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改制考 卷15
其亲死，列尸弗，登屋窥井，挑鼠穴，探涤器，而求其人焉。以为实在，则戆愚甚矣！如其亡也，必求焉，伪亦大矣。取妻，身迎，祗篸为仆，秉辔授绥，如仰严亲；昏礼威仪，如承祭祀。颠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则妻子，妻子上侵事亲，若此可谓孝乎？儒者，“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将守宗庙，故重之”。应之曰：此诬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庙数十年，死，丧之其。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则丧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忧妻子以大负累，有曰“所以重亲也”，为欲厚所至私，轻所至重，岂非大奸也哉？有强执有命以说议曰：“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人之知力，不能为焉。”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而儒者以为道教，是贱天下之人者也。且夫繁饰礼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酒，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之，是若人气，鼸鼠藏，而羝羊视，贲彘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麦禾，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饮食，毕治数丧，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以为；恃人之野，以为尊。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后仁。”应之曰：所谓古之者，皆尝新矣，而古人服之，则君子也，然则必法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后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应之曰：古者羿作弓，伃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然则今之鲍函车匠，皆君子也，而羿、伃、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则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又曰：“君子胜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则助之胥车。”应之曰：若皆仁人也，则无说而相与，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无故从有故也，弗知从有知也。无辞必服，见善必迁，何故相？若两暴交争，其胜者欲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则助之胥车，虽尽能，犹且不得为君子也。意暴残之国也，圣将为世除害，兴师诛罚，胜将因用传术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则助之胥车”，暴乱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为群残父母，而深贱世也，不义莫大焉！又曰：“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弗击不鸣。”应之曰：夫仁人事上谒忠，事亲得孝，务善则美，有过则谏，此为人臣之道也。今击之则鸣，弗击不鸣，隐知豫力，恬漠待问而后对，虽君亲之大利，弗问不言。若将有大寇乱，盗贼将作，若机辟将发也，他人不知，己独知之，虽其君亲皆在，不问不言，是夫大乱之贼也。以是为人臣不忠，为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贞良。夫执后不言之朝物，见利使已，虽恐后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则高拱下视，会噎为深，曰“惟其未之学也”。用谁急，遗行远矣。夫一道术学业仁义也，昔大以治人，小以任官，远施用遍，近以循身，不义不处，非理不行，务兴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则止，此君子之道也。以所闻孔某之行，则本与此相反谬也。齐景公问晏子曰：“孔子为人何如？”晏子不对。公又复问，不对。景公曰：“以孔某语寡人众矣，俱以贤人也。今寡人问之，而子不对，何也？”晏子对曰：“婴不肖，不足以知贤人。虽然，婴闻所谓贤人者，入人之国，必务合其君臣之亲，而弭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几灭，而白公僇。婴闻贤人得上不虚，得下不危，言听于君必利人，教行下必于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从也，行义可明乎民，谋虑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虑同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行邪，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知人不忠，趣之为乱，非仁义之也；逃人而后谋，避人而后言，行义不可明于民，谋虑不可通于君臣。婴不知孔某之有异于白公也，是以不对。”景公曰：“呜呼！贶寡人
译他的亲人死了，把尸体陈列在堂上而不埋葬，登上屋顶窥视井底，掏挖老鼠洞，探入洗涤器具，去寻找那个人的踪迹。如果认为人真的还活着，那就太愚蠢了；如果人已经死了，却一定要去寻找，那虚伪也太严重了。娶妻时，亲自去迎接，恭敬地拿着簪子像仆人一样，握着缰绳递上登车绳，如同侍奉严父；婚礼的威仪，如同承接祭祀。颠倒了上下尊卑，悖逆了父母，地位低下的妻子儿女，反而凌驾于侍奉父母之上，像这样能说是孝吗？儒者说：“迎接妻子，是因为妻子要奉养祭祀，儿子要守护宗庙，所以重视这件事。”我回答说：这是欺骗人的话。他的宗族兄长守护祖先的宗庙几十年，死后，他的妻子儿女并没有因为要守护宗庙而不去守丧。如果因为要守护奉养祭祀，就不为妻子儿女守丧三年，那一定不是为了守护奉养祭祀。把担忧妻子儿女当作最大的负担，却说“这是为了重视父母”，是为了厚待自己所私爱的，而轻视自己所应重视的，这难道不是极大的奸恶吗？有人固执地用“有命论”来辩解说：“寿命长短、贫富、安危、治乱，本来就有天命，不可增减，穷困通达、赏罚幸免与否都有定数，人的智力和能力，无法改变。”官吏们相信它，就会懈怠于分内职责；百姓相信它，就会懈怠于从事劳作。不治理就会混乱，农事迟缓就会贫困。贫困和混乱是政治的根本弊端，而儒者却把它当作教导，这是轻视天下的人啊。况且用繁复的礼仪来迷惑人，用长久的丧期和虚伪的哀痛来欺骗亲人，树立命定论来延缓脱贫而崇尚闲居，背离根本、抛弃事务而安于怠惰傲慢，贪恋饮酒，懒惰于劳作，陷入饥寒，危困于冻饿，没有办法违背这种风气，这些人就像老鼠藏匿，公羊凝视，野猪突起。君子嘲笑他们。他们愤怒地说：“散漫的人！怎么懂得真正的儒者？”夏天乞求麦禾，五谷已经收割，紧接着就是大丧，子孙都跟随，得以饱食，办完几场丧事，就足够了。依靠别人家的财富，来作为自己的资本；倚仗别人的田野，来作为自己的尊贵。富人有丧事，就大大高兴地说：“这是衣食的来源啊。”儒者说：“君子一定要穿古代的服饰，说古代的话，然后才是仁。”我回答说：所谓古代的东西，都曾经是新的，古人穿它，就是君子，那么一定要穿非君子穿的服饰，说非君子说的话，然后才是仁吗？又说：“君子遵循而不创造。”我回答说：古代羿制作了弓，伃制作了甲，奚仲制作了车，巧垂制作了舟，那么现在的皮革工匠、车匠，都是君子，而羿、伃、奚仲、巧垂，都是小人吗？况且他们所遵循的，必定有人创造它，那么他们所遵循的，都是小人的道吗？又说：“君子战胜敌人不追逐逃跑的，不射穿铠甲的，车轮陷住就帮助推车上路。”我回答说：如果都是仁人，就没有理由互相攻击，仁人用取舍是非的道理互相告知，没有过错的听从有过错的，不知道的听从知道的。没有理由必定服从，见到善行必定改变，为什么互相攻击呢？如果两个暴徒互相争斗，胜利的一方想要不追逐逃跑的，不射穿铠甲的，车轮陷住就帮助推车上路，即使竭尽所能，还是不能成为君子。如果是暴虐残害的国家，圣人将为天下除害，兴师讨伐，胜利后却用这种说法命令士卒，说“不要追逐逃跑的，不要射穿铠甲的，车轮陷住就帮助推车上路”，暴乱的人得以活命，天下的祸害不能消除，这是为群残的父母，而深深轻视世人，没有比这更不义的了！又说：“君子像钟一样，敲击它就响，不敲击就不响。”我回答说：仁人侍奉君主竭尽忠诚，侍奉父母得到孝道，致力于善行就美好，有过错就劝谏，这是做臣子的道理。现在敲击就响，不敲击就不响，隐藏智慧，预先用力，恬静冷漠地等待询问然后回答，即使君主和亲人的重大利益，不询问也不说。如果将有大的寇乱，盗贼将要兴起，或者机关陷阱将要发动，别人不知道，自己独自知道，即使君主和亲人都在，不询问也不说，这是大乱的贼人。以此作为臣子不忠，作为儿子不孝，侍奉兄长不悌；交往，对待人不贞良。坚持后发不言的朝政，见到利益就驱使自己，即使害怕后言。君主如果说话而没有利益，就高拱双手向下看，沉默不语装作深沉，说“只是没有学习罢了”。用谁紧急，遗弃行为就远去了。一种道术学业仁义，过去大用来治理人，小用来任用官员，远用来施用普遍，近用来规范自身，不义不处，非理不行，致力于兴起天下的利益，曲直周旋，有利就停止，这是君子的道。根据所听到的孔丘的行为，就根本与此相反谬误。齐景公问晏子说：“孔子为人怎么样？”晏子不回答。景公又问，还是不回答。景公说：“把孔丘的话告诉我的很多人了，都说他是贤人。现在我问他，你却不回答，为什么呢？”晏子回答说：“我不贤，不足以知道贤人。虽然如此，我听说所谓贤人，进入别人的国家，一定要致力于调和君臣的亲近，而消除上下的怨恨。孔丘到楚国，知道白公的阴谋，却把石乞推荐给白公，君主自身几乎灭亡，而白公被杀。我听说贤人得到上面的信任不空虚，得到下面的支持不危险，言论被君主听取必定利于人，教化施行于下必定利于上，所以言论明白而容易知道，行为容易而容易跟随，行为义理可以明白于民，谋虑可以通达于君臣。现在孔丘深思熟虑同谋来奉承贼人，劳思尽知来施行邪道，劝诱下属扰乱上级，教导臣子杀害君主，不是贤人的行为；进入别人的国家，而与人家的贼人同流，不是义的类别；知道人不忠，却催促他作乱，不是仁义的行为；逃避人然后谋划，躲避人然后说话，行为义理不能明白于民，谋虑不能通达于君臣。我不知道孔丘与白公有什么不同，所以不回答。”景公说：“唉！赐
