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改制考 卷09
，改制称号正月，服色定，然后郊告天地及群神，远追祖祢，然后布天下，诸侯庙受，以告社稷宗庙、山川，然后感应一其司。三统之变，近夷遐方无有，生煞者独中国。然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统天下，曰三统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始废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国，法天奉本，执端要以统天下、朝诸侯也。是以朝正之义，天子纯统色衣，诸侯统衣缠缘纽，大夫、士以冠参，近夷以绥，遐方各衣其服而朝，所以明乎天统之义也。其谓统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统致其气，万物皆应，而正统正，其余皆正。凡岁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应，正内而外应，动作举错，靡不变化随从，可谓法正也。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春秋》曰：“杞伯来朝。”王者之后称公，杞何以称伯？《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春秋》当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号，绌王谓之帝，封其后以小国，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故同时称帝者五，称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统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农为九皇，而改号轩辕谓之黄帝，因存帝颛顼，帝喾、帝尧之帝号，绌虞而号舜曰帝舜，录五帝以小国，下存禹之后于杞，存汤之后于宋，以方百里爵称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而殷、周为王者之后，绌夏改号禹谓之帝，录其后以小国，故曰绌夏存周，以《春秋》当新王，不以杞侯，弗同王者之后也。称子又称伯，何？见殊之小国也。黄帝之先谥，四帝之后谥，何也？曰：帝号必存五，帝代首天之色，号至五而反。周人之王，轩辕直首天黄号，故曰黄帝云。帝号尊而谥卑，故四帝后谥也。帝，尊号也，录以小，何？曰：远者号尊而地小，近者号卑而地大，亲疏之义也。故王者有不易者，有再而复者，有三而复者，有四而复者，有五而复者，有九而复者。明此，通天地阴阳四时日月星辰山川人伦。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故圣王生则称天子，崩迁则存为三王，绌灭则为五帝，下至附庸，绌为九皇，下极其为民。有一谓之三代。故虽绝地庙位，祝牲犹列于郊号，宗于代宗。故曰，声名魂魄施于虚，极寿无疆。何谓再而复、四而复？《春秋》郑忽何以名？《春秋》曰：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何以为一？曰：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春秋》何三等？曰：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质一文。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阳，亲亲而多仁朴，故立嗣予子，笃母弟，妾以子贵；冠昏之礼，字子以父，别眇夫妇，对坐而食，丧礼别葬，祭礼先臊，夫妻昭穆别位；制爵三等，禄士二品；制郊宫明堂员，其屋高严侈员，惟祭器员，玉厚九分，白藻五丝；衣制大上，首服严员；鸾舆尊盖，法天列象，垂四鸾；乐载鼓，用《锡》舞，舞溢员，先血毛，而后用声；正刑多隐，亲戚多讳；封禅于尚位。主地法夏而王，其道进阴，尊尊而多义节；故立嗣与孙，笃世子，妾不以子称贵号；昏冠之礼，字子以母；别眇夫妇，同坐而食，丧礼合葬，祭礼先亨，妇从夫为昭穆；制爵五等，禄士三品；制郊宫明堂方，其屋卑污方，祭器方，玉厚八分，白藻四丝；衣制大下，首服卑退，鸾舆卑，法地周象载，垂二鸾；乐设鼓，用《纤施》舞，舞溢方，先烹而后用声；正刑天法，封坛于下位。主天法质而王，其道佚阳，亲亲而多质爱，故立嗣予子，笃母弟，妾以子贵；昏冠之礼，字子以父，别眇夫妇，对坐而食，丧礼别葬，祭礼先嘉疏，夫妇昭穆别位；制爵三等，禄士二品；制郊宫明堂内员外椭，其屋如倚靡员椭，祭器椭，玉厚七分，白藻三丝；衣长前衽，首服员转；鸾舆尊盖，备天列象，垂四鸾；乐程鼓，用《羽钥》舞，舞溢椭，先用玉声而后烹；正刑多隐，亲戚多赦，封坛于左位。
译改制并确定正月的称号，规定服色，然后到郊外祭告天地及众神，远追祭祀祖先，然后颁布于天下，诸侯在宗庙接受诏令，用以祭告社稷、宗庙、山川，然后感应统一其职司。三统的变革，近处的夷狄和远方的边地都没有，只有中国产生这种变化。然而夏、商、周三代改正朔，必定以三统来统御天下，称为三统五端，这是教化四方的根本。天开始废弃旧制、施行新制，地必定以中道等待，所以三代必定居住在中国，效法上天、奉行根本，掌握关键要领来统御天下、朝会诸侯。因此朝见正朔的意义在于，天子穿着纯色的统服，诸侯穿着统服并饰以边缘和纽扣，大夫、士用冠冕来参列，近处的夷狄用绥带，远方的边地各自穿着自己的服饰来朝见，以此来彰显天统的意义。所谓统三正，是说：正就是正的意思，统致其气，万物都相应，而正统端正，其余的都随之端正。一年的关键，在于正月。效法正朔的道理，正本而末节相应，正内而外应，行动举措，无不变化跟随，这可以称为效法正朔。所以君子说：武王就像正月一样。《春秋》记载：“杞伯来朝。”王者的后代称公，杞国为什么称伯？《春秋》上黜夏朝，下存周朝，以《春秋》作为新王。《春秋》作为新王是怎么回事？回答说：王者的法度，必定端正名号，贬黜前王称为帝，封其后代以小国，让他们奉祀祖先，下存两位前王的后代以大国，让他们穿着他们的服饰，施行他们的礼乐，称客而朝见，所以同时称帝的有五位，称王的有三位，以此来昭示五端，贯通三统。因此周朝称王时，尚且推尊神农为九皇，而改号轩辕称为黄帝，因而保留颛顼、帝喾、帝尧的帝号，贬黜虞朝而号舜为帝舜，记录五帝以小国，下存禹的后代在杞国，存汤的后代在宋国，以方圆百里的土地爵位称公，都让他们穿着他们的服饰，施行他们的礼乐，称先王的宾客而朝见。《春秋》制作新王的事，变革周朝的制度，应当确立黑统，而殷、周作为王者的后代，贬黜夏朝改号禹称为帝，记录其后代以小国，所以说贬黜夏朝存留周朝，以《春秋》作为新王，不称杞侯，是因为不同于王者的后代。称子又称伯，为什么？是因为见其是小国而加以区别。黄帝之前的谥号，四帝之后的谥号，为什么？回答说：帝号必定存留五位，帝代首天之色，号到五位就返回。周朝称王时，轩辕直接首天黄色号，所以称为黄帝。帝号尊贵而谥号卑微，所以四帝之后用谥号。帝，是尊号，记录以小国，为什么？回答说：远的号尊而地小，近的号卑而地大，这是亲疏的意义。所以王者有不改变的，有两次复归的，有三次复归的，有四次复归的，有五次复归的，有九次复归的。明白这些，就贯通天地阴阳四时日月星辰山川人伦。德行与天地等同的称皇帝。上天保佑而视如子，号称天子。所以圣王活着时称天子，去世后就存为三王，贬黜灭后则为五帝，下至附庸，贬黜为九皇，下极到为民。有一种说法称为三代。所以即使断绝地庙之位，祝祷牺牲仍然列于郊号，宗于代宗。所以说，声名魂魄施于虚空，极寿无疆。什么叫再而复、四而复？《春秋》中郑忽为什么称名？《春秋》说：伯、子、男是一样的，辞句中没有什么贬低。为什么认为是一样的？回答说：周朝爵位有五等，《春秋》有三等。《春秋》为什么有三等？回答说：王者以制度，一商一夏，一质一文。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所以有三等。主天效法商朝而称王，其道佚阳，亲亲而多仁朴，所以立嗣给予儿子，厚待母弟，妾因儿子而尊贵；冠婚之礼，以父字子，区别眇夫妇，对坐而食，丧礼别葬，祭礼先臊，夫妻昭穆别位；制定爵位三等，禄士二品；制定郊宫明堂圆形，其屋高严侈圆，只有祭器圆，玉厚九分，白藻五丝；衣制大上，首服严圆；鸾舆尊盖，效法天列象，垂四鸾；乐载鼓，用《锡》舞，舞溢圆，先血毛，而后用声；正刑多隐，亲戚多讳；封禅于尚位。主地效法夏朝而称王，其道进阴，尊尊而多义节；所以立嗣与孙，厚待世子，妾不因儿子而称贵号；昏冠之礼，以母字子；区别眇夫妇，同坐而食，丧礼合葬，祭礼先亨，妇从夫为昭穆；制定爵位五等，禄士三品；制定郊宫明堂方形，其屋卑污方，祭器方，玉厚八分，白藻四丝；衣制大下，首服卑退，鸾舆卑，效法地周象载，垂二鸾；乐设鼓，用《纤施》舞，舞溢方，先烹而后用声；正刑天法，封坛于下位。主天效法质而称王，其道佚阳，亲亲而多质爱，所以立嗣给予儿子，厚待母弟，妾因儿子而尊贵；昏冠之礼，以父字子，区别眇夫妇，对坐而食，丧礼别葬，祭礼先嘉疏，夫妇昭穆别位；制定爵位三等，禄士二品；制定郊宫明堂内圆外椭，其屋如倚靡圆椭，祭器椭，玉厚七分，白藻三丝；衣长前衽，首服圆转；鸾舆尊盖，备天列象，垂四鸾；乐程鼓，用《羽钥》舞，舞溢椭，先用玉声而后烹；正刑多隐，亲戚多赦，封坛于左位。
主地法文而王，其道进阴，尊尊而多礼文，故立嗣予孙，笃世子，妾不以子称贵号；昏冠之礼，字子以母；别眇夫妻，同坐而食，丧礼合葬，祭礼先，妇从夫为昭穆；制爵五等，禄士三品，制郊宫明堂内方外衡，其屋习而衡，祭器衡同，作秩机，玉厚六分，白藻三丝；衣长后衽，服首习而垂流，鸾舆卑，备地周象载，垂二鸾，乐县鼓，用《万》舞，舞溢衡，先烹而后用乐，正刑天法，封坛于左位。四法修于所故，祖于先帝。故四法如四时然，终而复始，穷则反本。四法之天施符授▯圣人，王法则性命形乎先祖，大昭乎王君。故天将授舜，主天法商而王，祖锡姓为姚氏。至舜，形体太上而员首，而明有二童子，性长于天文，纯于孝慈。天将授禹，主地法夏而王，祖锡姓为姒氏。至禹，生发于背，形体长，长足肵，疾行先左，随以右，劳左佚右也。性长于行，习地明水。天将授汤，主天法质而王，祖锡姓为子氏，谓契母吞玄鸟卵生契。契先发于胸，性长于人伦。至汤，体长专小，足左扁而右便，劳右佚左也。性长于天光，质易纯仁。天将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锡姓姬氏，谓后稷。母姜原履天之迹，而生后稷。后稷长于邰土，播田五谷。至文王，形体博长，有四乳而大足，性长于地文势。故帝使禹、皋论性，知殷之德，阳德也，故以子为姓；知周之德，阴德也，故以姬为姓。故殷王改文，以男书子，周王以女书姬。故天道各以其类动，非圣人孰能明之？（《繁露三代改制》）
译以地法文而称王，其道趋向阴柔，尊崇尊贵者而多礼仪文饰，所以确立继承子孙，厚待世子，妾室不因其子而获得尊贵的称号；婚姻冠礼，以母亲的名字来称呼儿子；区分盲人与正常夫妻，同坐而食，丧礼合葬，祭礼中先祭，妇人跟随丈夫排列昭穆；制定爵位五等，俸禄士人三品，制定郊宫明堂内方外圆，其屋顶重叠而呈圆形，祭器也呈圆形，制作秩机，玉厚六分，白藻三丝；衣服长且后襟，服饰首端重叠而垂下流苏，鸾舆低矮，完备地周象载，垂挂两只鸾铃，乐悬鼓，使用《万》舞，舞步溢出圆形，先烹煮而后用乐，正刑天法，在左位封坛。四法修于其所故，祖源于先帝。所以四法如同四时一样，终而复始，穷尽则返回根本。四法的天施符授给圣人，王法则性命形于先祖，大昭于王君。所以天将授予舜，以天法商而称王，祖赐姓为姚氏。到舜时，形体太上而圆首，眼睛中有两个童子，性长于天文，纯于孝慈。天将授予禹，以地法夏而称王，祖赐姓为姒氏。到禹时，头发生于背部，形体长，长足肵，疾行先左，随后右，劳左佚右。性长于行，习地明水。天将授予汤，以天法质而称王，祖赐姓为子氏，谓契母吞玄鸟卵生契。契先发于胸，性长于人伦。到汤时，体长专小，足左扁而右便，劳右佚左。性长于天光，质易纯仁。天将授予文王，以地法文而称王，祖赐姓姬氏，谓后稷。母姜原履天之迹，而生后稷。后稷长于邰土，播田五谷。到文王时，形体博长，有四乳而大足，性长于地文势。所以帝使禹、皋论性，知殷之德，阳德也，故以子为姓；知周之德，阴德也，故以姬为姓。所以殷王改文，以男书子，周王以女书姬。所以天道各以其类动，非圣人孰能明之？
（孔子作《春秋》改制之说，虽杂见他书，而最精详可信据者，莫如此篇。称《春秋》当新王者凡五。称变周之制，以周为王者之后，与王降为风，周道亡于幽、厉同义。故以《春秋》继周为一代。至于亲周、故宋、王鲁，三统之说亦着焉，皆为《公羊》大义。其它绌虞、绌夏、五帝、九皇、六十四民，皆听孔子所推。姓姚、姓姒、姓子、姓姬，皆听孔子所象。白黑、方圆、异同、世及，皆为孔子所制。虽名三代，实出一家，特广为条理，以待后人之行，故有再、三、四、五、九之复。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游入其中，乃知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别有世界，推之不穷。邵子谓：“日月星辰齐照耀，皇王帝霸大铺舒。”惟孔子乃有之。董子为第一醇儒，安能妄述无稽之谬说？此盖孔门口说相传非常异义，不敢笔之于书，故虽公羊未敢骤着其说。至董生时，时世殊易，乃敢着于竹帛，故《论衡》谓孔子之文传于仲舒也。苟非出自醇实如董生者，虽有此说，亦不敢信之矣。幸董生此篇犹传，足以证明孔子改制大义。）
《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繁露楚庄王》）
