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传卷七

译难道就忽然抛弃远大的图谋吗？国家在太平无事的时候，一定要为子孙后代做千万年的长远打算，确立纲常法纪，建立制度规范，对于真情与虚伪、是与非、患难与缓急，都要在细微处加以防范，在萌芽阶段加以杜绝，端正根本，澄清源头。一旦事情出现非常情况，变故出乎意料，也能安闲无事，谈笑间从容应对，这是因为我为国家所做的谋划，早已预先确定了。大国难道能不畏惧吗？如果大国畏惧它，那么小国就会侍奉它，行仁政必然荣耀，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孟子考虑到天下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于是引用《诗经》作为证据。学者引用六经，应当先领悟六经的大道，在心里明白，在自身体现美好，在家庭中充实，在国家中推行，在天下施行。凡是我之所以答应或拒绝、前进或后退、抑制或发扬，遇到事情待人接物，建立政令鼓舞民众，都是六经的体现。所以，领悟了六经的大道，心中想要有所作为，都能符合六经的精神。比如论述在闲暇时明确政令刑罚，这就是《鸱鸮》这首诗的意思。寻求古代的证据来印证我的见解罢了，不像后世那样断章取义，分文析字，整天沉浸在传注之间，在谈论说教之际，一旦放下书本，就心中茫然，几乎一无所见，应用到实际行动中，没有一处符合古人的心意，领悟六经的大道果真像这样吗？《鸱鸮》这首诗说：“趁着天空还没有阴雨，剥取那桑树皮，修补好门窗。现在的这些百姓，谁敢欺侮我。”这正与国家在闲暇时明确政令刑罚的意思相合。这是六经符合孟子的意思，而不是孟子勉强去迎合六经。如果是这样，那么就是能够运用六经，而不是被六经所束缚。世俗的儒生不理解，动不动就引用《诗经》《尚书》来指导行动，这大大错误，这是六经的罪人。孔子解释这首诗，不像后世的训诂笺注，而是认为作这首诗的人是懂得大道的，他的论诗多么奇特啊！不讨论章句的意思，训诂的含义，而是讨论作这首诗的人懂得大道。并且解释说：“能够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谁敢欺侮他？”多么高明刚直啊！孔孟领悟六经就是这样，学者在心里领悟，果真和他们相同吗？不同吗？应该自己知道所处的境界了。孟子深深怜悯当时的君臣不明白这首诗的意思，在国家闲暇时，却沉溺于享乐，懈怠傲慢，只求一时的快乐，而忽视了身后的图谋，流连忘返，一去不返。一旦民心已经离散，国势已经削弱，小国欺侮它，大国夺取它，灾祸耻辱的到来，难道是别人的罪过吗？都是自找的罢了。“明确政令刑罚而大国畏惧它，这是自求福分；沉溺享乐懈怠傲慢而大国夺取它，这是自求灾祸。”又用心中所见的道理，引用“永言配命”来证明行仁政则荣耀，引用“自作孽”来证明不仁政则受辱。孟子难道是先看诗的意思，然后才有“行仁政则荣耀”的说法？先看《尚书》的意思，然后才有“不仁政则受辱”的说法吗？我所说的想要有所作为而都能符合六经精神的，就是这个意思。他看到天下的道理，行仁政的人荣耀，于是慢慢选取《诗经》来证明；不仁政的人受辱，于是慢慢选取《尚书》来证明。立意在前，诗书在后，如果不是先领悟六经的大道而体现在行动上，能这样自由取舍吗？我因为论述“行仁政则荣耀”，又阐发圣贤领悟六经的大道，来告诉我们的士人。

译孟子说：“尊重贤人，任用能人，让杰出的人才居于官位，那么天下的士人都会高兴，愿意在他的朝廷任职。对集市店铺只收地租而不征收货物税，对囤积的货物只依法管理而不征收地租，那么天下的商人都会高兴，愿意把货物存放在他的集市。在关卡只进行稽查而不征收关税，那么天下的旅客都会高兴，愿意走他的道路。耕种的人实行助法而不征收赋税，那么天下的农夫都会高兴，愿意在他的田野耕作。居住的人不征收夫役和里布的赋税，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高兴，愿意成为他的臣民。真能实行这五项政策，那么邻国的百姓就会像仰望父母一样仰望他。率领他们的子弟去攻打他们的父母，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能够成功的。像这样，就会在天下无敌。在天下无敌的人，就是天吏。然而不能称王天下的，从来没有过。”

