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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藏孔子改制考十七

孔子改制考 卷16

子藏 · 笔记 · 已译 · 第 240–253 段

子曰,言义而行甚恶。请弃之。”子墨子曰:“不可。称我言以毁我行,愈于亡。有人于此,翟甚不仁,尊天事鬼爱人,甚不仁,犹愈于亡也。今告子言谈甚辩,言仁义而不吾毁,告子毁,犹愈亡也。”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告子胜为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为仁,譬犹谕以为长,隐以为广,不可久也。”告子谓子墨子曰:“我治国为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恶能治国政?子姑亡,子之身乱之矣。”(《墨子公孟》)

译孔子说:“告子言论合乎道义,但行为却很恶劣。请抛弃他。”墨子说:“不可以。用我的言论来毁掉我的行为,这比没有言论要好。假设有个人在这里,我(墨翟)非常不仁,但他尊崇天、侍奉鬼、爱护人,即使非常不仁,也比没有言论要好。现在告子谈论言辞非常善辩,谈论仁义却不毁掉我,告子毁掉我,也比没有言论要好。”弟子们向墨子报告说:“告子胜过做仁人。”墨子说:“不一定如此。告子做仁人,好比用言语来比喻为长久,用隐蔽来比喻为宽广,是不能长久的。”告子对墨子说:“我能治理国家处理政务。”墨子说:“政务,是用口说出来的,身体必须去实行。现在你口里说,身体却不实行,这是你的身心混乱。你不能治理好自己的身心,怎么能治理好国家的政务?你暂且离开吧,你的身心已经混乱了。”

(告子言不类异教,当是孔门后学,虽与孟子殊,而与墨子辩,亦如荀子之类耳。惟告子与孟子同时,而又反与墨子辩,则墨子去孟子时不远,必非与孔子同时者。然其教已大行如此,亦可谓非常巨力矣。)

  公孟子曰“无鬼神”,又曰“君子必学祭祀”。子墨子曰:“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墨子公孟》)

  公孟子曰:“贫富寿夭,齰然在天,不可损益。”又曰:“君子必学。”子墨子曰:“教人学而执有命,是犹命人葆而去丌冠也。”(同上)

  (墨子右鬼非命,杨子已攻之,岂独公孟子?而墨氏反唇相稽,强辞夺理,知儒、墨交攻,不遗余力矣。)

  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庄子齐物》)(诸子中儒、墨最盛,故相攻之是非最多。)

  郑人缓也,呻吟裘氏之地,只三年而缓为儒。河润九里,泽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与辩,其父助翟。十年而缓自杀。其父梦之曰:“使而子为墨者,予也。阖胡尝视其良?既为秋柏之实矣。”(《庄子列御寇》)

  (缓以为儒而得富贵,乃使其弟为墨。通道不笃,乃复辩之,有死之道焉。然当时两教大盛,听人择所从,有一家父子兄弟而异教者,亦可见大道经几许辩争,而后一统矣。)

  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骇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毕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矣。(《庄子在宥》)

  (庄子在儒、墨之外,坐观两教之争。如墨子谓子路褫人衣而酤酒,孔子苟生,不问所由,真所谓相疑相讥者矣。)

  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师,故以是非相絜也,而况今之人乎!(《庄子知北游》)(儒、墨辩争是庄子时事,日日有此人,有此案,故频举之。)

  墨家之论,以为人死无命。儒家之议,以为人死有命。(《论衡命义》)

  儒家之徒董无心,墨家之役缠子,相见讲道。缠子称墨家佑鬼神。(《论衡福虚》)(想见两教人聚会争教之风。)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传而墨法废者,儒之道义可为,而墨之法议难从也。何以验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违其实,宜以难从也。乖违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谓鬼,审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尸,此于其神厚而于其体薄也,薄厚不相胜,华实不相副,则怒而降祸,虽有其鬼,终以死恨,人情欲厚恶薄,神心犹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祸常来也。以一况百,而墨家为法,皆若此类也。(《论衡案书》)

  (仲任能知儒宗孔,墨宗墨,又知孔道所以传,墨法所以废,于诸子改制托先王之事,盖犹能知之也。)(想东汉人皆能明之,亦视为固然之义矣。)

  圣贤之业,皆以薄葬省用为务。然而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者,儒家论不明、墨家议之非故也。墨家之议右鬼,以为人死辄为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类以为效验。儒家不从,以为死人无知,不能为鬼。然而赙祭备物者,示不负死,以观生也。陆贾依儒家而说,故其立语,不肯明处。刘子政举薄葬之奏,务欲省用,不能极论。是以世俗内持狐疑之议,外闻杜伯之类,又见病且终者,墓中死人来与相见,故遂信是。谓死如生,闵死独葬,魂孤无副,丘墓闭藏,谷物乏匮,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积浸流至,或破家尽业,以充死棺,杀人以殉葬,以快生意。非知其内无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以为死人有知,与生人无以异。孔子非之,而亦无以定实。然而陆贾之论,两无所处,刘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无知之验。墨家有知之故。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是以世俗轻愚信祸福者,畏死不惧义,重死不顾生,竭财以事神,空家以送终。辩士文人有效验,若墨家之以杜伯为据,则死无知之实可明,薄

译(告子的言论不属于异端邪说,他应当是孔子门下的后学,虽然与孟子的观点不同,但他与墨子辩论,也就像荀子那一类人一样。只是告子与孟子同时代,却反过来与墨子辩论,那么墨子距离孟子的时代就不远,肯定不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然而他的学说已经如此盛行,也可以说是具有非凡的影响力了。)

公孟子说:“没有鬼神”,又说:“君子一定要学习祭祀。”墨子说:“主张没有鬼神却学习祭祀的礼仪,这就好比没有客人却学习待客的礼节,又好比没有鱼却制作渔网。”(《墨子·公孟》)

公孟子说:“贫穷富贵、长寿夭折,都是上天注定的,无法增减。”又说:“君子一定要学习。”墨子说:“教人学习却主张有命运,这就好比让人戴帽子却去掉他的帽顶。”(同上)

(墨子主张敬鬼反对命运,杨朱已经攻击过他,难道只有公孟子吗?而墨家反而反唇相讥,强词夺理,可见儒家和墨家互相攻击,是不遗余力的。)

所以有儒家和墨家的是非之争,他们肯定对方所否定的,否定对方所肯定的。(《庄子·齐物论》)(诸子百家中儒家和墨家最兴盛,所以互相攻击的是非最多。)

郑国人缓,在裘氏那里呻吟学习,过了三年缓就成了儒家。河水滋润九里,恩泽遍及三族,他让他的弟弟成为墨家。儒家和墨家互相辩论,他的父亲帮助墨家的弟弟。十年后缓自杀了。他的父亲梦见他说:“让你的儿子成为墨家的,是我。怎么曾考察过他的本性呢?既然已经成了秋柏的果实了。”(《庄子·列御寇》)

(缓因为成为儒家而得到富贵,于是让他的弟弟成为墨家。对道的理解不坚定,又反过来辩论,这有死路一条的道理。然而当时两家教派非常兴盛,听任人们选择追随,有一家父子兄弟信奉不同教派的,也可以看出大道经过多少辩论争斗,而后才统一了。)

施及三代君王,天下就大为惊骇了。下有夏桀、盗跖,上有曾参、史鳅,于是儒家和墨家都兴起了。于是喜怒互相猜疑,愚笨与聪明互相欺骗,善与恶互相非议,荒诞与诚信互相讥讽,天下就衰败了。(《庄子·在宥》)

(庄子在儒家和墨家之外,坐观两教之争。比如墨子说子路剥人衣服去买酒,孔子如果活着,不问来源,真可以说是互相猜疑讥讽了。)

君子中像儒家和墨家这样的老师,尚且用是非来衡量,何况现在的人呢!(《庄子·知北游》)(儒家和墨家的辩论是庄子时代的时事,天天都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事,所以频繁提及。)

墨家的观点,认为人死没有命运。儒家的议论,认为人死有命运。(《论衡·命义》)

儒家的门徒董无心,墨家的门徒缠子,相见讲道。缠子称颂墨家敬奉鬼神。(《论衡·福虚》)(可以想见两教人士聚会争辩教义的风气。)

儒家的宗师,是孔子。墨家的祖师,是墨翟。况且考察儒家道义传承而墨家法则废弃的原因,是因为儒家的道义可行,而墨家的法则议论难以遵从。用什么来验证呢?墨家主张薄葬敬奉鬼神,道理违背相反,不符合实际,应当难以遵从。违背在哪里呢?如果鬼神不是死人的精气,敬奉它尚且不知道结果。现在墨家说鬼神,确实是死人的精气。厚待其精气而薄待其尸体,这是对其精神厚待而对其形体薄待,厚薄不相称,名实不相符,就会发怒而降下灾祸,即使有鬼神,最终也会因怨恨而死,人情喜欢厚待厌恶薄待,神的心意也是如此。使用墨子的法则,侍奉鬼神祈求福报,福报很少到来而灾祸常常降临。以一例推知百例,墨家的法则,都像这类情况一样。(《论衡·案书》)

