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传卷十九

译那么水流的方向就可以知道了。善于选择树木的人，必定要穷究其根本，知道了根本，那么枝叶就都可以知道了。逆流而上，经过关山也不停止，源头就显现出来了。顺着枝叶向下，挖掘肥沃的土壤也不停止，根本就显现出来了。这就是君子对于学问，如果不深入探究，怎么能得到它的本源呢？所以口耳相传，不如亲眼所见、亲耳所闻那样亲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又不如内心体悟那样真切。古代的君子，从治理天下入手去探究，从而知道其根本在于治理国家；从治理国家入手去探究，从而知道其根本在于整顿家庭；从整顿家庭入手去探究，知道其根本在于修养自身；从修养自身入手去探究，知道其根本在于端正内心；从端正内心入手去探究，才知道其根本在于使意念真诚；从使意念真诚入手去探究，才知道其根本在于推极知识；从推极知识入手去探究，才知道其根本在于穷究事物之理。所谓穷究事物之理，就是穷尽事物道理的意思。一个意念的细微之处，万事的众多，万物的繁多，都是道理。只有深入探究的人，从天下的根本逆流而上、顺叶而下，不断进步不停止，最终达到穷究事物之理的极致。因此，在一个意念的防范上，在一件事情的间隙中，在一个事物之上，无不追溯其开始而探究其终结，观察其细微而验证其显著，贯通其一而推行于万。然后又收敛万物归于统一，又旋转显著以观察细微，又考察终结而把握开始，往来无穷，运用不止，这就是深入探究的学问。像这样，那么心就是理，理就是心，内在的一个意念，外在的万事，细微的万物，都防范归于此，出入于此。这不是师友所传授的，不是口耳所能达到的，不是见闻所能到的，应当自然显现，随着事情自然明白，哪里是别人能知道的呢？这就是所说的以道希望人们自己有所得。自己有所得，那么异端邪说就不能动摇，暴行就不能撼动，死生、贫富、贵贱、忧乐、通塞都融为一体，无论寄托在哪里都能安心，这就是安居于此。安居于此，那么见解超出众人而常常显得迂阔，见识超越常理之外而常常显得过早。等到利害分明，是非显著，在千年之后，亿万数千里之外，没有一丝一毫与他的话不相符合的，这就是积累深厚。积累深厚，那么纵横交错是理，给予剥夺是理，动容周旋是理，颠沛困顿是理，仰观俯察，远取近取都是理，以至于鸢鸟高飞至天，鱼儿跳跃于深渊，也是理。萧萧的马鸣，悠悠的旗帜，没有一样不是理的。如果不是深入探究而自得，怎么能达到这个境界呢？只有孟子所学如此，所以能够驳斥禽兽、杨朱、墨子、妾妇之道、仪秦的纵横术、夷许子的井田说、貉的习俗、白圭的商贾、蚯蚓的比喻、陈仲子的清高、死生之辩、成括的言论，这都是因为他深入探究而自得，所以议论可以超然出于当世之上。于是在兵革扰攘、权谋诡诈之中，却独自恳切地想要种植桑树、耕种田地、养育鸡豚、畜养狗彘，使老年人穿丝绸吃肉，不在道路上背负重物；百姓不饥不寒，不在沟壑中辗转迁徙，以此来扫除弊陋的习俗，而开启这昏蒙的流俗。奈何时运不济，上天尚未兴起此道，暂且留下此学以惠及后学罢了，怎能不令人感叹呢！

译孟子说：“广泛地学习并详细地解说，是为了最终回归到简约精要的道理。”

【阙】人们心中道德防线的散失，全都寄托在礼、乐、射、御、书、数这些技艺之中，而不明白说出其中的缘故，大概是因为名物数目可以通过口讲指画来传达，至于精微深奥的道理，必须内心自行领悟才行。假使上等资质的人通过名物数目而达到精微根本的境界，中等和下等资质的人也安心于名物数目而成为少有过失的人，这就是圣王的道理之所以独自高超千古，而邪说异端之所以一旦得志，必定能扰乱天下的原因。然而，士大夫不学习也就罢了，如果学习就应当达到精微的根本；如果学习而不能达到精微，即使博学广识到台骀、实沈的程度，解说古事达到上万字，称他为博学详说是可以的，但称他为圣王之道则不可以。古代的君子之所以治理诗、书、礼、乐的技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河渠沟洫，以及那些模糊难明、奇异变化的事物，无不探究其源头并追溯其流变，穷尽其数目并考察其变化，大的方面绘制图表来彰显其形象，小的方面划分门类来概括其遗留的事迹，事情辨明其由来，万物明确其用途，细微详尽全都具备，大小没有遗漏，他们的博学详说就是这样的，大概是为了回归到简约的道理。什么是简约？就是我所说的精微。且以六艺来看，礼符合伦理，乐符合节度，射命中靶心，御符合规矩，书穷尽八法，数研究九九，都是简约。名物数目分散在六艺之中，其精微根本在于我们的心中。经礼有三百条，曲礼有三千条，钟鼓管箫的制度，竽笙琴瑟的声音，追逐禽兽在左边，鸣响和鸾铃，其数目极其繁多，形声意义，数以亿计，事情非常众多，如果不通过博学来考察其由来，通过详说来透彻其缘故，那么就会虚无荒唐，凭什么来应对天下的变故呢？然而难道只是为了这种诵习名数的学问吗？心意也有所主导。所以学习礼乐，就体会它们之所以符合伦理、命中靶心的原因是什么？学习射御，就体会它们之所以命中靶心、符合规矩的原因是什么？学习书数，就体会它们之所以穷尽八法、研究九九的原因是什么？其心意以精微为主导，而以博学详说作为进入的途径。因此，一种技艺的简约道理既然透彻，那么六艺的用处就都相通了。将其用处发挥在治水上，就排除淮泗之水，驱赶龙蛇，从而看到禹的心；发挥在朝廷上，就驱除飞廉，驱赶虎豹，从而看到周公的心；发挥在春秋时期，就翚不写公子麇被弑，从而看到孔子的心；发挥在战国时期，就平息邪说，抵制偏颇的行为，从而看到孟子的心。于是知道圣王的学问以精微为主导，而以博学详说作为所由的途径。所以子夏指出洒扫是君子之道，而孔子以郊社禘尝为治理天下的道理，指出蜡祭是仁的极致、义的尽头，指出馂是道路、州巷通达的表现，都是在博学详说中指出其简约。至于学习盘辟，记录铿锵之声，羿分其弓，良舍其策，就不能相通了，又凭什么谈论回归简约的道理呢？孟子指出易牛是王者之心，指出蔂梩是诚意的显现，指出事亲是仁，指出从兄是义，指出好色、好货、好勇是太王、公刘、文王、武王的表现，就是因为学问达到了精微，所以无处不在。学习啊，学习啊，难道可以不以简约为主导吗？

