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卷十四

译呢【尧在上面却容许人为恶，孔子称尧为圣人，这是怎么回事】圣人明察在上位，将使天下没有奸邪。现在耕种捕鱼不争抢，陶器不粗劣，舜又有什么德化呢【如果尧以圣明在上，自然就有礼让，何须舜来教化】舜挽救败坏，那就是尧有失误。称赞舜贤明，就否定了尧的明察；称赞尧圣明，就否定了舜的德化，这两者不能同时成立。楚国有卖盾牌和长矛的人，夸耀他的盾牌说：“我的盾牌坚固，没有什么能刺穿它。”又夸耀他的长矛说：“我的长矛锋利，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刺穿。”有人说：“用你的长矛刺你的盾牌，会怎么样？”那个人不能回答。那不可刺穿的盾牌和无不刺穿的长矛，不能同时存在于世上。现在尧舜不能同时被称赞，就是矛与盾的说法。况且舜挽救败坏，一年纠正一个过错，三年纠正三个过错。舜的精力有限，寿命有限，天下的过错没有穷尽，用有限的精力去追逐无限的过错，所能制止的很少。赏罚使天下人必须执行，命令说：“符合标准的赏赐，不符合标准的诛杀。”命令早上到达晚上就改变，晚上到达早上就改变，十天之内天下就都改变了，哪里需要等待一年？舜还不以此说服尧，让尧听从自己，却亲自去做，不也是没有方法吗？况且亲身受苦然后教化百姓，是尧舜都难以做到的。凭借权势而命令下属，是平庸君主也容易做到的。将要治理天下，放弃平庸君主容易做到的，走尧舜难以做到的路，是不能与他一起执政的。管仲生病，桓公去探望他说：“仲父病重，如果不幸去世，将用什么告诫我？”管仲说：“您问起臣下，所以将告诉您。希望您去掉竖刁，除掉易牙，疏远卫公子开方。”易牙为君主调味，君主只没尝过人肉，易牙蒸了他的长子进献。人之常情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现在不爱自己的孩子，怎么能爱君主？君主嫉妒且好色，竖刁自宫来管理内宫，人之常情没有不爱自己身体的，身体尚且不爱，怎么能爱君主？开方侍奉君主十五年，齐国和卫国之间，路程不过几天，他抛弃母亲，长期做官不回家，他的母亲不爱他，怎么能爱君主？我听说，矫饰虚伪不能长久，掩盖虚假不能持久【说掩盖欺诈的事情不能持久】希望您去掉这三个人。管仲死后，桓公没有照做。等到桓公死，虫子从尸体里爬出来，尸体没有被埋葬。有人说：管仲告诫桓公的话，不是有法度的人说的话。他所以要去掉竖刁、易牙，是因为他们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迎合君主的欲望。说：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怎么能爱君主？那么臣下中有拼死效力来为主君做事的【拼死效力也是不爱惜身体】管仲将不会任用他们，说：不爱惜自己的死力，怎么能爱君主？这是君主去掉忠臣。况且以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来推测他不爱君主，这将以管仲不能为公子纠而死，来推测他不会为桓公而死。这是管仲也在被去掉的范围之内了。明主的道理不是这样，设立百姓想要的来谋求他们的功效，所以设置爵位俸禄来鼓励他们；设立百姓所厌恶的来禁止他们的奸邪，所以设置刑罚来威慑他们。赏赐守信而刑罚必行，所以君主提拔有功的臣子，而奸邪不被用在上面【臣子有功的被提拔任用，自然奸邪就不会被任用】即使有竖刁，又能把君主怎么样呢？况且臣下拼死效力来与君主交易，君主垂赐爵位俸禄来与臣下交易，君臣之间，不是父子那样的亲情，而是计算利害的结果【君主计算臣下的效力，臣下计算君主的俸禄】君主有道则臣下尽力而奸邪不生，无道则臣下蒙蔽君主。君主不明而下属成就私利，管仲没有向桓公阐明这些法度，让他去掉竖刁，一个竖

