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易外仪卷三

译又得到这一道理。孔子因而陈述《十翼》。《十翼》对于绘彩刺绣来说，就是精工细作；《大象》则表现其巧妙。孔子认为，继周公之后，应当先竭尽精力来承接周公。因此，他裁制材料简约，体察万物却很完备。孔子自称：‘所谓象，就是表现这种形象。’《大象》说乾卦：‘自强不息。’这是因为周公称乾卦六爻为六龙，必须穷尽龙的材质。龙在田中用力，在渊中深潜，用力而升天，所以说‘自强’是有根据的。周公称六爻为六龙，穷尽龙的材质，还不止于跃到极处而飞，飞到极处又无首，首又成为尾，上又复归于初，所以说‘不息’也是有根据的。《大象》说坤卦：‘厚德载物。’这是用厚重承载霜冰的形体来表现其神的。若说：‘如此凛然危险，难道不厚重吗？’这是用厚重承载直方大的形体，用以承载含章、括囊、黄裳的形体，来表现其形的。若说：‘这样难道不厚重吗？’这是用厚重承载龙战玄黄，来表现其意的。若说：‘如果因为不战而养成奸恶，即使交战而伤害万物，血色朱红而不是玄黄，又怎么能称为厚重呢？’像这样，孔子对待六爻的辞，可说是谨慎了。孔子对待爻辞谨慎，对待彖辞和卦画忠实。所谓彖辞，以元概括贞，以牝承载利。所谓卦画，以一积累功用，以虚来容纳万物。因此，没有比元更强的，也没有比贞更不息的。承载万物没有比良马更好，厚重没有比牝马顺从更好的。自强不息，大概只有一条连续画可以表现；厚德载物，大概只有两条断画可以表现。包牺氏的《易》，在卦上端正，在画上神妙；在文王、周公那里端正，在孔子那里神妙。文王、周公竭尽才能来说明一画，孔子用正当的言语来判定三种《易》。乾坤显明而广大，所以可以概括其余卦的要旨；其余不过都是取自测察幽微、裁决疑难，以及象与事实不相违背罢了。《易能仪》之六。虽然如此，包牺氏有卦画而没有文字，这只是无缘无故地没有忧患。孔子说：‘作《易》的人，难道有忧患吗？’作《易》的人有忧患；没有忧患，就不会作《易》。所以，孔子不把包牺氏制作卦画看作作《易》。卦画没有遗漏文字，却不自行命名；包牺氏没有遗漏《易》，却不自行把它称为《易》。文字建立以后，名称便产生在其中。卦画产生文字，文字产生文章，文章兴起名称，名称兴起《易》，这是势所必然。所以说：‘《易》的兴起，大概是在中古吧？’上古没有忧患，中古忧患很多。羑里，是文王的凶厄；天王圣明，臣下罪当诛杀，所以他的辞多称誉君王而使臣下恐惧。鸱鸮，是周公的悔恨；既砍坏了我的斧，又缺损了我的斨，所以其辞多表现凛然高亢并伤悼战争。削迹、伐檀，是孔子的吝惜；天下有道，孔子就不参与改易，所以他的辞多含蓄地惩戒而放言告诫。惩戒的道理，表现于褒贬，极致于诛伐。褒贬、诛伐，是《春秋》的义理。文王不被幽囚，就不会说彖；周公不遭祸患，就不会系爻；孔子不痛恶乱臣贼子，就不会作《春秋》；不作《春秋》，就不会推演《易传》。《春秋》的‘春王正月’，就如同《易》的‘元亨利贞’。‘元亨利贞’不明说具体义理，‘春王正月’不明说具体事情。孔子没有作《春秋》以前，没有地方寄托自己的志向，所以他的志向全寄托在《易》中。孔子作《春秋》以后，没有另外取用材料，所以材料也全取自《易》。大略说来，他寄托志向的有十二处，取用材料的也有十二处。‘首出庶物’，也是尊崇王室，避免被嫌作没有阳刚；也是厌恶战争，把它含蓄写成从王事；也是激励桓、文，辨析而不早作辨析；也是严厉对待盾止，不说他所谋求的利益；也是使求金者惭愧，以有利于物来调和义；也是讽刺借璧通行，赞许防备足以合乎礼；也是特别严厉地对待防，以稷的忠信来增进德行；也是委婉写殽之败，只知生存而不知灭亡；也是讥讽郭公，只知取得而不知防备；也是鄙弃郜鼎，器物虽贵而人无其位；也是删削天王以下的记载，只写劳苦崇高而没有民众；也是记载纪侯大举离去。