孟子说：“用善来使人服从的人，从来没有能使人真正服从的。用善来养育人，然后才能使人服从天下。天下人心不服而能称王的，从来没有过。”

善是一样的，关键在于如何使用它。用来使人服从，是小人，是霸者的作为。用来养育人，是君子，是王者的作为。命令燕国修习召公的政治，难道说不善吗，却借此去讨伐山戎；责备楚国不进贡包茅，难道说不善吗，却借此去偷袭蔡国。大搜以示礼，伐原以示信，这是晋文公的善，却借此在一战中称霸罢了。他们所谓的善，意在用来使人服从，难道不可鄙吗？所以齐桓公晚年，叛乱的有九个国家；晋文公刚死，秦国就已经讨伐郑国。这虽然是勉强用善来使人服从，谁肯服从呢？葛伯放纵而不祭祀，说没有用来祭祀的牺牲。商汤派人送给他牛羊，葛伯杀了它们不用来祭祀，说没有用来祭祀的谷物。商汤派亳地的人去为他们耕种，他的仁厚就是这样。文王在宫中温和，在宗庙严肃，而他的教化推行到江汉的游女，没有想违背礼节的；伐条的妇人，勉励丈夫以正道。用善来养育人，竟然达到这样的程度。三代圣王，既用善来修养自身，又推及到天下国家。夏代叫校，商代叫序，周代叫庠，聚集秀士在其中，用诗书礼乐教导他们，用孝悌和睦姻亲来收束他们。而命令乡官评定秀士，命令司徒评定秀士。升入司徒管辖的，不在乡中征发；升入学校学习的，不在司徒管辖中征发。而又由闾师、族师、比长，记录他们的德行道艺，记录他们的孝悌和睦姻亲以及有学问的人。乡大夫又把贤能者的名册献给君王，君王拜受。那些不听从教化的，就由小胥、大胥报告。老人都到庠中朝见，练习射礼崇尚功劳，练习乡饮酒礼崇尚年长，以此来警示他们。不改变，就迁到左边；再不改变，就迁到右边；再不改变，然后放逐到远方。委曲周旋到这种地步，这都是用善来养育人的道理。所以周朝卜算世数三十，卜算年数八百，就是因为其规模远大，和蔼地有仁人慈父爱母的心。这就是天下人心服的原因。与那些设心急促，急于得利，假借仁义来助长其奸恶，像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人，难道可以相提并论吗？

译说这样的话吗？孟子的见解如此，却想要迎合战国时代的君主，难怪他的主张显得迂阔不切实际。可惜啊。

译孟子说：“言语没有事实依据，是不吉利的。不吉利的事实，蒙蔽贤才的人应当承受。”

不吉利的人，就是凶恶的人。怎么知道他是凶恶的人呢？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传播谣言像簸箕扬糠一样，编织谗言像贝锦织花一样。他们忙碌杂乱，善于奔走，只耍弄口舌，而他们的言论毫无事实依据，这就是所谓的凶恶之人。在平时闲暇的时候，他们的言论没有事实依据却对君子的心志没有危害，就已经可以知道他们是凶恶的人了。至于作为凶恶之人的实质，则还有更深一层，那就是蒙蔽贤才。像李林甫陷害严挺之，卢杞陷害陆贽，就是这样。孟子亲身遭受臧仓的诋毁，像臧仓这样的人，难道不是不吉利的人吗？上天降生贤者，仁义礼智都从他们那里产生。如果贤者在朝廷，就福泽天下；如果在一郡，就福泽一郡；如果在一邑，就福泽一邑。而他们却故意想要蒙蔽贤者，使得贤者不能福泽百姓，难道不是怪异不吉利的东西吗？狐狸夜间嚎叫，鸱枭清晨鸣叫，防风氏的舞蹈和蛇的妖孽，都是不吉利的东西。人见到它们必定唾骂以厌弃它们，即使如此，祸患也难免。何况不吉利的人，如果处在君主身边，破国亡家的征兆，大概就见于此了。流放放逐，使他们与鬼怪为伍，正是圣王用来澄清朝廷而福泽天下的做法。那么孟子把蒙蔽贤才的人看作不吉利，难道不是出于这个意思吗？

徐子说：“孔子多次称赞水，说‘水啊，水啊’，他在水身上取法什么呢？”孟子说：“源头涌出的泉水滚滚流淌，日夜不停，注满洼地后再继续前进，最终流入四海。有本源的事物就是这样，孔子取法的就是这一点。如果无本源，就像七八月间雨水汇集，沟渠都满了，但干涸也是立刻可以等待到的。所以名声超过实际，君子以此为耻。”

