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卷第七十六　礼三十六　沿革三十六　军礼一

译置柴堆，筑起祭坛举行禡祭。大司马进献箭矢，有关官员进献牲畜的毛血，乐队演奏《大濩》之乐。礼毕，撤去牲畜，焚烧柴堆。作战前一天，皇帝向祖先祷告，司空向社神祷告。作战之前，各自用太牢回报祭祀。又用太牢赏赐立功的将士，在祖庙前引领功臣进入旌门，就在神庭前授予官爵文书。又在社庙前惩处不听命令的人，就在神庭前执行刑罚完毕，整军返回。到宗庙、社庙祭告完毕后，选定吉日举行饮至之礼，仪仗文物排满庭院。有关官员执简，记下年号月日，陈述六军凯旋、到宗庙祭告之事，以及饮至策勋的盛况，用来记述功绩，不废弃赏赐的典礼。

　　隋代制度，天子出行，有关官员祭祀所经过的名山大川。五岳四渎用太牢，一般山川用少牢。如果是亲自出征或巡狩，就向上帝举行类祭、向社神举行宜祭、在宗庙举行造祭，返回时的礼仪也是如此。

　　大业七年，征讨高丽。隋炀帝派各位将领在蓟城南边桑干河畔，修筑社稷两座祭坛，设置方形壝墙，举行宜社之礼。皇帝在临朔宫怀荒殿斋戒，参与祭告的官员和随从各自在自己的处所斋戒。十二卫的兵士也都斋戒。皇帝穿衮服戴冕冠，乘坐玉辂，备好法驾。礼毕，改乘金辂，穿通天冠，返回宫中。又在宫的南边举行类祭祭祀上帝，堆积柴薪筑起燎祭坛，在东方设置高祖的神位。皇帝穿大裘戴冕冠，乘坐玉辂，祭奠玉帛，都和宜社之礼相同。各军领受祭肉完毕，皇帝就位，观看焚柴，然后退出。将要出发时，皇帝驾临临朔宫，亲自授予各将领节度，于是出发。有关大驾的仪仗，详见《出师仪》篇。这一年，皇帝出行到观海镇，在秃黎山筑坛，祭祀黄帝，举行禡祭。皇帝以及各位陪祭的近侍官员和各军将领，都斋戒一夜。有关官员布置帷帐、设置神位，在内壝之外的西北方设埋葬祭品的坑。在南门外竖立两面旗帜。用熊皮席在壝内设置轩辕黄帝的神位。皇帝出殿门入内，众官各就其位，都行再拜礼、进献祭品。礼毕，返回行宫。

　　大唐制度，皇帝出行以及亲征时，有关官员举行类祭、宜祭、造祭，如同《开元礼》所载。

　　　　軷祭

周　后周　隋　大唐

　　周代制度，天子将要出师，由大驭掌管驾驭玉辂以举行祭祀。等到举行犯軷之礼时，天子亲自在车左驾车，驭者下车祈祷，登车，接过缰绳，行犯軷之礼，然后驱车前行。（在山路上行走叫軷。举行犯軷之礼，是堆土成山的样子，用菩草、荆棘、柏枝作神主。祭祀完毕后，用车子从上面轧过去离开，比喻没有险阻艰难。《春秋传》说：「跋涉山川。」自，就是由的意思。天子由车左驾车，是为了控制马匹不让它前行。軷，音蒲末反。菩，音负。）等到祭祀时，斟酒给驾车人。（驾车人左手拿着缰绳，右手祭祀两个车轭，祭祀车轼前部，然后才饮酒。轵，是指两个车轭；軓，是指车轼前部。，音卫；軓，音犯。）

　　后周迎接太白星祭祀时，出了国都城门就举行軷祭。

　　隋代制度，皇帝出行或亲自巡狩时就举行軷祭。其礼仪是，有关官员在国都城门外，堆土成山的样子，设置埋葬祭品的坑。有关官员宰杀羊只，陈设俎豆等祭器。车驾将要到达时，进献币帛，进献干肉肉酱，把羊放在軷（土堆）上，头朝西。又斟酒解剖羊只，连同祭品一起埋在坑中。车驾到达后，太仆祭祀两个车轭以及车轼前部，然后饮酒，授予酒杯，于是轧过軷（土堆）上前行。

　　大唐皇帝亲征时，礼仪如同《开元礼》所载。

　　　　天子诸侯四时田猎

周　宋　梁　陈　北齐　后周　隋　大唐

　　周代制度，天子诸侯没有事务时，就每年举行搜、苗、狝、狩之礼。

　　仲春时节教练振旅之礼，司马用旗帜召集民众，整肃列队，如同作战时的阵势。（用旗帜，是竖立旗帜约定民众在旗下集合。战事是凶险之事，不能凭空设置演习，所以借田猎来练习。凡是军队，出发时叫治兵，回来时叫振旅，都是用来演习作战的。

译四季各教导民众一种演习。春天演习振旅，是收回军队、聚拢众人，专心务农。平，就是正的意思。）天子拿着路鼓，诸侯拿着鼖鼓，军将拿着晋鼓，师帅拿着提鼓，旅帅拿着鼙鼓，卒长拿着铙，两司马拿着铎，公司马拿着镯。（鼓人的职责说：「用路鼓为祭祀鬼神打鼓，用鼖鼓为军事打鼓，用晋鼓为金奏打鼓，用金铙止鼓，用金铎通传鼓声，用金镯节制鼓声。」提，是指马上的鼓，有弯曲的木柄支撑鼓立在马鬃上，所以叫提。杜子春说：「公司马，是指五人为一伍的伍司马。」郑玄认为：「天子不用鼖鼓，是把它推尊给诸侯用。伍长称为公司马，虽然地位卑下，也一同用这个称号。」鼖，音坟。）用来教导坐、起、前进、后退、快、慢、疏、密的节奏。（演习作战的方法。）于是就举行搜田之礼，有关官员立表举行禡祭，向民众宣誓，击鼓，于是包围禁地。（火止时，进献所获禽兽以祭祀社神。）（春天田猎叫搜。有关官员，指大司徒，掌管大田役，治理民众的政令。表貉，是竖立标志、举行貉祭。誓民，是用违犯田猎法令的惩罚来告诫。誓词说：「不要冲撞车辆，不要从后面射箭。」竖立旌旗于是包围禁地。火止，是指火熄灭。春天田猎主要用火，借此焚烧枯草、清除陈旧的杂草，都是杀尽而火才停止。献，就是致送的意思。田猎结束，虞人竖起旌旗，众人都献上自己所获得的禽兽。《诗经》说：「私自留下小猪，把大猪献给公家。」春天田猎主要祭祀社神，是因为土地正在施行生养之功。貉读作禡。）

　　仲夏时节教练茇舍之礼，如同振旅时的阵势。各级官吏清点车马兵员，宣读簿书契约，辨别名号旗帜的用途。（各军以门为名号，各县邑各以自己的名字为名，各家以号为名，各乡以州为名，各野以邑为名，百官各按自己所司之事为标志，用来辨别军中夜间行动的事务。）其余都和振旅之礼相同。（茇舍，是在草地上驻扎的意思，军队有在草地上驻扎的法规。读书契，是用簿书来校核记录军中物资的大要。号名，是徽章标识用来相互区别的东西。乡遂所属的叫做名，各家所属的叫做号，百官所属的叫做事。在国都用来标明朝班位次，在军中又仿照这个制度制作标志，用来防备死亡之事。夜事，是警戒夜间守卫的事务。）于是举行苗田之礼，如同搜田的方法。车止时，进献所获禽兽以祭祀礿祭。（夏天田猎叫苗，是选取不怀孕、不担负繁殖之责的禽兽，如同治理禾苗除去不结实的部分一样。车止，是指驱赶野兽的车停止。夏天田猎主要用车，表示所取禽兽稀少，都杀尽后车才停止。礿，是宗庙的夏季祭祀。冬夏田猎主要用于祭祀宗庙，是因为阴阳之气刚刚萌动，象征神灵在室内。）

　　仲秋时节教练治兵之礼，如同振旅时的阵势。天子载太常旗，诸侯载旗，军吏载旗，师都载旗，乡遂载物旗，郊野载旐旗，百官载旟旗，各自在旗上标明所司之事和自己的名号。其余都和振旅之礼相同。（军吏，指各军的将帅。师都，指遂大夫。乡遂，指乡大夫。有的载旗，有的载物旗，众人都隶属于军吏，没有统率的实权。郊，是指乡遂的州长、县正以下的官员。野，是指公邑大夫。载旐旗，是因为他们将要统率羡卒（预备兵）。百官，是指卿大夫。载旟旗，是因为他们的属下要护卫天子。凡是旌旗，有军众统率的就画上不同的图案，没有的就只是素帛而已。「书」应当作「画」，都是画上云气的图案。）于是举行狝田之礼，如同搜田的方法。罗网止时，献上所获禽兽以祭祀四方之神。（秋天田猎叫狝。狝，是杀的意思。罗弊，是指罗网停止使用。秋天田猎主要用网，被杀死的禽兽多，都杀尽后网才停止。「祊」应当作「方」。秋天田猎主要祭祀四方之神，是为了报答万物的成熟。《诗经》说「以社以方」。）

　　仲冬时节教练大阅之礼。春天辨别鼓铎的用法，夏天辨别名号，秋天辨别旌旗器物，到了冬天举行大阅，检阅军中的实力。虞人清除田猎场地的杂草，设立标志，每一百步设一个标志，共设三个标志；又每五十步设

译一个标志。田猎那天，司马在后面标志的中央竖起旗帜，各级官吏拿着旗帜、器物、鼓、铎、镯、铙，各自率领自己的民众前来集合。天色大亮时放倒旗帜，惩处迟到的人。于是陈列车马步兵，如同作战的阵势，都坐下等待。（虞人清除田猎场地的杂草，是为了整理出可以列阵的地方。后表之中，是指五十步标志的中央。表，是用来标识行列位置的。四个标志累计二百五十步，左右的宽度应当能容纳三军，具体步数不详。致，是指到司马那里报到。质，是正的意思。弊，是仆倒的意思。都坐下，是等着听宣誓词。）各级官吏在阵前听宣誓。宰杀牲畜，绕着阵列左右巡行示众说：「不服从命令的人，将被斩首。」（各级官吏，指各军的将帅。阵前，是面向南对着标志。《月令》说：「季秋，天子在田猎中教习，用以练习五种兵器。」司徒插着刑杖，面向北宣誓。这是大阅之礼，实际上应在正岁的仲冬举行，而《月令》却说是季秋的政令，对于周代来说应当是仲冬，编写《月令》的人搞错了。宰杀牲畜的是小子。凡是宣誓的大致内容，如《甘誓》《汤誓》一类就是这样。）中军用鼙鼓传令击鼓，鼓人都击三通鼓，司马摇动铎铃，各级官吏举起旗帜，车马步兵都行动起来。击鼓前进，鸣响镯，车马步兵都前行，到达标志才停止。三通鼓后摇动铎铃收拢，各级官吏放倒旗帜，车马步兵都坐下。（中军，是指中军的主将。天子有六军，三军编为一偏。各级官吏听完宣誓后，各自回到自己的部曲。中军主将命令击鼓，用来激发士卒的士气。鼓人，是指中军的主将、师帅、旅帅。司马摇铎来鼓动众人。作，是起的意思。起来之后，鼓人击鼓来带动前行，伍长鸣镯来节制步伐。伍长又叫公司马。到达标志，是指从后表前进到第二个标志。三通鼓，是鼓人击的。摝读如涿鹿的鹿字。反手向上摇动叫摝。摝，是停止行进、平息士气的意思。《司马法》说：「鼓声不超过阊，鼙声不超过阘，铎声不超过琅。」阊，音吐刚反。阘，音吐答反。）又击三通鼓，摇铎举旗，车马步兵都起立。击鼓前进，鸣镯，车马奔驰、步兵快走，到达标志才停止，然后坐下起立像最初一样。（趋，是指奔赴敌人时崇尚迅疾的渐进之势。《春秋传》说「先动手的人有夺取别人士气的作用」。到达标志，是指从第二个标志前进到第三个标志。）于是击鼓，车马疾驰、步兵奔跑，到达标志才停止。（到达标志，是指从第三个标志前进到最前面的标志。）击鼓警戒三次，战车冲锋三次，步兵刺杀三次。（鼓戒，是警戒攻击敌人。击一通鼓，战车前进一次，步兵刺杀一次，三次而止，象征着战胜敌人。）于是击鼓后退，鸣铙表示且战且退，到达标志才停止，然后坐下起立像最初一样。（铙是用来止鼓的。军队后退时，卒长鸣铙来协调众人。鼓人来使队伍停止。后退，是指从最前面的标志退到后表。鼓、铎的用法都相同，演习作战的礼仪，前进后退都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废弃镯而改用铙。）于是举行狩田之礼：用旌旗作为左右两侧和合之门，各级官吏各自率领车马步兵按次序从和门出去，左右两侧陈列车马步兵，有关官员来协调他们。旗帜设在队伍中间用以划分地界，前后留有百步的间隔，有关官员巡视前后。险要的地方，以步兵为主；平坦的地方，以战车为主。（冬天田猎叫狩，是说不加选择地围捕。军营的门叫和，如今称为垒门，竖立两面旌旗作为营门。按次序从和门出去，是依次从和门出发。左右，是指有的从左边出，有的从右边出。有关官员协调，是指乡师站在门口，端正出入的行列次序。旗，是军中官吏所持的旗帜。分地，是调配部曲的疏密。前后留有百步间隔，是车队和步兵各队之间相隔的距离。车马步兵都从和门出去后，乡师又巡视队列阵势。郑众说：「险要的地方，以步兵为主，步兵在前。平坦的地方，以战车为主，战车在前。」）已经列好阵后，就设置驱逐、拦截禽兽的车辆，有关官

译员在阵前立表举行禡祭。（驱，是指驱赶禽兽，使它们奔向田猎的场地。逆，是指拦截，不让它们逃走。设置这种车辆的，是田仆。）中军用鼙鼓传令击鼓，鼓人都击三通鼓，各司马摇动铎铃，车马步兵都起立。于是击鼓前进，步兵衔枚而进。（各司马，指两司马。枚的形状像筷子，衔在口中，用绳子系在颈后打结。军法规定停止说话，是为了防止相互猜疑迷惑。）天子射中猎物就放下大緌，诸侯射中猎物就放下小緌。（緌，是有虞氏的旌旗。放下，是指放倒它。）大夫射中猎物就停止佐车，佐车停止后百姓就可以田猎了。（佐车，是驱逐拦截禽兽的车。）大兽归公家所有，小禽归私人所有，捕获者取下左耳作为凭证。（郑众说：「大兽归公家所有，要输送给公家；小禽归私人所有，可以自己留用。」捕获禽兽的人，取下它的左耳，应当用来计算功劳的多少。畀，音必二反。）等到田猎结束的地方，鼓声大作，车马步兵都欢呼。（等到田猎结束的地方，是到达该停止的地方。田猎的地点是有固定标准的。）（天子诸侯的搜狩之礼有固定的场所，到了那固定的地方，官吏士卒击鼓欢呼，象征攻打敌人取得胜利的喜悦。疾雷般地击鼓叫駴。噪，是欢呼的意思。《尚书》说「前军于是击鼓呐喊」，也是表示喜悦的意思。駴，音骇。●，音符。）步兵于是停止。命令把所获禽兽送到郊外祭祀四方之神，回来后进献禽兽以祭祀烝祭。（步兵停止，是指步兵停下来。冬天田猎主要动用众人，猎物多，众人都可以取得。把所获禽兽送到郊外祭祀，是聚集所获的禽兽，借此在郊外祭祀四方之神。《月令》季秋篇「天子田猎结束后，命令主管官员在四方祭祀所获禽兽」说的就是这个。回来后又用禽兽祭祀宗庙。）

　　论述说：上天生成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人们都要使用它们，缺一不可，谁能废弃武备呢。历代以来，祸乱的发生，如果不用武力就不能平定，所以君子要演习武事。孔子说：「不教导百姓作战，这就叫抛弃他们。」《王制》说：「天子诸侯没有事务却不举行田猎，叫做不敬。田猎不合乎礼制，叫做暴殄天物。」《左氏传》说：「春天叫搜，夏天叫苗，秋天叫狝，冬天叫狩，都是在农闲时讲习军事。」每三年演练一次军队，出发时叫治兵，进入国都时叫振旅，归来后举行饮至之礼，用来清点军中实力。表彰礼仪典章制度，明确贵贱，辨别等级，理顺长幼次序，演习威仪。」《谷梁传》说：「借搜狩来演习用兵之事，是礼制中的大事。用兰草编织作为围栏，（兰，是香草。防，是田猎场地的大界限。）设置旃旗作为辕门，（旃，是旌旗的名称，整幅未经剪裁的帛制成的旗叫旃。辕门，是把车辕举起当作门的标志。）用葛草覆盖门槛作为门中的臬柱，（质，是门槛。槷，是门中的短木。葛也有作褐字的。槷，音五结反。）流旁留出一握的空隙，让车轭相碰的人不得入内。（流旁握，是说车的两端，各留出靠近门边一握宽的空隙。握，是四寸。挂住轭的车就不能进门。）车轮的辙迹不超出印痕之外，马蹄的落地相互呼应，快慢相互配合。围猎众多禽兽，（掩取众多禽兽。）驾车的人不失去驾驭的法度，然后射箭的人才能射中。（不失去驰骋的节度。）超过围界就不再追逐，（不遵从追逐逃亡者的规则。作战时不追击逃亡敌人的道理。）面部受伤的猎物不进献，（是嫌弃诛杀已经降服的。没有成为俘获物的不进献。厌恶残害幼小的生命。）猎获虽多，天子只取三十头。一部分用作干豆，（是说从左边肋部射入，穿透到右边肩胛骨的，算作上等。腢，是前肩胛骨，音虞，又音五口反。）一部分用作宾客的招待，（是说射中右耳根部的，算作次等。）一部分用来充实君王的膳房。（是说从左股射入穿透到右边的，算作下等。）其余的与士卒们一起在射宫中用来练习射箭。（取三十头用来供给干豆、宾客、君王的膳房之用。射宫，就是泽宫。）射箭射中，田猎没有获得禽兽也算获得禽兽；射箭没有射中，田猎

译获得禽兽也不算获得禽兽。由此可知古人重视仁义而轻视勇力。」（射箭以不争胜为仁，以谦让为义。）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闰二月，在宣武场举行大搜之礼。主管官员列表申报安排，选定日期校猎，百官都要准备就绪。设置行宫殿座和便座武帐在幕府山南边的山冈上，设置王公百官的便座帷帐如同平常仪式，设置南北左右四道旌旗之门。竖立旗帜以标明获车的位置。殿中郎一人负责掌管获车，主事者二人负责收取所获禽兽，配备吏卒二十四人分配给十二辆获车。参加校猎的官员穿葱色的褶服，系有束带。二品以上的拥有大刀，配备长矛旗帜，三品以下的佩带刀，都骑马乘车。将领部曲在打猎前一天，布置包围圈。领军将军一人督率右甄部，护军将军一人督率左甄部，大司马一人居中，统率整顿各军，都受其节度指挥。殿中郎率领获车部曲，跟在大司马之后。尚书仆射以下各官署的令史等，监督纠察校猎中的违规行为。到了那天，在宣武场集合，排列成多重包围圈。在云龙门外设置留守填街的位置，内官在道北，外官在道南，以西为上位。在云龙门内设置从官的位置，大官在阶北，小官在阶南，以西为上位。在行上车门外设置先行布置官员的位置，内官在道西，外官在道东，以北为上位。在广莫门外道路的东西两侧设置先行布置官员返回的位置，以南为上位。校猎那天天亮时，正当值的侍中奏请戒严。漏刻上水一刻时，奏请「敲一通鼓」，作为第一次戒严。上水两刻时，奏请「敲两通鼓」，作为第二次戒严。殿中侍御史奏请打开东中华云龙门，引导仪仗作为小驾卤簿。非参加校猎的百官，穿朱色官服，在广莫门外集合列队。留守填街之后各部从官各就其位；前部从官依照卤簿排列；先行布置的官员先行出发。上水三刻时，奏请「敲三通鼓」，作为第三次戒严。上水四刻时，奏请「外面已经准备就绪」。正值和次值的侍中、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军校，佩剑穿履进入夹护皇帝身边。正值侍中背负玉玺，通事令史佩带龟印和中书之印。上水五刻时，皇帝出行。皇帝戴黑介帻穿单衣，乘坐辇车。正值侍中背负玉玺陪同乘车，不佩剑。殿中侍御史督察黄麾以内的事务。次值侍中、次值黄门侍郎在前面护驾。又有次值侍中佩带信玺、行玺，与正值黄门侍郎跟随护驾在后。不鸣鼓角，不得喧哗，依次序引导出发，警跸如同平常仪式。车驾出发后，赞礼陛下的官员行再拜礼。皇太子入宫留守。车驾将要到达时，威仪官引导先行布置的前部从官各就其位，行再拜礼。车驾到达行殿前调转辇车，正值侍中跪奏：「请下辇。」次值侍中代皇帝传令说：「可以。」正值侍中俯伏而起。皇帝下辇登上御座，侍臣登殿。执戟护卫者所立之处反戟而立的武贲，头戴毛头文衣鹖尾装饰，依次排列在台阶上。正值侍中奏请：「解除戒严。」先行布置随驾的百官返回便座帷帐。皇帝如果要亲自射猎禽兽，就更换为戎装，如同校猎的仪式。内外从官及武贲全部更换服装，戟矛出鞘，用以戒备武卫。黄麾以内的官员，跟随进入包围圈内。列置部曲，广泛张开包围圈，旗鼓相望，衔枚前进。包围圈周围会合时，督甄令史骑马奔驰传令说：「春天的禽兽正怀孕，围而不射；鸟兽的肉不能登上祭俎的，不射；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能用作器物的，不射。」包围圈合拢，大司马击鼓收紧包围，众军擂鼓呐喊吹响号角，到宣武场才停止。大司马驻守北旌门，两甄部主帅驻守左右旌门，殿中中郎率领获车部曲进入北旌门内的右侧。皇帝从南旌门进入射猎禽兽。谒者用获车收装猎物，返回陈列在获旗的北边。王公以下依次射猎禽兽，各自送到获旗下，交给收取禽兽的主事者。事情完毕，大司马击鼓解除包围恢复驻防，殿中郎率领属下收取猎物，装满获车，奉送御用的车辆充实厨房。正厨在道路中央设置酒樽和肉俎，用来犒劳参加校猎的众军。到傍晚时，正值侍中酌

译情奏请戒严，从官返回穿朱色官服，戟矛重新入鞘。第二次戒严后，先行布置的官员先行返回。第三次戒严后两刻，正值侍中奏请：「外面已经准备就绪。」皇帝戴黑介帻穿单衣。正值和次值侍中、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军校进入夹护御座两侧。正值侍中跪奏：「请返回宫中。」次值侍中代皇帝传令说：「可以。」正值侍中俯伏而起。皇帝乘辇返回，护卫随从如同平常仪式。大司马击鼓解散驻防，依次返回住所。车驾将要到达时，威仪官引导留守填街的先行布置前部从官各就其位，行再拜礼。车驾到达殿前调转辇车，正值侍中跪奏：「请下辇。」次值侍中代皇帝传令说：「可以。」正值侍中俯伏而起。皇帝下辇进入宫中。正值和次值侍中、散骑常侍等跟随到殿门。正值侍中奏请：「解除戒严。」内外百官行拜表问讯之礼完毕后，仪式结束。

　　梁陈两朝都依照宋代的仪式。不同的地方是，在幕府山南边的山冈设置行殿，并设置王公百官的帐幕。打猎前一天，派遣骑兵布置包围圈。左领军将军督率左侧，右领军将军督率右侧，大司马统率整顿各军。打猎那天，侍中三次奏请，第一次奏请敲一通鼓，作为第一次戒严，三次戒严完毕后，引导仪仗作为小驾卤簿。皇帝骑马穿戎装，随从人员都穿绛色衫戴帻，黄麾警跸，鼓吹如同平常仪式。打猎完毕，设宴款待犒劳，比较猎获多少。斩杀一人以惩戒违犯法令的人。宴会完毕后，返回宫中。

　　北齐春搜的礼仪：有关官员规划大界限，竖立获旗，用来标明获车的位置。前一天，命令布置包围圈。领军将军一人，督率左甄部；护军将军一人，督率右甄部；大司马一人，居中节制各军。天子陈列小驾，穿通天冠，乘坐木辂，到行宫去。将要亲自射猎禽兽时，穿戎装，戟矛护卫者都严阵以待。武卫张开包围圈，旗鼓相望，衔枚前进。包围圈通常留开一面，用以命令实行三面驱赶。包围圈合拢时，官吏骑马传令说：「鸟兽的肉不能登上祭俎的，不射；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能用作器物的，不射。」包围圈合拢，大司马击鼓收紧包围，众军擂鼓呐喊吹响号角，到预定的地点才停止。大司马驻守北旌门，两甄部主帅驻守左右旌门。天子骑马，从南旌门进入，亲自射猎禽兽。谒者用获车收取猎物，装载返回，陈列在获旗的北边。王公以下依次射猎禽兽，都送到获旗下。事情完毕，大司马击鼓解除包围，恢复驻防。殿中郎率领属下收取猎物，装满获车。天子返回行宫，命令有关官员每种猎物选取三十头，一种用作干豆，二种用作宾客招待，三种用来充实君王的膳房。其余的就在包围圈下酌情犒劳将士。礼仪完毕后，更换服装，戟矛护卫者收刀入鞘返回。夏苗、秋狝、冬狩的礼仪都相同。

　　后周仲春时节教练振旅之礼，大司马在田猎场地竖起大麾旗。各乡稍的官员，用旗帜器物鼓铎钲铙，各自率领自己的民众前来集合。惩处迟到的人。在后表的军队中间竖起麾旗，用来聚集众人。天色大亮时，放倒麾旗，惩处没有及时赶到的人。于是陈列步兵骑兵，如同作战的阵势。大司马面朝北宣誓。军中都听从鼓角号令，作为进退的节度。田猎那天，在田猎场地的北边，竖立旗帜作为和门。各将帅率领步骑依次序进入和门，有关官员站在门口，来公平地对待众人。进入后就分配各自的地界，险要的地方就步兵在前骑兵在后，平坦的地方就骑兵在前步兵在后。列阵完毕后，都坐下，于是设置驱逐拦截的骑兵，有关官员在阵前立表举行禡祭。用太牢祭祀黄帝轩辕氏，在狩猎地设立祭坛，竖起两面旗帜，把五种兵器陈列在坐席旁边，举行三献之礼。于是举行搜田之礼，

译用捕获的禽兽祭祀社神。仲夏教习野营露宿，随即举行苗田之礼。仲秋操练兵马，举行狝田之礼。仲冬举行大阅，随即举行狩田之礼。这些用禽兽祭享、举行礿祭以及教习演练的礼仪，都和古代周朝的制度一样。

译隋炀帝大业三年，炀帝在榆林，突厥的启人可汗以及西域、东胡各部首领都前来朝贡。炀帝想向他们展示军威盛大，便命有关官署陈设冬狩之礼。诏令虞部丈量划出延山南北二百里的地方，并设立标志。狩猎前两天，兵部在标志处竖立旗帜。每五里立一旗，共分为四十军，每军一万人，骑兵五千匹。前一天，各将领分别率领所部，集合于旗下。击鼓集合，迟到者斩首。诏令四十道的使者，都举起旗帜、立起符节，分别传达田猎的号令，随即留在军中监督狩猎。布置合围，围圈的南面留出缺口，队伍呈方阵向前推进。皇帝身穿紫色葱褶服、头戴黑介帻，乘坐闟猪车，车的装饰如同木辂，车轮包着厚重的车辋、缠绕着帷幔，虬龙盘绕车毂，这就是汉代东京卤簿中所说的猎车。驾着六匹黑骝马。太常在皇帝左右陈设鼓、笳、铙、箫、角，各一百二十件。百官身着戎服骑马随从，击鼓行进入围场，各将领也都击鼓行进赶赴围场。于是布置驱赶、拦截的骑兵一千二百人。闟猪车停下车轭，有关官员收起大緌；王公以下都整理弓箭，排列在御驾之前，有关官员又收起小緌。于是驱赶野兽出来，经过皇帝面前。第一次驱赶经过时，有关官员整备御用弓箭上前，等候诏令。第二次驱赶经过时，备身将军奉上弓箭。第三次驱赶经过时，皇帝便开始猎取禽兽，鼓吹之乐一齐奏响，皇帝向左射猎。每次驱赶必有三头以上野兽经过。皇帝射箭时，举起大緌。其次王公射箭时，举起小緌。其次各将领射箭时，就不再击鼓，驱赶拦截的骑兵便停止。然后三军以及四方部族、百姓都可以射猎。凡是射猎野兽，从左侧肋部射入、穿出右侧肩部，往返五次射中的，算作上等。射穿右耳根部的，算次等。从左股穿到右股的，算下等。兽群相互跟随时，不能全部杀尽。已经射伤的野兽，不得再射。又，迎面冲向人的野兽，不射它的脸。跑出围场标志之外的，不再追逐。田猎将要结束时，虞部在围场内竖起旗帜。随驾的鼓和各军的鼓一齐擂响，士卒都呐喊。凡是捕获禽兽的人，都送到旗帜所在处，献上猎物的左耳。大型野兽归公家所有，用以供奉宗庙，派人送回京师作腊祭之用。小型野兽归个人所有。

大唐高祖武德五年十二月，皇帝驾临泾阳的华池校猎。对群臣说："今天打猎快乐吗？"谏议大夫苏世长上前进言说："陛下游猎，稍微耽误了国家大事，虽不满十天，也算不上大乐。"高祖脸色一变，随即又笑道："你是疯了吗？"苏世长说："作为臣子的私人考虑，这确实是狂言；但为陛下的国家大计考虑，这就是忠言。"

贞观十六年十二月，在骊山狩猎。当时天阴寒冷、昏暗，围猎的士兵队伍中断了。太宗登高远远望见此情形，想要免除他们的处罚，又担心有损军令，于是调转马头进入山谷以回避此事。

永徽元年冬天，皇帝外出打猎，路上遇到下雨。于是问谏议大夫谷那律说："油衣怎样做才能不漏雨？"谷那律回答说："如果能用瓦来做，就一定不会漏了。"皇帝听后非常高兴。从此不再外出打猎。

先天元年十一月，在骊山脚下打猎。侍中魏知古上诗劝谏说："曾听说夏朝太康，五位弟弟以田猎荒废国事为训诫。我朝天子如今冬日狩猎，三驱大礼盛大铺张。顺应时令鹰隼出击，讲习军事武功彰显。飞奔的野兽尚未逃走，飞鸟又哪有闲暇翱翔。非熊之兆应验于渭水，祥瑞的野鸡想起了陈仓的苍鹰。这样的欲望实在难以放纵，这样的游猎不可经常进行。扬雄曾陈说羽猎之事，臧僖伯曾劝谏观鱼于棠。得失可以借鉴齐国楚国，仁德恩泽应当念及夏禹商汤。天下太平确实应当宽宥，化育万物不宜多加伤害。辛甲如今身为史官，虞人的箴言于是十分彰明。"皇帝亲笔批示说："所进献的十韵诗，我反复研读，深感赞叹。我当时是趁着闲暇时光，为了保护禾苗而田猎，只

译张开一面罗网，实行三驱的礼制。并非出于纵情游猎，只是仰慕古人前禽之礼。爱卿有此箴言规谏，辅助我的不足之处。现在赏赐物品五十段，以示嘉奖勉励。"

开元三年十月，在岐州凤泉汤举行大规模搜狩。当时正值夜雪天寒，围猎的士兵都被解散遣回，各赏赐布一端、绵一屯。搜狩的制度，详见开元礼。

出师仪制（扬兵讲武附）　周　汉　后汉　魏　晋　东晋　宋　后魏　北齐　隋　大唐

周朝的制度，大司马制定军法禁令来纠正整肃邦国。如果是大规模出师，就掌管相关的告诫号令，太卜率领执事的人衅祭神主及军中器物。大师，指君王亲自出征。莅，即亲临。神主指迁庙之主以及随军的社主。军器，指鼓铎之类。凡出师已经受甲，便到宗庙和社坛前迎接神主，祝官捧着神主随从出征。杀牲取血涂在神主和军器上，都是以神明之礼对待它们。《司马法》说："上面占卜，下面谋划，这就叫参验。"到聚集士众时，竖起大常旗，检阅集合的军众，处斩迟到的人。致，指乡师把民众交给司马。比，指校验编次。司兵掌管五种兵器和五种盾牌。五兵，即戈、殳、戟、酋矛、夷矛。五盾，指干橹之类。到授兵之时，依照司马之法颁发兵器。按照师旅卒两的人数，确定所用兵器的多少。司戈盾掌管戈盾之类的物品并加以颁发。分发给使用的人。授予贰车戈盾，竖立乘车的戈盾，授予旅贲和虎士戈盾。军队行进时，兵车上不行式礼。这是崇尚威武，不崇尚恭敬。武车上飘扬着旌旗。武车也就是革辂车。取其竖立戈矛之意，便称为兵车；取其威猛之意，便称为武车。旌指车上的旗帜。绥指旌旗下垂舒展。凡军旅会同之时，编排车辆的队列，校正车乘的次序，配属车右之人。合、比、属，都是指依次安排、演习熟悉。战车也有队列编次。戎仆掌管驾驭戎车，掌管王的副车政令，端正车右的服饰。祭祀道路之神的礼仪如同玉辂车之仪。虎贲氏在王前后引导，以队列跟随。王出行时，率领虎贲武士前后护卫，即便是群体行进，也各有分工职守。旅贲氏掌管执持戈盾，夹在王车两侧疾行。左边八人，右边八人。车停下时便持住车轮。太仆则从左边驾车在前面开路，并协助王击鼓。王击一面鼓，太仆协助击其余的鼓面。

前方有水就举起青色旗帜，前方有尘埃扬起就举起画有鸣鸢的旗帜，前方有车骑就举起画有飞鸿的旗帜，前方有大批士众就举起画有虎皮的旗帜，前方有猛兽就举起画有貔貅的旗帜。载，指举起旗首以警示众人。按礼制，国君出行军队跟从，卿出行部众跟从。前导队伍举起这些旗帜，士众便知道前方有什么情况。所举旗帜各自依类象征。青，指青雀，一种水鸟。鸢鸣叫则天将起风，风起则尘埃扬起。取鸿雁飞行有序列之意。士师指众多士兵。取虎的威猛勇武之意。貔貅也是猛兽。《尚书》说"如虎如貔"。行军时，前方画朱鸟、后方画玄武，左边画青龙、右边画白虎，招摇星画在旗帜之上，使军队坚劲奋发，用这四种神兽作为军阵的标志，取象于天。急，犹如坚劲之意。缮读作劲。又在旌旗上画招摇星，用来激励军队的起居行止、坚劲勇猛，展现军队的威武愤怒，取象于天帝。招摇星位于北斗斗柄的顶端，主管指示方向。行进后退都有一定的法度。度指进击的步数。

挈壶氏掌管悬挂水壶来标示军中水井位置，悬挂马辔来标示宿营地，悬挂畚箕来标示粮仓所在。郑众说："悬挂水壶以标示军井，是说为军队打井，井打成后，把水壶悬挂在井上，让军中士众都能望见，知道下面有水井。壶是用来盛水的，所以用壶来标示水井。悬挂马辔以标示宿营地，也是把马辔悬挂在应当宿营的地方，让军队望见，知道应当在此宿营。辔是用来驾车、便于止宿的，所以用辔来标示宿营地。悬挂畚箕以标示粮仓，也是把畚箕悬

译挂在应当发放粮食的地方，让军队望见，知道应当在此下领取粮食。畚是盛粮的器具，所以用畚来标示粮仓。军中人多，车马纷杂喧闹，号令不能互相听清，所以各用相应物品作为标志，是为了省去繁琐、便于办事。"凡遇军事，悬挂水壶来计时，依次巡更敲击木柝。郑众说："悬挂水壶用作计时的漏刻，依次巡更，按次序交替敲击木柝以警戒防守。"郑玄认为"敲击木柝，是用两根木头互相敲击，在夜间巡行时使用的。"

到作战时，司马巡视军阵，视察战功而行赏罚。事指战功。如果军队获胜有功，主帅就左手拿着律管、右手握着钺，率领得胜的乐队献捷于社坛。功，即获胜。律管是用来听察军中声气的，钺是用来彰显将帅威严的。先，犹如引导之意。军中的欢庆之乐叫做恺乐。在社坛献上战功。所以城濮之战后，《春秋左氏传》说："奏着凯旋之乐进入晋国。"如果军队没有战功，主帅就头戴丧冠，捧护神主车返回。郑众说："厌指厌冠，是丧服的一种。军队战败就要用丧礼对待，所以秦穆公在崤山战败之后，《春秋传》记载：'秦穆公穿着素服在郊外等候，面向军队痛哭。'"郑玄认为："厌，指低垂的丧冠。奉，犹如护送之意。护送神主返回宗庙和社坛。"王亲自吊唁、慰劳士人和庶子，就由主帅辅助。军队战败，君王亲自吊唁士人、庶子中战死的人，慰劳受伤的人。庶子，指随军出征的卿大夫之子。也称作庶士。

汉朝建立后，设置南北军防备京畿之外，命令天下郡国选拔擅长开硬弓、能踏张强弩、材力过人、勇猛善战的人，组成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各部。常常在立秋后郊祀之礼结束时，在东门斩杀牲畜，用以进献陵庙，演习孙武、吴起的兵法六十四阵。每年十月，都要考核检阅骑兵，各有一定的员额。如遇敌寇警报，平地作战用车骑，山地险阻用材官，水泽江河用楼船。汉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认为军队的胜负取决于内部治理，有战事时便可以应对外敌，颇为效法周朝的司马法、齐国寄军令于内政的制度，也就是《管子》所说的寓兵于政。把百姓迁徙到边境，以此组建军队编制。汉元帝采用贡禹的建议，开始废除角抵戏。

后汉初年，立秋这天，郊祀之礼结束后，便开始扬威布武，在郊外东门斩杀牲畜，用以进献陵庙。这一仪式：皇帝乘坐戎车，驾白马、饰红鬃，亲自执弩射杀牲畜。牲畜用幼鹿。太宰令、谒者各一人，用获车装载猎物，驾着四匹马疾驰送往陵庙。返回宫中后，派使者带着束帛赏赐武官。武官演习军事，练习作战布阵之仪、斩牲之礼，名叫"貙刘"。士兵和军官都演习孙武、吴起的兵法六十四阵。演习结束返回时，公卿以下的官员排列在雒阳街道两旁，皇帝车驾到达时，公卿以下都行拜礼，天子下车，与公卿当面相识、观察颜色，然后返回宫中。古语说"在车下"，就是依照这时施行的礼节，汉代以此作为常制。

汉灵帝中平五年，因为天下黄巾贼起事，大规模征发四方兵马，在平乐观讲习军事、炫耀军威。任命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武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校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助军左校尉，冯芳为助军右校尉，谏议大夫夏牟为左校尉，淳于琼为右校尉。共八人，都归蹇硕统领。建起太坛，坛上竖立十二层五彩华盖，高十丈。坛的东北方建一小坛，也竖立九层华盖，高九丈。排列步兵骑兵数万人，结成营阵。天子亲自出宫检阅军队，驻扎在大华盖之下；大将军何进驻扎在小华盖之下。礼仪完毕后，皇帝亲自披甲、给马披上铠甲，自称"无上将军"，绕行军阵三圈，然后返回。

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有关官署上奏说："古代四季讲习武事。按汉朝西京继承秦制，其余三季不讲习武事，唯有十月检阅骑兵。如今战事还未平息

