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传卷九

译公事得以解释，但这件事既不符合道义，又与所援引的取舍标准如此乖谬，那么他谋国的用心又能怎样呢？周公与管叔，本是兄弟之情。兄长视其为骨肉至亲，弟弟又期望兄长托付重大事务，人之常情，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怎么会不托付给手足至亲，反而预先猜忌、妄加揣度，抛弃九族亲人而委托给他人呢？不幸的是管叔散布流言，上达周公，那么罪责就在管叔身上。周公的过错，是因为兄弟之亲。平时没见他有什么兄弟间的过错，谁说他会突然做出这种事呢？如果说周公不幸，还可以理解；如果说周公不仁不智，岂不是严重诬蔑大圣了吗？象忧愁他也忧愁，象欢喜他也欢喜，象以爱兄之道而来，舜又怎能不诚信而欢喜他呢？象每天都有杀害舜的阴谋，所以舜封他在有庳，却让官吏治理他的贡赋，这是为了让象的恶行没有显露；如果象的恶行未显露，舜也会像周公对待管叔那样对待他。兄弟是至亲，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如果他不幸不成器，我因为兄弟之情而有过失，这也是周公所不推辞的。周公起初因为恩义而有过失，后来为了国家大计，杀了管叔，放逐了蔡叔，他为国家考虑，也可以说是悔过了。那么陈贾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唉！我看周公的心，难道是不得已吗？管叔虽然是不成器的兄弟，但这颗心上天是知道的。周公的过错，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孟子可以说善于言辞了。陈贾起初为齐王密谋，想设置这个难题来折服孟子，孟子心术通达明澈，知道他的话不合情理，事情很不寻常，一定有说法，所以极力陈述兄弟之道的道理，并且说：“古代的君子，有过错就改正，说的是周公。现在的君子，难道只是顺从过错，还替他们找借口吗？”陈贾心怀奸诈，不用审讯，手脚都暴露无遗了。孟子远见卓识如此，如果让他坐在庙堂之上辅佐天子，人才的高下，谋议的正邪，诡诈的出没，怎么能逃过他的眼睛呢？谈笑间折服他，还有什么难的？像陈贾带着这种说法来，意气扬扬，自以为必胜，不用几句话，他就藏形匿迹，不再有喧哗争辩之词，如果孟子处理天下事务，会怎么样呢？然而小人迎合君主，像齐王那样，被陈贾所误导，这还算是小的方面。至于有国家败亡，流落草莽，还喜爱那些迎合自己的人，始终不醒悟的，古代也有，比如齐闵王就是。齐闵王国家破亡后，白天步行逃跑，对公王丹说：“我已经亡国了，却不知道原因，我亡国的原因是什么呢？”公王丹说：“您亡国的原因，是因为贤明。因为天下的君主都不成器，厌恶您的贤明，于是联合军队攻打您，这就是您亡国的原因。”闵王感慨叹息说：“贤明竟然如此痛苦吗？”公王丹又说：“古人有句话，天下没有无忧色的人，我听到您的声音，看到事实。您号称东帝，实际上拥有天下，离开国家住在卫国，容貌丰满，面色红润，没有重视国家的意思。”闵王说：“很好。”公王丹知道我从离开国家到住在卫国，腰带增加了三条。毁坏先王社稷的是闵王，灭掉先王宗庙的是闵王，残害先王百姓的是闵王，自身遭受祸患的是闵王，流落草莽的是闵王。这很容易看清，而公王丹却如此迎合，闵王始终不醒悟，最终遭受淖齿的酷刑，也不醒悟。唉！小人不识理义，而君主眷恋贼臣，喜好迎合，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我私下为此感到悲伤。唐太宗认为封德彝是佞人，却最终喜爱他；唐德宗因为卢杞而逃往奉天，却最终喜爱卢杞。君子的正道，以进献可行的建议、废除不可行的建议，陈述善道、堵塞邪路为长，而小人不问理义，一心迎合，所以使君主甘愿承受亡国杀身的祸患，而始终不喜欢君子的刚正。唉！

