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传卷十八

译尧、舜、禹、汤、文、武都是圣人，但孟子唯独推崇舜和文王。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的精神气质相同。怎么知道的呢？舜是通过谦让而进入君位的，文王也是通过谦让而进入君位的。舜在历山耕作，耕田的人互相谦让田界；文王治理岐地，行走的人互相谦让道路。舜为了避让尧的儿子而隐居在箕山的北面，等到他即位时，九官都互相谦让。文王拥有天下三分之二的土地却仍然臣服侍奉殷朝，等到他成为西伯时，虞国和芮国的争讼也就平息了。由此可见，舜和文王在入世与处世方面，其准则是一致的。孔子亲身践行了舜和文王所走的路，所以在技艺上他担任驾车，在能力上他从事鄙陋的事务，他说“我怎么敢说自己没有收获呢”，这都是舜和文王的心志。后来孔子询问二三子各自的志向，曾点表达了在暮春时节沐浴沂水、在舞雩台上咏歌起舞的乐趣，这正进入了舜和文王所走的道路。这就是孔子感叹说“我赞同曾点的观点”的原因！难道不是因为圣人之道中这条路最为高妙吗？孔子在洙水、泗水之间倡导这种心志，众弟子虽然对圣人深奥道理的领悟深浅不同，但从这条路入门的，为什么那么多呢？所以曾子把忠恕指认为孔子的道，子夏把洒扫应对指认为君子的道，子张把为盲人师冕引路指认为辅佐乐师的道。传到孟子那里，又把慢慢行走指认为尧舜之道。孟子阐发慢慢行走的说法，是因为他亲身践行其中，亲眼目睹其事，所以断然没有怀疑。他论述舜和文王，竟然向天下公开宣称：“先代的圣人和后代的圣人，其准则是一致的。”如果不是身处这条道中，又怎敢如此明白地揭露和判别呢？孟子的说法，是前代古人未曾听闻、先代圣人未曾阐发的。真是盛大啊！我依据他“准则一致”的说法，从而完全看清了圣贤的用心，所以把它表彰出来，以终结孟子遗留的意旨。

译子产主持郑国的政事，曾用自己的车马帮助百姓渡过溱水和洧水。孟子说：“这是小恩小惠，不懂得如何治理政事。每年十一月，供人步行的桥就建成了；十二月，供车马通行的桥就建成了。百姓并没有因为涉水渡河而受苦。君子只要把政事治理好，出行时让人回避是可以的，哪里能够一个个去渡他们呢？所以执政者，如果每个人都去取悦他，一天时间也不够啊。”

