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改制考 卷03
；隽不疑之见暴胜之，冠进贤冠，褒衣博带；宋世司马公、朱子尚自制深衣。明张凤翼，尚以菊花绣衣谒巡抚；则儒服之创，何异哉？其它悬为虚论，待之后王，则有若黄梨州之《明夷待访录》，顾亭林之《日知录》，更何足言乎！今揭诸子改制之说。诸子之改制明，况大圣制作之孔子，坐睹乱世，忍不损益，拨而反之正乎？知我罪我，惟义所在，固非曲士夏虫所能知矣。）
译隽不疑拜见暴胜之时，头戴进贤冠，身着宽袍大带；宋代司马光、朱熹还曾亲自制作深衣；明代张凤翼，甚至穿着绣有菊花的衣服去拜见巡抚；那么，儒者服饰的创制，又有什么不同呢？其他那些空谈虚论、等待后世圣王来实行的主张，像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顾炎武的《日知录》，就更不必多说了！如今揭示诸子关于改制的主张。诸子主张改制尚且明白，何况是创立制度的大圣孔子，目睹乱世，怎会忍心不去增减损益，拨乱反正呢？了解我或怪罪我，只在于道义所在，这本来就不是那些拘泥固执的浅陋之士和夏虫所能理解的。
子墨子制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菹漏，气无发泄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哭往哭来，反从事乎衣食之财，佴乎祭祀，以致孝于亲。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墨子节葬》）
故古圣王制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以及其葬也，下无及泉，上无通臭，陇若参耕之亩，则止矣。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无久哭，而疾而从事，人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同上）
（不久哭而疾从事，宜孟子以为薄而无父矣。荀子以为知用而不知文，诚切中其病。）
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见四方之君，子则将先语？”子墨子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墨子鲁问》）
公孟子谓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丧为非，子之三日之丧亦非也。”（三日当为三月）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丧非三日之丧，是犹果谓撅者不恭也。”（《墨子公孟》）
上稽之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纣、幽、厉之事犹合节也。若以此观，则厚葬久丧，其非圣王之道也。今执厚葬久丧者言曰：“厚葬久丧，果非圣王之道，夫胡说中国之君子，为而不已，操而不择哉？”子墨子曰：“此所谓便其习而义其俗者也。昔者越之东，有嵒沭之国者，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其大父死，负其大母而弃之，曰鬼妻不可与居处。此上以为政，下以为俗，为而不已，操而不择，则此岂实仁义之道哉？此所谓便其习而义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国者，其亲戚死，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为孝子。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此上以为政，下以为俗，为而不已，操而不择，则此岂实仁义之道哉？此所谓便其习而义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国者观之，则亦犹薄矣；若中国之君子观之，则亦犹厚矣。如彼则大厚，如此则大薄，然则葬埋之有节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犹尚有节，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独无节于此乎？”（《墨子节葬》）
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墨子》佚文）
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淮南子泛论训》）
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无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圣王既没，于民次也，其欲蚤处家者，有所二十年处家；其欲晚处家者，有所四十年处家。以其蚤与其晚相践，后圣王之法十年，若纯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不惟使民蚤处家，而可以倍与！（《墨子节用》）
子墨子曰：为乐，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书，汤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其刑，君子出丝二卫，小人否。”似二伯黄径，乃言曰：“呜呼！舞佯佯，黄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降之百殃，其家必坏丧。”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从饰乐也。于《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万民弗利。（《墨子非乐》）