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无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今天大显己物，袭所代而卒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尧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欤？问者曰：物改而天授显矣，其必更作乐，何也？曰：乐异乎是。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乐也。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乐于终，所以见天功也。（同上）
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贵志以反和，见其好诚以灭伪，其有继周之弊，故若此也。（《繁露玉杯》）
故王者受命，改正朔，不顺数而往，必迎来而受之者，授受之义也。（《繁露二端》）
（庄子以孔子为神明圣王，孟子称先王，荀子法后王。当时多有以孔子为王者。即秘纬亦以素王称之。《公羊》：“王者孰谓？谓文王。”《论语》“文王既没，文不在兹”。盖孔子改制，文质三统。素者，质也。质家则称之素王，文家则称为文王。《春秋》改周之文，从殷之质。故《春秋纬》多言素王，而《公羊》首言文王者，则又见文质可以周而复之义也。《繁露》之言王者受命改制，正与纬言孔子受端门之命同。孔子既为素王，则百王受治亦固其所，改制之说，何足怪哉！）
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史记太史公自序》）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文辞，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夫子行说七十诸侯无定处，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人事浃，王道备，精和圣制，上通于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说苑至公》）
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乐极则忧，礼粗则偏矣。及夫敦乐而无忧，礼备而不偏者，其唯大圣乎？（《礼记乐记》）
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礼记大传》）（揭改制大义。）
故圣人事穷而更为，法弊而改制，非乐变古易常也，将以救
译（孔子关于《春秋》改制的学说，虽然散见于其他书籍，但最精详可信的，没有比这篇更甚了。文中称《春秋》为新王之处共有五次。称变革周代的制度，以周朝为王者的后裔，这与“王降为风”以及“周道亡于幽王、厉王”的意义相同。因此将《春秋》继周作为一代。至于亲近周朝、故旧宋国、以鲁为王，三统的学说也在此彰显，这些都是《公羊传》的大义。其他如贬抑虞、贬抑夏、五帝、九皇、六十四民，都听从孔子的推演。姓姚、姓姒、姓子、姓姬，都听从孔子的取象。白黑、方圆、异同、世及，都是孔子所制定的制度。虽然名义上是三代，实际上出自一家，只是广泛地梳理条理，以等待后人的施行，所以有再、三、四、五、九的反复。博厚配地，高明配天，遨游其中，才知道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别有世界，推演不尽。邵雍说：“日月星辰齐照耀，皇王帝霸大铺舒。”只有孔子才有这样的境界。董仲舒是第一醇儒，怎么能妄述无稽的谬说呢？这大概是孔子的口传，非常异义，不敢写在书上，所以即使是《公羊传》也不敢立刻著录其说。到了董仲舒时，时世已经大不相同，才敢写在竹帛上，所以《论衡》说孔子的文章传给了董仲舒。如果不是出自像董仲舒这样醇实的人，即使有这样的说法，也不敢相信。幸好董仲舒的这篇文字还流传下来，足以证明孔子改制的大义。）
《春秋》对于世事，善于复古，讥讽改变常道，想要人们效法先王。然而用一句话概括，说：新王一定要改制。（《春秋繁露·楚庄王》）
现在所谓新王一定要改制，并不是改变大道，也不是变换天理。受命于天，改换姓氏，更换君王，不是继承前代君王而称王。如果完全沿袭前代的制度，修习旧业而没有什么改变，那就与继承前代君王而称王的人没有区别了。受命的君王，是天所大大彰显的。侍奉父亲要承顺心意，侍奉君主要效法意志，侍奉天也是这样。现在天大大彰显自己的意旨，如果沿袭所取代的朝代而最终与之相同，那就不能彰显、不能明辨，不符合天的意志。所以一定要迁移居所、更改称号、改正朔、改变服色，没有其他原因，只是不敢不顺从天的意志而明确地彰显自己罢了。至于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全都像以前一样，又有什么可改变的呢？所以新王有改制的名义，没有改变大道的实质。孔子说：“无为而治的，大概是舜吧？”说的是他主要遵循尧的大道罢了。这不是不改变大道的效验吗？有人问：事物改变了，天的授命也显明了，为什么一定要重新制作音乐呢？回答说：音乐与此不同。制度是为了顺应天而改变的，音乐是为了顺应人而制作的。那些受命的人，一定是百姓所共同喜爱的。所以在大改制的初期，是为了表明天命；在最终重新制作音乐，是为了显示天的功绩。（同上）
所以孔子建立新王的大道，表明他重视意志以回归和谐，显示他喜好真诚以消灭虚伪，因为他有继承周朝弊端的意图，所以是这样的。（《春秋繁露·玉杯》）
所以新王受命，改正朔，不顺着数字顺序往下走，一定要迎接新的而接受它，这是授受的道义。（《春秋繁露·二端》）
（庄子把孔子看作神明圣王，孟子称颂先王，荀子效法后王。当时有很多把孔子看作王者的人。即使是秘纬也把孔子称为素王。《公羊传》说：“王者指的是谁？指的是文王。”《论语》说“文王死了，文德不都在这里吗”。大概孔子改制，涉及文质三统。素，就是质。质家就称他为素王，文家就称他为文王。《春秋》改变周朝的文饰，遵循殷朝的质朴。所以《春秋纬》多言素王，而《公羊传》首先言文王，则是又显示了文质可以周而复始的意义。《春秋繁露》所说新王受命改制，正与纬书所说孔子在端门受命相同。孔子既然是素王，那么百王受治也是理所当然，改制的说法，有什么奇怪的呢！）
孔子的时候，上面没有明君，下面不能得到任用，所以作《春秋》，留下空文来裁断礼义，当作一王之法。（《史记·太史公自序》）
因此孔子阐明王道，游说七十多个君主都没有被任用，所以西行观察周室，论述史记旧闻，兴起于鲁国而编次《春秋》。上记隐公，下至哀公获麟，约减其文辞，去除其烦重，以制定义法，王道完备，人事透彻。七十子的门徒，口授其传旨，因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的文辞，不可以写在书上。（《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夫子游说七十诸侯没有固定的处所，心意是想让天下的百姓，各得其所，但王道不能施行。退而修《春秋》，采纳毫毛般的善行，贬斥纤介般的恶行。人事透彻，王道完备，精和圣制，上通于天而麒麟到来。这是天知道夫子啊。（《说苑·至公》）
五帝时代不同，不沿袭音乐，三王世代不同，不袭用礼制。音乐极盛则生忧患，礼制粗疏则偏颇了。至于敦乐而无忧，礼备而不偏的，大概只有大圣吧？（《礼记·乐记》）
确立权度量，考察文章，改正朔，改变服色，区别徽号，差异器械，分别衣服，这些是可以与百姓变革的。（《礼记·大传》）（揭示改制大义。）
所以圣人事情穷尽而更替，法度弊坏而改制，不是乐于改变古制、易常，而是将要救
（《春秋》有改制之说，盖初汉先师所共传共知，故淮南犹有是说，不止董子矣。）──右明孔子改制总义。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论语卫灵》）
（此条为改制之确证。譬如今日言用元朝之历，乘明朝车，戴国朝朝帽，听宋朝戏曲，岂非大异闻乎？非圣人岂能定之？）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淮南子》：殷变夏，春秋变周，三代之礼不同，以春秋为一代。《说苑》：夏道不亡，殷德不作；殷道不亡，周德不作；周道不亡，《春秋》不作。以此证之，继周者，《春秋》也。百世以俟圣人，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以《春秋》治百世也。百世之后，穷则变通，又有三统也。此改制之微言也。）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
（荀子有《正名》篇，董子有《深察名号》篇，皆孔学大义。荀子谓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既云从商从周，则后王非商、周可知，非孔子而何？刑名、爵名、文名、散名，非改制而何？此条为《论语》微言，孔子改制明义也。盖改制必改名，而制乃定。）
曾子撰斯问曰：孝文乎驳不同，何？子曰：吾作《孝经》，以素王无爵禄之赏，斧钺之诛，故称明王之道。曾子辟席复坐。子曰：居，吾语女，顺逊以避灾祸，与先王以托权。（《孝经纬钩命诀》）
──右孔子与弟子商定改制大义。
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孟子公孙丑》）
（孔子、尧、舜，后世疑其差等。王阳明有“尧、舜万镒，孔子九千镒”说，固为大谬。朱子谓孔子贤于尧、舜，在事功似矣；然不知孔子改制，治定百世，乃为功德无量。不然，区区删述，仅比老彭，宰我不诚阿好哉？）
伤国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以非所取于民而巧，是伤国之大灾也。大国之主也，而好见小利，是伤国。其于声色、台谢、园囿也，愈厌而好新，是伤国。不好循正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是伤国。三邪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权谋倾覆之人，断事其外。若是，则权轻名辱，社稷必危，是伤国者也。大国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旧法，而好诈故。若是，则夫朝廷群臣，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倾覆也。朝廷群臣之俗若是，则夫众庶百姓，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则地虽广，权必轻，人虽众，兵必弱，刑罚虽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谓危国，是伤国者也。儒者为之不然，必将曲辨。朝廷，必将隆礼义而审贵贱。若是，则士大夫莫不贵节死制者矣。百官，则将齐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则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绳矣。关市，讥而不征，质律，禁止而不偏。如是，则商贾莫不敦悫而无诈矣。百工，将时斩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则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县鄙，将轻田野之税，省刀布之敛，罕举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农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士大夫务节死制，然后兵劲。百吏畏法修绳，然后国常不乱。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是之谓政令行，风俗美。以
译（《春秋》中有改制的说法，这大概是汉代初年先师们共同传授、共同知晓的，所以《淮南子》中还有这种说法，不仅仅董仲舒一人如此。）——以上阐明孔子改制的总义。
颜渊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说：实行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车子，佩戴周朝的礼帽，音乐则用《韶》和《舞》。（《论语·卫灵公》）
（这条是改制的确凿证据。譬如今天说使用元朝的历法，乘坐明朝的车子，戴着清朝的官帽，听宋朝的戏曲，难道不是极大的怪事吗？如果不是圣人，谁能这样决定呢？）
子张问：十代以后的事情可以知道吗？孔子说：殷朝沿袭夏朝的礼制，所增减的内容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沿袭殷朝的礼制，所增减的内容，也是可以知道的。如果有继承周朝的人，即使百代以后也是可以知道的。（《论语·为政》）
（《淮南子》说：殷朝变革夏朝，《春秋》变革周朝，三个朝代的礼制不同，把《春秋》当作一个朝代。《说苑》说：夏朝的道不灭亡，殷朝的德就不会兴起；殷朝的道不灭亡，周朝的德就不会兴起；周朝的道不灭亡，《春秋》就不会兴起。用这些来证明，继承周朝的是《春秋》。百代以后等待圣人，从百代之后，等同百代的君王，用《春秋》来治理百代。百代之后，穷尽则变通，又有三统的说法。这是改制中的微言大义。）