我读《左传》，看到子产辅佐郑国，卓越地展现出贤大夫的风范。比如拆除郑国的城墙，议论郑国的赋税，将楚国的公子屏退在郊外，展现出大臣的才干。至于他的政事，百姓歌颂他说：“我有田地，子产使之肥沃；我有子弟，子产教育他们。”子产死后，谁能继承他呢？等到孔子进入郑国见到他，像对待兄弟一样，并且像对待兄长一样侍奉他。孔子曾经称赞他有四种君子的品德。等到他去世时，孔子为他哭泣说：“这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仁爱啊。”观察他的为人和作为，也极其巧妙了。然而他用自己车马渡人过溱洧水，这只是一时的事罢了。以子产的才智，难道不知道“十一月建成步行的桥，十二月建成车马的桥”而仅仅做这种小恩小惠吗？难道是因为一时的仁心，不忍心百姓涉水，所以停下自己的车来救济他们的急难吗？以孔子平日敬重他，怎么会说“这是小恩小惠，不懂得治理政事”呢？然而我仔细考察，子产有仁爱和仁爱的名声，却不懂得先王的道理。看他谈论实沈、台骀作祟，让晋平公的叔向称赞他为博学的君子。至于先王的学问，他未曾研习讲究。以他这样的资质，如果能用先王的学问来辅助，必定能在当世大有作为。辅佐郑君，尊崇王室，复兴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功业，来恩惠天下。只是他的学问止步于此，所以格局狭隘，举措疏漏。比如划定田界、设立谤政、铸造刑书，都不是大人物应有的作为。这与不知道步行桥、车马桥的制度，而用车马渡人，是一样的。有不忍心伤害百姓的心，必定寄托于不忍心伤害百姓的政事，这是帝王的学问。不忍心伤害百姓的政事，是从帝王心中制定出来的，如同乾坤的造化，四季的运行，无论大小隐显，幽明内外，无不受到其熔铸塑造的妙用。学问达不到帝王的境界，却凭自己的私智小识创造法度，不仅不合人心，即使勉强强力推行，终究也不能长久。推究用车马渡人的心，是二帝三王的心。如果能取用帝王的方法来实行此心，那么治理天下就可以运于掌上了，何况是郑国呢？所谓帝王的政事是什么？暂且以渡人这件事来说，每年十一月，就是夏历的九月。在这个时候，就建造供人步行的桥；十二月，就是夏历的十月。在这个时候，就建造供车马通行的桥。九月十月之间，雨水已经退去，气候清凉，百姓并没有因为涉水而受苦。恰逢这个时候，进行这项工程，百姓不抱怨劳累，人们获得便利。这与仅仅用车马渡人的笨拙，难道不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吗？先王的政事，每件事都是这样。这就是子产可悲的地方。以子产的贤能，如果有帝王的学问，将进入皋陶、后稷、契、伊尹、周公那样的境地，何止于恩惠百姓而已呢？孟子的意思，不是讥讽他，而是痛惜他。所以说：“现在有仁心、仁闻，但百姓不能蒙受其恩泽，不能成为后世效法的榜样，是因为不实行先王的道理。”又说：“仅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仅有法度不能自行实施。”《诗经》说：“不犯错不忘旧，遵循旧的章程。”遵循先王的法度而有过错的，从来没有过。深知这个道理，那么子产的过失，不用说就明白了。

孟子告诉齐宣王说：“君王把臣下看作手足，那么臣下就把君王看作腹心；君王把臣下看作犬马，那么臣下就把君王看作路人；君王把臣下看作泥土草芥，那么臣下就把君王看作仇敌。”齐宣王说：“礼制规定为旧君服丧，怎样才可以服丧呢？”孟子说：“劝谏被采纳，言论被听从，恩泽施及百姓；有缘故离职，君王派人引导他出境，又先到他要去的地方。离开三年不回来，然后才收回他的田地和住宅，这就叫做三种礼遇。像这样就可以为他服丧了。现在做臣下的劝谏不被采纳，言论不被听从，恩泽不施及百姓；有缘故离职，君王就逮捕他，又在他要去的地方加以阻挠，离开的当天就收回他的田地和住宅，这就叫做仇敌。仇敌有什么可服丧的呢？”

我读这一章，读到“视君如仇敌”时，不禁流泪，惊惧得汗流浃背，说：“孟子是圣贤，怎么忍心说这样的话呢？”心中抱有疑问十多年了。一天见到杨时先生并问他，先生说：“你广泛观察万古历史，像这类情况也很多。孟子是穷尽天下的道理来说的，你又何必怀疑呢？”我退下来考察，像舜托付禹作为股肱之臣，而禹在外八年，三次经过家门而不入，确实像手足腹心的话了。卫懿公喜欢鹤，国人不服从命令，以至于亡国，确实像犬马路人的话了。把鬼侯做成肉干，把鄂侯做成肉酱，拘禁文王，天下怨恨他，武王一起兵，纣王就悬挂白旗投降，确实像草芥仇敌的话了。那么作为君王，怎么能不稍微警惕呢？古人所以有腐朽绳索的比喻，有舟水的比喻，有敌国的比喻。平时闲暇日子，君王尊贵如天，臣下卑贱如地，倚仗权势假借权力，生杀天下，有什么不可以？然而行动不合礼制，行事不循道义，说话的人立刻被杀，劝谏的人立刻被处死，违逆心意的人必定被杀，俨然自大，自以为有千万年的计谋。唉！怨恨岂止在明处，祸患产生

