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易外仪卷七

译阴却不可宽恕，所以象辞说：“老夫与年轻女子相合，是过分地相互交往；老妇与年轻男子相合，也可以说是可耻的。”这难道是在勉强宽纵杨梯，把楚星的角落束缚起来，又严厉责罚枯花来堵塞墙上的茨草和内室吗？由此看来，偃王没有骨力，不能自立；其所以如此，还不如说像孔文举一样，金性太多、木性太少。易索 乾卦通过求索得到男孩，坤卦通过求索得到女孩。经过求索而得到它们，是生生不息中最艰难的事。《易索仪》上 《仪》说：诗中尊重男子，用三种仪物来抬高他：床取法于“塈”，衣裳取法于“贲”，璋取法于礼器。诗中轻视女子，用三种物件来贬低她：地取法于坠落，裼衣取法于遮蔽，瓦取法于被弃。 《易》尊重男子，用三种名称来抬高他：震取法于刚毅，坎取法于济渡，艮取法于制止。 《易》轻视女子，用三个字来贬低她：巽取法于退避，离取法于依附，兑取法于媚悦。因此，命名的纲纪，是先王所慎重对待的。尊贵者不借用卑贱者的名义，卑贱者不借用尊贵者的名义；阳不怀疑阴，阴不怀疑阳。人一出生就这样教导他，直到成年和老年。男子侍奉父亲，女子侍奉母亲，不改变这种德行，这就是表明孝道。然而也有一种说法：《易》越是尊贵男子，反而越给男子带来祸患。为什么？因为刚毅凭借威势，后来人们就会恼怒他；济渡凭借才能，后来人们就会嫉恨他；制止凭借力量，后来人们就会与他争竞。《易》越是轻贱女子，反而越给女子带来福分。退避而顺从他人，他人就不会得到顺从；依附而亲近他人，他人就不能得到亲近；媚悦而使他人喜悦，他人就不能得到这种喜悦。祸患产生于尊贵，而尊贵不能解除祸患；福分产生于卑贱，而卑贱不会损害福分。天下那些没有才能的儿子，因此怨恨自己的父亲。富家女子因此感激自己的母亲。这确实是有缘由的。然而又有一种说法：既然《易》会给男子带来祸患，难道它何尝不是在告诫男子吗？它说：为什么不在执匕、捧鬯时戒惧不安，并忧虑登高涉险呢？为什么不约束门户、处在坎坎不平之中，并忧虑道路不平呢？为什么不时而止、时而行，却让危险熏灼内心呢？《易》给女子以福分，难道何尝不是在勉励女子吗？它说：从窥观而入，为什么不成为巽风呢？娣姒衣袖的华美，为什么不成为日月呢？像鱼贯而行那样的喜悦，为什么不成为膏泽呢？假如天下男女都遵循《易》的教导，用它来逃避祸患，就可以不再忧虑祸患；用它来承受福分，也就可以不以得到福分为可耻。因此，这三种男子、三种女子所承受的禀赋，必定是由父母造成的。至于他们因而使自身遭祸、使名声受损的原因，却都不能归罪于他们的父母。自从有了太极，便产生两仪：一个天、一个地，一个阴、一个阳，一个父、一个母，一个男、一个女。形体相等，体质相敌，意义相抗，功用相衡，却忽然分出正邪，因而分离祸福，逐渐发展到疑忌交战，以显示泰否。这是真正《易》所不能预料，而形势又无可奈何的事。所以应当使数理恢复平衡，使义理端正其配合。天下男子不必多受祸患，女子也不必多得福分。男子具有沉静之气，女子具有宏大的度量，那么家庭就端正了，天下也就安定了。《易索仪》下 凡是某种事物最为珍贵，即使是父母，也不会多多把它给予子女；凡是不合其本质的东西，即使取得很多，也不能用来求得归附。因此，乾的三个儿子、坤的三个女儿，既然分别称为男、女，而分取乾坤本体的，三者中只有一个。三个女儿对于乾、三个儿子对于坤，取得的东西很多，但乾不说“这是我的儿子”，坤也不说“这是我的女儿”，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尊贵，不是因为所赋予的才能深厚而用心专一吗？