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改制考 卷11
（太史公，董生嫡传。《春秋》之学，皆有口说相传，故深知孔子托古改制之义。）
明《春秋》之道亦通于三王，非主假周以为汉制而已。（《公羊》桓三年何注）（夏、殷、周三统，皆孔子所托，故曰“非主假周”也。）
昔者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后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丧以为仁也、义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丧以为非仁义、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则相非，行即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于此乎后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墨子节葬》）
（厚葬久丧，孔子之制，当时未有定论。墨子攻之为言相非，行相反，则儒教托古之义不待辨。）
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韩非子显学》）
（孔子称尧舜五服五章，山龙藻火，大章《韶乐》，而墨子称尧舜土阶茅茨，夏葛冬裘，所谓取舍不同也，皆自谓真尧、舜。可见当时托古于先王之风，韩非犹及知之。）
且夫世之愚学，皆不知治乱之情，讘讠夹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韩非子奸劫弑臣》）
夫称上古之传，颂辩而不悫，道先王仁义而不能正国者，此亦可以戏，而不可以为治也。（《韩非子外储说左》）
《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为辞，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闻，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繁露楚庄王》）
（孔子之作《春秋》，托新王以改制，而其于世事，则欲人之法先王，岂不自相剌谬？不知改制者，孔子之隐志；法先王者，《春秋》之托词。在当时莫知其故。自后世口说微言，流布天下，改制之义既彰，僻者乃有“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之说，盖犹未明托之义，反以为口实而相难也。）
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史记秦始皇纪》）
（“侯”字疑“子”字之误，盖谓诸子并作，道古虚言，皆托先王以非当世也。）
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干》焉。《坤》、《干》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礼记礼运》）
（夏、殷之礼皆无征，而仅得《坤》、《干》之义，夏时之等。何为尚有此琐碎丧祭之典，如《檀弓》所杂称引者？然则为儒者之称托，何疑？）
《春秋》王鲁，托隐公以为始受命王，因仪父先与隐公盟，可假以见褒赏之法。（《公羊》隐元年何注）（此发诸侯归命、新王蒙褒之制，孔子托此以见义。）
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公羊》定元年传）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
（孟子书多称引尧、舜，故言性善，亦托之尧、舜，以明其旨。董子亦言性善。盖皆公羊家言也。）
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史记五帝本纪》）
（系姓古无之。孔子吹律定姓。《大传》系之以姓而不殊，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然也，则夏、殷已不然。盖孔子特立托之五帝耳。《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言殷阳周阴，详言之。此谓顾弟弗深考，时时见于他说，又谓非深思知意，难为浅见寡闻者道，又谓其所表见皆不虚，更以坚人之信。史公盖深知托古之旨矣。）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
译（太史公是董仲舒的嫡传弟子。《春秋》的学问都有口头传授，所以他深知孔子借古改制的主旨。）
阐明《春秋》的道理也通晓夏、商、周三代的王者之道，并非主要借周朝的制度来为汉朝制定法度而已。（《公羊传》桓公三年何休注）（夏、殷、周三代的统绪，都是孔子所依托的，所以说“并非主要借周朝”。）
从前三代圣王去世后，天下失去了道义。后世的君子，有的把厚葬久丧看作是仁爱、道义和孝子应该做的事，有的把厚葬久丧看作是不仁爱、不道义、不是孝子应该做的事。这两派人，言论互相非议，行为完全相反。都说我尊崇并效法尧、舜、禹、汤、文、武的道，但言论却互相非议，行为却完全相反，因此后世的君子，都对这两派人的言论感到疑惑。（《墨子·节葬》）
（厚葬久丧，是孔子制定的制度，当时并没有定论。墨子攻击它，说言论互相非议，行为相反，那么儒家依托古人的主旨就不需要辩驳了。）
孔子和墨子都推崇尧、舜，但取舍不同，都自称是真正的尧、舜。尧、舜不会再复活，让谁来判定儒、墨谁是真的呢？（《韩非子·显学》）
（孔子称颂尧舜的五服五章，山龙华纹，大章《韶乐》，而墨子称颂尧舜的土阶茅屋，夏穿葛衣冬穿皮裘，这就是所谓的取舍不同，都自称是真正的尧、舜。可见当时依托先王的风气，韩非还能知道。）
况且世间的愚昧学者，都不了解治乱的情理，夸夸其谈地多诵读古代的书，来扰乱当世的治理。（《韩非子·奸劫弑臣》）
那些称引上古的传说，言辞华丽而不诚实，谈论先王的仁义却不能使国家安定的人，这也只能当作戏言，不可以用来治理国家。（《韩非子·外储说左》）