者众矣。非夫子，则吾终身不知孔某之与白公同也。”孔某之齐见景公。景公说，欲封以尼溪，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劝众。儒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今君封之，以利齐俗，非所以导国先众。”公曰：“善。”于是厚其礼，留其封，敬见而不问其道。孔乃恚，怒于景公与晏子。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告南郭惠子以所欲为，归于鲁。有顷，间齐将伐鲁，告子贡曰：“赐乎！举大事，于今之时矣。”乃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劝之伐吴；以教高、国、鲍、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乱。劝越伐吴。三年之内，齐、吴破国之难，伏尸以言术数，孔某之诛也。孔某为鲁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孙。季孙相鲁君而走。季孙与邑人争门关，决植。孔某穷于蔡、陈之间，藜羹不裛，十日。子路为享豚，孔某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褫人衣以酤酒，孔某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哀公迎孔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进，请曰：“何其与陈、蔡反也？”孔某曰：“来！吾与女。曩与女为苟生，今与汝为苟义。”夫饥约，则不辞忘妄取，以活身；羸饱，伪行以自饰。污邪诈伪，孰大于此？孔某与其门弟子闲坐，曰：“夫舜见瞽瞍就然，此时天下圾乎！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为亦舍家室而托寓也？”孔某所行，心术所至也。其徒属弟子皆效孔某。子贡、季路辅孔悝，乱乎卫，阳虎乱乎齐，佛以中牟叛，厀雕刑残，莫大焉。夫为弟子后生，其师必修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后已，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墨子非儒》）
译这样的人很多了。如果不是夫子，我终身都不会知道孔丘与白公胜是一样的。孔丘到齐国拜见齐景公。齐景公很高兴，打算把尼溪封给他，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晏子。晏子说：“不行。儒者是那种放纵自适的人，不能用来教化下属；喜好音乐且使人沉迷，不能让他亲近政事；听天由命而懈怠事务，不能让他坚守职责；尊崇丧礼并遵循哀痛，不能让他慈爱百姓；拘泥于服饰仪容，不能让他引导大众。孔丘盛装打扮以迷惑世人，弹琴唱歌跳舞以聚集门徒，繁琐地升降礼仪以显示仪态，致力于进退周旋的礼节以劝勉众人。儒家的学问不能用来议论世事，劳心费神不能用来补益百姓，耗尽寿命也不能穷尽其学问，正值壮年也不能践行其礼制，积聚财富也不能满足其享乐，繁饰邪术以迎合世俗君主，大搞声乐以迷惑百姓。他的道不能用来期望治理好世道，他的学问不能用来引导大众。现在您封赏他，以利于齐国的风俗，这不是引导国家、率先示范众人的做法。”景公说：“好。”于是厚待他的礼节，收回了封赏，恭敬地接见却不询问他的治国之道。孔丘于是恼怒，对齐景公和晏子发怒。于是他在田常的门下树立鸱夷子皮，把想要做的事告诉南郭惠子，然后回到鲁国。不久，听说齐国将要攻打鲁国，孔丘告诉子贡说：“赐啊！干大事，就是现在的时候了。”于是派遣子贡到齐国，通过南郭惠子去见田常，劝他攻打吴国；并教导高、国、鲍、晏四家，使他们不能妨害田常作乱。又劝越国攻打吴国。三年之内，齐国、吴国遭受破国的灾难，伏尸遍野，这都是孔丘用权术谋略造成的。孔丘做鲁国司寇时，舍弃公家而侍奉季孙。季孙辅佐鲁君却逃亡。季孙与邑人争夺门关，撞断了门柱。孔丘在蔡、陈之间陷入困境，野菜汤都吃不上，长达十天。子路杀猪设宴，孔丘不询问肉的来源就吃了；子路剥下别人的衣服去换酒，孔丘不询问酒的来源就喝了。鲁哀公迎接孔丘，席子不端正他不坐，肉切得不正他不吃。子路进前，问道：“为什么这与在陈、蔡时的情况相反呢？”孔丘说：“来！我告诉你。过去和你一起是为了苟且偷生，现在和你一起是为了苟且守义。”在饥饿困窘时，就不辞劳苦、忘记妄取，用来保全性命；在富足饱暖时，就伪装行为来修饰自己。污浊邪恶、欺诈虚伪，还有比这更大的吗？孔丘和他的门徒闲坐时说：“舜见到父亲瞽瞍就恭顺，这时天下就危险了！周公旦难道不是这样的人吗，为什么也舍弃家室而寄居在外呢？”孔丘所做的事，是他心术所至。他的门徒弟子都效仿孔丘。子贡、子路辅佐孔悝，在卫国作乱；阳虎在齐国作乱；佛肸在中牟叛乱；厀雕刑罚残暴，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作为弟子和后生，他们的老师必定要修正他们的言论，效法他们的行为，力量不足、智慧不及然后才停止，现在孔丘的行为如此，儒士就可以被怀疑了。
（孔子大义微言，条理万千，皆口授弟子。若传之于外，导引世人，大率以三年丧、亲迎、立命三者。其士大夫，则以礼乐辅之。故墨子力翻孔案，有意攻难，必先此数义。而《非乐》、《非命》，着有专篇，短丧薄葬，且有特制，此其义最相反者。然使三年丧、亲迎，果为先王制，则墨子言必三代圣王，既不能谓之为儒者之制，更不敢肆口诋排，谓为逆伪戆愚大奸矣。以为“其礼”，即今《礼经》，然则《礼经》为孔子作，非周公之文，断断矣。正可藉异教攻词，明圣人制作。《学记》言“官先事，士先志”。王子垫问孟子，“士何事”？孟子答以“尚志”。故墨翟诮为倍本弃事而安怠傲。孔子不言利，忧道不忧贫。孟子发明之，曰“何必曰利”？董生亦云“不谋其利”。故墨子攻为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益可想见颜子箪瓢陋巷，曾子声出金石，原宪肘见踵决之高节。盖孔教行义多如此者，故墨子诮之。至谓富人有丧，则大说喜，以为饮食之道，几类近时僧道斋醮之所为，固为异教攻诋之词，然可见当时富贵之家，多从孔子之教。以父子天性，动以至仁，故莫不乐行三年之丧。既从其丧服，即用其礼。其礼极繁，非孔子后学日习其礼者，莫能通之，故丧家必延孔子后学，以为相礼护丧而供养焉。故墨者以是为谤。然益可考孔学传教，以三年丧为得力。泰西罗马，丧服亦用再期，人心之同然，故人易从也。今日正赖墨子此文，得以考见孔子传教之法。“高拱下视，会噎为深”，孔学容貌如绘，皆可反而得之。）
（墨子在孔子之后，有意争教，故攻孔子者无所不至。乃谓孔子助白公之乱，则白公在晏子之后，既时代不同，至诬孔子助田常之叛，则请讨之义，有《论语》可证。至谓子路褫人衣以酤酒，孔子为苟生而不得，此则里巷詈骂之辞，可无庸辨。子贡未尝辅孔悝。阳虎、佛非弟子。墨教诋諆诬罔，不可听闻，有德之人不忍出口，而墨子为之，其人乖僻褊谬，不待论其学术之是非矣。墨翟倒戈如此，孟、荀安得不攘臂而争之？韩愈乃谓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两家弟子相攻，非二师之道本然，真为妄言。退之于《非儒篇》殆未用心乎？墨家之谬，桀犬吠尧，固无足怪，而当时争教之情状可见矣。）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曰：“为善政者若之何？”仲尼对曰：“善为政者，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子墨子闻之曰：“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叶公子高岂不知善为政者之远者近也，而旧者新是哉？问所以为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智告人，以所智告之，故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墨子耕柱》）
（远者必忘，故当近；旧者必坏，故当新。史佚之告成王，愿王近于民。《康诰》之戒康叔，“作新民”。《大学》且欲其“日日新”。伊尹曰“用其新，去其陈”。后世疏远其民，泥守旧法，故致败亡。此论政极精之论。墨子有意攻孔子，故无论何说，皆生排击。）
公孟子曰：“善。吾闻之，曰宿善者不祥。请舍忽，易章甫，复见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请因以相见也。”（《墨子公孟》）
（易章甫而后见，弃儒服而故从墨教也。公孟子未必如此，墨子自点缀，以见能夺儒家后学归教。）
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爱人节用，合焉为知矣。今子曰：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而曰可以为天子。是数人之齿，而以为富。（《墨子公孟》）
墨子轻《诗》、《书》、礼乐如此，则《诗》、《书》、礼乐为孔子之文，可知矣。
子墨子谓公孟子曰：“丧礼：君与父母、妻、后子死，三年丧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数月之丧。或以不丧之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公孟子曰：“国
译孔子的大义微言，条理万千，都是口头传授给弟子的。如果向外传播，引导世人，大体上是以三年之丧、亲迎、立命这三项为主。对于士大夫，则用礼乐来辅助。所以墨子极力反驳孔子的主张，有意进行攻击诘难，必定先针对这几项义理。而《非乐》、《非命》有专门的篇章，短丧薄葬也有特别的制度，这些义理是最相反的。然而，如果三年之丧、亲迎，确实是先王的制度，那么墨子必定会称颂三代圣王，既不能说是儒家的制度，更不敢肆意诋毁，说它们是违背情理、愚昧愚蠢的大奸大恶了。认为“其礼”就是现在的《礼经》，那么《礼经》是孔子所作，而不是周公的文章，这是毫无疑问的。正好可以借异教的攻击言辞，来阐明圣人的制作。《学记》说“官员先从事务，士人先立志”。王子垫问孟子，“士人做什么事？”孟子回答“崇尚志向”。所以墨翟讥讽孔子背离根本、抛弃事务，而安于怠惰傲慢。孔子不言利，担忧道义而不担忧贫穷。孟子阐发这一点，说“何必说利”？董仲舒也说“不谋求利益”。所以墨子攻击孔子怠于劳作，陷入饥寒，危于冻馁。更加可以想见颜回箪食瓢饮、居于陋巷，曾子声音如金石，原宪肘见踵决的高尚节操。大概孔教中践行道义的多是这样，所以墨子讥讽他们。至于说富人有丧事，就大为喜悦，认为是饮食之道，几乎类似于近时僧道斋醮的做法，这固然是异教攻击诋毁的言辞，但可见当时富贵之家，多遵从孔子的教化。因为父子天性，触动至仁，所以无不乐意实行三年之丧。既然遵从丧服，就使用其礼仪。其礼仪极其繁复，不是孔子后学每日习练礼仪的人，不能通晓，所以丧家必定延请孔子后学，来主持礼仪、护持丧事并供养他们。所以墨家以此作为诽谤。然而更加可以考证孔学传教，以三年之丧为得力。西方罗马，丧服也用两周年，人心相同，所以人们容易遵从。今天正依赖墨子的这篇文章，得以考证孔子传教的方法。“高拱下视，会噎为深”，孔学的容貌如绘，都可以反过来得到印证。
墨子在孔子之后，有意争夺教派，所以攻击孔子无所不至。竟然说孔子帮助白公作乱，但白公在晏子之后，时代不同，至于诬蔑孔子帮助田常叛乱，请求讨伐的道义，有《论语》可以证明。至于说子路剥人衣服来买酒，孔子为了苟活而不得，这是里巷骂人的话，无需辩驳。子贡不曾辅佐孔悝。阳虎、佛肸不是弟子。墨教诋毁诬蔑，不可听闻，有德行的人不忍出口，而墨子却说了，这个人乖僻偏谬，不必讨论其学术的是非了。墨翟如此倒戈，孟子、荀子怎能不挥臂争辩？韩愈却说孔子必定任用墨子，墨子必定任用孔子，两家弟子互相攻击，不是两位老师本来的道理，真是妄言。韩愈在《非儒篇》大概没有用心吧？墨家的谬误，像桀的狗吠尧，本来不足为怪，但当时争夺教派的情状可见了。
