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改制考 卷01
敢于考古，实其荒诞，崔东壁乃为《考信录》以传信之，岂不谬哉？夫三代文教之盛，实由孔子推托之故，故得一孔子而日月光华，山川焜耀。然夷考旧文，实犹茫昧，虽有美盛，不尽可考焉。）
译敢于考证古史，其实荒诞不经，崔东壁于是撰写《考信录》来传播可信之说，这难道不是错误的吗？夏、商、周三代文教之所以兴盛，实在是因为孔子的推崇与依托，所以只要有一位孔子，便如日月般光辉灿烂，山川般辉煌耀眼。然而考察旧有的文献，实际上仍然模糊不清，虽然美好繁盛，却并不能完全考证清楚。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
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礼记中庸》）
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干》焉。（《礼记礼运》）
（杞宋无征，说凡三见，且着于《论语》、《中庸》，引于《史记世家》、《白虎通》，并非僻书。则孔子时夏殷之道，夏殷之礼，不可得考，至明。孔子谓足，则吾能征之，则二代之不足，孔子之不征，可征者仅有夏时，《坤》、《干》二书，自此外皆无存。此可为夏殷礼制全亡无征之据。）
北宫▯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孟子万章》）
《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孟子滕文》）
（北宫锜在周时能来问学，必是士大夫。本朝班爵禄，最粗浅之事，无人不知。即无《大周会典》，亦有《缙绅》可考，且亦耳目习闻，何待问于孟子？孟子为当时大贤巨儒，自应博闻强记，熟谙本朝掌故，乃亦不闻其详，又着去籍之故，出于诸侯恶其害己，可知成周之书籍亦不传。今《周礼》及经子杂史所传，以《礼书纲目》、《五礼通考》之例，补编一《大周会典》、《会典则例》、《大周通礼》、《大周会要》，尚极详博，而孟子乃谓不闻其详；所言其略者，乃仅如《缙绅》头数句，是孟子为空疏抃陋之村学究也。若孟子为通博大儒，则是周籍之已去，而无征可信也。又与滕文公言田制，自当征引《会典》、《会要》乃足为据，乃一字不能引出，仅引一《诗》言为证，则当时绝无掌故之书，无可引据，与“去籍”之说正合。此可存为周籍已去不可闻之据。）
杨子曰：太古之事灭矣，孰志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三王之事，或隐或显，亿不识一；当身之事，或闻或见，万不识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废，千不识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数固不可胜纪。伏羲已来，三十余万岁，贤愚好丑，成败是非，无不消灭。（《列子杨朱》）
（太古之事已灭，若存若亡，若觉若梦，可为三古茫昧之据。而崔东壁尚欲为《考信录》以实之，不亦谬乎？又谓伏羲以来，三十余万岁，则当无正史可考。杨朱不从孔学，故述旧闻如此。渺茫拟议，各述传闻，如后世《皇王大纪》、《路史》之类，茫昧极矣！泰西之述亚当、夏娃，日本之述开国八神，亦同此义，皆渺茫不可考者也。其云三王之事，亿不识一，亦可为三代无征之证。）
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荀子非相》）
（后世一代之兴，名贤名士传述充栋，功绩典章志略弥满，而五帝时，人与政无一传者，可见茫昧极矣。）
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荀子非相》）（文息，节绝，可知百王之道，皆茫昧而无稽矣。）