《春秋》对于世事，善于复古，讥讽改变常道，想要人们效法先王。然而夹杂着一句话：“王者必须改制。”偏狭的人拿这话作为借口，说：“古代如果可以遵循，先王的道为什么不相沿袭？”世人被这种说法迷惑，从而怀疑正道而相信邪说，这是很令人担忧的。（《春秋繁露·楚庄王》）
（孔子作《春秋》，依托新王来改制，而对于世事，则想要人们效法先王，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不知道改制是孔子的隐微志向；效法先王是《春秋》的依托之词。在当时没有人知道其中的缘故。自从后世的口传微言，流传天下，改制的意义既然彰显，偏狭的人才有“先王的道为什么不相沿袭”的说法，大概还是不明白依托的意义，反而把它作为口实来互相诘难。）
古代天下散乱，没有人能统一，因此诸侯纷纷兴起。言论都推崇古代来危害当今，粉饰虚妄的言论来扰乱事实。人们喜爱自己的私学，以此来非议君主所建立的制度。（《史记·秦始皇本纪》）
（“侯”字疑为“子”字的误写，大概是说诸子纷纷兴起，推崇古代虚妄的言论，都依托先王来非议当世。）
孔子说：我想观察夏代的道，所以到杞国去，但不足以验证，我得到了《夏时》。我想观察殷代的道，所以到宋国去，但不足以验证，我得到了《坤》、《干》。《坤》、《干》的意义，《夏时》的等级，我通过这些来观察。（《礼记·礼运》）
（夏、殷的礼制都没有证据，只得到《坤》、《干》的意义，夏时的等级。为什么还有那些琐碎的丧祭典礼，像《檀弓》所杂引的？那么说是儒者依托，有什么可疑的？）
《春秋》以鲁国为王，依托隐公作为开始受命的王，因为仪父先与隐公结盟，可以借以显示褒赏的法度。（《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注）（这阐发了诸侯归命、新王蒙受褒赏的制度，孔子依托此来显示义理。）
定公、哀公时期多有隐晦的言辞，主人熟悉诵读并询问传文，就不知道自己是有罪的。（《公羊传》定公元年传）孟子主张性善，说话必定称颂尧、舜。（《孟子·滕文公》）
（孟子的书中多称引尧、舜，所以主张性善，也依托尧、舜，来阐明他的主旨。董仲舒也主张性善。大概都是公羊家的言论。）
我阅读《春秋》、《国语》，它们阐发《五帝德》、《帝系姓》，很清楚了！只是没有深入考察。它们所表明的都不虚假。书籍缺失有间隔，它们的遗文却时时在其他说法中出现，如果不爱好学习深入思考，心里领会其意，本来很难向见识浅薄、见闻寡少的人说清楚。（《史记·五帝本纪》）
（系姓古代没有。孔子吹律定姓。《大传》说系之以姓而不殊，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是这样的，那么夏、殷就不是这样了。大概是孔子特意依托五帝。《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说殷阳周阴，详细论述了。这里说只是没有深入考察，时时在其他说法中出现，又说如果不深思知意，难向浅见寡闻者说，又说它们所表明的都不虚假，更用来坚定人们的信心。太史公大概深知依托古人的主旨了。）
太史公说：学者多称颂五帝，崇尚极了。然而《尚书》只记载尧以来的事，而百家谈论黄帝，他们的文章不雅驯，士大夫难以谈论，孔子所传的《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
或不传。（《史记五帝本纪》）
（《五帝德》及《帝系姓》，皆孔子所定。然尧、舜三代，同出黄帝，尧、舜周亲，何舜至耕稼陶渔，尧须明扬侧陋？若夫玄鸟生商，履武降稷，诗人所歌，则皆无父而生，平林寒冰，鸟覆牛腓，决非帝王之家。姓别男女，周道乃然，古无是制，何有系姓？稷母为帝喾元妃，不应逾越挚尧将二百年，乃见用于舜。世疑皆孔子所托，或疑以传疑，故两传之。以理而言，《诗》文可证也。）
译有的没有流传下来。（《史记·五帝本纪》）
（《五帝德》和《帝系姓》，都是孔子所确定的。然而尧、舜以及夏、商、周三代，都出自黄帝，尧、舜与周王室是至亲，为什么舜到了耕种、制陶、捕鱼的地步，而尧却需要明察举荐那些身处卑微的人呢？至于玄鸟生商、踩巨人足迹而生稷，这些是诗人所歌咏的，都是没有父亲而生的；在平林寒冰之中，鸟覆盖牛膝，这绝对不是帝王家的事情。按姓氏区分男女，是周代的制度才这样，古代没有这种制度，怎么会有系联姓氏的说法呢？稷的母亲是帝喾的元妃，不应该越过挚和尧将近二百年，才被舜任用。世人怀疑这些都是孔子所假托的，有的怀疑就传下怀疑，所以两本书都流传下来。从道理上讲，《诗经》的文辞可以证明。）
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孟子公孙丑》）
“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齐疏之服，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为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孟子滕文》）
（三年之丧，为孔子增改之制，托于三代圣王以行之。孟子为孔子后学，故日以推行孔道为事。若本是三代旧制，则鲁自周公、伯禽至平公，滕自叔绣至定公，中间非无贤君，岂敢悖当王定制，何至绝无一人行之？鲁为秉礼，亦无人行之，何也？且自亲臣、重臣、言官盈廷会议具奏，无一人以为可者。若《大周会典》、《大周通礼》，显有此条，且上溯夏、殷《会要》皆有之，百官议奏能引《志》曰，观瞻具在，有不知而公然违悖者乎？与宰我问短丧、齐宣王欲短丧，三说参考之，自悟其为孔子新改之制，托古以为三代矣，而尤莫若此条之明晰。国朝满洲臣工，皆服丧百日。乾隆时舒赫德请令满洲臣工一律服三年丧，不行。舒赫德即孟子也。以今证古，何足异乎？）
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论语宪问》）
（孔子立三年丧之制，而着之于《书》，盖古者高宗尝独行之。孔子托古定制，故推之为古之人皆然。）
