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改制考 卷10
公孟》）
（墨子开口便称禹、汤、文、武，而力攻丧礼三年期月之服。《非儒》篇称为其礼，以此礼专属之儒者，而儒在当时，与杨、墨对举，为孔子教号。（见《儒为孔子创教》及《儒墨对举》。）篇则此礼及《诗》，非孔子所作而何？三百之数，亦符弦诵歌舞，与《礼记王制》、《世子》，学礼学《诗》，可兴可立，乃孔门雅言。而墨子攻之，以为君子无暇听治，庶人无暇从事。反而观之，则《诗》三百为孔子所作，至明据矣。）
译《公孟》篇）
墨子开口便称颂禹、汤、文、武，却极力抨击守丧三年及期月之服。《非儒》篇称其为儒者之礼，以此礼专属儒家，而儒家在当时，与杨朱、墨子并提，作为孔子创立的教派。（参见《儒为孔子创教》及《儒墨对举》。）那么，此礼及《诗》，若不是孔子所作，又会是哪一位呢？三百篇的数量，也符合弦歌诵读、歌舞表演，与《礼记·王制》、《世子》中关于学习礼乐、学习《诗》的记载，能够兴起教化、确立德行，乃是孔门雅正之言。而墨子抨击它们，认为君子无暇听政治国，庶人无暇从事生产。反过来看，则《诗》三百篇为孔子所作，这是极为明显的证据。
《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导于世，岂若三代之盛哉？以《诗》、《春秋》为古之道而贵之，又有未作《诗》、《春秋》之时。（《淮南子泛论训》）
（《春秋》之为孔子作，人皆知之，《诗》亦为孔子作，人不知也。儒者多以二学为教，盖《诗》与《春秋》，尤为表里也。儒者乃循之，以教导于世，则老、墨诸子不循之以教，可知也。《诗》作于文、武、周公、成、康之盛，又有商汤、伊尹、高宗，而以为衰世之造，非三代之盛，故以为非古，非孔子所作而何？）
──右《诗》为孔子所作。
（《书》，旧名。旧有三千余篇，百二十国。今二十八篇，孔子作，伏生所传本是也。
《尧典》、《皋陶谟》、《弃稷谟》、《禹贡》、《洪范》，皆孔子大经大法所存。其文辞自《尧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协和万邦；旸谷、幽都，南讹、朔易；《禹贡》之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底绩，至于衡、漳；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四事交正；皆整丽谐雅，与《易》乾坤卦辞“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乘”，“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略同，皆纯乎孔子之文也。况《尧典》制度巡狩语辞，与《王制》全同，《洪范》五行与《春秋》灾异全同，故为孔子作也。其殷《盘》周《诰》、《吕刑》聱牙之字句，容据旧文为底草，而大道皆同，全经孔子点窜，故亦为孔子之作。）
问说《书》者：“钦明文思”以下，谁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谁也？孔子也。然则孔子鸿笔之人也。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也。鸿笔之奋，盖斯时也。（《论衡须颂》）
（说《书》自“钦明文思”以下，则自《尧典》直至《秦誓》，言全书也。直指为孔子，称为鸿笔，著作于自卫反鲁之时，言之凿凿如此。仲任颇杂古学，何以得此？盖今学家所传授，故微言时露。今得以考知《书》全为孔子所作，赖有此条，仲任亦可谓有非常之大功也。存此，可谓《尚书》为孔子所作之铁案。）
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谓也？（《孟子滕文公》上）
（古之人“若保赤子”，在今《书康诰》中。考墨子动称三代圣王文武，动引《书》，则《康诰》亦墨者公有之物，断不肯割归之于儒。夷子欲援儒入墨，以其道治其身，以彼教之《书》说人，必不见听，引儒书以折儒乃能相服。然则二十八篇之中《康诰》，夷子称为儒者之道，与彼墨教无关，虽为文武之道，实是儒者之道。以此推之，二十八篇皆儒《书》，皆孔子所作，至明。若夫墨子所引之《书》，乃墨子所删定，与孔子虽同名，而选本各殊；即有篇章辞句，取材偶同，而各明其道，亦自大相反。如《墨子兼爱》篇：“周诗曰：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党不偏，其直如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视。”孔子于“王道”四语，乃采之为《洪范》，“其直如矢”四语，采之为《大雅》，而墨子则以为诗。今无从考其是诗是书，要孔、墨之各因旧文，剪裁为《书》，可见矣。若《七患》篇所引：“禹七年水”，“汤七年旱”。皆今《书》所无。若孔《书甘誓》，《墨子明鬼》则作《禹誓》，其中有曰“日中，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命。且尔卿大夫庶人，予非尔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罚也”五语，皆孔《书》所无，盖墨子所定也。若《汤誓》则作《汤说》，是又篇名互岐。若《非乐》所引《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非命》篇所引《禹之总德》有之曰：“允不着，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此皆篇名与辞，皆今《书》所无者。又《非乐》所引汤之《官刑》有之曰：
译《诗经》和《春秋》，是学术中美好的作品，但都是衰微时代的产物。儒者遵循它们，用来教导世人，这哪里比得上夏、商、周三代的盛世呢？把《诗经》和《春秋》当作古代的道而尊崇它们，殊不知还有未曾创作《诗经》和《春秋》的时候。（《淮南子·泛论训》）
（《春秋》是孔子所作，人人都知道；《诗经》也是孔子所作，人们却不知道。儒者大多以这两门学问来教化世人，大概是因为《诗经》与《春秋》互为表里。儒者遵循它们来教导世人，那么老子、墨子等诸子不遵循它们来教化，也就可想而知了。《诗经》产生于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周成王、周康王的盛世，又有商汤、伊尹、高宗等，却认为它是衰微时代的产物，不是三代的盛世，所以认为它不是古道的体现，如果不是孔子所作，那又会是谁呢？）
──以上论述《诗经》为孔子所作。
（《尚书》，是旧称。旧时有三千多篇，涉及一百二十个国家。现在只有二十八篇，是孔子所作，伏生所传的本子就是如此。
《尧典》、《皋陶谟》、《弃稷谟》、《禹贡》、《洪范》，都蕴含着孔子的大经大法。其文辞从《尧典》的“光辉照耀四方，直达天地上下，九族和睦，辨别彰明百姓，协调万国”；“旸谷、幽都，南讹、朔易”；《禹贡》的“整治太原，直到岳阳，覃怀立下功绩，直到衡山、漳水”；“九山开辟道路，九川疏通源头，九泽修筑堤防，四海会聚，六府极好地治理，四事交互端正”；都整齐华丽、和谐典雅，与《易经》乾坤卦辞中的“云行雨施，万物形态各异，大明始终，六位按时乘载”，“云跟随龙，风跟随虎，圣人兴起，万物显现，本源在天者亲近上方，本源在地者亲近下方”大致相同，都是纯正的孔子文风。况且《尧典》中关于制度巡狩的言辞，与《王制》完全相同，《洪范》中的五行与《春秋》中的灾异完全相同，所以是孔子所作。至于殷代的《盘庚》、周代的《诰》、《吕刑》中那些艰涩拗口的字句，或许依据旧文作为底稿，但大道都相同，全经过孔子的删改润色，所以也是孔子的作品。）
问解说《尚书》的人：“钦明文思”以下，是谁所说的？回答说：是篇章的作者。篇章的作者是谁？是孔子。那么孔子是文笔宏大的人。从卫国返回鲁国后，然后纠正音乐，雅、颂各得其所。宏大文笔的施展，大概就在这个时候。（《论衡·须颂》）
（解说《尚书》从“钦明文思”以下，即从《尧典》直到《秦誓》，说的是整部书。直接指出是孔子，称为文笔宏大，著作于从卫国返回鲁国之时，说得如此确凿。王充（仲任）颇杂糅古学，怎么得到这个说法？大概是今文经学家所传授的，所以微言大义时常显露。现在得以考证知道《尚书》全为孔子所作，依赖这一条，王充也可谓有非常大的功劳了。保留这一条，可以说《尚书》为孔子所作是铁案。）
夷子说：儒者的道，古人“如同保护婴儿”，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孟子·滕文公》上）
（古人“如同保护婴儿”，在今本《尚书·康诰》中。考察墨子动不动就称颂三代圣王文王、武王，动不动就引用《尚书》，那么《康诰》也是墨家公有的东西，断然不肯割让给儒家。夷子想援引儒家进入墨家，用儒家的道治理自身，用墨家所教的《尚书》去说服别人，必定不会被听从，引用儒家的书来驳斥儒家才能使人信服。那么二十八篇中的《康诰》，夷子称为儒者的道，与墨家的教义无关，虽然是文王、武王的道，实际上是儒者的道。由此推论，二十八篇都是儒家的《书》，都是孔子所作，非常明显。至于墨子所引用的《尚书》，是墨子所删定的，与孔子虽然同名，但选本各不相同；即使有篇章辞句，取材偶然相同，但各自阐明其道，也大大相反。如《墨子·兼爱》篇：“周诗说：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党不偏，其直如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视。”孔子对于“王道”四语，采纳为《洪范》，“其直如矢”四语，采纳为《大雅》，而墨子却认为是诗。现在无法考证它是诗是书，但孔、墨各自依据旧文，剪裁为《书》，可见一斑。如《七患》篇所引：“禹七年水”，“汤七年旱”。都是今本《尚书》所没有的。如孔本《尚书·甘誓》，《墨子·明鬼》则作《禹誓》，其中有“日中，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命。且尔卿大夫庶人，予非尔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罚也”五句话，都是孔本《尚书》所没有的，大概是墨子所定的。如《汤誓》则作《汤说》，这是篇名互相歧异。如《非乐》所引《武观》说：“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非命》篇所引《禹之总德》有说：“允不着，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这些篇名与辞句，都是今本《尚书》所没有的。又《非乐》所引汤的《官刑》有说：
“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其刑，君子出丝二卫，小人否。似二伯黄径。乃言曰：呜呼！舞佯佯，黄言孔章，上帝弗祥，九有以亡，上帝不顺，降之百殃，其家必坏丧。”《尚同》引先王之《书》，《术令之道》曰：“惟口出好兴戎。”又引先王之《书》，《相年之道》曰：“夫建国设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轻大夫师长，否用佚也，维辩使治天均。”皆今《书》所无。惟王肃伪古文采其辞，而亦不敢用其篇名。其它《秦誓》、《仲虺之告》皆然。可知孔、墨之引《书》虽同，其各自选材成篇绝不相同。知墨子之自作定一《书》，则知孔子之自作定一《书》矣。对勘可明。）