这十二处，是《易》用来形成《春秋》志意的地方。取自明夷卦‘南狩’，用来隐讳河阳；取自‘不丧匕鬯’，用来表彰首止；取自‘王用享于帝’，用来匡正鲁国郊祀；取自‘公用享于天子’，用来责备召命；取自‘王假有家’，用来责备纪侯履繻迎娶女子；取自‘闲有家’，用来羞辱夫人姜氏归于齐国。取自‘改邑不改井’，用来治罪税亩；取自‘不耕获、不菑畬’，用来责备告籴；取自‘见金夫，不有躬’，用来讥刺夺取济西田后归还济西田；取自‘防贝七日得’，用来诛罚窃取宝物的人。玉和大弓能够得到宝玉、大弓，取自‘折足覆餗’，用来贬黜咺、纠、家父一类人担任卿相；取自‘何校灭耳’，用来诛戮商臣、州吁一类作为臣子、儿子的反叛者。这十二处，是《易》用来形成《春秋》材料的地方。《春秋》的忧患比商、周更严重，孔子的忧虑比君主、卿相更大；没有《易》，就不能使人恐惧；没有《春秋》，也不能使人真正恐惧。利用教化来使人恐惧，利用刑狱来彰明道理；教化必须用法来治理，刑狱必须依据道德和法度。道理明白了，就没有人敢轻慢；从事教化的人以正道教导而不忍心怨恨，从事刑狱的人因此能够公正。所以，孔子是三位圣人的屏障，《春秋》是《易》的包藏符契。《易能图》之一：包牺跃于无极，太极潜藏。重乾，重坤，重离。符说：包牺仰观俯察，天不吝惜把象示人，地不吝惜把法示人；观察则由包牺氏产生。一仰一俯，如果不能贯通三才，难道还能够统治天下并制作《易》吗？包牺氏制作《易》，尊重离卦而制作器物，急于制作网罟，为什么呢？在包牺氏的时代，神灵存在于龟马之中，凶猛毒害存在于禽兽之中。天赐给龟马图书，也就赐给禽兽爪角。龟马很少，禽兽很多；爪角的气势必然强盛，图书也如同乌蟇能够制约日月一样。想用卦画来处理龟马之事，就不能不以网罟治理禽兽。所以说：‘太昊的时代，鸟兽虫蛇怀有爪牙和毒害，都害怕网罟。’因为把网罟之器作为图书的护卫并加以文饰，所以把它系属于离卦。尧杀死封豕、修蛇和防貐，文章于是焕然，这是网罟教化的作用。《易能图》之二：文王跃于二极，潜于乾震四，坤离一。符说：没有忧患的，难道只有文王吗？他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有忧患的，难道只有文王吗？他以帝辛为君，以崇侯为友。文王处在父子关系中，居于中位而如在深渊；处在君臣关系中，不亢进而不居首位。这些都是《易》的道理。文王对于《易》，选择一卦而【缺】图【缺】

译《经部·易类·儿易内仪》以……《儿易外仪》卷三。造成史祸的，是仲尼。仲尼如果不以《易》来弥补过错，就一定不敢用《春秋》招致罪责。仲尼既然用《春秋》防止祸患，就一定不会改变其中的辞意。他说：‘我在《易》中不接受福报。’仲尼本来想用自身有罪来彰明自身无过，用自身防止史祸来彰明自身承受经书的福佑。所以他说：‘志向在《春秋》，志向一旦确立，气势就会激发。’这并不一定是说圣人害怕死亡、悔恨亢进，见到事物就无首。又说：如今一个先生，兼有数种身份。古代四位圣人，共同谋划一部《易》。《易》没有特别的名称，乾卦的圣德也没有特别名称；不过是德为元、亨、利、贞，无极、太极如此罢了。右边四图，各自取顺策；百信策六十四，合为河洛全卦之策，奉行它。《儿易外仪》卷三。钦定《四库全书》。《儿易外仪》卷四。明代倪元璐撰写。《摩荡》一类，题作《正言》。易居。君子所处而能够安定的，是《易》的次序。所谓变动不居，并不是说穷尽广大之后便失去所居之处。仪说：所谓‘《易》道屡次迁移，变动而不居’，是什么意思？这是仲尼钻研《易》，深远地推知它最终的归宿，洞察它所抱持、建立、作为枢纽并停留之处后所说的话。所以说‘不居’，其实是说它有居处。仲尼的马吃了野人的禾苗，野人把马拴起来。子贡把许多话说给他听，他不听，于是让马夫去说。