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八

孟子传 四书类

提要

【臣】等谨按：《孟子传》二十九卷，宋代张九成撰写。九成字子韶，自号无垢居士，祖籍开封，后迁居钱塘。绍兴二年考中进士第一名，授职镇东军签判，历任宗正少卿兼侍讲，代理刑部侍郎。因触犯秦桧，被诬陷诽谤朝廷，贬谪居住南安军。秦桧死后，起用为温州知州，请求奉祠归乡，去世，追赠太师崇国公，谥号文忠。事迹详见《宋史》本传。按《宋史·艺文志》记载九成有《孟子拾遗》一卷，如今附载于《横浦集中》。又《文献通考》记载九成有《孟子解》十四卷，朱彝尊《经义考》注解说未见此本，是南宋旧刻本，实际书名为《孟子传》，不叫《孟子解》。又《尽心》篇已佚失，而《告子》篇以上已有二十九卷，那么也不止十四卷，大概是《通考》传抄错误。九成的学问出自杨时，又喜欢与僧人宗杲交往，所以不免夹杂佛教思想。他所作的《心传》《日新》两篇记录，大体用禅宗机锋来解释儒家义理，所以朱熹作《杂学辨》颇加批评。唯独注解这本书，因为当时冯休作《删孟子》，李觏作《常语》，司马光作《疑孟》，晁说之作《诋孟》，郑厚叔作《艺圃折衷》，都以排斥孟子为事，所以特别阐发义利、经权的辩论，著《孟子尊王贱霸》有大功，拨乱反正有大用。每一章写一篇解说，主要在于阐扬宏大义理，不在于注释词句，所以曲折纵横，全像论说文。又辩论治法的多，辩论心法的少，所以他的话也切近事理，无从旁涉空寂。在九成各种著作中，这一部最为纯正。至于“草芥寇仇”的说法，认为君主应当知道这个理，而臣子不可有这种心。看他的“眸子”的说法，说“了”与“眊”是邪正的分界，不只是论其明暗，又必须有孟子的学识才能分辨邪正，尤其能领悟文外之旨。金代王若虚《滹南老人集》有《孟子辩惑》一卷，他自述说：“孟子的书，随机立教，不守常规，凡是引人于正道罢了。”司马君实所著怀疑的十余篇，大概浅近不足道。苏氏解释《论语》与《孟子》辩驳的八篇，其论述稍好，又细细体味，也都失其本旨。张九成最号称深知者，却又不能完全，如论“行仁政而王”王者之不作，曲为避讳，不敢正言，而随便说“王者王道也”，这还是郑厚叔辈的见识。至于对齐宣王、汤武的问难，辨析任人食色的疑惑，都置之而不能开口，等等。大概在各家注中，唯独赞许九成，而尚有所未尽满意。不知道“行仁政而王”之类，文义分明，九成不是不能解释，只是孟子之意，欲拯救当时的战争；九成的解释，则欲防止后世的僭乱。虽属郢书燕说，于世道不为无益。至于汤武放伐，任人食色，阙其所疑，正足以见立说之不苟。这固然不足以成为九成的毛病。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孟子传卷一

宋 张九成 撰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拜见梁惠王，惠王说：“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也将有对我国有利的事吗？”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只要有仁义就够了。”惠王说：“怎样对我国有利？”大夫说：“怎样对我的家族有利？”士和百姓说：“怎样对我自身有利？”上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杀害其君主的，必定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家族；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杀害其君主的，必定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家族。从万中取千，从千中取百，不能说不多了。如果后义而先利，不夺取就不会满足。没有仁爱的人而遗弃其亲人的，没有义理的人而怠慢其君主的。大王也只说仁义罢了，何必说利？

曾经思考习俗改变人，太厉害了啊！自从尧舜三代以来，上自朝廷君相，下至邻里宗族，无不是以仁义为言，而谈论利益的说法寂静无声。所以在帝尧之时，洪水的祸患也很大了，尧只交给一个官员，而百姓不亲，五伦不顺，就任命契恭敬地推广五常之教，刚强而不暴虐，简约而不傲慢，任命夔【缺】

牛桃林之野以示其不得已

重视民的五教，敦厚诚信明辨义理，崇尚德行报答功劳，不敢稍有懈怠。哪里听说以利为言呢？帝王之道，所以能用【缺】者，以仁义为主。自大雅降而为国风，王者之迹熄灭。至于春秋，取郜大鼎以璧假田，利门一开，仁义就亡失了。齐桓公、晋文公，纠合诸侯，尊奖王室，难道不对吗？而管仲、舅犯、先轸，其心都本于利，只是借仁义为名。如说“求诸侯，莫如勤王”，这是所以勤王的原因，意在于求诸侯。又说“伐原示之信，

译大搜这种展示礼仪，设立执秩官职来端正其官位，并且说“一战而称霸，是文教的成果”。由此可知，他进行大搜、讨伐原国的目的，在于称霸。真正的诚意在哪里呢？这种风气一旦兴起，当时的君主们，便像波浪一样随之而动。君臣之间，不再以仁义相称，而是权谋诡诈，公然谈论而不以为耻，实在令人鄙夷。所以，有人把曾西比作子路，他就局促不安而不敢当；比作管仲，他就勃然不悦。而董仲舒评论说：“仁爱的人，端正其道而不谋求其利，阐明其道而不计较其功。”多么伟大的言论啊！风气到了孟子时代，颓败更加严重。即使寻求像五霸那样假借仁义，也再也看不到了。商鞅正以利为说，在秦国受到重用；孙膑正以利为说，在齐国受到重用；苏秦、张仪正以利为说，在六国受到重用。做君主的，不谈利就听不进；做臣子的，不谈利就不开口。早上合纵，晚上连横，左思右算，把进取当作防范，把杀戮当作功效。韩国、魏国割让土地，齐国、楚国战败，焚烧夷陵，攻取鄢郢，前天俘虏公子申，后天俘虏公子卬，在长平坑杀四十万人，在伊阙坑杀二十四万人。朝廷之上，乡里之间，往来游说的士人，无不以此作为借口。喋喋不休，喧扰宇宙而污秽乾坤的，无非是利罢了。因此，掠夺成为风气，战争连年不断，天下的人想要卸下重担却不得。孟子深刻洞察天下人心渴望摆脱掠夺和战争的痛苦，重新见到圣王的治理，于是举起帝王之心，即仁义的学说，来抵御齐、梁之间（的功利风气）。如果他的学说得以施行，天下就太平无事了。二帝三王的道统，可以在早晚之间复兴，而禽兽般的心肠、被鱼肉般的痛苦，可以转而走上君子的道路。太平之地，可惜习俗深入，不容易磨洗，而众多楚人的喧哗，不容易用力推行。我根据太史公《孟子传》以及赵岐的说法考证，孟子侍奉齐宣王，宣王不能任用他，于是前往梁国。现在说：“见到梁惠王，是因为在齐国不得志，到了梁国才见到惠王。”又根据司马光的年谱考证，孟子见惠王时，是周显王三十六年，秦惠文王二年，梁惠王三十四年，齐威王四十三年。这时宣王还没有即位。而《孟子》一书叙述见梁惠王在前，齐宣王的问话在后，怀疑是传记的失误，而年谱是可信的。孟子足迹刚刚接触到梁惠王，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话，首先就问“如何使我的国家获利”。从后世看来，难道不鄙陋吗？而惠王心安理得，不以为耻。我由此知道习俗的形成，君臣上下不以此言为耻。孟子直指他的利心而排斥它，说：“大王何必说利呢？”让他平时用心积虑、邪欲颠倒的地方，一切破散，于是直接告诉他：“只要有仁义罢了。”他的反应难道不敏锐吗？然而惠王平时的念虑是利，朝廷的进言退议是利，游谈过客用来恐吓开合的手段是利，这是惠王耳目所观听，心思所钩索，家庭所闲谈，臣下所研究的，无非是利罢了。什么是利？如果说：“那块土地可以夺取，那支军队可以歼灭，我用来巩固边防而使他们不得安宁的，是这种权术；他们之所以这样做而我不得不报复的，是这种权术。”他的意图大体是想颠覆别人的宗庙社稷，而壮大我的国家；想杀害别人的百姓，而增强我的兵势。这就是商君之所以在秦国受到重用，孙膑之所以在齐国受到重用，而苏秦、张仪之所以车驰毂击、颐指气使、横行于诸侯之上的原因。现在说“何必说利”，那么耳目思虑以及家庭臣下的说法，商君、孙膑、苏秦、张仪的说法，一切都无用了。但是惠王利心既深，而辅助他的人又多，为他出谋划策的人又众，那么一句话之下，虽然足以在片刻之间排斥他的利心，而念虑进言以及恐吓开合之所以贼害他心的，恐怕不容易扫除。孟子于是极力排斥并深深挽救他，说：“大王说‘如何使我的国家获利’，这个论点一唱，大夫就会效仿，必定说‘如何使我的家族获利’；士庶人就会效仿，必定说‘如何使我自己获利’。上下只追求利，而不闻仁义。利门一开，祸患岂可胜言？”“使国家获利”的说法不停止，必定发展到弑杀万乘之国的君主，像后羿、寒浞那样还不足以满足他们的欲望；“使家族获利”的说法不停止，必定发展到弑杀千乘之国的君主，像齐国的崔杼那样还不足以满足他们的欲望。“使自身获利”的说法不停止，必定发展到像陈胜奋臂一呼，以灭亡秦国的宗庙社稷，还不足以满足他们的欲望。唉！千乘的家族，从万乘的国家中获取足够；百乘的家族，从千乘的国家中获取足够，也不算不多了。何苦至于弑君而犯下天下的大恶名呢？如果后义而先利，不篡夺，那么他的心无从满足，这是理之自然。唉！利心如此酷烈，凡做君主的，岂忍听此而自害其身？做臣子的，岂忍谈此而使他的君主受篡弑之辱呢？如此，那么凡以利为言的，都是不忠之臣，而意图在于篡夺的。如果这个学说施行，那么商君、孙膑、苏秦、张仪的学说，全都磨灭，而天下或许能摆脱掠夺和战争的痛苦，而有安

译正是安居乐业的时候了。利欲之路既然已被遏制，妄念邪说一旦扫除，孟子又担心惠王失去凭借，憔悴无聊，而不知道归宿在哪里。然后给他指出进入正道的途径，这途径在哪里呢？回答说：没有施行仁德却遗弃父母的，没有施行义理却怠慢君主的，就是这样的道理。如果利欲之心已经产生，即使是世子以至于弑杀君主，像楚国的商人那样，像蔡国的般那样，遗弃父母、怠慢君主，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如果利欲之心不显现，仁德之心自然产生，仁德之心中，只是侍奉父母罢了。义理之心自然产生，义理之心中，只是侍奉君主罢了。天下人相继施行仁义，那么耳目所观察聆听的，心思所探求的，家庭中闲谈的，臣下所研讨的，一概以仁义为话题，和蔼而庄重，如同四季的造化，如同天地的覆育，二帝三王的治国之道，早晚可见，禽兽般的心性，鱼肉般的苦难，可以转而进入君子的道路，太平的大道了。孟子这话还没说完，不知道他在开导陈说的时候，惠王有什么警觉启发，竟然不等他话说完，就感叹说：“只要仁义罢了，何必说利呢！”看这一句话，过去惠王在颠倒的道路上，现在惠王在平坦的大道上；过去惠王在兵戈相向的地方，现在惠王在春风和气的氛围中。可惜正道不能胜过私欲，不能最终实现孟子的意图，使得当时警觉启发的契机不能稍加施展，这是仁人君子为之叹息的原因。

译孟子拜见梁惠王，梁惠王站在池塘边，看着鸿雁、麋鹿，说：“贤者也以此为乐吗？”孟子回答说：“只有贤者才能以此为乐，不贤者即使有这些也不能以此为乐。”《诗经》说：“开始建造灵台，规划经营它，百姓们踊跃参加，没几天就建成了。开始建造不要急于求成，百姓们像儿子一样赶来。”梁王在灵囿中，母鹿安卧，母鹿毛色光亮，白鸟飞翔。梁王在灵沼中，鱼儿满池跳跃。周文王动用民力建造台池，而百姓却为此感到欢乐，称他的台为“灵台”，称他的池为“灵沼”，以拥有麋鹿鱼鳖为乐。古代圣人与百姓共同欢乐，所以能够欢乐。《汤誓》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我愿与你同归于尽。”百姓想与他同归于尽，即使有台池鸟兽，难道能独自欢乐吗？