译那些在宫中经常跳舞的，这就叫做巫风。其刑罚是，君子要缴纳两束丝，小人则不缴纳。这类似于二伯黄径的做法。于是说道：唉！舞蹈轻浮不庄重，黄色的言辞非常显明，上帝不降吉祥，九州因此灭亡；上帝不顺从，降下百种灾祸，那家必定败坏丧亡。《尚同》篇引用先王的《书》，《术令之道》说：“只有口能发出善言也能兴起战争。”又引用先王的《书》，《相年之道》说：“建立国家设置都城，于是设立后王君公，不让他们安逸，轻视大夫师长，不让他们享乐，只凭辩才来治理天下使其均衡。”这些现在《尚书》中都没有。只有王肃伪造的古文采用了这些辞句，但也敢使用这些篇名。其他的《秦誓》、《仲虺之告》也都是这样。由此可见，孔子和墨子引用《书》虽然相同，但他们各自选取材料编成篇章却截然不同。知道墨子自己作定了一部《书》，也就知道孔子自己作定了一部《书》了。通过对照勘验可以明白。）
──右《书》为孔子所作。
《礼》，旧名。三代列国旧制，见予所著《旧制考》。今十七篇，孔子作，高堂生传本是也，即今《仪礼》。今文十七篇皆完好，为孔子完文。汉前皆名为《礼》，无名《仪礼》，亦无名《士礼》者。自刘歆伪作《周官》，自以为“经礼”，而抑孔子十七篇为“仪礼”，又伪《天子巡狩》等礼三十九篇，今目为《逸礼》，而抑《仪礼》为“士礼”。辨详《伪经考》。
文王见礼坏乐崩，道孤无主，故设礼经三百，威仪三千。（《礼纬稽命征》）（王愆期谓文王即孔子。）
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礼记杂记》）
（《士丧礼》在《仪礼》中，后世皆以为周公旧礼。然既是大周通礼，鲁为秉礼之邦，哀公为周藩侯；恤由之丧，哀公命礼官开具典礼仪注，可矣。何待问之孔子？何待专人诣孔子受学？且《士丧礼》既为大周通礼，则行之天下，颁之邦国，家有其书，缀学之士皆能知之，何待孔子？又何为至此于是乎书也？《士丧礼》出于孔子，至孺悲而后学，恤由之丧而后书，非孔子所作而何？孔子制作已久，至哀公使孺悲来学，乃写授之以为国礼，自此始也。《士丧礼》一盥执事者四人。故晏婴、墨翟讥孔子盛容饰，繁登降，又谓穷年积财不能殚其礼，墨翟讥厚葬久丧，皆与今《士丧礼》合。墨子日称禹、汤、文、武，而取肆意攻击，故知丧礼为孔子所制作，而非禹、汤、文、武之制作也。）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论语阳货》）
（宰我为圣门高弟大贤。若三年之丧，是当时国制，天下人人皆已服从，今日虽极不肖之人，不能守礼，亦必勉强素服，从未闻有发言吐论，以为应改短为期丧者，岂有圣门高弟大贤，而背谬恶薄若此？即使背谬恶薄，亦不过私居失礼而已，奚有公然与师长辨攻时王之制，以为只可服期，不应三年之久者？且此事既是时王之制，与孔子辨亦无益；即孔子从之，亦当上书时王言之。而二千年来乱篡弑贼之人，踵接肩望，亦未闻有人敢改短丧者；匪特不敢改，亦未有人敢言短丧者，但日益加隆，如舅姑加三年，妾母加期，嫂叔加大功而已。而高弟大贤，乃敢犯大不韪，为必不可之举，以攻时王之制，有是理乎？盖三年丧为孔子所改，故宰我据旧俗服期，以与孔子商略，谓孔子何必增多为三年？盖当创改之时，故弟子得以质疑问难也。《论语》此条，古今皆疑不能明，非通当时改制之故，宜其不能明也。）
子张问曰：“《书》云‘高宗谅闇，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论语宪问》）
（高宗谅闇，既见于《书》，而子张尚疑问其有否，则当时绝无，故子张不信，而疑问之也。若如后世，谁不行三年之丧，岂足疑问？孔子援引，只得一高宗，乃告子张曰：“古之人皆然。”若皆然，则高宗何独称，而子张何必疑问？盖孔子所改制，故子张疑而问之。）
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也。其礼曰：“丧，父母三年，其妻后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戚族人，五月。”若以亲疏为岁月之数，则亲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后子与父同也；若以尊卑为岁月数，则是尊其妻子与父母同，而亲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其亲死，列尸弗，登屋窥井，挑鼠穴，探涤器，而求其人焉；以为实在，则戆愚甚矣！如其亡也，必求焉，伪亦大矣！取妻，身迎，祗篸为仆，秉辔授
译──以上《尚书》是孔子所作。
《礼》，是旧有的名称。夏商周三代及列国的旧制度，见于我所著的《旧制考》。现在的十七篇，是孔子所作，高堂生传授的本子就是它，也就是现在的《仪礼》。今文十七篇都完好无损，是孔子的完整文本。汉代以前都称为《礼》，没有叫《仪礼》的，也没有叫《士礼》的。自从刘歆伪造《周官》，自认为是“经礼”，而贬低孔子的十七篇为“仪礼”，又伪造《天子巡狩》等礼三十九篇，现在称为《逸礼》，而贬低《仪礼》为“士礼”。详细辨析见《伪经考》。
文王见到礼制崩坏、乐律废弛，大道孤立无主，所以设立三百种礼经，三千种威仪。（《礼纬稽命征》）（王愆期认为文王就是孔子。）
恤由去世，鲁哀公派孺悲去孔子那里，学习士人的丧礼。《士丧礼》就是在这个时候被记录下来的。（《礼记·杂记》）
（《士丧礼》在《仪礼》中，后世都认为是周公的旧礼。然而既然是大周朝的通用礼制，鲁国是奉行礼制的国家，哀公是周朝的诸侯；恤由去世，哀公命令礼官开具典礼仪注，就可以了。何必去问孔子？何必专门派人去孔子那里受学？况且《士丧礼》既然是大周朝的通用礼制，那么通行天下，颁布于各国，家家都有这本书，读书人都能知道，何必问孔子？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才被记录下来呢？《士丧礼》出自孔子，直到孺悲来学习，恤由去世后才被记录，如果不是孔子所作，那是什么？孔子制作礼制已经很久了，直到哀公派孺悲来学，才写下来传授给他作为国家礼制，从此开始。《士丧礼》中一次盥洗就有四个执事人员。所以晏婴、墨翟讥讽孔子仪容服饰过于盛大，升降仪式过于繁琐，又说穷尽一生积累财富也不能穷尽其礼，墨翟讥讽厚葬久丧，都与现在的《士丧礼》相符。墨子天天称颂禹、汤、文、武，却肆意攻击，所以知道丧礼是孔子制作的，而不是禹、汤、文、武制作的。）
宰我询问三年之丧：“一年，已经很久了。君子三年不行礼，礼制必然败坏；三年不奏乐，乐制必然崩溃。旧谷已经吃完，新谷已经登场，钻木取火的木材已经更换。一年，就可以停止了。”孔子说：“吃着稻米，穿着锦缎，你心安吗？”宰我说：“心安。”“你心安就去做吧！君子居丧，吃美味不觉得甜，听音乐不觉得快乐，居住不觉得安稳，所以不做这些。现在你心安，就去做吧！”宰我出去后，孔子说：“宰我不仁啊！孩子出生后三年，然后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那三年之丧，是天下的通用丧礼。宰我对他的父母有三年之爱吗？”（《论语·阳货》）
（宰我是圣门的高弟大贤。如果三年之丧是当时的国家制度，天下人人都已服从，今天即使是最不肖的人，不能守礼，也必然勉强穿素服，从未听说有人发言议论，认为应该改为一年丧期的，哪有圣门的高弟大贤，却如此背谬恶薄？即使背谬恶薄，也不过是私下居处失礼而已，哪有公然与师长辩驳攻击当时的国家制度，认为只可服一年丧，不应服三年之久的？况且此事既然是当时的国家制度，与孔子辩驳也无益；即使孔子听从他，也应当上书当时的君王去说。而两千年来篡弑贼乱之人，接踵而至，也未听说有人敢缩短丧期的；不仅不敢改，也未有人敢言缩短丧期的，只是日益加隆，如舅姑加三年，妾母加一年，嫂叔加大功而已。而高弟大贤，却敢犯大不韪，做必不可为之举，来攻击当时的国家制度，有这种道理吗？大概三年丧是孔子所改的，所以宰我依据旧俗服一年丧，来与孔子商讨，说孔子何必增多为三年？大概是在创改的时候，所以弟子得以质疑问难。《论语》这条，古今都疑惑不能明白，不通晓当时改制的原因，适宜其不能明白。）
子张问：“《尚书》说‘高宗谅闇，三年不言’，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何必是高宗！古时候的人都这样。”（《论语·宪问》）
（高宗谅闇，既然见于《尚书》，而子张还疑问其是否有此事，那么当时绝无此事，所以子张不信，而疑问之。如果像后世那样，谁不行三年之丧，岂足疑问？孔子援引，只得一个高宗，于是告诉子张说：‘古时候的人都这样。’如果都这样，那么高宗何独称，而子张何必疑问？大概这是孔子所改制的，所以子张疑而问之。）
儒者说“亲近亲人有方法，尊敬贤人有等级”，说的是亲疏尊卑的差异。他们的礼制说：“丧，父母三年，妻子和嫡子三年；伯父、叔父、兄弟、庶子，以及同宗族人，五月。”如果以亲疏作为丧期长短的标准，那么亲近的多而疏远的少，这是妻子、嫡子与父亲相同；如果以尊卑作为丧期长短的标准，这是尊其妻子与父母相同，而亲近伯父、宗兄却卑视儿子；悖逆哪有比这更大的！亲人死了，陈列尸体不收敛，登上屋顶窥视井里，掏老鼠洞，探洗器皿，来寻找那个人；以为人实在还在，那就愚蠢至极！如果人已经死了，必然去寻找，虚伪也太大了！娶妻，亲自迎接，恭敬地插笄做仆役，拿着缰绳授予
绥，如仰严亲；昏礼威仪，如承祭祀。颠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则妻子，妻子上侵事亲。若此可谓孝乎？儒者：“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将守宗庙，故重之。”应之曰：此诬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庙数十年，死丧之，其；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则丧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忧妻子以大负累，有曰所以重亲也，为欲厚所至私，轻所至重，岂非大奸也哉？（《墨子非儒》）
译对待父母，应当像仰望严父那样恭敬；婚礼的威仪，应当像承接祭祀那样庄重。如果颠倒上下尊卑，悖逆父母；在下位的是妻子和儿子，妻子和儿子却向上侵夺侍奉父母的职责。像这样能称为孝吗？儒者说：“迎接妻子，是因为妻子要侍奉祭祀，儿子要守护宗庙，所以重视婚礼。”我回答说：这是欺骗人的话。那些同宗的兄长，守护祖先的宗庙几十年，死后却由他们来办理丧事；兄弟的妻子，侍奉祖先的祭祀，没有散失；那么为妻子和儿子守丧三年，必定不是为了守护和侍奉祭祀的缘故。因为担忧妻子和儿子而带来巨大的负担，却说是为了重视父母，这是为了厚待自己所偏私的人，而轻慢自己所应重视的人，难道不是极大的奸恶吗？
（诸子群书，皆以儒墨对举。虽孟子亦云，“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又标名墨者夷之，下云“儒者之道若是”之类，不胜枚举。已见儒墨对举相攻等篇。墨子开口便称禹、汤、文、武，若儒为禹、汤、文、武之旧，墨子不敢肆口慢骂。韩非谓儒之所至，孔子也。故知儒为孔子创教之名，故墨子指其名，述其说，而攻之。丧父母妻后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子期，升屋而号，娶妻亲迎，皆今之《仪礼》。而墨子攻儒者谓为其礼，是于墨氏无预者。詈为大逆、大伪、戆愚、诬言、大奸，则礼为孔子之制，而非禹、汤、文、武之制，《仪礼》一书为孔子所作，而非周公所作，可为明据。）
