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闲居丛稿》卷二十元蒲道源撰序

译《节妇郭氏诗序》。人类自有以来，根本就在夫妇关系上，所以《易经》上经以乾、坤开头，下经以咸、恒开头，《诗经》以《关雎》作为正始。人伦关系中，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世道衰落、风俗浅薄以后，无论富贵贫贱、死生患难，夫妻不能白头到老的很多。典籍所记载的共姜守义、敬姜守礼，以及下至史传和刘向所记录的事迹，都是用来维系世道人心的；读来令人叹息不止。大体说来，国家大力激励劝导节义，多次在诏书中加以明示防范，风俗因而趋于敦厚。我在史馆闲暇时，常有人拿节妇诗卷来求我题咏，一年不少于十几次，间或也感到厌倦；但因为这关系到风化，从未不勉力答应他们的请求。如今蜀地成都县所属的双流，乡人白应元的妻子郭氏，二十五岁时丈夫应元去世，留下的一个儿子才五岁。郭氏贞静自守，辛劳抚养孤儿，家中肃穆安宁，就像丈夫仍在世一样；使公婆愉悦安适，忘却失子的悲痛。强暴不能夺去她的操守，巧言讽谏不能改变她的心志，始终不变，洁白如玉雪。公婆各自活到八十岁才寿终，郭氏按照礼制安葬并祭祀。她年过五十后，族人相信她的义行，乡人称颂她的德行。里长率领乡中父老，写明她的事迹，报告给有关官府。有关官府上报蜀省，依照法令格式得以旌表她。她的孤儿白申不远数千里前来，请求为门上旌表题字，又向当时的翰林承旨唯斋刘公请求，并请我为她的事迹作序，说：“我不幸早年失去父亲，如今能够勉强立身，都是母亲守好家庭、抚养教育我的力量。母恩无法报答，冒昧把她在闺门内践履的实际情况，请当世知名人士写成诗文，希望可以使她当时荣耀，并流传后世。”我私下认为，古代贞烈妇女的事迹固然可以流传，也有幸遇到当代名公大手笔；但我哪里敢当此任呢？只是因为她母亲的节操和儿子的孝心，有助于纲常，所以不忍推辞。于是作序于篇首。《送赵君锡赴秦州幕序》。我回忆小时候，和友人赵君君锡两家往来。君锡年幼时聪颖明悟，属于应声即对，满座都称赞他。后来他又因词赋在同辈中声名远播，大家推让，没有人敢和他争胜。他的才华虽奇异，但当时正不被时人赏识。到了壮年任职的年龄，翰林学士畅公纯甫以宪佥身份到汉中任职，爱惜他的才华，征召他做府史。后来因任职年资得到行省檄文，升任德顺州幕职。延祐二年，我从京师出发，奉代祀岳渎之命，乘驿车疾行经过家乡；当时君锡也因任期届满回到汉中，我们相见握手叙旧，然后分别。今年春天，我由国学请假回家，不幸遭逢母丧，多次见到君锡，他的老态更加明显了。他的贫困和过去没有不同。我曾感叹史传中士人多不遇于时，如今在君锡身上看到了这种情况。君锡年纪正壮，精通文艺，当时从政做官的人却只凭吏员资历进身，因此他处处不合。如今科举取士的制度已经实行，可君锡已经老了，不肯低头进入科场，和年轻人争一日之长。他从德顺州归来闲居，已经几年不再有求仕进的意思，神色充实安然，没有一点忧戚之容，真可以说无愧于古代不遇的贤人。我当翰林属官时，翰林长官中有认识君锡的人，极力想奏请任用他，却因离职而没有成功。唉，这难道不是命运吗？如今又有秦州幕府的征召，君锡因贫困和年老本想不去，却又不能不去；他还征求我的话，我不能用忧愁悲戚的话来送他。我认为，君平日读书，至于辅助州政、医治百姓疾苦，哪里需要我的话呢？我只管写下他所怀抱的志向和出处之道，告诉那些不了解君的人，千万不要把他当作一个碌碌无为的州府从事看待，这就可以了。