我读《孟子》，看到他回答梁惠王“何必说利”的话，多么严厉啊！等到他回答齐宣王关于“现在的音乐、喜爱财物、喜爱美色、喜爱勇武”的问题，以及回答梁惠王关于“鸿雁麋鹿”的问题，又是多么宽和啊？况且现在的音乐，不就是利吗？喜爱财物，不就是利吗？喜爱美色、喜爱勇武，不就是利吗？台池鸟兽，不就是利吗？为什么抑制他们关于利的询问，却开启他们好利的实质呢？回答说：这就是孟子之所以成为大人的原因。那些以利益为言的人，是不顾天下而只图一己之利；是不顾邻国而只图一国之利；是不顾人民而只图一时之利。当时所谓的利，大概出于此。这就是孟子深深驳斥它的原因。况且现在的音乐，以及喜爱美色、喜爱财物、喜爱勇武、台池、鸟兽，是常人共同喜爱的。如果君主喜爱音乐与百姓相同，喜爱财物、美色、勇武、台池、鸟兽与百姓相同，有什么不可以呢？这难道只是专于一己、专于一国、专于一时吗？又怎么能与当时所谓言利的人相同呢？深刻明白这个道理，然后才可以读《孟子》的书。只有宫室、台榭、池塘、奢侈的服饰，用来残害百姓，这是商纣王得罪天下的原因。在棠地射鱼，在郎地筑台，在薛地筑台，这是《春秋》所记载的，作为警戒。现在梁惠王不敬畏先王，不顾礼法，却看着鸿雁麋鹿，对孟子说：“贤者也以此为乐吗？”假使后世自爱之士，处于此时，一定会列举商纣的故事，《春秋》的圣笔，来堵塞其源头。现在却回答说：“只有贤者才能以此为乐。”由此可知孟子之所以成为大人，大概是因为与百姓相同，而后世的士人卫道太严，使人没有行善的路径。当梁惠王看着鸿雁麋鹿，对孟子说“贤者也以此为乐吗”？他所看的地方与欢乐的地方，就是周文王的灵囿。孟子说：“只有贤者才能以此为乐”，是指他所看的地方与欢乐的地方而言，不是仅仅指鸿雁麋鹿而已。梁惠王使用它却不知道它的来源，只沉溺于鸿雁麋鹿之中罢了。只有贤者知道它的来源，所以与百姓、鸟兽共同欢乐。不贤者，只知道以鸿雁麋鹿为乐，却不知道与百姓、鸟兽共同欢乐，这就是成为夏桀、商纣，被《春秋》所记载的原因。周文王得到百姓欢乐的来源，以此欢乐来感动百姓，那么百姓踊跃参加，没几天就建成了，开始建造不要急于求成，百姓像儿子一样赶来。为什么使百姓乐于做事、努力做工如此呢？因为周文王用他欢乐的原因，感动百姓的欢乐，所以百姓乐于此，如此。以此欢乐来感动鸟兽，那么母鹿安卧，母鹿毛色光亮，白鸟飞翔，鱼儿满池跳跃。为什么使鸟兽虫鱼如此安逸愉悦呢？因为周文王用他欢乐的原因，感动鸟兽虫鱼的欢乐，所以动物乐于此，如此。我沉浸体会到这里，才相信奏响箫韶而凤凰飞来，舞动干羽而有苗归服，傅说应高宗之梦，金縢启成王之占，都不奇怪了。只有夏桀只知道物之为乐，却不知道我之所以为乐的原因，以及百姓虫鱼之所以为乐的原因，这就是百姓想与他同归于尽的原因。难道不是周文王从百姓虫鱼的欢乐中前行，而夏桀却从百姓虫鱼的忧患中前往，这就是他招致祸患的原因吗？称他的台为灵台，称他的池为灵沼，难道不是因为周文王百姓以及虫鱼的精神鼓舞，都在于此地吗？只有人，是万物之灵，万物也有灵，而人是最灵的，确实聪明作为元首。人，是万物之灵，而元首又是人中最灵的。同此一灵，那么用我此灵推及人人，有不欢乐的吗？用我此灵推及万物，有不欢乐的吗？为什么呢？因为同此一灵啊。由此推论，那么残害天物，残暴虐待百姓，难道只是不知道人物之灵，而商纣之所以为灵，也已经沦丧了，可惜啊！那么什么是灵？只需仔细品味他所看的地方与欢乐的地方，思考所谓乐此者，指何事而言，然后认识孟子的防范，而知周文王之所以感动百姓昆虫。

梁惠王说：“我对于国家，也算尽心了。河内发生饥荒，就把那里的百姓迁移到河东，把河东的粮食运到河内；河东发生饥荒，也是这样。考察邻国的政事，没有像我这样用心的。邻国的百姓没有减少，我的百姓没有增多，为什么呢？”孟子回答说：“大王喜欢战争，请让我用战争来比喻。战鼓咚咚敲响，兵器已经相接，丢弃铠甲拖着兵器逃跑；有的人跑

译走了五十步就停下来，有的走了一百步才停下来。凭着自己只走了五十步来嘲笑那些走了一百步的人，那怎么样呢？」梁惠王说：「不行！只不过没有走到一百步罢了，这同样也是逃跑啊。」孟子说：「大王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就不要希望您的百姓比邻国多了。不违背农时，粮食就吃不完；细密的渔网不进入大池塘，鱼鳖就吃不完；按照一定的季节进入山林砍伐树木，木材就用不完。粮食和鱼鳖吃不完，木材用不完，这就使百姓对生养死葬没有什么不满。百姓对生养死葬没有什么不满，这就是王道的开端。在五亩大的住宅旁，种上桑树，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丝绸了；鸡、猪、狗等家畜，不要错过它们繁殖的时节，七十岁的人就可以吃上肉了；百亩的田地，不要耽误它的农时，几口人的家庭就可以不挨饿了。认真地兴办学校教育，把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反复讲给百姓听，头发花白的老人就不会背着或顶着东西在路上行走了。七十岁的人能穿上丝绸、吃上肉，百姓不挨饿受冻，如果这样还不能称王天下，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事。猪狗吃人们吃的粮食却不知道制止，道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知道开仓赈济；人死了，却说：『这不是我的过错，是年成不好造成的。』这和拿刀刺人把人杀死，却说：『这不是我的过错，是兵器杀死的』有什么不同呢？大王不要归罪于年成，那么天下的百姓就会来归顺了。」

译我曾经读《易经》读到咸卦，没有一次不是放下书而感叹的。唉！咸，就是感应的意思。天地相互感应而万物化生，圣人感动人心而天下太平。咸卦的作用如此，而其关键则在于以虚心接纳他人。而它的卦象是山上有泽。山上有泽，正是以虚心接纳他人的象征。天下的祸患，没有比自满更大的了；而天下的善行，没有比虚心更大的了。自满则善言无法进入，虚心则过错邪恶不会停留。梁武帝吃素持戒，枯槁消瘦，以此自满，认为古人比不上自己。看他回复贺琛的信中说：“如果指责朝廷，我没有这样的事。”又有“把一种食物变成几种，把一道菜做成几十种味道”的话，他如此固执，善言怎么能进入呢？这就是他失败的原因。天下最忌讳的，莫过于桀纣；而汉高祖让萧何下狱，却说：“我不过是桀纣那样的君主。”又问周昌说：“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周昌说：“陛下是桀纣那样的君主。”高祖于是大笑。正因为梁武帝自以为是圣人，所以最终有了侯景之祸。高祖不自欺，这就是他五年成就帝业的原因。而善于谋划能够听取意见，从善如流，后世很少有人能比得上，是因为他得到了虚心接纳的象征。孟子用这个道理在齐梁之间游说。梁惠王在位五十二年，考察孟子见他的时候，在位还有十八年。然而现在孟子与梁王对话只有一两段，而与齐宣王应酬应对，几乎占了半部。为什么孟子专心侍奉齐宣王而不屑于梁惠王呢？看这些问答，才知道孟子之所以不留恋，是因为惠王自满，没有感动人心的道理。怎么说呢？看他说的话：“我对于国家，尽心了啊。”解说的人说：“‘焉耳’是恳切的语气，可以说是恰当的。”论他所谓的尽心，不过是把粮食移到河内，把百姓移到河东罢了。天生百姓而设立君主，难道只是为了移粟吗？这不过是救急的一种方法罢了，也值得放在嘴边吗？而且他认为考察邻国的政治，没有像自己这样用心的，这是他所谓的体恤百姓到了极点。唉！这还能和他谈论吗？至于齐宣王则不然，喜欢现在的音乐，喜欢财货，喜欢美色，喜欢勇武，都是天下的鄙陋言论。而宣王倾尽底蕴，坦露陈述说：“我的毛病在这里。”这也几乎达到了高祖的豁达。这就是孟子眷恋而不离去的原因。那么士君子的出处，难道可以不以孟子为标准吗？我私下考察惠王把移粟末事当作体恤百姓的大举，想见他平时看待百姓如草芥，所以自认为这一件事做得过分了。五十步笑百步的议论，难道不是极了吗？然而他说：“我的百姓没有增多”，这个意思也可以崇尚。不知道他所谓的多，是想让百姓归附呢？还是百姓多则战士多呢？如果他的意思如后一种说法，就不值得回答。如果他的意思想让百姓归附，这难道可以不全部告诉他吗？孟子不肯认为他的君主不能，而是责难君主。引导他走向王道，也可以说是善于引导君主了。又说：“不违背农时，粮食就吃不完。”这是惠王曾经无故役使百姓，而违背农田的时节了。又说：“密网不入池塘，鱼鳖就吃不完。”这是惠王曾经竭泽而渔，而用密网来捕鱼了。又说：“斧斤按时进入山林，木材就用不完。”这是惠王曾经非时营建，而暴殄天物了。倘若农时不违背，密网不入，斧斤按时，那么粮食、鱼鳖、木材既足以养生，又足以送死。养生送死，都得到安置，民心会怎样呢？这是王道的开始。然而王道不止于此，上面还有事情。实行王道而达到养老，那么忠厚的风气形成，而《行苇》的诗作成了。什么叫养老？五亩的宅地，种上桑树，那么没有丝帛不暖和，像五十岁的人就没有忧虑了。鸡猪狗不失时，那么没有肉不饱，像七十岁的人就没有忧虑了。百亩的田地，不夺其时，那么几口之家上事父母下养子女就没有忧虑了。谨慎学校之教，反复强调孝悌之义，那么老者像我的父亲，长者像我的兄长，而白发者在道路上没有背负重担的忧虑了。实行王道而使老者都安适，有衣有肉有食有代替他们劳作的人，那么雍穆的风气、和平的景象就可以知道了。我曾经寻求王道而不知道方向，读到这里才知道所谓王道，其忠厚和乐竟然到了这种程度。如果一国这样实行，那么邻国听到，老者、长者、少者、贫乏者、苦于征役者都喜悦而愿意归附。又何必担心百姓不多呢？孟子的这番回答，可以说是举网提纲、挈裘振领了。奈何惠王习气不除，邪说犹在，私意方炽，而不能实行这道。悲夫！孟子既以王道引导他了，就针对当时的弊政告诉他：“现在狗猪吃人的粮食而不知道检点，这是惠王有苑囿的爱好。野外有饿死的人而不知道开仓，这是惠王吝啬赈济。况且年成之所以凶，是因为和气不生。和气之所以不生，是因为我的心术不得其道，而政令违背了百姓，这难道不是惠王的过错吗？现在百姓到了饿死的程度，却归咎于凶年，知道根本的人本来是这样吗？倘若让惠王知道年成之所以凶，是因为我的心术不正，政令不善，而

译列举孟子的学说，按次序去实行，这真是所谓百姓归附他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充沛盛大，谁能阻挡得住呢？然而最终没有听说惠王去实行，这就是我痛心于礼乐教化不能兴盛的原因。

译梁惠王说：“我希望能安心地接受您的教导。”孟子回答说：“用木棍杀人和用刀杀人，有什么不同吗？”梁惠王说：“没有什么不同。”孟子说：“用刀杀人和用暴政杀人，有什么不同吗？”梁惠王说：“没有什么不同。”孟子说：“厨房里堆满了肥肉，马厩里养着肥马，百姓面带饥色，野外有饿死的尸体，这就是率领野兽来吃人。野兽互相残食，人们尚且厌恶；作为百姓的父母官，施行政令却免不了率领野兽来吃人，哪里还配做百姓的父母呢？”孔子说：“第一个制作俑来陪葬的人，大概会断绝后代吧？因为俑像人的样子而被用来陪葬。怎么能忍心让百姓饥饿而死呢？”梁惠王在位第二年，在马陵打败韩国，在怀地打败赵国，在观地打败魏国。第五年，被秦国打败。第六年，攻打宋国。第九年，在浍地打败韩国，与秦国交战，秦国在少梁打败我们，俘虏了公孙痤。第十年，攻打赵国。第十六年，侵犯宋国。第十七年，与秦国在元里交战，秦国夺取了我们的少梁，包围了赵国的邯郸。第十八年，在防地防守。他喜好战争到了这种地步，把百姓看得多么轻贱啊！圣王的学问，从格物致知，一直到治理天下国家，其根本都在于百姓罢了。人，是天地之德的体现，阴阳交汇的产物，鬼神的界限，五行中的秀气，怎么能不保护爱惜，而像这样残害毁坏他们呢？孟子深切痛惜百姓的不幸，不死于战争，就死于暴政，于是趁着惠王有接受教导的愿望，极力陈述弊政害民的祸患。然而世上的人没有不知道木棍和刀能杀人的，却不知道政令也能杀人。孟子学问源自圣门，正直而不傲慢，委曲而不屈服，他的言辞委婉曲折，使听者忘记疲劳，领悟者心神陶醉。如果直接告诉人们政令能杀人，他们必定沉默而不听；如果告诉他们手持木棍和刀杀人，他们必定震惊沮丧，因为这话不虚假。孟子的学问顺应人的情理，循序渐进，所以开始告诉惠王：“用木棍杀人和用刀杀人，有什么不同吗？”这件事明白无疑，所以惠王回答说：“没有什么不同。”又告诉他说：“用刀杀人和用政令杀人，有什么不同吗？”惠王知道这话有来历，所以回答说：“没有什么不同。”孟子又担心惠王的心始终不能醒悟政令杀人的原因，所以详细列举陈述并告诉他说：“厨房里有肥肉，是不知百姓饥饿。”又说：“马厩里有肥马，是不知百姓饥饿反而不如马吃饱。”国君的粮仓，马的饲料，是从哪里来的呢？百姓竭尽全力侍奉君主，君主的粮仓本来应当有储备。夺取百姓的食物来供给马的饲料，这就是率领野兽来吃人。人是万物之灵，现在爱马而轻视人，马确实肥了。百姓却面带饥色，野外却有饿死的尸体，这是为什么呢？自从二帝三王以来，所以传位给子孙、任命贤哲的，是为了百姓而不是为了马。守卫郡县的是百姓，不是马；供给赋税徭役的是百姓，不是马；兴办教化、美化风俗的是百姓，不是马；最愚昧却最神明，最柔弱却最强悍的是百姓，不是马。现在却爱马而轻视百姓，难道不痛心吗？元首作为百姓的父母，不是作为马的父母。现在却为了马的缘故夺取百姓的食物，来喂养马，这就是率领野兽来吃人。马与野兽相差不远，它们互相残食，人们尚且厌恶其互相残杀，何况违背常理、侵犯本分，以至于夺取人的食物呢？由此看来，梁王的马不只是一匹马，这与卫懿公喜好鹤相当吗？不然的话，梁王的弊政也很多。孟子为什么以此进言呢？制作俑来像人，孔子尚且认为会断绝后代，像人的形状用来陪葬，尚且不可以，何况把活人置于饥饿之地，使他们濒临死亡，而夺取他们的食物来供给马呢？唉！孟子这番议论，难道仅仅是为了马而已吗？他的意思是惠王喜好战争，平时不把百姓当作事，所以借事进谏，阐明百姓不可不爱，而以像人的说法作为警示，使惠王反思说：“夺取百姓的食物来喂马，孟子尚且认为不可以，何况我把活人置于必死之地，去谋取土地呢？”他小小的为当时计策的用心，未曾不深切周到。看他说的话：“我能替君主开拓土地，充实府库，现在所谓的良臣，古代所谓的民贼。君主不向往道，不立志于仁，而求富，这是使桀更富。我能替君主与盟国约战必克，现在所谓的良臣，古代所谓的民贼。君主不向往道，不立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这是辅佐桀。”所谓立志于仁，就是爱民罢了。如果孟子的学说得以施行，岂止是一国的百姓安定，天下的百姓都安定？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视百姓如同子女，知道他们是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防，五行之秀气，而不可忽视。我们这些人将要在世上有所作为，如果不侍奉君主以爱民，还学什么呢？