(王充能知道儒家宗师是孔子,墨家宗师是墨翟,又知道孔子的道义所以传承,墨家的法则所以废弃,对于诸子改制托称先王的事情,大概也能知道。)(想东汉人都能明白,也视为理所当然的道理了。)

圣贤的事业,都以薄葬节省费用为要务。然而世俗崇尚厚葬,有奢侈过度的过失,这是因为儒家论述不明、墨家议论错误的缘故。墨家的议论敬奉鬼神,认为人死就变成神鬼而有知觉,能显形害人,所以引用杜伯之类作为效验。儒家不听从,认为死人没有知觉,不能成为鬼。然而赠送祭品备齐物品的人,表示不辜负死者,用来观察生者。陆贾依附儒家而说,所以他的立论,不肯明确表态。刘向提出薄葬的奏议,务必想要节省费用,不能彻底论述。因此世俗内心持有狐疑的议论,外面听到杜伯之类的事,又看到病重将死的人,墓中死人来与相见,所以就相信了。认为死如生,怜悯死者独自埋葬,灵魂孤单没有伴侣,坟墓封闭隐藏,谷物缺乏,所以制作偶人来侍奉尸柩,多藏食物来吸引精魂。逐渐流变,有的倾家荡产,来充实死者的棺材,杀人来殉葬,以快活生者的心意。不是知道内部没有益处,而是奢侈之心在外面互相羡慕。认为死人有知觉,与生人没有区别。孔子非议它,但也无法确定实情。然而陆贾的议论,两无所处,刘向的奏议,也不能明确儒家无知的证据。墨家有知的理由。事情没有比有效验更明白的,议论没有比有证据更确定的,空言虚语,即使符合道心,人们还是不信。因此世俗轻率愚昧相信祸福的人,畏惧死亡不畏惧道义,看重死亡不顾惜生命,竭尽钱财来侍奉神灵,空家来送终。辩士文人有有效验,像墨家以杜伯为据,那么死无知的事实可以明确,薄

葬省财之教可立也。今墨家非儒,儒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合;业难齐同,故二家争论。(《论衡薄葬》)

译通过提倡丧葬时节省财用的教化,就可以确立起来。如今墨家非难儒家,儒家非难墨家,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所以彼此背离而不能相合;主张难以统一,所以两家发生争论。

(王充在东汉时,犹知儒、墨各自创说改制,以制不同,各相攻难。然则诸子改制之义,至东汉时,人人犹知之。经伪古文家变乱后,尽以六经归之先王、周公,于是此说乃始不明耳。)

  ──右儒、墨互攻。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见孟子。孟子曰:“吾固愿见。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见。”夷子不来。他日又求见孟子。孟子曰:“吾今则可以见矣。不直则道不见,我且直之。吾闻夷子,墨者。墨之治丧也,以薄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岂以为非是而不贵也?然而夷子葬其亲厚,则是以所贱事亲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谓也?之则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赤子匐匍将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蔂梩而掩之,掩之诚是也。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怃然为间,曰:“命之矣。”(《孟子滕文》)

  (夷子思易天下,则亦墨之巨子,如苦获、邓陵之比也。孔子慎终,墨子薄葬,各以其道传之天下。然夷之以为施由亲始,则已爱有差等矣。孟子传孔子之道,故攻其二本也。)

  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

  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着,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孟子滕文》)

  故儒术诚行,则天下大而富,使有功,撞钟击鼓而和,《诗》曰:“钟鼓喤喤,管磬玱玱,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反反,既醉既饱,福禄来反。”此之谓也。故墨术诚行,则天下尚俭而弥贫,非斗而日争,劳苦顿萃而愈无功,愀然忧戚非乐而日不和。(《荀子富国》)

  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丧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荀子礼论》)

  刑余罪人之丧,不得合族党,独属妻子。棺椁三寸,衣衾三领,不得饰棺,不得昼行,以昏堇,凡缘而往埋之。反无哭泣之节,无衰麻之服,无亲疏月数之等。名反其平,各复其始。已葬埋,若无丧者而止。夫是之谓至辱。

  刻死而附生谓之墨。刻生而附死谓之惑。杀生而送死谓之贼。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终始莫不称宜而好善,是礼义之法式也,儒者是矣。(并同上)

  (儒、墨之殊绝而相反,莫如丧葬一事,故彼此攻辨最多。《荀子礼论》既发明儒者之丧服,而亦专以辟墨焉。)

  我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荀子富国》)

  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为之,匹夫则无所移之,百亩一守,事业穷无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者,使人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必自为之然后可,则劳苦耗悴莫甚焉。如是,则虽臧获不肯与天子易势业。以是县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为之?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论德使能而官施之者,圣王之道也,儒者之所谨守也。(《荀子王霸》)

  (荀子攻墨最多,过于孟子远甚,孟子仅三条耳。然则攘墨之功,以荀子为大也。)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亩,刺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守时力民,进事长功,和齐百姓,使人不偷,是将率之事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节,而五谷以时熟,是天下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馁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

译(王充在东汉时,尚且知道儒家、墨家各自创立学说、改制礼法,因为制度不同,而互相攻击辩难。那么诸子改制的主张,到了东汉时,人们还都知道。自从伪古文家变乱经典之后,把六经全都归给先王、周公,于是这种说法才开始不为人所知了。)

──以上论述儒家、墨家互相攻击。

墨家学者夷之通过徐辟,请求拜见孟子。孟子说:“我本来愿意见面。现在我还有些病。病好了,我将去拜访你。”夷之没有来。过了几天,夷之又请求拜见孟子。孟子说:“我现在可以见面了。如果不直率地指出问题,正道就不能显现,我将直率地指出。我听说夷之是墨家学者。墨家办理丧事,以薄葬作为他们的准则。夷之想以此改变天下,难道认为这不是正道而不重视吗?然而夷之厚葬他的亲人,这就是用他所轻视的方式来侍奉亲人。”徐子把这话告诉了夷之。夷之说:“儒家所说的‘古时候的人爱护百姓就像爱护婴儿一样’,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这是说爱没有差别等级,只是施行时从亲人开始。”徐子把这话告诉了孟子。孟子说:“夷之真的认为人们喜爱自己的侄子就像喜爱邻居的婴儿一样吗?那话是有特定含义的。婴儿爬着将要掉进井里,这不是婴儿的过错。况且天生万物,只有一根本源,而夷之却主张有两个本源,所以错了。大概上古曾经有不埋葬亲人的,亲人死了,就抬起来扔在山沟里。过了几天再经过那里,狐狸吃了尸体,苍蝇蚊子叮咬它。他的额头冒出冷汗,斜着眼不敢看。那冷汗,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是内心的情感流露到面部。于是回去拿土筐和铁锹来掩埋尸体,掩埋尸体确实是正确的。那么孝子仁人掩埋亲人,也一定有道理了。”徐子把这话告诉了夷之。夷之怅然若失,过了一会儿,说:“您说服我了。”(《孟子·滕文公》)

(夷之想改变天下,那么他也是墨家的巨子,像苦获、邓陵那样的人。孔子重视丧礼,墨子主张薄葬,各自用自己的学说传布天下。然而夷之认为施行时从亲人开始,那么他已经承认爱有差别等级了。孟子传承孔子的学说,所以攻击他有两个本源。)

墨子主张兼爱,磨秃头顶,走破脚跟,只要对天下有利,他都去做。(《孟子·尽心》)

杨朱、墨翟的学说如果不消除,孔子的学说就不能显扬,这是用邪说欺骗百姓,堵塞仁义的道路。仁义被堵塞,就会像率领野兽吃人一样,人将互相残食,我为此感到恐惧。捍卫先圣的学说,抵制杨朱、墨翟,放逐荒诞的言论,让邪说的人不能兴起。(《孟子·滕文公》)

所以儒家的学说如果真的实行,那么天下就会广大而富足,使百姓有功劳,敲钟击鼓而和谐,《诗经》说:“钟鼓声音洪亮,管磬声音清脆,降下丰盛的福气。降下众多的福气,威仪庄重,既醉且饱,福禄随之而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墨家的学说如果真的实行,那么天下就会崇尚节俭而更加贫困,禁止争斗而日益纷争,劳苦困顿而更加没有功劳,忧愁悲伤不快乐而日益不和谐。(《荀子·富国》)