译《云溪草堂序》。古人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停止学习，又哪里有闲暇去追求安逸居处呢？然而学习必须安静。如果邻近闹市尘嚣之间，就会视线受蔽、听觉受阻，心情烦乱、思虑混杂，也就无法整理自己的学业了。陈君舜叟，是陕西士人中的佼佼者，客居江汉之间，带着关中诸老的书信来拜访我。我喜欢他举止舒缓，辞令温雅；等到见过一两次，他起身说：“我不才，私下有志于学习。出陕西城西边不到几百步，有一块田地在槖水之上，我在那里建屋作为读书处。早晚之间景色变化，气象和煦，就给它取名叫‘云溪草堂’。草堂前后左右，在田地里种兰，在山岗上种梅，以菊装点小径，以竹装饰轩室，取它们草木幽香和隐含德性的特点。又临近溪水有一块观澜石，堆土筑成舒啸台。研究学问的空隙，便四处行走，登临观览。大河经过北面，太华山、中条山雄伟耸立，环抱着翠色，实在是可以尽情欣赏的天地造化的壮观，并不是我敢以此自我夸耀，请您为我作序引，以便开发其中的意义。”我认为，山水之乐，仁者、智者各有所取；浴于沂水的快乐，是那些谈论志向的人也不能超越的。这大概不是只为游观事物、借以寻求逸乐，而是要观察天理的流行，以及外物不能改变夺取的道理。如今舜叟建造云溪草堂，使行动和休息都有适当的地方，调节身心也合乎时宜；在这里可以潜心学习，也可以放开心怀。他把喧闹市尘视为不可同居之处，那么他的学问或许会因此更加精进吧？至于天理的流行以及外物不可改变夺取的道理，他将有所体会了。于是写下这些话。《义士李德邻序引》。《周礼》说，大司徒用六德、六行、六艺来教导万民。所谓德，是实行道义而在自身有所获得；所谓行，是在实际行为中加以验证；所谓艺，则是在有余力之后才学习的技能。古代优秀百姓都出身于农民，所以一定要用这三类内容教育他们。成就突出的人，再通过宾兴之礼推荐任用。因此《诗经》说：“前来帮助，前来安止，使我贤士得以进用。”德是最重要的，艺则处在末位。所以观察一个人的方法，对于六行尤其切要。孝、友、睦、婣、任、恤，是日常生活中应当实行的道理；如果在这些方面有所违背，便有刑罚来纠正。这就是古代人才兴盛、后世不能相比的原因。然而天理和民间伦常终究不能完全泯灭。奉元所属县中有临潼县，乡名好义。姓李名德邻的人，如今正可见到这种古人风范。他为人，大概也接近古代贤者吧？他的母亲王氏，年过八十，他甘心供养母亲以美味柔滑之物，早晚省视、冬温夏清的礼节，没有一点废缺。母亲去世后，他守墓而居，悲哀消瘦，服丧合乎礼制。宗族乡党都以孝悌称许他，没有人说他坏话。年成饥荒时，他散发所储粮食一千二百斛，折价借贷券二千五百余缗，周济抚恤的人数多得无法计算。乡人上报他的事迹，有关官府核实属实，旌表门庭为“义士”。后来他又创办骊山书院，建造若干楹房屋，聘请教师进行教诲。凡是跟随学习的弟子，他都划出二顷田地供给廪饩。由此看来，所谓六行，难道不是明明白白地彰显出来了吗？如今诏令规定设置科目取士，以实际行为为首要标准，那么君就无愧于此了。可惜他还拘泥于时文的末流习气，不能登上仕籍来施展自己的抱负。把自己所具备的德行推及他人；然而上天赋予人的良贵，又哪里会因是否被任用而改变轻重呢？我过去并不认识君。奉元的周文振，任府史调往兴元时，见到我便极力称道君的善行，请我作序引，希望求当世诸公写作诗文赞美他的美德。过了两年，他来征求我所说的话是否兑现，我才终于为他写下这篇文字。并且借此说明，古代士人出身于农民，却一定要考察他们的实际德行。《题牛参政秋日桃花诗序》。事物有反常现象，应当讨论它是妖异还是祥瑞；也有不必讨论妖祥的情况，大概只看其多少、轻重的差别罢了。