梁惠王说：“晋国，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这是老先生您所知道的。等到我这一代，东边被齐国打败，长子战死；西边丧失土地给秦国七百里，南边被楚国羞辱。我对此感到耻辱，希望为死去的将士报仇雪恨，怎么做才可以呢？”孟子回答说：“方圆百里的土地就可以称王。君主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减少刑罚，减轻赋税，深耕细作，及时除草。壮年人在闲暇时间修养孝悌忠信，在家侍奉父兄，在外侍奉尊长，就可以使他们拿着木棍来抵挡秦楚的坚甲利兵了。他们剥夺百姓的农时，使百姓不能耕种除草来供养父母，父母受冻挨饿，兄弟妻子

译百姓离散。那些国君使他们的百姓陷入苦难，大王前去征讨他们，有谁能与大王为敌呢？所以说：‘仁德的人没有对手。’大王请不要怀疑。”

译读书的人不应当只顺从文章的表面，而应当观察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利害得失、是否可行，考察问答是否得当，深入探究并努力考证，这样才能看到古人的用心。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学问就不深刻，也不足以应对天下的变故。我考察惠王的这个问题，而孟子却这样回答，在当时看来是迂阔而不切合实际情势的。孟子亲自从子思那里受道，子思从曾子那里受道，曾子从孔子那里受道。况且曾子一脉源流纯正，是有根本的学问，难道只是窃取三代的虚名而不适应当世的需要吗？然而用当时的情况来考察，孟子的回答，果真能洗雪惠王的耻辱并击败秦楚坚固的铠甲和锐利的兵器吗？这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怀疑得很深，所以思考得很迫切；思考得很迫切，所以能稍微认识孟子的用心，请让我试着论述一下。惠王问：“向东在齐国战败，长子战死”，这就是惠王三十年，齐威王任命田忌为将，采用孙膑的计谋，在马陵杀庞涓，俘虏太子申，就是这件事。又说“向西在秦国丢失土地七百里”，这就是三十一年，秦国采用商鞅的计谋，诱骗公子卬并俘虏他，惠王迁都到大梁，就是这件事。又说“向南在楚国受辱”，考察史书却没有见到。这时秦惠文王正采用张仪的计谋，破坏合纵盟约；齐宣王正尊崇稷下学宫的先生，谋划强国；楚国又是大国，占有五湖三江的利益，占据方城汉水的险要，又有陈轸为他谋划。为惠王当时出谋划策的人，应当有奇谋秘策，来制约这三个国家的命运，洗雪平日的耻辱。如果真像孟子所说，不询问三个国家的谋略，不顾及三个国家的兵甲，不谈论强兵而说“减轻刑罚”，不谈论富国而说“减少赋税”，不讲究战斗而说“深耕细作”，“壮年人修养孝悌忠信，在家侍奉父兄，在外侍奉长官”。我担心三个国家听到这些，没有不暗中发笑的，像张仪那样有智谋，像稷下先生那样有谋略，像楚国那样强大，应当以重兵压境，长矛直指宫阙，谈笑间就夺取了魏国，而惠王的宗庙社稷，恐怕都保不住，哪有空闲拿着木棒去击败别人呢？宋襄公不攻击没有排好阵势的敌人，最终被楚国打败；陈余不使用诈谋奇计，最终被韩信擒获。以兵器军队相临，稍微失去时机，就会遭受祸患。然而像孟子的论述，这与拿着干戚跳舞来解除平城之围，诵读《孝经》来击退至剧的盗贼有什么不同呢？从后世看来，张仪在秦国，稷下先生在齐国，楚国在南方，惠王在这个时候，想要制约三个国家的命运，洗雪平日的耻辱，应当回答说：“梁国东面有淮水颍水，西面有长城，南面有鸿沟的险要，北面有河外的阻碍；战车千辆，战马万匹，却被三个国家所制约。我私下为大王感到耻辱。为大王的计策，不如亲近秦国而离间楚国，派遣一个使者向西进入秦国，说：‘我国私下仰慕大王的高义，愿意为王您扫地除尘，效犬马之劳。’’现在天下强国三个，而楚国最为强大，有三江五湖的利益，有方城汉水的险要。大王想要天下都在自己指挥调遣之列，不如先夺取最大的那个。最大的灭亡，那么小的就不劳鞭打就臣服了。为大王的计策，不如先讨伐楚国。一支军队出函谷关，直抵陈蔡对抗其冲要；一支军队出武关，沿汉水搏击其要害。我国想要扫清境内的民众，来助长大王的威势，秦王一定会听从。这是借秦国的兵，而在楚国洗雪耻辱。楚国不灭亡，那么秦国的军队也已经疲惫了。于是又劝说秦国说：‘秦国占据百二之险，地处四塞之国，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而齐国、楚国竟然与秦国抗衡。大王听从我国的计策，楚国已经在掌握之中了，不值得忧虑。’山东的国家，只有齐国最大。大王出兵讨伐楚国，齐国既然不能派遣一个使者来自我效命，又不能发动奇兵来断后，而是深闭固守，坐观成败。为现在的计策，不如趁着讨伐楚国的威势，凭借已经胜利的优势，向东指向齐地，齐国将领将拱手听从秦国的所为。秦国是虎狼，其心不知满足。既然得到楚国，必定讨伐齐国。两只老虎相搏，势不两全，大的受伤，小的灭亡。我们趁其疲惫而控制其后路。秦国胜利，那么齐国的耻辱固然已经洗雪；如果秦国不胜利，秦国、齐国两败俱伤，我们举境内之力一举而全部夺取。这样三个国家的耻辱，一朝而全部洗雪；而三个国家的土地，我们都得到其利益。如果真有这样的谋略，难道只是惠王认为对吗？而后世观看孟子的人，也知道儒者的学问是有用的了。现在不知道出此计策，而以减轻刑罚、减少赋税、深耕细作、修养孝悌忠信、在家侍奉父兄、在外侍奉长官为言，难道孟子亲自传授圣人之道，反而不如后世的士人吗？然而他的言论如此，为什么呢？我考察春秋以来，王纲解纽，诸侯放纵，礼乐征伐不从天子出，而从诸侯出；后来不从诸侯出而从大夫出；再后来不从大夫出而从陪臣出，流离至此，到了孟子时，已经极点了。一句话不中听，一个拜礼不回报，两国就交兵，暴尸荒野以逞快意，百姓涂炭，化为血肉。这种情况不知有多少，已经百年了。当世的君主，从有见识到老死，只知道战斗是高尚的，不知道其他。当世的士人，从束发至成年到穿官服，只知道进取是长久的，不知道其他。先王的风范，遥远而不再出现。然而天生众民，有物就有法则

译上天赋予人的本性，就是喜爱美好的德行。回想人的本心，难道不愿意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兄长像兄长、弟弟像弟弟，丈夫像丈夫、妻子像妻子，乡里宗族之间联结紧密，亲戚朋友之间相亲相爱，拥有鸡猪黍稷、美酒牛羊，用于祭祀宾客，宴饮欢乐，亲近和睦，互相友爱帮助，互相扶持，从而实现生存的快乐吗？只是因为战乱不断，父子兄弟夫妇不能互相保全，而乡里宗族亲戚朋友不能互相收容，至于鸡猪黍稷、美酒牛羊、祭祀宾客、宴饮欢乐、亲近和睦这些事物，又平生未曾见识过。天下人的心思，没有不在此处的。只有孟子认识到这一点，而苏秦、张仪以及稷下学宫的那些人，正处在阴险狡诈之中，又哪里懂得这个道理呢？既然天下人的心思在此，如果有谁能把这种心思展示出来，那么一天之内就能影响千古，一息之间就能通达千里，互相传告，谁不愿意做他的百姓呢？因为战乱的原因，统治者视人如草芥。现在减轻刑罚，百姓得以保全性命，难道不快乐吗？因为战乱的原因，赋税征收苛刻至极。现在减轻赋税，百姓得以宽缓供给，难道不快乐吗？因为战乱的原因，田地大多荒芜。现在深耕细作，那么千仓万箱的丰收，可以作为农夫的喜庆，难道不快乐吗？因为战乱的原因，父子不能相见，兄弟离散，智谋互相欺骗，诡诈互相压胜。现在修习孝悌忠信，那么父子相爱，兄弟相怜，诚心实德，博爱互相信任，难道不快乐吗？况且各国都以战乱为事，而小小的梁国，却能秉持天下人的心思，在一个国家施行。它的声望所传，风气所崇尚，无不尊奉它如同天帝，爱戴它如同父母。即使苏秦的谋略、稷下学宫的辩才，在那颓败的城墙沟壑之中，独自举出先王之道并加以施行。如果百姓像禽兽一样，那就不必说了；如果他们是人，难道能不内心感动、肃然起敬吗？假使有卑劣之心，施展奸诈谋略，放纵诡辩，用武力来威胁百姓，百姓的心，本来就已经信服我的德化，仰慕我的仁政了。我派遣能言善辩的人，论述他们国君的残暴，而我们国君的仁爱；论述他们国家政治的苛酷，而我们国君的美善。怎么知道他们不会放下武器、停止战马，愿意成为我们的百姓呢？如果都不是这样，看到我有恩德在百姓心中的思念，我有政令在百姓耳目的听闻，他们将会保全父子兄弟，保卫亲戚朋友，爱护家室土地，而不忘记我的抚育爱护，必定会在内竭尽心力，在外尽忠效力。三军同心，众士齐力，视敌人如盗贼，视我们如父亲，只进不退，宁死不降。这是仁义的军队，不是仅仅依靠纪律约束的末节。秦国、楚国虽然强大，我有什么可畏惧的呢？所以说：“他们使百姓陷入困境，大王前去征讨，谁能与大王为敌呢？”征伐的意思是匡正，各自想要匡正自己。实行孟子的学说，正要匡正天下的罪恶，难道还畏惧别人的进攻吗？实行久了，向东指向齐国，齐国就溃败；向西指向秦国，秦国就臣服；向南指向楚国，楚国就崩溃。号令指挥，完全出于我。周王室已经衰微，就让它如同未衰微时一样，我难道仅仅满足于重演齐桓公的故事，率领诸侯匡正王室吗？固然将秉承天子的命令，来制服诸侯，朝见会盟，以归附事奉天子，恢复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功业，难道不是伟大的吗？可惜惠王没有见识，不能相信他的学说。所以我极力推究当时的情意，而深入阐明孟子的心意，来告诉我们的士人。

译孟子传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孟子传卷二

宋 张九成 撰

孟子拜见梁襄王，出来后对别人说：“远远望去，他不像个国君；走近了看，也看不出有什么令人敬畏的地方。”他忽然问道：“天下要怎样才能安定呢？”我回答说：“天下统一才能安定。”（梁襄王问）谁能统一天下呢？我回答说：“不喜欢杀人的人能够统一天下。”（梁襄王问）谁能归附他呢？我回答说：“天下没有人不归附他的。”大王知道禾苗吗？七八月之间，如果干旱，禾苗就枯槁了。天上乌云密布，大雨倾盆而下，那么禾苗就会蓬勃地生长起来。如果像这样，谁能阻挡它呢？如今天下的君主，没有不喜欢杀人的。如果有不喜欢杀人的人，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伸长脖子盼望他。如果真的像这样，百姓归附他，就像水向低处流一样，浩浩荡荡，谁能阻挡呢？

