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传卷二十八

译过度防范，是不孝；不可激怒，也是不孝。」孔子说：「舜是最孝的，五十岁还依恋父母。」研读六经的人，应当先修习格物的学问。格物就能穷尽天下的道理。天下的道理穷尽了，就能做到知识完备、意念真诚、内心端正、自身修养完善、家庭和睦、国家治理有序、天下太平。何况研读六经呢？因为六经所说的，都是圣贤的心意。我通过格物，先获得圣贤的心意，那么六经都是我心中之物罢了。像这样来论述六经，那么肯定与否、褒贬高低，都超出常情之外，超然地照见千古圣贤的心意。只有孟子的学问是这样，所以论述《诗经》与当时的士大夫截然不同，却符合千古圣贤的心意。况且高子当时号称精通《诗经》，然而用私见来论述《诗经》，而不知道用天理来阐明《诗经》。用私见来论述《诗经》，所以把《小弁》当作小人的诗。他的意思是认为这首诗有‘我有什么罪过？’‘路上有死人尚且掩埋，君子听信谗言却像酒一样浓烈，君子不慈爱、不宽缓地追究’这样的话，认为它有怨恨亲人的言语。孟子用天理来观察《诗经》，看到小孩子见不到父母，就悲凄哽咽，哭泣号叫，没有东西可以解除他的心痛。见到父母后，就既生气又高兴。由此看来，是怨恨呢？还是依恋呢？回答说：是依恋。依恋不深，怨恨就不会极深。大舜向苍天号哭，《小弁》不被亲人喜爱，那种酸辛悲苦，正是为了依恋亲人。所以孟子有越国人射杀其兄、关弓射其父的比喻，并且断定《小弁》的怨恨是出于亲近亲人。如果不是孟子深明天理，怎么能知道《小弁》的心意是这样呢？那么格物的学问，就是六经的根本。公孙丑还用私意来诵读《诗经》，并且问：‘《凯风》为什么不怨恨？’《凯风》只是没有什么可以安慰父母罢了，不像《小弁》那样得罪了亲人。亲人可以轻易怨恨吗？‘亲人过错小，就有什么罪过’的话，是愤怒严厉的气概，是不孝的儿子。亲人过错大，却不怨恨，是把他当作路人，也是不孝的儿子。只有深知格物的学问，明白天理的归宿，那么怨恨或不怨恨，都知道心意的归宿了。孟子不相信《云汉》的诗，不采纳《武成》的策略，只相信自己所得的学问，而肯定或否定《诗经》《尚书》的话，他的见识超迈，哪里是常情所能企及的呢？固执啊，高叟！怎么足以议论这个呢？我因为孟子论述《诗经》，于是推演格物的学问，作为研读六经者的训诫。

译宋牼将要去楚国，孟子在石丘遇见他，问道：“先生打算去哪里？”宋牼说：“我听说秦国和楚国正在交战，我将去见楚王，劝说他们停战。如果楚王不高兴，我将去见秦王，劝说他们停战。两位君王中，我总能见到一位。”孟子说：“我不问细节，只愿听您的主旨。您打算怎么劝说呢？”宋牼说：“我将陈述战争对他们的不利。”孟子说：“先生的志向很大，但先生的说法不可取。先生用利益去劝说秦楚的君王，秦楚的君王如果因贪图利益而罢兵，那么三军将士就会乐于罢兵而贪图利益。做臣子的，怀着私利去侍奉君主；做儿子的，怀着私利去侍奉父亲；做弟弟的，怀着私利去侍奉兄长。这样君臣、父子、兄弟最终都抛弃了仁义，只怀着私利互相交往，然而国家不灭亡的，从未有过。如果先生用仁义去劝说秦楚的君王，秦楚的君王因喜爱仁义而罢兵，那么三军将士就会乐于罢兵而喜爱仁义。做臣子的，怀着仁义去侍奉君主；做儿子的，怀着仁义去侍奉父亲；做弟弟的，怀着仁义去侍奉兄长。这样君臣、父子、兄弟就抛弃了私利，怀着仁义互相交往，然而不能称王天下的，从未有过。何必一定要说利益呢？”