译刁去掉了，又一个竖刁来了，这不是杜绝奸邪的方法。况且桓公之所以身死虫流出尸不被埋葬，是因为臣下权重。臣下权重的实质，是专断君主。有专断君主的臣子，那么君主的命令不能下达，臣下的实情不能上达。一个人的力量，能隔绝君臣之间，使好坏不能听闻，祸福不能通达，所以有不埋葬的祸患。明主的道理，一个人不兼任官职，一个官职不兼任事务，卑贱的人不等待尊贵的人推荐而进用，大臣不依靠左右的人引见。百官通达，群臣像车辐一样聚集，有赏赐的人君主看到他的功劳，有惩罚的人君主知道他的罪过，看见知道不违背于前，赏罚不蒙蔽于后【可赏则赏，可罚则罚，没有蒙蔽阻塞】

译赵襄子被围困在晋阳，中途突围而出，奖赏有功的五个人，高赫排在奖赏的首位。张孟谈说：“晋阳之战，高赫没有立下大功，现在却排在奖赏的首位，为什么呢？”襄子说：“晋阳之战，我国面临危险，国家几乎灭亡，我的群臣没有不表现出傲慢轻侮态度的，只有高赫没有失去君臣之间的礼节，所以把他排在首位。”孔子听说后说：“奖赏得好啊！襄子奖赏一个人，而天下做臣子的就没有人敢失去礼节了。”

有人说：孔子不懂得什么是好的奖赏。善于奖赏和惩罚的人，百官不敢侵越职权，群臣不敢失去礼节，君主设立法度，臣下就没有奸诈之心，这样才可以称为善于奖赏和惩罚。假如襄子在晋阳时，命令不能推行，禁令不能制止，那就是襄子没有国家，晋阳没有君主，还和谁一起守城呢？现在襄子在晋阳时，知氏用水灌城，灶穴里生出青蛙，而百姓没有反叛之心，这是因为君臣关系亲密。襄子有君臣亲密的恩泽，掌握着令行禁止的法度，却还有傲慢轻侮的臣子，这是襄子失去了惩罚。做臣子的，凭借事功而立功，才给予奖赏。现在高赫仅仅没有傲慢轻侮，襄子就奖赏他，这是失去了奖赏的原则【臣子不傲慢只是符合臣子的礼节，并没有善行值得奖赏】。英明的君主，奖赏不施加于无功之人，惩罚不施加于无罪之人。现在襄子不诛杀傲慢轻侮的臣子，却奖赏无功的高赫，襄子的善于奖赏体现在哪里呢？所以说：孔子不懂得什么是好的奖赏。

晋平公和群臣喝酒，喝得酣畅时感叹说：“没有比做君主更快乐的了，只有他说出的话没有人违背。”师旷在旁边侍坐，拿起琴撞向平公。平公拉开衣襟躲避，琴撞坏在墙上。平公说：“太师撞的是谁？”师旷说：“刚才有个小人在旁边说话，所以撞他。”平公说：“是我。”师旷说：“唉！这不是君主该说的话。”左右的人请求除掉师旷，平公说：“放了他，把他作为我的警戒。”

有人说：平公失去了君主的道义，师旷失去了臣子的礼节。否定他的行为而诛杀他的身体，这是君主对待臣子的方式；否定他的行为就陈述自己的意见，好的劝谏不被听从，就疏远他，这是臣子对待君主的方式。现在师旷否定平公的行为，不陈述臣子的劝谏，却实行君主的诛杀，举起琴亲自撞击他的身体，这是违背上下尊卑的地位，而失去了臣子的礼节。做臣子的，君主有过错就劝谏，劝谏不被听从就轻视爵位俸禄以等待君主，这是臣子的礼义。现在师旷否定平公的过错，举起琴撞击他的身体，即使是严厉的父亲也不施加于儿子，而师旷却对君主这样做，这是大逆不道的做法。臣子实行大逆不道，平公却高兴并听从他，这是失去了君主的道义。所以平公的做法不可效仿，会使君主听信错误而不醒悟自己的过失；师旷的行为也不可效仿，会使奸臣借极端劝谏来掩饰弑君的道理，不能称为两人都明智，这是两人都有过错。所以说：平公失去了君主的道义，师旷也失去了臣子的礼节。