所以天下的人才很难评论。得到阳性节度较多的，没有谁比得上范蠡；霸越、子房椎秦，而一旦把自己托付给鸱夷、葬于黄石，天下便说他们懂得阴柔。得到阴数较多的，没有谁比得上栖楚浮沉、阳城闵默；而一旦叩击玉阶、撕裂白麻，天下便推许他们为雄。有人表面上像乾卦的行健，却并非如此；即使像何、窦那样诛除乱党，像徐、骆那样讨伐贼人，读尽《春秋》，天下也不说他们具有乾的才能。有人表面上像坤卦的厚载，却并非如此；即使像胡广那样混同于世，像冯道那样与光同尘，学尽中庸，天下也不把坤德归给他们。由此可知，作为乾坤的男女，只要得到其中一端，也足以相似；但人们特别厌恶似是而非。《易索图》说：乾、震、坎、艮为第一；坤、巽、离、兑为第二。

译以上各取信策三十六，按照它们的位数加倍。符说：三王以前，父亲并不固定把谁认作儿子，得到正道的人便认作儿子；女娲以后，母亲也不固定把谁认作女儿，端正其德的人便认作女儿。因此，尧不把丹朱当作儿子，而舜成为他的儿子；舜不把商均当作儿子，而禹成为他的儿子。吕雉不能作为汉的母亲，而陈平成为她的女儿；武曌不能作为唐的母亲，而狄梁成为她的女儿。舜、禹受到诛罚，是因为他们具有男子的才能；陈平、狄梁委曲周旋，是女子的容态。尧、舜没有儿子却有儿子，舜、禹没有父亲却有父亲；吕雉、武曌不能成为母亲，却还幸而有女儿；陈平、狄梁以男子身份而化为女子，却还幸而具有坤道。《易》说：“有子而能成就父业，没有咎害。”又说：“克制母亲留下的弊病。”所以没有儿子，即使尧、舜也不能免于咎；有女儿，即使吕雉、武曌也不会终身受弊。天下治理之道，崇尚阳便尊重儿子承继家业，崇尚阴便尊重女儿治理弊病、承继家业；能够治理弊病的男女子女，父母都要设法求得。所谓求得，是先求而后得到；正因为求而后得，所以叫作“索”。易倚 以三数配天、以两数配地，用来倚托数理。数的流行极其顺畅，但谁知道它从哪里来呢？《仪》说：圣人，是有事功者的称号。天地所从事的，只有生养圣人。圣人既然产生，便寻求使天地从无道变为有道、从无象变为有象、从无名变为有名、从无数变为有数。测量道路的长短，模定边界范围；步测有所不足，便用《九章》加以制定；以少广统摄繁复，以方程处理错杂。圆形以中勾为准，方形以中股为准。对应圆形如鼎，便使用它的鼎足；对应方形如车轸，便取法于它的棱角。三分便为三，四分便为四，完整便为完整，半分便为一半。把鼎加在天上而取三，天不会争辩；穿过车轸而取四，地也不会责怪。凿取一而成全三，三不会畏惧；完全去除四中的一半，两个四也不以被削减为可耻。这就是圣人：与神明、天地共同谋划，分辨积累、记载法度，不会有所失误。圣人以学问为权衡，以智计为尺度，以守道为绳墨，以精微义理为准则；用权、量、绳、准来制作数理的经纬。圣人所考察的是阴阳之气，所信据的是奇偶之形，所遵循的是一二之纲纪，所守持的是圆方之义。圆方，就是参两的归结。圣人即使制定一件事、任用一个人、说出一句话、设立一个计策，如果不以参天两地为根本，就不会这样做。凡是制定事务，没有比尧舜更圣明的；凡是建立言论，没有比《易》《春秋》更圣明的。《尧舜》《易》《春秋》的道理，无不从参天开始，最终归于两地。参天取其极圆，两地取其极方。尧治理天下，不愿使天下亢极；想停止共工，因听人言而暂且教化他，却没有停止共工；想不用鲧，也因听人言而暂且任用鲧。那时，尧圆融如天。等到他在田野中起用舜，把天下授给舜，对外不向舜的父母谋划，对内不向舜的子女谋划，坚定不移而无所防备，像介石一样。