译，士众平素已经熟习军事，可以不必四季都讲习武事，只在立秋选择吉日，大规模检阅车马骑兵，称为阅兵。上合古礼之名，下承汉朝之制。"这年冬天举行阅兵，魏王曹操亲自手持金鼓来号令进退。

延康元年，曹丕继任魏王。这年秋天，在郊外阅兵，公卿担任司仪，魏王张开华盖，亲自手持金鼓的符节。

魏明帝太和元年十月，在东郊阅兵。

晋武帝泰始四年、九年，咸宁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天，都亲自登临宣武观，举行大阅，检阅各支军队。但不亲自号令进退。从晋惠帝以后，这一礼制便废止了。

东晋元帝下诏命令左右卫及各营教习军事，依照大习之仪。晋成帝咸和年间，下诏让内外各军在南郊校场演习军事游艺，因此那个地方就被称为斗场。此后各方镇守的桓氏、庾氏诸位方伯，也常常检阅演习，但朝廷本身并不主持此事。

宋文帝依照旧例演习各支军队，兼用汉魏的礼制。此后按时在宣武堂讲习军事。

后魏明元帝永兴五年，在九月十月之交，亲自举行貙刘之礼。孝文帝（原文作孝成帝）和平三年，趁着岁末举行大傩仪式，于是也炫耀军威武力。又制定新规，让步兵排列在南面，骑兵排列在北面，各自击打钟鼓，作为号令节度。步兵所穿的服装，分青、赤、黑、黄各色，作为不同部队的区分。盾牌、矛戟依次周旋回转变换，互相配合呼应。有飞龙腾蛇之类的变化，排成函箱阵、鱼鳞阵、四门阵，共十余种阵法。跪起前进后退，无不合乎节拍。演习完毕，南北两军都鸣响鼓角，众人齐声呐喊。各自派遣六千名骑兵将士来回挑战，步兵交替前进后退以相互抗拒攻击，南军败北军胜，作为盛大的观赏场面。此后成为常制。

北齐常在季秋时节，皇帝在国都之外讲习武事。有关官署先在原野上除草辟出场地，作为两军进退的节度场所。又在北边场地另设一座祭坛，皇帝的车驾停留在那里观看。于是命令将领教习士众演练战场上的阵法。凡是列阵，年少的排在前面，年长的排在后面。撤退时，则年长的在前，年少的在后。年长的手持弓箭，年少的手持旌旗。勇猛的手持钲鼓刀盾作为前列，战士次之，持槊的又次之，弓箭手排在最后。将帅先教士兵用眼睛观察，让他们熟悉旌旗指挥的意向和号令进退的含义，旗帜放倒就跪下。其次教士兵用耳朵听，让他们熟悉金鼓声响所表示的行止节度，击鼓就前进，鸣金就停止。其次教士兵用心记，让他们知道违犯军令受罚的痛苦、立功受赏的好处。其次教士兵用手，让他们熟习使用各种兵器的便利、战斗的准备。其次教士兵用脚，让他们熟习跪起动作以及在险峻泥泞地形中行走。开演前五天，都要在场地集合、整肃士兵，依照方位颜色竖起旗帜作为营门。中央场地及四角，都竖起五彩牙旗。参加讲武的人，各自在自己的部队集合。军鼓敲响一通，军士都严阵戒备。敲响二通，将士披挂盔甲。敲响三通，步兵各自排成直阵，等候号令。各位大将分别处在本军中，站立在旗鼓之下。有关官署陈设小驾卤簿，皇帝头戴武弁、乘坐革辂车，大司马披甲戴盔骑马，引导皇帝进入行殿。百官陪同排列。位置排定后，两军轮流充当客军和主军。先举行的为客军，后举行的为主军。依照五行相克的方法，排列阵势以相互应对。

隋炀帝大业七年，征讨辽东。各军将要出发时，皇帝驾临临朔宫，亲自授予作战部署方略。每军设大将、亚将各一人。骑兵四十队，每队一百人。每一百人设一面大旗。十队编为一团，每团设偏将一人。第一团，都穿青丝连缀的明光甲，铁质具装铠，佩青缨拂尘，竖立狻猊旗。第二团，穿绛丝连缀的朱犀甲，兽纹具装铠，佩赤缨拂尘，竖立貔貅旗。第三团，穿白丝连缀的明光甲，铁质具装铠，佩素缨拂尘，竖立辟邪旗。第四团，穿乌丝连缀的玄犀甲，兽纹具装铠，佩黑缨拂尘，竖立六驳旗。前部鼓吹一部：大鼓、小鼓以及鼙鼓、长鸣

译角、中鸣角等各十八件，棡鼓、金钲各两件。后部铙吹一部：铙两面，歌箫及笳各四件，节鼓一面，筚篥、横笛各四件，大角十八件。又有步兵八十队，分为四团，每团设偏将一人。第一团，每队授予青隼荡幡一面。第二团，每队黄隼荡幡一面。第三团，每队苍隼荡幡一面。第四团，每队乌隼荡幡一面。长槊、盾牌、弓弩以及铠甲毦饰等，都按照兵员人数配给。设受降使者一人，配给两匹马拉的轺车一辆，白兽幡和符节各一件，骑吏三人，车辐白从十二人。承受诏命负责慰问安抚，不受大将节制，作战列阵时则担任监军。

军队将要出发时，等大角号吹响一通，步兵第一团出营地东门，面向东列阵。第二团出营地南门，面向南列阵。第三团出营地西门，面向西列阵。第四团出营地北门，面向北列阵。四面阵势环绕营地，然后各团严整驾车列队。大角号吹响三通，铙鼓一齐擂动，骑兵第一团率先出发，各队之间相距十五步。其次是第二团。其次是前部鼓吹。其次是弓矢一队，共二百骑。竖立蹲兽旗，两张瓟槊，大将就在旗下。其次是备用马二十匹，其次是大角号手，其次是后部铙吹。其次是第三团，其次是第四团，其次是受降使者。其次及辎重、战车、散兵等，也各分四团。第一辎重出发，收拢东面的阵势，分成两路，夹道而行。第二辎重出发，收拢南面的阵势，夹道而行。第三辎重出发，收拢西面的阵势，夹道而行。第四辎重出发，收拢北面的阵势，夹道而行。亚将统领五百骑兵，竖立腾豹旗，殿后压阵。

到达营地后，第一团骑兵在东面列阵，第二团骑兵在南面列阵，鼓吹簇拥着大将军居中，勒马面向南方，第三团骑兵在西面列阵，第四团骑兵在北面列阵，合成方形阵势。四面朝外，步兵护卫辎重进入阵中，依次安营扎寨。营地安定后，四面列阵的骑兵引兵进入营中。亚将率领骁勇的骑兵巡逻侦察、督促巡查。安营的制度，用车辆在外围排列，中间设置马枪，其次布设兵幕，内部安置各种牲畜。事情办完后，大将、亚将等各自回到自己的牙帐。骑兵、步兵各队与军中的散兵，轮流分为两班，每五天更换一次。

于是每天派遣一军出发，相距四十里，连营依次推进。二十四天全部依次出发完毕。首尾相接，鼓角声互相听闻，旌旗绵延九百六十里。天子六军依次出发，两部前后分别设置，又绵延八十里。总计各路合起来共三十军，绵延一千零四十里。

各军都用帛做成腰带，长一尺五寸，宽二寸，上面题写本军的番号作为标志。皇帝御营之内的人员，包括十二卫、三台、五省、九寺，都分别隶属于内外前后左右六军，也各自题写本军番号，不得自称台省官员。从王公以下，直到士兵、奴仆，全都用帛做成腰带，缝缀在衣领上，名叫"军记带"。各军都配发数百面小旗，如遇需要传令联络往来的人，就手持小旗前行。不手持小旗而离开本军的人，别的军队一旦查验军记带发现不是本部的兵，就在当地将其斩杀。

大唐显庆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滍水南岸讲习武事，举行三驱之礼。皇帝在尚书台设置行帐以便观看。当时许州长史封道弘上奏说："后汉南郡太守马融曾在此地讲授《尚书》，因此这里得名。如今请求改名为讲武台。"皇帝准奏。显庆五年三月八日，又在并州城北讲习武事。皇帝登上飞阁，率领群臣临场观看。左卫大将军张延师担任左军，左右骁武等六卫、左羽林骑兵隶属于他；左武候大将军梁建方担任右军，左右威领武候等六卫、右羽林骑兵隶属于他。第一通鼓誓师，第二通鼓整队，第三通鼓交锋。左军排成曲、直、圆、锐等阵形，右军排成方、锐、直、圆等阵形。三次挑战，五次变换阵势，步兵后退、骑兵前进，五次交合后各自回归本位。许敬宗上奏说："张延师整肃而坚固，梁建方勇敢而锐利，都是良将啊。"皇

译帝说："讲习检阅军事，是居安思危之道。梁朝当年衣冠鼎盛，人才也很多，但侯景率数千人渡江，一朝之间便土崩瓦解。武备不可穷兵黩武，但也不可荒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武则天圣历二年，本想在季冬时节讲习武事，有关官署却延迟到孟春才举行。当时王方庆上疏说："谨按《礼记·月令》记载：'孟冬之月，天子命令将帅讲习武事，练习骑射、角力。'这就是说三季致力于农事，一季讲习武事，这本是君王的常事，也是居安思危之道。孟春之月，不可以用兵。兵，是干戈甲胄的总称。兵属金，金性克木，春天盛德在木，金气会损害盛德，逆反生发之气。'孟春如果施行冬令，就会造成水涝成灾，霜雪过重，头茬庄稼不能收成。'按蔡邕《月令章句》所说：'太阴之气休止，少阳之气尚且微弱，此时若施行冬令以引导水气，所以水涝到来而损害万物生长。霜雪过重，会使草木折损。太阴之气侵犯当令的阳气，便降雪结霜，所以损伤头茬庄稼。'种，指越冬的麦子。麦子在秋天播种，所以称为首种。入，指收成。因受严寒所伤，所以到了春天不能生长。如今《月令》所说的首种是指稷，不是麦子。如今孟春讲习武事，这就是施行冬令，是以阴气政令冒犯阳气，损害万物生发之德。臣担心水涝会损坏作物，霜雪会损害庄稼，越冬的麦子收成不好，就没有什么可以收获的了。请求推迟到明年孟冬再教习军事，以顺应天时之道。"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

先天二年十月十三日，在骊山脚下讲习武事。征调士兵二十万，戈矛剑戟、金甲耀眼，光照天地。在长川排成大阵，坐、起、进、退，都用金鼓之声来节制。玄宗亲自穿上戎装，手持大枪，站立在阵前。兵部尚书郭元振，因为有损军容仪节，被拘押在大旗之下，将要处斩。宰相刘幽求、张说跪在皇帝马前，进谏说："郭元振曾辅佐拥戴太上皇，对国家立有大功，虽然违反了军令，但不可加以刑罚。恳请陛下宽恕他。"于是皇帝赦免了他，把他流放到新州。给事中兼掌礼仪的唐绍，因为拟定军中仪节有过失，被处斩。皇帝对唐绍已经动怒，众人的情绪还是希望能宽宥他。恰逢右金吾将军李邈，急忙请求处斩唐绍。当时人们都为唐绍感到痛惜，而深深责怪李邈。不久皇帝下令罢免李邈的官职，从此终身被摈弃废黜。薛讷担任左军节度使。众人因为主帅郭元振和礼官唐绍获罪，各支部队的节制部署也颇为混乱失序，只有薛讷和解琬所率的军队没有乱动。皇帝派轻骑去召见薛讷等人，使者到了军营门口，都不能进入。仪式结束后，皇帝特意予以慰劳嘉奖。

命将出征　汉　魏　北齐　后周　隋　大唐

汉高祖当初做汉王时，建都汉中。将要出兵平定三秦，选择吉日，斋戒沐浴，设置祭坛场地，备齐礼仪，拜韩信为大将军。部署各路将领，向东出兵陈仓，收复秦地。

魏朝的旧例，派遣将领出征时，符节郎授予节钺，跪着为将领推动车毂送行。

北齐命将出征的仪式，太卜前往宗庙，用灼龟占卜，在宗庙授予鼓旗。皇帝陈设法驾，身穿衮冕，来到宗庙，向太祖神位行礼。遍告祖先完毕后，走下堂前台阶，引上将领上前，手持钺柄授予将领，说："从这里往上直到天空，由将军掌管。"又手持斧柄授予将领，说："从这里往下直到黄泉，由将军掌管。"将领接受斧钺之后，回答说："国政不可从外部干涉，军事不可从中枢遥控。臣既已受命，掌握了鼓旗斧钺的威权，希望陛下能给臣一句自主决断的许可。"皇帝说："只要有利于国家社稷，将军可以自行决断。"将领登车，载着斧钺出发。皇帝亲自为其推车过门槛，说："从此往外，全由将军掌管。"

后周的制度，大将出征时，派太祝用一只羊，祭祀所经过的名山大川。周明帝武成元年，吐谷浑侵犯边境。皇帝身穿

译戎装骑马，派大司马贺兰祥率兵讨伐。在太祖庙祭告，司宪捧钺，进献授予大将。大将下拜接受，再交给随从人员持握。仪式完毕后，出宫接受甲兵。

隋朝的制度，皇太子亲自领兵出征，以及将军出师，都要用一头公猪的血衅鼓，并都要祭告社稷宗庙。接受斧钺之后，不得返回家中住宿。开皇八年，晋王杨广将要讨伐陈朝，内史令李德林代理太尉之职，祭告于太庙。仪式完毕后，命有关官署在太社祭告。开皇二十年，太尉晋王杨广又北伐突厥。军队驻扎在黄河边，用太牢之礼、束帛之币祭祀轩辕黄帝，陈列甲兵，行三献之礼。

大唐的制度，依照开元礼的规定。

宣露布　后魏　隋　大唐

后魏每次作战获胜，想要让天下人都知晓，便把捷报写在丝帛上，挂在漆竿之上，名叫露布，这一做法从此开始。此后历代相沿施行。

隋文帝开皇年间，下诏命太常卿牛弘撰写宣读露布的礼仪。到开皇九年平定陈朝后，元帅晋王用驿马传送露布上报朝廷。兵部上奏，请求依照新礼行事。集合百官、四方使节等，一起前往广阳门外，穿着朝服，各自依照班列站立。内史令宣称有诏令，在场的人都行拜礼。宣读完毕后，行拜礼，起舞三次，再行拜礼后结束。

大唐每次平定荡除寇贼后，都要宣读露布。当天，守宫署事先估量设置群臣的座次。露布送到后，兵部侍郎捧着奏报皇帝。随即集合文武百官、四方使节到东朝堂，由中书令宣读，具体仪式如开元礼所载。武德元年十一月，秦王李世民平定薛仁杲，凯旋而归，在太庙献捷。武德二年五月，秦王击败宋金刚，收复并州故地，凯旋而归，在太庙献捷。武德四年七月，秦王平定东都，身披黄金甲，陈列铁甲马一万匹、披甲士兵三万人，用王世充、窦建德以及隋朝的车辇仪仗等器物，在太庙献捷。贞观四年三月，李靖俘获颉利可汗，在太庙献捷。永徽元年九月，高侃擒获车鼻可汗，在太庙献捷。

通典卷第七十七　礼三十七　沿革三十七　军礼二

天子诸侯大射　乡射　三月三日　九月九日射附　周　汉　晋　宋　北齐　大唐

自从黄帝拥有天下，建立万国以来，一直到夏、商，再到周朝，虽然各代相互吞并灭亡，但没有改变旧有的规制。周朝初年的诸侯国，尚有一千八百个，因此崇尚三射之制，设立五善的名目，以此选拔士人，也以此分封诸侯，其本意在于制敌取胜，实际上寄寓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周朝衰落后，礼制大多散失，加上秦朝焚毁经典文献，天子的礼制已无从知晓，只留下诸侯的礼制两篇而已，确实与现今不同。以下大致保存古代的制度。

周朝的制度，天子举行大射礼时，天官所属的司裘供应武侯、熊侯、豹侯三种箭靶，并设置靶心。武侯，是王亲自射的靶。熊侯，是诸侯所射的靶。豹侯，是卿大夫以下所射的靶。崔灵恩说："如果有两位先王的后代助祭，那么天子就与他们一同射箭。如果当时没有，就与诸侯一同做搭档。"夏官所属的射人以射礼来治理射仪。王用六对射手射三种箭靶，靶各有靶获、容侯，用《驺虞》为乐曲，九节，箭靶设五种正色。诸侯用四对射手射两种箭靶，靶各有靶获、容侯，用《狸首》为乐曲，七节，箭靶设三种正色。孤卿大夫用三对射手射一种箭靶，靶有靶获、容侯，用《采蘋》为乐曲，五节，箭靶设两种正色。士用三对射手射豻侯，靶有靶获、容侯，用《采蘩》为乐曲，五节，箭靶设两种正色。三侯，就是设五正、三正、二正的箭靶。二侯，就是设三正、二正的箭靶。一侯，就只设二正而已。这些都是与宾客在朝廷上行射礼的礼制。《考工记·梓人》职文说："张设五彩的箭靶，那么远方的诸侯国就会来归附。"远方的国家，是指前来朝见的诸侯。五彩的箭靶，就是设五种正色的箭靶。正，是端正之意，射箭的人内心志向端正，

译才能射中。画五正之靶，中心为朱色，其次为白色，再次为苍色，再次为黄色，玄色在最外层。三正的靶，去掉玄色和黄色。二正的靶，去掉白色和苍色，只用朱色和绿色来画。靶心之外的宽度，都占据靶面的三分之一，中心宽二尺。如今儒家学者说"四尺叫做正，二尺叫做鹄"，认为鹄是用皮革做的，大小如同正，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豻，指胡人所养的犬。士与士行射礼，用豻皮来装饰箭靶，这是比大夫低一等的礼制。大夫以上与宾客行射礼，用云气图案装饰箭靶，用的色彩各如其正色的规定。九节、七节、五节，是指演奏音乐作为射箭节拍的差别。所谓节，指的是箭靶间距离的数目。《乐记》说："明白其中节拍的意义，不失误其中的礼仪，那么功业就能建成、德行就能树立。"豻音岸。如果是王举行大射礼，就用狸步来丈量、张设三种箭靶。郑司农说："狸步是指举一次脚为一步，相当于现在的半步。"郑玄认为狸是善于捕猎的动物，行走时会停下来估量距离，一旦出击必定能捕获猎物，因此用它来量度箭靶的距离。侯道，是各自以弓的长度为丈量单位。九节，是九十弓的距离；七节，是七十弓的距离；五节，是五十弓的距离。弓的下等规制，长六尺。《大射礼》说"大侯九十弓，参侯七十弓，豻侯五十弓"，说的就是这个。三侯，是司裘所供应的虎侯、熊侯、豹侯。列国诸侯举行大射礼，也张设三种箭靶，数目与天子相同。大侯，就是熊侯。参读作糁。糁，是杂糅之意。所谓杂，是指用豹的图案做靶心、用麋鹿皮做装饰，这比天子所用的大夫等级要低一等。冬官《梓人》职文说，箭靶的宽度与高度相等，把宽度分为三等份，靶心占其中一份。崇，指高度。方，犹如相等之意。高与宽相等，说的是箭靶的中心部分。大射礼用皮革装饰箭靶。天子的射礼，以九为节度，箭靶的距离：虎侯九十弓，熊侯七十弓，豹麋侯五十弓。箭靶中心的大小，取决于箭靶的距离。《乡射记》说"每二寸弓作为箭靶中心的宽度"，那么天子的九十弓，靶心宽一丈八尺。七十弓的，靶心宽一丈四尺。五十弓的，靶心宽一丈。尊卑等级不同，这个数目已经很明确了。靶心宽一丈八尺的，靶眼方六尺。靶心宽一丈四尺的，靶眼方四尺六又三分之二寸。靶心宽一丈的，靶眼方三尺三又三分之一寸。天子举行宾射礼，用五彩之靶，靶的外围宽度如同靶眼，内层宽二尺。五彩，指朱、白、苍、黄、黑五色，箭靶的装饰，又用五彩画出云气的图案。所谓五彩之靶，就是设五种正色的箭靶。它的宽度都占靶心的三分之一，中心宽二尺。既然如此，那么设五正的靶心，宽六尺，朱色部分宽二尺的话，那么其余四种颜色各占五寸。又在正色之外，用云气图案作装饰，其宽窄也如同大射礼用皮革装饰的方法。上部两旁与主体宽度之比为三比一，下部两旁则是上部两旁的一半。读如齐人所说的"搚公干"的"干"字。上下两部分都叫做"舌"。身，即靶身。《乡射礼记》说："靶心的宽度加倍作为靶身的宽度，靶身的宽度加倍作为左右两侧'舌'的宽度，下部的'舌'是上部'舌'的一半。"照此推算，九节之靶，靶身宽三丈六尺，上部'舌'共宽七丈二尺，下部'舌'共宽五丈四尺。它的制法，靶身夹在中间，两侧夹着靶身的，在上下各占一幅，这种箭靶总共要用布三十六丈。所谓"上部与靶身之比为三"

译明面上占十分之一，上面则是下面的两倍，这也是下半侧上出的部分。有人称之为"舌"，是取其伸出而分居左右之意。射侯的制作是上宽下窄，是取象于人的形状。张开双臂宽八尺，张开双足宽六尺。上纲与下纲伸出舌的部分各为一寻，用縜系住。纲，是用来把侯系在木架上的绳子。上下都伸出一寻，也是取人张开手足时关节的比例。郑众说："纲,是连接侯的绳子。縜，是笼罩纲的绳子，舌用来维系侯。"縜读音为"云"。凡是侯：天子用熊侯，白底；诸侯用麋侯，赤底；大夫用布侯，画上虎豹；士用布侯，画上鹿豕。这些叫做兽侯，燕射时张设。白底、赤底，都是指侯的底色。不加色的，就是白布。熊、麋、虎、豹、鹿、豕，都是正面画出其头部形象于正鹄所在之处。国君所用的画一个，臣子所用的画两个，这是取阳数为奇、阴数为偶的道理。燕射时射熊、虎、豹，是不忘上下相犯之戒；射麋、鹿、豕，是志在君臣相养之义。画的是这些兽类的毛色形状。天子射熊，熊是巧猛之兽,是侯人的象征，天子德行盛大,能使巧猛之人归服。诸侯射麋，麋，就是"迷"的意思，象征臣子有所迷惑,其君主应当诛戮他。卿大夫射虎豹，是因为他们应当为国君抵御四方的祸难，表示能使猛害之人归服。射鹿、豕，是因为它们吃人的庄稼，士的身份卑微,只是为了除害而已。夏官司弓矢掌管六弓、四弩、八矢的制度。仲春献上弓弩，仲秋献上矢箙。弓弩在调和之时制成，矢箙在坚固之时制成。箙，是盛矢的器具，用兽皮制成。到颁发弓矢的时候，王弓、弧弓授给射甲革、椹质的人，夹弓、庾弓授给射豻侯、鸟兽的人，唐弓、大弓授给学射的人、使者、勤劳者。王、弧、夹、庾、唐、大这六种，是弓的形制不同的名称。往体少、来体多的，叫王、弧。往体多、来体少的，叫夹、庾。往体来体相当的，叫唐、大。甲革，就是皮革做的甲。《春秋传》说："蹲甲而射之。"质，就是"正"。树立椹木作为射的靶正。射甲与射椹，是用来试弓习武的。射豻侯五十步，以及射鸟兽，都属于近射。近射用弱弓，那么射大侯的人用王弓、弧弓,射三侯的人用唐弓、大弓。学射的人用中等强度的弓，以后随着熟练情况调整强弱就容易了。使者、劳者用的弓也是中等强度，远近都可以用。劳者，是指为王事勤劳、如晋文侯、晋文公那样受到王弓矢赏赐的人。这些人所用的矢箙都跟随其所用的弓而定。是跟随弓的数量而定。每张弓配一箙、一百支箭。凡是弩，夹弓、庾弓有利于攻守，唐弓、大弓有利于车战、野战。攻城和守城的双方相距很近，用弱弩发射速度快。车战、野战时进退变化，不用强弓就赶不上。弩没有王、弧这两种，因为王弓、弧弓常常上着弦,往体少的弓,会使箭发出不快。凡是箭，枉矢、絜矢有利于火射，用于守城、车战。杀矢、鍭矢用于近射、田猎。矰矢、茀矢用于弋射。恒矢、庳矢用于散射。这八种箭，弓和弩各占其中四种。枉矢、杀矢、矰矢、恒矢，是弓所用的。絜矢、鍭矢、茀矢、庳矢，是弩所用的。枉矢，取名于变异之星，飞行时带有光亮，就是如今的"飞矛"，也有人称之为"兵矢"。絜矢与它相似。这两种都可以缚上火来射，用于射敌、守城、车战。箭头较重，箭尾稍轻，飞行速度快。杀矢，是说射中就能致死。鍭矢与它相似，"鍭"的意思是"候"（伺察）。这两种都可以用来伺机射击靠近的敌人及禽兽。箭头特别重，射入很深，但不能射得很远。在箭上系上丝绳的叫"矰"，"矰"是"高"的意思。茀矢与它相似，"茀"的意思是"刜"（击杀）。这两种都可以用来弋射飞鸟，将它们击落。箭头较重，箭尾又稍轻，飞行时不会低垂。《诗经》说"弋凫与雁"。恒矢，是平时安居所用的箭。庳矢与它相似。这两种都可以用于散射，就是指礼射和习射。箭头箭尾均衡，飞行平稳。凡是箭的制式：枉矢一类，分五份，箭头占两份，箭尾占三份。杀矢一类，分三份，箭头占一份，箭尾占两份。矰矢一类，分七份，箭头占三份，箭尾占四份。恒矢一类，前后适中平衡。"订"读音为"亭"。"輖"读音为"轾"。天子的弓合起来九张成一圆规，诸侯合七张成一圆规，大夫合五张成一圆规，士合三张成一圆规。弯曲的叫做劣弓。这是弓体往来弯曲程度差异所致。往体少、来体多，合起来的数量就多；往体多、来体少，合起来的数量就少而且更圆。"弊"就如同"恶"（不好）。弯曲的是不好的,那么笔直的就是好的了。

译」何熊认为：「二节，阴阳升降之极，会通交代之日。二气既接，刚柔始分。君子远慎诸物，近慎诸己。在冬欲静，在夏无躁。百官静事，无刑以定。寝鼓息兵，其宜合同。」张俣说：「冬夏二至，谨慎小心并没有什么不同。《左传》说：『凡是分至启闭，一定要记录云物，是为了防备灾异的缘故。』所看重、所谨慎的地方，就在于此。《周礼》说『太仆掌管协助君王击鼓，救助日食月食也是这样』。《左传》又说『月食也是这样』。又说『不是日食月食的灾异就不击鼓』。这些都是正统的经典依据。白昼变长就要庆贺，这是君父之道。臣下向上庆贺、聚会，是使情谊与节令相交融。白昼变短就不庆贺，这是臣子之道

译。击鼓是用来惊动众人的，因此冬至、夏至这两个节气，无论是迎接还是送别，都同样要停止击鼓。」刘泓认为：「停止击鼓的说法不见于经传，或许是从汉代兴起的。日食是阴气过盛，击鼓是为了帮助阳气，那么冬至也应当帮助阳气，不应当停止击鼓。」于瓒又说：「按照汉朝的制度，有冬至断绝政务、不处理政事的条文，却没有关于夏至的规定。由此推断，夏至不应当停止处理政事。」郑瑶说：「探究冬至停止击鼓的含义，虽然没有正式的经文记载，恐怕也是有缘由的。上天的德行，看重生养、厌恶杀伐，冬至时少阳刚刚萌发，是万物萌芽的开端，想要让君王不巡视四方，这是泰卦顺应而动的象

译征，用来顺应至道，因此不去巡视四方之事，又怎么能够击鼓呢？后代拟议在冬至停止击鼓，并不是为了帮助阳气。夏至时少阴刚刚兴起，肃杀之气自行兴发，否卦剥卦的征兆将要到来，重大的忧患将要来临，应当敲响鼓声、打开关卡，兴兵警戒军旅，向四方发布命令，昭告那些悖逆的征兆，用来遏制小人正在滋长的祸害。冬至、夏至这两个节气的含义，泰卦否卦的道理不同，喜庆和忧戚有所不同，停止击鼓的做法，不应当相同。如果说因为夏至是世俗之人所看重的节日，文武百官可以休息一天，那也不可以提前三天、延后三天，与冬至相等同。」

马政（马祭附）——周、隋、大唐

周朝的制度，夏

译官校人掌管王室马匹的政令。（政，是指区分选择饲养、驾乘马匹数量的等级。《月令》说「颁布马政」。）天子设有十二个厩闲，马分六种：种马、戎马、齐马、道马、田马、驽马。（种，是指最优良、外形像母马的马。）依次分等级配用：玉辂由种马驾驶，戎辂由戎马驾驶，金辂由齐马驾驶，象辂由道马驾驶，田辂由田马驾驶，驽马供宫中的杂役使用。诸侯之国设六个厩闲，马分四种。大夫之家设四个厩闲，马分二种。（这是等级递减的差别。每一厩就是一闲。）诸侯有齐马、道马、田马。（家，是指大夫，只有田马。）各设一闲。至于驽马，则都分为三个等级。凡是颁赐良马，就饲养驾乘它们

译。每一乘马配一师四圉。三乘马为一皁，一皁配一趣马。三皁为一系，一系配一驭夫。六系为一厩，一厩配一仆夫。六厩合成一校，校分左右两部分。驽马的数量是良马的三倍。（丽马一圉，八丽配一师，八师配一趣马，八趣马配一驭夫。良，是善的意思，善马是指驾五辂的马。趣马、驭夫、仆夫，都是统帅之名。趣马是下士，驭夫是中士，仆夫则是上士。从乘马到厩，其数量共二百一十六匹。这是取法《易经》乾卦为马之象，与乾卦之策数相应。到了"校"这一级发生变化而称为"成"，说明六种马各占一厩，而王室的马匹初步齐备。校分左右，那么一种良马就有四百三十二匹，五种良马共计二千一百

译六十匹。驽马是良马数量的三倍，就是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五种良马加一种驽马，共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这样王室的马匹才算完全齐备。《诗经》说「骒马和牝马共三千匹」，这大概就是指王室马匹的总数吧？丽，是配对的意思。驽马从圉到驭夫，马匹总数是一千零二十四匹，这与良马数量三倍的说法不相符，「八」都应当是「六」的字误。这样师十二匹，趣马七十二匹，驭夫就是四百三十二匹了。趣，读音是「仓走」反切。）趣马掌管协助校正良马，并调剂它们的饮食，区分它们的六个等级。（赞，是辅佐的意思。简，是区分等级的意思。节，是衡量标准的意思。是指区分选择王室的马匹分为六

译个等级。）巫马掌管饲养患病的马匹，驱使并医治它们，会同兽医用药物治疗马的疾病，向校人领取治疗所需的钱财。（乘，是指驱赶马匹奔跑来引发它的病症，知道病痛所在之处才加以治疗。）牧师掌管牧马之地，都设有禁令并颁布施行。孟春时节焚烧牧场，（焚烧牧场之地，是为了清除旧草、使新草生长。）仲春时节让马匹交配。（仲春，是阴阳二气交合、万物生长的时节，可以让马匹的公母交配。按照《月令》：「季春时节就让公牛与母牛、公马与母马交配，让母马在牧场自由交配。」）马质掌管评定马匹，衡量马分为三种：一是戎马，二是田马，三是驽马，都有相应的物色等级和价格。（这

译三种马，是买来供官府使用的，没有种马之称。都有物色和价格，是说都有相应的毛色特征以及价钱。）凡是从有关官员那里领受马匹的，要登记它的年龄、毛色和价格。马匹如果死亡，在十天以内的，予以更换；超过十天的，只将死马的耳朵作为凭证呈交，按照原来的价钱赔偿；超过十天以外死亡的就不再赔偿。（十天以内死亡的，按照年龄、毛色和价格来赔偿，这是因为领受的时日尚短，是饲养不善的缘故。超过十天死亡的，只交入马耳，按照毛色赔偿，而不按年龄和价格赔偿，这是因为使用它超过了它所能承受的负荷。）其外……

译否则，超过十天、到二十天以外就死了的，不能算是可用之才，但这不是使用者的过错。春天祭祀马祖，并拘管小马驹。马祖，就是天驷星。《孝经说》说："房宿是龙马之象。"郑众说："拘管马驹，是不让它靠近母马，也就是'攻驹'的意思。两岁的马叫驹，三岁的马叫駣。"郑玄说："执，就是拘束的意思。春天是马发情交配的时候，马驹还幼弱，血气未定，怕它们被交配所伤害。"

夏天祭祀先牧，分发马匹，阉割公马。先牧，是最早开始养马的人，此人是谁已不可考。夏天交配之后，阉割公马，是因为它们踢咬乱跳，不能骑用。郑众说："攻特，就是骟马。""騬"读音同"缯"。

秋天祭祀马社，考核选拔驭手。马社，是最早骑马的人，《世本》记载说："相土发明了骑马。"郑众说："臧仆，是指选拔训练驭手，使他们都精熟善驭。"郑玄说："仆，是驾驭五辂之车的仆役。"

冬天祭祀马步，进献马匹，训练驭夫。马步，是一种神，是给马带来灾害的神。献马，是把训练成熟的马展示给天子看。驭夫，是驾驭贰车、从车、使车的人。讲，就是操练熟习的意思。

至于祭祀大泽，则用仲月的刚日。甲、庚、丙、壬、戊为刚日，乙、丁、辛、癸、己为柔日。

译仆人和射人平常都是协助整理君王的服饰和位置的。

刚驾崩时，太仆击鼓警戒，将消息传达到四方。内宗负责安排哭丧的次序，依次安排内外宗族及命妇哭祭君王。外宗安排朝夕哭丧的内外人员次序，内宗安排内外宗族及外命妇。世妇负责考核内外命妇早晚哭丧的情况，对不恭敬的人加以呵斥惩罚。（"呵"，就是谴责的意思。）小宗伯把丧服丧冠的式样悬挂在路门之外。太仆负责把丧礼首服的规定悬挂在宫门。（首服的规定，是指免、髽、笄、总等丧服首饰的宽窄长短的尺寸。把这些规定的文书悬挂在宫门，昭示四方。）

三天后，祝官先穿丧服持杖；（因为祝官协助含殓，最先劳苦，所以先服丧持杖。）五天后，官长穿丧服持杖；（"官长"，是指大夫、士。）七天后，国都中的男女穿丧服持杖；（指庶人。）三个月后，天下的人都穿丧服持杖。（指诸侯的大夫。）

孔颖达

译说："服，是指持丧杖。祝官协助含殓，最先劳苦，所以最先持杖。既然说祝官持杖服丧，那么孝子也在三天后持杖。'五天后官长持杖'，是指大夫、士。'七天后国都中的男女持杖'，是指京畿以内的百姓以及在官府任职的庶人。'三个月后天下的人持杖'，是指诸侯的大夫。距离近的人不必等到三个月，这里是根据距离远的情况来说的。"

宫正负责分配庐舍，区分亲疏贵贱之人各自居住的地方。（"庐"，是指倚庐；"舍"，是指垩室。关系亲近、地位尊贵的人住倚庐，关系疏远、地位低下的人住垩室。）

《汉旧仪》说："高帝驾崩三天后，在室内窗下小殓。制作栗木神主，长八寸，前方后圆，周长一尺，放置在窗中，面朝外，里面张挂绵絮来遮挡外面，用四根粗如手指、长三尺的白木，缠上白色的皮革，分四方放置在窗中，神主居于其中央。七天后大殓入棺，用黍米饭和

译羊肩肉在窗中祭祀。已经安葬后，收回神主。制作木匣，收藏在宗庙太室中西面墙壁的坑穴中。"

皇帝刚驾崩时，朝臣称他为"大行皇帝"。《风俗通》说："民间说法认为《易经》称四海为家，天子虽然定都在两京，但也要巡行到各方名山，文书上称为'行在'，这是因为以'行'字为说辞的缘故。天命有终结的时候，一去不返，所以称为大行。天子刚驾崩，棺木还在停殡，太子已经即位，生死存亡有所区别，不能只称皇帝。还没有确定谥号，所以称为大行皇帝。'宫车晏驾'一语，本是周康王有一次早朝起得晚了，诗人深深地讽刺他；如今借用来指驾崩停殡，就称为晏驾。"他的丧葬仪式，没有留下记载。

魏国孙毓说："《礼记》中告丧时说'登遐'，这是报丧的说辞。有人说'大行'的称呼，起源于汉朝。《汉书》说'大行停在前殿'，又说'大行没有留下遗诏'，这些说

译法就不是报丧的说辞了。按谥法的说法，大德大行的人得到大的谥号，小德小行的人得到小的谥号。刚驾崩还没有确定谥号，而继位的皇帝已经确立，臣下所用的称呼应当有所不同，所以称他为大行，是说他有大的德行，必定会得到与之相称的大谥号。"

汉文帝的遗诏说："命令天下的官吏百姓，诏令到达后，出来哭丧三天，然后都脱去丧服。（具体见丧期篇。）不要禁止娶妻、嫁女、祭祀、饮酒、吃肉。凡是应当参与丧事、穿丧服哭丧的人，都不必赤脚。丧服的绖带不要超过三寸。不要用布装饰丧车，也不要陈设兵器。"应劭说："不要用布来装饰车子和陈设兵器。"服虔说："不要设置轻车和披甲的士兵。"

不要征发百姓到宫殿中哭丧。霸陵的山川依照原来的样子，不要有所改动。应劭说："依傍山体作为墓藏，不再另外起坟，山下的河流不加以堵截，就用那条河的名字来作

译为陵墓的名号。"

"把夫人以下直到少使等级的宫女都遣送回家。"应劭说："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等级，都要遣送回家，是为了慎重地避免绝灭人的天性。"

命令中尉周亚夫担任车骑将军，属国都尉徐悍担任将屯将军（颜师古说："掌管屯兵以防备意外。"），郎中令张武担任复土将军（如淳说："主管挖掘墓穴、填土埋葬的事务。"颜师古说："'穿圹'，是指挖出泥土、放下棺木。埋葬完毕之后再把土填回去，又用来做成坟丘，所以称为'复土'。'复'，就是返还的意思。"）征发附近各县的士卒一万六千人，征发内史所辖地区的士卒一万五千人，营造墓室外郭、挖掘及填土的事务，都归属张武将军管理（颜师古说："就是张武。"）赏赐给诸侯王以下直到孝悌力田等各级人员的金钱布帛，各有一定的数目。

每逢天子即位的第二年，将作

译大匠就开始营建陵地，占地七顷，其中墓穴方形部分占地一顷。深十三丈，堂坛高三丈，坟丘高十二丈。

汉武帝的坟高二十丈，墓室高一丈七尺，四周宽二丈，里面是梓木棺材、柏木黄肠题凑，依次排列百官陪葬的物品直到完毕。墓室设置四面相通的羡门，可容纳大车和六匹马，都收藏在内方之中，外面设有登车用的石阶。外方竖立好后，先关闭剑户，户内设置夜龙、莫邪剑、埋伏的弩机，设置埋伏的火器。陵墓营建完毕后，剩余的地方作为西园后陵，其余的地方赐给婕妤以下的妃嫔，再往下依次赐给亲属功臣。（注解：）"题"，是指木头的头部。"凑"，是指把木头的头部朝向内侧，用来使结构牢固。"便房"，是墓藏中供便坐的地方。

