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传卷四

译罢了。如果不加以深思熟虑，轻率地任用人才，不幸遇到像公孙彊、赵括那样的人，一旦让他们凌驾于各位大臣之上，大到导致国家灭亡，小到陷害百姓，怎能不谨慎呢？况且一个微小的人，必定有旧交；一个微小的家庭，必定有亲信；何况一个国家如此之大，难道没有心腹元老重臣吗？如果君主任用先王的大臣，遵守先王的法度，自然足以保护百姓、安定国家，必定为后世子孙考虑任用人才的事，也不可轻率。应当让官员在内外职位上历练，熟悉事情的始末，只有经历过艰难险阻的人，才不敢轻率行事；只有多次失败的人，才会知道审慎详察。考虑到世路难行，就不会妄发言论；认识到事物变化难测，行动就必定深思熟虑。必须让百姓向往他，元老信任他，我们内心安心，然后才可以任用。怎么能不问资历深浅，不检验其实际表现，只凭一句话合心意，就突然提拔，让卑贱者超越尊贵者，疏远者超越亲近者，这难道不伤害元老的心意，而失去全国的人心吗？所以孟子教导宣王用人时说：“大王不要根据左右近臣、众位大夫和国人的喜好厌恶来进退人才，至于杀人，应当亲自明察。”左右近臣、众位大夫和国人都说某人贤能，都说某人不可用，都说某人该杀，而我必须亲眼见到他的贤能，见到他的不可用，见到他的该杀，然后才任用、罢免或处死他，这才是正确的。之所以不轻信左右近臣，是担心小人勾结宠幸之人以谋求进身，像柳宗元那样的人；之所以不轻信众位大夫，是担心小人勾结权臣以谋求进身，像谷永那样的人；之所以不轻信国人，是担心小人迎合流俗，同流合污以谋求进身，像乡愿那样的人，他们的喜好厌恶难道可以轻易相信吗？那么，不信任左右近臣、众位大夫和国人的喜好厌恶，我应当根据自己的所见来进退、处死他们，这样可以吗？回答说：不可以。君主独自凭自己的喜好厌恶行事，怎么知道不是出于私情呢？只有当左右近臣、众位大夫和国人众口一词说：“这是贤人，这是不可用的人，这是该杀的人。”然后我把它记在心里，通过事情来检验，暗中观察他的行为，私下考察他的趋向，一定要等到亲眼见到他所谓的贤能、不可用、该杀，与左右近臣、众位大夫和国人的言论完全吻合，然后才任用、罢免或处死他。这样小人就无法肆意作恶，君子就能实现志向，不胡乱杀人，不随意罢免人，而所提拔的人都能足以保护我们的子孙百姓，做百姓父母的道理也就得到了。然而唐武后用人最为轻率，所以当时有“杷椎腕脱”的说法，而一时的人才如姚崇、宋璟等人，都足以建立开元的太平盛世。至于唐德宗用人最精挑细选，结果东省闭门数月，南台只有一位御史，当世的人物都被两河的诸侯所用，给唐朝留下了无穷的祸患。现在宣王处在战国这样一个狭小的境地，得到士人就生存，失去士人就灭亡，而孟子教导他要精选且迟缓，我担心不得志的人会相继离开，像商鞅离开魏国到秦国，导致魏国接连丧师；韩信、陈平离开楚国到汉国，导致项羽最终保不住自己的头颅，祸福的变化如此迅速，那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武后用人虽然轻率，但还没达到卑贱者超越尊贵者的地步，而德宗的精选起初也没听说有可亲信的人，他心中所谓的元老重臣，只有卢杞罢了。如果审视我们真的有元老重臣，又何必担心商鞅、陈平那样的人呢？假如惠王听从公叔痤的话，那么商鞅必定成为我国的忠臣；假如项羽实行范增的计策，那么高祖又怎么会有后来的希望呢？然而，辨别贤能与不肖，辨别该杀与不该杀，又不能不讲究。德宗认为卢杞忠诚而任用他，认为萧复轻视自己，姜公辅卖弄正直而罢免他们，当时也没有听从满朝大臣的意见，而是自己判断的。孟子的话究竟如何呢？回答说：这是孟子的深意。齐王的见识，正等待孟子来雕琢琢磨，使他在孟子一句话之下就亲信孟子，纠正他的非分之想，仁义得以彰显，那么贤能与不肖怎么能逃过他的明察呢？像德宗那样，自己颠倒错乱，贤能与不肖怎么能明白？他任用卢杞而罢免萧复等人，这是他不讲究学问的罪过。这也是孟子的遗意，所以我特意把它揭示出来。