所以儒家将使人们两全其美,墨家将使人们两败俱伤,这就是儒家和墨家的区别。(《荀子·礼论》)

受过宫刑的罪犯的丧事,不能联合宗族党羽,只限于妻子儿女。棺木和椁木只有三寸厚,衣服和被褥只有三件,不能装饰棺木,不能白天出殡,要在黄昏时分,沿着小路前往埋葬。回来后没有哭泣的礼节,没有穿丧服的制度,没有亲疏远近和月数等级的区别。名义上回归平常,各自恢复原来的状态。已经埋葬后,就像没有丧事一样停止。这就叫做极度的耻辱。

苛刻对待死者而附会生者叫做墨家。苛刻对待生者而附会死者叫做迷惑。杀害生者来送死叫做残贼。大体上按照死者生前的样子来送死,使生死终始没有不适宜而美好的,这是礼义的法则,儒家就是这样做的。(同上)

(儒家和墨家的截然不同和相反,没有比丧葬这件事更明显的了,所以彼此攻击辩难最多。《荀子·礼论》既阐明了儒家的丧服制度,也专门用来批驳墨家。)

我认为墨子反对音乐,就会使天下混乱;墨子主张节制用度,就会使天下贫困。(《荀子·富国》)

君主,是以任用官员为能的。平民,是以自己做事为能的。君主能够让人为自己做事,平民则无法转移别人,百亩田地一个农夫,事业穷尽无法转移别人。现在让一个人兼听天下政事,时间有余而治理不足,是因为让人为自己做事。拥有天下,或者拥有一国,一定要自己去做然后才可以,那么劳苦憔悴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像这样,即使是奴仆也不肯和天子交换地位事业。以此来统辖天下,统一四海,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去做呢?自己做事,是役夫的做法,是墨子的学说。论德行任用能人而授予官职,是圣王的道理,是儒家所谨慎遵守的。(《荀子·王霸》)

(荀子攻击墨家最多,远远超过孟子,孟子只有三条罢了。那么排斥墨家的功劳,以荀子为最大。)

使天下充足的方法在于明确分工。覆盖地表划分田亩,耕种谷物,多施肥料使田地肥沃,这是农夫和大众的事情。遵守时令努力民众,推进事务增加功效,协调百姓,使人不偷懒,这是将帅的事情。高处不干旱,低处不水涝,寒暑调和,五谷按时成熟,这是天下的事情。至于全面覆盖、全面爱护、全面治理,即使年成凶歉水旱灾害,使百姓没有冻饿的忧患,这是圣君贤相的事情。墨子的言论,明显地为天下担忧不足。那不足,不是天下的公共忧患,只是墨子个人的过度忧虑和计算罢了。(

荀子富国》)

  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治辨之极也。(《史记礼书》)(此《荀子礼论》文,史公述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史记太史公自序》)

译所以儒者是要让人两全其美,墨者是要让人两败俱伤,这是儒墨两家的区别,也是治理国家、明辨是非的极致所在。(《史记·礼书》)(这是《荀子·礼论》中的文字,是司马迁的叙述。)墨家崇尚节俭却难以遵循,因此他们的行事准则不能普遍推行。(《史记·太史公自序》)

(墨道不行,以其太苦。庄生固谓离天下之心,天下不堪。)

  轵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吏以此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竟绝,莫知为谁。吏奏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遂族郭解翁伯。(《史记游侠列传》)

  (史迁谓儒以文弄法,侠以武犯禁。儒、侠对举,疑侠亦出于墨。致一巨子而杀百四十人,墨道固以死为义者。汉武时,崇儒,抑禁侠学,而后墨道废耳。盖兼爱之余,自流为侠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史记太史公自序》)

  (庄子以为其道太苦,使民忧悲,去王远矣。最确。)杨、墨之学不乱传义,则孟子之传不造。(《论衡对作》)(不读墨子之《非儒》,亦不知孟子之辨杨、墨为不得已也。)

  王者之堂,墨子称尧、舜高三尺,儒家以为卑下。(《论衡是应》)

  (儒、墨同称尧、舜、禹、汤、文、武,而一堂之制不同。故知并是改制,非复先王之旧制也。)

  墨议不以心而原物,苟信闻见,则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失实之议难以教,虽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丧物索用,无益于世。此盖墨术所以不传也。(《论衡薄葬》)

  (王仲任实实推求墨学所以致败之由,汉人亦寡此高识。)

  墨家之议,自违其术。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为验。杜伯死人,如谓杜伯为鬼,则夫死者审有知,如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人也。情欲厚而恶薄,以薄受死者之责,虽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则其信杜伯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则其薄葬非也。术用乖错,首尾相违,故以为非。非与是不明,皆不可行。(《论衡薄葬》)

  昔杨、墨塞群儒之路,车不得前,人不得步。孟轲辟之,乃知所从。(《牟子》)

  墨子称景公问晏子以孔子而不对,又问三皆不对。公曰:“以孔子语寡人者众矣,俱以为贤人。今问子而不对,何也?”晏子曰:“婴闻孔子之荆,知白公谋而奉之以石乞,劝下乱上,教臣弑君,非圣贤之行也。”诘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应聘如荆,不用而反,周旋乎陈、宋、齐、卫。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孙胜以为白公。是时鲁哀公十五年也,夫子自卫反鲁,居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后乃谋作乱,乱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虽欲谤毁圣人,虚造妄言,奈此年世不相值何?(《孔丛子诘墨》)

  墨子曰:孔子至齐,见景公,公悦之。封之以尼溪,晏子曰:“不可。夫儒倨法而自顺,立命而怠事,崇丧遂哀,盛用繁礼,其道不可以治国,其学不可以导家。”公曰“善”。诘之曰:即如此言,晏子为非儒恶礼,不欲崇丧遂哀也。察传记,晏子之所行,未有以异于儒焉。又景公问所以为政,晏子答以礼云。景公曰:“礼其可以治乎?”晏子曰:“礼于政,与天地并。”此则未有以恶于礼也。晏桓子卒,晏婴斩衰枕草,苴绖带柱,菅菲食粥,居于倚庐,遂哀三年。此又未以异于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子所弗为。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己,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诘之曰:夫树人,为信己也。记曰:孔子适齐,恶陈常而终不见(即田常);常病之,亦恶孔子。交相恶而又任事,其然矣。记又曰:陈常弑其君,孔子斋戒沐浴而朝,请讨之。观其终不树子皮审矣。

  墨子曰:孔子为鲁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孙。诘之曰:若以季孙为相,司寇统焉,奉之自法也。若附意季孙,季孙既

译墨家之道不能推行,是因为它太过艰苦。庄子本来就说,墨家背离了天下人的心意,天下人无法承受。

轵地有个儒生,陪侍使者坐着。有客人称赞郭解。儒生说:“郭解专门凭借奸邪触犯国家法律,为什么说他是贤人?”郭解的门客听到后,杀了这位儒生,割断他的舌头。官吏因此责问郭解。郭解确实不知道杀人者是谁,杀人者也最终断绝了线索,不知道是谁。官吏上奏说郭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论说:“郭解是个平民,却凭借任侠行使权变,因微小的仇恨就杀人,郭解虽然不知道,但这罪行比郭解亲自杀人还要严重。应当判处大逆无道的罪名。”于是灭掉了郭解翁伯的全族。(《史记游侠列传》)

(司马迁说儒生用文章玩弄法律,侠客用武力触犯禁令。儒与侠相对并举,怀疑侠也是出于墨家。墨家巨子一次就杀了一百四十人,墨家之道本来就是把死看作义的。汉武帝时,推崇儒学,抑制禁止侠学,后来墨家之道就废弛了。大概是兼爱的残余,自然流变为侠义。)

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说到他们的德行,说:殿堂高只有三尺,土台阶只有三级,茅草屋顶不加修剪,采来的椽子不加刮削。用土制的簋吃饭,用土制的刑饮酒,吃粗糙的粱米,喝藜藿做的羹。夏天穿葛布衣服,冬天穿鹿皮裘。他们处理丧事,只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举哀时不尽情表达悲哀。教导丧礼一定要把这作为万民的准则,让天下人效法。如果这样,那么尊卑就没有区别了。世道不同,时移世易,事业不一定相同。所以说节俭却难以遵循。(《史记太史公自序》)

(庄子认为墨家之道太过艰苦,使百姓忧愁悲伤,离王道太远了。最为确切。)如果杨朱、墨翟的学说没有扰乱道义,那么孟子的学说就不会产生。(《论衡对作》)(不读墨子的《非儒》,也就不知道孟子辩驳杨朱、墨翟是不得已的。)