孟子住在邹国时，季任担任任国的代理长官，用礼物与孟子交往，孟子接受了礼物但没有回礼。孟子住在平陆时，储子担任齐国的相国，用礼物与孟子交往，孟子接受了礼物但没有回礼。后来，孟子从邹国去任国，见了季子；从平陆去齐国，却没见储子。屋庐子高兴地说：“我终于找到机会了。”便问道：“夫子去任国见了季子，去齐国却没见储子，是因为储子做了相国吗？”孟子说：“不是。”《尚书》说：“进献礼物重在礼仪，礼仪不如礼物丰厚，叫做没有进献；只有心意不专注于进献，才算是没有完成进献。”屋庐子听了很高兴。有人问他原因，屋庐子说：“季子不能亲自到邹国来，储子却能亲自到平陆来。”

大道施行时，圣贤出仕或隐居，天下人都信任他们而不怀疑。比如伊尹五次投奔商汤，五次投奔夏桀。从后世看来，一个农夫突然被提拔重用，难道不会成为往来反复、暗中窥探之士的嫌疑吗？然而商汤安心，天下人安心，即使夏桀也安心，没有丝毫怀疑，这是因为大道向来光明。世道衰微，人们各自凭借私智奋发，不再尊崇信任圣贤，用市井小民、商贾牙人的见识去怀疑圣贤。唉，我的道难以推行，已经很久了。圣贤一旦出仕或隐居，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见一拒，都遵循天理的自然，哪里是私情可以揣测的呢？而屋庐子游历于圣贤门下，却暗中窥探，用小人的见识诬蔑揣度孟子，并且高兴地说：“我终于找到机会了。”这究竟是什么心态呢？圣贤的所作所为，样样合乎正道，使天下后世都以此为典范，这才是可喜的。现在屋庐子认为孟子去任国见季子是因为季子守着一国权柄，去齐国不见储子是因为储子做了相国，这是何等卑下的见识？即使孟子真如屋庐子所说，屋庐子应当感到悲伤才对，有什么可高兴的呢？这是以别人做不善之事为乐。游历于圣贤门下而存心如此，实在令人悲伤。

他不知道圣贤的见与不见，都自有道理。从前淳于髡见梁惠王，屏退左右，独自坐着，两次见面，始终不说话。惠王感到奇怪，客人把这话告诉淳于髡，淳于髡说：“本来如此。我先前见王，王的心志在驱逐猎物；后来再见王，王的心志在音乐。所以我沉默不语。”客人详细报告给惠王，惠王大惊说：“唉，淳于先生真是圣人啊。先前先生来时，有人献好马，我还没来得及看，正逢先生到来；后来先生来时，有人献歌女，还没来得及试，也正逢先生到来。我虽然屏退了旁人，但私心在那边。”淳于髡不过是个没有学问的人，尚且能如此顺应心意、观察神色，何况孟子学问精深，思虑深远，对于人的神情，难道不能探求隐秘、钩深致远吗？所以有“礼仪不如礼物”的说法。那么，孟子见与不见，季任和储子的心思，孟子自然是知道的，屋庐子不知看到了什么而高兴呢？而且急忙说出“季子不能到邹国，储子能到平陆”的话，这又是用私意去揣度了。孟子的意思，难道是这样吗？我不敢完全阐发，留待君子去弘扬，或许能知道圣贤不可以用私智去臆测。

淳于髡说：“先追求名声和实际利益的是为了别人，后追求名声和实际利益的是为了自己。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声和实际利益没有加于上下，却离开了，仁者本来就是这样吗？”孟子说：“处在下位，不凭借贤能去侍奉不贤的人，这是伯夷的做法；五次投奔商汤，五次投奔夏桀，这是伊尹的做法；不厌恶污浊的君主，不推辞小官，这是柳下惠的做法。这三个人道路不同，但趋向一致。一致的是什么？就是仁。君子只要做到仁就行了，何必相同呢？”淳于髡说：“鲁缪公的时候，公仪子执政，子柳、子思做臣子，鲁国被削弱，更加严重。像这样，贤者对国家没有益处吗？”孟子说：“虞国不用百里奚而灭亡，秦穆公任用他而称霸。不任用贤人就灭亡，削弱哪里能得到呢？”淳于髡说：“从前，王豹住在淇水，河西的人善于唱歌；绵驹住在高唐，齐国右边的人善于歌唱；华周、梁丘的妻善于哭夫，从而改变了国家的习俗。内心有，必定表现在外面。做某事却没有功效的，淳于髡从未见过。”因此，如果没有贤者，淳于髡必定知道；如果有，淳于髡必定认识。他说：“孔子做鲁国司寇，不被任用，跟随祭祀，烤肉没送到，不脱帽……”