译齐宣王问道：“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有这回事吗？”孟子回答说：“在史传中有记载。”齐宣王问：“臣子杀害他的君主，可以吗？”孟子说：“破坏仁的人叫做贼，破坏义的人叫做残。残害仁义的人，叫做独夫。我只听说过诛杀独夫商纣，没听说过臣子杀害君主。”我读这一章，诵读孟子的回答，毛发竖立，多么刚劲严厉啊！等到想到子贡的说法：“商纣的坏，不像这样严重。所以君子厌恶处于下流，天下的恶名都归到他身上。”多么忠厚宽恕啊！孔子门徒宽恕商纣到了这种地步，而孟子直接用“独夫”来称呼他，不再用君臣的名分来讨论，这真是奇怪。我从前读史书，商纣被周武王逼迫，在火中自焚而死。周武王进入商纣所在的地方，亲自射他，射了三箭才下车，亲手用剑击打他，用黄钺砍下商纣的头，悬挂在白旗上。我读到这里合上书不忍心，以至于流泪说：“唉！周武王虽然是圣人，也是臣子；商纣虽然无道，也是君主。周武王曾经北面侍奉他，怎么忍心做这种事呢？”有人说：“这是周武王执行天意，安慰人心。”唉！天道竟然让臣子做这种事，难道是天理吗？人心竟然希望臣子做这种事，难道是人心的本意吗？反复寻求其中的道理却找不到。〇如果说周武王不对，但孔子说：“商汤周武的革命，顺从天意而顺应人心。”《中庸》说：“周武王、周公，可以说是通达孝道了吧？所谓孝，就是善于继承前人的志向，善于叙述前人的事业。”怎么敢认为周武王不对呢？如果说周武王是理所当然，藏在心里，悲痛不安。验证于事实，亲自杀害君主，把头悬挂在旗上，可以吗？而孟子更不用君臣的名分来讨论，他的意思直接说：“实行仁义的人才是我的君主，残害仁义的人只是独夫罢了。即使尊临皇位，位居九五，也不讨论。”唉！如果孟子处在周武王的时候，一定会做诛杀商纣的事。他的心里既然认为他是独夫，不认为他是君主，〇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况且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周公杀兄，石碏杀子，都是圣贤的不幸。不知道古人的见识直接与今人不同吗？还是这种心中的震动悲痛，是人欲而非天理呢？不然，孟子为什么用刚劲的言辞直言，毫无委婉呢？孟子是亚圣，难道有失道的言论吗？而且孔子这样说，《中庸》这样说。看卫国驱逐献公，晋悼公对师旷说：“卫国人驱逐他们的君主，不也太过分了吗？”师旷回答说：“或许他们的君主实在过分。”天生百姓而设立君主，让他们管理百姓，不让他们失去本性。又说：“君主，是神灵的主宰而百姓的希望。上天爱民很深啊。难道让一个人在百姓之上肆意妄为，放纵他的淫欲，而抛弃天地的本性吗？一定不是这样。如果困害百姓的本性，断绝神灵的祭祀，百姓绝望，国家没有主人，那还要他做什么？不除去他，做什么？由此可知古人直接不把流放杀害驱逐君主当作过分。唉！说这样的话尚且不可以，何况做这种事呢？商汤流放夏桀，与卫国驱逐君主，本来就是臣子不应当做的。而周武王竟然亲自射他，用剑击打他，用钺砍他。孟子竟然称之为诛杀独夫，而孔子和《中庸》又大大称赞他。读圣贤的书，没有不一一符合心意的，唯独在这里感到惨栗。如果认为不应当做，我一个鄙陋的人，怎么能望见周武王、周公、孔子和《中庸》之道的万分之一呢？却唯独这样，为什么呢？然而有子贡的说法作为依据，而孔子又没有诛杀独夫的说法。这就是我之所以不敢决断是非，等待世上有道的君子来开导警示的原因。

孟子对齐宣王说：“建造大房子，一定要让工匠寻找大木料。工匠找到大木料，大王就高兴，认为他能胜任这个任务。工匠砍削使木料变小，大王就生气，认为他不能胜任这个任务。人从小学习，长大后想要实行。大王说：‘暂且舍弃你所学的，而听从我的，怎么样？’现在这里有块璞玉，即使价值万镒，也一定要让玉匠雕琢它。至于治理国家，却说：‘暂且舍弃你所学的，而听从我的，’这与教玉匠雕琢玉有什么不同呢？”

