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传卷二十三

译太丁去世，太丁没有即位，外丙在位二年，仲壬在位四年，太甲败坏了成汤的法度。伊尹将他放逐到桐地，历时三年。太甲悔过自新，在桐地自我反省、改过迁善，经过三年听从伊尹的教导，于是又回到亳都。周公不占有天下，就像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一样。孔子说：“唐尧虞舜实行禅让，夏、商、周实行世袭，其中的道理是一致的。”

译孟子回答万章先前的问题，认为德行与事功都取决于天意。如今回答万章这个问题，则认为禅让给贤人或传给儿子都取决于天意。又说天造化之妙，假如尧的儿子不贤，舜的儿子也不贤。舜辅佐尧，历时二十八年；禹辅佐舜，历时十七年。历经年代长久，施予恩泽深厚，所以来朝见、打官司、歌颂的人全都归附于他。这是天意想要把天下传给贤人。天又让禹的儿子启贤能，能够恭敬地继承禹的道统，又让益辅佐禹，但历经年代不多，施予恩泽不久，所以来朝见、打官司、歌颂的人全都归附启而不归附益。这是天意想要把天下传给儿子。岂止如此呢？天的意图共有四种：第一种，天让像舜、禹那样的人出现，又让天子推荐他们，推荐之后又让他们历经年代长久，施予恩泽深厚，这是天意在于平民，想要让他们拥有天下。第二种，有伊尹、周公那样的圣人，他们身居相位，虽然历经年代长久，施予恩泽深厚，但让太甲悔过，成王也悔过，伊尹、周公终身做臣子。这是天意在于继承世位，让他们拥有天下。第三种，凭借孔子的圣德，鲁国任用他，却让季桓子接受女乐；齐国任用他，却让晏子非议他；楚国任用他，却让子西阻止他。孔子终身做漂泊之人。这也是天意在于继承世位，让他们拥有天下。第四种，像益被推荐给天，但历经年代不多，施予恩泽不久，就是这样。由此可知天要兴起商朝，就生出夏桀；天要兴起周朝，就生出商纣，难道是偶然的吗？所以孟子说舜、禹、益相隔久远，他们儿子的贤与不贤都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唉！如果真像这样说，那么人的或贤或愚，或穷或达，或起初贤明最终愚昧，或最终贤明起初愚昧，或起初穷困最终显达，或最终穷困起初显达，都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全都归于天罢了。说：不是这样！在天有命运，在我有道义，妄图求取富贵的人不可不知道。天有定数。至于福是自己求取的，智慧是自己积累的，灾祸是自己造成的，忧愁是自己招致的，怎么可以全都托付给命运呢？假如命运的来由不正，比如王莽聘请薛方，朱泚召见甄济，有的婉言拒绝不接受，有的假装哑巴不前往，这就是道义在我，该做的就做，何必问天命呢？所以君子的学问，应当把天命置于人事之中，而大力践行道义的大原则，生与义共存，死与义同归，命运虽然可以让人富贵，但不义宁愿贫穷；命运虽然可以让人尊贵，但不义宁愿卑贱。孔子说：“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乐趣也就在其中了。”不义而得来的富贵对我来说就像浮云一样，反复诵读这些话，深深看到圣人对待天命的道理。至于三聘伊尹于莘地，顺应天命求取傅说，则符合义，则公正。我慢慢起身回应他，像尧舜那样君临天下，像霖雨那样滋润天下，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这就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停止就停止，可以长久就长久，可以迅速就迅速。这是孔子对待天命的意图，求学的人又应当知道这个意图。

万章问道：“有人说伊尹用割肉做饭的手段来求取汤的任用，有这回事吗？”孟子说：“不。不是这样，伊尹在有莘的田野耕作，以尧舜之道为乐。不符合他的义，不符合他的道，用天下的俸禄给他他也不顾，用四千匹马拴着给他他也不看。不符合他的义，不符合他的道。一根草也不送给别人，一根草也不从别人那里索取。汤派人带着礼物聘请他，他安然自得地说：‘我为什么要汤的聘礼呢？我难道不如处在田野之中，由此以尧舜之道为乐吗？’汤三次派人去聘请他，随后他幡然改变说：‘与我处在田野之中，由此以尧舜之道为乐，我难道不如让这位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吗？我难道不如让这位百姓成为尧舜那样的百姓吗？我难道不如在我身上亲眼见到尧舜之道吗？天生育这些百姓，让先知的人唤醒后知的人，让先觉的人唤醒后觉的人。我是天民中的先觉者，我应当用这个道唤醒这些百姓。不是我唤醒他们，还有谁呢？想到天下的百姓，平民百姓有不被尧舜恩泽覆盖的，就像自己把他们推入沟壑中一样。他这样把天下的重任加在自己身上，所以去见汤并说服他，去讨伐夏朝拯救百姓。我没听说过委屈自己却能端正别人的人，何况侮辱自己来端正天下的人呢？圣人的行为不同，有的远离，有的亲近，有的离开，有的不离开，归结起来只是清洁自身罢了。我听说他用尧舜之道求取汤的任用，没听说用割肉做饭的手段。”《伊训》说：“天诛伐夏桀，从牧宫开始进攻，我从亳地开始行动。”