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菆位，必择国之父兄慈孝贞良者，以为祝宗，必择六畜之胜腯肥倅，毛以为牺牲，圭璧琮璜称财为度；必择五谷之芳黄，以为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与岁上下也。故古圣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后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选效，必
译墨子制定了丧葬的法令说：棺木三寸厚，足以让骨头腐烂；衣服三件，足以让肉体腐烂。挖掘墓穴的深度，下面不渗水，上面不散发气味，坟堆足以让人辨认出埋葬的位置，就足够了。哭丧往返，然后返回去从事生产衣食财富的工作，安排祭祀，以此来表达对父母的孝心。所以说，墨子的法令，不损害生者与死者的利益，就在于此。
所以古代的圣王制定了丧葬的法令说：棺木三寸厚，足以让身体腐烂。衣被三件，足以遮盖尸体的丑态。等到下葬时，下面不触及泉水，上面不散发臭味，坟堆像三垄耕地的宽度，就足够了。死者已经安葬，生者不必长久哭泣，而是迅速从事劳作，每个人做力所能及的事，从而相互得利。
（不久哭而迅速从事劳作，孟子认为这是淡薄而没有父道。荀子认为这是知道实用而不知道礼文，确实切中了它的弊病。）
墨子周游列国。魏越说：“既然能见到各国的君主，您打算先说什么？”墨子说：“凡是进入一个国家，必须选择当前最紧要的事务去从事。国家昏乱，就劝说他崇尚贤才、统一意志。国家贫穷，就劝说他节约用度、节制丧葬。国家喜好音乐、沉溺酒色，就劝说他反对音乐、反对宿命。国家淫乱邪僻、没有礼法，就劝说他尊崇上天、侍奉鬼神。国家致力于掠夺侵略，就劝说他兼爱、反对攻战。所以说，要选择最紧要的事务去从事。”
公孟子对墨子说：“您认为三年的丧礼不对，您主张的三天丧礼也不对。”（三天应当是三月）墨子说：“您认为三年的丧礼不对三天的丧礼，这就像说挖坑的人不恭敬一样。”
向上考察尧、舜、禹、汤、文、武的道，政令却违背它；向下考察桀、纣、幽、厉的事迹，却还符合节度。如果这样看，那么厚葬久丧，就不是圣王的道。现在主张厚葬久丧的人说：“厚葬久丧，如果真的不是圣王的道，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君子，做起来不停止，坚持而不选择呢？”墨子说：“这就是所说的顺从其习惯而认为其习俗合乎道义的人。从前越国的东面，有个嵒沭国，长子出生就剖开吃掉，称之为有利于弟弟；祖父死了，背着祖母抛弃她，说鬼妻不能和她同居。这在上面作为政令，在下面作为习俗，做起来不停止，坚持而不选择，这难道是真正的仁义之道吗？这就是所说的顺从其习惯而认为其习俗合乎道义的人。楚国的南面，有个炎人国，亲戚死了，腐烂掉肉而抛弃，然后埋葬骨头，这才成为孝子。秦国的西面，有个仪渠国，亲戚死了，堆积柴薪焚烧，烟气上升称之为登遐，这才成为孝子。这在上面作为政令，在下面作为习俗，做起来不停止，坚持而不选择，这难道是真正的仁义之道吗？这就是所说的顺从其习惯而认为其习俗合乎道义的人。如果以这三个国家来看，那么也还算是薄葬；如果以中国的君子来看，那么也还算是厚葬。那样就太厚，这样就太薄，那么丧葬就应当有节制。所以衣食，是人生的利益，尚且还有节制，丧葬，是死后的利益，为什么唯独在这里没有节制呢？”
堂高三尺，土台阶分三级，茅草屋顶不加修剪，采木椽子不加刮削。吃土簋里的饭，喝土刑里的汤，吃粗糙的粱米，喝野菜做的羹。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送葬用三寸厚的桐木棺，举哀时不尽情表达悲哀。
兼爱，尚贤，右鬼，非命，是墨子所确立的。
从前圣王制定法令说：男子年满二十，不敢不娶妻成家；女子年满十五，不敢不嫁人侍奉丈夫。这是圣王的法令。圣王死后，在民众中，那些想早成家的，有的二十岁就成家；那些想晚成家的，有的四十岁才成家。以早成家和晚成家相互折算，比圣王的法令晚了十年，如果纯粹按三年生一个孩子计算，生育的时间可以延长两三年。这不仅是让民众早成家，而且可以使人口加倍！
墨子说：制造音乐，是不对的。怎么知道它不对呢？说：先王的书，商汤的《官刑》中有记载，说：“那些经常在宫中跳舞的，这叫巫风。他们的刑罚，君子要缴纳两束丝，小人则不然。”好像二伯黄径，于是说：“唉！跳舞的样子轻浮，黄色的言语非常显著，上帝不再保佑，九州因此灭亡。上帝不顺从，降下百种灾祸，他们的家必定败亡。”考察九州之所以灭亡，只是因为装饰音乐。在《武观》中说：“启于是放纵享乐，在野外饮食，将将铭苋磬用力敲击；沉溺于酒，在野外饮食，《万》舞整齐有序，名声传达到天上，上天因此不认可。”所以上面天鬼不保佑，下面万民不得利。
况且从前虞、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圣王，他们开始建国营建都城时，必定选择国家的正坛，设置作为宗庙，必定选择高大茂盛的树木，树立作为神位，必定选择国家中父兄慈爱孝顺、贞正善良的人，作为祝宗，必定选择六畜中健壮肥美的，作为牺牲，圭璧琮璜根据财力作为标准；必定选择五谷中芳香黄色的，作为酒醴和祭品，所以酒醴和祭品，与岁时的上下相应。所以古代的圣王治理天下，必定先敬鬼神而后敬人，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说：官府选拔效法，必定
先祭器祭服，毕藏于府，祝宗有司，毕立于朝，牺牲不与昔聚群。故古者圣王之为政，若此。（《墨子明鬼》）
