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传卷二十九
读此一章，乃见先王制作，皆因天理之自然而为之。如井田之法，学校之制，什一之征，穷天地，贯古今，不可改也。增之一毫，则民病；损之一毫，则国病。且夫伏羲画八卦，止于干、坎、艮、震、巽、离、坤、兊而已。至文王方演之为六十四卦。当黄帝、尧、舜时，止用八卦而已。而孔子系《易》曰：「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逺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逺，盖取诸随。」以至取诸豫，取诸小过，取诸大壮，取诸大过。何也？盖十三封虽未演，而其象数已兆于冥冥之中矣，有待而发见也。以是而观，天理自然如此，则先王什一之制，是犹十三卦之定数也。使学不到圣人则已，学造圣人，必井田，必学校，必行什一之法，以至凡圣人车舆服御、罇罍爼豆，必一一行之。虽时有不同，其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之理，酌当今之所可行而通变之，以合古今圣贤之心。盖凡圣王法度，皆自其心中造化。一得圣王之心，则其法度必自合于圣王，其法当如是也。如所谓「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盖圣人之心既见，则其观时防通，叅酌通变，为此一王之法，亦犹十三卦之象数也。其可变哉？白圭何人，乃欲以私智变先王什一之法，而为二十取一之制？论其心虽欲寛民，论其法乃出私智。一出私智，则入夷狄中矣。呜呼，私智之害人也如此！孟子虑其不解也，故歴为剖析，使知先王之心，不可以轻易窥也。故有「万室之国，一人陶之」问，有「夷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之説，又有「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説，又有「无诸侯、币帛、饔飱，无百官有司」之説。此盖言夷貉非中国比耳。法度茍简，二十而一，何为而不可？中国人伦所出，君子所居，天下倚人伦、君子以治者也。纪纲肃然，法度粲然，犹天之有星辰，地之有河岳，圣贤君子接踵而生，仁慈温厚雍熙辑睦，风雅雍容，什一之法，所以为国之计也。而区区奋私智，效夷貉，以干誉于民，而废养君子之法，岂所谓知道者乎？故又有轻尧舜之道者，为大貉小貉；重尧舜之道者，为大桀小桀之説。夫尧舜之道，疑若难明矣，而止在什一中可见。则夫上下安帖，君民尊泰，不至有余以害民，亦无不足以妨公者，此正尧舜之道也。以此求之，则思过半矣。孟子指易牛为王者之心，指好色、好货、好勇与百姓同之为公刘、太王、文武之心，今又指什一为尧舜之道，其为学者计，亦切矣。士大夫有志斯道者，其于孟子，安可忽乎？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隣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余观白圭传，见其有人弃我取，人取我弃之説，载其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想其为人，不知天理之自然，而以私智角胜负，揣摩摹写，自以为髙一世，如欲二十取一，又自谓治水愈于禹，是也，而不知其与天为二，与道背驰，人中之蠧，而道中之贼也。夫禹顺水之性以治之，故导江、导河、导渭、导洛，皆注之于海，则以海者水之道路也。白圭逆水之性而治之，茍一国之安，而决之于隣国之壑，使水逆行而失其性，其罪已不可胜诛，而以此心为禹可乎？夫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而白圭以为长，以此而观，则凡圭殖财崇利，无非逆天理而得之类，皆如治水之法而已。使尧舜在上，当服羽山之诛，乃敢对孟子前自谓过于禹，则知当时风俗妄自尊大也，乆矣。昔韩非立説于天下曰：“尧之有天下也，堂髙三尺，采椽不斵，茅茨不剪，虽逆旅之宿，不勤于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
