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传卷十五

译已经穷尽了，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然而孟子的学问并不仅仅归结于天命，其下还有进一步的论述。那论述是什么呢？是关于转移造化的学说。可以说这学说深奥极了，宏大极了，常人无法企及。不知道孟子站在什么位置，才能将天命的界限看得如此分明。况且他的论述说：“如今小国侍奉大国却以接受命令为耻，这就好比弟子以接受老师的命令为耻一样。如果以之为耻，不如效法文王。效法文王，大国用五年，小国用七年，必定能在天下执政。”既然已经说小国役属于大国、弱国役属于强国是天命，现在却又认为如果以之为耻，不如效法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定能在天下执政，改变天命，毫不犹豫，明确划定年限，就像拿着左券向天下索取债务一样，这难道不是转移造化的学说吗？学问达到这种境界，也就深奥极了，宏大极了，常人无法企及了。既然将命运归结于天，便无话可说，而在天命之外又有“效法文王，必定能在天下执政”的论述，这就意味着天命掌握在我自己手中罢了。天命之外又有文王，并且引用《诗经》中商朝子孙在京师祭祀的诗句作为证据，又引用孔子“仁者不可被众人所左右”的学说作为依据，意思是既然做了仁人，就应当居于众人之上，不能与普通人相同，所以有“天下无敌”的学说，认为超然独立尊贵，没有对手。当时的诸侯都施行暴政，把扩张领土当作功业，把杀人当作英雄行为，虽然号称强大，都不是仁人。百姓生活在他们的国家里，就像在猛火沸汤中，如果施行王道政治，让他们种桑树、耕田，养鸡养猪狗，重视学校教育，宣扬孝顺悌敬。让老年人穿丝绸吃肉，不在道路上背负重物；百姓不饥不寒，不在沟壑中流离失所。这就是施行仁政，效法文王，那么天下无敌，是必然的。又何必谈论强大呢？我正率领诸侯侍奉天子，恢复周文王、周武王的基业，就像手持热水去洗涤一样（感到舒适）。又引用《诗经》来结束他的意思。事情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就归结于天命。比如楚子围弑君篡位，灭掉陈国、蔡国，拘捕徐子，修筑朱方城，号令天下，主持中原盟会，都说“上天保佑楚国”，又说“上天正将天下授予楚国”。像申地防守时的晋国叔向、郑国子产、宋国向戍，都是当时贤良的大夫。然而他们低头听命，不敢表示赞同或反对，心里也认为天命在楚国，能怎么办呢？孔子为此感到悲伤，所以在《春秋》中记载“楚子麇去世”，并将十三个国家的大夫都归入淮夷一类。这是在天命之外，还有其他的道理，而当时的大夫学问不精深，致使弑君的贼人毫无顾忌，横行天下。所以圣人的笔法在《春秋》中，阐明天命在我，应当有所辅助和赞美，有所转移，像孟子所说的那样是可以的。因此我认为孟子的学问，穷尽了天与人之间的界限，常人所不能到达的地方，确实是因为他的学说有这样宏大。

译孟子说：“对于不仁的人，可以和他讲道理吗？他们安于危险而贪图灾祸，以导致自己灭亡的行为为乐。如果不仁的人可以和他讲道理，那么怎么会有亡国败家的事呢？”有个小孩子唱道：“沧浪的水清澈啊，可以洗我的帽缨；沧浪的水浑浊啊，可以洗我的脚。”孔子说：“学生们听好了！水清就洗帽缨，水浊就洗脚，这都是自己招致的。人必定先自我侮辱，然后别人才侮辱他；家必定先自我毁坏，然后别人才毁坏它；国家必定先自我征伐，然后别人才征伐它。”《太甲》说：“上天降下的灾祸，还可以躲避；自己造下的罪孽，就无法活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孟子见识高远，看到当时的君主听信商鞅、孙膑、陈轸、苏秦、张仪以及稷下诸学士的邪说，深陷其中，改变了心术，都成了不仁的君主，而风俗习惯，不知道去种植桑树、耕种田地、养育鸡猪、饲养狗彘、重视学校教育、宣扬孝悌，让老年人穿丝绸吃肉，不在道路上背负重物，百姓不饥不寒，不在沟壑中辗转流离，尊重贤人任用能人，关卡只稽查不征税，市场只管理不征税，没有按户征收的布匹，执政却以扩张杀戮为功业、为英雄，怎么能和他们谈论先王的道呢？所以商鞅、孙膑、苏秦、张仪、稷下学士的学说，都是导致危亡灾祸的学说，而当时的君主竞相实行并争相蹈入，这就是安于危险而贪图灾祸，是以导致自己灭亡的行为为乐。他们各自以为安然如日中天，孟子在祸患未发生时，已经知道他们灭亡不久，宗庙社稷都将倾覆于他人之手。所以引用小孩子的歌谣、孔子的说法、《太甲》的说法作为证据，并且提出人自我侮辱、家自我毁坏、国自我征伐的论点，来警示他们。最终宋国被齐国灭亡，魏、楚以及韩、魏、赵、楚、燕都被秦国灭亡。齐国在山东四十多年未被秦军侵犯，也死在松柏之间，土地被秦国全部占有。秦国又依靠武力杀戮作为政令，没有国家可征伐，没有土地可兼并，以至于诛连三族，诛连骨肉，天下大乱，一人发难而七庙皆毁，最终被项羽占有。项羽又重蹈覆辙，以杀戮为心，想以武力称雄天下，不效法仁义而被汉王占有。汉高祖进入秦国不杀一人，约法三章，肃穆间已有三代的遗风，接着文帝宽厚仁爱，东西共二十多位皇帝，而国运长达四百年，这难道不是仁政的力量吗？孟子在六国无事时已看到此理，而发出自我招致的论点，不到五六十年，他的话应验得如同印契钥匙，没有丝毫差错。那么，如果不愿为天下国家做长远打算也就罢了，如果真的愿意，那么圣主的道怎么能忽视呢？

孟子说：“夏桀、商纣失去天下，是因为失去了百姓。失去百姓，是因为失去了民心。得到天下有方法，得到百姓就能得到天下。得到百姓有方法，得到民心就能得到百姓。得到民心有方法，百姓想要的，给他们聚集；百姓厌恶的，不要施加给他们。百姓归附仁政，就像水向下流，野兽跑向旷野一样。所以替深渊驱赶鱼的是水獭；替丛林驱赶鸟的是鹯；替商汤、周武王驱赶百姓的是夏桀和商纣。现在天下如果有爱好仁政的君主，那么诸侯的百姓都会为他驱赶过来了。即使想不称王，也不可能了。现在想称王的人，就像患了七年的病，寻求三年的陈艾一样。如果不积蓄，终身得不到。如果不立志于仁，终身忧患受辱，以至于陷入死亡。《诗经》说：‘怎么能做好事，互相拖累一起沉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夏桀、大禹的子孙，商纣、商汤的子孙，都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不致力于实行仁政来光大商汤、大禹的基业，而是放纵暴虐，一个被放逐到南巢，一个死在鹿台，都失去了天下。他们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是因为失去了百姓。之所以失去百姓，是因为失去了民心。百姓归附就成为天子，百姓离去就成为平民。那么使他们归附的方法，没有别的，就是知道他们的好恶罢了。百姓最喜好的是仁，最厌恶的是不仁。什么叫仁？就是所说的种植桑树、耕种田地、养育鸡猪、饲养狗彘、重视学校教育、宣扬孝悌，让老年人穿丝绸吃肉，不在道路上背负重物，百姓不饥不寒，不在沟壑中辗转流离，这就是所谓的仁政。如果真的有人实行这些，百姓归附他，就像水向下流这样顺从，像野兽跑向旷野这样快乐。商汤、周武王实行这种仁政，所以百姓归附；夏桀、商纣违背这种仁政，所以失去天下。商汤、周武王这样做，而夏桀、商纣那样做，这是夏桀、商纣驱赶百姓归附商汤、周武王，就像水獭驱赶鱼到深渊，像鹯驱赶鸟到丛林一样。孟子见识高远，默察当时的君主，都是夏桀、商纣的资质，日夜驱赶他们的百姓，使百姓不依附自己，只是还没有实行仁政来收揽他们罢了。如果有爱好仁政的君主，实行前面几件事，那么四方的百姓都会争相归附，因为当时的诸侯日夜为我驱赶他们。然而想实行王政，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应当至诚实行，久而不厌，使四方都信任而不怀疑，就像患了七年的病，有三年陈艾，那么火力更为深厚，其效果必然迅速。如果忽出忽入，不做长远打算，而想在早晚之间得到百姓，哪有这种道理呢？所以说：如果不积蓄，终身得不到。然而像当时的君主，以扩张为功业，以杀戮为英雄，使人家孤儿寡母，