君王的殿堂,墨子说尧、舜的殿堂高三尺,儒家认为这太低下了。(《论衡是应》)

(儒家和墨家都称颂尧、舜、禹、汤、文、武,但殿堂的制度却不同。所以知道这都是改制,不再是先王的旧制了。)

墨家的议论不根据内心去推究事物的本源,只相信传闻和见闻,那么即使效验明显,仍然失实。失实的议论难以用来教化,虽然符合愚昧百姓的欲望,却不合明智之人的心意,丧失事物的本真,索求实用,对世道没有益处。这大概是墨家之术不能流传的原因。(《论衡薄葬》)

(王充确实推求墨家学说导致衰败的原因,汉代人中也少有这种高明的见识。)

墨家的议论,自己违背了自己的学说。他们提倡薄葬却又尊崇鬼神,尊崇鬼神引用杜伯作为验证。杜伯是死人,如果说杜伯是鬼,那么死者确实有知觉,如果有知觉却薄葬他,这是激怒死人。人的情欲是喜欢厚葬而厌恶薄葬,因为薄葬而承受死者的责难,虽然尊崇鬼神,有什么好处呢?如果说鬼不是死人,那么相信杜伯就是错的;如果说鬼是死人,那么薄葬就是错的。学说运用乖谬错乱,首尾相互违背,所以认为它是错的。是非不明,都不可行。(《论衡薄葬》)

从前杨朱、墨翟堵塞了众儒的道路,车不能前进,人不能行走。孟轲驳斥了他们,人们才知道该追随谁。(《牟子》)

墨子说:齐景公问晏子关于孔子的情况,晏子不回答,又问了三次都不回答。景公说:“向我谈论孔子的人很多,都认为他是贤人。现在问你却不回答,为什么呢?”晏子说:“我听说孔子到楚国,知道白公谋反却把石乞推荐给他,鼓励下级作乱上级,教唆臣子弑杀君主,这不是圣贤的行为。”驳斥他说:楚昭王在世时,孔子应召前往楚国,不被任用而返回,在陈、宋、齐、卫之间周旋。楚昭王去世,惠王即位,十年后,令尹子西才召王孙胜作为白公。这时是鲁哀公十五年,孔子从卫国回到鲁国,已经住了五年了。白公立一年,然后才谋作乱,动乱发生在鲁哀公十六年秋天,孔子已经去世十个月了。墨子虽然想诽谤诋毁圣人,虚构妄言,奈何这些年代不相符合呢?(《孔丛子诘墨》)

墨子说:孔子到齐国,见到景公,景公很喜欢他。要把尼溪封给他,晏子说:“不行。儒生倨傲于法度而自我顺从,听任命运而怠慢事务,推崇丧礼而尽情悲哀,大量使用繁复的礼仪,他们的道不能用来治理国家,他们的学不能用来引导家庭。”景公说:“好。”驳斥他说:如果这样说,晏子就是厌恶儒生和礼仪,不想推崇丧礼而尽情悲哀。考察传记,晏子的行为,没有不同于儒家的地方。又景公问如何治理政事,晏子用礼来回答。景公说:“礼可以用来治理吗?”晏子说:“礼对于政事,与天地并列。”这就没有厌恶礼仪的意思。晏桓子去世,晏婴穿斩衰孝服,枕着草枕,戴着苴绖,系着柱带,吃粗食喝粥,住在倚庐里,尽情悲哀三年。这又没有不同于儒家的地方。如果能嘴上非难而身体力行,晏子是不会做的。

墨子说:孔子因为景公不封赏自己,愤怒之下,就在田常的门下安插了鸱夷子皮。驳斥他说:安插人,是为了信任他。记载说:孔子到齐国,厌恶陈常(即田常)却始终不见他;陈常怨恨他,也厌恶孔子。互相厌恶却又任用对方,这怎么可能呢。记载又说:陈常弑杀了他的君主,孔子斋戒沐浴后上朝,请求讨伐他。看他最终没有安插子皮是很清楚的。

墨子说: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舍弃公家而奉承季孙。驳斥他说:如果把季孙当作宰相,司寇统属于他,奉承他是合乎法度的。如果依附季孙的意

受女乐,则孔子去之,季孙欲杀囚,则孔子赦之,非苟顺之谓也。

译接受女乐,孔子便离开;季孙想要处死囚犯,孔子便赦免他,这并不是苟且顺从的意思。

墨子曰:孔子厄于陈、蔡之间。子路烹豚。孔子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之;剥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之。诘之曰:所谓厄者,沽买无处,藜羹不粒,乏食七日。若烹豚饮酒,则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为人,勇于见义,纵有豚酒,不以义,不取之可知也,又何问焉?

  墨子曰:孔子诸弟子,子贡、季路辅孔悝以乱卫,阳虎乱鲁,佛以中牟畔,漆雕开形残。诘之曰:如此言,卫之乱,子贡、季路为之耶?斯不待言而了矣。阳虎欲见孔子,孔子不见,何弟子之有?佛以中牟叛,召孔子则有之矣,为孔子弟子,未之闻也。且漆雕开形残,非行己之致,何伤于德哉?

  墨子曰:孔子相鲁。齐景公患之,谓晏子曰:“邻国有圣人,国之忧也。今孔子相鲁,为之若何?”晏子对曰:“君其勿忧。彼鲁君,弱主也;孔子,圣相也。不如阴重孔子,欲以相齐,则必强谏鲁君;鲁君不听,将适齐,君勿受,则孔子困矣。”诘之曰:按如此辞,则景公、晏子畏孔子之圣也,上乃云非圣贤之行。上下相反,若晏子悖可也,不然则不然矣。

  墨子曰:孔子见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见晏子乎?”对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顺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见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国安,是以婴得顺也。闻君子独立不惭于影,今孔子伐树削迹,不自以为辱;身穷陈、蔡,不自以为约;始吾望儒贵之,今则疑之。”诘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毁也,小人有之,君子则否。孔子曰:“灵公污而晏子事之以洁,庄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俭。晏子,君子也。”梁丘据问晏子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顺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婴之心非三也。”孔子闻之曰:“小子记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则孔子誉晏子,非所谓毁而不见也。景公问晏子曰:“若人之众则有孔子贤乎?”对曰:“孔子者,君子行有节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父之孝子,兄之悌弟也。其父尚为孔子门人,门人且以为贵,则其师亦不贱矣。”是则晏子亦誉孔子可知也。夫德之不修,己之罪也,不幸而屈于人,己之命也。伐树削迹,绝粮七日,何约乎哉?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则晏子亦不足贤矣。

  墨子曰:景公祭路寝,闻哭声,问梁丘据。对曰:“鲁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丧三年,哭泣甚哀。”公曰:“岂不可哉?”晏子曰:“古者圣人,非不能也,而不为者,知其无补于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诘之曰:墨子欲以亲死不服,三日哭而己于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为引而同于己,适证其非耳。且晏子服父礼,则无缘非行礼者也。(并同上)

  (《孔丛子》为王肃伪书,虽不足据,然墨子之毁诬孔子,无所不至,以鼓惑时流,相攻亦甚矣。《孔丛子》能辨正之,故亦节取焉。)──右儒攻墨。

  夫弦歌鼓舞以为乐,盘旋揖让以修礼,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淮南子泛论训》)

  夫一道术学业仁义也,昔大以治人,小以任官,远施用遍,近以循身,不义不处,非理不行,务兴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则止,此君子之道也。以所闻孔某之行,则本与此相反谬也。(《墨子非儒》)

  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也。其礼曰:“丧:父母三年,其(其与期同)。妻后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与期同)。戚族人,五月。”若以亲疏岁月数,则是尊其妻子与父母同,而亲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其亲死,列尸弗(与祓同),登屋窥井,挑鼠穴,探涤器,而求其人焉。以为实在,则戆愚甚矣。如其亡也,必求焉,伪亦大矣。取妻,身迎,祗篸为仆,秉辔授绥,如仰严亲;昏礼威仪,如承祭祀。颠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则妻子,妻子上侵事亲,若此可谓孝乎?儒者“

译墨子说:孔子在陈国和蔡国之间遭遇困厄。子路杀猪煮肉,孔子不问肉是从哪里来的就吃了;剥下别人的衣服去换酒,孔子不问酒是从哪里来的就喝了。反驳他说:所谓困厄,是指无处购买食物,连野菜汤都喝不上,断粮七天。如果杀猪喝酒,那还说什么困厄呢?这显然不对。况且子路为人,勇于践行道义,即使有猪肉和酒,如果不合乎道义,他不会去取用,这是可以知道的,又何必追问呢?