孟子的学问，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一直到治理天下国家，他的论述非常详细，他的选择非常精当。他在战国时期，众人都知道战争诡诈的计谋为高明，而孟子用格物的学问穷究它，于是看到天下苦于战争诡诈的说法，人人都希望摆脱负担于帝王之道。所以他胸中自有一定规模，如种植桑树种田，重视学校，申明孝悌，使老人小孩都得到安置，穿丝绸吃肉，不在道路上背负重物，上侍奉父母下养育子女，不漂流在沟壑中。让一个国家实行，那么天下的心都归向这里，不烦劳兵甲，不用诡计，而四海大治。这是他的规模。开始见到梁惠王，就用这个晓谕他；见到齐宣王，又用这个晓谕他。谆谆教诲，拳拳念虑，他的意图在哪里呢？想要得到天下同享其乐，而安于帝王之道。如果当时君主无意于天下，那就罢了；如果有意思于天下，舍弃孟子的学问，而想听商鞅的说法、孙膑的说法、苏秦张仪的说法、稷下先生的说法，我恐怕杀人更多，人心更失。秦始皇并吞六国，夷灭诸侯，安然自以为像太阳在天上，身死不久，而与咸鱼同载。

译到了他的儿子秦二世，听信赵高的邪说，杀害扶苏，残害骨肉亲人，施行严酷的督责政治，兴修骊山陵墓的工程，陈胜一人起义，秦朝的宗庙便全部毁坏。这是战争诡诈带来的后果。天理昭然若揭，难道有不依靠仁义而能长久存在的吗？孟子深深悲叹天下的局势必然发展到这种地步，所以勤勉地坚持仁义的主张。然而当时的君主，见闻已经习惯，思虑已经深入，浸染已经很久，轻蔑地不把它放在心上，最终使得暴君得逞，宗庙变成废墟，国家灭亡，然后才停止，这真是令人感叹啊！

看这一章，是因为齐宣王想要孟子放弃他所学习的帝王之道的规范，而去迎合他所学习的贪婪暴虐之术，所以孟子设喻来问他道：“建造大厦，就一定要让工匠师傅寻找大木来作为梁柱之用。工匠师傅得到大木，大王就会高兴。之所以高兴，是因为建造大厦有了材料，那么大厦不久就可以建成了。如果有工匠，本来不是建造大厦的人才，却不衡量高低，不问轻重，就把大木砍削变小，这是毁坏建造大厦的材料，宫室就无法建成了。这是大王发怒的原因。建造大厦，必须使用大材，难道治理天下却不使用帝王之道吗？有大材却加以残害，那么大厦终究无法建成。难道有把帝王之学用于阴谋诡计，而能治理天下的吗？”

治理天下国家，一定要有治理天下国家的人才。像商鞅、孙膑、苏秦、张仪、稷下学宫几位先生的学说，都是里巷市井、商贾牙侩之才。把这类人当作治理天下国家的人才，难怪动乱灭亡相继发生，到秦国时彻底崩坏。齐宣王想要孟子放弃帝王之学，而学习牙侩之才的学问，以实现他开拓土地、使秦楚朝见、统治中原、安抚四夷的志向，这是不知轻重啊。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习俗日久，深入肌骨，不容易洗除。

又设喻说：“现在有一万镒的璞玉，想取来制作珪璧之用，大王能亲自去取吗？一定要让玉工雕琢，我不参与是可以的。有璞玉的是大王，而雕琢它的是玉工。玉工雕琢时，心手相应，思虑精微，法度严密，难道别人能知道吗？大王想要珪璧之用，向玉工要求是可以的，却非要干预雕琢的事，说：‘这样解璞，这样制玉，这样作圭，这样成璧。’让玉工完全放弃心手、思虑、法度的作用，我知道玉工会辞谢离去。国家就像璞玉，孟子就像善于雕琢的玉工。拥有国家的大王，用来治理天下国家的方法，在于孟子的学说。雕琢完全听从玉工，治理天下国家完全听从孟子是可以的。现在让他放弃平素所学，却说效法商鞅孙膑的计谋，效法张仪苏秦的策略，效法稷下先生的议论，来实现我开拓土地、使秦楚朝见、统治中原、安抚四夷的志向，这就像教玉工雕琢玉一样。玉工不肯放弃他所坚守的，来顺从大王的欲望，治理天下国家难道可以让人放弃规范，而顺从市井牙侩的计谋吗？玉工不能施展他的技艺，就会辞谢离去；孟子不能施行他的道，也会浩然有归隐之志。

