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传卷六

译然而管仲的学问到此已达极致，子路的学问却方兴未艾。若一定要成就二帝三王的功业，就不肯因循陋习、安于寡薄，去博取一时的名声，像管仲那样破坏先王的大道。况且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从北杏会盟开始，大概不过几年罢了。管仲刚死，桓公还在，楚国灭掉江、黄两国而不能救援，狄人侵犯卫国而不能抵御，桓公死后不久，公子们争夺君位，尸虫从门缝爬出而不能保全他死后的尸体。王者的治道，难道是这样短促的吗？当桓公任用管仲时，一再称他为“仲父”，不能说不专任；前后二十多年，不能说不长久。如今管仲死后不久，国家就危亡了，这不过是靠智谋强力把持罢了，难道是长久之道吗？子路所学的格局非常深远，是帝王之学，宁愿学问未成而没有丝毫功绩，也不愿舍弃帝王之道而成就这种浅陋的功业。曾西之所以羞于与管仲相比，这是孔门的家法。曾西尚且不做，何况孟子立志学习孔子，肯自降身份与管仲相比吗？公孙丑俗气未除，邪念犹存，只看到管仲、晏婴的功业，不知道这两人的用心，竟然说：“管仲使他的君主称霸，晏婴使他的君主显赫，管仲、晏婴尚且不足以效法。”看他如此仰慕管仲、晏婴，可以想见公孙丑的见识趣味了。孟子于是直抒心意说：“凭借齐国来推行王道，不过是反掌之间的事。”公孙丑见识偏邪，沉溺于霸道，不相信王道容易推行。并且说：“弟子的疑惑更加严重了。”并且认为，以周文王的德行，百年之后才去世，尚且未能遍及天下，周武王、周公继承他，然后才大行其道。现在说王道如此容易，那么文王就不值得效法了吗？看这个问题，虽然可见公孙丑堕入俗学，也可看出他博学洽闻、考订学问，不肯轻易下结论。孟子于是说：“文王之时，商纣虽然无道，但从商汤到武丁，贤圣的君主有六七位，太戊、仲丁、河亶甲、盘庚相继出现，而武丁又在衰微之时中兴。商纣距离武丁的时代不久，所以先王的遗风善政的感化，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几位公卿在左右辅佐，每一寸土地、每一个百姓，都是商朝所有，而臣服于王道的风气尚未断绝。王道未绝，是文王的心愿。行不行，何必放在心上呢？等到商纣将鄂侯做成肉干，烹杀九侯，囚禁文王，杀害比干，囚禁箕子，听信妇人的话，施行炮烙之刑。王道到此就断绝了。周武王不忍王道断绝，所以起兵讨伐他。如今周赧王在位，而号令不能行于天下。秦、楚虽然强大，都不是有作为的君主。如果让他们得志，必定毁灭典籍，残害百姓。只有齐王有易牛之心，有求教之志，自称短处而不肯掩饰过错，自知罪过而不敢归咎他人。又夏、商、周的盛世，土地没有超过千里的，而齐国拥有这样的土地；鸡鸣狗吠相闻而达到四境，而齐国拥有这样的百姓。地像齐王这样，民像齐王这样，资质像齐王这样，与文王之时大不相同，可以号令四驰，可以鼓舞一世，只欠缺施行仁政罢了。如果施行仁政，种桑种田，养鸡猪，蓄狗彘，重视学校，申明孝悌，使老年人穿帛吃肉，不在道路上背负重物，百姓不饥不寒，不流落沟壑，那么王道就实行了。齐国推行王道，正是时候。王者不兴起，没有比此时更疏远的；百姓在虐政下憔悴，没有比此时更严重的。如果齐王实行孟子的话，使百姓父子相保，兄弟相扶，家庭和睦，乡邻族党、亲戚朋友相往来，鸡豚狗彘、酒醴牛羊相宴乐。所谓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当一日而千里，一息而千古，比驿站传命还快。百姓的喜悦，如同解除倒悬之苦。事半古人，功必倍之，难道虚假吗？孟子的话，是说推行王道罢了，不是占据王位。如果诸侯占据王位，即使苏秦、张仪等人也知道委曲避就，而会说孟子这样的话吗？学者论述不详，选择不精，以凡俗之心看待圣贤的蕴藉，妄加诋毁，容易产生排斥诋毁，深可悲也。