子路说：卫国国君等待您来执政，您将先做什么？孔子说：一定要端正名分吧！子路说：有这种事吗？您太迂腐了。为什么要端正名分？孔子说：粗野啊，由！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大概采取存疑的态度。名分不正，言语就不顺理；言语不顺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就不能兴起；礼乐不能兴起，刑罚就不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不知如何安放手足。所以君子命名一定要能够说明，说明一定要能够实行。君子对于他的言语，没有随便的地方罢了。（《论语·子路》）
（荀子有《正名》篇，董仲舒有《深察名号》篇，都是孔学的大义。荀子说后世君王确立名分，刑法名分遵循商朝，爵位名分遵循周朝，文饰名分遵循礼制，散见于万物之上的名分，则遵循中原地区的成俗和约定。既然说遵循商朝、周朝，那么后世君王就不是商朝、周朝可知，不是孔子又是谁？刑法名分、爵位名分、文饰名分、散见于万物的名分，不是改制又是什么？这条是《论语》中的微言，孔子改制的大义。大概改制一定要改名，制度才能确定。）
曾子撰斯问说：《孝经》文辞驳杂不同，为什么呢？孔子说：我作《孝经》，因为素王没有爵禄的赏赐，斧钺的诛杀，所以称颂明王的道。曾子离开席位又坐下。孔子说：坐下，我告诉你，顺从谦逊以避开灾祸，与先王一起寄托权柄。（《孝经纬·钩命诀》）
——以上孔子与弟子商定改制的大义。
宰我说：从我观察夫子，比尧、舜贤能，远多了！子贡说：看到他的礼制就知道他的政事，听到他的音乐就知道他的德行，从百代之后，等同百代的君王，没有人能违背他；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像夫子这样的人。（《孟子·公孙丑》）
（孔子、尧、舜，后世怀疑他们的等级差别。王阳明有“尧、舜万镒，孔子九千镒”的说法，这固然是大错。朱熹说孔子比尧、舜贤能，在事功上似乎如此；然而不知道孔子改制，治理安定百代，才是功德无量。不然，仅仅删述，仅比老彭，宰我不是阿谀奉承吗？）
伤害国家的是什么？回答说：让小人崇尚民众而树立威势，用不正当的手段从民众那里获取利益而巧妙行事，这是伤害国家的大灾难。大国的君主，如果喜好小利，这是伤害国家。对于声色、台榭、园囿，越满足越喜好新奇，这是伤害国家。不喜好遵循正道来保有自己所有的，常常贪欲别人的所有，这是伤害国家。这三种邪念在心中，又喜好用权谋倾覆的人，在外面决断事务。像这样，那么权柄轻贱名声受辱，社稷必然危险，这是伤害国家的。大国的君主，不崇尚根本的德行，不敬重旧法，而喜好欺诈和故弄玄虚。像这样，那么朝廷群臣，也从而形成不崇尚礼义而喜好倾覆的风俗。朝廷群臣的风俗像这样，那么众庶百姓，也从而形成不崇尚礼义而喜好贪利的风俗。君臣上下的风俗，没有不这样的，那么土地虽然广阔，权柄必然轻贱，人口虽然众多，军队必然软弱，刑罚虽然繁多，命令不能下达，这就叫做危国，这是伤害国家的。儒者做这样的事就不然，一定会曲折辩白。朝廷，一定会崇尚礼义而审慎贵贱。像这样，那么士大夫没有不重视节操、为制度而死的人了。百官，将会整齐他们的制度，重视他们的官秩。像这样，那么百吏没有不畏惧法律而遵循法度的人了。关市，讥察而不征税，质律，禁止而不偏颇。像这样，那么商贾没有不敦厚诚实而没有欺诈的人了。百工，将会按时砍伐，缩短他们的期限，而利于他们的巧任。像这样，那么百工没有不忠信而不粗劣的人了。县鄙，将会减轻田野的税赋，节省刀布的收入，少举力役，不夺取农时。像这样，那么农夫没有不朴实用力而少有其他技能的人了。士大夫致力于节操为制度而死，然后军队强劲。百吏畏惧法律修守法度，然后国家常不混乱。商贾敦厚诚实没有欺诈，那么商旅安定，货物流通财富，而国家需求供给。百工忠信而不粗劣，那么器物巧妙便利而财富不匮乏。农夫朴实用力而少有其他技能，那么上不失去天时，下不失去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这就叫做政令施行，风俗美好。用
（荀子所言，与孟子告齐宣王、《中庸》九经之义相出入，盖同为孔子所嫡传者也。然伪经一出，而凡百制度，遂归周制。其知为儒制者，盖亦寡焉。荀子以为儒者为之，又曰此儒者之所谓曲辨。孔子为儒教之祖，改制之义，不昭然若揭哉？）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刍豢稻粱，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檖貌越席，床笫几筵，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养体也，侧载▯芷，所以养鼻也；前有错衡，所以养目也；和鸾之声，步中《武》、《象》，趋中《韶》、《》，所以养耳也；龙旗九斿，所以养信也；寝兕、持虎、蛟▯显、丝末、弥龙，所以养威也。故大路之马必倍至，教顺然后乘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孰知夫出费用之所以养财也？孰知夫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故人苟生之为见，若者必死；苟利之为见，若者必害；苟怠惰偷懦之为安，若者必危；苟情说之为乐，若者必灭。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丧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荀子礼论》）
（《论语》：“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庄子谓“墨子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先王即孔子，托以制礼者也。墨子以绳墨自矫，以自苦为极，无以养人之欲，无以给人之求，乖戾不和，使人忧悲，故其道大觳，其行难为，不可以为圣王之道也。老子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塞人之情，蔽人之欲，是乱天下也。又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开魏、晋清谈放诞之风，乖谬尤甚。老、墨皆攻孔子之礼制者也。）
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荀子不苟》）
故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荀子非相》）
（当荀子之前，则有禹、汤、文、武谓之先王，可为百王之法，论于百王之前。后王之道如此，舍孔子其谁当之？世之治古文者，若犹以《春秋》“王正月”之王为周王者，其谬可见。）
今夫辟地殖谷以养生送死，锐金石、杂草药以攻疾苦，各知构室屋以避暑雨，累台榭以避润湿。入知亲其亲，出知尊其君，内有男女之别，外有朋友之际。此圣人之德教。儒者受之传之，以教诲于后世。今夫晚世之恶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为”？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说苑建本》）
（耕凿、医药、宫室、五伦，刘向以为出于儒者。非知孔子改制，岂能为是言？）──右孔子弟子后学发明改制大义。
且夫繁饰礼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墨子非儒》）
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劝众。（同上）
公孟子曰：国乱则治之，治则为礼乐，国治则从事，国富则为礼乐。子墨子曰：国之治，治之废，则国之治亦废。国之富也，从事，故富也；从是废，则国之富亦废。故虽治国，劝之无餍，然后可也。今子曰国治则为礼乐，乱则治之，是譬犹噎而穿井也，死而求医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薾为声乐，不顾
译（荀子的言论，与孟子告诫齐宣王、《中庸》九经的道理相互出入，大概都是孔子嫡传的学说。然而伪经一出，各种制度，便都归于周制。那些知道这是儒家制度的人，大概也很少了。荀子认为这是儒者所为，又说这是儒者所谓的曲解辩白。孔子是儒教的始祖，改制的意义，难道不是昭然若揭吗？）
礼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回答说：人生来就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不能不有所追求。追求而没有度量界限，就不能不产生争夺。争夺就会混乱，混乱就会陷入困境。先王厌恶这种混乱，所以制定礼义来区分等级，用来滋养人的欲望，满足人的需求，使欲望不至于因物资匮乏而穷尽，物资也不至于因欲望过度而枯竭，两者相互制约而共同增长，这就是礼产生的原因。所以礼，就是滋养。牛羊猪狗、稻米高粱，五味调和香气，是用来滋养口舌的。花椒兰草的芬芳，是用来滋养鼻子的。雕琢刻镂，绣有花纹的礼服，是用来滋养眼睛的。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是用来滋养耳朵的。宽敞的房屋、精美的装饰、越地编织的席子，床榻几案，是用来滋养身体的。所以礼，就是滋养。君子既得到了滋养，又喜好区分等级。什么叫区分等级？回答说：贵贱有等级，长幼有差别，贫富轻重都有相应的名分。所以天子乘坐大路车，铺着越席，是用来滋养身体的；旁边挂着芷草，是用来滋养鼻子的；前面有错金横木，是用来滋养眼睛的；和鸾之声，慢步合于《武》、《象》乐章，快步合于《韶》、《夏》乐章，是用来滋养耳朵的；龙旗九旒，是用来滋养信用的；寝兕、持虎、蛟鞹、丝末、弥龙等装饰，是用来滋养威严的。所以大路车的马必须加倍配备，训练驯服后才乘坐，是用来滋养安全的。谁懂得牺牲生命、坚守节操是为了保全生命呢？谁懂得耗费费用是为了保全财富呢？谁懂得恭敬辞让是为了保全安全呢？谁懂得礼义文理是为了滋养性情呢？所以人如果只看到生存，这样的人必定死亡；如果只看到利益，这样的人必定受害；如果认为怠惰懦弱就是安逸，这样的人必定危险；如果认为放纵情欲就是快乐，这样的人必定灭亡。所以人专一于礼义，就能两全其美；专一于情性，就会两败俱伤。所以儒者是要让人两全其美的，墨者是要让人两败俱伤的。这就是儒、墨的分野。（《荀子·礼论》）
（《论语》：“有子说：礼的运用，以和谐为贵。先王的道，这就是最美的。”庄子说“墨子不与先王相同，毁弃古代的礼乐”。先王就是孔子，托名制定礼乐的人。墨子以绳墨自我矫正，以自苦为极致，没有用来滋养人的欲望，没有用来满足人的需求，乖戾不和，使人忧悲，所以他的道非常苛刻，他的行为难以实行，不可以作为圣王的道。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堵塞人的情感，遮蔽人的欲望，这是扰乱天下。又说：“礼，是忠信衰薄的表现，是动乱的开端。”开启了魏晋清谈放诞的风气，乖谬尤其严重。老、墨都是攻击孔子礼制的人。）
百王的道，后王的道就是正确的。君子审察后王的道，而议论百王之前的道，就像端正地跪拜而议论一样。（《荀子·不苟》）
所以说：想要观察圣王的遗迹，就观察那些鲜明显著的，后王就是。（《荀子·非相》）
（在荀子之前，有禹、汤、文、武称为先王，可以作为百王的法则，议论于百王之前。后王的道如此，除了孔子还有谁当得起呢？世上研究古文的人，如果还把《春秋》“王正月”的王当作周王，其错误就显而易见了。）
如今开辟土地种植谷物以养生送死，磨砺金石、混合草药以治疗疾病痛苦，各自知道建造房屋以避暑雨，堆砌台榭以避潮湿。在家知道亲近亲人，在外知道尊敬君主，内部有男女之别，外部有朋友之交。这是圣人的德教。儒者接受并传承它，用来教诲后世。如今晚世的恶人，反而非难儒者，说“为什么要儒者”？像这样的人，是不知根本的。（《说苑·建本》）
（耕凿、医药、宫室、五伦，刘向认为出自儒者。如果不了解孔子改制，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以上为孔子弟子后学阐发改制大义。
况且用繁复的装饰来迷惑人，用长久的丧礼和虚伪的哀痛来欺骗亲人，听天由命、安于贫困而崇尚闲居。（《墨子·非儒》）
儒者闲居而自我顺从，不可以教化下属；喜好音乐而迷惑人，不可以让他亲近治理；听天由命而怠慢事务，不可以让他守职；尊崇丧礼、遵循哀痛，不可以让他慈爱百姓；穿着丧服勉强做出容貌，不可以让他引导众人。孔丘盛装修饰以蛊惑世人，弦歌鼓舞以聚集门徒，繁复升降之礼以显示仪节，致力于趋翔之节以劝勉众人。（同上）
公孟子说：国家混乱就治理它，治理好了就制定礼乐；国家治理好了就从事生产，国家富足了就制定礼乐。墨子说：国家的治理，如果废弃了，那么国家的治理也就废弃了。国家的富足，是因为从事生产，所以富足；如果废弃了从事生产，那么国家的富足也就废弃了。所以即使国家治理好了，也要不停地劝勉，然后才可以。现在你说国家治理好了就制定礼乐，混乱了就治理它，这就像噎住了才去挖井，死了才去求医一样；古代三代暴君桀、纣、幽、厉，沉迷于声乐，不顾