译戴着礼帽出行。不知情的人以为是为了吃肉，知情的人却认为这是无礼的行为。然而孔子却是想以此防止犯罪，不愿意做那些随意背离君子行为准则的事，一般人本来就不理解啊。」

译圣贤依据天理来决定去留，这岂是常人的情感所能揣测的呢？淳于髠不估量自己的实力，不衡量自己的德行，用人的私欲去窥探天理，用凡俗的眼光去议论圣贤，实在多见其不知深浅啊。圣贤所追求的目标，各自有不同的路径，但论及他们的归宿，都是遵循天理罢了。比如伯夷的清高，伊尹的责任担当，柳下惠的随和，虽然追求的方式不同，但归根结底都归于天理。仁，就是天理，怎么可以肯定伯夷而否定伊尹、柳下惠呢？又怎么可以肯定柳下惠、伊尹而否定伯夷呢？孔子在天理之中，又蕴含了造化的妙用，所以可以出仕，可以隐退，可以久留，可以快速离去，完全兼备了三位圣贤的造诣，并顺应时势而表现，这就更不是世俗之人所能知晓的了。孟子是学习孔子的，他的去留，又超出了这三位圣贤的范畴。三位圣贤的去留，尚且都归于仁，何况孟子离开齐国，难道不是仁者应当如此吗？淳于髠只知耍嘴皮子，喋喋不休，妄图用先求名实还是后求名实的说法，想把孟子置于不仁的境地，难道圣贤的行为反而要由淳于髠来评判轻重吗？孟子何必一定要与他相同呢？《论语》的道理已经讲得很透彻了，淳于髠不自知自己缺乏学问，却引用公仪休、泄柳、子思来发问，认为贤人对国家没有益处，意图大概是讥讽诋毁孟子，想要以此取胜。荒谬庸俗到了这种地步，哪里值得与他交谈呢？圣贤的胸怀，道德气量广大宏阔，有诱导人的心意，没有断绝人的意思，所以用百里奚来回答，大概是想让他知道，贤人的功用虽然看似微小，尚且足以扶持衰败的局面，保卫国家，怎么能说没有益处呢？淳于髠也可以停手了。他的心被私欲所蒙蔽，仓促急迫，不再以义理来追问，于是大肆发表荒谬言论，援引不伦不类的例子，认为世上没有贤人，实在可笑啊。贤人，德行可以长久，向上配享于天；功业可以宏大，向下配享于地。他却引用歌谣杂流、妇女恩怨，如王豹、绵驹、华周、陶梁之妻等人，认为孟子不如这些人有功，这是何等鄙陋的言论啊！仁人，端正道义而不谋求私利，阐明大道而不计较功效。管仲九次会盟诸侯，匡正天下，却是曾西所羞于相比的，这说明功利不值得称道，而道德值得尊崇。如果真像淳于髠所说的那样，曹操、司马懿难道没有功劳吗？从现在来看，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这就是曾西不敢轻易将自己与子路相比，而孔子门下五尺高的孩童都羞于谈论霸道的缘故。淳于髠不用道义来观察孟子，却用功利来议论圣贤，这是何等凡俗鄙陋之流啊！孟子引用孔子离开鲁国的事例，因为微薄的祭肉之罪而行动，心中不想把鲁国置于大过的境地，还让贤者愿意前来，他的国家与交绝的国家没有恶声，废黜妻子可以改嫁的道理，都体现了忠厚仁慈，几乎与天地等同。圣贤存心如此，岂是众人所能知晓的呢？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淳于髠用人的私欲去窥探天理，用凡俗的眼光去议论圣贤，多见其不知深浅啊。唉！圣贤的行为都自有其道，而世俗小人不自知自己缺乏学问，动不动就加以诋毁，招引同类，唱和成风，使得圣贤不能稍微施展他们的抱负，真是悲哀啊！