齐桓公时，有个隐士叫小臣稷。桓公去了三次都没有见到他。桓公说：“我听说布衣之士，如果不轻视爵位俸禄，就没有什么能改变拥有万辆兵车的主人的心意。拥有万辆兵车的主人如果不喜好仁义，也就不会屈尊结交布衣之士。”于是去了五次才见到他。有人说：“桓公不懂得仁义。所谓仁义，是担忧天下的祸害，奔赴一国的危难，不躲避卑微屈辱，这才叫仁义。所以伊尹因为中原混乱，以厨师的身份侍奉商汤；百里奚因为秦国混乱，以俘虏的身份侍奉秦穆公。他们都担忧天下的祸害，奔赴一国的危难，不推辞卑微屈辱，所以称为仁义。现在桓公凭借万辆兵车的权势，屈尊结交平民之士，是想让他担忧齐国的祸患，而小臣稷不肯去见，这是小臣稷忘记了百姓。忘记百姓不能称为仁义。仁义，是不失去臣子的礼节，不败坏君臣的地位。所以在四境之内，拿着符节朝见，称为臣；臣下官吏分职受事，称为民。现在小臣稷在民众之中，却违背君主的意愿，所以不能称为仁义。仁义并不存在。”桓公又因此礼遇他，假如小臣稷有智慧才能却逃避，桓公这是在庇护他，应当惩罚【品德修养好却隐藏，不为君主所用，所以应当惩罚】；假如没有智慧才能却虚伪骄傲自满，桓公这是在受欺骗，应当杀戮。小臣稷的行为，不是该惩罚就是该杀戮。桓公不能统领君臣的道理，却礼遇该惩罚杀戮的人，这是桓公在齐国教导轻慢上级、侮辱君主的习俗，这不是治理国家的方法。所以说桓公不懂得仁义。

在靡笄之战【晋国讨伐齐国，靡笄是山名】中，韩献子要斩杀一个人，郄献子听说后，驾车前往救他。等到到达时，人已经被斩杀了。郄子于是说：“为什么不把这个人示众以分担你的过错？”韩献子说：“刚才你不是要救他吗？”郄子说：“我敢不分担过错吗？”有人说：“郄子的话不可不仔细考察。这不是分担过错，而是韩子所斩杀的人。如果是罪人，就不可以救，救了罪人，法律就会败坏。法律败坏国家就会混乱。如果不是罪人，却劝说他殉葬，劝说不该死的人殉葬，这是加重了对无辜者的伤害【斩杀了无辜者，又让无辜者殉葬，这是双重伤害无辜】。加重对无辜者的伤害，是百姓产生怨恨的原因。百姓怨恨国家就会危险。郄子的话，不是导致危险就是导致混乱，不可不仔细考察。况且韩子所斩杀的人，如果是罪人，郄子为什么要分担过错？斩杀的不是罪人，那么人已经被斩杀了，郄子才到达。韩子的过错已经形成，而郄子却后到。郄子说‘用殉葬不足以分担斩杀人的过错，而又增加了殉葬的过错’【让无辜者殉葬，又增加了一个过错】，这怎么能说是分担过错呢？从前商纣王设置炮烙酷刑，崇侯虎和恶来又说斩断涉水者的胫骨，他们哪里分担了纣王的诽谤【这是助纣为虐，更加增加了诽谤】。况且百姓对上面的期望很大，韩子没能做到【没能不斩杀，指没有斩杀无辜者】，百姓就期望郄子能做到【期望郄子纠正韩子的过错】。现在郄子也没能做到，那么百姓就对上面绝望了。所以说：郄子的话，不是分担诽谤，而是增加诽谤。况且郄子前往救人，是因为认为韩子做错了，不说明他为什么做错了，却劝说他殉葬，这是让韩子不知道自己的过错。下面让百姓对上面绝望，又让韩子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我没有看到郄子分担过错的地方。”

译齐桓公解除了管仲的束缚并任命他为相。管仲说：“我得到了恩宠，但我地位卑微。”桓公说：“让位于高、国之上。”管仲说：“我尊贵了，但我贫穷。”桓公说：“让你拥有‘三归’那样的家产。”管仲说：“我富有了，但我受到防范。”于是桓公尊他为仲父。霄略评论说：“管仲认为地位低贱不能治理国家，所以请求位于高、国之上；认为贫穷不能治理富人，所以请求‘三归’；认为受防范不能治理亲近的人，所以处于仲父的地位。”管仲并非为了贪图私利而便于治理。