叶公子高向仲尼问政，说：“善于为政的人怎么做？”仲尼回答说：“善于为政的人，使疏远的人亲近，使陈旧的事物更新。”子墨子听说后说：“叶公子高没有问对问题，仲尼也没有答对。叶公子高难道不知道善于为政的人使疏远的人亲近，使陈旧的事物更新吗？他问的是怎么做。不用别人不知道的去告诉别人，用别人知道的去告诉，所以叶公子高没有问对问题，仲尼也没有答对。”（《墨子耕柱》）
疏远的人必定遗忘，所以应当亲近；陈旧的事物必定败坏，所以应当更新。史佚告诫成王，希望君王亲近百姓。《康诰》告诫康叔，“使百姓更新”。《大学》甚至希望“日日新”。伊尹说“使用新的，去除旧的”。后世疏远百姓，拘泥固守旧法，所以导致败亡。这是论政极其精妙的言论。墨子有意攻击孔子，所以无论什么说法，都产生排斥打击。
公孟子说：“好。我听说，说‘宿善者不祥’。请让我去掉帽子，换上章甫帽，再拜见夫子，可以吗？”子墨子说：“请就以此相见吧。”（《墨子公孟》）
换上章甫帽而后相见，是抛弃儒服而故意遵从墨教。公孟子未必如此，墨子自己点缀，以显示能夺取儒家后学归附墨教。
子墨子说：聪明的人，必定尊崇天、侍奉鬼、爱人、节用，符合这些就是聪明了。现在你说：孔子精通《诗》、《书》，明察礼乐，详知万物，而说可以当天子。这是数着人的牙齿，而认为富有。（《墨子公孟》）
墨子轻视《诗》、《书》、礼乐如此，那么《诗》、《书》、礼乐是孔子的文章，可以知道了。
子墨子对公孟子说：“丧礼：君主和父母、妻子、后子死，服三年丧；伯父、叔父、兄弟，服一年丧；族人，服五月丧；姑母、姐姐、舅舅、外甥，都有数月的丧期。或者在不守丧的间隙，诵读《诗》三百篇，弦歌《诗》三百篇，歌唱《诗》三百篇，舞蹈《诗》三百篇。如果用你的话，那么君子哪天听政，庶人哪天从事劳作？”公孟子说：“国
乱则治之，治则为礼乐。国治则从事，国富则为礼乐。”子墨子曰：“国之治。（卢云此下脱‘治之故治也’五字）治之废，则国之治亦废。国之富也，从事故富也，从是废则国之富亦废。故虽治国，劝之无餍，然后可也。今子曰，国治则为礼乐，乱则治之，是譬犹噎而穿井也，死而求医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薾为声乐，不顾其民，是以身为刑僇，国为戾虚者，皆从此道也。”（《墨子公孟》）
译国家混乱就治理它，治理好就制礼作乐。国家安定就从事生产，国家富裕就制礼作乐。”墨子说：“国家之所以安定，（卢云认为此处脱漏‘治之故治也’五字）是因为治理它，所以国家才安定。如果废弃了治理，那么国家的安定也就随之废弃。国家之所以富裕，是因为从事生产，所以国家才富裕，如果废弃了从事生产，那么国家的富裕也就随之废弃。因此，即使是已经安定的国家，也要不停地鼓励（生产），然后才可以。现在你说，国家安定就制礼作乐，国家混乱就治理它，这好比是噎住了才去挖井，死了才去求医。古代夏商周三代的暴君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沉迷于声乐，不顾念他们的百姓，因此自身遭受刑罚杀戮，国家沦为废墟，都是遵循这种道理造成的。”
公孟子曰“无鬼神”，又曰“君子必学祭祀”。子墨子曰：“执无鬼而学祭祀，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墨子公孟》）
（儒者未尝言无鬼神，而公孟子言之。未知是墨子藉以自张其说否？墨子主张明鬼，立意难儒，大义所在，故欲自专其义也。）
公孟子谓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丧为非，子之三月之丧亦非也。”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丧非三月之丧，是犹果谓撅者不恭也。”公孟子谓子墨子曰：“知有贤于人，则可谓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贤于人，而愚岂可谓知矣哉？”公孟子曰：“三年之丧，学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婴儿子之知，独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号而不止。此其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则儒者之知，岂有以贤于婴儿子哉？”子墨子曰：“问于儒者，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子墨子谓程子曰：“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不必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毁儒也！”子墨子曰：“儒固无此各四政者，而我言之，则是毁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则非毁也，告闻也。”（《墨子公孟》）
（“子之三月之丧”，盖墨子改制。以三年之制与三月比，譬于裸谓撅不恭，则孔子所改至明矣。攻儒者之知等于婴儿，此孟子所为攻以无父，岂为过哉？）
夫弦歌鼓舞以为乐，盘旋揖让以修礼，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淮南子泛论训》）（淮南时尚能考出孔子学派及墨子攻儒之实。）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为有，益盖尝尚观于先王之书。先王之书，所以出国家，布施百姓者，宪也。先王之宪，亦尝有曰福不可请，而祸不可讳，敬无益，暴无伤者乎？所以听狱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尝有曰福不可请，祸不可讳，敬无益，暴无伤者乎？所以整设师旅，进退师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尝有曰福不可请，祸不可讳，敬无益，暴无伤者乎？是故子墨子言曰：吾当未盐（此“尽”字之讹）数，天下之良书不可尽计数。大方论数，而五者是也。今虽毋求执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亦可错乎？今用执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义。覆天下之义者，是立命者也。（《墨子非命》）
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后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传流矣，今故先王对之。”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何以知之？”（同上）
（命为孔子一大义。《论语》“死生有命”，“赐不受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六经称命尤多。故墨子攻之。藉异教之攻词，证孔门之大义，益知罕言之非也。《论语》“子罕言利与”为句，若“命与仁达”为句。“巷党”，则《礼记曾子问》孔子与老聃“助葬于巷党”，本是地名，“达”字属上读至明。墨子之《书经》，盖有宪、有刑、有誓矣。孔子言命，何尝不言祸福？“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何尝知命而谓敬无益，谓暴无伤乎？有意攻难，殆不足辨也。）
今惟毋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君死，丧之三年，父母死，丧之三年，妻与后子死者，五皆丧之三年。然后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同期），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数，则毁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巉，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劲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
译公孟子说：“没有鬼神”，又说：“君子一定要学习祭祀”。墨子说：“坚持认为没有鬼神却又要学习祭祀，这就好比没有客人却学习待客的礼节，又好比没有鱼却编织鱼网。”（《墨子·公孟》）
（儒家未曾说过没有鬼神，而公孟子却这样说。不知道这是墨子借机来宣扬自己的学说吗？墨子主张明鬼，立意在于驳斥儒家，这是大义所在，所以想要独占这一道理。）
公孟子对墨子说：“您认为三年的丧礼是不对的，您主张的三个月的丧礼也是不对的。”墨子说：“您认为三年的丧礼不对，从而否定三个月的丧礼，这就好比说弯腰是不恭敬一样。”公孟子对墨子说：“如果知道有比人更贤能的存在，就可以称为‘知’吗？”墨子说：“愚昧的人也有比常人更贤能的地方，但愚昧的人难道可以称为‘知’吗？”公孟子说：“三年的丧礼，是学习我们思念父母的情感。”墨子说：“婴儿的智慧，只是思念父母罢了；如果父母不在身边，就会哭号不停。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就是极度的愚昧。那么儒者的智慧，难道比婴儿更贤能吗？”墨子问儒者：“为什么要作乐？”儒者说：“作乐是为了快乐。”墨子说：“您没有回答我。现在我问：为什么要建造房屋？回答说：冬天避寒，夏天避暑，房屋是为了区分男女。这样您就告诉了我建造房屋的原因。现在我问：为什么要作乐？回答说：作乐是为了快乐，这就好比问：为什么要建造房屋？回答说：建造房屋是为了房屋。”墨子对程子说：“儒家的道足以使天下败亡的，有四项政令。儒家认为天不明察，鬼神不灵验，天和鬼神不高兴，这就足以使天下败亡。又实行厚葬久丧，多做棺椁，多备衣衾，送死如同迁徙，哭丧三年，搀扶着才能起身，拄着拐杖才能行走，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见，这就足以使天下败亡。又弹琴唱歌、击鼓起舞，习练声乐，这就足以使天下败亡。又认为命运是存在的，贫富寿夭、治乱安危都有定数，不可增减，在上位的人实行它，就不必处理政事了，在下位的人实行它，就一定不从事劳作了，这就足以使天下败亡。”程子说：“太严重了！先生诋毁儒家啊！”墨子说：“如果儒家本来没有这四项政令，而我却说有，那就是诋毁。现在儒家本来就有这四项政令，而我指出它，那就不是诋毁，而是告知见闻。”（《墨子·公孟》）
（“您主张的三个月的丧礼”，大概是墨子的改制。将三年的制度与三个月相比，譬如说裸体弯腰是不恭敬，那么孔子所改动的就非常明显了。攻击儒者的智慧等同于婴儿，这正是孟子攻击儒家无父的原因，难道过分了吗？）
弹琴唱歌、击鼓起舞作为音乐，盘旋揖让来修习礼仪，厚葬久丧来送死，这些都是孔子所确立的，而墨子反对它们。（《淮南子·泛论训》）（淮南子时代尚能考证出孔子学派以及墨子攻击儒家的实情。）
然而现在的天下士人君子，有的认为命运是存在的，为什么不曾向上观察先王的书籍呢？先王的书籍，用来治理国家、布施百姓的，是宪令。先王的宪令，也曾说过福气不可祈求，灾祸不可回避，恭敬没有益处，暴虐没有伤害吗？用来审理案件、制定刑罚的，是刑法。先王的刑法，也曾说过福气不可祈求，灾祸不可回避，恭敬没有益处，暴虐没有伤害吗？用来整顿军队、进退师徒的，是誓词。先王的誓词，也曾说过福气不可祈求，灾祸不可回避，恭敬没有益处，暴虐没有伤害吗？所以墨子说：我还没有一一列举，天下的好书不可尽数。大致论述起来，这五类就是。现在即使不去寻求主张有命运者的言论，不一定能得到，不也可以搁置吗？现在如果采用主张有命运者的言论，就是颠覆天下的道义。颠覆天下道义的，就是确立命运的人。（《墨子·非命》）