译百姓为兄长哭泣，妻子为丈夫哭泣，乡邻、宗族、亲戚、朋友，使得彼此没有往来的情谊；鸡猪、黍稷、酒醴、牛羊，使得彼此没有宴饮欢乐的情感。像这样用心治理，现在虽然看似安定，但以孟子的观点来看，齐、楚、魏、赵、燕、秦这些国家，都应当终身处于忧患屈辱之中，从而陷入灭亡的境地。最终齐、楚、赵、魏被秦国所灭，而秦国也宗庙毁灭、祭祀断绝，归于汉朝。这正是《诗经》所说的“他们怎么能有好的结局呢”？不过是共同走向沉沦毁灭罢了。当诸侯争相追逐霸业，人人都自认为是英雄的时候，孟子就已经预知他们的灭亡，那么孟子那先见之明和深远的见识，难道是商鞅、孙膑、苏秦、张仪、稷下学宫那些人所能够比拟其万一的吗？

译孟子说：“自我损害的人，不能和他讲道理；自我放弃的人，不能和他共事。言语违背礼义，叫做自我损害；自身不能安守仁德、遵循道义，叫做自我放弃。仁，是人安适的居所；义，是人正确的道路。空着安适的居所而不居住，舍弃正确的道路而不行走，真是可悲啊！”

这一章是指商鞅、邹忌、孙膑、陈轸、苏秦、张仪以及稷下学宫那些人的言论和行为，并对他们表示哀叹。这几个人，宣扬权谋诡诈、颠覆纵横的学说，宣扬荒唐无稽、奇特险峻的学说，用仁义来衡量，完全没有任何契合之处，这难道不是自我损害吗？商鞅制定苛刻的法律，来助长秦国的暴虐；邹忌设计倾覆的计谋，来陷害田忌；孙膑使用阴险的手段，来报复庞涓；陈轸策划鬼蜮般的阴谋，来败坏韩魏；苏秦推行合纵的学说，来谋取富贵；张仪推行连横的学说，来吞并六国；稷下学士进行没有实际内容的辩论，来邀取尊荣。用仁义来衡量，也完全没有任何契合之处，这难道不是自我放弃吗？仁是仁人安适的居所，义是义人正确的道路，这几个人，志在名位，于是肆意发表倾邪的言论，空着安适的居所而不居住，舍弃正确的道路而不行走。他们夺取先王的百姓，先王的风俗，使之败坏成为衰乱的时代。商鞅独自在秦国推行他的主张，其残酷到了极点，直到汉朝还没有停止。不知道那些百姓作为血肉之躯的，有亿万之多；风俗变得像鬼魅一样的，也有百年之久；这都是商鞅的学说所导致的。孟子知道这是必然的，观察天意，考察人事，知道不到汉朝不会停止。即使想要挽救，又能做到吗？然而仁者的心，又怎么能冷漠不动呢？所以感到哀痛而不能自已。士大夫的学术如果不正，言论中有一点出自这几个人，都是自我损害；行为中有一点出自这几个人，都是自我放弃。唉！先王有大中至正的道理，不过是安守仁德、遵循道义罢了。实行它就可以使君主成为尧舜，百姓成为士君子；不实行它，就会根植于心，表现在脸上，充盈于背部，施于四肢，从而耳目聪明，血气和平，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在光天化日之下不惭愧于妻子儿女，在幽暗之处不辜负神明。为什么不体会孟子的话，而以商鞅、孙膑等人为戒呢？

孟子说：“道就在近处，却到远处去寻求；事本来容易，却到难处去寻求。人们，亲近自己的亲人，尊敬自己的长辈，天下就太平了。”

这是孟子深深哀叹当世，人们打算用权谋兵革来平定天下，不知道平定天下的道理很近，却到远处去寻求；平定天下的事情很容易，却到难处去寻求吗？怎么知道那是远且难呢？权谋不足以使人心信服，兵革不足以使人心归附。平定天下，在于使人心信服，使人心归附罢了。现在权谋诡诈，落入其圈套的人，使人怨恨不止，怎么足以使人心信服呢？兵革杀伤，遭受其危害的人，冤苦无处申诉，怎么足以使人心归附呢？当世的诸侯想要平定天下，他们的道理和事情，竟然与人心背道而驰到这种地步，难道不是到远且难的地方去寻求吗？孟子怜悯他们，所以一举全部告诉他们平定天下的方法：它的道理很近，它的事情很容易。那么怎么做呢？也不过是说：让每个人亲近自己的亲人，尊敬自己的长辈罢了。每个人亲近自己的亲人，尊敬自己的长辈，这话很微小，功效却很大。试说其中一二：圣人在上面亲身实行孝悌，并在天下设立学校进行教育，顾念年幼的孩童，没有不知道爱戴父母的；等到他们长大，没有不知道尊敬兄长的。这是他们的良知良能，是天性的自然表现。等到嗜欲深重而忘记父母，争斗兴起而忽视长辈，先王之所以让每家设塾，每党设庠，每遂设序，每国设学，阐明孝悌的道理，孝悌和睦亲族，就在乡里族党中推行；对于不孝的刑罚，不悌的刑罚，就由司寇纠察。又设立种植桑树、耕种田地，养育鸡豚，畜养狗猪的方法，使七十岁的人能吃肉，五十岁的人能穿帛，头发花白的人不在道路上背负重物，百姓不饥不寒，不辗转死于沟壑，风俗醇厚，人心温良，人人都知道爱戴父母，尊敬兄长。既然爱戴父母，又尊敬兄长，那么他们的心质朴纯粹，没有粗猛之气，他们的心柔和，没有忿怒之色。如果四海之内，人人都这样，这就是尧舜三代的盛世。平定天下的道理，难道不在此吗？设置权谋，依赖兵革，劳心竭力，十次中难得有一两次成功。至于亲近亲人、尊敬长辈，这是人心的自然表现，只在于我们一举以示之罢了。远近难易的道理，已经很明白了。孟子的时候，习俗已经形成，不相信孝悌足以感人，而谋划权谋兵革不可一日舍弃，竭尽他们的所知，用尽他们的所学，实行他们所见的，都是亡国灭祀而不后悔，真是令人悲伤啊！

孟子说：“身处下位而不能得到上级的信任，百姓就无法治理。得到上级信任有方法，如果不被朋友信任，就不能得到上级的信任。被朋友信任有方法，侍奉父母不能让父母喜悦，就不能被朋友信任。让父母喜悦有方法，反省自身不真诚，就不能让父母喜悦。使自身真诚有方法，不明白什么是善，就不能使自身真诚。因此，真诚，是天的道理；追求真诚，是人的道理。极致的真诚而不能感动人的，从来没有过；不真诚，从来没有能感动人的。”这一章是子思《中庸》的学问，而孟子在其中又扩大了真诚的作用，无所不感动的意思。然而世上谈论真诚的人，大多错误地认为专门追求真诚……