有人说：现在假使让奴仆传达君主的命令，告诫卿相，没有谁敢不听。这并不是因为卿相地位低而奴仆尊贵，而是因为君主命令所加，没有人敢不服从。现在假使管仲的治理不依赖桓公，这就是没有君主【意思是擅自发出命令，所以说是不依赖】。国家没有君主，就不能实现治理。如果依靠桓公的威势，下达桓公的命令，这就是奴仆之所以能取信的原因。哪里需要等待高、国、仲父那样的尊贵地位然后才能施行呢？当今世上的行事，即使是地位低下的都丞【都丞，是地位低下的官员】之下，征召命令的人不回避尊贵的人，也不迎合卑贱的人【这两种官员虽然地位低下，但奉命征召命令，也不因为对方尊贵就回避，因为对方卑贱就迎合】。所以执行命令符合法度的，即使是巷伯也能取信于卿相；执行命令不符合法度的，即使是高官也会屈从于百姓。现在管仲不致力于尊崇君主、彰明法度，却致力于增加恩宠、提升爵位，这如果不是管仲贪图富贵，就是昏庸而不懂治国之术。所以说：管仲有失当的行为，霄略有过分的赞誉。

韩宣王问樛留说：“我想同时重用公仲和公叔，可以吗？”樛留回答说：“从前魏国同时重用楼缓、翟璜而丢失了西河【楼缓、翟璜】，楚国同时重用昭、景两姓而丢失了鄢、郢【昭、景，是楚国的两个姓氏】。现在君主同时重用公仲和公叔，这必将导致他们争权并私下与邻国交易【与邻国私下交往以显示自己的利益，所以说叫外市】，那么国家必然会有忧患。”

有人说：“从前齐桓公同时重用管仲、鲍叔牙，成汤同时重用伊尹、仲虺。如果同时重用臣子是国家忧患，那么桓公就不能称霸，成汤就不能称王了。”齐湣王单一重用淖齿，结果在东庙被杀；赵武灵王单一重用李兑，结果被饿死。君主如果真有治国之术，同时重用两人不会成为祸患；如果没有治国之术而同时重用两人，就会发生争斗。争权并私下与外人勾结，一旦专权就会劫持弑君。现在樛留没有治国之术来规劝君主，让他的君主放弃同时重用而改为单一重用。这样不是会有失去西河、鄢郢那样的忧患，就必然会有身死被饿那样的祸患。这说明樛留并不善于用言语来认知事理。

难二第三十七

齐景公拜访晏子说：“您的住宅狭小，靠近市场，请让我把您的家迁到豫章的园圃去。”晏子拜了两拜辞谢说：“况且我家贫穷，依靠市场买食物，早晚都要去那里，不能住得远。”景公笑着说：“您家熟悉市场，知道物价的贵贱吗？”当时景公刑罚繁多，晏子回答说：“踊（假腿）贵而屦（鞋）贱。”景公说：“什么原因？”回答说：“刑罚太多。”景公愕然变色说：“我难道很残暴吗！”于是减少了五种刑罚。

有人说：“晏子说踊贵，并不是他的真心话，是想用便利的言辞来制止过多的刑罚【突然被问就回答，不是深思熟虑。混乱的国家重视严刑峻法，难道是因为厌恶刑罚多吗？关键在于恰当与不恰当，不在于多少】。这是不考察治理之道的祸患。刑罚恰当，就不会嫌多；不恰当，就不会嫌少【如果不恰当，即使少，也认为多】。不因为不恰当而听闻，却用太多来说事，这是没有治国之术的祸患。战败军队的惩罚，数以千百计，仍然向北逃跑不止；如果治理混乱的刑罚，怕不够用，而奸邪之人仍然不尽。现在晏子不考察刑罚是否恰当，却用太多来说事，不也很荒谬吗？爱惜草茅的人，会损耗禾穗；恩惠盗贼的人，会伤害良民。现在放宽刑罚，施行宽厚恩惠，这是利于奸邪而害于善人。这不是用来治理国家的方法。