例如陨霜却没有杀死草，李树、梅树反而结果，圣人在《春秋》中记载它，是要讨论其妖祥。至于一件事物稍微有些异常，就不必讨论。如今参政牛公所作的《秋日桃花》，就是这种情况。桃树这种东西，开始开花是在仲春时节，其花色娇艳，叶子繁茂，果实丰盛，这些都在诗人的辞章中受到吟咏，是它的正常状态。至于严霜肃杀的秋天，偶尔在一两株正在凋零的树上看见桃花，那是造物主的机巧偶然显露，即使无法追究，也如同老年人重新长出乳齿一样，哪里能要求人人都遇到呢？看那桃花，仿佛被贬谪下凡的仙女，又像流离失所的姬妾，使人疑心来到了武林游览，仿佛遇到了天台仙境，正可以供酒席之间一笑罢了。牛公在寓所中得到这样的游赏，把它写入诗中；诗意清新艳丽，正如古人评论宋广平，说他虽有铁石般的肝肠，却能吐出婉媚的词句。牛公命我作序，我认为天下的事情有正道也有权宜之道，又不只是这一草一木如此，关键在于怎样对待它罢了。把这些话一并写在篇首。《农桑辑要序》。《虞书》所说的六府，第一项就是谷物；《洪范》所说的八政，第一项就是食。养活百姓是上天赋予的根本，也是国家最先要办的事务，一天也不能延误。宣尼对冉有说要使百姓富裕并加以教化，意思是上位者要使百姓勤力耕作田地，使他们能够上奉养父母、下抚育子女，不至于饥寒，然后才有空暇治理礼义，推行教化。由此看来，这确实是王道的开端。三代盛世，何尝不把养育百姓作为达到治平的根本呢？皇元建立大统，神圣君主相继承袭，一贯以仁德覆盖天下。圣上敬慎明察，不贪安逸，尤其知道农耕劳作的艰难。因此把农桑之事委托给大司农，反复叮咛勉励督促，还唯恐施行得不够。于是命宰执选择能干官吏，校正农书，广泛施行于天下，教导百姓种植养育的方法，希望达到家家富足、人人丰足。和尧舜命后稷播种栽植的道理完全相同。主管官府把书颁行到郡县，城固县达鲁花赤赫鲁公当时主持农事，对同署官员说：“这是圣天子惠养百姓的善政，光明如日。假使百姓家中都有这部书，那么耕田的人就能充分利用土地，养蚕的人就能得到丰富的茧丝，不必等到春秋两季巡视督促，劝农课桑的效果已经呈现在眼前了。这难道不是事情简便而功效显著吗？”县尹康公以及主簿、县尉文、窦二位官员，共同完成他的志愿，拿出俸金，召集工匠刻印木版，不到一个月便告完成。我有幸听到这些议论，便在篇后作序。若各地优秀长官都把广泛施行皇帝的德政、辅佐百姓作为自己的念头，那么对于万世太平的治理，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小小的补益。

译《薛景仲梅坡诗序》。造物主播育万物，尊贵的成为人，微贱的成为草木，其中美与丑，从来没有不同。屈子的兰、周子的莲，都用来比喻君子，确实是有道理的。薛君景仲，世代本来就是儒者，隐居奉行老子之法；中天师留国公非常爱重他，亲笔题写“梅坡”二字，赞许并宠爱他的号。梅这种东西，气味可与兰、莲相比，耐岁寒则可和松柏为友。西湖的诗，吟咏它的花；商岩的歌，取用它的果实。关于疏影暗香的美妙词句，有些不是普通草木所能承当的。如今景仲气度清峻，凛然如有道之士的气象，和留国公所赠之号十分相称，并非过分赞美。景仲接受这个称号，也没有惭愧。当风月之夜、霜雪之晨，他拄杖漫步梅坡，搜集古人咏梅的作品，选取其中最好的，谱成曲调来歌唱。他和神仙的境界还有多远呢？景仲认为如何？“梅坡”手卷，许多士大夫都在上面题诗，又请求我作文，让我题在卷首。《送学正王秉彝诗序》。欧阳公说，胡先生的门人都循循有序、文雅谨慎，他们的言谈举止，见到后即使不问也知道是胡先生的弟子。