皇帝身体不适时，太医令、太医丞率领医官进宫，进献适宜的药物。尝药监、近臣中常侍、小黄门都要先尝药，尝过量的十二分之一。公卿

译朝臣不间断地问候皇帝的起居。太尉向南郊告祭祈请，司徒、司空向宗庙告祭祈请，向五岳、四渎以及各类祭祀对象告祭，都是为了祈求福佑。病情加重时，公卿再次按礼制行事。

皇帝驾崩后，皇后下诏命三公主管丧事。百官都穿白色单衣，戴白色头巾而不戴冠。关闭城门、宫门。近臣中黄门手持兵器，虎贲、羽林、郎中署都严密地担任宿卫，宫中官府各自加强戒备，北军五校绕着宫城屯驻兵马，黄门令、尚书、御史、谒者昼夜巡视布防。三公察看皇帝的手足肌肤是否如常依照礼制进行。皇后、皇太子、皇子按礼制哭踊。为遗体沐浴按礼制进行。守宫令与东园匠率领女官执事人员，用黄绵、橘红色丝绸、金缕玉衣等按照旧例装殓。

《汉旧仪》说："皇帝驾崩后，口中含珠，用橘红色丝绸缠裹十二层。用玉片做成短袄，形状如铠甲，连缀缝合，用黄金线缝制。腰部以下用玉片做成小

译札，长一尺，宽二寸半，做成玉匣，一直到脚部，也用黄金线缝制。用各种衣衿装殓遗体。凡是皇帝乘舆用过的衣服，凡是穿戴过的，就收藏起来，驾崩后都用来装殓。"

"饭含"仪式用珠玉，依照礼制进行。《礼稽命征》说："天子的'饭'用珠，'唅'用玉。"放置冰盘依照礼制进行。大盘宽八尺，长一丈二尺，深三尺，内部漆成红色。百官在殿下哭丧。这天夜里，颁下竹使符，通告各郡国的二千石官员和诸侯王。应劭说："凡是颁发给郡国太守、国相的竹使符，都用五支竹箭，长五寸，用篆书刻上第一到第五的编号。"张晏说："符是用来代替古代的珪璋，是从简便的角度考虑的。"竹使符送到后，郡国官员都伏地痛哭，尽情表达哀思。汉朝旧制，调发军队都用铜虎符，其余的征调，只用竹使符就可以了。符节的编号相合，就是重大的凭信。

译容衣礼毕之后，群臣本应还在帐中，是否照常安排值卫护驾之人？」王肃回答说：「按礼制本不应墓祭，而汉朝却在正月上陵祭拜。神座设在西边墙边，面朝东方，百官及主管钱粮户籍的计吏在灵前禀告各郡的谷价、百姓的疾苦，是想让先帝的魂灵得知这些情况。当时蔡邕认为『礼中有些繁琐之处却不可废去，侍奉死者应如同侍奉生者一样』，何况如今并没有禁止值卫护驾的规定，这正合于像侍奉活人一样侍奉死者的道理。可以让群臣在门内相见，行礼完毕后进入帐中，临哭之时才脱去丧服。」

译晋朝尚书问道："如今大行皇帝驾崩于含章殿，梓宫安放在哪座殿合适？"博士卞搉、杨雍议论说："臣子尊敬自己的君父，必须以正礼安置，以尽孝敬之心。如今太极殿，是古代的正寝，梓宫应安放在太极殿，依照周人殡于西阶的礼制。"又问："既殡之后，另外供奉下室的祭馔，早晚更换，各项应设的祭品，朔望所用牲牢，应如何施行，请依礼具体回答。"卞搉、杨雍议论说："按礼制，天子每日用少牢，每月初一用太牢。丧礼中下室的祭馔，如同平常一样，应随生前御膳早晚常用的food。朔望则设奠，用太牢齐备的祭品。"又问："按景帝旧例，在九龙殿上东厢设倚庐。如今皇帝的倚庐是否应设在太极殿？诸王的庐又应设在何处？"权琳议论说："按《尚书·顾命》，成王驾崩，康王居于翼室。先儒说'翼室就是路寝'。如今应在太极殿上设庐，诸王应各自在自己所居之处设庐，早晚就位哭临。"

按礼制，天子七月而葬。新的议论说："礼制中没有用吉驾、模仿生前仪饰的规定，四海停止音乐，怎能脱去缞绖而穿上玄黄黼黻之服呢！即便对于神明而言，这哀痛质朴之心也已不相称了。应当废除鼓吹吉驾卤簿。"孙毓反驳说："《尚书·顾命》记载，成王刚刚驾崩，遗命传下，礼仪器物权且用吉礼。又按礼制，占卜宅兆时要穿朝服。以此推知，无不用吉服的道理。又，巾车装饰遣车，等到下葬时，执华盖跟从，方相氏穿玄衣朱裳，这些都是卤簿制度所依据的出处。如今的吉驾，也是仿效生前之义，凶服可以废除。鼓吹用吉服，可以设置而不奏乐。"挚虞说："按汉魏旧例，将要下葬时，设置吉凶卤簿，都配有鼓吹。新礼中没有吉驾导从的文字规定。我按礼制考察，下葬时有祥车空着左位的规定，这就是如今的容车。《春秋》记载郑国大夫公孙虿去世，天子追赐大辂，让他用以行礼。又《士丧礼》中，有道车、乘车，用以仿效生前情形。这些都兼有吉驾的明文规定。既然有吉驾，就应当有导从。应当在新礼中规定设置吉服导从，那凶服鼓吹则应当废除。"

铭旌上建太常旗，画上日月星辰。杜预说："九仞高，旒垂到地。"这是杜元凯《丧服要集》中说的。遣车改用轝床举载。祭奠所用器具及随葬器物，都覆盖以白色绢帛。

东晋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驾崩。诏令外官每五日入宫哭临一次，内官每日早晨入宫哭临一次而已，过了葬礼、虞祭完毕后就停止。有关部门奏请，在大行皇后陵墓所在处修建凶门柏历门，命名为明阳端门。诏令说："门按所奏处理。凶门柏历，太过繁琐费用，停止修建。"按蔡谟的说法，用两个瓦器盛放刚死时的祭品，系在木上，用苇席包裹，放置在庭院中，靠南的位置，名叫"重"，如今的凶门就是它的象征。按礼制，虞祭之后才制作神主，如今还未下葬，还没有神主，所以用"重"来代替。礼书称之为"主道"，就是这个意思。范坚又说："凶门不合礼制。礼制中有悬重的做法，形状像凶门。后人把它放置在门外以表示丧事，习俗于是流行开来。簿帐，就是古代吊幕之类的东西。"这时，又下诏说："幽深的地下，怎能崇尚装饰？陵墓中只需清扫干净即可。"有关部门又奏请，依照旧例选拔公卿以下六品官员的子弟六十人担任挽郎，诏令又停止了这项做法。

刘宋崔元凯《丧仪》说："铭旌，就是如今的旐旗。天子用一丈二尺，都竖立跗座插在墓圹中。遣车九辆，是指用草结成马形，用泥做成车形，用粗布做车帷，四面有遮挡，放置在墓圹四角。用来载运遣奠的牲肉，斩取骨骼腿骨，每辆车各载一枚。"

陈朝永定三年七月，武帝驾崩。尚书左丞庾持说："晋宋以来，皇帝大行丧仪，未行祖奠前一日，要祭告南郊、太庙，奏请定谥号。梓宫将要登上辒辌车时，侍中呈上奏版，此时已称某谥皇帝。遣奠时，在台阶下举行，正当此时，才宣读哀策。可是前代的策文，仍然称大行皇帝，请予以明确考订更正。"国子博士、掌管礼仪的沈文阿等人

译认为："应劭《风俗通》记载，先帝谥号尚未确定时，臣子称之为大行，用以区别嗣位之君。近来查考梁朝仪制，自梓宫将登辒辌车起，奏版上都称某谥皇帝登辒辌车。我认为如今祖祭已经奉上谥号策文，哀策既然是在庭中举行的遣祭时宣读，就不应仍称大行。而且哀策用篆书书写，藏于玄宫之中，请依照梁朝仪制，以传于后世。"皇帝下诏批准。

大唐贞观九年，高祖驾崩。诏令制定山陵制度，命令依照汉长陵的旧例，务必崇尚厚葬。当时期限紧迫，工役劳苦疲敝。秘书监虞世南上密封奏疏说：

臣听说古代圣明的帝王之所以实行薄葬，并非不想用崇高光明、珍宝异物来厚待双亲，然而仔细考虑，坟墓高大、珍宝齐备，这恰恰成为拖累先人的祸患，并非孝道。因此他们深思远虑，安于俭朴薄葬，以此作为长久万代的打算，割舍常情来确定丧葬制度。

从前汉成帝营造延陵、昌陵二陵，制度极其厚重，耗费的功力财物很多，谏议大夫刘向上书说："孝文帝居于霸陵时，凄怆悲伤，回头对群臣说：'唉！用北山的石头做椁，用麻絮和着漆填塞其间，难道还能被撬动吗！'张释之进言道：'假使墓中有引人贪图的东西，即使把南山都封锢起来，也还会有缝隙；假使墓中没有引人贪图的东西，即使没有石椁，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死去的人是没有穷尽的，而国家却有兴废，张释之所说的，是为长久之计考虑。孝文帝为此醒悟，于是实行薄葬。"

又按汉代的法度，君主在位时，将天下贡赋分成三份，其中一份用于修建山陵。汉武帝在位年岁长久，等到下葬时，陵墓中已容纳不下更多的随葬品。霍光不明白治国大体，奢侈过度。此后到更始帝败亡之时，赤眉军攻入长安，破坏茂陵掠取财物，仍不能取尽。无故聚敛百姓财物，作为盗贼所用，实在毫无道理。

魏文帝在首阳山东面修建寿陵，制定终身丧制，其大略说："从前尧帝葬于寿陵，依山为体，不封土、不种树，不设立寝殿园邑，做棺椁只求足以藏骨，做衣衾只求足以使肉腐朽。我经营这块不能耕种的地方，是想让改朝换代之后，人们不知道墓葬所在。不埋藏金玉铜铁，一律用瓦器。自古至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也没有不被盗掘的坟墓。丧乱以来，汉朝各陵，没有不被盗掘的，甚至烧取玉柙金缕，尸骨都被焚烧殆尽，这是遭受焚烧之刑啊，岂不是格外痛心！如果违背诏令，擅自改变丧葬规制，我要在地下戮尸，死而又死，是不忠不孝之举。假使魂魄有知，将不会降福给你们。以此作为永久的制度，藏于宗庙之中。"魏文帝这项制度，可以说是通达于事理了。

如今修筑坟垄像这样规模，即便里面不藏珍宝，也没有益处。万代之后，人们只见高坟大冢，怎会认为里面没有金玉呢。臣的愚见认为，汉文帝的霸陵，是依凭山势，虽然没有起坟，自然高大宽敞。如今所卜选的地方，地势平坦，不能不起坟。应依照《白虎通》所陈述的周代制度，修建三仞高的坟墓。至于墓圹内的制度，事事都应减少。工程完毕之日，在陵墓旁刻石，写明如今封土大小高低的规格，随葬明器所需之物，都用瓦木制作，合乎礼制文书，一律不得使用金银铜铁，让后代子孙都遵照奉行。留一份藏于宗庙之中，岂不是很好吗！况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经依照了霸陵的做法；如今修建坟垄，又以长陵为标准，这不是应当依循的做法。伏望深察古今之事，作长久的打算。

奏疏呈上，没有得到答复。

虞世南又上疏说："汉朝自即位之初，便开始营建陵墓，近的用了十几年，远的用了五十年，才最终建成。如今在数月之间，却要完成需要数十年才能完成的工程，这对于人力而言，也太过于劳苦了。汉朝的大郡有五十万户，即使当时人口众多，也未及从前那样，可是工役却与从前一样重，这就是臣产生疑虑的原因。"

又有公卿上奏，请求遵照遗诏，务必崇尚节俭，太宗于是命中书侍郎岑文本对他们说："朕想要完全依照遗诏行事

译，只是臣子之心，不忍心一下子就变得俭朴简素。如果想要符合朕崇尚厚葬的心意，又恐怕百代之后，难免有被废弃毁坏的忧患。朕对此不能自行决断，任凭各位卿等商议评定，务必使之妥当，不要让朕陷于不孝的境地。"于是拿出虞世南的密封奏疏，交给有关部门详细商议后奏报。

司空房玄龄等人议论说："臣等谨按，汉高祖长陵高九丈，光武帝陵高六丈，汉文帝、魏文帝都不封土、不种树，依山为陵。臣等私下认为，长陵的制度，过于宏大奢侈；汉文帝、魏文帝所立的规矩，又失之矫饰俗情。光武帝是中兴的明君，多依循典章旧例，遵行成为定式，实在应当依从。伏愿仰遵先帝遗命，俯顺礼经规定。"皇帝下诏说："朕既是人子，各位卿等是臣子，敬爱之情没有穷尽，情义如同一体，不容坚持陈说节俭之事，使朕陷于不义之地。如今就恭敬地依从各位所议行事。"于是山陵的制度，颇有所减省。

《通典》卷第八十　礼四十　沿革四十　凶礼二

总论丧期　（奔大丧、奔山陵附）

未逾年天子驾崩，诸侯薨议丧服制

天子为继位兄弟统制服议

天子不降服及降服议

天子为皇后父母服议（皇后为父服附）

总论丧期（虞、殷、周、汉、后汉、魏、晋、东晋、宋、后魏、后周、隋、大唐）

《易经》说："古时候丧期没有固定的天数。"贾公彦说："这是黄帝时代的情况。是那种以心丧终身的做法。"

《虞书》称"三年之内，四海之内停止各种音乐"。尧帝驾崩，舜帝守丧默然三年，所以称为遏密八音。按唐虞时代虽然实行心丧之礼，仍以三年为期限，到夏商周三代才制定出丧服制度。

殷高宗默然守丧，三年不言政事。《檀弓》说："子张问道：'《尚书》记载高宗三年不言，一开口便使人欢喜。有这回事吗？'当时的君主没有实行三年丧礼的，问是否有此事，是感到奇怪的意思。讙，是欢喜的意思。说一开口便使人欢喜，说明百姓臣下盼望他说话已经很久了。孔子说：'为什么不是这样呢！古时候天子驾崩，太子听政于冢宰。'"冢宰，是天官之卿，是辅佐天子处理政事的人。三年守丧期间，让冢宰代为听政理事。《丧服四制》说："作为天子，没有不实行这种礼制的，为什么单单称赞他呢？回答说：高宗，就是武丁。武丁，是殷代的贤明君主。继承先王之位而对丧礼慈爱善行。当这个时候，殷朝衰落而又重新兴盛，礼制废弃而又重新振兴，所以称赞他。因为称赞他，所以把这件事记载在《尚书》中并加以推崇，因此称他为高宗。"

周武王驾崩，成王十三岁继承王位，周公担任冢宰摄理朝政。第二年六月，安葬完毕后，周公为成王加冠并在祖庙朝见，以此接见诸侯，祝雍作颂词。又，《春秋》记载，在丧期内，天子自称"小童"，诸侯称"子"，安葬之后就没有这样的称呼了。这些都是安葬之后除去丧服的证明。

汉文帝遗诏，改革三年之丧的制度，说："命令天下官吏百姓，诏令一到，哭临三日，都脱去丧服。"颜师古说："令是指这道诏书的文字。"在殿中应当哭临的人，都在早晚各哭十五声，礼仪完毕就停止。不是早晚哭临的时候，禁止擅自哭泣。服大功之丧十五日，服小功之丧十四日，服细麻之丧七日，就脱去丧服。服虔说："都应当指大功、小功的布料。纤，是细布做的衣服。"应劭说："总共三十六日就脱去丧服了，这是用一日代替一月的做法。"晋灼说："《汉书》体例中用'红'字来表示'功'字。"颜师古说："红与功同义。服虔、晋灼二人的说法是对的。这个丧制，是文帝按自己的意愿创立而制定的，并非取法于周礼，为什么要说是以日易月呢？三年之丧，实际上是二十七个月，哪有三十六个月的说法！禫祭又没有七个月的说法。应劭的说法本已在前面出了差错，而近代学者又因循这个错误说法，没有仔细思考过。"其他没有在诏令中规定的事项，都依此诏令的类推方式处理。颜师古说："是说这道诏书中没有明文规定的事项，都用类比推想的方式处理。"要布告天下，让人

译们明白朕的心意。"丧期的制度，此后一直遵循不改。汉宣帝地节四年下诏说："如今百姓中有的遭逢丧服凶灾，可是官吏却要征发徭役，使他们不能安葬亲人，伤害了孝子的心。从今以后，凡是有祖父母、父母丧事的人，免除徭役，使他们能够办理丧事、送终尽孝，尽到做人子的本分。"汉成帝时，丞相翟方进的母亲去世，安葬后三十六日，就脱去丧服处理政事，他自认为身居汉朝宰相之位，不敢逾越国家的典章制度。可是原涉为父亲守丧三年，名声传遍天下；河间惠王为母亲守丧三年，皇帝下诏褒扬称赞，认为是宗室的表率：由此可见三年丧制，能够实行的人，人们是认为可贵的。到平帝驾崩时，王莽想要迷惑天下人，显示自己的忠孝，命令俸禄六百石以上的官吏，都要服丧三年。王莽的母亲去世时，他只穿天子吊唁诸侯所穿的丧服，只吊唁一次、会见一次而已，却命令自己的儿子新都侯王宗为祖母服丧三年。到元后驾崩时，王莽反而自己服丧三年。他的行为如此颠倒荒谬。

后汉郑玄说，"《尚书》说高宗默然，三年不言"，又说"然而说'言不文'，是指臣下而言"，注引《孝经说》说"言不文，是指士人而言"。

陈铄问道："'高宗默然，三年不言，一开口便使人欢喜'，这是天子所言之事。又《丧大记》说'既已安葬后，与人相见站立时，君主谈论王事，不谈论国事；大夫谈论公事，不谈论家事'。这说明天子诸侯都是有所言语的。可是唯独说是指臣下，上句说'必须说话之后事情才能施行的人，要拄杖而起'，注解说'是指卿大夫而言'。《孝经》说'言不文，是指士人而言'。含义似乎不同，引用这些是要说明什么呢？"赵商回答说："三年之丧，天子诸侯之所以不言而事情能够办成，是因为有冢宰在。虽然也有所言语，但很少。至于臣下，必须说话才能把事情说清楚，可以说是有言语，只是不加文饰罢了。各自有各自适用的情形，互不妨碍。说'臣下'的时候，所包括的范围较广。《孝经》说士人，注解引用这一点，是想要略微显示其中细微的差别，其大的旨趣还是相同的。"

汉安帝初年，众多长吏为逃避职事而弃官，于是下令：除非是父母的丧事，不得离职。此后官吏又坚守职责在官任事，不再实行三年丧服之制了。建光元年，尚书孟布上奏说："应当恢复建武、永平旧例，"是指光武帝、明帝时期的旧例。"断绝刺史、二千石官员告假归家守丧及为父母服丧的做法。"皇帝又听从了这个建议。到桓帝永兴二年，又下令刺史、二千石官员实行三年丧服制度。永寿二年，又让中常侍以下官员，实行三年丧服制度。到延熹二年，又都废止了这些规定。

魏武帝遗诏说："百官应当到殿中哭临的，哭十五声。安葬完毕便脱去丧服。"魏文帝驾崩时，国内官民服丧三日。蜀汉刘备去世，臣下发丧满三日，就脱去丧服，到安葬时又恢复丧礼。这就是魏、蜀又与汉朝有所不同的地方。吴国孙权命令，凡是在职任官的人遭遇三年之丧，都必须交接职务后才能离任，违犯者判处死刑。又规定接替之人还没到任的，不得报丧，报丧的人要治罪。此后吴国的孟仁听闻母丧便径自离职，陆逊陈述他平素的德行，得以减死罪一等，从此以后这项规定才逐渐减轻。

晋武帝泰始元年下诏说："各将领官吏及二千石以下遭遇三年之丧的，听任他们回家终丧。平民百姓免除徭役。"泰始二年，武帝遵循汉魏旧例，改葬完毕后就脱去丧服。按魏文帝在魏咸熙二年八月辛卯日驾崩，九月癸酉日安葬。晋武帝在十二月丙寅日接受魏朝禅让，改年号为泰始。武帝仍然穿深衣戴素冠，撤去坐席、减省膳食。太宰司马孚等人上奏说："臣听说礼制经典，其丰厚简省随时代而变化，只求足以兴起教化即可，所以不必都恢复到上古的做法。陛下俯身遵循汉魏旧例，穿素冠深衣，撤去坐席、减省膳食，即使殷高宗武丁在殷代实行的丧礼，也不能超过陛下。如今荆蛮

译尚未平定，各项政务繁多，臣等认为应当割舍哀痛之情以适应时俗，命令御府、太官恢复原来的服饰膳食。"皇帝下诏说："每当想到幽冥之中的先父，不能终身穿着丧服，一旦便改变对至亲的这份心意，已经算是相当迁就了。"司马孚等人再次上奏："干戈尚未止息，天下事务极为繁多。希望陛下体察臣等的愚忠恳切之心，以宽慰皇太后的心意。"皇帝又下诏说："再三览阅你们的奏议，更加感到悲痛。三年之丧，是自古以来通行的礼制，不应该反复更改，再次伤害心怀。"于是以此礼制守完三年之丧。此后为太后服丧也是这样。

魏文帝驾崩时，皇太后王氏在泰始四年三月戊子日驾崩。羊祜对傅玄说："三年之丧，即使是尊贵的人也要完成服丧，从天子到庶人都是如此，可是汉文帝毁弃礼制、伤害道义。如今皇上极为孝顺，有曾参、闵子骞的天性，若能真正实行丧礼，何必要脱去丧服呢。如果借此机会重兴先王的礼法，不也是很好的事吗？"傅玄说："汉文帝因为末代风气浅薄，不能实行国君的丧礼，所以就此废除了。已经过去几百年，一旦恢复古制，恐怕难以推行。"羊祜说："那么只让皇上一人完成丧服之礼，这样做好不好呢？"傅玄说："如果皇上不脱去丧服，可是臣下却脱去丧服，这就叫做只有父子之情，而没有君臣之义，三纲之道就有所亏损了。"习凿齿说："傅玄只知道没有君臣之礼会伤害教化，却不知道没有父子之礼才是更重要的问题。况且汉朝废除了君臣的丧礼，不推崇父子之间的丧服，何况四海百姓，没有不对自己的亲人尽情尽礼的，三纲之道中，父子、君臣二种丧服常常只在私人家中施行，而身为天子的人却独自完全废弃了它，这难道是用孝道来治理天下的做法吗？"

仆射卢钦、尚书魏舒等人上奏说："臣等谨按，天子与群臣，虽然哀痛欢乐之情是一样的，但是他们所处的地位实在不同，所以礼制不能相同。《虞书》说'三年之内停止各种音乐'，到周公时，才称'殷朝的高宗默然，三年不言'。周景王有王后及嗣子的丧事，安葬完毕就除去丧服而作乐。叔向讥讽他说：'三年之丧，即使是尊贵的人也要完成服丧，这是礼制。景王即使不完成服丧，宴饮作乐也太早了，这也是不合礼制的。'称赞高宗不说他服丧三年，这是解释他内心守丧而外表除服的说法。讥讽景王时不议论他除丧之事，而是议论他宴饮作乐太早，这说明安葬后应当除服，可是违背了默然守丧的节度。尧帝驾崩，舜帝默然守丧三年，所以称为遏密八音。由此说来，天子居丧，齐衰、斩衰的丧服制度，在安葬之后就除去，默然守丧以终三年，三年之内不改变父亲的政令，听政于冢宰。丧服已经除去，所以后来又称赞他不言政事的美德，说明他不再是睡在草席上、枕着土块以荒废朝政了。"挚虞认为："古时候政务清简，所以能够守丧三年，并非说安葬完毕就除去心丧。后代日理万机，所以魏朝权宜制定的礼制，晋朝又加上心丧，并非真正的三年之丧。"杜元凯认为："古时候天子诸侯三年之丧，开始时同样穿齐衰、斩衰之服，安葬后除去丧服，默然守丧居处，以心丧终三年之制，与士人庶民的礼制不同。汉朝承袭秦制，让天下人都为天子服丧三年。汉文帝见这种做法难以长久推行，可是又不懂得古代典制，就凭自己的想法制定了祥禫之礼，除丧后即恢复吉服。魏朝则直接以安葬完毕作为除丧的时限，继位的君主都不再实行默然守丧终制的做法。学者们批评这种做法已经很久了，可是始终没有推究经典传注，考察实际的行事情况，一概认为帝王三年之丧，应当穿丧服直到二十五个月满。如果嗣位之君真是这样做，那么天下的群臣都不能除去丧服。即便有志于笃行三年之丧，也会因形势所迫而不能实行。至今嗣位之君都遵从汉文帝的轻简典制，是由于制定礼制的人本身就不合乎正确的礼制。"袁准说："《周礼》说'太祝掌管祔祭、练祭、祥祭等丧祭，同时掌管国事'。如果

译没有丧服，怎能有祥祭呢？孔子说：'三年之丧，是天下通行的丧礼。'《礼记》说：'父母的丧事，不分贵贱都是一样的。'又说：'国君去世，大夫等待到练祭才除丧，士到卒哭时就回去任职。'这些都是终丧要穿丧服的说法。《春秋传》说：'三年之丧，即使是尊贵的人也要完成服丧，这是礼制。'是说即使尊贵，也不能与地位低贱的人有所不同。文中只说服丧而不说丧事，说明穿丧服的事是可以知道的。凡是《春秋传》中提到的'除丧'，都是因时制宜的说法。高宗默然不语，怎么能说这就是心丧呢？"

博士段畅重申杜元凯的观点说："《尚书·毋逸》说'高宗默然，三年不言'。各家儒者都说'亮阴，就是默然的意思'。唯独郑玄一人认为亮闇是指凶庐。如今依照众儒者的说法为正确，说明高宗在卒哭之后，即位之后，就除去了缞麻之服，亲自实行默然不语，听政于冢宰，以此终三年之丧。文中说'即位'，是为了说明免丧之后，穿素服而心中守丧，这就叫做谅闇。所以杜元凯的议论说：'天子居丧，齐衰、斩衰之情，穿丧服拄丧杖系麻带，是完成守丧的礼制，安葬后除去丧服，默然守丧以终三年。'《国语·楚语》以及《论语》《礼记·坊记》《丧服四制》，都在解说高宗的这层意思，大体上没有分歧。唯独《尚书大传》认为谅闇是指凶庐。这大概是东海人伏生所提出的说法，也是郑玄所依据的。广泛加以考察，其中的意思是讲不通的。依照经文所说，这只是说天子居住凶庐，怎能符合礼制呢？世俗之人都认为大祥之后、行禫祭之时称为谅闇。《汉记》记载和熹邓皇后为母亲服丧时，穿缟素之服，不吃肉食，也称为谅闇。这是古今通用的说法，认为是默然不语的意思，这才是正确的。"范宣说："之所以知道谅闇是指凶庐，是因为按照礼制，安葬之后要在庐中支起横梁，'楣'就是屋梁的意思，说明安葬后要居住在庐中，这就是它的含义所在。"段畅说："从前武王驾崩，成王继位，周公摄理朝政，第二年安葬完毕，周公为成王加冠并在祖庙朝见，以此接见诸侯。这是天子卒哭除丧的证明。《春秋》记载，在丧期内，天子自称小童，公侯称子，安葬之后就没有这样的称呼了。这是除服的证明。"范宣反驳说："按礼制，安葬之后的饮食服饰，都有等级的降杀。设立君臣的称谓，怎能不有所不同呢？"段畅说："《春秋》文公八年秋八月，周襄王驾崩。第二年（文公九年）春，毛伯来求取助丧的金帛。《左传》说：'不书写天子的命令,是因为还未安葬的缘故。'"范宣说："按礼制，安葬完毕之后，王政才施行于国内，可见君主的名分是逐渐恢复的，并非一朝之间就全部除去丧服的意思。多加征引反而更让人迷惑。"段畅援引周僖王驾崩未满两周年，惠王宴享晋侯、虢公时有失礼之处，认为是因为名位不同，所以不必以丧事来评论宴享之礼，可是却讥讽公侯用同样的礼节。又，宴享中有笾豆之类的祭品献上，聘问时则要在太庙陈列币帛，在两楹之间授予玉器。这些都是听到音乐而不感到快乐、吃美食而不觉甘美的表现，是除服的证明。范宣说："朝聘的礼节，如果国家有丧事，都会有所裁减，不与平常相同。《周礼·掌客》职中说'宾客遇到丧事，只接受草料而已'，这说明主人举行飨礼，其中的礼仪有等级的差别，客人只接受刍草饲料，这是顺应情理之事，因此往往会有宴享的记载。而且有的是为了紧急尊崇王室，有的是为了安定保卫社稷，事情的处理没有固定的方式，要归结于当时的适宜与否，事情办完之后再恢复丧服，对礼制有什么妨害呢？至于用啐哜之礼来表示某种仪式，却以为这就是真的吃了美食，也太糊涂了。"段畅援引《春秋》僖公七年闰月，惠王驾崩。僖公九年夏天，周王派宰孔赐给齐侯祭肉，说"天子对文王、武王有祭祀之事"，认为周王的丧期还未满两周年少五个月，可是还在祭祀文王武王，说明天子在卒哭除丧之后，即位便祭祀宗庙了，这就是所谓的烝尝禘祭于宗庙。范宣说："祭祀的礼制，有正礼有变礼。之所以

译如此，是因为有时候有特殊的情况需要施行，不一定是固定不变的。祷类祈禡这些祭祀，难道是同一种做法吗？武王出兵祭祀祖先用燎祭之礼，难道这是常规的郊祭吗？天地尚且如此，何况宗庙呢？礼制规定不在墓地祭祀，可是尚且在毕地祭祀。又不在宗庙祭祀，而在坶室祭祀。"坶音同"牧"。郑玄说是"牧野的房舍"。"况且礼制规定'远祖的祧庙拆除后改为坛，坛拆除后改为墠'，可是周公在祈请代替武王受死之命时，向太王以下的祖先祷告，三个祭坛共用一块墠地，这难道不是变礼吗？当周襄王的时候，受到王子带的逼迫，不敢发丧，暗中派人告诉齐国。他常常怀有忧惧之色，所以有时对文王武王行权宜的祭礼。告请的祭祀，并非常规典礼，所以说是对文武有事，而不称之为在宗庙举行禘祫大祭。能够深究变礼与正礼的分别，才能与人谈论《春秋》。"段畅援引经传，认为诸侯守谅闇之礼，进一步申明杜元凯的观点说："按《春秋》僖公九年，宋桓公去世，尚未安葬，襄公就与诸侯会盟，所以称他为'子'。凡是在丧期中，天子自称小童，公侯称子。传文提及宋公，因而顺带解释了天子的称谓。在丧未葬时，称为'在丧'；安葬完毕、卒哭之后，已经除去缞麻之服，所以不再称'在丧'：这就是诸侯除服的证明。按《礼记》记载，诸侯的嫡长子安葬完父亲后，去朝见天子，叫做'类见'。将要继承父位，除去丧服朝见天子，以接受符瑞册命，凭借继位者的身份朝见，所以叫做'类见'。于是天子在太庙以礼相待，赐给他命服。这是诸侯不用麻服终三年之丧的证明。《杂记》说'穿麻服的人不系大带，执玉的时候不穿麻服，麻服不加彩色装饰'。诸侯卒哭即位之后，就要举行聘问朝会的礼仪。既然要执玉、穿彩服，就不适宜再穿麻服，所以除去缞麻，改穿缟素之服。缟素的服制，可以掺杂在吉礼之中穿着。这就是除去缞麻、结束谅闇的文字证明。《丧大记》说：'国君安葬完毕，王政就施行于国内，卒哭之后就要处理王事。大夫、士安葬完毕，国君的政令施行于家中，卒哭之后，戴弁绖系带。有关军事征伐的事务不能回避。'既然如此，大夫、士都以缞麻之服终三年之丧，所以虽然卒哭了，仍称戴弁绖系带，以此来处理军事征伐之事。诸侯以上的人，卒哭之后就除去缞麻结束谅闇之礼，所以特意不提弁绖。这是诸侯除去缞麻的证明。又，《春秋》鲁隐公元年记载：'周天王派宰咺来赠送惠公、仲子丧礼所需财物。'《左传》说：'赠送死者财物不能等到已经入殓之后，吊唁生者不能等到哀痛之情已过。'既然已经卒哭，除去了谅闇之服，这就叫做免丧。免丧之后前来吊唁，所以说'吊唁生者不能等到哀痛已过'。这是诸侯卒哭除去缞服的证明。文公元年记载：'周天王派毛伯来赐予文公册命。'《公羊传》说：'册命是什么意思？就是加赐给我服饰。'贾逵认为'诸侯逾年即位后，天子会赐给命珪，以此合验符瑞、确认信物'。既然这样，就都能够实行吉礼了。文公元年又记载：'公孙敖前往齐国。'《左传》说：'穆伯前往齐国，开始行聘问之礼，这是合乎礼制的。凡是国君即位，卿大夫要出使各国进行聘问，重申修好旧有的友谊，结交外援，与邻国友好相处，以此来保卫国家社稷。'僖公的丧事尚未满三年，有人怀疑此时不可以从事吉庆之事，所以传文特意阐明大义，以此端正诸侯的礼制。《春秋》襄公十五年冬十一月，晋侯周去世；十六年正月，安葬晋悼公；三月，襄公与晋侯在湨梁会盟。《左传》说：'安葬完晋悼公，晋平公即位，更换服饰、修缮宫室，在曲沃举行烝祭，在温地与诸侯设宴，让各位大夫起舞，说是所歌之诗必须符合舞蹈的类别。'诸侯要五个月才安葬，可是晋悼公三个月便已下葬，随即又会合诸侯设宴，让大夫们歌舞，这些都不合乎丧礼。羊舌肸、祁奚、韩襄，都是晋国的贤明大夫。晋平公当时还年幼，由大臣辅佐处理政事，命令这些贤能的大

译臣辅佐年幼的国君却这样做，大概是为了继续维系友好、继续保持信誉，谋划政务、弥补缺失，是礼制中的重大事项，所以传文记载了这些事情。晋国大夫身穿黑色的缞绖出征讨伐秦国，最终身穿黑色缞服安葬了先君。《春秋》记载此事时，卒哭之后，统率军队的事情很多，没有说明缞服要染黑的文字规定，只是明白显示他们穿着丧服。戴弁绖处理军事，这是礼制所权宜允许的做法，都是为了救助危亡局面的人而设的。哀公五年秋九月，齐侯杵臼去世。六年，《公羊传》说：'除去齐景公的丧服，各位大夫都已在朝廷之上。'又，在陈乞家中举行盟会，说明这些大夫都已免丧，没有再受任何礼制约束了。'"

博士谢况议论说："杜元凯注解《春秋左传》说：'天子诸侯虽然在卒哭之后就除去丧服，可是到了应当举行练祭、祥祭的日子，一定要设置神位而哭祭，说明不再举行禫祭了。'况且先朝的旧例，也没有禫祭的仪式，大概是君子行礼，不追求改变习俗。可是博士徐禅，想要在来年六月二十二三日举行大祥祭，二十五六日举行禫祭。在这短短三日之中，服饰没有变化，却要立两个节次，都是违背先前的礼仪制度，又不是简易可行的方法。忌日举哀，仍应依照原来的成例。礼书说：'除丧的人要占卜选择较远的日子，是为了避免使人怀念不舍的心情。'应当选择在月末以前恢复大祥祭，除去束发的缟冠，改用白色的冠，过了这个月就恢复吉服，不应当另立新说、屡次更改。孔子说：'三年之丧，二十五个月就应结束。哀痛之情未尽，思念之心未忘，可是丧服却以此为限断的原因，难道不是因为送终之事要有终结、恢复生活也要有节度吗！'又说'天地已经变换，四季已经更替，因此以此为象征'，可是却想要在二十二三日除去缟弁，二十五六日举行禫祭而哭泣。《礼记·玉藻》说：'缟冠配白色的丝带，这是大祥之后所戴的冠。'这就是所说的大祥之后穿素缟麻衣的做法。解释禫祭之礼时说，举行禫祭时穿黄衣戴玄冠。祭祀完毕才穿禫服，戴染色的朝服冠，过一个月后穿玄端服，以此日常起居，恢复到平常的状态。按照士人礼制的条文，也没有禫祭时哭泣的规定。况且如今日期尚未改变，忌月尚未过去，便恢复平常的礼节，恐怕不是符合天子应有的情理与大晋典制的做法。如今既没有接受禫服的仪式，又没有改换祭祀的礼节，短短三日之间，哀痛与欢乐之情尚未改变，却设立没有名目的哭祭，从近处说是违背了先帝画一而定的美好制度，从远处说是违反了孔子所说'服丧要相隔一月'的说法。"

议论说：详细考察前面的各家礼仪，礼经上说"三年之丧，从天子到庶人都是通行的"。虽然有这样的说法，却没有听说过具体的服制规定。所援引武王驾崩，安葬完毕，成王加冠；周襄王驾崩，嗣王还未满两周年，就赐给齐侯祭肉：这些都可以作为明证。因为国家政务极为繁多，各种法度都需要处理，如果完全等同于臣民的丧制，恐怕只有祭祀与军事等大事会因此荒废。汉文帝在临终弥留之际，没有详细考察前代的旧规，深深忧虑国家大政会因此荒废，于是颁布了以日易月的诏令。如果一定要等到诸侯全部到齐，嗣位之君然后才能免除丧服，那么在风俗浅薄的情况下，或许会产生祸患。坚持古礼的人，就说应当遵行齐衰斩衰三年之丧；权衡时宜的人，就主张以日易月。礼经虽然说七个月而下葬，可是汉魏以来，多在一两个月之内，山陵的礼制就已完成。埋葬的日期，不一定要等到七个月；除去丧服的制度，也止于返回虞祭之时。

译鲁国的史书完全可以作为证据，可以不必再感到疑惑了。这样情理和礼制两方面都能兼顾，政令教化也就没有亏损了。

　　东晋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末，成恭杜皇后逝世满一周年之际，有关官署上奏，认为皇帝服丧满一周年应当改换丧服。皇帝下诏说：「君臣、父子之情，是名教中的重大之事，(为丧期设立)权宜制度只是近代才有的做法。」于是仍旧穿着素服，没有改换。这不是汉魏时期的旧制。

译兴宁元年，章皇太妃去世，晋哀帝想服重丧。江虨启奏说："先王制定礼法，此丧应服缌麻。"皇帝下诏想降为周年之服，江虨又启奏说："抑制屈从个人私情，是为了尊崇祖先。"于是制定服缌麻三月。

孝武帝太元年间，崇德太后褚氏去世。褚太后与孝武帝是从嫂关系，有人怀疑该服何种丧服。博士徐藻议论认为："以事父之礼事君，二者的敬意相同。又，按照礼制，丈夫的地位若属父辈，妻子就属母辈。那么丈夫的地位若属君辈，妻子也就属太后之位了。为她服丧应依照事母的道理。鲁国讥讽逆祀，是为了彰明尊卑有序。如今皇上亲自奉祀康帝、穆帝、哀皇及靖皇后，致敬之礼与对待天子相同。怎能以对待君主之礼来敬她，服丧却废弃本应有的亲属之礼？我认为应服齐衰一年之丧。"于是皇帝制定服周年之丧。

安帝隆安四年，太后李氏去世。李氏是孝武帝的生母，即安帝的祖母。皇帝服齐衰三年，百官对该服何丧存疑。尚书左仆射何澄等议论说："太皇太后名位得当，地位等同皇权，礼制应当完备，情理应当伸张。按《春秋》大义，母因子而尊贵，既称为夫人，服丧之礼应从正礼。所以成风被称夫人之号，文公为她服三年之丧。儿子对父亲所生之母，恩义情谊深重。而且按礼制，祖辈不因孙辈而降低丧礼，本应遵循丧服不加屈抑，且要依情理定制。担心礼文含义不明，就应从重，应与为祖母服丧相同，服齐衰一年。永安皇后则不必服丧，只需举哀一次，百官也只需哭临一周年。"皇帝下诏批准。于西堂搭设菰庐，神武门设置凶门柏历。