现在主张有命运的人说：“我不是为后世凭空造作，自从过去的夏商周三代就有这样的言论流传下来，现在先王也对应着这样说。”我说：“主张有命运的人，难道不知道过去的三代有圣善之人吗？还是说过去的三代有暴虐不肖之人，怎么知道的呢？”（同上）
（命运是孔子的一个大义。《论语》中‘死生有命’，‘赐不受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六经中称述命运尤其多。所以墨子攻击它。借助异教的攻击言辞，证明孔门的大义，更加知道很少谈论命运是不对的。《论语》‘子罕言利与’为一句，若‘命与仁达’为一句。‘巷党’，则《礼记·曾子问》中孔子与老聃‘助葬于巷党’，本是地名，‘达’字属上读非常明白。墨子所见的《书经》，大概有宪令、有刑法、有誓词。孔子谈论命运，何尝不谈论祸福？‘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何尝知道命运就认为恭敬没有益处，认为暴虐没有伤害呢？有意攻击辩难，大概不值得辩驳。）
现在假如以厚葬久丧作为政令。君主死了，丧期三年，父母死了，丧期三年，妻子和继承人死了，五类人都丧期三年。然后伯父、叔父、兄弟、庶子，他们的（丧期相同），族人，五个月，姑母、姐姐、外甥、舅舅都有规定的月数，那么毁伤身体就一定有制度了。使得面容凹陷憔悴，脸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强劲，无法使用。又说“上等士人
操丧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饥约，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胜计也，此其为败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众，譬犹使人负剑，而求其寿也，众之说无可得焉。（《墨子节葬》）
译如果按照这种丧礼，必定要扶着才能站起来，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这样共同守丧三年。如果依照这种法令，实行这种道义，即使人们饥寒交迫，也会像这样（守丧），因此百姓冬天抵御不了寒冷，夏天抵御不了暑热，因劳苦、疾病而死的人，多得无法计算，这确实严重破坏了男女之间的正常交往。凭借这种做法来求得民众的支持，就好像让人背着剑去追求长寿一样，民众归附的说法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孔子立义本父子，故制三年丧；教人敦厚，故久丧为传教第一义。墨子爱无差等，故薄父子；重生贵用，故短丧。至以败男女之交攻孔子，尤为异谬。则以时当战国王公欲众其民，故墨子所首攻孔子者在此。）
程繁问于子墨子曰：“‘圣王不为乐。’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琴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聆缶之乐。今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此譬之犹马驾而不税，弓张而不弛，无乃非有血气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尧、舜有茅茨者，且以为礼，且以为乐。汤放桀于大水，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又修九《招》。武王胜殷杀纣，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乐，命曰《驺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汤。成汤之治天下也，不若尧、舜。故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观之，乐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圣王无乐，此亦乐已，若之何其谓圣王无乐也？”子墨子曰：“圣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饥而食之者智也，因为无智矣。今圣王有乐而少，此亦无也。”（《墨子三辨》）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刍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今王公大人，虽无造为乐器，以为事乎国家，非直掊潦水、拆壤垣而为之也，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笙竽之声。譬之若圣王之为舟车也，即我弗敢非也。古者圣王亦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舟车，既以成矣，曰：“吾将恶许用之？”曰：“舟用之水，车用之陆，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万民出财赍而予之，不敢以为戚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则乐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则当用乐器，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得乎？即我以为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国即攻小国，有大家即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不可禁止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天下之乱也，将安可得而治与？即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今王公大人，惟毋处高台厚榭之上而视之，钟犹是延鼎也，弗撞击，将何乐得焉哉？其说将必撞击之。惟勿撞击，将必不使老与迟者。老与迟者，耳目不聪明，股肱不毕强，声不和调，明不转朴，将必使当年，因其耳目之聪明，股肱之毕强，声之和调，眉之转朴。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之事。今王公大人惟毋为乐，亏夺民衣食之时，以拊乐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今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既已具矣，大人锈然奏而独听之，将何乐得焉哉？其说将必与贱人不与君子。与君子听之，废君子听治。与贱人听之，废贱人之从事。今王公大人惟毋为乐，亏夺民之衣食之财以拊乐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昔者齐康公兴乐《万》，《万》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曰“食饮不美，面目颜色不
译孔子确立道义以父子关系为根本，所以制定了三年丧礼；教导人们敦厚，所以长期守丧是传播教义的首要原则。墨子主张爱没有等级差别，所以轻视父子亲情；重视生命、崇尚实用，所以缩短丧期。至于用败坏男女关系来攻击孔子，尤其显得奇异荒谬。这是因为当时正值战国时期，王公贵族想要增加人口，所以墨子首先攻击孔子的地方就在这里。
程繁向墨子问道：“‘圣王不制作音乐。’从前诸侯疲倦于处理政务，就通过钟鼓之乐来休息；士大夫疲倦于处理政务，就通过竽琴之乐来休息；农夫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疲倦时就通过聆听瓦缶之乐来休息。现在您说‘圣王不制作音乐’，这好比马驾在车上却不卸套，弓拉开却不松弛，恐怕这不是有血气的人所能做到的吧？”墨子说：“从前尧、舜住茅草屋，既把它当作礼仪，也把它当作快乐。商汤把夏桀放逐到大水边，环顾天下自立为王，事业成功，功业建立，没有大的后患，于是沿用先王的音乐，又自己创作音乐，命名为《濩》，又修治九篇《招》。周武王战胜殷商杀死纣王，环顾天下自立为王，事业成功，功业建立，没有大的后患，于是沿用先王的音乐，又自己创作音乐，命名为《象》。周成王沿用先王的音乐，命名为《驺虞》。周成王治理天下，不如武王；武王治理天下，不如成汤；成汤治理天下，不如尧、舜。所以他们的音乐越繁复，他们的治理就越差。由此看来，音乐并不是用来治理天下的。”程繁说：“您说圣王没有音乐，这已经是音乐了，怎么能说圣王没有音乐呢？”墨子说：“圣王的命令，是多还是少？饮食的利益，知道饿了才去吃是明智的，因为不知道饿了所以没吃，就是没有明智。现在圣王有音乐但很少，这也算是没有。”（《墨子三辨》）
墨子说，仁者的事业，一定要致力于谋求天下的利益，消除天下的祸害，并将此作为天下的法则。对人有利吗？就做。对人不利吗？就停止。况且仁者为天下谋划，不是为了自己眼睛所喜爱的，耳朵所快乐的，嘴巴所甘美的，身体所安适的。如果因此损害掠夺百姓衣食的财物，仁者是不会做的。所以墨子之所以反对音乐，并不是认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的声音不快乐；并不是认为雕刻彩绘的颜色不美丽；并不是认为牛羊猪狗煎烤的味道不甜美；并不是认为高台厚榭深邃的居所不安适。虽然身体知道它安适，嘴巴知道它甜美，眼睛知道它美丽，耳朵知道它快乐，然而上考察不符合圣王的事迹，下衡量不符合万民的利益，所以墨子说“制作音乐是不对的”。现在王公大人，即使不制作乐器，用来处理国家事务，不仅仅是像舀起积水、拆毁土墙那样容易，就一定会向万民征收重税，用来制作大钟、鸣鼓、琴瑟、笙竽的声音。这好比圣王制作舟车，我就不敢反对。古时候圣王也曾向万民征收重税，用来制作舟车，已经制作完成了，说：“我将在哪里使用它们呢？”回答说：“船在水上使用，车在陆地上使用，君子可以休息双脚，小民可以休息肩背。”所以万民拿出财物资助他们，不敢因此怨恨，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反过来符合百姓的利益。那么乐器如果也反过来符合百姓的利益像这样，我就不敢反对。然而当时使用乐器，百姓有三种忧患：饥饿的人得不到食物，寒冷的人得不到衣服，劳累的人得不到休息。这三者是百姓的大忧患。那么当时如果去撞大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并挥舞干戚，百姓衣食的财物将从哪里得到呢？我认为这未必能行。意思是舍弃这些。现在有大国就攻打小国，有大家族就征伐小家族，强暴掠夺弱小，人多欺凌人少，欺诈愚弄愚蠢，尊贵傲慢轻视卑贱，寇乱盗贼同时兴起，无法禁止。那么当时如果去撞大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并挥舞干戚，天下的混乱，将怎么能治理呢？我认为这未必能行。所以墨子说：暂且试着向万民征收重税，用来制作大钟、鸣鼓、琴瑟、竽笙的声音，以求谋求天下的利益，消除天下的祸害，却没有任何补益。所以墨子说“制作音乐是不对的”。现在王公大人，假如坐在高台厚榭之上观看，钟还像延鼎那样，不去撞击，将得到什么快乐呢？他们的说法一定是去撞击它。如果不撞击，就一定不让年老和迟缓的人去做。年老和迟缓的人，耳目不灵敏，四肢不健全，声音不和谐，眼神不灵活，就一定会让正值壮年的人去做，凭借他们耳目的灵敏，四肢的健壮，声音的和谐，眉眼的灵活。让男子去做，就耽误了男子耕种庄稼的时机。让妇女去做，就耽误了妇女纺纱织布的事情。现在王公大人假如制作音乐，损害掠夺百姓衣食的时机，用来演奏音乐像这样多，所以墨子说“制作音乐是不对的”。现在大钟、鸣鼓、琴瑟、竽笙的声音，已经具备了，大人庄重地演奏而独自聆听，将得到什么快乐呢？他们的说法一定是与贱人一起听，不与君子一起听。与君子一起听，就耽误了君子处理政务。与贱人一起听，就耽误了贱人从事劳作。现在王公大人假如制作音乐，损害掠夺百姓衣食的财物，用来演奏音乐像这样多，所以墨子说“制作音乐是不对的”。从前齐康公兴起《万》乐，《万》乐的人不能穿粗布短衣，不能吃糠糟，说“饮食不精美，面容气色不