齐桓公饮酒，醉后丢失了帽子，感到羞耻，三天不上朝。管仲说：“这不是拥有国家的耻辱，主公为什么不通过施政来洗雪它呢？”桓公说：“好。”于是打开粮仓，赏赐贫穷的人，审理监狱，释放轻罪的人。过了三天，百姓歌颂他说：“主公为什么不再次丢失帽子呢？”

有人说：“管仲在小人面前洗雪了桓公的耻辱，却在君子面前产生了桓公的耻辱。假使桓公打开粮仓赏赐贫穷的人，审理监狱释放轻罪的人，是不义的，不能用来洗雪耻辱。如果这样做是义的，桓公早就应该施行义举，何必等到丢失帽子之后才施行呢？这说明桓公施行义举不是为了丢失帽子。这样虽然在小人面前洗雪了丢失帽子的耻辱，却在君子面前留下了早就该施行义举却没有施行的耻辱。况且打开粮仓赏赐贫穷的人，这是奖赏无功的人；审理监狱释放轻罪的人，这是不惩罚过错。奖赏无功，百姓就会苟且侥幸而寄希望于君主【丢失帽子得到赏赐，常常希望再次丢失帽子】；不惩罚过错，百姓就不受惩戒而容易做坏事，这是动乱的根本。怎么能用来洗雪耻辱呢！”

从前，周文王侵犯孟国，攻取尧、莒，攻取鄷国，三次军事行动而商纣王厌恶他。文王于是害怕，请求献出洛西的土地，赤壤的国家，方圆千里，来请求废除炮烙之刑。天下人都很高兴。孔子听说后说：“仁啊，文王！轻视千里国土而请求废除炮烙之刑。智啊，文王！献出千里土地而得到了天下人的心。”

有人说：“孔子认为文王明智，不也过分了吗？”明智的人，是知道祸难之地而避开它的人，因此自身不会遭受祸患。假使文王被纣王厌恶的原因，是因为他得不到人心吗？那么即使索取人心来消除厌恶也是可以的。纣王因为文王太得人心而厌恶他，文王又轻视土地来收买人心，这是再次被怀疑，这本来就是他被囚禁在羑里的原因。郑国的长者有话说：“体悟大道，无为而不显露”，这最适合文王了，不让人怀疑他。孔子认为文王明智，没有达到这个论断。晋平公问叔向说：“从前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一次匡正天下，不知道是臣子的力量呢。”叔向回答说：“管仲善于裁剪，宾胥无善于缝补【意思是损益就像女工剪削弥缝】，隰朋善于镶边【意思是增饰就像女工的镶边】，衣服做成君主举起穿上，这也是臣子的力量，君主有什么力量呢？”师旷伏在琴上笑他。平公说：“太师为什么笑？”师旷回答说：“我笑叔向回答君主的话。大凡做臣子的，就像厨师调和五味进献给君主，君主不吃，谁敢强迫他呢？请让我打个比方：君主，是土地；臣子，是草木。一定是土地肥沃，然后草木才能硕大，这也是君主的力量，臣子有什么力量呢？”

译有人说：“叔向和师旷的回答，都是片面的言辞。”能够使天下归于统一，多次会合诸侯，这是极大的美事。这并非仅仅依靠君主的力量，也并非仅仅依靠臣子的力量。从前宫之奇在虞国，僖负羁在曹国，这两位臣子的智慧，言论符合事理，行动取得功效，但虞国和曹国都灭亡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有贤臣却没有贤君。况且蹇叔在虞国时虞国灭亡，在秦国时秦国称霸，并非蹇叔在虞国时愚笨而在秦国时聪明，这是因为有贤君与无贤臣的区别。叔向说：“这是臣子的力量。”这不对。从前齐桓公宫中有两个市场，里门中有二百名妇人，披头散发地驾车，妇人得以成为五霸之长，是因为得到了管仲；失去了管仲，得到了竖刁，结果自身死亡，尸体腐烂流出虫蛆，未能安葬，因此认为并非臣子的力量。况且不认为管仲能成就霸业，而认为是君主的力量；也不认为竖刁会导致动乱。从前晋文公迷恋齐国女子而几乎亡国，回国后听取咎犯的极力劝谏，所以得以返回晋国。因此齐桓公凭借管仲会合诸侯，晋文公凭借舅犯成就霸业，而师旷说：“这是君主的力量。”这也不对。凡是五霸之所以能在天下成就功名的，一定是君主和臣子都发挥了力量。所以说：“叔向和师旷的回答，都是片面的言辞。”