唉！孟子可以说是特立独行的人了。在战国时期，战争纵横诡诈的学说，像滔天洪水，像野火焚烧，而孟子独自坚守帝王之道，超然于颓波坏堑之中，不弯曲不折断，不动摇不盈满。我读这个时期的历史，看到战争之说、纵横之说、诡诈之说，遍布天下，而孟子的言论偶尔出现在各种学说之间，这就像粪土中长出灵芝，喧闹中有凤凰出现。久而久之，各种学说消亡灰烬烟灭，与粪土一同归于虚无，而我们孟子的仁义之说鲜明突出，与日月星河横贯古今。唉！我们的学问，应当学习什么呢？我所说的尊崇帝王而宗奉颜回孟子的，大概不可忽视啊。

译齐国人攻打燕国，取得了胜利。齐宣王问道：“有人劝我不要占领燕国，有人劝我要占领它。凭借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去攻打另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五十天就攻下了它，这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如果不占领，必定会遭受上天的惩罚。如果占领它，怎么样？”孟子回答说：“占领它，如果燕国百姓高兴，就占领它。古代有人这样做过，周武王就是这样。占领它，如果燕国百姓不高兴，就不要占领。古代有人这样做过，周文王就是这样。凭借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去攻打另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百姓用箪盛着饭、用壶装着酒来迎接王师，难道有别的原因吗？是为了逃避水深火热的灾难。如果水变得更深，火变得更热，那百姓也就只是换了一个受苦的地方罢了。”

世上怀疑孟子的人，认为周天子还在位，而孟子却用周文王、周武王的先例来劝告齐宣王，好像是没有天子一样。其实征伐应当由天子发起，而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是天子的事。现在齐国攻打燕国，不是出自天子的命令，就已经可以诛责了。而且想要完全吞并燕国，灭掉别人的国家、断绝别人的世系，这不符合天子的道义。孟子不从这个道理去纠正齐宣王，反而引用周文王没有吞并、周武王吞并商朝的例子来回答，这是允许齐宣王做文王、武王的事，而不再论及天子的权威了。这就是人们多疑的原因。然而我考证后认为，像陈恒杀了他的国君，孔子斋戒沐浴后上朝，告诉鲁哀公说：“请讨伐他。”天子负责征讨而不亲自征伐，所以征讨是天子的职责。孔子为什么用天子的职责去期望鲁哀公呢？难道不是僭越混乱吗？回答说：“这有说法。”说法是什么呢？如果哀公答应孔子的请求，孔子就会向天子请示，以天子的命令命令鲁国率领诸侯去讨伐他。孟子所说的“取”，难道不是出于这个意思吗？有人说：“《论语》《孟子》记载的本没有这个意思，却曲解来解释，为什么呢？”回答说：“孔子是大圣人，孟子是大贤人。后来的贤者，穷尽一生，讲论师承，还望不到他们的万分之一，却想用私意把圣贤置于不义的境地，这是什么心呢？圣贤出生，承受上天的正命，禀受天地间的正气，开创时代，与天地日月共同化育万物。我们这些渺小的人，不知道尊敬，竟想在昏醉之中妄论他们的举措，这就是我独自探寻圣贤心意所在，而不问他们言语有无的原因。”我的意思如此，是尊重圣贤。尊重圣贤，就是尊重上天。上天可以轻慢吗？我又曾根据当时的情势来考察，齐国攻打燕国时，是齐宣王十八年，楚怀王十五年，秦惠文王后元十一年，也是周赧王元年。孟子从天理来看，周朝自平王以来，世上没有贤明的君王，到赧王时更是极点，这是上天所废弃的，不可复兴，还忍心说吗？在此之下，秦、楚、齐是大国，秦、楚都僭越称王，他们无君的心，也是世代沿袭的恶习。之所以能成为国家，是因为有礼法。秦、楚专横恣意，不问礼法，如果让他们得志，必定放肆暴虐，扰乱名分，改变制度，帝王的道义就会坠落于地，天下的百姓就会成为血肉，没有喘息的地方了。只有齐宣王是虞舜的后裔，而且胸怀宽广、仁厚博大，如果让他实行孟子的话，帝王的道义或许可以在早晚间复兴，百姓的性命或许可以置于太平之中。论天下的形势，不归于齐，就归于秦；不归于秦，就归于楚。楚怀王愚昧昏暗，是上天所废弃的。如果楚国得志，形势应当像秦国，而秦国世代有英明杰出的君主，形势应当完全归于秦国。所可以依赖的，还有齐宣王与之抗衡。所以孟子极力陈述王道，让齐宣王实行。齐国如果得志，我们的道义或许有希望了。奈何齐宣王最终不能实行他的道义，而形势最终完全归于秦国。秦国自孝公以来，专行刻薄的政治，为富国强兵谋划，一旦兼并天下，不尊重先王的法度，烧尽六经，杀尽儒者，以快其意。后来秦始皇得志，视圣道如仇敌，视百姓如草芥，天下大乱，兵戈四起，到汉朝才稍微安定，而抓捕杀戮的命令，挟书之法，到汉文帝时才废除。唉，还忍心说吗！孟子知道形势必定会到这一步，又念及帝王的道义，将要灭绝而不复兴；而百姓的性命，将要成为鱼肉，不再能位列于人类之中。这就是他急于向齐宣王陈述王道，以阻挡崩溃之势的原因。学者生在千百载之后，不根据当时的情势来考察，而妄加诋毁，这也太奇怪了。然而子之窃据燕国，其罪当诛。齐宣王向天子请示后攻打他，谁说不行呢？至于攻打而获胜，已经逃脱不了擅自兴兵的罪责，却又用一时的邪说，来满足他的贪欲之心。所谓一时的邪说，就是“不占领，必定会遭受上天的惩罚”这种说法。当时六国中持邪说的人，都秉持这种说法，来引导诸侯做不义之举，不问理的是非。当世的君主，也乐于听这种说法，得以快其私意，而甘心于此。据理而言，作为口实，如所谓“上天给予而不取，反而遭受祸患”，这是什么邪说呢？这是上天让人做不义之举。在天为命，在人为义，看义理所安之处，就是上天所安之处。哪有舍弃义理之外，而妄立一个上天，来诳误当世的呢？这是可以诛绝的。齐国不禀告天子而攻打燕国，既攻打燕国又想谋取其国，都是义理上不当的。现在齐宣王侥幸五十天