译读这一章，便可见先王制定的制度，都是顺应天理的自然规律而设立的。比如井田的制度、学校的建制、什一税的征收，穷尽天地，贯通古今，是不可更改的。增加一分毫，百姓就会受苦；减少一分毫，国家就会受损。况且伏羲画八卦，只限于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罢了。到了周文王才推演为六十四卦。在黄帝、尧、舜的时代，只使用八卦罢了。而孔子在《系辞》中说：“挖空木头做船，削尖木头做桨，船桨的便利，用来渡过不通的水域，到达远方以利于天下，大概是取象于涣卦。”“驯服牛马，牵引重物到达远方，大概是取象于随卦。”以至于取象于豫卦、小过卦、大壮卦、大过卦。为什么呢？因为虽然十三卦尚未推演出来，但其象数已经在冥冥之中显露征兆了，只等待时机而显现出来。由此看来，天理自然如此，那么先王什一税的制度，就如同十三卦的定数一样。如果学问达不到圣人的境界也就罢了，如果学问要达到圣人的境界，必定实行井田制，必定设立学校，必定推行什一税的法度，以至于凡是圣人的车马服饰、酒器食具，必定一一照行。虽然时代不同，但通达其变通，使百姓不感到疲倦，神妙地教化他们，使百姓适宜其中的道理，斟酌当今可行的措施而通变，以契合古今圣贤的心意。因为凡是圣王的法度，都源自他们心中的造化。一旦领悟了圣王的心意，那么其法度必然自然契合圣王，其法度应当是这样的。比如所说的“实行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车子，穿戴周朝的礼帽，音乐则用韶舞”，这是因为圣人之心已经显现，那么他观察时势、防微杜渐，参酌通变，制定这一代王者的法度，也如同十三卦的象数一样。这可以随意改变吗？白圭是什么人，竟然想用私人的智巧改变先王什一税的法度，而实行二十取一的制度？论他的心意虽然是想宽待百姓，论他的法度却是出于私智。一旦出于私智，就落入夷狄的行列了。唉，私智害人的程度竟然如此！孟子担心他不理解，所以逐一为他剖析，让他知道先王的心意，不可以轻易窥测。所以有“万户之国，一个人制陶”的提问，有“夷貉之地五谷不生，只生长黍”的说法，又有“没有城郭宫室、宗庙祭祀”的说法，又有“没有诸侯、币帛、熟食，没有百官有司”的说法。这大概是说夷貉不能与中国相比罢了。法度如果简单，二十取一，为什么不可以呢？中国是人伦产生的地方，君子居住的地方，天下依靠人伦、君子来治理。纲纪严肃，法度鲜明，如同天上有星辰，地上有河岳，圣贤君子接连不断产生，仁慈温厚，和谐和睦，风雅从容，什一税的法度，正是为国家长远打算的。而白圭却妄自尊大，效法夷貉，以博取百姓的赞誉，而废除了供养君子的法度，这难道是所谓懂得道理的人吗？所以又有轻视尧舜之道的，是大貉小貉；重视尧舜之道的，是大桀小桀的说法。尧舜之道，似乎难以明了，但在什一税中就可以看见。那么上下安定，君民尊贵安泰，不至于有余而害民，也没有不足而妨害公义，这正是尧舜之道。以此推求，那么思考就超过一半了。孟子指出易牛是王者的心意，指出好色、好货、好勇与百姓共享是公刘、太王、文王武王的心意，现在又指出什一税是尧舜之道，他为学者考虑，也是非常切要的。士大夫有志于这道的人，对于孟子，怎么可以忽视呢？
白圭说：“我治理水患，比禹还要强。”孟子说：“你错了！禹治理水患，是顺着水的自然规律。所以禹以四海为沟壑，现在你却以邻国为沟壑。水逆行，叫做洚水。洚水就是洪水，是仁人所厌恶的。你错了！”
我观看白圭的传记，见他有人弃我取、人取我弃的说法，记载他能够饮食简薄，克制嗜欲，节制衣服，与使唤的仆从同甘共苦，追逐时机像猛兽鸷鸟发起攻击一样迅猛，所以说：“我治理产业，就像伊尹、吕尚的谋略，孙武吴起的用兵，商鞅实行法度一样。”因此，他的智谋不足以权衡变通，勇气不足以决断，仁爱不足以取舍，刚强不足以坚守，虽然想学我的术数，终究不会告诉他。猜想他的为人，不知道天理的自然，而用私智较量胜负，揣摩摹写，自以为高出世人一等，比如想要二十取一，又自称治水胜过禹，就是这样，而不知道他与天对立，与道背道而驰，是人群中的蛀虫，道义中的贼寇。禹顺应水的本性来治理它，所以疏导长江、黄河、渭水、洛水，都注入大海，这是因为海是水的道路。白圭违背水的本性来治理它，苟且求得一国的安定，而将水决入邻国的沟壑，使水逆行而失去本性，他的罪行已经不可胜数，而用这种心自称胜过禹可以吗？水逆行，叫做洚水，洚水就是洪水，是仁人所厌恶的，而白圭却以此为长，由此看来，那么凡是白圭积聚财富崇尚利益，无非是违背天理而得到的这类事情，都如同治水的方法一样。如果尧舜在上位，应当受到羽山之诛，他却敢在孟子面前自称胜过禹，就知道当时风俗妄自尊大，已经很久了。从前韩非在天下立论说：“尧拥有天下时，堂高三尺，采椽不雕刻，茅草屋顶不修剪，即使是旅店住宿，也不比这更勤简了。冬天穿鹿皮裘，夏天穿葛布衣”