宋武帝永初元年，黄门侍郎王准之议论说："郑玄的丧制，规定二十七个月而终丧，学者认为这合乎礼制。按晋初采用王肃的说法，将祥祭、禫祭合并在同一月举行，于是定为制度。江左以来，只有晋朝施行此制；士大夫中，仍有很多人遵循郑玄的说法。应该让朝廷与民间统一遵行一种制度。"皇帝下诏批准。

永初三年，武帝去世，萧太后为他服三年之丧。

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元皇后去世。兼任司徒的给事中刘温持符节监理丧事。神武门设置凶门柏历直至西上合，皇太子在东宫崇正殿及永福省都设庐守丧。诸位没有府第的皇子，在西廨设庐守丧。太子行心丧三年。心丧是否要行禫祭，礼书中没有明文规定，历代做法也不一致。皇太子心丧期满后，皇帝下诏命大臣广泛商议。有司上奏说："丧礼中有禫祭，是因为祥祭之后哀情逐渐消减，不宜立即除服转吉，所以其间要穿浅绛色丝帛之服。心丧已历经十三个月，大祥在十五个月举行，祥祭、禫祭变除完毕，礼制已经完备，剩余哀情再持续一周年，不应再行禫祭。请下诏定为永久制度。"皇帝下诏批准。

北魏从道武帝到以后诸帝，都依照汉魏旧制，安葬完毕即除服。

文帝太和十四年，祖母文明冯太后去世，将要营建山陵，安定王拓跋休等率百官前往宫阙上表说："臣等听说先王制定礼制，必定随时代而变化。三年之丧，虽然自上古就有，但中古以后，已无人能够真正实行。陛下想依照上古之礼，然而国家政务繁重，不可片刻荒废。三代以下，难道就没有极为孝顺的君主吗？他们都因为要顾念百姓大义，所以国君丧事发生后，即位、逾月而葬、葬后即转为吉服。"皇帝下诏说："自遭此祸难以来，恍惚犹如昨日。山陵迁移安葬之事，我不忍心听闻。"十月，群臣又上表说："伏念大行皇太后，明训垂留于典册之中。陛下虽想恪尽上达之礼，那百姓又该如何？"皇帝下诏说："我仰承太后遗旨，又俯听诸位所奏，山陵之事可依典册规定办理，但缞麻丧服，情感上我实在不忍脱去。"安葬完毕后，群臣又上表说："天下最尊贵的，莫过于帝王之业；皇权最重要的，莫过于处理万机政务。如今山陵之事已经完成，各项礼仪均已完备，愿陛下体恤亿万百姓之心，抑制私恩、割舍哀痛，遵奉丧期终制。谨依先前礼式，请定练祭之日，以备行禫礼。"高闾说："若君主在上不除丧服，臣子在下就要脱去丧服，这样从服之义就有所违背，为臣之道也就不够周全。缞麻丧服与朝政并行，吉凶之事混杂在一起，不合适。"皇帝下诏说："公卿所议，都是服丧满三十天。要我脱去缞服、换上吉服，情感上实在不忍。于是决定服三年之丧，这

译就要严重违背你们的奏请了。如今丧期将近一周年，正逢忌日，哀伤稍有舒解。按礼制，卒哭之后，将要更换丧服。在受服之日，庶人及小官都可令其立即改从吉服。宫内羽林中郎以下、虎贲郎以上的官员，以及外朝五品以上没有服丧的官员，穿素服满三月；宫内及外朝服丧的官员，改从练服之礼。外朝官员满三月而除服；诸王、三都驸马及宫内官员，到来年三月月末，正是我行练祭之时，届时除服转为吉服；侍奉在侧的臣子，君主穿何种丧服，就随我所定而穿。这虽然是变通旧制，但推究情理，其中自有贵贱之差别、远近之区分。"游明根说："陛下圣心哀慕深远，但所奏之事已未获批准，愿能满一年后即转吉服。如今已历经冬至元旦，又临近先帝遗诏所定期限。"皇帝下诏说："若你们不许我穿缞服，那我就当除去缞服、沉默不语，将政事委托给冢宰处理。这两件事中，只能由公卿选择一样。"东阳王拓跋丕说："臣与尉元，历事五位皇帝。自本朝以来，国丧发生后三个月，必定要在西郊迎神、在北郊祛除凶恶，全部举行吉礼。"皇帝下诏说："太尉是国家老臣，你所说的确实如此，恐怕这是先朝的一大失误，我情感上实在不忍如此。"于是号啕痛哭，群臣也哭着辞退而出。壬午日，皇帝下诏说："公卿屡次上奏，都依据先帝金册遗旨。我仰念恩德深重，难以承受这无穷无尽的悲痛。如今依照既已举行虞祭、卒哭之礼，就定在本月二十日更换丧服，用葛麻代替生麻。既然规定君主在上仍穿缞服，公卿在下便不能独自脱去丧服。所以在我更换丧服、改从练服之时，以下官员的丧服也随之逐级降等。综合古今制度，依情理来制定哀礼。只是取先帝遗旨中尽早除服这一条，就此实行变礼。"

延昌四年正月，宣武帝在式干殿驾崩。侍中、中书监、太子少傅崔光等前往东宫迎接太子，从万岁门入宫，到昭阳殿，痛哭跳脚哀悼了很久。众人想等到天明再举行即位大礼，太尉崔光说："天子之位不可片刻空缺，何必等到天明？"崔光等人请太子停止哭泣，站立于东厢。于忠、元昭搀扶太子面向西方哭了十几声，便止住哭泣。崔光奉上册书、进献玉玺印绶，太子跪着接受，穿上皇帝衮冕之服，登临太极前殿。崔光等人从西阶走下，值夜的群臣站立于庭中，向北叩首高呼万岁。

孝明帝神龟元年九月，出家为尼的高皇太后在瑶光寺去世。皇帝下诏说："崇宪皇太后，德行合于坤仪，美德昭如日月，恩泽普施万物，忽然驾崩。只是朕自幼历经艰险，长期蒙受她的德行教诲，才能戡定暴乱、平定祸难，都是仰赖她的深谋远虑。礼制应依循情感来制定，义理应依据事理来确立，可特为她服齐衰三月，以表达追思仰慕之情。"有司上奏说："查考旧例，皇太后驾崩的礼仪，从复魄、大殓到安葬，百官哭临，礼节非常繁多。如今这位尼太后既已舍弃世俗尊位，皈依佛法。凶事从简迅速办理，不依照与至尊相配的礼典；寺院庭院狭小，容纳不下百官的位次。但可以借安葬之日，在道路上恭迎灵柩，君臣之义既已确立，就应始终依礼相待，于理不可废弃断绝。特此另立仪注如下：京城内外群臣，暂改常服，穿单衣、裹丧巾，前往墓地迎奉灵柩，列队哭拜，仪式结束后即除服。此礼仅限京师施行，不必颁行天下。"皇帝下诏批准。

北周武帝的母亲叱奴太后去世，武帝居住在倚庐守丧，每日早晚只进食一溢米。群臣屡次上表请求，累积多旬后武帝才停止如此节食。到安葬之时，武帝袒露上身、赤脚前往陵墓，行三年丧制，五服以内的亲属都依礼服丧，这种做法近乎上古，无人能及。

天元帝宣政元年，下令天下遇父母之丧者，允许服满整个丧期。

隋朝制度：皇帝本服大功以上亲属及外祖父母、皇后父母、诸官正一品去世，皇帝不处理政务三日。本服五服以内的亲属、百官正二品以上去世，都举哀一次。日食发生，国忌之日，本服小功缌麻亲属、百官三品以上去世，不处理政务一日。皇太后、皇后为其本服五服以内的亲属，举哀一次。皇太子为其本服五服以内的亲属及东宫三师、三少、宫臣三品以上官员，举哀一次。

大唐元陵遗制：丧礼仪式及山陵制度，务必崇尚节俭，一律不用金银锦彩装

译饰。天下节度使、观察使、团练使、刺史等，都不必赴京奔丧。祭祀礼仪，也从节俭。天下官吏，敕令到达后，出面哭临三日，都可脱去丧服。不必禁止婚娶、祭祀、饮酒食肉。宫殿中应当哭临的人，早晚各哭十五声。丧礼本应随宜简化，居丧不可太久。皇帝应三日后处理政务，十三日行小祥礼，二十五日行大祥礼，二十七日除服。皇帝本服为周年之丧的，只需两次朝会哭临即止。本服为大功的，申时哭临即止。本服小功以下的，举哀一次即止。

　　【附：奔丧、奔赴山陵——周、后汉、魏、晋、东晋、大唐】

周朝制度，《谷梁传》说："周王室有丧事，鲁国也有丧事，周人前来吊唁，鲁人却不去吊唁。周人说：'他本来就是我的臣子，派人去就可以了。'鲁人说：'他是我们的君主，是我们所亲近侍奉的人，只派大夫去是不可以的。'所以周人来吊唁，鲁人却不去吊唁，这是因为周成王、周康王去世已久，鲁人认为时间太长而怠慢了。"周朝之道尚且清明，不必为不亲自前往而感到愧疚。《五经通义》说："凡是奔丧，距离近的先听到消息先返回，距离远的后听到消息后返回。诸侯尚未安葬，世子听闻天子驾崩的消息，不必奔丧。先王制定礼制，是依循人情而为之立下文规，孝子出于恩情，不忍心离开父亲的灵柩，所以不让他奔丧。"

后汉许慎在《五经异义》中说："按照《左氏》的说法，诸侯是藩卫王室的臣子，不能擅自离开自己的封地职守。诸侯在千里之内，可以亲自奔丧，千里之外则不必亲自前往。因为四方封地不可空虚无人镇守，所以只派遣大夫前往。"郑玄反驳说："按礼制，天子对诸侯没有丧服之礼，诸侯为天子要服斩衰三年，这是尊卑不同所致。《春秋》文公四年记载，夫人成风去世，周王派荣叔前来赠送含玉与助丧财物；又派毛伯前来会葬。传文说这'合乎礼制'。到叔孙得臣前往京师，为周襄王送葬时，传文却没有记载此事是否合礼。天子对鲁国既赠含玉助丧之物，又派人会葬，被认为合乎礼制，可见鲁国对天子的丧事，只派一名大夫会葬，就可知这是不合礼制的。再按昭公三十年记载，晋侯去疾去世，秋天安葬晋顷公。传文说：郑国大夫游吉前去吊唁，并送葬。魏献子派士景伯质问他为何以大夫身份前来。游吉回答说：'周灵王丧事时，我们先君简公正在楚国，是我们先大夫印段前往吊唁的，他不过是敝国的下卿。周王室的官吏并未加以责难，是体谅我国当时没有更合适的人可派。'晋人无法反驳。这难道不是《左传》中诸侯奔赴天子丧事以及会葬的明文记载吗？"

大鸿胪眭生（眭读作虽）说："诸侯要等到过了逾年改元之后即位，才能奔赴天子丧事。按《春秋》大义，尚未逾年，国君去世，不能按照人君之礼对待。这是说天子尚未对新君行加冕之礼，所以诸侯也不能对天子行应有之礼，二者是相互对应的。"许慎又按语说："礼制不允许因私废公、因卑废尊。如果按礼应当奔丧，如今却以私人丧事为由，废弃奔赴天子丧事的礼节，这是不对的。而且作为人臣的道理，不能计较天子尚未对我加以礼遇，就也执意不对天子行礼。眭生的说法，是不对的。"郑玄按语说："《孝经》说'凭借事奉父亲的心去事奉君主'，是说能做孝子的人，才能做忠臣。《丧服》'服问'篇说'嗣子不为天子服丧'，这是担心嗣子急于即位，不能专一于对父亲的哀思。《丧服四制》说'家门之内的治理，恩情掩盖大义；家门之外的治理，大义断绝恩情'，这是说身处父子关系中就应尽父子之道，身处君臣关系中就应尽君臣之道。《春秋》庄公三十二年记载，子般去世，当时其父庄公尚未安葬。称他为'子'，是因为他与父亲的关系而定的称呼。经文说他'卒'而不说'崩'，是因为他还未真正成为国君。尚未成为国君时仍系属于父亲，就应当依循家门之内的治理，以恩情掩盖大义。合乎礼制的做法，要看所处的具体情境而定。这怎么能说是因私废公？又怎么能说是因卑废尊呢？"

魏朝时礼官商议奔丧之礼，有人已经除服之后才返回墓地哭祭，都被允许在陵墓前哭祭。尚书卢毓认为礼文所说"于是除服"，是指有服之人而言的；没有丧服的人就不必哭祭。王肃说："既然说除服，哪里还有丧服可言？虽然已经除服，但初次见

译到坟墓时，仍要挽起头发、袒露上身、系上丧带，经文所说'除'，指的正是挽发袒身系带这一礼节。《礼记》说：'朋友的坟墓，如果坟上已长出宿草（满一年），就不再哭祭了'，说明朋友之间若不满一年，即使没有丧服，仍要哭祭，何况是天子之丧尚未满一年才开始奔赴哭祭，怎能不哭呢？如今虽然权宜从事、立即转吉，但我本心仍是三年之丧，所以三年之后，还要举行禘祫大祭之礼。而且，远方吊唁、进贡的表章，都应当准许通行，如果有所禁止，才停止，这与到陵墓哭祭并不相妨害。"王肃又答复诘难说："先前所说'于是除服'，是指挽发袒身系带这一礼节而言，不是说如今前来奔丧的人都必须挽发。若要求他们穿戴玄色衣冠，那也是他们所办不到的，自然可以改穿深衣、戴白帢。"

晋惠帝驾崩，司徒左长史江统议论奔赴山陵之事说："当年荡阴之战时，众官员四散奔逃，义兵起事后，他们又不肯归附跟从；皇上回宫后，也没有追究他们的罪责。到皇上驾崩之日，山陵已经安葬完毕，他们却仍不前来奔丧。凡是台郎、御史以上官员，理应受到应有的责罚，加以贬黜革除，登记在黄纸名册上，不得再被任用。至于原先因其他缘故离职的人，或因丧事、疾病而被免职、散居的人，以及遭遇战乱隐居山泽的人，应当与登记在册者区别对待、另立处理办法。《春秋左传》说：'君子回避内部的祸难，不回避外部的祸难。'孙林父、宁殖发动政变时，蘧瑗离开卫国而不参与，正是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做不到就停止，这不必过多苛责。至于说到奔赴丧事，没有赶上哀悼之期，未能亲身参与山陵之事，本应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制定褒贬标准，依照王朝政令来确立准则，不可片面固守古义而损害当今的实际情况。臣奉诏书制定奔赴的期限，认为如果单纯依照远近来区分，那么标准虽合常理却不够灵活；如果检核道路险易来区分，那么标准虽然细密却不够宽泛。所以援引古礼七月而葬的典制，来商议当今之事。凡是身居显要官职、特别被朝廷诏令通知的人，超过期限仍不到场的，应依照罢黜免职之法处理，登记在黄纸名册上，三年后方可重新叙用。又，凡不是由盟主直接任命，而是由各诸侯州伯所任用的官员，若因此未能奔赴丧事，应与登记在册者受同样的处罚。《春秋左传》说'不能因家事而推辞君王之事'，这是说上级对下级发号施令的道理。诸侯州伯若擅自扣留应当奔丧的人，致使他们在朝廷礼节上失职，依《周官》九伐之法，这应当属于违抗政令、僭越法度的罪责，应交由各台司平允处置，明确加以削职罢黜。"

东晋成帝咸康年间，恭皇后安葬山陵之时，司徒西曹属王蒙议定奔赴山陵的制度说："三代留下的典章文献，都是随时代变化而有所增损的。如今接受教化的疆域，比古代九服之地更为辽阔，如果仍固守七月而葬的旧规，让远近之人一概而论，就会违背实际情况，恐怕并非通达之制。请规定：京畿以外，南至五岭，凡不在职守之人，满一周年仍未赶到的，应登记于黄纸名册；有爵位封地的人，则削减降等其爵位。永嘉年间，江统议定不奔赴山陵者，仅三年不得叙用，从道理上说处罚太轻。如今重新制定如下条例：若是由地方长官任用的官员，即使尚未获得朝廷正式任命，也不能与闲散无职之人同等看待。如今在职者在皇帝除服转吉之后离职的，因未赶上凶丧之事，不予贬责。距离万里之外的，以两周年为限。此距离以内的，则明确依照前述条例处理，即使正在服父母之丧，处罚也不应有所不同。"黄门郎徐众等人反驳王蒙说："如果按照王蒙的提议，在职官员本已受制度约束，不能前去奔丧。至于已经离职的人，虽未赶上哀悼之期，但作为臣子的情谊，怎能不暂时前往致哀呢！臣认为丧期虽然已过，离职的官员仍应当前往奔丧。"皇帝下诏批准。王蒙又重申先前的议论说："丧礼有一定的期数规定，吉凶转换有一定的界限，怎能在缟素丧服已经结束之后，还制定无限期的责罚呢！如果除服之后再让人奔丧，应当穿什么服装？如果穿素服表达哀思，那么在朝廷上已经是吉服，陵墓前却没有哭祭之礼；如果穿玄冠以示恭敬，那应称

译为朝谒，而不能称为奔丧；如果在服丧期之外另立期限，就不知道该以什么为准则；如果不论远近都与服丧期内同等对待，那么所立制度就漫无边际、没有界限了。"皇帝下诏又交给尚书左丞王彪之商议，他说："从前太宁年间的祸乱，奔赴丧事的期限也没有超过三年。恭皇后之事不应超过先前的成例。按礼制，为国君之母、之妻服丧，居处饮食都可从容自如。'国君已经除服之后才听闻丧事的，不必追服'，而现在却要求人奔丧，这是臣所疑惑的地方。姑且应当完全依照王蒙所奏的办理。"皇帝下诏说："如今若轻易改变此制度，对名教而言就不够完善了。如今只是因为有人对此事有异议，不必更改先前的制度，就依照王蒙所奏的施行。"

咸康八年，成帝驾崩，尚书殷融上奏说："司徒西曹属王蒙以一周年为限，未能赶到的除名，交由乡里评议。臣认为，名教兴起于深厚的情义，忠孝发自人的天性，是不待严令而自然彰显、不待整肃而自然成就的。旧礼规定，国家遇有大丧忌讳之事，在外任职的官员不得离开职守，闲散之人，在巷中发丧哭祭，从未有过课以期限、不奔丧就处罚的制度。按永平初年，先帝称宣帝遗诏，规定不得让子弟前往陵墓奔丧祭拜。只有荡阴之难时的奔赴，因为很多人未能及时赶到，才开始制定此项制度，用以整饬当时风气。看如今的人情世态，尚未见到有羞愧自省之心，只是白白地增添沉默旁观之风，恰恰足以彰显王道教化的不够弘大，暴露臣子不义之实。应当遵循前代旧例，听闻丧事后行丧三日即可。"皇帝下诏说："孝顺仁慈发自天性，忠厚发自天成，若是王道未曾衰败，怎会有今日这样的弊病。弊病发展到浇薄的地步，又要靠什么来挽回呢？何况以今日的弊病，却想在颓靡的风俗中废弃既定的准则，只求在朝廷之上自我标榜仁义，这在道理教化上，岂不是太迂阔了吗？"殷融又再次上奏，最终依照王蒙所提的意见定为条例制度。

康帝建元初年，殷融又议论认为不应当奔赴山陵："依据周、鲁两国有丧事的先例，鲁国人不去吊唁。孔子回答曾子的话，应当是针对国内的卿大夫而言，并非像今日这样身在外地任职的情况。"尚书仆射顾和议论说："按照《礼记·曾子问》记载：'父母的丧事，灵柩已经出发在路上，这时听闻国君驾崩，该怎么办？'《谷梁传》说：'周人、鲁人各自有丧事，周人来吊唁，鲁人却不去吊唁。'周人虽有丧事，只需派人前往即可；鲁人则应当亲自前往办理丧事，所以不必亲自去吊唁。"

大唐元陵仪注中，皇帝询问："宗子如果身在外地州府任职，是否应当赶赴京师奔丧？"有司上奏说："按礼文记载：'五庙以内的子孙，只要祖庙尚未毁去（未出五服），即使沦为平民，冠礼、娶妻之事也必须禀告祖庙，去世也必须讣告，行练祭、祥祭时也要禀告，这是不忘祖先亲情的道理。'又说：'到第四代服缌麻之丧，是丧服所能及的最远一代；第五代只需袒露左臂、免冠束发，以示与同姓关系渐远；到第六代，亲属关系就已完全断绝了。'又有传文说：'天子七月而葬，凡是同乘一辆车轨的诸侯都要全部赶到。'依据这些记载，那么宗子五服以内的亲属，不论距离远近，都应一律前往奔赴山陵。"

　　【未逾年天子驾崩、诸侯去世的礼议——后汉】

后汉安帝驾崩，北乡侯被立为帝，尚未逾年即去世，按诸侯王之礼安葬。这在《春秋》大义中是什么道理呢？何休回答说："按《春秋》之义，尚未逾年，鲁君子野去世，就降格按照成年国君的规格，称之为'卒'，按大夫之礼安葬也是可以的。"孝顺皇帝永和年间，下诏给公卿、校尉、尚书说："从前周公摄理天子之政，成王想以诸公之礼安葬他，上天为此显现异变，于是改用天子之礼安葬，上天随即反转风向，那一年便获得大丰收。北乡王本身就是天子，却按诸侯王之礼安葬他，所以上天屡次降下灾异，应当加封尊号谥号，将他列入宗庙昭穆的祭祀序列中。"群臣都心存疑虑，认为应当照常处理。司隶校尉周举议论认为："北乡王本非正统所立，是由奸臣拥立的，在位不到一年，年号也未曾更改。孔子作《春秋》，王子猛不称'崩'，鲁国子野不记载'葬'。从前周公有代行天子摄政、请命于天的功勋，又有开创太平盛世之功绩，所以他去世之日，上天才会显

译现威严来彰明他的德行，因此成王才用天子之礼安葬他，以顺应天命。北乡王没有其他功德，恐怕不能因此顺应上天以消除灾异。北乡王本来就是诸侯王，已经按诸侯王之礼安葬，在礼制上已属尊崇，不应再追加尊号谥号。"皇帝采纳了这一建议。

　　【天子为继位的兄弟制定丧服的礼议——东晋】

东晋穆帝升平五年五月驾崩，皇太后下令立琅琊王司马丕为帝，即哀帝。仪曹郎王琨议论说："如今立他为帝，从与大行皇帝的关系来说属于兄弟，但凡是祭奠祝文中，都应称他为'哀嗣'。这大概是为了向上参照昭穆宗庙的顺序，自视同于继承皇统之人，就体现在这一人身上，不能因私情而妨害大义，而应完全以所继承的一方为正统。如今皇太后德行教化广为人知，在宫内统率母仪典范，主上既已承续基业、继承皇统，又怎能不遵循礼制呢。"尚书谢奉议论说："帝位本应以君臣之道相传承。至于宗庙昭穆的顺序，按礼制'兄弟之间不能互相作为对方的后嗣'，这是彰明大义的道理。如今应当向上继承康帝的皇统，我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国家大事，将会成为后世的定制。"仆射江虨（虨读作斌）议论说："'兄弟不相为后'，虽然是旧有的说法，但经文中并没有明确的依据，这句话不能用于王朝帝位的传承。帝王虽为兄弟，但既已构成君臣关系，就如同父子关系一样。所以鲁国将僖公的神位升到闵公之上，被《春秋》所讥讽。《左传》说：'儿子即使圣明齐天，也不能排在父亲之前受祭。'闵公是弟弟，却等同于父辈；僖公是哥哥，却被视同子辈。既然已经确立了尊卑之道，就不能再按血缘亲疏的本来关系排列了。《公羊传》说：'什么叫逆祀？就是先祭祀儿子后祭祀父亲。'《谷梁传》说：'先祭亲近的后祭疏远的，这就是逆祀。君子不能因为亲近之情而损害尊卑之序。'兄弟之间凭借君臣关系而互相承继，三部《春秋》传文中彰明的大义都是如此，那么皇位继承就有了合理的次序，上下关系也能通畅和谐，从道理上说是恰当的。应当继承大行皇帝（成帝）的皇统。"扬州刺史蓝田侯司马昱议论说："推举宗室贤者以立国君，是为了树立人间准则，上古风气淳朴，必定托付有德之人。到了后代，纷争祸乱逐渐兴起，所以才有嫡系继承、居正守位的制度，用以杜绝争夺之风，并非偏私亲情。有时遇到艰难时局，而继承人年幼才劣，所以才有立年长者为帝的做法。成皇帝深明帝王之道，不偏私亲情，越过嫡系而传位给同辈兄弟，宗庙没有因此而迁毁，皇统始终稳固。康皇帝既然是受命于成帝，那么宗庙社稷的重任，已经转移到被授予之人身上，主上应当作为康皇帝的嗣子。"谢奉又议论说："五帝治国之道，以天下为公，唯才德是举，不偏私自己的亲属。到了殷周时期，则实行世代相承的继承制度，虽历经百代君王更迭，但典章法度未曾改变，这是为了安定人心，杜绝邪乱。如今大晋宗庙祭祀配享于天，成帝重病缠身，皇嗣年幼，皇帝深虑社稷安危，将皇统传给康皇帝，这与唐尧虞舜的做法轨迹相同，是崇高的大义之举。只是天命不永，皇统又需转移传承。考察前代典章，探求人情事理，大家都认为主上应当继承成帝的皇统。"太常臣夷等五人议论说："大道通行之时，天下为公。成皇帝舍弃嫡系子嗣的继承权，而将帝位传授给同辈兄弟，这种做法尊崇了先代传统。康皇帝恭敬承受成帝明命，正统既已转移，至尊之位应当继承康帝的皇统。"皇帝下诏采纳司马昱的意见。

　　【天子不为亲属降低丧服等级及降低丧服等级的礼议】

魏国田琼说："天子不降低为祖父母、曾祖父母、皇后、太子、嫡子之妻、出嫁给二王之后的姑姑姐妹所服的丧礼等级，都与庶人相同。"按《白虎通》说："天子为何对已出五服的旁系亲属断绝丧服关系呢？这是为了向百姓表明，天子与百姓所遭受的丧礼是相同的，说明天子并非只偏爱自己的亲属。"吴国射慈说："天子的儿子若被封为诸侯，天子对他们都不必服丧。"

　　【天子为皇后父母服丧的礼议，附皇后为父服丧——东晋、宋、陈、后魏】

东晋王朔之问范宁说："至尊（皇帝）是否要为皇后的父亲服

译丧？我认为，皇帝虽身居至尊之位，也不应因自己尊贵就随意降低应有的丧礼。"范宁回答说："帝王对待天下人，与诸侯对待一国之人，道理上并无差异。如今我认为可以大致依此为准。"孝武帝太元元年正月，王镇军去世，他正是皇后的父亲。皇帝举哀而没有正式出面吊丧，服丧三日。仆射以下官员都随皇帝一同服丧。

宋孝武帝孝建三年，有司上奏说："义阳王的老师王偃去世，至尊为他服缌麻三月之丧，成服之后，随即依制除服。到三月期满之时，不知应当仍服丧还是已经除服？又，皇后依朝廷制度服心丧，服丧三十日后即除服。到祖祭安葬之日，临丧时应当穿什么服装？又按旧例，皇后心丧期满除服之日，要重新穿上尚未除服时所穿的服装，然后再正式除服。不知如今皇后除去心丧之日，应当依旧例重新穿丧服？还是只需脱去心丧期间所穿的素色布衣即可？"命礼官详细核定。太学博士王膺之议论说："尊卑地位不同，礼制轻重也就有差别，五服制度虽然相同，但降等抑制的做法却各有不同。按礼制，天子只降低旁系亲属的丧服等级，为外舅（岳父）服缌麻，本在正常服丧之列，只是缞麻丧服不便于临朝赴宴，所以才有依制除服的说法。虽然脱去麻衣、穿上冕服，仍然保留着缌麻丧服的实质。我认为至尊三月丧期已满，仍应当除去丧服。"又议论说："吉服凶服各有相应的仪容，情理与礼节应当相称。皇后一月的期限虽然已过，两件红色的服装（吉服）也已换上，但哀思之情最深切的地方，莫过于亲眼见到灵柩之时，亲眼目睹的深重哀痛，不能没有相应的丧服表达。按礼制，为兄弟已经除服之后，到安葬之时，仍要重新穿上丧服。轻丧尚且如此，除服之后仍要在安葬时重新着丧服以示哀悼，举轻以明重，其中的道理便可以推知了。我认为在王右光禄（王偃）祖祭安葬之日，皇后应当重新穿上齐衰丧服。"又议论说："丧礼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疏远，服丧程度也逐渐减轻，情感随着日子而消减，服装也随时间而改变。既然权宜之礼已经施行，服制已经改变，又怎能在丧期即将结束之时，反而再加重服装呢？按晋泰始二年的先例，武帝在服丧满一周年之月，想要重新穿上重丧之服前往拜谒陵墓，朝臣商议后未能实行。"太常丞朱膺之议论说："凡是所谓依制除服，并非全部除去丧服的意思。如今朝臣的私人丧服，也有依制除服的说法，但仍要按原定丧期穿满。我认为，晋武帝拜陵未能实行重新着丧服的做法，这是权宜之制，既已除去缞麻丧服，就不能再穿上重丧之服，这与依制除服的情况不同。我认为皇后除去心丧之日，应当依照旧例重新穿上尚未除服时所穿的服装，以表达丧亲之痛的深切哀情。"其余意见与王膺之相同。国子助教苏玮生议论说："按三日成服即除服，以及皇后服丧三十日的规定，礼书中都没有明文记载。如果都称之为依制除服，那还可以大致依此为准。凡是设立依制除服的制度，大概是因为王朝政务繁忙而不得不夺情从权、简化礼制。到安葬及祥祭除服之时，都应当重新着丧服。没有先在前面穿丧服，后面却不除服的道理。即使是齐衰、斩衰这样的重丧，尚且要按功服、缌麻的规格来除服。所谓依制除服，本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怎能因此就完全转为吉服呢？我认为至尊三月丧期已满，理应依礼除去丧服。皇后在祖祭及一周年祥祭除服之时，都应当重新穿上齐衰丧服。"尚书令、建平王刘宏议论认为："至尊的缌麻丧制期满，只需举哀即可，不必再脱丧服（因为本就未穿）。"其余意见与朱膺之相同。大明二年，有司上奏说："已故光禄大夫王偃去世，依制皇后应服丧一周年，兼行心丧三年，再一周年应到二月月末结束。查考元嘉十九年的旧例，武康公主出嫁时，二十五个月心丧期满，便依礼转为吉服。上次国丧再一周年，是在孝建二年二月，那月月末，各位公主的心丧也就期满，理应转为吉服。但当时她们仍穿素服守心丧，直到二十七个月才除服，两种情况处理不一。"领仪曹郎朱膺之议论说："详细查考礼文，心丧不应再行禫祭，本朝历代考订，也已定为成制。元嘉末年，正逢祸乱深重惨烈，圣心哀痛至深，丧礼之中过于哀伤。因此出嫁的公

译主，仍与在室女子同等对待，这是依情而变通礼制，并非要变革旧有的规章。如今皇后在二月月末，应当依照元嘉十九年的旧制，脱去素服转为吉服，以此作为永久的准则。"皇帝下诏批准。

陈文帝天嘉元年，尚书仪曹请求为本月月末皇太后为安吉君（其生父）行禫祭除服一事拟定仪注。沈洙认为："至亲的丧期以一周年为断限，因加以尊崇之故而延长为两周年，而两周年的丧期，断限为二十五个月。但重丧之服不能骤然除去，所以要用纤缟（浅色丧服）来逐渐变通；巨大的哀痛也不能立即痊愈，所以要通过祥祭、禫祭来逐渐消解。所谓'禫'，就是'淡'的意思，是用来逐渐消除极深哀情的礼节。譬如父亲在世而为母亲服丧、以及已出嫁女子的儿子为祖父母服丧的情况，都要屈从降低服丧等级，服一周年。一周年之后除服，就不再有缞麻丧服，因情理上仍有本应服重丧而只能从轻服丧之义，所以准许他们行心丧之礼。心丧既然没有丧杖、丧带可以除去，也就不必再改换玄冠丝带这类吉服的装饰。既然是内心的哀伤，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再用来逐渐消减这种哀情的了。应当行禫祭的、服杖期之丧的人，在十五个月时就已经有禫祭之礼了。如今要申明这种即将解除哀情的感受，正应当以两周年为断限，即以二十五个月为止。这正是宋元嘉年间确立的礼义，以心丧二十五个月为限。大明年间，王皇后为父亲服丧之事，又重申明确了这一制度。按齐建元年间，太子穆妃去世时，也同样采用这一礼制。只有王俭在《古今集记》中说，心丧期满应为二十七个月，这一说法又被王逡所诘难。何佟之所定的仪注则采用二十五个月除服的做法。依循古礼、参照今制，应当以两周年、二十五个月为断限。如今皇太后为安吉君行心丧，一周年之期，应当在两周年、即二十五个月时除服，不必再行心丧禫祭之礼。"皇帝下诏批准。

后魏神龟二年元旦朝会，高阳王元雍因灵太后临朝听政，太上秦公（其父）的丧期尚未结束，想要罢除百戏丝竹之乐。清河王元怿则认为万国使节前来朝贺庆贺，天子亲临接受朝拜，应当依礼齐备设置乐舞。太后就此事询问侍中崔光的意见，崔光赞同元雍的主张。元怿对崔光说："应当以经典为依据来论证。"崔光引据《礼记》"缟冠玄武，是子姓所戴的冠服"，认为父母有重丧在身，儿子不能完全穿着吉服。安定公（灵太后之父）对太后而言是外祖父，又有师恩之谊，太后不允许自己依制除服，仍缞麻在身。正月初一，太后还要回家中哭祭，皇帝车驾还要前往慰问。《礼记》说"朋友的坟墓，若坟上已长出宿草（满一年），就不再哭祭了"，说明朋友之间尚有一年的哀思。子贡说，孔子为颜回服丧，如同为儿子服丧一般，虽无正式丧服；为子路服丧也是如此。颜回丧礼中，有人送来祥祭之肉，孔子出门接受，回屋后弹琴之后才食用。如果是为儿子服丧，也应当满一年不奏乐。孔子说，行过祥祭之后，五日便可弹琴，这是父母丧礼的规定。可见弟子为孔子服丧，如同为父亲服丧一般，虽无正式丧服，却行心丧三年，这一制度正是由此而定的。虽然古代大义难以完全追溯，但近来所颁布的诏令，常常提到师恩、祖辈之尊，可见即使只有一周年之丧，仍应保有余哀。而且按礼制，母亲身有丧服在身，凡是其耳中所能听闻之处，儿子都不应奏乐。如今太后并无其他别宫居住，嘉福殿距太极殿也不算太远。宫中钟鼓之声，外面也能听到，何况太后所居更为接近呢。国君的辅弼股肱大臣，正如同人的手足，手足若有所损伤，那种痛楚是何等深切！智悼子的丧事尚未安葬完毕，杜蒉正是因此才劝谏晋平公不要奏乐。如今相国（安定公）虽已安葬，却才过去三个月，坟墓上的泥土尚未干透。

译高怿认为道理和证据说得对，于是听从了元雍的意见。

《通典》卷第八十一　礼四十一　沿革四十一　凶礼三

译天子为庶祖母持重服议　天子立庶子为太子薨服议　天子为母党服议　天子吊大臣服议　天子为大臣及诸亲举哀议　国有大丧使者章服及不爵命议　天子诸侯之庶昆弟及妾子为母服议　公主服所生议　诸王子所生母嫁为慈母服议　诸侯及公卿大夫为天子服议　诸侯之大夫为天子服议　皇太后长公主及三夫人以下为天子服杖议　诸王女孙女为天子服议　宗室童子为天子服制议　童子丧服议　皇后降服及不降服议　皇后为亲属举哀议　为皇后大祥忌日临哭议　皇后亲为皇后服议　诸侯及公卿妻为皇后服议　蕃国臣为皇后服议　天子将吏为皇后附

天子为庶祖母持重服议（汉、东晋、宋）

汉文帝的生母薄太后，在景帝前元二年去世，天子和朝臣都为她服重丧。

东晋安帝隆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去世。祠部郎徐广提出意见说："《左氏春秋》讲'母以子贵'，成风被称为夫人，鲁文公为她服了三年丧。凡是儿子对父亲的生母，从本体和名分上说都尊贵而意义重大。况且按礼，祖辈不因孙辈的身份而压抑（其服），本来就应该让服丧如常进行。如果担心礼文中没有明确记载，那就应当从重处理，等同于为祖母去世后服齐缞三年。百官则服一年。"徐广又查考，汉文帝的生母薄太后去世时，朝臣也是服重丧的。太常殷茂说："太皇太后的名号虽然尊贵，但从名分上说并非正统嫡系，皇上继承的是宗庙祖统，不应当为她持重服。我认为服齐缞较为妥当。"徐野人说："如果说鲁文公的做法是失礼的，那么《左传》并没有对此加以讥讽责备，而汉代为薄太后服丧，与为正嫡服丧并无差异。殷太常所奏的服丧礼制，若在礼书中详加查考，两种说法都没有明文依据。不过我所说的，是专门根据《春秋》而言的。"车胤回答说："汉代都是服重丧。而且大体已经确定，这种做法难道还要再翻改吗！"于是安帝服齐缞三年，百官都服一年。在西堂设菰庐，神武门设置凶门柏历。

宋庾蔚之认为："《公羊传》说明'母以子贵'，是说明妾的地位有贵贱之分，如果没有嫡子，那么妾生的儿子中就先立（贵者为嗣）。而且儿子既然已经被立为嗣，那么母亲便随之尊贵，难道是说可以与嫡妻相同吗？成风被称为夫人，并不是合乎礼的正当做法，《谷梁传》自己也已经作了解释。《丧服小记》说'大夫为庶子降服，但大夫的孙子不因此对其父（庶子）降服'，这里说的是一般的庶子，所以郑玄说'祖辈不因孙辈而压抑'，并不是说继承了祖统重任的人就可以伸展自己的私服。庶子作为继承人，不能为自己的生母服丧，是因为会妨碍祭祀的缘故。那么自己去世后，自己的儿子也不能为庶祖母服丧，这是可以推知的。《丧服小记》说'妾的儿子不代为主祭'，《谷梁传》说'祭祀到儿子这一代为止，到孙子这一代就停止'，这都是说明一般的妾，并不是指那些有加隆之礼的人。古今礼制不同，三代制度也各异。汉魏以来，已经给庶母加上尊号、旗帜、服章，作为天下的小君，与嫡妻没有区别，所以可以为她服重丧并在宗庙中祭祀，历经六代相传，这并非古代就有这样的礼议。"

天子立庶子为太子薨服议（晋、宋）

晋惠帝的愍怀太子是以庶子的身份被立为太子的，等他去世后，议论者疑虑皇上应当为他服三年之丧。司隶王堪提出意见说："圣上继承皇统，没有其他选择，即位之初，在南郊祭拜，向天地禀告，到祖庙参拜，明确了他作为皇储的身份。名分上既是正体又承担宗庙重任，怎么还能超过这个（应当服重丧）呢。"司隶从事王接提出意见说："愍怀太子虽然已经被立为太子，但这就是所谓的传承重任而并非正体的情况。依照《丧服》和郑玄的说法，制服不能与嫡子相同，应当按庶子的先例。天子诸侯不为庶子服丧，圣上对愍怀太子应当是无服之丧。有人质疑说：'既然是君父所立，那就与皇后所生的儿子相同了，哪里有既然立为太子却又不是嫡子的道理呢？'我回答说：'嫡庶的名分是固定的，不是因为被立为太子就能改变的。《丧服》讲，庶