其民，是以身为刑僇，国为戾虚者，皆从此道也。公孟子曰无鬼神，又曰君子必学祭祀。子墨子曰：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公孟子谓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丧为非，子之三日之丧亦非也（三日，当为三月）。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丧非三日之丧，是犹果谓撅者不恭也。公孟子谓子墨子，曰知有贤于人则可谓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贤于人，而愚岂可谓知矣哉？公孟子曰：三年之丧，学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婴儿子之知，独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号而不止，此其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则儒者之知，岂有以贤于婴儿子哉？子墨子曰：问于儒者，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子墨子谓程子，曰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不必听治矣，为下者行之不必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毁儒也！子墨子曰：儒固无此各四政者，而我言之，则是毁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则非毁也，告闻也。（《墨子公孟》）
译那里的百姓，因此自身遭受刑罚杀戮，国家变得混乱空虚，都是由于遵循这种学说。公孟子说“没有鬼神”，又说“君子一定要学习祭祀”。墨子说：坚持无鬼论却学习祭祀礼仪，这就好比没有客人却学习待客之礼，又好比没有鱼却制作渔网。公孟子对墨子说：“您认为三年的丧礼不对，您主张的三天丧礼也不对（三天，应当是三月）。”墨子说：“您用三年丧礼来否定三天丧礼，这就好比说瘸腿的人不恭敬一样。”公孟子对墨子说：“知道有比人贤能的人，就可以称为‘知’吗？”墨子说：“愚笨的人的智识也有比人贤能的地方，但愚笨的人难道就可以称为‘知’吗？”公孟子说：“三年丧礼，是学习我对父母的思慕之情。”墨子说：“婴儿的智识，只是思慕父母罢了。如果父母无法得到，就会号哭不止，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正是愚笨到了极点。那么儒者的智识，难道有比婴儿贤能的地方吗？”墨子说：“问儒者，为什么制作音乐？回答说：音乐是为了快乐。墨子说：您没有回答我。现在我问：为什么建造房屋？回答说：冬天避寒，夏天避暑，房屋是为了区分男女，那么您就告诉了我建造房屋的原因；现在我问：为什么制作音乐？回答说：音乐是为了快乐，这就好比问：为什么建造房屋？回答说：房屋是为了房屋。墨子对程子说：儒家的道足以使天下败亡的，有四项政策：儒者认为天不明察，认为鬼不灵验，天和鬼不高兴，这足以使天下败亡；又厚葬久丧，重重地制作棺椁，多备衣被，送葬如同迁徙，哭泣三年，搀扶着才能起来，拄着拐杖才能行走，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见，这足以使天下败亡；又弹琴唱歌跳舞，习练声乐，这足以使天下败亡；又认为命运是存在的，贫富寿夭、治乱安危都有定数，不能增减，在上位的人实行它就不必听政理务，在下位的人实行它就不必从事劳作，这足以使天下败亡。程子说：“太厉害啦！先生诋毁儒家啊！”墨子说：“儒家本来没有这四项政策，而我这样说，那就是诋毁；现在儒家本来就有这四项政策，而我这样说，那就不是诋毁，而是告知见闻。”
（墨子尚质，贵用，故力攻孔子之礼乐、厚葬、久丧最甚。他篇攻三年丧皆不明，此谓以三年攻三日（三日，当三月之误），“犹果为撅者不恭”，以同非先王之制，并是创造。若是三代旧教，大周定礼，墨子岂敢肆口诋诃，且又举与自己所制之三月丧同比哉？盖当时考据通博之人，彼此皆知非三代之制矣。墨子以儒丧三年，愚若婴儿。忘本逐识，此孟子所以谓二本也。乐以为乐，乃欢乐之乐，孔子因人之情而文之，乃制度至精处。墨子听闻未审，乃谓犹“室以为室”，以此垂之箸书，非惟诞肆，亦太粗心。若夫尊天明鬼，孔学中固有之义，墨子不过窃而提倡，何得据而全有之？）
为圃者曰：子奚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为圃者曰：子非夫博学以拟圣，于于以盖众，独弦哀歌以卖名声于天下者乎？汝方将忘汝神气，堕汝形骸，而庶几乎！而身之不能治，何暇治天下乎？（《庄子天地》）
（孔子为创教之人，儒服周游，人皆得别识之。此为圃是老学者，故讥孔子。）
古者，非不知繁升降盘还之礼也，蹀《采齐》、《肆夏》之容也，以为旷日烦民而无所用，故制礼足以佐实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陈钟鼓，盛管箫，扬干戚，奋羽旄，以为费财乱政，制乐足以合欢宣意而已，喜不羡于音。非不能竭国縻民，虚府殚财，舍珠鳞施，纶组节束，追送死也，以为穷民绝业而无益于槁骨腐肉也。（《淮南子齐俗训》）
（此道家攻儒之说，而益知《采齐》、《肆夏》、羽旄、干戚、纶组、节束为孔子所定之礼矣。）
夫弦歌鼓舞以为乐，盘旋揖让以修礼，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淮南子泛论训》）
（墨子之所非，则弦歌、揖让、久丧之礼，皆为孔子所改，必非先王之旧矣。）──右据异教攻儒，专攻制度，知制为孔子所改。
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冠雄鸡，佩豭豚，可见春秋衣服甚诡，听人所为。或雄鸡之冠，为当时勇士之服乎？）孔子外变二三子之服。（《盐铁论殊路》）
（当时凡入儒教者必易其服，乃号为儒，可望而识，略如今僧道衣服之殊异矣。）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缝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礼记儒行》）
（儒服，衣因鲁制，冠因宋制，可考见儒服所自来。亦如殷辂、周冕，合集而成。哀公盖闻人有儒服之名而问之，孔子托于乡服而答之。然衣朝鲜之衣，冠本朝之冠，虽生长异地而装束杂沓，苟非创制，亦觉不伦矣。）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绅委章甫，有益于仁乎？”孔子蹴然曰：“君号然也？资衰苴杖者不听乐，非耳不能闻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者不茹荤，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且丘闻之，好肆不守折，长者不为市，窃其有益与其无益，君其知之矣。”（《荀子哀公问》）
（儒者创为儒服，时人多有议之者。亦以为行道自行道，无须变服之诡异。岂知易其衣服而不从其礼乐丧服，人得攻之；若不易其服，人得遁于礼乐丧服之外，人不得议之。此圣人不得已之苦心。故立改正朔、易服色之制。佛亦必令去发、衣袈裟而后皈依也。）
庄子见鲁哀公。哀公曰：“鲁多儒士，少为先生方者。”庄子曰：“鲁少儒。”哀公曰：“举鲁国而儒服，何谓少乎？”庄子曰：“周闻之，儒者冠圆冠者知天时，履句屦者知地形，缓佩玦者事至而断。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为不然，何不号于国中曰：无此道而为此服者，其罪死。”于是哀公号之，五日而鲁国无敢儒服者。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门。公即召而问以国事，千转万变而不穷。庄子曰：“以鲁国而儒者
译墨子崇尚质朴，重视实用，因此极力抨击孔子的礼乐、厚葬和久丧，最为猛烈。其他篇章中攻击三年之丧的论述都不明确，这里说用三年之丧去攻击三日之丧（三日，应当是三月之误），“就像认为挖坑的人不恭敬一样”，认为这与先王的制度不同，都是创造出来的。如果是夏商周三代的旧教，大周朝制定的礼制，墨子怎敢肆意诋毁，并且又把它和自己所制定的三月之丧相提并论呢？大概当时考据通博的人，彼此都知道这不是三代的制度。墨子认为儒家的三年之丧，愚昧得像婴儿一样。忘记根本而追逐虚名，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二本”。把快乐当作快乐，乃是欢乐的快乐，孔子根据人的情感而加以文饰，这是制度中最精妙的地方。墨子听闻不仔细，竟然说这就像“把房子当作房子”，以此写进著作，不仅荒诞放肆，也太粗心大意了。至于尊崇天、明察鬼，孔学中本来就有这个义理，墨子不过是窃取并提倡它，怎么能据此就完全占有它呢？
种菜的人说：“你是做什么的？”回答说：“我是孔丘的门徒。”种菜的人说：“你不是那个博学以比拟圣人，大摇大摆以掩盖众人，独自弹琴哀歌以在天下卖名声的人吗？你正将忘记你的精神，堕落你的形体，而差不多接近道了！连自身都治理不好，哪有空闲治理天下呢？”（《庄子·天地》）
（孔子是创立教派的人，穿着儒服周游列国，人们都能识别他。这个种菜的是老学者，所以讥讽孔子。）
古人，不是不知道繁琐的升降盘旋之礼，也不是不知道《采齐》、《肆夏》的仪容，认为这些耗费时日、烦扰百姓而没有用处，所以制定礼仪足以辅助实质、表达心意就可以了。古人，不是不能陈列钟鼓，盛装管箫，挥舞干戚，奋起羽旄，认为这些浪费钱财、扰乱政事，制定音乐足以合欢、宣意就可以了，喜悦不羡慕于音乐。不是不能耗尽国力、束缚百姓，掏空府库、耗尽财物，舍弃珠玉、施予丝织品，追送死者，认为这些使百姓穷困、断绝生计而对枯骨腐肉没有益处。
（这是道家攻击儒家的说法，而更加知道《采齐》、《肆夏》、羽旄、干戚、纶组、节束是孔子所制定的礼仪了。）
弹琴唱歌、击鼓跳舞作为音乐，盘旋揖让来修习礼仪，厚葬久丧来送死，这是孔子所确立的，而墨子反对它。
（墨子所反对的，那么弦歌、揖让、久丧之礼，都是孔子所改定的，必定不是先王的旧制了。）──以上根据异教攻击儒家，专门攻击制度，知道制度是孔子所改定的。
子路性情粗野，好勇力，志向刚直，头戴雄鸡冠，腰佩公猪，欺凌孔子。孔子设立礼仪逐渐诱导子路。子路后来穿上儒服，委身事奉，通过门人请求做弟子。
（头戴雄鸡冠，腰佩公猪，可见春秋时期的衣服很怪异，听任人们所为。或许雄鸡之冠，是当时勇士的服饰吧？）孔子在外改变了二三子的服饰。
（当时凡是加入儒教的人必须改变他们的服饰，才称为儒，一望而知，大致像如今僧道衣服的特殊一样。）
鲁哀公问孔子说：“先生的服饰，是儒服吗？”孔子回答说：“我小时候住在鲁国，穿缝掖之衣，长大后住在宋国，戴章甫之冠。我听说，君子的学问广博，他的服饰随乡俗。我不知道什么是儒服。”
（儒服，衣服因袭鲁制，帽子因袭宋制，可以考见儒服的来源。也像殷辂、周冕，合集而成。哀公大概是听说人有儒服之名而问他，孔子托言乡俗服饰而回答他。然而穿朝鲜之衣，戴本朝之冠，虽然生长在异地而装束杂乱，如果不是创制，也觉得不伦不类了。）
鲁哀公问孔子说：“绅委章甫，对仁德有益吗？”孔子恭敬地说：“君主这样说吗？穿着丧服、拄着丧杖的人不听音乐，不是耳朵不能听见，是服饰使他们这样的。穿着黼衣黻裳的人不吃荤，不是嘴巴不能品味，是服饰使他们这样的。况且我听说，喜欢放肆的人不遵守节制，长者不做买卖，窃取其有益与其无益，君主您知道吗？”
（儒者创制了儒服，当时人多有议论。也认为行道自行道，无须改变服饰的怪异。岂知改变衣服而不遵从礼乐丧服，人们可以攻击他；如果不改变服饰，人们可以遁于礼乐丧服之外，人们不能议论他。这是圣人不得已的苦心。所以确立改正朔、易服色的制度。佛教也必定让人剃发、穿袈裟而后皈依。）
庄子见鲁哀公。哀公说：“鲁国多儒士，少为先生方者。”庄子说：“鲁国少儒。”哀公说：“举鲁国而儒服，何谓少乎？”庄子说：“周闻之，儒者冠圆冠者知天时，履句屦者知地形，缓佩玦者事至而断。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为不然，何不号于国中曰：无此道而为此服者，其罪死。”于是哀公号之，五日而鲁国无敢儒服者。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门。公即召而问以国事，千转万变而不穷。庄子说：“以鲁国而儒者
（庄子固多寓言，而鲁人化孔子之教，举鲁国皆儒服，则当时实事矣。）进贤冠，古缁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后汉舆服志》）
（汉世用孔子之制。缁布冠即玄，即章甫。孔子所创之儒冠，至是行于天下。）──右明儒服为孔子创制。
“九月，纪履襜来逆女。”《传》曰：“外逆女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不亲迎也。始不亲迎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托始焉尔。曷为托始焉尔？《春秋》之始也。”（《公羊》隐二年）
夫人姜氏至自齐。其不言翚之以来，何也？公亲受之于齐侯也。子贡曰：“冕而亲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继万世之后，何谓已重乎？”（《谷梁》桓公三年）
（古未尝有亲迎之礼。尊男卑女，从古已然。孔子始发君聘于臣，男先下女，创为亲迎之义。故当时陈于哀公，公讶其重。盖为孔子空言也，托于纪履騑逆女之事，讥其非礼，以着《春秋》一王之大义。后世行亲迎之礼，是用此制。通于此制而后敬之如宾，夫妇之道乃不苦。《谷梁》同义。伪《左》以卿为君逆女，则是巡抚委道员往直隶迎妇，何足劳孔子之笔削哉？）
公曰：“寡人愿有言，然冕而亲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合二姓之好，以继先圣之后，以为天地宗庙社稷之主，君何谓已重乎？”（《大戴礼记哀公问》）
