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传卷五

译其运用。形势不同，运用也就多变。通过运用来观察圣贤，圣贤虽然已逝，但他们的心志常是光明的，没有古今的区别。况且齐宣王询问如何结交邻国，孟子用侍奉大国、役使小国来回答；梁惠王询问如何洗雪被秦楚欺侮的耻辱，孟子用减轻刑罚、薄收赋税来回答，这与回答宣王的话不同，这就是我所说的形势不同，运用也多变的意思。宣王喜好宏大而不肯屈居人下，如果能做到侍奉大国、役使小国，那么天下就会归服了。惠王一心报复怨恨而不知道体恤百姓，如果能减轻刑罚、薄收赋税，那么天下就没有敌手，而他的耻辱也可以洗雪了。由此可知孟子的学问渊源很深，顺应形势而为，无论高低，天下没有不可处理的事情。至于滕文公询问侍奉齐国还是侍奉楚国，既不用对齐王的话让他屈居人下，也不用对梁王的话让他凌驾于人，为什么呢？因为滕是小国。齐楚不是贤明的君主，即使屈居人下也不能停止他们吞并的心，地势紧迫，难以施展抱负，即使施行仁政，也不能感动天下，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也已经穷尽了。〇侍奉齐国，楚国的军队就在南门；〇侍奉楚国，齐国的军队就在北门。这微小的国家，截长补短，不过五十里，而齐楚并吞啃噬，土地方圆数千里，车马众多，兵甲强大，一旦违背他们的心意，两国的军队就会迅速到来，就像举起泰山来压死蝼蚁一样，形势也已经很危险了。事情已经穷尽，形势又很危险，那么有什么策略来应对呢？回答说：圣贤没有不可处理的事情，他们的归宿在于安于理义罢了。齐是大国，梁也是大国，土地可以施展抱负，百姓可以教化，侍奉大国、役使小国，减轻刑罚、薄收赋税，随分应酬，自有余地，不应当用死来谈论。至于形势已经无法支撑，事情又无可作为，那么计策就在于为社稷而死罢了。宣王侍奉大国、役使小国，是理义；惠王减轻刑罚、薄收赋税，是理义；文公效死不离，也是理义。理义难以辨识，固然应当审慎处理，看如何去做罢了。死本来不是难事，以凡俗的心来看，没有不惊恐畏惧的；至于圣贤以理义为重，而以生死为轻。曾子用一死换一席，子路用一死端正帽带，事情在于理义，与侍奉大国、役使小国，减轻刑罚、薄收赋税，其运用是一样的。死虽然对圣贤来说不难，然而形势不到危险，事情不到穷尽，不肯用死来谈论。如果不看是否可行，不问事情形势，一概以死为理义，这是匹夫匹妇投沟自尽的看法，不是圣贤之道。如果让齐王用死来谈论，那么〇就会兴兵四处征伐而不讲理义了；如果让梁王用死来谈论，那么〇就会惊恐忧虑，失节丧邦了。我因为观察文公的回答，才知道孟子的学问，千变万化，其运用常有余地。况且以常人来看，文公在两大国之间，没有土地可以号令，没有百姓可以捍卫抵御，似乎没有计谋了。而在无计可施中，却又有效死不离的策略。让百姓效死不离，这是仁者的政治。如果不是平时牢固地团结民心，难道一旦就能达到这个地步吗？孟子为什么告诉文公呢？回答说：这又是孟子根据那个人而说的。文公做世子的时候，去楚国经过宋国，得以拜见孟子。孟子指出性善给他看，一句话之下，顿时有所领悟，于是能在颓败的波流和毁坏的山沟中，高高地实行三年的丧礼，让四方来观看，脸上的悲戚，哭泣的哀痛，吊唁的人都很高兴，他所得到的也可以知道了。等到他询问治理国家的道理，孟子告诉他三代的道，让毕战询问井田制，孟子告诉他润泽的话，仁风远播，让许行的门徒背着农具从宋国到滕国，而愿意做他的百姓，那么他能实行孟子的话而相信他所行的，在战国之间，只有他一个人罢了。他让百姓效死不离，本来是他擅长的。可惜没有商汤七十里，也没有文王百里的土地，而夹在两大国之间，不能稍微施展他的所学，让他达到这个极端，又可悲啊。然而让百姓效死不离，而有为社稷而死的节操，比起那些厚颜无耻就缚，苟且偷生，如顿子牂、潞子婴儿，辱没祖先，被春秋所诛杀的人，天地相差辽远了。假使不幸文公与百姓同死，国家虽然已经破败，家族虽然已经灭亡，而凛凛的节概，还足以使人振奋兴起。唉，理义如此之大，君子怎么可以不效法呢？我担心学者读圣贤书，不知道其运用，所以历数对齐梁的话，来比较文公的说法，让知道学习圣贤的人，应当学习其运用，然后可以得到圣贤的心。