译如果夺取它，却认为这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而是上天赐予的。“上天赐予却不接受，反而会遭受祸患”，不探究义理，却另外寻求所谓的“天”，这难道不是邪说危害正道吗？孟子知道他们所说的“天”，是不问义理的，所以用百姓是否喜悦，以及文王、武王的事迹来回答他。这可以说是能够陈述善道、堵塞邪说。百姓之所以喜悦，是因为义理恰当；百姓之所以不喜悦，是因为义理不恰当。义理本身不可见，应当通过百姓的喜悦与否来推测。百姓喜悦，说明义理恰当；义理恰当，这就是所谓的“天”。那么现在燕国百姓用箪盛饭、用壶装酒来迎接王师，不能说百姓不喜悦。百姓之所以喜悦，是因为在子之作乱时，百姓如同身处水火之中。他们希望齐王以亲仁善邻的道义来拯救百姓的生命，而不允许齐国趁乱夺取我们的国家。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处理这件事。处理的方法，是让赶集的人不停止，耕种的人不改变，诛杀他们的君主而慰问他们的百姓，与燕国众人商议，拥立君主然后离开，这是燕国百姓的期望。如果因为百姓的喜悦而想要杀害他们的父兄，捆绑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迁移他们的重器，这是盗贼的心思，这就是所谓的水更深而火更热。燕国的百姓，会像看仇敌一样看待我们，还谈什么上天的灾祸呢？从前有人问是否劝齐国讨伐燕国，孟子回答有“作为天的官吏就可以讨伐”的话，这是想要禀报周天子。那么圣贤的意思，都有各自的深意，所以我告诫学者应当考察当时的时势，推测他们的本意，不要因为言语之间，就轻易用私意议论圣贤的是非，从而得罪上天。要引以为戒啊！