（孔子最重父子。然夫妇不重，则父子不亲，故特制亲迎之礼以重其事，至于服冕。以事非先王，故哀公疑之。）
孔子曰：《易》本阴阳，以譬于物也。掇序帝乙、箕子、高宗，着德《易》者，所以昭天道、定王业也。上术先圣，考诸近世，采美善以见王事。言帝乙、箕子、高宗，明有法也。美帝乙之嫁妹，顺天地之道，以立嫁娶之义。义立则妃匹正，妃匹正则王化全。（《易纬》卷上）
取妻身迎，祇褍为仆。秉辔授绥，如仰严亲。昏礼威仪，如承祭祀。（《墨子非儒》）儒者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将守宗庙，故重之。（同上）
古者夫妇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后士一妾，大夫二，诸侯有侄姊九女而已。（《盐铁论散不足》）
（此条犹可考旧制男女平等。自后世尊阳抑阴，乃广备妾媵，以繁子姓。泰西一男一女，犹中国古法也。）──右明孔子亲迎之制。
公仪仲子之丧，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闻也。”趋而就子服伯子于门右，曰：“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孙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子游问诸孔子。孔子曰：“否！立孙。”（《礼记檀弓》）（孔子三统，虽有世有及，而《春秋》之制，尊尊多义节，法夏法文，笃世子，立嗣予孙。《公羊》明大居正之义，《仪礼》有承重之服，与《檀弓》此条，皆明世嫡，至今制袭爵犹行之。名分既定，民无争心。立子，旧制也。立孙，孔子所改之制也。）
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阳，亲亲而多仁朴。故立嗣予子，笃母弟，妾以子贵。（《繁露三代改制》）──右明孔子立嗣之制。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
（宰我为孔门高弟，盛德大贤。后世不肖之人，犹能勉而行三年之丧，岂有宰我反欲短丧者？证以滕国父兄百官之不欲，滕、鲁先君莫之行，可知大周通礼，本无此制。孔子厚于父子，故特加隆为三年。《礼记三年问》云
译（庄子本来多寓言，而鲁人受孔子教化，整个鲁国都穿儒服，这是当时的实事。）进贤冠，是古代的缁布冠，是文儒者的服饰。（《后汉舆服志》）
（汉代采用孔子的制度。缁布冠就是玄冠，也就是章甫。孔子所创制的儒冠，至此流行于天下。）──以上说明儒服是孔子创制的。
“九月，纪履襜来迎娶女子。”《公羊传》说：“外邦迎娶女子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呢？讥讽开始不亲迎。不亲迎是从这里开始的吗？在此之前就有了。在此之前，为什么从这里开始呢？是假托开始于此。为什么假托开始于此呢？因为这是《春秋》的开始。”（《公羊传》隐公二年）
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这里不说由翚陪同而来，为什么呢？因为鲁桓公亲自从齐侯那里接受了夫人。子贡说：“戴着冕冠亲自去迎娶，不是太隆重了吗？”孔子说：“结合两姓的友好，以延续万世的后代，怎么能说太隆重呢？”（《谷梁传》桓公三年）
（古代从未有过亲迎的礼节。尊男卑女，自古如此。孔子首次提出君主聘娶臣女，男子先谦让于女子，创立了亲迎的意义。所以当他在哀公面前陈述时，哀公惊讶于其隆重。这大概是孔子的空谈，借纪履騑迎娶女子之事，讥讽其不合礼，以彰显《春秋》一王的大义。后世实行亲迎之礼，是沿用了这个制度。通晓这个制度后，才能像对待宾客一样尊敬妻子，夫妇之道才不至于痛苦。《谷梁传》意义相同。伪《左传》说由卿代替君主迎娶女子，那就像是巡抚委派道员去直隶迎娶媳妇，哪里值得孔子费心删改呢？）
哀公说：“我有一句话想说，但是戴着冕冠亲自去迎娶，不是太隆重了吗？”孔子脸色严肃地回答说：“结合两姓的友好，以延续先圣的后代，成为天地、宗庙、社稷的主宰，您怎么能说太隆重呢？”（《大戴礼记·哀公问》）
（孔子最重视父子关系。然而如果不重视夫妇关系，父子就不会亲近，所以特意制定亲迎之礼以加重其事，甚至要穿戴冕冠。因为这不是先王的旧制，所以哀公对此表示怀疑。）
孔子说：《易经》以阴阳为根本，用来比喻万物。选取帝乙、箕子、高宗，彰显德行于《易经》，是为了昭示天道、奠定王业。效法先圣，考察近世，采纳美善以显现王事。提及帝乙、箕子、高宗，是为了表明有法度可循。赞美帝乙嫁妹，顺应天地之道，以确立嫁娶的意义。意义确立，配偶就端正；配偶端正，王道教化就完备。（《易纬》卷上）
娶妻要亲自迎娶，恭敬地作为仆役。手持缰绳，递上登车绳索，如同仰望严父。婚礼的威仪，如同承接祭祀。（《墨子·非儒》）儒者亲自迎娶妻子。因为妻子要侍奉祭祀，儿子要守护宗庙，所以重视这件事。（同上）
古代夫妇的匹配，一男一女就构成了成家立室之道。后来士有一个妾，大夫有两个，诸侯有侄女、姐姐等九位女子而已。（《盐铁论·散不足》）
（这条还可以考证旧制中男女平等。自从后世尊崇阳刚、压抑阴柔，才广泛配备妾媵，以繁衍子嗣。西方一男一女，还保留着中国古法。）──以上说明孔子亲迎的制度。
公仪仲子去世，檀弓为他免服。仲子舍弃他的孙子而立他的儿子为继承人。檀弓说：“这是什么道理？我从未听说过。”快步走到门右侧找子服伯子，说：“仲子舍弃他的孙子而立他的儿子，为什么呢？”伯子说：“仲子也是遵循古道的。从前文王舍弃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弃他的孙子腯而立衍。仲子也是遵循古道。”子游向孔子询问。孔子说：“不对！应该立孙子。”（《礼记·檀弓》）（孔子三统之说，虽然有世及之制，但《春秋》的制度，尊崇尊贵多有义节，效法夏和周文王，厚待世子，立嗣给予孙子。《公羊传》阐明大居正的意义，《仪礼》有承重的丧服，与《檀弓》这条，都阐明世袭嫡长，至今袭爵制度仍沿用。名分确定，百姓没有争心。立儿子，是旧制；立孙子，是孔子改制的制度。）
尊奉天道效法商朝而称王，其道放纵阳刚，亲近亲属而多仁朴。所以立嗣给予儿子，厚待母弟，妾因儿子而尊贵。（《春秋繁露·三代改制》）──以上说明孔子立嗣的制度。
宰我问三年之丧：“一年，已经很久了。君子三年不行礼，礼制必然败坏。三年不奏乐，乐制必然崩坏。旧谷已经吃完，新谷已经登场，钻木取火的方式也改变了。一年，就可以停止了。”孔子说：“吃稻米，穿锦缎，你心安吗？”宰我说：“心安。”孔子说：“你心安就去做吧。君子居丧，吃美味不觉得甘甜，听音乐不觉得快乐，居住不觉得安宁，所以不做这些。现在你心安，就去做吧！”宰我出去后，孔子说：“宰我不仁啊！孩子出生三年，然后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三年之丧，是天下的通丧。宰我对他的父母有三年之爱吗！”（《论语·阳货》）
（宰我是孔门高弟，盛德大贤。后世不肖之人，尚且能勉强实行三年之丧，难道宰我反而想缩短丧期吗？以滕国父兄百官的不愿，滕、鲁先君未曾实行来证明，可知大周通礼，本来没有这个制度。孔子厚待父子，所以特意加重为三年。《礼记·三年问》说
，“至亲以期断”，《孟子公孙丑》曰，“为期之丧，犹愈于已”，与宰我所称“可已矣”，可见古制父母期年。《墨子》：公孟子谓墨子，“子以三年之丧为非，子之三月之丧亦非也。”墨子谓，“子以三年之丧非三月之丧，是犹果谓撅者不恭也。”三月之丧，墨子改制。墨子非儒，故攻三年之丧。以均非时制，皆是创义，故谓同为不恭也。）
译“至亲的丧期以一年为断”，《孟子·公孙丑》说，“为期一年的丧礼，终究还是比完全废除要好”，这与宰我所说的“可以废除了”相对照，可见古代制度中父母之丧为期一年。《墨子》记载：公孟子对墨子说，“你认为三年的丧礼不对，那你主张的三个月丧礼也是不对的。”墨子回答说，“你用三年丧礼来否定三个月丧礼，这就好比说，用锄头挖地的人是不恭敬的一样。”三个月的丧礼，是墨子改制的结果。墨子反对儒家，所以攻击三年之丧。因为两者都不符合当时的制度，都是创立新的义理，所以说它们同样是不恭敬的。
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也。其礼曰：丧，父母三年，其妻后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期，戚族人五月。（《墨子非儒》）
（此数条虽攻儒之言，然从仇家之辞，更可证改制之实。若三年丧、亲迎、好乐、立命果是三王之制，墨子称述三代者，岂能非之？）
子墨子谓公孟子曰：丧礼，君与父母、妻、后子死，三年丧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数月之丧。或以不丧之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墨子公孟》）
（大功废业，则小功不废。墨子不知此义，其宗旨贵用，故以此相难。然所攻丧礼，即今《礼经》，所称三百之诗，即今《诗经》。可见《诗》、《礼》皆孔子之作。）
景公祭路寝，闻哭声，问梁邱据。对曰：“鲁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丧三年，哭泣甚哀。”公曰：“岂不可哉？”晏子曰：“古圣人非不能也，而不为者，知其无补于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墨子》佚文）
（无补死者，深害生事，是墨子薄葬短丧之所由。岂知乘车旷左，齿马有诛，所以广敬。况罔极之恩，创深痛巨，三年之爱，报以三年，人人亲亲而天下平。足立者数寸之土，而翔步须广庭大原。若掂足而黄泉，则数寸之土，谁敢立之？故庄子以为离天下之心，去王远也。）
齐宣王欲短丧。公孙丑曰：“为期之丧，犹愈于已乎？”孟子曰：“是犹或紾其兄之臂，子谓之姑徐徐云尔，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为之请数月之丧。公孙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终之而不可得也，虽加一日愈于已，谓夫莫之禁而弗为者也。”（《孟子尽心》）
（宰我称，“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已可矣。”《礼记三年问》称，“至亲以期断”。此条公孙丑称，“为期之丧”，而叙为短丧，盖以孔子所改三年之制律之，故以为短丧。以宰我之问及“至亲以期断”之说考之，当时盖父母服，期也。今日本及欧洲各国皆服期，亦用谷没火改之义。罗马旧制则三年，与孔子同。孔子最本孝，故以《孝经》传曾子，以为天经地义，独加隆为三年也。）
晏子对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括也，父之孝子，兄之顺弟也，又尝为孔子门人。今其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贫，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晏子春秋外篇》）
（为孔子门人，从孔子之礼，故当合葬。与《诗》、《檀弓》互证。）
景公上路寝，闻哭声，曰：“吾若闻哭声，何为者也？”梁邱据对曰：“鲁孔丘之徒鞠语者也。明于礼乐，审于服丧。其母死，葬埋甚厚，服丧三年，哭泣甚疾。”（同上）
（从儒教守儒律者，丧服最其大别，时人得而辨之。）
刻死而附生谓之墨，刻生而附死谓之惑，杀生而送死谓之贼。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终始，莫不称宜而好善，是礼义之法式也。儒者是矣。（《荀子礼论》）
薄葬、厚葬、殉葬，皆旧制也。墨子修薄葬之义，立短丧之制，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是之谓刻死而附生。桓魋石椁，三年不成，孔子讥之，是之谓刻生而附死。秦穆之薨，三良殉葬，诗人哀之，是之谓杀生而送死。皆非儒者礼义之法式也。以此证丧礼之制，为孔子所改定，无疑矣。
故先王圣人，安为之立中制节，一使足以成文理，则舍之矣。然则何以分之？曰：至亲以期断。是何也？曰：天地则已易矣，四时则已遍矣，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矣。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则三年何也？曰：加隆焉，案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案使不及也。故三年以为隆，缌、小功以为杀，期、九月以为间。上取象于天，下取象于地，中取则于人，人所以群居和一之理尽矣。故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也。
译儒家说：亲近亲人有方法，尊敬贤人有等级，说的是亲疏尊卑的区别。他们的礼制说：丧礼，为父母守丧三年，为妻子和嫡长子守丧三年，为伯父、叔父、兄弟、庶子守丧一年，为同宗亲属守丧五个月。（《墨子·非儒》）
（这几条虽然是攻击儒家的言论，但从敌对者的言辞中，反而更能证明改制的事实。如果三年之丧、亲迎、喜好音乐、确立命定果真是三王的制度，墨子称述三代的人，怎么能反对它呢？）
墨子对公孟子说：丧礼，国君和父母、妻子、嫡长子去世，守丧三年；伯父、叔父、兄弟守丧一年；族人守丧五个月；姑母、姐姐、舅舅、外甥都有几个月的丧期。有人利用不守丧的间隙，诵读《诗》三百篇，弹奏《诗》三百篇，歌唱《诗》三百篇，舞蹈《诗》三百篇。如果采用你的言论，那么君子哪一天能听政治国？平民哪一天能从事生产？（《墨子·公孟》）