这段大意，万章问世间传闻：伊尹用割肉做饭的手段求取汤的任用。孟子说：汤三次聘请伊尹，他才出山，用尧舜之道侍奉汤，讨伐夏朝拯救百姓。又说：委屈自己尚且不能端正别人，何况侮辱自己的人能端正天下呢？所以没听说割肉做饭的说法。又说：圣人制定行为，有的远离而在草野，有的亲近而在君主身边，有的离开而到他国，有的不离开而死。其艰难如孔子，可以出仕，可以停止，可以长久，可以迅速。与微子离开他，箕子做他的奴仆，比干劝谏而死。虽然不同，但其大体所归，都不违背先王的名教，只是清洁自身罢了。然而伊尹平生所学，孟子极力阐述，我怎敢忽视而不讨论？请让我详细说说。圣贤的出仕与隐退，道义相合就跟随，不合就离开。他们所说的道，不是别的道，而是尧舜之道。尧舜之道是怎样的？说：所谓种植桑树种田，养育鸡猪狗彘，谨慎地办好学校修

译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让老年人穿丝绸、吃肉类，不在道路上背负重物，百姓不挨饿受冻，不至于流离失所、死于沟壑，这就是所谓的道。如果有不符合这一道的，即使把天下的俸禄给他，他也不会顾惜；即使拥有四千匹马，他也不会看一眼。所以，一丝一毫的不义之财，不给予别人，也不从别人那里获取，因为那不是我所说的道义。由此可知，天下来迎合伊尹是可以的，而不是伊尹去迎合天下。商汤起初来聘请伊尹时，正是违背了伊尹“一丝一毫不取之于人”的原则。所以说：我为什么要接受商汤的聘礼呢？我难道不如处在田野之中，由此来以尧舜之道为乐吗？尧舜之道，运用于实践就可以治理天下国家，蕴藏在自身则体现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等方面。当他在田野时，穿着粗布短衣，却有藻火般的尊贵；手持农具，却有圭璋般的贵重；养育妻子、爱护子女，有应对宾客的作用；指挥奴仆婢女，有举荐贤才、斥退不肖之人的契机。他治理天下国家的资具，全都包含在这里了，难道不快乐吗？商汤三次派人去聘请他，心意既诚恳，礼节既完备，心态既谦虚，已经进入了尧舜之道的门径。我难道可以失去他吗？失去商汤，就是失去了尧舜之道。尧舜之道，关键在于虚心。商汤既然虚心，必定能实行我关于种植桑树、耕种田地，饲养鸡猪狗彘，重视学校教育、修习孝悌，让老年人穿丝绸、吃肉类，不在道路上背负重物，百姓不挨饿受冻，不至于流离失所、死于沟壑的主张。如果能让君主和百姓都在尧舜之道中行事，这种快乐比在田野中更大，所以伊尹幡然改变心意说：与我处在田野之中，由此以尧舜之道为乐，难道不如让这位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吗？难道不如让这些百姓成为尧舜那样的百姓吗？难道不如让我亲身见到尧舜之道的实现吗？如果上面有种植桑树、耕种田地，重视学校教育、修习孝悌之道，那么百姓也会行尧舜之道。尧舜之道，是人所固有的。尧舜只是能够发挥它并加以运用罢了。百姓行尧舜之道，会是什么样呢？父子互相保护，兄弟互相扶持，家庭和睦，乡里宗族亲戚朋友互相往来，用鸡猪黍稷酒醴牛羊互相宴饮作乐，这就是百姓行尧舜之道。如果伊尹不出山，百姓正处在放纵邪僻、争斗掠夺之中，每天在夏桀、盗跖的道路上行事，哪里会有一个人觉察到我拥有尧舜之道呢？伊尹一出山，民心顿时改变，悔恨以前迷失了道路，觉悟到今天找到了正途，这种利益难道是小补吗？上天降生圣贤，难道只是为了个人打算吗？本来就是为天下打算罢了。伊尹因为商汤三次聘请，于是大大省悟上天之所以降生我的原因，托付给我治理天下的重任，于是有了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的说法。又有天民中先觉悟此道的人，去觉悟这些百姓，如果不是我去觉悟他们，还有谁呢？又有普通男女没有受到尧舜的恩泽，就像自己把他们推入沟壑中的说法。所以辅佐商汤讨伐夏桀，从汤火之中拯救百姓，夺取天下，把他们安置在安定太平的地方。他的学问是怎样的呢？尧舜之道，应当就是这样。像荷蓧、荷蒉、晨门、接舆这些人，只知道一丝一毫不给予、不获取的说法，至于幡然改变心意，使君主和百姓都成为尧舜那样，则是不明白的。枯槁灭绝，自以为是，这难道是圣人之道吗？只是自讨苦吃罢了，实在奇怪。至于伊尹两次说“由此以尧舜之道为乐”，学者不可不考究这一点。伊尹是指他自己所获得的，以尧舜之道为乐。尧舜之道，具备在天下，谁以它为乐呢？只有凭借我自己所获得的，进入尧舜之道中，每天用尧舜之道涵养我所获得的，这是合内外之道，所以能随时采取适宜的措施。《中庸》说：“伟大啊，圣人之道，广阔无边，养育万物，高峻至极，直达天际。”这是伊尹自得的地方。又说：“宽厚伟大啊，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等待合适的人然后实行。”这是伊尹凭借他所自得的，以尧舜之道为乐。其道理深远，不是亲身实践的人不能达到这个境界。至于割烹要汤的说法，是商鞅、苏秦、张仪这类人进献的，不是以正道创造这种说法，而是为了成全自己的奸诈罢了。然而孟子说：“我听说他用尧舜之道来要挟商汤。”“要”这个字，不可以用后世的心去看待，道相合就服从，不相合就离去，有什么要挟呢？这句话是解释万章关于割烹要汤的说法，所以极力说明他是用尧舜之道，而不是割烹。以要挟君主为心，这是《春秋》所应当诛杀的，难道是君子所应当做的吗？学者不可不仔细考察。