墨子说:孔子的弟子中,子贡、季路辅佐孔悝在卫国作乱,阳虎在鲁国作乱,佛肸在中牟反叛,漆雕开身体残疾。反驳他说:照此说法,卫国的动乱是子贡、季路造成的吗?这不用多说就清楚了。阳虎想见孔子,孔子不见他,哪里算得上是他的弟子呢?佛肸在中牟反叛,召请孔子倒是有的,但说他是孔子的弟子,却没听说过。况且漆雕开身体残疾,并非他自身行为导致的,这对他的德行有什么损害呢?

墨子说:孔子在鲁国担任相国。齐景公对此感到忧虑,对晏子说:“邻国有圣人,是国家的忧患。现在孔子在鲁国任相,该怎么办呢?”晏子回答说:“您不必担忧。那鲁君是个弱主;孔子是圣明的相国。不如暗中抬高孔子的地位,想让他来担任齐国的相国,那么他一定会极力劝谏鲁君;鲁君不听,他就会前往齐国,您不要接受他,那么孔子就会陷入困境了。”反驳他说:按照这种说法,景公和晏子是畏惧孔子的圣明,上文却说孔子不是圣贤的行为。前后自相矛盾,如果说晏子糊涂倒也罢了,不然的话,这种说法就不对了。

墨子说:孔子拜见景公。景公说:“先生平时不见晏子吗?”孔子回答说:“晏子侍奉三位君主都能顺从,这是有三颗心,所以不见他。”景公告诉晏子。晏子说:“三位君主都希望国家安定,因此我得以顺从。听说君子独立行事,对影子都不感到惭愧。现在孔子被砍树削迹,不认为这是耻辱;在陈、蔡之间身陷困境,不认为这是穷困。起初我期望儒者尊贵,现在却怀疑他们。”反驳他说:如果是这样,孔子和晏子互相诋毁,这是小人的行为,君子不会这样。孔子说:“卫灵公污浊而晏子以洁净侍奉他,庄公怯懦而晏子以勇敢侍奉他,景公奢侈而晏子以节俭侍奉他。晏子是君子。”梁丘据问晏子说:“侍奉三位君主而心意不同,却都能顺从,仁人本来就有三颗心吗?”晏子说:“一颗心可以侍奉百位君主,百颗心不可以侍奉一位君主。所以三位君主的心意并不相同,而我的心意并不是三颗。”孔子听说后说:“学生们记下来,晏子以一颗心侍奉三位君主,是君子。”像这样,孔子赞誉晏子,并不是所谓诋毁而不见。景公问晏子说:“像这样的人多,有比孔子更贤能的吗?”晏子回答说:“孔子是行为有节制的君子。”晏子又说:“盈成匡,是父亲的孝子,哥哥的悌弟。他的父亲还是孔子的门人,门人尚且认为他尊贵,那么他的老师也就不会低贱了。”由此可知晏子也赞誉孔子。不修养德行,是自己的罪过;不幸而受屈于人,是自己的命运。被砍树削迹,断粮七天,哪里算是穷困呢?如果晏子因此怀疑儒者,那么晏子也不值得称贤了。

墨子说:景公祭祀路寝,听到哭声,问梁丘据。梁丘据回答说:“是鲁国孔子的弟子。他的母亲死了,服丧三年,哭泣非常悲哀。”景公说:“难道不可以吗?”晏子说:“古代的圣人,不是不能这样做,而是不做,因为他们知道这对死者没有补益,却深深伤害生者的事务。”反驳他说:墨子想以亲人死后不服丧,哭三天就心安理得,最终自己也这样做了,白白借用晏子的话来与自己相同,恰好证明了他的错误。况且晏子遵循父亲的丧礼,就没有理由非议行礼的人。(同上)

(《孔丛子》是王肃的伪书,虽然不足以作为依据,然而墨子诋毁诬蔑孔子,无所不至,用来迷惑时人,互相攻讦也很厉害。《孔丛子》能够辨明纠正,所以也节取了一些。)——以上是儒者攻击墨者。

那弦歌鼓舞作为音乐,盘旋揖让来修习礼仪,厚葬久丧来送死,是孔子所确立的,而墨子反对它。(《淮南子·泛论训》)

那一种道术学业仁义,过去大到治理人民,小到任用官员,远则施用普遍,近则约束自身,不义的事不做,不合道理的事不行,致力于兴起天下的利益,曲直周旋,有利就停止,这是君子的道。根据所听到的孔某的行为,则根本与此相反谬误。(《墨子·非儒》)

儒者说:“爱亲有差等,尊贤有等级。”说的是亲疏尊卑的不同。他们的礼制说:“丧:父母三年,妻子和后来的儿子三年。伯父、叔父、兄弟、庶子,一年。亲戚族人,五月。”如果按照亲疏和岁月的数目,那就是尊重妻子儿子与父母相同,而亲近伯父宗兄却轻视儿子:违背伦理还有比这更大的吗?亲人死了,陈列尸体不除秽,登上屋顶窥视井底,掏老鼠洞,探洗器皿,来寻找那个人。如果认为人真的还在,那就愚蠢极了。如果人已经死了,一定要寻找,虚伪也太大了。娶妻,亲自迎接,恭敬地插笄做仆役,拿着缰绳授予登车绳,如同仰视严父;婚礼的威仪,如同承接祭祀。颠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则妻子,妻子向上侵扰侍奉父母,像这样可以说孝吗?儒者

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将守宗庙,故重之”。应之曰:此诬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庙数十年,死丧之,其(同期);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则丧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忧妻子以大负累,有曰“所以重亲也”,为欲厚所至私,轻所至重,岂非大奸也哉?(同上)

译“迎接妻子,妻子奉养祭祀,儿子将守护宗庙,所以重视它。”回应他说:这是欺骗的话。他的宗族兄长守护祖先的宗庙几十年,对待死丧之事,与对待妻子儿女一样;兄弟的妻子,奉养祖先的祭祀不废弛,那么为妻子儿女守丧三年,必定不是因为守护奉养祭祀的缘故。把担忧妻子儿女当作巨大的负担,却说“这是为了重视亲人”,是为了厚待所私爱的人,轻视所应重视的人,这难道不是极大的奸邪吗?(同上)

昔者,桀执有命而行,汤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于去发(未详)。曰:“恶乎君子!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祝降其丧。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纣执有命而行,武王为《太誓》去发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从十简之篇以尚,皆无之,将何若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喉舌,而利其唇呡也,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听狱治政,终朝均分,而不敢息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知,内治官府,外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农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升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今也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多治麻籞葛绪,捆布縿,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今虽毋在乎王公大人蒉,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矣,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矣。王公大人怠乎听狱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则我以为天下必乱矣。农夫怠乎耕稼树艺,妇人怠乎纺绩织,则我以为天下衣食之财,将必不足矣。若以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当为便字),下以待养百姓,百姓不利,必离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则不固,出诛则不胜。故虽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之所以共抎其国家,倾覆其社稷,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有命者言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非人者之言也。今之为仁义者,将不可不察而强非者,此也。(《墨子非命》)

  今虽毋法执厚葬久丧者言,以为事乎国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邱陇必巨。存乎正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乎诸侯死者,虚车府。然后金玉珠玑北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乎圹;又必多为屋幕,鼎鼓几梴壶滥,戈剑羽旄齿革,寝而埋之满;意若送从,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处丧之法将奈何哉?曰:哭泣不秩声,翁缞绖垂涕,处倚庐,寝苫枕块;又相率强不食而为饥,薄衣而为寒,使面目陷巉,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劲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丧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墨子节葬》)

  子夏之徒问于子墨子曰:“君子有斗乎?”子墨子曰:“君子无斗。”子夏之徒曰:“狗豨犹有斗,恶有士而无斗矣?”子墨子曰:“伤矣哉!言则称于汤、文,行则譬于狗豨,伤矣哉!”(《墨子耕柱》)

  (子夏之徒未知果有此问否,即有,亦子夏门中不才。按以儒家微言,不类,亦墨家有意攻儒而已。)

  子墨子谓公孟子曰:“丧礼:君与父母、妻、后子死,三年丧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数月之丧。或以不丧之闲,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墨子公孟》)

  公孟子曰:“三年之丧,学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婴儿子之知,独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号而不止,此丌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则儒者之知,岂有以贤于婴儿子哉!”