译滕文公问道：“齐国人修筑薛邑，我非常恐惧，该怎么办才好呢？”孟子回答说：“从前太王居住在邠地，狄人侵犯他，他便离开邠地，迁居到岐山脚下，这并不是他选择而取得的，而是不得已啊。只要行善，后世子孙必定会有称王天下的。君子创立基业、留下传统，是为了让后人可以继承；至于能否成功，那就在于天命了。您对齐国能怎么办呢？尽力行善罢了。”

我曾经评论孟子的学问，千变万化，不担忧天下变故繁多。因为变故多则对策多，越变越新，越出越奇，究其归宿，不过是安于理义罢了。齐王问如何与邻国交往，就有侍奉大国、役使小国的说法；梁惠王问如何雪耻，就有减轻刑罚、薄收赋税的说法。对齐国说的话不告诉梁国，对梁国说的话不告诉齐国。现在滕文公问如何侍奉齐国和楚国，就改变了齐梁的说法，又有效死守节的说法；问齐人筑薛，就抛弃了效死守节的说法，又有另一种说法。那说法是什么呢？就是避狄的说法。变化越多，说法越新，出处越难，说法越奇。学问不到这种地步，不过是腐儒罢了。在交往邻国时，理义在于侍奉大国、役使小国；在雪耻时，理义在于减轻刑罚、薄收赋税；在侍奉齐楚时，理义在于效死守节；在筑薛时，理义在于避狄。对方因时势而来，我方因防备而应对，稍有毫厘之差，就会失之千里。假使当时孙膑、商鞅、苏秦、张仪等稷下学宫的人来回答，问交往邻国，就说：我应当用智谋战胜他们；问雪耻，就说：我应当用计谋战胜他们；问侍奉齐楚，就说：齐兵到来就侍奉齐国，楚兵到来就侍奉楚国；问筑薛，就说：离间他们的谋主，扰乱他们的役夫，让秦楚出兵，使他们疲于奔命，无暇顾及筑薛之事。这些都是盗贼的谋略，侥幸的计策，不是理义的安顿。而孟子只举太王的旧事，有避狄的说法，况且避狄而已，有什么可说的呢？而孟子其中又有造化的妙处，这深得帝王之道啊。怎么知道的呢？且看他说：只要行善，后世子孙必定会有称王天下的。唉！多么远大啊！太王只能避狄，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唯有行善的妙处，使王季、文王、武王尊为天子，富有天下，宗庙享受祭祀，子孙保全社稷，虽然在克商之后，却不知道太王避狄之时，已经有了八百年的基业了。唉！君子创立基业、留下传统，所凭借的是什么？不过是善罢了。善的端绪深大，遏制它反而流得更远，阻止它反而行得更广。善与天相合，那么狄人侵犯，正是用来成就我的善端啊。深知此理，那么齐人筑薛，意图逼迫，又怎么知道这不是为我子孙奠定基业呢？小不能胜大，少不能胜众，弱不能胜强，这是形势。理义如果安顿，虽小犹大，虽寡犹众，虽弱犹强。小、寡、弱，在于眼前；而大、众、强，在于后世。君子的谋划，是为眼前吗？是为后世子孙吗？如果是为子孙谋划，虽然寡小而弱，又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唉！穷迫之中，自有广大之路。由此看出孟子的学问，不容易衡量啊。那么关键在哪里？回答说：理义。然而滕文公之后，最终没有听说有兴盛者，为什么呢？这是以利心看待孟子啊。兴盛与不兴盛在于天，善与不善在于我。我只知道行善罢了。行善是兴盛之道。事情在秦朝时，天理颠倒，而有天下者最终归于汉室。汉是尧的后代。唉！天人之际，如此明显啊！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滕文公问道：“滕国，是小国。竭尽全力侍奉大国，还是不能免于祸患。该怎么办才好呢？”孟子回答说：“从前太王居住在邠地，狄人侵犯他。用皮币侍奉他，不能免于祸患；用犬马侍奉他，不能免于祸患；用珠玉侍奉他，不能免于祸患。于是召集他的长老告诉他们说：‘狄人所想要的，是我的土地。我听说，君子不拿用来养人的东西害人的。你们何必担心没有君主呢？我将离开这里。’离开邠地，越过梁山，在岐山脚下建城居住。邠人说：‘他是仁人，不可失去他。’跟随他的人像赶集一样。有人说：‘世代守护的国土，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效死守节，不去离开。’请您在这两者中选择。”

