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居丛稿卷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闲居丛稿》卷十三，元蒲道源撰。《经疑》【解说《孟子》二章】孟子拜见梁惠王时说：用棍棒杀人，和用刀杀人有什么不同吗？最可恶的地方，在于他身为百姓的父母，却这样对待百姓。顺斋说：“政，就是端正。如今竟至于杀人，就好像有德却反而损害德一样。惠王以政治杀人，是因为他的内心不仁。如果能够像先王那样，用不忍心伤害人的心，施行不忍心伤害人的政治，哪里还会到这种地步呢！” 鲁平公将要出行，孟子到了那里，难道不能使我不与他相遇吗？顺斋说：“乐正子进荐善人，鲁君却不能任用；臧仓阻蔽善人，鲁君反而听从了他。这是因为鲁君内心不明的缘故。若在圣贤那里，诚心顺应天理，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经疑》十六问 孔子说：‘周代借鉴了夏、商两代，多么文采盛美啊！我遵从周礼。’到了回答颜渊询问治理国家时，却说：‘采用夏代的历法，乘坐商代的车子，音乐就用《韶》乐和《武》舞。’这样看来，圣人的意思难道只是遵从周代吗？请详细考察这件事。孟子回答齐宣王说：‘孔子的门徒没有谈论齐桓公、晋文公事迹的，是因为后世没有流传下来，我没有听说过。’随后却详细列举齐桓公和葵丘会盟的事情，这该怎么解释？孟子又说：‘能够尽力行道而死，是正常的命运；戴着刑具而死，不是正常的命运。’那么，面对祸患有时不躲避、舍弃生命而取得义的人，也可以算是得了正常的命运吗？子路听到一件道理还没有能够实行，唯恐又听到新的道理。这是孔门弟子记载子路长处的话。可是当他问‘听到了就实行吗’时，孔子却说：‘有父兄在。’既然如此，怎么能听到就立即实行呢？那么圣人在这里又加以抑制，为什么呢？季康子向孔子询问政治，说：‘如果杀掉无道的人来亲近有道的人，怎么样？’孔子说：‘您只要希望行善，百姓也就会行善了。’这说明治理国家的人不应当使用杀戮。可是孟子却说：‘王者的百姓，即使杀了他们，他们也不怨恨。’又说：‘按照使百姓生存的道理来杀人，即使死了也不怨恨。’这样说来，杀戮有时又是不能完全避免的。圣贤的话一定各有适用的地方，其中微妙的含义，希望听到说明。《论语》记载尧告诫舜、舜命令禹，都说‘真正把握中道’，却没有听到关于权变的说法。孟子则说：‘只把握中道而不知权变，就像只执守一端一样。’这和《论语》所记载的意思相同，还是不同呢？孔子说有个鄙陋的人来问自己，自己当时心中空空，就从两端追问，把道理全部告诉他。又说：‘凡是自行送上十条干肉以上来拜师的人，我从未不教诲。’由此可见圣人诲人不倦的意思。可是孟子说：‘倚仗权势来问，倚仗贤能来问，倚仗年长来问，倚仗功勋、旧交来问，这些人我都不回答。’这和圣人诲人不倦的意思似乎稍有不同，为什么？孔子说：‘愚钝而又不愿求学，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样看来，‘愿’还有可取之处。至于说‘乡原，是道德的盗贼’，为什么厌恶得如此厉害？这两件事也一定各有道理。孟子称引子贡的话说：‘自有人类以来，从没有比孔子更盛大的圣人。’由此可知孔子是生而知之的圣人。然而到了圣人的境界，是不勉强而自然合乎中道，不思虑而自然有所获得；孔子却自称到七十岁以后才可以随心所欲而不越过规矩。既然随心所欲而不越规矩就是不勉强而合乎中道，那么七十岁以前也已经能够不勉强而合乎中道了吗？