译这并非我的本意。秦二世杀害亲属，诛杀朝臣，自以为尊贵了，然而陈胜一声呼喊，最终招致望夷宫的祸患。隋炀帝杀害薛道衡，杀害王胄，自以为尊贵了，然而宇文化及一声呼喊，最终招致江都宫的祸患。孟子洞察万古不变的真理，所以勤勉地为齐宣王陈述这些道理。读书人研读《孟子》，应当由此深思。齐王不明白这层意思，竟然问“为旧君服丧的礼制”，这是心中不平、存有仇怨之念才提出这样的问题。孟子于是说：“君主以礼对待离职的旧臣，那么臣子就以礼回报，所以有‘三种礼遇’的说法。”又说：“君主以仇敌对待离职的旧臣，那么臣子就以仇敌回报，所以有‘仇敌何必服丧’的说法。唉！孟子为君主谋划，可以说毫无保留、详尽无遗了。我担心读书人专门持守这种说法来要求君主，却不知臣子的道义，所以我特意将《礼经》的相关记载续接在后面，以补充孟子未尽之意。《礼》说：“大夫和士人离开国家越过边境，筑坛面向故国哭泣，穿白衣白裳，戴白帽，去掉衣缘和鞋饰，用白布蒙车，骑杂色的马，不修剪指甲，不祭祀饮食，不与人交谈，认为无罪而妇人不应侍奉。”其意思是，突然舍弃君主而离去，悲痛辛酸，感念思慕，以丧礼对待自己，自责学问不精，道术不高远，不能启发君主的心以至于此。这难道不是臣子应有的道义吗？我的意思是，君主应当听到“仇敌”的说法，而以礼遇对待臣子；臣子应当恪守《礼经》的说法，而以恩义侍奉君父。这样君主尽到了道，臣子也尽到了道，就符合孔子“君主以礼使唤臣子，臣子以忠侍奉君主”的说法了。从前韩愈作《羑里操》说：“唉，臣的罪过应当诛杀啊，天王圣明。”前辈说这写出了文王的心声，读书人应当深深体味，不可以把“仇敌”的说法当作借口。这是君主应当自己明白的，不是用来在臣子面前议论的。

译孟子说：“没有罪过而杀害士人，那么大夫就可以离开；没有罪过而杀戮百姓，那么士人就可以迁徙。”

从前孔子告诫说：“危险的国家不要进入，动乱的国家不要居住。天下政治清明就出来做官，政治黑暗就隐居起来。”所谓危险、动乱、无道的国家，就是指没有罪过而杀戮百姓的国家。百姓是国家的根本，一个百姓不得其所，国家的根本也会因此动摇。圣人之所以安抚亿万百姓，治理亿万百姓，恩惠安抚小民，救济小民，使亿万百姓富足成功，使亿万百姓永远安康，就是因为国家的根本在于此。现在却无故杀戮百姓，这就是危险、动乱、无道的国家。按照孔子的法则，不进入、不居住、不出来做官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不把百姓放在心上，无缘无故地杀害他们，这是无所忌惮的表现。士人应当迅速离开而不离开，杀害百姓不止，又会转移这种心态去杀害士人。杀害士人不止，又会转移这种心态去杀害大夫。这是必然的道理。君子预见并防范这种情况，所以无故杀戮百姓，士人就应当迁徙；无故杀害士人，大夫就应当离开。请用汉武帝的例子来观察，浑邪王投降长安，商人与他们交易，被定罪坐牢的有数百人，这些人有什么罪呢？假使有见识的士人看到这种情况，就应当远远离开，而当时平庸保位的人，没有一个人懂得去留的道义，所以士大夫相继入狱，宰相死去的有好几人，职务清闲没有比得上奉常的，死去的也有好几人，人们都以为汉武帝晚年开始杀害士大夫，却不知道在杀害长安百姓时，就是杀害士大夫的征兆。所以赵国杀害鸣犊，孔子临河而叹息离去；楚国不设甜酒，穆生不久就请求离开，他们深知这个道理。元帝杀害萧望之之后，京房、贾捐之相继获罪；桓帝杀害李固之后，李云、范滂相继被杀。所以士大夫应当通过百姓的情况来推测去留的征兆，让君主爱护百姓不杀害，必定也会爱护士大夫而不敢随意施加无礼。孟子留下这句话作为士大夫安身立命的途径，怎么能不知道警惕呢？