公孟子谓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丧为非，子之三月之丧亦非也。”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丧非三月之丧，是犹果谓撅者不恭也。”公孟子谓子墨子曰：“知有贤于人，则可谓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贤于人，而愚岂可谓知矣哉？”公孟子曰：“三年之丧，学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婴儿子之知，独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号而不止，此其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则儒者之知，岂有以贤于婴儿子哉！”（《墨子公孟》）
（孔子创三年之丧，墨子创三月之丧。盖当时丧礼无定制，故听教主随意改作。汉时尚无丧制，故翟方进服丧三十六日，王恂服丧六年。至晋武帝，乃始定从孔子之制，服丧三年。孔子谓“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故公孟子亦谓“三年之丧，学吾之慕父母”。）
滕定公薨。世子谓然友曰：“昔者，孟子尝与我言于宋，于心终不忘。今也不幸至于大故，吾欲使子问于孟子，然后行事。”然友之邹，问于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亲丧固所自尽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齐疏之服，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为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丧祭从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孟子滕文》）
（孟子所谓礼者，“三年之丧，齐疏之服，筜粥之食”，乃今《仪礼》、《士丧礼》中之制，古今所通。而滕之父兄百官皆不欲，则如今之亲郡王贝勒贝子至四品宗室、大学士至翰詹科道以下会议皆不画诺矣。如果大周通礼、大周会典、大周律例，有此定制，滕之人臣虽背谬，何至举国若狂？鲁号秉礼之邦，何以自周公、伯禽至平公，无一服从周制者？滕则自叔绣至文公数十君，亦皆显悖王朝定制？自成、康至宣王王灵赫濯，独不畏变礼易服，则君流乎？又着明《志》亦无之，则当时会典通礼，无三年之制，至明。然则此礼非孔子所作而何？与宰我问短丧合观之，其义自明。）
处丧之法将奈何哉？曰“哭泣不秩声翁，缞绖垂涕，处倚庐，寝苫枕块”，又相率强不食而为饥，薄衣而为寒，使面目陷巉，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劲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丧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则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实仓廪；使农夫行此，则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树艺；使百工行此，则必不能修舟车为器皿矣；使妇人行此，则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巘。细计厚葬，为多埋赋之财者也。计久丧，为久禁从事者也。财以成者，扶而埋之；后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犹禁耕而求获也，富之说无可得焉。是故求以富家，而既已不可矣，欲以众人民，意者可邪？其说又不可矣。今惟毋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君死，丧之三年，父母死，丧之三年，妻与后子死者，五皆丧之三年；然后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数；则毁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巉，颜色黧黑，耳目不
译（诸子百家著作，都将儒家和墨家并列对比。即使是孟子也说，“逃避墨家必定归于杨朱，逃避杨朱必定归于儒家”，又点名墨者夷之，下文说“儒家的道理如果是这样”之类，不胜枚举。这在儒墨对举相攻等篇章中已见。墨子开口便称颂禹、汤、文、武，如果儒家是禹、汤、文、武的旧法，墨子不敢放肆辱骂。韩非说儒家的极致是孔子。因此可知儒是孔子创立教派的名号，所以墨子指出其名，阐述其说，并加以攻击。为父母、妻子、后子守丧三年，为伯父、叔父、弟子守丧一年，登上屋顶哭号，娶妻亲自迎亲，都是现今《仪礼》中的内容。而墨子攻击儒家说这些是他们的礼制，这些对墨家并无妨碍。斥责为大逆、大伪、愚蠢、谎言、大奸，那么礼是孔子制定的，而不是禹、汤、文、武制定的，《仪礼》一书是孔子所作，而不是周公所作，可以作为明确的证据。）
公孟子对墨子说：“你认为三年之丧不对，你的三月之丧也不对。”墨子说：“你用三年之丧来否定三月之丧，这就好比说‘果’字是‘撅’字不恭敬一样。”公孟子对墨子说：“知道有比人贤能的人，就可以称为知吗？”墨子说：“愚昧人的知识有比人贤能的地方，但愚昧人难道可以称为知吗？”公孟子说：“三年之丧，是学习我对父母的思慕。”墨子说：“婴儿的知识，只是思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却哭号不停，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就是极度的愚昧。那么儒者的知识，难道有比婴儿更贤能的地方吗？”（《墨子·公孟》）
（孔子创立三年之丧，墨子创立三月之丧。大概当时丧礼没有定制，所以听任教主随意改作。汉代还没有丧制，所以翟方进服丧三十六日，王恂服丧六年。到了晋武帝，才开始确定遵循孔子的制度，服丧三年。孔子说“我对父母有三年之爱”，所以公孟子也说“三年之丧，是学习我对父母的思慕”。）
滕定公去世。世子对然友说：“从前，孟子曾在宋国与我交谈，我心中始终不忘。现在不幸遇到大故，我想让你去问孟子，然后再行事。”然友到邹国，问孟子。孟子说：“不也很好吗！亲人去世本来就应该自我尽力。曾子说：‘活着，用礼侍奉；死了，用礼安葬，用礼祭祀；可以称为孝了。’诸侯的礼，我没有学过。虽然如此，我曾听说过：三年之丧，穿粗麻丧服，喝稀粥，从天子到平民，三代都共同实行。”然友回报，定为三年之丧。父兄百官都不愿意，说：“我们的宗国鲁国先君没有实行，我们的先君也没有实行，到了你身上反而实行，不行。况且《志》说：‘丧祭跟随先祖。’”说：“我有所接受的。”（《孟子·滕文公》）
（孟子所说的礼，“三年之丧，穿粗麻丧服，喝稀粥”，是现今《仪礼》、《士丧礼》中的制度，古今相通。而滕国的父兄百官都不愿意，就像如今亲郡王、贝勒、贝子到四品宗室、大学士到翰詹科道以下会议都不画诺一样。如果大周通礼、大周会典、大周律例，有此定制，滕国的人臣虽然背谬，何至于举国若狂？鲁国号称秉礼之邦，为什么从周公、伯禽到平公，没有一个服从周制的？滕国则从叔绣到文公数十位君主，也都明显违背王朝定制？自成王、康王到宣王，王灵显赫，难道不怕变礼易服，导致君主流放吗？又明确《志》也没有，那么当时会典通礼，没有三年之制，至为明显。那么此礼不是孔子所作而是什么？与宰我问短丧合观，其义自明。）
处丧的方法该怎么办呢？说“哭泣没有节制，声音嘶哑，穿丧服流泪，住在倚庐，睡草垫枕土块”，又互相率领勉强不吃饭而饥饿，穿薄衣而寒冷，使面容凹陷，脸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强劲，不可用。又说“上士操持丧事，必须扶着才能起来，拄着拐杖才能行走”。以此共度三年；如果效法这些话，实行这些道。让王公大人实行这些，那么一定不能早朝，五官六府，开辟草木，充实仓廪；让农夫实行这些，那么一定不能早出晚归，耕种庄稼；让百工实行这些，那么一定不能修理舟车制作器皿；让妇人实行这些，那么一定不能早起晚睡，纺绩织布。仔细计算厚葬，是多埋没赋税之财的。计算久丧，是久禁从事的。财以成者，扶而埋之；后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这好比禁止耕种而求收获，富的说法无可得。因此求以富家，而已经不可能了，欲以众人民，意者可邪？其说又不可矣。今惟毋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君死，丧之三年，父母死，丧之三年，妻与后子死者，五皆丧之三年；然后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数；则毁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巉，颜色黧黑，耳目不
聪明，手足不劲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丧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饥约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胜计也。（《墨子节葬》）
译“（如果人）聪明，但手脚不健壮有力，是不能使用的。”又说：“上等的人居丧，必须扶着才能起来，拄着拐杖才能行走。”按照这样的方式共同守丧三年，如果法律和言论都如此，行为也遵循这样的道理，那么如果百姓饥寒交迫，情况也会是这样。因此，百姓冬天不能抵御寒冷，夏天不能抵御暑热，因劳作、疾病而死亡的，多得无法计算。
（哭泣不绝声，缞绖倚庐，寝苫枕块，三年期月丧服，皆今《仪礼丧服》之制，而墨子攻之。墨子日称禹、汤、文、武。若是三代先王旧制，墨子不敢肆攻。其为孔子所作，可见。）
景公上路寝，闻哭声，曰：“吾若闻哭声，何为者也？”梁邱据对曰：“鲁孔丘之徒鞠语者也。明于礼乐，审于服丧，其母死，葬埋甚厚，丧三年，哭泣甚疾。”公曰：“岂不可哉？”而色说之。晏子曰：“古者圣人，非不知能繁登降之礼、制规矩之节、行表缀之数以教民，以为烦人留日，故制礼不羡于便事；非不知能扬干戚钟鼓竽瑟以劝众也，以为费财留工，故制乐不羡于和民；非不知能累世殚国以奉死、哭泣处哀以持久也，而不为者，知其无补死者而深害生者，故不以导民。”（《晏子外篇》）
（惟孔子之徒乃能明于礼乐，审于服丧三年哭泣，而晏子攻之。益可知礼乐为孔子所作，凡此皆从邻证而得之。）──右《礼》为子所作。