所以我为之解释辨析，使知道孟子所谓“以齐王犹反手者”，是说齐国推行王道如同反手，不是说占据王位。所谓“行仁政而王者以为行仁政乃王道耳”，是说行仁政就是王道，不是说占据王位。所谓“王者之不作者”，是说王道不兴起，不是说让齐王贪图王位。所谓“文王犹方百里起”，是说文王以百里之地兴起，是说商纣虽然无道，但拥有天下，号令诸侯；而文王以百里之地推行王道，势力既小，土地又狭，其能鼓舞天下，难矣。不是说占据商纣王位的难。从今以后，应当知道孟子所谓王者，都是王道，不是霸道。明白这一点，然后可以读孟子的书，而孟子无根之谤，也从此断绝了。学者试深思之。

译公孙丑问道：“先生如果担任齐国的卿相，得以实行自己的主张，即使由此成就霸王之业也不奇怪。像这样，您会动心吗？”孟子说：“不会，我四十岁时就已经不动心了。”公孙丑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先生就远远超过孟贲了。”孟子说：“这并不难。告子比我更早做到不动心。”公孙丑说：“不动心有方法吗？”孟子说：“有。北宫黝培养勇气的方法是：皮肤被刺不退缩，眼睛被刺不逃避，觉得哪怕是一根毫毛被别人挫辱，就像在闹市被鞭打一样，他既不屈服于平民百姓，也不屈服于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把刺杀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看作刺杀平民百姓一样，不畏惧诸侯，听到恶言必定反击。孟施舍培养勇气的方法是：‘把面对不能战胜的敌人看作面对能战胜的敌人一样。’估量敌人然后前进，考虑胜利然后防守，这是畏惧三军的人。孟施舍哪里能做到必胜呢？只是能做到无所畏惧罢了。孟施舍像曾子，北宫黝像子夏。这两人的勇气，不知道谁更优秀，然而孟施舍坚守的原则更简约。从前曾子对子襄说：‘你喜欢勇敢吗？我曾经从夫子那里听到过关于大勇的道理。自我反省如果理亏，即使是平民百姓我也不去恐吓他；自我反省如果理直，即使是千万人我也勇往直前。’孟施舍坚守的是意气，又不如曾子坚守的原则简约。公孙丑说：‘请问先生的不动心与告子的不动心，可以听听吗？’告子说：‘言语上不能理解，不要向内心探求；内心不能理解，不要向意气探求。内心不能理解，不向意气探求，是可以的；言语上不能理解，不向内心探求，是不可以的。意志是意气的主帅，意气是充满身体的力量。意志到达哪里，意气就跟随到哪里。所以说：‘保持意志的坚定，不要滥意气。’既然说意志到达哪里，意气就跟随到哪里，又说‘保持意志的坚定，不要滥意气’，为什么呢？回答说：意志专一就会带动意气，意气专一也会带动意志。现在那些跌倒和奔跑的人，这是意气的作用，却反而扰动了心志。请问先生擅长什么？’孟子说：‘我善于分析言辞，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公孙丑问：‘什么叫浩然之气？’孟子说：‘很难说清楚。这种气，最广大最刚强，用正直去培养它而不伤害它，就会充满天地之间。这种气，必须与义和道相配合，没有义和道就会萎靡不振。这是积累正义而产生的，不是偶然做一件好事就能取得的。行为如果有一点问心无愧，气就萎靡了。所以我说过：告子不曾懂得义，因为他把义看作外在的东西。一定要做正义的事，但不要刻意追求，心里不要忘记，也不要拔苗助长。不要像宋国人那样。宋国有个担心禾苗不长而去拔高它的人，精疲力竭地回家，对他的家人说：‘今天累坏了，我帮助禾苗长高了。’他的儿子跑去查看，禾苗已经枯死了。天下不帮助禾苗生长的人很少了，认为没有益处而放弃的人，是不除草的人；帮助它生长的人，是拔苗的人。不仅没有益处，反而害了它。什么叫善于分析言辞？’