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二农器图谱二十【麻苎门杂録附】

译牛耕的起源

我曾听说古代的耕作者，使用耒耜，以两把耜为一组配合耕作，全靠人力。自夏商周三代以来，牛只用于祭祀、驾车接待宾客、犒劳军队，还没有用于耕作。到了春秋时期，才开始有使用牛耕和犁的情况。《山海经》说：“后稷的孙子叔均开始发明牛耕。”正是如此，所以孔子有“犁牛之子骍且角”的说法，而孔子的弟子冉耕，字伯牛。《礼记·月令》中吕氏的记载：“季冬时节出土牛，以显示农耕的早晚。”其例子就是这样，后世沿袭这种做法，都依赖牛的力量。然而牛对世间的功劳，反而不如猫、虎被列入蜡祭的典礼，这实在是有缺漏。我曾考察过，牛对应的星宿，在二十八宿的丑位，由来已久了。说牛生于丑月，适宜在这个月祭祀牛宿，并命令各地增加蔬菜豆类来喂养牛，以准备春耕。请求将此定为制度，以显示重视农业根本。

蚕事的起源

黄帝，是少典的儿子，姓公孙，名轩辕。生下来就神灵非凡，幼小时就能说话，年幼时敏捷通达，长大后聪明智慧。神农氏衰落，诸侯互相侵伐，神农氏不能征讨。于是轩辕就习用兵器，去征讨不服从的诸侯，诸侯都来归顺。而蚩尤最为暴虐，于是征讨军队杀死了蚩尤。垂下衣裳而天下大治。《易经·系辞》说：“神农氏去世，黄帝、尧、舜兴起，通达变化，使百姓不疲倦，垂下衣裳而天下大治。”大概是取象于乾坤。查考黄帝元妃西陵氏，开始劝勉蚕事，在大火星出现时浴种。夫人佩戴副笄和袆衣，亲自采桑，于是献上茧和丝，织布的功效，因此广泛织造，以供郊庙的服饰。所谓“黄帝垂衣裳而天下大治，大概由此而来”。然而黄帝开始建造宫室，后妃才得以养蚕，这是蚕事的起源。西陵氏说：“我的祖先作为黄帝的元妃。”《淮南王蚕经》说：“西陵氏劝勉蚕桑耕稼，亲蚕从此开始。”《皇图要览》说：“伏羲教化养蚕，西陵氏饲养蚕。”《礼记·月令》：“季春时节，后妃斋戒，祭祀先蚕并亲自采桑，以劝勉蚕事。”《周礼·天官·内宰》：“仲春时节，诏令后妃率领内外命妇，在北郊开始祭祀蚕神【在北郊祭祀蚕神，因为纯阴】上古有蚕丛帝，没有文献可考。大概古代的蚕祭都没有主祭者的名字，到了后周在坛上祭祀先蚕，以黄帝的元妃西陵氏为始，这就是先蚕，历代沿袭。我曾说天驷星是蚕的精魂，元妃西陵氏开始养蚕，实在是重要的典制。至于汉代祭祀菀窳妇人、寓氏公主，蜀地有蚕女马头娘，又有称三姑为蚕母的，这些都是后世的溢美之典。然而古今所传，立像祭祀，不可遗漏，所以一并附在后面。蚕对人的功劳，万世永远依赖，记载在祀典中，以显示报答根本。后世享受衣被恩德的人，怎能不知道本源呢？我曾撰写两篇蚕事祭文，作为祈祷报答的礼仪，其文字见于《农器谱》。