有识之士认为这是知人之言，程子也说：“安定先生的门人，往往懂得考求古道、爱护百姓，那么对于治理政事还有什么困难呢？”胡先生教导人的方法固然有章法，做他弟子的也可以说是善于学习了。矩庵先生在关中任教授，士大夫都欣然跟随他；他的声名、德望和雅正声誉著于朝廷，流传当世，而他更加谦逊收敛，退处自守，像弱不胜衣。见到他的人无不心悦诚服。兴元儒学正王君秉彝在这里辅佐学职已有三年，恭敬谨慎、谦逊顺和，都表现在言辞神色之间，始终如一。《诗经》所说“温和恭敬的人，是德行的根基”，我因此对他的为人感到惊异。询问之后，才知道他出自矩庵门下，确实接受了矩庵的教诲，无愧于胡先生，而秉彝也很像胡先生的门人。不过，我对他仍有期望。秉彝从老师门下表现出来的已经如此，而内心所存的，我本来不敢用蠡测海。学习之道，必须表里交相修养，本末都完备，不可偏废。因此希望把欧阳公和程子的说法合起来看。至于循循有序、文雅谨慎，见到便知其为弟子，这是秉彝已经做到的。还要学、问、思、辨，把它作为考求古道的实际功夫，并将所得推行开来，爱护百姓、治理政事，使它像有源头的泉水、有根的树木一样，流得长远、叶子繁茂，这样才差不多能够得到矩庵先生的完整学问。泰定丙寅七月初吉，君告诉我将要前往奉元，请求我赠言，我写下这些话送给他，等待日后征验。于是把它作为饯行文章的序。

译《送蒙古杨天立序》。士人之所以能够在天下推行其道，只在于忠信笃敬罢了。能够尽自己的心而真实不欺，厚实而不浅薄，恭敬而合乎礼，用这些来接待人、处理事情，到哪里会行不通呢？圣门教人的根本，也不过如此。舍弃这些，必然会装出夸张的笑容，说着沾沾自喜的话来取悦别人；起初未必不使人高兴而亲近，时间久了真实状态显露出来，再也无法掩饰，人们便鄙视他，不把他列入正人端士之中。杨君天立以国语字学身份在汉中辅佐教官，至今已有五年。没有优厚俸禄可以守成，也看不出他有忧愁不安的神色。路侯把事情交给他办理，他不急不缓，处理得当，所到之处没有一个人把怨恨表现在言语和脸色上。这不是忠信笃敬能够做到这样吗？他的远大器业，由此就可以预见了。有一天他告辞回乡，按照惯例请求我赠言。我说，像君这样坚持操守，还需要什么话呢？但不愿让他的请求落空，姑且把他已经具备的优点写下来作为赠言，希望他更加努力。又用这些话告诉那些不认识君的人，请他们拿这些话去验证，那么就知道我不是妄加赞许了。《送总尹王信夫东归序》【并诗】。古代的良吏，直到今天都首推龚遂、黄霸。看他们的传记，起初并不追求显赫的名声，只是百姓安乐便利于他们的政令罢了。兴元总尹王君信夫刚到任时，首先来拜访我，说起自己是从国子生起步的。因为我曾任国子博士，虽然我们前后任职不相逢，他仍按师生之礼对待我。相处久了观察他的为人，发现他不故意树立界限，不设置心机，一味真诚而没有别的。治理百姓，就像良医治疗贫穷人家的疾病，只审察脉象病证，不炫耀推销药剂；病好了便不再有所求，可以说是古代纯厚笃实的君子、当今循良的官吏了。同僚中有人从旁掣肘、彼此龃龉，王侯不与他们计较，旁人看起来好像他不满意。王侯说：“如果我争执，胥吏必然受困；只要和他们相处来成就我的事情就可以了。”年成干旱时，王侯看见堰水湍急，无法下手治理，便在旁边地势开渠来削弱水势。有一个服役者躲在土穴中逃避劳役，恰逢土崩而未能救出，他便借此想要动摇王侯，最终一无所获。到如今修筑堤堰，正是利用当初开出的旧渠而成功。类似这样的事情多得不能一一列举。等到任期届满，别人气焰消尽，手脚情状暴露，有的只能听从指斥，隐忍而不敢喘息；王侯却淡然如平日，百姓都说：“他是我们的父母官。” 他大概是古代龚遂、黄霸的同类吧？