译子为自己的生母服缌麻，却不说嫡子为自己的妾出母服，而是说庶子为自己的母亲（服缌麻），（这条经文）是承认他被立为继承人的，可见庶子的名分依然存在。'"

宋庾蔚之认为："王堪认为既然拜为太子，就完全等同于嫡系正统。王接则依据庶子作为继承人，仍要为其生母服缌麻这一点，认为庶子的名分并未去除，所以虽然身为太子，仍应当与一般众子相同，天子对他不服丧。可以说两种说法都有失中正，我试着说说自己的看法。按《丧服传》贯通经义，长子服三年之丧，是说因为他名分上居于正体地位，又要承担传承宗庙的重任。可见需要这两层意义都具备，才能加重到三年之服。现在拜为太子，虽然要承担传承重任，但并非正体，怎能就等同于嫡系正统而为他服斩缞呢？既然已经拜为太子，就是将要承担传承重任的人，又怎能仍然与一般的庶子一样对他毫无服丧呢？天子诸侯对旁系亲属服丧减为一年。现在拜庶子为太子，不能因为尊贵而对他降服。既然他并非正嫡，只是没有加隆的名分而已，自然应当为他伸展本服，服一年之丧。庶子作为继承人，不能完全与嫡子相同，庶子的名分怎能因此而去除呢？（庶子）自己为祖父曾祖服丧，与嫡子并无差异，这是与嫡子相同之处。祖父曾祖为他（庶子）服丧没有加隆，这是与嫡子不同之处。天子诸侯大夫不因尊贵而降服，这一点又与一般众子不同了。"

天子为母党服议（后汉、魏、宋）

后汉光武帝的舅父光禄大夫樊宏去世，光武帝亲自前往吊丧、送葬。和熹邓太后的母亲新野君去世时，当时安帝服缌麻，百官服素服。

魏太和六年四月，明帝的外祖母安成乡敬侯夫人去世，即甄后的母亲。太常韩暨上奏说："天子对舅家一系减服，对外祖母无服。"尚书上奏说："汉代的旧事已经散佚缺失，没有为外祖母制定丧仪的先例。三代礼制各不相同，可以等吊丧完毕，皇上返回寝宫，第二天恢复吉服进正常饮食。"尚书赵咨等人上奏说："哭祭敬侯夫人，在端门外左侧张设帷幕。群臣的位次如同朝会。皇帝戴黑介帻、进贤冠，穿黑色衣服。哭十五声后即停止。"皇帝下诏询问汉代旧例是怎样的？散骑常侍缪袭上奏说："后汉邓太后的母亲新野君去世时，安帝服缌麻，百官服素服。安帝是继承和帝之后即位的，邓太后的母亲对安帝而言就是外祖母。只是因为当时太后临朝，安帝是从藩王被援立为帝的缘故（才这样服丧）。又查考，后汉寿张恭侯樊宏以光禄大夫的身份去世，樊宏就是光武帝的舅父，光武帝亲自前往吊丧送葬。参照前代的做法，应当派尚书、侍中以下的官员前去吊祭送葬。"博士乐详提出意见说："按《周礼》，天子吊丧，戴弁绖，穿锡缞。礼制有所增减，如今可以戴进贤冠，穿练制的单衣。"皇帝又下诏说："应当依照《周礼》，不必另外创制新礼。"蜀国谯周说："天子、诸侯为外祖父服小功，诸侯的嫡子为母亲、妻子以及外祖父母、岳父岳母服丧，都如同一般国人一样。旧说认为外祖父母是母族中的正统，岳父岳母也是妻族中的正统。母亲、妻子与自己身份地位相同，母亲、妻子不敢降服的（对象），（自己）也不降服。"

宋庾蔚之认为："按礼，父亲不服的丧，儿子不敢服。嫡子为妻子的父母服丧，那么可知天子、诸侯也为妻子的父母服丧。妻子的父母尚且要服丧，何况母亲的父母呢！"

天子吊大臣服议（周、魏、晋、大唐）

周代的制度，司服的职责是："掌管天子的吉凶衣服，天子为三公六卿服锡缞，为诸侯服缌缞，为大夫士服疑缞，头上都戴弁绖。"这是国君为臣下服的吊服。郑司农说："锡，是指质地光滑的麻布，十五升去掉一半，加工处理其经线，不处理其纬线。缌麻也是十五升去掉一半，加工处理其纬线，不处理其经线。疑缞，是十四升的缞服。"郑玄认为："不处理其纬线，是表示哀情在内。不处理其经线，是表示哀情表现在外。'疑'的意思是'比拟'，即比拟于吉服。"

魏国蒋济上奏说："会丧时不应当摘去冠。上奏此事的人说，先前会

译葬故镇军朱铄的丧事时，从卿以下的官员都摘去了冠，用布巾包住额头，只有使者、侍中、散骑没有摘冠。这些都不合旧有的礼法。冠是德行完备的表征，在服饰中地位尊贵。只有在为君亲服丧、小敛之前，以及有罪待罚之人才会摘冠。其余的礼仪，即使是齐缞之痛，也只有增加而没有废弃摘冠的道理。如今为吊丧而摘冠，很违背礼的本意。"此事下交博士评议。博士杜布提出意见，认为："《论语》说：'穿羔裘戴玄冠不能去吊丧。'所以周人摘去玄冠，改戴素弁。汉代摘去玄冠，改用布巾，这也是历代帝王相互变革的仪制，未必只有（去冠改戴布巾）是不对的。古礼中乡野之人戴巾，古时军礼中戴韦弁冠，如今戴赤帻，这都说明礼制在不断转变，不能全都恢复古制。如今应当沿袭汉代的旧例。又查考汉代的仪注，诸侯王去世，天子派遣使者前往吊唁，都说使者穿素服。又按礼，从天子到士人，参加殡敛之事时，都要摘去玄冠，改戴素弁。君子临丧，必定怀有哀伤朴素之心，因此摘去玄冠，改用素色。因此汉代中兴以后，临丧的礼仪与古礼相合。此后，有人说临丧时，使者仍旧穿吉服、戴布巾。我认为使者也应当摘去玄冠，改戴布巾，表示不是纯粹的吉服。侍中、散骑等参加会丧，也应当摘去玄冠，改戴布巾。"皇帝下诏采纳杜布的意见。吴国射慈的《丧服图》说："天子吊三公，戴弁绖穿锡缞。吊大夫士，都戴弁绖穿疑缞。吊畿内诸侯，戴弁绖穿缌缞服。"

晋代挚虞说："凡是派人吊祭，同姓的使者，戴素冠帻，穿白色练制的深衣，所用器物都用素色。异姓的使者，服色和器物都不改变。"

大唐的制度，如同《开元礼》所定。

天子为大臣及诸亲举哀议（后汉、魏、晋、东晋、大唐）

后汉明帝时，东海恭王去世，明帝出宫前往津门亭为他发哀。

魏国大司马曹真去世，王肃为此上表请求发哀，说："按礼，大臣去世，天子要亲临吊唁。诸侯去世，还要在庭中哭祭。对同姓大臣，礼遇要高于异姓大臣。从秦到汉，这些礼仪大多被废弃而不施行。到光武帝时才略微遵循此礼，当时群臣无不争相勉励。博士范升上疏称扬这件事，认为是美事。可以依照旧礼，设灵位而哭祭，以敦厚和睦宗族之情。"于是皇帝驾临城东，张设帷帐而哭祭。等到锺太傅去世，皇帝又亲临吊唁。

晋武帝咸宁二年下诏："诸王公大臣去世，应当举行三天朝会发哀仪式的，过一个月后才可以奏乐；只举行一天朝会发哀仪式的，三天内不奏乐。"按挚虞的《决疑注》说："国家为同姓的王、公、妃、公主在东堂发哀，为异姓的公、侯、都督在朝堂发哀。"

东晋元帝的姨母广昌君去世，尚未安葬，御史中丞熊远上表说："按礼'国君对于卿大夫的丧事，从下葬前不吃肉，到卒哭前不奏乐'，这是因为恻隐之心使人不忍心进行吉庆之事的缘故。臣接到尚书发下的符文，说冬至后两天要举行小型朝会。臣认为广昌君的丧事正当停殡待葬之时，圣上心怀哀悼。按礼，大夫去世，也要废止一个时节的祭祀。祭祀尚且可以废止，何况其他事情。冬至这天只可以接受朝贺而已，不适合举行小型朝会。"皇帝把熊远的上表交给贺循看。贺循回答说："按古时君臣之间的名分十分重要，即使以至尊的身份，按礼降服而无服，三个月之内仍要穿锡缞而居，不参与吉庆之事。所以《春秋》记载晋国大夫智悼子尚未安葬，晋平公就奏乐，杜蒉对此加以讥讽。咸宁年间的诏书，应当作为固定的制度。"

大唐的制度，如同《开元礼》所定。

国有大丧使者章服及不爵命议（魏、晋）

魏晋故事记载："有人问：'如今以宗室之人担任监督公主丧事的使者，应当穿什么服饰？'卞搉回答说：'国家有大丧，使者应穿的服饰，礼书中没有正式的记载。按事理类推，既然是奉命监丧，应当穿练制的素服。'又有人问博士：'济北王的嗣子应当承袭封爵，如今正逢大丧，是否仍应派使者前去册拜？'卞搉回答说：'按《春秋》的义理，国

译家有丧事，尚未安葬，不册封任命大夫。除非有特殊情况不得已，都必须等到安葬完毕之后。'"

天子诸侯之庶昆弟及妾子为母服议（汉、晋）

汉代戴德的《丧服变除》说："天子诸侯的庶出兄弟以及大夫的庶子，为自己的生母服大功九个月，但哭泣、饮食时的哀思，仍要延续三年之久。"

晋代贺循的《丧服要记》说："诸侯之子中的庶出兄弟，在父亲去世后为自己的生母服丧；大夫的庶子，在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都是服大功九个月。凡是降服的情况，虽然服丧的等级降低了，但心中的哀思仍要如平常应服的月数一样保持。又，天子诸侯地位低微的妾所生的儿子，为自己的生母服丧，由于受父亲身份的压抑，不能制作缞麻粗服，三个月就下葬，安葬完毕就除服，但在居处、饮食、言语上，仍要保持三年的心丧。"刘智的《释疑》说："凡是应当降服而不能穿丧服的，都要有心丧的礼节。小功以下不必解除吉服而穿丧服的，就没有心丧了。"

公主服所生议（宋）

宋庾蔚之说："公主为自己的生母服丧，应当服一年之丧。为什么这样说呢？公主在未出嫁时，因受父亲身份的压抑，服丧不能超过大功，所以为生母和为兄弟服丧，不应当有所不同。公主一旦出嫁，就不再受这种压抑，所以为生母服丧可以服满一年。之所以知道出嫁后就不再受压抑，是因为按礼，因尊贵而降服、因出嫁而降服，亲疏关系是没有差别的，因尊贵而降服只是不涉及嫡妻（所生之子）罢了。至于因受压抑而降服，只针对未出嫁的女儿而言。未出嫁时，父亲在世，为母亲服一年；出嫁以后，为母亲服丧与父亲相同。因此可知出嫁后就不再受压抑。而且，本来尊贵的一方，不必为对方回报服丧，这是礼的通例。但女子出嫁，父亲仍要为她回报服一年之丧，这是要让她把重心转移到夫家，以此推及旁系亲属的缘故。由此推论，出嫁后不再受压抑，这个道理就更加明白了。"

诸王子所生母嫁为慈母服议（晋、宋）

晋代谯王司马恬问范宁说："一个妾生了两个儿子后改嫁，国君命令另一个妾兼管抚养她的儿子，如今这位受命的妾去世了，这些儿子应当为她服丧吗？"范宁回答说："古时男子在外有师傅教导，在内有慈母抚养。国君命令她教养孩子，哪里谈得上服丧呢。"司马恬自己断定说："礼有疑问时应从重处理，这是为了敦厚至诚的孝敬之心。她活着时如同亲生母亲一样对待，死后却形同陌路，从情理上说是不可以的。如今定为服小功，并长久奉行祭祀，以尽为人子之道。过两年之后，才参与吉庆之事。这样说来，从礼制上讲并不亏损礼文，从情理上讲也不违背师傅的教导。"徐邈说："这种由庶子所生、后来出嫁、又受命成为他人妾室之子的慈母，就应当自始至终如同亲生母亲一样对待；她的亲生母亲，则等同于出母。如果按照古礼，应当戴练冠、穿麻衣，等到安葬完毕就除服。"车胤说："大夫为抚养自己的庶母服丧，是服小功。"

宋庾蔚之说："母亲出嫁离去，无法互相抚养照顾，便等同于没有母亲，不必局限于母亲去世这一种情况。谯王所任命的做法，并不违背礼制。这个儿子自然应当依照慈母如同母亲的服制来服丧。按晋朝诸王采用士人的礼制，那么就应当归入父在为母服丧的条例。凡是慈母是因抚育之功勤而致服的，本来就没有天然的血缘之爱，哪里还有心丧的礼文呢！"

诸侯及公卿大夫为天子服议（周、汉、晋、大唐）

周代的制度，《丧服》斩缞章说："诸侯为天子（服丧），是因为天子是至尊。"马融说："是天下人所共尊之人，所以称为至尊。"

汉代戴德的《丧服变除》说："臣为国君服丧，束发戴笄用纚，不赤脚行走，刚去世时，穿深衣戴素冠，其余的与儿子为父亲服丧相同。"郑玄的《变除》说："臣为国君服丧，不束发戴笄用纚，不赤脚行走。"

张祖高问："士人为天子服丧应当怎样？《丧服要记》只讲了大夫为国君服丧以及家臣为大夫服丧的情况，没有讲到士人，恐怕有遗漏错误。郑玄说'士人为

译国君也服斩缞'，但没有明文，而《杂记》说：'士人居于垩室'，这是不是说士人服丧一年呢？士人以下的属吏为士服丧，恐怕也应当相同。"谢沈回答说："在朝为官的士人为天子服斩缞，这是礼中的明文规定。在外任职的邑宰之类的士人居于垩室，服丧一年。《丧服要记》并非有遗漏错误，只是记述简略而已。"

晋代尚书问："天子驾崩，如今台省的书令史以上的官员，是否都要服斩缞之服？"博士卞搉、应琳提出意见说："按礼，命士以上的官员都应当服斩缞。台省的书令史，供职于朝廷，都应当服斩缞。"又问："天子驾崩，司州及河南郡的属吏出入随行护卫，是否应当改换服制？"卞搉回答说："按礼，身为庶人而在官府任职的服齐缞三个月。而且，近臣要服斩缞。随行出入的属吏，都应当依此服丧。"又问："服丧要依国君的尊卑而定轻重，如今司隶校尉服斩缞，而属下官吏服齐缞，这样是否合乎礼意？"卞搉回答说："凡是臣属跟从主君，都要降一等服丧。如今的州牧郡守，都相当于古代的诸侯，用礼制加以类比，轻重是恰当的。"又问："按礼，因义而服的丧不必随从降等。如今司隶校尉为国君服斩缞，这属于因义而服，那么属下官吏是否也应随从？每降一等，应当是指国君为其亲属服丧的情况吧？古今施行的做法又是怎样的呢？"卞搉回答："按礼，庶人为国君服齐缞。如今则不再这样服丧。但是属吏如果是都官从事一类，在丧礼中负有职司的，自然应当依照庶人在官任职的礼义。因义而服的丧不必随从降等，指的是近臣为国君服斩缞这一服制，依照降一等的差别而言的。前面所说的随行护卫，是专指近臣而言的。"

《魏晋故事》说："又有人问：'各位二千石的长吏如果正在京城，是否都应当制服？'博士卞搉、杨雍、应琳等人上奏说：'按礼，臣为国君服斩缞。凡是士人以上正在任职的官员，都应当制服。'"

大唐元陵遗诏规定：天下的官吏，诏书下达后，三天就可以除服。晋代贺循说："吏，是长官所任命的属员。"臣认为公卿百官，与普通吏员不同，按礼，臣为国君应服斩缞三年。查考《高宗实录》，昭陵时臣下的丧服制度，都依照汉文帝的旧例，服三十六天。又查考高宗驾崩时，服丧的轻重等级，也是依照太宗时的旧例。中宗、睿宗时，臣下的丧制，也都遵照此例。依据礼制和先例，如今百官都应当依照遗诏，二十七天除服。在小祥之内，百官都没有假日，每天天亮，要到延英门，报名问安，但不进入正衙。到临朝的时候，前往西内哭祭，哭完各自回去。到小祥那天，去掉头上的首绖，改戴布冠。那天早上，在西内聚集哭祭。到望日和大祥那天，又前往西内哭祭。大祥那天，除去缞服、丧冠、丧杖等，改穿素色公服，等到举行山陵安葬仪式时，再穿上原来的齐缞服，事情办完后就除服。

诸侯之大夫为天子服议（周、汉、东晋）

周代的制度，《丧服》说："穿繐缞裳，束牡麻绖，安葬完毕后就除服。"马融说："绖带按大功的制度制作。小功篇中说'澡麻'，这里说的是'牡麻'，可知是依从大功的制度。安葬完毕就除去这种服饰，天子七个月后安葬，这里不说七个月，是因为说的是同时除服的意思。"繐，是小功服中较细的一种。它的纱缕纺织得像小功一样细，织成布是四升半。之所以把纱缕纺得细，是因为恩情较轻；升数少，是因为要服丧于至尊之人。凡是布料织得细而稀疏的，叫做繐，如今南阳有一种叫邓繐的布。繐缞用四升半的布，冠用八升的布，这就是繐缞。这种服饰的等级在小功之上，是要显示它的纱缕精细。升数处于齐缞的等级之中，是因为不敢以兄弟服丧的规格来服侍至尊之人。这是诸侯的大夫为天子服的丧。《传》说："为什么要服繐缞呢？因为诸侯的大夫要按时觐见天子。"接，就是相会的意思。诸侯的大夫按时相会觐见天子，所以要为天子服丧，由此可知士人和庶人则不必服丧。

汉代戴德说："繐缞是服七个月

译的丧服。诸侯的大夫，刚听到天子去世的消息，穿白布深衣，戴十五升布的素冠，穿没有装饰的吉屦，跟随诸侯在朝廷哭祭。在官舍门外张设帷帐作为临时居所，内外分隔，吃粗劣的饭食，只用盐和醋调味。总共两餐不进食。成服以后，穿繐布做的缞裳，戴十一升白布冠，冠缨、边缘都用十一升布，腰带也是如此，一褶宽三寸，在胸前交叠打结。首绖用牡麻制作。首绖粗四寸又一百二十五分之七十六，右边的根本部分在上面，粗五分之三寸。七个月后安葬，安葬完就除服，改穿朝服、戴素冠。过一个月后恢复原状。"

《石渠礼》说："'诸侯的大夫为天子、大夫的家臣为国君应当服什么丧？'戴圣回答说：'诸侯的大夫为天子应当服繐缞，安葬完毕就除服。因为要按时觐见天子，所以安葬完就除服。大夫的家臣没有觐见天子的名分，不应当为国君服丧。'闻人通汉回答说：'大夫的家臣，是陪臣，没有听说他们要为国君服丧的。'又问："庶人尚且有服丧的义务，大夫的家臣领取俸禄，反而没有服丧的义务，这是为什么呢？'闻人通汉回答说：'《记》说"在大夫家中任职的人，一旦离开本乡就不能与士人平起平坐"，这说明他们是在官府任职的庶人，应当依照庶人为国君服三个月丧的规定。'皇帝下令说："依从庶人的服制，这是对的。'又问："诸侯的大夫因为按时觐见天子，所以要服丧。现在诸侯大夫的家臣，是否也有按时觐见诸侯的情况呢？'戴圣回答说："诸侯大夫的家臣，没有觐见诸侯的名分。诸侯有时派遣家臣奉献贺礼，这是非常规的情况，不算是觐见。至于大夫在丰年时，向国君进献物品，国君不亲自接见，这也不算是觐见。'侍郎臣戴临、待诏闻人通汉等人都认为存在觐见的名分。"吴国射慈说："刚听到丧讯时，摘去吉冠，戴素弁，穿十五升布的深衣，跟随自己的国君在太庙的阼阶下哭祭，袒露肩膀、去冠露髻站到应处的位置，完成踊礼，然后穿上丧服、戴上首绖，穿没有装饰的吉屦。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张设帷帐作为临时住所，内外分隔，吃粗食饮水，束牡麻绖。到成服时，穿四升半的繐布缞服，裳用细而疏的布，冠用八升布，冠缨、中衣的领和袖、边缘也都是如此。七个月后除服，改穿朝服、戴素冠。过一个月后恢复吉服。"徐整又问射慈说："诸侯的大夫，是因为按时会见天子，所以要为天子服繐缞七个月，不知道这些大夫是因为什么事才能够觐见天子的呢？如果是身处边远藩国、地处荒服的大夫，未曾有机会觐见天子，是否也要服这种丧？"射慈回答说："诸侯的大夫，有朝聘一类的差事，因而会见天子，所以说是按时相会。即使没有实际会见过，仍然要服这种丧。士人以下则不必服丧。"

东晋简文帝驾崩，镇军府询问参佐纲纪应当如何服丧。邵戬回答说："按礼，臣为国君服丧，都服斩缞，大夫居住在丧庐中，士人居住在垩室中。又按礼，国君的丧事，各级达官之长要执丧杖。前代儒者认为，所谓'非达官'，是指那些自行任命属官、在官府中任职的人。庶人在官府任职者为天子服丧，与畿内的一般百姓相同，服齐缞三个月。查考如今的参佐，没有被授予职权任免属官的，应当依照这条礼制。又按礼，诸侯的大夫如果曾会见过天子，就要为天子服繐缞七个月。查考如今的纲纪一类官员，虽然有的是经诏敕任免的，仍如同古代诸侯的卿受命于天子一样。他们面北朝见当时的国君，没有第二个君主的名分，应当依照繐缞的服制。那些没有诏敕任免、又未曾会见过天子的，就应当没有服丧的义务。"

皇太后长公主及三夫人以下为天子服杖议（魏、晋、东晋、宋、大唐）

《魏晋故事》说："有人问：'皇太后、三夫人以下都服斩缞，各位长公主以及崇阳园循容等人应当如何制定服制？'卞搉等人提出意见说：'按礼，与诸侯是兄弟关系的人为诸侯服斩缞。依此推论，公主应当服斩缞而不必执丧杖。按礼，国君夫人为长子服三年之丧，妾为国君的嫡

译子服丧与夫人相同。那么崇阳园循容也应当服三年之丧。'又问：'太后和公主是否应当执丧杖？'卞搉、应琳提出意见说：'按礼，妻子为丈夫执丧杖，从天子到士人都是如此，皇太后应当执丧杖是很明确的。儿媳为公婆服丧，礼书中没有执丧杖的记载，皇后不应当执丧杖。国君的丧事中，夫人、世妇在丧次时执丧杖，等到就位行礼时，则由他人代为拿着丧杖，这是符合礼制的。三夫人以下的人都要执丧杖。'"

东晋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驾崩，李太后为他服三年之丧。

宋永初三年，武帝驾崩，萧太后为他服三年之丧。

大唐天宝七载五月，宗正卿褒信王李璆上奏说："皇帝的姐妹和女儿按礼出嫁之后，各自应比原来的亲属关系降一等服丧，如今却一律降为第二等，臣认为这样固守礼制，反而有损于恒常的典章。恳请一律依照服属的等第来确定，不受降服的限制，并请求永远作为固定的制度。"皇帝下敕批准依此办理。

诸王女孙女为天子服议（魏、晋）

《魏晋故事》说："博士卞搉、应琳等人提出意见说：'按礼，诸侯的夫人为天子服丧，服齐缞，这本来是没有服丧义务的人，仍然要随从丈夫而与之相同。如今诸王起初对已故的大行皇帝本来只服一年，如果以较轻的服丧标准来彰显最尊贵的对象，是依照对众兄弟的服丧义理来推及的；但所服丧的对象是至尊，应当疑虑当服重丧。诸王的女儿，依照诸侯兄弟的服丧礼制，就应当服斩缞。诸王的孙女年幼，还不到行礼的年龄；如果要为她定服，应当依照诸侯的相应制度。'"

宗室童子为天子服制议（魏、晋、大唐）

《魏晋故事》说："'皇子广陵王年方十一岁，作为孙辈应当为祖父服一年之丧，这时应当依照臣子为国君服丧，还是依照本来的亲属服丧？皇弟吴王年方十岁，章郡王年方七岁，他们又是否应当依礼居于丧庐、遵行成人的礼节，应当戴什么样的巾帻、穿什么样的服饰？'应琳提出意见说："按《丧服》礼制，诸侯为天子服斩缞。如今广陵王已经受封列土建国，如同古代的诸侯，应当依照臣子服丧的先例。又按礼，童子不必居于丧庐，不必执丧杖，不必穿丧屦。广陵王尚未行冠礼，吴王、章郡王年纪幼小，都不应当居于丧庐。古时只有冠而没有帻，汉代才开始制作帻，可以如同现今的服制，戴卷帻。'"

大唐元陵的制度，孙辈为祖父服齐缞一年，臣子为国君服斩缞三年。如今遵照遗诏，皇帝服丧十三天行小祥礼，二十五天行大祥礼，二十七天除服。臣下都随之除服。皇孙既然是服齐缞一年的服制，按礼"只有嫡子而没有为嫡孙特设的礼制"，他的服制也应当依照皇帝的规定，十三天行小祥礼，二十五天行大祥礼，二十七天除服。除服以后，穿素色公服，等到举行山陵安葬仪式时，再穿上原来的齐缞服，事情办完后就改穿吉服。

童子丧服议（周、汉、晋、宋）

周代《丧服经》说："童子只有在担任继承家业的宗子时才服缌麻。"马融说："童子，是指尚未成年的人。"郑玄说："童子，是指还没有行冠礼的人的称呼。"担任家室宗子的，是指嫡长子。《杂记》说："童子哭泣时不哽咽出声，不行踊礼，不执丧杖，不穿丧屦，不居丧庐。"这是因为尚未成年的人，不能完备地遵行礼节。但如果是担任继承家业的宗子，就要执丧杖。

汉代戴德的《变除》说："童子担任继承家业的宗子，是指十五岁到十九岁之间，作为父亲的继承人、承担宗庙重任的人。他们的丧服是深衣，不穿裳，其余的与成年人相同。按礼，之所以不为未成年人制定丧服，是因为他们的心智还不能专一。但如果有能够遵行丧礼的，也不加以禁止。他们的缞麻服，不必按照规定的制度，只按他们能承受的程度而定。"

晋代刘智的《释疑》说："婴儿没有知觉，但对于父母的丧事，仍然要用丧服包裹着他。至于其他的亲属，孩子到八岁时就要为他们制定丧服了。七岁称为悼，超过这个年龄如果犯罪，就要受刑罚；既然可以用刑罚来要

译求，就必须用礼节来对待他，所以在下殇之年，就要为他制定丧服。按《小功章》记载昆弟中夭折者的丧服，说要为昆弟的下殇服丧，可见到了下殇之年就要施行丧服之礼了。"蜀国谯周的《丧服图》说："童子不因年幼而降低对成年人的服丧标准，凡是小功以上的亲属，都要服本来应服的丧服。童子不执丧杖，不居丧庐，不戴丧冠，不束丧麻。担任继承家业宗子的，才戴丧冠、束丧麻，十四岁以下不能承受丧麻的，就不必束麻。"吴国徐整问："为姑姑姐姐的长殇之丧应服大功，下殇之丧应服小功，为姐姐下殇以下服丧要戴丧冠。六七岁尚未到成童年龄的孩子，为父母服丧尚且不执丧杖、不居丧庐、不穿丧屦，如此重要的丧礼都还不能完备遵行。如今为什么反而能够为姐姐的丧事服丧，完备遵行大功小功的礼制呢？十七八岁的孩子还可以，恐怕六七岁的孩子还承受不了这样的缞麻之服。"射慈回答说："六七岁的孩子虽然还未到成童的年龄，但姐姐去世了，仍应当穿布做的深衣。"

宋庾蔚之认为："马融认为童子是指尚未成年的人，郑玄认为这是尚未成年之人的称呼，二者都没有明确说明具体到几岁为止。戴德认为童子担任继承家业宗子，是指十五岁到十九岁之间。谯周说'十四岁以下不能承受丧麻的，就不必束麻'。《记》说十五岁的成童要学习舞象之乐，这难道就是经文所说的童子担任继承家业宗子的年龄吗？按礼中所说的童子，年龄参差不一，从事理上推断，大小年龄的区别便可以知道了。我认为，童子与族人一起行礼时，如果是八岁以上、已经达到行礼年龄的人，因为他担任继承家业的宗子，所以让他与成年人相同。从前射慈认为，未满八岁的孩子，为血缘较近的亲属服丧，只须穿布做的深衣，这或许是符合礼意的。"

皇后降服及不降服议（魏、晋）

魏国田琼说："诸侯的女儿出嫁成为天子的皇后，要为自己的旁系亲属降一等服丧，这与因出嫁而降服的情况相加，共降两等，这是因为对外亲的尊卑关系有所不同，所以要降服。天子的皇后为众庶子没有服丧的义务。凭什么这样说呢？依据大夫为自己的庶子服大功，他的妻子也为庶子服大功，如今天子诸侯对众庶子都没有服丧的义务，皇后又凭什么单独为他们服丧呢？"

晋代贺循说："诸侯的女儿成为天子的皇后，要因尊贵的身份而为自己的族人降服。"吴国射慈说："诸侯的女儿成为天子的皇后，为天子的亲属服丧时，随天子本人的服制而降一等。诸侯的女儿成为皇后，为自己的父母以及作为父亲继承人的兄弟服丧，服齐缞。她本宗的宗子，也不必降服。"徐整说："诸侯的女儿出嫁成为天子的皇后，对外亲的尊卑关系没有变化，那就如同国人为国君的长子服三年之丧一样。"

皇后为亲属举哀议（晋、隋、大唐）

晋代褚太后要为自己的堂弟发哀，博士王臻等人提出意见说："对于至尊而言，这位堂弟只是族舅，虽然（皇帝）不必亲自发哀，但可以随从太后在朝堂发哀。"又说："太后先前曾为褚卫军的刘夫人在式干殿发哀，至尊则在朝堂发哀，如今应当依照旧例。"

尚书王彪之提出意见说："如果至尊本来就应当为外族亲属在朝堂发哀，那是对的。如果至尊自己不发哀，只应当随从太后到别处，而不去朝堂。（这一点）还没弄清楚礼制，我认为应当依照随从发哀之礼，从中朝到中兴以来，朝廷已经大略形成了固定的仪制。至尊为宫内的亲族在东堂发哀，那么三省的官员就随从临哭；为外族及大臣在朝堂发哀，那么八座、丞、郎等官员就随从临哭。至尊侍奉太后，既遵循朝臣的礼仪规范，又尽到家人间的礼节。这些方方面面的情谊与敬意，实在是兼有臣子与家人两重身份。如今至尊不应当自己发哀的意思是，应当随从太后（发哀）。

译亲临式干殿哭吊，太后的位置在西边、面朝东，皇帝的位置在北边、面朝南。

隋朝制度：皇太后、皇后为本服之内的亲属及宾客举哀一次。

大唐制度：依照《开元礼》执行。

　　为皇后大祥忌日临哭议（晋）

译晋博士徐禅上恭皇后大祥忌日临哭事：「太学礼官谓至尊行先后之丧，亦同齐缞，今再周及忌日，无复祥变之事，谓不可躬行。臣按无经传明文，则不应出。若晦日东堂举哀，由朝廷参议，而事无指条。」

晋朝博士徐禅上奏关于恭皇后大祥忌日皇帝亲临哭吊之事：「太学礼官认为皇帝为先后办丧事，也应同样服齐缞，如今再周年及忌日，已经没有祥祭变除之事，认为皇帝不应亲自前往。臣考察经传没有明文规定，那么皇帝就不应出行。至于月末在东堂举哀，应由朝廷共同商议，但此事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

兼侍中徐众议：「按博士议，恭皇后再周，欲依三年之议，至尊东堂举哀，群臣诣陵哭。臣按礼为王后服，无三年之制。左传叔向云『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谓三年而后娶，达子之志耳。礼丧大记曰：『祥而外无哭者，禫而内无哭者。』文子之丧既除，越人来吊，受于庙门之外，垂涕洟而不哭，明丧既过无哭。礼不诣墓，而接于庙外。今后服既过，至尊无缘举哀，群臣不应诣陵而哭也。」

兼任侍中的徐众提议：「按照博士的提议，恭皇后再周年，想依照三年之丧的礼制，让皇帝在东堂举哀，群臣前往陵墓哭吊。臣考察礼制，为王后服丧，并无三年之制。《左传》记载叔向说『天子一年之内竟有两次三年之丧』，是说要等三年之后才能再娶，是为了体现儿子的心意罢了。《礼记·丧大记》说：『大祥之祭后，在门外不再哭；禫祭之后，在门内也不再哭。』文子的丧期已除，越人前来吊唁，文子在庙门外接待，只是流泪而不哭泣，说明丧期已过就不再哭泣。按礼制不必亲往墓地，只在庙门外接待即可。如今为皇后服丧的期限已过，皇帝没有理由再举哀，群臣也不应前往陵墓哭吊。」

博士许翰等议：「按礼小记曰：『大功者主人之丧，有三年者，则必为之再祭。』郑玄曰：『有三年者，谓妻若子幼少也。』再祭谓练祥也。凡人子之生，必有天父地母之道，故记有君薨而生子之礼。今二皇子之育，虽在恭后崩后，于礼是为有三年子幼少者也，则必为之有二祥之祭。杜元凯云：『天子诸侯虽卒哭除服，其练祥日，必有位矣。』今皇子出承国蕃，故王后丧，诸侯卑，不得为主。夫丧无主，礼有正文，至尊统天承重，则为主在圣躬也。乃同先帝先后于考妣，哀礼终于今晦，吉禘始于来朔，非人臣之所主也。记云：『为王后周，服母之义。』虞书曰：『百姓如丧考妣，三载遏密。』恭后母育天下，臣子有丧妣之恩。古门人于师无服，心丧三年，祥日之哭，所以终哀，非服丧三年矣。今圣代不可守以循常之名例，当博纳同异，斟酌而用焉。」

博士许翰等人提议：「按《礼记·丧服小记》说：『服大功的人主持丧事，如果家中有该服三年之丧的人（妻子或年幼的孩子），就必须为其举行两次祭祀（小祥、大祥）。』郑玄说：『有三年之丧的，是指妻子或年幼的孩子。』所谓再祭，就是指练祭和祥祭。凡是为人子女，必然有如天如地的父母之恩，所以《礼记》中有国君去世而遗腹子出生的丧礼。如今两位皇子的出生，虽然是在恭后驾崩之后，但按礼制来说，正属于该服三年之丧而年幼的情形，就必须为她举行两次祥祭。杜元凯说：『天子诸侯即使已经卒哭除服，到了练祭、祥祭之日，也一定要设立牌位。』如今皇子已出继承嗣藩国，所以王后的丧事，因诸侯地位卑下，不能主丧。丧事不可无主，礼有明文规定，皇帝统领天下、承继大统，那么主丧之人就应是圣上本人。于是恭后与先帝、先后同样以父母之礼对待，哀悼之礼到本月末结束，吉禘之祭从下月初开始，这不是臣子所能主持的。《礼记》说：『为王后服丧一周年，是遵循为母服丧之义。』《尚书·虞书》说：『百姓如同丧失父母一样，三年之内断绝音乐歌舞。』恭后如母亲一般养育天下百姓，臣子对她怀有如丧生母般的恩情。古代门人对老师本无服丧之制，只是心丧三年，祥祭之日哭泣，是为了了结哀情，并非真的服丧三年。如今在圣朝，不可拘泥于寻常旧例，应当广泛采纳各方意见，斟酌权衡后加以采用。」

皇后亲为皇后服议晋　宋

晋国子博士王翼云：「按礼无明文，依准郑制齐缞。诸妇诚非五属，然缘成亲，夫属子道，则妻亦妇道矣，不得不制亲属之服。」

晋朝国子博士王翼说：「按礼制并无明文规定，依照郑玄的制度应服齐缞。各位儿媳确实不在五服亲属之内，但因为已经成婚，丈夫既属子道，那么妻子也就应尽妇道，不得不为此制定相应的服丧之制。」

故孝后崩，庾家访服。博士王昆议：「五服之内，一同臣妾，宜准小君服周。」侍中高崧答以为，皆准五属为夫人周。祠部郎孔恢云：「庾家男女宜齐缞，庾家诸妇虽非五属女，今见在五属之内，亦服周。」护军江虨音斌云：「按贺公记，天子诸侯，五属之内，虽不服职为臣，皆服斩缞，为夫人则齐缞周。天子诸侯既同，后夫人亦不可得异，但文有详略耳。子侄服周，诸妇非复五属之例，谓当从降夫一等。」郑弥云：「诸妇宜从夫。若其夫自同人臣，妇亦宜同于臣之妻。与王后无准，虽欲宁戚，于大典有阙。」

所以孝后驾崩时，庾家来询问应服何种丧服。博士王昆提议：「五服之内的亲属，一律等同于臣妾，应依照为国君夫人服丧的礼制服一年。」侍中高崧回答，认为都应依照五服亲属为夫人服丧一年。祠部郎孔恢说：「庾家的男女都应服齐缞，庾家的各位儿媳虽然不是五服之内的女性亲属，但如今既已列入五服之内，也应服丧一年。」护军江虨（音斌）说：「按贺公的记载，天子、诸侯的五服之内的亲属，即使不曾出仕为臣，也都服斩缞，为夫人服丧则是齐缞一年。天子与诸侯既然相同，皇后与诸侯夫人也不应有别，只是记载有详略之分而已。子侄辈服丧一年，各位儿媳已不再属于五服的范围，应当比照丈夫的服制降低一等。」郑弥说：「各位儿媳应当依从丈夫的服制。如果她们的丈夫本身等同于臣属，那么妻子也应等同于臣属的妻子。这样虽然没有与王后完全对应的先例，虽是想体恤亲情，但在大典礼制上却有欠缺。」

宋庾蔚之谓：「与天子有服，既为之斩缞，与王后有服则宜齐缞周也。虽妇亦宜以有服为断，应如孔恢议。」

宋朝庾蔚之认为：「与天子有服丧关系的，既然要为天子服斩缞，那么与王后有服丧关系的，就应当服齐缞一年。即使是儿媳，也应以是否本有服丧关系来判定，应当依照孔恢的提议。」

诸侯及公卿妻为皇后服议晋　宋

晋孝武帝太元中，琅琊王纳妃，裁登车而定后凶祸至，即依在途遭丧，改服即位哭。徐邈以为有服，记有其证：「君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为君。」又曰：「外宗为君夫人，犹内宗也。」吴徐整问云：「经言为夫人、君，不道为其妻，然则公卿诸侯之妻，不为皇后服耶？」射慈答云：「皇后，天下之母，则宜服周。礼，君命其夫，后夫人亦宜命其妇。其受命，则不宜无服。」

晋孝武帝太元年间，琅琊王

译迎娶王妃，刚登车启程，定皇后驾崩的凶讯传来，便按照在途中遭遇丧事的礼制，改换丧服，就地举哀哭泣。徐邈认为应当服丧，《礼记》中有相应的证据：「国君为天子服丧三年，夫人则如同外宗为国君服丧一样。」又说：「外宗为国君夫人服丧，如同内宗一样。」吴国的徐整问道：「经文说为夫人、为国君服丧，却没有说为国君之妻服丧，那么公卿诸侯的妻子，就不用为皇后服丧了吗？」射慈回答说：「皇后是天下之母，理应服丧一年。按礼制，国君受命于夫人，夫人也应册命公卿之妻。既然接受了册命，就不应当没有服丧之制。」