子张问曰：《书》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诸？仲尼曰：胡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听于冢宰三年。（《礼记檀弓》）（义同上。）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昔者太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梁惠王》）
（公刘、太王皆非好货好色之君，而孟子乃托之以勉宣王。盖当时人情皆厚古而薄今，儒者之说，又迁远而难于信，故必借古人以为据，然后使其无疑而易于入。此虽孟子引导时君之法，而儒家之善于托古，亦可见矣。《淮南子》所谓故为道者必托之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此类是也。）
古者冠缩缝，今也衡缝，故丧冠之反吉，非古也。（《礼记檀弓》）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绖也者，实也。掘中溜而浴，毁灶以缀足，及葬，毁宗躐行，出于大门，殷道也。学者行之。（《礼记檀弓》）
县子曰：绤衰裳，非古也。（《礼记檀弓》）
质家亲亲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侄。嫡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其双生也，质家据见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后生。（《公羊》隐元年何注）
（质家文家，孔子所托三统之别号。《春秋》诡辞诡实，故不必言夏、殷、周，而曰质家、文家也。）
“讥始不亲迎也”。何注：礼，所以必亲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于庙者，告本也。夏后氏逆于庭，殷人逆于堂，周人逆于户。（《公羊》隐三年传）
（古未有亲迎之礼，盖尊男卑女，从古已然。孔子始发君聘臣，男下女，创为亲迎之义，故于《春秋》着之。何邵公所云夏、殷、周之逆，盖皆儒者假托以为说。不然，亲迎果为三代所有，煌煌巨典，昭布天下，而孔子何为独陈于哀公之前，而公讶其已重，一若闻所未闻者？（见《大戴礼》哀公问于孔子）墨子亦称三代先王，而讥儒者亲迎“祇褍若仆”
译古代棺椁没有固定的规格。中古时期棺厚七寸，椁的厚度与之相称，从天子到平民都如此，这不仅仅是为了外观美观，而是为了充分表达内心的哀思。如果做不到，内心就不会感到满足；如果没有财力，内心也不会感到满足。既然有能力且有财力，古人都会这样做，我为什么偏偏不这样做呢？（《孟子·公孙丑》）
“诸侯的礼仪，我没有学习过。虽然如此，我曾听说过，三年的丧期，穿粗麻布丧服，喝稀粥，从天子到平民，夏、商、周三代都是这样做的。”然友回报了使命，定下了三年的丧期。父兄和百官都不愿意，说：“我们的宗国鲁国的先君没有实行过，我们的先君也没有实行过。”（《孟子·滕文公》）
（三年的丧期，是孔子增改的制度，假托于三代圣王来推行。孟子作为孔子的后学，所以每天以推行孔道为事。如果这原本是三代的旧制，那么鲁国从周公、伯禽到平公，滕国从叔绣到定公，中间并非没有贤明的君主，怎么敢违背当世王者的定制，以至于绝无一人实行呢？鲁国是秉持礼制的国家，也没有人实行，这是为什么呢？况且从亲近的大臣、重臣到言官，满朝会议并上奏，没有一个人认为可行的。如果《大周会典》、《大周通礼》中明显有这一条，并且上溯夏、殷的《会要》也有记载，百官议奏能够引用《志》说，证据确凿，会有不知道而公然违背的吗？将宰我问缩短丧期、齐宣王想缩短丧期，以及这三种说法对照参考，自然明白这是孔子新改的制度，假托古代说是三代的制度，而尤其没有比这一条更明晰的了。本朝满洲臣工，都服丧百日。乾隆年间舒赫德请求让满洲臣工一律服三年丧，没有实行。舒赫德就是孟子。以今证古，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子张说：《尚书》说“高宗守丧，三年不说话”，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何止是高宗？古代的人都是这样。国君去世，百官各自总领自己的职责，听命于冢宰三年。（《论语·宪问》）
（孔子确立三年丧的制度，并记载在《尚书》中，大概是因为古代高宗曾经独自实行过。孔子假托古代确立制度，所以推演为古代的人都是这样。）
子张问说：《尚书》说“高宗三年不说话，说话后大家才欢呼”，有这回事吗？孔子说：怎么会不是这样呢？古代天子去世，王世子听命于冢宰三年。（《礼记·檀弓》）（意义同上。）
齐宣王说：“我有毛病，我喜欢财物。”孟子回答说：“从前公刘喜欢财物。《诗经》说：‘于是积蓄粮食，于是装满仓库，于是包裹干粮，装入袋囊，想着收敛武力以显光辉，拉开弓矢，拿起干戈戚扬，于是开始启程。’所以居住的人有积蓄的仓库，出行的人有包裹的袋囊，然后才可以开始启程。大王如果喜欢财物，与百姓共享，对于称王有什么困难呢？”齐宣王说：“我有毛病，我喜欢美色。”孟子回答说：“从前太王喜欢美色，宠爱他的妃子。《诗经》说：‘古公亶父，清晨骑马，沿着西水岸边，来到岐山脚下，带着姜女，一起来看房屋。’在那个时候，国内没有怨女的，国外没有旷夫的。大王如果喜欢美色，与百姓共享，对于称王有什么困难呢？”（《孟子·梁惠王》）
（公刘、太王都不是喜欢财物和美色的君主，而孟子却假托他们来勉励宣王。大概是因为当时的人情都厚古薄今，儒者的学说又迂远而难以让人相信，所以必须借古人作为依据，然后使他们没有疑虑而容易接受。这虽然是孟子引导当时君主的方法，而儒家善于假托古代，也可以看到了。《淮南子》所说的‘所以为道的人必须假托神农、黄帝然后才能让人接受’，就是这类情况。）
古代帽子是缩缝的，现在帽子是横缝的，所以丧帽反过来像吉帽，这不是古代的做法。（《礼记·檀弓》）
小时候取名，成年取字，五十岁用伯仲排行，死后取谥号，这是周代的道统。绖带，是实在的。在屋中挖坑洗澡，毁坏灶台来系住脚，等到下葬时，毁坏宗庙越级而行，从大门出去，这是殷代的道统。学者实行这些。（《礼记·檀弓》）
县子说：用细葛布做衰裳，这不是古代的做法。（《礼记·檀弓》）
质家重视亲情，先立妹妹为妻；文家重视尊卑，先立侄子为嗣。嫡子有孙子而死，质家重视亲情先立弟弟，文家重视尊卑先立孙子。如果是双胞胎，质家依据眼前所见立先出生的，文家依据本意立后出生的。（《公羊传》隐元年何休注）