《大学》所说嫉妒、憎恨的人，以及达到最不仁程度的人，只有仁人会把他们放逐到四夷，不让他们留在中原，这似乎是厌恶得非常厉害。可是圣人却说：‘一个人如果不仁，厌恶他太过分，就会造成祸乱。’这又该怎么解释？子贡问：‘乡里人都喜欢他，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能据此肯定。’乡里人喜欢他，他就算善人了。圣人为什么还说不能肯定？至于舜，天下的士人都喜欢他，又不只是乡里人喜欢他。这两者果真有区别吗？孔子是大圣人，却自称私下愿意比作老彭。孟子是亚圣，对于颜子只说‘姑且不谈这个’，对于伯夷、伊尹则说‘与他们不是同一道路’。老彭和颜子、伯夷、伊尹相比，高下本来不必辨别就很清楚。那么，孔子所自谦愿意相比的人，孟子却有不屑于相比的人了。孔子说：‘君子说话要谨慎迟钝，行动要敏捷。’又说：‘仁人的言语是迟钝的。’这样看来，言语并不是最值得看重的。可是又说‘有德的人一定有言论’，还说‘不学习《诗经》，就无法说话’。这样看来，言语仍然有可取之处。求学的人究竟应当取哪一种态度才对？子思说：‘由诚而明，叫作天性，是圣人的事情；由明而诚，叫作教化，是贤人的事情。’圣人没有比孔子更高的了，但他常常说自己喜好学习，说得最详细的是：‘我十五岁立志学习，一直到七十岁才能随心所欲而不越过规矩。’这大概属于由明而诚的事情；那么，由诚而明的人，究竟谁能够当得起呢？孟子以和管仲、晏婴相比为可耻，说：‘凭齐国的力量来称王，易如反掌。’可是当他替滕文公谋划时，却说：‘君子开创事业、建立传统，是为了使后世能够继承。至于事业能否成功，那是上天的事。’前面责备自己，后面把成败交给上天，这该如何解释？孟子不采信《尚书·武成》中‘血流得能漂起盾牌’的话，说：‘如果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没有《尚书》。’可是对于《诗经·云汉》中‘周朝剩下的百姓，没有一个遗留下来’的话，却说：‘不要因为文字而损害辞意，不要因为辞意而损害作者的志意。’从今天看来，《尚书》和《诗经》说的都明显有夸张。孟子为什么对《尚书》如此拘泥，对《诗经》却如此通达呢？策问 国学策问 问：从前舜命令契担任司徒，使他推广五种教化；命令夔掌管音乐，使他教育贵族子弟，培养他们的德性，使之合乎中正。又教他们用诗表达志向，用书籍陈述意见，以明察考核功绩，以车服表彰功劳。这是帝王时代学校教育、培养人才和任用人才的根本。夏、商、周三代以来，设置庠序学校，都是为了阐明人伦。周代大司徒用六德、六行、六艺教育百姓，每三年大考一次，把贤能者的名册献给君王，并以宾礼举荐他们。到了秦代，废绝学术，这件事就不必谈了。汉朝兴起后，设置学校来求取儒雅之士。汉武帝亲自策问贤良，人才文采斐然，值得观赏。东汉的学校最为兴盛，设置五经博士，大臣和贵族子弟无不学习经书。唐朝初年大规模征召天下名儒担任学官，学生满三千六百多人，能够通晓经书的，允许参加贡举。到了唐朝中期，声律之学开始兴盛，乡贡士人多由此出身。宋代沿袭这一制度而没有改革，伊洛诸位先生虽有复古的主张，却没有实行。洪惟我朝设置国子监，立师儒教育贵戚卿大夫【缺字】，以洒扫应对和研治经书为根本，每年贡举其中有【缺字】者，而且不限制名额。如今学生增加到数百人，以糊名方式考查学业，每年准许贡举六人，也不能算多了。