译齐国攻打燕国，占领了它。诸侯们谋划去救援燕国。齐宣王说：“诸侯大多谋划讨伐我，用什么办法来对付他们呢？”孟子回答说：“我听说凭借七十里的土地就能统治天下的，商汤就是这样。没听说过拥有千里土地却害怕别人的。”《尚书》说：“商汤第一次征伐从葛国开始，天下人都信任他。向东征伐，西方的夷人就抱怨；向南征伐，北方的狄人就抱怨。说：‘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后面？’百姓盼望他，就像大旱时盼望云霓一样。做买卖的人不停止，耕种的人不改变。诛杀他们的君主而慰问他们的百姓，如同及时雨降临，百姓非常喜悦。”《尚书》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君主来了我们就得救了。”现在燕国虐待它的百姓，大王去征伐它，百姓认为这是把自己从水火之中拯救出来。他们带着饭食和酒浆来迎接大王的军队。如果杀害他们的父兄，捆绑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搬走他们的宝器，怎么可以呢？天下本来就畏惧齐国的强大。现在土地又增加了一倍却不施行仁政，这是招致天下的军队来讨伐啊。大王赶快发布命令，归还他们的老人和孩子，停止搬走宝器，与燕国众人商议，拥立国君然后离开，还来得及阻止祸患。

齐宣王想要开拓疆土，使秦国、楚国来朝见，统治中原地区，安抚四方少数民族，有奢侈夸大的心意，没有合乎理义的行为。孟子把他比作爬到树上去找鱼，并且说“以后一定有灾祸”。齐宣王的意思未必认为是对的，而稷下学宫的先生们的言论正指着天画着地，宣扬阴阳开阖的道理，来左右推挽局势。现在为了夺取燕国的战事，只是特别小试一下他的志向罢了。而当时惠文王在秦国，宣惠王在韩国，襄王在梁国，武灵王在赵国，怀王在楚国，已经环顾四周感到不平了。又有谋士说客在中间鼓动，以救援燕国为名，一举全部夺取燕国。唉！开拓疆土，使秦国、楚国来朝见，统治中原地区，安抚四方少数民族，果真可以靠兵力取胜吗？齐王本来就已经为此感到沮丧，何况更大的事情，又该怎么处理呢？如果宣王实行孟子提出的种植桑树、种田，重视学校教育，宣扬孝悌的道理，让老年人穿丝绸吃肉类，不在道路上背负重物，百姓仰事俯育，不漂流在沟壑之中，这是理义所安顿的。天下正以战争纵横诡诈为事，都不遵循理义。所以东方臣服西方就反叛，南方投降北方就侵犯，而齐国如果能相信孟子的言行，实行先王的政治，那仁德的风化摇荡浸润，虽然无意于开拓疆土，使秦国、楚国来朝见，统治中原地区，安抚四方少数民族，但这几件事，自然就在我的德化之中了。正因为不听孟子的话，只有奢侈夸大的心意，所以在燕国小试牛刀，而诸侯都想讨伐他，以至于沮丧恐惧，寻求对付他们的计策，也可以说是失策了。孟子所以说“商汤凭借七十里土地统治天下，而大王拥有千里土地却害怕别人”。那七十里土地却能拥有天下的原因，是因为遵循理义。现在大王拥有千里土地却害怕别人，是因为不遵循理义。什么叫理义？商汤住在亳，与葛国相邻，葛伯放纵而不祭祀，商汤派人问他：“为什么不祭祀？”回答说：“没有用来祭祀的牺牲。”商汤派人送给他牛羊，葛伯吃了，又不用来祭祀。商汤又派人问他：“为什么不祭祀？”回答说：“没有用来祭祀的谷物。”商汤派亳的百姓去为他们耕种，葛伯率领他的百姓拦截那些有酒食黍稻的人抢夺，不给予的就杀死，有个童子带着黍肉去送饭，被杀死并抢夺。葛伯这样做，没有理义之心，都是盗贼的计谋。商汤因为杀害这个童子，然后才征伐他。四海之内坦然不怀疑，都说“商汤不是为了富有一天下，而是为平民百姓报仇”。商汤开始征伐从葛国开始，他的规划远大，遵循理义而行，所以天下无敌，以至于仁德的风化远播，德泽普遍降临，向东征伐西极的夷人，有苦于君主暴政的人，就抱怨商汤说：“同样是百姓，为什么独独把我们放在后面？”向南征伐北极的狄人，有苦于君主暴政的人，就又抱怨商汤说：“同样是百姓，为什么独独把我们放在后面？”四方盼望他前来征伐，就像大旱时盼望云霓一样。商汤的征伐，行动遵循义理，是王者之师。怎么看出他行动遵循义理？况且以兵力临人之国，无不惊惶恐怖，挖掘人的坟墓，焚烧人的郊野堡垒，虏掠人的牲畜，俘获捆绑老幼，使冤气动地，哭声震天，这是常态。而商汤的征伐，则有所不同。做买卖的人不停止，耕种的人不改变，诛杀他们的君主而慰问他们的百姓，如同及时雨降临在遭受暴政摧残的百姓身上。而商汤举动如此，商汤没来时，就像年岁的大旱，那哀号声很严重。商汤已至，就像及时雨降临，谁不欢欣鼓舞而愉快呢？《尚书》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君主来了我们就得救了。”说的就是这个。现在燕国有子之的祸乱，百姓正惶恐无助，齐国军队到来，也像大旱时盼望云霓，认为将要把自己从水火之中拯救出来。却反而乐祸幸灾，效法盗贼的行为，杀害人的父兄，捆绑人的子弟，毁坏人的宗庙，搬走人的宝器。天下听说他夺取燕国，已经愤恨，又听说他这样做，人人都为之不平。四方起兵，不是没有名目了。天下本来就畏惧齐国的强大，现在土地又增加了一倍，它的强大更加厉害，作为四方诸侯的人，怎么能不为日后做打算？而谋士说客，怎么能不恐惧动摇，谈论利害，论及时势防备，以必定要夺取齐国呢？齐王想要开拓疆土，使秦国、楚国来朝见，统治中原地区，安抚四方少数民族，都想不通过理义而得到，他的规模