（质家文家，是孔子所假托的三统的不同称号。《春秋》用诡辞掩盖真实，所以不必说夏、殷、周，而说质家、文家。）
“讥讽开始不亲自迎娶”。何休注：礼制，之所以必须亲自迎娶，是为了显示男先于女。在庙里，是为了告祭祖先。夏后氏在庭院迎娶，殷人在堂上迎娶，周人在门口迎娶。（《公羊传》隐三年传）
（古代没有亲自迎娶的礼仪，大概是因为尊男卑女，从古就是这样。孔子才开始提出君聘臣、男下女，创立亲自迎娶的意义，所以在《春秋》中记载。何邵公所说的夏、殷、周的迎娶，大概都是儒者假托来说明的。不然，亲自迎娶果真是三代所有的，如此重大的典制，昭示天下，而孔子为什么唯独在哀公面前陈述，而哀公惊讶于它的隆重，好像闻所未闻一样？（见《大戴礼记》哀公问于孔子）墨子也称赞三代先王，而讥讽儒者亲自迎娶‘恭敬得像仆役’
。盖孔子创制托古耳。）
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所以尊先圣，通三统。师法之义，恭让之礼，于是可得而观之。（《公羊》隐三年何注）
译大概孔子是创制法度而假托古人的罢了。）
二月和三月都有王者。二月，是殷朝的正月。三月，是夏朝的正月。新王保留前两代王族的后裔，让他们奉行各自的历法正朔，穿着各自的服饰颜色，施行各自的礼乐制度，以此来尊崇先代圣人，贯通三统。师法的大义，恭敬谦让的礼制，在这里就可以观察到了。（《公羊传》隐公三年何休注）
（《春秋》于十一月、十二月、十三月皆书王，余则无之。盖三正皆孔子特立，而托之三王。其实秦、汉皆用十月，疑古亦当有因，未必用三正也。）
黄帝之乐曰《咸池》。（《乐纬动声仪》）颛顼之乐曰《五茎》。帝喾之乐曰《六英》。尧乐曰《大章》。
舜乐曰《箫韶》。禹乐曰《大夏》。殷曰《大沄》。周曰《酌》。
孔子曰：《箫韶》者，舜之遗者也。（并同上）
王者治定制礼，功成作乐。未制作之时，取先王之礼乐宜于今者用之。尧曰《大章》，舜曰《箫韶》，夏曰《大夏》，殷曰《大沄》，周曰《大武》，各取其时民所乐者名之。（《公羊》隐五年何注）
（《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礼乐各以其法，象其宜。”又曰：“《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王鲁，绌夏，亲周，故宋，乐宜亲《招》、《武》，故以虞录亲，乐制宜商。”可见孔子托古以定乐制。不然，凡乐律音曲恒易失传，难以传之五百年者。孔子去黄帝、顼、喾已二千余载，尧、舜、夏、商亦千余载，乌得有闻《韶》忘味之理乎？其托无疑矣。）
乐所由来者尚也，必不可废。有节有侈、有正有淫矣，贤者以昌，不肖者以亡。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畜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倡导之。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乃令先为乐倡，乃偃寝，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帝喾命咸黑作为声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倕作为鼙鼓、钟、磬、吹苓、管、埙、篪、鼗、椎钟。帝喾乃令人扌卞，或鼓鼙击钟磬，吹苓展管篪，因令凤鸟、天翟舞之。帝喾大喜，乃以康帝德。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麋躭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瞽叟乃拌五弦之瑟，作以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命延乃拌瞽叟之所为瑟，益之八弦，以为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命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漻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于是命皋陶作为《夏钥》九成，以昭其功。殷汤即位，夏为无道，暴虐万民，侵削诸侯，不用轨度，天下患之。汤于是率六州以讨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宁。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沄》，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周文王处岐，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许。周公旦乃作诗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绳文王之德。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为作《大武》。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故乐之所由来者尚矣，非独为一世之所造也。（《吕氏春秋
译《春秋》在十一月、十二月、十三月都书写“王”字，其余月份则没有。这是因为三种正朔都是孔子特意确立，并假托于三位先王。实际上秦、汉都使用十月作为岁首，怀疑古代也应当有所沿袭，未必真的使用过三种正朔。
黄帝的乐舞叫《咸池》。（出自《乐纬动声仪》）颛顼的乐舞叫《五茎》。帝喾的乐舞叫《六英》。尧的乐舞叫《大章》。
舜的乐舞叫《箫韶》。禹的乐舞叫《大夏》。殷商的乐舞叫《大沄》。周朝的乐舞叫《酌》。
孔子说：《箫韶》是舜遗留下来的。（同上）