舜继承尧，不愿依附尧；尧任用四凶而没有流放诛杀，舜改变了这一做法，于是流放诛杀；尧九年不行黜陟，舜改变了这一做法，于是实行黜陟。那时，舜圆融如天。等到他依法承受尧的禅让，又把它授命给禹，居位五十年，不过反复把握十六个字，始终不改其言而执守不失，没有人能脱离顺应法则。包牺制作卦画，不愿让万物被一条画线隔开；从一开始，用以表示奇，累积到三而不成偶，显出刚柔之别，推演荡动而取得相互关系。那时，《易》圆融如天，不可执定。等到触类旁通、引申发挥，由二而成八，八卦的阴阳整齐排列而可以观察，正反相配而不相悖，既然已有典常，就不再改变方向。孔子作《春秋》，不愿让人任意揣测《春秋》；因为涉及宗主国，所以有所避讳；因为涉及盟主，所以有所包容。那时，《春秋》的圆融，也如同天的深远混沌。等到援引义理、端正法度来诛罚乱臣贼子，留下直笔；对于罪过无所推辞，即使身居中立也不能乞求保命，不迁移、不流放、不逾越规矩了。因此，圣人一天之中可以有五种变化，却都取法于参两。尧用参来驾驭小人，用两来驾驭君子；舜用参来制定治国之法，用两来制定道统。《易》用参来命名卦画，用两来命名卦体；《春秋》用参来治理防范文辞，用两来治理大义。一个参、一个两，事物便有分别；事物有分别，数理便确立；数理确立，道便端正；道端正，于是神妙。这就是天地之所以不可测度的原因。《易倚图》之一：倚分分，是一圆、一方、一天、一地、一三、一四、一奇、一偶，用来分别参两。参图中，乾为二；太极以一画开始，阳气发动，三爻各为一奇，三爻属于两。图坤为二；无极以一画开始，阳气发动，三爻各为一奇，二爻为偶，一爻为一。太极的形状为圆，取法于天；无极的形状为方，取法于地。画开始于一，所谓天的圆，其径为一一而周长为三；地的方，其径为一一而周长为四。发动的爻构成边界，周数应为三；奇数应为三；两奇一偶应为四。以上各取顺策二十、信策三十五，顺策与信策合计五十五，符合河图之数。符说：乾并不就是天，而是天的德；坤并不就是地，而是地的德。正如尧的德称为放勋、舜的德称为重华，如今说放勋、重华，人们就知道是尧、舜。太极并不就是圆规，却以圆规来表现形貌，所以使人执持圆；无极并不就是矩尺，却无所逾越矩尺，所以使人执持方。凡是一并不只是一个一，而是创始的第一画，作为一切的根祖，所以使人执持一；《九章》并不就是数，而是八卦中一连二段，作为数的宗本，所以使人执持数。阳气老而发动，并不是设置一个围界，却因发动周遍六虚而具有围的意义；又因为口字的形状像围，所以使人执持围。因此，万物中那些不可用言语命名的，都取法于形象。星文像斗的形状，像斗，便命名为斗；旗的形状像旗，便命名为旗；羽林因其丛聚，像营卫；贯索因其相连，像牢狱。名称本来取自形状相似，而占断的意义也因此建立；意义建立，文辞便显著；占断建立，应验便随之而来。儒者和术士共同守持这些，不能被夺去。这就是道因游戏而制定制度的情形。《易倚图》之二：倚挂挂，是把圆方乾坤悬置在外，不加讨论，只针对四重卦取其奇偶，用来配当参两。三阳一阴、三阴一阳，是三参一，用来配当天；四阳四阴，或阴阳各二，是二偶，用来配当地。《经部·易类·儿易内仪》至《儿易外仪》，卷七。