我读这一段，坐在那里便看见帝王之道，清晰地摆在眼前，真是天下壮丽的景象，也是太平盛世的极致功业。孟子极言帝王的关键之道，指出圣贤的根本用心，用这五项政策描绘出名实相符的图景，毫无遗漏的深意。如果不是学问精深，思虑高超，不容易达到这个境界。在孟子的时代，朝廷没有正直的士人，集市有征税，法律有囤积货物的征税，关卡又有征税，耕种又有赋税，居住又有布匹的赋税，做士人的、做商人的、做旅客的、做农夫的、做百姓的，全都不得其所，人情虚伪险恶，像膏火煎熬一样，做官的不能保全自身，早上不能谋划晚上，这是什么样的景象呢？孟子为此感到悲痛，所以极言帝王的关键之道，指出圣王的根本用心，让天下做士人、做商人、做旅客、做农夫、做百姓的人，全都悠闲快乐，各自安适其所，难道不盛大吗？请让我试着说说：现在在一个国家之中，说到朝廷，那么尊重贤人，任用能人，让杰出的人才居于官位，那么天下的士人，难道不人人互相庆贺而愿意在他的朝廷任职吗？说到关卡和集市，那么对店铺只收地租而不征收货物税，对囤积的货物只依法管理而不征收地租，在关卡只稽查而不征收关税，那么天下的商人和旅客，难道不人人互相庆贺而愿意把货物存放在他的集市，走他的道路吗？说到田野和乡里，那么实行助法而不征收赋税，居住的人不征收布匹的赋税，那么天下的农夫，天下的百姓，难道不人人互相庆贺而愿意在他的田野耕作，愿意成为他的臣民吗？从上至朝廷，下至田野，人人互相庆贺，欢乐的声音和和气，充满宇宙之间，他的声望谁不仰望他像父母呢？这大概是在几句话之间描绘了二帝三王的太平盛世。实行这五项政策，即使是无道的国家，想要放纵兼并的心思，产生吞噬的意图，却不知道在冥冥之中，他们视我如父母，已经很久了。所以率领他们的子弟去攻打他们的父母，自从有人类以来，难道有能够成功的吗？像这样，那么东西南北，都归心于我，天下哪里有敌人呢？到了这个地步，难道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这就叫做天吏，所谓的王道正在于此。后世想要做二帝三王的事情，不必远求，只要在这几句话上，一一实行，上观朝廷，下考田野，与这些没有一项不合，那么唐尧虞舜三代的时候，就是今天了，何必问古今呢？

孟子说：“人都有不忍心看到别人受苦的心。先王有不忍心看到别人受苦的心，所以有不忍心看到别人受苦的政令。用不忍心看到别人受苦的心实行不忍心看到别人受苦的政令，治理天下就像在手掌上运转一样容易。之所以说人都有不忍心看到别人受苦的心，是因为现在的人乍一看小孩将要掉进井里，都会有惊惧同情的心，这并不是为了与小孩的父母结交，也不是为了在乡党朋友中求取名誉，也不是厌恶那哭声而这样做的。由此看来，没有同情心的人，不是人；没有羞耻心的人，不是人；没有辞让心的人，不是人；没有是非心的人，不是人。同情心，是仁的开端；羞耻心，是义的开端；辞让心，是礼的开端；是非心，是智的开端。人有这四种开端，就像他有四肢一样。有这四种开端而自认为不能做到的，是自暴自弃的人；认为他的君主不能做到的，是害他君主的人。凡是有这四种开端在我身上的，知道都要扩充它。就像火刚开始燃烧，泉水刚开始涌出。如果能够扩充它，就足以安定四海；如果不扩充它，就不足以侍奉父母。”

孟子的学问，不是口耳相传的，不是见闻所有的，都是他超然独悟，深刻见到天所赋予我的东西，而且能够造化运用，施之于事物之间，所以卓卓乎在周孔之后，而荀扬等辈不能模仿其万一。不忍心看到别人受苦的心，谁没有呢？能看见的，千万人中一人而已。即使看见了，把他所见的施于有用之处，使所及者广，所济者博，那么又是千百世中一人而已。唉！可叹啊。孟子深知此理，浩观万古，下视当今，知道先王之所以独尊于千古者，是因为能施于有用之处。当商鞅、孙膑、苏秦、张仪、陈轸、稷下之学，得志于世的时候，顾此等辈皆以进取为功业，杀人为英雄，时君世主皆波荡从之，难道还有不忍心看到别人受苦的心吗？在千百人中有齐宣王，独有不忍心衅牛的心，这是孟子所以眷眷于齐，开陈反覆，剖析渊微，他的伟论英辞，大概是当世绝学。孟子将移齐王不忍一牛之心于百姓，又将移齐王不忍百姓之心，施之于有用之实效，这是以先王望齐宣。大概先王有不忍心看到别人受苦的心，所以有不忍心看到别人受苦的政令，因为他能用。所以说：“现在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