我向来不喜欢过分的赞美和谀辞，一定要考验之后才称许。如今不称许王侯，还能归于谁呢？于是作诗并为之作序。他一到任，首先来拜访我，行礼十分谦恭。为政谦逊，承受国恩深厚，持身和治家的法度严明。百姓歌唱他的和乐仁厚，狡黠的吏员也服从他的清廉。虽遭人掣肘、被人忌恨，公心却不避嫌疑。刚使千里之地安定，已经任职四年而久留。如今乘舟送他踏上归途，酒杯中又增添了离别的愁恨。交游之人将分别而各有去留，踪迹也将如鸟有飞有潜而各不相同。抬头望向天南地北，盼望书信来慰藉我的瞻望。《题宪使李行简乐闲堂诗卷后序》【并诗】。宪使李公行简与我是同乡旧交，所以我对公了解很深。当初公出仕，便任清要之职，后来做州侯、牧守，治理财赋，他的善政良策无愧于古人。升任宪使后，又能镇静南方地区；还没有到按年限退休的时候，忽然辞官归来，闭门谢客，扫除庭院，把蜀地当作乐土，决定在此定居终老。住处距城一舍而近，买田建别墅，闲暇时居住其中，自号“乐闲”。天历戊辰年，时局不安，蜀帅张某以兵威胁众人，命令他们依附自己；凡是在宦海中随波沉浮的人，大多受到牵连，唯独公淡然与世相忘，长久以来没有沾染丝毫污秽，这才是真正乐闲的证明。公又有优秀的子弟，在修养志趣之余，栽花种竹，筑亭引水，以扩大他的乐闲之趣；这样一种快乐和闲适，实在是上天在帮助他，使公得以独享。旧日交游也相信并记述此事，汇成大卷；公命儿子不远千里寄给我，意思是想让我加入乐闲之友的行列，我难道能不作些话和君共同欣赏吗？只是遗憾不能拄杖穿屐，亲自到乐闲境地游览，只好写其中景物的四首诗，供酒席之间捋须一笑。九折流杯池。九折之处，我来流觞；九折之处，他曾叱驭。劳苦和安逸虽然不同，也各有天然的趣味。清真的王会稽命客人作诗：“句不如醉忘归，天下何思虑。” 翠香亭。幽静的池塘正值初夏，层层荷叶铺展出新鲜的翠色；不用焚烧沉香，清香自然进入鼻中。辞去鹓鹭般的朝班，前来观看龟鱼嬉戏。虽然知道你不是我，你的快乐却和我最初没有不同。晚香亭。霜风正吹落万物，菊花以金色为质、以绿色为衣。我绕着篱笆三次嗅闻它，采下花朵来漂浮在我的酒杯中。主人和这花一样，年岁将晚而节操更加昌盛。陶渊明已经逝去千年，我仍把他当作朋友，并不觉得相隔遥远。曲肱亭。圣人的快乐，哪里在意富贵如浮云？如今和您一同解下官印归来，日夜思考应当追随什么。恍惚间仿佛有所领悟，躺下听竹窗外的风声。那些像狗一样苟且、像苍蝇一样钻营的人，知道谁才是真正有所得的吗？佛教所谓阿罗汉，大概是学习佛法而尚未完全成就的人；所以他们能够降龙伏虎、浮杯掷锡、入定观想，都是积聚精修达到极致后所得的佛法粗略功夫，如同孔门中有七十弟子。我寓居京城时，曾在秘书省看到唐代僧人贯休所画的十六罗汉像，形态奇诡异常。如今兴元路侯牧、宣差公事，十分虔诚地奉佛，僧人樵枯子于是作手卷献给他。虽然不能和贯休相比，也取得了大致相似的神韵。公让 我在画卷左边题字。我很少读佛教书籍，不能完全探究其中的说法，于是写下一句转语：“过去未来我不知道，打开画卷观看便是现在。主人弹指生起敬意，便是应真罗汉无所挂碍。”题完后，又把画卷归还给公，让他收藏。

