓同牢食。后祭，无其敬神心，故曰诬其祖。未三月而祭，非礼也。』又记曰：『妇入，牢食，沐浴，俟明乃见舅姑，以明妇顺。』今当思礼传所以同异，而谬以拜时为先配后祖，未是寻书之意也。且代人三日先配，及同牢行妇礼，不以为嫌。又今人拜时，皆未施敬舅姑，诚准婚已交礼未及三日故也。设有婚未三日而夫有大丧，必尽哀而妇义已成矣。既以拜时准婚未三日，则是俱已入门交礼，同未致敬舅姑情义赴哭之例，不得云异。」

陈仲欣又写信说：「庾扬州把拜见公婆比拟作庙见之礼，等同于『先配而后祖』的情形。考察陈国大夫针子讥讽郑忽的话，『这是不成夫妇之礼，欺瞒了祖先啊』。郑玄注说：『配，是指共牢而食。之后才祭告祖庙，若没有敬奉神明之心，所以说是欺瞒祖先。不满三个月就祭告，是不合礼的。』《礼记》又说：『新妇进门，共牢而食，沐浴，等到天亮才拜见公婆，以此彰明媳妇的孝顺。』如今应当思考礼经、传注之间为何有异同之处，而错误地把拜时之礼当作『先配后祖』，这并不是探究这些文字本意的正确做法。况且当代人在三日之内先行合卺之礼，以及共牢而食、行媳妇之礼，并不以此为嫌。而当今人们行拜时之礼时，都尚未施行拜见公婆致敬的仪节，确实是因为按照婚礼的规定，交拜之礼刚行、还未满三日的缘故。假设有人婚后未满三日而丈夫遭遇重大丧事，也必定要尽哀致丧，而这时夫妻的名分已经成立了。既然把拜时之礼比拟作婚后未满三日的情形，那么二者都是已经入门交拜行礼，同样属于尚未致敬公婆、便已因情义而奔丧哭泣的情形，不能说二者有什么不同。

译」

　　　　郡县守令迁临未至而亡新旧吏为服议魏　宋

　　　　郡县长官调迁赴任未到而亡故时新旧属吏服丧的议论（魏、宋）

　　魏河南尹丞刘绰问曰：「士孙德祖以乐陵太守被书迁陈留，已受印绶，发迈迎吏，虽未至，左右已达，未入境而亡。不知乐陵送故吏当持重乎？陈留迎吏当持重乎？」河南尹司马芝答曰：「德祖见陈留太守，故乐陵守耳。乐陵吏以旧君服，复何疑也。」刘绰难云：「虽去乐陵，其义未绝；陈留虽迎，其恩未加。今使恩未加而服重，恩未绝而服轻乎？礼：『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婿齐缞而吊，既葬除之。』谓乐陵宜三年矣。」芝答：「德祖已受帝命，君名已定，乃欲以已成名之君，比未成之妇，何邪？」绰又难：「陈留之吏既未相见，而使三年，是责非时之恩。礼云：『仕而未有禄，违而君薨，弗为之服。』明服以恩不以名也。」

魏国河南尹丞刘绰问道：「士孙德祖以乐陵太守的身份，接到诏书调任陈留太守，已经接受了印绶，动身出发，迎接的属吏也已出发，虽然还没有到达陈留，左右已经先到通报，可是他还未进入陈留境内就去世了。不知道乐陵原来的属吏应当持重服丧呢，还是陈留迎接的属吏应当持重服丧呢？」河南尹司马芝回答说：「德祖已经算是陈留太守了，从前的乐陵太守之名已经过去了。乐陵的属吏按旧君之服为他服丧，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刘绰反驳说：「虽然已经离开了乐陵，但君臣之义尚未断绝；陈留虽然已经派人迎接，但恩情尚未真正施加。如今难道要让恩情尚未施加的一方服重丧，而恩情尚未断绝的一方反倒服轻丧吗？礼制说：『娶妻已定下吉日而女子去世，新郎应穿齐衰前去吊唁，安葬完毕后除服。』照此说来，乐陵的属吏应当为他服三年之丧才对。」司马芝回答说：「德祖已经接受了皇帝的诏命，君主的名分已经确定，如今却要把已经确立名分的君主，比作尚未成婚的新妇，这是为什么呢？」刘绰又反驳说：「陈留的属吏既然还未曾与他相见，却要让他们服三年之丧，这是苛求本不该有的恩情。礼说：『出仕而尚未领受俸禄，若离任而旧君去世，不必为他服丧。』这说明服丧是依据恩情，而不是依据名分。」

　　宋庾蔚之谓：「爵位以受命为判。德祖已受陈留之印，则于乐陵为旧君矣，不俟迎至乃相见也。陈留君吏之名虽判，而恩实未接，同吉日之妇，于情为安。今吏为君齐缞以吊。」

宋代庾蔚之说：「爵位以接受任命为判定的依据。德祖既已接受了陈留的印绶，那么对乐陵来说，他就已经是旧君了，不必等到迎接的人到达、双方相见之后才算数。陈留君臣之名分虽然已经确定，但恩情实际上尚未真正建立联系，这与已定吉日却尚未成婚的新妇情形相同，从情理上说是比较妥当的。如今属吏应当为这位君主穿齐衰之服前去吊唁。」

　　按宛令迁为元城，已来在道，元城左右奉图箓，主簿众吏在后，未到令死，二县吏疑所服。马博士以为宛君臣未绝，旧吏不得不服，元城宜吊服加麻。贾博士以为已正名元城，然未入境，可依女在涂之服，宛当为旧君之服。

按，宛县县令调任元城县令，已经在赴任途中，元城的左右属吏捧着官府图籍前来迎接，主簿及众属吏跟随在后，还未到任县令就去世了，两县的属吏都对该服何种丧服感到疑惑。马博士认为，宛县的君臣之义尚未断绝，旧属吏不能不服丧，元城的属吏则应当穿吊服加麻。贾博士认为，他已经正式定名为元城县令，但尚未进入元城境内，可以依照女子在赴嫁途中的服丧规定处理，宛县的属吏应当为他服旧君之丧。

　　或问长吏迁在传舍而死，彼迎吏未至，此二国吏服谁当轻重？孙叔然答曰：「古者诸侯以国为家，卫出其君于襄牛，不书出奔，以未出境也。卫侯奔死鸟，传曰：『犹在境内，则卫君也。』虽出传舍，固当以君服之；彼迎吏依娶女有吉日，夫死，斩缞而吊，既葬除之。」

有人问，长官在调任途中、住在驿站时去世，那边迎接的属吏尚未到达，这两个郡国的属吏，服丧应当谁轻谁重？孙叔然回答说：「古时候诸侯以封国为家，卫国国君被逐出到襄牛，史书不记载为『出奔』，是因为他还没有离开卫国境内。卫侯逃奔到死鸟，《左传》说：『他仍然还在国境之内，那就还是卫国的国君。』所以虽然此时人在驿站，本来也应当以国君之礼为他服丧；那边迎接的属吏，则应依照娶妻已定吉日、丈夫去世的情形，穿斩衰前去吊唁，安葬完毕后除服。」

　　　　吏受今君使闻旧君薨服议晋

　　　　属吏受当今君主差遣而听闻旧君去世时服丧的议论（晋）

　　晋范宁答问者曰：「礼，衔命出使而君薨，在道则反，入境则遂其事。然则闻旧君之丧，反命而后赴也。」又问曰：「仕今君之朝，欲奔旧君之丧，而今君不许，可以辄去乎？」宁答：「事君，当不义则争之，三谏不从去之可也。君有戎役之事，王命所制，此礼权也。」

晋朝范宁回答提问者说：「按礼，奉命出使而国君去世，若还在途中就应当返回，若已经进入所出使的国境就应当完成使命。既然如此，那么听闻旧君之丧，也应当先复命之后才前去奔丧。」又有人问道：「在当今君主的朝廷中出仕，想要奔赴旧君之丧，但当今君主不允许，可以擅自离去吗？」范宁回答说：「侍奉君主，遇到不合道义之事应当加以谏诤，三次进谏而不听从，那么离去也是可以的。若君主有征战之事，是受王命所统辖，这属于礼法中的权变情形。」

　　　　与旧君不通服议周　晋

　　　　与旧君已断绝关系时是否服丧的议论（周、晋）

　　周制，檀弓：「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为旧君反服，古欤？』对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为旧君反服之礼。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坠诸泉，无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郑玄云：「言放逐之臣不服旧君也。为兵主来攻伐曰戎首也。」卢植曰：「戎，兵也。言人君待臣不以礼，不举兵为行陈之首诛之，则善矣，又何反服之有！」

周代礼制，《檀弓》记载：「鲁穆公问子思说：『为旧君返回服丧，是古代的礼制吗？』子思回答说：『古代的君子，任用人时依礼而行，罢黜人时也依礼而行，所以才有为旧君返回服丧的礼制。当今的君子，任用人时好像要把他抱到膝上一般亲近，罢黜人时却好像要把他推入深渊一般无情，被罢黜的臣子不率先兴兵作乱，已经算是很好了，又哪里谈得上为旧君返回服丧呢！』」郑玄注说：「这是说被放逐的臣子不为旧君服丧。率先起兵前来攻伐的，叫做『戎首』。」卢植说：「戎，就是兵。这是说，若人君对待臣子不依礼而行，臣子不举兵作为攻伐的先锋来诛讨他，就已经算是很好了，又哪里谈得上返回服丧呢！」

　　战国时，齐宣王问孟子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答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人，有故而去，綦毋邃云：「谓有他故，不得不行，或避怨仇者也。」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安其所往，如此则为之服。若谏不行，又搏执，若送囚徒然也。此之谓寇，何服之有耶！」

战国时，齐宣王问孟子说：「按礼，臣子应当为旧君服丧，这该怎么理解呢？」孟子回答说：「若臣子的劝谏得以施行、进言得以听从，恩泽能够施加于百姓，因故离去——綦

译毋邃说：『是指有其他缘故，不得不离去，或是为了躲避仇怨的人。』——君主便派人引导他出境，又先为他安排好去处，像这样的情形，才应当为他服丧。若是劝谏不被施行，又遭到拘捕，就像押送囚犯一样对待，这样的君主就叫做『寇仇』，又有什么服丧可言呢！」

　　晋或问云：「君无道而臣见黜放，君薨，为服否？」许猛答曰：「君无道则当三谏，不从则适他国。若既亡不越境，君虽无道，犹责以臣礼。」

晋朝有人问道：「君主无道而臣子遭到罢黜放逐，君主去世后，臣子应当为他服丧吗？」许猛回答说：「君主无道，臣子应当多次进谏，若不听从，就应当离开前往他国。如果臣子被罢黜后并没有离开本国境内，那么君主虽然无道，臣子仍旧应当以臣子之礼来要求自己。」

　　惠帝元康中，赵郡吏苏宙不奔吊于郡将，中郎、关中侯曹臣移冀州大中正：「臣以元康四年，为先定公薨背，还济北谷城墓宅安厝。太学博士赵国苏宙，昔先公临赵，以宙为功曹，后为察孝。前臣遭难，宙为镇东司马；赵之故吏，有致身叙哀者，有在职遣奉版者，唯宙名讳不至。宙今典礼学之官，口诵义言，不可废在三之义。于宙应见论贬。」博士苏宙移国子博士：「被符下省请议。郡将曹公，昔临敝国，见接有布衣之交，高游尽欢，谓千年可毕。不意后会，逼为功曹，寻被州召，不为公察孝也。欲深其罪，崇饰虚名，以惑明时。宙虽不德，数受教于君子，宁有故将之丧，而忘奔赴之哀。过蒙殊恩，忝佐方岳，衔命守制，无因致身。礼，闻父母丧，不得奔赴，为位敛发，成踊袭绖，割孝子之心，以终君之命，谓之礼也。往闻丧设位尽哀，仰则先哲，俯顺王度，仪刑古典，不失旧物。若此为罪，不敢逃刑。闻凶则因洛健步，书吊嫡孙，健步回说，丧已还东阿，留书付其从子综。宙寻被召为博士，王事敦我，不遑启处。加宙凶薄，天讨其罪，孤独无子，代之哀人也。按谷梁传曰：『周人有丧，鲁人有丧，周人吊，鲁人不吊。鲁人曰：「吾君，亲之者也，使大夫则不可。」周人丧，鲁人不吊，是其下成康未为久也。』下犹去也，言去成康之时不远，无愧于不往也。礼无臣祭君之文，时俗之所行，非先王之令典也。庶子不得祭父，臣之祭君也，求之礼传，无吊祭之文。」国子博士谢衡议云：「大夫去国，其妻、长子为旧君服。传曰：『妻言与人同，长子言未去也，言去则无服矣。』是违诸侯之天子不反服，违天子之诸侯亦不反服，以在外也。今之官长，皆自外来，假借一时，共相临尹，去则在外，体远事绝，恩轻义疏。至于死亡，隔限远路，或有难故，不得时往，奔赴之义，无所犯也。」博士周裒议云：「事君之道，资于事父，委质之日，贰乃辟也。宙受署而退，义已周矣。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所以哀其丧、矜其孤也。苟能致书唁，吊祭阙之可也。」河内太守孙

晋惠帝元康年间，赵郡属吏苏宙没有前去奔丧吊唁郡将，中郎、关中侯曹臣移文冀州大中正说：「臣在元康四年，因先前的定公去世，返回济北谷城，安葬墓宅。太学博士、赵国人苏宙，从前定公任赵国之君时，任命苏宙为功曹，后来又举荐他为孝廉。此前臣遭遇变故之时，苏宙曾任镇东司马；赵国的旧属吏中，有的亲自前来表达哀思，有的在职任上派人送去祭文，唯独苏宙的姓名没有出现。苏宙如今掌管礼学方面的官职，口中诵读着礼义之言，却不能践行『事三而如一』的君臣大义。对苏宙应当加以论罪贬黜。」博士苏宙移文国子博士说：「接到公文下达省中，请求商议此事。郡将曹公，从前治理敝国之时，与我相交如同布衣之交，交游甚欢，我曾以为这份情谊可以持续千年。不料后来相见，被强行任命为功曹，不久又被本州征召，并非因为定公举荐孝廉的缘故。如今有人想要加重我的罪名，粉饰虚名，来迷惑清明的当世。我苏宙虽然不才，也曾多次受教于君子，怎么会有故主去世却忘记前去奔丧哀悼的道理呢。我曾蒙受特殊的恩遇，忝任辅佐一方之职，奉命守职，无从脱身前往。按礼，听闻父母之丧而不能奔赴的，可以设灵位、束发、行踊礼、穿丧服，割舍孝子本心的哀痛，以完成君命，这就叫做合乎礼制。当年我听闻定公丧讯，就设灵位尽哀，向上效法先哲，向下顺应王朝法度，依循古代典章，不失旧有的礼数。如果这样也算是罪过，我也不敢逃避刑罚。听闻噩耗后，我便托付一位善行的信使，写信吊唁嫡孙，这位信使后来回报说，灵柩已经运回东阿，我便留下书信交给定公的侄子苏综。我苏宙不久后又被征召为博士，王事催逼，没有闲暇安居。加之我命运凶薄，遭上天降罪，孤身一人没有子嗣，是个格外可怜的人。按《谷梁传》说：『周人有丧事，鲁人也有丧事，周人前来吊唁，鲁人却不吊唁。鲁人说：「我们的国君，是周人所亲近的对象，若只派大夫前去，是不可以的。」周人有丧事，鲁人不去吊唁，是因为距离成王、康王之世已经不算太久了。』这里的「下」就是「去」的意思，是说距离成、康之世的时间不远，所以不前往吊唁也无愧于心。礼制中并没有臣子祭祀君主的规定，如今世俗所通行的做法，并非先王的成法。庶子不能祭祀父亲，那么臣子祭祀君主，从礼经传注中考求，也没有吊祭的成文规定。」国子博士谢衡议论说：「大夫离开本国，他的妻子、长子要为旧君服丧。《传》说：『说到妻子，是说她的情形与他人相同；说到长子，是因为他还没有离开本国，若是他也离开了，那就没有服丧的义务了。』这是说，违逆诸侯之命而离去的人，天子不必为其反服；违逆天子之命而离去的人，诸侯也不必为其反服，因为他们已经身处国外了。如今的官长，都是从外地而来，只是暂时相互统属，离任之后便身在外地，与本地关系疏远、恩义已断，恩情浅薄、义理疏远。至于去世之事，路途遥远、道路阻隔，有的又遇到困难变故，不能及时前往，那么在奔丧的道义上，也就没有什么过失了。」博士周裒议论说：「侍奉君主的道理，取资于侍奉父亲的道理，委身效力之日起，若怀有二心便是有罪。苏宙接受任命之后离开赵国，这份道义已经算是周全了。诸侯五个月而下葬，同盟之国前来吊唁，是为了哀悼他的丧事、怜悯他的遗孤。若能够送去书信慰问，即便缺了亲自吊祭，也是可以的。」河内太守孙……

译郑兆议论说:"秦朝废除诸侯、设置郡守,汉朝沿袭这一制度,郡守死后失去官职,(下属)却有穿斩衰、背土筑坟的做法,这可以说是盗用礼制而不合乎中道,是过分而与不及一样的错误。至于奔赴吊唁祭奠已故长官,并非礼典所记载的内容,这是末代流俗相沿成习,是里巷小民所行之事,并非圣人常法所明定的准则。如今的郡守、内史,不过是暂时到任治理一方,调动没有常规,君主在上更迭,臣子在下更换,(彼此关系)就如同都官临时凑合共事罢了。况且在已故长官尚未入殓安葬之前,(继任者)已经接受天子庄严的任命,朝廷之事督促着我,勤谨于自己的职责,《诗经》不是说过吗:'王事没有止尽,没有闲暇奉养父亲。'牵挂父母之情尚且不能因此放下去奉养父母,又何况要远赴吊唁祭奠已故长官呢!那些主张贬斥(不去奔丧者)的人,可以说是使者说错了话。这就是孔子之所以责备子路的原因:'由啊,你这样要求别人,终究是没有止境的。'"

译元康年间，南阳人张观又向太常告状，说他父亲「过去担任丹阳郡太守时，郡里有两个属吏——主簿刘亶、留颂等人，因犯罪被处置除名。如今张观的父亲去世了，家就住在丹阳郡治下，刘亶等人既不来吊丧，也不奔赴葬礼。凡是普通人有丧事，别人尚且争相前去帮忙料理，何况是君臣之间的情义呢！可刘亶等人竟然心怀仇恨旧主之意，公然做出夷狄那样的行为。」经查问，刘亶、留颂向太常申辩说：「先前因陈述事情触犯了长官，被鞭打后关进牢狱，我们默默忍受、听候处置，并未申辩。既然已经受辱被放逐，君臣的名分关系就已经断绝了，我们这些戴罪之人，不敢再去见灵柩。」博士马平议论道：「按照礼制，君臣之间的关系，有结合也有断绝的道理。刘亶等人过去被主君抛弃，这就是义已断绝。义已断绝的臣子，若要求他重新亲近旧主，如今他们已被放逐在外，却要求他们回来亲自参加丧事,这在情理上近乎虚伪,礼制中也没有这样的规定。」

又有梅陶担任章郡太守，孙虚任功曹，孙虚心中不满、闷闷不乐。当时有蜀地的贼寇在附近侦察巡逻，误以为贼寇已经到来，梅陶和孙虚都四散逃走。后来查明并非贼寇来袭，众人都返回。梅陶因书佐回来太晚而大怒,要斩杀他,孙虚据理力争,不肯听从。梅陶后来调任到别的城邑,孙虚前往郡府为自己申辩,驳斥梅陶七件事。戴邈作为州都,依从孙虚的说法。事情了结后,太尉留孙虚担任从事中郎,不再与梅陶有来往。

温县领校向雄押送祭祀用的牺牛,没有呈报给郡太守吴奋。押送牛时正值天气酷热,牛大多渴死了。吴奋召来向雄要施以杖刑,向雄不肯接受,说:「就算呈报了,牛也照样会死。」吴奋把向雄关进牢狱。后来向雄担任黄门郎,吴奋担任侍中,两人同在一省任职却互不相见。晋武帝下令向雄去拜见吴奋。王隐评议说:「礼虽然说:『君主不像君主的样子,臣子也不可以不像臣子的样子』,这应当是指小的过失而言。三次劝谏不被采纳就应该离开,若不再被自己的君主看重,就不敢再立身于他的朝廷之中。至于像聂政所说的『别人以国士的礼遇对待我,我就以国士的作为回报他;别人以平常人对待我,我就以平常人的作为回报他。』这种情况还比战争仇敌轻一些,遇到了就可以躲避,至死不去见面也是可以的。向雄没有奉诏敕就躲避不见,这也不能算是错的。」

秀孝为举将服议 魏 宋

魏景元元年,傅玄的举将仆射陈公去世,傅玄以此事咨询当时的贤达之士。光禄郑小同说:「应当依据礼制并根据情义来断定,穿吊服加麻即可,三个月后除去丧服。」司徒郑公说:「过去王司徒担任谏议大夫时,遭遇举将去世,虽然礼制上没有反服(为旧主服丧)的规定,但如今情况已与古代不同,便制定服齐缞三个月。汉代的名臣都是这样做的。」

宋代庾蔚之认为:「以白衣身份被举荐为秀才、孝廉的人,既然还没有成为官吏,所以不应当有对旧主称臣的名分。尊卑既然不同,那就没有正式的丧服等级可依,穿吊服加麻即可。如今人们担任郡守、州相、刺史的属吏,对上级也没有丧服的规定,只是因为身受举荐提拔之恩,恩情比一般情况深厚,我认为应当像郑小同所说的那样,穿吊服加麻才算恰当。如今世人已经违背常规而各行其是,与旧主之间不再互通议论,也不奔赴吊唁原郡守的丧事了。」

郡县吏为守令服议 魏 晋 宋

魏国的法令说:「长官死于任上的,属吏都要穿齐缞丧服,葬礼结束后就除去丧服。」蜀地的谯周说:「大夫受封畿内的采邑,拥有家臣,虽然又另外掌管乡遂方面的事务,但他属下的官吏都是上级派来隶属于他的,并不是他真正的臣属。秦汉以后不再有采邑的家臣制度,郡县的属吏暂且按斩缞对待,等继任者到任后就除去丧服。」

晋朝的丧葬令说:「长官死于任上,属吏都穿齐缞丧服处理政务,如果继任者到任,就都除去丧服。」武昌太守徐彦写信给征西将军桓温说:「蔡徐州去世时,主簿为他服斩缞。王征北在京都去世,当时王丞相正在丧礼现场。徐州的主簿就丧服之事咨询王丞相,王丞相认为丧服轻重可以参照蔡侯的先例。当时北中郎将刘公在淮阴去世,该州主簿沿袭前例服重丧。到郄太宰去世时,该州主簿改为服齐缞。中兴以来,江南地区都遵从这个做法。公卿以下直到县令,属吏为其长官服齐缞,属吏为长官服齐缞,本没有为其旁亲从服的礼文规定,但历来却多有从服的做法。陶大司马遭遇侄子去世,府中和州中的主簿都为此从服。当时卞光禄路过,自己说他曾担

译任太傅的主簿,太傅的母亲去世时,他并没有从服,这是遵循晋令的做法。郄太宰遭遇姐姐去世,属吏是否应该服丧犹疑不决,郄太宰询问谯秀,谯秀说不应当从服,但各位主簿仍然选择了从服。既然要为长官的旁亲服丧,那么为长官本人服丧就应当更重才对,可是这两位公卿去世时,府州的主簿却只服齐缞。」

宋代庾蔚之认为:「晋令说『继任者到了就除去丧服』,这条规定施用于州郡县的属吏,应当采用齐衰、周年的丧制。礼制会因时代不同、事情不同而有所变化,道理上有大的判断原则。如今州府的长官既然不会长久在任,暂时前来任职的属吏也不能算作是纯粹的臣属,那么齐衰周年的丧制也就不算轻了。为长官本人服齐缞尚且如此,又哪里谈得上为其旁亲从服呢!为长官的母亲、妻子尚且不必从服,对旁亲本来就没有服丧的道义,卞光禄的做法是对的。那两位公卿让属吏为侄子、姐姐从服,可说是太过宽泛疏阔,实在是相差太远了。」

通典卷第一百 礼六十 沿革六十 凶礼二十二

丧遇闰月议 忌日议(附子卯日) 纳后值忌月议

丧遇闰月议 东晋 宋 齐 梁 后魏

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七月,简文帝驾崩,到了满两年将行祥祭之时正好遇上闰月。博士谢攸、孔粲议论说:「按照《左传》春秋经的记载,鲁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日,周天王驾崩;乙未日,楚康王去世。这两件事相隔四十二天,由此可知乙未这天是在闰月之中。经文不写作『闰月』而写作『十二月』,说明闰月不算正式的月份,应当附属于正式的月份记载。经文不写作『二十九年正月』,这正是闰月应当附属于前一个月的证明。又《礼记》说『丧事应当选择较远的日子』,那么祥祭除服的日子就应当放在闰月之中。」尚书左丞刘遵议论说:「丧服制度中,以年数计算的丧期不计闰月,但三年之丧若闰月出现在丧期的开头或结尾,采用或不采用闰月的说法,历来看法不一,应当从根本上弄清闰月所依附的关系,才能得出恰当的定论。经传都是用四季来编排年份的,某一季如果没有事情发生,经文就只记该季首月;如果有事情发生,就随事情发生的月份记载,起初并不专门记载闰月,这是因为闰月是附属于正月的,不应当单独出现。只有鲁文公六年,记载了『闰月不告朔』,这是指出除了告朔之外没有别的事。又文公元年闰三月之后,所以传文说『于是闰三月』,这是想说清楚闰月所依附的月份,这是明确的证据。假设这次闰月中遭遇丧事,取周年忌日来说，应当用来年三月，这样既符合三年丧期的整体天数，又能得到周年忌日的准确日子。何休也认为如此，朝臣们对此看法一致，并不觉得有分歧。推究其中的道理,在于闰月是附属于前一个月而不属于后一个月的缘故。丧事开始于闰月,以闰月附属于前月来算,那么祥祭除服若也遇上闰月,又怎么能归属到后一个月呢?闰月的归属本有固定的位置，可实际运用时却前后不一，从道理上加以推求，实在讲不通。况且丧事的处理应当从重，这是一贯不变的道理，祥祭选用较远的日子，是礼制的正规做法。我认为周年忌日应当用七月二十八日，大祥应当用闰月的最后一天，这样既符合周年忌日的正确日期，又不违背选择较远日子的礼义。礼制中所谓较远的日子，本来不是因为出了本月遇上闰月才这样规定的,只是随着具体情况变化而已。」刘遵主张用闰月来行祥祭。

散骑常侍郑袭议论说:「中宗、肃祖都是在闰月驾崩的,祥祭除服的变通做法都是用闰月之后的那个月。先朝尚且如此,闰月附属于七月,又何必怀疑呢。荀司徒也是在闰月去世的,荀家的祥祭也是用闰月之后的月份。荀氏历代名门贤德相继,精通礼学,所以号称名门世家。持不同意见的人引用《周官》《左传》却否定《公羊》《谷梁》的说法。如今按《周官》《左传》所记载的,经文自然会记载闰月中发生的事情,闰月长达三十天，音直两反的『长』字，一个月有三十天，怎么会没有事情发生，不明确记闰月，并不是附属于某月的道理所在。持不同意见的人说，三年之丧是二十五个月，遇上闰年，便变成二十六个月。可是三年之丧,不应当把闰月算作正式的月份。持不同意见的人还称，礼中所说的终身之哀,指的是忌日的悲哀，不单单是指周年忌日或子日卯日。当代人本不用子日卯日。在闰月或大月三十日去世的，到了没有闰月的年份或小月的年份，都算是没有相应的忌日，所以古人才用子日卯日来定忌日。简文皇帝七月二十八日驾崩，那天是己未日。今年己未日

译恰好落在闰月初十。当时人们不用子卯日而用二十八日的做法，由来已久。如果己未日落在别的月份，如今也不能加以更改。闰月附属于七月，己未日既然落在闰月中，如今用闰月，更加符合选择较远日子的用意。」