君王治理天下、制度确定后制定礼法，功业成就后创作乐舞。在未创制新礼乐的时候，选取先王礼乐中适合当今使用的来沿用。尧叫《大章》，舜叫《箫韶》，夏叫《大夏》，殷叫《大沄》，周叫《大武》，各自取当时百姓所喜爱的名称来命名。（《公羊传》隐公五年何休注）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说：“礼乐各自依据其法度，象征其适宜。”又说：“《春秋》顺应天道从事新王之事，尊鲁为王，贬抑夏，亲近周，故宋，乐舞适宜亲近《招》、《武》，所以以虞录为亲，乐制适宜商。”可见孔子是假托古事来确定乐制。不然的话，凡是乐律音曲常常容易失传，难以流传五百年之久。孔子距离黄帝、颛顼、帝喾已经两千多年，距离尧、舜、夏、商也有一千多年，怎么可能有听到《韶》乐而忘记肉味的道理呢？他是假托古事无疑了。）
乐舞的由来是很久远的，绝对不可废除。其中有节制也有奢侈、有正统也有淫靡，贤明的人因此昌盛，不贤的人因此灭亡。从前古朱襄氏治理天下时，多风且阳气蓄积，万物散乱解体，果实不能成熟，所以士达制作五弦瑟，来招致阴气，以安定众生。从前葛天氏的乐舞，三个人拿着牛尾，顿足歌唱八阕：第一阕叫《载民》，第二阕叫《玄鸟》，第三阕叫《遂草木》，第四阕叫《奋五谷》，第五阕叫《敬天常》，第六阕叫《建帝功》，第七阕叫《依地德》，第八阕叫《总禽兽之极》。从前陶唐氏初起时，阴气过多滞留积聚，水道堵塞，不能顺其本源流动，民气郁结滞着，筋骨收缩不畅，所以制作舞蹈来引导疏通。从前黄帝命令伶伦制作音律。伶伦从大夏以西，来到阮隃的北边，在嶰溪山谷选取竹子，选取中空且厚薄均匀的，截断两节之间，长度三寸九分，吹奏它作为黄钟之宫，吹奏时声音舍少。接着制作十二根竹筒，拿到阮隃山下，听凤凰的鸣叫，以此区分十二律，雄凤的鸣叫为六律，雌凤的鸣叫也为六律，与黄钟之宫相比，完全契合；黄钟之宫，都可以由此产生。所以说黄钟之宫，是律吕的根本。黄帝又命令伶伦和荣将，铸造十二口钟，以调和五音，以演奏英韶之乐，在仲春之月，乙卯之日，太阳在奎宿，开始演奏，命名为《咸池》。帝颛顼出生在若水，居住在空桑，于是登上帝位，顺应天道，正风于是施行，其声音如同熙熙凄凄锵锵。帝颛顼喜爱这种声音，于是命令飞龙制作效法八风之音，命名为《承云》，用来祭祀上帝。于是命令先做乐舞的倡导者，然后躺下，用尾巴敲击腹部，其声音英英。帝喾命令咸黑制作声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倕制作鼙鼓、钟、磬、吹苓、管、埙、篪、鼗、椎钟。帝喾于是让人拍打，有的击鼓敲钟磬，吹奏苓管篪，于是让凤鸟、天翟随之起舞。帝喾非常高兴，于是用来宣扬帝德。帝尧即位，于是命令质制作乐舞。质于是效法山林溪谷的声音来歌唱，于是用麋鹿皮蒙在瓦器上敲击，于是拍打石头敲击石头以模拟上帝玉磬的声音，以此来招致百兽起舞。瞽叟于是将五弦瑟增加弦数，制作成十五弦瑟，命名为《大章》，用来祭祀上帝。舜即位，命令延将瞽叟制作的瑟增加八根弦，制作成二十三弦瑟。帝舜于是命令质修习九《招》、六《列》、六《英》，以彰显帝德。禹即位，为天下勤劳，日夜不懈，疏通大河，决开堵塞，凿开龙门，降低并疏通漻水以引导黄河，疏浚三江五湖，注入东海，以利百姓。于是命令皋陶制作《夏钥》九成，以昭示其功绩。殷汤即位，夏朝无道，暴虐万民，侵削诸侯，不遵守法度，天下人以此为患。汤于是率领六州讨伐桀的罪行，功名大成，百姓安宁。汤于是命令伊尹制作《大沄》，歌唱《晨露》，修习九《招》、六《列》以显示其善政。周文王在岐地，诸侯背离殷商的三种淫乱而辅佐文王。散宜生说：“殷可以讨伐了。”文王不允许。周公旦于是作诗说：“文王在上，光辉昭著于天。周虽然是旧邦，其天命却是新的。”以约束文王的德行。武王即位，率领六师讨伐殷商。六师还未到达，用精锐部队在牧野攻克了殷商。归来后，在京师太室献祭俘虏和割下的左耳，于是命令周公制作《大武》。成王即位，殷民反叛，王命令周公亲自征讨。商人驯服大象，在东夷作恶。周公于是率军追逐他们，直到江南，于是制作《三象》，以赞美其德行。所以乐舞的由来是很久远的，并非仅仅为一个时代所创造。（《吕氏春秋》
古乐》）
（按，孔子三百篇，据大戴《投壶篇》，仅传《关雎》、《卷耳》、《葛覃》、《鹊巢》、《驺虞》、《鹿鸣》、《白驹》、《伐檀》八篇。汉时《上之回》、《艾如张》等乐府，至六朝仅传二十四篇。六朝《子夜》、《清鸠》、《白珝》、《乌栖》等曲，至唐时仅传六十余曲。唐时诗皆入律，旗亭雏鬟，皆歌诗人绝句。至宋时，见吴曾《能改斋漫录》，仅传“黄河远上”一诗之节拍。宋词及《九张机》、《滚拍》，其音节元时已亡。今乐府古音传于今者，只有明嘉靖时之魏良辅，若元时北曲之音节，已亡矣。至于乐律，则隋时苏提婆之龟兹二十八调，宋时已亡。宋时十六调至今已亡，笛孔中勾字一调，今亦亡矣。曲乐之音节要眇，宫商分析，尤易舛错，苟失传人，即不可考。由此推之，乐无能传至五百年者。孔子于黄帝、顼、喾相去二千余年，唐、虞、夏、商亦千余岁，安能传至汉章帝时尚舞六代之乐？其为孔子所托无疑，故墨子敢非之也。）
译（按，孔子所整理的三百篇诗歌，根据《大戴礼记·投壶篇》的记载，仅流传下《关雎》、《卷耳》、《葛覃》、《鹊巢》、《驺虞》、《鹿鸣》、《白驹》、《伐檀》这八篇。汉代时的《上之回》、《艾如张》等乐府诗，到了六朝时期仅流传下二十四篇。六朝时期的《子夜》、《清鸠》、《白珝》、《乌栖》等曲调，到了唐代仅流传下六十多首。唐代时诗歌都讲究格律，酒肆中的歌女，都歌唱诗人的绝句。到了宋代，根据吴曾《能改斋漫录》的记载，仅流传下“黄河远上”这一首诗的节拍。宋词以及《九张机》、《滚拍》等曲调，其音节在元代已经失传。如今乐府古音流传至今的，只有明代嘉靖年间魏良辅所传的曲调，至于元代北曲的音节，已经失传了。至于乐律，隋代苏祗婆的龟兹二十八调，在宋代已经失传。宋代的十六调至今已经失传，笛子孔中对应“勾”字的那一调，如今也已经失传了。曲乐的音节微妙幽深，宫商音阶的分析，尤其容易出错，如果失去了传承的人，就无法考证。由此推断，音乐没有能够传承超过五百年的。孔子距离黄帝、颛顼、帝喾已有两千多年，唐尧、虞舜、夏、商也有千余年，怎么能传到汉章帝时还能舞蹈六代乐舞呢？这显然是孔子假托古人所作，所以墨子敢于非议它。）
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荀子君道》）
（按《论语》、《中庸》、《礼记礼运》称夏礼能言，杞不足征。既不足征，则禹之法度典章，今日安有存乎？此为儒托古无疑矣。）