译诚啊。如果把专一当作诚，那么言语、起居、应对、交际，都背离了根本了。所以世上实行诚的人，大都不知道通权达变，甚至想用诵读《孝经》来抵御最凶暴的盗贼，用读《仁王经》来消除侯景之乱那样的灾祸，这难道不是取笑于天下，成为后世的戒鉴吗？诚难以知晓，难以言说。只有子思的一句话，深刻揭示了诚的本体，只是学者论述得不详细，选择得不精当，不能深切体会圣贤的心意，以至于造成这样的谬误。那句话在哪里呢？就是“不明乎善”这句话。人的本性都是善的，只是我学习的方法不对，而世上又没有师友指点罢了。假如我知道格物致知的学问，对内一个念头，对外万事万物，没有不穷究其源流、穷究其始终的，再穷究再穷究，直到极尽之处，人欲完全消除，一旦豁然开朗，那么性善就清清楚楚，无可怀疑了。这就是所说的“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假如我侍奉大夫中贤德的人，结交士人中仁爱的人，听到善言心里有所反省，见到善行心里有所感动，一旦豁然开朗，那么性善就明白无误，也无可怀疑了。这就是孟子指出文公因为性善而能努力实行三年之丧，使得百官和族人都称赞他明智，四方来观看的人都高兴而归的原因。唉！诚如此重大，却竟然把专一当作诚，如果把专一叫做诚，那么农夫樵夫都是圣人了。唉，奇怪啊！假如性善已经明白，那么他身中就没有丝毫私智，念念都是诚，处处都是诚，他的身就诚了。诚的作用，没有不感动的，用这个侍奉父母，那么父母感动而没有不喜悦的；用这个结交朋友，那么朋友感动而没有不信任的；用这个侍奉君主，那么君主感动而没有不获得的；用这个治理百姓，那么天下感动而没有不治服的。所以不担忧百姓不治服，只担忧君主不获得；不担忧君主不获得，只担忧朋友不信任；不担忧朋友不信任，只担忧父母不喜悦；不担忧父母不喜悦，只担忧自身不诚；不担忧自身不诚，只担忧善不明罢了。假如明白了善，那么我自身、我父母、我朋友、我君主、我百姓的关窍，都已经总括在这里了。注于自身，那么自身就诚；注于父母，那么父母就喜悦；注于朋友，那么朋友就信任；注于君主和百姓，那么就能获得君主的赏识而百姓得到治理。唉！士大夫将要修身、侍亲、交友、事君、治民，对于明善的学问，能不专心吗？从前舜谨慎地彰明五典，五典得以顺从；让他管理百官，百官及时有序；让他接待四方宾客，四门肃穆；让他进入大麓，烈风雷雨也不迷惑，这是因为明白了善，所以无处不感动。孔子得到邦国，所说的“确立他就确立，引导他就前行，安抚他就到来，动员他就和谐”，他活着荣耀，死了令人哀痛，这是因为明白了善，所以无处不感动。孟子又推演阐明说：“诚，是天之道。假如能诚其身，那么所向都是天，哪有不动的呢？思诚，是人之道。”这就是《大学》所说的致知格物，不是把专一当作诚。至诚则无往不动：用来修身，那么身动而诚；用来侍亲，那么亲动而悦；用来交友，那么友动而信；用来事上，那么上动而获；用来治民，那么民动而治。诚所在之处，击触转移，使得天下不知道它是怎么样的。所以干羽舞而有苗归服，箫韶奏而凤凰来仪，高宗思念而傅说入梦，成王悔改而雨反风，其关窍迅速，间不容发。学习而不到达这个境界，怎么能尧舜那样的君主，士君子那样的百姓呢？反复体会这个关窍，使人手舞足蹈，怎么能不想念孟子而想要再拜稽首以感谢他的格言呢？

译孟子传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孟子传卷十六

宋 张九成 撰

孟子说：“伯夷躲避商纣王，居住在北海边，听说周文王兴起，便说：‘何不回去呢？我听说西伯善于奉养老人。’太公躲避商纣王，居住在东海边，听说周文王兴起，便说：‘何不回去呢？我听说西伯善于奉养老人。’这二位老人，是天下最尊贵的长者，他们归附文王，这就如同天下的父亲归附了文王。天下的父亲归附了文王，他们的儿子们还能去哪里呢？如果有诸侯实行文王的政治，在七年之内，必定能在天下执政了。”

孟子开口必定谈论仁政，而实行仁政的根本，必须先从奉养老人做起。考察他关于养老的学说，并不是仅仅拿着酱菜进献，拿着酒杯漱口，袒露手臂分割牺牲，摆设宴席，授予几案整理侍奉，只在于君主一个人而已。而是要让天下人都去奉养老人。那养老的方法，必定以文王为典范。那方法是怎样的呢？说：五亩大的住宅，在墙下种上桑树，妇女养蚕，那么老年人就足以穿上丝织品了。五只母鸡，两只母猪，不失时地繁殖，那么老年人就足以不缺肉食了。百亩大的田地，男子去耕种，八口之家，就足以不挨饿了。接着又歌颂文王的方法说：所谓西伯善于奉养老人，就是制定田地和里巷的制度，教导百姓种植和畜牧，引导他们的妻子儿女，让他们奉养自己的老人。五十岁的人没有丝织品就不暖和，七十岁的人没有肉食就不饱足。不暖和、不饱足，叫做受冻挨饿。文王的百姓中没有受冻挨饿的老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考察文王的方法，难道不是让天下人人都去奉养老人吗？政治像这样，那么人心温和善良，风俗醇厚，肃穆间已经有了太平的风气。伯夷、太公的心意在于此，而商纣王所实行的政治，正在放逐师保，正在抛弃黎民老人。他的政治与这二位老人的心意，相差甚远而不相合。所以一个远远逃往北海，一个远远逃往东海。一听说文王的政治，都不畏惧路途遥远，筋力疲乏，感叹着发出‘何不回去呢’的叹息。执政没有比失去民心更大的了，失去民心没有比失去贤者之心更大的了。二位老人远远逃往，民心也就随之逃往了；二位老人回来归附，民心也就随之归附了。这就是孟子之所以有‘天下的父亲归附了，他们的儿子还能去哪里’的说法的原因。所以四皓来了太子就安定，谢安出山百姓就欢喜。而汉朝杀害李固，天下人心离散；唐朝任用卢杞，四方互相哀悼。民心所系，以贤者为重轻竟然如此，那么君主对于贤者，怎么可以轻易失去他们的心呢？然而文王积累德行百年，还没有完全融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承他，然后大行其道。这是因为商朝旧有的习俗、流风、善政还有留存，又有微子、微仲等公卿互相扶持，所以百年之久，政治还没有完全融洽。至于在孟子的时候，土地相等，德行相当，没有人能超过别人。孟子用大道来观察，用天时来考察，用人事来验证，形势容易施行，事半功倍。有一个诸侯尊奉文王为君主，所以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定能在天下执政了。这确实是有所见才这样说，并不是夸大的言辞。他的心意清楚地看到天下的形势在于此，却没有一个人肯听他的学说，难道是上天不兴盛吗？留下他的遗言，来等待后来的君子呢？不然，为什么会这样呢？唉！可悲啊。

孟子说：“冉求做季氏的家臣，不能改变他的德行，反而征收的粮食加倍于往日。孔子说：‘冉求不是我的门徒，你们可以鸣鼓而攻之。’由此看来，君主不实行仁政却使百姓富裕，都是被孔子所抛弃的。何况为了争夺土地而发动战争，杀人遍野；为了争夺城池而发动战争，杀人满城。这就是所谓的率领土地去吃人肉，罪过连死都不能抵偿。所以善于作战的人受最重的刑罚，勾结诸侯的人受次一等的刑罚，开辟荒地、任意分割土地的人受再次一等的刑罚。”

圣王的学问，他侍奉君主不在于开辟土地，充实府库，也不在于与盟国约定作战必定取胜，像衰世所崇尚的那样。只在于端正君主的用心罢了。所以说：人才不足以去迎合，政令不足以去挑拨，只有大人能够纠正君主用心的错误。君主仁爱就没有人不仁爱，君主正义就没有人不正义，君主端正就没有人不端正。一旦端正了君主，国家就安定了。人才不足以迎合，那么就没有贤士大夫，这是可忧的。政令不足以挑拨，那么纪纲法令一切颠倒，这是可忧的。然而大人不为此担忧，所担忧的是君主的用心罢了。只有大人有格物的学问，充实到天下国家，其端倪很明白，其火候很成熟。一见君主，知道他的错误用心偏向何处，我就用言语指出，用行动感化，穷究其归宿，遏制其旁出，使君主在一句话之下，一件事之间，忽然开悟，平生的错误用心，一息间顿然消失，而固有的本心尽皆显现。所谓的仁，所谓的义，所谓的正，都昭然显露。这就是固有的本心啊。唉，这心难道只有君主有吗？天下人都有，只是没有去激发它罢了。所以君主一旦明白此心，其端倪感动，那么不用等到一天，就会旷然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就是君主仁爱就没有人不仁爱，君主正义就没有人不正义，君主端正就没有人不端正的意思。到了这个时候，那么前面所说的人才不足以迎合的，现在一变全都成为贤士大夫；前面所说的政令不足以挑拨的，现在一变全都井井有条而不混乱。信然，尧舜率领天下以仁而百姓顺从，桀纣率领天下以暴而百姓顺从。大人的学问，大概就在于此。冉求游学于圣人