（大功之丧会荒废事业，那么小功之丧就不会荒废。墨子不知道这个道理，他的宗旨崇尚实用，所以以此相难。然而他所攻击的丧礼，就是现在的《礼经》；所称的三百篇诗，就是现在的《诗经》。可见《诗》、《礼》都是孔子所作。）
齐景公在路寝祭祀，听到哭声，问梁丘据。梁丘据回答说：“那是鲁国孔子的弟子，他的母亲去世，守丧三年，哭泣非常悲哀。”景公说：“难道不可以吗？”晏子说：“古代圣人不是不能这样做，而是不去做，因为他们知道这对死者没有补益，却对生者有害。”（《墨子》佚文）
（对死者没有补益，对生者有害，这是墨子主张薄葬短丧的原因。哪里知道乘车空出左位、齿马有诛，是为了表达广泛的敬意。何况父母恩情无穷，创伤深重痛苦巨大，三年的爱，用三年来报答，人人亲近亲人而天下太平。站立只需数寸的土地，而行走需要广阔的庭院平原。如果掂着脚走向黄泉，那么数寸的土地，谁敢站立？所以庄子认为这背离了天下人的心，离王道很远了。）
齐宣王想缩短丧期。公孙丑说：“守丧一年，难道比完全不守丧好吗？”孟子说：“这就像有人扭折他哥哥的手臂，你却说姑且慢慢来，这也只是教导他孝悌罢了。”王子有母亲去世的，他的师傅为他请求守丧数月。公孙丑说：“像这样怎么样？”孟子说：“这是想守完丧却做不到，即使增加一天也比完全不守丧好，说的是没有人禁止却不去做的人。”（《孟子·尽心》）
（宰我说：“旧谷已经吃完，新谷已经登场，钻木取火改换了火种。守丧一年，就可以结束了。”《礼记·三年问》说：“至亲以一年为断。”这条公孙丑说“守丧一年”，而叙述为短丧，大概是以孔子所改定的三年制度来衡量，所以认为是短丧。以宰我的问及“至亲以一年为断”的说法考察，当时大概父母之丧，是一年。现在日本及欧洲各国都守丧一年，也是用谷尽火改的意义。罗马旧制则是三年，与孔子相同。孔子最重孝道，所以把《孝经》传给曾子，认为是天经地义，唯独加重为三年。）
晏子回答说：西郭有个居住着布衣之士盆成括，他是父亲的孝子，哥哥的顺弟，又曾经做过孔子的门人。现在他的母亲不幸去世，附葬的棺材尚未下葬。家里贫穷，自己年老，孩子年幼，恐怕力量不足以完成附葬，因此悲伤。（《晏子春秋·外篇》）
（作为孔子的门人，遵循孔子的礼制，所以应当合葬。与《诗》、《檀弓》互相印证。）
景公登上路寝，听到哭声，说：“我好像听到哭声，是谁呢？”梁丘据回答说：“那是鲁国孔丘的弟子鞠语。他通晓礼乐，审慎于服丧。他的母亲去世，埋葬非常丰厚，守丧三年，哭泣非常急促。”（同上）
（遵循儒教遵守儒律的人，丧服是最大的区别，当时的人能够辨别。）
苛刻对待死者而顺从生者叫做墨，苛刻对待生者而顺从死者叫做惑，杀害生者来送死叫做贼。大体上依据生者的样子来送死，使生死始终，没有不适宜而喜好善的，这是礼义的法则。儒家是这样的。（《荀子·礼论》）
薄葬、厚葬、殉葬，都是旧制度。墨子修习薄葬之义，设立短丧之制，生时不唱歌，死后不服丧，桐棺三寸而没有外椁，作为法则，这就叫做苛刻对待死者而顺从生者。桓魋用石椁，三年没完成，孔子讥讽他，这就叫做苛刻对待生者而顺从死者。秦穆公去世，三良殉葬，诗人哀叹他，这就叫做杀害生者来送死。都不是儒家礼义的法则。以此证明丧礼的制度，是孔子所改定的，无疑了。
所以先王圣人，安然为他们设立中等的制度，一旦足以成就文理，就舍弃了。那么怎么区分呢？说：至亲以一年为断。为什么呢？说：天地已经改变了，四季已经轮遍了，在宇宙中的事物，没有不重新开始的。所以先王据此来象征它。那么三年呢？说：加重尊崇，使其加倍，所以是再期。九月以下呢？说：使其不及。所以三年作为隆重，缌麻、小功作为减杀，一年、九月作为中间。上取象于天，下取象于地，中取则于人，人所以群居和一的道理尽在其中了。所以三年之丧，是人道中最文饰的。
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韩非子显学》）
（孔子传教，盖以三年丧为第一义。父子天性，人心同具，故易于感动。世主以为孝而礼之，盖孔教流行之实情也。）
季武子成寝，杜氏之葬在西阶之下，请合葬焉，许之。入宫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来，未之有改也。”（《礼记檀弓》）
（《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虽有别葬、合葬，而质家别葬，文家合葬。《白虎通》曰，合葬所以固夫妇之道。《春秋》定制，盖以合葬。故《诗》云“死则同穴”。孔子合葬于防，与此互证。旧制盖别葬，故《檀弓》以为非古欤？）
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礼记檀弓》）
（孔子尚魂贵精，送形而往，迎精而返，故尚庙而不尚墓。以周游，故识以四尺之坟，否则不坟矣。坟是权制，墓是经制，合葬是孔子定制。）
遣车视牢具，疏布飖，四面有章，置于四隅，载寔。有子曰：“非礼也。丧奠，脯醢而已。”（《礼记杂记》）
（丧奠脯醢，盖孔子所改之制，而有子述之。遣车视牢具，盖旧制也。）
夫三年之丧，非强而致之。听乐不乐，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绝也。晚世风流俗败，嗜欲多，礼义废，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胸，思心尽亡，被衰戴绖，戏笑其中，虽致之三年，失丧之本也。（《淮南子本经训》）
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故制丧三年，所以报父母之恩也。期年之丧，通乎诸侯。三年之丧，通乎天子。礼之经也。（同上）
子夏三年之丧毕，见于孔子。孔子与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衎衎而乐，作而曰：“先王制礼，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闵子骞三年之丧毕，见于孔子。孔子与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礼，不敢过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贡问曰：“闵子哀不尽，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尽，子曰君子也。赐也惑，敢问何谓？”孔子曰：“闵子哀未尽，能断之以礼，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尽，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丧，固优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齐宣王谓田过曰：“吾闻儒者丧亲三年，丧君三年。君与父孰重？”田过对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则何为去亲而事君？”田过对曰：“非君之土地，无以处吾亲。非君之禄，无以养吾亲。非君之爵位，无以尊显吾亲。受之君，致之亲。凡事君，所以为亲也。”宣王邑邑而无以应。（《说苑修文》）
（惟儒者丧亲，乃服三年。然则非儒者不为三年丧，可知。此最明矣。）──右明丧葬之制为孔子改定者。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何注：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公羊》隐公元年）
周有千八国诸侯，尽京师之地，不足以容，不合事理。（《孝经纬》附录）
（《王制》有一千八百国之说，此云不合事理，则周时必无此制，而为孔子所改者明矣。百里亦孔子之制。此发明孔子建国之义。）
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弟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史记秦始皇本纪》）
（《春秋》开端发大一统之义，孟、荀并传之。李斯预闻斯义，故请始皇罢侯为郡县，固《春秋》义也。有列侯则有相争，故封建诚非圣人意也。）
──右孔子定削封建、大一统之制。
河阳冬言狩，获麟春言狩者，盖据鲁变周之春以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时。（《公羊》哀公十四年何注）
（何氏言，春言狩者，变周之
译儒者倾尽家产来安葬亲人，守丧三年，极度哀毁以至于需要拄着拐杖。当时的君主认为这是孝道，因而以礼相待。（《韩非子·显学》）
（孔子传授教义，大概将三年之丧作为首要原则。父子之间的天性，人心所共有，所以容易感动世人。君主认为这是孝道而加以礼遇，这大概是孔教得以流行的实际情况。）
季武子建成寝宫，杜氏的墓地在西阶之下，请求合葬，季武子答应了。杜氏进入宫门却不敢哭泣。季武子说：“合葬，不是古制。从周公以来，从未有过改变。”（《礼记·檀弓》）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中虽然有别葬、合葬的区别，但质家实行别葬，文家实行合葬。《白虎通义》说，合葬是为了巩固夫妇之道。《春秋》确立的制度，大概是采用合葬。所以《诗经》说“死后同穴”。孔子在防地实行合葬，与此相互印证。旧制大概是别葬，所以《檀弓》认为合葬不是古制吗？）
孔子在防地实行合葬后，说：“我听说，古时候只设墓穴而不堆坟丘。如今我孔丘是四方奔走之人，不能不设置标记。”于是堆起坟丘，高四尺。（《礼记·檀弓》）
（孔子崇尚灵魂、重视精神，送形体而去，迎精神而返，所以崇尚宗庙而不崇尚坟墓。因为周游列国，所以用四尺高的坟丘作为标记，否则就不会堆坟丘了。堆坟丘是权宜之制，设墓穴是常规之制，合葬是孔子确立的制度。）
遣车的规格比照祭牢的器具，用粗布覆盖，四面有纹饰，放置在四个角落，装载祭品。有子说：“这不符合礼制。丧礼的祭奠，只用干肉和肉酱罢了。”（《礼记·杂记》）
（丧礼祭奠只用干肉和肉酱，大概是孔子所改定的制度，而有子陈述了这一点。遣车比照祭牢的器具，大概是旧制。）
那三年的丧期，不是勉强让人做到的。听到音乐不觉得快乐，吃到美味不觉得甘甜，是因为思念仰慕之心还没有断绝。后世风俗败坏，嗜欲繁多，礼义废弃，君臣互相欺骗，父子互相猜疑，怨恨充满胸中，思念之心完全丧失，穿着丧服、戴着丧带，却在其中嬉戏欢笑，即使勉强守丧三年，也失去了丧礼的根本。（《淮南子·本经训》）
孩子出生三年，然后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所以制定三年的丧期，用来报答父母的恩情。一年的丧期，通行于诸侯。三年的丧期，通行于天子。这是礼制的常道。（同上）
子夏守完三年的丧期，拜见孔子。孔子给他琴，让他弹奏。子夏拿起琴弹奏，快乐自得，站起来说：“先王制定礼制，我不敢不尽力做到。”孔子说：“是君子。”闵子骞守完三年的丧期，拜见孔子。孔子给他琴，让他弹奏。闵子骞拿起琴弹奏，悲痛深切，站起来说：“先王制定礼制，我不敢超过限度。”孔子说：“是君子。”子贡问道：“闵子骞的哀痛没有尽，您说他是君子；子夏的哀痛已经尽，您也说他是君子。我子贡感到困惑，敢问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闵子骞的哀痛没有尽，但能用礼制来节制，所以说他是君子。子夏的哀痛已经尽，但能引伸礼制来达到要求，所以说他是君子。那三年的丧期，本来就是优秀者所屈从的，平庸者所勉强的。”
齐宣王对田过说：“我听说儒者给亲人守丧三年，给君主守丧三年。君主和父亲哪个更重要？”田过回答说：“大概不如父亲重要。”宣王愤怒地说：“既然如此，为什么离开亲人去侍奉君主？”田过回答说：“没有君主的土地，就无法安顿我的亲人。没有君主的俸禄，就无法供养我的亲人。没有君主的爵位，就无法使我的亲人尊贵显赫。从君主那里接受这些，奉献给亲人。凡是侍奉君主，都是为了亲人。”宣王郁郁不乐，无言以对。（《说苑·修文》）
（只有儒者给亲人守丧，才服丧三年。那么非儒者不实行三年之丧，由此可知。这最明显了。）──以上说明丧葬制度是孔子改定的。
“为什么说‘王正月’？是为了大一统。”何休注：王者开始受命改制，颁布政教施于天下，从公侯到庶人，从山川到草木昆虫，没有不逐一系于正月的，所以说这是政教的开始。（《公羊传》隐公元年）
周朝有千八百个诸侯国，即使尽京师之地，也不足以容纳，这不符合事理。（《孝经纬》附录）
（《王制》有一千八百国的说法，这里说不符合事理，那么周朝必定没有这种制度，而是孔子所改定的，这就很明显了。百里也是孔子的制度。这阐明了孔子建国的意义。）
李斯议论说：周文王、武王所分封的同姓子弟很多，后来亲属疏远，互相攻击如同仇敌，诸侯互相征伐，周天子不能禁止。现在海内依靠陛下的神灵统一，都设立郡县，各位子弟功臣用公家的赋税重重赏赐他们，非常足以容易控制。天下没有异心，这就是安宁的方法。设置诸侯是不利的。（《史记·秦始皇本纪》）
（《春秋》开端阐发大一统的意义，孟子、荀子都传承了它。李斯预先听闻了这个意义，所以请求始皇废除诸侯设立郡县，这固然是《春秋》的意义。有列侯就会有相争，所以封建确实不是圣人的本意。）
──以上说明孔子确定废除封建、大一统的制度。
河阳冬天说狩猎，获得麒麟春天说狩猎的，大概是依据鲁国改变周朝的春天作为冬天，去掉周朝的正朔而实行夏朝的正朔。（《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何休注）
（何休说，春天说狩猎的，是改变周朝的