宋庾蔚之谓：「服问云：『君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为君。』按郑玄注云：『外宗，君外亲之妇也。其夫与诸侯为兄弟，服斩，妻从服周。诸侯为天子服斩，夫人亦从服周。』按王肃注云：『外宗，外女之嫁于卿大夫者也，为君服周。』今郑、王虽小异，而同谓夫服君斩缞，故妻从服周耳。未闻王妃服后与不。杂记云：『外宗为君夫人，犹内宗也。』郑注：『皆谓嫁于国中者也。为君服斩缞，夫人齐缞，不敢以其亲服服至尊也。外宗谓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从母，皆是也。内宗，五属之亲也。其无服而嫁于诸臣者，从为夫之君。』按先儒皆以有亲服之故，成以君臣之服。琅琊王妃者，是司马道子妻，于孝武定后，本娣姒小功之服。王者绝旁亲，故宜成以臣妾齐缞之周。」

宋朝庾蔚之认为：「《丧服四制·服问》说：『国君为天子服丧三年，夫人则如外宗为国君服丧一样。』按郑玄的注释说：『外宗，是指国君外亲的妇人。她的丈夫与诸侯是兄弟关系，为诸侯服斩缞，妻子便随之服丧一年。诸侯为天子服斩缞，诸侯夫人也随之服丧一年。』按王肃的注释说：『外宗，是指外家女子出嫁给卿大夫的，为国君服丧一年。』如今郑玄、王肃的说法虽略有不同，但都认为丈夫为国君服斩缞，所以妻子随之服丧一年。但没听说过诸侯王妃是否要为皇后服丧。《礼记·杂记》说：『外宗为国君夫人服丧，如同内宗一样。』郑玄注：『都是指嫁在国中的女子。为国君服斩缞，为夫人服齐缞，是不敢用自己本来的亲属服制来对待至尊。外宗是指姑母、姊妹的女儿、舅父的女儿以及从母，都属于此类。内宗，是指五服之内的亲属。那些原本无须服丧、却嫁给臣子的女子，则依从丈夫对国君的服制。』依先儒的说法，都是因为原本就有亲属服丧关系的缘故，才成就了君臣之间的服丧之制。琅琊王妃，是司马道子的妻子，对于孝武帝所立的皇后来说，本来只是妯娌之间小功的服丧关系。王者要断绝旁系亲属之服，所以应当依照臣妾之礼，成就齐缞一年之服。」

蕃国臣为皇后服议天子将吏为皇后附○晋　宋

晋恭皇后崩，时东海国臣弘据刺问礼官。太学博士谢诠按：「仪礼，诸侯之大夫为周王繐缞，至葬除，有正文。传曰：『诸侯之大夫，时接见于天子也。』至于周王后崩，无丧服之制。周王天下父，周后天下母，诸侯大夫宜服繐缞，称情为得。」又刺问云：「昔元、明二帝崩时，朝臣皆服斩缞，诸国臣繐缞七月。今朝臣既为皇后齐周，则国臣宜有差降，不得亦繐缞也。」谢诠答曰：「繐缞止于七月，故无降。错综记例，亦谓应有服，正疑于无降耳。按伯叔母与伯叔父，恩义有深浅，而服亦同齐。曾祖与宗子母、妻，服无差降。推此，则何必皆降乎，将以取节于既葬，故无等耶？」

晋恭皇后驾崩时，当时东海国的臣子弘据写信询问礼官。太学博士谢诠依据《仪礼》答复：「按《仪礼》，诸侯的大夫为周天子服繐缞，至下葬后除服，这是有明文规定的。《传》说：『诸侯的大夫，是因为按时朝见天子的缘故。』至于周王后驾崩，并没有丧服的规定。周王是天下的父亲，周王后是天下的母亲，诸侯大夫应当服繐缞，这样才合乎情理。」弘据又写信问道：「过去元帝、明帝驾崩时，朝臣都服斩缞，各诸侯国的臣子服繐缞七个月。如今朝臣已经为皇后服齐缞一年，那么诸侯国的臣子理应有所降等，不应该同样只服繐缞。」谢诠回答说：「繐缞的服期本来就止于七个月，所以谈不上降等。综合各种礼制条例来看，也认为应当有服丧之制，问题只在于是否应当降等而已。按伯母、叔母与伯父、叔父相比，恩义有深浅之别，但服丧却是同样的齐缞。曾祖父与宗子的母亲、妻子相比，服丧也没有差别降等。依此类推，又何必一定要降等呢？还是说是以下葬后除服作为节制标准，所以没有等差呢？」

宋庾蔚之谓：「经但云诸侯大夫为天子，而不及后，则知于后无服也。若有服，则当连言。且传云『时接见乎天子』，益知后不在其例矣。弘据引大夫之祭不成礼者，凡后之丧在其数，以明后必有服。蔚之按，记云：『士之所以异，缌不祭。』郑氏云『然则士不得成礼』，诸侯之士亦不服天子及后，而亦不成礼。明不成礼不必为服，止以君有天王及后之丧，以宜随例哀致，故亦同废祭耳。」文明皇后及武元杨后崩，天下将吏发哀，三日止。

宋朝庾蔚之认为：「经文只说诸侯的大夫为天子服丧，并没有提到为王后服丧，由此可知对王后本无服丧之制。如果应当服丧，经文就应当一并提及。而且《传》说『是因为按时朝见天子』，更可知王后不在这一礼制范围之内。弘据引用大夫因服丧而不能行祭礼的说法，认为凡是王后之丧也应包含在内，以此证明为王后必定有服。我认为，《礼记》说：『士之所以有别，是因为服缌麻则不举行祭祀。』郑玄说『既然如此，士便不能完成祭礼』，诸侯的士也不为天子及王后服丧，却同样不能举行祭礼。可见不能举行祭礼未必是因为要服丧，只是因为国君遇到天王或王后的丧事，臣下理应依例表达哀悼之情，所以也同样停止祭祀罢了。」文明皇后以及武元杨皇后驾崩时，天下的将吏为她们举哀，三天后停止。

通典卷第八十二　礼四十二　沿革四十二　凶礼四

皇太子降服议　皇太子为太后不终三年服议　皇太子为所生母服议皇子附　诸王传重为所生母服议　诸王出后降本父母及所生母服议　为皇太子服议　为太子妃服议诸王妃附　为太子太孙殇服议　为诸王殇服议　王侯世子殇服议　继殇后服议

皇太子降服议晋　宋

晋孔安国问徐邈云：「皇太子为新安公主当何服？」邈答云：「礼，父母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诸侯之嗣子及大夫之嫡，皆降绝旁亲，唯父母之所服，子乃敢服。王侯绝周，不为姊妹服；太子体君之尊，亦同无服；皇子厌其君，又不敢服。」

晋朝孔安国问徐邈说：「皇太子为新安公主应当服何种丧服？」徐邈回答说：「按礼制，父母不为之服丧的人，子女也不敢为之服丧。诸侯的嫡嗣及大夫的嫡子，都要降等以至断绝为旁系亲属服丧，只有父母所服丧的对象，子女才敢为其服丧。王侯断绝一年之服，不为姊妹服丧；太子的地位等同于国君之尊，也同样不服丧；皇子因受制于国君的地位，也不敢服丧。」

宋庾蔚之谓：「今唯太子从君所服，皇子、公子则无厌降。」

宋朝庾蔚之认为：「如今只有太子依从国君的服制，至于皇子、公子则不必因受制于尊者而降等。」

皇太子为太后不终三年服议晋　宋

晋武帝泰始十年，武元杨皇后崩，及将迁于峻阳陵，依旧制，既葬，帝及群臣除丧即吉。先是，尚书祠部奏从博士张靖议，皇太子亦从制俱释服。博士陈逵议，以为：「今制所施，盖汉文权制，兴于有事，非礼之正。皇太子无有国事，自

译宜终服。」诏更详议。尚书杜元凯以为：「古者天子诸侯三年之丧，始同齐斩，既葬除丧服，谅闇以居，心丧终制，不与士庶同礼。」其议并具丧礼卷中。礼官博士张靖等议，以为：「孝文权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污崇，礼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陈逵等议，以为：「三年之丧，人子所以自尽，故圣人制礼，自上达下。是以今制，将吏诸遭父母丧，皆假宁二十五月。敦崇孝道，所以风化天下。皇太子至孝着于内，而缞服除于外，非礼所谓称情者也。宜其不除。」尚书魏舒等奏，以为：「靖、逵等各见所学之一端，未晓帝者居丧古今之通体也。皇太子从曰抚军，守曰监国，不无事也。丧服妻为夫，妾为君，皆三年。揆孝景即吉于未央，薄后、窦后必不得齐斩于别宫，此可知也。况于皇太子配贰至尊，与国为体，宜远遵古礼，近同时制，屈除以宽诸下。今将吏虽蒙二十五月之宁，至于大臣，亦夺其制。昔翟方进自以身为汉相，居丧三十六日，不敢踰国典，而况于皇太子耶？谓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谅闇终制。」于是太子遂以厌降之议，从国制除缞麻，谅闇终制。

晋武帝泰始十年，武元杨皇后驾崩，到了要迁葬于峻阳陵之时，依照旧有制度，下葬完毕后，皇帝与群臣都除去丧服恢复吉服。此前，尚书祠部上奏依从博士张靖的提议，皇太子也应当依照制度一同除服。博士陈逵提议，认为：「如今所施行的制度，本是汉文帝的权宜之制，是在特殊情况下产生的，并非合乎礼制的正道。皇太子并没有国事在身，理应服满丧期。」皇帝下诏令再作详议。尚书杜元凯认为：「古时天子诸侯三年之丧，起初都同样是齐缞、斩缞，下葬之后便除去丧服，居于谅闇（守丧居所）之中，心丧服满整个丧期，不与士人、庶民采用相同的礼制。」他的议论详见于丧礼各卷之中。礼官博士张靖等人提议，认为：「汉孝文帝权宜制定三十六日的丧服，以一日代替一月，其中的礼数虽有轻重之别，礼制未能完全遵循古制，皇太子也应当割舍私情，除去丧服。」博士陈逵等人提议，认为：「三年之丧，是人子用以竭尽孝心的礼制，所以圣人制定礼法，是从上至下贯通施行的。因此如今的制度，将领官吏若遭遇父母之丧，都给予二十五个月的假期休宁。这是为了敦崇孝道，用以教化天下。皇太子的至孝深藏于内心，如果外在的丧服却被除去，这不符合礼制所讲求的情理相称。皇太子的丧服不应当除去。」尚书魏舒等人上奏，认为：「张靖、陈逵等人各自只见到所学的一端，并不明白帝王居丧古今相通的根本道理。皇太子随行称为抚军，留守则称为监国，这都是有职事在身的。丧服中妻子为丈夫、妾为君主，都要服丧三年。考察汉景帝在未央宫即刻恢复吉服，薄太后、窦太后必定也不会在别宫中服齐缞、斩缞，由此便可知晓这一点。何况皇太子是配合辅佐至尊、与国家为一体之人，理应远遵古代的礼法、近同当今的制度，屈己除服以宽慰臣下。如今将领官吏虽蒙受二十五个月的休假宁居，至于大臣，也同样要削减其服丧的制度。从前翟方进身为汉朝丞相，居丧三十六日，尚且不敢逾越国家的典章制度，何况是皇太子呢？我们认为皇太子应当依照先前的奏议，除去丧服，居于谅闇之中直至服满丧期。」于是太子便依照因受制于尊者而降等的提议，遵从国家的制度除去缞麻丧服，居于谅闇之中直到丧期结束。

杜既定皇太子谅闇议，挚虞答杜书曰：「仆以为除服诚合事宜，附古则意有未安。五服之制，成于周室。周室以前，仰迄上古，虽有在丧之哀，未有行丧之制。故尧称遏密，殷曰谅闇，各举其事而言，非未葬降除之名也。礼有定制，孝景之即吉，方进之从时，皆未足为准。盖圣人之于礼，讥其失而通其变。今皇太子未就东宫，犹在殿省之内，故不得伸其哀情，以宜夺制。何必附之于古，钦以旧义哉！」

杜元凯已经确定了皇太子谅闇的提议后，挚虞回信给杜元凯说：「我认为除去丧服确实合乎当下的实际情况，但如果要附会于古制，其中的道理还有不安之处。五服的制度，是在周朝才形成完备的。周朝以前，一直追溯到上古，虽然有居丧的哀痛之情，却并没有具体施行丧礼的制度。所以尧时称为『遏密』，殷代称为『谅闇』，这些都只是各自举出当时的事情来说，并非是指未下葬时就降等除服的名称。礼制有既定的规矩，汉景帝随即恢复吉服、翟方进依从当时的情况，都不足以作为准则。大概圣人对于礼制，是要指出它的失误之处而通晓其变化。如今皇太子还没有正式入居东宫，仍旧处在宫殿省中，所以不能伸展他的哀痛之情，因此应当削减他的丧服之制。又何必一定要附会于古制，恭敬地遵循旧有的礼义呢！」

于时外内卒闻杜议，或者谓其违礼以合时，杜亦不自解说，退使博士段畅采典籍为证，令大义着明，足以垂示将来。畅遂撰集书传旧文，条诸实事成言，以为定证。

当时朝廷内外仓促间听闻杜元凯的提议，有人认为这是违背礼制以迎合时宜，杜元凯自己也不作解释辩说，退下之后便让博士段畅搜集典籍作为佐证，使这个道理的意义得以彰明，足以留传给后世作为参照。段畅于是编纂汇集经书传注中的旧文，条列各种确凿事实作为定论，以此作为确定的依据。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皇太子心丧三年。礼，心丧有禫无禫无成文，代或两行。皇太子心丧毕，诏使博议。有司奏：「丧礼有禫，以祥变有渐，不宜顿除即吉，故其闲服以綅缟也。心丧已经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变除，礼毕余情一周，不应复有再禫。宣下以为永制。」诏可。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驾崩，皇太子心丧三年。按礼制，心丧期间是否需要行禫祭，并没有确定的明文规定，历代或有两种不同的做法。皇太子心丧期满后，皇帝下诏令广泛商议。有关部门上奏说：「丧礼中设有禫祭，是因为祥祭之后的服丧变化需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宜骤然除服恢复吉服，所以中间服饰用綅（浅红色）与缟（白色）来过渡。如今心丧已经历十三个月，大祥之祭在十五个月时举行，禫祭之后变除丧服，礼数已经完备，余下的哀情延续满一周年即可，不应当再重复举行禫祭。请求宣示天下，作为永久的制度。」皇帝下诏批准。

皇太子为所生母服议皇子附○晋

晋孝武帝太元中，太子所生陈淑媛薨，尚书疑所服。徐邈以为：「宜依公子为母练冠麻衣，既葬除之。」殷仲堪以为：「当依庶子为后，服所生母缌，皇子服乃练冠耳。按缌麻章中有『庶子为后，为其母』，传曰『与尊者为体』。今皇太子继体宸极，正位储宫，犹可同称庶乎？当与尊者为体。」徐邈又曰：「嫡子服所生，礼无其文者，盖不异于庶子，故总以公子为言，推义可知。既曰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服，则正庶均于降夺，虽登位储宫，而上厌所天，义不异也。至于既孤，则余尊之厌轻矣。故诸庶子服其母大功，而为后者服其母缌。此存亡异礼，何可一其制耶？」殷又曰

译：「伯父与尊者为体，诸无子者立宗人为子，便当降其本亲。寻为后之言，将关于存亡也。」徐又按：「丧服传三月不举祭，因而服缌，明已主烝尝，非复嫡子之时也。」

晋孝武帝太元年间，太子的生母陈淑媛去世，尚书对应服何种丧服有疑问。徐邈认为：「应依照公子为生母服丧的礼制，服练冠、麻衣，下葬完毕后即除服。」殷仲堪认为：「应当依照庶子为父后（承嗣宗庙）者为生母服缌麻的礼制，皇子的丧服应当只是练冠而已。按缌麻章中有『庶子为父后，为其生母』的规定，《传》说『是因为要与尊者为一体』。如今皇太子承继大统、正位储君，怎能还与庶子同论呢？理应与尊者为一体。」徐邈又说：「嫡子为生母服丧，礼制中没有明文规定，大概是因为与庶子并无不同，所以经文中统称为『公子』而言，依此推究其义便可知晓。既然说国君所不服丧的对象，儿子也不服丧，那么无论嫡子庶子都同样要降等除服，即使身处储君之位，仍要因受制于至尊的国君而降等，这一道理并无不同。至于父亲去世之后，因尊者受制而降等的因素就减轻了。所以各位庶子为其生母服大功，而已承继为父后者，则为其生母服缌麻。这是存世与否而礼制不同的情形，怎能将其制度混为一谈呢？」殷仲堪又说：「伯父与尊者是一体的关系，那些没有儿子而立同宗之人为嗣子的，就应当降低对其本生亲属的服制。推究『为后』这一说法，恐怕与父母是否在世有关。」徐邈又按：「《丧服传》说三月之内不举行祭祀，因而服缌麻，说明此时已经主持宗庙祭祀，已不再是当初作为嫡子的身份了。」

姜辑议渤海王服范太妃事：「丧服云『君为女子子嫁于国君者』。传曰：『尊同，则得服其亲服』。然则君之庶子有封为君者，其父亦不降之明矣。士之妾子不降母者，以其与父贵贱不足殊也。然则尊与父同，不见厌者，亦宜伸其情，尽礼于其母。渤海王既不承安平之祀，而母已受王命之宠，成太妃之号。愚谓太妃之尊，但当自降于渤海，不得配食于安平之庙耳。至于渤海三王，自宜尽为母之制，不复厌于安平，以从公子降等之礼。」按薛公谋议：「皇子以封为王，列土守蕃，不得戚于天子者，父卒为母三年。」

姜辑就渤海王为范太妃服丧一事提议：「《丧服》说『国君为出嫁给别国国君的女儿服丧』。《传》说：『地位尊贵相同，就可以按照原本的亲属之服来服丧。』既然如此，国君的庶子中如有被封为国君的，他的父亲也不因此而降低对其服丧的等级，这是很明确的。士人的妾所生之子不降低为母亲服丧的等级，是因为他与父亲之间的贵贱地位相差不大。既然如此，如果地位尊贵与父亲相当，又不受制于尊者而降等的，也应当伸展其情感，为其母亲尽足礼数。渤海王既然不是承继安平王的宗祀，而他的母亲已经受封王命的恩宠，获得了太妃的称号。我认为，太妃的尊贵地位，只应当相对渤海王本人有所降等，不能配享于安平王的宗庙罢了。至于渤海王的三位继任者，自然应当尽为生母服丧的礼制，不再受制于安平王的宗祀而降等，只需依照公子降等的礼制即可。」按薛公谋提议：「皇子被封为王，分封土地守卫藩国，不再与天子保持近亲关系的，父亲去世后应为母亲服丧三年。」

诸王传重为所生母服议晋　宋

晋穆帝永和中，尚书令顾和表云：「为人后者，降其所生，夺天属之性，明至公之义。降杀节文，着于周典。按济南王统昔为庶母居庐持重，违冒礼度，肆其私情，宜以礼夺服。」奏可。

晋穆帝永和年间，尚书令顾和上表说：「作为他人的嗣子的人，要为其本生父母降低服丧的等级，这是为了抑制天然的血亲之情，以彰显至公无私的大义。降等除服的具体规定，明载于周代的典章之中。查济南王司马统过去曾为其庶母守庐持重服丧，这违背了礼制的限度，放纵了自己的私情，应当依礼削减他的丧服。」奏疏获得批准。

至孝武太元中，太常车胤上事：「礼，庶子为后，为其母缌麻三月。自顷公侯卿士，庶子为后，为其庶母，同之于嫡。礼记云：『为父后，为出母无服。无服也者，不祭故也。』今身承祖宗之重，而以庶母之私，废烝尝之事，求之情礼，失莫大焉。」胤又上事云：「经年未被告报。若以所陈或缪，则经有明文；若以古今不同，则晋有成典。又升平年中，故太宰武陵王所生母丧，表求齐缞三年，诏听依乐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兴宁中，故梁王所生母丧，亦求三年，诏书依太宰故事，同服大功。并无居庐三年之文。谨以重上，请台参详。」尚书奏：「依乐安王大功为正。」诏可。

到了孝武帝太元年间，太常车胤上奏说：「按照礼制，庶子承继为父后的，为其生母只服缌麻三个月。近来公侯卿士家中，庶子承继为父后，为其庶母服丧，却等同于嫡母的规格。《礼记》说：『承继为父后的人，为已出嫁或改嫁的生母不服丧。之所以不服丧，是因为不能因此而废弃祭祀之事。』如今身负承继祖宗宗庙祭祀的重任，却因庶母的私情而废弃宗庙祭祀之事，从情理礼法上来考量，这是最大的失误。」车胤又上奏说：「此事历经多年也未得到答复。如果认为我所陈述的观点有误，那么经典中已有明文规定；如果认为古今情况不同，那么晋朝也有既成的典章可循。此外，升平年间，已故的太宰武陵王为其生母服丧时，曾上表请求服齐缞三年，皇帝下诏准许依照乐安王的先例，改制为大功服九个月。兴宁年间，已故梁王为其生母服丧，也曾请求服三年，皇帝下诏依照太宰的先例，同样服大功服。这些先例中都没有居庐守丧三年的记载。谨此再次上奏，请求朝廷详加参酌审议。」尚书上奏：「应当以乐安王服大功九月的先例为正当依据。」皇帝下诏批准。

宋庾蔚之谓：「『庶子为后，为所生服缌』，此礼之正文。近遂为三年，失之甚也。按晋乐安王所生母丧，议者谓应小功，孝武诏令大功，乃合余尊之义。但余尊之厌，不言为后者也。即今犹皆三年。」

宋朝庾蔚之认为：「『庶子承继为父后，为其生母服缌麻』，这是礼制的正式条文。近来竟然改为服三年，这是很大的失误。查晋朝乐安王为其生母服丧一事，当时议论者认为应服小功，孝武帝下诏改为大功，这才符合因尊者仍在世而受制降等的道理。但因尊者受制降等这一原则，本不是针对已经承继为父后的人而说的。即便如此，现在仍然普遍是服三年之丧。」

诸王出后降本父母及所生母服议东晋　宋

东晋琅琊王为前太宰武陵王服，郎中令王奥问徐邈曰：「昆弟俱仕，一人为大夫，一人为士，便降。太宰是为庶人，诸侯而全持庶人之服乎？元皇帝入承大宗，孝王出嗣宗国，殿下出后孝王，于元帝故得为子不？」邈答曰：「议者多谓琅琊孝王应从出为人后，例降一等。今琅琊当为武陵王服大功。按礼，受重必以尊服服之，而降本亲，此诚然矣。今所疑者，元皇帝本琅琊嗣王，既光启中兴，命孝王委重传祀，实受之于

译元皇，非别有承继者。不旁继而内自夺，是无所天也。今孝王犹以子道嗣位本国，岂与出为人后者同哉！按汉宣帝虽上继昭帝，而史皇孙犹称皇考，父子之道全，即一代成事。」又曰：「始疑武陵出嗣，既以废放，不成为人后，则当还服本亲。若以武陵先王祀不宜绝，自应更命承继。」

东晋琅琊王为前太宰武陵王服丧一事，郎中令王奥问徐邈说：「兄弟同样出仕为官，一人做大夫，一人做士人，就要降等服丧。太宰如今已成为庶人，作为诸侯的琅琊王，难道要完全按照庶人的丧服标准来服丧吗？元皇帝入承大宗为帝，孝王出继本国宗嗣，殿下（琅琊王）出继给孝王，那么对元帝来说，殿下还算是他的儿子吗？」徐邈回答说：「议论的人大多认为琅琊孝王既然出继他人为后，理应依例降低一等服丧。如今琅琊王应当为武陵王服大功之服。按礼制，承受宗庙重任的人，必须以对尊者的服制来服丧，同时降低对本生亲属的服丧等级，这确实是如此。如今所疑惑的是，元皇帝本是琅琊国的嗣王，后来光复中兴，命孝王承担重任、传承宗庙祭祀，这实际上是从元皇帝那里承继而来的，并不是另有其他的承继者。若不是从旁系承继而内部自我剥夺（宗祀），那便是没有可尊奉之天了。如今孝王仍是以儿子的名分承嗣本国的君位，这怎能与那些出继给他人为后的人相提并论呢！查汉宣帝虽然名义上是承继汉昭帝，但史皇孙仍被称为『皇考』，父子之道得以保全，这已成为一代的既成先例。」又说：「起初怀疑武陵王出继之事，既然武陵王已被废黜流放，就不能算是真正为人后嗣了，那么就应当恢复为本生亲属服丧。如果认为武陵先王的宗祀不应断绝，那自然应当另外指定人选来承继。」

侍中孔汪问徐邈曰：「汉宣帝谓史皇孙为皇考，此是称谓耳，未足以明服之轻重也。假令宣帝登祚后，有本父母丧，自当不得行重服。又君服父祖废疾不立者，故斩而不降。贺循云：『虽不立，位在嫡正，父之所继，己之所承，故为三年。』恐此与出后相喻。」邈答曰：「祖考之名，非可谬立。且于时立非一帝，德皇、恭皇皆不得称考，明史皇孙称考，当实有义。君超继上代，犹为父祖之重，无别所承，故本亲不降也。元皇、孝王所承既异，则大制宜降，故论者据此为断。子之离父，父之舍子，其所承继不同，何得复全其本？故吾无易众议。」

侍中孔汪问徐邈说：「汉宣帝称史皇孙为『皇考』，这只是一个称谓罢了，不足以说明服丧轻重的道理。假设宣帝即位之后，遇到本生父母的丧事，自然不能按照重服的规格来服丧。此外，国君为因废疾而未能即位的父祖服丧，是要服斩缞而不降等的。贺循说：『即使没有正式即位，但地位本是嫡系正统，是父亲所传承下来、自己所承接的，所以要服三年之丧。』恐怕这一情形正可以用来类比出继他人为后的情况。」徐邈回答说：「祖、考这样的称谓，是不能随意设立的。而且当时被立为帝的并非只有汉宣帝一人，德皇、恭皇都不能被称为『考』，可见史皇孙被称为『考』，其中一定有实际的道理。国君超越常规而承继上代帝位，仍然是承担父祖的重任，并没有另外的承继关系，所以对本生亲属不必降等服丧。而元皇帝与孝王的承继关系原本就不同（琅琊王是从孝王一系承继而非直接从元皇帝），那么就应当依照通常的制度降等服丧，所以议论者是依据这一点来作出判断的。儿子离开本生父亲、父亲舍弃儿子（另立他人为后），二者所承继的关系各不相同，又怎能要求都完全保全其本生的亲属关系呢？所以我不改变众人的看法。」

穆帝升平中，太宰武陵王所生母丧，表乞齐缞三年；诏听依昔乐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太常江夷上博士孔恢议：「礼云：『庶子为父后者，为其母缌。』又云：『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为母九月。』郑云：『君卒，子为母大功。大夫卒，子为母三年。』经文则一，而郑有二疑。太宰若从三年之制为重，则应从九月，无应从缌麻之理。且太宰以天子之庶出继诸侯，本无应厌降之道。太宰今承诸侯别祀，又不同庶姓相后，有承继大宗之义，应从降一等之制。从九月亦降一等，应服五月。出后者之子，亦皆还降其本亲、祖父母、伯叔一等。又礼无蕃王出后本亲与庶姓有异之制。」尚书谢奉：「按礼，为人后者三年，必以尊服服之。庶子为后，为其母服缌。传曰：『何以缌？与尊者为体，不敢服其私亲。』礼唯大宗无继支属之制。太宰出后武陵，受命元皇，则纂承宗庙，策名有在，礼制既明，岂容二哉！夫礼有仰引而违情者，故有君服而废私丧。屈伸明义，非唯一条，所谓以义断恩。况贵贱之礼既正，岂得不率礼而矫心。当依庶子为后之例，服缌而已。」仓部郎许穆议：「母以子贵。王命追崇夫人，视公爵，秩比诸侯。凡诸侯之礼，服断旁亲，以国内臣妾并卑故也。姑姊妹女子子嫁于诸侯，则各以其服服之，尊同故也。卑则服阙，尊则礼行。太宰封王，继于蕃国，出离其本，仰无所厌。夫人诸侯，班爵不殊，缘天然之恩，伸王子之厌，薄出礼之降，制服周可也。」吏部郎崧重议云：「考之礼文，太宰应服齐缞周。今以春秋条例以广其喻。母以子贵，庶子为君，母为夫人，薨卒赴告，皆以成礼，不行妾母之制，夫人成风是也。此则身为父后，服应缌麻，犹以子贵，得遂私情，经有明文，三传不贬，况于太宰，贵同古例，不为父后者耶！且礼有节文，因革不一。自汉以来，皇子皆为始封君，始封君则私得伸。设令太宰不出后，必受始封，服无厌降。出后降一等，复何嫌而不周乎？」祠部郎曹处道云：「礼，庶子为父后，为其母缌，与尊为体，不敢伸恩于私亲。为人后，以所后为父，亦是尊者为体；其所生母，俱是私亲。为父后及为人后，义不异。」诏常侍割喻太宰，从缌麻服制。累表至切。又遣敦喻。太宰不敢执遂私怀，以阙王宪，乃制大功之服。

晋穆帝升平年间，太宰武陵王的生母去世，武陵王上表请求服齐缞三年之丧；皇帝下诏准许依照过去乐安王的先例，改制为服大功九个月。太常江夷进呈博士孔恢的提议：「《礼记》说：『庶子承继为父后的，为其生母服缌麻。』又说：『国君的庶出兄弟、大夫的庶子，为母亲服丧九个月。』郑玄说：『国君去世后，儿子为母亲服大功；大夫去世后，儿子为母亲服三年。』经文本来只有一种规定，郑玄却有两种解读的疑问。太宰如果依照三年之丧的重服标准，就应当降为九个月，没有道理降为只服缌麻三个月。而且太宰是以天子之庶子的身份出继为诸侯，本来就没有因受制于尊者而降等的道理。太宰如今承继诸侯的另一支宗祀，又与庶出的普通姓氏相承继的情况不同，具有承继大宗的意义，应当依照降低一等的制度。从九个月的基础上再降一等，应当服丧五个月。出继为他人后嗣者的儿子，也都应当相应地对

译本生的祖父母、伯叔等亲属降低一等服丧。而且礼制中并没有对藩王出继后，本生亲属与庶出姓氏承继情况有所区别的规定。」尚书谢奉说：「按照礼制，出继为他人后嗣的，要服三年之丧，必须以对尊者的服制来服丧。庶子承继为父后的，为其生母服缌麻。《传》说：『为什么只服缌麻？因为要与尊者为一体，所以不敢按照对私亲的服制来服丧。』礼制中只有大宗才有承继旁支族属的规定。太宰出继给武陵王一系，是受命于元皇帝，那么就是承继宗庙祭祀，名分已经确定，礼制既然已经明确，怎能容许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呢！礼制中本就有为顾全大局而违背个人情感的情形，所以才有为国君服丧而废止本生父母之丧的规定。或屈或伸，各明其义，不止一条原则，这就是所谓用大义来裁断私情。况且贵贱的礼制既已确定，怎能不遵循礼法而违逆本心呢。应当依照庶子承继为父后的先例，只服缌麻而已。」仓部郎许穆提议：「母亲因儿子的地位而尊贵。皇帝下令追封尊崇夫人，比照公爵，品秩与诸侯相当。凡是诸侯的礼制，服丧要断绝旁系亲属的关系，是因为国内的臣妾地位都较为卑下的缘故。姑母、姊妹、女儿出嫁给诸侯的，则各自依照原有的亲属服制来服丧，是因为地位尊贵相当的缘故。地位卑下则服制中止，地位尊贵则礼制得以施行。太宰受封为王，承继于藩国，已经脱离了本生的身份，向上已没有需要因受制而降等的对象了。夫人与诸侯相比，爵位品级并无不同，依循天然的恩情，应当伸展王子（对生母）因受制而降等的服丧，稍微减轻降等除服的礼数，制定服丧一年是可以的。」吏部郎高崧重新提议说：「考察礼制的条文，太宰应当服齐缞一年。现以《春秋》的条例来推广说明这一点。母亲因儿子的地位而尊贵，庶子成为国君后，其母被尊为夫人，去世后讣告各方，都按正式礼制办理，不再按照妾母的规格，鲁国夫人成风就是这样的例子。这种情形是本人身为父后，本应服缌麻，却仍因儿子的尊贵地位而得以伸展私情，经文有明确记载，《春秋》三传都没有对此加以贬斥，何况太宰的尊贵与古代先例相同，难道还不如那些不曾承继为父后的人吗！而且礼制本有节度文饰，历代因革损益并不完全一致。自汉代以来，皇子都是初始受封之君，初始受封之君就可以伸展私情。假设太宰当初没有出继，必定会成为初始受封之君，服丧就不会因受制而降等。如今出继只降低一等，那又有什么妨碍而不能服丧一年呢？」祠部郎曹处道说：「按礼制，庶子承继为父后的，为其生母服缌麻，是因为要与尊者为一体，不敢对私亲伸展恩情。出继为他人后嗣的，是以所承继之人为父，同样是要与尊者为一体；他的本生母亲，也同样属于私亲。承继为父后与出继为他人后嗣，道理并无不同。」皇帝下诏令常侍向太宰陈明道理，命他依照缌麻的服制。太宰多次上表恳切陈情。皇帝又派人恳切晓谕。太宰不敢坚持遂行自己的私情，以免有违国家的法度，于是改服大功之服。

咸和中，琅琊王昱简文皇帝母郑氏薨，王服重朝。以出继，宜降。国相诸葛颐坐不正谏，被弹。王表曰：「亡母生临臣宫，没留臣第。臣虽出后，而上无所厌，则私情得伸。昔敬后崩时，孝王先出后，亦还服重，此则明比，臣所宪章也。」二年，徙封会稽，追赠建平国夫人郑氏为会稽太妃。

咸和年间，琅琊王司马昱（即简文皇帝）的生母郑氏去世，琅琊王在朝中服重丧。有人认为因为他已出继他人为后，理应降等服丧。国相诸葛颐因未能及时匡正劝谏而受到弹劾。琅琊王上表说：「亡母生前曾亲临我的宫中，去世后灵柩也停留在我的府第之中。我虽然出继为人后嗣，但对上并没有因受制于尊者而应降等的因素，所以私情理应得以伸展。从前敬后驾崩之时，孝王虽先前已出继为后，也照样服了重丧，这正是明确的先例，是我所依据效法的准则。」咸和二年，改封会稽王，追赠建平国夫人郑氏为会稽太妃。

宋庾蔚之谓：「晋简文爱其膝下之慕，不寻为后移天之重。」

宋朝庾蔚之认为：「晋简文帝眷恋对生母膝下承欢的孺慕之情，没有深究出继为他人后嗣、改换所尊奉之天的重大道理。」

为皇太子服议齐

齐武帝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右仆射王晏等奏：「按丧服经『为君之父、长子，同齐缞周。』今至尊既不行三年之典，止服周制，群臣应降一等，便应大功。九月功缞，是兄弟之服，不可以服至尊。臣等参议，谓宜重其缞裳，减其月数，并同服齐缞三月。至于太孙，三年既申，南郡国臣，宜备齐缞周服。临汝、曲江既非正嫡，不得祢先储，二公国臣，并不得服。」诏依所议。又奏：「按丧服经虽有『妾为君之长子，从君而服』，二汉以来，此礼久废，请因循前准，不复追行。」诏曰：「既久废，便停。」又奏：「伏寻御服文惠太子周，周内不奏乐，诸王虽本服周，而储皇正体宗庙，服者一同，释服，奏乐姻娶，便应并通。窃谓二事，俱是嘉礼，轻重有异。娶妇思嗣，事非全吉，三日不乐，礼有明文。宋代周丧降在大功者，婚礼废乐，以伸私戚，以从前典。」诏「依议」。又奏：「按礼，祥除皆先于今夕易服，明日乃设祭。杂记曰：「祥，主人之除也。于夕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按今则祥日朝服，临讫，易服而祭也。寻比代服临然后改服，与礼为乖。今东宫公除日，若依七刻皇太孙方易服。臣等参议，谓先哭临竟而后临祭。凡应公除者，皆于府第变服，而后入临，行奉慰之礼。」诏可。

齐武帝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去世，右仆射王晏等人上奏：「按《丧服经》『为国君的父亲、长子服丧，同样服齐缞一年。』如今皇帝既然不施行三年之丧的旧典，只服一年之制，群臣理应降低一等，那便应当服大功。但九个月的大功缞服，本是兄弟之间的服制，不能用来为至尊之人服丧。臣等商议认为，应当加重丧服的规格，而缩减服丧的月数，一律改为服齐缞三个月。至于太孙，三年之丧既已伸展开来，南郡王国的臣属，应当具备齐缞一年之服。临汝王、曲江王既非正嫡出身，不能追祀先前的储君，这两位王国的臣属，都不必服丧。」皇帝下诏依照所议执行。又上奏：「按《丧服经》虽有『妾为国君的长子服丧，随从国君而服』的规定，但自两汉以来，这一礼制早已废弃，请求依照先前的惯例，不再追加施行。」皇帝下诏说：「既然早已废弃，那就停止不必恢复。」又上奏：「查皇帝为文惠太子服丧一年，一年之内不奏乐，各位诸侯王虽然本应服一年之丧，但储君正是承继宗庙大统的正体，服丧的规格应当一致，除服、奏乐、婚娶等事宜也理应一并遵循同样的规定。臣等认为，除服与婚娶这两件事，虽同属吉庆之礼，但轻重程度有所不同。娶妻是为了延续子嗣，这件事本身并非完全的吉庆之事，三日之内不奏乐，礼制中有

译明确记载。宋朝的先例中，服一年之丧而降等为大功的人，婚礼上要废止音乐，以此伸展个人的私情哀思，遵循前代的典章。」皇帝下诏「依照所议执行」。又上奏：「按照礼制，大祥除服都应先在当天傍晚更换丧服，第二天才正式设祭。《礼记·杂记》说：『大祥之祭，是主丧之人除服的仪式。傍晚约定时间，先穿朝服，大祥当天则仍旧穿原先的丧服。』按如今的做法，则是大祥之日先穿朝服，哭临完毕后，再更换服装进行祭祀。考察近代以来都是先穿丧服哭临，然后才更换服装，这与礼制的规定有所违背。如今东宫皇太孙的公除之日，若依照七刻的规定，皇太孙才更换丧服。臣等商议认为，应当先完成哭临仪式，然后再举行祭祀。凡是应当公除丧服的，都应在府邸中先更换服装，然后再入宫哭临，举行奉慰的礼仪。」皇帝下诏批准。

为太子妃服议诸王妃附○宋　后魏

宋孝武帝大明五年，有司奏：「依礼，皇太后服太子妃小功五月，皇后大功九月。」右丞徐爰参议：「宫人从服者，若二御哭临应着缞时，从服者着缞，非其日如常仪。太子既有妃周服，召见之日，还着公服。若至尊非哭临日幸东宫，太子见亦如之。宫臣见至尊，皆着朱衣。」

宋孝武帝大明五年，有关部门上奏：「依照礼制，皇太后为太子妃服小功五个月，皇后服大功九个月。」右丞徐爰参与商议：「宫人中随从而服丧的人，如果皇帝、皇后二人哭临时应当穿丧服，那么随从服丧的人也穿丧服，不是哭临的日子则按平常的礼仪穿着。太子对太子妃本应服一年之丧，但被召见之日，仍要穿着公服。如果皇帝不是在哭临之日驾临东宫，太子觐见时也照此办理。宫中的臣属觐见皇帝，都应穿着朱衣。」