译祭祀用的器具和礼服，全部收藏在府库中；祝官和宗官等主管祭祀的官员，全部站立在朝廷上；牺牲（祭祀用的牲畜）不与过去的牲畜混养在一起。所以古代圣王治理政事，就是像这样的。
（按，此《墨子》诸篇，皆墨子特创之义，即墨子所改之制也。然曰“择务而从事”，则亦深观时势，曲有斟酌，非持偏论而概施之。庄子谓墨子“真天下之好”，求之天下无有，诚哉是言！但总诸篇之旨，《节葬》、《非命》、《非乐》、《非儒》，皆显与孔子之学为敌，又其声名徒众与孔子相比，故述孔子者必力攻之。非独孔子义理之粹，亦所谓子不私其父，则不成为子，臣不私其君，则不成为臣也。若韩愈，谓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二家交攻，非二师之道本然，则褷言也。虽然，退之一文人之雄耳，安足责以大道之源流哉！）
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悦之。为之大过，已之大顺，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岛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胫无毛，沐甚风，栉疾雨，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辨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墨翟、禽滑厘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庄子天下》）
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吕氏春秋去私》）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椁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史记太史公自序》）
──右墨子改制。管仲镂簋朱纮，山节藻棁，君子以为滥矣。（《礼记礼器》）
孔子曰：管仲镂簋而朱纮，旅树而反坫，山节而藻棁，贤大夫也，而难为上也。（《礼记杂记》）管仲会国用三分，二在宾客，其一在国。（《管子中匡》）
公曰：“民办君事矣，则可乎？”对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请薄刑罚以厚甲兵。”于是死罪不杀，刑罪不罚，使以甲兵赎。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罚以胁盾一戟，过罚以金。军无所计而讼者，成以束矢。（同上）
桓公曰：“参国奈何？”管子对曰：“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公帅十一乡，高子帅五乡，国子帅五乡。参国，故为三军。公立三官之臣，市立三乡，工立三族，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一帅。”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对曰：“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率，率有长；十率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
译（按，这些《墨子》的篇章，都是墨子特别创立的义理，也就是墨子所改革的制度。然而说“选择急务而从事”，那么也是深刻观察时势，处处斟酌，并非持偏颇之论而一概施行。庄子说墨子“真是天下的好人”，在天下寻求这样的人却没有，这话确实啊！但是总括这些篇章的宗旨，《节葬》、《非命》、《非乐》、《非儒》，都明显与孔子的学说相对立，又因为墨子的名声和门徒与孔子相当，所以记述孔子的人必定极力攻击他。这不仅仅是因为孔子的义理精粹，也是因为所谓儿子不偏爱自己的父亲，就不能成为儿子；臣子不偏爱自己的君主，就不能成为臣子。像韩愈，说孔子必定任用墨子，墨子必定任用孔子，两家互相攻击，并非两位老师道义的本然，那是轻率的话。虽然如此，韩愈不过是一个文人的豪杰罢了，哪里值得用大道的源流来要求他呢！）
不奢侈于后世，不浪费于万物，不炫耀于法度，用规矩来矫正自己而备急世用，古代的道术有在于此的，墨翟、禽滑厘听到这种风气而喜欢它。做得太过分，自己却认为很顺当，写作《非乐》，命名为节用，活着不唱歌，死了没有丧服。墨子泛爱兼利而反对争斗，他的道不愤怒。又喜好学习而广博不异，不与先王相同，毁弃古代的礼乐。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古代的丧礼，贵贱有仪节，上下有等级，天子棺椁七层，诸侯五层，大夫三层，士两层。现在墨子唯独活着不唱歌，死了没有丧服，桐棺三寸而没有外椁，把它作为法式，用这个教导别人，恐怕不爱别人；用这个要求自己，本来就不爱自己。没有败坏墨子的道。虽然如此，唱歌却不是真正的唱歌，哭泣却不是真正的哭泣，音乐却不是真正的音乐，这果真是同类吗？他活着勤劳，死了简薄，他的道太刻薄。使人忧愁，使人悲伤。他的行为难以实行。恐怕不可以作为圣人的道，违背天下人的心，天下人不能忍受。墨子虽然独自能承担，那天下人怎么办呢？背离天下人，他离王道就远了！墨子称道说：“从前禹堵塞洪水，疏通江河，而通达四方和九州，名山三百座，支川三千条，小的无数。禹亲自拿着耒耜，而疏通天下的河流，小腿没有肌肉，胫骨没有毛，冒着大风，顶着急雨，安置万国。禹，是大圣人，而形体劳苦天下人到了这种地步。”让后世的墨者，大多穿皮衣为衣服，穿草鞋为服饰，日夜不停，以自苦为极致。说“不能这样，不是禹的道，不足以称为墨”。相里勤的弟子，五侯的门徒，南方的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类，都诵读《墨经》，而违背诡辩不同，互相称为“别墨”。用坚白同异的辩论互相诋毁，用奇偶不仵的言辞互相应答，以巨子为圣人，都愿意做他的代表，希望成为他的后世，至今没有决断。墨翟、禽滑厘的意思是对的，他们的行为是不对的。将使后世的墨者，必定自苦到小腿没有肌肉，胫骨没有毛，互相推崇罢了，这是乱世的最高表现，治世的最低表现。虽然如此，墨子真是天下的好人，将寻求他而得不到，即使枯槁也不舍弃，是才士啊！（《庄子天下》）