译《李录事祈雨有感诗序》。所谓诚，就是真实而没有虚妄，并不是什么极其高深难行的事情，可是人们很少能够做到。兴元录事参军李从仕在这里任职，他应付变化、周全供职、承接委任而曲尽情理，都是他的长处。至于不用督责而政令便能施行，不多说话而百姓便信服；他不善于显露自己，守持朴实，大概是本质接近诚实的缘故。元统乙亥年夏五月，旱气积聚炽盛，祈求降雨的呼声还没有达到目的；天意感应决定丰歉，近在十天之内。李君听说南山南面几乎到达山顶的地方有灵泉，于是斋戒食素，剃去头发，徒步登到那里，向神灵诚恳祈求，求得一勺水，贮存在瓦罂中，迎回城内，安置在道观，睡觉吃饭都不再回家，早晚替百姓祈求生命。精诚达到极点，第二天雨便降下来了，起初是细密小雨，后来变得滂沛。过了三天，远近都得到丰足滋润；插秧的稻苗可以栽种，已经枯槁的禾苗重新复苏，播下的种子全都出土，贫瘠的土地也可以耕作；把饥荒化为饱足，把忧愁叹息变成欢乐。上面分担了侯牧的忧虑，下面慰藉百姓的希望，士农工商四民欢欣鼓舞，都赞美李君的功劳。人们心中虽然充满蓬勃的感激，却无法用言语表达发扬，于是请能作诗的人赞美李君功德的万分之一，又请我作序引。我认为，至诚可以感通神明、贯穿金石。一个人全部达到诚的境界，固然无法直接看见；至于在一件事情上诚心而能感动天地，假如不是李君笃实诚恳，谁能做到呢？难道还不能称为诚吗？众人说是，于是把这篇序写在篇首。《洋州太守周子仁送行诗序》。那时我隐居田里，教诲儿童，虽然没有求取仕禄的意思，但天下凡是知名公卿和大学者，人们一定会向我询问他们的家世、行事大节以及所著文章。由此我知道，金源末年廷试第一名王公百一，在我世祖皇帝隆盛时，被置于翰林，任学士承旨；宏大的文章和重要政论多出自他的手笔。后来他的儿子字子维，也继承父业进入禁林，父子文光灿烂，互相辉映。我在皇庆癸丑年忝任驿召的翰林末属，距离王公去世已二十多年，得以看到所谓代皇帝起草诏令的文稿，其中王公父子的文章如联珠合璧，都在里面，我有幸亲眼读到，只遗憾未能看到他们的容貌，侍奉在几杖旁。延祐庚申年，我因母亲年老获准告归，后来又遭逢重丧，闲居十多年，不再出仕。有一天在兴元总尹王信夫的座中，才见到武康太守周子仁；看他的言谈举止，有世代仕宦人家的遗风余韵，我心中暗暗惊异，却没有来得及询问。后来周君到府中办理公务，按礼来访；酒过一两巡，他便倾吐内心，讲述往事，我才知道王公承旨是他先世的姻亲，子维则是周氏所出。从洋州来访的士大夫谈到周君，都说：“君不只是这些优点，而且守身清廉谨慎、安抚百姓和乐仁厚，都是天性如此。” 我更加赞叹佩服他，屡次相见，感情也更加亲密。忽然他告诉我：“我的任期已经迫近，将要回去了，难道不能说几句话相赠吗？归装虽然轻便，倘若得到您的话，也不止是九鼎大吕那样的贵重了。”我自从认识君以来，和他谈话绝没有尘俗利欲之言；不是谈论京师衣冠世族，就是考订文章和行实的源流，或者接着为百姓的困穷而忧虑，感叹自己不能救济他们。我曾说，像这样的人，譬如太庙中的琴瑟，虽然没有演奏，只要拂拭它的弦徽，也可以使人心意舒适；又像三代的鼎彝，虽然不使用，只要辨识它的款识，仍可以慰藉人心。如今君要归去，并且把这些一并带走，难道不会使人惋惜而心中怅然吗？诸位士大夫都有送行之作，诗文完成后，认为应当由我题在卷首。《秋江竞渡诗序》。秋水按时上涨，百川灌入黄河，云气般的波涛连接天际，望去令人惊骇。在这样的时节，若不是把性命押上、贪求声名利禄的人，谁肯把自己置身一叶扁舟的危险中，去侥幸求那万分之一的成功呢？哪里知道旁边没有超然独立的士人，对此怜悯而发笑呢？如今观看《秋江竞渡》这幅画，横幅虽是画师所作，画意未必出自这里，但它触动了我的心，使我不能自已。河东陈君某喜欢读书，淡泊势利，因为贫困而出仕，老年任兴元总幕，并不急切求取升进，大概不是参加竞渡者一类。如今他拿这幅画卷来求我题评，我随意写下几句话归还他。等到公务之余无事，明窗净几之下，展开欣赏并反复玩味，想来其中也有与他心意相合之处吧。《闲居丛稿》卷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