衣，粢粝之食，藜藿之羹，饮土匦，啜土铏，虽监门之养，不觳于此矣。禹凿龙门，通大夏，防九河，曲九防，决洚水，致之海，而股无胈，胫无毛，手足胼胝，靣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于防稽，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夫所贵于有天下者，岂欲苦形劳神，身处逆旅之宿，口食监门之养，手持臣虏之作也？此不肖之人所勉也。呜呼！欲观天下之兴亡，先观风俗之厚薄，事至于非毁圣人，则天下将亡矣。故韩非非尧非禹，秦所以敢烧诗书，杀学士，而天下亡矣。韩非之风已见于孟子之时，夫陈贾以周公为非圣，万章以舜为伪喜，伊尹割烹，孔子主痈疽，白圭自谓过于禹，陈臻之非。孟子、屋庐子之间。孟子、季孙异。孟子、子叔疑。孟子事，至于敢非圣贤？此所以积至于韩非之昌言，而秦之烧诗书也。西晋王衍笑文王之小心，诋山甫之匪懈，故有骨肉相贼，五胡乱华，而中州陆沈之变。余观白圭之言，窃深悲世之将亡也。故余以为事至非毁圣贤，天下将亡者，此也。五刑之属三千，而非圣在所不赦，其虑深逺矣。
译穿粗布衣，吃粗糙的粮食，喝藜藿做的汤，用土制的容器饮水，用土制的器皿进食，即使是看门人的供养，也不会比这更艰苦了。大禹开凿龙门，疏通大夏，堵塞九河，弯曲九道堤防，决开洪水，将其引入大海，以至于大腿上没有肉，小腿上没有毛，手脚长满老茧，面容黝黑，最终死在野外，葬在会稽，即使是奴仆的劳苦，也不会比这更剧烈了。那些拥有天下的人所看重的，难道是想要让身体受苦、精神劳累，身处如同逆旅般的寄宿之所，口中吃着看门人那样的粗食，手中做着奴仆那样的劳作吗？这是不贤之人所勉强去做的。唉！想要观察天下的兴亡，首先要观察风俗的厚薄，事情发展到诋毁圣人的地步，那么天下就要灭亡了。所以韩非子诋毁尧和禹，秦国因此敢于焚烧诗书，杀害学士，于是天下灭亡了。韩非子的风气在孟子时代就已经显现，陈贾认为周公不是圣人，万章认为舜的喜悦是虚伪的，伊尹割肉烹煮，孔子侍奉痈疽患者，白圭自称胜过禹，陈臻的诋毁，孟子与屋庐子的问答，孟子与季孙的差异，孟子与子叔疑的争论，孟子的事迹，竟然发展到敢于诋毁圣贤？这就是积累到韩非子公然宣扬，而秦国焚烧诗书的原因。西晋王衍嘲笑周文王的谨慎，诋毁山甫的不懈，因此发生了骨肉相残，五胡乱华，中原沦陷的变故。我观察白圭的言论，私下深深悲叹世道即将灭亡。所以我认为事情发展到诋毁圣贤，天下就要灭亡，就是这个原因。五刑的条目有三千种，而诋毁圣人是所不赦免的，其考虑深远啊。
孟子曰君子不亮恶乎执
古注曰：「亮信也。不曰信而曰亮者，亮有明意，以为此信自明处而得之也。惟学而至于亮，则灼见先王之道，灼知邪説之非，如孟子羞比管晏妾妇，仪衍蚓陈仲而狄许行貉白圭而死，成括断舜之怨为慕，指舜之喜为诚，辨伊尹非割烹，辨孔子不主痈疽，以至不信血流漂杵之书，不信周无遗民之诗。非其胷中髙明自信不动，安能确然自执昌言判断于天下而无疑哉？傥为不然，见商鞅必喜刻薄之説，见孙膑必喜兵革之説，见驺忌必喜倾邪之説，见陈贾必喜侵伐之説，见仪秦则心随而为纵横，见稷下则心随而为荒唐，卓诡中无所守，飞如断蓬，泛如漂梗，随风髙下，逐水南北。又乌能正人心，息邪説，距诐行，放淫辞？其作用与孔子《春秋》、周公兼夷狄，驱飞亷，大禹决汝汉，排淮泗，同一防用哉！」然则亮之一门，自何而入？吾尝学于师矣：「曰自格物而入。」
鲁欲使乐正子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公孙丑曰：“乐正子强乎？”曰：“否。”“有知虑乎？”曰：“否。”“多闻识乎？”曰：“否。”然则奚为喜而不寐？曰：“其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国乎？’夫茍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茍不好善，则人将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声音顔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
呜呼！圣贤忧天下之心，何其深也！夫乐正子为政于鲁，何与孟子事？孟子乃为之喜而不寐。余是以知圣贤忧天下之深也。常人之情，权欲在已不欲在人。故舜宅百揆，则四防不平；黄霸増秩，则王温舒讥笑。唯圣贤之心，见天下之善如已之善，见人之得志如已之得志。深玩喜而不寐之心，则圣贤所在，盖可得于千载之后也。学者于此，一语不可忽也。然孟子所以喜而不寐者，又有説也。夫乐正子，强不足以决事，知虑不足以谋事，闻识不足以知事。孟子所以喜之者，以其有好善之心也。且好善之心，言之则小，体之则大。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其乐正子之谓也。夫“断断无他技”，即所谓强不足以决事，智虑不足以谋事，闻识不足以知事者也。