孟子说：“君主仁爱，没有人不仁爱；君主正义，没有人不正义。”孟子说：“不符合礼的礼，不符合义的义，君子不做。”

有君子的礼义，有小人的礼义。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治理别人，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被别人治理。被别人治理的人供养别人，治理别人的人被别人供养。上下有分别，劳逸有适宜。像尧、舜、禹、皋陶在朝廷，而百姓在南亩服役，这是君子所说的礼义。一起耕种吃饭，做饭治理，上下不分，劳逸同等。像许行学习神农学说，这就是所谓的小人的礼义。礼，就是他们所说的礼；义，就是他们所说的义。大则混淆禽兽与人的区别，而有夷狄的风气；小则奸人混迹其中，而有战争的祸患。这难道是长久可行的方法吗？君子肯这样做吗？君子的礼义，像君主是发布命令的人，使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夫像夫、妇像妇、兄像兄、弟像弟，各自尽到自己的本分。臣子执行君主的命令并传达给百姓。百姓拿出粟米麻丝来侍奉上级，而安心接受教化。现在许行的学说，不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秩序，一切都以农业为务，这就像鸟兽整天以口腹为事，而不知道礼义的大道理。如果真的这样，天地怎么能安守其位呢？难道只有许行、商鞅、邹忌、孙膑、陈轸、苏秦、张仪、稷下学宫那些人，难道他们自认为自己的术数不好吗？所学不正，有的以刻薄为礼义，有的以权谋为礼义，有的以倾覆为礼义，有的以纵横为礼义，有的以诡异为礼义。这就是所谓不符合礼的礼，不符合义的义，君子不做，而在先王时代应当受到两观之诛、左道之戮的。孟子所说的礼义，是种植桑树、耕种田地、饲养鸡猪、养育狗彘、重视学校、弘扬孝悌，使老年人穿丝绸吃肉，百姓不饥不寒，不在道路上背负重物，不在沟壑中转徙。这是尧舜三王的本心，也是孟子所说的君子。他说这些话，看待邹忌、商鞅、苏秦、张仪、稷下学宫那些人都是小人，都应当诛戮。所以深刻批驳杨朱、墨翟，大概是为了大明圣人之道，希望使异端听到，知道所谓的礼义就在这里，难道不深远吗？

孟子说：“中正的人培养不中正的人，有才能的人培养无才能的人，所以人们喜欢有贤能的父兄。如果中正的人抛弃不中正的人，有才能的人抛弃无才能的人，那么贤人与不肖之人的差距，其间不能以寸计。”

喜怒哀乐没有发作叫做中，仁义礼智本来具有叫做才，这是中与才，上天赋予我们的。然而不中不才的人，必定有事物戕害他们，而没有用来培养他们。现在牛山上的树木，日夜生长，雨露滋润，是有茂盛的道理的。等到牛羊践踏，斧斤砍伐，那么天地中的中气，阴阳的美才，也随之败坏了。只有保护爱惜，不受牛羊斧斤的伤害，就可以成为大厦的材料。人也是这样，心与智增长，道与时推移，中与才，本来日益月增。等到声色动摇，富贵淫乱，贫贱改变，威武屈服，那么喜怒哀乐就失去节制，仁义礼智都沦丧。如果有礼义润泽，师友切磋，因此用这个中正培养那个不中正，不中正既去，其中自见。用这个才能培养那个无才能，无才能既去，其才自见。古人之所以喜欢有