吏部郎中刘耽议论认为:「丧礼的制度中，以周年计算的丧期不计闰月，这是因为闰月不算正式的月份，所以省略不计。因此左丘明称之为『闰三月』，公羊传则说『天上没有这个月』。由此说来，闰月本没有固定的位置，是根据节气来设立的，它的名称仍归属于上一个月。所以在闰月去世的人，就把他所附属的那个月当作周年忌月；至于祥祭的变通处理，道理上不应当有所不同。哪有开始服丧时把闰月附属于前月，而祥祭除服时却又把它另归为后月的道理？以此类推，情理上说不通。况且礼制虽然是用来节制感情的，但也应当根据感情来制定礼制，如果感情因事情而需要伸张，那么古人是顺应而不违背的。所以每逢祥祭安葬之事，都选用较远的日子，这正是顺应人之常情、借以伸张哀思的做法。所以以年数计算的丧期不计闰月，这在丧礼上是没有异议的，把闰月附属于前一个月，这是《春秋》中明确的道理。我认为国丧的祥祭应当用闰月的最后一天，这样既符合经传中闰月附属前月的道理，又符合选用较远日子以伸张哀情的宗旨。而且丧事应当从重处理，这是古今相同的道理，仔细推求其中的道理，我认为这样处理是恰当的。」

太常丞殷合议论认为：「忌日不可以更改，这是为了保存丧终之月的意义。祥祭不一定非要在本月，是要选取较远的日子。我认为应当以七月二十八日为忌日，而在闰月的最后一天举行祥祭。」

尚书右丞戴谧议论说：「查考博士们所上奏的祥祭之事，是专门采用了吴商的意见。吴商所说的，是依据《公羊传》何休的注解以及礼制中『选取较远日子』的说法。礼制中说三年之丧，十三个月而行小祥，二十五个月而丧期结束。《春秋》传中说：『三年之丧，实际上是二十五个月。』这是丧服制度中的大数目，是以周年整月计算的正确文字。又说『用月来计算的要计入闰月，用年来计算的不计入闰月』。这就是说如果遇上闰月，就是十四个月而行小祥，二十六个月而除服，不采用丧期的常规月数，这是为了看重周年忌日的正确性。祥祭除服这样的礼节，是丧礼中的大事；终身的哀思，说的就是忌日。丧期中遇上闰月，礼制上不可以忽略不计，周年忌日的月份，不可以随意改动，所以要依据情理来制定礼制，用变通的文字来表明礼义。至于闰月出现在丧期之外的情况，三年的期限已经完整，周年忌日的正确日期也已经得到，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再延长一个月呢？持不同意见的人依据《左传》中的『闰三月』，《公羊传》中的『没有这个月』，《谷梁传》中的『附属月份多余的日子』，用来证明闰月不算正式的月数，都应当归属于前面的证据。按推算历法的分度，是随之设置闰月的，闰月所处的位置，在一年之中并不固定，必须有所依附，才能确定它的名称和位置。三月之后的就称为『闰三月』，闰三月并不等同于三月本身。『天上没有这个月』，是说它不是正常的月份，并不是说没有这个月，只是说它所在的位置不固定罢了。《谷梁传》也说『积累多余的天数而形成一个月』。经传的文字，前代儒者旧有的说法，都不认为闰月是多余的日子而不算作单独的一个月，也没有说要把六十天算作一个月。三年之丧，是礼制中最看重的事情，它的礼节规定，并不是单一固定不变的。如果去世恰好在闰月，这是丧事中的变通情况，祥祭除服的事情，就没有本来所属的月份了，应当有所依附，以便端正周年忌日所在的月份。闰月在三月之后，就附属于三月，这样丧礼的次序就不会有违背，前后顺序都有节度，这也符合《三传》《三礼》的意旨。如果说闰月不算正式月数，都应当归属于前面，那功服（大功、小功）丧期中的安葬之月，又该怎么计算呢？在安葬时就计入，在祥祭时却不计入，一件事情采用两种做法，不知道是否妥当。凶事选择较远的日子，是说要选月份中较靠后的日子；如果要推迟整整一个月，那就成了『较远的月份』了，这哪里还是『较远日子』的本意呢！占卜安葬的较远日子，不会超出一个月的范围；占卜祥祭的较远日子，却要把整个闰月都包括进去，占卜远近的标准却前后不一致，这也不合适。按何休所说『在闰月去世的人应当计入闰月来确定正确的周年月份』，只有死者本人是在闰月去世的才不能不计入闰月

译，二者大体上是相同的道理。只是那一年并没有闰月，却把乙未日当作闰月中的日子，仔细考证经传，恐怕还没有弄清楚。吴商采纳这种说法，就把它当作正确的定论，这不是很荒谬吗！闰月在丧期之内出现，就省略不计，祥祭除服恰好遇上闰月，就排除在外不予采纳，这是看重周年忌日的缘故。闰月的死亡日期没有正式的归属，推算后附属于前一个月，这样丧期就不会有欠缺，先后次序也不会颠倒，这才符合礼制变通的道理。」

郑袭反驳范宁说：「假如有人在闰三月初五去世，应当在来年的哪个月行祥祭？哪个月是他的忌日？」范宁回答说：「之所以称为『闰月』，是因为多余的天数累积而增加出来的一个月，并不是正式的月份。既然不是正式的月份，那么吉凶大事都不能用它，所以天子不用闰月来告朔，而丧事也不把闰月计入死亡的月份中。既然不计入闰月，礼制规定十三个月行小祥，二十五个月行大祥，那么自然应当以来年四月行小祥，后年四月行大祥。所谓忌日，是死者去世的那个具体日子。如今是在闰月去世的，来年又没有闰月，哪里还会有忌日呢！应当以后一次遇到闰月时的那个五日为忌日，这样就是五年才会有两次忌日了。」有人反驳说：「忌日的哀感，是终身的悲痛，那种无穷无尽的恩情，是不会离开每年那一天的。如今要等到下一次闰月才能定忌日，那三年内的忌日不就相隔太远了吗！《礼记》中说『子日卯日不奏乐』，称之为『疾日』。前代儒者认为这是指甲子日、乙卯日。如果真是这样，本就应当以干支日辰来定忌日，遇到那一天就产生哀感就是了。」

御史中丞谯王臣恬议论说：「闰月不是正式的月数，所以要附属于前一个月来称呼。至于说到『月』这个概念，怎么能把闰月和正式的月混为一体呢。我请以星宿运行的度数来说明这个道理。闰月所附属的那个月份终了的那天夜里，星象难道还能看得见吗？再者闰月刚开始的时候，难道不是新月初生的时候吗？由此说来，怎能不说这是两个不同的月份呢！『天上没有这个月』说的是正式的月份数目中没有它，并不是说没有这个月的存在。如果用闰月来行祥祭，就会破坏二十五个月这个大的原则，失去周年忌日的正确标准，超出了祥祭应有的月份，这就不是选取较远日子的本意了。这种做法反反复复、没有依据，道理上实在令人怀疑。我认为按正常周年之数除服，在礼制上才是恰当的。」

会稽内史郄愔写信说：「详细审阅了另外那份书信和各种议论。三礼中的证据，确实还没能完全弄清楚，但恐怕祥祭和忌日分属不同月份，在道理上本就说不通。况且十三个月而行小祥，二十五个月而丧期结束，这在经文中写得清清楚楚。而闰月出现在周年之内，把它合并计算而不单独计数的做法，如果按照这个道理，闰正月中遭遇丧事，便应当在十二月行祥祭，可那时距周年还未满，就忌日而言那时还处在平常吉庆的日子里。如果说是因为『天上没有这个月』，所以省略不计，那么凡是五服之内的丧期，都应当包含闰月在内，正如您所论述的那样。如果说是因为情感深重就应当包含闰月，情感较轻就应当计入闰月，这就成了根据感情来制定制度，而不是从根本上依据历法。如果真是根据历法，一定是『天上没有这个月』，那么无论感情轻重如何，包含闰月的做法都应当一致。况且齐缞的丧制，遇上闰月就包含计入，降为大功的丧制，就要计入闰月而除服，人的天性本是相同的，可是包含和计算的方式却不一样。以月计算丧期的要计入闰月，以年计算丧期的要排除闰月，由此推论，那么计算方式的依据，大概是以所遇到的情况来作为分界，而不是根据感情本身来决定的。把闰月之后的那个月当作周年忌月的说法，本就是您所论述的观点，把吉庆的月份当作忌日，从道理上讲是行不通的。说闰月在周年之后的说法，恐怕不是恰当的比喻。至于凶事要选较远的日子，这是就占卜安葬和祥祭之日而言的，本身没有固定的期限，所以不能立即满足人之常情，而必须务求选择较远的日子。如果道理上本来清楚明白，含义上没有疑惑不清之处，怎么能不遵循既成的制度，反而把超过期限当作是看重丧事呢。有人说闰月本是一年中多余的天数，所以应当计算它的正确期限，来补足不够的部分。如今再过一个周年却没有闰月，那也不能用来弥补小月的不足。闰月出现在周年之后，就想把六十天当作一个月来算，这是因为既然已经遇上了闰月，就应当把这个月完整地过完的缘故。关于『月节』的难点，您已经解释过了。而且『月节』一定是在闰月之中，那么包含月份跟从节气的做法，就会出现进退

译失据、彼此矛盾的情况。」按郑玄说：「用月来计算的要计入闰月，用年来计算的即使有闰月也不计入。」又射慈说：「三年之丧、周年之丧，按年数计算的不计闰月，三个月、九个月以下的丧期才计入闰月。」

尚书仆射谢安等人参详议论：「应当依据经典。三年之丧，十三个月而行小祥，二十五个月而丧期结束，这是礼制中明确的条文。祥祭除服一定要在正式的周年之月举行。请依照礼制用七月的最后一天，让皇上除去丧服，恢复吉服。」皇帝下诏同意。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湘东国上奏称：「国太妃在去年闰六月二十八日去世，不知周年忌日应当在六月？还是取七月？」博士丘迈之议论说：「在闰月去世的人，应当以本来所对应的正式月份为忌日。所谓正月忌、闰月忌的说法虽然各有各的依据，但商议之后认为这样处理是恰当的。应当以今年的六月为忌日。」左仆射建平王刘宏认为：「丘迈之的意见不能作为依据。按晋代以及本朝以来的先例，在闰月去世的人，都是以闰月之后的那个月行祥祭。应当以来年的七月为祥祭忌日。」大明元年二月，有关部门又上奏说：「太常鄱阳哀王在去年闰三月十八日去世。如今应当在哪个月的月末举行祥祭除服？」皇帝下令交给礼官议定。博士孙休议论说：「查考三礼，丧事遇上闰月，以年数计算的不计闰月，是因为闰月是在周年之内的缘故。鄱阳哀王在去年闰三月去世，按月份节气的先后顺序，应算作是四月，应当以今年四月末举行祥祭。按晋元帝、晋明帝，都是在闰月驾崩的，都以闰月之后的月份行祥祭。这是先代已有的成例，如今可以参照。」太常丞庾蔚之议论说：「礼制中，正月保存亲人的记忆，所以才有忌日的哀感。四季既然变化，人的感情也随之减轻，所以才有两次祥祭来节制哀情。既然如此，祥祭和忌日都应当以周年整月来议定，而在闰月去世的人，来年没有这个月份，不能因为没有这个月而不举行祥祭忌日，所以必须采用其所附属的那个月份。闰月附属于正月，这是《公羊传》中明确的道理，所以班固把『闰九月』称作『后九月』，月份的名称并没有什么不同，天时节气也没有差异。如果采用闰月之后的月份，那么就会让春夏季节永远改变，节气物候也会不同。假设有人在闰腊月去世，如果用闰月之后的月份来行祥祭忌日，那么祥祭忌日就应当在后年的正月。祥祭已经跨越了三年，既失去了周年整年的意义，冬天去世却在春天举行忌日，又违背了哀感的本意。譬如今年年末三十日有人去世，明年年末是小月只有二十九天，如果因为去年二十九日那天亲人尚且还在世，就应当以后年正月初一为忌日，这肯定是不对的。如果这样不对，那么在闰月去世的情况也就可以类推而知了。总的来说都应当以闰月附属于正式月份，而正式月份不必依赖闰月，只要满了周年就可以行祥祭，何必要等到闰月呢。而且祥祭和忌日分属不同月份，这也不合乎礼的本意。」

齐高帝建元三年，有关部门上奏说：「皇太子妃穆氏在去年七月去世，那一年闰九月，不知道应当把闰月计算在内呢？还是应当把闰月附属于正式月份？如果要计算闰月，那么南郡王兄弟便应当在今年四月末举行小祥。按杖期之丧十一个月而行小祥的规定，到了行祥祭的月份，是否会有疑问呢？」

左仆射王俭议论说：「『三百六旬』，这是《尚书》中明确的道理；鲁文公纳币过早（在丧期内），《春秋》就予以讥讽。《谷梁传》说『积累多余的天数而形成一个月』。前代儒者都认为三年周年之丧，以年数计算不计闰月，大功以下的丧期，则以月数计算而计入闰月。所谓闰月，大概就是一年中多余的天数，属于月份中不同的朔日，所以吴商说『包含闰月来端正周年，这样才符合情理』。如今杖期之丧，虽然是十一个月就行小祥，但到了祥祭除去缟服，一定要满周年才行。凡是因尊者而屈降的礼制，关键要参照正式丧服的规格。祥祭和除去缟服相隔两个月，因尊者而屈降的小祥，也应当依此为准。再说从名义上推求，小祥本来是以年限为依据的，从礼制条例上考证，两者之间必须相隔两个月。如今因为屈降而提前行祥祭，也不能说这件事不是按周年来计算的，事情既然性质相同，情理上就不应有不同的贯彻标准，不计入闰月的道理，本来就应当在先例中说明白。假如祥祭恰好在这个月末，那么距离除去缟服还有三个月，依照先前的比照，就更加令人怀疑了。我认为应当到五月末才能行祥祭。这是国家的重大典章制度，应当由八座、丞、郎共同详细研究其中的异同。」

尚书令褚渊反驳王俭的议论说：「因尊者而屈降的礼制，是由于被尊崇之人夺去了本应伸张的哀情，所以祥祭除服的礼

译制虽然完备，但年月却不能完全伸张。如今是十一个月就行祥祭，可知是依周年来算的。既然是按月数来计算的，那就应当计入闰月来完善这个制度。如果仍然要包含闰月，那和穿缟服的正常规制又有什么区别呢。有疑问的人正是因为祥祭恰逢闰月，月数相差太大。多余的闰月天数累积而成，这是历法所推重的道理。以月计算的要计入闰月，所以会有多余的月份；以年计算的要包含闰月在内，所以会有累积盈余。根据道理来遵从制度，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王俭又答复说：「包含闰月的道理，是历代通晓礼学的儒者都感到为难的问题。但祥祭本应在满周年时举行，只是因为屈降而未能如愿。就事情的名分体制而言依然存在，就哀情而言并没有什么不同。表面上看似乎是计算月数，但实质上是按年数来计算的，闰月是一年中归余的部分，所以应当总括在内一并包含进去。周年却要行两次祥祭，是因为尊者的缘故而屈降，行祥祭时不计闰月，这是效法满周年时应当伸张的礼制，屈降和伸张两方面都得到了体现，这两种情况都兼顾到了。经典所要传达的旨意，大概就在这里了！假如五月行小祥，六月才是闰月，那么祥祭到除去缟服之间，就变成了三个月，这样一来，十一个月是用来效法前一个周年，多出的两个月是用来推及后一年，两者名分各有区域，不能相互混淆。鲁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只记载了上一个月，起初并没有说是闰月，这也正是闰月附属于前一个月的明确道理。郑玄、射慈、王氏、贺氏都只说满周年就不计闰月，起初并没有专门区分杖期丧中的祥祭情况，恐怕是认为不必再另外说明了。成休甫说『大祥之后行禫祭，如果遇上闰月要另外计算』，说明杖期之丧的祥祭，不能和穿丝质縓色丧服的丧期末尾相提并论。恩情既然是那样，援引的先例也应当是这样。」

祠部郎中王珪之议论认为：「丧礼因闰月而有所变通，功缞以下的丧期若小祥恰逢闰月，就省略不谈。如今虽然是因尊者而屈降，但祥祭的名义依然存在，与其他丧服不同。按月来计算天数，是为了压抑追思哀慕之心，把远的日子当作近的日子来对待。闰月的天数既然是多余积累出来的，月份也不是正式的朔月，把它包含进去以求制度完整，从情理上说才是恰当的。王俭的议论道理详尽，论据充分，我谨表示赞同。褚渊起初虽然提出异议反驳，但经过几番往返辩论，还是没有能推翻王俭的意见。依照旧例应当由八座、丞、郎共同商议才算恰当。应当以来年五月末行小祥，其后祥祭、禫祭都依照通常的期限执行。」把这个结果奏报皇帝，皇帝下诏颁布内外施行。皇帝下诏同意。

梁天监四年，掌管凶礼的严植之制定仪注，因为死者去世的月份恰逢闰月，来年行祥祭时对应当附属于哪个月产生疑问。梁武帝说：「闰月大概是多余积累出来的部分，月份和节气各有其所归属。如果节气归属于前一个月，那么就应当以前一个月为忌日；如果节气归属于后一个月，那么就应当以后一个月为忌日。祥祭若遇上闰月，就应当选取较远的日子。」

后魏宣武帝延昌二年春天，偏将军乙龙武的父亲去世服丧，朝廷给他二十七个月的假期，可乙龙武把闰月计算在内后，就前往官府请求出仕任职。领军将军元珍上奏说：「按照违反制度的律法，在三年丧期之内却假冒哀伤之名而谋求出仕，要判处五年徒刑。乙龙武还没有服满二十七个月就请求担任宿卫之职，应当判处五年徒刑。」三公郎中崔鸿反驳说：「三年之丧，二十五个月行大祥。各位儒者有的说是大祥之月的下旬行禫祭，有的说是要到二十七个月才行禫祭，各有各的道理，不知道哪一种更符合圣人的本意。乙龙武居丧已经二十六个月了，如果依照王氏、杜氏的说法，这已经是过了禫祭、可以恢复吉服的月份了。如果按照郑玄的说法要到二十七个月，那么在禫祭期间也是可以从事公务、任职宿卫的。」元珍又上奏说：「乙龙武居丧才二十六个月，才刚开始穿素色缟衣、麻衣，还处在大祥服丧期间，怎么能说是在禫祭期间呢？三年之丧不计入闰月，道理上没有什么可怀疑的。麻衣还穿在身上，却冒然求仕以谋求荣耀，这是很大的过错，怎么能不加以治罪呢！再说详查王氏、杜氏的说法，是把祥祭和禫祭放在同一个月份，这完全违背了郑玄的说法。丧期还很漫长，他却想要尽快除去丧服。」崔鸿又反驳说：「按三年之丧不计入闰月的道理，即便是儒生学士，尚且有人对此感到为难。乙龙武出身于戎马征战之地，没有受过详细研习古礼的教育，把几个月就当成

译一年，便惧怕自己耽误违误了期限。推究他的本心，并不是贪图荣华富贵而谋求出仕，可如果要用礼义的标准来苛责他，恐怕还不太合适。丧事应当选择较远的日子来办理，郑玄的说法确实如此。乙龙武还没有服满二十七个月就请求担任宿卫之职，幸好他是因为见识浅陋才这样做的，如果还要因此加罪于他，这难道是遵循礼制、敦厚风教的做法吗？如果真按郑玄的说法来定罪，那才符合他应得的罪责。」

忌日议(附子卯日) 周 汉 大唐

周代的制度，《檀弓》说：「忌日不奏乐。」说的是亲人去世的那一天。意思是忌日不应当用来举行吉庆的事情。《祭义》说：「君子有终身的哀伤，说的就是忌日。忌日不用来做别的事情，并不是因为这一天不吉祥，而是说在这一天，心中所思念到极致的，是不敢在这一天尽情去做私人的事务。」忌日，就是亲人去世的那一天。之所以称为「忌」，是说不用这一天来做其他的事情，就像有时日的禁忌一样。「祥」，是善好的意思。心中的思念到达极致，是因为亲人正是在这一天去世的，所以那种哀痛的心情就如同居丧之时一样。「忌日必定感到悲哀」。

汉代翼奉上疏说：「北方的性情，喜好贪婪凶狠的行为，由申日、子日主管。东方的性情，容易发怒行阴险伤害之事，由亥日、卯日主管。贪婪凶狠一定要等到阴险伤害之后才会发动，阴险伤害也一定要等到贪婪凶狠出现之后才会施展，两种阴气一起运行，所以称王的人要忌讳子日、卯日。」北方属水，水生于申，盛于子。水的性质是触碰到地面就流动，接触到万物就浸润它，因此有很多喜好，喜好多了就会贪婪而没有满足，所以称为贪婪凶狠。东方属木，木生于亥，盛于卯。木的性质是承受水气而生长，贯穿地面而破土而出，所以称为发怒，而阴气会伤害土地，所以称为阴险伤害。张晏说：「子日和卯日相互刑克，所以要忌讳。」郑玄说：「商纣王在甲子日死去，夏桀在乙卯日灭亡，称王的人把这两天称为『疾日』，不用来举行奏乐等吉庆之事，用来自我警戒。」

大唐武则天天册万岁年间，建安王武攸宜平定契丹之后归来，想在十二月入城，当时人们认为这是凯旋，应当有奏乐庆祝的仪式，但因为正值先帝的忌月，所以准备了乐队却不演奏。王方庆议论说：「按照礼经，只有忌日的说法而没有忌月的说法。如果有忌月的说法，那么就应当有忌时、忌年的说法了，这就更加没有道理依据了。」详见音乐篇。

纳后值忌月议 晋

晋穆帝纳娶皇后正值忌月，范汪写信给王彪之说：「查阅起居注，九月是康皇帝的忌月。礼制中只说『忌日不奏乐』，完全没有忌月的说法，不知道这一点是否值得怀疑？如果应当对九月有所顾忌，把纳娶之礼定在八月，那么中间应当进行的六礼程序，就会显得过于仓促紧迫，来不及从容进行，如果这样的话，就应当把婚期推迟到十月。忌讳是不是应当以这个来考虑呢？您可以把这个意见给曹家各位贤达看看，共同商定。」博士曹耽认为礼中没有见到忌月的说法，自己学识浅薄，不敢因为自己没有见过就说没有忌月这回事。博士荀讷考察后说：「礼中只说：『忌日不奏乐』，没有忌月的文字。所谓忌日，应当是指子日、卯日。如今世人所忌讳的，改用周年的具体日子来计算，这似乎与古代的做法不同。」王洽说：「如果有忌月的说法，那就应当还有忌时、忌年的说法。姑且大家一起查看礼典中并没有忌月的记载，如今所依据的，正应当以礼经的记载为准。」仆射周闵等人说：「礼中只有『忌日不奏乐』的说法，完全没有忌月的说法。为君王的人应当依据经典，保存长远的礼制体统，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必定要被记载下来，成为后世效法的准则。所以应当依照皇太后的旨意，把婚期定在这个九月，应当以此为定。」

通典卷第一百一 礼六十一 沿革六十一 凶礼二十三

为废疾子服议 罪恶绝服议 师弟子相为服议 朋友相为服议 除心丧议 周丧察举议

为废疾子服议 晋 宋

晋代刘智《释疑》中说：「有人问道：『如今有一个疯癫痴呆的儿子，分不清豆子和麦子，虽然还能行走，可是言行举止完全没有正常人的样子，年过二十岁就死了的。有人认为礼制中没有对废疾之人减轻丧服的规定，父亲应当以正式的丧服为他服丧呢？还是认为像对待未成年夭折之人那样不为他服丧，因为他没有知觉呢？这种病比夭折还要严重，不是礼制所规定丧服所能涵盖的情况。礼制没有涉及到的情况，是因为可以从相类似的例子中类推得知的缘故，所以不应当为他服丧。这两种说法应当采纳哪一种？』

译刘智回答说：『不为夭折的孩子服丧，是因为夭折的孩子对父母的至深之爱，还超过了成年人，这是因为他在世上的自然天性还没有完全形成，因此不为他服丧，让他的成长循序渐进地达到成人的地步，这是顺应事理的做法。至于患有废疾的人，大多是因为感受外界事物的影响而得病的，父母抚养他，有时是因为没有做到尽善尽美而导致他这样，仁人对此感到深切的痛心，不忍心不为他服丧。所以礼制没有为此制定减降丧服的规定，不能和夭折的情况相提并论。』」

王徽之询问刘玢关于患有废疾的兄长的女儿的丧服问题：「《礼记》说『他的丈夫如果患有废疾又没有儿子来承继宗庙祭祀的重任的，公公为他（儿媳）服小功』。又说『长子如果患有废疾，就要降低他承继宗庙重任的地位』。这两条都是因为患有废疾就把嫡子降为庶子对待。我认为像这样的情况，虽然不是嫡长子却患有废疾，既然没有求婚许嫁的可能，而且庆贺、吊唁、祭祀等事情都不能像常人一样参与，不知道应当怎样为他制定丧服呢？」刘玢回答说：「如果嫡子患有废疾，不能承受祖先传下来的宗庙重任，那么为他服丧就和为众庶子服丧一样，都在齐缞之列，这大概是因为他不能承担传承宗庙重任的缘故，所以不为他加重丧服，并不是因为患有废疾而减轻丧服。儿媳的丧服，照例都是小功，因为丈夫应当承受宗庙重任，所以才加重为大功。如果丈夫患有废疾，那么儿媳的丧服自然就是小功，这也不是减降。《丧服经》齐缞章中，有『为君主的祖父服丧』的条文。传文解释说：『这是随从服丧的规定』。郑玄注解说：『为君主服有祖父之丧的，是因为祖父患有废疾不能立为继承人的缘故。』随从服丧的先例，比本来应服的亲属丧服要降低一等，君主服斩缞，所以随从服丧的人服齐缞、周年。只有孙子不敢为祖父减降丧服，这也是废疾之人不减降丧服的一个例证。」

宋代庾蔚之认为：「患病的人如果没能痊愈而去世，反而更加令人悲痛，哪有礼制中没有减降的规定，感情上也没有屈抑的理由，却自行减轻丧服的道理呢！为夭折之人服丧本来就是逐渐增加到成人丧服的一个阶梯，怎么可以拿患病去世的人来和夭折之人相提并论呢！感情深厚的，越是因为患病去世反而越感到悲哀。恩情淡薄的，则会因为患病就想要放弃。疾病有轻有重，情况千差万别，所以制定礼制的人深深体察到这种复杂的情感，所以就有意搁置不提，没有减降丧服的规定，其中的道理大略也就可以知道了。嫡子不能承继宗庙重任，这只是失去了增加丧服等级的资格，并不是减降他本来应服的丧服，刘智、刘玢所说的，大致是符合道理的。」

罪恶绝服议 周 晋 宋

周代的制度，公族之人如果犯了死罪，就要用绳子勒死在甸人那里处死。卢植说：「公族，指的是诸侯的同族之人。磬，是用绳子系挂缢死的意思。郊外称为『甸』，是距离天子的都城百里之内的地方。因为不忍心让国人看到自己的兄弟宗族被处死的场面，所以把他交给甸人处置。」郑玄说：「不在市朝处死，是要隐蔽处理这件事。用绳子悬挂缢死的方法叫做『磬』。」国君三次表示要宽赦他，主管此事的官吏都不予回应，转身快步走出，把犯人交给甸人执行刑罚。国君又派人去追赶，说：「即便如此，也一定要赦免他。」主管的官吏回答说：「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回去向国君复命。禀告说已经用刑处死了。国君就穿上素服，不举行盛大的宴饮活动，为他所服的丧仪和他同等身份的人的丧礼一样，但不为他穿正式的丧服。卢植说：「改变平常的饮食，整整一个月，就像对待与他同等身份的人的丧礼一样。」郑玄说：「素服，对于凶事来说算是吉服，对于吉事来说则算是凶服，并不是正式的丧服。卿大夫去世，就穿皮弁、锡缞去吊唁。同姓的人则穿缌缞去吊唁。如今不穿丧服，就是不前去吊唁的意思。」「伦」指的是亲疏关系相当的人。「亲哭之」指亲近的人为他哭悼。不前去吊唁，只是设立灵位哭悼一下罢了。

晋代刘智《释疑》中说：「有人问道：『兄弟骨肉之亲，如果因罪恶而被流放处死……

译诸侯要不要服丧呢？』智回答说：『凡是因罪恶而被流放的人，就与他断绝关系；国君对犯了罪的兄弟，也是这样断绝关系的。旧的说法是，诸侯对兄弟有吊唁之服，穿缞绖之服。这次不服丧，就没有缞绖，只穿素服而已，也不去吊唁临丧。诸侯本人，承继先君之体，奉行祭祀之事，因此不能对所断绝关系的人尽自己的私情。既然如此，那么不是父亲的继承人的，就可以为他服丧了。』」