译然而仍然不能满足当时的期望，免除人们的议论，原因是什么呢？圣上亲自裁决，首先恢复儒科，命令卿大夫举荐有品行道义的人来参加考试，废除声律之学，专门崇尚明经，以古人射策作为格式，可以说是恢复古代制度了。但是疆域广大，每三年以一百人为名额，赴春官考试的也取一百人，却常常不能足额。那些卓越奇伟的人才，仍然比汉、唐、宋少。难道是教育培养的方法还没有达到吗？还是有关部门只是照例办理，不能真正实行吗？或者受到制度限制，山林中的博学之士不能出仕吗？还是人才确实难以得到呢？为什么会这样缺乏？如今想要人才兴盛，并且远远超过汉、唐，追比三代，以满足皇帝日夜渴求贤才的心愿，辅佐文明之治，也一定有办法。各位学生学习古道而期待施用于世，必定对此有所考察，希望听到你们的见解。问：前代君主没有不想使天下安定、使国运长久的。贤才进用，官吏都称职；国家财用充足，百姓不诉苦；家家有积蓄，风俗兴起礼让；奸邪盗贼消失，赞美的歌声兴起。然而几千百年以来，这样的情况只有一两次，难道是想这样做却没有得到方法吗？还是形势牵制而无法实行吗？或者是气数造成的呢？为什么这样的治理【缺字】总是很少？希望治理国家的君主，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各位学生正逢圣明之时，学习以等待任用，希望讲明其中的道理。问：古代的学士大夫专门守持一部经书，作为家学传统。汉代以来设置五经博士，如夏侯氏专治《尚书》，毛苌专治《诗经》，大戴、小戴专治《礼》，公羊、谷梁专治《春秋》，梁丘贺专治《易经》，各自取其专一而精深的学问，用来流传后世、建立教化，直到今天仍奉为宗师。如今的学者以不能遍通一经为耻，等到追究各经的归趣，却茫然无所适从【缺字】。当时又有人用注释经义来谋求仕进，查看他们的著作，都是拾取先儒已经写成的书，起初没有自己的心得，只是白白损耗纸张，杂乱经书训诂，更使人厌恶。现在想让学者各自专守一经，就免不了孤陋；想兼通各经，又会广泛而不精；想拒绝烦杂的注释，又恐怕会废弃其中的优点；想容纳接受它们，又只会增加奔竞求仕的虚伪，反而迷惑误导学者。各位学生一定能够思考并妥善处理，纠正其中的弊病而取其中道，这正是我们从事此学的人所希望听到的。问：古代拥有天下，不过依靠文治、武功两端而已。用武力平定天下，用文治使天下安宁。然而兵器是残害百姓的工具，圣人不得已才使用它。等到天下已经安定，想要完全放松武备，又担心因此安逸而忘记危险，灾祸会从疏忽处发生。文治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是圣人极为重视的。典章法度、礼仪文饰，不可缺少。但时间久了，又会产生浮华奢靡的弊病。怎样才能使武事修明而不至于滥用，使文治兴盛而不流于空虚，达到这种境界？三代以来，称得上善于治理的，汉代有汉文帝。当时百姓淳厚，太仓的粮食一层层堆积，陈粮腐坏而无法食用；府库里的钱串朽坏而无法清点。这是修行了什么、施行了什么，才达到这样的结果？各位熟悉当世事务的要点，应当详细说明，不要忽略。问：古代治理天下的人，安定时不忘危险，太平时不忘动乱，然后才能长久保持治理成果。治理之道不止一个方面，但要点必定以粮食为先。假如百姓有饥寒，就会失去恒常之心；行善就困难，作恶就容易。考察《尚书》，雍州境内的田地属于上上等。周代王畿控制天下。秦国建立国家、吞并诸侯，它的富庶充足，不必说就可知道。自从有国家以来，也曾多次发生灾荒。近年以来，一遇荒旱，严重时父子夫妇不能互相保全，道路上饿死的人接连不断，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状。