译以上取信策三十六；天的度数为三百六十，地野▯也按此数计算，以一当十四，端正四隅，另加策四。符说：充满天地的全都是卦。测量天、步量地，都用卦来安排它们，就像用鼓来记里程、用表来标明疆界一样。天体东西南北的经纬，总计三十五万七千里，分配给六十四卦，每卦占五千五百七十八里四分里之一。章亥步量大地四极，贯通经纬，总计四亿六万七千里一百五十步，交由六十四卦分别治理，每卦占七千二百九十六里二分里之一三步十。把步数分为七等，这是截然分明的。于是取圆的直径，分区画界，分为二十一卦；每三卦取其一，连接衡量三种规制，以端正参法。取方的直径，正反相合而约束为三十六卦，统摄六十四卦中的大半；从中央分成四个方角，以端正两法。因此人们只知道数依靠参两而产生卦，却不知道参两依靠卦而产生数。《儿易外仪》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儿易外仪》卷八 明代倪元璐撰写 “弥纶”一类，称为“尽利三”。易推 刚柔相互推移，于是产生变化。刚的推移产生变，柔的推移产生化。《仪》说：《易》的道理，只在居守贞正而已。它所说的变化，不过是把贞正之道说尽的言辞。四时运行，有寒有暖；万物生长，有荣有枯；推移变化出于自然，就像音节和节奏一样，不依循这些，就不能形成声音。寒去暑来，借此谋求变；有生有死，借此谋求化。然而不能冬寒变为夏热、暑热变为冰寒，不能冬天生长、春天死亡。野鸡麻雀入水，变成蜃蛤；草麦乘着气，化为萤蝶。但没有听说鸿雁、鹰隼偶然如此，茅草、芦苇偶然如此；雌雄交合而生，阴阳的纲纪，也从未见过雌性注入、雄性承受繁殖，依循贯通万物的始端，始终守住一种成规。若星辰稍有失序，山陵溪谷改变形势，无不奔走惊惧，呼喊妖异、诉说灾孽。天地的谋划，是求得可以长久的常规，制定律法，牵引绳墨，竭力自我约束。假如天地拘泥于狭隘之见而过于执着时序，它一定就是由此而来。但《易》却打开温和之门，来谋求它的变化。《易》所说的变化，形象可见的没有超过卦画；刚柔最清楚的，没有超过奇偶；进退相互乘承，没有超过摩荡；模拟议论所经营的，没有超过参伍；鬼神所依凭的数，没有超过生成；对未来事物取占，没有超过挂扐。遵循这些数理，变化已经极其周流；观察其明确界限，扶持绳墨而不差错。即使凭借《易》道的圆融神妙，凭借四圣人的钩致，也不能把卦增加到九卦，不能把爻累积到四爻，不能使刚忽然不是奇、柔忽然不是偶，不能使退缩的阳变小、前进的阴变大，不能使九参六界、上互初宫，不能改变水火、倒置其生克，不能迁移流转参两、反转它们的吉凶。八八之位，安置得如同虡鼎；五五之官，守持得如同疆界。假如认为《易》拘泥于狭隘之见、执着于时序，恐怕也一定是由此而来。然而圣人认为，这就是变化，是与神明相通的；懂得变化，就是要把贞正的言辞求得彻底。求尽贞正，圣人认为这是依循节度而成就功业，但其中也确实有推移、交错和更迭。人具备五官，废去一官就令人怜悯，改换一官就令人惊骇：怜悯它不能成其为人，惊骇它不像人。不能成形，事物便不是人；成为怪物，在怪异之间，难道还会有神灵把这当作变化吗？那就是丧失正道了。假如认为变化是神灵所为，而又不算丧失正道，那么它一定在于既不能令人怜悯，也不能令人惊骇的事物。因此，不可以因为它违背常情、扰乱法则，就说它是非常之变。《易推图》：跃动爻二，阴阳分合一同出现；分配、错二等为跃与潜；阴阳相准的为配，不相配的为错。《经部·易类·儿易内仪》至《儿易外仪》，卷八。以上错图之卦，取信策十五爻，取六裁配，防其一半。符说：“概括《易》，一句话就是发动；概括发动，两句话就是变化。变化的意义，过去的圣人都曾分别揭示出来。所以说：‘舜在堂上击石拊石，百兽跟着舞蹈，这是变；在两阶之间舞动干羽，七十天后有苗来朝，这是化。’不久前还隐约可见，突然戴上冠帽，这是变。为什么忽然成为天？为什么忽然成为帝？这是化。陨石落在宋国，是五次变化；恒星不见，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