译道。”又说：“仅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仅有法度也不能自行实施。”《诗经》说：“不犯过错，不遗忘旧事，全都遵循旧的典章。”遵循先王的法度而有过错的，从来没有过。有的人有不忍人之心，却不能施行于政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因循苟且简略，不教导不学习，虽然选择了却不精专，讲述了却不详细，所以虽然禀受了上天赋予的善心，最终却不能把它运用在事物之间。孟子既把他所学的东西运用在自己身上，达到培养浩然之气、知晓言辞的妙处，又把它运用在当世，提出了种植桑树、耕种田地、养育鸡猪、饲养狗彘、重视学校、宣扬孝悌、让老年人穿丝绸吃肉类、百姓不饥不寒、不在道路上背负重物、不漂流死于沟壑的主张，这就是所谓用不忍人之心，来施行不忍人之政。既然能看见它，又能运用它，天下虽然广大，可以端正衣冠坐在庙堂之上，不动声色，不显露笑容，而将天下运筹于掌握之间。可惜当时没有理解他的人，孟子担心当世的人不能领悟，所以为了说明不忍人心是什么东西，就直接指出并展示给他们说：“之所以说人都有不忍人之心，是因为现在的人乍一看小孩将要掉进井里，都会产生惊惧怜悯的心情，这并不是为了与小孩的父母结交，也不是为了在乡党朋友中求取名誉，也不是厌恶那哭声才这样的。请试着在心里检验一下，来验证孟子的说法。平时无事，忽然看见婴孩将要掉进井里，那么凡是人类，那种惊惧怜悯的心情随着看见就产生，中间不容许有一息的间隔。看这心，哪里有空闲去计较与小孩父母结交？哪里有空闲去计较在乡党朋友中求取名誉？又哪里有空闲去计较厌恶那没有仁德者的名声才这样的呢？这大概是因为看见而随机心动，心与机同时产生，上天赋予的良心在这里可以验证。假使犬马禽兽站在旁边，又怎么会有这种心呢？既然有这种心，那就是与先王同心了。唉，为什么不借此直接认识那所谓本心呢？稍微涉及计较，中间有秋毫之隙，就已经不是这颗心了。求学的人不可不努力。人有这种心，而犬马禽兽唯独没有。现在商鞅、孙膑、苏秦、张仪这些人，唯独没有怜悯之心，而以进取作为功业，以杀人为英雄，这难道是同类吗？既然没有怜悯之心，残害百姓祸害万物，苟且迎合，而唯独没有羞耻厌恶之心，就不是人。既然没有羞耻厌恶之心，互相侵夺，而唯独没有谦让之心，就不是人。既然没有谦让之心，是不懂义理，毁坏名教，而唯独没有是非之心，就不是人。那么孟子看待当时所谓权谋诡诈、纵横捭阖的人，都认为不是人类中的人。现在既然明确指出以怜悯之心为仁的发端，羞耻厌恶之心为义的发端，谦让之心为礼的发端，是非之心为智的发端，杂乱地并举，使人从一个发端悟入，那么四个发端就交通，左右逢源，颠沛流离时也在其中。凡是我日常生活中的事，哪有虚弃的呢？转折回旋，俯仰应对，进退之间，都是仁义礼智显现的地方。唉，天下的快乐，哪有超过这个的呢？有这种快乐的事，却不能施行于天下，是自残害自己身体的人。君主有这种快乐，却不能开陈引导，使天下人接受他的恩惠，是残害君主的人。凡是具有这四个发端的人，这就是普遍告诉志同道合的士人。知道都要扩充它。‘知’这个字，是觉悟的意思。扩充它，是说施行不忍人之政。施行不忍人之政，就是前面所说的种植桑树耕种田地，养育鸡猪，饲养狗彘，重视学校，宣扬孝悌，使老年人穿丝绸吃肉类，不在道路上背负重物，百姓不饥不寒，不漂流死于沟壑。扩充一个发端，它的效果就像这样。何况四个发端交相使用，造化在其中，那风声号令，鼓舞陶冶，应当怎么样呢？求学的人又应当自己体会，不是我言语所能完全写下的。假使施行不忍人之政，像前面所说的，也已经很伟大了。孟子却认为这就像火刚开始燃烧，泉水刚开始涌出一样。唉！火的极致功效，可以熔化石头流淌金属；水的极致功效，可以经营中国，周流四海。现在它的效果像这样，却认为只是出于刚开始燃烧、刚开始涌出。假使它日复一日，新而又新，极尽它的功用，又应当怎么样呢？孟子既然说了它的功效，接着又断言说：“如果能像前面所说的那样使用它，足以保全四海；如果不能使用，虽然有四个发端，只表现在发用罢了。至亲如父母，尚且不能侍奉，何况天下呢？”从前汉元帝，天性仁柔温厚，诏令多次下达，难道没有不忍人之心吗？然而任用恭、石显，杀害萧望之、京房，最终成为昏暗懦弱的君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这四个发端却不能使用。孟子可以说是深造自得，善于取用古人的地方，自己充实所学的人。他的意思专门以能够使用为崇尚，请极力陈述它。指出齐宣王不忍人的心，它的用处已经可以看见了。现在又在不忍人之心之外，又立不忍人之政的说法，使求学的人能看见这颗心，又能运用这颗心，可以说到了极点。又有不同的地方，在《离娄》篇，又在不忍人之政之外，立遵循先王法度的说法，使施行不忍人之政的人，一切都向先王寻求以正之。况且以离娄的视力，公输子的技巧，师旷的听力，尧舜的道，圣人既竭尽目力、耳力、心思来比拟不忍人之心。上天以不以