我读这一章，才知道圣贤观察六经的道理。六经是阐明天下道理的。假使我从格物的学问中穷尽天下的道理，大小不遗漏，幽深显浅都透彻，内外一致，那么六经中的言语都是我胸中想要说的罢了。随着我的心意所在，拿来使用，或者断章取义，或者逆推本意而忘记辞藻，有什么不可以的呢？面对百世而不惭愧，遮蔽天地而不羞耻，质问鬼神而没有疑惑，等待圣人而不迷惑。比如“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本来不是爱敬的事，我拿来证明天子的孝道。比如“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本来不是诸侯的事，我拿来证明诸侯的孝道。或者论述《云汉》的诗，或者贬斥《武成》的书。只有像这样，然后才能看出他探究道理深远，取舍在于自己，而六经的道理就贯通了。怎么知道呢？比如孔子说“水啊，水啊”，却不明白说出原因，不知道圣人的心意究竟出于什么？比如用江汉之水洗涤，来说明它的清明；用沧浪之水，来说明它的自取；用“逝者如斯”，来说明它的迅速；用“观其澜”，来说明它的广大。怎么知道孔子所谓“水啊”的意思，不出于这几种含义，而孟子就断然说：“有本源的事物就是这样，孔子取法的就是这一点。”没有明白格物学问的人，就做出这样的回答，那就是欺骗。圣人深造天下道理的人，给予剥夺、抑制推崇、进退取舍，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所以我的心意所在，就是道理所在；就是圣人所在。心意在于清明，就指这水为清明；心意在于自取，就指这水为自取；心意在于迅速，就指这水为迅速；心意在于广大，就指这水为广大。“水啊，水啊”，我的心意想要论述它的本源，就判定孔子的意思在于本源，有什么不可以呢？既然指这意思为本源了，所以极力论述有本源的说法，因此说源泉滚滚，昼夜不停，注满洼地后才前进，最终归于四海。江水的本源来自岷山，河水的本源来自昆仑，淮水的本源来自桐柏，本源就是它的根本。探寻它的出处，可以泛舟饮酒罢了。正因为它的本源在这里，所以滔滔滚滚，与天地同流，与日月俱运，昼夜不息。在沱就是沱，在澧就是澧，在汇就是汇，最终向东归于大海才停止。这也像君子格物的学问，从致知而充实它，用来格物，用来知至，用来诚意，用来正心，用来修身，用来齐家，用来治国，用来平天下，然后才停止。那么凭借他知道本源而充实它，所以它的极致竟然如此广大。江河之水就是这样。至于积水之水，因为七八月的雨水而汇集，本来没有根源。一时汪洋，分不清牛马，也可以令人喜悦了。然而水流不到一天，扫除后不见踪迹，也像小人口耳之学，本来不是心得；见闻的传授，本来不是力行。一时迷惑流俗，名声暴起，像黄允以豪杰自居，使公卿问疾，王臣坐门，可谓兴盛了。不久阴险邪恶昭彰，如果不是苻融识破他，他扰乱天下，是必然的。像羊祜在王衍兴盛时，知道他必然扰乱天下，百姓最终在石勒手下叩拜。像庾冰在殷浩兴盛时，认为应当把他束之高阁，不久终于有丧师的丑事。因此名声超过实际的人，都是学问荒芜了根本。所以君子以此为耻。像商鞅、苏秦、张仪之辈，一时盛名，使君主尊礼，像这样而所学不正，事业可鄙，成为千古罪人。孟子极力说“有本源的事物就是这样”，难道不是为这几个人而说这话吗？士大夫的学问，应当自己知道如何选择。

孟子说：“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的地方，很少。平民百姓失去了它，君子保存了它。舜

译舜通晓万事万物，明察人伦关系，是顺着仁义的本性去行动，而不是刻意去践行仁义。」这一章是说舜没有私欲，只有天理罢了。天理，就是仁义。仁义既然已经明了，就凭借这仁义去通晓万事万物，知道禽兽之所以为禽兽的原因；凭借这仁义去明察人伦关系，知道人伦之所以为人伦的原因。人与禽兽相差多少呢？耳目口鼻，喜好厌恶和嗜欲，全都一样。它们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仁义礼智体现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罢了。顺从人的私欲就是禽兽，坚守天理就是人伦。人心有什么不具备的呢？人的私欲，是天理推演出来的。百姓背离天理而沉溺于私欲，所以有禽兽般的行径；君子存养天理而忘却私欲，所以能达到人伦的极致。舜完全摒弃了私欲，天理光辉灿烂，知道这样就是私欲，所以能通晓万事万物的细微之处；知道这样就是天理，所以能明察人伦的大道。他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顺着天理去行动。舜就是天理，并非在舜之外还有另一个天理。天理安住时称为仁，发用时称为义，运用全在我手中，万事万物的沦丧，人伦关系的端正，仁义都能让我知晓。假如舜在这里，仁义在那里，那就是舜与仁义始终不能合一。如果不能合一，就有外物阻隔在中间。有外物阻隔，那就是刻意去践行仁义，而不是顺着仁义的本性去行动。仁义，是我本来固有的。安住于此称为仁，由此发出称为义。现在仁义在那里，那就是我沉溺在私欲中了。沉溺在私欲中，所指向的都是昏暗的，怎么能像舜那样通晓万事万物而明察人伦呢？孟子所以说「百姓背离它，就沦为禽兽；君子存养它，就端正人伦」。舜能通晓禽兽而明察人伦，他有什么方法呢？直言断定说：「是因为顺着仁义行动，而不是刻意去践行仁义的缘故。」唉！一心之微妙，能不谨慎吗？稍微沉溺于私欲，就是禽兽；一旦明了天理，就是人伦。君子之所以在独处时谨慎，就是因为毫厘之差，邪正之间竟然如此遥远。唉！这真是危险啊！