“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即所谓好善也。且其心休休，其如有容，想见如房▯龄、黄叔度之为人矣。“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视人之才为已之才，视天下之德为已之德。天下之有才者在职，即如已之在职也；天下之有德者在位，即如已之在位也。保子孙黎民，复何疑乎？是故英卫善兵，王魏善谏，而房▯龄独无所长；郭林宗铨品人物，李元礼楷式后进，而黄叔度独无所长。而世之论者，以▯龄持众美，效之君；以叔度汪汪如万顷陂。乐正子为人如此，使之相一国，则一国之君子皆得效其所长；使之相天下，则天下之君子皆得效其所长。夫天下之君子皆效其所长，则天下虽大，运之掌握，盖有余裕矣。优于天下，岂不信乎？夫使天下之君子皆效其所长，则四海之士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此自然之理也。若夫不好善之人，岂愿闻之哉？人君如魏文帝，谓汉文帝胜贾谊；宋明帝至使鲍昭为累句诗，羊欣为掘笔书；隋炀帝杀薛道衡曰：“复能道‘空梁落燕泥’否？”杀王胄曰：“庭草无人随意緑，复能道此语耶？”人臣如李林甫，知明皇喜卢绚，则卖卢绚；称严挺之，则卖严挺之，使天下士君子无立足之地。秦穆公所谓：“人之有技，媢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逹”，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者是也。人君事于此不类，姑特置之。夫李林甫惟不好见天下之有才德者，则当时在庭之士类皆得牛
译孟子说：“君子如果不明理，还能坚持什么呢？”
古注说：“‘亮’就是‘信’。不说‘信’而说‘亮’，是因为‘亮’有光明的意思，认为这种诚信是从内心光明处获得的。只有通过学习达到明理的境界，才能透彻地看见先王的大道，清楚地知道邪说是不对的，就像孟子以与管仲、晏婴、妾妇、仪衍、蚯蚓、陈仲相比为羞耻，以许行、貉、白圭为敌，断定舜的怨恨是羡慕，指出舜的喜悦是真诚，辩明伊尹不是靠割烹求进，辩明孔子不依附痈疽之医，以至于不相信‘血流漂杵’的记载，不相信‘周无遗民’的诗句。如果不是他胸中高明自信、坚定不移，怎么能坚定地持守自己的主张，在天下发表言论判断是非而没有疑虑呢？倘若不是这样，见到商鞅一定会喜欢刻薄的学说，见到孙膑一定会喜欢兵革的学说，见到驺忌一定会喜欢倾邪的学说，见到陈贾一定会喜欢侵伐的学说，见到张仪、苏秦就会心随他们而搞纵横之术，见到稷下学宫就会心随他们而搞荒唐之论，卓异诡谲而内心没有坚守，飘飞如断蓬，漂浮如断梗，随风高低，逐水南北。又怎么能端正人心，息灭邪说，抵制偏颇的行为，放逐淫靡的言辞？其作用与孔子作《春秋》、周公兼治夷狄、驱逐飞廉、大禹决汝汉、排淮泗，是同一类功用啊！”那么，“亮”这一门，从何处进入呢？我曾向老师请教：“回答说从格物进入。”
鲁国打算让乐正子执政。孟子说：“我听说这件事，高兴得睡不着觉。”公孙丑说：“乐正子刚强吗？”孟子说：“不。”“有智谋吗？”孟子说：“不。”“见闻广博吗？”孟子说：“不。”那么为什么高兴得睡不着觉呢？孟子说：“他为人喜欢善。喜欢善就足够了吗？回答说：‘喜欢善足以治理天下，何况鲁国呢？’如果真正喜欢善，那么四海之内的人都将不远千里而来告诉他善道。如果真正不喜欢善，那么人们就会说：‘哼，我已经知道了。’这种傲慢的声音和脸色，把人拒之于千里之外。士人在千里之外止步，那么谗佞阿谀的人就来了。与谗佞阿谀的人相处，国家想要治理好，可能吗？”
唉！圣贤担忧天下的心，是多么深切啊！乐正子在鲁国执政，与孟子有什么关系？孟子却为此高兴得睡不着觉。我因此知道圣贤担忧天下的深切。常人的情感，权力和欲望希望在自己身上，不希望在别人身上。所以舜担任百官之长，四方就不平；黄霸增加俸禄，王温舒就讥笑。只有圣贤的心，看见天下的善就像自己的善，看见别人得志就像自己得志。深深玩味“喜而不寐”的心，那么圣贤所在的地方，大概可以在千年之后得知。学者在这里，一句话也不可忽视。然而孟子之所以高兴得睡不着觉，还有说法。乐正子，刚强不足以决断事情，智谋不足以谋划事情，见闻不足以知晓事情。孟子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他有喜欢善的心。况且喜欢善的心，说起来很小，体现出来很大。秦穆公说：“如果有一个臣子，忠厚专一，没有其他技能，他的心宽宏大量，好像能包容一切。别人有技能，就像自己有技能一样；别人贤能圣明，他的心喜欢他们，不亚于从自己口中说出。