齐桓公时期，晋国使者到来，主管官员请示礼仪。桓公说：“三次告诉仲父【主管官员三次请示都说告诉仲父】”，优伶笑着说：“做君主容易啊！一曰‘仲父’，二曰‘仲父’【优，指俳优乐师】”。桓公说：“我听说做君主的，在寻求人才时辛劳，在使用人才时安逸。我得到仲父已经很难了，得到仲父之后，做什么不容易呢？”

有人说：“桓公回答优伶的话，不是做君主应有的言论。桓公认为做君主在于寻求人才时辛劳，为什么寻求人才会辛劳呢？伊尹自认为做厨师，去求见商汤；百里奚自认为做奴隶，去求见秦穆公。奴隶是受辱的，厨师是羞耻的。防备羞辱而接近君主，是因为贤能的人忧世心切。那么做君主的只要不拒绝贤人就行了。寻求贤人对于君主来说并不难，况且官职是用来任用贤人的，爵位俸禄是用来奖赏功劳的。设立官职，陈列爵禄，士人自然就会到来，做君主的哪里辛劳呢？使用人才也并非安逸。君主虽然使用人才，必定要用法度来衡量，用名实来参验，事情符合法则就实行，不符合法则就停止。功劳符合言论就奖赏，不符合就惩罚。用名实来驾驭臣下，用法度来衡量下属，这是不可放弃的。做君主的哪里安逸呢？寻求人才不辛劳，使用人才不安逸，而桓公说‘寻求人才辛劳，使用人才安逸’，这是不对的。况且桓公得到管仲，也并不难。管仲没有为他的君主殉死而归顺桓公，鲍叔牙轻视官位让贤而任用他。桓公得到管仲，并不难，这是显而易见的。已经得到管仲之后，哪里就轻易了呢？管仲不是周公旦，周公旦代理天子七年，成王成年后，把政权交还给他，这不是为天下打算，而是为了尽他的职责。那些不难夺取儿子而统治天下的人，必定不会背叛死去的君主而侍奉他的仇敌；背叛死去的君主而侍奉仇敌的人，必定不难夺取儿子而统治天下；不难夺取儿子而统治天下的人，必定不难夺取他的君主的国家。管仲是公子纠的臣子，谋杀桓公却没有成功，他的君主死了却侍奉桓公。管仲的取舍，不像周公旦，这是不可预知的。如果管仲是大贤人，且像商汤、周武王那样，商汤、周武王是夏桀、商纣的臣子，夏桀、商纣作乱，商汤、周武王夺取了他们的政权，现在桓公以轻易的态度居于他们之上，这是以夏桀、商纣的行为居于商汤、周武王之上，桓公危险了。如果管仲是不肖之人，且像田常那样，田常是齐简公的臣子，却杀死了他的君主，现在桓公以轻易的态度居于他之上，这是以齐简公的轻易态度居于田常之上，桓公又危险了。管仲不是周公旦，已经很明显了，然而他是像商汤、周武王还是像田常，还不可知。如果是像商汤、周武王，就有夏桀、商纣的危险；如果是像田常，就有齐简公的动乱。已经得到仲父之后，桓公哪里处于轻易的地位呢？如果桓公任用管仲，必定知道他不欺骗自己，这是知道不欺骗君主的臣子。然而虽然知道不欺骗君主的臣子，现在桓公因为任用管仲的专断，借由竖刁、易牙，导致尸体腐烂流出虫蛆而未能安葬。桓公不知道臣子是欺骗君主还是不欺骗君主，已经很明显了，而任用臣子却像那样专断。”所以说：桓公是昏庸的君主。