译贤明的父兄，凭借父兄的贤德，通过教诲和潜移默化的熏陶，每天聆听他们的言语，每天观察他们的仪态，警示启发他们尚未知晓的，叩问启发他们尚未领悟的，那么他们就都能成为中正之人、有才能的人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父兄没有抛弃子弟的心。所以中正之人教养不正之人，有才能的人教养无才能的人，这是仁人君子用心的地方。如果中正之人抛弃不正之人，有才能的人抛弃无才能的人，这是什么心呢？是不肖之人的心。贤者如果有这种心，就称他为不肖。由此可见，贤与不肖，仅仅在一念之间罢了。所以说，贤与不肖之间的差距连一寸都不到。假如人本来就不中正、无才能也就罢了，假如他们确实中正、有才能，难道会有抛弃别人的心吗？这是因为按理应当教养别人。先王因为人们中正、有才能，设立学校，制定礼乐，春天诵诗，夏天练舞，以至于干戈羽籥等武舞，学习礼仪、研读经典，都是为了教养他们。教养既已成功，人人都有士君子的品行，在喜怒哀乐尚未发作之前，都温和而不消沉，仁义礼智这些固有的美德，都在每件事上显现出来，难道不是很好的吗！推究孟子的这个意思，对于商鞅、驺忌、孙膑、陈轸、苏秦、张仪、稷下学宫的那些人，本来是可以警示启发并使他们转变的，让他们对世道有用，难道会有愤恨厌恶的心吗！从这里可以看出孟子的心。

译孟子说：“人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作为。”

孟子这句话，是说人在利害面前不变节，然后才可以担当大任。那些在平日闲暇之时，从容宽和，风流儒雅，言语合乎典诰，行为效法舜禹，庄重肃穆，像是二帝三王时代朝廷中的人。等到变故突然发生在眼前，就动摇崩溃，完全抛弃了坚守的原则，凡是奴婢贱人、市井商贩所羞于做的事，都安然去做并切实奉行。像这类人，怎么能和他们一起侍奉君主呢？至于那些谨慎得像乡下人，温和得像儒生，不曾以脸色待人，以气势压人，等到仓促之间，危急之际，仁义之色，卓然不乱，面临鼎镬而不惊，面对斧钺而不惧。像这样的人，和他们谋划家国天下，有什么难的呢？孟子深知这个道理，所以向天下宣告说：“人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作为。”况且面对不义之事，坚决不做，看他的力量如何呢？推此心向前，那么义理上可以做的事，用他不为的力量去做，他所取得的成就，又会如何呢？诸葛亮只因为不侍奉曹操，所以能成就先主的功业；宋璟只因为不与杨思朂交谈，所以能成就开元的治世；杜黄裳只因为深深斥责韦执谊，所以能建立中兴的盛世。如果甘愿做梁冀的门客，必定肯写杀李固的文章；甘愿被曹操任用，必定肯写杀孔融的文章；甘愿做李林甫的女婿，必定肯做王叔文的门客。这是自然的道理。然而孟子所说的“不为”，难道只是诸葛等人而已吗？看那至大至刚的正直之气，潜养已久，盘踞在胸中，使天下没有变故也就罢了，如果有变故，那么吟咏不辍，应当继承陈蔡之地的遗风；使君主不任用也就罢了，如果任用他，那么兵革不用，诛杀不正，正道不拾遗，客人到来如同回家，应当继承防齐摄相的后尘。如果大加任用，那么使君主像尧舜，百姓像士君子，像伊尹、周公那样的事迹，也是他轻易能做到的。他之所以鄙视夷狄、许行、妾妇、仪秦、陈仲子、白圭，是为了表明凡是战国商鞅以下的人，都是孟子所不为的。这又是孟子的微言大义。

孟子说：“说别人的不好，对于后来的祸患该怎么办呢？”