译谋划政事，无不以兼并吞并、贪婪冒进为意图，完全不把百姓的生死放在心上。那些稷下学宫的先生们，张口结舌、面不改色，没有一个人能引经据典、依据理义来辅佐孟子，他们全都只想搞诡诈贪婪的勾当罢了。所以齐国一旦出兵，听不到什么善政，反而效仿盗贼的计谋，从而发动天下的战争。由此可知，士大夫的学问，不能不先确立根本的准则。准则源于理义，那么行为举止就都符合理义；准则源于贪欲，那么行为举止就都充满贪欲。用商汤和齐宣王的事迹来考察，大概可以验证这一点了。

秦国暴虐地对待百姓，焚烧诗书，杀害学士，施行督责严酷的政令，放纵苛刻残忍的心肠，走路超过六尺的有禁令，抛弃婴儿在路边的有刑罚。汉高祖进入函谷关，没有杀害一个人，于是慰劳百姓说：“父老们受秦朝苛法的苦害太久了，我和你们约定三条法律罢了：杀人者死。”伤害他人以及偷盗抵罪，这也是商汤那样的举措啊。看这一举动，竟然为汉朝四百年的基业奠定了基础，它的准则难道不宏大吗？齐宣王不懂得这个道理，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

现在想要制止诸侯的战争，难道没有方法吗？况且天下人的心，终究是归于理义的。我起初不遵循理义，但最终归于理义，这虽然是在东边失去了，也可以说是从西边收回来了。孟子说得好：“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有过错时，人人都看得见；改正时，百姓都仰望着他。”所以人可贵不在于没有过错，而在于改正过错。齐宣王杀害别人的父兄，拘禁别人的子弟，毁坏别人的宗庙，迁移别人的重器，还有比这更大的过错吗？一听说诸侯兴兵，就能把过错归咎于自己，立即改悔，发布命令非常迅速，遣返老幼，归还重器，与燕国众人商议，安置国君后才离开，这是王者般的举动啊。天下谁不仰慕他呢？

齐宣王起初失误而最终成功，使得诸侯不敢加兵，那么理义是可以推行的，我的志向就明确了。然而世俗的习气深入骨髓，邪说正盛，终究不能完全实行孟子的言论，难道是上天将要毁灭这文化吗？只是让人悠悠地长叹罢了。

译孟子传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孟子传卷五

宋 张九成 撰

邹国与鲁国发生冲突。邹穆公问道：“我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人，而百姓却没有一个为他们去死的。如果惩罚他们，又多得杀不完；如果不惩罚，他们却冷眼旁观长官上司的死难而不施救，该怎么办才好呢？”孟子回答说：“灾荒饥馑的年份，您的百姓中老弱的辗转死于沟壑，强壮的流散到四方去的，将近千人。而您的粮仓充实，府库丰盈，官吏却没有向您报告，这是在上位者怠慢而残害在下位者啊。”曾子说：“警惕啊！警惕啊！从你那里发出的，就会返回到你身上。百姓现在才得到回报的机会，您不要责怪他们。您施行仁政，百姓就会亲近他们的上级，为长官效死了。”