译孟子辞去官职准备回国，齐王去拜访孟子，说：“前几天我想见您却见不到，能够侍奉在朝廷同僚之列，我非常高兴。现在您又要抛弃我而回国，不知道以后还能再见到您吗？”孟子回答说：“不是我不敢请求，这本来就是我愿意的。”

过了几天，齐王对时子说：“我想在国内给孟子安排住所，用万钟的俸禄供养他的弟子，让各位大夫和国人都能有所效法。你何不替我向他说说呢？”时子于是通过陈子把这话转告给孟子，陈子把时子的话告诉了孟子。孟子说：“是啊，那个时子怎么知道这不可行呢？假如我想发财，辞去十万钟的俸禄而接受万钟的俸禄，这算是想发财吗？”

季孙说：“子叔疑这个人真奇怪！让自己执政，不被任用也就罢了，却又让自己的子弟做卿。谁不想要富贵，但他偏偏在富贵之中有私心垄断。古代做集市的人，是用自己拥有的东西交换自己没有的东西，有官吏管理罢了。有个卑鄙的男人，一定要寻找高地爬上去，向左向右张望以网罗市场的利益。人们都认为他卑鄙，所以跟着征收他的税。征收商税就是从这卑鄙的男人开始的。”

孟子起初在齐国担任宾师之位，没有固定的官职，也没有进言的责任，进退自由，所以长久留在齐国，不算失节。等到他做了卿，有了官职，不能尽职就可以离开；有了进言的责任，意见不被采纳就可以离开。不像以前作为宾师那样。辞官回国，是道义上理所应当的。齐王于是去拜访孟子，并且说：“前几天我想见您却见不到，能够侍奉在朝廷同僚之列，我非常高兴。现在您又要抛弃我而回国，不知道以后还能再见到您吗？”他的话诚恳真挚，使人感动，不知道他是怎么看到孟子的呢？这是因为孟子曾经指出他“以羊易牛”的恻隐之心，齐王当时豁然开朗，超然自指那忧戚之处为王者之心。所以他回国时，这颗心不能忘记。孟子亲自到他的住处拜访，并且有“想见却见不到”的话，有“同朝共事非常高兴”的话，有“抛弃我而回国”的话，有“以后能否再见到”的话。反复读这些话，看到他眷眷思念孟子，如同兄弟亲戚，不忍心舍去的意思。然而一个齐国人教他，众多楚国人干扰他。孟子的志向之所以不能实行，就是因为这个。大概稷下那些人是天天以权谋诡诈、富国强兵为言论，齐王退朝后与孟子交谈，上朝后又与那些人交谈。以孟子一人的言论，怎么能胜过这众多的口舌呢？又孟子的道在于久远，而稷下的学说有眼前的功效。齐王虽然有“以羊易牛”的恻隐之心，又有奢侈扩大的欲望。有这颗心所以喜欢孟子，有这个欲望所以被众多言论所迷惑而不能断然不惑。心不胜欲，这是孟子离开的原因，也是齐王最终不能实行先王之道的原因。然而齐王的心，难道一天就忘记孟子了吗？实行他的话孟子就留下，不实行他的话孟子就离开。既然心不胜欲，不能实行他的话，让孟子辞官回国。然而他的心炯炯有神，推置不去，怎么能冷漠地容许孟子决然离去而不挽留呢？这就是他去拜访的原因，这就是他有“想见却见不到”的话，有“同朝共事非常高兴”的话，有“抛弃我而回国”的话，有“以后能否再见到”的话的原因。而且他昼思夜想，所以有挽留孟子的计策，只是不想让他参与政事，而常想听他的仁义之言，似乎想培养以前“以羊易牛”的恻隐之心。所以有在国内安排住所、用万钟俸禄供养弟子，让各位大夫都效法的谋划。他为此计策，也已经深思熟虑了。他的意思认为这样，既可以挽留孟子，使我的心常有所依靠，又不参与朝廷计议，而我的欲望可以肆意放纵。而齐王不知道孟子的心意，在于使君主成为尧舜，使百姓成为士君子，被任用就实行，不被任用就藏匿，哪有已经辞官回国，却留恋万钟的供养，接受这虚浮的言论的呢？如果孟子这样，是他心巧于取利，与登高地而网罗市场利益的人有什么区别？难道不羞耻而可怜吗？君子做官，是为了道义。谏言被实行，言论被听从，恩泽施于百姓，这是道义的实行。君子所以留下；谏言不被实行，言论不被听从，恩泽不施于百姓，这是道义不实行。君子所以离开。去留的计策，只看道义而已。不是他的义，不是他的道，禄位遍天下也不顾，系马千驷也不看，何况万钟的俸禄呢？怎么能为此巧谋，以压抑当日见齐王的志向呢？那么士君子的出处，也可以决定了。起初在宾师之位，不参与朝廷计谋，那么进退从容，快不算过错，久不算失节。后来在卿相之位，谏言不被实行，言论不被听从，就辞官回国了。自回国以外，更没有其他说法了。齐王虽然有筑室的谋划，不知道让孟子在去就何处呢？唉！被任用就实行，不被任用就藏匿，这八个字罢了。士大夫所以出处的，只在于此罢了。被任用而不实行，不被任用而不藏匿，乃另立异论以自辨说，不是奸雄就是龌龊之士罢了。汉代的张禹、胡广、赵戒辈，都是圣门可诛的人。士君子不可不考察。