梁襄王的为人平易简朴，所以他心中所存的也是仁爱宽大，不像战国时期的君主那样。远远望去不像国君，走近了看不出令人敬畏的地方，可以想见他平易简朴，没有傲慢无礼的声音脸色，把人拒之千里之外。于是忽然问道：“天下要怎样才能安定呢？”大概是他心中所存的，怜悯天下四分五裂，日日互相吞并，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所以一见孟子，不等寒暄客套，就忽然问起天下的事。当时君臣天天以谈论利益为事，只局限于一国、一己、一时罢了，何曾以天下为心？现在却有“天下要怎样才能安定”的说法，多么广大仁爱啊！孟子用“统一”来回答，认为天下的安定，只在于掌握根本和要害的君主。又问：“谁能统一呢？”他的意思是“谁能掌握根本和要害呢？”孟子用“不喜欢杀人的人能够统一”来回答，认为掌握根本和要害的方法，只在于不喜欢杀人罢了。又问：“谁能归附他呢？”意思是“谁能归附不喜欢杀人的君主呢？”看这一句话，可以想见当时以杀人为能事，像秦国有商鞅，齐国有孙膑，苏秦、张仪，又用口舌在中间鼓动战争，认为天下所归附的，是能够杀人的人。这正是当时战国君臣思考朝廷政事，以及游说客卿恐吓诸侯的，都以杀人为能事。只有孟子衡量天理，验证人情，考察二帝三王之道，清楚地知道不喜欢杀人的人，天下没有人不归附他。何况自春秋以来，战争接连不断，到孟子时达到极点。早上军队兵临城下，杀的人不知有多少；晚上出兵报复，杀的人又不知有多少。唯独人的父亲成为孤儿，人的儿子兄弟互相哭泣，夫妇生离死别，肝脑涂地，尸首分离，暴尸如山，流血成河，冤声杀气遍满天地。天下的百姓希望得到父子相保，兄弟相扶，夫妻和睦，乡里宗族亲戚朋友互相往来，鸡猪黍稷酒醴牛羊互相宴乐，也已经很久了。那些商鞅、孙膑、苏秦、张仪几个人，以及当时战国的臣子，正磨牙摇毒，视天下人为血食，以此作为进身之计，而君主也甘受他们的说法，以杀人为功业。只有孟子深知天理人情，以及二帝三王之道，当时天下的人心，厌倦听到金鼓之声，希望听到管弦之奏，厌恶看到旌旗之色，希望看到俎豆之陈，不愿意兵戈相寻，只希望讲信修睦之乐，不愿意父子兄弟相别，只希望骨肉宗支相保，所以极力为当时陈述不杀人的说法，并且说：“大王知道禾苗吗？七八月之间，干旱则禾苗枯槁。这是当时君主嗜杀人的象征。”又说：“天上乌云密布，大雨倾盆而下，那么禾苗就会蓬勃地生长起来。这是说不杀人的人像云雨降临，使百姓父母相保，兄弟相扶，夫妻和睦，乡里宗族亲戚互相往来，鸡猪黍稷酒醴牛羊互相宴乐，这就是所谓蓬勃生长的象征。”汉高祖进入秦地，不杀一人，而约法三章，百姓心悦诚服，所以最终拥有天下。项羽杀人如麻，最终有什么成就呢？唐高祖进入关中，不杀一人，只诛杀高德儒罢了，百姓心悦诚服，所以最终拥有天下。朱粲之类的人吃人像狗猪一样，最终有什么作为呢？五代之际，互相屠戮，他们的传承不过一代两代罢了。我艺祖皇帝仁心如天，未曾杀戮一个无辜的人，所以天下归心，而削平僭越叛乱，天下统一。那么孟子所说的“如果有不喜欢杀人的人，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伸长脖子盼望他”，以及百姓归附他像水向低处流，难道是虚言吗？我私下认为士大夫的学问，应当是实用的学问，必须尊奉圣王而推崇颜回、孟子。帝王的学问，是什么学问呢？是以百姓为心的学问。从致知格物，到平治天下家国，何尝不以百姓为心呢？如果学问不精深，不先于致知，使天下的事物足以扰乱我的认知，那么道理不能穷尽，道理不能穷尽则事物不能格正，事物不能格正则认知不能达到，意念不真诚，心不正，身不修，出仕治理天下国家，就会成为商鞅、苏张之类的人，视人为血肉，而天下不能安生。那么不是帝王之道，颜孟之说，学者怎能留心？像商君之学，苏张之学，稷下之学，都是先王认为的邪道，不待教化就诛杀的人。孟子深刻批驳杨朱、墨翟，难道不是出于这个原因吗？至于编织

译工匠以辞藻对偶为巧，以此谋求富贵、招致声誉，却说：“这是我的学问。”唉，这也能算有用吗？我认为士大夫的学问，应当是实用的学问，必须效法圣王、尊崇颜回和孟子，原因就在于此。

译齐宣王问道：“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可以讲给我听听吗？”孟子回答说：“孔子的门徒中没有谈论齐桓公、晋文公事迹的，因此后世没有流传下来。我没有听说过，如果不谈霸业，那就谈谈王道吧？”齐宣王说：“德行要怎样才可以称王天下呢？”孟子说：“安定百姓而称王天下，就没有谁能阻挡了。”齐宣王说：“像我这样的人，可以安定百姓吗？”孟子说：“可以。”齐宣王说：“凭什么知道我可以呢？”孟子说：“我听胡龁说：‘大王坐在堂上，有人牵着牛从堂下经过，大王看见了，问：‘这牛要牵到哪里去？’回答说：‘要用它来祭钟。’大王说：‘放了它吧，我不忍心看它恐惧颤抖的样子，就像无罪的人走向死地一样。’那人说：‘那么废除祭钟的仪式吗？’大王说：‘怎么可以废除呢？用羊替换它吧。’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齐宣王说：“有的。”孟子说：“这种心足以称王天下了。百姓都以为大王是吝啬，我本来就知道大王是不忍心。”齐宣王说：“是的，确实有百姓这样认为。齐国虽然狭小，我怎么会吝啬一头牛呢？只是不忍心看它恐惧颤抖的样子，就像无罪的人走向死地，所以用羊替换它。”孟子说：“大王不要怪百姓认为您吝啬。用小的替换大的，他们哪里知道您的本意呢？大王如果怜悯它无罪而走向死地，那么牛和羊有什么区别呢？”齐宣王笑着说：“这到底是什么心思呢？我不是吝啬钱财才用羊替换牛的，百姓说我吝啬是应该的。”孟子说：“没有关系。这是仁爱的表现，因为看见了牛而没有看见羊。君子对于飞禽走兽，看见它们活着，就不忍心看见它们死去；听到它们的哀鸣，就不忍心吃它们的肉，所以君子要远离厨房。”齐宣王高兴地说：“《诗经》说：‘别人有什么心思，我能揣测到。’说的就是先生您啊。我做了这件事，反过来思考，却找不到自己的本心。先生一说，我心里就有所触动。这种心之所以符合王道，是什么道理呢？”孟子说：“有人向大王报告说：‘我的力气足以举起三千斤，却举不起一根羽毛；眼力足以看清秋天鸟兽身上新长的细毛尖端，却看不见一车柴草。’大王会相信他吗？”齐宣王说：“不会。”如今大王的恩惠足以施及禽兽，而功德却达不到百姓身上，这是为什么呢？那么，举不起一根羽毛，是因为不肯用力；看不见一车柴草，是因为不肯用眼；百姓得不到安定，是因为不肯施恩。所以大王不能称王天下，是不去做，而不是做不到。齐宣王说：“不肯做和做不到的表现，有什么不同？”孟子说：“挟着泰山跳过北海，对人说：‘我做不到’，这是确实做不到；替长辈按摩肢体，对人说：‘我做不到’，这是不肯做，而不是做不到。所以大王不能称王天下，不属于挟着泰山跳过北海那一类，而是属于替长辈按摩肢体那一类。尊敬自己的长辈，从而推广到尊敬别人的长辈；爱护自己的子女，从而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子女，这样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心里运转一样容易了。《诗经》说：‘给妻子做榜样，推广到兄弟，从而治理好家庭和邦国。’说的就是把这种心推广到别人身上罢了。所以推广恩惠足以安定天下，不推广恩惠连妻子儿女都保不住。古代的人超过别人很多，没有别的，只是善于推广他们的善行罢了。如今大王的恩惠足以施及禽兽，而功德却达不到百姓身上，这是为什么呢？称量然后才知道轻重，度量然后才知道长短，万物都是这样，人心尤其如此。请大王衡量一下。难道大王要发动战争，使将士冒危险，与诸侯结怨，然后心里才痛快吗？”齐宣王说：“不，我怎么会在这上面痛快呢？我是为了追求我最大的欲望。”孟子说：“大王最大的欲望，可以说出来吗？”齐宣王笑着不说话。孟子说：“是因为肥美的食物不够吃吗？轻暖的衣服不够穿吗？艳丽的色彩不够看吗？动听的音乐不够听吗？宠幸的近臣不够使唤吗？大王的臣子都足以供给这些，难道大王是为了这些吗？”齐宣王说：“不，我不是为了这些。”孟子说：“那么大王的最大欲望可以知道了：是想开拓疆土，使秦、楚两国来朝见，统治中原地区并安抚四方少数民族。凭您现在的做法去追求您想要的，就像爬到树上去找鱼一样。”齐宣王说：“竟然严重到这种地步吗？”孟子说：“恐怕比这更严重。爬到树上去找鱼，虽然找不到鱼，不会有后患；凭您现在的做法去追求您想要的，竭尽心力去做，以后一定有灾祸。”齐宣王说：“可以说出来吗？”孟子说：“邹国人和楚国人打仗，大王认为谁会赢？”齐宣王说：“楚国人会赢。”孟子说：“那么小国本来就不能抵挡大国，人少本来就不能抵挡人多，弱小本来就不能抵挡强大。天下的土地，纵横千里的有九块，齐国总共只占其中一块，凭一块去使八块服从，这和邹国抵挡楚国有什么不同呢？何不回到根本上来呢？现在大王发布政令施行仁政，使天下的读书人都想在您的朝廷做官，耕种的人都想在您的田野耕种，做生意的人都想在您的市场储存货物，旅行的人都想在您的道路上行走，天下痛恨自己君主的人都想向您申诉。如果这样，谁能抵挡您呢？”齐宣王说：“我糊涂，不能达到这种境界，希望先生辅助我的志向，明确地教导我，我虽然不聪明，也请让我尝试一下。”孟子说：“没有固定的产业而有固定的道德观念，只有士人才能做到。至于百姓，如果没有固定的产业，因而就没有固定的道德观念，如果没有固定的道德观念，就会胡作非为，没有不做的，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接着惩罚他们，这是陷害百姓。哪有仁爱的人在位，却陷害百姓而可以做的呢？所以贤明的君主规定百姓的产业，一定要使他们向上足以赡养父母，向下足以养活妻子儿女，好年景终身饱暖，坏年景免于死亡，然后引导他们向善，所以百姓跟随他很容易。现在规定百姓的产业，向上不足以赡养父母，向下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好年景终身劳苦，坏年景不免于死亡，这只能救

译死了都怕不够，哪里还有空闲去讲求礼义呢？大王如果想实行仁政，何不回到根本上来呢？在五亩大的住宅周围，种上桑树，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上丝织品的衣服了。鸡、猪、狗等家畜，不要错过它们繁殖的时节，七十岁的人就可以吃上肉了。百亩大的田地，不要耽误农时，八口人的家庭就可以不挨饿了。认真地兴办学校教育，把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反复讲给百姓听，头发花白的老人就不会背着东西在路上行走了。老年人穿丝织品、吃肉类，百姓不挨饿受冻，这样还不能称王天下的，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译有圣王的学问，有霸者的学问。圣王的学问，其根本在于天下国家，所以其学说以民为主。霸者的学问，其根本在于便利自己罢了，所以其学说以利为主。以利为主，其弊端的极致，难道还会知道有百姓吗？百姓饥饿冻死，一切都不顾，只求我自己便利罢了。所以百姓连糟糠都吃不饱，而我却吃着精美的粮食和肥美的肉食；百姓粗布短衣都不完整，而我却穿着狐皮大衣，披着翠羽华服；百姓的田产房屋无法保全，而我却拥有高堂大厦。以至于放纵兼并吞并的野心，即使毁灭他人的宗庙、颠覆他人的国家，也不顾；发泄愤怒的心情，即使尸骨堆积成山、血流成河，也不顾。谈论利益不止，到秦国时达到了极致。伊阙之战，坑杀二十四万人；长平之战，坑杀四十万人。利益到了极致，祸患便产生了。项羽进入关中，又坑杀二十万人；焚烧秦朝宫室，大火三个月不灭。唉，祸患到了这个地步真是极致了！其根源乃是齐桓公、晋文公开创了利益的先例。利益的大门一旦打开，惊天动地、熔化岩石，波涛翻滚、焚烧灼热，不达到秦、项那样的残酷是不会停止的。唉，多么痛心啊！孔子的门下，深深看到这种弊病，必定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所以即使是三尺高的孩童也羞于谈论霸道。往往他们看待霸者的学问，如同蜂蝎的毒液，如同鸩鸟的毒药，哪里肯去讲论道说呢？然而凭借孟子的智慧与辩才，驳斥割烹的谬误，论述痈疽的学说，纠正《武成》篇的记载，解释《云汉》篇的诗义，他博学多闻，见识高远，还有什么书不读，什么事不知道？对于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想必研究得很精深，论述得很熟稔，指出他们的过失并了解他们的谋略，也已经很久了。现在对齐王却说：“后世没有流传，我没有听说过。”为什么呢？齐桓公、晋文公的心，主要在于追求利益。战国时期的君主，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具体事迹，但其心法本来就已经人人相传了。孟子看待他们，正如蛆虫苍蝇和粪秽，谈论就会污秽口舌，书写就会污秽简册，哪里肯为别人讲说呢？有人说：“齐桓公、晋文公纠合诸侯，尊崇周王室，孔子称赞他们的仁德，说‘多次会合诸侯，不依靠武力’，‘说周天子在河阳巡狩’，他对齐桓公、晋文公的肯定已经到了极点。为什么孟子如此厌恶他们呢？”大概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能够假借仁义，是因为其弊端在于以利为主。以利为主，到孟子时大为炽盛，到秦始皇时达到了极致。不堵塞其源头，不断绝其根本，不符合圣王的心意。既然遏制了齐王追求利益的心，而开启了为民的道路，就用圣王的学问来洗刷他的浅陋。这是孟子的本意。他说：“如果不这样，那么称王吗？”是对的。谁称王呢？保护百姓就能称王。所以我认为圣王的学问，其根本在于天下国家，所以其学说以民为主，就是这个道理。霸者的学问，其根本在于便利自己，所以其学说以利为主。以利为主，致使百姓糟糠吃不饱，粗布短衣不完整，田产房屋无法保全，以至于毁灭他人的宗庙，颠覆他人的国家，尸骨堆积成山，血流成河，这是鬼魅之道中的事情。以民为主，必定要使天下的百姓，父子互相保护，兄弟互相扶持，家庭和睦，乡邻族党，亲戚朋友互相往来，鸡猪小米，美酒牛羊互相宴乐，然后才停止。我曾经探求王道，却不知其端绪，现在读孟子，才知道所谓王道，必定是保护百姓使其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这才叫王道。唉，王道难道不伟大吗？当时的诸侯，以利益为事务，耳听目视，心思钩索，家庭闲谈，臣下研讨，无非是利益罢了，哪里有一念与王道相合的呢？然而上天生育百姓，有万物就有法则，百姓秉持常道，喜好美德，秉持常道的本性，是人所固有的。说当时的诸侯不行王道是可以的，但一概认为没有王道，岂不是严重诬蔑天下人没有秉持常道的本性吗？孟子游历齐国和梁国，正当周显王的时候，距离周赧王时不过一二十年，王室衰微，不可挽救。当时只有秦、楚、齐是大国，而韩、赵、燕、魏、宋、鲁都是小国，土地不广阔，人才不多，而且他们的君主都是平庸之辈，没有英伟秀杰的气概，可以在旦夕之间兴起王道的。秦、楚僭越号称王，都是强暴之类，如果让他们得志，就不再有人道了。只有齐国是太公的旧地，而宣王是帝舜的后裔，又恢廓质朴，恰好在威王之后，有纲纪英杰的风范，所以孟子不进入秦、楚，而在宣王处盘桓，是有原因的。孟子暗中观察天下诸侯，有可以施行王道的人，不是一天两天了。听说宣王有换牛的心，这是圣王的心，只是宣王自己不知道罢了。这就是为什么因为有保民而称王的学说，而宣王有“像我这样的人可以保民吗”的疑问，于是举出换牛的事来问他，从而扩大他不忍的心，王道到这里就大光明亮了。不忍牛恐惧发抖，若无罪而死，这颗心就是圣王的心。圣王将这颗心推广到百姓，所以不忍百姓饥饿冻死不得其所，而为他们提供五亩的宅地，百亩的田地，认真进行学校教育，使老年人穿丝绸吃肉，不在道路上背负重物，都不饥饿寒冷，不转死在沟壑中，这就叫圣王。现在齐王的不忍心与圣王相同，然而齐王的不忍心施于一头牛，而圣王的不忍心施于百姓，这就是孟子指出他不忍的心而引导他进入王道的原因。而王道也很伟大了，就在于不忍心这一点。如果不是异类，谁