孟子说：‘偏颇的言辞，知道它蒙蔽在哪里；过分的言辞，知道它沉溺在哪里；邪僻的言辞，知道它背离在哪里；躲闪的言辞，知道它穷尽在哪里。这些言辞产生于内心，危害政治；危害政治，就危害政事。圣人即使再次兴起，也一定会赞同我的话。宰我、子贡善于言辞，冉牛、闵子、颜渊善于谈论德行，孔子两者兼备。孔子说：‘我在言辞方面是不擅长的。’那么先生已经是圣人了吗？’孟子说：‘唉，这是什么话！’从前子贡问孔子：‘先生是圣人吗？’孔子说：‘圣人我还达不到，我只是学习不厌倦，教导不疲倦。’子贡说：‘学习不厌倦，是智慧；教导不疲倦，是仁爱。仁爱且智慧，先生已经是圣人了。’圣人这个称号，孔子都不接受，这是什么话？从前我私下听说，子夏、子游、子张都有圣人的一部分，冉牛、闵子、颜渊则具备圣人的全体。请问先生安于什么？’孟子说：‘暂且放下这个。’公孙丑说：‘伯夷、伊尹怎么样？’孟子说：‘他们走的道路不同。不是理想的君主不侍奉，不是理想的百姓不役使，天下太平就出仕，天下混乱就隐退，这是伯夷。侍奉什么君主不行？役使什么百姓不行？天下太平也出仕，天下混乱也出仕，这是伊尹。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停止就停止，可以长久就长久，可以快速就快速，这是孔子。他们都是古代的圣人，我未能实行他们的道路，但我所愿意学习的则是孔子。’伯夷、伊尹与孔子相比，地位相当吗？’孟子说：‘不，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孔子这样的人。’公孙丑说：‘那么他们有相同的地方吗？’孟子说：‘有。给他们百里土地让他们做君主，都能使诸侯来朝见而拥有天下；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而得到天下，他们都不做，这就是相同的地方。’公孙丑说：‘请问他们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孟子说：‘宰我、子贡、有若，智慧足以了解圣人，污浊不至于迎合自己的喜好。’宰我说：‘从我看先生，比尧舜贤明得多。’子贡说：‘看到他的礼制就知道他的政治，听到他的音乐就知道他的德行，从百代之后，衡量百代的君王，没有人能违背他。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先生这样的人。’有若说：‘岂止是百姓呢？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小土堆，河海之于雨水，都是同类。圣人对于百姓，也是同类。超出他的同类，卓然独立。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孔子更盛大的了。’

我读这一章，看到孟子反复辩论，引古证今，剖析精微深奥的道理，比较圣贤的是非，与诸子周旋委婉，常常超拔高妙不可穷尽诘问，这都是因为所学深远，就像江水从岷山发源，淮水从桐柏山发源，黄河从昆仑山发源，滔滔滚滚，极目无际，分流别派，都不失其本源，真是盛大啊！

译至于他志向所崇尚的，见解所趋向的，是不容易窥测的。公孙丑问孟子，如果让他担任齐国的卿相，孟子却说告子先于我做到了不动心。公孙丑问不动心是否有方法，孟子于是论述了北宫黝、孟施舍以及曾子的勇气。公孙丑问告子的不动心与孟子的不动心有何不同，孟子于是对告子加以否定，并提出了志与气的学说。公孙丑问孟子擅长什么，孟子于是有了善于培养浩然之气、善于辨析言辞的说法。公孙丑问孟子是否已经进入了圣人的境界，孟子于是论述了孔子不自居为圣人，而子夏、子游、子张只具备圣人的一部分，冉有、闵子骞、颜回则具体而微的说法。他的意思也是以圣人自许。公孙丑问孟子所安于什么，孟子都舍弃而不学习，他的志向究竟是怎样的呢？