《礼记》说：“君主以百姓为身体，百姓以君主为心。这样君主与百姓，是同心而形体不同，同气而呼吸各异。哪有灾荒饥馑之年，百姓辗转死于沟壑，流散四方，而君主却拥有粮仓府库的资财，超然自足，不把百姓的事当作事呢？”这是君主与百姓相互隔绝，血脉不通，而身心分离的状态。罪责在于士大夫，不能沟通上下的情志。上层的德政心意，不能宣达于下层，以巩固民心；下层的哀苦，不能上报于上层，以开导君意。使得堂上的君主与百里外的百姓疏远，门庭之间如同万里之遥，尊卑隔绝，而上下之情疏远；名分深严，而君臣之间的交往断绝。平时闲暇之时，君主尊贵如天，官吏尊贵如鬼神，高深严密，与下层百姓完全不相了解。饥荒时不问，冻饿时不收。百姓已经对君主绝望，君主也对百姓绝意，彼此看待就像路上的陌生人一样。一旦风尘四起，郊外堡垒布满军队，却想让他们上前赴死地，以保卫国家，捍卫宗庙，哪有这种道理呢？平时看待他们像路人，有急难时也就像路人罢了。平时饥寒不相知，有急难时安危也不相知。果真如此，那么邹穆公何必奇怪于官吏死了三十三人，而百姓没有为他们去死呢？然而穆公之所以责备百姓，还不知其缘故。孟子于是深入说明其中的原因，说灾荒饥馑之年，百姓老弱死于沟壑，强壮者流散四方，而君主的粮仓充实，府库丰盈，官吏不报告，不能拿出一铢一粒来救济急难。今天却突然要求他们为死难之事效力，这可以吗？所以引用曾子“从你那里发出的，就会返回到你身上”的说法，作为回答。如今百姓不救援，官吏为事而死，穆公为此不平。昔日官吏不救援百姓的饥荒，穆公为何漠然不问呢？并且说：“百姓现在才得到回报的机会，您不要责怪他们。您施行仁政，百姓就会亲近他们的上级，为长官效死了。所谓仁政，就是让饥饿的人有饭吃，寒冷的人有衣穿，不得其所的人得到安置，像父母对待子孙一样，保护爱惜，抚养护卫，使下层百姓的心日益亲近君父，那么在缓急之际，手持戈矛上前，以死自誓，以保卫国家宗庙，就像子女对待父母一样。”先王深知此理，所以周游天下，巡视四方，使君民之情常相融洽，和谐如酒醴，芬芳如芝兰。君主念念在民，百姓也念念在君，所以迁都一事罢了。盘庚以天下之尊，亲自来到台阶前，让百姓都来到王庭，并且人人恳切地进言。曲折地告知他们迁都的原因。国家，是我所有的。我想迁都，谁敢不从？有不如令的，驱之杀之，有何不可？唉！这是董卓的看法，盗贼的谋略。先王的心，岂忍这样做呢？必定低回下意，反复辨析，明确告知利害的根源，深入考察是非的实情，使民心明白地听从，才开始迁都。不然，先王不敢这样做。这就是三代成为令主的原因吗？秦国自商鞅以来，视民如草芥。到秦始皇时尤其严重。名分严明了，上下分辨了。命令则听从，禁止则停止，岂不快意？到二世时又更尊贵了，深居帘幕，如在九霄，而不知民心皆离，无一人有爱君之心者。等到陈涉一呼，天下响应，英雄豪杰奋臂而起。有智者的设智以亡秦，有力者的出力以亡秦，有谋策者的画谋策以亡秦。诛杀投降的王子婴，不当狐兔，无一人怜惜他。唉！前日所谓的尊严，在哪里呢？深可悲也。天下相通，这是天理，不是人力所能为的。在《易经》中，天地交泰为泰。及考其象，乾为君，却居下；坤为民，却居上。颠倒如此，何以为泰呢？盖此卦乃画君民之心，非君民之位也。以为君之心不念下民，而巍然在上，饥寒不问，老壮不知；民之心不念君上，而颓然在下，国家不恤宗社，不关此，所以为否。否者，闭也。夫孟子言其大概，余恐后世未究也，故又推先王之心，及泰否之象，以见君民不可相忘者，至于如此焉。

滕文公问道：“滕国，是小国，夹在齐、楚之间，侍奉齐国呢？侍奉楚国呢？”孟子回答说：“这种谋划，不是我所能及的。如果一定要说，那么有一条：挖掘护城河，修筑城墙，与百姓共同守卫它，效死而百姓不离去，这样就可以做了。”

读圣贤书的人，不应当拘泥于其言辞，应当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