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诸侯也，未有过封内千里者也。（《荀子强国》）（按，此与孟子所引夏后、殷之盛未有过千里之说，同。）
古者汤以亳，武王以滈，皆以百里之地也。（《荀子议兵》）汤居亳，武王居狖，皆百里之地也。（《荀子正论》）
（按，《孟子》，齐宣王谓文王之囿七十里，孟子谓“于传有之”，则当时事实也。囿既七十里，以百里大国计之，已占其七分，岂复成国哉？当时境地寥廓，随地皆可迁徙，随地皆可垦拓，非有如今日此疆彼界之严也，则非百里明矣。乃孟子谓文王以百里，荀子谓汤、武皆百里之地，可知百里为孔子之制，托古以明之耳。又《贾子新书》，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所谓“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贾子发明孔子制者也。）
凡礼，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祭祀，饰敬也；师旅，饰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由来者也。（《荀子礼论》）
故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谓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荀子礼论》）
（按，事生、送死、祭祀、师旅之礼，国家重典也。既为百王所同，则皇皇巨制，彪曜古今，岂有不知厥由来者哉？何以夏礼、殷礼、杞、宋皆不足征？且既为百王所同，何以墨子所称述者又不同也。至墨子丧制三月，孔子三年，故滕文欲行之，父兄百官皆不欲，援引先君以挠之。不然，是为百王所同，古今一致，滕文行之，百官敢诬先君以不孝者哉？可无疑于孔子托先王者矣。）
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颂声作矣。（《公羊》宣十五年传）
（按《孟子》，貉稽言“吾欲二十而取一”。孟子攻之，盖非孔子中正之制也。古无是制，孔子托之耳。）
“作三军”。《传》曰：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公羊》襄十一年传）
（三代前无是制，孔子托之耳。与《管子法法》之言四士说，同。）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惟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论语泰伯》）
（“民无能名”，固见尧之大，然亦可考见尧无事实流传。凡孔、墨所称，同为托古也。）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史记伯夷列传》）
（按三代以上茫昧无稽，列子所谓若觉若梦若存若亡也。虞、夏之文，舍六经无从考信。韩非言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可见六经中先王之行事，皆孔子托之以明其改作之义。“《诗》、《书》虽缺”句，疑刘歆伪窜。）
孔子曰：殷路车为善而色尚白。（《史记殷本纪》）（董子《三代改制质文》篇详言之。孔子立三统之义。）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
（孔子最尊禅让，故特托尧、舜，已详《孔子特尊尧舜篇》。《韶乐》即孔子所定之乐。《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乐宜亲《韶》、《武》，故以虞录亲乐。非孔子之乐而何？）
儒者称法古而言訾当世，贱所见而贵所闻。（《盐铁论论诽》）
子路问于孔子曰：“请释古之学，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说苑建本》）
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善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韩非子显学》）（儒者道上古，誉先王，托古以易当世也。）
译禹的法度虽然还留存着，但夏朝却未能世代称王。（《荀子·君道》）
（按：《论语》、《中庸》、《礼记·礼运》中说夏朝的礼制虽然有人能说，但杞国不足以作为证据。既然不足以作为证据，那么禹的法度典章，今天哪里还有存留呢？这显然是儒家借古托言无疑了。）
古代百王统一天下，臣服诸侯，没有超过封地内千里范围的。（《荀子·强国》）（按：这与孟子所引用的夏后氏、殷商兴盛时期封地未超过千里的说法相同。）
古代商汤凭借亳地，周武王凭借滈地，都是凭借百里之地起家的。（《荀子·议兵》）商汤居住在亳，周武王居住在狖，都是百里之地。（《荀子·正论》）
（按：《孟子》中，齐宣王说周文王的园林有七十里，孟子说“在传记中有记载”，这是当时的事实。园林既然有七十里，以百里的大国来计算，已经占了七分之七，哪里还能成国呢？当时地域辽阔，随地都可以迁徙，随地都可以开垦拓荒，不像今天这样疆界界限严格，所以并非真的是百里之地。然而孟子说周文王凭借百里之地，荀子说商汤、周武王都是百里之地，可见百里是孔子制定的制度，借古来阐明罢了。又《贾子新书》说，想要天下安定，不如“多封诸侯而削弱他们的力量”，所谓“力量少就容易用道义驱使，国家小就没有邪念”。贾谊阐发的就是孔子的制度。）
大凡礼制，侍奉活人，是修饰欢乐；送葬死者，是修饰悲哀；祭祀祖先，是修饰恭敬；出兵打仗，是修饰威严。这是百王所共同的，古今所一致的，没有人知道它的由来。（《荀子·礼论》）
所以三年的丧礼，是人道中最完备的，这就叫做最隆重。这是百王所共同的，古今所一致的。（《荀子·礼论》）
（按：侍奉活人、送葬死者、祭祀祖先、出兵打仗的礼制，是国家的重要典章。既然是百王所共同的，那么这样宏大的制度，光耀古今，难道会有不知道其由来的人吗？为什么夏礼、殷礼、杞国、宋国都不足以作为证据呢？而且既然是百王所共同的，为什么墨子所陈述的又不同呢？至于墨子的丧制是三个月，孔子的是三年，所以滕文公想要实行，父兄百官都不愿意，援引先君来阻挠他。不然的话，如果是百王所共同、古今一致的，滕文公实行它，百官敢诬蔑先君不孝吗？可以无疑于孔子是借先王来托言了。）