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矣。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韩非子显学》）
（孔子谓尧舜，明堂五采，服丧三年。墨子谓尧舜，茅茨葛衣，服丧三月。所谓取舍不同。韩非当时已谓儒墨近称殷周虞夏，不能定其真，至称尧舜，尤无参验，不可信据，则尧舜事迹，必已茫昧，故孔子、墨子得各托其义。若有古书可参验，如今之汉晋唐宋之史，则引用者岂能相反乎？韩非又谓尧舜在三千年前，虞夏在二千年前，殷亦七百岁，则与今
译孔子说：夏代的礼制，我能说出来，但杞国的遗存不足以验证；殷代的礼制，我能说出来，但宋国的遗存不足以验证，这是因为文献不足。如果文献充足，我就能验证它们了。（《论语·八佾》）
孔子说：我讲述夏代的礼制，杞国的遗存不足以验证。我学习殷代的礼制，有宋国留存着。我学习周代的礼制，现在正在使用，所以我遵从周礼。（《礼记·中庸》）
孔子说：我想观察夏代的道，因此去杞国，但不足以验证，我只得到了《夏时》。我想观察殷代的道，因此去宋国，但不足以验证，我只得到了《坤》、《干》。（《礼记·礼运》）
（关于杞宋无法验证的说法，一共出现了三次，并且记载于《论语》、《中庸》，被《史记·世家》、《白虎通》引用，并非冷僻书籍。那么孔子时代夏殷的道、夏殷的礼，无法考证，是非常明显的。孔子说如果文献充足，我就能验证，那么夏殷两代的不足，孔子无法验证，可以验证的仅有《夏时》、《坤》、《干》两本书，除此之外都没有留存。这可以作为夏殷礼制完全灭亡、没有证据的依据。）
北宫锜问道：周王室分封爵位和俸禄的制度，是怎样的？孟子说：详细情况无法听到了。诸侯厌恶它损害自己，都毁弃了相关的典籍。（《孟子·万章》）
《诗经》说：雨水先滋润我的公田，然后才润泽我的私田。只有井田制才有公田。由此看来，即使是周代也实行井田制。（《孟子·滕文公》）
（北宫锜在周代能够来问学，必定是士大夫。本朝分封爵位和俸禄，是最浅显的事情，没有人不知道。即使没有《大周会典》，也有《缙绅录》可以考证，况且也是耳濡目染习以为常听到的，何必向孟子询问？孟子是当时的大贤大儒，自然应该博闻强记，熟稔本朝的掌故，竟然也不知道详细情况，又提到毁弃典籍的原因，是因为诸侯厌恶它损害自己，可知成周的书籍也没有流传下来。如今《周礼》以及经子杂史所记载的，按照《礼书纲目》、《五礼通考》的体例，补编一部《大周会典》、《会典则例》、《大周通礼》、《大周会要》，还极其详细广博，而孟子却说不知道详细情况；他所提到的简略内容，仅仅像《缙绅录》开头的几句，这样孟子就成了空疏浅陋的乡村塾师。如果孟子是通博大儒，那就是周代典籍已经毁弃，没有证据可以相信了。又与滕文公谈论田制，自然应当引用《会典》、《会要》才足以作为依据，竟然一个字也引不出来，只引用《诗经》一句话作为证据，那么当时绝对没有掌故之书，无可引证，与“毁弃典籍”的说法正好吻合。这可以留存作为周代典籍已经毁弃、无法听闻的证据。）
杨朱说：太古的事情已经消亡了，谁记载它呢！三皇的事情，好像存在又好像消亡；五帝的事情，好像清醒又好像梦境。三王的事情，有的隐晦有的显明，亿万分中不能认识一分；亲身经历的事情，有的听到有的看到，万万分中不能认识一分；眼前的事情，有的留存有的废止，千分中不能认识一分。从太古直到今天，年数本来就无法计算。伏羲以来，三十多万岁，贤愚好坏，成败是非，无不消亡。（《列子·杨朱》）
（太古的事情已经消亡，好像存在又好像消亡，好像清醒又好像梦境，可以作为上古三代模糊不清的证据。而崔东壁还想写《考信录》来证实它，不也是错误吗？又说伏羲以来，三十多万岁，那么应当没有正史可以考证。杨朱不遵循孔学，所以叙述旧闻如此。渺茫的推测，各自叙述传闻，像后世的《皇王大纪》、《路史》之类，模糊不清到了极点！西方叙述亚当、夏娃，日本叙述开国八神，也是同样的道理，都是渺茫无法考证的。他说三王的事情，亿万分中不能认识一分，也可以作为三代没有证据的证明。）
五帝之外没有流传下来的人。不是没有贤人，是因为年代久远。五帝之中没有流传下来的政事。不是没有善政，是因为年代久远。（《荀子·非相》）