《乐》，旧名。郑、卫之声，倡优侏儒，犹杂子女。是今六代之乐，黄帝《咸池》、尧《大章》、舜《大韶》、禹《大夏》、汤《大翙》、文王《象》、武王《武》，皆孔子作，制氏所传，是也。孔子新作雅乐，故放郑声。郑声之名为郑，如今昆曲弋阳腔之以地得名也，盖当时所风行天下者，非徒一国之乐。
子墨子曰：“问于儒者，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墨子公孟》）
（墨子问“儒者何故为乐”？然则非儒者不为乐矣。儒为孔子所创，故知乐为孔子所制，墨子乃敢肆其轻薄诋诽也。“乐所以为乐”，欢乐之义，乃真“为乐”之故也。墨子乃云“犹室以为室”，戏侮之甚！可见异教相攻，无所不至。此孟、荀所不能不发愤者欤？）
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书》，《汤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其刑，君子出丝二卫，小人否。似二伯黄径。乃言曰：呜呼！舞佯佯，黄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降之百搜，其家必坏丧。”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从饰乐也。于《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万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诚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在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墨子非乐》）
王者治定制礼，功成作乐。未制作之时，取先王之礼乐宜于今者用之。尧曰《大章》，舜曰《箫韶》，夏曰《大夏》，殷曰《大沄》，周曰《大武》，各取其时民所乐者名之。（《公羊》隐五年何注）
黄帝之乐曰《咸池》。（《乐纬动声仪》）颛顼之乐曰《五茎》。帝喾之乐曰《六英》。尧乐曰《大章》。
舜乐曰《箫韶》。禹乐曰《大夏》。殷乐曰《大沄》。周曰《酌》。
孔子曰：《箫韶》者，舜之遗音也。（并同上）乐则《韶舞》。（《论语卫灵公》）
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乐宜亲《招武》，故以虞录亲乐。（《繁露三代改制》）
（乐声要眇，其传最难，以其音节铿锵，寄之于声，易于变失。三百篇之古乐存于汉者，大戴《投壶》仅存《关雎》、《卷耳》、《葛覃》、《鹊巢》、《驺虞》、《鹿鸣》、《白驹》、《伐檀》等八篇。汉人乐府，至六朝仅存《上之回》、《艾如张》、《将进酒》廿四曲。六朝乐府，至唐仅存《清波》、《白鸠》、《乌栖》、《子夜》等六十四曲。唐之“黄河远上”，见于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尚有音节，余则亡矣。宋词之《九张机》、《滚板》、《尾声》，至元而亡。元《九
译（墨子对儒家丧礼进行攻击，而儒家丧礼包括哭泣不止、穿丧服住倚庐、睡草席枕土块、守丧三年等，这些都是如今《仪礼·丧服》中的制度。墨子天天称颂禹、汤、文、武。如果这些是三代先王的旧制，墨子就不敢肆意攻击。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制度是孔子制定的。）
齐景公在上路寝休息，听到哭声，说：“我好像听到哭声，是谁在哭呢？”梁邱据回答说：“那是鲁国孔丘的门徒鞠语在哭。他通晓礼乐，精通丧服制度，他的母亲死了，安葬得很丰厚，守丧三年，哭泣得非常哀痛。”景公说：“这难道不对吗？”脸上露出喜悦的神色。晏子说：“古代的圣人，不是不知道能够制定繁琐的升降礼仪、规定规矩的节制、推行表缀的数目来教导百姓，而是认为这样会烦扰百姓、耽误时日，所以制定礼仪不超过便利行事；不是不知道能够扬起干戚、敲击钟鼓竽瑟来劝勉众人，而是认为这样会耗费财物、耽误工役，所以制定音乐不超过调和民心；不是不知道能够世世代代耗尽国力来奉养死者、通过哭泣处哀来持久表达悲痛，而不这样做的原因，是知道这对死者没有补益，却对生者危害深远，所以不用这些来引导百姓。”（《晏子外篇》）
（只有孔子的门徒才能通晓礼乐，精通守丧三年哭泣，而晏子却攻击他们。这更加说明礼乐是孔子制定的，这些结论都是从旁证中得出的。）——以上论述《礼》是孔子所作。
《乐》是旧有的名称。郑、卫的靡靡之音，倡优侏儒，还混杂着男女。如今的六代之乐，黄帝的《咸池》、尧的《大章》、舜的《大韶》、禹的《大夏》、汤的《大翙》、文王的《象》、武王的《武》，都是孔子所作，由制氏所传，这是正确的。孔子新制作了雅乐，所以排斥郑声。郑声之所以叫郑声，就像如今昆曲弋阳腔以地名命名一样，大概是当时风行天下的音乐，不仅仅是一国的音乐。
墨子说：“问儒者，为什么制作音乐？”儒者说：“音乐是为了快乐。”墨子说：“你没有回答我。现在我问为什么建造房屋？回答说冬天避寒，夏天避暑，房屋是为了男女有别，那么你就告诉了我建造房屋的原因。现在我问为什么制作音乐？回答说音乐是为了快乐。这就像问为什么建造房屋，回答说房屋是为了房屋一样。”（《墨子·公孟》）
（墨子问“儒者为什么制作音乐”？那么就不是儒者不制作音乐了。儒学是孔子创立的，所以知道音乐是孔子制定的，墨子才敢肆意轻薄诋毁。“乐所以为乐”，欢乐的意义，才是真正“制作音乐”的原因。墨子却说“就像房屋是为了房屋”，戏侮太过分了！可见异教相攻，无所不至。这大概是孟子、荀子不能不发愤的原因吧？）
因此墨子说：制作音乐是不对的。怎么知道是这样呢？说：先王的《书》，《汤之官刑》中有记载，说：“那些经常在宫中跳舞的，这叫巫风。他们的刑罚，君子罚出丝二卫，小人则不罚。类似二伯黄径。于是说：唉！跳舞佯佯，黄言孔章，上帝不再常佑，九州因此灭亡，上帝不顺，降下百种灾祸，他们的家必定败亡。”考察九州灭亡的原因，只是由于装饰音乐。在《武观》中说：“启于是放纵享乐，在野外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沉湎于酒，在野外进食，万舞翼翼，彰闻于天，天因此不认可。”所以上面天鬼不警戒，下面万民不利，因此墨子说：现在天下的士君子，如果真的想要谋求天下的利益，消除天下的祸害，对于音乐这种东西，应当不可不禁止和停止。（《墨子·非乐》）
王者治理安定后制定礼仪，功业完成后制作音乐。在未制作的时候，选取先王的礼乐中适合当今的来使用。尧的音乐叫《大章》，舜的音乐叫《箫韶》，夏的音乐叫《大夏》，殷的音乐叫《大沄》，周的音乐叫《大武》，各自取当时百姓所喜爱的名字命名。（《公羊》隐五年何注）
黄帝的音乐叫《咸池》。（《乐纬动声仪》）颛顼的音乐叫《五茎》。帝喾的音乐叫《六英》。尧的音乐叫《大章》。
舜的音乐叫《箫韶》。禹的音乐叫《大夏》。殷的音乐叫《大沄》。周的音乐叫《酌》。
孔子说：《箫韶》是舜留下的音乐。（同上）音乐则是《韶舞》。（《论语·卫灵公》）
所以《春秋》顺应天意制作新王的事情，当时正值黑统，以鲁为王，崇尚黑色，贬抑夏，亲近周，尊重宋，音乐适宜亲近《招武》，所以用虞录亲近音乐。（《繁露·三代改制》）
（音乐声音微妙，其传承最难，因为音节铿锵，寄托在声音上，容易变失。三百篇的古乐保存到汉代的，大戴《投壶》仅保存了《关雎》、《卷耳》、《葛覃》、《鹊巢》、《驺虞》、《鹿鸣》、《白驹》、《伐檀》等八篇。汉人乐府，到六朝仅保存了《上之回》、《艾如张》、《将进酒》二十四曲。六朝乐府，到唐代仅保存了《清波》、《白鸠》、《乌栖》、《子夜》等六十四曲。唐代的“黄河远上”，见于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尚有音节，其余则亡失了。宋词的《九张机》、《滚板》、《尾声》，到元代亡失。元代的《九
宫曲谱》，北曲，亦至今亡矣。晋荀勖复古乐之八十四调，至龟兹乐入而废；耶律破晋而取之，宋、金则亡之矣。龟兹四旦二十八调，至宋而亡。宋之十六字调，至元而亡。元九调，工上尺合士生一凡五六，今则仅用七字调而已。通计古今乐无能久存者。汉以后文字日备，然自汉至元三百年前之乐，无一存者。即乐器，亦自琴瑟易而筝琶，今则筝琶亦废。曲声之存于今者，最古仅有明嘉靖之昆曲，然自梆子、乱弹出后，亦几等《广陵散》矣。嘉靖去今仅三百余岁，若嘉靖前之乐，则无几微之存。汉章帝谒鲁孔子庙堂，尚能陈六代之乐，安有黄帝、尧、舜至章帝，将三千年，而《咸池》、《韶乐》乃能存乎？观墨子之所攻，故知孔子之制作，明矣。《韶乐》托之于舜，有揖让之盛德，民主之大公，尤孔子所愿望，故《春秋》录之。制氏传其“铿锵鼓舞”，是也。《汉艺文志》“雅琴”五种，孔子之乐声哉？又有《周歌声曲折》七十篇，久佚矣。）
译《宫曲谱》是北曲，也至今失传了。晋代荀勖恢复古乐的八十四调，到龟兹乐传入后就废弃了；耶律攻破晋朝并夺取了它，宋、金时期就失传了。龟兹的四旦二十八调，到宋代就失传了。宋代的十六字调，到元代就失传了。元代的九调，即工、上、尺、合、士、生、一、凡、五、六，现在仅仅使用七字调罢了。总计古今音乐没有能长久保存的。汉代以后文字日益完备，然而从汉代到元代三百年前的音乐，没有一样留存下来。即使是乐器，也是从琴瑟变为筝琶，现在筝琶也废弃了。曲调声音留存于今天的，最古老的仅有明代嘉靖年间的昆曲，然而自从梆子、乱弹出现后，也几乎等同于《广陵散》了。嘉靖距离现在仅仅三百多年，如果是嘉靖之前的音乐，那就几乎没有一点留存。汉章帝拜谒鲁地孔子庙堂，尚且能陈列六代的音乐，哪有黄帝、尧、舜到章帝将近三千年，而《咸池》、《韶乐》反而能留存下来的呢？观察墨子所抨击的，就知道孔子的制作了，这是明白的。《韶乐》寄托于舜，有揖让的盛德，民主的大公，尤其是孔子所愿望的，所以《春秋》记载了它。制氏传承其“铿锵鼓舞”，是正确的。《汉书·艺文志》中“雅琴”五种，是孔子的音乐吗？又有《周歌声曲折》七十篇，早已失传了。）
子墨子谓公孟子曰：“丧礼：君与父母妻后子死，三年丧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数月之丧。或以不丧之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公孟子曰：“国乱则治之，治则为礼乐；国治则从事，国富则为礼乐。”子墨子曰：“国之治。治之废，则国之治亦废。国之富也，从事，故富也。从是废，则国之富亦废。故虽治国，劝之无餍，然后可也。今子曰国治则为礼乐、乱则治之，是譬犹噎而穿井也，死而求医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为声乐，不顾其民，是以身为刑僇、国为戾虚者，皆从此道也。”（《墨子公孟》）
（攻服丧及诵《诗》，无暇听治从事。富而后教，文以礼乐，攻为噎而穿井，死而求医。此墨子遍攻《诗》、《礼》、《乐》者。指明丧礼，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弦《诗》三百，而后攻之，可为《礼》、《诗》、《乐》皆孔子作之明证。若出于三代先王，墨子不应归之儒者而攻之。）
子墨子谓程子曰：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墨子公孟》）