公孙丑问伯夷、伊尹怎么样，孟子逐一论述了三位圣人的学问，并表示愿意向孔子学习。公孙丑问伯夷、伊尹与孔子是否同等，孟子则唯独尊崇孔子，认为自有人类以来没有超过孔子的，这是他的学问想要达到孔子的境界才停止。如果喂饱马匹向北走，那么燕国必定能到；给车轴涂油向南行，那么越国也可以前往。志向在于孔子，步伐急促不停，纯粹而且不停止。今天不到，后天必定到；这个月不到，下个月必定到；今年不到，明年必定到；这辈子不到，来世必定到。怀着这种不停止的心，有什么地方去不了呢？孟子所见极高，所志极远，舍弃颜回、闵子骞、伯夷、伊尹而直接仰望孔子并向他学习，他的所见所志是怎样的呢？公孙丑问伯夷、伊尹、孔子是否有相同的事情，孟子认为如果得到百里之地做君主，都能使诸侯来朝见，拥有天下，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而得到天下，都是他们所不做的。公孙丑问他们之所以不同的原因，孟子于是引用宰我、子贡、有若的说法，而唯独尊崇孔子。我探寻他们问话的开端，只是说担任齐国的卿相、动心与不动心，而问答往来，竟然涉及圣贤的深奥内涵，辨析诸子的是非，宏大的言辞和至理，大开正道，一新见闻，在战国诡诈的风气中，竟然有如此盛大的事情啊！齐国的卿相如邹忌之类，都能做到，这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孟子学习二帝三王的道，卿相是他本来就有的。只怕上天不想平治天下罢了。如果想要平治天下，在战国时期，除了孟子还有谁呢？哪里会有动心的问题呢？公孙丑了解孟子，也太浅薄了。孟子知道当世的士人，堕落于流俗，习惯于旧习，用恕道对待事物，用宽容接待他人，起初没有愤怒的言辞和严厉的话语，于是告诉他们说：“不，我四十岁就不动心了。”公孙丑以为担任齐国的卿相，不忧不惧，勇气像这样，超过孟贲远矣。起初把孟子比作管仲，现在说孟子超过孟贲，轻慢到如此地步，也可怪了。孟子又没有愤怒的言辞和严厉的话语，只是告诉他说：“这也不是难事。”告子尚且先于我做到不动心，何况是学习达到圣人境界的人呢？公孙丑又问：“不动心，是偶然这样吗？还是有方法呢？”练习射箭也是末节，还有能在青云中连射双鸟的人；练习驾车也是末节，还有能在意外相遇中猎获十只禽兽的人。何况不动心，难道没有心得而这样吗？然而不动心，只是勇敢罢了。勇敢有几等，不能一概而论。北宫黝、孟施舍，都是以血气为勇的。怎么能在大君子的门庭前谈论呢？北宫黝的一切血气，是盗贼的勇敢。比如看待刺杀万乘之君如同刺杀平民，成济、蒋元晖都能做到，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孟施舍虽然未免有血气，但还是以道理为主。比如看待不胜如同胜，孟施舍难道能保证必胜吗？只是能做到无所畏惧罢了，这似乎看到了道理。至于说估量敌人然后前进，考虑胜利然后防守，这是畏惧三军，难道不是未免有血气吗？曾子所培养的本于忠恕，是看到道理的人，所以孟施舍类似于他。子夏所培养的尚有纷华，是血气未除的人，所以北宫黝类似于他。然而说子夏有北宫黝的凶狠，说曾子有孟施舍的直前，那是不可以的。学者应当以意逆志，怎么可以拘泥于文辞而厚诬这两位君子呢？他说：“这两位的勇敢，不知道谁更贤能。”这是说北宫黝和孟施舍同等，都是血气，大概不相上下。然而孟施舍无所畏惧，他的守约大胜北宫黝了。北宫黝和孟施舍培养勇敢，一个凶狠如盗贼，一个直前如武夫，都是屠夫酒保之类的人，难道听说过大勇的说法吗？什么叫大勇？曾子曾经听夫子说过，又曾经告诉子襄了。他的说法是：“自我反省而不正直，即使是一个平民，如穿粗布宽衣的人，我不敢用恶声对待他，因为理亏在我。自我反省而正直，遵循道理而行，即使千万人认为不可，我依然遵循道理前往。”况且孟施舍只在于无所畏惧而不问自己的是非，难道听说过所谓的大勇，其简约在于我的正直与不正直如何吗？公孙丑既然听说，同等是勇敢，而其中的曲折如此，是不可以用孟贲来比孟子之勇了。然而不知道告子的勇敢比孟子是怎样的呢？孟子又在这里剖析告子的得失，而使公孙丑知道学问的精微，大概差之毫厘，其失千里，不可雷同苟合而不分别明白，以至趋于邪径。什么叫告子培养勇敢的过失？他说“在言辞上不得意，不要在心里探求”，这是对的。什么叫告子培养勇敢的得当？他说“在心里不得意，不要在气上探求”，这是对的。志是气的主帅，不探求于心可以吗？我