译御史中丞裴祗兄弟等请求断绝为从弟仪曹郎裴耽服丧的表文说："裴耽生性凶顽，先前因为官员考核之事未了，怨恨亲人，言语悖逆，与骨肉之亲结下仇怨。他的兄长司空裴秀，以及两个儿子裴纂、裴昶以下相继去世，裴耽都不为他们服丧发丧。从前周公的两个叔叔（管叔、蔡叔）被放逐流放，郑庄公的弟弟共叔段不遵守做弟弟的本分，这些都是经典所摒弃的先例。裴耽本应遭受流放，只是还没来得及上表禀明。近来裴耽忧愤过度，行为荒诞越轨，终于患上了狂病，此前已被关入槛笼囚禁，如今已经去世。他的罪恶昭彰于外，玷污羞辱了宗族。裴耽的族亲从周年之亲以下，都应当断绝服丧之礼，安葬时也不得列入墓次。请予以裁断。"

户曹属韩寿议论说："裴祗表文中称管叔、蔡叔被放逐流放，共叔段不守弟道，这是大义灭亲、极为公正的做法。然而周公仍然作了《鸱鸮》诗表达哀伤，成王也将管叔之子胡封于蔡地，这表明明王对亲人怀有深厚不已的爱护之意。如今裴耽实是因病丧失心神，所以才有悖逆之言，并非管叔、蔡叔、共叔段那样的元凶大恶，而裴祗等人却存心弃绝、招引罪状，不加以怜悯哀伤。这样做在礼法上讲不能算作丧礼，在情理上也难以心安。"

东合祭酒李彝议论说："从前公孙敖作乱后逃亡，襄仲仍然率领兄弟为他哭丧，没有废弃亲爱之情，这是《春秋》所称许的做法。裴耽患狂疾多年，死后再去追论他从前悖逆的言辞，就断绝不为他服丧，我私下认为这样不妥当。"

主簿刘维议论认为："先王制定礼法，是根据人情而兴起的，五服的道理，以恩情为根本。因此明确亲疏的名分，端正恩义的纲纪属类，恩情深厚则丧服等级重，情意减损则礼制随之降等。从前周公诛杀管叔、蔡叔，郑伯战胜共叔段，都是依据王法予以正法，断绝了亲属关系而不再为其服丧。裴耽凶顽悖逆，背弃道义、忘却亲情，活着时没有让人欢喜相处的恩情，死后就没有必要遵循丧服的礼制，按名责实，不为他服丧是恰当的。应当依照裴祗所上表文办理。"

记室督田岳议论认为："五服的制度，本于亲属关系，因此贤德之人不加以特别推崇，愚顽之人也不因此降低礼数。从前公孙敖既娶了襄仲的妻子，又携带财物逃奔到莒国。到他去世时，襄仲本想不为他哭丧。《左传》说：'为亲人服丧到最后，情感虽有不同，但不能断绝亲爱之情，这是亲亲之道。'背叛君主是叛逆，娶弟妻是乱伦，乱伦叛逆的罪过，尚且不废除丧礼。所以尧的儿子丹朱昏昧不明，唐尧却没有断绝父子之情；舜的弟弟象傲慢凶狠，虞舜仍加以怜惜；周公杀死弟弟管叔，是因为王室大义为先；郑伯灭了共叔段，《左传》的记载也并非完全赞同。议论此事的人所引这些例子，都不能作为依据。而且诸侯与周天子断绝关系，公族被诛戮，尚且仍私下为其服丧。私丧就是说心中哀丧。丧礼是重大的制度，一举一动都成为典范法式，与其必定生出疑虑，不如宁可从重处理。"

学官令徐亶议论说："从前阏伯与实沈两兄弟，动辄兵戈相向，因而被迁徙到商、夏两地；丹朱、象傲慢乖戾，危害国家家庭。然而唐尧没有断绝他们姓氏的记载，虞舜还有封象于鼻亭的厚待，这是为了看重天子血统、笃厚所继承的宗统。周公惩处弟弟管叔，罪在于他与禄父结党图谋颠覆周室，这是为了王室的缘故，并非因为散布流言诋毁周公才被诛杀。召公仍担心天下人不能理解，特意因为兄弟之义淡薄，就写了《棠棣》诗，以表明恩爱亲情。裴耽因凶顽愚昧而死，是骨肉之亲所哀伤的对象，行为超过仁德的限度、丧礼超过哀伤的限度都不合适，不应当断绝为他服丧。"

宋朝庾蔚之说："圣人设立教化，无不是为了敦厚风俗、和睦亲族纠合宗族的。总是要抑制刻薄疏远的风气，深化仁爱悌顺的教诲。公族中有人犯罪，仍穿素服而不举行盛大仪式，恩情不曾断绝。如果是凶顽悖逆、陷害他人的行为，那就应当就事论事讨论治罪，岂止是不为他服丧而已。裴耽是因狂病而死，没有罪行可以论定，田岳的议论，足以称得上公允。"

　　　　师弟子相为服议（周、魏、晋、宋）

周代制度，《礼记·檀弓》记载：孔子去世时，弟子们不知该穿什么丧服，因为没有为老师服丧的礼制。子贡说："

译从前老师为颜回办丧事时，就像为儿子办丧一样却不穿丧服；为子路办丧也是这样。请求为老师办丧，也像为父亲办丧一样而不穿丧服。"不穿丧服，就是不穿缞衣。穿吊丧之服而加上麻带，心中守丧三年。又说："侍奉老师不能触犯他也不能对他隐瞒，在他身边奉养不拘常规，为他操劳直到他去世，心中守丧三年。"郑玄说："心丧，指哀戚之容如同为父母服丧却不穿丧服。"又说："对于老师，我在正寝哭悼他。"卢植说："因为老师有如父亲之道，所以在正寝哭悼他。"《奔丧》篇说："在庙门外为老师哭悼。"

魏国王肃说："按礼制，老师和弟子之间没有丧服，用吊丧之服加上麻带来对待，在正寝哭悼他。"蜀国谯周说："为老师服丧，如同本来有丧服关系而降等到没有丧服的情况。凡是曾受业于这位老师、由少至长受其教诲成就的人，即使已经除服，心丧都要三年。"曹弁向敏询问说："吊丧之服加麻带的，多长时间除去？"郑称答复说："凡是吊服加麻的，三个月后除去。为老师、朋友、嫂子、叔叔、出嫁的族姑姊妹服丧，都属于吊服加麻的情形。为老师服丧，平常出入时常系着丧带，出门时则改换常服。"

晋朝贺循认为："如同朋友之礼。不同之处在于，即使外出，仍系着丧带，这是用来表示尊师之意的。按《礼记》记载：'孔子去世时，弟子们不知该穿什么丧服。子贡说：「从前老师为颜回办丧事，像为儿子办丧却不穿丧服。请求为老师办丧也像为父亲办丧而不穿丧服。」于是弟子们在墓旁搭庐守丧，心丧三年。'这是因为师徒之间的恩情深重。所谓无服，是指没有正式丧服制度中的服饰。孔子去世时，弟子们都系着丧带外出。注解说'这是为老师服丧'。这样看来，凡是吊服加麻的，外出时就要改换常服。"

《新礼》规定："弟子为老师服齐缞三月。"挚虞驳斥说："孔子这样的圣师，弟子也只是穿吊服加麻，心丧三年。至于浅薄的教导之师、短暂求学的师徒，不能都为他们服丧。这样规定或许会导致有的师生关系兴废无常，产生悔恨憾惜之事。应当重新审定新礼，仍旧规定不服丧。"

范宁问道："《奔丧》礼中说'为老师在庙门外哭悼'，孔子却说'我在正寝哭悼老师'，这是为什么？"徐邈答复说："这大概是殷代和周代的礼制不同所致。"

宋朝庾蔚之认为："如今向先生求学的人，都不遵行弟子之礼。只有师氏这样的官职，是天子任命设置的，所以诸侯王对老师的敬意、国子学生对祭酒的服丧，还大致依循古礼，穿吊服加麻带，安葬后就除去，只是不心丧三年罢了。"

　　　　朋友相为服议（周、汉、魏、晋）

周代制度，《檀弓》记载："曾子说：朋友的坟墓上，如果已经长出隔年的宿草，就不再为之哭泣了。"郑玄说："宿草是指陈旧的草根。为老师心丧三年，对朋友则守丧一年就可以了。"王肃说："是说过了一年就不再哭悼。"又说："对朋友，我在寝门之外为他哭悼。"

汉朝戴德说："因为朋友之间有志同道合的恩情，所以加穿麻服三个月。"

魏国刘德议论问道："《小记》说'朋友之间只行虞祭、祔祭而已'，这是指主丧者年幼而由朋友代行虞祭、祔祭之事。如果完全没有主丧的宗族之人，神灵不享用非本族之人的祭祀，那么还应当为其行虞祭、祔祭吗？"田琼答复说："虞祭，是安定亡灵之祭。祔祭，是让死者附祭于祖庙。既然朋友之间恩情深厚、情谊相欢，本来就应当安定亡灵、行祔祭之礼，这样礼义才算完备。只是往后不必经常祭祀罢了。"又问："如果朋友无处归葬，在我家中停殡，像这种情况，是应当把灵柩迎到自己馆舍，还是应当停放在什么地方呢？"答复说："朋友无处归葬，所以才招呼过来为他办理殡葬，并不是说已经殡葬完毕后又去迎接。在自己的馆舍中办理殡葬，只是停殡而已，不必按照西阶的规格。"

晋朝曹述初问："有仁人义士，怜悯并抚养幼小之人多年，要为这样的抚养者制定丧服，应当没有疑问吧？"徐邈答复说："礼是依据人情而定的。同灶共食者尚且服缌麻，何况朋友之间还有麻服之制。"

　　　　除心丧议（晋）

晋朝蔡眇之问徐野人说："从弟的心丧，应当在这个月除去，不知道是否仍要设祭？是应当设床铺还是设地席？他的大兄从前在西边，得知丧事

译较晚，心丧应当在腊月除去。他的妹妹先除服，不知道是否可以穿彩色衣服了？"徐氏答复说："禫祭，是丧事的最后阶段，所以在这一天设祭而宣告丧事终结。从此以后，深沉的哀伤留存于心中，所以称为心丧。外在没有礼节文饰，所以丧服和祭祀都不再举行。除服前一晚只是哭泣以抒发哀情罢了。既然各自守满了应有的丧期，就应依礼除服。至于穿彩色衣服，没有什么可疑虑的。"

　　　　周丧察举议（晋）

晋武帝泰始年间，杨旌有伯母之丧尚未除服，就被举荐为孝廉。天水中正姜铤说："太常杨旌遭遇伯母丧事多久之后被举荐为孝廉？又是否已经安葬？他是否是过继给他人为后？按：杨旌是在去年六年二月遭遇伯母之丧，当年十一月安葬，十二月就被举荐，他并非过继为他人之后。乡里的舆论认为，孝廉这一科目，重在德行高尚、清白居首，一定不会说是在守丧期间的人，才符合礼法所要求的标准。"

博士祭酒刘喜议论说："按礼，为周年之亲服丧，卒哭之后就可以从事政务。举荐贤能之士，正是从政的要务。这既是尊敬君命，也是臣下顺从的表现，礼可以因情势而减杀，顺从君命是可以的。如今杨旌十二月被举荐，已经过了安葬之后，因情理上哀伤减轻而顺从君命。三年之丧要服满全期，周年之丧一个月就可以了，这说明情感有轻重之分。再者按律令，也没有因丧事而废除举荐的限制。"

博士爰干议论说："按礼，周年之丧尚未结束时，也可以吊唁他人。君子出仕做官，是为了践行道义。如今以在丧期中被列入孝廉四科之一，即使没有得到好的称誉，也应当没有过错。"

博士韩光议论说："孝廉以清白谦让为德行，杨旌本正处在周年之丧的悲痛之中，却接受了这样的举荐，不能推辞退让，《诗经》有言'接受爵位而不辞让'，杨旌应当受到贬责。"

毘陵内史论述江南举荐孝廉之事说："江南地区刚刚归附，与中原地区尚未相同，举荐贤士的规矩，与中原的法度有所不同。此前举荐孝廉，不回避服丧在身的人，接受举荐而不推辞，也被认为是合适的。查访其他各郡，多有类似的情况。按天水太守王孔硕举荐杨少仲为孝廉，杨少仲在周年之丧期间仍然赴任，就招致了清议的批评。如今若要遵循旧例，则中原地区所禁止；若不举荐，则地方士人又有所缺失。我见识浅陋，对此深感疑惑。"

震（此处论述失其姓氏）议论说："孝廉的举荐，是自古以来著名的贡举科目。追究名分、责求实效，规格标准应当从高。既然具备了应当从高要求的资质，就必须以超越流俗为标准，行为要看齐于清流之士，操行要顾及礼典的规定。何况身处齐缞之丧、有伯叔之痛的人，腰间系着丧带，面对他人而不轻易开口，不能担任大夫的职位，不能执掌邑宰之官，在没有盟会战事、没有外敌侵扰的时期，不接受聘问出使的任命，不参与军旅征役，丧礼应当完备，哀情应当尽致。古时候周年之丧，过了三月就可以从事政务，这说的是像如今在职任事的人，有'公除'的制度。公除的制度，大概是由于近来事务繁多，在职官员不能再完全遵循丧礼，是权宜之计而已。如今被举荐的人，大多出身平民百姓，或者身处吏职之中。而且举荐选拔之道，应当处在不苟且的地位上，讲究谦让推辞，应当顺应其本心。官职没有强制推让的刑罚，法律也没有必须举荐的规定。平日尚且应当谦逊推让，何况正处在周年的哀痛之中呢！如果依照公除之制，那不是正规官员的适用范例。如果依从高标准举荐孝廉，那么就情理而言是怠慢丧事，就举荐而言是贪求荣禄，考之于礼法，其中的道义还未曾听闻过。如今战乱未息，礼制与古代已有不同。如今诸王属官、司徒府属吏中未曾在职任事的人，其中才能出众的，有一经举荐便登上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之位的；其次担任尚书郎的，被征召时若逢周年之丧，正好也只给假一个月而已，为什么唯独孝廉不可以这样呢！难道孝廉的举荐比黄门散骑还要贵重吗？如果按照这样的论调来责求孝廉的举荐，那么对于朝廷大臣又该如何宽恕呢？应当依据经典礼法，把州郡属吏与朝廷散官区别对待。"

又议论说："我认为王官、司徒府属吏，都是先由州郡的举荐，然后才升任朝廷官职，登记名籍、委身效力，位列天子之臣，任用调遣全凭君命，按道义不能推辞。

译所以遭遇周年之丧，可以采用公除夺情的制度，因为周年之丧就要迫于君命而俯就出仕。至于州郡的属吏，还没有与朝廷官员处于相同的地位，他们被举荐是以孝顺为名，以廉洁谦让为务，处在没有强制约束的范围之内。在这种情况下本可以坚决推让，在合适的时候也可以不出仕，何况又兼有周年之丧，怎么可以被允许出仕呢！依据情理责求实际，这在道义上讲不通。如果处在可以谦让退避的地位，即使是小事也一定要谦让；如果处在没有嫌疑的境地，即使是大事也不必推辞：这样说来，黄门散骑之职可以接受，而孝廉之举可以拒绝。所以孝廉是在可以自由申明心志的位置上，即使有所行动也会得到宽恕。因此州郡属吏与朝廷官员之间道理不同，正在于此。至于说到权衡时势、制定合宜的规矩，超越常规、顺应变化，那么孝廉就不是特别任命所要求的标准，举荐也不是应付急务的首要考虑，庆贺代政之时没有纵横捭阖的急务，考校礼法也看不到相关的事例，只应当以道理来裁断，遵从其中更优的做法。"

《通典》卷第一百二·礼六十二·沿革六十二·凶礼二十四

　　改葬服议　嫡孙有父丧未练改葬祖服议　有小功丧及兄丧在殡改葬父母服议　改葬父母出适女服议　改葬前母及出母服议　母非罪被出父亡后改葬议　改葬反虞议　父母墓毁服议（曾祖从祖墓毁附）

　　　　改葬服议（周、汉、魏、晋、东晋、宋、后魏）

周代制度，《丧服》说："改葬服缌麻。"马融说："棺木有松散损坏的，将要迁移亡故者的尸柩，所以制定了改葬的礼制。棺木器物损坏的，要重新陈设如同当初，其祭奠礼仪如同大殓时一样。不制斩衰之服，是因为丧礼已经终结了。从此墓迁到彼墓，事情办完后就除服，不必等到三个月。只有原本服三年之丧的人才服缌麻，周年以下的丧服则不再服丧。"郑玄说："说服缌麻，是指臣子为君主、儿子为父亲、妻子为丈夫这三种关系。亲眼见到尸柩，不能没有丧服，服缌麻三个月而后除去。"王肃说："本来服三年之丧的人，因道路远近不同，或者有艰难阻隔的缘故，安葬之后就除服，不必等到满三个月的期限。"《春秋谷梁传》记载：鲁庄公三年，安葬周桓王。《传》说："这是改葬。"范宁说："改葬，应当说'改'字来表明其事，就如同郊祭之牛的口部受伤，要重新占卜选牛一样。《左传》记载桓王死后七年才安葬，所以称为改葬。"改葬的礼制，服缌麻，是举出最轻的服制来说明丧期已久远。"范宁说："缌麻，是五服中最轻的一种。说'举下缅'，是说从缌麻以上的各种丧服，都要恢复各自原本的丧服等级。这是借安葬桓王之事记载改葬的礼制，并不是说改葬桓王本应服缌麻。"江熙说："薨逝称'公'，是举出五等爵位中最高的一等来说明；改葬之礼服缌麻，是举出五服中最轻的一种来说明，这是因为丧事已经久远的缘故。天子诸侯改换丧服而后安葬。这是因为他们是与神明交接沟通的人，不能完全用凶服，何况丧事已经久远了呢！所以改葬的礼制，丧服都从轻。说'缅'，就是用来解释'缌'的含义的。"

汉朝戴德说："制作缌麻丧服备好后就安葬，安葬后就除服，这说的是儿子为父亲、妻妾为丈夫、臣子为君主、孙子为承继祖父宗祧之人这几种情况。没有遣奠之礼。其余的亲属都穿吊服。"陈铄向赵商询问说："亲眼见到尸柩，不可以穿吉服，既然虞祭之后就可以除服，为什么还要等三个月呢？"赵商答复说："经文说'改葬服缌麻'，三个月后除服。三个月是一个季节的时间，其间不会再有其他变故。如今既然已服缌麻，没有理由随便就除服，所以等满三个月才除服，以顺应缌麻丧期的定数。"

魏国王肃说："司徒文子改葬时，他的叔父向子思请教丧服之礼。子思说：'依礼，为父母改葬，服缌麻而后除服，是不忍心让至亲之人送葬时毫无丧服的表示。'"王肃又说："本来服三年之丧的人，因道路远近不同，或者有艰难阻隔的缘故，安葬之后就除服，不必等到满三个月的丧服期限。若不是父母，则没有丧服，没有丧服就要穿吊服加麻带。"吴国徐整向射慈请教说："改葬服缌麻，其祭奠礼仪如同大殓一样，从这座庙迁到那座庙、从这处墓迁到那处墓，礼仪应当相同。又，这里说的大殓，是指如同刚死时

译的大殓吗？'从庙'具体是指哪座庙？祭祀用的牲畜物品该用什么？"射慈答复说："祭奠如同大殓时的祭奠，士人大殓用特豚（一头小猪）。从父庙迁往祖庙前先行朝庙之礼，从旧墓迁到新墓，都用特豚。大夫以上的礼制，已经失传了。以此推论，大夫祭奠应当用特牲（一头牛或羊），天子用太牢，诸侯用少牢。"

晋朝袁准在《正论》中说："丧礼不能重复穿两次丧服，然而哀痛之情深重，又不能没有丧服。如果要服满三个月的期限，那就是重复穿了两次丧服了。路途遥远的，可以超过这个期限；路途近的，一旬到一月就可以了。有人问什么样的亲属该服缌麻，回答是大功以上的亲属就可以了。"

东晋贺循答复傅纯说："郑玄说三个月，是因为亲眼见到尸柩，所以用三个月的时间来抒发其余的哀伤之情。但是迁葬的迟速不能限定，所以这一条不列在'三月'的条章里。王肃主张虞祭完毕就除服，而且也没有明确的经文依据。郑玄的说法可以从重考虑，所以《要记》采用了他的说法。"

殷仲堪问范宁说："从兄道林操办迁葬改葬之事，先儒们都不怀疑要服缌麻，当代也大多采用这种做法，姑且应当依此而行。至于除服的问题，王肃、郑玄的说法不同，哪一种更为妥当呢？"范宁答复说："改葬是非常规的丧事，所以不列在五服的正式条章之中。安葬迟延的，自然应当以事情办完为除服的期限，这也如同长期未葬的丧事，服丧期可以超过三年一样。"又说："父丧未葬，主丧之人不除服。凡是身为主丧者，五服都是如此。如果因故迟延，安葬必定超过原定的期限，这不是常规丧事所通行的服制。"

成帝咸和四年，太尉庾亮改葬，穿齐缞。咸康三年，司空何充改葬也是这样。蔡谟认为改葬应当服斩缞，礼所说的缌麻，是指原本服缌麻以上亲属关系的人都要恢复其应服的丧服。

范汪写信给江惇说："孝子重新目睹亡亲的灵柩，哀痛之心悲恸踊跃，怎么可以只用缌麻这样的服制来面对至亲的丧事、且只服三个月就除服呢！这不过是《仪礼》里的几个字，前后并无完整的说明，如今人们对此有所疑惑。孙放改葬他的祖父时，开启墓穴，穿斩缞，全家都恢复丧服。随行的人等到灵柩到来后，穿着缞绖到郊外迎接。两个月后事情办完，孙放的父亲在四月月末除服，孙放兄弟在二月月末除服，这些都是恢复丧服。"孟陋反驳孙放说："从未听说有斩衰之服只穿十天半月就除服的。"孙放答复说："礼制中也有多年却没有变化的情况，长期服丧就是如此；也有重复服丧以表达哀情的情况，亲属到墓地哭悼就是如此；也有一旬一月就除服的情况，安葬完毕即恢复吉服就是如此；也有丧服重而月数短促的情况，齐缞三月就是如此。"

何琦说："祖父的恩情虽然疏远，尚且不敢用轻服来对待，何况用缌麻来面对父母的改葬呢！如果承继宗祧之孙改葬他的父亲，那就要服两次斩衰之服，这在礼法上也是有违常理的。郑玄三个月的说法，进退都令人生疑。若遵从王肃虞祭后即除服的说法，那就显得急于求吉、过于仓促。若遵从蔡谟的说法，又牵涉到重复穿斩衰的问题。况且丧服中齐缞三个月自有其条例，而缌麻却没有相应的特殊条文。"

王蒙说："改葬服缌麻，若因至尊而改服斩衰是可以的。如今若在十来天之内就用最重的丧服，如同当初居丧一样极度悲痛，而后又匆忙转为吉服，在礼法上是有疑问的。"于济答复说："蔡谟说：《左传》所说'不用兄弟的丧服来对待至尊之人'，那是指最初丧事的正式服制而言的。况且斩缞丧服到最后阶段，也不过是缟冠麻衣，反而比缌麻还轻，但仍然算是用丧服对待至尊之人。"

范宣说："斩缞之服，安葬后就与齐缞的规格相同，练祭之后就与大功相同，大祥之后大致如同缌麻，这是礼制的先后次序。怎么能反而在改葬之初就恢复最初的丧服，而不顺应这种变化呢？再说，改葬服缌麻却又要服满三个月，这是不对的，应当以安葬完毕为除服的期限。如果改葬不过十来天，怎么可以就此除服呢。礼中说'一时'，是因为经过一段时间哀伤会有所变化，所以用这个来作为节制的标准。如果因道路遥远或有艰难阻隔，不能按时办完，那就如同礼所说的长期未葬的情况，主丧之人不除服，可以等到安葬完毕后再除服。"

元帝建武初年，任命温峤为散骑侍郎，温峤因为母亲去

译世时正逢寇乱，未能亲临殡葬，想要经营改葬之事，坚决辞让不肯就职。诏书说："温峤不肯就职，是因为还没能改葬安送母亲，朝廷议论对此也颇有分歧。古人规定三年之丧的制度，并非完全出于情感的极致要求，存亡之间自有权衡断度，不能因死者而损害生者。腰系丧带而参与军旅征役的人，难道是营求官职吗？这是因应王事的缓急而定的。如今叛逆之贼尚未消灭，通往平阳的道路断绝，前去迎奉的各路军队尚且不能径直前进，温峤只是一人之身，又能怎样解决他个人的艰难处境呢，怎么能因道理上的疑虑自我困扰，而不服从朝廷的任命呢！命令三司八座详细商议此事。"于是太宰、西阳王司马羕等人议论说："从前伍子胥携带弓箭离开楚国，在吴国担任行人之职以图谋对付楚国，志在报仇雪恨，并非苟且偷生。温峤遭遇战乱，从前身在河朔一带，天天面对干戈战事，志在洗刷仇耻，跋涉万里投奔归赴朝廷，正是想借此机会竭尽全力，凭借朝廷的威望来伸张自己的心志，这正是温峤的志向。"有司上奏说："查阅去年建武元年辛未年的诏书，依照礼制，长期未能安葬的丧事，只有主丧之人不除服。因其他缘故未能安葬的，人子的情感上，不能停灵在殡而径自除服，所以规定以安葬完毕为期限，没有远近的区别。如果因遭遇贼乱，丧亲灵柩无处安放，寻求无望，理当以三年为期而除服，不能援引长期未葬的成例。按照辛未年的制度，已有定断，都不能再依从个人情感、不服从朝廷任命，以致亏损法度。经过商议，可以如同先前诏书所说，让温峤受命就职，并再度告知中丞、司徒，凡是像温峤这样情况的人，都依照东关的旧例、辛未年诏令的制度办理。"温峤不得已，于是接受了任命。

宋朝庾蔚之说："改葬之所以服缌麻而不用重服，应当是因为送别死者已有终了之期，而生者的哀痛也应有所节制。如果用最初丧亡时的丧服，那就是把死者当作刚刚去世一样对待，所以制定缌麻之服以表示已经有所转变、趋向吉服。既然有了这样的丧服，如果十天半月就完成安葬，那就应当如郑玄所说，服满缌麻的期限，三个月后除服。如果安葬超过三个月的，就应当在安葬完毕后除服，因为丧服本是为安葬而设置的。"

后魏明帝神龟元年，侍中、国子祭酒崔光上言："接到台省祠部曹的公文，文昭皇太后改葬，商议至尊、皇太子、群臣丧服的轻重等级。四门博士刘季明议论说：按《丧服》记虽说'改葬服缌麻'，但文字上没有明确的依据，至于各家的注解，也彼此矛盾不同。又太常博士郑六议论说：'我私下认为郑玄领会了服缌麻的宗旨，但三个月的说法有误。依我看，应当依照服缌麻的规定，安葬完毕后就除服。'我认为这个说法确实公允恰当。"诏令批准。

　　　　嫡孙有父丧未练改葬祖服议（晋）

晋朝段疑问道："嫡孙身处父丧尚未行练祭之时，要为祖父改葬，应当穿什么丧服？又，出继给他人为子的人，身处所生之父的丧事、穿齐缞，要改葬时又应当穿什么丧服？"荀讷回答说："按礼，父母的丧事同时发生，安葬时先办理较轻的丧事、后办理较重的丧事。这是说应当穿着较重的丧服去参加安葬。如果服重丧的人可以亲临改葬，那么被过继为他人之后的人也应当穿齐缞。礼制中没有明确的条文，这个道理是推断出来的。"

步熊问道："改葬礼中只说了臣子、儿子、妻子为君主、父亲、丈夫这三种关系服缌麻，而孙子作为祖父的继承者也应当服缌麻，不知道从祖父那里承受宗祧、但父亲已经去世后，祖父的坟墓崩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许猛回答说："按经文的意思，凡是原本有三年之丧关系的人都应当服缌麻，如同郑玄注解中举出的这三种情况，是要说明只有原本服斩衰的人才如此。如今父亲已经去世，孙子作为祖父的继承人，为祖父改葬，虽然没有从祖父那里直接承受宗祧的重任，但既然是作为丧主，虽然不必为祖父服斩衰，也应当制作缌麻之服来参加改葬。"