足视也，衣服不美，身体从容丑羸不足观也”，是以食必粱肉，衣必文绣。此掌不从事乎衣食之财，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毋为，亏夺民衣食之财，以拊乐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今人固与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异者也，今之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裤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强听治，即刑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尝数天下分事，而观乐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此其分事也；农夫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升粟，此其分事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多治麻丝葛绪捆布縿，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朝暮退，听狱治政，是故国家乱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是故仓廪府库不实。今惟毋在乎农夫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升粟，不足。今惟毋在乎妇人说乐而听之，即不必能夙兴夜寐，纺绩织，多治麻丝葛绪，捆布縿，是故布縿不兴。曰：“孰为大人之听治而废国家之从事？”曰：“乐也。”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书》，《汤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其刑，君子出丝二卫，小人否。似二伯黄径。乃言曰：呜乎！舞佯佯，嘉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降之百搜，其家必坏丧。”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从饰乐也。于《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万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诚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在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墨子非乐》）
译脚是给人看的，衣服不华美，身体举止丑陋瘦弱，不值得观看”，因此吃饭一定要吃精美的肉食，穿衣一定要穿绣花的锦绣。这些掌管的人不从事衣食财物的生产，却靠吃别人的东西为生。所以墨子说，现在的王公大人如果不做，就会亏夺百姓衣食的财物，用来制作音乐竟然这么多。所以墨子说“制作音乐是不对的”。现在人本来与禽兽、麋鹿、飞鸟、昆虫是不同的，现在的禽兽、麋鹿、飞鸟、昆虫，凭借它们的羽毛做成衣服皮裘，凭借它们的蹄爪做成鞋袜，凭借它们的水草作为饮食，所以即使让雄性不耕种种植，雌性也不纺纱织布，衣食的财物本来就已经具备了。现在人与这些不同。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生存，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就不能生存。君子不努力听取政令治理国家，刑法政事就会混乱；平民不努力从事劳作，财物用度就会不足。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认为我的话不对，那么姑且列举天下分工的事情，来看看音乐的害处。王公大人早上上朝晚上退朝，审理案件治理政事，这是他们的分工；士人君子竭尽四肢的力量，集中思考的智慧，对内治理官府，对外征收关市、山林、水泽的利益，来充实粮仓府库，这是他们的分工；农夫早出晚归，耕种种植，多积聚粮食，这是他们的分工；妇人早起晚睡，纺纱织布，多处理麻丝葛线，捆扎布匹，这是他们的分工。现在如果王公大人喜欢音乐而听它，就一定不能早上上朝晚上退朝，审理案件治理政事，所以国家混乱而社稷危险。现在如果士人君子喜欢音乐而听它，就一定不能竭尽四肢的力量，集中思考的智慧，对内治理官府，对外征收关市山林水泽的利益，来充实粮仓府库，所以粮仓府库不充实。现在如果农夫喜欢音乐而听它，就一定不能早出晚归，耕种种植，多积聚粮食，粮食就会不足。现在如果妇人喜欢音乐而听它，就一定不能早起晚睡，纺纱织布，多处理麻丝葛线，捆扎布匹，所以布匹不兴盛。问：“谁因为大人听政而废除了国家的劳作？”答：“是音乐。”所以墨子说“制作音乐是不对的”。怎么知道是这样呢？说：先王的《书》，《汤之官刑》中有记载，说：“经常在宫中跳舞，这就叫做巫风。它的刑罚，君子要缴纳二卫的丝，小人则不缴纳。像二伯黄径那样。于是说：唉！跳舞轻浮，美好的言辞显著，上帝不再保佑，九州因此灭亡！上帝不顺从，降下百种灾祸，他的家必定败亡。”考察九州之所以灭亡的原因，只是由于装饰音乐。在《武观》中说：“启于是放纵享乐，在野外饮食，将将铭苋磬用力敲击，沉溺于酒，在野外饮食，《万》舞整齐，名声传到天上，上天因此不效法。”所以上面的天鬼不保佑，下面的万民没有利益。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如果真的想要谋求天下的利益，除去天下的祸害，对于音乐这种东西，就不能不禁止和停止。
乐者，圣王之所非也，而儒者为之过也。（《墨子佚文》）──右墨学攻儒。
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托老子以攻儒耳。箸书之老子与孔子不同时，无缘相攻辨。）
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庄子齐物论》）
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却曲，无伤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庄子人间世》）
无趾语老聃曰：“孔丘之于至人，其未邪？彼何宾宾以学子为？彼且蕲以诡幻怪之名闻，不知至人之以是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者？解其桎梏，其可乎？”无趾曰：“天刑之，安可解？”（《庄子德充符》）
枝于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庄子骈拇》）
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毕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矣。（《庄子在宥》）
夫子问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辩者有言曰：离坚白，若县寓。若是，则可谓圣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执狸之狗成思，猿狙之便自山林来。丘！予告若，而所不能闻，与而所不能言。”（《庄子天地》）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卬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瞒然惭，俯而不对。有间，为圃者曰：“子奚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为圃者曰：“子非夫博学以拟圣，于于以盖众，独弦哀歌以卖名声于天下者乎？汝方将忘汝神气，堕汝形骸，而庶几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同上）
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十二经以说。老聃中其说，曰：“大谩，愿闻其要。”孔子曰：“要在仁义。”老聃曰：“请问仁义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老聃曰：“请问何谓仁义？”孔子曰：“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老聃曰：“意！几乎后言。夫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则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若击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乱人之性也。”（《庄子天道》）
孔子西游于卫。颜渊问师金曰：“以夫子之行，为奚如？”师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穷哉。”颜渊曰：“何也？”师金曰：“夫刍狗之未陈也，盛以箧衍，巾以文绣，尸祝齐戒以将之。及其已陈也，行者践其首脊，苏
译音乐，是圣王所反对的，而儒者却做得过分了。（《墨子佚文》）——右边是墨家攻击儒家。
老子说：“你所谈论的人，他们的肉体和骨头都已经腐朽了，只有他们的言论还在罢了。况且君子遇到合适的时机就驾车出仕，遇不到合适的时机就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转而行。我听说，高明的商人深深隐藏货物，好像空无一物；君子拥有盛大的德行，容貌却显得愚钝。去掉你的骄气与过多的欲望，去掉你的做作神色与放纵的志向，这些对你的身心都没有益处。我告诉你的，就是这些罢了。”（《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这是假托老子来攻击儒家罢了。著书的老子与孔子不在同一时代，没有理由互相攻击辩驳。）