译（曾皙）所学习的，是大人之学。如今在季氏那里做官，已经不合正道了，却不能推究格正其非心之学，来改正季氏的恶行，反而公然触犯圣人的禁令，使得征收的粮食加倍于往日，这难道是孔子门徒所应有的吗？圣人对此深恶痛绝，想要鸣鼓来声讨他的罪过。由此而论，假如孟子得志，推行孔子的学说，那么像商鞅、驺忌、孙膑、苏秦、张仪以及稷下学宫的那些人，宣讲杀人之学，以开启君主贪得无厌之心的人，都应当遭受在两观被杀的刑罚，受到在市集被斩首的酷刑。所以孟子的言论中有争夺土地、争夺城池、杀人遍野、满城的说法，而且有罪不容于死的言辞，又按次序列举诸侯开辟荒地、任用土地之罪的等级，而让善于作战的人服受最重的刑罚，那么孟子的心志专一想要用大人之学来侍奉他的君主，而所谓的土地、府库都是次要的了。我观察这一章，不是对当时的士大夫说的，而是他自己著书以阐明他的学说，不然就是与门徒弟子讨论罢了。倘若只是公然大肆宣扬这种说法，那么像商鞅、孙膑等小人听到后，孟子将何处安身呢？就像孔子作《春秋》，只传授给门人弟子，他死后，《春秋》才公之于众，这又是圣贤处世的大智慧啊。我因此又阐发这些道理。

译孟子说：“观察一个人，没有比看眼睛更好的了。眼睛不能掩盖内心的邪恶。内心正直，眼睛就明亮；内心不正，眼睛就浑浊。听他的言语，观察他的眼睛，人怎么能隐藏得了呢？”

看孟子的这番论述，必定有所指，难道是因为见到商鞅、驺忌、孙膑、苏秦、张仪、稷下学宫的那些人以及当时的君主，他们的眼神异常，才发出这样的议论吗？所谓明亮与浑浊，不仅仅指眼睛的明亮与昏暗。如果认为眼睛明亮的人就是正直的人，杨坚眼睛像晨星一样明亮，杨素黑白分明，一个篡夺皇位，一个作乱，正直的人难道就是这样吗？如果认为眼睛昏暗的人就是邪恶的人，像子夏、左丘明、师旷、师冕都是失明的人，而子夏是四科中的贤人，师旷议论公正，左丘明与孔子喜好厌恶相同，师冕孔子与他交往周旋，难道能称他们是邪恶的人吗？《礼记》说：“君子看东西，眼睛不向上超过衣领，不向下低于腰带。国君视线平缓，大夫视线平直，士人视线看五步远。”凡是视线向上超过面部就是傲慢，向下低于腰带就是忧虑，视线倾斜就是奸邪。所谓明亮，难道不就是说不向上超过衣领，不向下低于腰带，像国君平缓、大夫平直、士人看五步远那样吗？所谓浑浊，难道不就是说视线向上超过面部，向下低于腰带，以至于倾斜奸邪那样吗？像商人的蜂眼豺声，王莽的鸱眼虎吻，显露出白赤精怪之气，梁冀的鸢肩豺眼，目光深邃而邪僻，都是精神不正，所以表现在眼睛上就是这样。浑浊的人大概就是这样。内心正直则精神正直，内心邪恶则精神邪恶。精神正直，表现在眼睛上，必定正直；明亮是精神的正直，不是说眼睛明亮，像国君平缓、大夫平直的视线那样。精神邪恶，表现在眼睛上，必定邪恶；浑浊是精神的邪恶，不是说眼睛昏暗，像蜂眼、鸱眼、豺眼那样。然而，必须像孟子那样内心正直，然后才能识别这种明亮与浑浊。倘若做学问达不到孟子的心境，昏昧而又被关于明暗的说法所迷惑，就想要用这个来衡量天下的士大夫，那么许负、唐举之类的人都可以和圣贤并列了。求学的人不能不仔细思考。做学问达到圣贤的境界，那么他的心公正如同天地，明亮如同日月，无论邪恶还是正直，一旦来到他面前，明亮与浑浊的状态，神情的表现，都有无法掩盖的。求学的人只应当尽心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那么孟子的论述自然可以在言语之外领会了。学问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就想要用眼睛的明暗来论断人的邪正，这不是理解孟子的方法。我担心求学的人轻率行事，所以又阐发孟子的未尽之意，来劝勉我们同道的士人。

孟子说：“恭敬的人不侮辱别人，节俭的人不掠夺别人。侮辱和掠夺别人的君主，只怕别人不顺从，怎么能算是恭敬和节俭呢？恭敬和节俭，难道可以用声音笑貌来表现吗！”

我用孟子常常考察当世君主的情况来推究，这一章应该是针对宋王偃而发的。从孟子回答戴不胜、一个薛居州的事情来看，宋王偃应该像是能礼贤下士的人。不知道他实际上侮辱贤人，而天下人不知道。又从戴盈之询问取消关卡市场的税收来看，宋王偃应该像是能节俭以充足用度的人。不知道他实际上想要掠夺，而天下人不知道。宋王偃礼遇薛居州，窃取恭敬节俭的名声，只有孟子识破他的内心，知道他侮辱掠夺别人的实质，并且说：“恭敬节俭难道可以用声音笑貌来表现吗？”所以深刻指出他的欺诈。最终，王偃射天，射谏臣，恭敬在哪里呢？戴不胜受他的欺骗而不知道。向东打败齐国，夺取五座城；向南打败楚国，夺取三百里土地；向西打败魏军，节俭在哪里呢？戴盈之受他的欺骗而不知道。孟子在事情尚未显露之前就看到了，高瞻远瞩，天下只有他一人罢了。然而孟子不直接指出那个人，为什么呢？这是孔子身处那个国家不非议其大夫的意思。至于喜欢说别人的过错，像国武子那样，孟子是不做的。他发表这种议论，是为了穷尽天下的道理，何必指出那个人呢？我用当世的君主来考察，像驺衍到梁惠王那里，梁惠王在郊外迎接，执宾主之礼；像燕昭王拿着扫帚在前面清扫道路，请求列在弟子座位上接受教诲，都出于诚意，不是侮辱他们。从此驺衍辜负了他们。齐宣王自称喜欢财物，也不是为了节俭求取名声。只有王偃想要实行王道政治，取消关卡市场的税收，来迷惑扰乱天下，窃取一时的名声，而实际上侮辱掠夺别人就是这样。这是孟子所以记载他的原因。求学的人读圣贤的书，不根据当时的情况来考察，妄加议论，恐怕不足以阐发圣贤的意思。所以我根据当时的情况来考察，知道他是针对王偃的。如果不是这样，等待君子来指正。

淳于髡说：“男女不亲手传递东西，是礼吗？”孟子说：“是礼。说：‘嫂子掉进水里，就用手去拉她吗？’说：‘嫂子掉进水里不去拉，是豺狼。’男女不亲手传递东西，是礼。嫂子掉进水里用手去拉，是权变。”说：“现在天下陷入困境，先生不去救助，为什么呢？”说：“天下陷入困境，用道义去救助；嫂子掉进水里，用手去救助。你想用手去救助天下吗？”

淳于髡是口舌小人，喋喋不休地迷惑扰乱当世。看他向驺忌设问，有猪油棘轴、弓胶昔干的说法，足以知道他的志向所在了。现在看他关于嫂子掉进水里用手去拉的问题，是他看到孟子论述二帝三王的道理，而得不到正确的解释，所以发表这种无稽之谈，来侮辱玩弄圣贤罢了。然而他所谈论的，出于私智；孟子所得到的，本于大道。他辛苦造作

译辩才，产生于思虑；那些优柔防范而明察分析的，来自天理。我不过白白显露出小人的姿态罢了，对圣贤有什么损害呢？论我的内心，是小人；论我的处境，是卑劣悖逆。当时的君主，开辟宽敞的大道，在稷下修建馆舍，招揽这类人，想要和他们谋划挽回国家局势，也可以说是没有思考了。这大概是市井中那些牙行中介之徒，凭借口舌来求取名声宠幸的人。在先王时代，所谓学问不正而广博以迷惑众人的，所谓剖析言辞破坏法度，执持邪道扰乱政治的，都按法律应当诛杀；而战国时期反而尊崇宠信他们，让他们公然放肆无礼，轻慢玩弄圣贤，那么天下国家的法度，就可以知道了。

译公孙丑问：“君子不亲自教育儿子，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因为情势不允许。教育者必定要用正道，如果正道行不通，接着就会发怒；接着发怒，就会反过来伤害对方了。儿子会想：‘父亲用正道教导我，父亲自己却没有完全遵循正道’，这样就是父子互相伤害了。父子互相伤害，那就太糟糕了。古代的人交换儿子来教育，父子之间不苛求对方做到完美，苛求完美就会疏远，疏远就是不吉祥，没有比这更大的不吉祥了。”