这样的人能包容他们，以此来保护我的子孙百姓，也是很有利的啊。”这就是说的乐正子。所谓“忠厚专一无其他技能”，就是所说的刚强不足以决断事情，智谋不足以谋划事情，见闻不足以知晓事情。“他的心宽宏大量，好像能包容一切，别人有技能就像自己有技能一样，别人贤能圣明，他的心喜欢他们不亚于从自己口中说出”，就是所说的喜欢善。况且他的心宽宏，好像能包容一切，想象起来就像房玄龄、黄叔度那样的人。“别人有技能就像自己有技能一样，别人贤能圣明，他的心喜欢他们不亚于从自己口中说出”，这是把别人的才能看作自己的才能，把天下的德行看作自己的德行。天下有才能的人在职，就像自己在职一样；天下有德行的人在位，就像自己在位一样。保护子孙百姓，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因此英卫善于用兵，王魏善于进谏，而房玄龄唯独没有特长；郭林宗品评人物，李元礼作为后进的楷模，而黄叔度唯独没有特长。而世上的评论者，认为房玄龄能持众美，效忠于君主；认为黄叔度胸怀宽广如万顷池塘。乐正子为人如此，让他辅佐一个国家，那么一国的君子都能发挥他们的特长；让他辅佐天下，那么天下的君子都能发挥他们的特长。天下的君子都发挥他们的特长，那么天下虽然大，运之于掌握之中，大概还有余裕。优于天下，难道不确实吗？让天下的君子都发挥他们的特长，那么四海之士都不远千里而来告诉他善道，这是自然的道理。如果不喜欢善的人，难道愿意听到吗？君主如魏文帝，认为汉文帝胜过贾谊；宋明帝甚至让鲍照作累句诗，羊欣作掘笔书；隋炀帝杀薛道衡说：“还能说出‘空梁落燕泥’吗？”杀王胄说：“庭草无人随意绿，还能说出这句话吗？”臣子如李林甫，知道明皇喜欢卢绚，就出卖卢绚；称赞严挺之，就出卖严挺之，使天下的士君子没有立足之地。秦穆公所说的：“别人有技能，嫉妒厌恶他；别人贤能圣明，违背他使他不能通达”，就是不能包容不能保护我的子孙百姓的人。君主的事与此不同，暂且特别放置。李林甫只是不喜欢看见天下有才德的人，那么当时在朝廷的士人都像牛
仙客辈尔，谗谄靣谀，相与为恶。天寳之乱一开其端，河北自此非国家所有，连绵不已，径以亡唐。以一李林甫不好善，而祸乱足以亡国。呜呼！宜乎孟子闻好善者为政，至于喜而不寐也。
译像仙客这样的人，进谗言、献媚语，互相勾结做坏事。天宝年间的叛乱由此开了头，河北从此不再属于国家，祸乱连绵不断，最终导致唐朝灭亡。仅仅因为李林甫不喜欢好人，而引发的祸乱竟足以使国家灭亡。唉！孟子听说喜好善政的人执政，高兴得睡不着觉，确实是应当的啊。
陈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则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貎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能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貎衰，则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古之人自能言学，唯充而至于四十而仕，有何法哉？道合则服从，不合则去而已。顔子与夫子同心，亦有何法哉？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而已。古人言此法，孔顔行此法，岂不明白简易乎？然而孟子乃立为三説，何也？以是知孟子源流自曾子忠恕而来，见当时如商鞅三説干孝公，仪秦纵横干六国，意在揖相位，腰六印，快平生，报私怨，▯流俗而已，岂知进退去就之义哉？天下之士波荡从之，喋喋呫呫，功业止在唇吻，道术止在驵侩。尔父诏其子，兄诏其弟，乡闾之所指望，朋友亲戚之所琢磨，亦止在于富贵而已，岂问其他哉？孟子将一以古人之学孔顔之道责天下，则天下不胜其责矣，故立为三说以开为善之路，挽而前之，使至古人之学孔顔之道而后已。其用心岂不忠恕乎？故上焉者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此古人之学所谓道合则服从，孔顔之道所谓用之则行者也。礼貎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此古人之学所谓不合则去，孔顔所谓舍之则藏也。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此孟子开忠恕之门以収失防之士也。其下朝不食，夕不食，至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此孟子又辟忠恕之路以収失节之士也。