幸而上天悔改降灾，赐予丰收，百姓便忘记了前一天的饥饿。治理国家的人，如果把往年的灾荒作为鉴戒，是否应当为长久作打算呢？还是把它归于天命气数呢？如果要为长久作打算，筹划措施也一定有办法。礼乐是教化百姓的工具。从前百姓彼此残害，难道是礼乐有所缺失，未能教化他们的良心吗？还是礼乐虽然兴起，也不足以教化他们？求学的人应当平日讲明这些道理，以等待将来任用，请用尽心力回答。乡试三问 问：古代治理天下，必定把礼、乐、刑、政作为要务。然而礼乐是根本，刑政是末节。孔子说：‘用政令引导百姓，用刑罚整齐他们，百姓只求免于刑罚，却没有羞耻心；用德行引导百姓，用礼仪整齐他们，百姓既有羞耻心，又能归服。’又说：‘礼乐不兴起，刑罚就不能适中。’从秦汉直到今天，治理国家不过依靠刑政，礼乐废弃已经很久了。不但不能实行，即使有人想实行，整个社会还会笑他迂腐空疏。那么礼乐果真不能施行吗？果真不能恢复吗？风俗是国家的元气，廉耻又是风俗的根本。如今廉耻之道没有建立，所以尊贵的人不以贪婪冒进为耻，卑贱的人争逐微小利益，安然不以为怪，反而认为理所当然。僭越由此产生，祸患也由此发生。想要纠正这种风气，应当用什么办法才能做到？况且养育百姓的道理，以粮食为先。古代耕种三年，必定有一年的粮食储备；耕种九年，必定有三年的粮食储备。按照三十年通行的制度，即使有旱灾水灾，百姓也不会面有菜色。如今国家编纂劝农之书，责令部使者和太守县令劝导督促农业，可百姓的储蓄仍不像古代那样充足。一遇水旱灾害，就打开粮仓救济，但能够救济到的人有限；而所谓义仓，又只是名义上存在，实际上已经废亡。因此贫困百姓不免流离失所，成为居官者的忧患。救济他们的方法究竟在哪里？各位学生将通过宾兴走上仕进之路，应当预先讲明这些问题，使主管官署能够有所选择。

译问：古代求学的人，不只是记诵辞章、夸耀博多、争逐浮华而已，而是希望能够施用于世。像圣人询问仲由、冉求、公西赤，让他们回答志向，所说的都是治理国家的事情，圣人也都予以认可。如今的学者果真如此吗？如果有志于此，又应当以什么为根本、以什么为施用，来学习治理国家呢？首先必须明白正当的道术，改变异端的迷惑。孟子称伯夷是圣人中的清者，柳下惠是圣人中的和者，尊奉他们为百世之师，又承认他们是圣人。可是又说：‘伯夷偏狭，柳下惠不恭敬；偏狭和不恭敬，君子不走这样的道路。’前面肯定他们，后面又否定他们，难道伯夷、柳下惠的后世之人果真不能学习吗？杨朱、墨翟是孟子斥为异端的人；杨朱主张为我，似乎接近伯夷的清；墨子主张兼爱，似乎接近柳下惠的和。孟子为什么立即用‘无父无君，就是禽兽’来拒绝他们，言辞竟一点也不宽恕？学者想不陷入杨朱、墨翟的道路，所应当进行的精细考察和明辨，又应当怎样？要知道一个人的贤能与否，必须先听他说什么。自古以来唐尧、虞舜选取人才，没有不是遵循这条道路的。《尚书》说：‘陈述意见，采纳言论。’ 到了西汉以策问发榜，才有科举的雏形。后世用糊名方式取士，制度逐渐严密。以古今比较，古代立法疏略，得到人才较多；如今立法严密，得到人才反而较少。说话的人都谈仁义，听取的人也只选取合乎经义的说法，任用的人则从州县一直到朝廷。为什么仍然没有见到像古人那样卓然成名于世的人呢？各位应以格物致知为先来学习，一定要对此反复考察，有关官署希望听到你们的意见。问：国家设置进士科到现在已经七次了，廷对后授官的有不下五百人，其中政事、文学卓越而当时著称的，多数还不到一半。是因为遴选不精，夹杂侥幸吗？还是得到任用以后便自满，把原来的学问像破旧鞋子一样丢弃了？