我读这一章，才知道父子自有父子的法则，师生自有师生的法则。父子之间以恩情为主，师生之间以苛求完美为主。如果互换位置，在父子之间就会伤害恩情，在师生之间就会伤害道义。这是天理的自然，不可以用私人的智巧去扰乱它。然而能够说话就开始学习，能够进食就开始崇尚礼仪，右手拿着筷子六年就教他数字和方形的名称，七年教他男女之别，八年学谦让，九年学数目，十年学书写和计算，十三岁学音乐，学诵读《诗经》，学跳勺舞，成年时学象舞，学射箭和驾车，二十岁学礼仪，学跳大夏舞，三十岁广泛学习没有固定方向，结交朋友看志向，四十岁出谋划策，道义相合就跟随，不合就离开。从怀抱中就开始教育，本来就已经实行了。却说“不教育儿子”，为什么呢？大概教育儿子是父母的心意，而用来教育儿子的方法，则在于保姆和老师罢了。唉！过庭之问，义方之教，圣贤难道就能冷漠无心吗？善于教育的人必定用正道，师生以苛求完美为正，父子以恩情为正。教育者必定用正道，老师的正在于苛求完美，如果善行不努力，老师应当接着发怒，这就叫做义。父子的正在于恩情，不在于苛求完美，倘若苛求完美，就叫做不正。善行不努力而接着发怒，接着发怒，就叫做伤害恩情。教育者必定用正道，父亲以恩情为正，现在却苛求完美，这是出于不正。大概父亲发怒儿子，就伤害了慈爱，儿子违背父亲，就伤害了孝道。父子互相伤害，在天性上，难道不是最大的恶吗？只有老师以苛求完美为正，正道行不通，老师发怒弟子，或者用刑具来收敛威严，或者击鼓来声讨罪过，这就叫做义。在老师那里叫做义，在父亲那里叫做不慈。父子师生不可互换位置就是这样，古代的人所以交换儿子来教育他们。然而父亲虽然不以教育为正，又怎么可以不谨慎呢？唉！风气所吹拂，习俗所崇尚，也是可畏的。李敬业是李勣的儿子，柳瑊是柳宗元的儿子，而李固是李郃的儿子，陈群也是陈寔的孙子。王祥之后有王导，魏徵之后有魏謩，这些人虽然不以教育为意，但言谈举止之间，教育本来就已经实行了。这又是孟子的遗意，我所以表彰并指出它。

孟子说：“侍奉什么最重大？侍奉父母最重大。守护什么最重大？守护自身最重大。不丧失自身而能侍奉父母的，我听说过；丧失自身而能侍奉父母的，我没有听说过。谁不侍奉？侍奉父母，是侍奉的根本。谁不守护？守护自身，是守护的根本。”曾子供养曾晳，必定有酒肉；将要撤去时，必定请示给谁，问有没有剩余，必定说“有”。曾晳死了，曾元供养曾子，必定有酒肉；将要撤去时，不请示给谁，问有没有剩余，说“没有了”，打算再次进献。这就是所说的供养口腹和身体。像曾子，就可以说是供养志向。侍奉父母，像曾子这样就可以了。

我读“侍奉什么最重大？侍奉父母最重大。守护什么最重大？守护自身最重大。”这四句话，毛发竖立，精神肃然。唉！他的话多么切中人心啊！而且又说：“不丧失自身而能侍奉父母的，我听说过；丧失自身而能侍奉父母的，我没有听说过。”又说：“谁不侍奉？侍奉父母，是侍奉的根本。谁不守护？守护自身，是守护的根本。”他恳切反复地这样说。这身体，是父母留下的遗体，敢不恭敬吗？不能恭敬自身，就是伤害父母；伤害父母，就是伤害根本；伤害根本，枝叶就随之灭亡。古人所以守护自身，可以说是到了极点。从格物致知，意诚心正，而用至诚来守护它。放置它则植立于天地，推广它则横贯四海。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缺】

孟子说：“一般人不足以去迎合，政治不足以去干预。只有大人才能够纠正君主内心的错误。君主仁，没有人不仁；君主义，没有人不义；君主正，没有人不正。一旦纠正了君主，国家就安定了。”

天下的根本在人君，人君的根本在一心。一心本体有什么东西呢？仁义正而已。心如果有偏颇，所向都是昏暗，用它来用人则都是小人，用它来为政则都是乱政。小人得用，就呼朋引类，朝廷之间不再有贤人君子，所以一般人不足以去迎合。乱政急行，则纪纲法度全都颠倒，没有一件合乎人心的，所以政治不足以去干预。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混乱也到了极点，无可言说了。然而这里有要道，在咳嗽皱眉微笑之间，可以把危乱之世转变为治安之时，大概有说法，也就是纠正君主内心的错误而已。只有大人，内明外映，看见君主内心的错误在于何处，我从而纠正它。一经纠正，错误之心消散，心的本体就显现了。心的本体，居处时为仁，行动时为义，运用时为正。君主有此心，天下也有此心。君主举起本心的仁来示天下，则天下本心随所举而皆仁；君主又举起本心的义来示天下，

译那么天下的本心随着所推举的而都合乎道义；君主又推举本心中正直的部分来昭示天下，那么天下的本心随着所推举的而都归于正直。把握根本、抓住要害，不用等待岁月流逝，不必烦劳教化告诫，在一呼一吸之间，天下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往日的小人都变成了贤人君子，往日的乱政都变成了良法美意。为什么如此迅速呢？那些大儒纠正君主内心的邪僻，就像高明的医生治病一样，病在体表就用发汗法，病在体内就用泻下法，虚证就补益，实证就疏导。当人患病时，精神昏乱，气力衰弱，如果药方对症，针石投中要害，瞬息之间，疾病就消除了。向来昏乱的精神一变而为清明，向来衰弱的体力一变而为勇健。只是治病没有高明的医生，治国没有大儒罢了。倘若有了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孟子有治国的方法，但当时没有肯听从的君主，人们都看到商鞅、驺忌、孙膑、苏秦、张仪、稷下学宫的人是小人，都看到权谋、开合、纵横、诡诈是乱政，认为人不足以依靠，政事不足以干预，天下没有可为之事，却不知道孟子有纠正君主内心的方法，可以在早晚之间复兴二帝三王的治世，把那些小人变成君子，把那些乱政变成良法，谁会相信呢？他说“只要端正君主，国家就安定”，多么敏锐啊！只是端正而已，不用等待再三，看那端正之处，真是乾坤的神奇，造化的奥妙啊。可惜啊，孟子有这种方法却得不到施行，难道是天意不让这种文化兴盛吗？唉，可叹啊！

译孟子传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孟子传卷十七

宋 张九成 撰

孟子说：“有不期而至的赞誉，有苛求完美的诋毁。”