译难道没有不忍之心吗？这是王道，是人人所固有的，如果不是孟子指出，谁又知道王道的关键仅仅在于不忍呢？那么孟子对名教的功劳就太大了。然而孟子阐发道义具有造化之功，学者不可不仔细考察。他说“百姓都以为大王吝啬”，既然已经肯定齐王有不忍之心，以此开启他向善的道路，却又说“百姓都以为大王吝啬”，以此规劝他对百姓缺乏慈惠的实际行动。这难道不是因为齐王平时征收关门税、市场税、田租赋税，无不苛刻，而在灾荒饥馑之年，老弱之人转死沟壑，壮年之人流散四方，却没有赈济施舍的政策吗？百姓习惯于知道大王的吝啬，所以用羊换牛，都以为是因为吝啬。这里的“爱”不是仁爱的爱，而是爱惜的爱，即吝啬的意思。如果百姓不信任大王像这样，难道不是因为平时没有恩惠施及他们吗？所以看到今天恩惠施及禽兽，反而认为是以小换大。然而孟子既然规劝他的过失，又激励他的志向，所以说“我本来就知道大王有不忍之心”。齐王听到这话不仅没有发怒，反而说“是的，确实有百姓这样说，意思是百姓确实有这种言论”。又说“齐国虽然狭小，我怎么会吝啬一头牛呢？只是不忍心看它恐惧发抖的样子，它没有罪过却要走向死地，所以用羊换它罢了”。他的言辞平易曲折，也可以看出齐王度量宽大有容，这正是孟子所欣喜的。并且又解释说“大王不要怪百姓认为大王吝啬，用小的羊换大的牛，他们又怎么知道大王的本心呢？”如果认为大王痛惜牛无罪而走向死地，难道不知道羊有什么罪过而不值得怜悯吗？这样羊也是值得痛惜的。论及无罪而值得痛惜，那么牛羊是一样的，又何必有所选择呢？孟子担心齐王因为百姓不了解他的心意而产生愠怒之意，所以痛切地剖析，那么孟子对事物情态的熟悉、对人情的阅历，也就很深了。而阐发明白，使人心地透彻知晓，难道不是学问功夫吗？大王听到“牛羊有什么选择”的话，于是自己知道痛惜牛无罪而不怜悯羊的可怜之处，于是笑着说“这到底是什么心思呢？”然而论及我的本心，并不是爱惜钱财。既然用羊换牛，以小换大，百姓认为我吝啬是理所当然的。孟子又担心齐王忘记他不忍之心的道路，又扩大说：“没有关系，这是仁爱的方法，术就是路。因为不忍心牛恐惧发抖，这就是仁爱显现的道路。当时只看见牛而没有看见羊，所以仁爱发于牛。为什么呢？因为看见它活着，不忍心看见它死去；听见它的叫声，不忍心吃它的肉。齐王因为孟子深知他的心意，于是非常高兴，并引用《诗经》作为证据说：‘别人有心事，我能揣度它。’说的就是先生啊。然而齐王当时施行不忍之心，却不认识它的端倪，因为孟子指出这是圣贤的心，于是认识到此心的显现之处。这一指的功夫，可以说是很大了。怎么知道他是认识不忍之心呢？他说：‘我这样做，反过来寻求，却找不到我的心。’先生的话在我心中，有一种戚戚然的感觉。孟子说不忍，而齐王体会它，于是知道不忍就是戚戚然，他深得圣王之心，是明显的。于是能指着此心问孟子：‘符合王道的是什么？’孟子知道他的端倪已经发动，不可遏制，所以急忙挽留他，使恩惠施及百姓。施及百姓，王道就成就了。他说：‘有人报告大王说：‘我的力气足以举起百钧，却不足以举起一根羽毛；视力足以看清秋天鸟兽新长的细毛尖端，却看不见一车柴草。’大王会相信吗？’大王当然不会相信，认为是否定的，于是急忙转变他的端倪，去除他好利之心，而又使他进于王道。他说：‘现在恩惠足以施及禽兽，而功绩却达不到百姓，唯独为什么呢？’那么一根羽毛举不起，是因为不用力；一车柴草看不见，是因为不用视力；百姓得不到保护，是因为不用恩惠。这是对的。虽然认识到不忍是王道之心，然而关键在于能否使用。能认识而不能使用，与不认识相同；认识而能使用，就像乾坤运转，六子造化，四时陶冶，一世塑造，万生帝王之功，所以显得巍巍高大。孟子论述使用的学说，这就是二帝三王治理天下的原因。学习而不到达使用，学习有什么用呢？齐王能在片刻间认识，却未能施用于天下，孟子极力论述使用的重要性，而我因此知道圣王的学问全在此。齐王还没有通达使用的学说，所以孟子有泰山折枝的比喻，而极力论述使用之所以为王道的原因。他说：‘尊敬自己的长辈，从而推广到尊敬别人的长辈；爱护自己的晚辈，从而推广到爱护别人的晚辈，天下就可以运转于手掌之中。’这是对的。又引用《诗经》‘为妻子树立榜样，推广到兄弟，以治理家邦’的学说作为证据，并且最终总结说：‘说的是举此心施于彼罢了。’使用的关键，用尊敬自己长辈的心施及天下长辈，用爱护自己晚辈的心施及天下晚辈，用我不忍一头牛的心施及天下饥寒交迫而不得其所的百姓，这一使用的力量，其大如此。知道所谓使用，那么天下可以运转于掌握之间；不知道所谓使用，那么恩惠足以施及禽兽，而功绩却达不到百姓。《思齐》这首诗，说文王雍雍肃肃，德行显著于宗庙之间，知道如何使用，所以用于妻子，用于兄弟，用于家邦。其使用也不劳精

译神，不关涉思虑，不移动半步，只需将这种庄重和顺的德行施加于妻子、兄弟、家邦罢了。如今齐王若能举出这头牛不忍之心施加于百姓，也不需耗费精神，不关涉思虑，不移动半步，王道就能实行了。孟子担心齐王心意不够坚定，又提醒警示他说：“所以推广恩德足以保有天下，不推广恩德连妻子儿女都保不住。古人之所以大大超过常人，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善于推广他们所做的罢了。”‘用’即是‘推’，‘用’用来形容其宏大，‘推’用来形容其细微，求学的人又不可不考究。‘用’含有往来开合的意思，‘推’含有宛转曲折的意思。如今大王能对一头牛不忍，却不能对百姓不忍，一定是心中有物阻碍，所以有此心却不能施加于百姓。权衡轻重，度量长短，事物有轻重长短，都应当用权衡度量来称量比较，何况不忍之心，对百姓轻，对一头牛重；对百姓短，对一头牛长，能不以此心权衡度量来称量比较吗？他之所以对百姓薄，对一头牛厚，这心必有其原因。难道是因为没有推广恩德于百姓，是想兴兵动武，危害将士大臣，与诸侯结怨，没空顾及百姓吗？大王自己也明白没有推广恩德于百姓，不是想兴兵动武，危害将士大臣，与诸侯结怨的意思，而是想实现我最大的欲望罢了。由此可知未能推广恩德于百姓，是因为大欲成了弊病。孟子本来就知道他的大欲在于开拓土地，使秦楚来朝见，统治中原而安抚四方夷族，这已很久了。怎么知道他是这样的呢？看他询问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他的意图专主于利欲，学习齐桓公、晋文公纠合诸侯听从他的号令罢了。正因为他的心在此，所以他的志向专在一己，而不知道以天下国家为心，不知道以天下国家为心，就不把百姓放在心上，所以宁愿恩惠施及禽兽而不肯施及百姓。然而孟子不直接问他欲望所在。这是用肥美的食物不够满足口腹，轻暖的衣服不够满足身体，鲜艳的色彩不够满足眼睛，动听的声音不够满足耳朵，宠幸的近臣不够在前听候使唤，来问为什么呢？大概历数耳目几件事，人的大欲不过如此，而在这些事之外，不遵循理义，追求难以得到的，想开拓土地，使秦楚来朝见，统治中原，安抚四方夷族，没有兵革不行。使用兵革则必然使人之父成为孤儿，使人之子成为孤子，让兄弟互相哭泣，夫妇生离死别，肝脑涂地，尸首异处，哪有为民父母而喜好这样的呢？假如使用甲兵而土地果然开拓，秦楚果然来朝见，果真可以统治中原而安抚四方夷族，那还可以。何况土地不易开拓，秦楚不易来朝见，中原不易统治，四方夷族不易安抚呢？用这样的作为，求这样的欲望，这就像缘木求鱼，以邹国对抗楚国一样。然而难道最终没有祸患吗？只是不知道根本罢了。其根本只在前文所说的保民罢了。把不忍之心推广于百姓，使百姓父子相保，兄弟相扶，室家相好，乡邻族党亲戚朋友相往来，鸡猪小米美酒牛羊相宴乐，那么天下做官的人都想立于大王的朝廷，天下耕种的人都想耕于大王的田野，天下商贾都想藏货于大王的集市，天下行旅都想走大王的道路，天下痛恨其君主的人都想赴诉于大王，那么即使无意于开拓土地，使秦楚来朝见，统治中原而安抚四方夷族，而这几件事自然就到了。齐王既知道大欲是弊病，而不知道其所归趣，所以听到孟子的话就说：“我昏昧，不能进到这地步了，希望夫子辅佐我的志向，明白地教导我，我虽然不聪明，请让我尝试一下。”看齐王这心意，也很恳切了。孟子怎能不尽告他呢？大概士大夫的学问，必定要有用，而所谓用，是用于天下国家。天下国家以民为主罢了。使百姓父子相保，兄弟相扶，夫妇相好，乡邻族党亲戚朋友相往来，鸡猪小米美酒牛羊相宴乐，那么我的学问才不辜负圣王，而所谓圣王之道，正在于此。孟子的学问，是学王道。王道是什么？以民为主罢了。所以孟子极力为宣王说为王之道说：“没有固定产业而有固定心志的，只有士人能做到。至于百姓，如果没有固定产业，因而没有固定心志，如果没有固定心志，放纵邪僻，无所不为，等到陷入罪过，然后从而刑罚他们，这是陷害百姓。哪有仁人在位，陷害百姓而可以的？”唉！宣王平时观听钩索晏语讲究，曾听过这话吗？大概都想开拓土地，充实府库，谈论纵横，议论战鬬罢了。〇曾有一语及民吗？如今孟子论述士民之心不同，而喻示百姓之所以有恒心，在于恒产。只有有恒产，那么上事父母，下养妻子，丰年都饱足，荒年免于死亡，驱使他们向善，如水之就下一样，谁不乐意？如今夺取百姓的产业，使上事父母，下养妻子，丰年荒年，都失所，想使他们趋向礼义，成就王道，难了！什么叫王道？五〇的宅院，种上桑树，那么五十岁的人可以穿帛而无忧了。鸡猪狗彘不失其时，那么七十岁的人可以吃肉而无忧了。百〇的田地，不夺其时，那么八口之家可以不饥而无忧了。慎重庠序的教育，反复申说孝悌的道理，头发花白的人没有负戴的劳累了。使老者