唉！读滕文公的三问，使人凄然不安。深思王道衰微，纲纪废坏，而强大的国家侵凌放纵，不知理义，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啊。当时小国不幸，介于大国之间，没听说有亲近仁德、善待邻国的长处，只见到有欺凌弱小、侵犯寡少的罪行。周王朝没有九伐的诛讨，方伯没有纠合诸侯的权威。齐国在东边横行，楚国在南边恣意，秦国在西边吞并，哪里还知道理义呢？文公见孟子共有三问，都说他国家存亡的状况，寻求急难的对策。孟子一心想要复兴王道，如此急切，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啊。然而在危急之中设谋策划，都要符合理义，或者躲避，或者效死，都是天下的至计，圣贤的常心啊。从常情来看，谋划别人的国家，却让他躲避，让他效死，也可以说是无策了。然而圣贤的看法却不是这样，他的躲避，不认为是软弱；他的效死，不认为是屈服。我得到理义而安顿，这就够了。这就是所说的君子没有一顿饭的时间违背仁德，仓促之间必定如此，颠沛流离必定如此啊。

译太王躲避狄人侵扰，没有造成祸害，因此成为周朝的贤明君王；曾子更换竹席，子路系好帽带，这正是他们成为孔子门下高徒的原因。如果仔细审视这样的说法，那么那些暗中策划诡计，将灾祸加诸他人，并在邻国间挑起战乱，以此来苟延残喘一日性命的人，都是圣贤所不会做的。所以他们躲避灾祸的行为值得称道，他们赴死的行为值得效法，这是因为其中蕴含着理义。文公三次提问，孟子回答不同，是因为理义各自有所侧重，不能不审慎处理。改变位置而行动，违背常理而处世，都对大道有害。当询问侍奉齐国、侍奉楚国时，孟子回答应效死尽忠，确立的大致方针应当如此。等到询问修筑薛城之事，事情也紧迫了，在效死尽忠之中又有了躲避狄人的说法，这是孟子在既定方针中深入观察理义，灵活变通以展示给对方的。至于询问无法避免灾祸的情况，那就到了极点。以小事大，是敬畏上天的表现。现在竭尽全力侍奉大国，不吝惜皮币、犬马、珠玉等贡品，以表达敬畏上天的诚意，而齐国、楚国却违背天意，侵凌日益严重。孟子对此难道没有说法吗？大概理义无处不在，只看我们如何运用罢了。所以再次提出并陈述躲避狄人和效死尽忠的说法，让他自己选择。为了爱护百姓的计策，符合理义，就有躲避狄人的策略；为了世代守护国家的计策，也符合理义，就有效死尽忠的防备。这些都是圣贤的本心，天下的最佳计策，不损害名教，不违背理义，只看我们的力量如何罢了。我的心在于爱护百姓，就采取躲避狄人的大计；我的心在于世代守护，就成为为社稷而死的贤君，这有什么不可行的呢？然而效死尽忠的气节容易明白，而躲避狄人的用心难以察觉。倘若其用心出于贪生怕死，不把国家社稷放在心上，这是《春秋》所谴责的。