诋毁与赞誉混淆了真相，这是浮浅薄俗的风气。浮浅的人轻视赞誉，所以大多不考察实情就伤害了道义；薄俗的人轻视诋毁，所以大多苛求完美而损害了仁爱。那些占卜兴亡的人，屡次有丧师辱国的耻辱，却被称赞；那些守孝庐墓的人，竟然有生子不孝的污点，却被称颂。不深入考察他们的用心，而轻易赞誉的人大多像这样。心存社稷的人，却被指责用胡粉修饰面容；志在挫败奸雄的人，却被指责戴秃巾微服出行。只致力于掩盖别人的长处，而轻易诋毁的人大多像这样。这就是小人常常得志，而君子没有立足之地的原因。在孟子那个时代，南蛮说鸟一样的语言，却被认为是正道；逃避兄长、离开母亲，却被认为是廉洁。赞誉没有标准，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后来，大夫守丧被认为超过了礼制，父子之间互相劝善，被认为是不孝。诋毁苛求完美，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诋毁与赞誉混淆真相，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还有更奇怪的情况：苏秦进入齐国，对齐王说：“现在秦国进攻齐国，要跨越韩、魏的土地，经过阳晋的道路，穿过亢父的险要，车辆不能并排行驶，骑兵不能并肩前行，一百人守住险要，一千人不敢通过。秦国虽然想深入，但回头担心韩、魏在背后议论它。”因此，秦国虚张声势、骄矜自满而不敢前进，那么秦国不能危害齐国，也就明白了。等到张仪进入齐国，却说：“现在秦国和楚国通婚，成为兄弟之邦。韩国献出宜阳，魏国交出河外，赵国到渑池朝见，割让河间来侍奉秦国。大王如果不侍奉秦国，秦国就会驱使韩、魏进攻齐国的内地，率领赵国全部军队渡过清河，直指博关，临淄、即墨就不再是大王的了。”苏秦进入楚国，对楚王说：“土地方圆五千多里，披甲士兵百万，战车千辆，骑兵万匹，粮食可以支撑数年，这是称霸称王的资本。秦国所忌惮的，没有比楚国更甚的。楚国强大则秦国弱小，秦国强大则楚国弱小，而且形势不能两立。大王如果真能听从我的建议，我请求山东各国按时进献贡品，以承奉大王的明诏，托付国家，供奉宗庙，训练士兵，磨砺兵器，听凭大王使用。”等到张仪进入楚国，却说：“天下的强国，不是秦国就是楚国，不是楚国就是秦国。两国交争，形势不能两立。大王如果不侍奉秦国，秦国派兵占据宜阳，韩国的上地就不通，攻下河东，夺取成皋，韩国必定臣服。魏国就会随风而动，秦国进攻楚国的西边，韩、魏进攻它的北边，国家怎么能不危险呢？”苏秦用不期而至的赞誉，来获取富贵；张仪用苛求完美的诋毁，来获取富贵。这两个人，难道有心于天下国家吗？只是用口舌谋求官职，作为饱暖的资本罢了。一个专门用赞誉来取悦六国，一个专门用诋毁来恐吓六国，天下的性命都系于这两人的口中。孟子不幸生在他们那个时代。就天下的大体而言，苏秦、张仪混淆诋毁与赞誉的真相像这样；就齐、滕这样的小国而言，陈仲子、许行混淆诋毁与赞誉的真相也像这样。所以孟子感慨地发表这个议论，来感叹浮浅薄俗之人得志。孔子说：“我对于人，谁诋毁？谁赞誉？如果有所赞誉，那是经过考验的。这些百姓，是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够直行正道的原因。”如果真像三代百姓那样，符合孔子的心意，那么小人就会潜藏踪迹，贤人君子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我广泛观察万古的事理，都是这样，怎么能不为之浩叹呢！

孟子说：“人们轻易说话，是因为没有责任罢了。”

从前孔子删定《诗经》为三百篇，编次《尚书》断自唐尧虞舜以下，赞述《易经》之道以废除《八索》，叙述职方之官以除去《九丘》。从此二帝三王的正统，坦然明白正确。那些不符合尧舜文武之道的，都在被废除之列，这是孔子的心意。所以在三代兴盛的时候，言语虚伪而善辩、学问邪僻而广博的人被处死；玩弄言辞破坏法律、执持邪道扰乱政治的人被处死；奇异言论有禁令，造谣生事有诛杀。所以当时的士大夫，如果不是经典书籍、帝王之学，就不出口；出口的话，小的被禁止，大的被诛杀，严重的被处死。淫词邪说，谁敢藏在心里呢？到了三代衰落，先王的法度不行，而申不害、商鞅的刑名之学，鬼谷子的捭阖之学，神农并耕之学，田骈、慎到，邹衍、邹奭，淳于髡谈天，雕龙炙輠，没有根据的学问，并行于世。它们出现没有宗法，学说没有道理，不是毁灭人家国家，就是扰乱人的视听。产生于心，危害政治；施行于政，危害事务，竞相争尚，不再忌惮。孟子哀伤这种情况，知道他们之所以敢轻易说话而没有畏惧，是因为先王的法度不存在，没有禁止、诛杀、处死的刑罚来等待他们。所以说没有责任罢了，如果让他们有责任，敢这样做吗？异端之学，刚开始流行时，常人并不觉得奇怪，只有智者知道它可怕。所以禁止它、诛杀它、处死它，如果不这样，它的祸患不会停止，非要让人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才肯罢休。商鞅的学问实行，嬴秦得志，天下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到了西汉还没有停止。张角的学问实行，黄巾得志，天下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到了三国还没有停止。庄周的学问实行，魏晋崇尚，天下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五胡乱华，到了唐朝还没有停止。如果圣王在位，在萌芽状态就禁止、诛杀、处死它们，决不会达到这样猛烈。西汉初年，异端还很炽盛，董仲舒发愤在朝廷上直言说：“那些不在六艺科目、孔子之术的，都断绝它们的道路，不要使它们并进，以废除

译申不害、商鞅的法术，韩非的法术。」汉武帝于是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也已经很高明了。假使汉武帝在政事上完全施行六经的学说，而将舟车、盐铁的法令全部废除，将神仙、太一的学说彻底断绝，实行仁义的实际内容，去除兵革的危害，那么西汉的国运岂是容易估量的呢？只因为他崇尚虚名而没有实用，所以功业虽然盛大，终究不如二帝三王那样兴盛，真是令人惋惜啊！

译孟子说：“人的弊病在于喜欢充当别人的老师。”

圣人的学问，以谦逊的志向为先，以好胜为戒。所以，急躁冒进是夏桀、商纣的道路，而从容徐缓才是尧、舜的道路。子夏把洒扫应对视为君子之道，曾子把忠恕视为孔子的道理，子张把台阶、席次、某人在这里、某人在那里，视为互相为师之道。体味这几点，那么圣人的心意，就可以知道了。喜欢充当别人的老师，这是什么心呢？是好胜之心。好胜之心，就是急躁冒进之心。急躁冒进之心，就是夏桀、商纣的道路。这种念头产生在心里，就会危害政治；表现在政治上，就会危害事务。这是自然的道理。在孟子那个时代，孙膑凭借兵法坐在战车中，担任齐王的老师；苏秦凭借纵横捭阖的学说，佩戴六国相印，担任天下的老师；张仪又凭借纵横捭阖的方法，楚王空出上等馆舍亲自接待他，担任楚王的老师；驺衍凭借谈论天道的学说，自告奋勇来到梁国，惠王到郊外迎接，执宾主之礼；来到赵国，平原君侧身行走，为他拂拭席子；到了燕国，昭王拿着扫帚在前面开路，请求排在弟子的座位上接受教诲，建造碣石宫，亲自去拜他为师；而淳于髠、田骈、慎到、接子、环渊、驺奭凭借像炙热铁块上油那样流畅、像雕刻龙纹那样华丽的辩才，以及黄老学派荒唐的学说，都在齐国被列为大夫，开辟宽敞的大道，建造高门大屋，来尊崇宠信他们。这几个人，听到孟子的学说，难道不会心悦诚服吗？然而没有一个人能完全抛弃自己的习气，而在孟子门下受业，这是因为喜欢充当别人的老师，所以宁愿终身做异端之人，终究不肯稍微谦逊自己的志向，来迁就善道、趋向正义。可悲啊！这种风气一旦形成，天下四海都动荡着追随它。自从他们束发读书以来，哪里知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学问呢？父兄所责望的，朋友所熏陶的，乡里所称道的，都是喜欢充当别人老师的心。孟子对此感到悲伤，所以直接指出当时的过失，认为人的弊病，之所以不能达到圣贤的境界而陷入邪说暴行中，就是因为喜欢充当别人的老师。当时的弊病，一句话就概括尽了。那么喜欢充当别人的老师，仅仅是因为好胜之心罢了。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心，就可以进入圣贤的境界了。如果有这种心，那就是夏桀、商纣的心。能不深深铲除、彻底扫除，寻求格物致知的学说，来充实扩大自己的学问吗？这是孟子遗留下来的深意。

乐正子跟随子敖来到齐国。乐正子拜见孟子，孟子说：“你也来见我吗？”乐正子说：“先生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呢？”孟子说：“你来得太晚了。”乐正子说：“以前，我说以前，那么我说出这样的话不也是应该的吗？”孟子说：“住宿的地方还没有安顿好吗？”乐正子说：“您听说过吗，安顿好住宿然后才去拜见长者吗？”乐正子说：“我有罪。”