孟子离开齐国，住在昼地。有想为齐王挽留孟子的人，坐着说话，孟子不应答，靠着几案睡觉。客人不高兴地说：“弟子斋戒沐浴后才敢说话，夫子睡觉而不听，请不要再敢见您了。”孟子说：“坐，我明明白白告诉你。从前鲁缪公如果没有人在子思身边，就不能安顿子思；泄柳申详如果没有人在缪公身边，就不能

译能够安顿好自身。你替长辈考虑，却没有考虑到子思，是你断绝了与长辈的关系呢？还是长辈断绝了与你的关系呢？」

译孟子见识高远，与当时及后世所见截然不同，因此那些怀疑、责骂他的人，如当时的陈臻、屋庐子、淳于髡等人，后世的荀子、司马光、李泰伯等人，近日的郑厚等人，自信的人有时讥讽他，忠厚的人有时怀疑他，愤恨的人几乎要骂他。这是因为孟子能在事变中运用先王之道，使人无法窥测。比如，人们都认为君主召唤，不等车马驾好就出发是恭敬，孟子却认为陈述尧舜之道才是恭敬，他们的见识果真相同吗？人们都认为坐着说话，不应靠着几案躺着是断绝关系，孟子却认为不能使子思安心才是断绝关系，他们的见识果真相同吗？人们都认为富国强兵、纵横捭阖是国家大计，孟子却认为种桑养蚕、种田、养鸡猪狗、重视学校教育、宣扬孝悌，使老人穿帛吃肉，百姓不饥不寒，不在道路上背负重物，不在沟壑中漂流死亡才是国家大计，这与他当时及后世的见识迥然不同，超绝不等。孟子的学问，不学颜回、闵子骞、伯牛，不学伯夷、柳下惠、伊尹，而只学孔子，不学孔子那极致的圣德和力量，只学孔子圣德之外，所谓智力之外，所谓巧至之外，所谓中庸之学，这些可以出仕、可以停止、可以长久、可以快速，都是开合变化不可窥测的地方，这都是千圣秘奥传心的方法，孟子一旦剖决发露，使人知道圣人有这样的事。唉，这远远超出凡情俗虑之外，超然如云龙的变化，六子的回旋，哪里可以用私智窥测议论其万一呢？我认为当时后世之人能合乎孟子意旨的，千万人中不过一二人而已。孟子离开齐国，在昼地住宿，客人想为齐王挽留他，这客人也是非凡之士，孟子却坐着说话不应答，靠着几案躺着，以常情看来，言辞不文雅，礼貌不恭敬，即使是孔子也不能在互乡这样做，而师冕见到台阶说“这是台阶”，见到席子说“这是席子”，都坐着说“某人在这里，某人在这里”，以大圣人亲自与小孩、盲人周旋如此，孟子却独自傲慢无礼如此，何况那所谓的客人，斋戒住宿后才敢说话呢？我由此知道他是非凡之士。从前马援接受梁松的拜礼而招致祸患，郭子仪对卢杞表示敬意而免除祸患，如果客人是凡俗之人，我知道孟子会拒绝梁松的拜礼而对卢杞表示敬意。