夫士大夫所学在道，道不合则去，舍之则藏。今不由此道而徒恋其区区之礼貎，朝夕之餔啜，当去而不去，此亦可耻矣。孟子立为此三説，使大无耻者知圣人之道有可入之路，而进于周之之説已，至于周之之説者，勉而进于礼貎衰之説已，至于礼貎衰之説者，勉而进于礼貎未衰之説，以合古人之学孔顔之道而后已。然则至古人之学孔顔之道，其上又有事乎？曰：有。曰：其事如何？曰：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乆则乆，可以速则速，金声玉振，其变不一者是也。其上又有事乎？曰：有曰：「如之何？」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纯亦不已，盖曰：「文王所以为文王也。」此孔子所以不厌不倦，顔子之所以未见其止也。学岂有止法乎？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説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徴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常人以天委天，而圣人以人卜天。余观孟子「以人恒过然后能改」与夫「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常亡」，遂三复于「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以至「增益其所不能」，乃天之将降大任，是常人付天于不可奈何，而圣贤止以人事为天命而已，其深矣哉！然则有志君子，其遇艰难，逢患难，登险阻，当安意定志以甘之，此乃天之降大任也。夫尧将授舜以天下，乃以九男事之，而嚚讼如丹朱者在其间，又以二女女焉，以天子女而下嫁于畎亩之夫，又与顽父嚚母傲弟交相从事于闺门之内，游处之间，亦可谓难处矣。乃又以匹夫遽使，慎徽五典，纳于百揆，宾于四门，纳于大麓，天下难事，使歴试之，盖不如是不足以合天意也。岂特大舜、傅説、胶鬲、管夷吾、孙叔敖、百里奚为然哉？天将付髙祖以天下，必使之败于彭城，败于荥阳，败于成臯，収兵而前，裹创而战，然后付以三代之天下。天将付光武以天下，必使之迫于王郎，危于燕蓟，滹沱河，麦饭，芜蒌亭，豆粥，然后付以髙祖
译陈子问道：“古代的君子，怎样才肯出仕？”孟子回答说：“出仕有三种情况，离职也有三种情况。如果君主以恭敬有礼的态度来迎接，并且表示将实行他的主张，那就出仕；如果礼遇没有减退，但不实行他的主张，那就离职。次一等的情况是，虽然不能实行他的主张，但君主以恭敬有礼的态度来迎接，那就出仕；如果礼遇减退，那就离职。最下等的情况是，早上没饭吃，晚上没饭吃，饥饿得不能出门。君主听说后说：‘我既不能实行他的道，又不能听从他的主张，让他在我国土上挨饿，我感到羞耻。’这时接受周济也是可以的，只是为了免于死亡罢了。”
古人从能说话起就学习，只是充实自己直到四十岁才出仕，有什么固定的法则呢？道义相合就服从，不合就离开罢了。颜回与孔子同心，又有什么固定的法则呢？被任用就实行，不被任用就藏匿罢了。古人说这种法则，孔子和颜回实行这种法则，难道不是明白简易吗？然而孟子却立下三种说法，为什么呢？由此可知孟子源自曾子的忠恕之道，看到当时像商鞅用三种说法游说秦孝公，张仪、苏秦用纵横之术游说六国，意在获取相位，腰挂六印，快意平生，报私仇，只是迎合流俗罢了，哪里懂得进退去就的道理呢？天下的士人随波逐流，喋喋不休，功业只停留在口头上，道术只停留在市侩之中。父亲教导儿子，兄长教导弟弟，乡里所指望的，朋友亲戚所切磋的，也只在于富贵罢了，哪里问其他呢？孟子将用古人的学问、孔颜的道来要求天下人，那么天下人承受不了这种要求，所以立下三种说法来开辟为善的道路，牵引人们前进，直到达到古人的学问、孔颜的道才停止。他的用心难道不是忠恕吗？所以上等的人，君主以恭敬有礼的态度迎接，并表示将实行他的主张，就出仕，这是古人所说的道义相合就服从，孔颜所说的被任用就实行。礼遇没有减退，但不实行他的主张，就离职，这是古人所说的道义不合就离开，孔颜所说的不被任用就藏匿。次一等的人，虽然不实行他的主张，但君主以恭敬有礼的态度迎接，就出仕，礼遇减退就离职，这是孟子开启忠恕之门来收容失守防线的人。最下等的人，早上没饭吃，晚上没饭吃，直到接受周济也是可以的，只是为了免于死亡罢了，这是孟子又开辟忠恕之路来收容失节的人。士大夫所学的在于道，道义不合就离开，不被任用就藏匿。现在不通过这种道而只是留恋那微薄的礼遇，早晚的吃喝，应当离开却不离开，这也是可耻的。