译万章问道：“有人说孔子在卫国时寄居在痈疽家里，在齐国时寄居在侍人瘠环家里，有这回事吗？”孟子说：“不，不是这样，这是好事的人编造的。”孔子在卫国寄居在颜讐由家里，弥子瑕的妻子和子路的妻子是姐妹。弥子瑕对子路说：“孔子如果寄居在我家，卫国卿相的职位就可以得到。”子路把这话告诉孔子，孔子说：“有天命。”孔子进用遵循礼，退隐遵循义，得到或得不到都说有天命。如果寄居在痈疽和侍人瘠环家里，就是没有义、没有天命了。孔子在鲁国、卫国不被悦纳，遭遇宋国桓司马想要拦截并杀害他，于是穿着丧服经过宋国。这时孔子正处困境，寄居在司城贞子家里，因为他是陈侯周的臣子。我听说观察近臣，看他所寄居的人；观察远臣，看他所寄居的人。如果孔子寄居在痈疽和侍人瘠环家里，怎么能成为孔子呢？

我曾经读《易经》读到渐卦，不禁抚着书感叹说：“士大夫的出仕与退隐，怎么可以忽视呢？”渐卦的卦辞说：“渐，女子出嫁，吉利，贞正。”而彖传说：“渐卦的进取，如同女子出嫁，所以吉利。进取而得到位分，前往就有功绩。以正道进取，可以匡正国家。”那么，观察渐卦的卦辞，士大夫的出仕与退隐，难道可以不遵循正道吗？班固文章冠绝两京，却侍奉窦宪；马融经学号称大儒，却依附梁冀；文章像柳宗元、刘禹锡，经学像陆淳，却依附王叔文；进仕不遵循正道，都成为千古罪人。何况圣人，是天地精妙的体现，日月光明的象征，仁义礼智的宗主，诗书礼乐的精神，他怎么肯在卫国寄居在痈疽那个医者的家里，在齐国寄居在瘠环那个宠幸的家里呢？说这种话的人，一定是进仕不遵循正道，就像商鞅通过景监进用，邹忌通过鼓琴进用，张仪通过郑袖进用，编造这种话，向上诬蔑圣人以自救其奸邪罢了。孟子就孔子拒绝弥子瑕的说法说：“有天命。”所谓天命，就是理义。难道有作为士大夫而寄居在宠幸之人家里以求进用的吗？道义上不应当做，就是天命上不应当做。圣人以义为天命，这天命就在自己这里罢了。或进或退，都以义为主。从前元稹通过崔潭峻进用，被当世士大夫所鄙视，以至于用青蝇寄托心意说：“刚从何处来，现在突然聚集在这里。”我读史书到这里，替元稹感到羞耻，面热汗下，不知道元稹怎么处置，官职如何，却被人如此轻视，可以说是失策了。李鄘被吐突承璀推荐，终身不就任宰相，学士大夫在道义上应当如此。每次读李鄘的传记，想见其人，恨不得与他做朋友，人心不远，道义分明，怎么可以欺骗呢？虽然六国小人如此污蔑孔子，只是徒劳罢了，谁肯相信呢？孟子又说，孔子穿着便服经过宋国，在遭遇厄难时，寄居在司城贞子家里，假借陈侯周臣的身份以逃避灾难，连逃避灾难尚且不肯寄居在不正之人家里，何况在平日无事的时候呢？通过厄难来推测，那么平日就可以知道了。大概打碎千金玉璧的人，不能在破釜时不失声；凌驾三军的勇士，不能在酒色前不失态。只有通过厄难观察人，那么生平所存可知了。王衍高谈物理，见到石勒而下拜；王坦之刚直自许，见到桓温而倒执手板。以孔子过宋时观察，痈疽、瘠环的诽谤，可以洗刷干净而无余了。君主想要观察远臣，看他所寄居的人；观察近臣，看他所寄居的人。观察当今圣人，从鲁国来，却在卫国寄居痈疽，在齐国寄居瘠环，难道不会被人君轻视吗？从前汉武帝见大〇军而蹲在厕所，见汲黯不戴帽子不见。以此推测人君的心，对于出仕与退隐，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孟子极力辩明，难道是为孔子打算吗？正是为天下后世士大夫打算罢了。所以我首先叙述渐卦，以端正孔子的出仕与退隐。

万章问道：“有人说百里奚把自己卖给秦国养牲口的人，用五张羊皮，喂牛来求见秦穆公，是真的吗？”孟子说：“不。不是这样，好事的人编造的。”百里奚是虞国人。晋国人用垂棘的璧玉和屈产的良马，向虞国借路去讨伐虢国。宫之奇劝谏，百里奚不劝谏，知道虞公不可劝谏就离开去了秦国。年纪已经七十岁了，竟然不知道用喂牛求见秦穆公是污浊的，可以说聪明吗？不可劝谏而不劝谏，可以说不聪明吗？知道虞公将要灭亡而先离开，不能说他不聪明。当时在秦国被举荐，知道秦穆公可以有所作为就辅佐他，可以说他不聪明吗？辅佐秦国而使他的君主显赫于天下，可以传于后世，不贤能能做到吗？自卖以成就他的君主，乡里自爱者不做，却说贤者做吗？

我读这一章，私下怀疑孟子鄙视管仲、晏婴、蚯蚓、仲子、狄、许行，对于百里奚，取什么？百里奚侍奉秦穆公，秦穆公只是霸主罢了。孔子门下，三尺孩童都羞于谈论霸道，而孟子却为他辩白。自卖于秦国的说法，直到三次称他为智，一次称他为贤。为什么对管晏严厉而对百里宽松呢？大概孟子取人，论其存心则很严，论其一节则很宽。大概存心是百行的根源，所以即使管晏都在所贬斥；论其一节之善，则都可以进于君子之路，所以即使百里奚也在所取。这是孟子的造化之术。如果说：“人能扩充不穿墙挖洞的心，那么仁就不可胜用。”“士不可以言而言，是用言语试探；可以言而不言，是用不