或者被利欲牵引，不能守住平素的操守？这些原因都无法查究。如今想使每个人都奋发努力，使心地纯洁明白，更加勤勉学习：在馆阁任职的，文章足以修饰皇帝的事业；登上台省的，政事足以坚定国家根本、治理事务、教化百姓、改善风俗；担任太守县令的，廉洁足以约束自身、安抚百姓，无愧于古代的良吏。应当用什么办法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前代以辞赋设科，得到的人才尚且有值得称道的，何况今日废除了浮华纤巧而专门崇尚经学，本应有敦厚朴实、能够担当重任并取得长远成就的人才。如今竟然还这样，何况敢于希望他们制定礼乐、兴起太平之治吗？求学的人不应辜负圣朝培养和任用人才的心意，请详细回答，以便考察你们的志向。《闲居丛稿》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闲居丛稿》卷十四，元蒲道源撰。《传》《西轩王先生传》西轩王先生名叫王得舆，字载之，是濩泽高平人。金代时曾应童科，战乱以后居住在兴元并登记户籍。刚到壮年，便完全摒弃旧日习气，立志仰慕程朱之学；言语一定合乎义理，行为一定践履实际。他很少随意出门，也不随便交友，容貌庄严，人们远望就觉得可敬可畏。他治理家庭、教导他人，必定先从礼仪做起；在交往、作揖、辞让之间，雍容端庄，足以观瞻。至于书籍、笔砚、巾帽、鞋履、几案、手杖等物品，取用放置从没有一点紊乱。他曾说：‘有物就有法则。’家人和门弟子都低头遵守，没有人敢违背。有人甚至讥笑诽谤他，先生也不因此沮丧，反而更加坚定，稍不减损自己的操守。时间久了，众人一致尊奉他为老师。《朱氏小学》《四书》在先前教人时还没有涉及，只有先生的教学必定以此为根本，然后才讲到六经。因此，教书的人和求学的人都一定把它作为准则。兴元的文学学校因战乱废弃已久，先生竭力请求官府恢复，虽然出力的是官府，但学校的规模和规划都早已在先生胸中预定。学校建成后，京学也不能相比，其他郡更没有能够超过它的。他所交往的都是天下名士，自许鲁斋以下，都来问候请教。达官贵人来求见，他从不趋走承奉，而是步履端正、缓缓而行。弟子作为宾相引导来宾，见面后主宾庄重和谐，言语简约而情意融洽；退下后大家都赞叹佩服。他建造燕息之所，题名为‘怡然’。左山商孟卿寄诗称许他如程颐、杨震；青崖魏太初作记，认为他是程朱语录中人，读者并不觉得过分。他衣冠俭朴洁净而严整，整天没有懒散的容态。提举兴元学校时，朝廷制书授予他文学掾之职，他以眼疾推辞。晚年从容遵守礼法，和气蔼然，不用严厉就能成事。他居住在兴元将近五十年，家法始终如一。两个儿子无疾、无妄；无疾任兴元文学掾，无妄任佥江东道肃政廉访司。两人都孝顺，留在家中的侍奉父亲，使他没有忧虑；在远方任职的，则寄送俸禄来供养。他读书享福，活到七十五岁才去世，气息将绝时还口诵《太极图》中的话，可见他平日持守涵养的功夫。两个儿子不久也去世了。一个孙子惟昌也出仕，任州佐；一个曾孙名叫理，也考中进士，任州倅。家道后来比以前稍有衰落，但直到今天谈论家法的人，都推重王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赞说：多么美好啊，西轩王先生！他可以端正君主、改善风俗，却没有相应的职位；可以成为一代人的师表，却没有相应的官职。然而他安然处在仁德之中，忧患和耻辱不能加身。这不是先生没有得到机遇，而是世人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