孟子立下这三种说法，让大无耻的人知道圣人的道有可以进入的路，从而进入接受周济的说法，至于达到接受周济说法的人，努力进入礼遇减退的说法，至于达到礼遇减退说法的人，努力进入礼遇没有减退的说法，以符合古人的学问、孔颜的道才停止。然而达到古人的学问、孔颜的道，其上还有事吗？回答说：有。回答说：那事是什么？回答说：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停止就停止，可以长久就长久，可以快速就快速，像金声玉振一样，变化不一就是这样。其上还有事吗？回答说：有。回答说：“怎么样？”回答说：“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大概说：“天之所以为天。”纯亦不已，大概说：“文王之所以为文王。”这就是孔子不厌不倦，颜回没有看到他停止的原因。学习难道有停止的法则吗？
孟子说：“舜从田野之中被起用，傅说从筑墙的劳作中被举荐，胶鬲从鱼盐贸易中被举荐，管夷吾从狱官中被举荐，孙叔敖从海边被举荐，百里奚从市井中被举荐。所以天将要把重大责任降临在这个人身上，一定要先使他的内心痛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的体肤饥饿，使他的身心穷困，使他的行为受到干扰扰乱，以此来震动他的心志，坚韧他的性格，增加他所不具备的能力。人常常犯错，然后才能改正；内心困扰，思虑阻塞，然后才能奋发；表现在脸色上，抒发在声音中，然后才能被人理解。在国内如果没有坚守法度的大臣和辅佐君王的贤士，在国外如果没有敌对国家的忧患，国家常常灭亡。然后才知道忧愁祸患能使人生存发展，安逸享乐能使人死亡灭亡。”常人以天意委付天意，而圣人以人事推测天意。我看孟子“人常常犯错然后才能改正”以及“在国内如果没有坚守法度的大臣和辅佐君王的贤士，在国外如果没有敌对国家的忧患，国家常常灭亡”，于是反复思考“使他的内心痛苦，使他的筋骨劳累”直到“增加他所不具备的能力”，乃是天将要把重大责任降临，这是常人将天命付之于无可奈何，而圣贤只以人事作为天命罢了，这多么深刻啊！那么有志的君子，遇到艰难，遭遇患难，登上险阻，应当安心定志以甘之，这才是天降大任。尧将把天下授予舜，于是让九个儿子侍奉他，而愚顽好讼如丹朱的人在其中，又让两个女儿嫁给他，以天子的女儿下嫁给田野中的农夫，又与顽劣的父亲、愚昧的母亲、傲慢的弟弟在闺门之内、游处之间相互交往，也可以说是难以相处了。又让一个平民突然被使唤，谨慎地推行五典，纳入百官的管理，在四门接待宾客，纳入大麓，天下的难事，让他经历尝试，大概不像这样不足以符合天意。难道只有大舜、傅说、胶鬲、管夷吾、孙叔敖、百里奚是这样吗？天将要把天下付给高祖，一定要让他败于彭城，败于荥阳，败于成皋，收兵前进，裹着伤口战斗，然后付给他三代的天下。天将要把天下付给光武，一定要让他迫于王郎，危于燕蓟，滹沱河，麦饭，芜蒌亭，豆粥，然后付给他高祖
之天下。然则观天之意，岂固欲憔悴辛苦，怵迫困穷，然后付之以大任哉？盖惟知艰难者，然后知人之勤劳；其尝冻馁者，然后知人之饥寒；惟处穷厄者，然后知人之困苦。髙宗旧劳于外，所以为商家中兴之主；宣帝尝在民间，然后为汉室中兴之主。此鲁哀生深宫，所以有未尝知忧之言；晋惠少为太子，所以有不食肉糜之问。孟子观天意，乃至于此。呜呼！世间祸患，夫何足以动之哉？盖孟子深得格物之学，即一身以观，见恒有过者，方知其不善而改之；困于心，衡于虑者，怵迫无聊，然后防用作焉；徴于色，发于声者，羞恶无地，然后心术形焉。又即一国以观，见入无法家拂士，出无外患，敌国放恣不収，俄而宗社絶灭矣。以一身而观，而知怵迫羞恶之有益；以一国而观，而知恣心快意之必亡。而超然知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増益其所不能者，乃天之成就推挽，将降以大任也。既又断之曰：「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一章之意，此两语尽之矣。呜呼！人君如文宗者，一遇甘露之变，遂泣下霑襟，不复以天下为事；人臣如贾谊者，一窜长沙，遂赋鵩吊湘，终悲哀而至于死。此皆所志狭小，不识天意所在。孟子之言，其大后世褊隘之士也，深矣。学者当细观之。