译说这是为了求取利益罢了。”这些都是钻墙爬窗的小偷一类的人。那些没有钻墙爬窗之心的人，只不过不去做偷盗的事罢了，稍微有点自爱的人都能够做到，却立刻认为仁德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又是何等的宽泛呢？至于不该说话的时候却说了，该说话的时候却不说话，只不过是不懂时机罢了，却立刻认为他们是钻墙爬窗的小偷一类的人，这又是何等的严苛呢？大概孟子只要看到人有一念之善，就直接称之为仁；有一念之非，就直接称之为钻墙爬窗的小偷。如果让每个人都能专一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中，从而进入仁义礼智的境界，而不敢产生丝毫不良的念头，那么这种教化难道不是伟大吗？百里奚在秦国做相六七年，三次安立晋国的国君，一次解救楚国的祸患，教化封地内的百姓使得巴人前来进贡，施恩德于诸侯使得八戎来归服，这是他的主要功绩。至于他劳累时不坐车，暑天不张伞盖，在国都中行走，不随从车马，不携带兵器。他去世时，男女流泪，儿童不唱歌谣，舂米的人不互相应和，有着晏子那样的风范，那么他的自爱就可以知道了。怎么会自我出卖呢？至于不可劝谏时就不劝谏，知道国家将要灭亡就提前离开，知道秦穆公可以有所作为就辅佐他。孟子三次称赞他有智慧，辅佐秦国使得秦穆公在天下显赫，可以流传于后世。孟子一次称赞他有贤德，这是孟子深刻说明他的自爱，决不会做出自我出卖这种卑劣的行为罢了。这与孔子删定《尚书》而选取秦穆公悔过这一节，记载在《周书》的末尾，其用意是相同的。然而深入考察这一篇，除了咸丘蒙问父亲不能得到、儿子不能得到，君主不能得到、臣子不能得到这一件事外，至于怀疑舜向苍天号哭，又怀疑舜不告父母而娶妻，又怀疑娶舜而不告父母，又怀疑舜假装喜悦，又怀疑舜封象于有庳，又怀疑禹德行衰微不传位给贤人，又怀疑伊尹以割烹要挟商汤，又怀疑孔子主持痈疽、瘠环之事，又怀疑百里奚自我出卖于秦国，都出自万章。孔子门下，众弟子所问的，不过是问仁、问孝、问政，都是切合实际、思考近处的问题，无非是为自己修身治学的学问，曾几何时敢僭越议论圣人，妄自诋毁贤者，而万章所问的，大抵喜欢相信街巷间的鄙俗言论，敢于怀疑圣人的大节，他的存心何其卑劣啊？我本来就说过了，孔子的门人距离夏商周三代不远，而齐国的晏子、晋国的叔向、郑国的子产、宋国的向戍、卫国的蘧瑗，都是当时的优秀大夫，他们的风俗议论还有先王的遗风。