墨者的法说：“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这是用来禁止杀伤人的。禁止杀伤人，是天下的最大义理。（《吕氏春秋去私》）
墨者也崇尚尧舜的道，说他们的德行，说：堂高三尺，土阶三级，茅草屋顶不修剪，采木椽子不刮削。吃土簋里的饭，喝土刑里的汤，吃粗糙的粱饭，喝藜藿做的羹。夏天穿葛衣，冬天穿鹿裘。他们送葬，桐棺三寸，举哀不尽其哀。教导丧礼，必定以这个作为万民的表率。（《史记太史公自序》）
──以上墨子改制。管仲雕刻簋而朱纮，山节藻棁，君子认为过分了。（《礼记礼器》）
孔子说：管仲雕刻簋而朱纮，旅树而反坫，山节而藻棁，是贤大夫，而难以作为上级。（《礼记杂记》）管仲会国用三分，二在宾客，其一在国。（《管子中匡》）
公说：“百姓办君事，可以吗？”回答说：“不可以。甲兵不足，请薄刑罚以厚甲兵。”于是死罪不杀，刑罪不罚，使以甲兵赎。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罚以胁盾一戟，过罚以金。军无所计而讼者，成以束矢。（同上）
桓公说：“参国奈何？”管子回答说：“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公帅十一乡，高子帅五乡，国子帅五乡。参国，故为三军。公立三官之臣，市立三乡，工立三族，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一帅。”桓公说：“五鄙奈何？”管子回答说：“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率，率有长；十率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
管子对曰：“修旧法。择其善者，举而严用之。”
管子对曰：“作内政而寓军令焉。为高子之里，为国子之里，为公里，三分齐国以为三军。择其贤民，使为里君。乡有行伍卒长，则其制令，且以田猎，因以赏罚，则百姓通于军事矣。”桓公曰善。于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有乡，乡有良人以为军令。是故五家为轨，五人为伍，轨长率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率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率之；五乡一师，故万人一军，五乡之师率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国子之鼓。春以田，曰搜，振旅；秋以田，曰狝，治兵。是故卒伍政定于里，军旅政定于郊。内教既成，令不得迁徙。
管子对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胁二戟，轻罪入兰盾鞈革二戟；小罪入以金钧，分宥薄罪入以半钧。无坐抑而讼狱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则入束矢以罚之。美金以铸戈剑矛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斤斧锄夷锯，试诸木土。”（并同上）
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史记货殖传》）
管仲父出朱盖青衣，置鼓而归，庭有陈鼎，家有三归。（《韩非子外储》）──右管子改制。
曾子曰：“晏子可谓知礼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车一乘，及墓而反。国君七个，遣车七乘；大夫五个，遣车五乘。晏子焉知礼？”曾子曰：“国无道，君子耻盈，礼焉。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礼记檀弓》）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为隘矣。（《礼记礼器》）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贤大夫也，而难为下也。（《礼记杂记》）──右晏子改制。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论语颜渊》）
原壤夷俟。（《论语宪问》）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歌曰：“狸首之班然，执女手之卷然。”夫子为弗闻也者而过之。从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闻之，亲者毋失其为亲也，故者毋失其为故也。”（《礼记檀弓》）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
（《说苑》谓以德报怨为老子说，则与孔子并时改制之人也。其道不近人情，自难行。）──右棘子成、原壤、老子改制。
杨朱曰：古语有之，“生相怜，死相捐。”此语至矣！相怜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饿能使饱，寒之能使温，穷能使达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锦，不陈牺牲，不设明器也。（《列子杨朱》）