春以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时，此说与《论语》颜渊问为邦之说同。苟非改制以为百王法，不几圣人为悖理之尤哉？然则历学亦孔子所改定者。）
译把春天当作冬天，舍弃周历的正统而推行夏历的时令，这种说法与《论语》中颜渊问如何治理国家时孔子的回答相同。如果不是为了改制以作为历代君王的法则，难道圣人几乎成了违背常理最严重的人吗？既然如此，那么历法之学也是孔子所改定确立的。
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时，知继十一月正者，当用十三月也。天道左旋，改正者右行，何也？改正者非改天道也，但改日月耳。日月右行，故改正亦右行也。（《白虎通三正》）
──右明授时乃孔子之制。
圣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妇受田百亩，以养父母妻子，五口为一家。公田十亩，即所谓什一而税也；庐舍二亩半。凡为田一顷十二亩半。八家而九顷，共为一井，故曰井田。庐舍在内，贵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贱私也。（《公羊》宣公十五年何注）
季康子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不对，私于冉有曰：“求来，汝不闻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稯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先王以为足。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则苟而赋，又何访焉？”（《国语》）
（鲁为秉礼之国，季为世禄之家。先祖周公之籍尚不能守，季虽不道，当不如是，此必无之事也。盖制土籍田，实为孔子定制。但世多是古而非今，故不得不托先王以明权，且以远祸矣。井田，孔子之制也。）
──右明孔子制土籍田之制。
当春秋时，废选举之务，置不肖于位，辄退绝之以生过失，至于君臣忿争出奔，国家之所以昏乱，社稷之所以危亡，故皆录之。录所奔者，为受义者，明当受贤者，不当受恶人也。（《公羊》隐公元年何注）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传曰》：其称尹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公羊》隐公三年）
（世卿之制，自古为然，盖由封建来者也。孔子患列侯之争，封建可削，世卿安得不讥？读《王制》选士、造士、俊士之法，则世卿之制，为孔子所削，而选举之制，为孔子所创，昭昭然矣。选举者，孔子之制也。）
──右明选举为孔子之制。
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荀子正论》）
（舜命皋陶，明于五刑，宥过无大，刑故无小，《虞书》详言之。成王命康叔，敬明乃罚，杀越人于货，愍不畏死，罔不憝，《康诰》详言之。而《议兵》篇引帝尧之治天下也，盖杀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正论》篇引《书》曰：“刑罚世轻世重。”恶得谓未有知其所由来者哉？况说者谓治古者无肉刑，有象刑，以为治古如是，又恶得谓是百王之所同哉？此实为孔子托先王以明改制之证也。）
──右明孔子定刑罚之制。
孔子曰：丘吹律定姓，一言得土曰宫，三言得火曰征，五言得水曰羽，七言得金曰商，九言得木曰角。（《乐纬篇》）孔子吹律，自知殷后。（《论衡奇怪》）
（《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知殷德为阳德，以子为姓”；“周德为阴德，以姬为姓”。又曰：“非圣人其谁知之？”然则姓者，孔子所定也。不然，吹律而定，虽师旷之聪所不能，盖圣人托言之耳。姓者，孔子之制也。）
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不按图书，不闻人言，吹律精思，自知其世，圣人前知千岁之验也。（《论衡实知》）
（孔子创姓，故托于吹律耳。岂有吹律能定世乎？）──右明孔子定姓之义。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诗》、《乐》皆作于归鲁之后，时孔子六十二岁矣。）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
（野人，质家也；君子，文家也。孔子作《春秋》，改周之文，从殷之质，故从先进。）孔子曰：丘援律而吹，命阴，得羽之宫。（《乐纬》）孔子谓子夏曰：礼以修外，乐以制内，丘已矣夫。（《礼纬》）
（礼者所以治人之魄也，乐者所以治人之魂也，魂魄治则
译孔子承接周朝的弊病，实行夏朝的历法，知道继承十一月为正月的，应当使用十三月。天道向左旋转，改正历法却向右运行，为什么呢？改正历法并不是改变天道，只是改变日月的位置罢了。日月向右运行，所以改正历法也向右运行。（《白虎通三正》）
──以上说明授时是孔子的制度。
圣人制定井田的法度，并按人口分配。一男一女受田百亩，用来供养父母妻儿，五口人作为一家。公田十亩，就是所说的什一税；庐舍二亩半。总共田地一顷十二亩半。八家共九顷，合为一井，所以叫井田。庐舍在中间，表示尊重人。公田其次，表示重视公事。私田在外面，表示轻视私利。（《公羊》宣公十五年何注）
季康子想用田赋，派冉有向仲尼询问。仲尼不回答，私下对冉有说：“求来，你没听说过吗？先王制定土地制度，按劳力征收田赋，而调节远近；按里赋征收赋税，而衡量有无；按劳力征发夫役，而评议老幼。于是对于鳏寡孤疾，有军旅出征，就征发他们，没有就停止。那每年，收获一井田，拿出稯禾、秉刍、缶米，不超过这个数，先王认为足够了。如果你季孙想遵循法度，就有周公的典籍了；如果想违犯法度，就随便征税，又何必来询问呢？”（《国语》）
（鲁国是崇尚礼制的国家，季孙是世代享有俸禄的家族。先祖周公的典籍尚且不能遵守，季孙虽然不道，也不至于这样，这一定是没有的事。大概制定土地和田赋，实际上是孔子制定的制度。但世人多是推崇古代而贬低当今，所以不得不假托先王来阐明权变，并且用来远离祸患。井田，是孔子的制度。）
──以上说明孔子制定土地和田赋的制度。
在春秋时期，废除了选举的事务，把不贤的人安置在位上，就退绝他们而产生过失，以至于君臣忿争出奔，国家之所以昏乱，社稷之所以危亡，所以都记录下来。记录那些出奔的人，是为了接受道义的人，说明应当接受贤人，不应当接受恶人。（《公羊》隐公元年何注）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传》说：为什么称尹氏？是贬斥。为什么贬斥？讥讽世卿。世卿，不符合礼制。（《公羊》隐公三年）
（世卿的制度，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大概是由封建制度来的。孔子忧虑列侯的争斗，封建可以削弱，世卿怎么能不讥讽呢？读《王制》选士、造士、俊士的法度，那么世卿的制度，是被孔子削弱的，而选举的制度，是孔子创立的，清清楚楚了。选举，是孔子的制度。）
──以上说明选举是孔子的制度。
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这是百王所相同的，没有人知道它从哪儿来的。（《荀子正论》）
（舜命令皋陶，明察五刑，宽恕过失无论多大，惩罚故意犯罪无论多小，《虞书》详细说了。成王命令康叔，敬慎明察你的刑罚，杀人越货，怜悯不畏死的人，无不憎恶，《康诰》详细说了。而《议兵》篇引用帝尧治理天下，大概杀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理。《正论》篇引用《书》说：“刑罚世轻世重。”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它从哪儿来的呢？况且解说的人说治理古代没有肉刑，有象刑，认为治理古代是这样，又怎么能说这是百王所相同的呢？这实际上是孔子假托先王来阐明改制的证据。）
──以上说明孔子制定刑罚的制度。
孔子说：我吹律定姓，一言得土曰宫，三言得火曰征，五言得水曰羽，七言得金曰商，九言得木曰角。（《乐纬篇》）孔子吹律，自己知道是殷的后代。（《论衡奇怪》）
（《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知道殷德为阳德，以子为姓”；“周德为阴德，以姬为姓”。又说：“不是圣人谁知道呢？”那么姓，是孔子制定的。不然，吹律而定，即使是师旷的聪明也不能，大概是圣人假托说的话。姓，是孔子的制度。）
孔子生下来不知道他的父亲，如果母亲隐瞒了。吹律自己知道是殷宋大夫子氏的世系。不查图书，不听人言，吹律精思，自己知道他的世系，圣人预知千岁的验证。（《论衡实知》）
（孔子创立姓，所以假托于吹律罢了。哪有吹律能定世系呢？）──以上说明孔子制定姓的意义。
孔子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诗》、《乐》都作于归鲁之后，当时孔子六十二岁了。）
孔子说：先进于礼乐，是野人；后进于礼乐，是君子。如果用他们，我就跟随先进。（《论语先进》）
（野人，是质家；君子，是文家。孔子作《春秋》，改周的文，从殷的质，所以跟随先进。）孔子说：我援律而吹，命阴，得羽之宫。（《乐纬》）孔子对子夏说：礼以修外，乐以制内，我完了。（《礼纬》）
（礼是用来治理人的魄的，乐是用来治理人的魂的，魂魄治理好就
内外修，而圣人之能事毕矣。礼乐为孔子之制作，故曰“丘已矣夫”。）──右明孔子定礼乐之义。
译内外修养完备，圣人的功业也就圆满了。礼乐是孔子的创制，所以说“我这一生也就这样了”。）——以上阐明孔子制定礼乐的意义。
六经所以明君父之尊，天地之开辟，皆有教也。（《春秋纬说题辞》）
孔子论经，有鸟化为书。孔子奉以告天，赤雀集书上，化为黄玉，刻曰“孔提命，作应法，为赤制”。（《春秋纬演孔图》）五经之兴，可谓作矣。（《论衡对作》）
孔子作法五经，运之天地，稽之图像，质于三王，施于四海。（同上）（此为孔子作《六经》之明证。）
《孝经》者，篇题就号也，所以表恉，括意序中，书名出义，见道日箸。（《孝经钩命诀》）
孔子在庶，德无所施，功无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同上）
孔子制作《孝经》，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而磬折，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簪缥笔，衣绛单衣，向北辰而拜。（《孝经援神契》）
孔子曰：欲观我褒贬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伦之行，在《孝经》。（《孝经纬》）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谓也？（《孟子滕文》）
（“古之人如保赤子”，为《书康诰》文。此为文、武之道。《墨子》诸篇莫不称说文、武，安肯尽割以归儒者？取《墨子》一读可见。而夷子乃归之于儒，可知《康诰》为孔子之《书》，而二十八篇之《书》，亦皆出孔子矣。若墨子所引之《书》，乃墨子所定，与孔子之经各别。其或辞亦略同，而义必相反。可知其它篇名之同异多寡，亦必不同。其《书》之同者，当亦采之先王，而附以己意，各定其《书》以行其教。今《墨子》中所引《书》篇，如《相年》，皆二十八篇之所无，盖墨子之诵《墨经》指此，与吾孔子之经不相关。其它经亦类此，故谓六经皆孔子所作。以此推之，若王鸣盛、孙星衍之徒，引墨子之《书》以解百篇之逸伪，彼未知学术之源，固不足责。此幸出孟子，尤可信据也。）
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礼记杂记》）
（刘歆变乱后，咸以礼为周公之制。然恤由丧之前，未有士丧礼，《士丧礼》由此出。则礼为孔子之所制作，此条可为证据。）
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导于世，岂若三代之盛哉？（《淮南子泛论训》）
（以《诗》、《春秋》为衰世之造，儒者所教，不若三代之盛，则《诗》亦非三代之文可知。盖皆为孔子所作，汉人皆知之。）《王制》是孔子之后大贤所记先王之事。（《五经异义》）
（此尚知《王制》为孔门大贤之记，异于以为文帝博士刺取者矣。）
孔子所以定五经者何？以为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凌迟，礼乐废坏，强陵弱，众暴寡，天子不敢诛，方伯不敢伐，闵道德之不行，故周流应聘，冀行其道德。自卫反鲁，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经以行其道。故孔子曰：“《书》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也。”孔子未定五经如何？周衰道失，纲散纪乱，五教废坏，故五常之经咸失其所。象《易》失理，则阴阳万物失其性而乖，设法谤之言，并作《书》三千篇，作《诗》三百篇，而歌谣怨诽也。（《白虎通五经》）
（五经皆出于孔子，所以不云“作”者，以《盘庚》、《周诰》诸篇之类，实有旧文，故云“定”也。）仲尼不遇，故论六经以俟来辟。（《后汉张衡传》）
（张衡是古学，尚知六经为孔子所论定。）
孔子不得富贵矣，周流应聘，行说诸侯，智穷策困，还定《诗》、《书》。（《论衡问孔》）