译孟子传卷十九

经部，四书类，孟子传

钦定四库全书

孟子传卷二十

宋 张九成 撰

孟子说：“禹厌恶美酒而喜爱善言，汤坚守中道、举荐贤才不拘一格，文王看待百姓如同他们受了创伤，仰望大道却仿佛未曾看见，武王不疏远亲近的人也不遗忘遥远的人，周公思考着兼取三王的长处来施行这四项德行，如果有不相合的地方，就抬头深思，夜以继日，有幸而有所得，便坐着等待天亮。”

我阅读《孟子》一书，才知道他的学问无所不窥，他的读书无所不读，却唯独留意于六经的根本、周公孔子的精粹。他的引证取舍，一概以他从圣王那里自得的心得来决断。比如三圣的品行，宰我、有若的论述，孔子谈论《诗经》，鲁人狩猎较射，曾子论述有若，子思标举使者，这些都是世间所不流传的，而孟子却独自高声宣扬并加以标榜。至于像《尚书》中的《武城》、《诗经》中的《云汉》，天下学者谁说不然？孟子却独自以他所见的观点加以肯定或否定，这是他气势磅礴贯穿万古，批驳决断前人，孔子之后未见其比肩者。如今这里谈论周公兼取三王，施行四事，则又有不同之处。他选取禹、汤、文、武，都是每人列举一事。圣人的长处也很多了，为何唯独这一件事值得选取呢？又周公的心意，是从哪里知道的呢？这就是我之所以知道他的学问无所不窥，读书无所不读，却唯独留意于六经的根本、周公孔子的精粹旨意的原因。请让我极力阐述它。禹、汤、文、武之所以成为圣人，各自有进入圣道的途径，也各自有发扬光大的地方，只有识者才知道。比如曾子从侍奉亲人进入，所以他论述孝道就有四海为准的说法；子夏从洒扫应对进入，所以他论述门人就有有始有终的说法；孟子从集义进入，所以他论述养气就有充满天地之间的说法。大概精通于此道的人就神妙于此道，这是自然的道理。禹进入的途径在于好恶得当，汤进入的途径在于操纵得当，文王进入的途径在于缓急得当，武王进入的途径在于亲疏得当。既然以此进入，必然以此出来。进入得精深，出来就神妙。禹厌恶美酒，适宜重在厌恶，然而听到善言就拜谢，他的喜好就在此显现，这是不偏重于厌恶。汤坚守中道，适宜专一于操守，然而广泛寻求俊才，他的放纵就在此显现，这是不偏重于操守。文王看待百姓如同他们受了创伤，适宜急于拯救天下，然而拥有天下三分之二的土地却仍侍奉殷商，他的缓和就在此显现，这是不偏重于急切。武王不疏远亲近的人，适宜疏远遥远的人，然而微、卢、彭、濮与有邦冡君同一训誓，他的亲近又在此显现，这是不偏重于疏远。听到善言就拜谢，这就是所谓喜爱善言。广泛寻求俊才，这就是所谓举荐贤才不拘一格。拥有天下三分之二的土地却仍侍奉殷商，这就是所谓仰望大道却仿佛未曾看见。微、卢、彭、濮与友邦冡君同一训誓，这就是所谓不遗忘遥远的人。拥有天下三分之二的土地却仍侍奉殷商，怎么知道这是仰望大道却仿佛未曾看见呢？他看待百姓如同他们受了创伤，文王的心意也已经很迫切了。然而纣王毒害疲敝四海，残害百姓。文王如果遂行他无伤百姓的心意，就不必等到武王之时才讨伐他。只是他心中每天等待纣王悔过，将率领天下侍奉他，所以虽然有如伤之心，虽然见道在可取，但以义断命，以仁待君，所以日夜盼望纣王悔过而不敢看见纣王的恶。纣王如果悔过，就是所谓大道。这是文王的心意，虽然急于救民，而他对责难君主的心意是缓和的，由此可见。只有这四位圣人，他们的圣德各有发扬光大的地方，所以周公的思考，合并三王发扬光大的地方而施行。他施行这些，哪里是拘泥于学习禹厌恶美酒而喜爱善言，汤坚守中道而举荐贤才不拘一格，文王看待百姓如同他们受了创伤而仰望大道仿佛未曾看见，武王不疏远亲近的人而不遗忘遥远的人呢？大体意思是思考他们好恶、操纵、缓急、亲疏得当的地方而施行于天下罢了。这个意思只有实践深入的人才能看见，不是我口舌所能辩明的。思考三王，那么周公的心就进入三王的心了。事情超过前人的，千端万绪，形迹不同，而其理则一。以事情来求，则有相合与否；以理来求，则恶就是好，操就是纵，而急就是缓，疏就是亲。抬头深思，他的思考越向上，思考得精深就获得得深，获得得深就施行得快，夜以继日，有幸而有所得，坐着等待天亮，说的就是这个。周公的心意，哪里有不合于三王的呢？我说事情有不合而理则一，正是为了阐明这个。周公正以事情观察，就看见其不合；等到以理观察，就看见其获得得渊深微妙，难以形容。姑且以一事论之，其他可以类推考察。禹厌恶美酒，而周公制定酒的法规，说：“酒曲必须香，陶器必须好，火候必须得当，大酋监督，没有差错”，这就与禹不同了。禹喜爱善言，而周公征伐三监邦君御事有民不静，也只在王宫邦君室，让成王考察翼的言论，而周公不听，断然征伐，这就与禹又不同了。以事情观察，难道不是不合吗？然而周公的酒制以供祭祀宾客，岂敢不防备？这也是禹致孝鬼神的道理。周公急于安定王室，岂敢落后于时？这也是禹三过其门而不入的道理。