译没有圆规和曲尺，就不能画出方形和圆形；不依据六律，就不能校正五音；不施行仁政，就不能平治天下。接着说，六律、五音的妙用是无穷无尽的；接着说，圆规、曲尺、墨线用来制作方圆平直的东西也是无穷无尽的；接着说，施行不忍人之心（即仁爱）的政治，使仁爱覆盖天下，这是最高的境界，它必定依托丘陵作为低处，依托川泽作为政令，依托先王的道统作为行为准则。关于不忍人之心政治的论述，是让那些怀有仁爱之心的人，必定制定规矩和音律，以符合先王的法度。这不像梁武帝那样把软弱当作仁爱，汉明帝那样把苛察当作英明，自己树立师法却不遵循法度，从而损害名教而尊崇刑法。孟子的论述真是达到了极致。孟子的学问如此，但有的人非议他，有的人怀疑他，有的人几乎辱骂他，这些不是我所能理解的。

译孟子说：“造箭的人难道对造铠甲的人不仁吗？造箭的人只怕箭射不伤人，造铠甲的人只怕铠甲防不住伤人。巫师和木匠也是这样，所以职业不可不慎重选择。”孔子说：“住在有仁德的地方才好，选择住处不选有仁德的地方，怎么能算明智呢？仁，是上天尊贵的爵位，是人安居的宅第。没有人阻止却不去行仁，这是不明智。不仁不明智，无礼无义，就是被人役使。被人役使却以被役使为耻，就像造弓的人以造弓为耻，造箭的人以造箭为耻一样。如果以被役使为耻，不如去行仁。行仁的人就像射箭，射箭的人端正自己然后发射。发射而没有射中，不怨恨胜过自己的人，只是反过来在自己身上寻求原因罢了。”

我观察孟子这一章，意思是针对商鞅、孙膑、苏秦、张仪这些人而设的。这几个人，天资非常敏捷，学问非常精深，智谋思虑非常精妙，然而他们的术业不过是杀人罢了。这就像造箭的人只怕箭射不伤人，木匠只怕人死不了那样。他们的心也是人心罢了，难道像禽兽那样无知吗？然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选择的术业不好。倘若凭借他们的天资，凭借他们的学问，凭借他们的智谋思虑，转移到圣人的大道上，在三代的时候，应当与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一同流传后世。不幸选择的术业不精，以杀人为事业，孙膑被砍去膝盖骨，商鞅被车裂，苏秦也被车裂，这又有什么补益呢？他们的结局不过是自残其身罢了。在他们没死的时候，坐着谋划决胜，睁大眼睛摇动手指，纵横捭阖，无非是顺着君主所向而引导他，不再过问礼义在哪里。坐着高车，佩戴相印，自以为志满意得。然而不仁、不智、无礼、无义，被人役使，最终归于杀身丧名，遗臭千古。孟子指出这是妾妇之道，实在可悲啊！至于学习帝王之道，践行圣贤之心，种桑种田，养鸡养猪养狗，谨守学校，申明孝悌，让老人穿丝吃肉，不在道路上背负重物，百姓不饥不寒，不漂流在沟壑之中，让百姓视君主如父母，尊崇君主如神明，同心协力以捍卫社稷而保全宗庙的，都是他们所乐于做的。所学如此，就像造铠甲的人只怕铠甲防不住伤人，巫师只怕人死不了那样。然而造箭的人、木匠未必不仁，是因为术业不仁，所以他们的心也不仁；造铠甲的人、巫师未必都仁，是因为术业在于仁，所以他们的心也仁。商鞅、孙膑、苏秦、张仪这些人，难道都是不仁的人吗？因为学术不仁，所以他们的心也变为不仁。孟子住在靠近坟墓的地方，就学习治理坟墓；等到他的母亲为他三次搬家，假如他没有贤德的母亲，每天以治理坟墓为业，这也是造箭的人、木匠那样的心了。最终他师从子思，于是大明先王之道，毅然以圣贤救民为事业，而不顺从当时君主的喜好厌恶。虽然当年没能施展他的志向，但他的七篇著作，英辞伟论，至言妙道，用来排斥邪说，扶卫正道，他的功绩与大禹抑制洪水、周公兼治夷狄、驱除猛兽、孔子完成《春秋》同等，难道不伟大吗！然而孟子之所以这样，而商鞅、孙膑、苏秦、张仪之所以那样，是因为孟子明智，商鞅、孙膑、苏秦、张仪不明智的缘故。什么叫明智？审慎思考慎重选择，不以富贵为心，而以圣贤为心。这就是明智。那么商鞅、孙膑、苏秦、张仪这样，天资这样，学问这样，智谋思虑却被人役使而不自知。假如他们自知，难道会没有羞耻吗？如果他们以之为耻，罪过难道在别人身上吗？就像射箭一样，在这里有毫厘之差，在那里就有寻丈之失了。所以射箭的人端正自己然后发射，发射而没有射中，不怨恨胜过自己的人，只是反过来在自己身上寻求原因罢了。反过来在自己身上寻求原因，那么商鞅、孙膑、苏秦、张仪这些人，难道不是选择的术业不好吗？选择的术业不好，难道不是不审慎思考、不慎重选择，以富贵为心，不以圣贤为心的罪过吗？孟子已经去世，读他的遗言，如同日月银河，使人瞻仰肃敬。而商鞅、孙膑、苏秦、张仪死后数千年，读他们的书史，没有不厌恶他们的为人。假如他们的魂魄有灵，怎么知道他们不在九泉之下悔恨呢？他们所得到的又有多少呢？我们这些人读《孟子》的书，他论说邪正的道理如此，怎么能不审慎思考、不慎重选择，不以圣贤为心，而以富贵为心呢？要警戒啊，要慎重啊！至于他论说选择居处，不以仁为主，就叫做不明智。这是明智所以能识别仁。他说“仁，是上天尊贵的爵位”，是说它常贵；“是人安居的宅第”，是说它常安。现在没有人阻止却不去行仁，不仁就常被人所轻视，常陷入危辱之地，被人役使罢了。那么君子想要常尊贵安泰，不被人所鄙贱、所危辱，像奴隶那样被人役使，像商鞅、孙膑、苏秦、张仪这些人，在选择术业上怎么能不审慎呢？这就是我反复说而不敢停止的原因。