古代实行十分之一的赋税并借民力耕种公田。古代为什么实行十分之一的赋税并借民力耕种公田？十分之一，是天下的中正之道。多于十分之一，就是大桀小桀（暴君）；少于十分之一，就是大貉小貉（野蛮人）。十分之一，是天下的中正之道。实行十分之一的赋税，颂扬的声音就产生了。（《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传）
（按：《孟子》中，貉稽说“我想二十取一”。孟子驳斥他，大概因为这不是孔子的中正制度。古代没有这种制度，是孔子借古托言罢了。）
“建立三军”。《传》说：古代有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公羊传》襄公十一年传）
（三代以前没有这种制度，是孔子借古托言罢了。这与《管子·法法》中关于四士的说法相同。）
孔子说：伟大啊！尧作为君主。崇高啊！只有天最大，只有尧效法它。浩荡啊！百姓无法用言语形容他。（《论语·泰伯》）
（“百姓无法用言语形容”，固然显示出尧的伟大，但也可以考证出尧没有事实流传下来。凡是孔子、墨子所称赞的，都是借古托言。）
读书人记载的典籍极其广博，仍然要考证信实于六艺。《诗》、《书》虽然残缺，但虞、夏的文章还是可以知道的。（《史记·伯夷列传》）
（按：三代以上模糊不清无法考证，就像列子所说的若醒若梦、若存若亡一样。虞、夏的文章，除了六经无从考证信实。韩非说尧、舜不再复活，将让谁来确定儒、墨的真诚呢？可见六经中先王的行事，都是孔子借古来阐明他改革的意义。“《诗》、《书》虽然残缺”这句话，怀疑是刘歆伪造窜入的。）
孔子说：殷朝的路车很好，而崇尚白色。（《史记·殷本纪》）（董仲舒《三代改制质文》篇详细论述了这一点。孔子确立三统的意义。）
孔子评价《韶》乐，说它尽善尽美；评价《武》乐，说它尽美但未尽善。（《论语·八佾》）
（孔子最尊崇禅让，所以特别借尧、舜来托言，已在《孔子特尊尧舜篇》中详细论述。《韶乐》就是孔子所制定的音乐。《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说：《春秋》顺应天意做新王的事情，当时正值黑统，以鲁为王，崇尚黑色，贬抑夏朝，亲近周朝，所以宋国，音乐适宜亲近《韶》、《武》，所以用虞录亲近音乐。如果不是孔子的音乐又是什么呢？）
儒者称赞效法古代而批评当世，轻视所见而珍视所闻。（《盐铁论·论诽》）
子路问孔子说：“请放弃古代的学习，而实行我的意志，可以吗？”孔子说：“不可以。”（《说苑·建本》）
现在的儒者游说君主，不善于当今的治国之道，却谈论已经治理好的功绩，不审查官方法度的事务，不考察奸邪的情况，却都称道上古的传说，称赞先王的成功。（《韩非子·显学》）（儒者称道上古，称赞先王，借古来改变当世。）
据古人以应当世，犹辰参之错，胶柱而调瑟，固而难合矣。孔子所以不用于世，而孟轲见贱于诸侯也。（《盐铁论相刺》）
译拿古人的做法来应对当今的世务，就像辰星与参星错位、胶住琴柱来调瑟一样，固然难以契合。这就是孔子不被当世任用，而孟子被诸侯轻视的原因。
文学守死渣滓之语而终不移。夫往古之事，昔有之语，已可睹矣。（《盐铁论国病》）
今以近世观之，自以目有所见，耳有所闻，世殊而事异。（同上）
（此盖当时攻儒者之托古。然则托古之风，沿袭已久，故人皆得知而攻之也。）
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淮南子要略》）
孔子先反，门人后，雨甚，至。孔子问焉，曰：“尔来何迟也？”曰：“防墓崩。”孔子不应。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者不修墓。”（《礼记檀弓》）
易墓，非古也。（同上）
（葬义，孟子发之至详，不过备棺椁、蔽骸体而已。孔子重魂不重魄，故有庙祭而无墓祭，《记》所谓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是也。门人厚葬颜子，犹非之。盖厚葬修墓，乃是旧制，孔子反言非古，正是托古。）
孔子曰：五帝出，受图箓。（《尚书纬璇机钤》）帝喾以上，朴略难传；唐、虞以来，焕炳可法。（同上）
自三皇以下，天命未去，飨善，使一姓不再命。（《尚书纬帝命验》）
河图曰：“仓帝之治八百二十岁，立戊午蔀。”（《尚书纬运期授》）黄帝冠黄文，白帝冠白文，黑帝冠黑文。（《春秋纬合诚图》）黄帝德冠帝位。
黄帝请问太一长生之道，太一曰：“齐戒六丁，道乃可成。”黄帝布迹，必稽功务法。
黄帝游玄扈洛水上，与大司马容光、左右辅周昌等百二十人临观。凤凰衔图置黄帝前。帝再拜受图。
伏羲龙身，牛首，渠肩，达腋，山准，日角，奯目，珠衡，长九尺有一寸。望之广，视之专。（并同上）尧时气充盛，上感皇天，景星出。（《春秋纬感精符》）
黄帝坐于扈阁，凤凰衔书至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春秋纬》卷三十五）
（黄帝、伏羲皆茫渺无可考，观于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令，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抑非人耶？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予！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可胜观耶？夫黄帝尚矣，女何以为？先生难言之。”（见《大戴礼五帝德》）然则三皇五帝之事，列子所谓若存若亡，若觉若梦，安有上世之遗书，黄白之帝冠，黄帝观凤凰衔图，伏羲之龙身牛首，瑰矞诡琐，如此之实迹耶？其为称托何疑。）
孔子对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不亦鲜乎？”哀公曰：“然则今夫章甫、句屦、绅带而搢笏者，此皆贤乎？”（《大戴记哀公》）
（章甫，句屦，绅带，搢笏，盖孔子所改定之儒服也。《孝经》所谓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孟子所谓服尧之服，此所谓服古之服，皆托也。）文学褒衣博带，窃周公之服。（《盐铁论利议》）