正因为那客人斋戒住宿，又自称弟子，所以我由此知道他不是凡人，而孟子就用先王之道来对待他。而且客人平生知道，坐着说话，说话应答，应答不敢躺着是相亲的表现。不知道不能使子思安心是不相亲的表现。他在此处开导，使客人摆脱凡俗之心，而超然知道此外有先王之道，这样也是大幸了。那么为客人着想，应当向齐王陈述挽留孟子的理由，以听从他的言行，他的劝谏能使恩泽下及百姓是可以的。如果齐王答应，那么孟子将会回车向东返回。只因他不知道这样做，而仅仅漫无目的地以挽留孟子为勤勉，却不知道这在道上为屈，在义上为非。论他的事则贪图爵禄，论他的志则留恋名位，使孟子将如何处置呢？只因他的话不合道理，事无对策，所以长者自处，以先王之道自尊，说话不应答，靠着几案躺着，以启发他的愤悱之心。这又可以看见孟子能运用先王之道。士大夫不学罢了，学就应当学孟子，用先王之道来驾驭当世之变。只有见识超绝于凡俗之外，然后能运动枢机，斡旋造化，转桀纣为尧舜，变盗跖为伯夷，而使人人有士君子的行为。其用如此，能不勉励吗！

孟子离开齐国，尹士对人说：“不知道齐王不能成为商汤、周武王，这是不明智；知道不可，却仍然前往，这是求取恩泽。”千里去见齐王，没有遇到，所以离开。在昼地住宿三天后才离开，为什么这样迟缓呢？士人对此不悦。高子把这话告诉孟子说：“尹士哪里了解我呢？千里去见齐王，是我所希望的。没有遇到所以离开，难道是我所希望的吗？我是不得已啊。我在昼地住宿三天才离开，在我心里还觉得快。齐王或许会改变，齐王如果改变，就一定会召我回去。”出了昼地而齐王不追我，我然后浩然有归志。我虽然这样，难道会舍弃齐王吗？齐王还足以行善。齐王如果用我，那么岂止齐国百姓安宁，天下百姓都安宁。齐王或许会改变，我天天盼望。我岂像那些小丈夫一样吗？向君主进谏而不被接受，就愤怒悻悻然表现在脸上，离开就穷尽一天的力量然后住宿呢！尹士听了说：“士人真是小人啊。”

先王之道衰微，管仲以霸道败坏人心。五霸之术衰微，商鞅、孙膑、陈轸、苏秦、张仪、稷下诸人，又以权谋纵横诡计败坏人心。因此先王忠厚之风几乎不再见到，而轻浮浅薄动辄结成党羽，喋喋呫呫，专事口舌之争不问圣贤，妄加诋毁，实在可恶。如陈臻、屋庐子，都游历圣贤之门，而陈臻设下三个问题，必定使孟子处于有过之地；屋庐子又设下两个问题，必定使孟子处于有过之地；淳于髡又设下三个问题，必定使孟子处于有过之地。现在尹士又有三个问题，大抵都是轻议圣贤，妄生口舌，纵横左