孟子说：“子路，别人告诉他有过错，就高兴；禹听到善言，就拜谢。大舜更伟大，善于与人相同，舍弃自己的错误而听从别人，乐于吸取别人的优点来行善。从耕种、制陶、捕鱼，直到成为帝王，没有不是吸取别人的优点的。吸取别人的优点来行善，就是与别人一起行善。所以君子没有比与别人一起行善更大的了。”

我观察这一章这一节，比上一节更大，至于舜，可以说是大而不可及了。他的道德襟怀如此恢弘广阔。唉，他之所以成为圣帝而恭敬地南面称尊，任用天下的英才，使他们各尽其道的，一定是……

译道理就在于此。况且子路、大禹、大舜各自有各自的境界，其中大舜的境界最为宏大。至于子路的用心，是时刻反省自己的过错，只怕犯错而自己不知道。他的心思正在于此。忽然有人指出他的过错并告诉他，言语契合他的心意，这就是他听到别人指出自己的过错就高兴的原因，这与那些文过饰非的人截然不同。大禹的用心则与子路不同。子路时刻反省自己的过错，大禹则时刻追求自己的善行，精诚专一，把握时机，只怕自己的善行不被察觉。他的心思正在于此。善言一来，深深触动他的心意，这就是他听到善言就下拜的原因，与那些教诲谆谆却听者藐藐的人截然不同。然而子路只怕过错在于自己，大禹只怕善行不出于自己，他们超过常人虽然已经很多了，但与大舜相比又有不同。大舜不把自己一个人的善当作善，而是把天下的善当作善。善行在别人身上，就像出自自己一样，保护爱惜，只怕谗言邪说、嫉妒冒犯的人伤害毁损它。因此称为“善于与人相同”，认为是不想独自表现出自己的善。正因为他不想独自表现出自己的善，所以舍弃自己的意见而顺从别人，乐于吸取别人的优点来行善，在众善之中谦退隐藏，似乎与常人没有什么不同。而禹善于治水，弃善于播种，契善于教化，皋陶善于治理刑狱，垂善于制作器物，益善于管理山泽，伯夷善于制定礼仪，后夔善于音乐，龙善于传达命令，全都根据他们的特长来任用他们。舜并不单独显现他们的长处，而是把九人的善当作自己的善，他的胸怀多么广大啊！舜在历山耕种，耕种的人互相谦让田界；在河滨制陶，河滨的人做的陶器不粗劣；在雷泽捕鱼，雷泽的人分配均匀。舜却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作为。孟子识破了这层意思，于是明确地说：“从耕种、制陶、捕鱼直到成为帝王，没有不是从别人那里吸取的，吸取别人的优点来行善，这就是与人为善。与人为善，那么天下的善就都是我的善了，难道不伟大吗！”不与人为善，而想独自表现出自己的善，这是世上浅薄的人。谗言邪说、嫉妒冒犯，都起源于这类人。从前羊欣写掘笔书，鲍照多用累句，因为宋明帝多疑忌，他们不敢尽展才能。隋炀帝杀薛道衡说：“还能写出‘空梁落燕泥’这样的诗句吗？”又杀王胄说：“‘庭草无人随意绿’，还能说出这样的话吗？”可悲啊，作为天下的君主，竟然如此忌妒，那么与人为善，确实是大舜之所以伟大的原因啊！汉文帝自认为不如贾谊，而魏文帝却立论说“汉文帝胜过贾谊”，这不仅是与自己的弟子曹植争能，还想与前代的贤士争能。君主如果怀着这种心思，那么阿谀奉承、无能的人常常得志，而刚正多材的人常常被排斥放逐了。唐德宗终身宠信卢杞，而认为萧复轻视自己，认为姜公辅是卖弄直率，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唉！《礼记》说：“后世即使有杰出的人，也赶不上虞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译孟子说：“伯夷，不是他认可的君主就不侍奉，不是他认可的朋友就不结交，不站在恶人的朝廷上，不与恶人交谈。站在恶人的朝廷上，与恶人交谈，就像穿着朝服戴着朝冠坐在泥炭之中一样。推究他厌恶恶人的心思，他与乡人站在一起，如果那人的帽子戴得不正，他就远远地离开，好像怕被玷污一样。因此，诸侯中虽然有喜欢他的言辞而派人来聘请的，他也不接受。不接受，这也是因为他不屑于去接近他们。柳下惠，不以侍奉污浊的君主为羞耻，不以担任低微的官职为卑贱，出仕时不隐藏自己的贤能，一定坚持自己的原则。被遗弃而不怨恨，困窘穷厄而不忧愁。所以说：‘你是你，我是我，即使你在我旁边赤身裸体，你又能玷污我什么呢？’