译志向是气的统帅，何况言语又比气遥远得多呢？如果气已经充满，就不必在言语上寻求气的表现，说它恰当就恰当，说它不对就不对，请让我详细陈述。孟子说“志至焉，气次焉”，这是说气以志为主宰。然而又说“持其志，无暴其气”，这又是说志以气为滋养。志与气相互滋养，这才是最精妙的道理。告子不明白其中的含义，于是说“志至焉，气次焉”，却又说“持其志，无暴其气”，这是为什么呢？孟子直接指出志与气相互作用的道理，告诉他说：“志专一就能调动气，因为志的充满，可以带动气。《九韶》演奏而凤凰来仪，《春秋》写成而麒麟自来，这就是所说的‘先于天时而天不违背’。”气的充满，就可以带动志，如同黄河出现河图而画八卦，洛水出现洛书而演九畴，这就是所说的‘后于天时而奉行天时’。如果还不明白，且看跌倒的人惊恐，心就会震动；快步走的人恭敬，心就会端庄严肃。气的运动，志的变化也就可见了。这个道理也很精妙。然而这是就告子的长短而言的，孟子所养的浩然之气又不同于此。所以借着公孙丑的提问，极力阐述，其中造化的精妙，功用的神奇，以及学者的弊病，一一剖析，至于那些精微的言语，可以持守和充实的内容，全都具备。唉！孟子真是对圣人有大功的人啊。他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那浩然之气，不是北宫黝的凶狠，不是孟施舍的无所畏惧，也不是告子认为义在外、在言语上不得意的学说。然而这种气，可以通过心得，难以用言语表达。这种气，不是血气，不是客气，而是理义之气。理义之气，没有东西能与它并列，所以说“至大”；没有东西能使它屈服，所以说“至刚”；没有东西能使它弯曲，所以说“以直”。这是讲气的本体，这是孟子心中所自知的，这是孟子指向内心所自得而言说的。未曾留意的人，哪里知道这是什么话呢！大啊，刚啊，直啊！就像嘉谷良种，应当有日夜的生长，雨露的滋润，应当没有牛羊的践踏，狼莠的残害，才能千仓万箱，成为农夫的喜庆。至大至刚，以直来认识这个本体。应当内在自我琢磨，外在寻求切磋，用礼义的恩泽来滋润，用诗书的训诫来休养，声色货利一概不能惑乱蛊惑，这就是所谓的“养而无害”。这样，刚大直的气，根植于心，显现在面容，洋溢在背部，施用于四肢，它的作用所及，如同乾坤的运行，六子沧海的变化，百川日月星辰岳渎的精华波澜，都是我的气所在的地方。因此收敛它，就是刚、大、直；扩充它，就是道、义，终究不与不仁不智无礼无义的人相合。凡是四海之内道义之士，声气相同，臭味相投的人，都应当来而相应。它的充满如此，怎么会衰竭呢！这刚、大、直，虽然是我固有的东西，然而难道可以不培养吗！所谓培养，其关键在于义。所谓义，凡是我应当做的就尽力去做，不应当做的就尽力停止。日复一日，新而又新，那么这种气就完善了。这种气，是聚集我固有的义而产生的，不是义从外面来形成的。怎么验证呢？心做了不应当做的事，就是欺骗暗室，羞愧屋漏，心中不足，惭愧生于内，脸色变于外，衰竭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告子不知道浩然之气由此产生，却认为义在外，颠倒到如此地步。他不动心，也不过是血气的胜利罢了。孟子又指出其关键之处，使学者知道所归依的地方。关键在哪里？说：一定要有所作为而不要预设，心不要忘记，不要助长，就是这样。