从前子贡问孔子说：“君子也有厌恶的事吗？”孔子说：“有厌恶。厌恶宣扬别人坏处的人，厌恶身居下位而毁谤上级的人。”孔子说：“赐啊，你也有厌恶的事吗？”子贡说：“有厌恶。厌恶揭发别人隐私以显示自己直率的人。”那在洙水泗水之间，讲学之地的讨论，师生之间的心意，宣扬别人的坏处，身居下位而毁谤上级，揭发别人隐私以显示直率，都在所厌恶。那么说别人不好的人，正是孔门所厌恶的。孔门所厌恶的，天下所厌恶的。天下所厌恶的，祸患就会降临。从前子路问孔子说：“鲁国大夫在练祭时持杖，合乎礼吗？”孔子说：“我不知道。”桓子死，鲁国大夫穿朝服去吊唁。子游问孔子说：“合乎礼吗？”孔子不回答。子贡快步上前说：“练祭时持杖，合乎礼吗？”孔子说：“不合乎礼。”子游过几天又问，孔子才说：“刚死时穿羔裘戴冠的人，换掉它就行了。”如果问鲁国大夫，那么有时说不知道，有时不回答；如果不问大夫，就对子贡说不合乎礼，对子游说换掉它。圣人居住在这个国家，不非议他的大夫。这是说别人不好，不是圣人的做法。从前王叔文掌权，凶焰滔天。羊士谔任宣歙巡官，因事到长安，公开说他的不好。叔文愤怒，想下诏斩他，又想杖杀他，最终导致他被贬到宁化。对于后来的祸患该怎么办？难道是虚言吗！直言招致过错，像国武子那样冒犯；而聚集怨恨像阳处父那样，都是圣贤所告诫的。也曾静静观察，喜欢说别人坏处的人，不是凶暴的人，就是刻薄的人。仁人君子，致力于包容遮掩，使人有改过的机会，行善的路径。或者瞪眼张嘴，或者含笑摇唇，听到别人的坏处像得到奇货，不用说可知他是小人了。马援告诫他的子侄说：“听到别人的坏处，像听到父母的名字一样，可以入耳，不可以出口，不可以说是这样了。耳朵又何必听呢！”美好的言论行为则不可不听，谈论别人的短处，攻击别人的坏处，这是什么君子用心？虽然平生不听也可以。这又是孟子的遗意，我所以表彰并指出它。那些商鞅、孙膑、苏秦、张仪之徒，公然触犯此禁令，有的甚至车裂而死，是有原因的。

孟子说：孔子不做过分的事。

从前颜回感叹孔子说：“仰望他越高，钻研他越深，看他在前面，忽然又在后面，好像有所树立而卓然独立，虽然想追随他，却没有途径。”三千人中唯独称颜回好学，而他的说法如此，是孔子终究不可学得，让学者可以自我勉励吗？孟子认为颜回具体而微，舍弃而不学，极力论述子游、子夏、颜渊、闵子骞、伯夷、柳下惠之徒，于是轩昂自许说：“我的愿望就是学习孔子，这必定有所见才这样。”现在看他的话：“孔子不做过分的事”，这是孟子果然见到了孔子的心。他的意思是，我心中不做过分的地方，就是孔子的心。孟子在何处见到孔子而指出他的什么心是不做过分呢？大概孟子在这条路上极为有力，比如指出徐行是尧舜之道，指出易牛是王者