士大夫的出仕与隐退，应当与贤者同心。乐正子想要拜见孟子，这种心意是值得推崇的。然而他从鲁国来到齐国，却是跟随子敖一起来的。子敖是什么人呢？孟子曾和他一起出使，在滕国吊丧，不曾和他说话，就是这个人。又在公行氏家吊丧，您也不曾和他说话，就是这个人。他的为人可以知道了。现在乐正子竟然和他并排骑马而来。水往湿处流，火往燥处烧，云跟随龙，风跟随虎，这是万物的道理。如果气类不相同，那么即使擦肩而过也如同相隔千里，即使肝胆相照也如同楚越两地。孟子不曾和他说话，是因为气类不同。乐正子游学于孟子门下，却甘心和他一起来，这是其中一定有相合的地方。与子敖相合，那么对孟子就怠慢了。身为士大夫，而与子敖相合，也是可耻的。那么乐正子这次来，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如果是为了子敖而来，那么就不必问了；如果是为了孟子而来，那么他到达齐国时，应当席子还没坐暖，烟囱还没熏黑，就急忙造访孟子的门庭，以显示他诚恳的心意。虽然不择出处，已经得罪了君子，但急于求贤，也不失为贤士大夫。现在却迟迟才来，不知道他求贤的心为何如此懈怠，而对非同类的人为何如此眷恋。这就是孟子之所以有“你也来见我吗”这句话的原因。乐正子已经迷失道路很深，迷途难以挽回，却还没有觉悟，反而说“先生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等到孟子有“你来得太晚了”的问话，也可以觉悟了。没有听到悔过的言辞，又有“以前”的回答，孟子又有“不也是应该的吗”的对答，也可以觉悟了。乐正子方才说出住宿未安定的话，他被子敖所迷惑，也已经很深了。急切求贤，吃饭不追求饱足，居住不追求安逸，正是乐正子所应当做的。子敖是齐国的宠臣，现在跟随他而来，也是乐于他的顺从舒适罢了，对于求贤的心，自然懈怠而沉溺其中，不知道自我反省。直到孟子有“然后才去拜见长者”的问话，然后才有“我有罪”的话，他迷失道路已经很深，迷途难以挽回，应酬问答好几轮，才知道自己有罪，也可以说是迟钝了。唉！乐正子，是个好人，是个诚信的人，他的资质也已经很高了。一旦离开本位，稍微接近坏人，那么起居就出错，反省觉悟就晚了，贪图安逸温暖而忘记道义，急于亲近非同类的人而怠慢大贤。如果不是孟子有言语警示他，那么美好的资质，一同沦亡，是必然的，能不害怕吗？这就像《诗经》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诗句，使人反复诵读不止，而“选择住处不仁德”的训诫，“出游必定接近士人”的话，所以士君子不敢忽视。

孟子对乐正子说：“你跟随子敖来，只是为了吃喝罢了。我没想到你学习古代的道，却……”

译用来吃喝罢了。」

译我曾经说，孔子对于他的学生，他们心中所起的念头、平生所立的志向，即使没有表现在脸色上，也没有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孔子本来就已经知道了。比如曾子没有发问，孔子看到他在何处，就突然提起他的名字并指着他说：“参啊，我的道是用一个根本贯穿起来的。”子贡没有发问，孔子看到他在做什么事，就突然提起他的名字并指着他说：“赐啊，你以为我是因为博学强记才这样的吗？”子夏没有说一句话，孔子忽然指出他的短处说：“你要做君子式的儒者，不要做小人式的儒者。”子路没有说一句话，孔子忍痛指出他的短处说：“由啊，你不得好死。”这大概是因为圣人内心明察，外显映照，众弟子来到面前，脸色尚未流露，语言尚未发出，那些幽深隐秘的心思，孔子已经在不言语中洞察无遗了。由此来看孟子说乐正子只是随波逐流、贪图吃喝，也可以看出圣贤的用意了。子敖是齐王的宠臣，乐正子是贤良的大夫，哪有贤良的大夫会和宠臣同处一室呢？不知道乐正子跟随子敖的原因是什么，难道是因为他的话可以作为法则吗？那是阿谀奉承的臣子罢了，有什么话可以作为法则？难道是因为他的行为可以作为榜样吗？那是阿谀奉承的臣子罢了，有什么行为可以作为榜样？难道是因为他的见识情趣、智慧思虑与士大夫同类吗？那是阿谀奉承的臣子罢了，哪里会有见识情趣、智慧思虑？这大概是因为看到齐宣王想要开拓土地，使秦楚来朝拜，统治中原并安抚四方少数民族，从而去逢迎他；看到齐宣王好色、好货、好勇，就顺着他的心意让他自我满足，而不与百姓同乐。使孟子不能实行其道的人，就是这个人；使稷下学宫的那些人得以肆意口辩的人，也是这个人。他的所作所为如此，乐正子却与他交往。平时在讲学之间，指点顾盼之际，无非是以“饮食不求饱足，居住不求安逸，做事勤勉而说话谨慎，接近有道德的人来匡正自己”作为说教。现在一旦跟随子敖交往，就突然忘记了追求安逸的道理而去寻求馆舍，突然忘记了追求饱足的道理而只是贪图吃喝。他有什么办法呢？只不过是用顺从迎合来取悦于人罢了。用这种手段来引诱齐王，使齐王不觉悟而对孟子懈怠；又用这种手段来引诱乐正子，使乐正子不觉悟而对孟子懈怠。齐王则无话可说，乐正子学习古代的道却受到这个人的迷惑，难道不令人悲伤吗！唉，阿谀奉承的人，他们扰乱人的程度是很深的。如果不是明智的人，谁能果断而不被迷惑呢？宋公做太子的时候，厌恶宦官柳，等到即位后因为柳用炽热的炭火来适意而喜欢他。唐太宗玩赏佳树，折断封德彝，等到有了何聊的话，最终也不能疏远他。那么乐正子被子敖所引诱，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天地间不正的气，灌注到人身上，就成为阿谀奉承之徒，成为女子，用来败坏人家，扰乱国家，扰乱人的心术。如果不是孟子痛加指责，那么乐正子高明的资质，几乎就不可知了。这就是圣贤对天地有功的原因。

孟子说：“不孝有三种，没有后代是最大的。舜没有告诉父母就娶妻，是为了避免没有后代。君子认为这就像告诉了父母一样。”

赵氏引用《礼经》中三种不孝的具体情况说：“顺从父母的意愿，使父母陷入不义，这是第一种不孝；家里贫穷，父母年老，却不出来做官获取俸禄，这是第二种不孝；不娶妻没有儿子，断绝祖先的祭祀，这是第三种不孝。”如果真像《礼经》所说，假使舜不娶妻，那就是使父母陷入不义，就是断绝祖先的祭祀，难道不是最大的不孝吗？作为儿子，娶妻是为了延续后代，这是父母的本心。现在瞽瞍不为舜娶妻，这是被人欲遮蔽了，难道是他的本心吗？从前陈干昔将要死的时候，对他的儿子尊己说：“我死后一定要给我做大棺材，让我的两个婢女陪葬。”陈干昔死后，尊己说：“用活人殉葬不符合礼制，何况还要同棺呢？”于是没有照做。君子不认为尊己是不孝，大概是因为在将死之际，疾病已经很深，精神昏乱，所以君子听从清醒时的命令，而不听从昏乱时的言语。用这个意思来推论，那么瞽瞍不为舜娶妻，也是人欲昏乱而到了这种地步。舜也是顺从父母的本心，而不顺从他们的昏乱，这就是舜不告诉父母就娶妻的原因。当父母昏乱的时候，如果舜请求娶妻，瞽瞍必定不会让他娶。不让他娶，那么过错就在父母；舜不告诉父母就娶妻，那么喜欢议论别人过错而不推究其本心的人，必定会把过错归咎于舜。好处归于父母，过错归于自己，这正是舜的心意。难道忍心保全自己的名声，而把父母置于不义的境地吗？舜之所以不告诉父母就娶妻，就像不顺从陈干昔的昏乱，而顺从他清醒时的命令一样。为什么呢？为儿子娶妻，是本心。我推究父母的本心而这样做，有什么不可以呢？君子认为这就像告诉了父母一样，道理大概就在于此。然而舜有过错吗？回答说：有过错，不告诉父母就娶妻，这就是他的过错，难道可以辩解吗？过错在于自己，而保全父母的美名，这就是舜之所以为舜的原因。所以从君子的角度看，就看不到他的过错；从常人的角度议论，舜难道能逃脱不告诉父母的罪责吗？这也是圣人的不幸。在不幸中有造化的作用，把过错归于自己，而保全人伦的大道，确立嗣续的大事，不给父母留下恶名，舜也可以说是善于处理了。这就是圣人之所以为人伦的极致。

孟子说：“仁的实质，在于侍奉父母；义的实质，在于顺从兄长；智的实质，在于知道这两者而不背离；礼的实质，在于节制和修饰这两者；乐的实质，在于喜爱这两者。喜爱它们，快乐就产生了，快乐产生了，怎么能停止呢？不能停止，就会不知不觉地脚在踏地，手在挥舞。”