道被小的成就所遮蔽，言论被华丽的辞藻所遮蔽，所以才有儒家和墨家的是非之争，他们肯定对方所否定的，否定对方所肯定的。（《庄子·齐物论》）
孔子到楚国去。楚国的狂人接舆在孔子门前唱歌，说：“凤凰啊凤凰啊，为什么你的德行如此衰微？未来的时代不可期待，过去的时代不可追回。天下有道，圣人就能成就功业；天下无道，圣人就能保全生命。当今这个时代，仅仅能免于刑罚罢了。福比羽毛还轻，没有人知道去承载；祸比大地还重，没有人知道去躲避。算了吧算了吧！用德行来凌驾于人。危险啊危险啊！画地为牢而强行趋走。迷阳迷阳，不要伤害我的前行；我的前行曲折迂回，不要伤害我的双脚。”山上的树木，因为有用而招致砍伐。膏脂灯火，因为有用而招致煎熬。桂树因为可以吃，所以被砍伐；漆树因为可以用，所以被割取。人们都知道有用的用处，却不知道无用的用处。（《庄子·人间世》）
无趾对老聃说：“孔丘对于至人，难道还差得远吗？他为什么那样恭敬地来学习呢？他想要凭借怪异虚幻的名声来闻名，不知道至人把这种名声当作自己的桎梏吗？”老聃说：“为什么不直接让他把生死看作一条线，把可与不可看作一贯的呢？解除他的桎梏，可以吗？”无趾说：“这是上天对他的刑罚，怎么可以解除呢？”（《庄子·德充符》）
拘泥于仁爱的人，拔擢德行而堵塞本性，以此来收取名声，让天下人像吹笙鼓乐一样来奉行那些无法企及的法度，这不对吗？曾参和史�2就是这样的。（《庄子·骈拇》）
下面有夏桀、盗跖，上面有曾参、史�2，于是儒家和墨家全部兴起，从此喜怒互相猜疑，愚笨与智慧互相欺骗，善与恶互相非议，虚妄与诚信互相讥讽，天下就衰败了。（《庄子·在宥》）
孔子向老聃问道：“有人治理大道好像互相背离，把不可说成可，把不然说成然。辩者有话说：‘离坚白’，就像悬挂在屋檐下一样。像这样，可以称为圣人吗？”老聃说：“这是互相更易、被技艺所束缚，使形体劳累、心神惊恐的人。捕狐狸的狗变得痴呆，猿猴的敏捷是从山林中得来的。丘！我告诉你，那些你听不到的，和你说不出的。”（《庄子·天地》）
子贡到楚国游玩，返回晋国，经过汉水南岸，看见一位老人，正要给菜园浇水，挖地道进入井中，抱着水瓮出来灌溉，用力很多而成效很少。子贡说：“这里有种机械，一天可以浇灌一百块田，用力很少而成效很多，先生不想用吗？”种菜的人抬头看着他，说：“怎么样？”子贡说：“凿木做成机械，后重前轻，提水像抽水一样，快得像沸水翻滚，它的名字叫槔。”种菜的人愤怒地变了脸色笑着说：“我听我的老师说，有机械就一定有机巧的事，有机巧的事就一定有机巧的心。机巧的心存在胸中，那么纯白就不完备。纯白不完备，那么心神就不安定。心神不安定的人，是道所不承载的。我不是不知道，只是羞于去做罢了。”子贡惭愧地低下头，不再回答。过了一会儿，种菜的人说：“你是做什么的？”子贡说：“我是孔丘的门徒。”种菜的人说：“你不是那个博学以比拟圣人，洋洋自得以掩盖众人，独自弹琴哀歌以向天下卖弄名声的人吗？你正将忘记你的神气，毁弃你的形体，而差不多接近道了吗？你自己身体都不能治理，哪有空闲去治理天下呢？”（同上）
孔子向西到周王室藏书。子路谋划说：“我听说周朝的征藏史，有个叫老聃的，免职后回家居住。先生想要藏书，就试着去依靠他吧。”孔子说：“好。”去见老聃，而老聃不允许。于是用十二经来游说。老聃听出了其中的要害，说：“太漫无边际了，我想听听它的要点。”孔子说：“要点在于仁义。”老聃说：“请问仁义是人的本性吗？”孔子说：“是的。君子不仁就不能成就，不义就不能生存。仁义，是真正的人的本性，又还要做什么呢。”老聃说：“请问什么叫仁义？”孔子说：“内心平和，兼爱无私，这是仁义的真实情况。”老聃说：“唉！几乎接近后面的话了。那兼爱，不是太迂腐了吗？无私，反而是私。先生如果想让天下不失去它的本性吗？那么天地本来就有常道，日月本来就有光明，星辰本来就有行列，禽兽本来就有群体，树木本来就有直立。先生也顺应德行而行，遵循大道而趋，已经足够了，又为什么急切地高举仁义，好像敲鼓去寻找丢失的孩子呢？唉！先生扰乱了人的本性。”（《庄子·天道》）
孔子向西到卫国去。颜渊问师金说：“以老师的行为，会怎么样？”师金说：“可惜啊！你的老师将会困窘了。”颜渊说：“为什么呢？”师金说：“那草扎的狗在还没有陈列祭祀的时候，用竹箱盛放，用锦绣覆盖，尸祝斋戒来迎接它。等到已经陈列祭祀
者取而衅之而已。将复取而盛以箧衍，巾以文绣，游居寝卧其下，彼不得梦，必且数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陈刍狗，聚弟子游居寝卧其下，故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是非其梦邪？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死生相与邻，是非其眯邪？”（《庄子天运》）
译只是把它取来用血涂祭罢了。如果又把它取来装在箱盒里，用锦绣覆盖，在它的下面游息起居、睡觉躺卧，那它就不会再做梦，必定会多次让人眯眼流泪。如今先生您也取来先王已经陈设过的刍狗，聚集弟子在它的下面游息起居、睡觉躺卧，所以在宋国被砍伐树木，在卫国被抹去足迹，在商、周之地陷入困顿，这难道不是梦吗？在陈国、蔡国之间被围困，七天没有生火做饭，生死就在身边，这难道不是眯眼流泪吗？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数，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使道而可进，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使道而可以告人，则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与人，则人莫不与其子孙。然而不可者，无他也，中无主而不止，外无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于外，圣人不出。由外入者无主于中，圣人不隐。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觏而多责。”
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曌肤，则通昔不寐矣。夫仁义憯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吾子亦放风而动，总德而立矣，又奚杰然若负建鼓而求亡子者邪？”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并同上）
孔子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吊之，曰：“子几死乎”曰：“然。”“子恶死乎？”曰：“然。”任曰：“予尝言不死之道。东海有鸟焉，名曰意怠。其为鸟也，翂翂翐々瑀瑀，而似无能，引援而飞，迫胁而栖，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食不敢先尝，必取其绪。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于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饰知以惊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庄子山木》）
庄子见鲁哀公。哀公曰：“鲁多儒士，少为先生方者。”庄子曰：“鲁少儒。”哀公曰：“举鲁国而儒服，何谓少乎？”庄子曰：“周闻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屦者，知地形；缓佩玦者，事至而断。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为不然，何不号于国中，曰无此道而为此服者，其罪死。”于是哀公号之，五日，而鲁国无敢儒服者。（《庄子田子方》）
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师，故以是非相也，而况今之人乎？（《庄子知北游》）
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辩不能举也。名若儒、墨而凶矣。（《庄子徐无鬼》）
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庄子外物》）
老莱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于彼，修上而趋下，末偻而后耳，视若营四海，不知其谁氏之子？”老莱子曰：“是丘也，召而来。”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与汝容知，斯为君子矣。”（同上）
“鲁人孔丘，闻将军高义，敬再拜谒者。”谒者入通。盗跖闻之，大怒，目如明星，发上指冠，曰：“此夫鲁国之巧伪人孔丘非邪？为我告之：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冠枝木之冠，带死牛之胁；多辞缪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幸于封侯富贵者也。”（《庄子盗跖》）
昔者桓公小白，杀兄入嫂，而管仲为臣；田成子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论则贱之，行则下之，则是儒者伪辞。（并同上）
鲁哀公问于颜阖曰：“吾以仲尼为贞干，国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饰羽而画，从事华辞，以支为旨
译孔子五十一岁时，还没有得道，于是向南到沛地，去见老聃。老聃说：“你来了吗？我听说你是北方的贤人。你也得道了吗？”孔子说：“还没有得到。”老子说：“你在哪里寻求它呢？”孔子说：“我在度数中寻求，五年而没有得到。”老子说：“你又在何处寻求呢？”孔子说：“我在阴阳中寻求，十二年而没有得到。”老子说：“是这样。假使道可以进献，那么人们没有不进献给他们的君主的。假使道可以进奉，那么人们没有不进奉给他们的亲人的。假使道可以告诉别人，那么人们没有不告诉他们的兄弟的。假使道可以给予别人，那么人们没有不给予他们的子孙的。然而不能这样做，没有别的原因，内心没有主宰就不能停留，外面没有准则就不能实行。从内心发出的，如果不被外界接受，圣人就不外求。从外界进入的，如果内心没有主宰，圣人不隐藏。名，是公用的器物，不可多取。仁义，是古代帝王暂住的旅舍，只可以住一晚，不可以长久居住。遇见了却多所指责。”
孔子见到老聃，谈论仁义。老聃说：“扬起的糠秕迷住眼睛，天地四方就会变换位置；蚊虻叮咬皮肤，整夜都无法入睡。仁义惨烈，扰乱我的心，没有比这更大的祸乱了。你让天下人不丧失他们的质朴，你也顺应风气而动，总括德行而立身，又何必那样突出地像背着大鼓去寻找丢失的孩子呢？”
孔子对老聃说：“我研究《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很久了，谁知道它们的缘故。向七十二位君主进言，论述先王之道，阐明周公、召公的事迹，没有一个君主采纳。人们难以说服到了极点！难道道难以阐明吗？”老子说：“幸运啊！你没有遇到治世的君主。六经，是先王留下的陈迹，难道是产生这些痕迹的原因吗？现在你所说的，还只是痕迹。痕迹，是鞋子踩出来的，但痕迹难道就是鞋子吗！”