译有衣服穿，有肉吃，有人代为劳作，而百姓不饥不寒，这所谓的王道，难道在于虚无缥缈的高远之处吗？就在这些日常之中，就是所谓的王道。我曾经探求王道却未能得见，于是私下阅读《诗经》三百篇，看到周朝百姓那样和乐安适，这才知道王道的实质，也不过是让百姓安居乐业罢了。孟子“保民而王”这句话，可以说已经穷尽了所谓王道的论述了。请就《诗经》来阐明这一点。周朝的君主与百姓，为什么如此相爱呢？百姓对于君主，说：“雨水滋润我的公田，进而也惠及我的私田。”百姓爱戴君主到了这种地步。君主对于百姓，说：“努力耕种你的私田，直到那三十里的田地。”君主爱护百姓到了这种地步。以天子的尊贵，竟然与后世的子孙一起出入田间小路，亲自用酒食劝慰勉励，在耕耘播种的辛勤劳作中，而田畯（农官）又以饮食慰劳他们，亲近地品尝他们食物的甘美与否，那种殷勤诚恳的意态，足以感动人心。诗中说：“曾孙来到此地，带着他的妻儿，送饭到南亩。田畯非常高兴，侍立在左右，品尝食物是否甘美。”说的就是这个。又替他们说出家人妻儿，带着酒食来慰劳他们辛勤劳作的心意，诗中说：“有人来看望你，带着方筐和圆筐，里面盛着黍米。”说的就是这个。又说出家中辛勤劳作的言语，眼前虽然劳累，但日后岁末丰收，收割储藏，粮仓堆积如山，饮酒吃肉，以享受终年的快乐，诗中说：“收割的声音挃挃，堆积的样子栗栗，高得像城墙，密得像梳齿，用来开启百间粮仓。百间粮仓都装满了，妻儿也就安宁了，杀掉那头大公牛，它的角弯曲而有力。”说的就是这个。又替他们说出阳气正盛，鸟儿应时鸣叫，拿着采桑的工具去准备养蚕的事宜。诗中说：“春天阳光和暖，黄莺鸣叫。女子拿着深筐，沿着小路，去采柔嫩的桑叶。”说的就是这个。又替他们说出：“阴气已经应和，伯劳鸟已经鸣叫，应当致力于纺织，以供制作衣裳之用。”诗中说：“七月伯劳鸣叫，八月开始纺织。染成黑色和黄色，我的红色非常鲜艳，为公子制作衣裳。”说的就是这个。唉！所谓的王道，全都体现在这里了。孟子已经为齐宣王极力陈述并深入阐述了。如果能将不忍之心施加于百姓，那么保民而王的实质，早晚就可以兴盛起来。然而齐王最终只停留在这一步而已。难道不是必须有九五之尊的君主，才能任用九二之位的贤臣吗？我既惋惜齐宣王不能运用不忍之心，又知道王道的大义，仅仅在于不忍之心罢了。这是多么幸运啊！

译孟子传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孟子传卷三

宋 张九成 撰

梁惠王章句下

庄暴拜见孟子说：“我拜见齐王，齐王把喜欢音乐的事告诉了我，我却不知如何回答。”庄暴问：“喜欢音乐怎么样？”孟子说：“齐王如果非常喜爱音乐，那么齐国大概就接近治好了。”

过了几天，孟子拜见齐王说：“齐王曾经把喜欢音乐的事告诉庄暴，有这回事吗？”齐王脸色变了，说：“我并不是能喜爱先王的音乐，只是喜爱世俗的音乐罢了。”孟子说：“齐王如果非常喜爱音乐，那么齐国大概就接近治好了。”现在的音乐和古代的音乐是一样的。齐王说：“可以让我听听其中的道理吗？”孟子说：“一个人独自欣赏音乐快乐，还是和别人一起欣赏音乐快乐？”齐王说：“不如和别人一起快乐。”孟子说：“和少数人一起欣赏音乐快乐，还是和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快乐？”齐王说：“不如和多数人一起快乐。”

臣请为大王谈谈音乐的道理。现在大王在这里奏乐，百姓听到大王钟鼓的声音、管籥的乐声，都头痛皱眉，互相告诉说：“我们的君王这么喜欢奏乐，为什么让我们痛苦到这种地步呢？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妻子离散。”现在大王在这里打猎，百姓听到大王车马的声音，看到羽毛旗帜的美丽，都头痛皱眉，互相告诉说：“我们的君王这么喜欢打猎，为什么让我们痛苦到这种地步呢？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妻子离散。”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不与百姓同乐。

现在大王在这里奏乐，百姓听到大王钟鼓的声音、管籥的乐声，都高兴得面带喜色，互相告诉说：“我们的君王大概没有疾病吧？不然怎么能奏乐呢？”现在大王在这里打猎，百姓听到大王车马的声音，看到羽毛旗帜的美丽，都高兴得面带喜色，互相告诉说：“我们的君王大概没有疾病吧？不然怎么能打猎呢？”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与百姓同乐。现在大王与百姓同乐，就能称王天下了。

孟子涵养浩然之气，亲自传承孔子的道，他端正心念、真诚意念，谁不尊崇敬仰？往往那些心怀邪念的人，一见孟子，邪念全都消散。怎么知道的呢？齐宣王把喜欢音乐的事告诉庄暴，等到孟子问他时，他立刻变了脸色，由此可知宣王凡俗的心，不敢对孟子直言，他对孟子说的话，都是从端庄恭敬中发出的。至于告诉庄暴喜欢音乐，是指喜欢世俗的音乐，心里不想让孟子知道，等到被孟子问到，所以心中羞愧以至于变了脸色，也不敢当面欺骗孟子，于是说：“我并不是能喜爱先王的音乐，只是喜爱世俗的音乐罢了。”他的话虽然粗鄙，但心意却是真诚的。然而先王的音乐与世俗的音乐，难道可以并列而论吗？先王的音乐，是指《咸》《韶》《濩》《武》等；世俗的音乐，是指郑、卫等地的音乐。先王的音乐源自天理，郑卫的音乐起于人欲。现在孟子却说：“齐王如果非常喜爱音乐，那么齐国大概就接近治好了。”“现在的音乐和古代的音乐是一样的。”这是学者敢于怀疑孟子的原因。

然而先王的音乐，在鲁国最为完备，四代的音乐时常拿出使用，没听说能制止弑君的动乱，消除三家的强权。昭公被驱逐，定公没有正统，制作丘甲，使用田赋，百姓都忧愁无奈，四代的音乐究竟有什么补益呢？孟子知道音乐的创作以天理为主，而音乐的根本以人和为先。天理难以看见，人和容易明白，所以孟子谈论王道，就说穿衣吃饭不饥不寒；谈论喜欢勇力，就说安定天下；谈论喜欢美色财物，就说与百姓共同享有；谈论喜欢麋鹿鱼鳖、喜欢现在的音乐，就说与百姓同乐。他的意图专在于让实效惠及百姓，而以人和为根本意图。至于制作变革，本来还有待于实行。

且看孟子问宣王：“独自欣赏音乐快乐，还是和别人一起欣赏音乐快乐？”又说：“和少数人一起欣赏音乐快乐，还是和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快乐。”我读到这里，深深赞叹孟子学问的深厚，以及造化运用的功效，有陶冶一世、塑造万物的气象。他开导诱导，使人们坦然走向先王的大道，因事立功，转邪为正，这是圣道的权变，是孔门的变化。他的言语滔滔不绝，形容事物情理，使人清楚地知道这样是对的，那样是错的，如果不是内心深入圣道，以及有转移抑扬的作用，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学者读孟子，先应当观察他的运用，然后才可以认识孟子的心。把喜欢世俗音乐转变为与民同乐，这是圣王的道。

况且赋税劳役繁重，战争频繁侵扰，使人的父亲孤独，使人的子女孤苦，兄弟互相哭泣，夫妇生离死别，肝脑涂地，尸首异处，暴露的尸骨如山，流下的血成河。正当这个时候，听到大王钟鼓的声音、管籥的乐声，以及车马的声音、羽毛旗帜的美丽，怎么能不都头痛皱眉，互相告诉痛苦呢？痛苦到了极点，却演奏英茎那样的音乐，设置钧天那样的乐奏，百姓有什么心思去听呢？

墙下有桑树，鸡猪都有饲养，百亩田地都有耕种，道路上互相谦让，父子互相保护，兄弟互相扶持，家庭和睦，乡邻族党，亲戚朋友互相往来，鸡猪黍稷，酒醴牛羊互相宴饮欢乐。正当这个时候，听到大王钟鼓的声音、管籥的乐声，以及车马的声音、羽毛旗帜的美丽，怎么能不高兴地面带喜色，互相告诉快乐呢？到了这个时候，即使演奏郑卫的音乐，响起舒缓的乐奏，百姓哪里会不自得其乐呢？

那么所谓与民同乐，不是说共同听丝竹的声音、金石的乐奏，而是说让百姓父子兄弟家庭都得到快乐的意思。

译那么，所谓的乐，是在政治呢？还是在声音呢？政治安乐，那么听到世俗的音乐也感到快乐；政治困苦，那么即使听到先王的音乐也感到痛苦。大儒的道理，之所以能够治理天下国家，就是因为他们通达变化像这样，难道是指那些俗儒、腐儒死守章句、拘泥于规矩法度而不能适应世用的人吗？然而孔子的道理非常严谨，到了孟子似乎就太宽泛了，凭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排斥郑国的音乐，是用来告诫颜回的，怎么容许有“现在的音乐和古代的音乐一样”的说法？焚烧咸丘的祭品，是用来记载在《春秋》里的，怎么容许在喜好音乐之外，又进一步提出田猎的说法来放纵他的心呢？这是孔子的道理到孟子那里发生了一次变化。学习孔子的严谨，不会失去君子的风范；学习孟子的变通，难道不会容纳奸邪而招致祸患吗？唉！鲁国人打猎时争夺猎物，孔子也参与争夺猎物，关键在于如何使用罢了。孟子是善于运用圣人之道的人，在战国时期，圣王的道理全都扫地以尽，君主甘心于扩张土地、杀人的说法，如果有谁把先王的道理陈列在他们面前，他们就捂住耳朵快步走开，好像要玷污他们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祸患就在眼前，没有空闲去寻求远大的道路。孟子如果拘谨地严守规矩法度，就会把当世的人看作禽兽，一定要像荷蒉、荷蓧、泄柳、干木那样才行。所以他特意在当时人的欲望中开辟道路，使他们不知不觉地逐步进入先王的道理，比如喜好勇武不妨碍他安定天下，喜好美色和财货不妨碍他与百姓共享，喜好麋鹿鱼鳖，喜好现在的音乐，不妨碍他与百姓共同快乐，前面牵引后面推动，左边支撑右边辅助，他的心意是想让人进入先王的道理。既然已经进入先王的道理，自然就会完全改变他所喜好的，而与圣王相同了。这难道是浅薄的人所能达到的吗？所以我认为善于运用圣人之道的人，是孟子。明白了这一点，然后才可以了解孟子，从而破除当世怀疑孟子的说法。

译齐宣王问道：“周文王的园林方圆七十里，有这回事吗？”孟子回答说：“在史传中有记载。”齐宣王说：“竟然这么大吗？”孟子说：“百姓还觉得它太小呢。”齐宣王说：“我的园林方圆四十里，百姓还觉得它太大，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文王的园林方圆七十里，割草打柴的人可以去那里，捕鸟猎兔的人也可以去那里，文王与百姓共享它，百姓觉得它小，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我初到齐国边境时，先询问国家的重大禁令，然后才敢入境。我听说在都城郊外的关隘之内，有一个方圆四十里的园林，在那里杀死麋鹿的人，等同于杀人的罪名，这就等于在国中设下了一个方圆四十里的陷阱，百姓觉得它大，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文王的园林，是属于整个国家的园林；宣王的园林，是属于他个人的园林。属于国家的园林，就与全国的百姓共享；属于个人的园林，只是为了满足个人观赏的乐趣罢了，百姓能有什么利益呢？孟子的学问，极力反对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把百姓放在首位。把百姓放在首位，就是文王的治国之道。因为把国家当作园林，所以割草打柴的人可以去，捕鸟猎兔的人也可以去，百姓正担心园林不够大，因为百姓都受到它的恩惠。因为把个人当作园林，所以百姓杀死麋鹿，就等同于杀人的罪名，这是轻视人命而看重牲畜，百姓提心吊胆，唯恐触犯禁令都来不及。他们觉得园林大，是因为百姓担忧它带来的祸害。孟子能够运用圣王的学问，所以在陈述道理时，随机应变，委婉曲折，最终引导君主走上正道才罢休。比如宣王问文王的园林方圆七十里，如果是自命清高的士人，考虑到会激发君主的欲望，就会谨慎地回答说：“我没有听说过。”至于奸邪谄媚的臣子，趁机钻空子，一定会以文王为借口，来满足君主奢侈放纵的心。奸邪谄媚的臣子固然可以诛杀绝迹，但自命清高的士人，防备得太严，恐怕君主自以为是，喜欢与小人同流合污，而不乐意与君子交谈，这是因为君子坚持得太急切了。由此看来，才知道只有孟子能够运用圣王的学问。怎么知道呢？当问起文王的园林时，就回答说“在史传中有记载”；问起是否真的这么大，就回答说“百姓还觉得它小”，让君主乐于听到文王有园林之乐与我相同，又乐于听到文王的园林这么大与我相同，然后列举割草打柴、捕鸟猎兔以及杀死麋鹿如杀人罪的说法，让君主自己选择。这种教化感化的力量，几乎与天地运行、沧海桑田的变化、百川归海的功效相同。学习而不能运用，这是迂腐的儒生，不是大儒。然而《诗经》说：“君王在灵囿，母鹿安然伏卧；母鹿毛色光亮，白鸟洁白鲜明。”万物都能顺应本性如此。现在割草打柴的人去，就会使草木不能顺利生长；捕鸟猎兔的人去，就会使禽兽不能安居。圣王的政治果真像这样吗？回答说：学者观察圣王，不应该拘泥于一句话，局限于一种说法，应当取法先王的书籍，融会贯通地阅读，必须符合人情事理才停止。《礼记》说：“鱼祭献之后，然后虞人进入沼泽设网捕鱼；豺祭兽之后，然后进行田猎；斑鸠化为鹰之后，然后设置捕鸟的网罗；草木凋零之后，然后进入山林砍伐。”那么割草打柴的人去，捕鸟猎兔的人去，又是顺应天时然后进入的。这才是圣王的仁政，符合人心，通达天意，是万世常行的道理。这大概是孟子遗留下来的意旨，所以我把它揭示出来。

齐宣王问道：“与邻国交往有原则吗？”孟子回答说：“有。只有仁爱的人才能以大国的身份侍奉小国，所以商汤侍奉葛国，周文王侍奉昆夷。只有聪明的人才能以小国的身份侍奉大国，所以太王侍奉獯鬻，勾践侍奉吴国。以大国的身份侍奉小国，是乐于顺应天命的人；以小国的身份侍奉大国，是敬畏天命的人。乐于顺应天命的人能保有天下，敬畏天命的人能保有自己的国家。《诗经》说：‘敬畏上天的威严，因此得以保有国家。’”齐宣王说：“这话太伟大了！我有毛病，我喜欢勇武。”孟子回答说：“大王请不要喜欢小勇。手按着剑，瞪着眼睛说：‘他怎么敢抵挡我呢？’这是普通人的勇武，只能抵挡一个人。大王请把它扩大。《诗经》说：‘文王勃然大怒，于是整顿军队，以阻止侵犯莒国的敌人，以巩固周朝的福佑，以回应天下的期望。’这是文王的勇武。文王一发怒就使天下的百姓安宁。《尚书》说：‘上天降下百姓，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师长，只是说让他们辅助上帝爱护百姓。’四方无论有罪无罪，都由我来负责。天下谁敢违背他的意志，一个人横行于天下，武王以此为耻。这是武王的勇武。武王也是一发怒就使天下的百姓安宁。现在大王如果也能一发怒就使天下的百姓安宁，百姓只怕大王不喜欢勇武呢。”