译所谓“不为己甚”的心，是指以掩盖枯草破席为真诚，以将婴儿投入井中为不忍，以侍奉父母为仁的实质，以顺从兄长为义的实质，这与“不为己甚”是同一轨辙的。细细体味就可以明白。我之所以说孟子在这一方面极为有力，是因为他所进入的境界在此。那么，孔子的“不为己甚”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对待互乡之人、南子、阳货、佛肸的态度上。然而他的心像春阳普照，像及时雨滋润，有成就他人的仁爱，没有鄙弃断绝的意思。他看待荷蒉、接舆、晨门、干木、泄柳这些人，都视他们为鸟兽般的人，是尘秽一世的人，超然地想要自己脱离喧嚣的尘世之外。他们的器量广狭究竟如何呢？当时孔子的门人如子夏以洒扫应对为君子之道，子张以引导师冕为相师之道，都是这种细微之处。只有曾子以忠恕为孔子的道，传给子思，子思传给孟子。孟子的门人如陈诜非议屋庐子的提问，陈代认为孟子行为太小，公都子认为孟子好辩，彭更认为孟子过于奢侈，充虞认为孟子不快乐，公孙丑将孟子与管仲、晏婴相比，超过孟贲，在函丈之间，竟有如此难堪的话语，理应被排斥而不列入门墙之内。然而孟子委婉从容地为他们辨析，使他们心开目明，直到明白这个道为止，这就是“不为己甚”的心。所以传承孔子之道的人在此。至于他侍奉齐王，在昼地住了三晚才离开，并且说：“大王或许会改正，大王如果改正了，就一定会召我回去。”离开昼地而大王不追我，我然后浩然有归去的志向。我虽然如此，难道会舍弃大王吗？大王还足以用来行善，大王或许会改正，我天天盼望他。只要熟读这些话，深味这个意思，那么孔子“不为己甚”的心，就隐约地显现在我们心中了。我说假如孟子得志，会引商鞅、邹忌、孙膑、苏秦、张仪来训诲他们，使他们改过迁善，那么就会把他们置于士大夫之列，为我所用，难道故意要断绝他们吗？大概圣贤的心，其理如此，不像这样就不是天理了。怎么知道的呢？我在《易经》中得到了答案。泽在天上，是夬卦。这个卦五个阳爻在下，一个阴爻在上，以显示君子众多而小人孤立。夬的含义，是决断。天下都知道以刚健为决断，却不知道以和悦为决断。用五个阳爻决断一个阴爻，不烦举手，不事咳唾，只在一息之间罢了。然而这个卦兑上乾下，兑是悦，是和；乾是健，是刚。乾兑合德，发挥作用，应当刚健而和悦，应当决断而和谐。我观察它的象而玩味它的辞，观察它的变而玩味它的占，才知道“不为己甚”是天理，真是孔子的心。这个卦象的说法，不是人为的，而是自然的理。天理如此，那么圣人哪有断绝人的心呢？文王不闻亦式，不谏亦入，不显亦临，无射亦保，都是天心。孟子的学问造诣如此，却非议他、怀疑他、辱骂他，可悲啊。

译孟子传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孟子传卷十九

宋 张九成 撰

孟子说：“所谓大人，说话不一定守信，做事不一定果决，只以道义为准则。”

从前子贡向孔子请教什么是士，孔子的回答分为三等，其中最低一等说：“说话一定守信，做事一定果决，那是固执浅陋的小人。”说话一定守信，做事一定果决，被称为小人，那么说话不一定守信，做事不一定果决才是大人，就可以知道了。这是孟子推究孔子的意思而提出的说法。然而如果让学者鄙薄“说话一定守信，做事一定果决”为小人，那些自爱自重的人将无所适从，而奸邪之人将借这些话来满足他们荒诞虚妄、滑稽取巧的欲望。这就是孟子增加“只以道义为准则”一句来指明归宿的原因。他的意思大概可以知道了。什么叫义？孟子曾说：“义，是人的正路。”可以做的叫做义，不可以做的就不能叫做义。况且孔子不把言语当作信，而把义当作信，比如与蒲人结盟，不去卫国却最终去了卫国，并且说：“被迫结的盟约，神灵不会听从。”这难道不是不把言语当作信，而把义当作信吗？孔子不把行为当作果决，而把义当作果决，比如从卫国向西，〇拜见赵简子，到达黄河边，听说窦鸣犊、舜华死了，于是面对黄河叹息说：“水多么美好啊，浩浩荡荡，我不能渡河，这是命运啊。”这难道不是不把行为当作果决，而把义当作果决吗？不询问言语行为是否守信果决，而一概用义来决断，比起那些固执浅陋的人，固然相差很远了。这就是之所以称为大人的原因。我曾经考察孟子的书，论述大人的地方有好几处，比如所说的“有大人做的事”，所说的“大人能纠正君心的错误”，又说：“大人，不失去他赤子般的心。”现在又说：“大人只以道义为准则。”又说：“培养自己伟大的一面的人才是大人。”统而言之，都是说所见到的境界宏大，而不拘泥于追求名声。至于有的人通过劳力来求取名声，有的人通过直谏来求取名声，有的人通过设计谋略来求取名声，有的人通过偏执来求取名声，有的人通过普遍施恩来求取名声，都不是孟子的学问。这是多么小丈夫的行为啊！学者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大人所在的地方了。