　　　　有小功丧及兄丧在殡改葬父母服议（魏、晋）

魏国荀俣说："如果身有小功之丧，又要为父母改葬，服丧应当以重服包容轻服，应当就穿小功之服。"王肃则认为应当服改葬所用的缌麻之服，事情办完后再恢复原来的丧服。

晋朝蔡谟答复有人的询问说："改葬服缌

译麻。如今甲要为人迁葬改葬，但先前已有兄丧尚在殡宫，这时应当穿什么丧服？蔡谟回答说：'也应当服缌麻。按礼，三年之丧已经行过练祭后，又遭遇缌麻之丧，就应当穿上缌麻的丧服前去哭悼。凡是丧事相互交替，都是以重服代替轻服。至于这种情况，则是以轻服代替重服。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亲临参加丧事的缘故。地位卑下的人尚且如此，何况是面对至尊之人呢！所以说甲要亲临改葬，应当改穿缌麻之服。'"

　　　　改葬父母出适女服议（晋）

晋朝庾龢问道："女儿已经出嫁，如今要为父母改葬，儿子既然服缌麻，女儿应当有丧服吗？"王翼回答说："按礼，改葬服缌麻，郑玄认为是指臣子、儿子、妻子这几种关系。以此类推，女儿虽然对父母的丧服有所降等，但也仍然是儿子的身份。如今男女都应当服缌麻，这在道理上是讲得通的。"

　　　　改葬前母及出母服议（晋）

晋朝胡济关于改葬前母的服丧议论说："如今礼制中没有相关的条章，也不再特别为此另立法则。所以援引继母的规定来作为参照，可以申明子女孝养之情。推究所要遵奉的原则，前母与继母是一致的。所以认为为前母改葬，应当依照众子的服丧制度办理。"

又，刘镇之问道："父亲尚且在世，母亲已经出嫁后去世，如今要改葬，应当有丧服吗？"徐广回答说："改葬服缌麻，只适用于关系极为亲近的情况。这位母亲既然已经出嫁，还没听说过儿子对她有服丧的规定。然而依循人情来制定礼仪，让他制作丧服以表达临丧的心意，是顺从从重的道理、符合内心真情的做法，这样做应当也没有什么不妥当的。"

　　　　母非罪被出父亡后改葬议（晋）

晋朝王澹、王沈写信给他们的叔父征南将军王昶说："亡母年少时就修习妇道，侍奉婆婆二十多年，不幸长期卧病缠绵重病，恰逢东郡君王沈之父。刚刚到任赴官时，李夫人就去世了。李夫人，是王沈的祖母。这时亡母的病情十分严重危急，不能亲自料理丧事。东郡君自己痛心不能远赴尝药侍疾，而认为儿媳应当亲自侍奉病情、却不能在临终前尽孝，就写下休书遣返亡母，让她带病归返娘家。'大归'是指被休弃遣返回娘家。亡母最终因此去世。东郡君后来深深为此哀悼悔恨。慈母生前没有过失的行为，去世后却蒙受被休弃的恶名。《春秋》的大义，是根据本心来判定罪过。恳请迎回亡母的灵柩，改葬于祖坟墓田。这样一来，对上可以顺应先姑慈爱之恩，其次可以化解先父生前的遗憾，往下也可以洗刷亡母无端蒙受的耻辱。"

博士薛谞议论认为："《春秋》根据本心判定罪过，孔子称赞父亲有敢于直言劝谏的儿子，那么论罪就不能不根据本心，为人子女也不能不义正词严地劝谏。来信说尊亲因为不幸患病，不能料理丧事。按礼，病中可以饮酒吃肉，这是因为性命攸关而暂时通权达变、变更正礼。厚养以致忘却哀伤，这是礼法所允许的，何况尊亲身患沉重疾病却蒙受七出之罚呢！假使当时家中有成年的儿子，能明确证明事情的本末，秉持正道加以谏诤，怎么会让慈母因无罪而蒙受不义的休弃呢！考察各种典礼，推究本心情理，应当昭告先灵，先灵指东郡君。将亡母迎回安葬于祖茔，让严父不再有违背常理的举动、让慈母洗雪去世后所蒙受的耻辱，这样做不也是可以的吗！"王沈深切认同薛谞的议论，写信给叔父王昶陈述了这一议论，他的叔父回复表示同意。

王沈祭祀亡父东郡君的祭文说："孝子王沈谨昭告先考东郡君：沈的亡母郭氏，恭谨勤勉地践行妇道，具备齐整孝顺的节操，能够顺从侍奉婆婆。上天降下疫病之气，鴈门太夫人卧病历经多日，郭氏当时也身患重病，未能亲自尝药祈祷，太夫人不幸因此去世。先考在遭逢这一巨变之时，忧伤悲恸、心神迷乱，未能详加体察，认为郭氏在侍奉方面有所疏失，于是让她带病回归娘家，不久便去世了，先考对此深感悼念悔恨。王澹和我沈仰念先考往日的本心，鉴察亡母平素的行止，本想不迎回亡母的这个决定，先考虽已经过深思熟虑衡量哀情，却还未能来得及施行就撒手人寰，王澹也不幸早逝。我沈谨此秉承王澹的心愿，与通晓礼制的儒者商议，咨询宗族亲属的意见，大家都认为亡母应当及时改葬。我沈这就禀受叔父征南将军王昶的

译教令，谨此前往邺城迎接郭氏的灵柩，选定某月某日安葬，以期顺从先考往日的本心，成全祖先亲人的慈爱之情。"

　　　　改葬反虞议（晋、宋）

晋朝，尚书下询问改葬是否应当举行虞祭。按王肃的《丧服记》说："改葬服缌麻，虞祭之后就除服。"傅纯反驳说："安葬是为了安藏形骸，宗庙是为了安置神灵，改葬时死者的神灵早已安放在宗庙很久了，怎么能把神灵退请到正寝而重新举行虞祭呢？如果要在正寝举行虞祭，那就应当再把神主送回宗庙祔祭，不能只是虞祭了事。"国子祭酒荀讷认为："虞祭，是安定亡灵的祭祀。神灵既已在宗庙之中，改葬就不应当再举行虞祭，虞祭要另立神主。我认为傅纯的说法是恰当的。"

韩虬问贺循说："按傅纯问郑玄关于改葬三个月的说法，又批评王肃以虞祭完毕为节点的说法，说'改葬时死者的神灵早已安放在宗庙很久了，不应当再举行虞祭'。看您所答复的，只说应当服满三个月，认为王肃的说法太短、郑玄的说法为长，却没有回答是否应当举行虞祭的问题，这到底是应当举行虞祭还是不应当呢？"贺循答复说："凡是迁葬的，必定先设祭祀告知墓地而后开启墓穴，从旧墓迁到新墓，全程都要设置祭奠，如同将要安葬前朝拜祖庙的礼仪一样。我的想法也有疑虑之处。既然在墓地设了祭奠，是用来终结这件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不是正式的虞祭，也仿佛具备了虞祭的某种意味，只是不能像平常的虞祭那样返回殡宫祭祀罢了。所以我不完全反对王肃的说法，只是不赞同他所说的可以就此除服。然而礼制中没有明确的经文，所以我也没有明确说明。"

殷仲堪问范宁说："荀讷议论太后改葬之事时，既然据理说不应当举行虞祭，这也是朝廷所采用的做法，但《贺循要记》却说三个月后就应停止，这是为什么呢？"范宁答复说："贺循并没有这样的文字，或许是好事之人假托他的名义写的吧？没见过马融、郑玄、贺循、范宁哪位说改葬要举行虞祭的。神灵既已安放在宗庙，又何必再举行虞祭呢！"吴国射慈答复徐整关于改葬虞祭的问题说："神灵既不停留在殡宫，又不为其设立神位，哪里还谈得上重新举行虞祭呢。"

宋朝庾蔚之说："神灵既已安放在宗庙，就没有必要再举行虞祭了。只是先祭告而后开启墓穴，将要下葬时设奠，事情办完后祭告亡灵，随即撤去灵座。如果棺木损坏需要重新入殓，那就应当有大殓时的祭奠。如果是迁移灵柩远葬他处，又要有祖奠、遣奠的礼仪。"

　　　　父母墓毁服议（曾祖从祖墓毁附）（东晋、宋、梁）

东晋大兴二年，司徒荀组上表说："道路渐渐畅通，士人得以查看祖坟，多有听闻凶讯的，朝野各方所采取的做法却不相同，有的制定重服穿斩衰、执丧杖的，也有的制定齐缞三个月、缌麻三个月的，还有的只是穿素服、尽情哀悼的。人生际遇各不相同，性情也有厚薄之别，所以圣人制定礼制取其适中，使贤能之人能够俯就实行，使不肖之人也能勉力企及。臣认为墓地毁坏的丧服制度，改葬服缌麻的规定，应当也包括在内了。郑玄、王肃都说棺木损坏、遗骸暴露，是极度悲痛的事情。如今遭遇贼乱而使坟墓被毁，按理说不应有轻重的分别。因为礼制中没有明确的条文，各家做法互有不同。臣认为应当让通晓礼法的大臣议定统一的制度。"诏令说："司徒的表文说得对，礼制虽然没有关于坟墓毁坏的正式条文，但依照相近的先例，也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的。我认为改葬服缌麻，是通行的制度。如果坟墓已经修复，没有亲眼见到尸柩，穿素服就可以了。但士大夫们随意行事、轻重不一，此事交给太常议定。"国子祭酒杜夷议论说："坟墓既然已经修复而后才听闻消息，应当依照《春秋》'新宫遭遇火灾'的先例，哭悼而不服丧。"博士江渊议论说："凡是需要改葬的，必定是因为坟墓崩坏、尸骸暴露，其悲痛之情是相同的。"

译我认为掘墓之事应比照改葬的规定，服缌麻三个月。汉代有盗掘高庙宝器的案子，通达事理的人认为其罪比盗挖长陵之土还轻。虽说同样涉及敬意的问题，但事情实际有所不同。我认为坟墓被毁后重新修复，不应比照宗庙遭灾而不举行服丧之礼。侍中、黄门侍郎江启上表说：「按郑玄所说：『亲眼见到尸柩,不可不服丧。』照郑玄的说法,是见到了才服丧,没见到就不服丧。司徒临颍先前上表主张改葬服缌麻,是不让吉礼冲撞凶事。如今听闻坟墓被毁掘,应依照改葬的礼制服缌麻,不必奔丧前往。至于已经修复的,只需心中服丧,穿白色丧服、深衣白帻,哭祭三个月。」

译孔仰《墓毁论》说："按礼制，圣人制定殡葬之意，是因为死者不可能再存活，而孝子又不忍心抛弃他的亲人，所以才有棺椁埋葬之礼。推究其本心，本来就是要将遗体归于尘土，只是在归于尘土的过程中制定礼节，来顺应孝子的情感罢了。推究圣人的本意，大概是把遗体当作无知觉之物，所以以幽闭长久为安；把神灵当作有知觉之物，所以以清明阳光、庙堂庄严为尊显。因为尊严，所以宗庙可以修缮；因为潜藏隐蔽，所以坟墓不可侵犯，坟墓如同丘陵一样，与自然融为一体，不敢加以修葺。如果遭遇盗贼发掘暴露，可以修补其外表，但不可改变其内部构造。哭泣的日子，以事情办完为限。所以宗庙遭火灾有哭三日的记载，而坟墓被毁却没有规定哭泣的天数。深究这个道理，恐怕坟墓被毁不应比宗康遭灾更为特殊。如果把遗体当作无知觉之物看待，那么即使被人挖掘暴露，也不会增加死者的痛苦，只是人之常情不忍心见闻此事。见闻此事的日子里有哭泣，或一日、五日、或十日，超过这个期限不值得褒扬，不到这个期限也不值得贬责，所以圣人不为此制定礼节。"

永和十二年，修复峻平四陵。使者打开陵墓上表，皇帝及百官都穿缌麻服。尚书发文询问：皇太后应穿何种丧服。博士曹耽、胡讷议论说："为人后嗣者视被继者如同父亲，元帝继承武帝之统，对康帝而言是曾祖。按礼制，为曾祖后嗣者应服斩缞三年，《丧服小记》中说与诸侯为兄弟者服斩缞，则没有齐缞之说。皇太后应正式穿斩缞，改葬时则应穿缌麻服。郑玄的注解仅限于臣子、儿子、妻子，王氏则通指服丧三年之人。王氏之说更近人情，那么皇太后应穿缌麻服。"领国子博士荀讷议论说："如按郑玄的注解，那么皇太后不应有缌麻之服。我认为如今皇太后临朝辅政，上奉宗庙，下临朝臣，应当有变通之礼，不能拘泥于常制。"太常王彪之上奏说："国子学、太学两位博士荀讷、曹耽等人的议论如上，臣虽然与他们意见相同，但各自的说法有所不同。太后临朝称制，地位等同于皇帝，那么也应当穿缌麻服，但这个议论有把太后当作第二位君主的嫌疑。"尚书范汪也同意王彪之的意见，说："太后临朝，君王之礼有什么不周全的地方，您又为何在服丧之事上有所怀疑呢？"于是上奏皇太后应穿缌麻服。

有人问道："曾祖的坟墓、从祖的坟墓被毁掘，哭丧的礼制该如何规定？"范宣回答说："礼书中没有记载远亲之礼，只听说坟墓被挖掘，礼制中只见到改葬服缌麻的记载。这是施行于臣子、儿子、妻子的礼制，应当是承继嫡系的人依照此礼。不是嫡系而有所降等的，只需哭三日，从祖的坟墓被毁则哭一日即可。"

宋朝庾蔚之说："人子对亲人的情感是不能中断的，但圣人用礼制来加以限断，所以改葬所穿的丧服，不超过缌麻。缌麻虽然是轻服，但所用的情感却很深重。我认为听闻亲人的尸柩被毁坏暴露，以及重新安葬之时，就应当制服前往奔丧。即使坟墓已经修复，也应当亲临吊祭。如果道路阻隔无法前往，仍应当制作缌麻丧服，依照三个月的期限除服。怎么可以因为没能赶上安葬之事，便安然不穿丧服呢！"

梁朝天监元年，齐临川献王的生母侧室谢氏的坟墓被人挖掘，但未挖到墓道门。萧子晋承继丧礼之重任，向礼官何佟之咨询。何佟之议论认为："改葬服缌麻，是因为见到灵柩不可以没有丧服的缘故。这次只是侵犯了坟土，没有波及椁室，可以依照新宫发生火灾时的处理方式，哭三日请假即可。"皇帝认为这符合礼制。

《通典》卷第一百三　礼六十三　沿革六十三　凶礼二十五

　　假葬墙壁间三年除服议　三年而后葬变除议　久丧不葬服议　父母死亡失尸柩服议　妇丧久不葬服议　禁迁葬议　招魂葬议　疑墓议（附修墓）

假葬墙壁间三年除服议（晋）

晋武帝太康年间，尚书令卫瓘上表说："先前的太子洗马、济阴人郄诜寄居在卫国文学讲堂十余年，母亲去世没有归乡治丧，就在讲堂北面墙壁外下葬棺木，称之为假葬。三年服丧期满即改换吉服，朝廷下诏任用他为征东参军。有人认为在城郭寺院之内、屋墙之间没有安葬之处，不能算作正式安葬，就不应当除服。主管官员一再想要明确用权变之法不超越常规，此事交

译由司徒部博士评议。"郄诜上表自我申辩说："臣三个月大就丧父，随母亲依附外祖父，舅舅统率全家迁居到县里。咸宁二年母亲去世，家中从祖父辈以下十四座坟墓都在缑氏县，而墓地多次遭水患，本打算全部迁葬改葬，但常常因此多生疾病，于是就留在此地。此地地势低湿，只有城中地势较高，所以就安葬在所居住的宅院中，在所供养的讲堂里祭祀，不知道这样做是不可以的。"皇帝下诏询问山涛，山涛回答说："郄诜先前为母亲服丧，得病未能护送灵柩归葬，在墙壁后面假葬，服丧期满后，出任平舆长史。议论者认为这不完全符合礼制，所以臣先前对此有所疑虑。郄诜文才义理都值得称道，家境又十分贫寒俭朴，查访他乡里的评价，也没有其他不好的说法。"皇帝下诏询问是否应予以清议贬斥。山涛说："自行其事本就与常规不同，若因此让人非议他，恐怕辜负了他孝顺思慕亲人之心，应当详尽地讨论其中异同之处。"兖州大中正魏舒写信给山涛说："郄诜极为孝顺，中途辞去官职，正是为了母亲的缘故。居丧期间毁瘠伤身，几乎不能自保。他的父亲安葬在缑氏，本想改葬，却无力自行办理，所以过了安葬的期限。后来在自家堂北假葬，墓道通向堂中，没有及时封闭，等到服丧期满才封闭。安葬后过了一年才被起用，任平舆监军长史。任意行事有伤风俗，因为安葬时没有及时封闭墓道，常常因此遭人非议。这件事情十分明显，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卫瓘回信说："凡是凭主观意见来判断是非的，不可以轻易加以贬斥。"

三年而后葬变除议（周　晋　宋）

周代礼制，《丧服小记》说："三年后才安葬的，必定要再次举行祭祀。（卢植说：这是指遭逢变故三年后才安葬的情况，虞祭、祔祭之后必定要举行小祥、大祥之祭。郑玄说：再祭，是指练祭、祥祭。）这两次祭祀之间不在同一时间举行而除去丧服。"王肃说："不同时，是指不同月，即安葬后一个月行练祭，再过一个月行大祥祭。除去重丧之服应当有个渐进过程，间隔一个月就好像是不同的时节一样，所以说不同时，只是不同月罢了。"郑玄的说法与此相同。

晋朝杜元凯说："从天子诸侯以下，如果按期迅速安葬就要举行虞祭，到平常安葬之礼，必定要等到哀情减轻之后。如果超过期限没有安葬，就穿麻服到丧期结束才除服，等到安葬时再重新穿丧服，安葬祔庙之后，第二个月行练祭，再过一个月行大祥祭。之所以必须再次祭祀，是因为象征本应经历两年的丧期。如果二十五个月才安葬，那就直接除去祥服，不再举行练祭了。"

束皙问步熊说："三年丧期内没有安葬，五年后才安葬，应当行练祭吗？"步熊回答说："礼书说练祭、祥祭之间必须间隔一个月，与此相同。"

袁准在《正论》中说："先儒认为再祭，就是小祥、大祥之祭。但服丧的人一旦行了祥祭就该除服，大祥之后不应再有禫祭。而且虞祭是在安葬之后举行，不在于具体日月，禫祭是在丧期终了时举行，也不在于早晚，所以应当有禫祭而不应当有祥祭。"

虞喜在《释疑》中说："如果按照郑玄的意思，安葬祔庙后第二个月行练祭，再过一个月行祥祭，这样从安葬到祥祭，合计为三个月，恰好构成一个时节，怎么能说'不同时'而除服呢？练祭、祥祭都是周代的正规礼数，再祭应当指练祭、祥祭，不能省略而用禫祭替代。又按：袁准说'只有练祭没有祥祭'，这是错误的。郑玄说是练祭、祥祭，这是对的。我认为丧服的期限虽然已经结束，安葬也已经超过一个月，但仍然要再次举行祭祀，是为了保存丧礼的重大规制罢了。这两次祭祀，大概是在同一天而不同时辰，这里的'时'是指时辰，不是三个月的'时节'。礼书中也有一天举行两次祭祀的情况，《檀弓》说：'就在这一天，用吉祭替换丧祭。'"

王荟问范宁说："有人父亲健在而遭遇母丧，十七个月后才得以安葬，应当立刻除服，还是再重新行练祭、祥祭呢？"范宁回答说："'三年后才安葬的，必须再次祭祀'，是指练祭、祥祭。主丧之人不除服，直到安葬之前都不改变丧服的规定。十七个月既已行了祥祭，就应当除服，不必再行禫祭是可以推知的。"

宋朝庾蔚之在问答中说："有人问：'有的丧事在小祥之月安葬

译，这个月又要行虞祭、祔祭之礼。如果就在月末行祥祭，从道理上讲太过仓促，这与长期未葬的情况又不同。如果取下一个月行祥祭、练祭，在情理上是否恰当？'回答说：'三年后安葬的，祥祭本来就不在安葬当月举行。现在拖延的时间还不算太久，从道理上讲祥祭应当取在下一个月举行。'又问：'安葬、练祭、祥祭三件事各在不同的月份举行，尚且不足以体现哀情逐渐减轻的道理，何况让练祭、祥祭、禫祭三种变化共处于一月之内呢！虞喜的说法，不近人情。卢植、郑玄、王肃都认为这些应当不在同一天举行，实在是有其道理的。各人说法虽然有不同侧重，但用词相同也不足为怪。春夏秋冬既然各自成为一个时节，一天之中有十二个时辰，那么为什么十二个月就不能各自作为一个'时'来讲呢！'"

久丧不葬服议（周　汉　晋　东晋　梁）

周代礼制，《礼记·丧服小记》说："长久没有安葬的，只有主丧之人不除服。其余以麻服计算月数的人，服丧期满就除服了。"郑玄说："其余，是指旁系亲属。以麻服计算月数，是说没有安葬的丧事，丧服的性质不改变。"卢植说："子孙都不除服，是以丧主为正身而言。其余旁系亲属，则以麻服各自计算其应服月数后除服。"

汉朝《石渠礼议》记载："萧太傅说：'以麻服计算月数的人，是因为没有安葬，没有除服的礼文可依据，所以将他们的丧服变得稍轻。已经除去丧服而尚未安葬的人，等到安葬时都要重新穿上丧服。平民为国君服丧也是如此。'汉宣帝下诏说：'参加安葬时穿丧服正是这个道理。'有人问萧太傅：'长久没有安葬，只有主丧之人不除服。如今如果十年都不安葬，主丧之人也不除服吗？'回答说：'所谓主丧之人，专指儿子而言。即使超过丧期没有安葬，儿子在道义上也不能除服。'"

《郑志》记载："赵商问：'主丧之人不除服，如今来说，有人离开故乡宗族，在异地临时假葬，礼制不能完全具备，重要的是心中有回归故土的意愿，三年丧期已满，可以除服吗？这明确是指改葬服缌麻的情况呢？还是长久不葬的情况呢？'有人回答说：'安葬是护送死者走完最后一程，假葬这种法子是后代的巧诈虚伪之举，怎么反倒可以用来诘难礼制呢！'"吴国徐整问射慈说："长期居丧未除服，小祥、练祭的意思可以理解。如果因故未能安葬，以至于拖到二十八个月，服丧期限已经超过，可以改变丧服吗？难道要穿十年、五年的丧服直到安葬才停止吗？"回答说："主丧之人虽然不能改变丧服，但其余旁系亲属也不除服，等到应服的日月期满，自然而然就除服了。"

晋朝陈氏问刘世明说："'其余以麻服计算月数的人'，注解说是指旁系亲属，没有明确说众子应当除服。但世人往往各自随意断定，这是否妥当？"刘世明回答说："父亲称众子为庶子，庶子却不能称父亲为庶父；父亲可以贬低他的庶子而降低其丧服等级，庶子却不能降低对父亲的丧服。然而儿子对于父母，本身与嫡子丧服等级相同，不是旁系亲属所能相提并论的。《丧服》大功章：出嫁的女子，对伯叔父母及姑姑姐妹的丧服要降等。注解说这是指旁系亲属。而经文中没有对父亲降等的记载，说明众子和女儿虽然不是承继嫡系的人，也不属于旁系亲属。所以《礼记》说：'兄弟的丧事，居丧期满而丧服内在的哀情自然衰减而除服；父母的丧事，是从外在礼节上逐渐减损而除服。'所谓外除，是指借助外在的服饰礼节来逐渐消解哀情。所以灵柩没有安葬，丧服就不改变，丧服不改变，说明哀情没有减轻，哀情未减的丧事，不可以骤然除服。既然如此，那么未安葬就除服的，自然是指旁系亲属可以用麻服计算月数除服的情况。"又问："长久没有安葬，安葬后过几个月才可以除服？世人有的过一个月就除服，有的虞祭之后就立即除服。改葬尚且要三个月才除服，这里的情感应当不轻于改葬吧。如果应当三个月才除服，那么庐帐是不是也应当三个月才拆除？两者有先后之分吗？"回答说："《礼记》说：'三年后才安葬的，必须再次祭祀。'注解说：'是指练祭、祥祭。安葬当月行虞祭，第二个月行练祭，再过一个月行祥

译祭。'算起来这也是三个月，不比改葬要轻。按礼制，虞祭之后支起楣柱、剪去帷屏，练祭之后拆毁草庐，居住在涂泥小屋里，祥祭之后可以坐席子，禫祭之后可以睡床。如今这里的虞祭以及练祭、祥祭虽然时间局促，仍要按序补做这些事。之所以在不同的月份，是因为本来就跨越了不同的年份。练祭、祥祭时所穿的丧服、变化除服的规矩，应当依照相应的礼节。"又问道："三年后才安葬，以及父亲健在为母亲服丧超过一年才安葬，也应当在中午返回举行虞祭安神吗？"回答说："凡是长久没有安葬，都包括各种超过安葬期限的情况。为母亲服丧满一年，也算是长久没有安葬。虞祭，是用来安抚亡灵的。安葬时移动灵柩举起棺木，刚刚离开平常安放的地方，担心鬼神没有归依之所，所以在下葬前后，在墓左祭奠，修好墓穴后返回，在殡宫举行虞祭，不忍心让亡灵一天没有归宿。如今长久没有安葬，棺椁曾经移动，鬼神因此不安，与这种情况没有什么不同。练祭、祥祭都要补行，这里也应当如此。而且《礼记》说'安葬当日行虞祭'，这是明确的记载。拆除服丧用具的礼节，见于《士虞礼》。练祭之后神位迁入祖庙，不再停留于殡宫。如今既已安葬，第二个月行练祭，也应当在那个月将神位迁入祖庙。"

东晋徐灵期问张凭说："亲人的丧事没有安葬，出嫁的女儿是否应当除服？"张凭回答说："礼书说'长久未安葬的丧事，主丧之人不除服'。又说'主丧之人不除服'。这没有理由只适用于男子中的嫡长子一人，所以应当泛指男女众子而言。也没有明确记载说已经出嫁的女儿就应当除服。如今议论者根据出嫁女儿已经将丧服降为一年之期，就认为应当遵循除服的先例，但从情理上体会，仍有所疑虑。女儿随夫出嫁，丧服等级降为一年之期，至于居丧的规矩，与丧服较重的情况相同，实在是因为天性难以完全割舍，本来深重的哀情不能骤然减轻，何必因为等级降低就完全等同于一年丧期的规矩呢。礼制不过是人情罢了，有疑虑的时候就从重处理。如果应当脱去缞麻绖带而处在殡宫之中，穿上吉服面对棺柩，这不是孝子内心所能安适的。"

梁朝刘昭反驳刘世明说："丧事没有两个丧主，宗庙没有两个神主，受人吊唁的礼节，只有丧主叩头，其余人只是哭泣顿足罢了。凡是说到'丧主'，都只指一人，不是泛指众子。"刘世明回答说："如果尸柩没有地方安葬，那么承继丧统的人与众子就一同除服了。"

父母死亡失尸柩服议（后汉　晋）

后汉桓翱问泛阁说："长久不葬不除服的规矩，是众子都要遵行的吗？所以特意来请教。"泛阁回答说："从前我曾经护送郑君到代陵。代陵有个人，他的父亲去世了却找不到尸体，他的儿子行丧，仍然依照常规逐渐降低丧服等级。我与死者相识，前去吊唁。回来后问郑君关于所驳斥的异议之事，说'不孝之中没有比断绝后嗣更大的了，如果终身不除服，这就等于断绝了先人的宗嗣，岂不是太过沉重了吗？'郑君回答说：'庶子自然可以代为主持祭祀。'我又追问说：'没有庶子，应当怎么办？'郑君又说：'族人可以按照辈分代替。'我又追问说：'没有族人怎么办？'郑君就不再回答了。据此推究详审，大概只是让一位嫡子不除服罢了。"

晋朝刘智在《释疑》中说："有人问：'长久不安葬，丧主不除服。如果他的父亲远征在外，军队战败死于战场，尸骨都找不到，无处安葬，他的丧服应当如何？'刘智说：'这是礼书文字没有涉及到的情况。用道理来推断，凡是礼制让主丧之人不除服的规定，不是说众子就可以独自没有哀情。实在是因为一旦丧服有所改变，人的哀情必定随之减轻，丧事虽然还停在殡宫，但不是主丧之人可以不穿丧服。既然如此，那么主丧之人的丧服，可以说是独自承担了最深重的哀情。这是因为灵柩还在，不能没有主持凶丧之事的人。如今没有地方安葬，就是说没有尸柩，穿凶服就没有依托的对象了，那么承继丧统的人应当与众子一同除服。到安葬时才改变丧服的规矩，是因为丧事的大事已经完成，如果没有尸柩，就不应当有因安葬而改变丧服的做法。寒暑一轮回，是正常服丧的期限，因此要除去首绖而戴