（后世一个朝代的兴起，名贤名士的传述堆积如山，功绩典章的志略充满天下，而五帝时，人和政事没有一个流传下来的，可见模糊不清到了极点。）
圣王有上百位，我效法谁呢？所以说，文饰久了就会消歇，礼乐久了就会断绝。（《荀子·非相》）（文饰消歇，礼乐断绝，可知百王的道，都模糊不清而没有根据了。）
孔子、墨子都称道尧舜，但取舍不同，都自称是真正的尧舜。尧舜不再复生，让谁来判定儒墨谁说的是真的呢？殷周七百多年，虞夏两千多年，都不能判定儒墨谁说的是真的。现在竟然想在三千年前审定尧舜的道，恐怕是不可能的。没有参验却必定如此，是愚蠢。不能必定却据为己有，是欺骗。所以明确依据先王，必定尧舜的，不是愚蠢就是欺骗。（《韩非子·显学》）
（孔子说尧舜，明堂五彩，服丧三年。墨子说尧舜，茅草屋顶葛布衣服，服丧三个月。这就是所说的取舍不同。韩非当时已经说儒墨近称殷周虞夏，不能判定真假，至于称尧舜，尤其没有参验，不可信据，那么尧舜的事迹，必定已经模糊不清，所以孔子、墨子得以各自寄托其义。如果有古书可以参验，像现在的汉晋唐宋的史书，那么引用者怎么能相反呢？韩非又说尧舜在三千年前，虞夏在两千年前，殷也有七百年，那么与今
《五帝德》、《帝系》、《世本》、《史记》，所传绝异，与杨朱称伏羲以来三十余万岁，张寿王述黄帝历，称黄帝以来六千余岁各传，异说正同。虽不合儒家经术，然尧舜三代之茫昧，无实在年代事迹可据依，可见。故韩非遍引群说，疑以传疑，谓皆无参验，明据先王，必定尧舜，非愚则诬。此当时实情，正可藉诸子之纷呶，以考太古之情状矣。）
译《五帝德》、《帝系》、《世本》、《史记》等书所记载的内容截然不同，这与杨朱声称伏羲以来已有三十余万岁、张寿王叙述黄帝历法称黄帝以来已有六千余岁等各自流传的说法一样，不同的学说在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虽然这些说法不符合儒家经学的正统理论，但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尧、舜及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是模糊不清的，没有确实的年代和事迹可以作为依据。因此，韩非子广泛引用各种说法，对可疑之处保留疑问，认为这些传说都没有经过验证，如果明确地依据先王的事迹，必定尧舜的存在，那么这种观点不是愚蠢就是欺骗。这正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正好可以借助诸子百家纷繁的议论，来考证上古时代的真实状况。
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管子封禅》）
（封禅大典，泰山又在齐。管子既不能详，则古事之湮没者，何可胜道！）
自伏羲以来，汉永和元年，凡四十万九千三百八十九岁。（《易纬辨终备》）伏羲以上未有闻焉。（《礼纬稽命征》）
（伏羲实无可稽考，《五帝德》不敢详焉。《列子》谓伏羲以来三十余万岁，其传闻之谬俱同。大约开辟之始，传闻有伏羲其人，如泰西之称亚当。孔子系《易》，托为人元，而亚当于埃及古音，即为“人”之称，则伏羲之究为何如，亦不得而知也。）
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着。（《史记三代世表》）
（殷以前不可得而谱，盖孔子时，夏殷无征，非惟五帝然。则夏殷之事茫昧无稽可见。）
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史记五帝本纪》）
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并同上）
（黄帝之言，皆百家所托。荐绅为孔子后学，茫昧之说，故难言之。东西南朔言黄帝、尧、舜，风教皆殊。盖事迹已远，皆百家所托，故言人人殊。韩非所谓尧舜不可复生，谁使定尧舜之真也。见于他说皆百家所托。其实黄帝、尧、舜之事，书缺有间，茫昧无稽也。）