译所以我说：从事物表象去探求，往往发现它们不相契合；从义理角度去观察，才能发现其中契合之处，这就是原因。这又是周公当时的心意，孟子所洞察的深奥之处，我因此将它揭示并表达出来。

译孟子说：“王者的教化衰微，于是《诗》就消亡了。《诗》消亡之后，然后《春秋》才出现。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其实是一样的。它们记载的事，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它们的文字，是史官的记录。孔子说：‘其中的大义，是我私下窃取来的。’”

我曾经用《诗》来考察诸侯，说：诸侯的诗叫“风”，天子的诗叫“雅”。自从周平王东迁之后，诗都降格为“国风”，天下再也没有“雅”了。没有“雅”，即使“国风”都还存在，王者的教化也不复可见了。称这种情况为“诗亡”是可以的。孔子认为《诗》亡了，那就是王道断绝了。唉！王道难道可以一天就断绝吗？（孔子）想要扶持已经坠落的王道，接续已经断绝的王道，于是周游列国。上天将要丧乱这个时代，不让我与齐桓公同时代，齐国想要任用他，被晏子阻止；楚国想要任用他，被子西阻止；鲁国想要任用他，被女乐阻止。天意如此，又能怎么办呢？孔子思考想要通过行事来启发天下后世。看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虽然立意不同，但都是记载事情的史书。它们记载的事，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它们的文字，不过是如实记录的书罢了。圣人感慨地有所作为，于是把造化的神妙，巧妙的运用，全都寄托在《春秋》中。凡是圣人心意所笔削的，王道从此显现；圣人所删削的，王道从此得以施行。像“翚去族”、“麇书卒”、“卫衎曰奔”、“定公无正”这类例子，大义光明，王道显著，这难道只是记载事情的史书而已吗？所以说：“其中的大义，是我私下窃取来的。”这大义，是圣人心意所存留的，也是二帝三王的道。《春秋》将要阐明王道，难道只是为了褒贬而已吗？它的抑扬进退，予夺纵舍，如同乾坤的运行，六子的变化，沧海的流转，百川归海，大禹疏导淮泗，决汝汉，周公兼夷狄，驱猛兽，功效相同。想要了解王道的人，应当观察《春秋》的运用，这是在《诗》亡之后接续王者教化的，就是《春秋》。它的大义深远，难道口舌所能说尽的吗？只有深入探究事物的学者，才可以观察《春秋》；只有明白《春秋》，然后才可以明白王道；只有明白王道，然后才能尽到臣子的职责。不明白《春秋》却说“我尽到了人伦的道理”，我不相信。

孟子说：“君子的恩泽，五代就断绝了；小人的恩泽，五代也断绝了。我没有能够做孔子的门徒，我是私下向孔子学习的人。”

《易经》说：“积善的家庭，一定有余庆；积不善的家庭，一定有余殃。”善恶的积累，其影响非常深远。所以君子和小人的恩泽，到五代才停止。在孟子的时代，虽然距离孔子不远，君子的恩泽固然没有断绝。然而当商鞅、驺忌、陈轸、苏秦、张仪、稷下学宫盛行时，小人的恩泽正横流。孟子自伤学问虽然不至于不圣，但未及智下，就不能使三千弟子都信服他的教化；小则未能成就中都的教化；大则未能斥退侏儒兵、莱人杀少正卯，使有黜退淫妇的人不敢朝饮其羊，道不拾遗，客至如归。所以说：“我没有能够做孔子的门徒，只是向圣人学习的人，私下向门弟子，公孙丑、万章等人学习而已。”然而陈臻非议他，屋庐子询问他，淳于髡侮辱他，公孙丑甚至把管仲、晏子比作孟贲。这都是小人的恩泽熏染之深，孟子力量不及孔子，未能立刻革除他们的心。幸赖孔子的恩泽尚在，而秉彝之性没有完全沦丧，姑且论述养气、知言的说法，尽心、知性的说法，尊王黜霸的说法，以扩大他所知道的。所以说：“我是私下向孔子学习的人。”唉！小人的恩泽害人如此，而当时的君主方且拥篲先驱，筑馆上舍，坐辎车以谋议，列康庄以尊大之。在这个时候，出则受名宠的诱惑，入则闻捭阖的议论，想要相信孟子完全像孔子的门徒，难啊，可胜伤哉！

孟子说：“可以取，可以不取，取了会伤害廉洁；可以给，可以不给，给了会伤害恩惠；可以死，可以不死，死了会伤害勇敢。”

这一章，小则充之只止于防止伤害恩惠勇敢而已，大则充之则为金声玉振的条理。这是圣人之智，至外之中，力外之巧，岂可轻心浅虑读之哉？道不在决去不回处，乃在参详审谛处。可以之义，谓参详审谛也。取而参详审谛，则不至于伤廉；与而参详审谛，则不至于伤惠；死而参详审谛，则不至于伤勇。唉！充可以取，可以无取，而上之，岂止不伤廉而已哉？与可以仕则仕，同一几也。充可以与，可以无与，而上之，岂止不伤惠而已哉？与可以久则久，同一几也。充可以死，可以无死，而上之，岂止于不伤勇而已哉？与可以速则速，同一几也。天下之理，求其所谓可而已矣。诚识其所谓可，则是孔子之圣也。《礼记》说：“当其可之谓时”，孔子圣人，时亦当其可而已矣。故学者观圣贤，当识其意，勿泥其辞。如此六可以止，以廉惠勇观之，而不知与孔子圣之时同一几柄，岂足以知圣贤之所存哉？故余表而出之。且就孟子时言之：商鞅变法，令以取秦相；驺忌挟倾危以取齐相；陈轸以辩说而取楚使