（墨子攻儒而述其丧礼，曰“重为棺椁，多为衣衾，三年哭泣”，“弦歌鼓舞，习为声乐”，皆孔子《仪礼》、《诗》、《乐》之说。故知《礼》、《乐》为孔子作而非先王。）
仲尼之齐见景公。景公说之，欲封之以尔稽，以告晏子。晏子对曰：“不可。彼浩裾自顺，不可以教下；好乐缓于民，不可使亲治；立命而建事，不可守职；厚葬破民贫国，久丧道哀费日，不可使子民；行之难者在内，而传者无其外，故异于服，勉于容，不可以道众而驯百姓。自大贤之灭，周室之卑也，威仪加多，而民行滋薄；声乐繁充，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声乐以侈世，饰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以仪世，劳思不可以补民，兼寿不能殚其教，当年不能究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愚其民。”（《晏子外篇》）
晏子曰：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劝众。儒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絫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墨子非儒》）
（墨子尚俭，故称晏子攻孔子盛声乐以淫民侈世，饰弦歌鼓舞、繁登降趋翔以聚徒观众。今考《仪礼》，登降趋翔之节最繁。诸生以时习礼，其家最盛。至于高祖围鲁，弦歌之音不辍。故知《礼》、《乐》二经，为孔子所制。若夫当时淫礼俗乐，则是时固有之，孔门所不听，亦非墨子之所攻也。）
──右《乐》为孔子所作。
《易》，旧名。孔子卜，得《阳豫》，又得《坤》、《干》。是今上下二篇，孔子作，杨何、施、孟、梁丘、京所传本，是也。卦彖爻象之辞，皆散附本卦，伪古本分之，抑为“十翼”，乱孔子篇数之次第者也。《系辞》，《太史公自序》称为《大传》，则传而非经。《说卦》出宣帝河内老屋，与《序卦》、《杂卦》皆伪书，非孔子作。
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史记周本纪》）
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史记日者传》）
《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法言问神篇》）
是以宓牺氏之作《易》也，绵络天地，经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错其象
译墨子对公孟子说：“丧礼规定：君主、父母、妻子、嫡长子去世，要穿三年的丧服；伯父、叔父、兄弟去世，要穿一年的丧服；同族的人去世，要穿五个月的丧服；姑母、姐姐、舅舅、外甥去世，都有数月的丧期。有的人利用不办丧事的间隙，吟诵《诗》三百篇，弹奏《诗》三百篇，歌唱《诗》三百篇，舞蹈《诗》三百篇。如果按照您的说法，那么君子哪有时间来听取政事、处理政务？平民哪有时间来从事生产劳作？”公孟子说：“国家动乱就治理它，治理好了就推行礼乐；国家安定就从事生产，国家富足了就推行礼乐。”墨子说：“国家的治理，如果废弛了，那么国家的治理也就废弛了。国家的富足，是因为从事生产，所以富足。如果从事生产废弛了，那么国家的富足也就废弛了。所以即使是治理好的国家，也要不停地勉励，然后才可以。现在您说国家安定就推行礼乐，动乱就治理它，这好比是噎住了才去挖井，死了才去求医。古代夏商周三代的暴君桀、纣、幽王、厉王，沉迷于声乐，不顾惜百姓，因此自身遭受刑罚杀戮，国家沦为废墟，都是遵循这种道理造成的。”
墨子对程子说：“儒家的学说，足以使天下败坏的政策，有四个方面。儒家认为天不明察，鬼神不灵验，天和鬼神不高兴，这就足以使天下败坏。又实行厚葬久丧，制作厚重的棺椁，多备衣被，送葬如同迁徙，哭泣三年，搀扶着才能起身，拄着拐杖才能行走，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见，这就足以使天下败坏。又弹琴歌唱、击鼓舞蹈，习惯于声乐，这就足以使天下败坏。”
孔子到齐国，拜见齐景公。齐景公很喜欢他，想封给他尔稽之地，于是告诉晏子。晏子回答说：“不行。他傲慢自满，不能用来教化下级；喜好音乐而怠慢百姓，不能让他亲近政事；信奉宿命而懈怠事务，不能让他坚守职分；厚葬使百姓贫困、国家贫弱，久丧使哀伤过度、耗费时日，不能让他治理百姓；行为难处在于内心，而外在表现没有实质，所以服饰奇异，勉强修饰仪容，不能用来引导众人、驯服百姓。自从大贤人消亡，周王室衰微以来，威仪礼节增多，而百姓的品行更加浅薄；声乐繁盛充实，而世间的道德更加衰败。现在孔丘大兴声乐来奢侈化世，装饰弦歌鼓舞来聚集门徒，繁复升降的礼节、趋走的节奏来展示给众人；博学不能用来规范世人，劳思不能用来补益百姓，即使长寿也不能穷尽他的教化，即使当世也不能穷究他的礼节，积聚财富也不能满足他的享乐。繁饰邪术来迷惑当世的君主，大兴声乐来愚弄百姓。”
晏子说：“那儒家是傲慢自满的人，不能用来教化下级；喜好音乐而迷惑人，不能让他亲近政事；信奉宿命而懈怠事务，不能让他坚守职分；尊崇丧礼、遵循哀伤，不能让他慈爱百姓；机巧的服饰、勉强的仪容，不能让他引导众人。孔丘盛饰容貌来蛊惑世人，弦歌鼓舞来聚集门徒，繁复升降的礼节来展示仪态，致力于趋走的节奏来劝勉众人。儒学不能用来议论世事，劳思不能用来补益百姓，累世长寿也不能穷尽他的学问，当世也不能实行他的礼节，积聚财富也不能满足他的享乐。繁饰邪术来迷惑当世的君主，大兴声乐来愚弄百姓。”
《易》，是旧有的名称。孔子占卜，得到《阳豫》卦，又得到《坤》卦、《乾》卦。这是现在上下两篇，孔子所作，杨何、施、孟、梁丘、京房所传的版本，就是这样。卦辞、彖辞、爻辞、象辞，都分散附在本卦之下，伪古本将其分开，又编为“十翼”，打乱了孔子篇目的次序。《系辞》，《太史公自序》称为《大传》，那么是传而不是经。《说卦》出自宣帝时河内老屋，与《序卦》、《杂卦》都是伪书，不是孔子所作。
西伯大概即位五十年。他被囚禁在羑里，大概将八卦演变为六十四卦。
自从伏羲创作八卦，周文王推演三百八十四爻，天下就治理好了。
《易》始于八卦，而文王发展为六十四卦，其增益之处可以知道。
因此伏羲氏创作《易》时，绵络天地，以八卦为经，文王附加六爻，孔子错杂其象
《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而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汉书艺文志》）
《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衍”。（《论衡对作》）
伏羲作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也。（《论衡正说》）
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孔子作《彖》、《象》、《系辞》，三圣重业，《易》乃具足。（《论衡谢短》）
（据《史记周本纪》、《日者传》，《法言问神篇》，《汉书艺文志》、《扬雄传》，《论衡对作篇》，皆谓文王重卦，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无有以为作卦辞者。是自汉以前，皆以为孔子作，无异辞。惟王辅嗣以六十四卦为伏泬所自重。《周易正义》“论卦辞爻辞谁作”云：“一说以卦辞、爻辞并是文王所作”，“按《系辞》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郑学之徒，并依此说也。”则影响附会，妄变《杨何传》史公之真说，其可信乎？至周公作爻辞之说，西汉前无之。《汉书艺文志》云“人更三圣”。韦昭注曰“伏羲、文王、孔子”。即《正义》所引：“《干凿度》云垂皇策者泬，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验》又云苍牙通灵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经。”晋纪瞻曰：“昔庖泬画八卦，阴阳之理尽矣。文王、仲尼系其遗业，三圣相承，共同一致，称《易》准天，无复其余也。”（见《晋书纪瞻传》）亦无有及周公者。唯《左传》昭二年，韩宣子来聘，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涉及周公。此盖刘歆窜乱之条，与今学家不同。歆《周官》、《尔雅》、《月令》，无事不托于周公。《易》爻辞之托于周公，亦此类。唯马融学出于歆，故以为爻辞周公所作（见《周易正义》“论卦辞爻辞谁作”）。或以爻辞并是文王作。《周易正义》“论卦辞爻辞谁作”，云“以为验爻辞，多是文王后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享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后，始追号文王为王，若爻辞是文王所制，不应云‘王用享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观兵之后，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礿祭’。说者皆云，西邻谓文王，东邻谓纣，文王之时，纣尚南面，岂容自言己德，受福胜殷，又欲抗君之国？遂言东西相邻而已。”如《正义》言，爻辞又不得为文王作，则《艺文志》谓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者，谬矣！三圣无周公，然则舍孔子，谁作之哉？故《易》之卦爻，始画于牺、文，《易》之辞全出于孔子。“十翼”之名，史迁父受《易》于杨何，未之闻，殆出于刘歆之说。按《史记孔子世家》有《文言》、《说卦》，而无《序卦》、《杂卦》、《汉艺文志》亦无《杂卦》。《论衡正说》，“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此说《易》益一篇，盖《说卦》也。《隋志》“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易》既以卜筮得存，自商瞿传至杨何，以至史迁，未尝云亡失，又未尝有《序卦》、《杂卦》，《论衡》以《说卦》出于宣帝时，则史迁所未睹，其为后出之伪书，《孔子世家》为伪窜可知。王充云益《易》一篇，《隋志》云失三篇，因河内得之事，而附《序卦》、《杂卦》，是《序卦》、《杂卦》为刘歆伪作。可见三篇非孔子作，明矣。《系辞》，欧阳永叔、叶水心以为非孔子作。考其辞，频称“子曰”，盖孔子弟
译《易经》说：“伏羲氏抬头观察天象，低头观察地理法则，观察鸟兽的纹理和土地的适宜性，近处取法于自身，远处取法于万物，于是开始创作八卦，用来通达神明的德行，用来类比万物的性情。”到了殷商和周朝交替的时候，纣王在位，违背天道且残暴对待万物。文王作为诸侯顺从天命而施行正道，天与人之间的占卜可以效法，于是将《易经》推演为六爻。（《汉书·艺文志》）
《易经》说伏羲创作了八卦。在此之前没有八卦，是伏羲创造的，所以称为“作”。文王推演八卦，自己推演出六十四卦，所以称为“衍”。（《论衡·对作》）