这是孟子养气的精妙之处，我所说的至言精语就在这里。所谓“必有事焉”，是说心不忘思考，以义为主。心无事则众邪皆入，心有事则百物不干，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以义为事。以义为事，应当使思虑纯一，专注其虑，从容而防范，使自得之，满足而饱食，使自趋之可以，不可躁动。躁动则妄念产生，不可急躁。急躁则理逆，所以说“勿正”。“勿正”，是说纯一专精，不可躁动，也不可急躁。“心勿忘”，就是“必有事”的用功之处。“勿助长”，是用来极力说明“正”之所以害道的。凡是“必有事”的人，必有“正”的弊病；“心勿忘”的人，必有助长的弊病。孟子又恐怕助长的弊病，天下人不明白它的危害，所以极力引用宋人揠苗的故事来说明。又恐怕以揠苗为戒，完全废弃了培养，所以又以不耘苗为戒。他对圣道的功劳，可见一斑。浩然之气既然已经成就，那么非道非义的话，一经我的耳朵，都能识别并辨明。由此看来，“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可以吗？孟子因为养气而知言，而告子却想要“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其颠倒可知了。什么叫识别并辨明？如果说是偏颇的言辞，知道它的蒙蔽；过分的言辞，知道它的沉溺；邪僻的言辞，知道它的背离；逃避的言辞，知道它的穷尽，就是这样。心中有蒙蔽，那么他的话就偏颇而不正；心中有沉溺，那么他的话就过分而不正；心背离道，那么他的话就邪僻而不正；心穷于欺诈，那么他的话就逃避而不正。看这些言辞生于其心，当时的君主使用它，就

译政；〇对于政事，天下都受其影响，就会妨害到具体事务。这就是为什么要排斥杨朱、墨翟，放逐淫邪的言辞，而不敢停歇的原因。曹信、公孙疆甚至导致国家灭亡，秦国任用李斯，甚至导致天下灭亡。圣人如果再次兴起，必定认为这个论断是最恰当的。古代善于言辞且与孟子心意相合的人，是有其人的。所以说：宰我、子贡善于言辞辩论，冉牛、闵子、颜渊善于谈论德行。孟子认为德行方面，我能谈论，至于言辞使命方面，则比不上宰我、子贡等人了。公孙丑看到孟子关于培养浩然之气、辨别言辞的论述，一扫世俗学问的浅陋，于是突然感叹说：那么老师已经是圣人了吗？起初是用管仲、晏婴、孟贲来期望孟子，现在突然用圣人来赞许孟子，这是知道培养浩然之气、辨别言辞的精微言语，以及宏大的言辞美妙的议论，足以震撼他的精神，摇荡他的思虑。啊，盛大啊！孟子不敢以圣人自居，所以惊讶地说：唉！这是什么话呢？并且用孔子不居圣人之位来告诉他。孔子不居圣人之位，那就是已经是圣人了。所以又说：子夏、子游、子张都有圣人的一部分，冉牛、闵子、颜渊尚且都具备圣人的全体但规模较小，何况我呢？这是委婉的言辞。公孙丑没有防备这个意思，于是说：请问老师安心于什么？这是孟子之所以完全舍弃其他人而不谈论的原因。他的志向大概是要尊崇孔子了。公孙丑又问伯夷、伊尹怎么样？孟子又极力论述两位先贤的道，而论述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停止就停止，可以长久就长久，可以迅速就迅速的是孔子，而我不愿学习；伊尹、伯夷只愿学习孔子罢了。他的志向是怎样的呢？公孙丑又问伯夷、伊尹。孔子一道吗？孟子说：不是。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孔子，这是孟子所学习的。既然不肯在子夏、子游、颜渊之列，又不肯在伯夷、伊尹之列，独自倾心归附于孔子，并且想要追求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的学问，不愿仅仅成为一体具体清任而已。公孙丑认为既然都是圣人，也有相同之处吗？