译练冠。丧失了亲人的骸骨，是孝子内心想要更加崇重哀思的表现，可以让他在服丧满一年、行练祭之时才改换缞麻绖带。虽然没有先例，但这样制定符合人心所安。'"

妇丧久不葬服议（晋　宋）

晋朝夏侯盛议论说："妻子的丧事已满一年而未安葬，丧服应当除去吗？回答说：凡是妻子的丧事，丈夫是丧主，儿子不能拄丧杖就位，是为了避讳父亲的尊严。丧主不改变丧服，礼书上有明确记载，然而儿子也不除服。"魏国孟叔反驳夏侯盛说："嫡长子的妻子去世了，公公也是丧主，家境贫寒，多年不能安葬，公公及子孙都不能除服吗？难道可以为一个嫡妇的丧事让三代人多年都不脱去丧服吗？"夏侯盛回答说："仲由为贫穷而伤感的话，说啜食豆羹、饮水都可以尽其欢乐，回来安葬没有椁室，难道有人非议他吗！如果懂得礼制的人，自然不应当拖延太久。"孟叔又反驳说："过去丈夫为妻子拄丧杖、居住草庐，丧服都如同三年丧期的规制。如今世人普遍不这样做了，就自然应当随时代变化而除服，为什么应当以丧主是否除服作为判断标准？"夏侯盛回答说："抛弃先王的教诲而随从世俗，我认为不可以。如今世人不行禫祭、不拄丧杖，本来就是失礼的表现。"

顾氏问王廙说："我的表弟媳去世了没有安葬。如今我的丧服期限已满，家中又没有儿子，她的丈夫便是丧主，这时应当除服吗？"回答说："礼书说'主丧之人不除服'，这句话没有区分丧事的轻重。必须等待安葬完毕。不知道世人有没有为妻子的丧事遵循这个礼制的。"

杜挹问徐邈说："已故的妻子还没有能够安葬，我的丧服期限已经满一年，家中又没有别的丧主，很多人说不应当除服，现在应当怎么办？"回答说："没有儿子作为丧主，按照礼制丈夫不应当除服，但如今下层民众之家，大多不能完备地遵行礼制。现在姑且应当改变丧服，等到安葬时再重新穿上丧服，这样做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道理。"

宋朝蔡廓问雷次宗说："礼书说只有主丧之人不除服，恐怕这只适用于嫡系承重之人吧。按照汉朝萧太傅的说法，'主丧之人专指儿子而言'。又按照王肃的说法，斩缞之丧未安葬，只说主丧之人不除服。而王肃是举其中最重的情况来说，明确说的是孝子不改变丧服，其余的人都要除服。如今世人为妻子服丧也不遵循主丧之人不除服的规矩，是否应当除服呢？"雷次宗说："礼书不说'三年'而说'主丧'，说明这不一定只适用于子孙。吉礼与凶礼不同途，不能相互干扰。灵柩尚且停放在殡宫，怎么可以穿戴冠冕来临祭呢。丈夫为妻子的丧事主丧，是因为本来情感深重的缘故。我认为不应当除服。"

庾蔚之说："《丧服小记》说：'为兄弟已经除去丧服，等到安葬时再重新穿上丧服。'这就是到安葬时重新穿丧服的明确记载，不明白汉宣帝为什么又要制定祥服的规矩。汇编礼论的人不记载到安葬时重新穿丧服这条礼制，反而记载各种变除的礼节来说明道理，可以说是舍本逐末了。《杂记》说：'姑姑姐妹的丈夫去世，如果丈夫的宗族没有兄弟，就让丈夫的族人主持丧事。妻子的娘家人虽然亲近，也不能做丧主。丈夫如果没有族人，就由东西邻居主持。如果又没有，就由乡里管事的人主持。'《丧大记》说：'丧事可以没有后嗣，不能没有丧主。'这些都是说丧事的主持人。《服问》说：'国君所主持的丧事，是夫人、妻子、太子、嫡子妇的丧事。'这是说国君虽然地位尊贵，统率全家，但只有嫡系的人才做丧主。而《丧服小记》又说'长久未安葬的丧事，主丧之人不除服'，这是指服周年、大功之丧的情况。至于出嫁的女子以及做别人后嗣的男子，都要随着他们所降等的丧服而除服，这是因为他们已经出继、有所屈从的缘故。仍要穿素服、心中守丧，直到安葬为止。但如今世上下层百姓的丧事都从轻处理，妻子的丧事尚且省去拄丧杖、行禫祭的礼节，就更不容有未安葬不除服的说法了。议论的人担心不能因为下层百姓未安葬的情况，而废弃祖庙的四时祭祀。而且未安葬的情况也可能拖延十年五年，姑且试着说说看。孔子曾经许可贫穷的人可以简单安葬而没有椁室，这说明死者的丧事应当从

译速办理，不容许拖延太久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事情延迟超过了服丧的期限，也不能一直把灵柩停在殡宫，而在祖庙中奏乐享受，因为吉凶不可以相互干扰，这在内心情理上也是不忍心的。"

禁迁葬议（周　魏）

周代《礼记·地官·媒氏》说："禁止迁葬以及嫁殇者。"郑玄说："迁葬是指活着的时候不是夫妻，死后各自安葬，又将他们迁葬到一起，使二人相配。殇，是指十九岁以下未出嫁而死的人。活着的时候没有以礼相待，死后却让他们结合，这也是扰乱人伦的行为。"郑众说："嫁殇者是指嫁给死人，如今所说的冥婚就是这种情况。"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冥婚。

魏武帝所疼爱的儿子曹仓舒去世后，司空掾邴原的女儿也早逝，当时曹操想要为二人合葬，邴原推辞说："合葬，不合乎礼制。我之所以能在明公面前立身处世，明公之所以厚待我，是因为我能够坚守礼法教训而不轻易更改。如果我听从明公的命令，那我就是个平庸之辈了，明公又凭什么看重我呢！"曹操于是作罢。

招魂葬议（东晋　宋）

东晋元帝建武二年，袁瑰上表请求禁止招魂葬，说："已故尚书仆射曹馥在寇乱中死去，他的嫡孙曹胤没能找回遗体安葬，就以招魂的方式殡葬。臣以为，圣人制定丧礼，是依据情感来制订教化的，所以椁围绕着棺木，棺木围绕着尸身，既然如此，没有尸身就不该有棺，没有棺就不该有椁。曹胤没有尸身却举行安葬，招来虚无缥缈的魂气，从道德上讲是有违礼义，从礼制上讲是不合规矩。监军王崇、太傅司马刘洽都曾行招魂葬。请求朝廷禁止此事。"博士阮放、傅纯、张亮等人的议论都与袁瑰所上表意见一致。大兴元年，皇帝下诏交给太常详细处理此事。贺循说："如今的奏辞应当如袁瑰所上表的那样，从今以后禁止绝行招魂葬，违犯者依礼法治罪。"

荀组也反对招魂葬，所持依据也如前所述。有人引用屈原《招魂》为例，荀组回答说："屈原本来就不是恰当的准则。"有人引用汉代新野公主、魏国郭循都曾行招魂葬为例，荀组回答说："末世所行之事，难道就是合乎礼制的吗。"又有人引用《周易》"载鬼一车"作为证据，荀组回答说："这只能用来证明有鬼神存在，不足以用来说明招魂之事可行。"有人引用桥山有黄帝陵墓为例，说这是安葬神灵，荀组回答说："当时的人思念黄帝，只是安葬了他的衣冠，并不是安葬神灵。"治中王裳的意见与荀组相同。王裳引用墓中设灵座为证，认为形与神本来就是相互依存的，但设置灵座并不是说神灵可以被收藏其中。如今没有形体可以依托，那么神灵就应当只存在于宗庙之中了。荀组的儿子荀奕也附和荀组的意见说："安葬既已下葬棺柩，将要关闭墓门返回举行迎神反虞之礼，可见墓中的灵座并没有神灵，这是可以推知的。"

干宝反驳招魂葬的议论说："当时有招魂葬的做法，考察经传文献，却没有听说过这种记载。近来太傅公因遭逢寇乱，尸柩没能运回，当时荀奕主张招魂葬，东海国的学官令、鲁国人周生认为应当这样做，极力陈述他的观点，但大多没有确凿的证据。我认为人死之后，神魂上升归于天，形体下沉归于地，所以建立宗庙来礼待其神魂，用衣衾来象征其形体，棺木包裹着衣衾，椁室包裹着棺木。如今若在彼处丧失了形体，却在此处挖坑安葬，明知死者的形体不可以借用他物来假冒存在，难道那本无形体之物却唯独可以虚假地当作存在吗！不如在遭遇祸难的地方，备齐迎神的礼仪，用宗庙来安顿神灵，用哀悼敬奉的心意来尽到礼数。周生的议论说：'魂堂几筵设在墓穴旁边的寝室，难道只是为了收敛尸体吗，也是用来安定神灵的。'回答的人说：'古人有言，礼制这种东西，它的仪节可以陈述出来，它的含义却难以完全领会。所以君子对礼仪十分慎重。能辨别嫌疑、明察疑惑，推究情理而领会其中要旨的人，不也是很精微的吗！所以礼制的制定，既有顺应鬼神本性的一面，也有通达生者情感的一面。然而墓穴之间设置祭品，本来是用来供奉骸骨的，并不是用来供奉魂神的。如果把魂灵钉入棺木，把神灵封闭在椁室之中，让漂浮的精气居于沉滞的魄体之域，把游荡的气息藏匿在闭塞的空间里，这难道是顺应鬼神本性、合乎圣人本意的做法吗！那么"葬魂

译"这个说法，也近乎是悖逆之举了。'周生又说：'从前黄帝形体成仙升天，他的臣子扶微等人收敛了他的衣冠，加以殡葬，这就是明证。'回答说：'孔子评论黄帝说："他活着的时候人们受益于他百年的教化，死后人们敬畏他的神灵百年，去世后人们沿用他的教化百年。"这说明黄帝也是死了，说他成仙，是错误的。即使他真的成仙了，又何必议论安葬之事呢？'"

孔衍反对招魂葬的议论说："当时有人死在寇贼作乱之中，找不到遗体，都用招魂的方式安葬。我认为这种做法出自浅陋之心，是民间陋巷的礼俗，不是圣人所制定的礼制，只是被浅薄愚昧的人所安然接受，于是在当时流行开来，君王应当加以禁止。为什么呢？圣人制定殡葬之礼的本意，本来是为了收藏形体罢了，不是把安顿魂魄当作要务，所以安葬之日，迎接神灵返回，是因为不忍心让神灵一天没有归宿。何况招来他的魂魄来安葬，这违反了人之常情，也失去了礼制的道理，凭空捏造这种事来扰乱圣人的经典，应当予以禁止。"李玮主张招魂葬合理，反驳孔衍，引用"礼制中祖祭是为了送神，安葬后三日，又在墓中祭祀，设有灵座几筵、饮食宴享之物，并不只是为了收藏形体"为据。他又引用"周武王仍在毕地祭祀，季札在墓前复命汇报使命，卫成公梦见康叔叔夺走了他的祭品。安葬后迎神而返，广泛寻求侍奉神灵之道，只是孝子不忍心离开他的亲人罢了。而且宗庙是四时祭祀常设的处所，并不是说先人的神灵常年居住在这座庙中；就好像圆丘是郊祀常用的场所，并不是说天神常居于此丘一样。《诗经》说'祖先降临'，可知神灵是从外面来到的。又说'神灵安然归去'，是说神灵归于幽冥之处。占卜选择住处安葬，也是为了安顿神灵。宋国伯姬被火烧死，叔弓前往宋国安葬恭姬，都是这方面的证据。宋玉是先贤，光武帝是明主，伏恭、范逡都通晓义理，也都主张招魂葬，难道他们都是遵循陋巷之俗的人吗"！孔衍回答说："祭祀必须设立祭坛，不能说神灵一定在墓中。如果神灵一定在墓中，那么成周雒邑的宗庙，就都成了虚设。又如'帝丘'的说法以及《诗经》中'祖先降临''神灵归去'的说法，都是为了说明神魂无所不在、无处不能前往罢了。安葬后三日祭墓，也就如同饭含之礼不忍心让死者虚无所依一样。恭姬被烧死，是彰显她在困厄之中更加坚守正道，未必是说她真的化为灰烬。即使真的化为灰烬，骨肉虽然烧成了灰，但灰烬也是实实在在的遗骸；哪里有舍弃埋葬灰烬这一实际的做法，反而应当去招魂安葬的道理呢！这些都是末世失礼的举动，不符合圣人的旧制。"

北海人公沙歆主张招魂葬合理的议论说："神灵停留时便依附于形体，外出时便依附于神主，墓中的灵座、宗庙中的神主，都是用来寄托心意、仿佛神灵存在罢了。如果神魂都归于形归地、神归天，那么上古的礼法是对的，招魂之事是错的。如果吉事凶事都朴素简单，宫室不建造得太深重，坟墓不封土植树，那么中古的礼制是对的，招魂之事是不对的。如果丧服有等级章法，龙旗有重重旒饰，凡事都注重送终之礼，班列品级各有不同，即依据生前的地位推及死后，依据情感来处理礼仪，那么近代的礼数就周密了，招魂的道理也就说得通了。招魂又何必一定要安葬呢，大概只是孝子竭尽内心哀思罢了。"

陈舒对武陵王招魂葬一事的议论说："已故太保死在被俘的战场上，请求依照太傅的旧例行招魂葬。按礼制没有招魂葬的记载，当时的人往往有招魂葬的做法，都是由于孝子的哀情所致而产生的迷惑之举。应当以礼制来加以裁断，不应当听任照办。"

张凭对新蔡王招魂葬一事的议论说："新蔡王所承继的先王，从前在永嘉之难中，遭遇覆灭虏掠，灵柩没能运回，如今请求招魂而将神灵安葬。谨按礼制典籍，没有招魂的记载。如果收藏空棺来奉行丧终之礼，那就不符合形体的实际情况；如果把神灵的魂魄埋入九泉之下，那就失去了侍奉神灵的正道，恐怕这不是古人的本意，礼制上也是不妥当的。"

博士江渊议论说："凡是'葬'这个字的含义，就是收藏，是用来封闭收藏尸柩的，不是为了魂魄而设的。如今招魂而安葬，没有尸体却举行殡礼，有的没有停殡

译就直接下葬，各自随着自己的心意来助长这种虚妄之事，不是礼制所允许的。应当依照司徒所上奏的意见，作为永久的制度。"蜀国谯周论述说："有人问：'有人死了却找不到他的尸体，行招魂葬，怎么样？'回答说：'安葬是用来收藏尸柩的。至于魂气，那是无所不在的，怎么能把它收藏起来呢？'"

宋朝庾蔚之议论说："安葬是为了收藏形体，宗庙是为了侍奉神灵。季札所说的'魂气无所不在'，难道可以把它招来而安葬吗！"

疑墓议（附修墓）（周　魏　晋　齐）

周代礼制，《檀弓》说："孔子年幼丧父，不知道父亲坟墓的所在。（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与颜氏之女征在在野外结合，生下孔子。后来叔梁纥去世，征在因此感到羞耻，没有告诉孔子墓地所在，只在五父之衢停殡。母亲征在去世，孔子想找个地方将父母合葬而请教他人。孔子对此也有所隐瞒，是把灵柩停放在自家而不是询问，那么知情的人也就没有理由怪他为什么要发问了。五父，是道路的名字，大概是鄹地曼父家的邻近之地。看见的人，都以为是在安葬。（因为看见灵柩在路上行进。）他这样谨慎的做法，大概是因为这只是暂时停殡。（"慎"应当读作"引"，是声音相近而致误。）殡葬时用輤布装饰棺木，正式安葬时用柳翣装饰棺木。孔子这时是按照殡礼来牵引灵柩，不是按照葬礼。当时看见的人，都说他不懂礼。（"引"，音刃反。）孔子向鄹曼父的母亲询问，然后才得以将父母合葬于防地。（曼父的母亲与征在是邻居，两人关系友好。）孔子说：'我听说，古时候只修坟茔而不堆坟丘。'（"墓"是指茔域。如今所说的封土堆坟。"古"，是指殷商时代。土堆得高的叫做"坟"。）如今我孔丘，是个四处奔走、居无定所的人，不可以不作标记。（"东西南北"，是说居无常处。）"于是就为父母坟墓堆起封土，高四尺。（堆土叫做"封"。堆土为坟，是周代的礼制。《周礼》说"依照爵位等级来确定坟墓封土的规模"。"崇"，是高的意思。高四尺，大概是周代士人的礼制。"识"读音为"志"。）孔子先返回。（应当先去准备虞祭之事。）门人随后回来，天下起了大雨。（"后"，是说在等待封土完毕才回来。）孔子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他们回答说："防地的坟墓崩塌了。"（说明他们迟回来的原因，是因为忙着修复坟墓才回来的。）孔子没有回答。（因为这不符合礼制。）门人说了三遍，（三次陈述，是因为孔子没有回应。）孔子这才悲伤流泪说："我听说，古人是不修坟墓的。"

魏国王肃在《圣证论》中说："孔子年幼丧父，不知道父亲坟墓所在。（王肃解释说：如果说圣人竟然不知道自己父亲的生死情况，活着时不去侍奉供养，死后不能奉祀祭拜，这是说不过去的。）"

晋朝贺循议论认为："防地本来就是旧有的坟墓。孔子安葬母亲时又重新修整了坟丘，所以叫做'修'，不是坟墓崩塌之后才说的话。坟丘是新堆的，遇雨太大，所以崩塌毁坏，因为坟丘崩坏，所以孔子悲伤怅惘而不作回应罢了。之所以说'古人不修墓'，是说这次的崩坏是由于自己去修整才导致的，所以反而崩塌了。"

蔡谟又议论说："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疑惑已久了，王肃又认为不是这样。我认为圣人虽然明察洞照，但至于教化世人的言行举止，都还是遵循常人应有的规范。所以孔子要请教四岳，向箕子求问，考问蓍龟，事事发问，都是这一类的例子。不知道墓地所在，是指茔域范围之内的具体位置罢了。'防墓崩'，是指坟丘的封土崩塌。说古人不修墓，是指坟丘本来没有崩塌，所以无需修整，不是说崩塌了也不去修整。如今崩塌了才去修整，所以受到讥讽。这是自我讥讽坟墓崩塌，不是讥讽去修整它。孔子说这句话，是借古人之事来自我反省。"

又，范宣有《礼二墓》一文。

译论曰：《史记》和孔安国的说法，都是真实的记录。孔子出生之前的事，不能拿来苛责孔子。等他长大后去拜谒父墓，本来就已经知道了墓的外在位置。只是母亲没有告诉他墓内的详情，按道理他也不便强行追问。然而合葬之事应当详细办理，因此才发问。《礼记》只说不知道他父亲的墓，并不是说全然不知道。之所以不回答，是因为：如果说这不合礼，那么弟子就有忘记敬重先人的意味；如果说这合礼，那么墓地本不必特意加固防护。既然话说到了墓地，因此才流下眼泪。"防"也是指防备意外，这难道是个地名吗？就好比古书上说"文公进入国都时没有卫国"，并不是说没有康叔所封的那个国家。

译黄帝的称号，谓黄帝之号。按照《白虎通》说：「先说黄后说帝，是因为上古质朴，生时与死后的称号各自单独使用，合起来说，美好的字放在上面。黄帝开始制定法度，得到了中正之道，万代不变，后代即使兴盛，也没有谁能与他相同。后代德行能与天相同的，也可以称帝；不能有所制作的，所以不能再称黄。」黄是中和美好的颜色，黄承受天德，最为盛美淳厚，所以用尊贵的颜色作为谥号。

颛顼。按照《五经通义》说：「颛顼，颛如同专一，顼如同和悦。年幼便称王，因而达致太平，当时才十三岁。常常自我和悦、俭省，怀有节俭约束、自视卑小的心意，所以用这两个字作谥号。」

帝尧、帝舜，是先有称号后有谥号的。帝王德行盛大，与天相同，称号谥号即使美好，终究比不上天，所以就依次序来说明。

周代的制度，春官太师掌管大丧之事，率领瞽人而兴起（歌颂）作为柩前的谥号。「廞」，是兴起的意思，指兴起言说君王的德行，是说瞽人讽诵他治理功业的诗篇。「廞」音许金反。文王、武王，是先有谥号后有称号的。称王的人德行浅薄，把王位传给儿子，贤能与不贤能的人同样称王，「号」是大家共有的，「谥」是个人专有的，所以谥在上、号在下，以此推崇更美好的那个。

解说道：按照《大戴礼》说：「谥是德行的痕迹，号是功业的表征。」《乐记》说：「听到他的谥号，就知道他的德行。」《白虎通》说：「号，效法天，效法日，太阳还没出来就已经明亮。谥，效法地，效法月，月亮已经落下还有余光。所以大的德行接受大的名号，细微的德行接受小的名号。名（号）产生于自己，名（谥）产生于他人。」《五经通义》说：「号也是用来表彰功德、号令天下的。谥的意思是陈列，陈列所行之事。善行有善的谥号，恶行有恶的谥号，用以作为劝勉和警戒。有人问：天子有天下的大号，诸侯难道也有一国的大号吗？回答说：天子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下没有什么屈从，所以设立大号来劝勉子孙。诸侯有爵禄的赏赐，有削减黜免的道义，有斧钺的诛罚，所以没有一国之号。」赵商向郑玄的《郑志》提问说：「《曲礼》说『已经孤而突然显贵的人，不为父亲作谥号』，可是武王即位后，追尊太王、王季、文王为王，改了谥号和爵位，这是为什么？」回答说：「周朝的功业，兴起于这两位王，功德由他们而来，是王业的开端。凡是做人父亲的，怎能都很贤能呢？如果是夏禹、商汤（的父亲），那就不会追加谥号了。」《郊特牲》说：「死后加谥是现在的做法，古时候活着没有爵位，死后也没有谥号。」这里的「古」指殷商以前。大夫以上才称为有爵，死后才有谥。周代的制度，爵位延及到命士，即使延及到他们，仍然没有谥号。当时如果死了就给谥号，那是不合礼的。质朴一派用两个字作谥号，成汤就是这样。文饰一派用一个字作谥号，文王、武王就是这样。号没有质朴文饰之分，谥有质朴文饰之分。号，是本源，是根本，所以不可改变。周代以后更加文饰，认为本着生前所习之事的美善便有善的谥号，所以合起来说文王、武王。有的用名来配谥号，是因为德行浅薄而用名配谥，祖甲就是这样。质朴一派不把号和谥连起来说，活着时称号，死后称谥，所以不连号谥，成汤就是这样。文饰一派把号和谥连起来说。想只说谥，又不忍心把他当作已死；想只说号，可是他确实已经死了，所以用号加谥，文王、武王就是这样。桀、纣先说号后说谥，是为了区别诛绝之人，不用避嫌。《礼记》说：「只有天子才可以称『天』来为人作诔文。」这是因为没有比天子更尊贵的人（为他作诔）。曾子问说：「地位低的人不为地位高的人作诔，年幼的人不为年长的人作诔。」天子至为尊贵，所以称天来为他作诔。又《白虎通》说：「天子驾崩，大臣到南郊给他定谥。」《五经通义》说：「大臣穿着吉服到南郊祭告上天，回来后再穿素服，称天而定谥。」这是因为做臣子的没有不想褒扬称颂自己君主的，会掩盖其恶、宣扬其美，所

译以在郊外（举行仪式），表明不敢欺骗上天。

大唐元陵谥册文：「某年某月某日，哀伤的儿子嗣皇帝臣某，恭敬地认为圣德的博大，向上与天相合，人伦的亲近之道，很少有人能够透彻了解，斗胆尽自己所见，撰写以叙述成就大业的经过。恭惟大行皇帝，承继七代圣君，光照八方极远之地，用至高的道统率万有，用至深的教化怀柔远方，登升于上天，声名传闻于下民。刚行冠礼，不久便升入东宫，生来就有敏悟的智慧，一举一动都与神明契合。侍奉玄宗时，庄重恭敬的仪容显著；奉养肃宗时，敬爱之礼深厚。行走时郑重恭谨，容色恭敬谨慎，不间断地往来于驰道，每日朝拜寝门，这是位居百王之首、大舜和周文王一般的孝行啊。至于崇尚儒学、尊敬年长者，尊崇道义、看重德行，穷究物理、尽人之性的学问，经纬天地的文采，包容荒芜、含忍污垢的气量，开导明智、诚信恭顺的美德，这些又是睿智圣明不可测度，与三皇五帝相符，无法用言语称述的。当安禄山叛乱，两京陷落覆灭之时，凭借天与人授予的重任，掌握统帅大军的号令，军队所到之处，凶残的贼寇被歼灭消除，恢复了宗庙社稷的危亡局面，将百姓从焚烧的战火中拯救出来，于是天地的纲维重新建构，帝位得以安定。等到史思明之乱余波未平，黄河以南地区屡遭阻塞不通，正当抚军之际，史思明丧命；到即位之初，史朝义授首伏诛，于是梁陈之地平定，河北地区顺应归化。有的在大梁顽强抵抗，有的在南越叛逆不臣，都无不早上还是枭獍一样的凶顽，晚上就已成了鲸鲵一般的死鱼，这是像汉高祖、光武帝一样的功业，神武的谋略啊。从此使百官肃穆恭敬，招纳万方的灵异，掩埋沉溺、郁积埋没的刑罚被废止，焚烧掩埋、悬挂沉沦（尸骨）的礼仪完备。士人有沦落在叛军之中的，一律赦免不加追究；神祇的祭祀有缺漏的，都按等级予以祭享。杜绝谗言邪说，寻求正直的谏言，用祥和之风吹拂，用恩泽浸润，各方远国通过重重翻译前来进贡，四方夷族即将臣服，广大恩德覆盖到日出之地，无不遵从驱使。仍然还严肃恭敬、敬畏戒惧，反省自己的过失和遗漏，兢兢业业，直到日暮都不得空闲，所以才能玄妙的功业广布运行，和顺之气四处流布，灵异的感应全都显现，祥瑞的符命接连而至，于是有瑞玉出现在泗水，黄河的清澜也发生了变化。其余出现在鳞介羽虫中的吉祥、显现在草木上的祥瑞，多得无法一一记述。正打算收起弓箭、停止征战，达到太平和乐的境地，到泰山石闾去祭告，在金版上镌刻功业，忽然承受了倚几托付后事的遗命，突然遭逢驾崩之痛，呼天抢地，不知所归依。如今灵车即将启程，灵驾将要驾发，采纳鸿儒硕学的建议，参考公卿百官的请求，都认为盛德大业，若不用谥号就无法宣扬，因此恭敬地奉行古代的训示，发扬光大先皇的美好实绩，谨派遣摄太尉某，奉上册书，敬上尊谥曰：睿文孝武皇帝，庙号为代宗。恭惟英灵降临，承受这隆重的典礼，广赐纯厚的福祉，留传给后世子孙。呜呼哀哉！」

皇后谥号及夫人谥号的评议（附国妃、命妇）——东晋

《白虎通》说：「皇后、夫人的谥号，由臣子在宗庙里共同商定。」有人说：出自君主，然后才加给（皇后），因为妇人以丈夫为天，所以由君主来定罢了。妇人本来没有对外之事，所以不在郊外（定谥）。《五经通义》说：「妇人以随从丈夫为本分，丈夫在朝廷显贵，妻子就在家中显贵，所以能够蒙受丈夫的谥号。」有人说：文王的妃子称为文母，宋恭公的妻子恭姬就是这样。又说：「夫人没有爵位所以没有谥号。也有人说夫人有谥号。夫人是一国之母，修养闺门之内的德行，那么下面的人就会因此被教化，所以设立谥号来彰明她的善恶。《公羊传》说：安葬宋恭姬，称她的谥号，是称赞她贤德。卿大夫的妻子，是有封号的命妇，没有谥号，是因为地位卑贱。妾没有谥号，也是因为地位卑贱，没有什么能够参与的，就如同士地位卑微不能有谥号一样。」

东晋穆帝时，彭城国上奏，为太妃李氏请求谥号。太常王彪之认为：「由于妇人没有爵位，既然是跟从丈夫的爵

译位，那么她自己就没有实在的爵位，只是以随从来称呼罢了。既然以随从来称呼，那么就可以知道没有谥号可言。春秋时妇人有谥号的，是周朝末年礼制败坏的缘故。所以服虔注解声子的谥号说『这是不合礼的』。杜预注解惠公仲子，也说『不合礼，妇人没有谥号』。泰始以来，各藩国王妃没有谁有谥号的，到了中兴时期，敬皇后登基为帝后才追赠谥号罢了。琅琊武王的诸葛妃、恭王的夏侯妃，元帝尚且抑制自己至诚的孝思，没有追加谥号，如今彭城太妃不应当有谥号。」