授时篇第一【案：授时图见后农器图谱】

授时的说法，始于《尧典》。自古有天文官员，重黎以上，其详情不可得知。尧命令羲和，观测日月星辰，考察四方中星，确定四季的仲月，以南方朱鸟七星的中星，正值仲春，那么百姓就分散而东作之事开始了。以东方大火房星的中星，正值仲夏，那么百姓就因而南讹之事兴起了。以西方虚星的中星，正值仲秋，那么百姓就平定而西成之事举行了。以北方昴星的中星，正值仲冬，那么百姓就入室而朔易之事确定了。然而所谓历象的方法，尚且不详细。舜使用璿玑玉衡，以整齐七政。解说者认为是天文仪器，后世谈论天文的各家，如洛下闳、鲜于妄人等人叙述其遗制，营造度量，而制作浑天仪。历法家推算步测没有超越此仪器，然而没有图。大概二十八宿周天的度数，十二辰日月的交会，二十四气的推移，七十二候的变迁，如环之循行，如轮之转动。农桑的节令，以此占卜。四季各有其事务，十二月各有其适宜。先于时节播种，就失之太早而不生长；后于时节种植，就失之太晚而不成熟。所以说：“虽然有智慧的人，也不能冬天播种而春天收获。”《农书》“天时之宜”篇说：“万物因时节接受气，因气发生，时节到气到，生理随之。”现在的人雷同以正月为始春，四月为始夏，不知道阴阳有消长，气候有盈缩，盲目地做事，能够成功的，是侥幸罢了。此图的制作，以交立春节为正月，交立夏节为四月，交立秋节为七月，交立冬节为十月。农事的早晚，各标注在每月之下。星辰干支，另外做成圆图，使可以运转。北斗旋于中，作为准则。每年立春，斗柄建于寅方，日月会于营室，东井昏见于午建，星辰正于南。由此以往积十日而为旬，积三旬而为月，积三月而为时，积四时而成岁。一岁之中，月建相次，周而复始。气候推移，与日历相为体用，所以授予民时而节制农事，即所谓用天之道。授时历每年一新；授时图，常行不易。没有历法无以起图，没有图无以行历，表里相参转运无停，浑天之仪，粲然具在是矣。然而按月农时，特取天地南北之中气作标准以示中道，非胶柱鼓瑟之谓，若夫远近寒暖之渐殊，正闰常变之或异，又当推测晷度，斟酌先后，庶几人与天合，物乘气至，则生养之节不至差谬，此又图之体用余致也，不可不知。务农之家，当家置一本，考历推图，以定种植，如指诸掌，故亦名曰《授时指掌活法之图》。

译地利篇第二

《周礼》中，遂人根据岁时考察人民，授予他们田野，教导他们耕种收获。凡是治理田野，都依据土地的适宜性来教导百姓。如今距离古代已经很久远了，田野分散广阔，在上位的人难道可以不考察古代而验证于当今，以此来教导百姓吗？

封疆界限的区别，地势辽阔隔绝，其间物产适宜的种类也往往不同。为什么呢？风在地上吹拂，各有方位【东方是谷风，东南方是清明风，南方是凯风，西南方是凉风，西方是阊阖风，西北方是不周风，北方是广莫风，东北方是融风】，土性适宜的种类随着气化而变化，所以远近彼此之间，风土各有区别。

从黄帝划分田野、设立州郡，得到百里见方的国家一万区，到帝喾创立九州制度统领万国。尧遭遇洪水，天下隔绝，派禹去治理。水土既已平定，舜将天下分为十二州，后来又恢复为九州。禹既已平定水患，可以从事种植，于是命令弃说：“百姓遭受饥荒，你作为后稷，播撒这些百谷。”这是在水患平定之后，开始播撒百谷的是稷。孟子说后稷教导百姓耕种收获、种植五谷，称之为教导百姓。大概意思是不止教导耕耘播种而已，也是根据九州的区别、土性的差异，观察土地的适宜性来教导他们吧？

现在考察《禹贡》：冀州的土地是白壤，田地等级是中中；兖州的土地是黑坟，田地等级是中下；青州的土地是白坟，田地等级是上下；徐州的土地是赤埴坟，田地等级是上中；扬州的土地是涂泥，田地等级是下下；荆州的土地是涂泥，田地等级是下中；豫州的土地是壤下土坟垆，田地等级是中上；梁州的土地是青黎，田地等级是下上；雍州的土地是黄壤，田地等级是上上。