译苏秦凭借纵横捭阖的手段获取了六国的相印；张仪依靠恐吓威胁取得了秦国的相位；稷下学宫的众人凭借口舌之利获得了齐国的卿位。这些都是不考虑事情是否可行，只一味追求获取而损害廉洁的行为。秦、齐、楚及六国的君主，不考察这些人的贤能与否，不询问他们学问的正邪，轻易将国家的权位名器授予这些人，这是只一味给予而损害恩惠的行为。后来聂政刺杀侠累，荆轲刺杀秦王，径直前行，不顾道义情理，这是只一味赴死而损害勇气的行为。假使他们听到“六可以之”的说法，并加以仔细参详审察，那么圣人的道理就在这里萌芽了。可惜啊！

译逢蒙向羿学习射箭，完全掌握了羿的射箭技术，心里想着天下只有羿比自己强，于是杀害了羿。孟子说：“这也算是羿有罪过。”公明仪说：“应该像羿那样就没有罪过吧。”孟子说：“只是浅薄罢了，怎么能说没有罪过呢？”郑国派子濯孺子侵犯卫国，卫国派庾公之斯追击他。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的病发作了，不能拿弓，我必死无疑了。”他问他的车夫说：“追我的是谁？”车夫说：“是庾公之斯。”子濯孺子说：“我活定了。”车夫说：“庾公之斯是卫国善于射箭的人。”子濯孺子说：“我说我活定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子濯孺子说：“庾公之斯向尹公之他学习射箭，尹公之他向我学习射箭。那尹公之他是个正直的人，他选择朋友必定也是正直的。”庾公之斯到了，说：“先生为什么拿不起弓？”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的病发作了，不能拿弓。”庾公之斯说：“我向尹公之他学习射箭，尹公之他向您学习射箭，我不忍心用您的技术反过来伤害您。虽然如此，今天的事是君主的命令，我不敢废弃。”他抽出箭，敲掉箭头，射掉了四支箭，然后返回。

我读这一章说：唉！祸福没有不是自己招致的，这已经很久了。水清就洗帽带，水浊就洗脚，这能怪谁呢？肉腐烂了生出虫子，鱼干枯了生出蛀虫，难道是外来的吗？古人说福就说自己求得，说智慧就说自己招致，说灾祸就说自己造作，说忧愁也说自己招致。不是深知祸福原因的人，怎么能立论如此鲜明呢？商鞅用刻薄的手段侍奉秦国，秦国的报应，也用刻薄的手段使他车裂而死。晁错用权术教导景帝，景帝的报应，也用权术使他在东市被斩首。反复这个道理，那么逢蒙杀害羿，庾公不忍心伤害子濯孺子，正是祸福没有不是自己招致的实证。孟子深知这个道理，公开断言逢蒙说：“只是浅薄罢了。”他叙述子濯孺子的话说：“尹公之他，是个正直的人。正因为羿的浅薄，所以他教导逢蒙，也用浅薄。浅薄到了极点，就有以至于自己害死自己的情况。正因为子濯孺子的宽厚，所以他教导尹公之他，也用宽厚。宽厚远远地波及，以至于尹公之他的弟子不肯因为君主的命令，反过来用道义伤害他的老师。”既然确实像这样说法，君子学习，能不谨慎他所处的位置吗？陈平被封侯后，不敢忘记魏无知；李大亮显贵后，不敢忘记张弼。用陈平、李大亮的心，也可以知道魏无知、张弼的存心了。至于吕布侍奉丁原则杀害丁原，侍奉董卓则杀害董卓；刘牢之侍奉王恭则杀害王恭，侍奉司马元显则杀害司马元显。用吕布、刘牢之的心，也可以知道丁原、王恭、董卓、司马元显的存心了。既然这样，由此知道忠厚的教化，果然是周朝奠定八百年基业的原因。读《行苇》这首诗，使人感到和乐有三春般的快乐。秦朝拥有天下，到二世就灭亡了，刻薄的效果竟然如此。商鞅讨伐魏国，给魏将公子卬写信说：“我起初与公子交好，现在都为了各自的国家，不忍心互相攻打，可以与公子当面结盟，快乐饮酒然后罢兵，来安定秦魏两国。”公子卬认为是对的，于是埋伏甲士俘虏了他，他的刻薄竟然如此。这种风气一旦形成，秦朝所做的，无非是刻薄。张仪刻薄，陷害楚怀王；白起刻薄，坑杀士兵四十万；赵高刻薄，使二世杀害六亲；李斯刻薄，使二世实行督责，直到望夷宫的祸乱，孤单独处，没有一个人帮助他。说起来使人酸楚，那么刻薄的报应究竟如何呢？逢蒙、庾公的说法，也可以作为拥有天下者的警戒了。然而郑朋游历萧望之、傅喜的门下，最终陷害萧望之、傅喜；宋之问投靠王竣以保全自己的生命，最终陷害王竣。萧望之有什么罪呢？萧望之固然贤德，然而不知人的罪过，萧望之又怎么可以自我赦免呢？人本来不容易了解，了解人也不容易。萧望之虽然不是浅薄邪恶，然而不知人的警戒，也可以说是可耻的了。像郑朋肯依附石显，宋之问肯侍奉两张，他们的神情态度，也可以知道了。却让他们出入门下，与自己共患难，难道不是他的过失吗？这又不可不审慎。天下的事本来有不可不辨别的。从前越石父在牢狱中，晏子解下左边的骖马赎了他，载着回家没有道谢。过了很久，越石父才请求断绝关系说：“君子被不了解自己的人委屈，被了解自己的人信任。”世人都传为美谈，太史公首先记载在晏子传中。难道太史公自悼没有晏子的知人之明吗？不然为什么称美呢？那越石父是浅薄邪恶的人，如果他的这种说法行得通，那么忘恩的人都将以此作为借口。况且使越石父脱离牢狱，恩惠也很大了；进门不道谢，事情也很细微了。越石父竟然因为不道谢的小礼节，而忘记脱离困境的大恩。那所谓的道谢，是越石父应当谢晏子呢？还是晏子应当谢越石父呢？使人脱离困境，却又索取道谢，为什么责备人这么深呢？立刻想要断绝关系，道义在哪里呢？虽然越石父当时被称为贤者，从这件事来看，都不值得称道了。我们立身行事应当寻求忠厚的说法，来上报君亲与知己，不要迷惑于越石父的话，以为忘恩负义的人，与逢蒙同一类。这又是孟子的遗意。