所以他和人相处从容自得，却不失掉自己的节操，别人拉他留下，他就留下；别人拉他留下，他就留下，这也是因为他不屑于离开罢了。”孟子说：“伯夷狭隘，柳下惠不严肃。狭隘和不严肃，君子是不走的。”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念旧日的仇恨，所以怨恨他们的人很少。”又说：“伯夷、叔齐，是古代的贤人。”又说：“他们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又说：“伯夷、叔齐在首阳山下饿死，百姓直到今天还在称赞他们。”他称赞柳下惠说：“臧文仲，大概是窃取高位的人吧？知道柳下惠贤能却不让他与自己并列。”又说：“柳下惠担任士师，三次被罢免。有人说：‘您不可以离开吗？’他说：‘用正直之道侍奉人，到哪里不会三次被罢免呢？’”伯夷、柳下惠经过圣人的品评如此，谁敢随意肯定或否定？门下的弟子如颜回、闵子骞、子贡、子路等人，难道不伟大吗？但他们推崇尊崇并信服圣人，不见他们略有褒贬。孟子生活在这些人之后，不知他看到了什么，竟然把圣人所说的贤人，称为狭隘，称为不严肃。他说“君子不走这条路”，难道孟子自认为在孔门之上吗？大概是有原因的。当时到了孟子的时候，圣人的道义被湮没阻塞，邪说纷纷兴起，而杨朱的“为我”学说源于子夏的不及，墨家的“兼爱”学说源于子张的过分。他们的学说都源于圣人，但其流弊却扰乱了私智。伯夷的清高，接近于杨朱；柳下惠的和顺，接近于墨家。推究杨朱的“为我”，必然导致无父；推究墨家的“兼爱”，必然导致无君。孟子从子思那里受道，子思从曾子那里受道，曾子从孔子那里受道。看曾子的传承，大概是正统。像子夏、子张等人，都有圣人的一面，而不是圣人的全部。只有曾子的传承，独自高出众人之上，浑然大成，没有边际。孟子得到了它，所以用他所学的，用他传承的，用他看到的，贬低评判，独自推崇孔子的道并师从它。虽然具体而微，像颜回、闵子骞、冉牛不学习；虽然有圣人的一面，像伯夷、柳下惠、伊尹不学习。他们的学习，只是学习孔子罢了。伯夷有孔子的清高，而没有孔子的和顺；柳下惠有孔子的和顺，而没有孔子的清高；伊尹有孔子的担当，而又没有孔子的清高且和顺。因此孔子的作用，可以出仕就出仕，伊尹得到了；可以停止就停止，可以快就快，伯夷得到了；可以长久就长久，柳下惠得到了。这三位圣人，像子夏、子张、子游，都有圣人的一面而已，而不是圣人的全部。三位圣人，圣明了但没有智慧。孔子在圣明之外，又有智慧。三位圣人，达到了极致但没有中道。孔子在极致之外，又有中道。只有智慧才能运用所谓的圣明，只有中道才能实行所谓的极致。在众圣之中超然独出，卓越巧妙。大概是乾坤的造化，变化的神妙。士大夫不学习罢了，学习就应当达到极致。学习不达到极致罢了，学习想要达到极致，除了孔子还有谁呢？孟子窥见了这个道理，所以独自尊崇孔子并师从它。所谓的颜子，所谓的闵子，所谓的冉牛，虽然当时亲近圣人，不学习；所谓的伊尹，所谓的伯夷，所谓的柳下惠，虽然经过圣人品评，不学习。用他所学的正天下邪说，近似于道而不是真的，所以向天下明白地说：不学习这几位君子而想要学习孔子，不学习三位圣人而独自学习孔子，然后用他所学叙述伯夷的行为并断言说“伯夷狭隘”，叙述柳下惠的行为并断言说“柳下惠不严肃”，断言学习子夏过失像杨朱的人说“这是无父”，断言学习子张过失像墨翟的人说“这是无君”。那么当时学习像泄柳、段干木、庄周，自以为独高一世的人，听到贬低杨朱的说法、贬低伯夷的说法，难道能不害怕吗？学习像苏秦、张仪、陈轸，自以为鼓舞天下的人，听到贬低墨翟的说法、贬低柳下惠的说法，难道能不害怕吗？孟子的意思是认为学习应当学习其全面，学习其全面则千古没有弊端，不应当学习其偏颇。学习其偏颇则其归宿必然大大危害圣人的道，而成为异端邪说，像洪水，像夷狄，像猛兽，像乱臣贼子。学习其全面则开合万古，变通众圣，出仕也是道，停止也是道，长久也是道，快速也是道。那乾坤的造化，变化的神妙，只在于审量斟酌之间罢了。他说“可以出仕，可以停止，可以长久，可以快速”，可的意思是，审量斟酌，裁断自圣心。圣之外所谓的智慧者在这里，至之外所谓的中道者在这里。当卫