纪侯彻底离开他的国家，就是这样的例子。孟子会允许人这样做吗？倘若其用心出于爱护百姓，就像太王躲避狄人那样。太王在躲避狄人的过程中，自有其深远的影响，怎么知道的呢？他躲避狄人时，召集年高德劭的老人并告诉他们：“狄人想要的，是我们的土地。我听说，君子不拿用来养育人的东西去害人。各位何必担心没有君主呢？我将离开这里。”太王虽然离开了，但他的话语还在，让人读起来，几乎要落下眼泪。这是因为诚心实德内蕴于心，外显于行，不是虚伪做作所能达到的。深入探究他的内心，广大高明，深沉地具有尧舜谦让的美德，浓郁地具有父母慈爱的胸怀。想象他平时发布号令，建立政事，无不从谦逊慈爱中产生，民心爱戴他，也已经很久了。并非在急难之时才说仁人的话，像奉天诏书那样，只为解决一时的紧急状况。然而这道诏书温和敦厚，有夏禹、商汤自责的风格，如果唐德宗自己写，决不能像这样深沉如金石般动人。这是因为陆贽平日所践行和蕴蓄的品德在此，所以一发表就能如此感动人心。只有太王的心如此，所以离开邠地越过梁山，在岐山脚下建城，而邠地的人说：“这是仁人啊，不能失去他。”跟随他的人像赶集一样踊跃，周朝八百年的基业，就由此发端了。同样是躲避狄人，而太王在躲避狄人中竟有如此深远的影响，所谓“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说的就是太王。那么为什么说这是善呢？只需深深诵读他嘱托老人的话语，反复品味，那和蔼悠然的样子，有着广大高深、忠厚慈爱之心，这就是所谓的善。圣贤君子在忧患来临时，自有安身立命的地方，这就是善罢了。善就是所谓的理义。我担心后世不明白为善的道理，所以又推演孟子的意思而加以阐发。

译鲁平公准备出行，宠臣臧仓请示说：“往日您出行，必定命令主管官员告知去向，如今车马已经驾好，主管官员还不知道去哪里，斗胆请示。”平公说：“去见孟子。”臧仓说：“为什么？您降低身份去拜访平民，是因为认为他贤德吗？礼义出自贤者，而孟子办后丧超过了前丧，您不要见他。”平公说：“好吧。”乐正子进去见平公说：“您为什么不见孟轲呢？”平公说：“有人告诉我：‘孟子办后丧超过了前丧’，所以我不去见他。”乐正子说：“为什么？您所说的超过，是指以前按士的规格，后来按大夫的规格；以前用三鼎，后来用五鼎吗？”平公说：“不是。”乐正子说：“是指棺椁衣衾的华美吗？”平公说：“不是所说的超过，是贫富不同罢了。”乐正子去见孟子说：“我告诉国君，国君本来要来见您。”宠臣臧仓阻挠了国君，国君因此没有最终前来。孟子说：“行动或许有人促使，停止或许有人阻碍，行动与停止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我没有得到鲁侯的接见，是天意。臧氏的儿子怎么能使我不得接见呢？”