太史公曰：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史记平准书》）
（高辛前靡得而记，则伏羲、神农、黄帝、颛顼，茫昧无稽，而百家所称，出于假托，可见矣。）
盖闻昔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验，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然盖尚矣。书缺乐弛，朕甚闵焉。朕唯未能循明也。（《史记历书》）（欲定星历而书缺，盖茫昧无稽，实无如何。）
秦以前尚略矣，其详靡得而记焉。（《史记》）
（秦前尚略，其详靡记，与孟子其详不可得闻、诸侯去籍同。然则周制亦茫昧矣。此条最为确据。惟其不详，故诸子得以纷纷假托，或为神农之言，或多称黄帝，或法夏，或法周，或称三代。皆由于书缺籍去，混混茫茫，然后诸子可以随意假托。惟秦之后，乃得其详，故汉志艺文事迹日着。然东平王欲乞《史记》，奏请而未得，扬雄欲见群书，假观于班嗣。故刘歆尚得伪为钟鼎，假托金丝，造作古文，遍伪传记。降自晋、唐，书册日盛，孟蜀刻书，刊传益易，近世事迹，乃如日中。虽有王肃、刘炫、杨慎、丰坊之流，只能间伪逸书，不复能乱史事。古今迥异，不能以近世而律太古也。）
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责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史记日者列传》）
寿王及待诏李信，治黄帝《调历》，课皆疏阔，又言黄帝至元凤三年，六千余岁。丞相属宝长安、单安国、安陵桮育治《终始》，言黄帝以来三千六百二十九岁，不与寿王合。寿王又移帝王，录舜、禹年岁，不合人年。寿王言化益为天子代禹，骊山女亦为天子，在殷、周间，皆不合经术。（《汉书律历志》）
（武帝时，孔学已一统，然旧说尚存，可以参证。夏后有化益为天子，周前有骊山女为天子，寿王述黄帝历，必非杜撰。此如后世王莽、武后更世易朝，大统虽为汉、唐，朝代实易新、周。孔子欲裁成三代以为三统，又恶阴乘阳位，女为天子，故去之。其实王莽、武后，后世尚有之，况太古乎！至黄帝纪年各不相合，共和以上无得称焉。要太古削简艰难，难传久远，况结绳之后，草昧荒荒？今欲考美洲以前秘鲁古事，已是极难，何疑于上古乎？合比考之，三代文明，皆藉孔子发扬之，实则茫昧也。）
百王太平，升封太山。太山之上封可见者，七十有二，纷纶湮灭者，不可胜数。（《论衡书虚》）纷纶湮灭，盖太古简削艰难，流传已
译管仲说：古代在泰山封禅、在梁父山禅祭的有七十二家，但我管夷吾所记载的只有十二家。（《管子·封禅》）
（封禅大典，泰山又在齐国境内。管仲尚且不能详尽记载，那么古代事迹被埋没的，哪里能说得完呢！）
从伏羲以来，到汉永和元年，总共四十万九千三百八十九年。（《易纬·辨终备》）伏羲以上的事迹就没有听说过了。（《礼纬·稽命征》）
（伏羲确实无可考证，《五帝德》不敢详尽记载。《列子》说伏羲以来三十多万年，这些传闻的错误都相同。大概开天辟地之初，传闻中有伏羲这个人，就像西方称亚当一样。孔子作《易传》，托称为人元之始，而亚当在埃及古音中，就是“人”的称呼，那么伏羲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也就无从知道了。）
五帝和三代的记载已经很久了。从殷商以前，诸侯的世系无法查考，从周代以来才大致可以记载。（《史记·三代世表》）
（殷商以前无法查考世系，大概是因为孔子时代，夏、殷没有证据，不只是五帝如此。那么夏、殷的事情模糊不清、无法考证，由此可见。）
诸子百家谈论黄帝，他们的文章不雅正驯服，士大夫们难以谈论。（《史记·五帝本纪》）
我曾经向西到达空峒，向北经过涿鹿，向东到达海边，向南渡过长江和淮河。到达那里，长老们都各自常常称说黄帝、尧、舜的地方，风俗教化本来就很不同。史书缺失已有间隙，那些散失的内容有时在其他说法中见到。（同上）