译孔子询问陈国时，季桓子接受女乐时，却与柳下惠三次被罢黜也不离去的态度一样，难道不损害大道吗？这是可以停止也可以加速的时候。当孔子见到齐景公时，楚昭王时，鲁定公时，却与伯夷坐在涂炭之中的态度一样，难道不损害大道吗？这是可以做官也可以久留的时候。孟子对齐宣王眷眷不舍，却决然离开梁惠王，这才是真正学习孔子，而不是出于伯夷和柳下惠的偏颇。当孔子时代，学问还没有偏差，虚伪还没有扰乱真实，而孔子本来就有“厌恶紫色夺去正红”、“厌恶郑声扰乱雅乐”、“厌恶巧言令色颠覆国家”的说法。何况在孟子时代，苏秦、张仪的游说在各诸侯国间驰骋，而杨朱、墨翟的言论充斥着天下，如果不深入指出其源流的由来，像伯夷的狭隘、柳下惠的不恭敬，明确地说明并区分清楚，那么又怎么能断绝其源头而端正其根本呢？这又是孟子能够运用孔子的学问，并在当世体现出来的原因。学习了却不能运用，又凭什么说是在学习呢？唉！学习而寻求能够运用的方法，难道有说法吗？回答说：有。那说法是怎样的？回答说：请观看《孟子》。《孟子传》卷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

孟子传卷八

宋 张九成 撰

公孙丑章句下

孟子说：“有利的时机和气候不如有利的地势，有利的地势不如人的齐心协力。方圆三里的内城，方圆七里的外城，包围起来攻打却不能取胜。包围起来攻打，必定是得到了有利的时机和气候，然而不能取胜，这是因为有利的时机和气候不如有利的地势。城墙并不是不高，护城河并不是不深，武器装备并不是不精良，粮食并不是不充足，却弃城而逃，这是因为有利的地势不如人的齐心协力。所以说：限制百姓不能依靠疆域的界限，巩固国家不能依靠山川的险要，威慑天下不能依靠武力的强大。施行仁政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多，不施行仁政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少。帮助他的人少到了极点，连亲属都会背叛他；帮助他的人多到了极点，天下的人都会顺从他。凭着天下人都顺从的条件，去攻打连亲属都背叛的人，所以君子不战则已，战就一定能胜利。”