孟子说：“西施蒙上不洁，人们都会捂着鼻子走过。虽然有丑人，斋戒沐浴，就可以祭祀上帝。”

孟子曾经说：“中等的人培养不中等的人，有才能的人培养没有才能的人。”这是孟

译你的心，对于那些不中用、无才能的人尤其加以留意。如今有“西施与丑人”的议论，那其中的忠恕之心、仁厚之意，难道容易衡量吗？他之所以能传承曾子的道，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仁义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呢？践行它就成了君子，背离它就成了小人。假如平时是君子，一旦背离仁义，那么以前的功劳全部废弃，他成为小人是毫无疑问的。就像西施天生美丽，却沾染了不洁净的东西，谁不捂着鼻子从她身边走过呢？假如平时是小人，一旦践行仁义，那么以前的恶行全都消失，他成为君子是毫无疑问的。就像丑人天生丑陋，只要斋戒沐浴，就可以侍奉尊贵的上帝。孟子的这个意思，是认为商鞅、孙膑、邹忌、陈轸、张仪以及稷下学宫的那些人，资质英伟超迈，如同西施的美丽一样，却沾染了权谋诡诈、纵横捭阖、奇特怪异、不洁净的学问，有道的君子都羞于谈论而喜欢攻讦他们。现在既然已经这样了，假使他们一旦向善改过，革心洗面，完全抛弃那些不洁净的学问，而在我们帝王的正道中斋戒沐浴，使得天下父子相互保全，兄弟相互扶持，家庭和睦相处，乡里宗族、亲戚朋友相互往来，用酒食牛羊鸡猪黍稷相互宴饮作乐，那么就可以与皋陶、后稷、伊尹并肩携手，一同在尧舜面前行揖让之礼了。这就像丑人虽然丑陋，也可以侍奉上帝一样。唉！孟子忠恕仁厚，竟然想要等待商鞅、孙膑等人改过自新并斋戒沐浴，难道有愤恨厌恶顽固之人的心吗？这就是他之所以伟大的原因。用善来培养人，理当如此。唉！人不自重，已经很久了。公孙弘学习《春秋》，樊哙（此处原文似有误，依语境应指某学者，暂译人名）研习《尚书》，戴圣精通礼经，马融通晓五经，这就像西施的资质禀赋一样，却沾染了阿谀奉承、盗贼行径、违法乱纪、依附权贵这些不洁净的东西，成为千古罪人，多么令人惋惜啊！人如果能改过，最终归于君子，这也是很久以来的道理了。周勃曾吹箫，樊哙曾屠狗，陈俊曾是下江的盗贼，黄宪是牛医的儿子，这就像丑人的资质禀赋一样，然而有的忠诚冠绝社稷，有的气势夺人于鸿门，有的功绩列于云台，有的器量广阔千顷，名声垂于史册，芳香流传古今，斋戒沐浴来侍奉上帝，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唉！士人君子存心，难道可以不谨慎吗？一念之差，就沾染了不洁净；一念回归正道，就是斋戒沐浴。臭气难闻到让人掩鼻，香气远闻直达上天，利害贤否，应当知道如何选择。孟子的议论，不深刻吗？

译孟子说：“天下谈论人性的人，不过是依据事物的本来状况罢了。所谓本来状况，是以事物所适宜、有利的本性为根本。人们厌恶智巧，是因为它穿凿附会、违背自然。如果智巧像大禹疏导水流那样，那么人们就不会厌恶智巧了。大禹疏导水流，是顺应水势而无所作为。如果智巧也能像这样顺应自然而无所作为，那么这种智巧也就伟大了。天虽然高，星辰虽然远，只要探求它们的本来状况，即使是千年前的冬至日，也可以坐着推算出来。”