（关于黄帝的言论，都是诸子百家所假托的。士大夫是孔子的后学，对于模糊不清的说法，所以难以谈论。东西南北谈论黄帝、尧、舜，风俗教化都不同。大概是因为事迹已经久远，都是诸子百家所假托的，所以说法各不相同。韩非子所说尧舜不可复生，谁来确定尧舜的真伪呢。在其他说法中见到的，都是诸子百家所假托的。其实黄帝、尧、舜的事迹，史书缺失已有间隙，模糊不清、无法考证。）
太史公说：农、工、商交易的道路畅通，而龟甲、贝壳、金钱、刀币、布币等货币兴起，其由来久远。从高辛氏以前就已经很久了，无法记载。（《史记·平准书》）
（高辛氏以前无法记载，那么伏羲、神农、黄帝、颛顼，模糊不清、无法考证，而诸子百家所称说的，出于假托，由此可见。）
听说从前黄帝合道而不死，名察度验，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然而这也已经很久了。史书缺失，礼乐松弛，我很怜悯。我只是未能遵循明白罢了。（《史记·历书》）（想要确定星历而史书缺失，大概模糊不清、无法考证，实在无可奈何。）
秦代以前尚且简略了，其详细情况无法记载。（《史记》）
（秦代以前尚且简略，其详细情况无法记载，与孟子所说其详细情况不可得闻、诸侯去除典籍相同。那么周代的制度也模糊不清了。这条最为确凿。正因为它不详细，所以诸子得以纷纷假托，有的假托为神农之言，有的多称黄帝，有的效法夏，有的效法周，有的称三代。都是因为史书缺失、典籍散失，混乱模糊，然后诸子可以随意假托。只有秦代以后，才得到其详细情况，所以《汉书·艺文志》记载的事迹日益显著。然而东平王想要乞求《史记》，上奏请求而未得到，扬雄想要看群书，向班嗣借看。所以刘歆尚且能够伪造钟鼎，假托金丝，造作古文，遍伪传记。自晋、唐以来，书籍日益兴盛，孟蜀刻书，刊传更加容易，近世的事迹，就像日中一样明亮。虽然有王肃、刘炫、杨慎、丰坊之流，只能偶尔伪造逸书，不再能扰乱史事。古今迥异，不能用近世来衡量太古。）
先王之道，忽存忽亡。您责备卜者说话必须可信，不也太糊涂了吗？（《史记·日者列传》）
寿王和待诏李信，研究黄帝《调历》，考核都疏漏宽泛，又说黄帝到元凤三年，六千多年。丞相属宝长安、单安国、安陵桮育研究《终始》，说黄帝以来三千六百二十九年，与寿王不合。寿王又移动帝王，记录舜、禹的年岁，不合人的寿命。寿王说化益为天子代替禹，骊山女也为天子，在殷、周之间，都不合经术。（《汉书·律历志》）
（武帝时，孔学已一统，然而旧说尚存，可以参证。夏后有化益为天子，周前有骊山女为天子，寿王叙述黄帝历，必非杜撰。这就像后世王莽、武后更世易朝，大统虽为汉、唐，朝代实易新、周。孔子想要裁成三代以为三统，又厌恶阴乘阳位，女为天子，所以去掉它们。其实王莽、武后，后世尚且有之，何况太古呢！至于黄帝纪年各不相合，共和以上无得称焉。大概太古削简艰难，难传久远，何况结绳之后，草昧荒荒？现在想要考证美洲以前秘鲁古事，已是极难，何疑于上古乎？合比考之，三代文明，皆藉孔子发扬之，实则茫昧也。）
百王太平，升封太山。太山之上封可见者，七十有二，纷纶湮灭者，不可胜数。（《论衡·书虚》）纷纶湮灭，大概是因为太古简削艰难，流传已
失，故无可考。
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论衡谢短》）
译散失了，所以没有可考证的。
在《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刚刚开辟、帝王刚刚确立的时候，主要人物的名字是谁，儒生们也不知道。（《论衡·谢短》）
（太古茫昧，孔子无从杜撰，儒生安得而知？仲任以刘歆博古伪派傲儒生，其实少昊、羿、促▯率多伪造，儒生不必知也。）
儒生犹曰：上古久远，其事暗昧，故经不载而师不说也。（《论衡谢短》）
（世传三王五帝，多以为伏羲、神农为三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娲，其是与非未可知也。）
我闻古有天皇、地皇、人皇，以为或及此谓，亦不敢明。凡斯数者，于五经皆无正文。（《潜夫论五美志》）
盖天地剖分，万物萌毓，非有典艺之文，坚基可据。推当今以览太古，自昭昭而本冥冥，乃欲审其事而建其论，董其是非而综其详矣，言也实为难哉！（《风俗通王霸》）