译治理天下。然而观察上天的意旨，难道原本就是想要让人憔悴辛苦、惊惧逼迫、困顿穷迫，然后才把重大责任托付给他吗？大概只有经历过艰难的人，才知道别人的勤劳；只有尝过冻饿滋味的人，才知道别人的饥寒；只有身处穷困厄境的人，才知道别人的困苦。商高宗曾经在外劳作，所以能成为商朝中兴的君主；汉宣帝曾经在民间生活，所以能成为汉朝中兴的君主。这就是鲁哀公生长在深宫之中，所以有“未曾知道忧愁”的说法；晋惠帝年少时做太子，所以有“不吃肉粥”的疑问。孟子观察上天的意旨，竟然达到了这样的深度。唉！世间的祸患，哪里足以动摇他呢？大概孟子深得探究事物原理的学问，从自身来观察，看到常常有过错的人，才知道他的不善而加以改正；内心困扰，思虑阻塞的人，惊惧逼迫、无聊无奈，然后才能发挥作为；表现在脸色上，流露在声音中的人，羞愧厌恶无处藏身，然后内心的术数才显露出来。又从国家来观察，看到国内没有守法的大臣和辅佐的贤士，国外没有敌国的忧患，敌国放纵不羁而不加收敛，不久宗庙社稷就断绝灭亡了。从自身来观察，就知道惊惧逼迫、羞愧厌恶是有益的；从国家来观察，就知道放纵心意、追求快乐必然灭亡。从而超然地认识到，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的体肤挨饿，使他的资财缺乏，使他的所作所为受到阻挠扰乱，以此来震动他的心志，坚韧他的性情，增加他所不具备的能力，这是上天成就他、推举他，将要降下重大责任给他。接着又断言说：“知道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这一章的意思，这两句话就概括尽了。唉！君主像唐文宗那样，一遇到甘露之变，就泪水沾湿衣襟，不再把天下大事放在心上；臣子像贾谊那样，一被贬谪到长沙，就写下《鵩鸟赋》和《吊屈原赋》，最终悲哀而死。这些都是志向狭小，不认识上天意旨所在的人。孟子的言论，对于后世那些心胸狭隘的人，真是深刻啊。求学的人应当仔细观摩。
孟子曰：「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
此一章缀之于天降大任之后，是孟子体天以教诲也。夫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孔子之接孺悲，所以愤之使启，悱之使发者也。孟子不屑之教诲，所以困之、衡之，使作徴之，发之使喻者也。犹天之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増益其所不能，而降之以大任也。夫人心何所不有？仁义礼智，皆其固有之物也。然此四端生于忧患之中，而死于安乐之际。故深宫之中多不惠，而孤臣孽子多明道。至于有疢疾者，有德慧术智焉。夫何故？困不深者思不发，忧不极者智不明。如《诗》颂太平不过数语，而疾谗遭难如变《雅》，君子其言何其深切也！孟子时用此术以教人，盖将以成就之也。昔郭林宗呵骂掷杯以待魏昭，华佗激怒呕血以治郡守，卒之魏昭为善士，郡守获安康，此孟子之遗意也。夫孟子之意得于夫子，而探赜索隐，钩深致逺，乃见天之运用焉。学入精微，思极深眇，如此此所以在圣贤之列。
孟子传卷二十九
译孟子说：“教育的方法也有很多种。我不屑于去教导他，这本身也就是在教导他了。”
这一章被附在“天降大任”那段话之后，是孟子体察天意来进行教诲。孔子主张“不到学生努力想弄明白而不得时不去开导他，不到学生心里明白却不能表达出来时不去启发他”，孔子接待孺悲，就是为了让他产生愤懑从而得到开导，让他产生悱恻从而得到启发。孟子不屑于直接教导，是为了使他陷入困境、受到阻碍，促使他自我反省、自我启发，从而明白道理。这就好比上天使他的心志痛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的身体饥饿，使他身处贫困，使他的行为受阻、计划被打乱，以此来震动他的心灵、坚韧他的性格，增加他所不具备的能力，从而将重大的责任降临在他身上。
人的内心有什么不具备的呢？仁、义、礼、智，都是人天生固有的。然而这四种善端在忧患中生长，却在安乐中消亡。所以深宫之中多是不明智的人，而孤臣孽子多能明晓大道。至于那些患有疾病的人，往往具备德行、智慧与谋略。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困境不深，思虑就不会激发；忧患不极，智慧就不会明朗。就像《诗经》中歌颂太平盛世的不过寥寥数语，而遭受谗言、遭遇灾难的变《雅》之作，君子的言辞为何如此深切呢？
孟子当时运用这种方法来教导人，大概是为了成就他们。从前郭林宗呵斥辱骂、掷杯以待魏昭，华佗激怒郡守使其呕血来治疗他，最终魏昭成为善士，郡守获得安康，这正是孟子遗留下来的用意。孟子的意图得自于孔子，而探究深奥隐秘的道理，钩取深奥之处以达到远大的境界，从而显现出天意的运用。学问进入精微之境，思考达到深远微妙，这就是他位列圣贤之中的原因。
孟子传卷二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