大明五年，有司奏：「皇太子妃薨，至尊、皇后并服大功九月，皇太后小功五月。未详三御何当得作鼓吹及乐？」博士司马兴之议：「按礼『齐缞大功之丧，三月不从政』。今临轩拜授，则人君之大典，今古既异，赊促不同。愚谓皇太子妃祔庙之后，便可临轩作乐及鼓吹。」右丞徐爰议，谓：「皇太子妃虽未山茔，临轩拜官，旧不为碍。樟棺在殡，应悬而不作。祔后三御乐宜作矣，使学官据礼上。」兴之又议：「按礼，大功至则避琴瑟，诚无自奏之理。但王者体大，理绝凡庶。故汉文既葬，悉皆复吉，唯悬而不乐。今准其轻重，侔其降杀，则下流大功，不容彻乐以终服。夫金石宾飨之礼，箫管警涂之卫，实人君之盛典，当阳之威饰，固亦不可久废于朝。又礼无天王服嫡妇之文，直后学推贵嫡之义耳。既已制服成丧，虚悬终窆，亦足以甄崇冢正，标明礼妇矣。」爰议：「皇太子周服内，不合作乐及鼓吹。」

大明五年，有关部门上奏：「皇太子妃去世，皇帝、皇后都服大功九个月，皇太后服小功五个月。不知道皇帝、皇后、皇太后三方到何时才能重新奏乐、鼓吹？」博士司马兴之提议：「按礼制『服齐缞、大功之丧的人，三个月内不参与政事』。如今临朝授官，是国君的重大典礼，古今情况已有不同，缓急也各有差异。我认为皇太子妃神主祔入宗庙之后，便可以临朝奏乐及鼓吹。」右丞徐爰提议，认为：「皇太子妃虽然尚未下葬于陵墓，但临朝授官，按旧例并不受此影响。灵柩停殡期间，钟磬等乐器应当悬挂陈设而不奏鸣。祔庙之后，皇帝、皇后、皇太后三方的音乐就应当恢复奏鸣了，应让学官依据礼制呈报此事。」司马兴之又提议：「按礼制，遇到大功之丧就要停止弹奏琴瑟，确实没有自行奏乐的道理。但君王身份至为重大，礼法上与普通百姓有别。所以汉文帝下葬之后，一切便都恢复吉礼，唯有钟磬悬挂陈设而不奏鸣。如今按其轻重程度、比照降等的次序来看，下推至大功之丧，也不应当完全废除音乐直到服丧期满。钟磬宾客宴飨的礼仪，箫管警跸开道的仪卫，实在是君王的盛大典礼、彰显尊位的威严仪饰，本来也不可以长久在朝廷中废止。而且礼制中并没有天子为嫡子妻服丧的明文规定，只是后世学者推演出尊崇嫡系的道理罢了。既然已经制定丧服举行丧礼，让钟磬空自悬挂直到下葬完毕，也已足以表彰尊崇嫡系正统、标明尊礼儿媳的礼数了。」徐爰提议：「在为皇太子妃服一年之丧的期间内，不应当奏乐及鼓吹。」

后魏宣武帝延昌三年，司空清河王怿叔母北海王祥妃刘氏薨，司徒平原郡公高肇兄子太子洗马贞卒，并上言未知出入犹作鼓吹不？音否，他皆仿此。请下礼官议。太学博士封祖冑议：「礼云：『鼓无当于五声，五声不得不和。』窃惟今者加台司之仪，盖欲兼广威华；若有哀用之，无变于吉，便是一人之身，悲乐并用，求之礼情，于理未尽。二公虽受之于公，用之非私，出入声作，亦以娱己。今既有丧，心不在乐，笳鼓之事，明非欲闻。宜从宁戚之义，废而勿作。但礼崇公卿出入之仪，至有趋以采齐，在礼反。行以肆夏，和銮之声，佩玉之饰者，所以明槐鼎之至贵，彰宰辅之为重。今二公地处尊亲，仪殊百辟，鼓吹之用，无容全去。礼有悬而不乐，宜今陈之以备威仪，不作以示哀痛，准礼即情，愚谓为允。」诏曰「可」。

北魏宣武帝延昌三年，司空清河王元怿的叔母、北海王元祥的王妃刘氏去世，司徒平原郡公高肇的哥哥的儿子、太子洗马高贞去世，二人都上言询问不知出入之时是否仍应奏鼓吹之乐？是否用音乐，其他情况都可比照此例。请求交由礼官商议。太学博士封祖胄提议：「《礼记》说：『鼓声本身不属于五声之列，但五声却不能没有鼓声的调和。』我私下认为，如今加封三公之位的礼仪，本是为了增广威严华美之气象；如果在有丧事哀痛之时使用这种礼仪，而丝毫不加以变通，那便是一人之身，悲哀与欢乐并存使用，从礼制情理上考量，这在道理上是有所欠缺的。二位大人虽然是因公事而接受这一仪制，使用它并非出于私人目的，出入之时奏乐，也是为了愉悦自身。如今既然有丧事在身，心思不在于享乐，笳鼓之类的乐事，显然不是他们所愿听闻的。应当依从『宁可戚哀』的道理，废止而不予演奏。但礼制中崇尚公卿出入的仪仗，甚至有配合《采齐》乐曲快步行走、配合《肆夏》乐曲缓步而行、佩戴和銮之声与玉饰的规定，这是用来彰明三公之位的极其尊贵、显示宰辅大臣地位之重要的。如今二位大人身处尊贵至亲的地位，仪仗规格有别于普通百官，鼓吹的仪制，不应完全废去。礼制中本有『悬挂陈设而不奏鸣』的做法，我认为如今应当陈设仪仗以完备威严的仪制，但不奏鸣以表示哀痛之情，这样既依准礼制又合乎实情，我认为是妥当的。」皇帝下诏说「可以」。

為太子太孫殤服議晉

晋惠帝无嫡子，以庶子为太子，亡，谓应降。永宁中，冲太孙亡，议者谓应为殇。中书侍郎高齐议：「太孙自是无服之殇，不应制服，此礼之明义，宜从以日易月之制。」博

译士蔡克议以为：「臣子不殇君父者，此谓臣子尊其君父，不敢殇之耳，非为有臣子便为成人不服殇也。按汉平帝年十四而崩，群臣奏臣不殇君，宜加元服。后汉许慎、郑玄论立庙，亦唯谓臣子不上殇耳。又长子自以正体于上，不以命誓也。又命庶孙四岁则誓之，古嫡子何独十九不誓？丧服『君为嫡子长殇大功』，郑玄曰『天子亦如之』。所言臣不殇君者，自谓如太孙等之臣不殇耳。太子唯尊于东宫，东宫臣不殇之耳。今太孙未冠婚，四岁，而齐缞成人之礼于太庙，愚谓不可。愍怀若在，太孙当依庶殇不祭。」

晋惠帝没有嫡子，便立庶子为太子，太子去世后，议论者认为应当降等服丧。永宁年间，冲太孙去世，议论者认为应当按照殇礼来处理。中书侍郎高齐提议：「太孙本身属于无须服丧的殇礼范畴（未满八岁而夭折），不应当制定丧服，这是礼制中明确的道理，应当依照以一日代替一月的制度来处理。」博士蔡克提议认为：「臣子不将君父的丧事按照殇礼来对待，这是说臣子尊崇他们的君父，不敢用殇礼来对待他，并不是说因为有了臣属就自然算作成人而不必按殇礼服丧。查汉平帝十四岁驾崩，群臣上奏说臣属不能用殇礼来对待君主，应当为他加冠（成年礼）。后汉许慎、郑玄讨论立庙之事时，也只是说臣属不能对上以殇礼对待君主罢了。此外，长子本身就是嫡系正统的体现，不需要另外用命辞立誓来确定；而对于庶孙，则要在四岁时就为其立誓（确立继承地位），古代的嫡长子又何以偏偏到十九岁还不用立誓呢？《丧服》说『国君为嫡长子的长殇服大功』，郑玄说『天子也是如此』。所说的臣属不将君主按殇礼对待，是指像太孙这样身份的臣属不将其按殇礼对待罢了。太子只是在东宫之内地位尊贵，东宫的属臣不将他按殇礼对待罢了。如今太孙尚未行冠礼、婚礼，年仅四岁，却要在太庙中按成人的齐缞之礼来对待，我认为这是不可以的。如果愍怀太子还在世，太孙应当依照庶子夭折的殇礼处理，不应当立庙祭祀。」

為諸王殤服議晉　宋　梁

晋新蔡王年四岁而亡，东海王移访太常。博士张亮议：「圣人因亲以教爱，亲不同而殇有降杀，盖由知识未同成人故也。七岁以下，谓之无服之殇。记曰：『臣不殇君，子不殇父。』东海与新蔡，别国旁亲，尊卑敌均，宜则同殇制而无服也。」国子祭酒杜夷议：「诸侯体国，备物典事，不异成人，宜从成人之制。」

晋朝新蔡王年仅四岁便去世，东海王行文咨询太常。博士张亮提议：「圣人依据亲情的深浅来教导人们相互关爱，亲属关系不同，因而殇礼中降等的程度也有差别，这大概是因为夭折之人的心智见识与成人不同的缘故。七岁以下夭折的，称为无须服丧的殇。《礼记》说：『臣属不将君主按殇礼对待，儿子不将父亲按殇礼对待。』东海王与新蔡王，是不同封国的旁系亲属，彼此地位尊卑相当，理应同样按照殇礼的制度处理而不必服丧。」国子祭酒杜夷提议：「诸侯身负一国之重，具备各种典章礼制事务，与成人并无差别，理应依照成人的礼制来处理。」

宋庾蔚之谓：「嗣子之体，不以成人为义，故经有诸侯嫡子之殇服。臣子不殇君父，宫臣得服斩耳。自余亲自依其本服。记云：『能执干戈以死社稷，则以成人服之。』先儒又推年未二十而冠婚及为大夫者，皆不为殇。至若诸侯继体象贤，君临一国，事过大夫远矣，而可反殇之乎？」

宋朝庾蔚之认为：「嗣子的身份地位，不能单纯以是否成人来判定其意义，所以经文中才有诸侯嫡子按殇礼服丧的规定。臣子不将君父按殇礼对待，只是说东宫属臣得以为太子服斩缞之服罢了。至于其余的亲属，则各自依照原本的服制来服丧。《礼记》说：『能够拿起武器为国捐躯的人，就按照成人的礼制来为他服丧。』先儒又推论，凡年龄未满二十岁而已行冠礼、婚礼，或已担任大夫之职的人，都不按殇礼对待。至于诸侯承继大统、效法先贤，统治一方封国，其地位重要程度远远超过大夫，又怎能反而按殇礼来对待他呢？」

孝武帝孝建元年，有司奏：「故第十六皇弟休倩薨夭，年始及殇，追赠谥东平冲王。服制未有准，辄下礼官详议。」太学博士陆澄议：「按礼有成人道，则不为殇。今既追祚土宇，远崇封秩，珪韨备典，成孰大焉。典文式昭，殇名去矣。夫嘉偶在室，元服表身，犹以免孺子之制，全丈夫之义；安有名颁爵首，而可服以殇礼？」有司寻澄议，无明证，却使秉正更上。澄重议：「窃谓赠之为义，所以追加名器，故赠公者便成公，赠卿者便成卿，赠之以王，得不为王乎？然则有在生而封，或既殁而爵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有关部门上奏：「已故的第十六位皇弟刘休倩去世时年纪尚幼，刚好达到殇龄，被追赠谥号为东平冲王。服丧之制尚无明确的标准，特此交由礼官详加商议。」太学博士陆澄提议：「按礼制，凡具备成人礼制标志的，就不能按殇礼对待。如今既然追封土地、爵位，远远尊崇其封号品秩，圭璧韨佩等典章礼器俱全，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成就成人身份的呢。典章文物既已彰明，殇礼之名便应当去除了。要知道，即使只是娶妻在室、加冠成人，尚且足以摆脱幼童的礼制而成全成年男子的名分；又怎能有名义上已被授予爵位的最高等级，却反而要用殇礼来对待的道理呢？」有关部门查阅陆澄的提议，认为没有明确的证据支持，便让主事之人重新上奏此事。陆澄再次提议：「我私下认为，追赠的意义，是为了追加名号器物，所以被追赠为公爵的人便成为公爵，被追赠为卿的人便成为卿，被追赠为王的人，难道不能算作王吗？既然如此，那么有的人是在生前就受封，有的人则是死后才被授予爵位……

译都(接受)皇帝的册命，不因吉凶而有不同的典礼；同样备有礼服礼器，怎能因存亡而有不同的等级。如今玉玺策书都已具备，这是成人之礼；群臣临丧致哀，也不是对待未成年而死者的规格。如果丧礼按成人办理，而至亲却按殇礼服丧，这是浅陋之学心存疑惑，未能加以辨明。」左丞羊希参议说：「查阅王澄的议论,既然没有明确的前例，就不应当依据它。按《礼记》说：『儿子不能以殇礼对待父亲，臣子不能以殇礼对待君主。』君父至为尊贵，臣子恩义深重，不能因为死者年幼就降低礼制。又说：『尊卑相同则服其应服的亲属之服。』推究这段文字的旨意，旁系亲属自然应当服殇服，唯独不用殇服的，只是施行于臣子对君、子对父的情形罢了。」诏令批准。

译说：「诸侯称『薨』，也是取坠落之声。按礼制，前代帝王后裔的公爵以及周王的上公，九命而任二伯的，侯、伯都执珪，子、男以及周王的公卿都执璧，去世都称『薨』。如今可让二王后裔的公爵以及各国国王执珪，大将军、县侯、亭侯中有封爵封地的人，车骑将军、卫将军所辟召的属官与三公一样执璧的人，去世都称『薨』。按礼，大夫称『卒』，是说他施展才能、实现志向，功业完成、事务终结，没有遗憾。如今太中大夫俸禄千石，谏议、中散大夫俸禄都是六百石，这正是天子的大夫；却让他们和二百石官员同样称『不禄』，活着是大夫，死后却贬同士人，恐怕不是先圣制礼的本意。所谓士称『不禄』，是说士人的事业还未完成，未能终享俸禄。」

尚书曹查访说：「官员去世，依礼各有相应的称谓制度。至于其中县令、县长以下的官员，通常称『物故』，不知道这个称呼本来依据什么而来。」高堂崇说：「我听先师说过，『物』就是『无』，『故』就是『事』，是说再也不能做事了的意思。」

复魂、始死之事、丧位及奠祭讣告等（附）○周 大唐

周代的制度，司服官供应丧服，隶仆官在小寝、大寝举行

译招魂仪式（「小寝」是高祖以下祖庙的寝殿，始祖的寝殿称「大寝」）。夏采官掌管大丧之事，用冕服在太祖庙招魂，用乘车、树立旄旌到四郊招魂（这是在天子生前常去之处寻求他的魂魄。太庙用冕服是因为不出宫门；四郊用旄旌是因为要出城门，属于巡行道路。郑司农说：「『复』是人刚死时招魂复魄。」「绥」用旄牛尾做成，系在旗杆上；天子祭四郊乘玉辂、建太常，如今用它招魂，去掉旗上的飘带，以此和生前区别）。招魂时呼喊：「天子回来吧！」（这是人刚死时呼唤魂魄的言辞，不直呼名字是因为臣子不能直呼国君名字）。讣告丧事时说：「天王升遐了。」（「登」是升上，「遐」是已经离去，如同说升仙而去）。

诸侯、大夫招魂时，如果有山林川泽就由虞人设置台阶，没有就由狄人设置台阶（「阶」是登上屋顶的工具）。诸侯的小臣招魂，招魂的人穿朝服；国君用衮服招魂，夫人用阙狄招魂，大夫用玄衣赤裳招魂，大夫嫡妻用襢衣招魂，士用爵弁服招魂，士妻用褖衣招魂。招魂的人把裳用簪别在上衣上，用左肩扛着衣服，把衣领插进腰带里，都从正面东侧屋檐爬上去，站在屋脊正中，面朝北，用衣服招

译引呼唤，喊三声：「皋！某某回来吧！」然后把衣服卷起来扔到前面，由司服官用竹箱接住，从东阶登堂，用这件衣服覆盖在尸体上（「小臣」是国君近臣，穿朝服招魂是因为这是侍奉国君的衣服；用死者祭服招魂是因为在求索神灵；国君用衮服指上公，上公用衮服则夫人用袆衣，侯伯用鷩服则夫人用褕狄，子男用毳服则夫人用屈狄）。

（「赪」是赤色。玄衣赤裳是卿大夫从玄冕以下的服制，其妻也用襢衣。《礼记·杂记》说：「内子用鞠衣，衬里用白纱；下大夫的妻子用襢衣，其余和士一样。」注解说：「内子是卿的嫡妻，下大夫指下大夫的妻子。」「荣」是屋檐两翼，登东荣的是卿大夫士，天子诸侯说「东溜」；「危」是屋脊之上；面朝北是向幽冥祈求之意；「皋」是拉长声音喊；「某」是死者名字；「复」是返回之意。司服官拿竹箱在堂前等候接衣服，用衣服覆盖尸体就像已经招得魂魄。招魂的人从西北屋檐下来，不从正面下来，是因为不能空手而返，下来时顺便拆掉屋子西北角的隐蔽处，好像说这间屋子不吉利不能再住；拆下的木料当柴烧，用来烧水沐浴。）

如果死者是宾客，在公家馆舍去世

译就招魂，在私人馆舍去世就不招魂（「私馆」是卿大夫的家，不在私馆招魂是为了避讳给主人带来不吉）。如果死在郊野，就登上他所乘车子的左车毂招魂（左毂用来比拟屋子东侧屋檐）。凡是招魂所用的衣服，不能用来给尸体穿上，也不能用来大殓（招魂是希望死者能复生，如果用这件衣服给尸体穿或入殓，就是用对待生者的方式对待死者，道理相反）。妇人招魂，不用袡（出嫁时的上衣，不是侍奉鬼神的衣服）。凡是招魂，男子称呼名字，妇女称呼表字（妇人平常不用名字称呼）。招魂是竭尽爱心的礼数，含有祷告祈求之心（另外还要分别向五祀祈祷，希望死者精气返回；盼望魂魄从幽冥中返回，是向鬼神祈求的方式；面朝北是向幽冥祈求之意）。按礼制，招魂的人登上屋顶要面朝北。只有先哭泣然后再招魂，招魂之后才办理丧事（气息断绝就哭泣，哭过之后招魂，招魂而不能复苏，就可以着手办理丧事了）。

刚去世时，主人啼哭，兄弟哭泣，妇人哭泣并顿足（悲哀程度有深浅，就好像婴儿半路失去母亲，能不啼哭吗）。把尸体移到床上后，用大敛的被子覆盖，脱去病重时所穿的衣服。小臣用角制的柶撑开死者牙齿，用燕几固定双脚，几脚朝南放置，由服侍

译的人坐着扶持（「缀」是固定，是为了将来给死者穿鞋，怕脚歪斜；「校」指小腿；「床」指陈设在正对北窗位置的床席；脱去死者衣服是为了等候沐浴；撑开牙齿是为了将来往口中放含物，怕死者口闭得太紧）。陈设肉干、肉酱、甜酒、清酒作为祭奠，从东阶登堂，摆放在尸体东边，位置对着死者肩头，用平常吉庆时的器皿（因为鬼神没有具体形象，设置祭奠是为了让魂魄有所凭依；用吉庆器皿是因为来不及重新准备。《礼记·檀弓》说：「刚死时的祭奠，大概是用食物架上现成的东西吧？」是说来不及重新准备新祭品）。

凡是丧礼祭奠，刚死时不摆设黍稷，因为死者已不再进食粮食。士人当天就给尸体穿衣，祭奠不再更换；大夫以上要到第二天才穿衣，祭奠要过一夜。从刚死到虞祭，凡是祭奠都要过一夜，第二天才撤去，是为了让神灵有所凭依。用帷幕遮蔽灵堂（初步的事情算是办完了）。

接着向国君讣告丧事。主人站在西阶东侧，面朝南吩咐前去讣告的人，并拜送他出发。讣告的话说：「您的臣子某某去世了。」（臣子去世，儿子派人到国君那里去告知。《礼记·檀弓》说：「由父辈兄辈来吩咐前去

译讣告的人。」注解说：「这是大夫以上的等级，士人则由主人亲自吩咐。」）如果去世的是父亲、母亲、妻子、长子，就说：「您的臣子某某的某某去世了。」国君向别国国君讣告，说：「我国国君不幸去世，谨此禀告于左右执事。」

大夫在本国内讣告，对地位相当的人说：「某某不禄。」讣告士人也说：「某某不禄。」向别国国君讣告，说：「您的外臣，敝国大夫某某去世了。」向地位相当的人讣告，说：「您在外的友人，敝大夫某某去世了，特派某人前来告知。」向士人讣告也是这样。士人在本国内向大夫讣告，说：「某某死了。」讣告士人也这样说。向别国国君讣告，说：「您的外臣某某死了。」向大夫讣告，说：「您在外的友人某某死了。」讣告士人也这样说。

把尸体安放停当后，诸侯的丧礼中，嗣子进入灵堂坐在东方；卿大夫、伯叔兄弟、子孙们站在东方；有司和众士人在堂下哭泣，面朝北；夫人坐在西方；内命妇、姑姑姐妹、子孙的女眷们站在西方；外命妇率领外宗在堂上哭泣，面朝北（「正尸」是把尸体移到北窗下，头朝南；男子站在主人身后，女子站在夫人身后）。大夫的丧礼，主人坐

译在东方，主妇坐在西方；如果有受命的男女在场就坐着，没有就都站着（凡是这些哭丧的人，尊者坐，卑者立）。士人的丧礼，主人坐在床东，众庶子在他身后，面朝西；妇人们分列在床两侧，面朝东（嫡妻站在最前面）。关系亲近的亲属在室内哭丧（室内只有主人主妇坐着，兄弟中有受命男女在场也坐着，这是为了区别尊卑）；众妇人在门外面朝北，众兄弟在堂下面朝北（指小功以下服制的亲属）。

大唐《元陵仪注》记载：「即将在太极殿内举行招魂仪式，五名高品官员都穿常服，用大行皇帝的衮冕服扛在左肩上，从正面东侧屋檐爬上去，登上屋脊，面朝北，以西为上位，喊三声后停止，把衣服扔到前面，由人用竹箱接住，从东阶进入殿内，覆盖在大行皇帝遗体上。招魂的人拆掉大殿西北角的隐蔽处，从殿后西侧屋檐下来。招魂所用的衣服不用来给遗体穿上或入殓，沐浴时就去掉。招魂完毕后，在殿内两柱之间设置御床，去掉床脚，铺上单层竹席，放置枕头。把大行皇帝遗体移到床上，头朝南，用衣服覆盖遗体，脱去病中所穿的衣服。用角制的柶撑开牙齿，用燕几固定双脚，几脚朝南。殿内东西两侧设置哭位，嗣

译皇帝以下的人铺上草垫。祭奠用酒、肉干、肉酱，器皿用平常吉庆所用的器皿，如同平常礼仪。

告丧的礼仪：使者到达当地后，召集州县官员以及僧道、将吏、百姓等聚集在州府衙门外，都穿素服，各自面向京师方向按重行排列站立，百姓在左，僧道在右，男子在前，妇人在后。站好后，使者站在长官右边，宣告说：『上天降下灾祸，大行皇帝在本月某日突然弃天下万国而去。』刺史以下捶胸哭泣顿足，尽情哀痛。哭声停止后，使者又宣告：『大行皇帝留有遗诏。』于是宣读遗诏，宣读完毕，刺史以下又哭泣十五声。使者又宣告：『皇帝谨遵遗诏，将于本月某日即位。』刺史以下再拜三次并高呼万岁。百姓及州县佐吏早晚在街巷中哭泣，各哭十五声。三天后除去丧服。节度使、观察使、团练使、刺史都穿斩缞、佩丧绖、拄丧杖；文武官吏都穿斩缞，不佩绖不拄杖。小祥、大祥、除丧服，都依照遗诏执行。如果另有敕书，使者就依平常礼仪宣告。」三品以下官员的丧仪制度，详细记载在《开元礼》中。

译礼制从天子到士人，凡遇丧礼中殡殓之事，都要摘去玄冠，改戴素弁。君子临丧，内心必怀哀伤朴素之情，因此要摘去玄冠，代之以素色冠帽。汉朝中兴以后，临丧的礼仪与古礼相合。此后凡说到"临丧"，派去的使者却常常穿着吉服、戴着布巾。（臣）认为使者也应当摘去玄冠，改戴布巾，以表明并非纯是吉庆之服。侍中、散骑等参与会丧的官员，也应当摘去玄冠，改戴布巾。诏令采纳了希的这一建议。

译王肃说："礼制规定，有亲丧而国君来吊唁，(丧主)则解开绖带，把绖带贯挂在左臂上，去掉丧杖，到大门外迎接下拜，望见国君车马的马头，不哭，先进入门内站在右边，在庭中面朝北。国君从东阶升堂，面朝南哭，主人这才哭。国君出门时，(主人)又在大门外下拜相送。又按礼制，三年之丧，服丧期满之前不吊唁别人。一年之丧，行过练祭之后可以吊唁。大功之丧，安葬之后可以吊唁。"蜀地谯周说："国君作为卿大夫，平时穿皮弁服、锡缞服居家，因其他事外出，也是这样穿。他去吊丧时，都穿锡缞服，戴布弁并系绖带，三个月后恢复吉服。他吊唁士人时，则穿弁服系绖带、疑缞服，也是去时才穿，出门后就不穿。国君和大夫吊唁众妾，如同国君吊唁别国的卿大夫一样，穿皮弁服、锡缞服，不系绖带。国君派人去吊唁并赠送衣衾，主人在寝门外迎接，望见使者不哭，先进门站在右边，面朝北。吊唁的人进入，从西阶升堂，面朝东。主人上前走到庭中，吊唁者传达国君的命令，主人哭拜叩头并顿足哀号。吊唁者出去，主人在门外下拜相送。国君派来送衣衾的人，左手拿着衣领，右手拿着腰部，传达命令完毕后，进入房中，给尸体穿上衣服然后出来。其他礼节都和吊丧一样。已经装殓之后就不再给尸体穿衣，把衣衾放在尸体东边的席上。凡主人出门相送，就顺便拜谢来宾；来吊唁的人下拜完毕，都各自回到西阶下的位置，面朝东哭泣顿足；哭完后返回居丧之室。大夫吊丧，穿锡缞服，用缌麻布经过灰治处理制成的叫做锡。士人吊丧穿疑缞服，用锡布做上衣、白色的裳，是比照吉服的样式。他们的冠各自与所穿的缞服相配。回到自己家中，仍然穿着吊服系着绖带居家。若因其他事情外出，就脱去绖带。三个月后安葬完毕，改穿吉服。五服之内的兄弟相互吊唁也是这样。凡是大夫吊唁自己的属臣，有不同之处，主人不到门外迎接，国君进入后，就站在堂下的位置，面朝西，主人面朝北，其他主人面朝南。"

晋人挚虞《决疑》说："凡是派人去吊祭同姓的人，(使者)戴素冠、包白色头巾，穿白色的练制深衣，所用器物都是素色的。异姓的人，服色和器物都不改变。"

陈舒议论皇帝亲临温公夫人丧事说："按照礼制，天子哭吊诸侯，戴弁系绖穿锡缞服；哭吊大夫士，戴弁系绖穿疑缞服。这些都是当时殡葬期间的临时服装。如今温公去世已经很久了，主人本应改穿改葬时的丧服，如今所穿的，是大夫丧服。天子对于诸侯的妻子，礼节有所变化。如今用白帢深衣，相当于古代的吊服。现今皇上亲临丧事，应当只穿深衣即可。穿深衣的人，不必再改换服装。其余侍从官员，应当穿公服值卫，不应跟随哭泣。"

宋人崔凯说："礼制规定，国君亲自吊唁自己的臣子，主人出门在外迎接，望见国君车马的马头，不哭，先进门站在右边，面朝北。众主人袒露左臂各就其位。国君从阼阶升堂，面朝西。主人上前，走到庭中。国君哭。主人哭，下拜，叩头顿足哀号，先出门。国君离去，主人哭，在外门外下拜相送。第二天，主人穿缞绖到朝廷拜谢。如今代替国君去吊唁的，主人出门迎接，望见马头就下拜。国君派遣官吏去吊唁。主人在丧庭铺设席子，孝子从左边贯戴首绖，在席子南边等候，面朝北，不哭。官吏拿着简牍在席子北边吊唁，面朝孝子。行再拜礼完毕，俯伏，官吏跪着宣读简牍，孝子再拜。有前来吊唁的宾客，主人到中门外迎接并各就其位，面朝西，以北为上位。众宾客面朝东的以北为上位，在门西面朝北的以东为上位。主人拜谢宾客，向左右各拜三次，众宾客不回拜。主人进入，就站到堂下早晚哭丧的位置。众人跟随进入，如同门外的位次一样。了解生者的人来吊唁，了解死者的人来伤悼。主人哭，吊唁者也都哭。退出后，主人像开始一样在中门外下拜。吊唁的言辞，走到主人面前说："听说府上有某人的丧事，怎么这样不幸。"伤悼的言辞，走到灵柩前说："您遭遇这样的变故，怎么这样不幸。"这些各自针对自己所了解的对象。若既了解生者又了解死者，就既伤悼又吊唁。"又说："同僚宾客相互吊唁，是趁着主人早晚哭丧时前去

译吊唁的。"又说："凡是宾客前来吊唁，孝子——凡是说孝的，就是丧主——都应当在东阶下就位，面朝西，不能待在庐中。地位高的官员亲自来吊唁，此人从左边贯戴首绖出门迎接，然后返回进门。国君到门口，(孝子)辞谢后回到原位，就依从命令回到原位。若没有让辞谢就直接送来的，国君走近灵柩哭泣，孝子就应当伏地。孝子应当比国君晚哭而先停止，这是为了不让国君过度悲伤，哭完后，国君让孝子回到原位，就依从命令回到原位继续哭，不能进入庐中。哭的位置在东阶下。国君要离去时，孝子哭泣。国君先出门，孝子后出门，在门外望见马匹就下拜，拜完后，哭泣着回去。若有命令让孝子留下不必出门相送，也就依从命令。体弱的可以让人搀扶，若因病不能行礼的，国君到时，只需自己拄着丧杖而已。"

乐亮问徐广说："国君吊唁的礼仪，虽然记载在礼书中，但不清楚皇子去吊唁时，接受吊唁的人应当迎送并下拜与否？应当坐在庐室中，还是应当另设座位？如果另设座位，应当设在什么地方？应当站着接受还是坐着接受？'国君吊唁，即使已经安葬，主人也一定要免冠露髻'，这条礼制已经废弃，也不清楚。既然已经过了小祥，重丧服已经除去，正应当就以练冠功缞服接受吊唁吗？"徐广回答说："皇子来吊唁的礼仪，(主人)只作揖而不下拜，但仍应当穿练冠功缞服在门户旁边迎接站立。皇子面向门户作揖，作揖完毕，伏在庐室中哭泣。等到皇子上前握手的时候，才可以长跪着接受。皇子离去出室后，(主人)回到门户处，再次哭泣。"

大唐的制度，如同《开元礼》所记载。

三不吊议　周　魏　宋

周代制度，《檀弓》说："死而不去吊唁的有三种情况，畏罪而死、遭压而死、溺水而死。"郑玄说："畏，是被人以非罪加害而自己无法辩白而死的人。厌，是在危险的地方停留而被压死。溺，是不乘坐桥船而渡水身亡的人。"卢植说："畏，是被兵刃所杀。"王肃说："犯法而死于狱中叫做畏。《尔雅》说畏，是受刑的人。"

魏人王肃在《圣证论》中反驳郑玄说："孔子在匡地畏惧危险，是因为他德行能自我保全。假使圣人最终遭遇不幸，能够不为他痛惜哀悼反而归罪于他吗！不只是对贤者如此，假设是有罪的愚人，也不能不为之哀伤。"

宋人崔凯《服节》说："有不去吊唁的三种情况：就是畏罪而死、遭压而死、溺水而死。想要吊唁的，不改换丧服而哭悼便可以了。"

通典卷第八十四　礼四十四　沿革四十四　凶礼六

丧制之二

沐浴　含　袭　设冰　设铭　悬重

始死服变　始死襚（大敛襚附于此）　小敛

沐浴　周　大唐

周代制度，天子的大丧，肆师用郁鬯之酒为尸体沐浴（渳，音尾）。（郁鬯是）煮制的香草汁液（筑，音煮）。捣制香草，煮成鬯酒用来给尸体沐浴。香草，就是郁金。渳，是指为尸体沐浴。小宗伯掌管大肆之礼，用黑黍酒为尸体沐浴。大肆，是指刚陈设尸体。杜子春说是用秬鬯酒为尸体沐浴。国君用高粱淘米水沐发，大夫用稷米淘米水沐发，士也用高粱淘米水沐发。

士人的丧礼，刚去世时，甸人在台阶之间偏西的地方挖一个坑；在西墙下垒一个土灶，朝东。挖的坑南北方向，宽一尺，长二尺，深三尺，把挖出的土堆在南边。甸人，是主管田野事务的官员。垼，是块垒的灶，在西墙下，位于中庭偏西的地方。南顺，是与堂相统属（对齐）的意思。垼，音役。新的盆、盘、瓶、无足的敦（音对）、重鬲（音历）都要洗涤干净，摆放在西阶下。用新的这五种瓦器，是重视丧事。盆用来盛水，盘用来承接洗澡水，瓶用来汲水。废敦，是没有足的敦，用来盛米。重鬲，是将要悬挂在重上的鬲。濯，是洗涤的意思。造，是到、放置的意思。也就是备办的意思，用"造"字来说，是因为丧事仓促。擦脸巾一条，浴巾两条，都用粗葛布制成，放在竹笥里，巾是用来擦拭污垢的。浴巾用两条，是因为上身下身用的不同。绤，是粗葛布。笲，音烦，下同。梳子放在圆形竹笥中，箪，是苇草编的圆形竹笥。浴衣放在方形竹箱中，浴衣，用布做成，样式如同现在的通裁衣。这些都陈设在西边序墙

译下，以南为上位。东西方向的墙叫做序。堂中偏南的地方叫做堂。管人去打水，不解开井绳，让它保持缠绕的状态。管人，是主管馆舍的官员。不解开井绳，是为了将来用来给祝淘米。屈，是缠绕的意思。走到台阶顶端而不登堂，把水交给屋外服侍的人。屋外服侍的人拿进去沐浴。主人们都走出门外，面朝北。四个小臣抬起被子，两个服侍的人为尸体沐浴，撤去床上的席子。（襢笫，庄俟反。）抬起被子，是因为尸体裸露，用来遮蔽。撤去床席，是为了便于让水流走。（裎，他顶反。）沐浴用盆盛水，浇水用勺子（音主）舀水，沐浴用细葛布巾，擦拭（挋，音振）用浴衣，如同平常一样。小臣修剪尸体的脚趾甲。沐浴剩下的水倒在坑中。若是妇人的丧事，就由内侍的女子抬被子并为尸体沐浴。抬被子，是为了遮蔽上身，是重视礼仪形式的表现。挋，是擦拭的意思。爪足，是剪断脚趾甲。管人打水，交给服侍的人，服侍的人用米水（音何）在堂上为尸体洗头。士人则由祝在堂上淘米，面朝南，用盆盛水。管人走到台阶顶端而不登堂接过淘米水，在灶上煮，陶人拿出重鬲，甸人取来清扫宗庙时留下的西北角的柴薪用来烧火。走到台阶顶端，是三级台阶的最上面，差，也是淘洗的意思。淘米取其淘米水，用来洗头。丧礼规定士人用稻米淘米水，这里说用高粱，大概是天子之士的规格。依此类推逐级往上，天子大概是用黍米。祝，是指夏祝。祝把米盛在敦里，放在用具的北边。管人把淘米水交给服侍的人，就用瓦盆盛水洗头，用巾擦拭，如同平常一样。小臣为尸体剪指甲、修剪胡须。沐浴剩下的淘米水，倒在坑中。淘米水，是沐浴剩下的淘米水。巾、梳子、浴衣也都倒掉（弃置）。《既夕记》说："甸人填平坑穴。"注解说："筑，是用土填实坑中，使其坚实，'穿坎'的名称，也叫做坅。"（音五锦反。）国君、大夫剪下的乱发和指甲以及入殓时的遗物都放在棺内四角中，士人的则埋掉。（鬊，音舜，指乱发。角中，是指棺内四个角落。）将要把指甲头发放入棺中，一定要用小口袋盛装。用组带束发。鬠，是收敛的意思。（鬠，音脍，又音会。）用组带束发后插上笄，穿上明衣裳。用组带束发。鬠，是收拢的意思。设置明衣裳完毕后，主人才进入就位。设置好明衣，才可以进去。

大唐《元陵仪注》记载："将要沐浴时，内侍在殿西廊下垒土灶，砌成灶台，朝东，用来烧煮淘米水。沐浴用的新盆、盘、瓶、鬲都要洗涤干净，陈设在西阶下。在西阶西边挖一个坑。把明衣裳陈设在坑的旁边。帛巾一条，方一尺八寸，沐巾两条，浴巾四条，都用白色熟绢制成。梳子和浴衣各自放在竹箱中。将要沐浴时，内侍掌事的人捧着淘米水和热水，各自盛在瓮中，连同沐盘，从西阶登上，交给为大行皇帝沐浴的人拿进去。嗣皇帝、妃嫔、公主等都退到帷幕之外。嗣皇帝以下的人站在殿的东楹之间，面朝北以西为上位。内命妇以下的人站在殿的西边，面朝北以东为上位。都站立哭泣。沐发完毕后梳理头发。将要沐浴时，内侍执事六人抬起被子，服侍的人四人为其沐浴，用巾擦拭，用浴衣拭干。在大行皇帝东边设置床铺，下垫莞席，上铺竹席。为其沐浴的人抬起大行皇帝，更换床铺，安放枕头，梳理胡须头发，剪断指甲，装入小口袋中，大殓时就放入棺中。穿上明衣裳，用方巾覆盖脸面，用大殓时的被子覆盖尸体。内外的人进入，各就其位哭泣。五品以上官员沐发用稷米淘米水，由四人沐浴。六品以下官员沐发用高粱淘米水，由两人沐浴。"其余详见《开元礼》。

含　周　魏　大唐

周代制度，典瑞官在天子大丧时供应饭玉、含玉。饭玉，是把玉打碎掺杂在米中。含玉，是用来支撑左右犬齿及口中的玉。（齻，音颠。）舍人供应饭米。米是用来充实死者口中，不忍心让口中空虚。诸侯用璧玉，大夫用珠子，士人用贝壳，装在竹笥里。贝，是水生之物，古时候当作货币，产自江水一带。笲，是竹器的名称。米，国君用高粱，大夫用稷米，士人用高粱，一豆的量装在方筐里。一豆，是四升。