到了孟子时代，商鞅、邹忌、陈轸、苏秦、张仪、稷下学宫的那些人，横议四起，敢于诬蔑圣贤，自尊其说，风俗浅薄恶劣，动不动就肆意讥讽诋毁。陈臻对屋庐子的非议，淳于髡对充虞的侮弄认为他不高兴，公都子认为他好辩，公孙丑把他比作管仲、晏子超过孟贲，尹士认为他不明白干泽濡滞的道理。为什么孟子门下那些无意的诽谤喧喧满耳呢？不只是这样，竟然敢于评论前古的圣贤，那么风俗的衰败，大概可以知道了。只有敢于怀疑圣贤的风气不息，所以到了秦国，敢于焚书，敢于杀学士，敢于杀害六亲，敢于称始皇，完全不同于前古，直到天下都变成血肉，然后这种风气才平息罢了。唉，痛哉！

译孟子传卷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孟子传卷二十四

宋 张九成 撰

万章章句下

孟子说：“伯夷，眼睛不看邪恶的颜色，耳朵不听邪恶的声音。不是他认可的君主就不侍奉，不是他认可的百姓就不役使。政治清明就出仕，政治混乱就退隐。暴政产生的地方，暴民聚集的地方，他都不忍心居住。想到与乡人相处，就像穿着朝服戴着朝冠坐在泥炭之中一样难受。在商纣王的时候，他居住在北海边，等待天下清明。所以听到伯夷风范的人，顽固的人会变得廉洁，懦弱的人会产生志向。”伊尹说：“什么君主不能侍奉？什么百姓不能役使？政治清明也出仕，政治混乱也出仕。”他说：“上天生育这些百姓，让先知道的人去唤醒后知道的人，让先觉悟的人去唤醒后觉悟的人。我，是天下的百姓中先觉悟的人，我将用这个道去唤醒这些百姓。想到天下的百姓，如果有普通男女没有受到尧舜恩泽的，就像自己把他们推入沟壑中一样。他这样把天下的重任担当在自己身上。”柳下惠不以侍奉污浊的君主为羞耻，不推辞小官职，出仕不隐藏自己的贤能，一定按照自己的道行事。被遗弃而不怨恨，困窘而不忧愁。与乡人相处，从容自得的样子，不忍心离开。你是你，我是我，即使你赤身裸体在我旁边，你怎么能玷污我呢！所以听到柳下惠风范的人，鄙陋的人会变得宽厚，刻薄的人会变得敦厚。孔子离开齐国，淘了米就走；离开鲁国说：‘慢慢走啊。’这是离开父母之邦的道理。可以快就快，可以久就久，可以隐居就隐居，可以做官就做官。这是孔子。孟子说：‘伯夷，是圣人中清高的人；伊尹，是圣人中担当的人；柳下惠，是圣人中和的人；孔子，是圣人中顺应时势的人。’孔子被称为集大成。所谓集大成，就是金声开始而玉振结束。金声，是开始有条理；玉振，是结束有条理。开始有条理，是智慧的事；结束有条理，是圣人的事。智慧好比技巧，圣人好比力量。就像在百步之外射箭，射到靶子，是力量；射中靶心，不是仅靠力量。”