（“死相捐”，与墨子薄葬同。杨、墨殊途，其制间合，犹三统之因革也。）
季梁之死，杨朱望其门而歌。随梧之死，杨朱抚其尸而哭。（《列子仲尼》）（《论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临丧而歌，必非孔子之制。《檀弓》载季武子丧，曾点倚其门而歌。案，季武子卒于昭公七年，是时孔子才十八岁。《论语》序曾甗在子路后。子路少孔子九岁，是时曾甗尚未十岁，安有倚门而歌事？殆后儒伪窜耳。若杨朱、原壤，同出老子，望门登木，后先一辙。后世《蒿里》、《薤露》，此风固有自来欤？）
──右杨子改制。
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掞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胹合欢，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庄子天下》）
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
译管仲回答说：“修定旧有的法度。选择其中好的部分，提拔并严格地施行它。”
管仲回答说：“建立内政制度，将军事命令寓于其中。为高氏子弟设立里邑，为国氏子弟设立里邑，为公室子弟设立里邑，将齐国分为三部分以组建三军。挑选贤良的百姓，让他们担任里君。乡里有行伍卒长，就制定他们的制度法令，并且通过田猎来训练，借此实施赏罚，这样百姓就通晓军事了。”桓公说：“好。”于是管仲便制定五家为一轨，轨设轨长；十轨为一里，里设里有司；四里为一连，连设连长；十连为一乡，乡设良人负责军事命令。因此五家为一轨，五人为一伍，由轨长率领；十轨为一里，所以五十人为一小戎，由里有司率领；四里为一连，所以二百人为一卒，由连长率领；十连为一乡，所以二千人为一旅，由乡良人率领；五乡为一师，所以一万人为一军，由五乡的师率领。三军之中，有中军的战鼓，有高氏的战鼓，有国氏的战鼓。春天进行田猎，称为“搜”，整顿军队；秋天进行田猎，称为“狝”，治理兵事。因此卒伍的政令在里邑中确定，军旅的政令在郊外确定。内部教化既已成就，便下令不得迁徙。
管仲回答说：“犯重罪的，缴纳兵甲、犀牛皮盾和两把戟；犯轻罪的，缴纳兰盾、皮革和两把戟；犯小罪的，缴纳金一钧；分赦轻罪的，缴纳半钧金。没有因被压制而诉讼的，如果三次审理判决不公，就缴纳一束箭作为惩罚。用优质的金属铸造戈、剑、矛、戟，在狗马身上试验；用劣质的金属铸造斤、斧、锄、夷、锯，在木土上试验。”（以上均同前文）
此后齐国国力中衰，管仲加以修定，设立了轻重九府。（《史记·货殖列传》）
管仲父出行时乘坐朱红色的车盖，穿着青衣，放置鼓乐而归，庭院中陈列着鼎，家中拥有三归之富。（《韩非子·外储说》）——以上是管仲的改制。
曾子说：“晏子可以说是懂礼了，恭敬之心体现在他身上。”有若说：“晏子一件狐皮袍子穿了三十年，送葬的车只有一辆，到了墓地就返回。国君用七个随葬器物，送葬车七辆；大夫用五个随葬器物，送葬车五辆。晏子怎么懂礼呢？”曾子说：“国家无道时，君子以盈满为耻，这就是礼。国家奢侈，就向它展示节俭；国家节俭，就向它展示礼制。”（《礼记·檀弓》）
晏平仲祭祀祖先，猪肩肉盖不满豆器，洗了衣服、戴了帽子去朝见，君子认为他狭隘。（《礼记·礼器》）
晏平仲祭祀祖先，猪肩肉盖不满豆器，他是贤良的大夫，但难以让下属效仿。（《礼记·杂记》）——以上是晏子的改制。棘子成说：“君子只要有质朴的本质就行了，为什么要文饰呢？”（《论语·颜渊》）
原壤叉开腿坐着等待。（《论语·宪问》）
孔子的老朋友叫原壤。他的母亲死了，孔子帮助他给棺木洗澡。原壤爬在木头上说：“很久没有听到音乐了！”唱着：“狸首之班然，执女手之卷然。”孔子装作没听见而走过。跟随的人说：“先生不可以停止了吗？”孔子说：“我听说，亲近的人不要失去他们作为亲人的身份，老朋友不要失去他们作为老朋友的身份。”（《礼记·檀弓》）
有人说：“用恩德来回报怨恨，怎么样？”孔子说：“用什么来回报恩德呢？用正直来回报怨恨，用恩德来回报恩德。”（《论语·宪问》）
（《说苑》认为“以德报怨”是老子的话，那么他就是与孔子同时代进行改制的人。他的道理不近人情，自然难以实行。）——以上是棘子成、原壤、老子的改制。
杨朱说：古语有句话，“生时互相怜悯，死后互相抛弃。”这话太精辟了！互相怜悯的道理，不仅仅是出于情感，而是勤劳能使安逸，饥饿能使饱足，寒冷能使温暖，困穷能使通达。互相抛弃的道理，不是不互相哀怜，而是不含珠玉，不穿锦绣，不陈列牺牲，不设置明器。（《列子·杨朱》）
（“死后互相抛弃”，与墨子的薄葬主张相同。杨朱、墨子途径不同，他们的制度间或相合，就像三统的因袭与变革一样。）
季梁死了，杨朱望着他的家门歌唱。随梧死了，杨朱抚摸着他的尸体哭泣。（《列子·仲尼》）（《论语》说：“孔子在这一天哭过，就不唱歌。”临丧而歌，一定不是孔子的制度。《檀弓》记载季武子丧事，曾点倚着他的门歌唱。查考，季武子死于昭公七年，那时孔子才十八岁。《论语》中曾点的次序在子路之后。子路比孔子小九岁，那时曾点还未满十岁，哪有倚门歌唱的事？大概是后世儒生伪造窜入的。至于杨朱、原壤，同出于老子，望门登木，先后如出一辙。后世的《蒿里》、《薤露》挽歌，这种风气大概自有由来吧？）
——以上是杨朱的改制。
不被世俗所累，不被外物所装饰，不随便对待他人，不嫉妒众人，希望天下安宁以保全百姓的生命，人与人之间的供养充足就停止，以此来表白自己的心志，古代的道术有存在于这里的，宋国的尹文听到了他的风范而喜欢他。制作华山之冠来自我标榜，接触万物以破除偏见为开始，谈论心境的包容称之为“心之行”，以调和欢乐，以协调海内，请求想要把它作为主导；受到侮辱而不觉得耻辱，拯救百姓的争斗，禁止攻战停息兵器，拯救世间的战争。凭借这些周游天下，上劝说君主，下教导百姓，即使天下人不采纳，也强聒不舍地坚持。（《庄子·天下》）