由此看来，九州之内，田地各有等级，土地各有物产，山川阻隔，风气不同，各种作物的种植各有适宜之处。所以适宜于冀州、兖州的，不能用青州、徐州的标准来衡量；适宜于荆州、扬州的，不能用雍州、豫州的标准来比拟。这就是圣人所说的区分土地利益的道理。

《农书》说：“谷物的品类不一，风土各有适宜之处。”《周礼》职方氏说：“扬州适宜种植稻，荆州适宜种植稻，豫州适宜种植五种谷物【黍、稷、菽、麦、稻】，青州适宜种植稻和麦，兖州适宜种植四种谷物【黍、稷、稻、麦】，雍州适宜种植黍和稷，幽州适宜种植三种谷物【黍、稷、稻】，冀州适宜种植黍和稷，并州适宜种植五种谷物。”虽然徐州、梁州缺乏记载，但九州风土适宜的大致情况可以看见了。

《尚书序》称“九州的地志称为九邱”，意思是九州所有的土地所生长的物产、风气所适宜的事物，都汇聚在这本书中。孔子整理职方氏的记载，以去除九邱的杂乱，大概说的就是这个。这是讲述九州地域、种植方法的。

如今国家疆域广大，人口众多，所覆盖承载的地方，都是所有，不是九州所能局限的。常常从大体上考察，天下的土地，南北高低各占一半。且以江淮南北来说，江淮以北，高地平坦空旷，适宜种植黍、稷等作物；江淮以南，低地泥泞，适宜种植稻、秫。又因为南北逐渐远离，寒冷温暖差别很大，所以种植早晚不同。只有东西方向寒冷温暖稍微均衡，种植杂乱交错，但也有南北高低的差异。大略论述如此。

然而又用十二州、十二分野，土壤名物来论述，不无少许差异。所谓十二分野，上应二十八宿，各有度数【州郡度数躔次云：角、亢、氐对应郑、兖州，东郡入角一度，东平、任城、山阴入角六度，济北、陈留入亢五度，济阴入氐一度，东平入氐七度，泰山入角十二度；房、心对应宋、豫州，颍州入房一度，汝南入房二度，沛郡入房四度，梁国入房五度，淮阳入心一度，鲁国入心三度，楚国入房四度；尾、箕对应燕、幽州、凉州，入箕中十度，上谷入尾一度，渔阳入尾三度，右北平入尾七度，西河、上郡、北地、辽西、东入尾十度，涿郡入尾十六度，渤海入箕一度，乐浪入箕三度，元菟入箕六度，广阳入箕九度；斗、牵牛、须女对应吴、越、扬州，九江入斗一度，庐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阳入斗十六度，会稽入斗一度，临淮入斗四度，广陵入牛八度，泗水入女一度，六安入女六度；虚、危对应齐、青州，齐国入虚六度，北海入虚九度，济南入危一度，乐安入危四度，东莱入危九度，平原入危十一度，菑州入危十四度；营室、东壁对应卫、并州，安定入营室一度，天水入营室八度，陇西入营室四度，酒泉入营室十一度，张掖入营室十二度，武都入东壁一度，金城入东壁四度，武威入东壁六度，炖煌入东壁八度；奎、娄、胃对应鲁、徐州，东海入奎一度，琅琊入奎六度，高密入娄一度，城阳入娄九度，胶东入胃一度；昴、毕对应赵、冀州，魏郡入昴一度，钜鹿入昴三度，恒山入昴五度，广平入昴七度，中山入昴八度，清河入昴九度，信都入毕三度，赵郡入毕八度，安平入毕四度，河间入毕十度，真定入毕十三度；觜、参对应魏、益州，广汉入觜一度，越嶲入觜三度，蜀郡入参一度，犍为入参三度，牂牁入参五度，巴蜀入参八度，汉中入参九度，益州入参七度；东井、舆鬼对应秦、雍州，云中入东井一度，定襄入东井八度，雁门入东井十六度，代郡入