回答说：有相同之处，在于朝见诸侯拥有天下，在于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而得到天下，都不做。至于不同的地方，则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超出孔子的。并且引用宰我所见的、子贡所见的、有若所见的作为言论。三位弟子所见的，难道是夸大的言辞，以偏私于圣人吗？大概学问极其深入的人，才知道他的话不妄言。孟子大概以三个人的论断为至论，所以说：智慧足以了解圣人，污浊不至于迎合他所喜欢的。而解说的人却说圣人的道相同符合，前圣后圣，他们的准则是一样的，不能相互超越。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的。这三个都是孔子的弟子，因为孔子圣德高大而盛赞他。孟子知道他的话太过，所以贬低说他们污浊低下，也明白师徒之义可以相互褒扬。这大概是不知道孟子的人。孟子曾经论述三圣与孔子，而说：孔子称为集大成。集大成，就是金声玉振。金声，是开始条理；玉振，是结束条理。开始条理，是智慧的事；结束条理，是圣人的事。智慧好比技巧，圣人好比力量。就像在百步之外射箭，那智慧，力量在其中，不是你的力量，他的意思，难道不明显吗？大概说三圣人圣了，而不知道圣之外还有智慧。圣之外还有智慧，那就是这智慧所以运用圣。三圣人圣了，都在一偏，未能运用。孔子圣而又智，不是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的吗？怎么能说前圣后圣，他们的准则是一样的？这话用来论述舜和文王可以，用在这里大概是不恰当的。又认为师徒之义可以相互褒扬，这论断也太鄙陋了。况且三圣人圣了，然而没有中。孔子圣而又智，而又中，则贤于尧舜，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孔子出乎其类，防乎其萃，都不是私论，真是有所见而言。孟子所志向如此，所学习如此，所见如此，而公孙丑用管仲、晏婴、孟贲来比较他。孔子的圣，三人有的认为贤于尧舜，自从有人类没有，出类拔萃，为什么孟子的门下多流俗之人，而孔子的门下又那么多英才呢？世道衰微，到孟子而达到极点，可叹啊！

译孟子说：“凭借武力假借仁义的人可以称霸，称霸必定要有大国；凭借德行施行仁义的人可以称王，称王不一定要大国。商汤凭借七十里土地，周文王凭借百里土地（就成就了王业）。凭借武力使人服从，不是内心真正服从，是因为力量不足；凭借德行使人服从，是内心喜悦而真诚服从，就像七十位弟子服从孔子那样。”《诗经》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谁不心悦诚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唉！善于论述王道与霸道区别的，没有超过孟子的了。大概霸道以智谋权术为主，王道以至诚为主。至诚是内心本有的，智谋权术是邪念所形成的。以至诚施行仁政，是内心出于拯救百姓，不是有所希求；以智谋权术假借仁政，只是借路来求取私利罢了，难道是把百姓放在心上吗？比如齐桓公实际上想袭击蔡国，却假借包茅不入的罪名；实际上想征服诸侯，却假借葵丘会盟的名义；晋文公实际上想讨伐楚国，却假借避舍九里的名义；实际上想一战而称霸，却假借大搜伐原的名义。虽然一时的声势威令，足以震慑邻国，然而天下人都知道他的心思出于智谋权术，只是因为智谋权术不如他，所以听从他的号令罢了。倘若智谋权术超过他，就会像对待仆奴一样对待他，否则互相抗衡就成为敌人，互相参杂就成为参杂，他们肯服从他吗？至于王道的心思，就不是这样。心里看到葛伯的不仁，所以有征讨葛国的举动；心里看到莒国的无道，所以有征讨莒国的行动。不是出于智谋权术，只是至诚拯救百姓罢了。