孔子改制考 卷02
○周末诸子并起创教考（凡物积粗而后精生焉，积贱而后贵生焉，积愚而后智生焉。积土石而草木生，积虫介而禽兽生。人为万物之灵，其生尤后者也。洪水者，大地所共也。人类之生，皆在洪水之后，故大地民众，皆蓲萌于夏禹之时。积人积智，二千年而事理咸备。于是才智之尤秀杰者，蜂出挺立，不可遏靡，各因其受天之质，生人之遇，树论语，聚徒众，改制立度，思易天下。惟其质毗于阴阳，故其说亦多偏蔽，各明一义，如耳目鼻口不能相通，然皆坚苦独行之力，精深奥玮之论，毅然自行其志，思立教以范围天下者也。外国诸教，亦不能外是矣。当是时，印度则有佛、婆罗门及九十六外道，并创术学；波斯则有祚乐阿士对，创开新教；泰西则希腊文教极盛，彼国号称同时七贤并出，而索格底集其成。故大地诸教之出，尤盛于春秋、战国时哉！积诸子之盛，其尤神圣者，众人归之，集大一统，遂范万世。《论衡》称孔子为诸子之卓，岂不然哉！天下咸归依孔子，大道遂合，故自汉以后无诸子。今考春秋、战国，诸子有门户者，举其宗旨，明其时会。其立一说，树一行，索隐行怪，后世无述者，亦附及之。虽不能尽，抑可考万年古今之会，大地学术之变矣。）
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欺惑愚众，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纵情性，安恣睢，禽兽之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它嚣、魏牟也。忍情性，綦溪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陈仲、史軿也。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悬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掞也。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及抃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若夫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顺，奥窔之间，簟席之上，敛然圣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则六说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亲也；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以为臣，是圣人之不得势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财万物，养长生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服从，六说者立息，十二子者迁化，则圣人之得势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将何务哉？上则法舜
译（太古时代模糊不清，孔子无从凭空捏造，儒生又怎能知道？王充认为刘歆博古通今，是伪造经典的伪派，以此傲视儒生，其实少昊、羿、促〇等大多为伪造，儒生不必知晓。）
儒生还说：上古年代久远，事情晦暗不明，所以经典没有记载，老师也没有讲解。（《论衡·谢短》）
（世间流传的三王五帝，大多认为伏羲、神农是三皇，其中一位有的说是燧人，有的说是祝融，有的说是女娲，他们的对错无法知晓。）
我听说古代有天皇、地皇、人皇，认为或许能涉及到这些说法，也不敢明确断言。所有这些说法，在五经中都没有确切的正文记载。（《潜夫论·五德志》）
大概天地开辟分离，万物萌芽孕育，并没有典籍文章作为坚固的依据。推究当今来考察太古，从清晰明白追溯到晦暗不明，想要审察那些事情并建立理论，辨别是非并综合细节，这话说起来实在困难啊！（《风俗通义·王霸》）