太子无谥号的评议（附国君嗣子）——周、东晋

周代的制度，《士冠礼》说：「天子的嫡长子，也是士的身份。士没有谥号。」由此可知太子没有谥号。因为还没有能够有所施行，所以不能设立谥号。

东晋琅琊世子还没满一年就去世了，大司农上表说琅琊世子比国君低一等，应当谥为「哀愍」。太常贺循说：「谥号，是用来表彰功业德行的名目。所以古时候还没到成人之年、名位还不完备的人，都不作谥号。因此周灵王的太子聪慧明智，年龄已过成童，去世时仍然没有谥号。春秋时诸侯即位那一年称『子』，过了一年才称『君』。称『子』时去世的，都没有谥号，是因为名分还没有确立。还没成为国君，既然没有国君的谥号，当时又被称为『子』，也没有『子』的谥号，说明两方面都还没有具备。只有晋国的申生因为仁孝而遭逢厄运，当时年龄已过成人，晋人为他哀悼，所以特别给他作了谥号，其他各国没有这样的先例。到了汉代，虽然遵循这个道理，超过了古礼，但也没有还没满一年的君主而立谥号的。殇帝、冲帝两位皇帝，都是已经过了一年才立谥号的。至于哀帝、冲帝的太孙，各自以幼年就立了谥号，不一定依照古礼，然而他们都已经即位、临朝理政，名分已正、承担宗庙重任，与臣下们确定了君臣的名分，尊位已经完全具备，事理上没有什么委屈之处。况且天下的名分极为重要，体现其尊贵的人也应当有特殊的礼遇，所以随时代而制定制度，才有立谥号的事情。琅琊世子虽然名正言顺地居于嫡长的地位，一出生就享有完全的尊贵，恰好可以表明嫡长继承的名分，但还不足以确定为立谥号的证据。」

诸侯卿大夫谥号的评议——周、魏、东晋

周代的制度，诸侯去世，臣子考察累计他生前的德行，报告给天子，天子派遣大夫前去参加葬礼，趁机赐给谥号。《春秋》鲁文公元年，周天王派遣叔服前来参加葬礼，就是这样。《春秋》鲁桓公七年，安葬蔡桓侯。既然能得到「桓」这个谥号，说明谥号是由天子所加，并非仅由臣子决定的。又，太史掌管小丧的赐谥事宜，「小丧」，是指卿大夫的丧事。小史掌管卿大夫丧事的赐谥、宣读诔文的事宜。宣读诔文，也以太史赐谥作为节度，两件事互相配合完成。《曲礼》说：「已经安葬后谈论谥号，叫做『类』。」王肃说：「是说类比象征他的德行，禀告给天子，用来请求谥号。」又说：「公叔文子去世，他是卫献公的孙子，名叫拔（有的本子作『发』）。他的儿子戍向国君请求谥号，卢植说：『君，指卫灵公。』国君说：『日月都有一定的时序，将要下葬了，安葬有其应有的时候。请赐予用来更改他名字的（谥号）。』」卢植说：「没有谥号就应当写他的名字，所以要更改他的名字。」国君说：『从前卫国遭遇凶年饥荒，先生煮粥分给国中饥饿的人，这不也是仁惠吗！（谥法说：「爱护他人、乐于施与叫做惠。」）从前卫国有患难，先生用他的死来保卫寡人，这不也是忠贞吗！（鲁昭公二十年，齐豹、北宫喜、褚师圃、公子朝发动叛乱，卫灵公逃亡到死鸟。当时文子执掌政事，卫灵公得以收复他的国家，所以说他用死来保卫寡人。谥法说：「内外如一、真诚不欺叫做贞。」）先生治理卫国的政事，整饬班次制度，用来与四方邻国交往，（班，是次序的意思，指爵位俸禄的次第、法令的制度。）卫国的社稷没有受到侮辱，这不也是文德吗！（谥法说：「道德配得上声誉叫做文。」）』所以谥为「贞惠文子」。（后世

译不再单独说「贞惠」，是因为「文」字已经足以兼括这些美德了。）《白虎通》说：「卿大夫年老告归而有谥号，是为了区别尊卑、彰显有德之人。大夫告老还乡，若没有过错，仍然享有俸禄爵位，所以有谥号。《士冠礼》说『活着没有爵位，死后没有谥号』。卿大夫有爵位所以有谥号，士没有爵位所以没有谥号。」

魏国刘辅等人上启讨论赐谥的问题说：「古时候，活着有称号，死后就有谥号，一定要考察他的德行事迹、评论他的功业才制定谥号。汉代不遵循古礼，大臣受到宠幸才赐给他谥号。如今国家因循这个做法而没有改革。臣认为如今诸侯在职位上去世的可以有谥号，主管的官员应当制定获得谥号者官秩品级的限制。」尚书卫觊上奏说：「按照旧的制度，诸王和列侯去世，不论年长年幼都赐予谥号。古时候有谥号，是随着德行的美恶而定的，并不是用来优待他们的。又其次是用来明确昭穆的次序，使世系不至于混乱。臣认为诸侯王以及王子、诸公侯去世，可以按照他的德行事迹赐予谥号；那些列侯刚开始有功劳的，可以一律赐予谥号；至于那些承袭封爵的人，就不赐谥号。」尚书赵咨又上奏说：「凡是承袭爵位守成继嗣、没有特殊才能突出功勋于国家的，以及还没有行冠礼成年的，都不应当赐予谥号。」黄门侍郎荀俣议论认为：「古代的谥号，是用来记载功业、惩戒罪恶的，所以有「桓」「文」「灵」「厉」这样的谥号。如今诸侯刚受封，那些凭功劳美德受封爵土的人，即使没有官位，也应当都赐予谥号来记载他的功绩，并且用来表彰奉守法度、能保全爵禄的人。那些斩将夺旗、凭功劳受封爵位，而本身仍留在原本的职位上的，大都可以比照列侯。从关内侯以下以及有名号赐爵的附庸，都不是谥号所能达到的，都可以省略。如果列侯承袭而又有官职地位的，可以比照大夫以上的等级；那些不担任官职处理政务的，就应当看他是否宿卫忠勤，或者是否为国事而死，都应当加以谥号。那些承袭其余爵位的人，既然没有功劳，官职小、善行也微不足道，都不值得记录。」八座官员议论认为：「太尉荀顗所撰定的体统，通盘叙述五等爵位以及列侯以上，曾经担任过郡国太守、内史、郡尉、牙门将、骑督以上职务而去世的人，都应赐予谥号。」

东晋元帝大兴三年下诏说：「古时候人人都有谥号，名与实相符。近来变成有爵位才有谥号，这不是圣贤的本意。应当通盘商议这件事。」有关部门上表说：「刘毅应当有谥号，用来彰明刘毅忠诚坚贞、不顾己身，已追赠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这确实是圣朝考核功绩、表彰功勋的美事啊。按照谥号是德行的痕迹，而号是功业的表征来说，如今刘毅功业德行都已具备，却只有号而没有谥，在道理上不成体统。臣私下认为，用春秋时代的做法来衡量，谥号主要着眼于德行，而不必依附于爵位。然而汉魏相沿承袭，爵位不到列侯的，就都埋没他的崇高德行而不给他谥号，以至于使三公九卿之类的贤臣，反而比不上野战沙场的将士。臣希望圣明的朝代能推举春秋时代那种深远的制度，改变近代以来的旧做法。」

君臣同谥的评议——周、晋、东晋

周桓王时，蔡侯去世，谥为「桓侯」。《五经通义》说：「有德行就有善的谥号，没有德行就有恶的谥号，所以（君臣的谥号）可以相同。」

晋武帝太康八年十月，太常上奏已故太常平陵男郭奕的谥号为「景侯」。有关官员议论上奏，认为：「大晋接受天命以来，祖宗的谥号，臣下从来没有与之相同的。这大概是因为近代人情浅薄，习惯了眼前所见的做法。郭奕的谥号与景皇帝相同，应当改谥为『穆』。」侍中王济等人议论说：「按主管此事的官员议定谥号，只避开皇帝而不避开皇后，既然不遵循古代的典制，也就不必忌讳谥号相同，这又违背了近代不沿袭帝后谥号的先例。至于国祚绵延无穷，如果都要避讳，制度上是难以周全的。」侍中成粲等人议论，认为：「谥号是国家的重大典制，是要使上下都致力于德行，不要有所懈怠。应当远远稽考圣明的时代，与尧

译舜相符合，不应当遵循沿袭曹魏的近代旧制。」诏令赐谥为「简」。

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光禄勋王欣之上表说：「谨考察太康年间，郭奕谥为『景』，有关官员执意认为与孝宗（晋穆帝）谥号相同（而应改）。臣听说姬周昌盛清明的时代，父子的谥号可以相同，诸侯与周天子谥号相同，历经几位贤明的君王，这是不可更改的常道。应当遵循古代的典制，来教导垂范后代子孙。」徐邈议论说：「按郭奕谥为『景』，诏书其实并不是因为触犯了皇帝的谥号才改的。又武帝永平元年的诏书说，尊贵与卑贱不必忌讳称号相同。周公谥为『文』，君主与父亲的谥号相同，德行既然没有不同，谥号又怎么能有差异呢。从今以后，各自都按照礼制来办。」尚书上奏说：「文与武可以归结为同一种道理，圣人与贤人有时也会相同，所以文王能经纬天地，孔文子不以下问为耻，这就是他们被称为『文』的原因。远考周代的典制，美好的称号可以通行于上下之间；近考太康年间的做法，改谥并不是忌讳称号相同。近来议论的人有的违背了体统崇尚的实质，这不是用来经营治理无穷国祚、永远垂范后世的做法。王欣之所上表的内容，实际上是依据旧的典制，应当按照他所陈述的办理。」诏令准许。

单谥复谥的评议——东晋、大唐

东晋时，太常蔡司空的谥号评议说：「博士曹耽等人议论说：蔡谟可以说是善始善终的人了。按谥法，广布德行、坚持道义叫做『穆』。」司空左长史孔严写信给王彪之说：「博士援引礼法的道理，来阐明高尚的事情。『穆』，确实是美好的谥号。然而蔡公德业都很重大，又是先帝的师傅，担任总揽朝政的重任，那就相当于位居宰相之列。考察德行来确定谥号名称，道理上应当务求切合实录，不可不详加审察。」王彪之答复说：「按谥法『广布德行、坚持道义叫做穆』，这个名目其实并不轻。泰始初年张皇后、太宁年间的庾太后，都谥为『穆』。魏国的司空陈泰、王昶、贺循，都是名士，也都谥为『穆』。这与蔡公的名望德行相称。中朝（西晋）时复谥（两字谥号）也不比单谥少，安平献王司马孚、齐献王司马攸都是单谥。近来用复谥的，并不是大晋原本的旧典一定要用复谥，大概是近来儒官相沿承袭的近来的想法罢了，（这些人）都是受顾命、有重大功勋，有的曾分陕而治，有的曾担任阿衡（宰辅）之职。蔡公心怀谦逊质朴的情怀，不担当这样的重任，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颂。所以不用复谥，是想让他与那几位有所不同，这样才能标明他冲淡虚怀、述说他德行美好之处。又，中朝以及中兴以来曾担任师傅、或总揽台省事务的人，也都没有用复谥。山涛、李胤两位司徒，我的族父安丰侯（王戎），近来的贺司空、荀太尉顗、周光禄顗，有的曾担任师傅，有的曾总揽朝政，都没有用复谥。我认为这个谥号很美好宽泛，不应当再改动。按谥法所列条目有限，而应当赐谥的人却无穷无尽，又怎能使德名一定都要整齐划一呢。往远处比照周代的文王、武王，那么后代就不应当再重复使用这个名号了；往近处比较晋朝的旧例，山涛、荀顗、周顗谥为『康』，羊祜、荀勖同样谥为『成』。这样的例子很多，不能一一列举。近来朱伯高谥为『简』，当时尚书的批文却已经不应当与和峤同谥了。蔡氏担任太常，依据以上的道理可以相同，道理上很有依据，于是就照此施行了。蔡家本来就应当有这样的先例。依照惯例来说是这样，也就不必再有什么疑问了。」

大唐的制度，太常博士掌管凡是王公以下拟定谥号的事宜，都要考察他的功业德行来加以褒扬或贬抑。凡是给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定谥的，由佐吏记录他的行状，呈报考功司核校，下发太常拟定谥号并作记录，再呈报尚书省，议定后奏闻皇帝。没有爵位的称「子」。沈约的《谥法》说：「晋大兴三年，才开始下诏规定没有爵位的人谥号都称『子』。」隐居田园修养德行、声名实绩都很显著的人，就谥为「先生」。德行大的就用大的名号，德行小的就用小的名号。旧有《周书谥法》、《大戴礼谥法》，又有

译汉代刘熙的《谥法》一卷。晋代张靖撰写的《谥法》两卷，又有《广谥》一卷。梁代沈约总集《谥法》，共一百六十五个称号。（皇帝）告祭赐谥于灵柩前，如同《开元礼》所规定的那样。武德以来，凡是太常所定的谥号有过异议的，大略列举如下。

咸通三年，太常博士袁思古为已故赠扬州大都督、高阳郡公许敬宗定谥为「缪」，议论说：「许敬宗凭才能得以晋升，历任清要之职，却抛弃长子于荒远的边地，把小女儿嫁到夷狄部落。听闻《诗》《礼》之教，早已断绝于家庭之内；至于纳采问名（婚配之事），却只听说他贪图财货。洁白的美玉上有了这样的瑕疵，累及他清明的名声，更改名号的典礼，必须凭据真实的德行。」许敬宗的孙子、太子舍人许彦伯诉说委屈。户部尚书戴至德问博士王福畤原因，回答说：「从前晋朝司空何曾，既忠且孝，只因为每天饮食耗费万钱，所以被贬谥为『缪丑』。何况许敬宗的忠孝比不上何曾，而他在饮食男女方面的过失又超过了何曾，把他定谥为『缪』，对许氏并没有什么亏待的。」诏令让尚书省召集五品以上官员重新议定。礼部尚书杨思敬议论说：按谥法「已经有过错但能够改正叫做恭」，请求谥为「恭」。

景云元年，太常给已故赠荆州大都督、舒国公韦巨源定谥为「昭」，户部员外郎李邕反驳说：「武三思引荐他为宰相，韦后依托他做亲信，无功却受封爵，无德却享俸禄，同族之中就丑诋安石（魏元忠），对别人则依附邪恶的楚客（宗楚客）。谥他为『昭』，恐怕不恰当。」博士李处直请求依照原来的定谥。

开元七年，太常博士张星为已故赠工部尚书宋庆礼定谥为「专」，议论说：「宋庆礼过于刚强就会折断，过分苛察就没有同党。他在东北边境办事，耗费的钱财数以万计，这就是所谓的祸害家庭、危害国家。按谥法，喜好功业、自以为是叫做『专』。」礼部员外郎张九龄反驳他说：「营州镇守着那一带的戎狄夷族，扼守咽喉、扼断臂膀，敌人叛逆时能制其死命，归顺时则能做他们的主人。这里被称为『乐都』，由来已久了。（宋庆礼）不久后停罢了海运，能够广积多年的储粮，边境安然无事，黄河以北没有骚扰。与那兴师动众的耗费、转运输送的劳苦相比，权衡孰优孰劣，怎能说耗费数以万计呢，这是多么荒谬啊！哪有依据他的事迹去衡量他的实绩，却又贬低他的谥号来迎合虚妄之言，采纳一些浮泛揣测的诽谤之言，而忘记了他为国家长远利益所行使的权变谋利之举，这在道义上是不恰当的，怎能这样呢。请求把这个议论，再下发太常寺重新议定。」于是谥为「敬」。

十八年，太常寺为已故赠太师燕国公张说定谥为「文贞」，左司郎中杨伯成反驳说：「谥号是德行的表征、事迹的记录，是用来激励社会风气、约束名教的，本来就不应有虚假的称号，而应存留真实的记录。依照张说被罢免宰相的制书说，『不能整肃身边细微之人，颇违背周密恭顺的宗旨』。又他致仕的制书说，『德行有亏，比不上古人的一半，未能防范周全自身，未能免于瓜田李下的嫌疑，反而招致众人纷纷议论』。况且玉上有了瑕疵，尚且还可以打磨；而人有了这样的污点，怎能就此逃脱责罚呢。谥他为『文贞』，怎能起到劝善抑恶的作用。请下发太常寺，再根据他的实际事迹来定谥。」工部侍郎张九龄又立论请求依照太常寺的意见为定，未能决断。玄宗亲自为他撰写碑文，赐谥为「文贞」。

永泰年间，太常博士独孤及为已故赠凉州都督、太原郡公郭知运定谥为「威」，右司员外郎崔昭反驳说：「郭知运承蒙恩诏安葬，至今已将近五十多年，如今才请求更改谥号，我私下认为这不合礼制。谨按：《礼经》说『礼，最重要的是把握时机』。又说『错过了时机而不去做，才合乎礼』。从前卫公叔文子去世，即将安葬，他的儿子戍向国君请求谥号说：『日月都有其一定的时序，即将要安葬了，请求赐予用来更改他名字的谥号。』这是说时机不可以错过。郭知运节度使去世之后，名分不曾超越他的德行，几十年前

译，他的门生故吏，早就应当商议谥号了。如今才提出申请，我私下认为这是有意图才这样做的。他的嗣子郭英乂，近来正逢多事之秋，屡次统领一方。朝廷册封功勋、位列尚书省要职。附从的人私下里做的是不合礼制的事，附会的是荒诞无稽的请求。何况如今分封土地的人接连不断，专擅征伐的人有百余人，如果都依此办理，谁又会说自己不该有此请求呢。这样不但会使有关部门疲于应付文书，也恐怕使名器等同于草芥一般轻贱。虽然想要曲意周全，我私下认为这是不可以的。又《礼经》说『已经孤而突然显贵的人，不为父亲作谥号』。如果郭知运应当有谥号却没有及时定谥，那是嗣子荒废了先父的德行。如果不应当有谥号却勉强满足他的心愿，那么先父就是因嗣子的缘故而被尊崇了。就仆射（郭英乂）而言，恐怕会留下越礼的责难；就国家而言，又有损表彰善行的体统。请下发太常寺重新商议。」独孤及答复说：「礼，最重要的是把握时机，其次是顺应情理。将要安葬时更改名字，这是把握时机。有变故而缺了礼数，事后追认请求谥号，这是顺应情理。公叔戍请求谥号，正当安葬之前。谨按三百条礼经、三千条威仪，都不曾说已经安葬后就不能追加谥号，何况三代礼制途径不同，不必相互沿袭。新的礼制规定死后必定有谥号，并没有说日月有一定的时序（限制）。如今请求更改名字的有五家，没有一家不是在安葬之后的。苗晋卿（太师）已经一年了，吕諲已经四年了，卢奕已经五年了，颜杲卿已经八年了，都蒙受褒扬恩宠，没有人提出异议。唯独郭知运不幸，就因为超过了时限而被抑制。如果一定要以已经安葬作为限制的准则，那么八年与五十年，同样都是拖延的，可是对待的态度和取舍却截然不同，这难道不是不可以的吗！议论中说『已经孤而突然显贵的人，不为父亲作谥号』，这是说他的父亲没有官位而儿子处于显贵的地位，不应当因儿子的显贵，而给父亲增加荣耀。像郭知运这样的人，处于镇守一方的重要职任，位列九卿之中，功勋卓著、名望崇高与卫青、霍去病相当，善终的礼遇，应当比其他将领高一等，难道还要等到依靠嗣子的德行然后才作谥号吗？如今的边镇将领，大多是从屠夫商贩、皂隶之流中崛起的，即使有的人时来运转成为侯王，但他们之中有祖父辈爵位与郭知运相当、应当请求谥号的人又有多少呢？竟然担心名器等同于草芥，因此而废弃礼制。我私下认为这未免有些诬枉了。仔细考察典籍，参照旧有的典章制度，更改名字的礼制，请求依照原来的议定办理。」

独孤及又为已故赠吏部尚书吕諲定谥为「肃」。度支员外郎严郢反驳说：「如今所议论的关于荆南的政绩已经很详细了。可是说他『在朝廷中局促拘谨，没有尽忠职守的才能』，这是抉发瑕疵、掩盖德行，不是持中之言。国家的旧例，宰相的谥号都用两个字，用来彰显他的善行、表彰他的德行。像吕公这样的人，论文治能够无所妨害，论武功能够禁绝暴乱，论坚贞能够办事得力，论忠诚能够利益于人，他的伟大功业和宏大规划，无法一一列举。经传中叙述『八元』的德行，说是『忠肃恭懿』。如果用美好的谥号来形容他，请谥吕公为『忠肃』。」独孤及再次议论说：「谨按旧的礼制，凡是去世者的旧日属吏，可以凭他的行状向尚书省请求谥号，而考核德行、确定谥号，是有关部门的职责所在；朝廷判定是否可行，应当保留众人的议论。如今驳斥议论、撰写谥号，异同的说法，都被旧日属吏所专断，我恐怕这会扰乱了庖人不越俎代庖、尸祝各司其职的分际，违背了公器不可私用的告诫，也不符合唐虞时代『师锡佥曰』（众人推举商议）的道理。谥法在于惩恶劝善，不在于字数的多少。一定要称扬他的大节而省略细枝末节，所以说『文』就不说『武』，说『武』就不说『文』。三代以下，质朴的风气散失、礼制败坏，才有了两个字的谥号，这不是古制。它的源头产生于衰败的周代。汉代兴起后，萧何、张良、霍去病、霍光都凭借文韬武略，辅佐汉朝达到太平，他们的功业各不相同，认为

译一个『文』字不足以记载他们的美德，于是有了『文终』『文成』『景桓』『宣成』这样的谥号。虽然对礼制的破坏很严重，但仍然是褒扬而不失其人。唐朝兴起，兼采周秦的制度，把魏征谥为『文贞』，萧瑀谥为『贞褊』。像杜如晦、封德彝、陈叔达、温彦博、岑文本、唐休璟、魏知古、崔日用等人，都是当时功业显赫、以功名位居宰相的人，谥号都不超过一个字，也没听说他们的子孙属吏因为字数少而认为受到委屈的，由此说来，两个字不一定就是褒扬，一个字也不一定就是贬低。如果褒贬果真在于字数的多少，那么尧、舜、禹、汤、文、武、成、康就比不上周朝的威烈王、慎靓王了，齐桓公、晋文公就比不上赵武灵王、魏安釐王了，杜如晦、王珪以下的人，有的谥『成』，有的谥『明』，有的谥『懿』，有的谥『宪』，难道还不如萧瑀的『贞褊』吗。然而『肃』这个字，是因为吕諲从政时，威严能够杜绝奸邪，德行足以救济众人，所以用『肃』来更改他的名号而『忠』就已经包含在其中了。这也就如同随会、宁俞不被称为『文』一样，难道一定要因此加重字数然后才算美好吗。魏晋时代，贾诩的谋略算计，贾逵的忠诚刚烈，张既的政事才能，程昱的智慧勇武，顾雍的周密持重，王浑的器度胸襟，刘惔的鉴识裁断，庾翼的智谋才略，那八位君子，与吕公相比，应当没有愧对的德行，他们去世的时候都谥为『肃』，当代人并不认为这是贬低，何曾计较过一个字、两个字的区别呢！上考稽古的典制，下依当今的法令，参照礼经，深究以往的事例，请求依照原来的定谥办理。」

大历十三年，太常寺为已故赠司徒杨绾定谥为「文贞」。比部郎中苏端反驳说：「德行博大、见闻广博叫做『文』，清白自守、坚守节操叫做『贞』。况且元载与司徒（杨绾）交情深厚、彼此敬重，推崇他为长者，首先举荐他担任清要之职，人们都比不上他享有的声望。等到司徒的名望渐渐提高，元载就畏惧他会威胁到自己。不久元载又知道自己已经败坏了朝廷的纲纪，心怀二意背离君主，既然害怕被人怀疑，因此对杨绾也就渐渐疏远简慢了。人人都知道元载的罪恶，可是唯独杨绾不曾说过一句话。有人揭发元载的罪恶，证据未明，含冤蒙受法律制裁的人，杨绾当时位居朝廷高位，上奏并不困难，却不能借此机会披露忠心、正直进言，保全志士的性命，揭露元载凶恶狡诈的私心，反而安然自处、悠然度日，致使元载的罪祸大到自取灭亡，竟劳累圣上多加防范伺察的忧虑，这难道是坚守节操、无所隐瞒吗？这难道是心怀道义、不藏私心吗？可见谥为『文贞』是不恰当的，这已经很明白了。再说，元载对下吝啬恩惠，对上招致怨恨，致使北方边塞的百姓劳苦，有超过时限的戍守；西边异族入侵，却没有慰问灾情的恩惠；磁州、邢州坚守大义的士人，本已被判死罪却又得以复生；梁州、宋州受伤的百姓，有的受寒有的挨饿。搜访体恤、旌表抚恤，这是朝廷内外急需办理的事，元载都断绝不办，致使朝廷的恩泽不能施及百姓，被路人所叹息。而杨公正当圣上革新求治之时，处在天下求贤若渴的期望之中，本应当不等一天，立即直言进谏，却是沉默寡言、闭口不谈治国方略，贪图接受万钱的恩赐，白白承受一心信赖的眷顾，这难道是仁慈爱护百姓吗？既然说他不慈不惠，又怎能称他为『文』呢！既有所隐瞒又有所毒害，又怎能称他为『贞』呢！古时候诸侯有封国，卿大夫有采邑，对上是为了报答祖宗，对下是为了安置子孙，这是道义所在。杨公历任优厚的俸禄，人们称他为儒学的宗师，却始终没有建立家庙，又没有私庙，竟使人到老都缺失敬奉祖先的礼仪，位极人臣却没有祭祀先父的庙宇，凡是士大夫，没有不为此叹息遗憾的，这又违背了大义、不合乎仁爱的准则……

译以礼相待的道理啊。说到"文"与"贞"这两个字，怎么可以随便议定！圣人设立谥法，讲的就是完全公正而没有私心。所以周宣王不敢偏私于自己的父亲，谥为"厉"；汉宣帝不敢偏私于自己的祖父，谥为"戾"。这是历代帝王的英明制度，历代圣人共同遵循的准则。从前公叔文子有为保卫国家而死的节操，有整饬礼制的勤劳，使国家不受屈辱，才配得上这个谥号。到了太宗初年，魏公（魏徵）有匡正救助、公正刚直的忠心;中宗末年，苏公（苏瑰）有保国安邦、不为他人所夺的节操,所以贤能之士虽多,谥为"文贞"的也不过几位。至于燕国公张说，虽在先朝效力尽能,名节显著,但礼部尚且认为不可（谥为文贞），至今人们仍这样称道此事。由此说来，（此人）怎能与那些人相提并论。请行文太常寺，重新详议别的谥号，以守持常法。这样才能使史官的记载，不违背周、汉的先例；使九泉之下的亡魂，不致于愧对苏瑰、魏徵。"于是另下敕令，改谥为"文简"。

译追赠司空、陈国公窦抗，谥号为博。追赠左卫大将军宇文士及，最初拟定谥号为恭，黄门侍郎刘洎反驳说：「宇文士及在家生活奢侈放纵，不适合谥为恭。」最终谥为纵。工部尚书杨昉，谥号为恪。定州刺史、定襄郡公于匡济，谥号为果。广州都督谢方叔，谥号为勤。以上五人，按照谥法都没有相应的先例,是有关官员一时的临时议定，所以没有记载具体年份。