士人的丧礼将要行含礼时，商祝给死者穿上祭服（褖衣）放在旁边。商祝，

译是熟悉商代礼制的祝官。商朝人教导百姓恭敬，这对于接触鬼神比较适宜。袭，是把衣服铺放在床上。祭服，是爵弁服、皮弁服，都是跟随国君参加祭祀时所穿的服装。大蜡祭祀有穿皮弁素服送终的礼节。把衣服铺放在床上，床铺设在放含玉之床的东边。主人出来，面朝南，袒露左臂，把左边衣襟撩起插在右边，在盆上洗手，清洗贝壳，拿着进入房内。宰洗好角勺，插放在米中，拿着跟随进入。都进入房间朝西站立。（柶，音四。）商祝拿着巾跟着进去，面对天窗朝北站立，撤去枕头，铺设巾，撤去塞口的角柶，接过贝壳，放在尸体西边。面对天窗朝北站立，是正对着尸体南边。铺设巾覆盖脸面，是为了承接行含礼时遗落的米粒。主人从尸体脚部这边到床西边坐下，面朝东。不敢从头部前面经过。主人左手取米放在右手中，每次放三粒米一个贝壳。左边、中间也是这样做。再放入米直到填满为止。放在右边，是尸体口的右边。填满为止，是取到满口而已。主人穿好衣服，回到原位。袭，是穿衣服的意思。位置在尸体东边。商祝盖上掩巾，塞上耳塞，覆盖上幎目。掩，是先在下巴下面打结，塞好耳塞之后，再覆盖幎目。《既夕记》说："洗完贝壳，放回竹笥中，装满贝壳，用来支撑左右的犬齿。"注解说："象征牙齿的坚固。"（幎，音萦，下同。）夏祝收拾剩余的东西，然后（主人）穿衣。夏祝，是熟悉夏代礼制的祝官。夏朝人教导百姓忠诚，这对于奉养死者比较适宜。

凡是诸侯之间有互相行含礼的礼节，行含礼的使者拿着璧玉传达命令说："寡君派某人来行含礼。"迎接的人进去禀告，出来说："孤某人在等候了。"含玉是用璧玉制成的，它的具体尺寸大小已不可考。行含礼的使者进入，登堂传达使命。主人下拜，叩头至地。行含礼的使者坐着把璧玉放在灵柩东南边。（下面）铺有苇席，安葬之后改用蒲席。使者下堂出门，回到原位。《春秋》记载有已经安葬之后归还含玉、赗礼、襚衣的事，没有受到讥讽，都是在殡宫接受这些东西的缘故。宰夫穿着朝服、丧鞋，从西阶登堂，面朝西坐下拿取璧玉，从西阶下堂后向东走去。朝服，是告知邻国的礼节。即，是走向的意思。向东走，是要把璧玉收藏在室内。诸侯派人来吊唁，接着行含礼、襚礼、赗礼、临丧礼，这些都是在同一天内完成的。这五件事的先后次序就是这样。是说这五件事互相衔接，都在同一时间进行。

《左传》记载：诸侯讨伐秦国，曹宣公在会盟途中去世，鲁成公十三年，曹伯庐死于军中就是这样的事例。诸侯请求行含礼。这是因为朋友之间有互相馈食的情谊。

魏文帝黄初四年，下诏说："入殓时不要用珠玉行含礼，不要用珠襦玉柙这样的葬服。从前季孙氏用美玉给死者入殓，孔子把这比作把尸骨暴露在荒野。"

大唐《元陵仪注》记载："内侍捧着盛水的盘子登堂，嗣皇帝出来，在帷幕外洗手，清洗玉或贝壳，装入竹笥中，拿着进入，面朝西坐下，揭开巾撤去枕头，把玉、贝放在口的右边。一位大臣亲自呈进高粱饭，接着行含玉之礼。含礼完毕后，嗣皇帝回到原位。执掌服饰的人陈设十二套袭衣，装在箱篚里，用席子承托。撤去覆面巾换上面衣之后，设置耳塞，戴上握手及手衣，穿上鞋子，然后穿好衣服。穿衣完毕后，用大殓的被子覆盖尸体。于是打开帷幕，内外的人都进入，回到原位哭泣。三品以上官员用高粱米和璧玉，四品、五品官员用稷米和碧玉，六品以下官员用高粱米和贝壳。"其仪式详见《开元礼》。

袭　周　大唐

周代制度，天子袭衣十二套，上公九套，诸侯七套，大夫五套，士人三套。（这是）郑玄根据《杂记》及《士丧礼》推断而言的。上公的衣服有：衮衣一套，玄端一套，朝服一套，素积一套，纁裳一套，爵弁服两套，玄冕一套，褒衣一套。用红绿相间的带子，加系大带在其上。红绿相间的带子，是为死者穿衣时用的带子，装饰上杂用红绿两色，与生前所用的不同。这个带子也是用生绢做成的。申，是重叠的意思，是叠加在革带之上。革带是用来佩戴蔽膝的。之所以特别说明要重叠加上大带，是为了表明虽然形制有所改变，也一定要具备这两

译种带子。士人袭衣三套。《礼记》记载子羔用五套袭衣，上公用九套袭衣，那么尊卑等级袭衣的套数是不同的。诸侯七套，天子恐怕是十二套吧？滚边的丝带，诸侯、大夫都用五种颜色，士人用两种颜色。这是指为尸体穿衣所系的大带。率，是没有加针线功夫的丝绳。大夫以上的等级还要用五彩加以装饰，士人则用红绿两色。袭衣之事完成于系带。改变带子的颜色，是为了与生前有所区别。

士人穿爵弁服和纯衣，是指生前所穿的爵弁之服。纯衣，配纁色的裳。古时候用冠来称呼服装，死者不戴冠。（纯，音缁。）皮弁服，是穿皮弁时所配的服装。这种服装是白布上衣、白色下裳。褖衣。黑色的上衣下裳配红色的边饰叫做褖，褖的意思就是缘边。用来表示衣服的外层。缁色的带子，是黑色缯帛做的带子。韎韐（上音妹，下音蛤），是一命之官所用的赤黄色蔽膝。（韫，音温。）竹制的笏板。笏，是用来记事以备应对国君询问的。夏天穿葛屦，冬天穿皮屦，都用青黑色的丝带（繶，音忆）镶边，鞋头装饰（絇，音其俱反）和鞋跟的边饰（纯，音准），用组带系在脚跟上。众多送来的衣物依次陈列，但不使用。庶，是众多的意思。不用，是不用来给死者穿上。陈列得多是为了表示荣耀，采用得少是因为以精为贵。行完含礼之后，就给死者穿上三套衣服。把尸体移到铺好衣服的床上再给它穿衣。凡是给死者穿衣，衣襟都向左掩。

国君用锦缎做的冒，下半部用黑白相间的图案，两旁缀有七处系带；大夫用黑色的冒，下半部用黑白相间的图案，两旁缀有五处系带；士人用黑色的冒，下半部用浅红色，两旁缀有三处系带。凡是冒，上半部分（质）的长度与手齐平，下半部分（杀）长三尺。冒，是行完袭礼之后用来包裹尸体的，是重视礼仪形式的表现。它的形制像直筒口袋，上面的部分叫质，下面的部分叫杀。质，是正的意思。使用它的时候，先用杀这部分从脚往上套，再用质这部分从头往下套，到手的位置齐平。上面用黑色，下面用浅红色，是象征天地。

士人的丧礼将要沐浴时，在房中陈设穿衣所需的物品，衣领朝西，以南为上位，不必对齐衣领。明衣裳用布做成。是为了亲身穿着以保持洁净。束发的笄用桑木做成，长四寸，中间稍粗。桑字的意思和丧字相通，用它来做笄，是取其名称的谐音。长四寸，是因为不戴冠的缘故。笄的中央部分要略粗，是为了固定头发。（纋，音忧。）覆面巾，用煮练过的熟帛制成，宽为整幅，长五尺，末端剖分为两条。掩，是包裹头部的巾。剖分末端，是为了将要在下巴下面打结，再绕回去在颈后打结。塞耳的瑱用白色的新丝绵制成。瑱，是塞耳朵的东西。纩，是新的丝绵。用布巾，宽长相等，不裁剪成特定形状。宽长相等，是宽度和长度相同。不裁剪，是因为士人的儿子亲自替父亲行含礼，把这块巾翻过来盖脸就可以了。大夫以上的等级由宾客代为行含礼。这时就要在正对口的地方裁开一个孔，是嫌有污秽之物（怕弄脏巾面）。覆面的幎目用黑色布制成，方一尺二寸，里面衬里，中间填充丝绵，用组带系结。幎目，是覆盖脸面的巾。是赤色。衬里，是用丝绵填充。用组带系结，是为了可以打结固定。裹手的握手用黑面浅红色里子的布制成，长一尺二寸，宽五寸，中间及两旁削窄一寸，里面填充丝绵，用组带系结。削窄，是把握手中央削窄以便安放手部。用善质的枣木或柞木做成板指（决），用组带系结，里面填充丝绵两处使其突起。决，就是开的意思，用来夹住弓弦拉开的地方。正，是善的意思。枣木和柞木质地坚硬紧密，都可以用来做板指。极，就是仿效的意思，是用来垫在手指下承接弓弦的，使弓弦不至于勒伤手指。活人用红色的皮革制作板指并且用三处填充物，死者用丝绵并且只用两处填充物，表明不再实际使用。世俗上把枣木叫做矺鼠。（闿，音开。矺，音托。）系上蔽膝的带子，把笏板插好。蔽膝的带子，是韎韐和黑色的带子。蔽膝的带子用皮革制成。插，是插放的意思，插在带子的右侧。给死者戴上板指系在手腕后节上，从行含礼时开始固定，戴好握手后，再连结板指。丽，是

译系上的意思。〇，是手后面的关节。饭，是大拇指根部。板指用皮革做衬垫，有孔（彄），孔的内侧一端做成纽扣，外侧一端有横带，用纽扣固定，套在大拇指根部。于是让孔套住，用横带穿过纽扣，在手腕关节的外侧打结。系握手的方法，是用丝带系住勾住中指，从手背和板指的带子多余的部分连结起来。这是指右手而言。（〇，音乌乱反。）覆盖上冒，用囊袋装好。用被子覆盖尸体。橐，是用来包裹装盛物品的袋子，是根据它的用途来命名的。衾，是刚去世时用的被子。巾、角柶、乱发、指甲埋在坑中。坑到这时候才填平夯实。设置明衣，妇人还要系上中带。中带，就像现在的裈裆一类的东西。明衣裳用宽幅的布制成，袖子用整幅布做成，长度到膝盖以下。宽幅的布，是帷幕所用的布，具体的织造密度不清楚。袖子用整幅布，是不裁去多余的布幅。长到膝盖以下，又因为已经有裳，是为了更深地遮蔽下体。有前后两幅裳，不需要裁剪，长度到脚背，不裁剪，是取其质朴。觳，是脚背。其他的衣服短了不能遮住皮肤，长了又会拖到地上沾土。用浅红色（一次染色叫做縓，就是现在所说的红色）来装饰裳边和下摆。装饰裳边幅的叫做綼。装饰下摆的叫做緆。用黑色装饰衣领和袖口。染七次的颜色叫做缁，缁，就是黑色。装饰衣服（的边）叫做纯。是指衣领和袖口，上衣用黑色装饰，裳用浅红色装饰，象征天地。（纯，音准。）设置握手，里层贴近皮肤，用带子系住勾住中指，在手腕关节处打结。手没有戴板指的就用握手，一端固定，绕过手腕关节，再从上方穿回来，与另一端打结。穿好衣服之后，当晚在庭院中点起火把。

大唐的制度，五品以上官员用三套袭衣，六品以下官员用一套袭衣。其余详见《开元礼》。

设冰　周　大唐

周代制度，天子的大丧，凌人供应盛冰的夷盘。夷的意思就是尸，把冰放在夷盘之中，放置在停尸床下面，是用来使尸体保持寒凉。放尸体的盘子叫夷盘，床叫夷床，被子叫夷衾，把尸体移到堂上叫做"夷于堂"，都是根据尸体来命名的。国君用大盘，把冰放入其中。大夫用夷盘，把冰放入其中。士人用瓦盘并列摆放，不用冰。设置床铺，撤去床席，有枕头，行含礼时用一张床，行袭礼时用一张床，把尸体移到堂上时又用一张床。都要有枕头和席子，国君、大夫、士人都是一样的。这些事情都是在沐浴之后进行的。造，就是放入的意思。撤去床席，是撤去床席，就像沐浴时的床铺一样没有铺席。按照礼制，从仲春以后，尸体已经穿好袭衣、行过小殓之后，先把冰放入盘中，再把床架设在冰盘之上，不铺席子就把尸体移放上去。到了秋天天气转凉就停止用冰。士人不用冰，用瓦制的盘子，只是用来盛水而已。士人若得到（国君）赐冰，就可以用夷盘。是说国君若赐冰给士人，也可以用夷盘盛放。

大唐的制度，各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若在暑热的月份去世，赐给冰块。

设铭　殷　周　魏　晋　宋　齐　北齐　大唐

殷代制度，招魂之礼和铭旌上的文字，从天子到士人，措辞都是一样的。男子写名字，妇人写姓氏和排行（伯仲）。这是《丧服小记》中的文字。郑玄说："这说的是殷代的礼制。"

周代制度，天子的大丧，司常官供应铭旌。天子的（旌）就是太常旗。士人的丧礼制作铭旌，各自根据死者生前的身份等级选用不同的旌物。没有旌旗的就用黑布制成，一半用整幅布，另一半用整幅布做末端，宽三寸，在末端书写铭文，写着"某氏某人之柩"。铭，是表明死者身份的旌旗。杂色的帛做成的旗物，是大夫、士人所建立的。诸侯建旗，孤卿建旃。因为死者已经不可辨认，所以用他生前所建的旗来标识他，这是敬爱他从而记录他身份的表现。没有旌旗的，是指没有获得任命的士人。半幅是一尺，整幅是二尺。放在棺材里的叫做柩。（识，音至。）竹制的旗杆长三尺，放置在屋檐下西阶之上。诸侯的旗杆七尺，大夫的五尺。杠，是悬挂铭旌的旗杆。宇，是屋檐。《尔雅》说"檐叫做梠"。

魏国皇后驾崩，缪袭建议铭旌上的文字说："从殷代以前，招魂之礼和铭旌都写姓氏，男子写名，女子写字，没

译有写国号的。周代招魂之礼，天王称天子，诸侯称某甫。某甫，姑且算是字。秦汉时期的皇帝、皇后、太后，招魂时书写的铭文都放置在灵柩上。旧礼书写铭文都不写国号，皇后也不写姓氏。魏是天下的国号，没有什么需要再加区别的了。臣子之所以称魏国已故的某侯某人，都是为了自己有所区别而已。（皇后）明太后不应当再称魏。按《左传》说'天王驾崩'，不说是周天子。"刘劭建议说："应当称魏而不称姓。依据汉代律法，使者持节称汉。如今魏国的使者持节也称魏，以及二千石俸禄的官员所用的各种竹使符也都称魏。以此类推，道理应当相同。如今太后的铭旌应当称魏。"赵怡上奏说："祖先的谥号是用来称呼宗庙的，不应当用来题写在铭旌上。按照礼制，还没有立神主之前，要制作'重'，等到安葬之后就把它埋掉。所以铭旌应当和重一起埋在宗庙门外的左边。"尚书上奏说："祖宗的谥号，是用来彰显功德的。题写铭旌古今的礼仪不同。如今列祖的谥号，应当改用新的铭旌书写。旧的铭旌和旗杆所埋葬的地方，如同赵怡等人所议，与重一起埋在宗庙门外的左边。"

晋人杜元凯说："诸侯建大旗，上面画着熊虎龙的图案叫做旗。旗杆七仞，飘带垂到地面。"徐宣瑜建议说："王的上公爵位是八命，出任二伯，加一等，就是九命作伯，建立九根飘带的旗。按照上公最高等级的服制，戴远游冠，佩戴山形玄玉，应当和三公一样建立八根飘带的旗。各位与三公同等地位的，三公是八命，应当建立八根飘带的旗。侯伯同为七命，建立七根飘带的旗。"元凯又说："卿建旃，六根飘带，垂到车轸。"孤卿，地位次于三公。用整幅红帛制成的旗叫做旃，也就是纯红色的旗。宣瑜说："王的卿是六命，建立六根飘带的旃。王的上大夫是五命，建立五根飘带的物旗。"

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太子妃薨逝，建立九根飘带的旗。

齐人王俭建议说："飘带旗本来是命服的一种，与凶丧之事无关。如今公卿以下的官员，平时不能具备完整的礼制，所以到了丧事时才建立飘带旗。东宫的规格等同于上公九命的礼仪，太子妃与储君是一体的，道理上不容许有异议，没有理由不同于平常的礼制，另立凶丧的飘带旗。大明年间的旧例，没有经过详细的讨论，是草率施行的。如今应当依照礼典详加考订，吉礼部分自有旗辂之制，凶礼部分另有铭旌之制。"皇帝下诏依从了这个建议。

北齐的制度，旌旗一品官九根飘带，二品、三品官七根飘带，四品、五品官五根飘带，六品、七品官三根飘带；八品以下，直到平民百姓，只用旐旗而已。至于建立的旐旗，三品以上以及开国子爵、男爵，长度到达车轸，四品、五品官到达车轮，六品到九品官，到达车前的横木（较）。有勋位的官员直到平民百姓，不超过七尺。

大唐《元陵仪注》记载："大殓完毕后，有关官署设置太常旗，画着日月图案，十二根飘带，旗杆九仞，飘带垂到地面。大殓之后，分别放置在殿庭两侧的台阶旁。又设置铭旌，用绛色的布制成，宽为整幅，长二丈九尺，题字写着'某尊号皇帝之柩'，竖立在殿下。三品以上官员的铭旌长九尺，五品以上官员的八尺，六品以下官员的七尺，都写着某官爵封号姓氏之柩。"详见《开元礼》。

悬重　周　宋　隋　大唐

周代制度，士人的丧礼中悬挂的重，用木料砍削加工制成，甸人把重放置在中庭，三分庭院的一份，在南边。木料上悬挂东西叫做重。刊，是砍削加工的意思。凿之，是凿出悬挂用的孔洞。士人的重高三尺，依次递增，卿大夫的五尺，诸侯的七尺。夏祝把煮饭剩下的米粥，用两个鬲盛放在西墙下。夏祝，是熟悉夏代礼制的祝官。夏朝人教导百姓忠诚，这对于奉养死者比较适宜。粥余饭，是用给尸体喂饭剩下的米做成粥，放在重上的鬲中。若是大夫的丧礼则用四个鬲，诸侯用六个鬲。这和簋的数目相同，是因为等级差异的缘故。用粗布，塞住鬲口，用竹绳系着，悬挂在重上。用苇席（覆盖重），面朝北，衣襟朝左掩，用竹绳束缚，重叠覆盖，在后面打结。久，读作灸，是指用东西盖住塞住鬲口。靲，是竹制的绳索。用席子覆盖重，屈

译折反卷，把两端交叉搭在后面。衣襟朝左掩，是西边一端在上面。贺，是加盖的意思。（靲，音举琴反。）祝拿铭旌放置在重上。祝，是熟悉周代礼制的祝官。重，是神主的象征。刚去世时还没有制作神主，用重来代表死者的神灵所在。殷代人把重系在神主上。缀，就是连接的意思。殷代人制作神主完毕后，就把重系在上面，悬挂在新亡者所停殡的宗庙中，一直到过了明考（远祖）的祭祀期限才把它埋掉。孔颖达说："殷代人开始停殡时，把重放置在宗庙庭院中。神主制作完毕后，就把重系在神主上，悬挂在刚去世的人所停殡的宗庙中。"周代人制作神主后，就把重撤去。周代人制作神主后，就把重撤去埋掉。孔颖达说："殷代人把重系上而不马上埋掉，周代人制作神主后马上埋掉，不悬挂在宗庙中。"将要举行遣奠时，甸人举起重，从正门中央出去，放在门道左边靠着。抗，是举起的意思。从正门中央出去，是从门的中央出去。不从门橛的东西两侧出入，是因为重不会再送回去，这与平常的出入有所不同。门道左边，是主人所站的位置。汉代有人去世时，凿木头放置食物在中间，竖立在道路旁边，就是从这个习俗演变而来的。重要等到虞祭之后才埋掉。就在原先靠放的地方埋掉。

宋人崔凯说："砍削木头制成重，形状像木片，上面有簨（横木架），设置在中庭靠南的地方悬挂东西。士人的重高三尺，依次递增，天子的应当有九尺了。用苇席朝南横着覆盖鬲，把两端在南面屈折反卷来遮盖。现在丧家所用的帐门，就是这个遗留下来的形象。古时候丧家没有帷幕，大概是倚靠着庐舍的栋梁而已。现在的人在丧事旁边搭建倚庐，因此就搭起了帐幕。按照蔡谟的说法，用两个瓦器，盛放刚去世时的祭品，系在木头上，用苇席包裹，放置在庭院中靠南的地方，名叫重。现在的凶门，就是它遗留下来的形象。按照礼制，等到虞祭之后才制作神主，还没安葬之前没有神主，所以用重来代替它。礼书上称之为'神主的象征'，就是这个意思。范坚又说：凶门不合乎古礼，古礼有悬挂重的规矩，形状类似凶门，后人在门外设置来表示居丧，风俗于是就流行开来，也就是簿帐吊幕之类的东西。"

隋文帝开皇初年，制定典礼。太常卿牛弘上奏说："关于悬重的鬲的数目，一品官悬挂六个，五品以上悬挂四个，六品以下悬挂两个。"

大唐《元陵仪注》记载："在殿庭靠西南的地方设置重。它的做法是，先砍削木料，长一丈二尺，横木的长度是它的一半。用沐发的米水煮成粥，盛在八个鬲里，用粗布，悬挂在重内的横木上。用苇席朝北屈折反卷，两端交叉搭在上面，用竹篾系住。"三品以上到六品以下，悬重数目的等级降差，依照《开元礼》施行。

始死服变　周　汉　后汉　晋　宋　大唐

周代制度，亲人刚去世时，（丧主）挽起头发用发笄和纚巾束住，光着脚，把上衣的衣襟撩起插好。衽，是裳的边际。插在腰间，是为了便于哭泣顿足。

汉代戴德《丧服变除》说：

斩缞三年的丧服，刚开始遭遇父亲的丧事时，（丧主）挽发用笄和纚巾束住，光脚，撩起上衣衣襟插好，交叉双手哭泣顿足没有节制，内心悲痛哀伤；行完袭礼、穿上三套衣服后，（丧主）穿白布深衣，戴十五升布做的素色章甫冠，穿白麻鞋，没有装饰的鞋头（絇）。鞋子上的装饰，如同刀鞘上的鼻纽，用绳子连接起来作为行走时的警示。丧事没有固定的仪节，因为匆忙紧急所以没有鞋头装饰。（絇，音其俱反。）作为祖父的继承人的孙子，（丧服等级）向上通及高祖，从天子到士人，都和儿子为父亲服丧一样。父亲为长子服丧，从天子到士人，不挽发用笄纚束发，不光脚，不吃稀粥。其余的和儿子为父亲服丧一样。妻子为丈夫、妾为国君服丧，挽发用笄和纚巾束住，不光脚，撩起上衣衣襟插好；行完袭礼穿上三套衣服后，穿白布深衣，戴白色的总（束发之物），穿白麻鞋。其余的和男子相同。

齐缞三年的丧服：父亲已经去世后才开始为母亲服丧……

译居丧时，用笄和纚束发，光脚不穿鞋，把上衣的前襟掖起来，两手相交哭踊，次数不限；等到给死者穿好三套衣服入殓后，生者改穿白布深衣，戴十五升的素章甫冠，穿白麻鞋，鞋头不加装饰。父亲已死为继母、君母、慈母服丧，作为祖父继承人的孙子在父亲已死后为祖母服丧，其服丧规格上至高祖母，从天子到士都是如此；被人收为后嗣的人，为所承嗣之家的祖母、母亲、妻子服丧，规格与父亲已死后为母亲服丧相同。母亲为长子服丧，妾为夫君的长子服丧，继母为长子服丧，这些情况都不用笄纚，也不光脚。未出嫁的女儿在父亲已死后为母亲服丧，刚死的时候，用笄纚束发，不光脚，不掖起上衣前襟；等到给死者穿好三套衣服入殓后，用素色的总束发。其余没有提到的礼节，都与父亲已死后为母亲服丧相同。

译尸。司服负责供给入殓所用的衣服。典瑞用组带穿系珪、璋、璧、琮、琥、璜六种玉器边缘的沟纹，用璧和琮的沟纹来敛尸。驵字读作组。渠眉，是指玉器上装饰的沟纹。用组带穿联六种玉器沟纹中间的部分来收敛尸体。珪放在左边，璋放在头部，琥放在右边，璜放在脚部，璧放在背部，琮放在腹部，大概是取象于四方光明，把死者当作神明对待。璧和琮的沟纹相通，象征通达天地。诸侯、大夫、士的丧事，将要小敛时，都在第二天早晨把衣服陈列在东序，大夫、士把衣服陈列在房中。（这是天子的士的礼制。）衣服都是十九套。从天子到士都一样。袍一定要有外面的衣服罩着，不能单穿，上衣一定要配裳，这才叫作一称。都是衣襟朝左掩，用绞带打结而不用纽扣。袍，是贴身穿的衣服，一定要有衣服罩在外面，才算一套齐备。《杂记》说「子羔入殓时，穿茧衣和裳，和税衣、纁色下裳合为一套」就是这个意思。《论语》说「暑天穿细葛布或粗葛布单衣，一定要罩在外面才出门」，是因为它是贴身衣服的缘故。衣服共十九套，是效法天地之数的终极。凡是收敛衣服，要把周正的衣服放在四周做骨架，散衣中有的是倒着放的。所谓左衽，就是衣襟朝左，和活人穿衣的方向相反。●字读而占反的音。第三天，在门内小敛。大夫以上的都按到来的天数计算，连同死的那天算作第四天。士人死后小敛与去世那天算起，连同死的那天算作第三天。国君用竹席，布制的绞带，锦制的衾被；大夫用蒲席，缟色的衾被；士用苇席，黑色的衾被。把衣服陈列在房中，衣领朝南，以西边为上位，屈折排列。绞带横着放三幅，竖着放一幅，宽度是整幅布，把两端裂开。綪，是屈折的意思。绞，是用来收束衣服使其坚固紧束的东西。用布做成。缩，是竖直的意思。横放的是三幅，竖放的是一幅。把两端裂开，是为了便于打结。《丧大记》说：「绞带一幅裂成三条，但不完全撕开。」《礼纬》说：「天子五天、诸侯三天、大夫士三天才小敛。」綪字读侧耕反的音。黑色的衾被，衬里是浅红色，没有紞。紞字读音胆。紞，是被子的标志。入殓的衣服有的是反着盖的，可以不分前后。凡是衾被的制作都相同，都是五幅。祭服排在其次，是爵弁服、皮弁服。散衣排在其后，是褖衣以下，袍、茧之类的衣服。共十九套，包括祭服和散衣。陈列衣服之后接着陈列的，是各方赠送的禭衣。不必全部用上。取够数目就够了，不求多。士人有两人一起盥洗，面向东站在西阶下。站着等候抬尸体。在门内铺席，下面铺莞席，上面铺竹席。有司铺设收敛用的席子。商祝铺设绞带、衾被、散衣、祭服。祭服不倒放，好的衣服放在中间。收敛衣服的人要注意方位，有些衣服颠倒放置，但祭服尊贵，不倒放。美，是好的意思。好的衣服后铺，在收敛时就放在中间。既然说后

译铺祭服，又说好的放在中间，说明每种衣服不止一套。士人抬起、移动尸体，然后返回原位。把尸体移到衣服上面。在两楹柱之间设置床和垫席，铺法如同当初，还加上枕头。衽，是躺卧的席子。也是下面莞席、上面竹席。收敛完毕，撤去帷帐。是因为尸体已经装饰整齐了。主人面向西，伏身贴近尸体，跳脚哀号没有定数。主妇面向东，伏身贴近也是这样。冯，是伏身贴近的意思。士人抬起尸体，男女一起把尸体抬到堂上安放，用夷衾覆盖，男女各自站在室内原来的位置，跳脚哀号没有定数。侇的意思就是尸。夷衾，是覆盖尸体或棺柩的被子。堂，是指两楹柱之间床席上面。主人从尸体脚的一边出来，从西阶下堂。众主人面向东就位，妇人在阼阶上面向西。主人向宾客行拜礼，对大夫单独行拜礼，对士人则合并一起行拜礼，然后回到自己的位置跳脚，在东序穿戴绖带，再回到原位。拜宾，是面向宾客所在的位置行拜礼。即位踊，是指东方的位置。在东序戴绖，是在东夹室的前面。然后行奠祭之礼，由祝和执事的人主持。凡是收敛尸体的人要袒露一臂，抬尸体的人要穿好衣服。袒露的原因，是为了做事方便。国君的丧事，由太祝主持收敛，众祝协助。大夫的丧事，由太祝在旁监临，众祝主持收敛。士人的丧事，由小祝在旁监临，士人自己主持收敛。侍，就是监临的意思。太祝的职责，是在天子丧事中协助收敛。丧祝，在卿大夫的丧事中掌管收敛之事。《士丧礼》中商祝主持收敛。凡是参与收敛的共六人。收敛的人收敛完毕之后一定要哭。士人和他的执事人员就负责收敛。举行收敛之礼时，就要有一次不进食。主持收敛的人一定要选用参与执事的人，是不愿让不相干的人轻慢地接触尸体。

隋代开皇初年，太常卿牛弘上奏制定《丧纪令》：「正一品官员去世，由鸿胪卿监护丧事，司仪令负责讲明礼制。二品以上官员去世，由鸿胪丞监护，司仪丞讲明礼制。五品以上官员去世，以及三品以上官员有期亲以上亲属丧事的，都派一名掌仪官讲明礼制。在职官员去世，允许用朝服收敛；有封爵的用冕服收敛；没有官职的用白帢单衣。妇人有官品的，也用她们相应的服饰收敛。头巾上不得装饰金银珠玉。」

大唐《元陵仪注》记载：「宫廷内外各自按照职责准备办理，尚食先准备好太牢的祭馔。第二天早晨举行小敛。小敛前三刻，侍中呈上奏板启奏『请皇帝入中严之服』，御府令在大行皇帝灵柩西边设置小敛床，床朝南，枕头席子都准备齐全，加上帷帐，四周围以素色的帷幕。主衣先率领相关部门把小敛用的十九套衣服以及绞带、衾被陈列在正殿两楹之间东边的席子上，衣领朝南，以西边为上位。小敛前两刻，打开宫殿的各道门，各卫士

译按所属部队排列，仪仗侍卫如同常规礼仪程序。设置百官的位次，以及三王之后、三恪等人的位次。又设置内外命妇等人的拜哭位次。小敛前一刻，侍中启奏『外面已经准备就绪』，礼仪使引导嗣皇帝和皇子等，搀扶引导各就其位，随行前来哭临的人开始哭泣。内谒者引导诸王等进入就位。百官也依次入位。主持礼仪的人宣布哭泣，在场的人都开始哭泣。侍奉的近臣登上正殿，先把衣服铺在绞带上面，再把尸体移到衣服上面，举起衾被覆盖，依次加上十九套衣服完毕后，就把绞带打结、盖上衾被。近侍搀扶嗣皇帝哭泣，上前，跪下伏在大行皇帝身上，起身，哭泣跳脚无数次，然后搀扶引导他回到丧次。至于百官中因故去职后去世的，允许用原来官职的服饰收敛。没有官职的用介帻单衣。妇人有官品的，也用她们相应的服饰收敛。」应当佩戴玉器的地方，都用蜡代替真玉，禁止用金玉珠宝来收敛。其余的都如同《开元礼》所记载。

既小敛敛发服变

周代制度，士人丧事将要小敛时，服斩缞的人用苴麻绖，首绖较粗大，麻根朝下放在左边，腰绖较小，散垂着麻带，长三尺。服齐缞的人用牡麻做的绖，麻根朝上放在右边，也是散垂着麻带。这些绖带都陈列在东边。所谓苴麻，是指其外观粗恶用来做绖，服重丧的人崇尚粗劣的外观。陈列在东坫的南边，以苴绖为上位。鬲字读音厄。妇人也是如此，陈列在房中。已经小敛之后，主人把头发收拢起来，袒露一臂；众主人戴上絻，在东房。刚死的时候，将要服斩缞的人用骨笄束发系巾，将要服齐缞的人戴素冠。现在到了小敛，有所变化，又要按照初丧的服制。所谓敛发，是去掉骨笄、纚，改梳成发髻。众主人戴絻，是齐缞将要袒露时，用絻代替冠。冠是服饰中最尊贵的，袒露时不能戴着冠肉袒。絻的样式，已经不清楚了，旧说认为絻宽一寸，从额头戴起，向后在颈项中交叉，两端盖住发髻，在前面缀连起来，形状像冠弁一样。妇人在室内梳成髽髻。刚死的时候，将要服斩缞的妇人，去掉骨笄只留纚。将要服齐缞的妇人，用骨笄加纚。现在说的髽，也是去掉笄和纚，改梳成发髻。服齐缞以上到用笄的丧礼，仍然要梳髽髻。髽和敛发不同的地方，是已经去掉纚，把头发梳成大发髻，如同现在妇人露髻的样子。《檀弓》说：南宫绦的妻子在婆婆的丧事中，孔子教她梳髽髻说「你不要梳得从从然」，是说太高了。「你不要梳得扈扈然」，是说太宽了。用麻布梳髽髻，也如同戴着幓头一样。幓字读音茧。收敛完毕，主人袒露一臂，去掉髦，把头发用麻束起来；妇人梳髽髻，在房中用麻束带。士人已经入殡后才去掉髦，这里说的是小敛，大概是诸侯的礼制。士人入殡的时间，与诸侯小敛的时

译间，对死者来说都是第三天。妇人梳髽髻，在房中用麻束带，指的是西房。天子诸侯有左右两个房。已经撤去帷帐后，男女一起把尸体抬到堂上安放，然后下堂行拜礼。主人就位，穿戴好绖带，跳脚哀号。就位，是指阼阶下面的位置。要穿戴好绖带才能跳脚，这是尊卑之间礼节的变化。服斩缞的人用麻束发，为母亲服丧的人用麻束发，戴絻用布，因为为母亲服的丧较轻，到了戴絻的阶段就可以用布代替麻。为母亲服丧又要哭泣而戴絻。服齐缞的人用不加修饰的骨笄直到丧期结束。笄是用来束发的，带是用来约束身体的。妇人在丧事中崇尚质朴，用来自我约束的东西，只有去除而没有更换。男子戴冠而妇人用笄，男子戴絻而妇人梳髽髻，其中的意义，是男子就用絻，妇人就用髽，用来区别男女。

大唐的制度，男子把头发收拢起来，用布巾包头，女子把头发收拢起来梳成髽髻。其余的都如同《开元礼》所记载。

小敛奠代哭附

周代制度，诸侯、大夫、士的丧事，将要小敛时，陈列好衣服之后，在东堂下陈列祭馔。诸侯用少牢，上大夫用特牲，下大夫、士用一头小猪，都配有肉脯、肉酱、甜酒、清酒。酒尊用功布覆盖。放在竹器中，摆在祭馔的东边。功布，是锻炼漂洗过、用灰浆处理过的布。在祭馔东边设置盆和盥洗用具，还有毛巾。这是为行奠礼准备的盥洗用具。丧事从简，所以没有设专用的盥洗器。床、垫席、夷衾陈列在西坫，也有说法认为是在西坫南面。笫，就是垫席。夷衾，是按等差裁制的布，如同覆盖用的冒。西边的盥洗用具如同东边一样。这是为抬尸体的人设置的盥洗用具。如同东边一样，也是用盆、布巾，陈列在西堂下。在寝门外，正对东塾的地方，陈列一鼎和不加装饰的俎。素俎，是因为丧事崇尚质朴。将要小敛时，撤去袭尸时的奠祭而不搬出室外，是因为不忍心让死者的灵魂离得太远。撤去袭尸的奠祭是为了给小敛让位。已经收敛之后就不搬出室外，摆设在东序的西南边，事情办完后再撤去。没有跳脚的节度限制。是因为悲哀之情还不能加以节制。已经收敛完毕，抬鼎的人洗手，右边的人拿着朼，左边的人拿着俎，进入，在阼阶前面朝西交错站立。抬鼎的人，是洗手后出门去抬鼎的人。右边的人用右手拿朼，左边的人用左手拿俎，是为了方便。于是用朼取出牲体放在俎上，把两条大腿骨放在俎的两端，两个肩胛骨依次排列，两边肋骨依次排列，脊骨和肺放在中间，都是反扣着放的，骨头的根部朝前，拿着俎等候。所谓乃朼，是用朼依次取出牲体，这是右边的人做的。所谓载，是接过来放在俎上，这是左边的人做的。亚，是依次的意思。共七块骨肉。都反扣着放，是为了防止落灰尘。柢，是根部的意思。把根部朝前放，是说和活着时的摆法没有区别。骨头有根部和末端之

译分。夏祝和执事的人洗手，拿着醴酒的人走在前面，酒、肉脯、肉酱、俎依次跟从，从阼阶登堂。男子跳脚哀号。甸人撤去鼎和覆盖用的巾，在阼阶下等候。执事，是指各种主持奠祭事务的人。巾，就是功布。拿着的人不登堂，是自己不需要陈设。把祭品陈设在尸体的东边，拿醴酒的人面向北，以西边为上位。拿醴酒的人先登堂，是因为醴酒尊贵。站着等候后面陈设的人，是为了使礼节完备。祝接过巾，用它覆盖祭品，从尸体脚的方向沿西阶下堂，妇人跳脚哀号。陈设祭品的人从重的南边转向东边，男子跳脚哀号。用巾覆盖，是为了防止落灰尘。往东走，是回到自己的位置。宾客出去，主人在门外拜送。是到寝门之外。吊唁的人穿好裘衣，戴上武系上带绖，和主人交替跳脚哀号。刚死的时候，吊唁的人穿朝服敞开裘衣，如同吉时一样。到小敛时就改为穿好衣服并加上武和带绖了。武，是吉冠的冠圈。加武，是表明不改换冠，也不戴絻。宾客出去后，撤去帷帐。这是国君和大夫的礼节。士人收敛完毕就撤去帷帐。

天子丧事，挈壶氏悬挂漏壶，用来代替守丧者不停哭泣，都派人拿着水和火看守，按白天黑夜分班。代，也是轮换的意思。按礼制，还没有大敛之前要不断哭泣。拿水看守漏壶的人，是为了给漏壶添水。拿火看守漏壶的人，夜里要观察刻数。分白天黑夜，是因为昼夜的漏刻长短不同。漏箭一昼夜共一百刻，冬夏之间，昼夜长短有所不同。诸侯的丧事，虞人拿出木柴，狄人拿出漏壶，雍人拿出鼎，司马负责悬挂漏壶，于是由官员负责轮流代哭。代，就是轮换的意思。还没有入殡之前，哭声不能断绝，因为怕孝子过于疲倦，已经小敛之后，就可以按漏刻分时轮流哭泣了。木柴，是供烧火用的。角，用来做水斗。壶，是漏水计时的器具。冬天用漏壶时要用火烧鼎，水沸腾后再倒入漏壶，这是挈壶氏所掌管的事。音读九于反。大夫的丧事，由官员代哭，但不悬挂漏壶，这是比国君规格低的缘故。士人的丧事，代哭不用官员，而是按亲疏关系自行安排哭泣。孝子刚遭遇父母之丧，悲伤憔悴，礼制是为了防止他们因死者而伤害自己的生命，所以让人轮流哭泣，只要哭声不断绝就可以了。国君按官员的尊卑安排，士人身份低贱，就按亲疏关系来安排。三日之后，哭泣没有固定的时间。夜里点起火把照明，堂上堂下都点着蜡烛。在堂上为尸体哭泣，主人在东边，从外面赶来奔丧的人在西边，众位妇人面向南。所谓从外面来，是指奔丧的人。如果没有奔丧的人，妇人仍然面向东。妇人迎送宾客不下堂。下堂就不哭。男子走出寝门见人，不哭。妇人所处理的事务，范围是从堂到房。男子所处理的事务，范围是从堂到门。不在应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