李兑治理中山苦陉县，上报的赋税收入很多。李兑说：“言语辩驳动听的说法，不符合道义，叫做苟且之言【苟且】；没有山林沼泽山谷的利益而收入很多，叫做苟且之货。君子不听苟且之言，不接受苟且之货。你暂且免职吧。”有人说：“李兑设立言辞说：‘言语辩驳动听的说法，不符合道义的，叫做苟且之言。辩驳在于言语，动听在于听闻。言语并非听闻的对象，那么辩驳就不是动听的了。所谓不符合道义，不是针对听闻者，必定是针对所听闻的内容。听闻者不是小人就是君子。小人没有道义，必定不能衡量道义。君子衡量道义，必定不会觉得动听。所以说言语辩驳动听的说法，不符合道义的，必定是不诚实的言语。收入很多作为苟且之货，还不可以远行。’李兑的奸邪没有及早禁止，以至于到了计算的时候，这是纵容过错。没有方法知道收入很多，收入很多是因为丰收【穰，丰多】；即使加倍收入，又能怎么样呢？做事谨慎调和阴阳，种植树木顺应四时的适宜，没有早晚的失误，寒温的灾害，那么收入就多。不因为小功妨碍大务，不因为私欲损害人事，男子尽力于耕种，妇女尽力于纺织，那么收入就多。致力于畜养的道理，考察土地的适宜，六畜繁衍，五谷生长，那么收入就多。明了权变计算，审察地形，利用舟车机械，用力少而功效大，那么收入就多。便利商市关梁的通行，能够用拥有的换取没有的，客商归附，外货留下，节俭财用，节制衣食，宫室器械满足资用，不从事玩好，那么收入就多。收入多都是人为的。如果天事风雨适时，寒温适宜，土地没有增加而有丰收的功劳，那么收入就多。人事和天功，这两者都使收入多，并非山林沼泽山谷的利益。没有山林沼泽山谷的利益，收入多就称为苟且之货，这是没有方法的话。”

译赵简子包围卫国的外城，用犀牛皮制成的盾牌和塔楼立在箭石所能射到的地方。赵简子躺在犀牛皮做的盾牌后面，击鼓命令进攻，但士兵们不起身行动。赵简子扔掉鼓槌说：“唉！我的士兵真是疲惫不堪啊！”行人烛过摘下头盔回答说：“我听说，这只是君主不能任用他们罢了，士兵并没有疲惫不堪的。从前我们的先君献公，兼并了十七个国家，使三十八个国家臣服，打了十二次仗都取得了胜利，这是这些人被任用的结果。献公去世后，惠公即位，荒淫无度，暴虐混乱，自己喜好美女，秦国人肆意侵犯，距离绛城只有十七里，这也是这些人被任用的结果。惠公去世后，文公接手，包围卫国，夺取邺城，在城濮之战中，五次击败楚国人，在天下获得尊贵的名声，这也是这些人被任用的结果。只是君主不能任用罢了，士兵并没有疲惫不堪。”赵简子于是撤去盾牌和塔楼，站在箭石所能射到的地方，击鼓命令进攻，士兵们就乘势而上，大战获胜。赵简子说：“让我得到一千辆兵车，不如听到行人烛过的一句话。”

有人说：行人并没有用什么道理来说服他。只是讲述惠公因为这些人而失败，文公因为这些人而称霸，并没有看到任用人方法。文公能够用奖赏，信用必定惩罚，未必撤去盾牌，亲自站在箭石之间。赵简子不可以迅速撤去盾牌和塔楼。严父在围困中，轻率地冒着箭石的危险，这是孝子爱护父亲的表现。孝子爱护父亲，百人中没有一人。现在认为身处危险，而人还可以战斗，这是以百族之子爱护上级，都像孝子爱护父亲一样，这是行人的欺骗。喜好利益厌恶祸害，这是人人所有的。奖赏丰厚而守信，人们就轻视敌人了。刑罚严厉而必定执行，人们就不败退了。长期效忠上级，百人中没有一人。人们喜欢利益害怕罪过，没有不是这样的。统领众人的人，不出乎没有不然的数目，而遵循百人中没有失去人的行为。行人不知道统领众人的方法。