名称有三类，法则有四种表现。第一类是命名事物的名称，方
员白黑是也；二曰毁誉之名，善恶贵贱是也；三曰况谓之名，贤愚爱憎是也。一曰不变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齐俗之法，能鄙同异是也；三曰治众之法，庆赏刑罚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权衡是也。（《尹文子大道》）
译第一种是辨别黑白之名，即黑白之分；第二种是毁誉之名，即善恶贵贱之别；第三种是比喻称谓之名，即贤愚爱憎之判。第一种是不变的法则，即君臣上下的秩序；第二种是统一风俗的法则，即才能与平庸、相同与差异的规范；第三种是治理众人的法则，即奖赏与刑罚的制度；第四种是公平标准的法则，即音律、尺度、权衡的准则。
士不兼官则职寡，寡则易守，故士位可世。（《慎子威德》）（世官为诸子之制，可见选举实为孔子创制。）
故古之为国者，无使民自贫富。贫富皆由于君，则君专所制，民知所归矣。（《尹文子大道》）（君专所制，开后世君主之风。）
明君动事分官由慧，定赏分财由法，行德制中由礼。故欲不得于时，爱不得犯法，贵不得逾亲，禄不得逾位；士不得兼官，工不得兼事，以能受事，以事受利。若是者，上无羡赏，下无羡财。（《慎子威德》）
──右宋掞、尹文、慎到改制。
惠子为魏惠王为法，为法已成，以示诸民人，民人皆善之，献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惠王曰：“可行耶？”翟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对曰：“今举大木者，前呼舆騑，后亦应之。此其于举大木者善矣，岂无郑、卫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国亦木之大者也。”（《吕氏春秋淫辞》）
（按，惠子为法，而翟翦以为不可行，此则必非魏之旧法矣。）──右惠子改制。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至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孟子滕文》）
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同上）
──右许子改制。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孟子告子》）
──右白圭改制。
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穴幻}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岛；禹之序九州岛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岛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右驺子改制。
或问：“公孙龙诡辞数万以为法，法欤？”曰：“断木为棋，梡革为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法言吾子》）──右公孙龙改制。
世俗之为说者曰：“治古无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慅婴，共艾毕，菲鉴屦，杀、赭衣而不纯。治古如是。”（《荀子正论》）（荀子谓治古不然。是象刑之制，为诸子所改定无疑。）
──右邓析改制。
林既衣韦衣而朝齐景公，齐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逡巡而作
译士人不兼任多个官职，职事就少；职事少就容易坚守职责，所以士人的职位可以世代承袭。（《慎子·威德》）（世袭官职是诸子主张的制度，可见选举制度实际上是孔子创立的。）
所以古代治理国家的人，不任由百姓自己决定贫富。贫富都由君主掌控，那么君主就专掌权柄，百姓也就知道该归附谁了。（《尹文子·大道》）（君主专掌权柄，开启了后世君主专制的风气。）
英明的君主，行动办事、分派官职依据智慧，确定赏赐、分配财物依据法律，施行德政、裁断适中依据礼制。所以欲望不违背时宜，私爱不触犯法律，尊贵不逾越亲疏，俸禄不超越职位；士人不兼任官职，工匠不兼任事务，凭才能接受任务，凭任务获得利益。像这样，上面没有多余的赏赐，下面没有多余的财物。（《慎子·威德》）
──以上关于宋钘、尹文、慎到的改制主张。
惠施为魏惠王制定法律，法律制定完成后，展示给百姓看，百姓都认为很好，于是献给魏惠王。魏惠王认为很好，又展示给翟翦看。翟翦说：“很好。”魏惠王说：“可以施行吗？”翟翦说：“不可以。”魏惠王说：“很好却不可以施行，是什么原因？”翟翦回答说：“现在搬运大木头的人，前面呼喊‘舆騑’，后面也跟着应和。这对于搬运大木头的人来说是很好的，难道没有郑国、卫国的音乐吗？但是不如这种方式适宜。国家也是像大木头一样重大的事物。”（《吕氏春秋·淫辞》）
（按，惠施制定法律，而翟翦认为不可施行，这必定不是魏国的旧法了。）──以上关于惠施的改制主张。
有个主张神农学说的人叫许行，从楚国来到滕国，登门告诉滕文公说：“我是远方的人，听说您施行仁政，愿意接受一处宅地成为您的百姓。”滕文公给他安排了住处。他的门徒有几十人，都穿着粗布衣服，编草鞋、织席子来换取食物。陈良的门徒陈相，和他的弟弟陈辛，背着农具从宋国来到滕国，说：“听说您施行圣人的政治，这也是圣人啊，愿意成为圣人的百姓。”陈相见到许行非常高兴，完全抛弃了自己所学而向许行学习。陈相去见孟子，转述许行的话说：“滕君确实是贤明的君主，虽然如此，却没有听到正道。贤明的人应当和百姓一起耕种吃饭，自己做饭治理国家。现在滕国有粮仓府库，这就是剥削百姓来供养自己，怎么能算是贤明呢？”（《孟子·滕文公》）