  子墨子与程子辩,称于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当而不可易

译从前,夏桀信奉“命运”之说而行动,商汤作《仲虺之告》来驳斥他。《太誓》中的话,关于去发(未详)。说:“怎么会有这样的君子呢!上天有显著的德行,它的运行非常明显。借鉴的历史不远,就在殷王身上。他说人有命运,说恭敬不可实行,说祭祀没有益处,说暴虐没有伤害。上天并不固定保佑某一家,所以九州因此灭亡;上天不顺从,祝官降下灾祸。只有我们周朝,承受了上天的旨意。”从前商纣信奉“命运”之说而行动,周武王作《太誓》去发来驳斥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向上考察商、周、虞、夏的记载呢?”从十篇简册中向上考察,都没有这种说法,那该怎么办呢?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君子从事文学、发表言论,并不是为了劳累他们的喉舌,使他们的嘴唇变得锋利,内心其实是想要治理国家的刑罚和政事。现在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晚退,审理案件、处理政务,整天公平分配,而不敢懈怠疲倦,为什么呢?回答说:他们认为努力就一定能治理好,不努力就一定会混乱,努力就一定能安宁,不努力就一定会危险,所以不敢懈怠疲倦。现在卿大夫之所以竭尽股肱之力,耗尽他们的思虑和智慧,对内治理官府,对外征收关市、山林、沼泽、桥梁的利益,来充实官府而不敢懈怠疲倦,为什么呢?回答说:他们认为努力就一定能显贵,不努力就一定会卑贱,努力就一定能荣耀,不努力就一定会受辱,所以不敢懈怠疲倦。现在农夫之所以早出晚归,努力耕种种植,多积聚粮食,而不敢懈怠疲倦,为什么呢?回答说:他们认为努力就一定能富裕,不努力就一定会贫穷,努力就一定能吃饱,不努力就一定会挨饿,所以不敢懈怠疲倦。现在妇女之所以早起晚睡,努力纺线织布,多处理麻葛等纤维,捆扎布匹,而不敢懈怠疲倦,为什么呢?回答说:他们认为努力就一定能富裕,不努力就一定会贫穷,努力就一定能温暖,不努力就一定会寒冷,所以不敢懈怠疲倦。现在即使王公大人不关心这些,如果真相信有命运并付诸行动,那么一定会懈怠于审理案件和处理政务,卿大夫一定会懈怠于治理官府,农夫一定会懈怠于耕种种植,妇女一定会懈怠于纺线织布。王公大人懈怠于审理案件和处理政务,卿大夫懈怠于治理官府,那么我认为天下一定会混乱。农夫懈怠于耕种种植,妇女懈怠于纺线织布,那么我认为天下的衣食财物,一定会不足。如果以此治理天下,对上侍奉天鬼,天鬼不会方便(当为便字),对下供养百姓,百姓得不到利益,一定会离散而无法使用。因此,入守城池就不坚固,出征讨伐就不能取胜。所以,从前三代暴君桀、纣、幽、厉之所以共同毁灭他们的国家,倾覆他们的社稷,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内心如果真的想要兴办天下的利益,消除天下的祸害,应当像信奉命运的人那样说话。说,命运,是暴君所制造的,穷人所遵循的,不是贤人所说的话。现在行仁义的人,不可不仔细考察并努力驳斥的,就是这个。

现在即使不采纳主张厚葬久丧的人的说法,认为治理国家,这在王公大人有丧事时,说:棺椁一定要厚重,埋葬一定要丰厚,衣被一定要多,文绣一定要繁复,坟丘一定要巨大。对于平民百姓死者,几乎耗尽家产;对于诸侯死者,掏空国库。然后把金玉珠玑放在尸体上,丝带组佩、车马都埋在墓穴里;又一定要多做屋幕、鼎鼓、几案、壶滥、戈剑、羽旄、齿革,全部埋在里面;意思像是送随葬品,说:天子杀殉,多的数百人,少的数十人;将军大夫杀殉,多的数十人,少的数人。居丧的方法是怎样的呢?回答说:哭泣没有节制,穿着粗麻丧服垂泪,住在倚庐里,睡在草席上枕着土块;又互相强迫不吃东西以致饥饿,穿薄衣服以致寒冷,使面容消瘦凹陷,脸色黑黄,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强劲,无法使用。又说:上等士人操持丧事,一定要扶着才能起来,拄着拐杖才能行走,这样共同守丧三年。

子夏的门徒问墨子说:“君子有争斗吗?”墨子说:“君子没有争斗。”子夏的门徒说:“狗猪还有争斗,怎么会有士人而没有争斗呢?”墨子说:“可悲啊!说话推崇商汤、周文王,行为却比作狗猪,可悲啊!”

(子夏的门徒是否真的问过这个问题,即使有,也是子夏门下的不才之人。按照儒家的微言大义,不像这样,这也是墨家有意攻击儒家罢了。)

墨子对公孟子说:“丧礼:君主、父母、妻子、继承人去世,守丧三年;伯父、叔父、兄弟,守丧一年;族人,守丧五个月;姑母、姐姐、舅舅、外甥,都有几个月的丧期。有人利用不守丧的空闲时间,诵读《诗经》三百篇,弹奏《诗经》三百篇,歌唱《诗经》三百篇,舞蹈《诗经》三百篇。如果采用您的话,那么君子哪一天来听取政事?庶民哪一天来从事劳作?”

公孟子说:“三年的丧期,学习我对父母的思慕。”墨子说:“婴儿的智慧,只是思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就号哭不停,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就是愚蠢的极致。那么儒者的智慧,难道有比婴儿更贤明的吗!”

墨子与程子辩论,称赞孔子。程子说:“您非难儒家,为什么还要称赞孔子呢?”墨子说:“这也是恰当而不可改变的

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

译罢了。如今鸟儿听到酷热干旱的忧患就高飞,鱼儿听到酷热干旱的忧患就潜游,在这种时候,即使是禹、汤来为它们谋划,也必定无法改变它们的习性。鸟和鱼可以说很愚笨了,禹、汤尚且顺应它们的本性,现在翟何曾不被孔子称许呢?”

公孟子谓子墨子曰:“昔者圣王之列也,上圣立为天子,其次立为卿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爱人节用,合焉为知矣。今子曰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而曰可以为天子,是数人之齿,而以为富。”

  子墨子谓程子曰:“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不必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毁儒也。”子墨子曰:“儒固无此各四政者,而我言之,则是毁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则非毁也,告闻也。”(并同上)

  有强执有命以说议曰:“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人之知力不能为焉。”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而儒者以为道教,是贱天下之人者也。(《墨子非儒》)

  孔某穷于蔡、陈之间,藜羹不裛,十日。子路为享豚,孔某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褫人衣以酤酒,孔某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哀公迎孔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进请曰:“何其与陈、蔡反也?”孔某曰:“来!吾与女。曩与女为苟生,今与女为苟义。”夫饥约则不辞忘(此衍字)妄取以活身,羸饱伪行以自饰,污邪诈伪,孰大于此?(同上)

  (异教相攻,不可听闻。)

  齐景公问晏子曰:“孔子为人何如?”晏子不对。公又复问,不对。景公曰:“以孔某语寡人者众矣,俱以为贤人也。今寡人问之,而子不对,何也?”晏子对曰:“婴不肖,不足以知贤人。虽然,婴闻所谓贤人者,入人之国,必务合其君臣之亲,而弭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几灭,而白公僇。婴闻贤人得上不虚,得下不危,言听于君必利人,教行下必于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从也,行义可明乎民,谋虑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虑同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行邪,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知人不忠,趣之为乱,非仁义之也。(脱字)逃人而后谋,避人而后言,行义不可明于民,谋虑不可通于君臣。婴不知孔某之有异于白公也。”(《墨子非儒》)

  孔某之齐见景公。景公说,欲封之以尼溪,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免容,不可使导众。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劝众。儒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今君封之,以利齐俗,非所以导国先众。”公曰:“善。”于是厚其礼,留其封,敬见而不问其道。孔乃恚怒于景公与晏子,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告南郭惠子以所欲为,归于鲁。(同上)

  (墨攻儒多诬言,此虽力攻孔子,而孔子好礼乐之真面目,亦略见矣。)

  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后仁。”应之曰:所谓古之者,皆尝新矣,而古人服之,则君子也。然则必法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后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应之曰:古者羿作弓,伃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然则今之鲍函车匠,皆君子也,而羿、伃、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则其所循,皆小人道

译公孟子对墨子说:“从前圣王的等级制度,最贤明的人被立为天子,其次的人被立为卿大夫。现在孔子对《诗》、《书》渊博,对礼乐明察,对万物详知,如果让孔子处于圣王的位置,难道不会把孔子立为天子吗?”墨子说:“有智慧的人,必定尊崇天、侍奉鬼神,爱护百姓、节制用度,符合这些才是有智慧。现在你说孔子对《诗》、《书》渊博,对礼乐明察,对万物详知,就说他可以当天子,这就像数着别人的牙齿,却以为那是富有。”