我读《易经》到坤卦初六爻，看它的爻辞说：“踩着霜，坚冰就要到了。”等到圣人对此爻解释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我反复诵读这句话，于是领悟鲁国的国运超过周朝的历数，到汉朝初年还有礼义，为项羽坚守而不肯投降汉朝的，都是周公积累善行的结果。然而自从惠公以妾为妻，夫妇的伦理就乱了；隐公不记载即位，君臣的伦理就乱了。所以公子翚专权用兵，桓公被杀而立，庆父杀子般，又杀闵公，公子遂杀恶及视，季氏三分鲁国而占有两份，孟孙、叔孙各占一份，公室的赋税全部流入私家，兵权不出自公室，以至于昭公被驱逐，既不能端正其终，定公无正，又不能端正其始，静观二百四十二年间，天理颠倒，恶气蕴积如此，怎么会有安定的事情呢？定公任用孔子为权相，诛杀少正卯，于是男女分道，路上不拾遗物，饮羊的风气于是止息，公慎的恶行也消亡，三都逐渐被毁，侵占的疆土得以恢复，巍峨乎已有安定的景象了。然而女乐破坏了它，由此知道平公想见孟子而臧仓阻挠他，都不是偶然的。为什么呢？恶气凝结不易消除，即使以圣贤的力量，尚且不能在暗中消解恢复，何况其他人呢？大概恶气的产生始于微茫，积累多年不止，终于浩大，触到天道则日食星陨，触到地道则山崩川竭，触到人道则成为谗夫、女色、不忠之臣，以败坏扰乱国家，颠覆宗庙社稷。鲁国自从惠公以来，恶气渐渐兴盛，达到如此地步，所以天变地震，纷然四出。于是生出三桓，成为时代的害虫，于是来女乐远去，圣人于是有，臧仓于是阻挠孟子。出自你的，反过来作用于你，这是天理。善既有回报，恶岂无归宿？使圣贤不能施行其道，都是天意，难道是偶然的吗？圣贤得志，必将使君主在上安定，百姓在下安定，三纲明确，五常端正，伦理有序，风俗形成。顾念这大福，如果不是祖宗积累善行，怎么能得到这样的回报呢？孔子遭遇匡人的围困，就说：“如果天要毁灭这种文化，后死者就不能参与这种文化；如果天不毁灭这种文化，匡人能把我怎么样？”遭遇公伯寮的诬告，就说：“道的实行，在于天命；道的废弃，在于天命。公伯寮能把天命怎么样？”孟子遭遇臧仓，就说：“行动或许有人促使，停止或许有人阻碍。行动与停止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我没有得到鲁侯的接见，是天意。臧氏的儿子，怎么能使我不得接见呢？”圣贤深明天意，借匡人、公伯寮、臧仓之手，来困厄我的道，使天下没有安定的希望，而鲁国有衰败的风气。这都是恶气的积累，不能立刻停止。唉！深观此理，那么君子在看不见的地方戒慎，在听不到的地方恐惧，不欺骗暗室，不愧屋漏，怎么可以停止呢？大概恶气起于一念，充满于一身，施行于一家。国君则大于一国，天子则又推广于天下。倘若知道谨独的学问，在履霜的细微处，认识坚冰的到来，在毫末的兴起时，知道斧斤的寻找，敢说什么伤害其祸害的滋长？敢说什么危害其祸害的扩大？是可以的。如果事情到了定公平的地步，公虽然是圣贤，也来不及了。唉！可叹啊。汉武帝严刑黩武，征税到舟车，征税到盐铁，公卿大夫相继下狱，连年出兵四方骚动，处心积虑，不是杀人就是苦害百姓。所以内部有巫蛊之祸，冤及太子；外部有沈命之法，殃及平民。恶气如此，怎么还会有安定的道理呢？于是生出石显以祸害元帝，生出昭仪以祸害成帝，生出董贤以祸害哀帝，生出王莽以祸害平帝。萧望之不知天意，而想救他，则萧望之死；王章不知天意，而想救他，则王章死；王嘉不知天意，而想救他，则王嘉死；翟义不知天意，而想救他，则翟义死。由此推之，终于宗庙社稷灭亡而后已，那么桓帝杀李固，兴起党锢之祸；献帝遭遇董卓，遇到曹操，乃是汉明冤狱的报应。玄宗不用张九龄，德宗不用陆贽