从前孔子论述学问，不止于确立原则，一定要达到权衡变通的地步才停止。孟子懂得这一点，所以他论述三位圣人，不止于圣明，一定要达到智慧的地步才停止。又推论射箭，不止于到达目标，一定要达到命中靶心才停止。只有学问达到权衡变通，圣明而又极于智慧，到达而又巧于命中，就能运用圣王之道，来陶冶一代人，塑造万物，这是造化的道理，神明的作用。孟子懂得孔子所说的权衡变通，他出仕面对齐梁的君主，在问答之间，变化百出，而最终归于正道，难道不是懂得孔子所说的权衡变通，而他的志向不止于圣明，一定要极于智慧，不止于到达，一定要巧于命中吗？怎么说呢？比如梁惠王看着鸿雁麋鹿，说：“贤者也喜欢这样吗？”孟子就回答说：“只有贤者才能喜欢这样。”最终引导他走向文王的境界。齐宣王问：“像我这样的人，可以保护百姓吗？”

译于是孟子回答说：“可以。”最终将齐宣王引导至推行恩泽、保全天下的境界。齐宣王又问：“我并非喜好先王的音乐，只是喜好世俗的音乐罢了。”孟子回答说：“现在的音乐与古代的音乐是一样的。”最终将齐宣王引导至与百姓共同享乐的境界。齐宣王又问：“周文王的园林，方圆七十里。”孟子回答说：“史传中有这样的记载。”最终将齐宣王引导至文王与百姓共享园林的境界。至于齐宣王喜好美色、贪恋财物，孟子都不堵塞他的欲望之路，必定将其引导至公刘、大王那样的境界。其他事例不胜枚举，大体上没有什么不可以转化的，只是不应当独自享乐，期望与百姓共同享有罢了。让人聆听他的言论，听到他的话而内心敬重他的学说，摒弃邪念和非分之想，进入公正无私的境界。如今他言论的余韵，尚且足以激起人们乐于追求道义的心，何况当时他正心诚意，精神感化，其改变人心的力量是极其深远的。像孟子这样的学问，其力量也是巨大的。

然而当时商鞅、孙膑、苏秦、张仪等人，都用危言耸听、险恶的言辞胁迫君主，实际上迎合了君主的贪欲。至于稷下学宫的先生邹衍、田骈，又用荒诞夸张的辩论来动摇人心。只有孟子的学说，如同中流砥柱，如同众星中的北斗，风波不能动摇，自然斟酌得当，这是圣王的道理，是天地的功用。如今齐宣王问：与邻国交往有道吗？孟子回答说：“有。”并且引用商汤、周文王、大王、勾践的事迹来对症下药。以大国侍奉小国，称为仁，称为乐天；以小国侍奉大国，称为智，称为畏天。以此转变齐王开拓土地、使秦楚朝拜、统治中原、安抚四夷、虚骄凌辱的心态，并且他的言论认为大国应当侍奉小国，小国应当侍奉大国。让齐王对秦、楚、赵、魏、韩、燕、宋、鲁等国，都应当以礼相待。派遣使者携带皮币、玉帛、珠玉、犬马，在四境交往，以讲究信用、修好和睦。而我国则推行圣王的旧制，种植桑树，耕种田地，重视学校教育，宣扬孝悌之道。老人和年轻人，穿丝绸吃肉类，不在道路上背负重物，不饥不寒，没有战争的苦难。唉！与邻国交往如此，这就是圣王的心意。邻国既然信服其德行，又喜爱其礼制，如果对方不是人，那就罢了；如果对方属于人类，谁不会闻风而喜悦，愿意与下级官员交往，而听从馆舍主人的命令呢？

然而齐王虚骄凌辱的心态，积累已久，难以磨洗去除。一听到以大侍小的言论，只是仰慕其大度，而知道自己毛病在于喜好勇力，不能做这种仁智之事。齐王所谓的好勇，就是开拓土地、使秦楚朝拜、统治中原、安抚四夷的心态。这是以血气之刚为勇，而不是以义理为勇。孟子担心齐王错认此心为勇，于是斥责他说：“这是匹夫之勇，只能抵挡一个人罢了。”想必齐宣王听到这一句话，心神沮丧，不知所措。于是孟子立即将他引向正路，说：“大王请扩大这种勇。”于是引用文王、武王一怒而安天下的事迹来说明。遏制侵犯莒国的耻辱，横行于文武之道，以义理为勇，其心意在于安定天下罢了，并非虚骄凌辱，想要以气势压倒天下，以势力威胁诸侯，来博取英雄的名声。唉！起初看孟子的言论，常常似乎不严厉；最终考察孟子的本意，常常符合天理，顺应人情，这是圣王的心意，周公、孔子的志向。

用孟子的学问考察古人，如泄冶劝谏卫灵公，陈元达劝谏刘聪，宋璟劝谏武则天，直率倒是直率了，但圣人的门庭没有这样的做法。所以泄冶虽然死节，但《春秋》没有褒扬的辞令；陈元达如果不是刘皇后上疏，宋璟如果不是在武则天晚年，事情的结果就难以预知了。所以士大夫的学问，必须学习如何居上位、修德行，如何居下位、为民服务。想要辅佐君主、恩泽百姓，不学习孟子是不行的；学习孟子，不用圣王之道，以造化抑扬，在一句话之下纠正君心的错误，也是不行的。然而像泄冶、陈元达几位公卿那样的学问，我担心会受到《春秋》的讥讽，而不是孔氏的家法。所以我特意表彰并指出这一点。

译齐宣王在雪宫接见孟子。齐宣王说：“贤者也有这样的快乐吗？”孟子回答说：“有人得不到这种快乐就非议他的君主。得不到就非议君主的人，是不对的。作为百姓的君主却不与百姓同乐的人，也是不对的。以百姓的快乐为快乐的人，百姓也会以他的快乐为快乐；以百姓的忧愁为忧愁的人，百姓也会以他的忧愁为忧愁。与天下人同乐，与天下人同忧，这样还不能称王天下的，从来没有过。”从前齐景公问晏子说：“我想去转附、朝儛游览，沿着海岸向南，直到琅邪。我怎样修德才能像先王那样去游览呢？”晏子回答说：“问得好啊！天子到诸侯国去叫‘巡狩’，巡狩就是巡视诸侯所守的疆土。诸侯朝见天子叫‘述职’，述职就是陈述所担任的职务。没有不是为公事的。春天视察耕种情况并补助不足，秋天视察收获情况并帮助贫困的人。夏朝的谚语说：‘我们的君王不巡游，我们怎么得到休息？我们的君王不视察，我们怎么得到补助？’一次巡游一次视察，为诸侯树立榜样。现在却不是这样，军队出行就要征敛粮食，饥饿的人得不到食物，劳累的人得不到休息，百姓怨恨相告，于是百姓就作恶，违背天命虐待百姓，饮食挥霍如流水，沉溺于酒色而荒废政事，这是诸侯的坏榜样。顺着水流往下游而忘记返回，叫做‘流’；顺着水流往上游而忘记返回，叫做‘连’；追逐野兽不知满足，叫做‘荒’；沉溺于酒色不知满足，叫做‘亡’。先王没有流连荒亡的快乐和行为，就看您怎么做了。”齐景公很高兴，在国内大加告诫，出城住在郊外，于是开始发动百姓补助贫困。召见太师说：“为我创作君臣互相喜悦的音乐，”大概就是《徵招》、《角招》这两首曲子吧。其中的诗句说：“畜君何尤？”畜君，就是爱戴君主的意思。

梁惠王在池塘边接见孟子说：“贤者也以此为乐吗？”齐宣王在雪宫接见孟子说：“贤者也有这样的快乐吗？”我观察这两人的心思，也知道宫室池沼的快乐，不是贤者所应当追求的。既然自己已经沉溺于此乐，不能自拔，都因羞愧见到孟子而说出这样的话罢了。孟子为什么不在他们羞愧的地方痛加针砭？却对梁惠王说：“贤者然后才能以此为乐。”对齐宣王说：“有什么不可以呢？”大概当时的君主，都甘心于放纵逸乐，假如我不稍微顺着他们快乐的地方来引导他们，而是正言厉色地断绝其萌芽。他们既然内心无所收获，就会忧愁无聊，乐于与小人相处而不喜欢见到天下的贤士了。孟子之所以深入其中而攻击他们为一己私利而不顾天下弊病的做法，挽回并引导他们，使他们与百姓同乐，这就是他造化变转的功夫啊。与百姓同乐，难道只是防止他们的饥寒困苦吗？仅仅是与他们同享宫室池沼的快乐吗？大概是在宫室池沼之前感到快乐，而与百姓在宫室池沼之中共同抒发他们的快乐罢了。否则正好是产生忧愁的原因，有什么快乐可言呢？百姓所快乐的，是父子相互保全，兄弟相互扶持，家庭和睦，乡邻宗族亲戚朋友相互往来，鸡猪黍稷酒醴牛羊相互宴饮欢乐，这是百姓快乐的地方。审视我能否让他们种桑种田，重视学校教育，弘扬孝悌之道，老人小孩不饥不寒，不在道路上背负重物，不在战争中死亡，那么百姓前面所说的快乐就得到了。快乐达到这个程度，那么天下和乐和睦，呈现出太平气象，君主怎么能不快乐呢？君主与百姓如同父子，地位分隔隔绝，尊卑疏远，现在我顺着百姓心中的快乐来建造宫室池沼，与百姓在其中婆娑起舞，用来沟通情感，合并喜好，统一风尚。文王灵台灵沼的诗篇中，“百姓像子女一样赶来”，“建成不用多少日子”，“细微到鸟兽鱼鳖”，都快乐于他的快乐，这是因为文王治理岐地，耕种者九分抽一，做官的世代有俸禄，关卡市场只稽查不征税，湖泽池塘不设禁令，罪犯不株连家属，而发布政令施行仁政，必定先照顾鳏寡孤独，他的快乐在建造台沼之前，所以建造台沼来互相庆贺互相防止，共同庆幸一时的和谐。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孟子对齐宣王说的“人得不到就非议君主”，以及“作为君主不与百姓同乐是不对的”，就明白无误没有可疑的了。况且上天生育百姓并设立君主，本来是要让他们治理百姓的，难道是要让君主残害百姓来自己享乐吗？所以君主本来没有快乐，他的快乐，是快乐百姓的快乐。君主本来没有忧愁，他的忧愁，是忧愁百姓的忧愁。百姓快乐的地方，我已经粗略陈述了一二。至于百姓忧愁的地方，乃是别人的父亲孤独，别人的儿子兄弟交相哭泣，夫妇生离死别，肝脑涂地，尸首异处，暴骨成山，流血成河；否则赋税徭役繁重，饥寒交迫，丰年也困苦，荒年则死亡。这是百姓忧愁的地方。知道百姓快乐的地方如此，忧愁的地方如此，我于是尊重贤人任用能人，讲求信用修睦关系，使没有战争的苦难，减轻刑罚，薄收赋税，种桑种田，深耕细作，重视学校教育，弘扬孝悌之道，打开粮仓，救济贫困断绝之人，使他们知道生存的快乐，这就是忧愁百姓的忧愁，快乐百姓的快乐了。我把百姓当作子女看待，那么百姓就会把君主当作父亲对待。君主在宫室池沼中快乐，那么百姓就会像子女一样赶来，不急于经营，而快乐于君主的快乐。君主忧愁在外患敌国，那么百姓就会献出生命尽忠，效死而不离去，以忧愁君主的忧愁。君主没有快乐而快乐，是以天下为快乐；君主没有忧愁而忧愁，是以天下为忧愁。这是圣王的心意。所以说：这样还不能称王天下的，从来没有过。不知道齐宣王在雪宫的快乐，是为了一己呢？还是为了百姓呢？圣王固然不能马上达到。近如齐景公，尚能听从晏子的话

译稍微施行一些赈济和防备的政令，并惠及百姓，这也是与民同乐的意思。齐宣王想要开拓疆土，让秦国和楚国来朝见，统治中原地区，安抚四方少数民族，如今反而不如齐景公，借着游历观赏来弥补百姓的不足，那么雪宫的快乐又哪里值得称道呢？孟子先前对齐宣王说，孔子的门徒不谈论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因此后世没有流传下来，臣没有听说过。我因此认为孟子学识渊博、见闻广博，见识高超、目光远大，什么书没读过，什么事不知道呢？他说这样的话，是为了彻底断绝追求私利的念头，并将齐桓公、晋文公推为罪人之首。现在看晏子回答齐景公的问话，委婉曲折，无不记得清楚，而且引用的论据恰当，深深切中齐宣王的弊病，是颜回之后唯一能与之相比的人。晏子的话不值得再解释，特别在于“无非事”这一点。赵岐认为“无非事”是指没有正事而空自行动。我私下认为这种说法不对。他的意思是，天子巡视诸侯国，诸侯向天子述职，之所以说“无非事”，是因为趁着春天视察耕作来补助不足，秋天视察收获来帮助匮乏。如果意图不在此，只是从事游乐享乐，耗费人力物力以供自己享用，这就是“非事”。“非事”指的是不合乎法度的事情。所以鲁隐公在棠地观鱼，臧僖伯劝谏说：“君主是将百姓纳入正轨和法度的，所以讲求事务来衡量法度称为‘轨’，选取材料来彰显物品的文采称为‘物’，不合乎‘轨’和‘物’的称为‘乱政’”，乱政就是这里所说的“非事”。君主之所以没有乱政，是因为将百姓纳入正轨和法度。天子巡视、诸侯述职，之所以说“无非事”，是因为春天视察耕作而秋天视察收获。这又是不可以不考证清楚的。