六经之文，圣人之语，动言天者，欲化无道、惧愚者。之言非独吾心，亦天意也。（《论衡谴告》）
孔子之门讲习五经。五经皆习，庶几之才也。（《论衡别通》）
（秦、汉诸子，无不以六经为孔子所作者。《书》言“稽古”，使为当时之史笔，则无古可稽。中国开于大禹，当夏时必有征伐之威，加于外夷者，故世以中
译六经是用来阐明君主和父亲的尊贵，以及天地开辟的道理，其中都包含教化之意。（《春秋纬说题辞》）
孔子论述经典时，有鸟化为书。孔子捧着书向天祷告，红雀落在书上，化为黄玉，上面刻着：“孔提命，作应法，为赤制”。（《春秋纬演孔图》）五经的兴起，可以说就是创作了。（《论衡对作》）
孔子创制五经，将其运行于天地之间，考察于图像之中，验证于三王之时，施行于四海之内。（同上）（这是孔子创作《六经》的明确证据。）
《孝经》是篇题的称谓，用来表明宗旨，概括大意，安排次序，书名出自义理，使道日益显著。（《孝经钩命诀》）
孔子身处庶民之位，德行无处施展，功业无处成就，志向寄托于《春秋》，行为体现于《孝经》。（同上）
孔子创作《孝经》，让七十二位弟子面向北辰弯腰行礼，让曾子抱着《河图》、《洛书》面向北方，孔子戴着青丝笔簪，穿着红色单衣，面向北辰跪拜。（《孝经援神契》）
孔子说：想要观察我褒贬诸侯的志向，就在《春秋》；尊崇人伦的行为，就在《孝经》。（《孝经纬》）
徐子把这些告诉夷子。夷子说：儒者的道理，说古代的人如同保护婴儿，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孟子滕文公》）
（“古代的人如同保护婴儿”，是《尚书·康诰》中的文字。这是文王、武王的道理。《墨子》各篇无不称说文王、武王，怎么会完全割裂归给儒者？读一读《墨子》就可以明白。而夷子却将其归于儒者，可见《康诰》是孔子的《书》，而二十八篇的《书》，也都出自孔子。如果墨子所引用的《书》，是墨子所确定的，与孔子的经典各自不同。即使言辞大致相同，但意义必定相反。可以知道其他篇名的同异多寡，也必定不同。那些《书》中相同的，应当也是采自先王，而附上自己的意思，各自确定其《书》以推行自己的教化。现在《墨子》中所引用的《书》篇，如《相年》，都是二十八篇中所没有的，大概墨子诵读《墨经》指的就是这个，与我们孔子的经典不相关。其他经典也类似这样，所以说六经都是孔子所作。由此推断，像王鸣盛、孙星衍之类的人，引用墨子的《书》来解释百篇中的逸文伪作，他们不了解学术的渊源，本来不值得责备。这幸好出自孟子，尤其可信据。）
恤由去世，鲁哀公派孺悲向孔子学习士人的丧礼。《士丧礼》就是在这个时候记载下来的。（《礼记杂记》）
（刘歆变乱之后，大家都认为礼是周公制定的。然而在恤由丧事之前，没有士丧礼，《士丧礼》由此产生。那么礼是孔子所制作的，这条可以作为证据。）
王道缺失而《诗》产生。周室衰废，礼义败坏，而《春秋》产生。《诗》、《春秋》，是学问中美好的部分，都是衰败时代的产物。儒者遵循它们，用来教导世人，哪里比得上三代的兴盛呢？（《淮南子泛论训》）
（认为《诗》、《春秋》是衰败时代的产物，儒者所教导的，不如三代的兴盛，那么《诗》也不是三代的文字就可以知道了。大概都是孔子所作，汉人皆知此事。）《王制》是孔子之后的大贤所记载的先王之事。（《五经异义》）
（这还知道《王制》是孔门大贤的记载，不同于认为是文帝博士剽窃选取的说法了。）
孔子之所以确定五经，为什么呢？因为孔子处于周朝的末世，王道衰微，礼乐废坏，强者欺凌弱者，人多者暴虐人少者，天子不敢诛杀，方伯不敢征伐，哀悯道德不能施行，所以周游列国应聘，希望施行他的道德。从卫国返回鲁国，自知不被任用，所以追定五经以施行他的道。所以孔子说：“《书》说‘孝啊，只有孝顺友爱兄弟，施之于政事，这也是从政’。”孔子如果没有确定五经会怎样？周朝衰败道义丧失，纲纪散乱，五教废坏，所以五常的经典都失去了它们的位置。《易》失去条理，那么阴阳万物就失去本性而乖违，设立诽谤的言论，并创作《书》三千篇，创作《诗》三百篇，而歌谣怨诽。（《白虎通五经》）
（五经都出自孔子，所以不说“作”，是因为《盘庚》、《周诰》等篇之类，确实有旧文，所以说“定”。）仲尼不遇明主，所以论述六经以等待后来的圣王。（《后汉张衡传》）
（张衡是古学，尚知六经是孔子所论定。）
孔子没有得到富贵，周游列国应聘，游说诸侯，智谋穷尽策略困顿，回来确定《诗》、《书》。（《论衡问孔》）
六经的文字，是圣人的言语，动不动就提到天，是想教化无道之人、使愚昧之人畏惧。这些话不只是我的心意，也是天意。（《论衡谴告》）
孔子门下讲习五经。五经都学习，是庶几之才。（《论衡别通》）
（秦、汉诸子，无不认为六经是孔子所作。《书》说“考察古代”，如果是当时的史笔，就没有古代可考察。中国开辟于大禹，当夏朝时必定有征伐的威势，加于外夷，所以世人认为中
国为中夏，亦如秦、汉、唐之世，交涉于外国者多，故号称中国为“大秦”、为“汉人”、为“唐人”也。当舜之时，禹未立国，安得有夏？而《舜典》有“蛮夷猾夏”之语。合此二条观之，《书》非圣人所作，何人所作哉？然则诸经亦莫不然矣。）
译中原地区作为华夏中心，就像秦、汉、唐时代那样，与外国交往频繁，所以外国人把中国称为“大秦”、“汉人”、“唐人”。在舜的时代，禹还没有建立夏朝，怎么会有“夏”呢？然而《舜典》中却有“蛮夷扰乱夏”这样的话。综合这两点来看，《尚书》如果不是圣人写的，那又是谁写的呢？既然如此，其他经典也莫不如此。
──右明孔子作经以改制。
孔子改制考 卷10
○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孔子为教主，为神明圣王，配天地，育万物。无人无事无义，不围范于孔子大道中，乃所以为生民未有之“大成至圣”也。而求孔子之大道，乃无一字，仅有弟子所记之语录，曰《论语》，据赴告策书钞誊之断烂朝报，曰《春秋》耳。若《诗》、《书》、《礼》、《乐》、《易》，皆伏羲、夏、商、文王、周公之旧典，于孔子无与，则孔子仅为后世之贤士大夫，比之康成、朱子，尚未及也，岂足为生民未有、范围万世之至圣哉？章实斋谓集大成者周公也，非孔子也，其说可谓背谬极矣！然如旧说，《诗》、《书》、《礼》、《乐》、《易》，皆周公作，孔子仅在明者述之之列，则是说岂非实录哉？汉以来皆祀孔子为先圣也。唐贞观乃以周公为先圣，而黜孔子为先师。孔子以圣被黜，可谓极背谬矣。然如旧说，《诗》、《书》、《礼》、《乐》、《易》，皆周公作，孔子仅在删赞之列，孔子之仅为先师而不为先圣，比于伏生、申公，岂不宜哉？然以《诗》、《书》、《礼》、《乐》、《易》，为先王周公旧典，《春秋》为赴告策书，乃刘歆创伪古文后之说也。歆欲夺孔子之圣，而改其圣法，故以周公易孔子也。汉以前无是说也。汉以前咸知孔子为改制教主，知孔子为神明圣王。庄生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荀子曰：“孔子明智且不蔽，故其术足以为先王也。”故宰我以为贤于尧、舜，子贡以为生民未有也。孔子之为教主，为神明圣王，何在？曰：在六经。六经皆孔子所作也，汉以前之说莫不然也。学者知六经为孔子所作，然后孔子之为大圣，为教主，范围万世而独称尊者，乃可明也。知孔子为教主、六经为孔子所作，然后知孔子拨乱世、致太平之功，凡有血气者，皆日被其殊功大德，而不可忘也。汉前旧说犹有存者，披录而发明之，拯坠日于虞渊，洗雺雾于千载，庶几大道复明，圣文益昭焉。
孔子所作谓之“经”。弟子所述谓之“传”，又谓之“记”。弟子后学辗转所口传，谓之“说”。凡汉前传经者无异论。故惟《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为孔子所手作，故得谓之“经”。如释家，佛所说为“经”，禅师所说为“论”也。弟子所作，无敢僭称者。后世乱以伪古，增以传记。《乐》本无文。于是南朝增《周礼》、《礼记》，谓之七经。唐又不称《春秋》，增三传，谓之九经。宋明道时增《孟子》，甚至增伪训诂之《尔雅》，亦冒经名，为十三经。又增《大戴记》为十四经。僭伪纷乘，经名谬甚。朱子又分《礼记大学》首章为经，余章为传，则又以一记文分经传，益更异矣。皆由不知孔子所作，乃得为“经”之义。今正定旧名，惟《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而于经中，虽《系辞》之粹懿，《丧服》之敦悫，亦皆复其为传。如《论语》、《孟子》，大、小《戴记》之精粹，亦不得不复其为传，以为经佐。而《尔雅》、伪《左》咸黜落矣。今正明于此。六经文辞，虽孔子新作，而书名实沿旧俗之名。盖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欲国人所共尊而易信从也。《诗》，旧名。有三千余篇。今三百五篇，为孔子作，齐、鲁、韩三家所传是也。
《诗》皆孔子作也。古诗三千，孔子间有采取之者。然《清庙》、《生民》，皆经涂改，《尧典》、《舜典》，仅备点窜，既经圣学陶铸，亦为圣作。况六经同条，《诗》、《春秋》表里，一字一义，皆大道所托。观墨氏所攻及儒者所循，可知为孔子之辞矣。）
子墨子谓公孟子曰：丧礼：君与父母、妻、后子死，三年丧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数月之丧。或以不丧之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墨子
译──以上阐明孔子创作经典以进行制度变革。
孔子改制考 卷十
○六经都是孔子为了改制而创作的考证（孔子作为教主，作为神明般的圣王，与天地相配，养育万物。没有人、没有事、没有义理，不在孔子大道的规范之中，这才是他成为前所未有之“大成至圣”的原因。然而探求孔子的大道，却找不到一个字，只有弟子记录的语录，叫做《论语》；依据各国告捷文书抄录的残缺不全的朝廷公报，叫做《春秋》罢了。如果《诗》、《书》、《礼》、《乐》、《易》都是伏羲、夏、商、文王、周公的旧典，与孔子无关，那么孔子就只是后世的贤士大夫，比起郑玄、朱熹，还不如他们，哪里足以成为前所未有、规范万世的至圣呢？章学诚说集大成者是周公，不是孔子，这种说法可以说是极其荒谬了！然而按照旧说，《诗》、《书》、《礼》、《乐》、《易》都是周公所作，孔子仅仅在阐明者叙述之列，那么这种说法难道不是实录吗？汉代以来都祭祀孔子为先圣。唐贞观年间却以周公为先圣，而贬黜孔子为先师。孔子以圣人的身份被贬黜，可以说是极其荒谬了。然而按照旧说，《诗》、《书》、《礼》、《乐》、《易》都是周公所作，孔子仅仅在删改赞颂之列，孔子仅仅作为先师而不作为先圣，比起伏生、申公，难道不应该吗？然而将《诗》、《书》、《礼》、《乐》、《易》视为先王周公的旧典，将《春秋》视为告捷文书，这是刘歆伪造古文之后的说法。刘歆想要夺取孔子的圣位，而改变他的圣法，所以用周公取代孔子。汉代以前没有这种说法。汉代以前都知道孔子是改制的教主，知道孔子是神明圣王。庄子说：“《春秋》记载了经世济民的先王志向。”荀子说：“孔子明智而不偏蔽，所以他的学说足以成为先王。”所以宰我认为孔子贤于尧、舜，子贡认为孔子是前所未有的人。孔子作为教主，作为神明圣王，体现在哪里呢？回答说：体现在六经。六经都是孔子所作，汉代以前的说法没有不是这样的。学者知道六经是孔子所作，然后孔子作为大圣，作为教主，规范万世而独自尊贵的原因，才可以明白。知道孔子是教主、六经是孔子所作，然后才知道孔子拨乱反正、实现太平的功绩，凡是有血气的人，都每天沐浴着他的特殊功绩和大德，而不可遗忘。汉代以前的旧说还有保存下来的，披阅记录并阐发它，拯救坠入虞渊的太阳，洗去千年的迷雾，希望大道重新光明，圣人的文章更加昭著。
孔子所作的称为“经”。弟子所叙述的称为“传”，又称为“记”。弟子后学辗转口传的，称为“说”。凡是汉代以前传授经义的人没有不同的议论。所以只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是孔子亲手所作，所以得称为“经”。就像佛教，佛所说的为“经”，禅师所说的为“论”。弟子所作的，不敢僭越称经。后世混淆了伪古文，增加了传记。《乐》本来没有文字。于是南朝增加了《周礼》、《礼记》，称为七经。唐代又不称《春秋》，增加了三传，称为九经。宋代明道年间增加了《孟子》，甚至增加了伪托训诂的《尔雅》，也冒用经的名号，成为十三经。又增加《大戴礼记》成为十四经。僭越伪托纷至沓来，经的名号谬误得很。朱熹又将《礼记·大学》首章分为经，其余章节为传，于是又将一篇记文分为经传，更加奇异了。这都是因为不知道孔子所作的，才得称为“经”的含义。现在纠正确定旧名，只有《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而在经中，虽然《系辞》精粹美好，《丧服》敦厚诚实，也都恢复它们为传的地位。像《论语》、《孟子》，大、小《戴记》的精粹，也不得不恢复它们为传的地位，作为经的辅助。而《尔雅》、伪《左传》都废黜了。现在在此明确说明。六经的文辞，虽然是孔子新作，但书名实际上沿用了旧俗的名称。大概是没有证据就不相信，不相信百姓就不服从，想要国人共同尊崇且容易相信服从。《诗》，是旧名。有三千多篇。现在三百零五篇，是孔子所作，齐、鲁、韩三家所传的是正确的。
《诗》都是孔子所作。古诗三千，孔子偶尔有采纳的。然而《清庙》、《生民》，都经过涂改，《尧典》、《舜典》，仅具备点窜，既然经过圣学的陶冶铸造，也成为圣人的作品。况且六经同属一条脉络，《诗》、《春秋》互为表里，一字一义，都是大道所寄托。观察墨家所攻击以及儒家所遵循的，可以知道是孔子的言辞了。）
子墨子对公孟子说：丧礼：君主与父母、妻子、后子去世，守丧三年；伯父、叔父、兄弟，守丧一年；族人，守丧五月；姑母、姐姐、舅舅、外甥，都有数月的丧期。有人在不守丧的空闲时间，诵读《诗》三百篇，弦歌《诗》三百篇，歌唱《诗》三百篇，舞蹈《诗》三百篇。如果采用您的言论，那么君子哪一天来听政治理？庶民哪一天来从事劳作？（《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