译唐文宗不任用裴度，致使发生了安禄山的叛乱、卢杞的祸乱以及甘露之变。这似乎是有鬼神在暗中阻挠，乃是唐太宗开创基业时，杀害窦建德、诛杀萧铣所招致的报应。由此推论，孟子有“未能遇见鲁侯，是上天的安排”这样的话，可以说他深刻洞察了天与人之间的关系了。然而小人阻挠君子，其说辞竟然如此巧妙，不可不知道。臧仓只是个受宠的小人，怎么能做到这样呢？这才知道邪恶之气感召外物，是有某种力量在驱使的。其巧妙之处如何呢？回答说：礼义是由贤者制定的，而孟子之后，后丧的礼仪超过了前丧。他的话在道理上说得通，但事情本身却令人怀疑。难道不是小人陷害他人，其说辞竟然如此巧妙吗？君子内心无愧，说辞巧妙与否，我何必担忧呢？然而鲁平公因为乐正子的一句话，立刻想要驾车前往；因为臧仓的一句话，立刻又答应了他，不再考察是非，也不向左右询问，可以说是太轻率了。像这样的资质，又怎么能有所作为呢？乐正子辨析得如此透彻，却没听说他有悔悟的话，来纠正臧仓的罪过。车马的声音已经停息，寻求贤才的举动再也听不到了，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我既已穷尽了天与人之间的道理，又叙述了小人危害君子的巧妙手段，以及鲁平公举动的轻率，以此作为后世的警戒。

译孟子传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孟子传卷六

宋 张九成 撰

公孙丑章句上

公孙丑问道：“先生如果在齐国执政，管仲、晏子的功业可以重新实现吗？”孟子说：“你真是齐国人啊，只知道管仲、晏子罢了。”有人问曾西说：“您和子路谁更贤能？”曾西不安地说：“子路是我先父所敬畏的人。”那人又说：“那么您和管仲谁更贤能？”曾西很不高兴地说：“你怎么竟把我与管仲相比？管仲得到君主那样的专任，主持国家政事那样长久，功业却那样卑微，你怎么竟把我与他相比？”孟子说：“管仲是曾西所不屑做的，而你却希望我这样做吗？”公孙丑说：“管仲辅佐他的君主称霸，晏子辅佐他的君主显赫。管仲、晏子难道还不足以效法吗？”孟子说：“在齐国施行王道，易如反掌。”公孙丑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弟子的疑惑就更深了。况且以文王的德行，统治百年之后才去世，德化尚且未能遍及天下，由武王、周公继承他，然后王道才大行于世。现在说施行王道如此容易，那么文王不值得效法吗？”孟子说：“文王哪里可以相比？从商汤到武丁，贤圣的君主出现了六七位，天下归顺殷朝已经很久了。时间久就难以改变。武丁使诸侯朝见，拥有天下就像在手掌中运转一样。纣王距离武丁的时间并不久远，那些旧贵族遗留的风俗、流传的善政还有存在的，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等贤人，共同辅佐他，所以过了很久才失去天下。每一寸土地没有不是他的，每一个百姓没有不是他的臣民，然而文王还是从百里之地兴起，因此很难。”齐国有句话：“虽然有智慧，不如顺应形势；虽然有农具，不如等待时机。”现在的时机就容易了。夏、商、周兴盛时，土地没有超过千里的，而齐国拥有这样的土地了。鸡鸣狗吠之声相互听见，一直延伸到四境，而齐国拥有这样的百姓了。土地不需要再开拓，百姓不需要再聚集。施行仁政而称王天下，没有人能阻挡。况且圣王不再兴起，没有比现在更久远的了；百姓在暴政下憔悴困苦，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饥饿的人容易得到食物，口渴的人容易得到饮料。孔子说：“德行的流行，比驿站传递命令还要快。”在当今时代，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施行仁政，百姓的喜悦，就像解除倒悬的痛苦一样。所以做事只有一半古代人的努力，功业必定加倍，只有这个时代才如此。