遵循许子的主张，那么市场物价不会有两样，国内没有欺诈，即使让五尺高的儿童去市场，也没有人欺骗他。布帛长短相同，价格就一样。麻线丝絮轻重相同，价格就一样。五谷多少相同，价格就一样。鞋子大小相同，价格就一样。（同上）
──以上关于许行的改制主张。
白圭说：“我想按二十分之一征税，怎么样？”孟子说：“你的主张，是貉国的做法。一个万户的国家，只有一个人制陶，可以吗？”白圭说：“不可以。器具不够用。”孟子说：“貉国，五谷不生长，只生长黍米，没有城墙宫室、宗庙祭祀的礼仪，没有诸侯交往的币帛、饮食，没有百官有司，所以按二十分之一征税就足够了。现在居住在中国，抛弃人伦关系，没有君子，怎么可以呢？制陶的人少，尚且不可以治理国家，何况没有君子呢？想要比尧舜之道更轻税的，是大貉、小貉；想要比尧舜之道更重税的，是大桀、小桀。”（《孟子·告子》）
──以上关于白圭的改制主张。
驺衍看到各国君主日益淫乱奢侈，不能崇尚道德，不像《大雅》那样修养自身，恩泽施及百姓。于是深入观察阴阳消长变化，撰写了《怪迂之变》、《终始》、《大圣》等篇章，十余万字。他的言论宏大而不合常理。必定先验证小事物，推演扩大，直到无边无际。先叙述当今，上溯到黄帝，这是学者共同研究的，大致涵盖世代的盛衰；接着记载其吉凶征兆和制度，推演到远古，直到天地未形成、幽暗不可考察的起源。先列举中国的名山大川、通达的谷地和禽兽，水土所生长的，物类所珍贵的，进而推演到海外，人们所不能看见的地方。称引天地开辟以来，五德转移，治理各有适宜，而符应如此。认为儒家所说的中国，在天下只占八十一分之一。中国名叫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大禹所划分的九州就是这样，不能算作州的数目。中国之外，像赤县神州这样的有九个，这就是所说的九州。于是有浅海环绕它们，人民禽兽不能相通，如同一个区域中的，就称为一州。像这样的有九个，于是有大瀛海环绕其外，到达天地的边际。他的学说，都是这类内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以上关于驺衍的改制主张。
有人问：“公孙龙用数万字的诡辩之辞作为法度，这是法度吗？”回答说：“砍削木头做棋子，蒙上皮做鞠球，也都有法度。但不符合先王法度的，君子不效法。”（《法言·吾子》）──以上关于公孙龙的改制主张。
世俗谈论的人说：“治理良好的古代没有肉刑，而有象征性的刑罚：墨刑黥面，慅刑戴枷，共刑剃发，艾刑穿草鞋，杀、赭衣而不纯边。治理良好的古代就是这样。”（《荀子·正论》）（荀子认为治理良好的古代并非如此。这象征性的刑罚制度，是诸子所改定的无疑。）
──以上关于邓析的改制主张。
林既穿着韦皮衣服去朝见齐景公，齐景公说：“这是君子的衣服吗？还是小人的衣服？”林既退避几步，然后起身
（按，朝觐之服，本有一定。林既衣韦衣，而景公以君子小人疑之，可知林既所衣之衣，必自为改制，异于常人矣。子华子作华山之冠以自表，庄子衣儒服而见楚王。战国诸子纷纷改制，大率如是。）
──右林既改制。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史记商君列传》）
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并同上）
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史记太史公自序》）
公孙鞅之法也，重轻罪。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韩非子内储》）
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着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
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史记韩非列传》）
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一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子贡曰：“弃灰之罪轻，断手之罚重，古人何太毅也？”曰：“无弃灰，所易也；断手，所恶也。行所易不关所恶，古人以为易，故行之。”（《韩非子内储》）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韩非子五蠹》）
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鬼则不因。势行教严，逆而不违，毁誉一行而不议。（《韩非子八经》）
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尽之以法，质之以备（谓薄其赏赐也），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谓威淫，社稷将危，国家偏威。是故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党与虽众，不得臣士卒。故人臣处国无私朝，居军无私交，其府库不得私贷于家。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从，不载奇兵。非传非遽，载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备不虞者也。（《韩非子爱臣》）
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韩非子内储》）
──右商君、申子、韩非子改制。
孔子改制考 卷04