伏羲创作八卦，并非是他凭空创造的。文王推演成六十四卦，也并非是他推演的。（《论衡·正说》）
伏羲创作八卦，文王推演为六十四卦，孔子创作《彖传》、《象传》、《系辞传》，三位圣人相继从事这项事业，《易经》才完备。（《论衡·谢短》）
（根据《史记·周本纪》、《日者列传》，《法言·问神篇》，《汉书·艺文志》、《扬雄传》，《论衡·对作篇》，都认为文王重卦，形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没有认为卦辞是文王所作的。从汉朝以前，都认为卦辞是孔子所作，没有异议。只有王弼认为六十四卦是伏羲自己所重。《周易正义》在“论卦辞爻辞谁作”中说：“一种说法认为卦辞、爻辞都是文王所作”，“按照《系辞》所说‘《易经》的兴起，大概是在中古时期吧？创作《易经》的人大概有忧患吧？’又说‘《易经》的兴起，大概是在殷商的末世、周朝的盛德时期吧？正值文王与纣王的事情吧？’郑玄学派的人，都依据这种说法。”这是牵强附会，妄自改变《杨何传》和司马迁的真实说法，这可信吗？至于周公创作爻辞的说法，西汉以前没有。《汉书·艺文志》说“人更三圣”。韦昭注说“伏羲、文王、孔子”。即《正义》所引：“《乾凿度》说垂示皇策的是伏羲，推演卦道德行的是文王，完成天命的是孔子。《通卦验》又说苍牙通晓灵昌的成就，孔子推演天命阐明道经。”晋朝纪瞻说：“从前庖羲画八卦，阴阳的道理就穷尽了。文王、仲尼继承他们的遗业，三位圣人相继传承，共同一致，称《易经》以天为标准，没有其余的了。”（见《晋书·纪瞻传》）也没有提到周公的。只有《左传》昭公二年，韩宣子来聘问，见到《易象》和《鲁春秋》，说“我这才知道周公的德行”，涉及周公。这大概是刘歆窜乱《左传》的条目，与今文经学家不同。刘歆的《周官》、《尔雅》、《月令》，没有一件事不托名于周公。《易经》爻辞托名于周公，也是这类情况。只有马融的学问出自刘歆，所以认为爻辞是周公所作（见《周易正义》“论卦辞爻辞谁作”）。或者认为爻辞都是文王所作。《周易正义》“论卦辞爻辞谁作”，说“用来验证爻辞，大多是文王之后的事情。考察《升卦》六四‘王在岐山祭祀’。武王攻克殷商之后，才追尊文王为王，如果爻辞是文王制定的，不应该说‘王在岐山祭祀’。又《明夷卦》六五‘箕子的明夷’。武王观兵之后，箕子才被囚禁为奴，文王不应当预先说出箕子的明夷。又《既济卦》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的薄祭’。解说的人都说，西邻指文王，东邻指纣王，文王的时候，纣王还在南面称王，怎么容许自己说自己德行，受福超过殷商，又想要对抗君主的国家？于是只说东西相邻而已。”如果像《正义》所说，爻辞又不能是文王所作，那么《艺文志》说文王“重《易经》六爻”，创作上下篇的，就是错误的！三圣中没有周公，那么除了孔子，谁创作的呢？所以《易经》的卦爻，最初由伏羲、文王画出，《易经》的辞全部出自孔子。“十翼”的名称，司马迁的父亲从杨何那里学习《易经》，没有听说过，大概出自刘歆的说法。按照《史记·孔子世家》有《文言》、《说卦》，而没有《序卦》、《杂卦》，《汉书·艺文志》也没有《杂卦》。《论衡·正说》，“汉宣帝的时候，河内女子发掘老屋，得到失传的《易经》、《礼记》、《尚书》各一篇，奏报给宣帝，宣帝下达给博士，然后《易经》、《礼记》、《尚书》各增加一篇”。这里说《易经》增加一篇，大概是《说卦》。《隋书·经籍志》“等到秦朝焚书，《周易》唯独因为占卜得以保存，只丢失《说卦》三篇，后来河内女子得到了”。《易经》既然因为占卜得以保存，从商瞿传授给杨何，直到司马迁，不曾说丢失，又不曾有《序卦》、《杂卦》，《论衡》认为《说卦》出自宣帝时，那么司马迁没有看到，它是后出的伪书，《孔子世家》是伪窜可知。王充说增加《易经》一篇，《隋书·经籍志》说丢失三篇，因为河内得到的事情，而附会《序卦》、《杂卦》，是《序卦》、《杂卦》为刘歆伪作。可见三篇不是孔子所作，很明显。《系辞》，欧阳修、叶适认为不是孔子所作。考察它的言辞，频繁称“子曰”，大概是孔子弟
子所推补者，故史迁以为《大传》也。彖象与卦辞爻辞相属，分为上下二篇，乃孔子所作原本。歆以上下二篇，属之演爻之文王，既不可通，因以己所伪作之《序卦》、《杂卦》附之河内女子所得之事，而以为孔子作十篇为“十翼”，夺孔子所作而与之文王、周公，以己所作而冒之孔子，诪张为幻，可笑可骇。然孔子作传而非经，《易》有“十翼”而非止上下二篇，则二千年相沿，无有能少窥其作伪之迹者矣！今援引汉以前说，发露大旨，定《易》上下二篇，为孔子所作。）
译您所推崇补益的，正是司马迁所认为的《大传》。《彖》《象》与卦辞、爻辞相连接，分为上、下两篇，这才是孔子所作的原本。刘歆将上、下两篇归属于演算爻辞的文王，既然这讲不通，便将自己伪造的《序卦》《杂卦》附会在河内女子所获之事上，并认为孔子所作的十篇是“十翼”，剥夺孔子所作的部分而归于文王、周公，将自己所作的部分冒充为孔子所作，虚张声势、制造幻象，真是可笑又可骇。然而，孔子作传而非作经，《易》有“十翼”而不仅仅只有上、下两篇，这一说法沿袭了两千年，没有人能稍微窥见其作伪的痕迹了！如今援引汉代以前的说法，揭示其主旨，确定《易》的上、下两篇，是孔子所作的。
伏牺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渎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乱制。（《春秋纬》）
（此条则以演六十四卦，亦归孔子矣。然谓演其文，或指八卦之辞言之，而六十四卦仍文王所演欤？但文辞则一字皆孔子所作。）──右《易》为孔子所作。
（《春秋》，旧名。《墨子》云“百国《春秋》”，《公羊》云“不修《春秋》”，《楚语》“教之《春秋》”，是今十一篇，孔子作，公羊、谷梁所传，胡母生、董子所传本，是也。《春秋》为孔子作，古今更无异论。但伪古学出，力攻改制，并铲削“笔削”之义，以为赴告策书，孔子据而书之，而善恶自见。杜预倡之，朱子尤主之。若此，则圣人为一誊录书手，何得谓之作乎？今特辨此。言“作《春秋》者”不胜录，略自变量条，以成例尔。）
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尽心》）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
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汉书董仲舒传》）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繁露俞序》）
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贡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春秋纬考异邮》）
孔子作《春秋》，陈天人之际，记异考符。（《春秋纬握诚图》）
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作《春秋》。九月，书成。（《春秋纬演孔图》）
孔子曰：丘于《春秋》，始于元，终于麟，王道成也。（《春秋纬元命苞》）
孔子曰：丘作《春秋》，天授《演孔图》。（《春秋纬演孔图》）
孔子曰：“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东西南北七十说而不用，然后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万世之后，天下折中焉。（《盐铁论相刺》）
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而指博。”（《史记孔子世家》）
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后君子知周道亡也。（《说苑君道》）于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说苑贵德》）
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后汉书公孙述传》）
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于胸中也。（《论衡超奇》）
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则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同上）故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论衡定贤》）
问：周道不弊，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如周道不弊，孔子不作者，未必无孔子之才，无所起也。夫如是，孔子之作《春秋》，未可以观圣，有若孔子之业者，未可知贤也？曰：周道弊，孔子起而作之。（同上）
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论衡书解》）至周之时，人民久薄，故孔子作《春秋》。（《论衡齐世》）
玄之闻也，孔子时，周道衰亡，己有圣德，无所施用，作《春秋》以见志。其言少从，以为天下法。（《五经异义》）
孔子作《春秋》，周何王时也？自卫反鲁，然后乐正，《春秋》作矣。自卫反鲁，哀公时也。自卫，何君也？俟孔子以何礼，而孔子反鲁作《春秋》乎？孔子录史记以作《春秋》，史记本名《春秋》乎？制作以为经，乃归《春秋》也。（《论衡谢短》）
（论作《春秋》之时，制作以为经，最详。）
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秘书微文，无所不定。（《论衡效力》）──右《春秋》为孔子所作。仲尼作经，本一而已。（《申鉴时事》）
《诗》、《书》、《礼》、《春秋》，或因或作，而成于仲尼乎？其益可知也。（《扬子问神》）孔子定六经以行其道。（
译伏羲创制八卦，孔子将其合并推演其文辞，阐发其神妙，创作《春秋》以改革混乱的制度。（《春秋纬》）
（这一条则将推演六十四卦的功劳也归于孔子了。然而说“推演其文辞”，或许是指八卦的卦爻辞而言，而六十四卦仍是周文王所推演的吗？但文辞则每一个字都是孔子所作。）──以上论述《易经》为孔子所作。
（《春秋》是旧有的书名。《墨子》说“百国《春秋》”，《公羊传》说“不修《春秋》”，《国语·楚语》说“教之《春秋》”，这是指现在的十一篇，由孔子所作，公羊、谷梁所传授，胡母生、董仲舒所传授的本子，就是如此。《春秋》为孔子所作，古今更无不同意见。但伪古学出现，极力攻击改制说，并铲削“笔削”的含义，认为《春秋》只是赴告的策书，孔子依据它来书写，而善恶自然显现。杜预倡导此说，朱熹尤其主张此说。如果这样，那么圣人就成了一个抄录书手，怎么能说是创作呢？现在特别辨析这一点。说“创作《春秋》”的人不胜枚举，略举几条作为例证罢了。）
孔子感到恐惧，创作《春秋》。《春秋》是天子的事情。孔子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吧！”（《孟子·尽心》）孔子完成《春秋》，乱臣贼子感到恐惧。（《孟子·滕文公》）