孟子独自尊崇孔子，所以论述三位圣人的成就，而有金声玉振、圣智以及巧力的说法，这是前古所未曾阐明的。孟子独自凭借深造自得的学问，鲜明地分别判断，使孔子的道与三位圣人截然不同，可以说是奇特伟大、超越绝俗的论断了。伯夷从清高进入圣境，伊尹从担当进入圣境，柳下惠从和顺进入圣境，三人交换位置，那么圣境就有所止境了。所以孟子用子夏、子游、子张都有圣人的一体，来比喻伯夷、伊尹、柳下惠，他的意思是伯夷得到圣人的清高，伊尹得到圣人的担当，柳下惠得到圣人的和顺，都只得到圣人的一体而不是全部。至于颜回虽然把清高、和顺、担当合为一体，但未能达到极致，所以说具体而微。只有我们的孔子把三位圣人的清高、和顺、担当合为一个大体，根据时势运用，可以清高就清高，可以担当就担当，可以和顺就和顺，千变万化，与时偕行，所以说孔子是圣人中顺应时势的人。况且离开齐国淘米就走，似乎像伯夷的清高；离开鲁国慢慢走，似乎像柳下惠的和顺；代理相事而斥逐莱人，诛杀侏儒，似乎像伊尹的担当；广博深远而根据时势表现出来罢了，所以说可以做官就做官，可以停止就停止，可以久留就久留，可以快速就快速。《礼记》说‘恰当的时候叫做时’，‘可’这个字用来表示斟酌审慎，而不是决然离去不回头。在圣人之外的是智慧，在力量之外的是技巧，在到达之外的是中道，所以说金声开始而玉振结束。制作音乐的人，开始用金奏，结束用玉节。《诗经》说‘依着我的磬声’，是用玉作为节拍。所谓‘玉振，是结束有条理’。又说‘结束有条理，是圣人的事’。伯夷、伊尹、柳下惠类似这样，所以伯夷终于清高，伊尹终于担当，柳下惠终于和顺，止步于此了，就像射箭只有力量而没有技巧，到达而没有中靶，所以在圣人之外没有达到智慧。智慧是用来运用圣人的，如果圣人没有智慧，怎么能造化转移，无所不可呢？所谓‘金声，是开始有条理’。又说‘开始有条理，是智慧的事’。孔子既用玉振来穷尽他的圣德，又用金声来穷尽他的智慧，结束之外又有开始，那么圣人就不止于清高；清高之外又有和顺，不止于和顺；和顺之外又有担当，循环往复，就像金声而又玉振，玉振而又金声。比作射箭，到达之外又能中靶，力量之外又有技巧，这是圣人之外又有智慧，只有圣人之外又有智慧，所以能运用。运用这种清高、和顺、担当的圣德，顺应时势而中靶。这是天地的奥妙，造化的神奇，学问不到这里，还学什么呢？孟子学问窥见大全，深刻见到孔子的用处，不曾沿袭古人一言，超然于千古之下，创立这个论断，以穷尽圣人的大用，使学者知道圣人门户中竟有如此变化。唉，深刻啊！不观察天地风雷的变化，日月照临的神奇，四时生成的大道，不足以了解圣人。

北宫锜问：“周朝分封爵位和俸禄，是怎样的？”孟子说：“详细情况不可得闻了。诸侯厌恶它危害自己，都销毁了典籍。然而我也曾听说过大概。天子一个等级，公一个等级，侯一个等级，伯一个等级，子男同一个等级，共五等。君一个等级，卿一个等级，大夫一个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