译齐宣王问道：“人们都说我拆毁明堂，到底拆还是不拆呢？”孟子回答说：“明堂是施行王政的君主所建的殿堂。大王如果想施行王政，就不要拆毁它。”齐宣王说：“王政可以让我听听吗？”孟子回答说：“从前周文王治理岐地时，耕种的人实行九分抽一的税制，做官的人世代享有俸禄，关卡和市场只进行稽查而不征收赋税，湖泊和河堰不禁止百姓捕鱼，犯罪的人不株连妻子儿女。年老而没有妻子的叫鳏，年老而没有丈夫的叫寡，年老而没有儿子的叫独，年幼而没有父亲叫孤。这四类人，是天下最穷困而无依无靠的人。文王发布政令、施行仁政，一定先照顾这四类人。《诗经》说：‘富人真快乐，可怜那孤苦无依的人。’”齐宣王说：“这话真好啊！”孟子说：“大王既然认为这话好，那为什么不去施行呢？”齐宣王说：“我有毛病，我喜欢财物。”孟子回答说：“从前公刘也喜欢财物，《诗经》说：‘于是积蓄粮食，于是装满仓库，于是包裹干粮，装入布袋和皮囊，想着要收敛锋芒以显光辉。弓箭已经张开，盾牌和兵器也已举起，这才开始启程。’所以留守的人有积蓄的粮食，出行的人有包裹的干粮，然后才能开始启程。大王如果喜欢财物，能与百姓共享，那对于施行王政有什么困难呢？”齐宣王说：“我有毛病，我喜欢女色。”孟子回答说：“从前太王也喜欢女色，宠爱他的妃子，《诗经》说：‘古公亶父，清晨骑马奔跑，沿着西边的水滨，来到岐山脚下。带着姜女一起，前来勘察居所。’在那个时候，国内没有怨恨的未婚女子，国外没有旷野的单身男子。大王如果喜欢女色，能与百姓共享，那对于施行王政有什么困难呢？”

这明堂位于泰山脚下，古代天子巡视四方，在东方诸侯朝见的地方，正好在齐地。齐宣王认为当今天子不再巡视，这里没有用处，而世俗人的见解都与齐宣王相同，所以有了“人们都说我拆毁明堂”的疑问。然而这是先王的制度，齐宣王尚且不敢轻易拆毁，这种心态也是值得嘉许的，所以有了“到底拆还是不拆”的疑问。子贡想去掉告朔之礼中的活羊，孔子说：“赐啊，你爱惜那只羊，我却爱惜那个礼。”他的意思是，自从鲁文公以来，惯例不再亲自视朔，所以子贡想去掉活羊。然而有活羊，告朔之礼就还存在，让后世想要遵循先王旧例来施行的君主，活羊之礼对感发君主内心的作用太大了。有羊则礼存，无羊则礼亡。由此推论，明堂怎么可以拆毁呢？明堂是施行王政的殿堂，是王政产生的根源。有明堂，王政就存在；没有明堂，王政就消亡。假使后世有想要施行王政的君主，明堂的制度尚足以感化他万一。齐宣王听到施行王政的说法，于是说：“王政可以让我听听吗？”我读孟子的回答：“有耕种的人实行九分抽一，做官的人世代享有俸禄，关卡和市场只稽查不征税，湖泊河堰不禁止捕鱼，犯罪的人不株连妻子儿女，以至于发布政令施行仁政，一定先照顾鳏寡孤独。”唉！王政的伟大，竟然如此忠厚啊！生在这个时代，是多么幸运啊！耕种的人实行九分抽一，那么百亩田地能得到九十亩，从而满足上奉父母下养子女的心愿；做官的人世代享有俸禄，那么贤者的后代、功臣的子孙，世代没有贫贱饥寒的祸患；关卡和市场只稽查不征税，那么商贾乐于在道路上奔波；湖泊河堰不禁止捕鱼，那么砍伐树木获取鱼虾、供养生者送死死者可以没有遗憾；犯罪的人不株连妻子儿女，那么家族得以保全，没有横死的痛苦；发布政令施行仁政，先照顾鳏寡孤独，那么老幼无依的人都把文王当作父母了。让从事农业的人粮食充足，做官的人俸禄充足，从事商业的人安心于贸易，百姓对生死没有遗憾，有罪的人祭祀不断绝，天下穷困的人困苦中有依靠。合全国而言，无论是农民、士人、商贾、百姓，以至有罪的人、鳏寡孤独的人，全都各得其所，和乐的样子如同春天的平台，浓郁的样子如同醇厚的酒。这才知道周朝八百年的基业，发端于这个时候。我沉浸其中体会其意，吟咏其风采，心中不忘，口中不停诵读，深深敬仰王政使人如此优裕。唉！文王之所以成为文王，大概就在这里吧？大概就在这里吧！齐宣王有开拓土地、使秦楚朝见、统治中原、安抚四夷的野心，他的志趣趋向，正在于争夺虚妄之地。一听到这番话，就立刻感叹说：“这话真好啊！”我在这里又看到秉受常理的本性，谁没有呢？齐宣王正处在被迷惑昏醉的状态中，也知道这番话是好的。孟子真可以说是能治理天下国家的人了。他的话还没说完，就抓住他好的地方引导他说：“大王既然认为这话好，那为什么不去施行呢？”这种造化转变，竟然有如此的作用。齐宣王说：“我有毛病，我喜欢财物。”关卡不征税，湖泊河堰不禁止，那么利益在于全国，不在于君主。齐宣王正想富国强兵，所以自知有好财物的毛病，不能施行这种王政。孟子于是又顺着他喜欢的地方拉他向前，用公刘喜欢财物来回答，并且说：“与百姓共享，对王政有什么妨害？”他的意思是，大王想让国家富裕，百姓也想富裕。推演这种富国的心，让百姓家给人足，没有横征暴敛的祸患，与文王的政令有什么不同呢？齐宣王又说：“我有毛病，我喜欢女色。”喜欢财物的毛病，恐怕不能放松关卡市场的征税，开放湖泊河堰的禁令。这话与孟子所论相贯通了。至于喜欢女色，与孟子所论的王政本来不相关。他这样说，为什么呢？我这才知道孟子之所以眷顾齐王，是因为他心中可喜的地方类同于此。私下推究他的意思，深深敬重文

译齐宣王尊崇王道政治，于是认为只有正心诚意的君主才能施行王道，而自己有好色的毛病，决不可能效仿周文王来施行王道。他这样敬重文王、尊崇王道，在战国时期也是难得的。孟子又顺着他喜欢享乐的心理来引导他向前，并且用古公亶父好色来回答，说：“如果能让百姓也得到同样的满足，对施行王道有什么妨害呢？”他的意思是，君王喜爱妃嫔，百姓也喜爱妻子儿女。推己及人，将喜爱妃嫔的心意推广开来，使百姓家庭和睦，琴瑟和鸣，婚嫁适时，没有因婚配不及时而产生的怨恨，这与文王的政治有什么差别呢？战国时期的君主，利益只专属于自己，与百姓隔绝已经很久了。孟子的学问，以治理天下国家为根本，所以事事引导君王与百姓相同，使情意相通，血脉相连。这在卦象上属于泰卦，在时令上属于春季，是天地化育、神明功用的体现。士大夫不学习也就罢了，如果学习就应当懂得君民关系的道理，然后才是有用的学问。吟咏风月，辞藻华丽，这还如同妇人女子夸耀刺绣的功夫，谈论装饰的巧妙，对时局有什么益处呢？这是我深深告诫的原因。然而《公刘》《太王》的诗篇，本来没有好货好色的意思，而孟子却径直称公刘为好货，太王为好色，这难道是可以作为训诫的吗？读书，贵在能够运用。诗书本来没有这个意思，却为齐王援引作为证据。而且其最终归结，在于与百姓相同，这既足以安抚齐王的心，使他不与圣王的心意隔绝；又足以扩大齐王的志向，使他不忘记百姓的快乐。运用诗书，竟然达到了这种境界。那些讲究大礼却导致违背法度，阐明五经却用来依附梁冀的人，哪里能与之相提并论呢？那两个人的学问，拘泥于言辞之下而无所作为；而孟子的学问，却体现在有所作为上。唉！颜氏之后，只有孟子一人而已。

译孟子传卷三

<经部，四书类，孟子传>

钦定四库全书

孟子传卷四

宋 张九成 撰

孟子对齐宣王说：“大王有一位臣子，把妻子儿女托付给朋友照顾，自己到楚国去游玩，等他回来时，妻子儿女却受冻挨饿，那该怎么办呢？”宣王说：“和他绝交。”孟子说：“司法官不能管理好他的下属，那该怎么办呢？”宣王说：“罢免他。”孟子说：“如果整个国家治理不好，那该怎么办呢？”宣王环顾左右的人，把话题岔开了。

我读《孟子》这一节，深深领悟到君主身边不能没有贤能的士大夫。如果每天只和宦官、女子相处，有了过错也不知道，见到恶行也不劝谏，沉溺于酒色而昏庸糊涂，最终与夏桀、商纣同流合污，这真是可悲啊。只有贤能的士大夫常伴在君主身边，时常听到善言，必定知道有所警戒；时常见到善行，必定知道有所仰慕。日复一日，不断革新，帝王之道就可以迅速推进了。然而，士大夫的学问不可不讲究。侍奉君主的道理，与其直言正论、直指弊端，使君主背上杀害谏臣的名声，不如用委婉含蓄的言辞，旁征博引、曲折取譬，使君主自我警戒，这样更好。《孟子》的学问传承自子思，源流纯正，所以在阐述道理时，直率而不傲慢，曲折而不屈服，气势充沛令人赞叹，威严庄重令人警戒。齐宣王正被财货美色、奢侈宏大所迷惑，处于昏迷颠倒之中，却能时常听到《孟子》的微妙言论和警戒之论，他的收获也已经很多了。我因此知道君主身边不能没有贤能的士大夫啊。宣王心里想要开拓疆土，使秦、楚来朝见，统治中原，安抚四方少数民族，好大喜功，而对民生事务略微不加注意，土地荒芜也不问，遗弃的老夫和贪婪的官吏在位也不问。四境之内治理得如此糟糕，这是亡国的道路啊。如果《孟子》直接以此意进谏，只会激起君主的愤怒，增加厌恶进谏的心理，这种径直行事的方法，不是儒家圣贤所推崇的。细细玩味他的言语，深有意味，借物比喻，类比陈辞，使听的人不感到惊骇，品味的人产生敬畏，不违背耳朵的接受习惯却深深注入心中，这就是圣王之学值得推崇的原因。看他用托付妻子儿女的比喻，他的意思是百姓是宣王受天子托付治理的，让他们受冻挨饿可以吗？又有司法官不能管理下属的比喻，他的意思是诸侯的职责是治理百姓，现在身为诸侯却不问民生可以吗？他的意思在这里，言语在那里，宣王起初并未察觉。前面有“和他绝交”的回答，后面有“罢免他”的回答。朋友失职就应当绝交，司法官失职就应当罢免，这是人之常情。现在四境不治，那么宣王就是失职了。推演朋友当绝交、司法官当罢免的道理来反省自己，那么宣王应当如何呢？想宣王听到这话，内心受到警戒触动，是可以从言语之外体会到的。

孟子拜见齐宣王说：“所谓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不是指有高大的树木，而是指有世代辅佐的大臣。大王没有亲近的大臣了，过去所提拔的人，现在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在位。”宣王说：“我凭什么识别那些没有才能的人而舍弃他们呢？”孟子说：“国君提拔贤人，好像不得已一样，让地位低下的超越尊贵的，关系疏远的超越亲近的，能不慎重吗？左右亲信都说贤能，还不能相信；各位大夫都说贤能，还不能相信；全国人都说贤能，然后考察他，发现确实贤能，然后任用他。左右亲信都说不可，不要听信；各位大夫都说不可，不要听信；全国人都说不可，然后考察他，发现确实不可，然后罢免他。左右亲信都说可以杀，不要听信；各位大夫都说可以杀，不要听信；全国人都说可以杀，然后考察他，发现确实该杀，然后杀他。所以说：‘是全国人杀他。’这样，然后才可以做百姓的父母。”

【阙】

更何况上面

还有像伊尹、周公那样的人呢？然而君主大多喜欢新进之人，而厌恶见到老成之人，为什么呢？那些元老重臣，行动遵循旧例，言语有既定法度，使君主高兴时不能过度赏赐，发怒时不能滥用刑罚。君主想要有所作为，他们一定执守先世的规范，以与自己见解成败相关的道理进言，这是君主大多不愉快，以至于厌恶见到他们的原因。至于新进的小辈，未经世事，不懂人情，视前代圣人为迂腐疏远，轻视当世为流俗，随顺君主的喜怒，违背先世的典章常规，以至于破坏规矩绳墨，毁灭法度，最终违背人情，放纵淫侈，直到亡国败家才停止。这就是孟子之所以反复强调世臣之论，并且说：所谓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不是指有高大的树木，而是指有世代辅佐的大臣罢了。现在大王没有亲信的大臣了，过去所提拔的，都是新进的小辈，都超越老臣而骤然任用，他们的言论没有成效，败坏国家大事，又不知道诛杀断绝他们，这就是可悲的原因。亡，是断绝的意思。看这一节，难道是因为齐王意在开拓疆土，使秦、楚来朝见，统治中原，安抚四方少数民族，追求难以得到的事情，而朝廷老臣知道不可行，都已经离任，而信任稷下先生如淳于髡、环渊等人，肆意发表无根据的言论，讲高大空泛的理论，最终一事无成吗？不然，孟子为什么要立此论呢？宣王听到孟子的话，也厌恶稷下的言论，知道前日的错误，于是说：“我凭什么识别那些没有才能的人而舍弃他们呢？”唉！孟子的回答，多么刚劲严密啊！他说：“国君提拔贤人，好像不得已一样。”朝廷进用人才，岂可轻率呢？常像不得已一样，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