（儒服创自孔子，哀公见而惊问，而云“窃周公之服”，知必孔子之托周公也。）
古者税什一，丰年补败，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谷梁》庄二十八年传）
古者十一，藉而不税，初税亩，非正也。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以公之与民为已悉矣。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谷梁》宣十五年传）
古者立国家，百官具，农工皆有职，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丘作甲，非正也。（《谷梁》成元年传）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孝经卿大夫章》）
（法服者，儒服也。儒服为孔子之服，鲁哀公之问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此云先王，盖孔子托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
（平王东迁而周亡，故孔子作春秋，绌周王鲁，直以春秋为继周之一代，托始于隐公，
译文学固守那些陈腐的言论，始终不肯改变。古代的事情，过去的言论，已经可以看得清楚了。（《盐铁论·国病》）
如今从近世来看，凭借自己眼睛所见的，耳朵所听的，时代不同，世事也就不同了。（同上）
（这大概是当时攻击儒家借古讽今的说法。然而借古讽今的风气，沿袭已久，所以人们都能知晓并加以攻击。）
孔子修习成王、康王的治国之道，传述周公的训诫，用来教导七十位弟子，让他们穿着古代的衣冠，整理古代的典籍，所以儒家的学问由此产生。（《淮南子·要略》）
孔子先走，弟子们随后，雨下得很大，弟子们到了。孔子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弟子们回答说：“坟墓坍塌了。”孔子没有回答。弟子们说了三次。孔子流泪说道：“我听说，古代不修筑坟墓。”（《礼记·檀弓》）
修筑坟墓，不是古代的做法。（同上）
（关于丧葬的道理，孟子阐述得非常详尽，不过是准备棺椁、遮蔽尸骨罢了。孔子重视灵魂而不重视形体，所以有庙堂祭祀而没有坟墓祭祀，《礼记》所说的送形体而去，迎灵魂而返，就是这个意思。弟子们厚葬颜回，孔子尚且反对。大概厚葬和修墓，乃是旧有的制度，孔子反过来说不是古代的做法，正是借古讽今。）
孔子说：五帝出现，接受图箓。（《尚书纬·璇机钤》）帝喾以上，质朴简略难以传述；唐尧、虞舜以来，光明显著值得效法。（同上）
自从三皇以下，天命没有离去，享受善政，使得一个姓氏不再受命。（《尚书纬·帝命验》）
河图说：“仓颉治理天下八百二十岁，设立戊午蔀。”（《尚书纬·运期授》）黄帝戴黄纹冠，白帝戴白纹冠，黑帝戴黑纹冠。（《春秋纬·合诚图》）黄帝的德行冠绝帝王之位。
黄帝请教太一长生之道，太一说：“斋戒六丁，道才可以成就。”黄帝行事，必定考察功效遵循法度。
黄帝在玄扈洛水上游历，与大司马容光、左右辅周昌等一百二十人临水观看。凤凰衔着图放在黄帝面前。黄帝拜了两拜接受图。
伏羲长着龙的身体，牛的头部，宽大的肩膀，通达的腋下，高挺的鼻梁，日形的额角，突出的眼睛，珠状的眉骨，身高九尺一寸。远看宽广，近看专注。（并同上）尧的时候气运充盛，上感皇天，景星出现。（《春秋纬·感精符》）
黄帝坐在扈阁上，凤凰衔着书来到帝前，其中得到五始的文字。（《春秋纬》卷三十五）
（黄帝、伏羲都渺茫无可考证，看宰我问孔子说：“从前我听荣伊令说，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是人呢？还是不是人呢？为什么能到三百年呢？”孔子说：“你！禹、汤、文、武、成王、周公难道值得你观看吗？黄帝尚且久远，你何必问呢？先生难以说清。”（见《大戴礼·五帝德》）那么三皇五帝的事情，就是列子所说的似有若无，似醒似梦，怎么会有上古遗留的书，黄白帝王的冠，黄帝观看凤凰衔图，伏羲的龙身牛首，这样瑰丽奇异琐碎的真实事迹呢？这难道是借古讽今还有什么可疑的。）
孔子回答说：“生活在今天的世道，心向古代的道，处在今天的习俗中，穿着古代的衣服，舍弃这些而做坏事的人，不也很少吗？”哀公说：“那么现在那些戴章甫帽、穿句屦鞋、系绅带、插笏板的人，这些都是贤人吗？”（《大戴记·哀公》）
（章甫，句屦，绅带，插笏板，大概是孔子所改定的儒服。《孝经》所说的不是先王的法服不敢穿，孟子所说的穿尧的衣服，这里所说的穿古代的衣服，都是借古讽今。）文学穿着宽大的衣服和博大的带子，窃取周公的服饰。（《盐铁论·利议》）
（儒服创自孔子，哀公看见而惊问，而说“窃取周公的服饰”，知道一定是孔子借周公之名。）
古代税收十分之一，丰年弥补歉收，不向外求取而上下都充足。（《谷梁传》庄二十八年传）
古代十分之一，借民力而不收税，初税亩，不是正道。古代三百步为里，名叫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占一份。私田庄稼不好就责怪官吏，公田庄稼不好就责怪百姓。初税亩者，不是公家去掉公田，而是按亩十分取一，因为公家与百姓已经都尽力了。古代公田作为居住，井灶葱韭都取用。（《谷梁传》宣十五年传）
古代建立国家，百官齐备，农工都有职事，用来侍奉上级。古代有四种人，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铠甲不是人人所能制作的。丘作甲，不是正道。（《谷梁传》成元年传）
不是先王的法服不敢穿，不是先王的法言不敢说，不是先王的德行不敢行。（《孝经·卿大夫章》）
（法服者，儒服也。儒服为孔子之服，鲁哀公问孔子说：“夫子的衣服，是儒服吗？”这里说先王，大概是孔子借古讽今。）
孔子说：召我的人难道只是徒然吗？如果有用我的人，我大概会成为东周吧！（《论语·阳货》）
（平王东迁而周亡，所以孔子作春秋，贬抑周王尊崇鲁国，直接把春秋作为继周的一代，借古始于隐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