墨子对程子说:“儒家的道理足以使天下败亡的,有四种政事。儒家认为天不英明,认为鬼神不灵验,天和鬼神不高兴,这就足以使天下败亡。又厚葬久丧,制作厚重的棺椁,多做衣衾,送葬如同迁徙,哭泣三年,搀扶着才能起来,拄着拐杖才能行走,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见,这就足以使天下败亡。又弹琴唱歌、击鼓跳舞,习练声乐,这就足以使天下败亡。又认为命运是实有的,贫富寿夭、治乱安危都有定数,不能增减,在上位的人实行它,就不必听政治理了,在下位的人实行它,就一定不从事劳作了,这就足以使天下败亡。”程子说:“太厉害了!先生诋毁儒家啊。”墨子说:“儒家本来没有这四种政事,而我说了,那就是诋毁。现在儒家本来就有这四种政事,而我说了,那就不是诋毁,而是告知见闻。”(同上)

有人固执地主张有命运,用来议论说:“寿夭贫富,安危治乱,本来就有天命,不能增减;穷达赏罚、幸与不幸都有定数,人的智力和能力不能改变。”官吏们相信它,就怠慢于分内职守。平民百姓相信它,就怠慢于从事劳作。不治理就会混乱,农事迟缓就会贫穷。贫穷且混乱是政治的根本。而儒家把它作为道义来教导,这是轻视天下的人啊。(《墨子·非儒》)

孔子在蔡国、陈国之间陷入困境,十天吃不到热饭。子路杀猪设宴,孔子不问肉是从哪里来的就吃了;剥下别人的衣服去换酒,孔子不问酒是从哪里来的就喝了。鲁哀公迎接孔子,席子不端正他不坐,肉切得不正他不吃。子路进前问道:“为什么这与在陈、蔡时相反呢?”孔子说:“来!我告诉你。从前和你一起是为了苟且偷生,现在和你一起是为了苟且守义。”在饥饿困窘时不拒绝忘恩负义、妄取财物以活命,在吃饱穿暖时伪善行事以装饰自己,污浊邪恶、欺诈虚伪,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同上)

(不同教派互相攻击,不可听闻。)

齐景公问晏子:“孔子为人怎么样?”晏子不回答。景公又问,还是不回答。景公说:“把孔子告诉我的话的人很多,都认为他是贤人。现在我问你,你却不回答,为什么呢?”晏子回答说:“我不贤,不足以了解贤人。虽然如此,我听说所谓的贤人,进入别人的国家,一定致力于调和其君臣的亲近,而消除其上下的怨恨。孔子到楚国,知道白公的阴谋,却把石乞推荐给白公,国君自身几乎灭亡,而白公被杀。我听说贤人得到上面的信任不空虚,得到下面的拥戴不危险,言语被君主听取一定有利于百姓,教化施行于下一定通达于上,因此言语明白而容易理解,行为容易而容易跟随,行义可以明白地展示给百姓,谋虑可以通达于君臣。现在孔子深思熟虑、同心谋划来侍奉贼人,劳神费思、竭尽智谋来施行邪道,鼓励下属扰乱上级,教导臣子杀害君主,这不是贤人的行为;进入别人的国家而与人家的贼人同流合污,这不是义的一类;知道人不忠诚,却催促他作乱,这不是仁义的行为。(缺字)逃避别人然后谋划,避开别人然后说话,行义不能明白地展示给百姓,谋虑不能通达于君臣。我不知道孔子与白公有什么不同。”(《墨子·非儒》)

孔子到齐国拜见景公。景公很高兴,想封给他尼溪,把这事告诉晏子。晏子说:“不行。儒家,是虚夸自满而自我顺从的人,不可以用来教化下属;喜好音乐而迷惑人,不可以让他亲近治理;信奉命运而怠慢事务,不可以让他坚守职守;尊崇丧礼、遵循哀痛,不可以让他慈爱百姓;讲究服饰仪容,不可以让他引导大众。孔子盛装修饰来蛊惑世人,弹琴唱歌、击鼓跳舞来聚集门徒,繁琐升降之礼来展示仪容,致力于趋走飞翔的礼节来劝勉大众。儒学不可以用来议论世事,劳神费思不能补益百姓,耗尽寿命不能学完他的学问,正值壮年不能实行他的礼仪,积聚财富不能满足他的享乐。繁复装饰邪术来营求君主,盛大制作声乐来迷惑百姓。他的道义不能用来期望世道,他的学问不能用来引导大众。现在您封给他,以利于齐国的风俗,这不是引导国家、率先大众的方法。”景公说:“好。”于是厚待他的礼节,留下他的封地,恭敬地接见而不询问他的道义。孔子于是对景公和晏子愤怒,于是把鸱夷子皮推荐给田常,告诉南郭惠子自己想做的事,回到鲁国。(同上)

(墨子攻击儒家多诬蔑之言,这里虽然极力攻击孔子,但孔子好礼乐的真面目,也略见一斑了。)

儒家说:“君子一定要穿古人的衣服、说古人的话,然后才仁。”回答他说:所谓古人的,都曾经是新的,而古人穿它、说它,就是君子。那么一定要穿非君子的衣服,说非君子的话,然后才仁吗?又说:“君子遵循而不创造。”回答他说:古时候羿制造弓,伃制造甲,奚仲制造车,巧垂制造船。那么现在的皮革工、车匠,都是君子,而羿、伃、奚仲、巧垂,都是小人吗?况且他们所遵循的,一定有人创造它,那么他们所遵循的,都是小人的道

也?又曰:“君子胜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则助之胥车。”应之曰:若皆仁人也,则无说而相与,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无故从有故也,弗知从有知也。无辞必服,见善必迁,何故相?若两暴交争,其胜者欲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则助之胥车,虽尽能,犹且不得为君子也。意暴残之国也,圣将为世除害,兴师诛罚,胜将因用传术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则助之胥车”,暴乱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为群残父母而深贱世也,不义莫大焉!又曰:“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弗击不鸣。”应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亲得孝,务善则美,有过则谏,此为人臣之道也。今击之则鸣,弗击不鸣,隐知豫力,恬漠待问而后对,虽有君亲之大利,弗问不言。若将有大寇乱,盗贼将作,若机辟将发也,他人不知,己独知之,虽其君亲皆在,不问不言,是夫大乱之贼也。以是为人臣不忠,为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贞良。夫执后不言之朝物,见利使己,虽恐后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则高拱下视,会噎为深,曰“惟其未之学也”,用谁急,遗行远矣。(《墨子非儒》)

译吗?又说:“君子战胜后不追逐逃跑的敌人,不射击已经倒下的人,如果对方车辆陷住,就帮助他拉车。”对此回应说:如果双方都是仁人,那么就不需要争斗而能和谐相处,仁人用取舍是非的道理相互告知,没有过错的听从有过错的,不知道的听从知道的。没有辩解就一定顺从,见到善行就一定改变,为什么要争斗呢?如果是两个暴徒互相争斗,胜利的一方想要不追逐逃跑的敌人,不射击倒下的人,如果对方车辆陷住就帮助他拉车,即使竭尽所能,仍然不能成为君子。如果是暴虐残暴的国家,圣人为了替世间除去祸害,兴兵讨伐惩罚,胜利后却沿用这种传说让士兵说:“不要追逐逃跑的敌人,不要射击倒下的人,如果对方车辆陷住就帮助他拉车”,这样暴乱的人得以活命,天下的祸害不能除去,这是把残暴的人当作父母而深深地轻视世间,没有比这更不义的了!又说:“君子像钟一样,敲击它就响,不敲击就不响。”对此回应说:仁人侍奉君主竭尽忠诚,侍奉父母做到孝顺,致力于善行就美好,有过错就劝谏,这是作为臣子的道理。现在敲击就响,不敲击就不响,隐藏智慧预先保留力量,冷淡沉默等待询问后才回答,即使有对君主和父母极大的利益,不被询问就不说。如果将有大寇乱,盗贼将要兴起,或者机关陷阱将要发动,别人不知道,自己独自知道,即使君主和父母都在,不被询问就不说,这是造成大乱的贼人。因此作为臣子不忠诚,作为儿子不孝顺,侍奉兄长不恭敬;交往,对待人不忠厚。那些坚持在后不说话的朝臣,见到利益就驱使自己去行动,即使害怕落后说话。君主如果说话而没有利益,就高高地拱手向下看,沉默深沉,说:“只是没有学习罢了”,使用谁紧急,遗弃行为远矣。

──右墨攻儒。

  孔子改制考 卷17

  ○儒攻诸子考(兴国者必平僭伪,任道者必攘异端。异说嵬琐怪伟,足以惑世诬民,充塞大道。为儒之宗子,为儒之将帅,张惶六师,无害寡命,以推行大道,固守圣法,岂得已哉!传曰:执德不宏,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无?当诸子之朋兴,天下之充塞,而摧陷廓清,道日光大,战国则遍行天下,后世则一统大教。孟、荀扬其镳,董子定其业。呜呼!儒家而编功臣传耶,其淮阴、中山哉?)