孟子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现在的诸侯，是五霸的罪人。现在的大夫，是现在诸侯的罪人。”天子到诸侯国去叫“巡狩”，诸侯朝见天子叫“述职”。春天视察耕作并补助不足，秋天视察收获并帮助匮乏。进入他的疆界，土地开垦，田野治理，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就有赏赐；赏赐以土地。进入他的疆界，土地荒芜，遗弃老人，失去贤人，聚敛之臣在位，就有谴责。一次不朝见就贬低他的爵位，两次不朝见就削减他的土地，三次不朝见就出动六军去征讨。因此天子只讨伐而不征伐，诸侯只征伐而不讨伐。五霸，是挟持诸侯去征伐诸侯的人。所以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五霸中齐桓公最为兴盛，葵丘的盟会，诸侯捆绑牺牲，载上盟书而不歃血。第一次命令说：“诛杀不孝之人，不要更换已立的太子，不要把妾提升为妻。”第二次命令说：“尊重贤人，培养人才，以彰显有德之人。”第三次命令说：“尊敬老人，慈爱幼童，不要遗忘宾客旅人。”第四次命令说：“士人不世袭官职，官职事务不兼管，选拔士人必须得当，不要擅自杀害大夫。”第五次命令说：“不要修筑弯曲的堤防，不要阻止粮食流通，不要有封地而不报告。”说：“凡是我同盟的人，盟誓之后，言语归于友好。”现在的诸侯都违反了这五条禁令，所以说：“现在的诸侯，是五霸的罪人。”助长君王的恶行，罪过较小；迎合君王的恶行，罪过大。现在的大夫都迎合君王的恶行，所以说：“现在的大夫，是现在诸侯的罪人。”

孟子学问造诣精微，思虑深入幽远，静观古今的变化，如同仰观十二次、二十八宿在天上，俯察五岳、四渎、沧海在地上，得以品题命名，如析木、大火、角、亢、氐、房、华、嵩、泰、衡、江、河、淮、济，一经讨论，千古不变，真是盛大啊！如将五霸视为三王的罪人，将现在的诸侯视为五霸的罪人，将现在的大夫视为现在诸侯的罪人，查阅实证，分类区分，总结其罪行并确立条目，根据条目梳理其心迹，不知从何处看出其如此，从何处得其要领，我由此知道他的学问造诣精微而思虑深入幽远。其罪行的显著之处，不烦解释，一读可知，唯独迎合君王的恶行，罪过大，不可不辨明。

译由此可见，孟子并不深怪当时的诸侯，而是谴责商鞅、孙膑、驺忌、苏秦、张仪、沈同、陈贾、王驩以及稷下的诸子。比如伐燕的谋划，齐王原本没有这个念头，是沈同挑起的；既然齐王感到非常羞愧，而陈贾又为之辩解，那么孟子厌恶那些逢迎君主私欲的人，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齐王前后左右都是这类人，所以孟子才有“一曝十寒”的比喻，有“众楚人咻之”的比喻。这就是诸侯之所以成为五霸的罪人，五霸之所以成为三王的罪人的原因。若要正本清源，应当追究当时大夫们的罪责，视他们为罪魁祸首就可以了。这大概是《春秋》的笔法，我因此又加以阐发。

译鲁国打算让慎子担任将军。孟子说：“不先教导百姓就驱使他们作战，叫做祸害百姓。祸害百姓的人，在尧舜的时代是不被容许的。即使一次战役就战胜齐国，从而占有南阳之地，然而这仍然是不可以的。”慎子勃然变色，很不高兴地说：“这是滑厘所不明白的。”孟子说：“我明确地告诉你，天子的领地纵横千里，不到千里不足以接待诸侯；诸侯的领地纵横百里，不到百里不足以守护宗庙的典籍。周公受封于鲁国，是纵横百里，土地并非不足，却节俭地只取百里；太公受封于齐国，也是纵横百里，土地并非不足，却节俭地只取百里。现在鲁国有五个纵横百里的领地，你认为如果有王者兴起，鲁国是在被削减之列呢？还是在被增加之列呢？只是从那里拿来给这里，然而仁者尚且不做，何况是杀人来求得它呢？君子侍奉君主，致力于引导君主走上正道，立志于仁德罢了。孟子说：“现在侍奉君主的人说：‘我能替君主开拓土地，充实府库。’现在所谓的良臣，就是古代所谓的民贼。君主不向往正道，不立志于仁德，却谋求使他富裕，这是使夏桀富裕啊。‘我能替君主缔结盟约，与盟国作战必定获胜。’现在所谓的良臣，就是古代所谓的民贼。君主不向往正道，不立志于仁德，却谋求替他强力作战，这是辅佐夏桀啊。沿袭现在的道路，不改变现在的习俗，即使把天下给他，他也无法安居一朝。”