译东井二十八度，太原入东井二十九度，上党入舆鬼二度；柳、七星、张、三辅、宏农入柳一度，河南入七星三度，河东入张一度，河内入张九度；翼、轸对应楚、荆州，南阳入翼六度，南郡入翼十度，江夏入翼十二度，零陵入轸十一度，桂阳入轸六度，武陵入轸十度，长沙入轸十六度】。其土产名物，各有验证，这是天地覆盖承载的一定规律，古今不可改变的。大概其土地广阔，不外乎这些，只是所属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不无辽阔隔绝，如果能从内部寻求外部，由近及远，那么土产之物，都可以推知了。

大体上风土的说法，总而言之，方域众多大有不同，详细来说，即使一州的区域，也有五土的区别，似乎没有太多差异。《周礼》大司徒用土防的方法，辨别五地的物产生长：一曰山林，二曰川泽，三曰丘陵，四曰坟衍，五曰原隰；用土宜的方法，辨别十二土的名物【十二分野的土地各有所宜，辨别其名谓白壤黑坟之类，辨别其物谓所生之物】，以相度百姓住宅，而知其利害，以富庶人民，以繁衍鸟兽，以培育草木，以任用土事，辨别十二壤的物产，而知其种类，以教导耕种收获、种植树木【遂用来教导百姓春耕秋收】。然而耕种收获、种植树木，又有《周礼》草人掌管土化的方法，用物土观察其适宜，以为之种，凡是粪种，骍刚用牛，赤缇用羊，坟壤用麋，渴泽用鹿，咸泻用貆【胡官反】，勃壤用狐，埴坟用豕，强圁【呼览切，坚也】用