王者的踪迹消亡而《诗经》灭亡，《诗经》灭亡然后《春秋》创作。（《孟子·离娄》）
孔子创作《春秋》，首先端正王道并系连万事，显现出素王的文治。（《汉书·董仲舒传》）孔子创作《春秋》，向上探求端正天道的开端。（《春秋繁露·俞序》）
孔子接受端门的使命，制定《春秋》的大义，派子贡等十四人，寻求周朝的史官记录，得到一百二十国的宝书。九月，经文确立。（《春秋纬·考异邮》）
孔子创作《春秋》，陈述天与人之间的关系，记载怪异考察符瑞。（《春秋纬·握诚图》）
哀公十四年春天，在西郊狩猎捕获麒麟，创作《春秋》。九月，书成。（《春秋纬·演孔图》）
孔子说：“我对于《春秋》，始于元年，终于麒麟，王道成就。”（《春秋纬·元命苞》）
孔子说：“我创作《春秋》，上天授予《演孔图》。”（《春秋纬·演孔图》）
孔子说：“诗人痛恨它而不能沉默，我痛恨它而不能隐伏。”因此东西南北七十次游说而不被任用，然后退而修明王道，创作《春秋》，流传给万世之后，天下以此为准则。（《盐铁论·相刺》）
孔子“依据史官记录创作《春秋》，上起隐公，下至哀公十四年，十二位国君。依据鲁国，亲近周朝，尊重殷商，贯通三代。精简其文辞而旨意广博。”（《史记·孔子世家》）
周朝的德行不灭亡，《春秋》不创作。《春秋》创作，然后君子知道周道灭亡了。（《说苑·君道》）于是退而创作《春秋》，阐明素王之道。（《说苑·贵德》）
认为孔子创作《春秋》，是为赤制，而断限十二公。（《后汉书·公孙述传》）
孔子得到史官记录来创作《春秋》。等到他确立大义、创制新义、褒贬赏罚，不再依据史官记录，那是深远思考自然出于胸中。（《论衡·超奇》）
孔子创作《春秋》以显示王者的意旨。那么孔子的《春秋》，是素王的事业。（同上）所以孔子没有称王，创作《春秋》以表明心志。（《论衡·定贤》）
问：周道不弊坏，孔子不创作《春秋》，《春秋》的创作，起于周道弊坏；如果周道不弊坏，孔子不创作，未必没有孔子那样的人才，只是没有起因罢了。像这样，孔子的创作《春秋》，不可以用来观察圣德，有像孔子事业的人，未必不知道贤能？答：周道弊坏，孔子兴起而创作它。（同上）
假使孔子得以称王，《春秋》不创作。（《论衡·书解》）到了周朝的时候，人民长久浅薄，所以孔子创作《春秋》。（《论衡·齐世》）
我听说，孔子时，周道衰亡，他已有圣德，无处施展，创作《春秋》以表明心志。他的话很少被听从，却作为天下的法则。（《五经异义》）
孔子创作《春秋》，周朝是哪位君王的时候？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音乐得到正定，《春秋》创作了。从卫国返回鲁国，是哀公的时候。从卫国，是哪位国君？等待孔子以什么礼节，而孔子返回鲁国创作《春秋》呢？孔子记录史官记录来创作《春秋》，史官记录本名叫《春秋》吗？制作以为经典，才归于《春秋》。（《论衡·谢短》）
（论述创作《春秋》的时候，制作以为经典，最为详细。）
孔子，是周世有力的人，创作《春秋》，秘密微妙的文辞，没有不确定的。（《论衡·效力》）──以上论述《春秋》为孔子所作。孔子创作经典，本源只有一个罢了。（《申鉴·时事》）
《诗经》、《尚书》、《礼记》、《春秋》，有的因袭有的创作，而成于孔子吗？他的增益可知了。（《扬子·问神》）孔子审定六经以推行他的道。
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淮南说林》）治世有孔子之经。（《潜夫论思贤》）
孔子作法五经，运之天地，稽之图像，质于三王，施于四海。（《春秋纬演孔图》）
（此义与《中庸》“君子之道本诸身，征之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同。若其直指五经为孔子作，尤为明显。自刘歆篡乱诸经，归之周公，而孔子制作之义晦矣。幸赖孔门口说遗文犹有存者，足以证知。吉光片羽，可谓鸿宝。）
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文王之文，传在孔子。孔子为汉制文，传在汉也。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论衡佚文》）
（五经六艺之文，孔子为汉制之，则五经六艺非孔子所作而何？王仲任犹传微言哉。）孔子之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运。”（《春秋纬演孔图》）
孔子谓老聃曰：“某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庄子天运》）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知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
（庄子学出田子方。田子方为子夏弟子，故庄生为子夏再传，实为孔子后学。其《天下》篇遍论当时学术，自墨子、宋铏、田骈、慎到、关尹、老聃、惠施，庄周亦自列一家，而皆以为耳目鼻口，仅明一义，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不见纯体而裂道术，云邹鲁之士，缙绅先生，能明之。缙绅是儒衣，邹、鲁皆孔子后学，则古人非孔子而何？所以尊孔子者，云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又开篇称为神明圣王。自古尊孔子、论孔子，未有若庄生者。虽子思称孔子曰“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上律天时，下袭水土”，不若庄子之该举。子贡、有若、宰我所称，益不若子思矣。固由庄生之聪辨，故一言而能举其大，亦由庄生曾为后学，能知其深也。后世以《论语》见孔子，仅见其庸行；以《春秋》见孔子，仅见其据乱之制；以心学家论孔子，仅见其本数之端倪；以考据家论孔子，仅见其末度之一二。有庄生之说，乃知孔子本数末度，小大精粗，无乎不在。信乎惟天为大！固与后儒井牖之见异也。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朱子谓其以一字断语，如大斧斫下。非知之深，安能道得？六经之大义，六经之次序，皆赖庄生传之。云“其明而在数度”，“其在《诗》、《书》、《礼》、《乐》”，皆孔子所作，数度殆即纬欤？庄子又称“孔子祇十二经以见老子”。十二经者，六经、六纬也。孔子后学，传六经以散于天下，设教于中国，于孔学传经传教之绪，亦赖此而明。庄生称孔子“内圣外王”，与荀子“圣者尽伦者也，王者尽制者也”，悲其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叹后学者不见之不幸，而疾呼道术之将裂。卫道之
译孔子修习成王、康王的治国之道，阐述周公的训诫，以此教导七十位弟子，让他们穿着儒者的衣冠，研习儒家典籍，所以儒家的学派由此产生。太平盛世有孔子的经典。
孔子创制五经，以天地运行规律来推演，以图像来考证，以三代圣王的事迹来验证，施行于四海之内。
（这一含义与《中庸》中“君子之道，根本在于自身，验证于百姓，考察于三王而不谬误，建立于天地而不违背，质证于鬼神而没有疑问，等待百世后的圣人也不迷惑”相同。如果直接指出五经是孔子所作，那就更加明显了。自从刘歆篡乱诸经，将其归于周公，孔子创制经典的含义就晦暗不明。幸好孔子的口传遗文还有留存，足以证明这一点。这些吉光片羽，可以说是珍贵的宝物。）
孔子说：“文王去世后，文化不就在我们这里吗！”文王的文化，传承在孔子身上。孔子为汉朝制定文化制度，传承在汉朝。承受上天的文化。文人应当遵循五经六艺作为文化的准则。
（五经六艺的文化，是孔子为汉朝制定的，那么五经六艺如果不是孔子所作，又是什么？王充还在传承微言大义呢。）孔子的胸中有文化，说：“创制经典以安定世道，符合天命。”
孔子对老聃说：“我治理《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经。”
古代的人真是完备啊！配合神明，醇厚天地，养育万物，知晓天下，恩泽遍及百姓，通晓根本的规律，联系末节的制度，六通四达，无论大小精粗，其运行无处不在。那些明确体现在数量法度中的，旧时流传的史书，还多有记载；那些存在于《诗》、《书》、《礼》、《乐》中的，邹鲁的士人，穿丝束带的先生们，大多能阐明。《诗》用来表达志向，《书》用来记述政事，《礼》用来规范行为，《乐》用来调和人心，《易》用来阐明阴阳，《春秋》用来辨别名分。这些道理散播在天下，而设立在中国境内的，百家之学，有时也称赞并传述。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统一。天下人大多只看到一方面就自以为好。就像耳、目、鼻、口，各自有所擅长，却不能相通，犹如百家的技艺，各自有所长处，有时有所用处。虽然如此，但不全面不普遍，只是偏执一隅的士人。割裂天地之美，剖析万物之理，考察古人的全貌，很少有人能具备天地之美，称颂神明的容貌。因此，内圣外王之道，昏暗而不明朗，郁结而不发扬，天下的人，各自按照自己的欲望来确立自己的方法。可悲啊！百家一去不复返，必然不能合流了。后世的学者，不幸没有见到天地的纯粹，古人的大体，道术将被天下分裂。
（庄子的学问出自田子方。田子方是子夏的弟子，所以庄子是子夏的再传弟子，实际上是孔子的后学。他的《天下》篇遍论当时的学术，从墨子、宋钘、田骈、慎到、关尹、老聃、惠施，庄子也自列一家，而都认为是耳、目、鼻、口，只明白一个方面，不全面不普遍，是偏执一隅的士人，没有见到纯粹的整体而分裂了道术，说邹鲁的士人，穿丝束带的先生们，能阐明。缙绅是儒者的衣服，邹、鲁都是孔子的后学，那么古人不是孔子又是谁？所以尊崇孔子，说配合神明，醇厚天地，养育万物，和洽天下，恩泽遍及百姓，通晓根本的规律，联系末节的制度，六通四达，无论大小精粗，其运行无处不在。又开篇称为神明圣王。自古以来尊崇孔子、论述孔子，没有像庄子这样的。虽然子思称孔子说“广大啊，养育万物，高耸至于天，上顺应天时，下承袭水土”，不如庄子这样全面列举。子贡、有若、宰我所称颂的，更不如子思了。固然因为庄子的聪慧明辨，所以一句话就能举出其大体，也因为庄子曾是后学，能知道其深意。后世通过《论语》看孔子，只看到他的日常行为；通过《春秋》看孔子，只看到他在乱世制定的制度；用心学家论孔子，只看到根本规律的端倪；用考据家论孔子，只看到末节制度的一二。有庄子的说法，才知道孔子根本规律与末节制度，大小精粗，无处不在。确实只有天最大！固然与后儒井底之见不同。说“《诗》用来表达志向，《书》用来记述政事，《礼》用来规范行为，《乐》用来调和人心，《易》用来阐明阴阳，《春秋》用来辨别名分”。朱熹说他用一个字断语，像大斧砍下。不是深知，怎么能说得出来？六经的大义，六经的次序，都依靠庄子传承。说“那些明确体现在数量法度中的”，“那些在《诗》、《书》、《礼》、《乐》中的”，都是孔子所作，数量法度大概就是纬书吧？庄子又说“孔子拿着十二经去见老子”。十二经，就是六经、六纬。孔子的后学，传承六经散播于天下，在中国设立教化，对于孔学传经传教的脉络，也依靠这个而明了。庄子称孔子“内圣外王”，与荀子“圣人尽伦者也，王者尽制者也”，悲叹其昏暗而不明朗，郁结而不发扬，感叹后学者没有见到的不幸，而疾呼道术将要分裂。卫道的