世人皆怀疑周天子在上位，而孟子却认为凭借齐国称王天下易如反掌。又说施行仁政而称王，又说圣王不再兴起，这是想要让齐王成为真正的王。如果让齐王成为真正的王，那么将把周王置于何地？吴、楚僭越称王，《春秋》将他们比作夷狄，孟子却用对待夷狄的态度对待齐王，为什么呢？回答说：求学的人学习圣贤之道，应当考察当时的时势，评论当时的人物，熟读其上下文辞，深味其前后意旨，怎么可以像乘隙窥探，摘取一言半语，便不信不疑，而急忙诋毁圣贤呢？孟子从子思那里接受道统，子思从曾子那里接受道统，曾子从孔子那里接受道统，源流非常纯正，不像子夏的后学流入庄子，子张的后学流入墨翟那样。难道不知道周天子在上位吗？又难道不知道秦、楚僭越称号得罪于《春秋》吗？当世的大贤，其见识思虑，想必远远超过后世的君子了。假如言语不精当，考察不详细，怀疑是可以的，非议可以吗？非议尚且不可以，何况辱骂他把他比作苏秦、张仪之流呢？非常可悲啊。他所说的王，不是王的职位，而是王道的道理。王道的道理，就是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兄像兄、弟像弟，夫像夫、妇像妇，种植桑树耕种田地，饲养鸡猪，蓄养狗猪，重视学校，申明孝悌，使老年人穿丝绸吃肉，不在道路上背负头顶重物，百姓不饥不寒，不漂流死于沟壑，这就是王道。在周朝兴盛时，王道行于天下，周朝没有贤明的君主，王道废绝，而霸道兴起，霸道又废绝，而诡诈兴起，以杀人为功业，以夺取土地为英雄，以颠覆别人的宗庙社稷、使别人的城郭变成废墟为得计，所谓王道，不再有了。孟子怜悯这种情况，极力以王道为言论，他的意图是让人父子相互保全，兄弟相互扶持，家庭和睦，乡里宗族亲戚朋友相互往来，鸡猪黍稷酒醴牛羊相互宴乐，怎么忍心再听到霸者的言论呢？霸者的言论，是假借仁义来成就其奸诈。责备楚国不进贡包茅，命令燕国修习召公的政治，意图在于讨伐蔡国，讨伐山戎，讨伐原国，大规模搜捕，意图在于一战而称霸，诚心在哪里呢？因为开始不善，所以最终大坏，像狂澜一样激荡，像猛火一样猛烈，不可挽救了。公孙丑涉猎学问不深，听闻大道尚浅，竟然说：先生如果在齐国执政，管仲、晏子的功业可以重新实现吗？这是孔子门下五尺孩童都羞于谈论的，而公孙丑却用来期待孟子，难道不是极大的亵渎吗？他狭隘浅陋如此，没有其他原因，只是生在齐国，长在齐国，见闻限于齐国，只知道管仲、晏子罢了，哪里知道上面有皋陶、夔，有稷、契，有伊尹，有傅说，有周公辅佐二帝三王成就唐虞夏商周的盛世呢？曾西不敢与子路相比，却以与管仲相比为耻。倘若以管仲九合诸侯，不用兵车来论，子路没有这样的功绩；以管仲一匡天下，使百姓免于左衽来论，子路也没有这样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