卒哭以后避讳及七庙讳字议（周、晋、大唐）

周朝的制度，《左传》说：「周人靠避讳来事奉神灵，人死之后就要避讳他的名字。」《曲礼》说：「死者卒哭祭之后才开始避讳。」郑玄说：「这是敬重鬼神之名。讳，就是回避。活人之间彼此不必回避名字，卫侯名叫恶，大夫中也有叫石恶的，君臣同名，《春秋》并不非议。」王肃说：「周人靠避讳来事奉神灵，人死之后就要避讳其名。刚死时哀痛仓促，所以要到卒哭之后才让人避讳。」礼制不避讳与本名音近的字。郑玄说：「因为这种字很难回避。嫌名是指读音相近的字，比如禹和雨、丘和区。」王肃说：「就是读音相似的字。」双字名不须逐字都避讳。所谓偏讳，是说双字的名，不必两个字都避讳。孔子的母亲名叫征在，孔子只回避「征」字而不回避「在」字。侍奉过父母的人，要避讳祖父母的名字；没有侍奉过父母的人，就不必避讳祖父母的名字。逮，就是及、赶上的意思。这是说幼年丧亲、没能认识父母的人，恩情达不到祖父母这一辈，所以不必避讳祖父母之名。孝子听到父母的名字会心中悚然，避讳是发自内心的。这说的是庶人的情况。嫡系的士以上，宗庙祭祀祖先，即使没有侍奉过父母，仍然要避讳祖父的名字。在国君面前不必避私家的讳。卢植说：「只须避国君家的讳，不必避自己家里的私讳。」郑玄说：「是说臣子在国君面前，不回避自家的讳，因为不能有两个至尊。」大夫有公家的讳。诵读《诗》《书》时不避讳，教学和宣读礼文时不避讳。卢植说：「教，是指用《诗》《书》等典籍教导训诲。临文，是指宣读礼文。诵读《诗》《书》、行礼时用的都是雅正之言，所以不避讳。行礼要照文本行事，所以说是文。」郑玄说：「是因为避讳会妨碍事情本身的正确进行。」在宗庙之中不避讳。卢植说：「不避讳新即位的国君之名，这是对祖先表示谦抑。」郑玄说：「是说祭祀高祖时，就不必避讳曾祖以下的名讳，因为不能有两个至尊。祭祀下辈祖先时则要避讳上辈的名讳。」王肃说：「祝辞中可以直呼国君之名，不避国君的讳。」服大功、小功的丧服者不须避讳。进入别国国门时要先问清对方的避讳。」卢植说：「邻国的君主也如同自己的君主一样要尊敬。」郑玄说：「都是为了敬重主人。」《檀弓》说：「卒哭之后开始避讳，是因为把死者当作活人来侍奉的礼节已经结束，把死者当作鬼神来侍奉的礼节开始了。」卢植说：「丧礼中朝夕的祭奠，还是把死者当活人来侍奉。虞祭时设立尸主，卒哭后开始避讳新丧之名，这就是把当作活人来侍奉的礼节做完了，转而开始用侍奉鬼神的方式来侍奉他。已，是语气词。另一种说法是：侍奉活人的礼节完毕,是指从生到死这段时间；侍奉鬼神的礼节开始，是指从死到卒哭这段时间。」郑玄说：「是说不再到下室去供奉饮食，而是像祭祀鬼神那样来祭祀他了。已，是语气词。」卒哭之后，宰夫拿着木铎，王肃说：「木铎，就是铃，用木做舌。」在宫中宣布命令，卢植说：「宰夫在周礼中是下大夫，是小宰的副手。大丧、小丧都由他掌管相关小官的戒令，率领执事的人来治理丧事。大丧是国君的丧事,小丧是属官的丧事。戒令就是所说的『舍去旧讳，改避新讳』一类的事。」说：『舍去旧的避讳，改用新的避讳。』郑玄说：「旧的是指高祖之父这一代应当迁出宗庙的祖先。《易》上说帝乙，『《易》中的帝乙是成汤，《书》中的帝乙则是第六代王』。上天授命，可以推知同名并不妨碍。」王肃说：「故，是指五庙已经迁毁的祖先。」从寝门一直到库门。」卢植说：「摇着木铎从寝门走到库门。寝门之内，是新即位国君所在之处；库门之内，是宗庙所在之处。」郑玄说：「是百官所在之处。库门，是宫的外门。《明堂位》说：库门，是天子的皋门。」王肃说：「是百官所在之处。库门，是宫的外门。」《杂记》说：「祖父母、兄弟、伯父、叔父、姑姑、姊妹之名，儿子要与父亲一同避讳。」郑玄说

译：「父亲为他所亲近的人避讳，儿子就不敢不跟着避讳。为祖父母以下亲属避讳，这说的是士这一等级。天子、诸侯则要为列祖列宗避讳。」王肃说：「祖父母的兄弟、伯父、叔父、姑姑、姊妹，都是父亲所要避讳的人。」

晋朝孙毓关于七庙讳字的议论：「乙丑年的诏书颁布尊讳，只从宣皇帝开始算起；京兆府君以上的祖先，都没有另外注明避讳。按照礼制，士立二庙，就要避讳祖父以下的名讳；天子诸侯则要避讳列祖列宗，等到亲缘穷尽、庙主迁出之后，才舍去旧讳、改用新讳。地位尊贵者所统属的世代远，地位卑微者所统属的世代近；地位尊贵的人可以延伸，地位卑贱的人则要递减，这大概是用来区分名位等级、理清礼制上下次序的方法。前代开国创业的君主，只有周朝追尊先王，夏商以前，没有听说过这种做法。显考以下称为亲庙，亲庙每月都要祭祀，属于关系近、礼节隆重的一辈。周武王时，把盩、张、流反等祖先追尊为显考庙。周人靠避讳来事奉神灵，本来就不会因为追王的范围达不到就不避讳正庙祖先的名字。按礼，大夫也有公家的讳。又说『儿子与父亲一同避讳』。这说明国君、父辈的讳，臣子、儿子不能不避。范献子出使鲁国，问起具、敖两座山的名字，鲁人用别的说法回答他，说『这是先君献公、武公的讳字』。当时献公、武公已经是很远的祖先了，邻国的大夫尚且把犯讳当作失礼，回国后还专门作了记载，写在《春秋》里。我大晋兴起，大力推崇久远的制度，有所损益、加以改进，力求达到极致。我认为京兆府君以上的祖先，虽然没有被追尊列入正庙，臣子应当避讳，这在礼制上有明确的道理。应当颁布诏令、公布讳字，让大家都知道要回避，对上尊崇敬慎严肃的典章，对下防止僭越混同的错误。」

束皙《不得避讳议》说：「元康七年的诏书说，咸宁元年下诏公布尊讳，风伯、雨师这类词都改为训诂说明的字。又公家文书中，官吏呈报事务，凡引用经书的地方，也大多要回避讳字，导致经文的大义不明。各种经传中所说的天神星宿、帝王称号，都不得改变原文，只是在陈述事务、日常言语时，临时避讳变通就可以了。」

太常博士华简说：「按照《周礼·大宗伯》职文说：『燎祭司中、司命、风师、雨师。』这是礼文中正式的称呼，应当照丙辰年诏书办理，不改动这些名字。」这件事交给五府共同商议。贼曹属束皙提议：「按风伯这个名称，由来已久，早在汉魏时期就已经有了，并非晋朝为了避讳才创造出这个称号。如果说它与《周礼》中的名称不同，应当改动，那么如今国家行事，神灵的称号大多沿用近代的说法，并不都遵循古制，大概也是取简易、依旧俗，随时代变化而定的制度，不必全都改动。只有雨师这个名称，确实是因避讳而改的，应当仍照旧称呼。」

大唐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当时以太子身份主持春宫、统领各项政务，下令说：「按照礼制，两字的名不须逐字避讳。孔子是通达圣道的人，从前的教诲中并非没有说过这个道理。近代以来，反而曲加限制，两个字都要回避，废弃阙漏的地方太多，只是率意而行，违背了经典的教诲。现在凡是官号、人名以及公私文书典籍中，凡是『世』和『民』两字不连着读的，都不必避讳。」

显庆五年正月下诏说：「孔子设立教化，以正名为首要；戴圣留下的礼制规范中，读音相近的字不必避讳。近来见到抄写古代典籍的人，一遇到朕的名字，有的空缺笔画，有的随意改换，恐怕会使六经的雅正文字、原本的含义多有差错，诸子百家的通行义理，也全都违背了原意。这实在不是撰写书籍的本意。从今以后，抄写旧典文书，都应当保持文字完整，不必依据避讳的道理随意更改。」

上书触犯皇帝讳字及皇帝生父生母讳字议（晋）

晋朝博士孔晁上书时触犯了皇帝的讳字，后来自己上表申辩时又触犯了讳字，并援引「《诗》《书》不讳，宣读礼文不讳」的说法为自己辩解。有关官员上奏要以怠慢之罪论处。皇帝下诏说：「孔晁自己辩解，刚才所援引的那些说法，虽然与现在的情况不完全相符，但情理上是有其缘由的，特此宽恕他。但从今以后，对三位皇帝的讳字，情理上也应当心存敬畏，长吏以上的官员，应当熟悉礼法，可以照旧制处理。至于其他散官以下的人，只要是因为言语有误而触犯，不必一一追究责任。又，古时候内宫的讳字不传出宫外，只是不许别人用这些字来取名字罢了。至于朕的名字，也只是在当面场合过分避讳，如果偶有过失差错，都不必查问、追究，以免烦扰文书档案。」

又，都官曹上奏，说吴兴郡呈报

译的公文中有个「春」字，触犯了会稽郑太妃的讳字，皇帝下发制书要追究此事。王彪之说：「如今皇太后临朝听政，凡上奏事务呈送太后，是否应当仍旧避讳会稽太妃的讳字呢？」都官郎傅让、尚书王劭讨论后，都认为不应当再避讳。尚书陆纳等人都认为理应避讳。王尚书说：「朝臣所要避讳的，是国君的母亲和妻子，之所以要避讳，是因为她们是『小君』的缘故。国君的生母（如果不是正妻），并不是小君，她的名字也不列入避讳的榜文，不是臣下都应当避讳的。而且琅琊夏侯太妃、章郡恭惠君章皇太妃的讳字，都没有颁布天下、要求人人避讳。应当再详细斟酌此事。」右丞戴谧提出议论说：「朝臣所要避讳的，是国君的母亲和妻子，这适用于『小君』，不适用于国君的生母（如果不是正妻）。国君生母的讳字，不列入避讳的榜文，不是臣下应当避讳的。我私下认为，照这样说，就不仅仅是奏事呈送太后不应避讳而已，恐怕连门名、县名的更改，也不应当颁布天下了。可是满朝的大臣，陈奏事务时并不回避，普天下悠悠众官吏，触犯这个字也不予追问，唯独官号被更改，其他方面都不避讳，这恐怕在道理上说不通吧？父亲所要避讳的名字，儿子没有不避讳的；国君所要避讳的名字，臣子难道可以不避讳吗？避讳适用于小君，确实有经文依据；『母以子贵』，也是有明确道理的。如果说因为这件事上关至尊，理应避讳，但奏事呈送太后时又不避讳，这样一朝之内，避讳的做法不能统一施行，实在令人怀疑不解。」众官员都听从了尚书令王彪之的意见：「凡是训诂体例、宪章制度、经典中没有明文规定的，就应当依照已经施行过的旧有诏令。大家的意见都赞同这一点。这就是右丞的意见。按右丞的意见说：『门名、县名的更改，既然已经颁布天下，那么朝臣就不能不避讳。』我的意思是，门名、县名因为触犯了先帝生母的讳字，所以先帝在世时就已更改了，这与明穆皇后临朝时废除『光禄勋』这一称号的道理是一样的，都属于颁布天下的事例，只是让人知道官名已经更改，并不是颁布诏令要求人人都要避讳这个字。这里说的是上书奏事呈送先帝时应当避讳罢了。太后以及朝臣确实应当避讳这个道理是对的。可如今奏事呈送的是太后，又有什么可避讳的呢，却还要拿太后的制书来援引推及呢！议论中又用父亲所讳来作比喻。我私下认为，父子是天性所系，君臣则是不同的族属，国君所要避讳的，未必和父亲的完全相同。元帝、明帝、哀帝三朝，都没有把国君生母的讳字颁布天下、令人人同避，可见臣子和儿子并非完全一样。这说明臣子所要避讳的，是国君母亲和妻子的讳字，这是避讳小君的讳。况且四海之内的人，都是小君的臣妾，而不是国君生母的臣妾。因为小君的讳字列在避讳的榜文上，所以天下人都要避讳；国君生母的讳字不列在榜文上，所以天下人不必都避讳。当时君主贤明、宰相贤能，朝中多有杰出的人才，如今理应以此为准，可是议论却说『这不是如今所要议论的事』，我私下不能理解。又说『母以子贵』，那三位皇帝的母亲，难道不是因儿子而尊贵的吗！议论又说『章皇太妃的比喻，恐怕和如今的情况不是一回事』。既然不理解哀帝生母的情况，又凭什么单单认为这与如今的情况不同呢！又，当今皇上即位，生母李淑妃的讳字，为什么不颁布天下，像简文皇帝顺皇后的讳字那样让全国同避呢？中兴以来共有八位皇帝，到如今为止有五位皇帝有生母，难道可以说这四位皇帝的生母天下都不必避讳，唯独简文帝的生母就要全国同避吗？我认为王尚书、傅郎的意见是妥当的。」

山川名称与庙讳相同、应当改变的议论（东晋）

东晋康帝名叫岳。太学官员说：「接到尚书发下的公文，说明尊讳没有旧有的训诂解释，因为『岳』是五岳的通称大名。按《释山》篇说：『山大而高叫做嵩。』如今取来避讳，应当称为『嵩』。至于用词的体例训释应当详加斟酌，这个『嵩』字的提议还不够妥当，应当再仔细斟酌礼文，正式呈报。」徐禅提议说：「我谨此与博士王质、胡讷、许翰商议。按《尔雅》并无旧有的训释，不可随意创造。『五岳』这个名称，取的是山又大又高的意思。《诗经》上说：『于皇时周，陟其高山。』所谓高山，就是指岱山、衡山、华山、恒山。《周礼》称之为五岳，《诗经》的作者称之为高山，这个字没有专门的训诂解释，却有两个不同的名称。如今如果要举出与『岳』不同的名字，应当称为『高』；如果

译取其意义作为训解，就应当像先前所说的那样称为『嵩』。」

已迁出宗庙的祖先是否避讳的议论（魏、大唐）

魏朝王肃提议说：「高皇帝的讳字，明皇帝祔庙以后，儒者要把高皇帝的神主迁出，尚书前来询问，是否还应当避讳呢？并援引殷商时代有时同名的例子。回答说：『殷商人用甲乙作为字，既然双字名不须逐字避讳，而且殷商本来就朴质。礼制所谓「舍去旧讳、改避新讳」，是说诸侯五代之后就不再避讳，天子的制度则是死后也不能与诸侯一样只到五代就不再避讳。《春秋》中鲁国避讳具、敖二山之名，五代以后，可以不再为此避讳，但既然已经改换了名字，那么原来的名字也就不再避讳了。就像汉朝元后的父亲名叫禁，因而把「禁中」改称「省中」，直到如今仍沿用「省中」这个称呼，这并不是为了替元后避讳，只是因为这个名称已经沿用下来了。春秋时，晋国范献子到鲁国去，直呼鲁国两座山的名字，自己也认为这是因为学问不够。在献子那个时代，鲁国已经不再为这两座山的名字避讳了，可献子自己却以为这是触犯了避讳，正是所谓「学问不够」的表现。礼制说《诗》《书》、宣读礼文、宗庙之中都不避讳，这是说不避讳现在还在世的宗庙祖先之名，不是说已经迁毁的祖先。周文王名昌，周武王名发，成王时的《颂》诗说『克昌厥后』、『骏发尔私』。箕子替武王陈述《洪范》时说，『使羞其行而国其昌』。周厉王名胡，他儿子宣王在位时的诗说：『胡不相畏，先祖于摧。』他孙子幽王在位时的诗说：『哀今之人，胡为虺蜴。』这些都是《诗》《书》不避讳的明证。按汉朝不用讳字的说法，常说『臣妾不得用这些字取名字』，说的正是这个道理，说到事情时不必避讳。既然如此，那么周礼中不避讳的场合，就不只是《诗》《书》、宣读礼文、宗庙之中这几种情况，其余场合大概也都不避讳了。如今可以规定：太祖以上的祖先，等到神主迁出之后就不再避讳；三祖以下的祖先，则完全按照亲疏关系依礼避讳，只有《诗》《书》、宣读礼文、宗庙之中不避讳。从此以后，即使传了上百代，也可以像汉朝的旧例那样，只是不许臣妾用这些字来取名字，说到事情时则不必避讳。这就是所谓魏国相对于汉朝，礼制上有所损益，质朴与文饰随时代变化而调整，也符合尊崇祖先的大义。」

大唐永徽二年十月，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上奏说：「按照礼制,舍去旧讳、改用新讳，旧讳是指亲缘已尽的祖先。如今皇祖弘农府君的神主已经迁出宗庙，请求依礼不再避讳。」皇帝听从了这个意见。

上表中称呼太子名字的议论（东晋、大唐）

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七月，义兴太守褚爽上表时直呼太子的名字，此事交给太学讨论。助教臧焘提出意见：「按《礼记》说：『在父亲面前，儿子可以直呼自己的名字；在国君面前，臣子可以直呼自己的名字。』又说：『国君对于嗣位的太子，从亲情上说是父亲，从名分上说是国君。』照这样说，太子虽然是国家的储君，仍然与臣子的礼例相同。按照『君前臣名』的道理来说，褚爽的表文并不算失礼。然而史籍记载中，臣子对国君说话或上表，还没有直呼太子名字的先例，如今考察也找不到先前的类似做法，这就是明证。从前武帝时代，尚书仆射山涛上表奏事，只称『皇太子』而不提名字。山涛是当朝的知名人士，必定熟悉典章制度，他不称太子的名字，应当是有道理的。这是因为皇太子是储君，名字讳字都很尊贵，不敢直接指名道姓的缘故。古今礼制不同，礼有损益变化。如今依照先贤的做法，坚持遵循先前的成例，那么褚爽表文中直呼太子名字，就是违背了旧有的准则。」徐干提出意见：「《礼记》说：『夫人的讳字，即使当面对着国君提及，臣子也不必避讳。』按夫人是一国的小君，与国君是一体，是太子的母亲，尚且不必避讳，那么太子的名字又有什么可忌讳的呢！又礼制说：『在国君面前，臣子可直呼自己的名；在父亲面前，儿子可直呼自己的名。』又，周公告祭时都直呼武王的名字，这更能说明这一点。」徐邈提出意见说：「《左传》说：『周人靠避讳来事奉神灵，人死之后就避讳他的名字。』《礼记》说：『卒哭之后才开始避讳。』这些都是周朝的礼制。名字与谥号，都是人伦中用来彼此称呼的东西。殷商崇尚质朴，没有避讳的道理，他们对待名字就像对待姓氏、地位一样自然。箕子回答武王时说『国其昌』，可知那个时候

译还没有避讳的做法。周公在成王六年，才开始制定周礼，各种礼节文饰才详备起来，于是才有了避讳姓名、谥号的做法。但即使如此，仍然规定宣读礼文时不避讳，宗庙之中不避讳，所以《周颂》中才有『克昌厥后』这样的句子。前代儒者认为，宗庙祭祀时所唱颂的诗歌，是上辈对下辈不须避讳，也就是『父前子名』的道理。」

大唐武后长安二年正月，麟台监兼左庶子王方庆上奏说：「谨按典籍所记载的，臣子对国君说话或上表，还没有直呼皇太子名字的先例，因为太子是国家的储君，不敢直接指名道姓。晋朝尚书仆射山涛上表奏事，只称『皇太子』而不提名字。山涛是当朝的知名人士，必定熟悉典章旧例，他不称太子名字，应当是有所依据的。朝廷官员尚且如此，东宫属官避讳就更不必怀疑了。如今东宫的殿名、门名，都有触犯太子名讳的地方，遇到事情要陈奏禀告时，回避起来十分困难。孝敬皇帝当年做太子时，把『弘教门』改为『崇教门』；沛王做太子时，把『崇贤馆』改为『崇文馆』，都是为了避讳太子的名字，遵循典章礼制。这些都是现成的先例，可以作为准则。恳请也照此更改。」皇帝听从了这个意见。

父亲的讳字与府主的名字相同的议论（晋）

晋朝右将军王遐的司马刘昙，其父名叫遐，与王遐同名，刘昙请求解除职务。博士谢诠说：「按照礼制，诸侯避讳祖父和父亲的名字，大夫、士都要避讳伯父、伯母以及姑姑的名字。又，父亲是儿子最尊崇的人，尊贵到无以复加，应当准许他解除职务。」博士许干提议说：「按照礼制，君子不夺去别人对亲人的孝心，所以《孝经》说『用侍奉父亲的心来事奉国君，敬重之心是相同的』，因此为尊长避讳，也是为了亲人避讳。刘昙自己陈述父亲与将军同名的事，朝廷体恤施恩，不许他解职，但可以让他调换官职。」

授官时官名与自己本名相同应当更改、以及官职名称触犯祖父讳字的议论（晋、东晋、大唐）

晋朝江统上奏说：「台省选官，臣的叔父江春被任命为安成郡宜春县令，与县名相同，按照旧例都应当改换任命。臣认为，为父亲、祖父的名讳而改换任命的，是为臣子留出回避的余地，而不是为父祖本人。如今本人的名字所加于的官职，也同样施加于其臣子，官吏百姓与之相关联，早晚都要与之共事，官职的名号，也是发言时要称呼的对象。如果照实直说，就违背了经典中避讳尊长的道理；如果借用别的说法来回避，就会耽误公事，擅自违犯法度制度。天下姓名众多、士人繁多，导致有的人受到朝廷恩宠，出任地方官职，却使得官吏百姓不能称呼他的官名，子孙也不能提及他的官位名号。这上则关系到尊崇父辈，下则关系到臣子的名分，两者的体例是不相通的。如果为了避免触犯官职名称而更改自己的私名，那又违背了《春秋》『不夺人之亲』的道理。臣认为，本人的名字与官职名称相同的情况，应当与触犯父祖名讳的情况相类比处理。这样体例既相合，道理上也更为周全。」元康七年，尚书下令：「从今以后，凡是本人名字与官职名称相同的情况，与触犯父祖讳字的情况同等处理。」

东晋康帝咸康八年，皇帝下诏任命王允之为卫将军、会稽内史，王允之上表说，会稽这个郡名与他祖父王会的名字相同，请求改任别的官职。皇帝下诏说：「祖父的讳字怎能比得上君主的任命重要呢！交给八座大臣详加议论。」给事黄门侍郎谯王司马无忌提议认为：「按《春秋》的道理，不能因为家事而推辞王事，这是说在上位者的行为要能垂范于下。国君的任命十分重大，本来就不应当为了成全私情而违背它。而且国家的典章法令，也没有因祖父的名字而推辞任命的制度。」

大唐延和元年，贾曾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坚决推辞，因为父亲名叫贾忠，与「中」字同音。讨论此事的人认为，「中书」是官署的名称，而且和贾曾父亲的名字读音相同、字形不同，按照礼制并不算冲突。贾曾于是就任了这个官职。

内宫的讳字以及皇后名字不须避讳的议论（周、晋）

周朝的制度，《曲礼》说：「夫人的讳字，即使当面对着国君提及，臣子也不必避讳。因为臣子对夫人娘家的恩义关系较疏远。质，就是当面对着的意思。妇人的讳字不出家门。」这是说妇人所要避讳的亲属关系较远，只是在宫中说话时要回避罢了。《檀弓》说：「双字名不须逐字避讳。孔子的母亲名叫征在，孔子说到『在』字不说『征

译』字，说到『征』字不说『在』字。」《杂记》说：「母亲所要避讳的名字，只在宫中回避。妻子所要避讳的名字，不在她身边提起。如果与从祖兄弟同名，那就要避讳。」郑玄说：「母亲为了她的亲人而避讳的名字，儿子在宫中不说。妻子为了她的亲人而避讳的名字，丈夫在她身边也不说。孝子听到父母的名字会心中悚然，凡是不说别人所讳的名字，也是因为会互相触动感伤。儿子和父亲一同避讳，就可以推及到曾祖这一辈亲属的名讳。从祖兄弟本也包括在避讳范围之内，但因为对父亲来说关系较轻，所以不为他避讳；如果这个名字与母亲、妻子的亲属相同，因为关系较重，那就要避讳。」王肃说：「同名，是指与从祖兄弟所要避讳的名字相同。从祖兄弟的父亲，是小功等级的亲属，按礼制本不必避讳，但如果妻子的名讳与之相重，那就要避讳。」

晋武帝泰始二年正月，有关官员上奏说，按照旧例，皇后的讳字要和皇帝的讳字一同颁布。皇帝下诏说：「按照礼制，内宫的讳字不传出宫外，可是近代却要避讳它，这是不对的。不要颁布。」

《通典》卷第一百五 礼六十五 沿革六十五 凶礼二十七

丧礼杂制　礼废

丧礼杂制

周朝的制度，服丧的原则有六种：一是亲亲，二是尊尊，三是名，四是出入，五是长幼，六是从服。术，就是道理、原则的意思。亲亲，以父母为首要。尊尊，以国君为首要。名，是指世母、叔母之类的亲属称谓关系。出入，是指出嫁的女儿和未出嫁在家的女儿。长幼，是指已经成年的人和未成年而夭折的人。从服，比如丈夫为妻子的父母服丧、妻子为丈夫的族亲服丧。从服又分六种情况：有属从，比如儿子为母亲娘家的亲属服丧。有徒从，比如臣子为国君的亲属服丧。有从服而本人有服、但被从的人无服的，比如公子为妻子的父母服丧。有从服而本人无服、但被从的人有服的，比如公子的妻子为公子的表兄弟服丧。有跟从关系重、但本人服制反而轻的，比如丈夫为妻子的父母服丧。有跟从关系轻、但本人服制反而重的，比如公子的妻子为公子的姑母服丧。徒从的情况，如果所依从的人已经不在了，服丧关系也就随之终止；比如为国君母亲的父母、兄弟、从母服丧。属从的情况，即使所依从的人已经不在了，仍然要服丧；比如自己为母亲娘家亲属服丧。

从仁爱之心出发，依循亲情关系，等级依次向上推及到祖父，这叫做「轻」；从道义出发，依循祖先的传承，顺着次序向下推及到父亲，这叫做「重」。一轻一重，其中的道理正是如此。自，就是依循、用的意思。率，就是依循的意思。用恩情来衡量，那么父母重而祖父轻；用道义来衡量，那么祖父重而父母轻。恩情重的服三年之丧，道义重的服齐衰之丧。

丧冠上的冠带用一条绳连缀，用来区别吉凶。服三年之丧、练祭时所戴的练冠，也是一条绳连缀，且都是向右缝合的。之所以说要区别吉凶，是因为吉冠的冠带不是这样连缀的。所谓「条属」，就是用一整条绳子或布，弯曲做成冠圈，垂下的部分做成冠缨，连缀在冠上，象征太古时代的简朴，表示丧事从简。吉冠的冠缨和冠圈是用不同材料分别制作的。向右缝合，是指向右偏斜缝合。小功以下的丧服则向左缝合。向左偏斜，象征吉礼，表示丧服等级较轻。缌麻丧服的冠缨要经过洗涤加工。是因为有专门的事，才用布来做冠缨。大功以上的丧服，腰带是散垂不结的。大功以上丧服重，起初就让带子散垂着。小功、缌麻丧服较轻，起初就把带子绞紧。

出嫁的女子为父母服丧、媳妇为公婆服丧时，用恶笄（没有装饰的簪子）但有笄首，并挽起丧髻。到卒哭之后，女儿才折断簪子的簪首，改用布包裹发髻。既然说要挽丧髻，那就说明丧髻是要插着簪子的，这一点很明确。「笄有首」，是说恶笄也是有笄首的。恶笄，就是用梳篦木料做的簪子。「折笄首」，是折断吉笄的笄首。吉笄，就是用象牙做的簪子。为什么只说女儿折断笄首而不说媳妇呢？这是为了给女儿对父母的孝心画上一个终点。梳篦木料的笄，是用梳子木料做的簪子。也有人说是用榛木做的簪子。「有首」，就像现在雕刻镂空的发簪头饰一样。卒哭之后，丧事中侍奉死者如生的大礼已经完成，出嫁的女儿这时就可以回到丈夫家中，改戴吉笄。吉笄本是尊贵的物件，特意在这个尊贵的时刻加以改变，这是妇人应尽的礼义。折断簪首，是因为那是很大的装饰。既然人已

译经在丈夫家中，本应称「妇」了。「终之」的意思，就是终结女儿对父母的孝心恩情。「擿」读作「他的」的反切音。妾为女君（正妻）、以及国君的嫡长子服丧，用恶笄但有笄首,再加上布包裹的发髻。