韩非子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韩非子卷十六元何犿注难三第三十八难四第三十九

难三第三十八

鲁穆公问子思说：“我听说庞跂氏的儿子不孝，他的行为怎么样？”子思回答说：“君子尊重贤人来推崇道德，举荐善人来鼓励百姓。至于过错的行为，这是小人所知道的，我不知道。”子思出来后，子服厉伯进见，问庞跂氏的儿子。子服厉伯回答说：“他的过错有三条，都是君主没有听说过的。”从此以后，君主尊重子思而轻视子服厉伯。

有人说：鲁国的公室三代被季氏劫持，不也是应该的吗？英明的君主寻求善行而奖赏它，寻求奸邪而诛杀它，他们得到的是一样的。所以用善行来报告的，是用喜欢善行与上级相同的人；用奸邪来报告的，是用厌恶奸邪与上级相同的人。这是应该奖赏赞誉所涉及的。不用奸邪来报告，这是与上级不同而向下与奸邪勾结的人，这是应该毁谤惩罚所涉及的。现在子思不用过错来报告，而穆公尊重他；厉伯用奸邪来报告，而穆公轻视他。人情都喜欢尊贵而厌恶卑贱，所以季氏的混乱形成而上级没有听说，这是鲁君被劫持的原因。况且这是亡国之君的风俗，取鲁国的百姓来自我美化，而穆公独自尊重他，不也是颠倒的吗？文公出逃，献子派寺人披攻打他在蒲城，披斩断他的衣袖。文公逃到翟国，惠公即位，又派他攻打，惠窦没有得到。等到文公回国，披请求见公说：“蒲城的战役，君主命令一晚上而你立即到达；惠窦的灾难，君主命令三晚上而你一晚上，为什么这么快呢？”披回答说：“君主的命令不改变，君主的恶行我唯恐不能胜任。蒲人翟人，我有什么呢？现在公即位，难道没有蒲翟吗？况且桓公放下射钩的怨恨而任用管仲，君主就接见了他。”

有人说：齐晋断绝祭祀，不也是应该的吗？桓公能够任用管仲的功劳，而忘记射钩的怨恨；文公能够听从寺人的话，而抛弃斩袪的罪过。桓公、文公能够容纳这两个人。后世的君主，明智不及这两个人；后世的臣子，贤能不如这两个人。用不忠的臣子侍奉不英明的君主，君主不知道，就有燕操、子罕、田常的贼害；知道了，就用管仲、寺人来为自己辩解。君主必定不诛杀，而自以为有桓、文的德行。这是臣子仇视君主，而明智不能照亮。多借用的资本，自以为贤能而不警戒，那么即使没有后代，不也可以吗？况且寺人的话，只是直饰。君主的命令而不改变的人，这就是忠于君主。死在君主之后，活着的臣子不惭愧，然后才是忠贞。现在惠公早上去世而晚上侍奉文公，寺人的不改变，怎么样？

有人给桓公设谜说：“一难，二难，三难，是什么？”桓公不能回答，告诉管仲。管仲回答说：“一难，亲近优伶而疏远士人；二难，离开自己的国家而多次到海边；三难，君主年老而晚立太子。”桓公说：“好。”不选择日子而在宗庙里礼立太子。

有人说：“管仲射谜没有射中。士人的任用，不在远近；而俳优侏儒，本来就是君主所与宴饮的。那么亲近优伶而疏远士人，而认为治理，不是他的难处。”处世而不能任用他的所有，而只是不离开国家，是用一个人的力量禁止一个国家。用一个人的力量禁止一个国家的人，很少能战胜他。明智能照亮远处的奸邪而看见隐藏的防备，必定执行的命令，虽然远离海内，必定没有变化。那么离开国家到海边而不被劫杀，不是他的难处。楚成王立商臣为太子，又想立公子职，商臣作乱，于是弑杀成王。公子宰，是周太子；公子根有宠，于是以东州反叛，分为两国。这些都不是晚立太子的祸患。分势不两立，庶孽卑贱宠爱没有籍贯，虽然处在耄老，晚立太子也可以。那么晚立太子，庶孽不混乱，又不是他的难处。事物所谓难的，必定借助人成势而不侵害自己，可以称为一难。贵妾不使两后，二难。爱孽不使危正适，专听一臣而不敢偶君，这可以称为三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