孟子曾经确立性善的论点，向上契合千古圣人不言而教的用心，向下扫除诸子邪说的谬误，本来就是用“水没有不向下的”来类比“人性没有不善的”。像孟子谈论人性，不是个人的私见，而是天下的公论。认为这种言论可以面对百位圣人而不惭愧，遮蔽天地而不羞耻，质问鬼神而没有疑惑，考证三王的事迹而不谬误。那么天下谈论人性，为什么他的论述如此超绝呢？是因为他的论述不是出于私意、小聪明、荒唐无稽的言论，而是根据事实来说的。所以说“不过是依据本来状况罢了”。所谓本来状况，就是事实。用什么来验证事实呢？以它所适宜、有利的地方作为事实。况且牛的性情，事实是顺从，这是它适宜于顺从；羊的性情，事实是狠戾，这是它适宜于狠戾；人的性情，事实是善，这是它适宜于善。怎么知道事实是善呢？婴儿爬进井里，怵惕恻隐之心忽然显现，这难道不是事实在于善吗？先王因此谨慎地设立学校进行教育，用《诗》《书》、文、礼、乐、诵、歌、舞来启发引导，高的成为圣贤，低的成为孝悌友爱之人，这是因为事实适宜于为善。如果适宜于善，倘若用私智去扰乱它，那么人就会失去正常的本性，像狂澜一样动荡，无法遏制。世上的士人不知道出于此理，而在事实之外穿凿私智去扰乱它，天下沸腾奔涌，横冲直撞，于是用严厉的刑罚威慑，加重法令，民心更加丧失，一个人呼喊，天下响应，社稷就无法保全了。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不顺从它的本来状况，而穿凿私智去扰乱它。像商鞅、孙膑、邹忌、陈轸、苏秦、稷下这些人，用权谋诡诈、纵横捭阖、卓异荒唐的智巧去扰乱它。秦国坚守商鞅的学说，虽然吞并天下，覆灭诸侯，民心已经离去，陈胜一起事，秦国就灭亡了。这是穿凿私智的明显验证。如果智巧像大禹疏导水流那样，那么人们就不会厌恶智巧了。大禹的智巧是怎样的呢？知道水没有不向下的，这是水的本性，事实适宜于向下。我不设立丝毫私智，决开汝水、汉水，排除淮水、泗水，疏通济水、漯水，凿开龙门，疏通九条河流，无非是顺着水的本性向下而加以引导。八年在外，虽然好像多事，论其成功，不过是顺应自然而无所作为罢了。所谓无所作为，是顺着它向下的本性，不曾设立一事去扰乱它。假使治理天下的人也像大禹治水那样，顺应自然而无所作为，顺着人民趋向善的本性加以启发引导，那么在咳嗽皱眉、微笑之间，垂衣拱手之时，天下就会自然而然地趋向治理，以此为智，难道不是最大的智巧吗？况且天虽然高，星辰虽然远，似乎不可测知。然而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是天的事实。比如从角宿到箕宿七十五度，从斗宿到壁宿九十八度，从奎宿到参宿八十度，从井宿到轸宿一百一十二度，五星的隐现都有常数，这是星辰的事实。探求事实并推算它，即使是星象师和盲人史官，向上推算千年，像所说的甲子年朔日早晨在冬至日那样，分毫不差，难道是星象师和盲人史官的智巧如此奇妙吗？不过是认识天和星辰的本性，顺着它们的本来状况来推算罢了。由此知道圣王的道，无非是天下的人性罢了。他们制作簠、簋、俎、豆，管、磬、琴、瑟，建立清庙、明堂，设立辟雍、太学，难道是喜欢做这些多事吗？顺从人民的本性，不得不如此啊。话说到这个地步，才知道乾坤的创造，变化的神奇，蕴藏深奥宏大，难道是浅薄的智巧所能测知的吗？

公行子有儿子的丧事，右师去吊唁。进门时，有人走上前去和右师说话，有人靠近右师的座位和右师说话。孟子不和右师说话，右师不高兴，说：“各位君子都和驩说话，只有孟子不和驩说话，这是轻视驩啊。”孟子听说后说：“礼制规定，在朝廷上不跨越位次互相说话，不越过台阶互相作揖。我想遵循礼制，子敖却认为我轻视他，不也很奇怪吗？”

王驩，是齐国的宠臣，这是何等样人？吊唁公行子时，竟然有人走上前去和他说话，有人靠近他的座位和他说话。一时的士大夫没有操守，趋炎附势，奴颜婢膝，态度如此，那么王驩的气焰熏天，也可以看见了。孟子唯独不和他说话，不是忽视他，而是理当如此。我私下阅读《豫卦》，就知道孟子所坚守的了。《豫卦》六二说：“像石头一样耿介，不用终日，贞正吉祥。”当时正值喜悦安乐，众人都趋向行动，而六二的君子居中守正，耿介如石，以此存心，那么他获得吉祥，难道需要终日吗？齐国的士大夫，因为一国的宠幸都在王驩身上，竟然在众人面前不顾义理，不守名分，而如此趋媚，上下一心，没有知道羞耻的人。各位士人前来，是为了吊唁公行子呢？还是为了王驩呢？在粪土之中却有灵芝菌类，在喧闹之中却看见鸾凤。那是孟子吊唁公行子吗？一时的气象如此庄严，道心德量如天如帝，可以想见圣人的存心了。

译王驩是个小人，哪里值得孟子去结识呢？孟子单单不与他交谈，王驩也应当自我反省了。他不懂得孟子这是对症下药的功夫，反而产生了被孟子怠慢的怨恨。不经过职位的升降而互相交谈，不跨越台阶而互相作揖，这是朝廷的礼仪。孟子认为这是合乎礼仪的，王驩却认为是怠慢。那么凡是那些用不合礼仪的方式对待王驩的人，都是王驩所喜欢的。孟子用礼仪对待他，他却偏偏认为是怠慢，这难道不是颠倒错乱吗？然而孟子听到王驩说自己怠慢他的言论，便引用礼仪来解释，从容不迫到了这种地步。我在这件事上，不仅看到了孟子的用心，对待小人的方法，也由此而多次反省了。从前王叔文掌权时，他的门庭像市场一样热闹，有人劝张彖去见他，张彖说：“这个人正成为国家的妖孽，哪里还能去见这种吉祥之人呢？”张彖是个平民百姓，而他的操守却像这样。后来王叔文败落，像柳宗元、刘禹锡、陆淳、吕温这些人，都被放逐到远方，遭到万世的唾骂，而听到张彖名字的人，没有不拍着桌子称赞感叹，想要与他交友而不可得的，张彖不过是个坚守节操的人罢了。何况我们的孟子拥有圣王的学问呢？世间的士人竟然非议他，怀疑他，甚至辱骂他，这怎么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