深，虽孟、荀之放淫辞而卫大道，岂有过哉？特庄生阅世过深，以为浊世不可与庄语，故危言、寓言、重言，故为曼衍，遂千年无知庄生者。或以古人属禹、汤、文、武，则开端云“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指当时春秋战国创教立说之诸子而言，故谓为治方术。《论衡》谓孔子“诸子之杰者”也。孔子在当时，道未一统。孔、墨并称，儒、墨相攻，故列在当时天下治方术诸家之内。若“古之人”，为三代先王，则当言古今之为治道多矣，不当言“天下之治方术”。文质三正，循环递嬗，三王方听人人用二代之礼乐，何尝以为无以加？故知“古之人”非三代先王也。时非三代先王，则“古之人”为孔子尤确，而“古之人”所为《诗》、《书》、《礼》、《乐》，非孔子而何？能明庄子此篇，可明当时诸子纷纷创教；益可明孔子创儒，其道最大，而六经为孔子所作，可为铁案。）
译思想深刻，即使像孟子、荀子那样放纵言辞以捍卫大道，难道有什么过错吗？只是庄子看破世事过于深刻，认为在浑浊的世道中无法进行严肃的对话，所以采用危言、寓言、重言，故意写得漫衍铺陈，于是导致千年以来没有人能真正理解庄子。有人将“古人”归属于禹、汤、文、武，那么开篇所说的“天下从事于治道方术的人很多，都自认为他们的作为无法再被超越”，是指当时春秋战国时期创立学说、建立教派的诸子而言，所以称为“治方术”。《论衡》称孔子是“诸子中的杰出者”。孔子在当时，大道尚未统一。孔子与墨子并称，儒家与墨家相互攻讦，所以孔子被列入当时天下从事治道方术的各家之中。如果“古人”是指三代的先王，那么就应当说古今从事治道的人很多，而不应当说“天下从事治方术的人”。文质三正，循环更替，三代君王正允许人们使用前两代的礼乐，何曾认为这些礼乐无法再被超越呢？因此知道“古人”不是三代的先王。既然不是三代的先王，那么“古人”指孔子就尤为确切，而“古人”所作的《诗》、《书》、《礼》、《乐》，如果不是孔子还能是谁呢？能够明白庄子这一篇，就可以明白当时诸子纷纷创立教派；更能明白孔子创立儒学，其道最为宏大，而六经是孔子所作，这可以作为确凿无疑的铁案。）
五经之兴，可谓作矣。（《论衡对作》）
丘生苍际，触期稽度，为赤制；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缀纪撰《书》，定礼乐。（《尚书纬考灵曜》）（此云撰《书》定礼，则《书》、《礼》为孔子所作明矣。）
圣人之制经，以遗教后贤也；譬犹巧倕之为规矩准绳，以遗后工也。（《潜夫论赞学》）据周史，立新经。（《春秋纬演孔图》）
圣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显天心。丘为木铎，制天下法。（《春秋纬演孔图》）丘为制法之主，黑绿不代苍黄。（《春秋纬援神器》）
──右总论六经为孔子所作。
孔子改制考 卷11
○孔子改制托古考（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惟义所在。”斯言也，何为而发哉？大人莫若孔子，其为孔子改制六经言耶？慈母之养子也，托之鬼神古昔以耸善戒恶；圣人爱民如子，其智岂不若慈母乎？子思曰“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欲征信莫如先王。传曰：“可与立，未可与权。”《易》曰：“《巽》以行权。”权者知轻重之谓。拨乱救民，硁硁必信，义孰重轻？巽辞托先王，俾民信从，以行权救患。孔子乎，将为硁硁必信之小人乎？抑为唯义所在之大人乎？况寓言尤诸子之俗哉。）
子曰：“吾作《孝经》，以素王无爵禄之赏，斧钺之诛，故称明王之道。”曾子避席复坐。子曰：“居，吾语女，顺孙以避灾祸，与先王以托权”。（《孝经纬钩命诀》）
（孔子改制托古大义，全见于此。一曰素王之诛赏，一曰与先王以托权。守经之徒，可与立者也。圣人但求有济于天下，则言不必信，惟义所在。无征不信，不信民不从，故一切制度托之三代先王以行之。若谓圣人行事不可依托，则是以硁硁之小人，律神化之孔子矣。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
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系天端。方陈受命，制正月，故假以为王法。（《公羊》隐元年何注《春秋》以新王受命，而文王为受命之王，故假之以为王法，一切制度皆从此出。必托之文王者，董子《繁露》所谓时诡其实，以有所讳也。必如是而后可以避祸，而后可以托王。《论语》“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孔子明以自谓矣。何邵公非嫡传口说，何敢谓为假乎？）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得后圣。故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见王公。史记十二公之间，皆衰世之事，故门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繁露俞序》）
孔子明得失，见成败，疾时世之不仁，失王道之体，故缘人情，赦小过。《传》又明之曰：君子辞也。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号以正人伦，因其成败以明顺逆。（同上）
（孔子以布衣而改乱制，加王心，达王事，不得不托诸行事，以明其义。当时门人犹惑之，况门外者乎？此孔子之微言，董子能发明之。）
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后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一统乎天子，而加忧于天下之忧也，务除天下所患，而欲上通五帝，下极三王，以通百王之道。（《繁露符瑞》）
（孔子受天命，改乱制，通三统，法后王，托古改制之义，此条最为显碻，可无疑矣。）
托记高祖以来，事可及问闻知者，犹曰我但记先人所闻，辟制作之害。（《公羊》哀十四年何注略与《钩命诀》义同，本文自明显。邵公盖深知口说者。）
《春秋》假行事以见王法。圣人为文辞孙顺，善善恶恶，不可正言其罪。（《公羊》庄十年何注）
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
译五部经典的兴起，可以说是由孔子创作而成的。（《论衡·对作》）
孔子生于苍色气运交替之际，顺应时势考察法度，为赤德制定制度；因此创作《春秋》，以阐明天命，编撰《尚书》，确定礼乐制度。（《尚书纬·考灵曜》）（这里说编撰《书》、确定礼制，那么《尚书》、《礼》是孔子所作就非常明白了。）
圣人制定经典，是为了留下教诲给后世的贤人；这就好比巧匠倕制作规矩准绳，留给后世的工匠一样。（《潜夫论·赞学》）依据周朝史官的记录，创立新的经典。（《春秋纬·演孔图》）
圣人不是白白降生，必定有所创制以彰显天心。孔子作为木铎，制定天下的法度。（《春秋纬·演孔图》）孔子是制定法度的主宰，黑色与绿色不能取代青色与黄色。（《春秋纬·援神器》）
──以上总论六经为孔子所作。
孔子改制考 卷11
○孔子改制托古考（孟子说：“伟大的人，说话不一定守信，只以道义为准绳。”这句话，是为了什么而说的呢？伟大的人没有比得上孔子的，这是为孔子改制六经而说的吗？慈母养育孩子，假托鬼神和古昔来震慑劝善警戒恶；圣人爱民如同爱子，他的智慧难道不如慈母吗？子思说“没有证据就不令人信服，不令人信服百姓就不会顺从”。想要取信于人，没有比假托先王更好的了。传文说：“可以让他坚守原则，未必能让他通权达变。”《易经》说：“用谦逊来实行权变。”权变就是懂得权衡轻重的意思。拨乱反正拯救百姓，如果拘泥于必定守信，道义上孰轻孰重？用谦逊的言辞假托先王，使百姓信服顺从，以此来实行权变拯救祸患。孔子呢，是要做拘泥于必定守信的小人呢？还是要做以道义为准绳的伟大人物呢？况且寓言更是诸子百家常见的做法。）
孔子说：“我创作《孝经》，因为素王没有爵位俸禄的奖赏，也没有斧钺的诛杀，所以称颂明王的道理。”曾子离开座位又坐下。孔子说：“坐下，我告诉你，顺从孙辈以避开灾祸，与先王一起假托权柄。”（《孝经纬·钩命诀》）
（孔子改制托古的大义，全部见于此处。一是素王的诛杀奖赏，二是与先王一起假托权柄。坚守常道的人，是可以让他坚守原则的。圣人只求对天下有益，那么说话就不一定守信，只以道义为准绳。没有证据就不令人信服，不令人信服百姓就不会顺从，所以一切制度都假托三代先王来实行。如果说圣人做事不可以依托，那就是用拘泥固执的小人标准，来衡量神化般的孔子了。平民百姓改革制度，事情太惊人，所以不如假托先王，既不惊人，自然可以避开祸患。）
文王，是周朝开始受命的君王，上天所任命，所以上面联系天命的开端。正在陈述受命，制定正月，所以假借他作为王法。（《公羊》隐元年何休注《春秋》以新王受命，而文王作为受命的君王，所以假借他作为王法，一切制度都从此产生。必定要假托文王，是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说的时势诡谲掩盖实情，有所避讳。必定这样才可以避开祸患，才可以假托王权。《论语》说“文王死了，文化不都在我这里吗”，孔子明确以此自谓了。何邵公如果不是嫡传的口说，怎么敢说是假借呢？）
孔子创作《春秋》，向上探求端正天命开端、王公的地位，万民的心愿；向下阐明得失，兴起贤才以得到后世的圣人。所以引用史书，梳理往事，纠正是非，显现王公。史书记录的十二公之间，都是衰世的事情，所以门人疑惑。孔子说：我依据他们的行事而加上王的心意，认为体现在空泛的言论中，不如体现在行事中广泛深切明了。（《春秋繁露·俞序》）
孔子阐明得失，显现成败，痛恨时世的不仁，失去王道的根本，所以顺应人情，赦免小过。《传》又阐明说：这是君子的辞令。孔子说：我依据行事，加上我的王心，假借他的位号以端正人伦，依据他的成败以阐明顺逆。（同上）
（孔子以平民身份改革混乱的制度，加上王的心意，通达王的事功，不得不假托行事，来阐明他的道义。当时的门人尚且疑惑，何况门外的人呢？这是孔子的微言大义，董仲舒能够发明它。）
有不是人力所能达到而自然到来的，西狩获得麒麟，是受命的符瑞。然后假托《春秋》在正与不正之间，来阐明改制的道义，统一于天子，而将天下的忧患加在自己身上，致力于消除天下的祸患，想要上通五帝，下极三王，以贯通百王的道。（《春秋繁露·符瑞》）
（孔子受天命，改革混乱的制度，贯通三统，效法后王，托古改制的道义，这一条最为显确，可以无疑了。）
假托记录高祖以来，事情可以询问听闻知道的，还说我只是记录先人所听到的，避开制作的祸害。（《公羊》哀十四年何休注大致与《钩命诀》意义相同，本文自明显。何邵公大概深知口说者。）
《春秋》假借行事来显现王法。圣人作文辞谦逊顺从，善善恶恶，不可以直言其罪。（《公羊》庄十年何休注）
太史公说：我听说董生说：周道衰败。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害他，大夫阻塞他。孔子知道言论不被采用，道义不能实行，于是评判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的仪表，贬抑天子，退让诸侯，声讨大夫，以此来通达王的事功罢了。孔子说：“我想把它记载在空泛的言论中，不如体现在行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