孔子被围困在陈、蔡之间，七天没有生火做饭。太公任前去慰问他，说：“你差点死了吗？”孔子说：“是的。”“你厌恶死吗？”孔子说：“是的。”太公任说：“我曾说过不死之道。东海有一种鸟，名叫意怠。它作为鸟，飞得缓慢无力，好像没有能力，靠着同伴牵引而飞，紧贴着同伴栖息，前进不敢走在前面，后退不敢落在后面，进食不敢先尝，一定吃剩下的。因此它的行列不被排斥，外人终究不能伤害它，从而免于祸患。笔直的树木先被砍伐，甘甜的井水先被汲干。你大概是修饰智慧来惊动愚昧，修养自身来显露污浊，光明磊落得像高举日月而行，所以不能免于祸患。”
庄子拜见鲁哀公。哀公说：“鲁国多儒士，很少奉行先生之道的人。”庄子说：“鲁国少儒。”哀公说：“整个鲁国都穿儒服，为什么说少呢？”庄子说：“我听说，儒者戴圆帽的，知晓天时；穿方鞋的，知晓地形；佩戴玉玦的，事情到来就能决断。君子有道的，不一定穿儒服；穿儒服的，不一定有道。您如果认为不是这样，为什么不号令全国，说没有这种道却穿这种衣服的人，判死罪。”于是哀公号令，五天，鲁国没有人敢穿儒服。
君子像儒、墨那样以师法为准则，所以用是非来互相攻讦，何况现在的人呢？
道所统一的，德不能使之相同。智慧所不能知道的，辩论不能列举。像儒、墨那样争名，就凶险了。
儒者凭借《诗》、《礼》来发掘坟墓。大儒传话道：“东方天亮了，事情怎么样？”小儒说：“还没解开裙带，嘴里有珠子。”“《诗》中本来就有这样的话：‘青青的麦子，生长在丘陵坡地，活着不布施，死了为什么含着珠子？’”接着他的鬓发，压住他的头。儒者用金椎撬开他的下巴，慢慢分开他的脸颊，“不要伤到嘴里的珠子”。
老莱子的弟子出去砍柴，遇见仲尼，回去报告说：“有个人在那里，上身修长而下身短促，弯腰驼背而后耳突出，眼神好像要经营四海，不知道他是谁家的孩子？”老莱子说：“这是丘，叫他来。”仲尼到了。老莱子说：“丘！去掉你的矫揉造作和你的容止智巧，这就成为君子了。”
“鲁国人孔丘，听说将军高义，恭敬地再拜拜见。”通报的人进去通报。盗跖听了，大怒，眼睛像明星，头发竖起顶起帽子，说：“这就是鲁国那个巧伪的人孔丘吗？替我告诉他：你编造言语，妄称文王、武王；戴着树枝做的帽子，系着死牛肋骨做的带子；多言谬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来迷惑天下的君主，使天下的学士，不回归他们的根本，妄作孝弟，而侥幸求得封侯富贵。”
从前桓公小白，杀兄娶嫂，而管仲做他的臣子；田成子常杀君窃国，而孔子接受他的币帛。言论上轻视他们，行为上却屈从他们，这就是儒者的虚伪言辞。
鲁哀公问颜阖说：“我把仲尼当作栋梁，国家会有好转吗？”颜阖说：“危险啊！仲尼正在装饰羽毛而绘画，从事华丽的辞藻，把支离破碎当作主旨
，忍性以视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女与？予颐与？误而可矣。今使民离实学伪，非所以视民也。为后世虑，不若休之，难治也。”施于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贾不齿。（《庄子列御寇》）
译克制自己的本性来观察百姓，却不被百姓知晓和信任，这不过是内心的自我满足和精神的自我主宰罢了，哪里足以用来治理百姓呢！那些东西适合你吗？适合我吗？即使错了也就罢了。现在让百姓背离真实而学习虚伪，这不是观察百姓的正确方法。为后世考虑，不如停止这种做法，因为这样难以治理。”施恩于人却念念不忘，这不是像上天那样普遍布施。商贾不屑于这样做。
宋阳里华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与而朝忘，在涂则忘行，在室则忘坐，今不识先，后不识今。阖室毒之。谒史而卜之，弗占。谒巫而祷之，弗禁。谒医而攻之，弗已。鲁有儒生，自媒能治之。华子之妻子，以居产之半请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封兆之所占，非祈请之所祷，非药石之所攻。吾试化其心，变其虑，庶几其瘳乎？”于是试露之而求衣，饥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传世，不以告人。试屏左右，独与居室七日。”从之，莫知其所施为也，而积年之疾，一朝都除。华子既悟，乃大怒，黜妻罚子，操戈逐儒生。宋人执而问其以。华子曰：“囊吾忘也，荡荡然不觉天地之有无。今顿识，既往数十年来，存亡得失，哀乐好恶，扰扰万绪起矣。吾恐将来之存亡得失、哀乐好恶之乱吾心如此也，须臾之忘，可复得乎？”（《列子周穆王》）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壮而有迷罔之疾，闻歌以为哭，视白以为黑，飨香以为朽，尝甘以为苦，行非以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无不倒错者焉。杨氏告其父曰：“鲁之君子多术艺，将能已乎？汝奚不访焉。”其父之鲁，过陈，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证。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于是非，昏于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觉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倾一乡，一乡之迷，不足倾一国，一国之迷。不足倾天下。天下尽迷，孰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尽知汝子，汝则反迷矣。哀乐、声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况鲁之君子，迷之邮者，焉能解人之迷哉！”（同上）
曩吾修《诗》、《书》，正礼乐，将以治天下，遗来世，非但修一身，治鲁国而已。而鲁之君臣，日失其序，仁义益衰，性情益薄。此道不行一国与当年，其如天下与来世矣？吾始知《诗》、《书》礼乐无救于治乱，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列子仲尼》）
昔有昆弟三人，游齐、鲁之间，同师而学，进仁义之道而归。其父曰：“仁义之道若何？”伯曰：“仁义使我爱身而后名。”仲曰：“仁义使我杀身以成名。”叔曰：“仁义使我身名并全。”彼三术相反，而同出于儒，孰是孰非邪？（《列子说符》）
杨朱曰：原宪窭于鲁，子贡殖于卫。原宪之窭损生，子贡之殖累身。然则窭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乐生，可在逸身。故善乐生者不窭，善逸身者不殖。（《列子杨朱》）
孔子明帝王之道，应时君之聘，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受屈于季氏，见辱于阳虎，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圣者，生无一日之欢，死有万世之名。名者，固非实之所取也，虽称之弗知，虽赏之弗知，与株块无以异矣。（同上）
世之学术者说人主，不曰乘威严之势，以困奸邪之臣，而皆曰仁义惠爱而已矣。世主美仁义之名，而不察其实，是以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韩非子奸劫弑臣》）
或问儒者曰：“方此时也，尧安在？”其人曰：“尧为天子。”然则仲尼之圣尧奈何？圣人明察在上位，将使天下无奸也。今耕渔不争，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韩非子难一》）
襄子围于晋阳中，出围，赏有功者五人，高赫为赏首。张孟谈曰：“晋阳之事，赫无大功，今为赏首，何也？”襄子曰：“晋阳之事，寡人国危，社稷殆矣，吾群臣无有不骄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礼，是以先之。”仲尼闻之曰：“善赏哉，襄子赏一人，而天下为人臣者，莫敢失礼矣。”或曰：仲尼不知善赏矣。夫善赏罚者，百官不敢侵职，群臣不敢失礼，上设其法而下无奸诈之心，如此，则可谓善赏罚矣。使襄子于晋阳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无国，晋阳无君也，尚谁与守哉？
译宋国阳里有个叫华子的人，中年得了健忘症，早上拿到的东西晚上就忘了，晚上得到的东西早上就忘了，在路上就忘了走路，在屋里就忘了坐着，现在不认识过去的事，后来也不认识现在的事。全家人都为此感到痛苦。去请史官占卜，没有结果；去请巫师祈祷，没有灵验；去请医生治疗，没有痊愈。鲁国有个儒生，自我推荐说能治好这病。华子的妻子和儿子，用家产的一半请求他拿出药方。儒生说：“这本来就不是占卜能预测的，不是祈祷能感应的，也不是药物能攻治的。我试着改变他的心思，转变他的思虑，或许能痊愈吧？”于是儒生试着让他裸露身体然后让他求衣，让他饥饿然后让他求食，让他处在黑暗中然后让他求光明。儒生高兴地对华子的儿子说：“病可以治好了，但是我的秘方世代相传，不告诉别人。试着让左右的人避开，单独和我在屋里待七天。”他们听从了，没有人知道儒生做了什么，但多年的疾病，一天之内全都消除了。华子清醒后，非常愤怒，休弃妻子，惩罚儿子，拿着戈追逐儒生。宋国人抓住他问其中的缘故。华子说：“从前我健忘的时候，空空荡荡地感觉不到天地的存在。现在突然清醒，过去几十年来，生存死亡、得失、哀乐、好恶，各种纷乱的思绪都涌上心头。我担心将来生存死亡、得失、哀乐、好恶这样扰乱我的心，片刻的健忘，还能再得到吗？”
秦国人逢氏有个儿子，小时候聪明，长大后却得了迷惑错乱的病，听到歌声以为是哭声，看到白色以为是黑色，闻到香味以为是腐朽味，尝到甜味以为是苦味，把错误的行为当作正确的。他意念所指向的地方，天地四方，水火寒暑，没有不颠倒错乱的。杨朱告诉他的父亲说：“鲁国的君子多有技艺，或许能治好吧？你为什么不前去拜访呢。”他的父亲前往鲁国，路过陈国，遇见老子，于是告诉老子他儿子的病症。老子说：“你怎么知道你儿子迷惑呢？现在天下的人，都迷惑于是非，昏乱于利害，同样有病的人很多，本来就没有觉悟的人。况且一个人的迷惑，不足以倾覆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迷惑，不足以倾覆一个乡里，一个乡里的迷惑，不足以倾覆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迷惑，不足以倾覆天下。天下都迷惑，谁能倾覆它呢？假使天下的人，心里都明白你儿子的状况，那你反而迷惑了。哀乐、声色、气味、是非，谁能判定它们的标准呢？况且我的话未必不是迷惑，何况鲁国的君子，是更加迷惑的人，怎么能解除别人的迷惑呢！”
从前我修习《诗》、《书》，端正礼乐，打算用来治理天下，留给后世，不仅仅是修养自身，治理鲁国而已。但是鲁国的君臣，一天天失去秩序，仁义越来越衰微，性情越来越淡薄。这种道在一个国家和当代都推行不了，那对于天下和后世又怎么样呢？我开始知道《诗》、《书》礼乐对治乱没有补救作用，却不知道用来革新的方法。
从前有三兄弟，在齐国、鲁国之间游学，同拜一个老师学习，进学仁义之道后回家。他们的父亲说：“仁义之道是怎样的？”大哥说：“仁义让我爱惜自身而后追求名声。”二哥说：“仁义让我牺牲自身来成就名声。”三弟说：“仁义让我自身和名声都保全。”这三种主张相反，却都出自儒家，哪个对哪个错呢？
杨朱说：原宪在鲁国贫穷，子贡在卫国经商致富。原宪的贫穷损害了生命，子贡的致富累赘了自身。那么贫穷也不可以，致富也不可以，那可行的在哪里？回答说：可行在于乐于生存，可行在于安逸自身。所以善于乐于生存的人不贫穷，善于安逸自身的人不致富。