马夫对野人说：‘从东海到北海，都是您的田地。我的马逃逸出来，怎么能不吃您的禾苗呢？’野人很高兴，于是归还了马。野人因为自己的田地广大而高兴，于是不再怪罪马吃禾苗。如今从东海到西海、从南海到北海，都是《易》的道。假使《易》孤独地处在一海之中，那就是使它的居处变得狭窄；《易》每天迁移到一海，却不把它看成穷尽广大、失去居处。这就像《易》也因自己的道广大而高兴，因而不怪罪它变动迁移的道理。绳围的瓦瓮、四壁的房屋，方弓和宽笏，近在寻、咫之间，也有彼此的分界。至于二九贯通门户、道路畅通而车轨并行、千间廊屋万间房室、馆舍蔓延庭院分枝，早晨乘车到东园，晚上骑马到西圃，游荡四方而疲惫，却还能向外远望；有人以为这仍是不出门户庭院。舜遍巡四岳，终于登临远方；禹向东巡行到会稽，最后停留在会稽。天下却不把舜、禹看作寄居的公卿或寄生者，这是因为天子把天下看作自己的家，京畿在其中；所以从京畿来说，离开都城就称为‘不居’；从天子来说，没有离开自己的家就称为‘居’。因此，拘守绳墨的意义、局限于一隅的善处，哪怕越过绳子一尺、越过土墟几步，也都认为失去了本来状态。这就是漂荡游走而无所归宿。若能包容众多、统摄遥远，兼具变化、摄持化育，把天地装入囊中，把万物钳束摄取，张设广大的帷幕，沿着田埂而没有边际，那么到哪里去又不能得到自己的居处呢？所以，道有大有小，有广有狭，有近有远，有短有长。圣人对于道，必定审慎选择并据此安处。孔子说：‘选择而不处于仁，哪里能得到智慧？’智慧没有比《易》更高的了。因此要选择大道而处在阴阳之中。阴阳忽忽恍恍、沉沉茫茫，鬼神般忽出忽入，如水势腾涌于大荒之中；使无成为有，移动形体、改变文理，穷尽边际、历遍疆界，却不迷失方向。圣人选择大道，必定处在阴阳之中，所以也能够放纵志意、舒展节操，推引而浮扬；譬如寄托在耕作的马车上，返回自己的故乡。《诗》说：‘绵蛮的黄鸟，停在山丘角落。’ 鸟凭借飞翔来谋求归宿；停止和道路，都是以行动来谋求居处。因此，《易》把六虚作为宫门，把游魂作为树桩，把无恒作为典章法度，把周流作为次序。而且《易》的德性像龙，它的才能像马。跃入深渊而到达天上，是龙的德性；行走于大地而没有疆界，是马的才能。龙居于天，马居于地；龙居于跃，马居于行；阴阳居于往来，《易》居于变动。尧、舜选择大道而得到中道并安处其中，所以说‘允执其中’；仲尼选择大道而得到时宜并安处其中，所以说‘不逾矩’。中，犹如说都；时，犹如说岁。东方人居于东方，西方人居于西方；东方人客居西方，西方人客居东方；只有都城兼容东西，东西两方也都以都城为主。春气居于春，秋气居于秋；春气背离秋气，秋气背离春气；只有岁兼容春秋，春秋也都承受于岁。尧、舜、仲尼并不是认为道可以任意驰荡、流逐，因而可以忽东忽西、忽春忽秋；而是因为在东、西、春、秋这些可以变化的地方，都有确定安置的所在，所以才说他们能够执守、不逾越。因此圣人制定道，确定规模，明辨界限，衡量本末，权衡往来；其运行虽像飞翔一样准绳严整，但要点不以山谷角落作为准绳。它看待事物并不离开衣襟衣带，却唯独不把胸背几寸之间当作衣襟衣带。它广泛治理而审慎安处，撤除田界而整顿疆界；出行没有固定方向，停止却有恒常之处；周遍行走天下而轨道不荒废，譬如帝王之车运行在中央。《经部·易类·儿易内仪》以……《儿易外仪》卷四。《经部·易类·儿易内仪》以……《儿易外仪》卷四。《经部·易类·儿易内仪》以……《儿易外仪》卷四。《经部·易类·儿易内仪》以……《儿易外仪》卷四。《经部·易类·儿易内仪》以……《儿易外仪》卷四。《经部·易类·儿易内仪》以……《儿易外仪》卷四。《经部·易类·儿易内仪》以……《儿易外仪》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