译右边这些人，必定想要他们的私说获胜，从而使圣贤没有立足之地。唉，这真是怎样的风俗啊！孟子之所以指责五霸为罪人，指责张仪、公孙衍为妾妇，指责杨朱、墨翟为禽兽，都是因为他们败坏人心术，扰乱是非，颠倒黑白，奴颜婢膝，人面兽心，完全没有帝王忠厚敦朴的气象，所以如此。孟子极力抨击并排斥他们，希望这种风气能够改变，圣贤的言行都能安然施行于世，而那些无知的小人纷纷议论、毁谤，消失踪迹，难道不是幸运的事吗？圣贤出仕或隐居本来自有其道，哪里是尹士这类人所能理解的呢？当孟子在齐国担任宾师时，从容不迫地进退，不以任职时间的长短为意；等到担任齐国卿相，劝谏不被采纳，言论不被听从，就辞去官职回国，又离开齐国而不肯稍作停留。这是孟子审慎衡量，充分彰显孔子“可以出仕就可以停止，可以久留就可以迅速离去”的道理。像尹士这样的小人，应当瞻仰羡慕才是，却拿出私智，妄以不明恩泽、滞留不去来指责圣贤，为何如此不谦逊无礼呢？孟子千里迢迢去见齐王，希望齐王听从我的言行，我的劝谏能下达，我的恩泽能施予，这难道不是孟子的本心吗？没有遇到明君而离去，难道是圣贤所愿的吗？况且齐宣王有换牛之心，有罪己的善行，有不自我欺骗的心，有不自我满足的意思，去见孟子，有成汤那样的举动，又有先前愿意相见的话，有同朝相见非常喜悦的话，有“抛弃我而回去”的话，有接着又能相见的话，恳切诚挚，使人铭记于心。因此，孟子在昼地停留三夜才离开，在他心里还觉得太快了，原因就在这里。至于坚决离去不回头，以博取流俗的赞誉，这符合尹士的心意；但断绝人为善的道路，背离先王之道，有什么可取的呢？孟子的出仕或隐居，只求符合圣贤之道罢了，难道是为了区区尹士这样的人吗？孟子说：“齐王大概会改正吧。齐王如果改正了，就一定会召我回去。”又说：“我虽然如此，难道会舍弃齐王吗？齐王还足以用来行善。”唉！圣贤乐于行善的心，竟然达到这种程度。这与孔子对长沮、桀溺说：“鸟兽不能与之同群，我不与这些人在一起，又与谁在一起呢？”的话，道理是相同的。又与“文王光辉显著，也临视；不厌倦也保护；没听说也效法；不劝谏也进入”的话，道理是相同的。学问达不到这个境界，都不能算是行善。学问，如果以隐遁为高尚，以坚决离去为善，轻视一世，骄傲公卿，却说：“我的道应当如此。”可以想象尹士听到这些，会认为圣贤就是这样。我担心一概以先王之道，都会变成长沮、桀溺、荷蒉、荷蓧那样愤世嫉俗的一类人。只怕得罪孔子门下。那么士大夫所学，是求合于像尹士那样的流俗呢？还是求合于像孟子那样的先王之道呢？应当自己知道如何选择。尹士听到孟子的话，了解孟子的存心，以及小丈夫的学说，自知自己的学问，也是愤愤不平的一类。而圣贤的心，大概就是这样广大。于是尹士突然感叹说：“士真是小人啊。”只有孟子的心广大，所以尹士自知自己是小。唉！尹士何其有幸能被孟子纠正？不然，也不过是投湘赴渊的材料罢了，有什么值得说的呢！

译孟子离开齐国，充虞在路上问道：“先生似乎有不高兴的样子。”充虞说：“前几天我从先生那里听到这样的话：‘君子不埋怨天，不责怪人。’”孟子说：“那是那时候，这是这时候。”五百年必定有圣王兴起，这期间必定有闻名于世的人。从周朝到现在，已经七百多年了。按这个数目来说，已经超过了；按时运来考察，正是时候了。上天还没有想要平治天下，如果上天想要平治天下，在当今这个时代，除了我还有谁呢？我为什么会有不高兴的样子呢！