  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欺惑愚众,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纵情性,安恣睢,禽兽之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它嚣、魏牟也。忍情性,綦溪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陈仲、史軿也。不知一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悬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掞也。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及抃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荀子非十二子》)

  夫当世之愚,饰邪说,文奸言,以乱天下,欺惑愚众,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即是范雎、魏牟、田文、庄周、慎到、田骈、墨翟、宋铏、邓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顺非而泽,闻见杂博,然而不师上古,不法先王,按往旧造说,务而自功,道无所遇,二人相从。故曰,十子者之工说,说皆不足合大道,美风俗,治纪纲;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众愚,交乱扑鄙,则是十子之罪也。(《韩诗外传》)

  (《韩诗》无思、孟,但攻十子,宜得其确。则攻思、孟者,或荀氏后学傅益之欤?它嚣作范雎,或是名字之异。庄周添出。)

  万物为道一,一物为万物一,愚者为一物一,而自以为知道,无知也。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有后而无先,则群众无门。有诎而无信,则贵贱不分。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有少而无多,则群众不化。(《荀子天论》)

  (孔子之道,六通四辟,无夫不在,诸子之学悉受范围。然当时诸子改制纷如,竞标宗旨,守执一偏,以自高异。天下学者,靡然从风。荀子特揭其所短,指其所蔽,极力遍攻。儒教光大,荀子最有力焉。)

  礼之理,诚深矣!坚白同异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诚大矣。擅作典制僻陋之说,入焉而丧,其理诚高矣。暴慢恣睢轻俗之属,入焉而队。(《荀子礼论》)

  (擅作典制,当时诸子纷纷改作,以与儒教为难者。坚白同异,则墨及公孙龙。暴慢恣睢,则杨、列、申、韩。荀子攻之,以昌儒学。)

  周、秦之际,诸子并作,皆论他事,不颂主上,无益于国,无补于化。(《论衡佚文》)

  百家异说,各有所出。若夫墨、杨、申、商之于治道,犹盖之无一橑,而轮之无一辐,有之可以备数,无之未有害于用也。己自以为独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淮南子俶真训》)

  苏秦、吴起以权势自杀,商鞅、李斯以尊重自灭,皆贪禄慕荣以没其身。从车百乘,曾不足以载其祸也。(《盐铁论毁学》)

  小人知浅而谋大,羸弱而任重,故中道而废,苏秦、商鞅是也。(《盐铁论遵道》)

  陶著书数十万言,又作《七曜论》,匡老子,反韩非,复孟轲。(《后汉刘陶传》)

  (陶亦扬雄、昌黎之比。以其书不传,故后贤

译──以上论述墨家攻击儒家。

《孔子改制考》卷十七

○儒家攻击诸子考(振兴国家的人必定要平定僭越伪诈,秉持正道的人必定要排斥异端邪说。那些荒诞琐碎、怪异宏伟的异端学说,足以迷惑世人、欺骗百姓,堵塞大道。身为儒家的宗主,身为儒家的将帅,整顿六军,不顾个人生死,来推行大道,固守圣人的法度,这难道是不得已的吗?《论语》说:持守德行不宏大,信仰大道不笃诚,怎么能算有,怎么能算无呢?当诸子百家同时兴起,天下被邪说充斥的时候,摧毁邪说、廓清正道,使大道日益光大,在战国时期就遍行天下,在后世就统一了教化。孟子、荀子发扬光大,董仲舒奠定了基业。唉!如果儒家要编写功臣传,那不就是淮阴侯韩信、中山王刘胜这样的人吗?)

在当今世道,粉饰邪说,文饰奸言,用来扰乱天下,欺骗迷惑愚昧的民众,言辞华丽而内容琐碎怪异,使天下人糊里糊涂,不知道是非治乱究竟在哪里,这样的人是有的。放纵情性,安于恣意妄为,禽兽般的行为,不足以符合礼文、通达治理;然而他们所持的观点有依据,所说的话有条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民众,这就是它嚣、魏牟。压抑情性,极度偏激、刻意造作,苟且以标新立异为高尚,不足以团结大众,明确名分;然而他们所持的观点有依据,所说的话有条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民众,这就是陈仲、史�。不懂得统一天下、建立国家的权变原则,崇尚功利,夸大节俭,而抹杀等级差别,甚至不足以容纳辨别差异,确立君臣关系;然而他们所持的观点有依据,所说的话有条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民众,这就是墨翟、宋�。崇尚法治却没有真正的法度,地位低下却喜欢自作主张,对上听命于君主,对下顺从于世俗,整天谈论成文的典籍,等到仔细考察,却飘忽不定没有归宿,不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确定名分;然而他们所持的观点有依据,所说的话有条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民众,这就是慎到、田�。不效法先王,不认同礼义,却喜欢研究怪诞的学说,玩弄奇巧的言辞,明察秋毫却不仁惠,善辩却无用,多事却少功,不可以作为治理的纲纪;然而他们所持的观点有依据,所说的话有条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民众,这就是惠施、邓析。(《荀子·非十二子》)

当今世道的愚昧之人,粉饰邪说,文饰奸言,用来扰乱天下,欺骗迷惑愚昧的民众,使他们糊里糊涂,不知道是非治乱究竟在哪里,这些人就是范雎、魏牟、田文、庄周、慎到、田�、墨翟、宋�、邓析、惠施之流。这十个人,都顺从错误而加以润色,见闻杂多广博,然而不效法上古,不取法先王,依据旧事编造学说,致力于自我标榜,大道无处可寻,两人相随。所以说,这十个人擅长辩说,他们的学说都不足以符合大道,美化风俗,治理纲纪;然而他们所持的观点各有依据,所说的话都有条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民众,互相扰乱淳朴的风气,这就是这十个人的罪过。(《韩诗外传》)

(《韩诗外传》中没有提到思、孟,只攻击十个人,应当是得到了确切的记载。那么攻击思、孟的,或许是荀子后学添加的吧?它嚣写作范雎,或许是名字不同。庄周是额外添加的。)

万物统一于道,一物统一于万物,愚昧的人只看到一物的统一,却自以为知道大道,这是无知。慎子看到了后面的道理,没看到前面的道理。老子看到了退让的道理,没看到进取的道理。墨子看到了平等的道理,没看到差异的道理。宋子看到了少的道理,没看到多的道理。有后而无先,那么群众就没有入门的途径。有退而无进,那么贵贱就没有分别。有平等而无差异,那么政令就无法施行。有少而无多,那么群众就无法教化。(《荀子·天论》)

(孔子的道,六通四辟,无所不在,诸子的学说都受到它的范围。然而当时诸子改制纷纷,竞相标榜宗旨,固守一偏,以自高自异。天下的学者,随风倒向。荀子特别揭示他们的短处,指出他们的蔽病,极力全面攻击。儒教的光大,荀子最有力。)

礼的道理,确实深远啊!坚白同异的辨析,进入其中就会沉溺,它的道理确实宏大啊。擅自制作典章制度的僻陋学说,进入其中就会迷失,它的道理确实高超啊。暴慢恣睢、轻蔑世俗之类的人,进入其中就会堕落。(《荀子·礼论》)

(擅自制作典章制度,是当时诸子纷纷改制,以与儒教为难的人。坚白同异,则是墨家及公孙龙。暴慢恣睢,则是杨朱、列子、申不害、韩非。荀子攻击他们,以昌盛儒学。)

周、秦之际,诸子并作,都谈论其他事情,不颂扬君主,对国家无益,对教化无补。(《论衡》佚文)

百家异说,各有所出。至于墨、杨、申、商对于治理之道,就像伞没有一根伞骨,车轮没有一根辐条,有它们可以凑数,没有它们也未尝有害于使用。他们自己以为独擅其道,不通晓天地的情理。(《淮南子·俶真训》)

苏秦、吴起因为权势而自取灭亡,商鞅、李斯因为尊贵而自取灭亡,都是贪图禄位、羡慕荣华而丧身。随从的车子上百辆,还不足以装载他们的祸患。(《盐铁论·毁学》)

小人见识浅薄而谋划宏大,羸弱却承担重任,所以中途废弃,苏秦、商鞅就是这样。(《盐铁论·遵道》)

刘陶著书数十万言,又作《七曜论》,匡正老子,反驳韩非,恢复孟子。(《后汉书·刘陶传》)

(刘陶也是扬雄、韩愈之比。因为他的书没有流传,所以后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