孟子用帝王之道来观察战国时期，当时风俗所崇尚的，议论所涉及的，没有一样符合正道且有利于百姓的。如果可以使自己的意图得以实现，无不竭尽底蕴而告知他们，他的用心也已深切了。鲁国打算让慎子担任将军，孟子预先担忧他会开拓土地，充实府库，缔结盟约作战必定获胜，以杀人为功业。首先用不教导百姓礼乐就驱使他们征战，其名称叫做祸害百姓来比喻。祸害百姓的人，是尧舜所不赦免的。即使大国如齐国，现在一次战役战胜它，从而占有齐国南阳的土地，用先王的法度来论断，也是不可以的，何况未必能战胜呢？战胜与不战胜，使得两国的百姓肝脑涂地，骨肉离散，父亲哭儿子，儿子哭父亲，哥哥哭弟弟，弟弟哭哥哥，以至于妻子哭丈夫，这也怎么忍心呢？慎滑厘的本意在于征战，听到孟子的话，立刻有“滑厘不明白”的话。唉，气量傲慢凶狠到如此地步，这难道可以与他交谈吗？从常人的情理来看，明智的人则沉默而不被容纳，依仗血气的人则言辞语气郁结，与他较量胜负了。孟子却意态闲适，神情雍容，于是有“我明确地告诉你”的话。有天子的领地纵横千里，诸侯的领地纵横百里，周公、太公受封于鲁、受封于齐，土地极其有余，却只限于百里的说法。先王的制度，都是从天理中化生出来的，多了就会引起奢侈广大的心思，少了就会有狭隘的刺目，随着功劳的高低来建立设置，怎么可以稍有改变呢？鲁国现在纵横百里者五，是大大的违背先王的制度，假使明王复兴，鲁国应当在被削减之列，现在又想要增加它吗？即使不动一兵，不顿一甲，徒手而取它，尚且触犯先王的禁令，而仁者不做，何况是杀人来求得它呢？君子侍奉君主，务必用尧舜之道引导君主走向仁厚的境地。所谓尧舜之道，就是所谓种植桑树、耕种田地，养育鸡猪，畜养狗彘，谨慎地办好学校，修习孝悌，使得老年人穿丝绸吃肉，百姓不饥不寒，不在道路上背负头顶重物，不在沟壑中辗转尸体。用这种道引导君主而游于仁厚的境地，难道不是士君子所应当做的吗？观察孟子的话，略无忿怒之心，他的道襟德量超越常情甚多。孟子因为慎子又感发当时侍奉君主的徒众，而世俗所谓的良臣，开拓土地，充实府库，如商鞅之徒，缔结盟约作战必定获胜，如苏秦之徒，而以古代先哲王的时候来论断，都称之为民贼罢了。君主不知道向往尧舜之道，不知道立志尧舜之仁，却谋求使他富裕，谋求替他强力作战，这是率领百姓的脂膏来使夏桀富裕，杀害百姓的父子来辅佐夏桀，这是什么风俗啊？孟子静观，倘若不大有变更以移易当时邪僻的见解，沿袭当时的所谓正道，不改变当时的风俗，即使得到当时的天下，正如赴水蹈火，不可一朝安居。那么孟子的意图将在于什么呢？将实行尧舜之道，如种植桑树、耕种田地等事，并且改变天下风俗，使得父子相互保全，兄弟相互扶持，家庭相互和睦，乡里、族党、亲戚、朋友相互往来，酒醴、牛羊、鸡猪、狗彘相互宴乐罢了。至于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如当时所谓的良臣，即使得到天下也不做。圣贤的心，大概可以看见了。

孟子传卷二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孟子传卷二十九

宋 张九成 撰

白圭说：“我想实行二十抽一的税率，怎么样？”孟子说：“你的方法，是貉国的方法。拥有万户人口的国家，只有一个人做陶器，可以吗？”白圭说：“不可以，器物不够用。”孟子说：“貉国，五谷不生长，只有黍子生长。没有城郭、宫室、宗庙、祭祀的礼仪，没有诸侯、币帛、饮食，没有百官有司，所以二十抽一就足够了。现在居住在中国，抛弃人伦，没有君子，怎么可以呢？陶器因为少，尚且不可以治国，何况没有君子呢？想要比尧舜之道更轻的，是大貉、小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