○诸子改制托古考（荣古而虐今，贱近而贵远，人之情哉！耳目所闻睹，则遗忽之，耳目所不睹闻，则敬异之，人之情哉！慧能之直指本心也，发之于己，则捻道人、徐遵明耳；托之于达摩之五传，迦叶之衣钵，而人敬异矣，敬异则传矣。袁了凡之创《功过格》也，发之于己，则石奋、邓训、柳比耳；托之于老子、文昌，而人敬异矣，敬异则传矣。汉高之神丛狐鸣，摩诃末、西奈之天使，莫不然。庄子曰：其言虽教，谪之实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古之言莫如先王，故“百家多言黄帝”，“尚矣
译（按，朝觐的礼服，本来有固定的制度。林既穿着韦布衣服，而齐景公因此怀疑他是君子还是小人，由此可知林既所穿的衣服，一定是自己改制，与常人不同了。子华子制作华山之冠来标榜自己，庄子穿着儒服去见楚王。战国时期的诸子纷纷改制，大体都是这样。）
──以上关于林既改制。
秦孝公已经任用卫鞅。卫鞅想要变法，担心天下人议论自己。卫鞅说：“犹豫不决的行动不会成名，犹豫不决的事情不会成功。况且那些行为超出常人的人，本来就会被世俗非议；那些有独到见解的人，一定会被民众傲视。愚昧的人对已经成功的事情尚且看不明白，智慧的人则能在事情未萌芽时预见。百姓不可以和他们商议事情的开端，但可以和他们共享成功的喜悦。论述最高道德的人不和世俗同流，成就大功的人不和众人谋划。因此圣人如果可以使国家强盛，就不效法旧制；如果可以使百姓获利，就不遵循旧礼。”（《史记·商君列传》）
普通人安于旧俗，学者沉溺于所听到的见闻。凭借这两种人，让他们做官守法是可以的，但不是可以和他们讨论法律之外事情的人。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而称王，春秋五霸法制不同而称霸。智慧的人制定法律，愚昧的人受制于法律。贤明的人变革礼制，不肖的人拘泥于礼制。
卫鞅说：“治理国家没有固定的方法，有利于国家就不效法古代。所以商汤、周武王不效法古代而称王，夏朝、殷朝不改变礼制而灭亡。违背古代的人不可以非议，而遵循礼制的人不值得称道。”（同上）
卫鞅离开卫国到秦国，能够阐明他的学说，使秦孝公强大称霸。后世遵循他的法制。（《史记·太史公自序》）
公孙鞅的法律，加重对轻罪的处罚。重罪是人们难以犯下的，而小过失是人们容易避免的。（《韩非子·内储说》）
现在申不害谈论权术，而公孙鞅推行法制。权术，是根据才能授予官职，按照名分责求实效，掌握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能力。这是君主所掌握的。法制，是法令昭示于官府，刑罚深入人心，奖赏在于谨慎守法，而惩罚加于违犯法令的人。这是臣下所效法的。君主没有权术就会在上层受蒙蔽，臣下没有法制就会在下层作乱，这两者缺一不可，都是帝王统治的工具。（《韩非子·定法》）
申不害的学说，本源于黄老道家，而主张刑名之学。（《史记·韩非列传》）
殷朝的法律，对在街道上倾倒灰烬的人处以刑罚。子贡认为处罚太重，向孔子询问。孔子说：“这是懂得治理的道理啊。在街道上倾倒灰烬必定会遮蔽行人，遮蔽行人行人必定愤怒，愤怒就会争斗，争斗必定导致三家互相残杀。这是导致三家互相残杀的原因，即使处以刑罚也是可以的。况且重罚是人们所厌恶的，而不倾倒灰烬是人们容易做到的。让人们做容易做到的事而不陷入所厌恶的境地，这就是治理的道理。”另一种说法是：殷朝的法律，在公共道路上倾倒灰烬的人，砍断他的手。子贡说：“倾倒灰烬的罪过轻，砍断手的惩罚重，古人为什么太严厉呢？”回答说：“不倾倒灰烬，是容易做到的；砍断手，是人们所厌恶的。做容易的事而不陷入所厌恶的境地，古人认为这样容易，所以实行。”（《韩非子·内储说》）
所以英明君主的国家，没有简册上的文章，以法律作为教化；没有先王的言论，以官吏作为老师；没有私剑的护卫，以斩首立功作为勇敢。这样国内的百姓，他们谈论的一定符合法律，行动的一定归于功劳，勇敢的一定竭尽于军队。因此没有战事时国家富裕，有战事时军队强大，这就叫做称王的资本。既然积蓄了称王的资本，而承受敌国的挑战，超越五帝、比肩三王的，一定是这种法制。（《韩非子·五蠹》）
所以英明君主推行制度像天道一样自然，他用人像鬼神一样莫测。天道就不会被非议，鬼神就不会被揣度。权势推行教化严厉，顺从而不违背，毁誉一致而不议论。（《韩非子·八经》）
所以英明君主蓄养他的臣下，用法律来约束他们，用薄赏来考验他们（意思是减少他们的赏赐），所以不赦免死罪，不宽宥刑罚。赦免死罪，宽宥刑罚，这就叫做威严泛滥，国家将危，国家权力偏废。所以大臣的俸禄虽然丰厚，不得凭借威势控制城市，党羽虽然众多，不得役使士兵。所以臣子在国都里没有私人的朝会，在军队里没有私人的交往，他的府库不得私自借贷给家人。这是英明君主用来禁止邪恶的方法。所以不得随从四马驾车，不得携带奇异的兵器。不是传车或急足驿车，却携带奇异的兵器甲胄，判处死罪不赦免。这是英明君主用来防备意外的方法。（《韩非子·爱臣》）
七种权术：一曰从多方面观察，二曰必罚以彰显威严，三曰信赏以竭尽才能，四曰专听以责成下属，五曰用可疑的命令诡诈地驱使，六曰挟持已知的事情去询问，七曰说反话做相反的事。（《韩非子·内储说》）
──以上关于商君、申子、韩非子改制。
孔子改制考 卷04
○诸子改制托古考（崇尚古代而虐待当今，轻视近世而尊贵远古，这是人的常情啊！耳目所听到看到的，就忽略它；耳目所没有听到看到的，就敬重奇异它，这是人的常情啊！慧能直指本心的教法，如果是自己发出的，那么只是捻道人、徐遵明罢了；依托于达摩的五传，迦叶的衣钵，人们就敬重奇异它了，敬重奇异它就能流传了。袁了凡创立《功过格》，如果是自己发出的，那么只是石奋、邓训、柳比罢了；依托于老子、文昌，人们就敬重奇异它了，敬重奇异它就能流传了。汉高祖的神丛狐鸣，摩诃末、西奈的天使，没有不是这样的。庄子说：他的话虽然是教诲，其实是斥责的实质；古代有的，不是我有的。古代的话没有比先王更好的，所以“百家多言黄帝”，“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