主持妾的丧事，从祔庙一直到练祭、祥祭，都要让妾所生的儿子来主持。停放灵柩、祭奠时不在正室举行。祔祭之所以要让儿子亲自主持，是因为要祭告于祖庙。

国家举行大祭祀而禁止哭泣时，就停止哭泣，但早晚的祭奠仍照常进行。「禁哭」是说举行大祭祀的时候。虽然不能哭，但仍然要早晚祭奠。「自因」，是说照旧例自行进行。

到墓地去，不登上坟垄，不唱歌。这是为了表示恭敬。垄，就是坟冢。墓，是指墓地。不唱歌，是因为那不是行乐的场所。帮助送葬时一定要拉着牵引灵柩的绳索。绋，就是牵引灵车的绳索。面对丧事不能笑，应当有哀痛的神情。看见灵柩不唱歌。进入吊丧的场合不轻快地行走。邻居有丧事，舂米时不喊号子。「相」，就是送杵劳作时呼喊的号子声。里巷中有停灵之丧，不在巷子里唱歌。哭泣过的当天不再唱歌。因为哀伤之情还没有消退。送丧不走小路，送葬时不避开路上的积水泥泞。因为心中所悲哀的正在此处（不顾及道路情况）。

居丧未安葬时，诵读丧礼方面的书；已经安葬后，诵读祭礼方面的书；丧期结束、恢复日常时，是指已经除去丧服。就可以诵读乐章类的书籍了。

君子已经成为孤子（父母去世）后，就不再更改自己的名字，这是看重根本。已经成为孤子后即使突然显贵，也不替父亲拟定谥号。因为儿子事奉父亲，不分贵贱都是一样的。

居丧期间不谈论音乐之事，参与祭祀时不谈论凶丧之事。因为这不是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

丧期中吃的食物即使粗劣，也一定要吃饱。因为饥饿而耽误丧事，是不合礼的；吃饱了却忘记哀痛，也是不合礼的。视力不清楚、听力不灵敏、行走不端正、不能表现出应有的哀伤，君子会以此为忧虑之事。所以有病的时候，可以喝酒吃肉。五十岁的人不必因居丧而毁伤身体太甚，六十岁的人不必因居丧而毁伤身体，七十岁的人可以饮酒吃肉，这都是因为担心会因此而死。病，就是忧虑的意思。疑，就是恐怕、担心的意思。

正在服丧期间的人，有人邀请他去吃饭，不应前往。服大功以下丧服的人，安葬之后到别人家去，别人请他吃饭，如果是同宗族的亲属就可以吃，不是同宗族的人请客就不吃。党，就是宗亲的意思。

服齐衰、斩衰丧服的人，可以吃蔬菜瓜果，喝水和米浆。如果没有盐和乳酪就吃不下饭，那么吃点盐和乳酪也是可以的。功缞，是指齐衰、斩衰丧服到丧期将尽的阶段。

孔子说：「身上生了疮就可以洗澡，头上生了疮疡就可以洗头，生病了就可以饮酒吃肉。因居丧而毁伤身体到生病的地步，君子是不会这样做的。因居丧毁伤身体而死，君子会认为这是没有尽到延续子嗣责任的人。」因毁伤身体而死，这是不重视亲情延续的表现。

孔子说：服小功以上丧服的人，除了虞祭、祔祭、练祭、祥祭这些场合外，不能洗头洗澡。这是说，如果不是有修饰仪容的必要场合，就不洗头洗澡。服齐衰丧服的人，安葬之后，如果有人求见，就可以接见；但自己不主动求见别人。服小功丧服的人，可以主动求见别人。服大功丧服的人，不能拿着礼物去见人。只有为父母服丧的人，即使涕泪满面，也可以接见来求见自己的人。这是说，服重丧的人不应主动求见别人，但如果别人主动来求见自己，是可以接见的。「不避涕泣」，是说极度哀痛之中不加修饰。服三年之丧的人，到祥祭之后才可以从事政务。服齐衰一年之丧的人，卒哭之后就可以从事政务。服九月之丧的人，安葬之后就可以从事政务。服小功、缌麻之丧的人，殡殓之后就可以从事政务。用《王制》的说法来讲，这里所说的是庶人的情况。从政，就是听从在位者的教令，指的是服徭役之类的事情。

曾申问曾子说：「哭父母有固定的声调吗？」曾子回答说：「就像小孩在路途中失去母亲时那样哭喊，哪里会有固定的声调呢！」这就是所说的「哭不偯」（哭时声音不曲折）。

孔子说：「先行拜礼，然后才叩头触地，这样虽显得恭顺，却略显颓丧。这是殷商时代的丧拜礼节。所谓『顺』，是说先向宾客行拜礼，是顺应事情的次序。先叩头触地，然后才行拜礼，这样显得诚恳而至情至性。这是周朝的丧拜礼节。所谓『至』

译，是指先以头触地而不顾仪容，是哀痛到了极点的表现。「颀」读作「恳」音。三年之丧，我遵从后一种做法。」看重的是内心的哀戚。从周朝以下，也可以采用殷商的做法。

服大功丧服的人可以放下学业，也有人说，服大功丧服的人诵读经书还是可以的。这是允许他习惯性地诵读的缘故。

服小功丧服不必按照亲疏关系排列哭位，这种说法是市井小巷之人的礼节。这是在讥讽这种做法。「位」，是指按照亲疏关系排列次序哭丧。「委巷」，就像街巷里弯弯曲曲、随随便便所做的事情。子思为嫂子哭丧时是按位次哭的。这是赞许他的做法。按照礼制，嫂子和小叔子之间本来是没有丧服关系的。

曾子说：「居丧期间生病，吃肉喝酒，一定要加入一些草木类的滋补之物。」这是增添一些芳香味道的东西，因为生病的人不想吃东西。这里说的大概是姜、桂皮之类的东西。

高子皋守父母之丧时，子皋，是孔子的弟子，名叫柴。哭泣时泪如泣血，历时三年，是说他哭泣没有声音，就像流血一样。从来没有露出过牙齿（笑容），是说他笑的时候极其轻微。君子认为这是很难做到的。

孔子在卫国时，看见有人送葬，观察之后说：「这真是善于办丧事啊！完全可以作为效法的榜样。弟子们要记住这一点。」子贡问：「夫子为什么这样称赞呢？」孔子说：「他去的时候，像孩子依恋父母那样急切；他回来的时候，又像还有所疑虑、不愿离去那样。」「慕」，是说像小孩跟随父母啼哭呼唤那样。「疑」，是说悲哀死去的亲人还在那边，好像不愿意就这样回来一样。「识」读作「志」。子贡说：「那还不如赶快回去举行虞祭呢？」孔子说：「弟子们要记住！这一点我自己也还没能做到。」哀痛之情才是根本，祭祀仪式只是末节。

孔子和门人站立时，拱手作揖尊崇右边，弟子们也都尊崇右边。是在效法孔子。孔子说：「弟子们太好学了。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有姐姐的丧事的缘故。弟子们都尊崇左边吧。」这是恢复正常的礼节。居丧时以右为尊，是因为右属阴；吉礼以左为尊，是因为左属阳。

弁地有个人母亲去世，他像小孩子一样哭泣。说的是哭声没有节制。孔子说：「哀痛是够哀痛的了，这确实是真情实感的哀痛。可是这样的哭法难以让后人效法延续。这是失去了节制的适中之道。礼制的设立，是为了能够传承下去、延续下去，所以哭泣、顿足都要有节制。」

子思的母亲在卫国去世。子思，是孔子的孙子，是伯鱼的儿子。伯鱼去世后，他的妻子改嫁到了卫国。柳若说：「您是圣人的后代，四方的人都会以您为榜样来观摩礼法，您怎么能不慎重对待呢？」柳若，是卫国人。他看见子思打算为改嫁的母亲服丧，担心他这样做会失礼，所以特意告诫他。子思说：「我有什么可谨慎的呢！我听说，有那种礼节，却没有相应的财力，君子是不会去做的。这是说，虽然时机可行，但财力不足以备办相应的礼节。有那种礼节，也有相应的财力，但时机不允许，君子也不会去做的。我又有什么可谨慎的呢！」这是说财力足以备办礼节，但时机却不允许施行。丧礼中，比如儿子赠送助葬的财物之类的事，是不能超越丧主的规格的。

季武子卧病在床，蟜固没有脱下齐衰丧服就进去拜见他，说：「这样的礼节恐怕要失传了啊！士人只在国君的宫门前才脱去齐衰丧服。」季武子，是鲁国大夫季孙宿。他家世代担任上卿，势力强大又专擅国政，国人侍奉他就像侍奉国君一样。蟜固能够坚守礼制，不畏惧他，用这句话来矫正当时习俗中失礼的做法。「道」，就是礼的意思。「说」读作「吐活」的反切音。「蟜」读作「居沼」的反切音。这是鲁国通晓礼制的人。

国昭子的母亲去世了，他向子张询问：「送葬到墓地时，男子和妇人应当站在什么方位？」国昭子，是齐国的大夫。子张回答说：「司徒敬子的丧事，是我夫子（孔子）担任赞礼相礼的，当时男子面向西站立，妇人面向东站立。」

译在夹道的边上设置(哭泣者的)位置。子张说："噫？不要这样！"噫，是没有醒悟的声音。毋，是禁止的意思。毋读作无。国昭子说："我们家办丧事，人们都来观看，"斯，是尽、都的意思。沾读作觇，是观看的意思。国昭子自认为是齐国的大家族，有丧事，人人都来观看,他想让人观看，效法他的做法。斯读作赐。"你来主持这件事，宾客各按宾客的位置站，主人各按主人的位置站。"专，如同"司"（主持）的意思。当时是子张主持丧礼。妇人跟从男子都面向西站立，这是不对的。

译季康子的母亲去世，摆出了内衣。内衣，不是外面穿的正式服装。摆出来是准备用来入殓。敬姜说："妇人不修饰打扮，是不敢见公婆。现在将有四方来的宾客，内衣为何摆在这里！"命人撤去它。这是说对待四方宾客要比对公婆更严谨。敬姜，是季康子的从祖母。

子路说："贫穷真是让人伤心啊！父母活着时没有条件奉养，死了没有条件按礼安葬。"孔子说："喝豆粥、饮清水，只要能尽自己的欢心侍奉，这就叫作孝。收殓时只裹住手足身形，随即安葬而没有外椁，只要与家中财力相称，这就叫作礼。"还，是迅速的意思。是说不等到规定的日月期限。

子路要离开鲁国，对颜回说："你拿什么话赠送我？"赠，就是送行的意思。颜回说："我听说，离开自己的国家，要先到祖坟哭别然后上路；返回自己的国家，不必哭，只需察看一下祖坟然后进城。"没有侍奉君主之事在身，所以以孝为主。展，是察看的意思。子路又对颜回说："那你拿什么话来安顿我？"处，如同安字的意思。子路说："我听说，经过坟墓要凭轼致敬，经过祭祀的地方要下车。"居家的人以恭敬为主。

有人焚烧了别人祖先的宗庙，那么被烧的人就要哭三天。这是说别人烧了他的宗庙。哭，是哀痛祖先精神受到亏损伤害。所以说新宫发生火灾，也要哭三天。火，指人为的火灾。新宫失火，发生在鲁成公三年。

子思说："人死后三天入殓，凡是附着在死者身上的东西，一定要诚实可靠，不能有丝毫悔恨遗憾。三个月后下葬，凡是附着在棺木上的东西，一定要诚实可靠，不能有丝毫悔恨遗憾。"这里说明具体的日月期限，是希望人们尽心把丧事办得周备。附于身，指的是衣衾之类。

曾子问道："国君去世，已经入殓之后，臣子若遇上父母的丧事，该怎么办？"孔子说："回家守丧，遇到殷祭之事就要到国君灵前去。平常的朝夕哭奠则不必去。"回家守丧，是因为居丧在后，尊崇父母之丧重于对国君的礼节。殷事，是指每月朔望进献新物的祭奠。曾子又问："国君棺柩已经启殡，而臣子遇上父母的丧事，该怎么办？"孔子说："回家哭丧后再返回送国君下葬。"说返回送国君下葬，是指等到父母安葬之后再回去。回家哭丧，是穿着国君的丧服回去，不敢私自改换丧服。曾子问："国君尚未入殓，而臣子遇上父母的丧事，该怎么办？"孔子说："回家为父母入殓，然后返回国君灵前。遇到殷祭之事就回家，平常朝夕哭奠则不必回。这种哀情交杂的情况，以国君之丧为主。大夫，由家臣室老代行丧事；士，则由子孙代行丧事。大夫、士在国君灵前的时候，室老、子孙就代理办理丧事。大夫的嫡妻，遇到殷祭之事也要到国君灵前去，平常朝夕哭奠则不必去。"这是说丈夫的国君已经入殓，而妻子遇上公婆的丧事的情况。内子，是大夫的嫡妻。妻子为丈夫的国君服丧，如同儿媳为公婆服丧一样，都服齐衰。

曾子问："服大功丧的人可以参与馈奠之事吗？"馈奠

译是指停灵期间的祭奠。孔子说："岂止大功可以，从斩衰以下都可以，这是合乎礼的。"曾子说："岂不是以轻服之人去做本该由重服之人担当的事吗？"曾子奇怪为何让服重丧的人为他人执事。孔子说："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为别人服务，而是说要按各人自己所服丧服的对象来行事。天子诸侯的丧事，服斩衰的人可以主持祭奠。凡是为国君服丧的人都服斩衰。只有丧主本人不主持祭奠。大夫的丧事，服齐衰的人可以主持祭奠。服斩衰的人不主持祭奠，是为了避开正君之尊。服齐衰的，是死者的兄弟。士的丧事，则由朋友主持祭奠。人手不够，就从服大功以下丧服的人中选取，仍不够就再往下推及。服齐衰的人不主持祭奠，是为了避开大夫之尊。说"不足"，是指殷祭的时候。曾子问："服小功丧的人可以参与祭祀吗？"祭是指虞祭、卒哭祭的时候。孔子说："何止小功，从斩衰以下的人参与祭祀，都是合乎礼的。"曾子说："岂不是让服轻丧的人去做本该由服重丧的人担当的祭事吗？"曾子奇怪竟让服重丧的人执事。孔子说："天子诸侯举行丧祭，不服斩衰的人不能参与祭祀。大夫的丧祭，服齐衰的人可以参与祭祀。士的丧祭若人手不足，就从服大功以下丧服的兄弟中选取。"曾子问："与死者相识、自己身上另有丧服在身的人，可以参与祭祀吗？"这是问自己已经服着丧服，是否可以帮助相识的人办丧祭。孔子说："服缌麻的人尚且不能参与自家的祭祀，又怎能去帮助别人呢。"曾子问："已经除去丧服的人，可以参与馈奠之事吗？"这是指刚刚除去丧服的人。孔子说："脱去丧服就去参与祭奠，是不合礼的。为别人的先人神灵执事，是因为这样做会让人忘记原有的哀痛而显得急切轻率。让他们担任傧相引导宾客则是可以的。"

父亲有丧服在身，与父亲同住一宫的儿子不参与奏乐。母亲有丧服在身，若乐声能传到她耳中，也不奏乐。妻子有丧服在身，不在她身边奏乐。宫中子，是指与父亲同住一宫的人。按礼制，命士以上，父子分住不同的宫室。不参与，是指外出遇见奏乐之事也不能观看。服大功丧的人将要来临，要避开弹奏琴瑟。服小功丧的人来临，则不必停止奏乐。

姑姑、姊妹的丈夫去世，而丈夫的宗族没有兄弟，就让丈夫的族人主持丧事。妻子的娘家人即使关系亲近，也不能主丧。这是说姑姑、姊妹没有儿子、寡居而死的情况。丈夫的宗族没有兄弟，是指连服缌麻之亲都没有。主丧不让妻子的娘家人而让族人来担当，是因为妇人出嫁要归属夫家，主丧的人必须是丈夫一类的人。丈夫如果也没有族人，就由前后邻居、东西邻居来主持；如果都没有，就由里尹来主持。丧事不能没有丧主。里尹，是闾胥、里宰一类的乡官。有人说，应由妻子娘家主丧，而将死者祔祭于丈夫的宗族。妻子的娘家人自己主丧，这是不对的。丈夫的宗族，指的是死者丈夫的祖姑一辈。

当初，贞观年间，吕才担任太常博士，与十

译几位阴阳学者一起，编撰阴阳书共五十三卷，加上原有流行的三十七卷旧书，皇帝下诏颁布施行。吕才认为其中有牵强附会、拘泥忌讳的内容，所以撰写论述说：

《易经》说："上古之人穴居野外栖息，后代圣人改用宫室居住，这大概是取法于大壮卦的道理。"到了殷周之际，才出现了占卜宅第吉凶的文字记载，所以《诗经》说要"审察那阴阳向背"，《尚书》说："占卜的结果是只有洛邑适宜建都"，可见占卜住宅吉凶的做法，由来已经很久了。到了近代，巫师们又加上了"五姓"之说。所谓五姓，是指宫、商、角、征、羽五音，天下所有的姓氏，都被统统归入其中，办事的吉凶，都依据这个来推断。比如像张、王等姓归为商音，武、庾等姓归为羽音，似乎是按同韵相求的原则；可是又把柳姓归为宫音，把赵姓归为角音，这又不符合按四声归类相配的道理。其中也有本是同一个姓，却被分属于宫、商两个不同音的；又有复姓两个字的，征音与羽音却分不清楚。用经典来查证，本来就没有这种说法，各种阴阳书中，也没有这种话，这纯粹是民间乡野的口头相传，根本找不出出处。只有查考《堪舆经》，说黄帝向天老请教，才有了五姓之说。况且黄帝那个时候，不过只有姬、姜等几个姓，到了后代，被赐姓封族的人就多了。像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这些姓，都是姬姓的子孙；孔、殷、宋、华、向、萧、亳、皇甫，都是子姓的后裔。其余各国，依此类推都是这样。因封邑、因官职而得姓，枝叶分散繁多，不知道这些姓氏，究竟该归入宫音还是商音？再查《春秋》，把陈、卫和秦都归为水族之姓，把齐、郑和宋都定为火姓，有的是承袭所出祖先的姓氏，有的是依据所属星宿而定，有的是取自所居住的地方而定，也并非按宫、商、角、征的音律来统一管辖归类。这就说明这种做法不符合古制，道理也是错谬偏颇的。吕才又论述禄命之说说：

谨按《史记》记载，宋忠、贾谊讥讽司马季主说：占卜算命的人抬高人的禄命，用来取悦人心，用假话谈祸福，来骗尽别人的钱财。又按王充《论衡》说："看到人的骨相体态就能知道他的命禄，看到他的命禄也能推知他的骨相体态。"由此可见禄命之书，流行已经很久了。这类说法多次巧合就应验了，人们便相信了它。现在再深入研究，本来就不是真实可靠的记录。只是说积累善行会留有余庆，并非要靠所谓禄命建立时辰的吉利；积累恶行会留有余殃，也不是由劫杀之类的灾星所导致的。上天没有偏私，永远眷顾行善的人，福报的应验，就如同影随形、响应声一样确切。所以夏朝罪恶多端，天命才将其剿灭断绝；宋景公修养德行，妖星孛星才在夜间移位而去。学问深厚的人禄位自在其中，怎能说一定生在所谓"建命"的吉时才有；周武王忧劳勤政以致损寿，这与月建落在空亡之位并无关系。长平之战坑杀降卒四十万，未曾听说他们全都触犯了三

译刑；南阳的富贵之士，也未必都恰逢六合吉时。历阳城陷落为湖，并非只因为处于河魁星位之上；蜀郡遭遇火灾焚烧，也未必是由于处在灾厄的星位之下。当今也有同样生在"建禄"之时的人，可是贵贱却相差悬殊；同样出生在胎命相同时辰的人，寿命也各不相同。

按《春秋》记载，鲁桓公六年九月，鲁庄公出生。现在依长历推算，庄公出生正当乙亥年，建申之月。以此推算，庄公恰好命当禄之空亡。依照禄命书的说法，这种情况理应贫贱，又犯了句绞六害煞，命局与驿马相背，出生之身又克制驿马而成三刑，凡是这样出生的人，都不应有官爵。而且他生于火命七月，正当病乡，为人应当体弱，身形应当矮小丑陋。可是现在查《诗经·齐风》讥讽庄公说："哎呀多么俊美啊，身材是多么颀长啊。美目顾盼流光啊，步履轻捷灵巧啊。"其中只有一条"向命"合于命理，理当长寿。可是依查《春秋》，庄公去世时计算年岁只有四十五岁。这就是禄命之说不验的第一个例子。

又按《史记》记载，秦庄襄王四十八年，秦始皇出生。宋忠注释说："因为是正月出生，所以取名叫'政'。"依查庄襄王四十八年，岁次在壬寅年。这一年正月出生的人，命理应当背离禄位，理应没有官爵，即便勉强凑合有禄位，家中的奴婢也应当很少。秦始皇的命理又正犯破驿马，出生之身又与驿马相克构成三刑，依此推算理当有望而不能得官。而且他是金命正月出生，正当"绝下"之位，绝下之人为人应当有始无终，年老后反而更加吉顺。可是现在查验《史记》，秦始皇实际上是有始无终，年老之后反而更加凶暴。而只有"建命"出生之人，依命理理应长寿，可是计算他驾崩时的年纪，也不过五十岁。这是禄命之说不验的第二个例子。

查阅《汉武故事》，汉武帝是在乙酉年七月七日平明时分出生的。依此推算也正当禄之空亡之下，命理应当没有官爵，虽然接近驿马，但还相隔四个时辰。依禄命之法，理应年少时没有官爵，年老之后才逐渐兴盛。可是现在查验《汉书》，汉武帝即位时年仅十六岁，晚年以后，天下户口反而减少了一半。这是禄命之说不验的第三个例子。

又查《后魏书》记载，北魏孝文帝是在皇兴元年八月出生的。现在依长历推算，那一年岁次在丁未年。以此推算，孝文帝命理背禄背命，又兼犯驿马三刑，出生之身克制驿马。依查禄命之书，理应没有官爵，命理又当在父死之时出生，理应生下来就见不到父亲。可是现在查《魏书》，孝文帝亲身接受了父亲禅让的帝位。按礼制说：新君继承帝位应在先君初丧之时就已确定，过了一年之后，才正式改元称号。所以说天子没有父亲需要侍奉，才转而侍奉三老。孝文帝接受禅位，情况有异于寻常礼法，他亲身当上天子，同时又能侍奉自己的父亲，可是禄命之说却颠倒地说他命中不该认识父亲。这是禄命之说不验的第四个例子。

又按沈约《宋书》记载，南朝宋高祖是在癸亥年三月出生的。依此推算，他的禄与命，都恰

译好落在空亡之位。依照禄命之书，理应没有官爵，命理又正当"子墓"之中出生，这种命格只适宜嫡长子承续，如果生了次子，命理上应当早死。可是现在查《宋书》，宋高祖的长子先被篡逆之人杀害，次子刘义隆，却在位享国多年。宋高祖的命格又正当"祖禄"之下出生，依命理应当由嫡孙继承财禄。可是现在查《宋书》，他的孙子刘劭、刘浚二人都犯下篡逆之罪，几乎使宗庙祭祀都断绝了。这是禄命之说不验的第五个例子。吕才又论述葬书说：

《易经》说："古时候安葬死者，只用厚厚的柴草包裹尸体，不堆土成坟也不种树标记，服丧的期限也没有定数。后代圣人改用棺椁来安葬，这大概是取法于大过卦的道理。"《礼记》说："葬，就是藏的意思，是想让人看不见死者的遗体。"可是《孝经》又说："占卜选择墓地然后安葬。"这是因为覆土掩埋之事一旦完成，这里就将永远成为子孙感怀追思的场所；丧葬之礼一旦终结，这里就将永远成为死者魂灵所居的宅所。可是朝廷市井会随时代变迁，怎能预先测知将来的变化呢；地下泉水岩石会互相侵蚀，也无法事先探知地下的情况。所以要借助龟筮占卜来商定，希望日后不会有麻烦，这不过是为了在慎重办理丧事这件事上做得周全一些，本来并没有什么吉凶祸福的深意在里面。可是到了近代以来，又加上了阴阳葬法的种种讲究，有的选择年月是否便利，有的丈量墓地远近是否合宜，一旦有一件事没有安排妥当，灾祸就会降临到活人身上，巫师们借此贪图钱财贿赂，没有一个不擅自夸大其中的利害关系的。于是使葬书这一门法术，竟发展出一百二十家之多，各自宣扬吉凶之说，拘泥忌讳的东西非常多。况且天覆盖着万物，地承载着万物，乾坤运行的道理已经完备了；一刚一柔互相配合，阴阳消长的道理也已经详尽了。世间万物有的成就于昼夜运转的规律之中，有的感应于男女交合化生的规律之中，日月星辰在天上运行，四时之气在地下流通，这才是阴阳变化的根本大道，是片刻都不能违背的。至于丧葬吉凶的说法，则只是附会在这上面而形成的荒诞不经之言。

古书传上说："天子七日后入殓，七个月后下葬；诸侯五日后入殓，五个月后下葬；大夫经过一段时间后下葬；士则超过一个月就可以了。"这说明贵贱身份不同，礼数也就相应有别。这样规定是想让同盟诸侯、同轨车驾的人，前来吊唁凭吊都有一定的日期可循，根据具体情况来制定合适的规矩，于是就形成了固定的成例。规矩既然已经确定，就不能违背。所以提前下葬，被称为对死者的怀念不够深厚；延后不葬，也被讥讽为不合于礼。这说明下葬有固定的期限，并不需要选择特定的年月，这是第一点。

《春秋》又记载：丁巳这天，准备安葬鲁定公，天下雨，无法完成下葬，一直拖到戊午这天才完成葬事。《礼记》对此表示赞许。襄，是完成的意思。天虽下雨仍完成了葬事，就好像急切地

译想要完成安葬一样。《礼记》说"占卜下葬的日子要选择较远的日期"，这是提倡要认真选择当月末尾的日子，为的是避免显得对死者怀念不够深厚。可是现在查阅葬书，认为用己亥这一天下葬最为凶险。可是仔细查考春秋时期的记载，在这一天下葬的事例竟有二十多件。这说明下葬并不需要选择特定的日子，这是第二点。

《礼记》又说："周朝崇尚赤色，办理大事在天将亮时进行。殷朝崇尚白色，办理大事在正午时进行。夏朝崇尚黑色，办理大事在黄昏时进行。"郑玄注释说："这里说的大事是指什么呢？是指丧葬之事。"这说明只是取用当代所崇尚的色彩和相应的时辰，并没有要选择时辰早晚吉凶的意思。《春秋》又记载，郑国的卿大夫子产和子太叔要安葬郑简公，当时管理墓地的大夫的房屋正好挡在下葬必经的道路上。如果拆毁那间房屋，就可以在天亮时下棺；如果不拆毁那间房屋，就要等到正午时才能下棺。子产不想拆毁那间房屋，宁愿等到正午。子太叔说："如果等到正午才下棺，恐怕会让前来参加葬礼的各国诸侯大夫等候太久劳累。"可是子产本来就是被称为博学通达的君子，子太叔也是诸侯中挑选出来的能人，一个国家最重大的事情，莫过于丧葬之事，如果时辰真的有吉凶之分，这两人怎么会不加以采用呢。可是他们两人根本没有考虑时辰的好坏问题，只是讨论人力物力上是否可行。曾子问篇中说"送葬途中遇上日食，就在路边停下休息，等天光恢复正常后再继续前行"，这只是为了防备突发的异常情况罢了。如果依照葬书的说法，大多要用干、艮这两个时辰下葬，而这两个时辰都接近半夜，这就恰恰与礼制的规定相违背。现在查考礼经典籍的记载，安葬并不需要选择特定的时辰，这是第三点。

葬书上说：富贵和官禄，都是由安葬得当所招致的；寿命的长短，也是由坟墓风水所招引的。可是现在按《孝经》所说："立身处世、践行正道，使自己的名声在后世彰显，从而使父母也因此显耀。"《易经》说："圣人最重要的宝物就是权位，靠什么来守住这权位呢？靠的是仁德。"由此可见，一天比一天更加谨慎修德，那么恩泽就能延续到无穷无尽的将来，如果德行不够，又没有别人的援助，用这个道理来看，就不能说福祚的长短是由安葬吉凶来决定的。臧孙氏在鲁国子孙后继兴旺，并非因为安葬时选中了吉日；若敖氏在楚国断绝了祭祀，也并非由于迁葬安葬的地方不当。这说明安葬吉凶之说不可轻信采用，这是第四点道理。

如今丧葬吉凶的说法，都依据"五姓"是否便利来判断。可是古时候安葬死者，都统一安排在国都的北面，墓地既然有固定通用的地方，又哪里用得着按姓氏来选择墓地这套讲究呢？赵氏家族的坟墓，都集中安葬在九原一带；汉朝历代帝王的陵寝，也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地方。上等的地利、下等的地利，根本没人去论及区分；大的墓地、小的墓地，其中的所谓讲究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