孟子说：“所谓大人，是不失去他赤子般的心的人。”

赤子不能分辨善恶，不知道是非，喜怒哀乐不曾合乎正道，大人为什么要取法于他呢？我私下深入探究。他的喜怒哀乐虽然未必合乎节度，但都是真诚而非虚伪的。况且大人的学问以思考为主，先确立那伟大的方面，喜怒哀乐都合乎节度，而且不失去他的真心，这就是之所以珍贵的原因？那些做作虚伪的人，终究不足以打动别人，所以强装的愤怒虽然严厉却没有威严，强装的笑容虽然亲近却不和谐。至于真正的悲伤没有声音却令人哀痛，真正的愤怒尚未发作却有威严，真正的亲近尚未微笑却和谐，赤子的真诚，大概接近于此吧？大人不失去的就是这一点。正因为赤子的真诚，所以见到他无不怜爱，而水火在前面，虎豹在旁边，都不足以动摇他的心，就因为他真诚，所以没有畏惧猜疑之心；人们因为他的真诚，也没有畏惧猜疑之意。大人体会这一点，所以到了这个国家，一定听闻它的政事，让他站立他就站立，引导他他就行动，安抚他他就到来，动员他他就和谐。这是因为大人的道理非常宏大，而又以真诚存在于其中，所以他的功用如此。至于那些不懂得大人的学问，而只有赤子之心的人，这也只是愚人罢了。学者不可以不思考。

孟子说：“养生不足以当作大事，只有送死才可以当作大事。活着，是人们所喜悦的；死亡，是人们所非常厌恶的。对于人们所喜悦的事情，加以注意，不值得称道；对于人们所非常厌恶的事情而加以注意，那么这个人所秉持的道义就可以知道了。况且人将要死的时候，他的气息一旦收敛，他的形体千变万化，病得很深的，耳目口鼻手足声音一切反常，那可怕可恶的样子，哪里是言语形容所能尽述的呢？至于死后，形体令人恐惧，臭秽难以忍受，神灵所依附，影响还在，使人毛发竖立，心惊胆战，急忙逃跑躲避的，也是人的常情。到了这个时候，却独自加以注意，不辜负于幽暗之中，这可以说是不辜负天地鬼神了。只有不辜负杵臼的托付，才能扶立赵氏的孤儿；不辜负武帝的托付，才能拥立昭帝、宣帝，成为社稷之臣；不辜负先主的托付，才能抵抗司马懿，成为三国的忠臣。大概对于死者如此，就是不欺骗自己的心。不欺骗自己的心，就可以托付六尺高的孤儿，可以寄托百里国家的命运，面临重大节操而不可改变。假使天下太平就算了，假使天下有变故，不是不欺骗自己的人，谁足以担当呢？”孟子观察人，就在人们难以做到的地方来观察，而明确地向天下宣告：“只有这样的人可以担当大事。”如果不是深深懂得这个道理，能这样吗？

孟子说：“君子用正道来深造，希望他有所自得。有所自得，就能安居其中；安居其中，就能积蓄深厚；积蓄深厚，就能左右取用都找到源头。所以君子希望他有所自得。”

这一章如同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于学习，到七十岁随心所欲不越出规矩”一样，大概是孟子自述他的学问，也不敢以此自居，所以泛泛而论。如果不是深入其中，怎么能像看青黄黼黻、角亢氐房那样明白呢？请试着说说。善于观察水的人，一定要穷尽它的源头，得到它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