孔门的弟子知道尊崇圣人，比如在乡里、朝廷，行走、言语、饮食、睡觉、起居、应对，都详细观察并谨慎地记录下来，像《乡党》篇就是这样。至于宰我，则认为孔子贤于尧舜；子贡则认为看到他的礼制就知道他的政事，听到他的音乐就知道他的德行；有若则认为孔子超出同类，高出众人；曾子则认为孔子像江汉的水洗涤过，秋天的太阳暴晒过。至于把孔子比作日月，比作宫墙，比作天地覆盖承载，比作四季交替运行，日月轮流照明，他们尊崇圣人到了这样的地步。到了孟子的弟子们，像陈臻就提出三个问题来非议他，屋庐子就提出两个问题来离间他，充虞就怀疑他不高兴，公孙丑就怀疑他动心。为什么门户相同，而趋向却不同呢？孔子离开夏商周三代的时间还不算远，虽然经历了五霸的败坏，但齐国的晏婴、宋国的向戌、郑国的子产、吴国的季札、晋国的叔向等各位，都是当时优秀的大夫，他们的议论风范，时常还有三代的遗风，忠厚诚恳，尚且可以想见。所以天下的士人还没有完全像孟子时代那样。至于子路轻率恼怒，不悦于己而被孔门黜退。至于孟子时代，人心更加败坏，时风更加淡薄，商鞅、孙膑、陈轸、苏秦、张仪、稷下学宫的那些人，都操持阴险狡诈之事，凭借口舌之利来动摇当世而得志如意，腰佩金印，拖着紫绶，纵横驰骋于六国之间。天下的士人随波逐流跟从他们，严于责人，宽于律己。到了秦国达到极点，以至于焚烧六经，毁弃尧舜。孟子出生，正冲撞其锐利锋芒，正当其颓败浪潮，那么那几个人的轻率不足为怪了。现在充虞引用君子不怨天不尤人的说法，来质问孟子不高兴表情的罪过，实在可笑。孟子回答的意思，是说：前代圣贤得志，本来自有其时；后世圣贤得志，也自有其时。论时运又有大的数目存在于其中，五百年必定有王者兴起，这期间必定有名世者，这就是所谓的时数。从周朝到现在，七百多年，按数目来说，已经超过了；按时运考察，上天生出孟子正当其时。然而孟子不被梁惠王任用，于是到了齐国，齐王虽然眷顾，却不能光大他的道使之施行于天下。现在又不遇明主而离开，这是上天还没有想要平治天下。如果上天想要平治天下吗？在当今这个时代，超然独立地高出商鞅、孙膑、苏秦、张仪、稷下学宫那些人之上，而改变造化，可以使桀纣变为尧舜，使盗跖变为伯夷、叔齐，从而使四海之民，人人都有士君子的品行，除了孟子还有谁呢？孟子的学问，以天为乐，而天想要平治天下，我就进取作为而乐天；天不想要平治天下，我就退隐处身而乐天。为什么不高兴呢？无知小子，妄用私智裁度圣贤，使后世的士人沿袭熟习，喜欢毁谤前辈，轻蔑名流的人，都是陈臻、屋庐子、公孙丑、充虞这类人有所启发的。我读到这里，不禁放下书而长叹。

孟子离开齐国，住在休地。公孙丑问道：“做官却不接受俸禄，是古代的道吗？”孟子说：“不是。在崇地，我得以见到齐王，退下来后有离开的志向，不想改变故旧的情分，所以不接受。接着又有老师的命令，不可以请求。长久留在齐国，不是我的志向。”