译孝弟力田篇第三

孝悌与力田，古人为什么将它们并列提及呢？孝悌是立身的根本，力田是养身的根本，这两者可以相互资助，却不可以相互分离。大概自从百姓承受天地的中正之气而出生，没有谁不具备这种天理，也没有谁不具备这种气质。爱的天理称为仁，适宜的天理称为义。从仁的角度去运用，亲近亲人就是孝；从义的角度去运用，敬重长辈就是悌。这都是人们先天具有的良知良能，是人人相同的。只是人们的气质禀赋有清浊的不同，气质清的人成为士人，气质浊的人成为农民、工匠和商人。士人用来阐明仁义，农民用来供给衣食，工匠用来制造器物，商人用来流通货物。这四种人，都是上天设立来相互资助的。圣人树立法度，制定等级规范，来教育和养育他们，使天下的人没有不穿他们的衣服、吃他们的粮食，不亲近自己的亲人、不敬重自己的长辈的。然而教育他们的人没有比士人更优先的，养育他们的人没有比农民更重要的。士人的根本在于学习，农民的根本在于耕作。因此士人居于上位，农民次之，工匠和商人处于下位，本末轻重的区别，显而易见。古代田间有井田制，乡里有学校，遂地有次序，家庭有塾馆。新谷收获后，子弟才开始进入塾馆学习，距离冬至四十五天便出来。聚集时举行射礼和饮酒礼，端正长幼次序，诵读教法；散去后就从事耕作。所以天下没有不学习的农民。《诗经》说：“黍稷茂盛，作为屏障和止息之所，养育我们优秀的士人。”这就是汉代设立力田科的意义所在。帝舜是圣人，万世以来谈论孝道没有人能超过他，却在历山耕作。伊尹的训诫说：“确立爱从亲人开始，确立敬从长辈开始。”他却在莘野耕作。其他像冀缺、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人，都以耕作为职业。所以天下也很少有不去耕作的士人。《周礼》中，大司徒每三年进行一次大考核，考察人们的德行、道义和技艺，而将孝友放在首位。这就是汉代设立孝悌科的意义所在。天下的事务，重视根本的，没有比士人更重要的，其次没有比农民更重要的。农民，披着蒲草和茅草，吃着粗糙的粮食，居住在蓬蒿藋草之中，驱赶着牛猪，顶着星星出门，带着月亮回家。父亲耕作，儿子送饭；兄长劳作，弟弟跟随。公事上缴纳租税，供给征役；私事上赡养父母，养育妻子儿女。其余的时间就联结亲姻，交往邻里。具有淳朴风气的，没有比农民更好的了。至于工匠炫耀技巧，商人操纵利润，迁徙不定，他们在终身赡养的道义、兄弟友爱的情感方面，必定有所不及。虽然世间不可缺少他们，但圣人不把他们置于农民之上。因此古代崇尚根本而抑制末业，教化百姓以孝悌为先，制定刑罚也以不孝不悌为重。对立于身之本如此重视。当百姓活着的时候，住宅不种植草木的，要缴纳里布；田地不耕种的，要缴纳屋粟；百姓没有职业事务的，要缴纳夫役；家庭的征赋，以及死后，不蓄养牲畜的，祭祀没有牺牲；不耕种的，祭祀没有盛饭；不种树的，没有外棺；不养蚕的，没有丝帛；不纺绩的，没有衰服。对养身之本的重视，又如此。在这个时候，家家富裕，人人富足，上下有序，亲疏有礼，从事末业的人也就很少了，又怎么会有游手好闲懒惰的人呢？至于哑巴、聋子、跛子、侏儒等残疾之人，都根据他们的能力让他们有所作为而后给予食物，那些残疾的人尚且要有所作为而后才吃饭，何况手脚耳目正常的人呢？汉代距离古代不远，设立了孝悌力田的科目，高祖命令商人不得穿丝绸、乘车，加重租税来困辱他们；惠帝虽然稍微放宽了对商人的禁令，但市井子孙仍然不得做官，这都是为了崇尚根本而抑制末业。到了文帝时，风俗奢靡，公私匮乏，贾谊尚且为此进言，皇帝被他的言论感动，于是耕种籍田，曾经下诏说：“孝悌是天下最大的顺理，派遣谒者去慰劳赏赐。”又下诏说：“力田是民生的根本，赏赐力田者帛二匹，并按照户口比例设置力田的常设员额，各自按照心意来引导百姓。”唐太宗也下诏，百姓中有现从事农业的不得转为工匠商人，工匠商人放弃现业而力田的免除其调役，那些从事末业的人尚且对世用有益，古人尚且如此抑制他们，何况世道衰落风俗浇薄，又有超出末业之外的人，舍弃人伦，懒惰身体，衣食花费反而比平民奢侈，用有限的物资供养无用的人，在上位的人不仅不抑制他们，反而推崇他们，这是为什么呢？况且一个男人不耕种，百姓就有挨饿的；一个女人不养蚕，百姓就有受冻的。如果一个男人耕种，众人坐着吃他的粮食，想要百姓不挨饿是不可能的；一个女人养蚕，众人坐着穿她的衣服，想要百姓不受冻是不可能的。饥寒切身，他们用来奉养父母、养育子女、养生送死的东西，都无所依靠，想要他们孝悌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仓库充实就知道礼节，衣食充足就知道荣辱”，难道不真实吗？农夫遭受饥寒之苦，看到游手好闲者的快乐，反而羡慕他们，以至于离开田垄，抛弃农具去追随他们，这是百姓的祸害，又岂止是追逐末业而已呢？孝悌是本性中固有的；力田是本业中应当做的。百姓失去了职业，而且失去了本性，难道是他们本来就这样吗？只是顺从流俗，被其他歧路迷惑，才到了这一步。现在国家屡次颁布诏令，如果有勤于农桑、增加家业、孝友的人，从本乡社举荐，由司县考察后上报给上司，年终考核其事，如果有懒惰的人，也从本乡社训导，如果不听从，就上报给官府，另外征发其劳役。这深得古代圣人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意思，让那些有职责治理百姓的人，全心全意地奉行，阐明仁义的实际来教育他们，考核农桑的利益来养育他们，那么百姓的志向专一，风俗回归淳朴，可以使人有曾参、闵子骞的品行，而家家成为尧舜时代的百姓了。欧阳修曾说：“不如修治根本来战胜它，说的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