所以商汤征讨葛国时，向东征讨，西夷抱怨；向南征讨，北狄抱怨。说：“为什么后轮到我们？”而周文王、武王讨伐商纣时，散发鹿台的财物，打开巨桥的粮仓，广泛赏赐给四海，万民喜悦服从。这难道是心里想着利益吗？所以像霸道的作为，竭尽智谋权术，侵犯别人的土地，夺取别人的城邑，只能成为大国罢了。然而怨恨结在心里，只是等待时机罢了。像王道的作为，本来不是为了扩大土地、充实府库打算的。所以商汤凭借七十里土地而天下归附，周文王凭借百里土地而天下归附。商汤拥有天下，周文王占据天下三分之二，都是至诚所感化，民心归附，就像子女归附父母，水流朝向东海，难道是强行用智谋权术驱使他们吗？只是他们内心所愿意的罢了。孟子知道这个意思，所以说：“凭借武力使人服从，不是内心真正服从，是因为力量不足；凭借德行使人服从，是内心喜悦而真诚服从，就像七十位弟子服从孔子那样。”孟子论述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又用七十位弟子服从孔子的意思，来表明孔子不是用智谋权术得到弟子的。不知道孟子的指向在哪里？看到七十位弟子内心服从孔子像这样吗？孔子只是一个旅人罢了，没有俸禄来使百姓富裕，没有爵位来使百姓尊贵。凭借子贡的才辩，子路的勇敏，冉求的智谋，都足以揖让宰相而动摇王公，然而甘心忍受饥饿劳苦，跟随孔子，周游天下，如果不是道德伟大，怎么能这样使他们的内心服从呢？于是知道霸道下的百姓，兵势强盛，还足以使他们服从。一旦国家削弱，就都相继离去，有什么留恋之心呢？王道下的百姓，则在急难时互相保护，在穷困时互相扶持。大概平时用来巩固他们内心的，都是至诚。所以百姓都用至诚来报答他。所以太王躲避狄人离开邠地，跟随他的人像赶集一样。像七十位弟子服从孔子，来表明王道的伟大。孟子可以说深知王道所存的了。在战国时期，当时的君主正仰慕齐桓公、晋文公还来不及，怎么能知道这个道理呢？说出来令人叹息。

孟子传卷六

<经部,四书类,孟子传>

钦定四库全书

孟子传卷七

宋 张九成 撰

孟子说：“仁就会荣耀，不仁就会耻辱。现在厌恶耻辱却处于不仁的地位，这就像厌恶潮湿却居住在低洼的地方一样。”如果厌恶它，不如崇尚道德而尊重士人。贤德的人在高位，有才能的人在职位，国家太平无事，趁着这个时候，修明政治刑法，即使是大国也必定畏惧它了。《诗经》说：“趁着天还没有阴雨，剥取那桑根皮，修补好门窗。现在这些百姓，谁敢侮辱我？”孔子说：“写这首诗的人，大概懂得道理吧？能治理好他的国家，谁敢侮辱他？”现在国家太平无事，趁着这个时候，沉溺于享乐而懈怠傲慢，这是自取灾祸。祸福没有不是自己招来的。《诗经》说：“永远配合天命，自己求得许多福气。”《太甲》说：“天降灾祸，还可以躲避；自己造孽，无法活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世上论述仁的人，有的认为是爱，有的认为是恕。直到樊迟问仁，孔子说：“平时恭敬，办事严肃，对人忠诚。即使到了夷狄之地，也不能丢弃。”那么爱与恕的推演就不行，不免穿凿附会旁求，上害圣人的本意。孟子得到了所谓仁的说法，所以他论述仁就会荣耀，是以崇尚道德尊重士人，贤德的人在高位，有才能的人在职位，国家太平无事，修明政治刑法。学习仁的人想要知道仁的归宿，应当以此思考。孟子这一章的大意，在国家太平无事，修明政治刑法来取得荣耀，不可沉溺享乐懈怠傲慢，自取耻辱。况且崇尚道德，那么言行就庄重；尊重士人，那么朝廷就庄重；贤德的人在高位，有才能的人在职位，那么国家就庄重。在一个国家之中，崇尚道德尊重士人，贤德的人有才能的人充满朝廷，那么治安的景象就可以想见了。贤德的人有才能的人所见很高，所虑很远，怎么会苟且目前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