孔子阐明帝王之道，回应时君王的聘请，在宋国被砍伐树木，在卫国被消除足迹，在商、周之地困顿，在陈、蔡被围困，在季氏那里受屈辱，在阳虎那里受侮辱，忧惧不安直到死去，这是天生百姓中惶急不安的人。那四位圣人，活着没有一天的欢乐，死后有万世的名声。名声，本来就不是实际所追求的，虽然称赞他也不知道，虽然赏赐他也不知道，和树桩土块没有区别了。
世上的学者游说君主，不说凭借威严的权势，来困住奸邪的大臣，而都说只要仁义惠爱罢了。君主喜欢仁义的名声，而不考察它的实际，因此大的方面国家灭亡自身死亡，小的方面土地削减君主卑微。
有人问儒者说：“在这个时候，尧在哪里？”那人说：“尧是天子。”那么孔子的圣明比尧怎么样？圣人明察在上位，将使天下没有奸邪。现在耕种捕鱼不争抢，陶器不粗劣，舜又用什么德行来教化？舜补救败坏的局面，那就是尧有失误。认为舜贤明就否定了尧的明察，认为尧圣明就否定了舜的德化，不能两者兼得。
赵襄子在晋阳被围困，解围后，赏赐有功的五个人，高赫是赏赐的首位。张孟谈说：“晋阳的事情，高赫没有大功，现在作为赏赐的首位，为什么呢？”襄子说：“晋阳的事情，我国家危在旦夕，社稷几乎灭亡，我的群臣没有不骄傲轻侮的，只有高赫没有失去君臣的礼节，所以把他排在前面。”孔子听说后说：“襄子赏赐得好啊，襄子赏赐一个人，而天下做臣子的人，没有敢失去礼节的。”有人说：孔子不知道什么是好的赏赐。善于赏罚的人，百官不敢侵越职权，群臣不敢失去礼节，上面设立法令而下面没有奸诈的心思，这样，就可以说是善于赏罚了。假使襄子在晋阳时，命令不能执行，禁令不能制止，那是襄子没有国家，晋阳没有君主，还和谁一起守城呢？
今襄子于晋阳也，知氏灌之，曰灶生蛙，而民无反心，是君臣亲也。襄子有君臣亲之泽，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犹有骄侮之臣，是襄子失罚也。为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则赏。今赫仅不骄侮，而襄子赏之，是失赏也。明主赏不加于无功，罚不加于无罪。今襄子不诛骄侮之臣，而赏无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赏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赏。（同上）
译如今赵襄子在晋阳时，智氏用水灌城，城中灶台生出青蛙，但百姓没有反叛之心，这是因为君臣关系亲密。赵襄子拥有君臣亲密的恩泽，掌握着令行禁止的法度，却仍有傲慢轻侮的臣子，这是赵襄子未能执行刑罚。作为臣子，趁着时势建立功业就应受赏。如今高赫仅仅没有傲慢轻侮，赵襄子就赏赐他，这是赏赐不当。英明的君主，赏赐不施加于无功之人，刑罚不施加于无罪之人。现在赵襄子不诛杀傲慢轻侮的臣子，却赏赐没有功劳的高赫，赵襄子的善于赏赐体现在哪里呢？所以说：孔子不懂得什么是善于赏赐。
人主者，说辩察之言，尊贤抗之行，故夫作法术之人，立取舍之行，别辞争之论，而莫为之正。是以儒服带剑者众，而耕战之士寡。（《韩非子问辩》）
今学者皆道书策之颂语，不察当世之实事，曰：上不爱民，赋敛常重，则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乱。此以为足其财用以加爱焉，虽轻刑罚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韩非子六反》）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韩非子五蠹》）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藉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同上）
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善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儒者饰辞曰：听吾言则可以霸王。此说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韩非子显学》）
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顺之道也。（《韩非子忠孝》）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韩非者，出儒学，兼墨学、法术，而实同于老学，故攻儒最甚，即以《诗》、《书》、《礼》、《乐》为虱，儒家之蠹，未有甚于韩非者。）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太史谈是黄、老学，故尊道而抑儒。）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史记太史公自序》）
（太史谈虽受易于杨何，然本为黄、老学，性好简易，畏经传之繁，故以为太博而过劳也。）
黯常毁儒，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史记汲郑列传》）（汲黯是黄、老学者，亦攻儒。）
世之学老子者则黜儒学，儒学亦黜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为是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文、景之世，尚黄、老，故老学大盛。于时墨学已衰，故与儒争教者，惟有老学也。故在武帝博士弟子未立以前百年，为儒、老互争之世。
右老学攻儒。）
孔子改制考 卷16
○儒墨争教交攻考（昌黎谓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二家相攻，非二师之道本然。干言哉！孔子开教在先，道无不包。墨子本其后学，乃自创新教，锐夺孔席以自立，所以攻难者无不至。所谓蠹生于木，而自喙其木耶？挟坚苦之志，侠死之气，横厉无前，不数十年，遂与儒分领天下，真儒之劲敌也。攻儒者亦未有过墨者矣。王肃之攻康成，阳明之攻朱子，皆后起争胜之习，墨子真其类也。孟、荀之力辟，岂能已哉，岂能已哉！昌黎真干言也！今别着交攻之言，亦犹汉史存楚、汉大案云耳。）
公孟子谓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丧为非，子之三日之丧亦非也（三日当为三月）。”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丧非三日之丧，是犹果（当为裸）谓撅者不恭也。”（《墨子公孟》）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公孟子固善于攻，而墨子乃不特善攻而且善守也。）
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告
译君主喜好辩察的言辞，尊崇贤能刚直的行为，因此那些创立法术的人，确立取舍的标准，辨别争论的言论，却没有人为他们纠正。所以穿儒生衣服、佩带剑的人很多，而从事耕战的人很少。
现在的学者都称道典籍中的颂扬之语，不考察当世的实际情况，说：君主不爱惜百姓，赋税经常沉重，那么财用不足而百姓恐惧君主，所以天下大乱。他们认为只要满足百姓的财用并加以爱护，即使减轻刑罚也可以治理好国家。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儒生用文辞扰乱法制，侠士用武力违犯禁令，而君主却同时礼遇他们。这就是导致混乱的原因。
因此，混乱国家的习俗，其中的学者称颂先王的道理，借重仁义，讲究服饰容貌，修饰辩说，用来怀疑当世的法制，使君主之心产生二意；那些谈论古代的人，设立诈术，假借外力，来成就私利，而抛弃国家的利益。
现在的儒生游说君主，不善于说明当今用来治理国家的方法，却谈论已经治理好国家的功绩；不审查官方法度的事务，不考察奸邪的情况，却都称道上古的传说，赞誉先王的成功。儒生修饰言辞说：听从我的话就可以成就霸业王业。这种游说者就像巫祝一样，有法度的君主是不会接受的。
臣说：孔子本来就不懂得孝悌忠顺的道理。
韩非是韩国的公子，喜好刑名法术的学问，而其根本归于黄帝、老子。韩非口吃，不善于言谈，但擅长著书，与李斯一起侍奉荀卿，李斯自认为不如韩非。韩非看到韩国削弱，多次上书劝谏韩王。韩王不能采纳。于是韩非痛恨治国不致力于修明法制，掌握权势来驾驭臣下，富国强兵，反而去寻求任用贤人，反而提拔浮华淫邪的蛀虫，让他们凌驾于有功绩的人之上；认为儒生用文辞扰乱法制，而侠士用武力违犯禁令，宽松时就宠幸有名望的人，紧急时就使用披甲戴盔的武士；现在所供养的不是所任用的，所任用的不是所供养的。
（韩非出自儒学，兼采墨学、法术，而实际上与老学相同，所以攻击儒学最厉害，就把《诗》、《书》、《礼》、《乐》当作虱子，儒家的蛀虫，没有比韩非更厉害的了。）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符合无形的大道，足以滋养万物。它的方术，顺应阴阳的大顺，采纳儒、墨的优点，撮取名、法的要点，随着时代迁移，顺应事物变化，建立风俗施行事务，没有不适宜的。宗旨简约而容易操持，事务少而功效多。儒生却不是这样，认为君主是天下的表率，君主倡导而臣下附和，君主先行而臣下跟随，这样君主就劳累而臣下安逸。至于大道的要领，去除刚强和羡慕，贬抑聪明，放弃这些而任用方术。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形体过度劳累就会败坏，形体和精神都骚动不安，想要与天地一样长久，是没有听说过的事。
（太史公的父亲太史谈信奉黄、老之学，所以尊崇道家而抑制儒家。）
儒生以六艺作为法则。六艺的经传数以千万计，累世不能通晓其学问，当年不能穷究其礼仪。所以说：广博而缺乏要领，劳苦而功效很少。
（太史谈虽然从杨何那里学习《易》，但根本是黄、老之学，喜好简易，畏惧经传的繁杂，所以认为太广博而过于劳苦。）
汲黯经常诋毁儒生，当面触犯公孙弘等人，认为他们心怀欺诈、装饰智巧，来迎合君主以取悦容身。
（汲黯是黄、老学者，也攻击儒生。）
世上学习老子的人就排斥儒学，儒学也排斥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难道是因为这个吗？
（文、景年间，崇尚黄、老，所以老学非常兴盛。当时墨学已经衰落，所以与儒学争夺教化地位的，只有老学。所以在武帝设立博士弟子之前的一百年，是儒、老互相争夺的时代。
以上是老学攻击儒学。）
孔子改制考 卷16
○儒墨争教交攻考（韩愈说孔子必定会任用墨子，墨子必定会任用孔子，两家互相攻击，并非两位老师本来的道理。真是千言万语啊！孔子开创教化在先，道理无所不包。墨子本是他的后学，却自己创立新教，锐意进取夺取孔子的席位以自立，所以攻击诘难无所不至。所谓蛀虫生于树木，而自啮其木啊？怀着坚苦的志向，侠死的勇气，横厉无前，不到几十年，就与儒学分领天下，真是儒学的劲敌。攻击儒学的也没有超过墨子的。王肃攻击康成，阳明攻击朱子，都是后起争胜的习气，墨子真是这类人。孟子、荀子极力辟驳，怎么能停止呢，怎么能停止呢！韩愈真是千言万语啊！现在另外记载交攻的言论，也就像汉史保存楚、汉大案一样罢了。）
公孟子对墨子说：“你认为三年的丧礼不对，你的三天的丧礼也不对（三天应当是三月）。”墨子说：“你认为三年的丧礼不对三天的丧礼，这就像裸体的人说撅者不恭敬一样。”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公孟子固然善于攻击，而墨子不仅善于攻击而且善于防守。）
二三子回复墨子说：“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