先王的制度规定俸禄，是用来代替耕种的。劳心的人治理别人，所以有俸禄而不耕种；劳力的人被人治理，所以耕种而没有俸禄。从府史胥徒充任而上，直到公卿大夫，虽然俸禄不同，但都是用来代替耕种的。德行盛大的人爵位尊贵，才能伟大的人俸禄丰厚，都只与其相称罢了。那么做官而接受俸禄，是古代的道。做官而不接受俸禄，难道是人之常情吗？然而孟子在其中又有变化，这不是普通人所能知道的。他说：“在崇地我得以见到齐王，知道齐王的心不纯，不足以施行我的道。”既已见面而退下，就有离开的志向。既有离开的志向，身体虽然做官于齐国，心已经离开齐国了。这个志向已定，不想改移。士大夫所学习的在于不欺骗自己的心罢了。心已经想要离开国家，怎么可以勉强接受其俸禄来欺骗自己的心呢？虽然在齐国做官而不接受俸禄，大概是为了尽自己的心。既已接受俸禄，就不应当有离开的心；既有离开的心，就不可以接受俸禄。唉！圣贤不欺骗自己的心，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大概勉强接受俸禄，是欺骗自己的心。欺骗自己的心，就是欺骗君主；欺骗君主，就是欺骗上天。心有一丝一毫想要离开，那么俸禄虽然万钟，我看它就像粪土一样。然而我虽然有离开的心，倘若事情还不可以离开而决意求去，将会自取祸患，不是圣贤之道。这就是孟子优游在朝而人们不知道他的心早已离开国家的原因。想要验证他离开国家的心，只需在他不接受俸禄的那天考察，大概就可以看到了。他说：“接着又有老师的命令，不可以请求。”于是知道圣贤周旋人情，谙练

译世间的政务就是如此。虽然内心想要离去，但正值国家有军事征召的命令，人心动荡不安，如果我在其间不顾及是否适宜，决意离去以显示清高，那么对上会引发国君的猜疑，对下会招致小人的诽谤，而百姓震惊恐惧，舆论惊慌失措，像这样处世，学问又体现在哪里呢？孟子之所以虽然有此念头却不敢请求离去，他长久留在齐国并非本意。既然不是本意却强颜欢笑接受俸禄，这又怎么算是孟子呢？我仔细观察圣贤如此处事，哪里会不快乐呢？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有离去的志向却仍然接受俸禄，那么内心就会焦虑不安，不是成为投江赴死的殉道者，就是成为贪婪无耻的人。如今从容自在地处之，才可见孟子能够运用先王的道义，没有行不通的地方。

译孟子传卷九

<经部,四书类,孟子传>

钦定四库全书

孟子传卷十

宋 张九成 撰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做世子时，将要去楚国，路过宋国而拜见孟子。孟子向他阐述人性本善的道理，说话必定称引尧舜。世子从楚国返回后，再次拜见孟子。孟子说：“世子怀疑我的话吗？大道只有一个罢了。”成覸对齐景公说：“他是男子汉，我也是男子汉，我为什么要畏惧他呢？”颜渊说：“舜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人？有所作为的人也能像他那样。”公明仪说：“文王是我的老师，周公难道会欺骗我吗？”如今滕国截长补短，方圆将近五十里，仍然可以成为治理良好的国家。《尚书》说：“如果药不苦口，疾病就不能痊愈。”