《孔子改制考》卷二
○周末诸子并起创教考（凡是事物积累粗糙而后产生精妙，积累低贱而后产生高贵，积累愚昧而后产生智慧。积累土石而后草木生长，积累虫介而后禽兽生长。人是万物之灵，其产生尤其晚。洪水是大地所共有的。人类的产生，都在洪水之后，所以大地民众，都在夏禹之时萌芽生长。积累人口积累智慧，经过两千年而后事理完备。于是才智特别优秀杰出的人，像蜂群一样涌现挺立，不可遏制，各自依据他们天赋的资质，生存的境遇，树立言论，聚集徒众，改制立度，想要改变天下。因为他们的资质偏向阴阳，所以他们的学说也多偏颇遮蔽，各自阐明一种意义，像耳目鼻口不能相通，然而都有坚苦独行的力量，精深奥妙的理论，毅然实行自己的志向，想要建立教化来规范天下。外国的各种宗教，也不能超出这个规律。当时，印度有佛、婆罗门及九十六种外道，同时创立术学；波斯有祚乐阿士对，开创新教；西方则希腊文教极盛，该国号称同时出现七位贤人，而苏格拉底集其大成。所以大地各种宗教的出现，尤其在春秋、战国时期兴盛！积累诸子的兴盛，其中尤其神圣的，众人归附他，集合大一统，于是规范万世。《论衡》称孔子为诸子中的卓越者，难道不是这样吗！天下都归依孔子，大道于是合一，所以自汉代以后没有诸子。现在考察春秋、战国，诸子中有门户的，列举他们的宗旨，阐明他们的时代。那些创立一种学说，树立一种行为，探求隐微行为怪异，后世没有传述的，也附带提及。虽然不能穷尽，也可以考察万年古今的会通，大地学术的变化了。）
在当今世道，装饰邪说，文饰奸言，以扰乱天下，欺骗迷惑愚昧民众，言辞宏大琐碎，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所在的人，是有的！放纵情性，安于恣睢，禽兽的行为，不足以符合礼义通达治理，然而他们坚持有根据，言论成体系，足以欺骗迷惑愚昧民众，这是它嚣、魏牟。压抑情性，极其偏狭偏颇，苟且以标新立异为高，不足以合于大众，明辨名分，然而他们坚持有根据，言论成体系，足以欺骗迷惑愚昧民众，这是陈仲、史�。不知道统一天下、建立国家的权柄，崇尚功用，夸大俭约，而抹杀等级差别，曾不足以容纳辨析差异，确立君臣关系，然而他们坚持有根据，言论成体系，足以欺骗迷惑愚昧民众，这是墨翟、宋�。崇尚法度却没有法度，下修德行却喜好作为，对上听取上面的意见，对下顺从世俗，整天说话，写成典章，等到仔细考察，则倜傥无所归宿，不可以治理国家确定名分，然而他们坚持有根据，言论成体系，足以欺骗迷惑愚昧民众，这是慎到、田骈。不效法先王，不认同礼义，却喜好治理怪诞的学说，玩弄奇异的言辞，明察却不仁爱，善辩却无用，多事却少功，不可以作为治理的纲纪，然而他们坚持有根据，言论成体系，足以欺骗迷惑愚昧民众，这是惠施、邓析。略法先王却不知道其统绪，仍然才力巨大志向远大，见闻杂博，依据往旧创造学说，称之为“五行”，非常偏僻违背而没有类别，幽深隐晦而没有解说，封闭简约而没有解释，修饰他们的言辞而恭敬地说：“这真是先君子的言论啊！”子思倡导它，孟轲附和它，世俗的沟��愚儒，喧��然不知道它的错误，于是接受并传述它，认为仲尼、子游对后世这样厚道，这就是子思、孟轲的罪过。至于总括方略，统一言行，合一统类，而聚集天下的英杰并告诉他们太古的道理，教导他们至顺的法则，在幽深之处，席子之上，收敛着圣王的文章具备，平和之世的习俗兴起，那么六种学说不能侵入，十二位先生不能亲近；没有安身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他争名，在一个大夫的位置，那么一个君主不能单独容纳，一个国家不能单独容忍，成名显达于诸侯，没有谁不愿意以他为臣，这是圣人不得势的，仲尼、子弓就是这样。统一天下，裁制万物，养育长生之民，兼利天下，通达的类别没有不服从的，六种学说立即停止，十二位先生迁移变化，那么圣人得势的，舜、禹就是这样。现在仁人将要致力于什么呢？对上效法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