我观察这一章，大概当时商鞅、孙膑、陈轸、苏秦、张仪等人，天天把杀人当作功业，他们谈论天时、地利、时日、干支、五行、王相、孤虚等陈旧的术数，以及高城深池、武器装备、粮食储备等说法，已经非常熟悉了，却没有一个人阐明保护宗庙、安定国家，以人和为根本的道理。所谓人和，就是父子互相保护，兄弟互相扶持，家庭和睦，乡里宗族、亲戚朋友互相往来，用鸡猪黍稷、酒醴牛羊互相宴饮欢乐。如果专门以天时为根本，那么方圆三里的内城，方圆七里的外城，包围起来攻打，也有不能取胜的情况。包围起来攻打，必定是得到了时日干支五行的有利条件，然而不能取胜，这就是天时不如有利地势。比如王莽率领百万大军在昆阳战败，曹操率领八十万大军在赤壁战败，就是这样的例子。天时果真可以依赖吗？如果专门以地利为根本，城墙不是不高，护城河不是不深，武器装备不是不精良，粮食不是不充足，却弃城而逃，比如秦国凭借百二险关，而子婴在轵道投降；陈朝凭借长江天险，而陈叔宝在建康投降，就是这样的例子。地利果真可以依赖吗？仔细推究这样的说法，那么商鞅、孙膑、陈轸、苏秦、张仪的理论，就都不可采用了。那么该怎么办呢？专门以人和为根本就可以了。夏商周三代之所以历时长久，为子孙奠定万世帝王基业，就是专门以人和为根本，天时地利，只是辅助罢了。所以说：“限制百姓不能依靠疆域的界限，巩固国家不能依靠山川的险要，威慑天下不能依靠武力的强大。”唉，怎样才能得到人民的和乐呢？孟子认为施行仁政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多，不施行仁政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少。所谓的道，是什么道呢？就是前面所说的种植桑树耕种田地，养育鸡猪，饲养狗彘，重视学校教育，反复强调孝悌，让老年人穿丝绸吃肉，不在道路上背负重物，百姓不饥不寒，不流落沟壑。如果真能实行这种道，百姓仰视他如同父母，敬重他如同神明，一旦风尘动荡有急难，四郊多筑堡垒，他们凭借暴虐，我们凭借仁义；他们凭借权术，我们凭借道理。派一名使者去告知他们的百姓说：“我们的百姓父子互相保护，兄弟互相扶持，家庭和睦，乡里宗族、亲戚朋友互相往来，用鸡猪黍稷、酒醴牛羊互相宴饮欢乐，为什么要用武力加害我们呢？”听到这话的人，谁不产生如云霓般的期盼，带着酒食来迎接，哪里忍心用兵器互相残杀呢？如果只有那些怙恶不悛、长恶不戒的人，那么百姓就会把自己看作子女，把君主看作父亲，三军同心，众士协力，有进无退，有死无生，他们的锋芒哪里能抵挡得住？这就是所说的施行仁政的人帮助他的人多，不施行仁政的人帮助他的人少。帮助他的人少到了极点，那么亲戚微子就会抱着祭器投奔周朝；帮助他的人多到了极点，那么牧野的军队就会倒戈归顺我们。凭借我们的人心和睦，天下顺从，将要兴起讨伐仇敌的军队，进行征伐，难道有不如意的事情吗？君子不战则已，战就一定能胜利。难道不是可信的吗！孟子的学问，专门以爱民为根本，所以他在齐国、梁国之间游历，极力陈述王道。如果实行他所主张的，那么人人都乐于生存，都得到适宜的处境，欢欣愉悦，鼓舞动荡，就像三月的阳光，九韶的乐奏一样。王道虽然不能亲眼见到，但它的状况就是这样。可惜他的志向未能施展，他的遗言余意，还可以追寻踪迹来探求。不得志时，就用这种和来涵养自己的内心；得志时，就把这种和推行到四海，使天下人心和、形体和、气息和，而天地的和也都相应。出现麒麟，出现凤凰，出现嘉禾，出现甘露，出现醴泉，而四方歌颂华黍的诗篇，天下奏响丰年的颂歌，难道不快乐吗？学习却不学习这种道，还学什么呢？

孟子将要朝见齐王。齐王派人来说：“我本打算去见您，但得了寒疾，不能吹风。明天早晨我将上朝，不知道能否让我见到您？”孟子回答说：“不幸得了病，不能去朝见。”第二天孟子出门到东郭氏家吊丧。公孙丑说：“昨天您以生病为由推辞，今天去吊丧，或许不可以吧？”孟子说：“昨天病了，今天好了，为什么不去吊丧呢？”齐王派人来问候病情，医生也来了。孟仲子回答说：“昨天有王的命令，我有小病，不能去朝见。今天病稍好，正赶去朝见，我不知道能否到达呢？”派几个人在路上拦截孟子说：“请一定不要回家，而去朝见。”孟子不得已而到景丑家住宿。景丑说：“在内是父子，在外是君臣，这是人伦的大义。父子之间以恩为主，君臣之间以敬为主。我看到齐王对您很敬重，却没看到您敬重齐王的地方。”孟子说：“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