圣贤的教化，只有一个罢了。对内以此安顿内心，对外以此修养自身，对上以此侍奉君主，对下以此接待他人。看孟子指出齐王以牛换羊的恻隐之心，与指出滕世子人性本善的道路，难道有两条不同的道理吗？齐王在言语间醒悟，于是有了忧愁不安的询问；世子在言语间醒悟，于是有了心中始终不能忘记的说法。唉！学习先王的道，而直接指出给人关键的路径，只有孟子吧？大概他的渊源来自曾子，曾子直接指出忠恕是孔子的道。曾子传给子思，子思直接指出慎独是天命之性。子思传给孟子，孟子直接指出齐王以牛换羊是王者之心，直接指出世子人性本善是尧舜的根本。让人深深体味他的遗言，暗中领会他的微旨，那么我们的眼睛看颜色，耳朵听声音，鼻子闻气味，四肢感受安逸，是谁在起作用呢？说到此处，便不知脚在跳动，手在挥舞。孟子既然指出了人性本善的道路，使人在言语间豁然开朗，又称引尧舜之道，以印证其宏大的机要，就像指出齐王以牛换羊的心，而在其面前陈述尧舜之道一样。这是孟子宏大的机要大用，如同造化转移、炉锤陶冶的妙处。大道，就是指引。既然指出了人性本善之处，以警醒他的心，又称引尧舜以扩大其作用，那么人人都知道有比自己更尊贵的东西，便与尧舜处于同样的境地了。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说的就是这个吧？如果不加以警醒，那么他就无所收获；如果不加以扩大，那么他就不能实行。有收获而不能实行，怎能变化运用于四海九州，使人人都蒙受其恩泽呢？齐王的恩惠足以施及禽兽，而功绩不能施及百姓，是因为不能实行。宏大啊，实行！如果不是孟子，谁能识得呢？齐王受到孟子一次警醒的力量，虽然不能实行其道，至于去拜见孟子，几乎有商汤那样的举动。滕世子受到孟子一次警醒的力量，至于从楚国返回再次拜见孟子。去拜见孟子，是为了什么事呢？是因为这颗心不能忘记。再次拜见孟子，也是为了什么事呢？也是因为这颗心不能忘记。唉！如果使人不能指出这颗心，那么已经有能指出的人了，虽然不能完全运用其机要，难道念念能忘记所指的人吗？这大概是天理自然，心中不可解开的。世子再次拜见时，他的心忽然见到天理的广大，而旧习仍然往来其间，未能将旧习变为仁义礼智的作用，所以怀疑尧舜之道不容易做到。孟子又转变其机要说：世子怀疑我的话吗？大道只有一个罢了。我有此性，尧也有此性，舜也有此性，难道有两种道理吗？为什么不直接推广它，举荐它，左右扩大它？怎么可以退缩不前，把人性本善当作尧舜的事，而与我无关呢？所以称引成覸“我为什么要畏惧他”的话，称引颜子“有所作为的人也能像他那样”的话，称引公明仪“文王是我的老师，周公难道会欺骗我”的话，以助长他的气概，以赞助他的决断，并且安慰说滕国可以成为善国，而引用《尚书》“药不苦口”的话来廓清它。直接使用其机要，不再疑虑，药力既大，病势顿时消除。前日纷纷的人欲，因为孟子一指之药，忽然不见，而我居处为仁，行动为义，践行为礼，运用为智，坚守为信，天下的乐事，有超过这个的吗？我因世子的说法，于是尽发其机要，有志者请试着思考。

滕定公去世，世子对然友说：“从前孟子曾经在宋国与我交谈，我心中始终不能忘记。如今不幸遇到大丧，我想让你去问孟子，然后行事。”然友到邹国问孟子。孟子说：“不也很好吗！亲人去世本来就应该自己尽力。”曾子说：“生前依礼侍奉，死后依礼安葬，依礼祭祀，可以称为孝了。”诸侯的礼制，我没有学过。虽然如此，我曾经听说过：“三年的丧期，粗麻的丧服，糜粥的饮食，从天子到平民，三代都共同实行。”然友回报使命。定行三年丧期，父兄百官都不愿意，说：“我们的宗国鲁国，先君没有实行，我们的先君也没有实行。到了你的身上反而改变，不可以。”而且志书上说：“丧祭依从先祖。”说：“我是有所接受的。”世子对然友说：“我往日不曾学问，喜欢骑马试剑，如今父兄百官不认为我做得够，恐怕我不能在重大事情上尽力。你替我去问孟子。”然友又到邹国问孟子。孟子说：“是的，不能从其他途径寻求了。”孔子说：“君主去世，听命于冢宰，喝糜粥，面色深黑，就位而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