仁义礼智乐，是人本来就具有的。然而谁能认识它们呢？孟子亲自

译看见仁义的实体，所以直接指出它来昭示天下，让世人知道圣王的作用就在于此罢了。它的功效难道不大吗？仁是无法通过认知去把握的。孟子直接指出仁的所在说：“想要认识仁的实质吗？在侍奉父母时，心中爱慕眷恋的就是仁。想要认识义的实质吗？在顺从兄长时，心中庄重恭敬的就是义。”接着又直接指出智的实质在于知道侍奉父母、顺从兄长的心，原本没有离去和到来之分。接着又直接指出礼的实质在于节制侍奉父母、顺从兄长的心，有隆重与简略的区别；修饰侍奉父母、顺从兄长的心，有仪节法度的规范。接着又直接指出乐的实质在于侍奉父母、顺从兄长时，心中欢欣愉悦的状态。认识了侍奉父母、顺从兄长时欢欣愉悦的心，那么仁义的道理就透彻了，天理的根本就运行了，推广到四海都准确无误，充满于天地之间。抬头观察，低头审视，远取近取，转身回顾，饮食呼吸，起居行动，这些都是侍奉父母、顺从兄长的心。所以说：“乐就产生了。产生了乐，接触事物就快乐，没有事物也快乐；接触事情就快乐，没有事情也快乐。我的父母兄长在前，这乐就在前面；我的父母兄长未见，这乐又在那未见之处。”所以说：“产生了乐，怎么可以停止呢。”这样，乐就是心，心就是乐。富贵显达也快乐，贫贱患难也快乐。快乐到了极点，想停止也不能，想罢休也不可，因此脚不知不觉地自行踩踏，手不知不觉地自行舞蹈。于是看见帝王创制礼乐，六律五声八音的根本，钟鼓管磬竽笙的功用，都在我自己这里了。孟子从侍奉父母、顺从兄长来认识仁义，从仁义来认识智、礼、乐的实质，从乐向上贯通二帝三王的心，以及乾坤造化的功用。所以他拜见诸侯时，恳切地以仁义为言论；他论述学校时，恳切地以孝悌为学说。这是因为他所获得的道理就在这里。因为他亲眼看见了仁义的实体，并且旁通贯穿，没有不看见其实体的，所以直接指出它来昭示世人，让人在言语之下就能领悟理解。比如指出齐王不忍杀牛的心就是王道的开端，指出用草席遮盖亲人的心就是诚，指出好色好货好勇就是太王、公刘、大王、武王的美德，使人不用移动脚步，不用改变神色，不用经历岁月，在一息之间就能坐待成效，这种转移陶冶的作用，几乎具有天地的功用。唉，他的学问如此，而当时及后世的人却非议他，怀疑他，甚至辱骂他，却不思考这真是可悲啊。

译孟子说：“天下人非常喜悦并将要归附他，他却把天下人的喜悦和归附看得像草芥一样轻贱。只有舜是这样，不能得到父母的欢心，就不可以做人；不能顺从父母的意愿，就不可以做儿子。舜竭尽侍奉父母的道理，使得瞽瞍最终高兴。瞽瞍最终高兴，天下人便受到教化；瞽瞍最终高兴，天下做父亲和做儿子的伦理关系便确定了。这就叫做大孝。”

我考察《尚书》中的《尧典》和《大禹谟》，其中称赞舜说：他深邃明智，文明有德，温和恭敬，诚信充实。又说：他谨慎地彰显五种常道，五种常道得以顺从；让他管理百官，百官事务按时序治理；让他接待四方诸侯，四方诸侯恭敬和睦；让他进入山林，遭遇烈风雷雨也不迷惑。至于孔子称赞舜说：崇高啊！舜和禹拥有天下，却不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产。又说：实行无为而治的，大概是舜吧？他做了什么呢？只是恭敬地端正自身，面向南方治理天下罢了。至于子思称赞舜说：舜大概是大智之人吧？舜喜欢询问并喜欢考察浅近的话语，隐藏别人的恶行而彰显别人的善行，把握事物的两个极端，而采用中庸之道施用于百姓，这大概就是舜之所以为舜的原因吧？考察孟子对舜的称颂，则与上述不同。孟子说：舜大概是至孝之人吧，五十岁还依恋父母。又说：大孝之人终身依恋父母，五十岁还依恋父母的，我在大舜身上看到了。恳切诚挚，专门以孝道来谈论舜。现在这里称赞舜，却说舜不把天下的喜悦当作喜悦，又论述舜的神情，认为不能得到父母的欢心，就不可以做人；不能顺从父母的意愿，就不可以做儿子。惶惶不安，汲汲追求，天下虽然仰慕他的道德尊贵，但他却好像无处容身，这是因为父母还没有喜悦的缘故。父亲愚顽，母亲奸诈，舜是圣人，不幸处于愚顽奸诈的父母之间，其中的是非对错，不言而喻了。如果舜也愚顽奸诈，才符合父母的心意。现在舜遵循仁义行事，他的愿望、取舍、谋议、去留，必定不符合愚顽奸诈父母的心意。然而天下人知道他们是愚顽奸诈的，而舜只知道他们是自己的父母罢了。舜得不到父母的心，就彷徨恐惧，认为不能立足于天地之间；不顺从父母的心，就违背义理，认为不能再称为人子。唉！既然说他们愚顽奸诈，只有愚顽奸诈才能符合他们的心，才能顺从他们的心。现在舜舍弃了这一点，用什么去符合他们的心并顺从他们的心呢？心不遵循道德义理，称为愚顽；口不说忠信的话，称为奸诈。舜认为父母之所以如此，只是我侍奉他们还没有尽到道理。如果尽到了道理，感动在此处，必然回应在那处，这是自然的道理。于是背负罪责以顺从他们的心，引导过失以感动他们的意，恭敬谨慎以激发他们的悲怜之心。顺从则父母喜悦，心显现；感动则父母仁爱，心显现；悲怜则父母的天性完全显现了。以前愚顽奸诈与仁义相互隔绝，现在人子与父母共同回归天性，瞽瞍最终高兴，是说回归天性。高兴，就是天性。感化父母的愚顽奸诈以回归天性，那么天下的愚顽奸诈之人也都受到感化了。所以瞽瞍最终高兴而天下受到教化，当瞽瞍最终高兴时，正是天下受到教化的关键。转变父母憎恶的心为父母的慈爱，那么天下父子的本性都在这里确定了。所以瞽瞍最终高兴而天下做父亲和做儿子的伦理关系确定，当瞽瞍最终高兴时，正是天下父子伦理确定的关键。天下受到教化，天下父子的伦理确定，只在于我的父母最终高兴罢了，难道不简易吗？所以不能得到父母的欢心，确实不可以做人；不能顺从父母的意愿，确实不可以做儿子。孟子观察舜，是在侍奉父母这一点上，他之所以深邃明智、文明有德、五种常道得以顺从，以及烈风雷雨不迷惑，之所以崇高，之所以无为、恭敬端正自身，之所以为大智，都是从侍奉父母中显现出来的。孟子当时所进入的，是从侍奉父母进入的吗？看他指出用土筐盖住自己以示真诚，指出侍奉父母是仁、智、礼、乐的真实内涵，指出徐行后长是尧舜之道，指出孝悌之义是王道。他论述舜，反复以侍奉父母为言，难道不是从侍奉父母进入，深刻见到舜当时用心的微妙吗？登上泰山的人知道险阻，泛舟沧海的人识别波澜，如果不是亲身在其中，亲眼看到其事，他的话怎么能如此切中呢？以此论述舜，那么孟子所存的道理，也就可知了。

孟子传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孟子传卷十八

宋 张九成 撰

离娄章句下

孟子说：“舜出生在诸冯，迁移到负夏，死在鸣条，是东方夷地的人。文王出生在岐周，死在毕郢，是西方夷地的人。两地相距，有一千多里；时代相隔，有一千多年。得志后在中国推行道义，就像符节相合一样吻合。先圣和后圣，他们的准则是一样的。”

舜出生在东方靠近夷地的地方，文王出生在西方也靠近夷地的地方。从兖州到岐山，有一千多里；从舜到文王，有一千多年。风俗不同，土地崇尚各异。岁月久远，言行隔绝。然而考察舜和文王的心，却不以远近为间隔，不以时间长短为期限。发之于言语，形之于行为。就像肯堂肯构的父子，面授心传的师徒。为什么呢？大概地有远近，心无远近；时有先后，心无先后。如果他们不认识这个心，那么以商均作为儿子，难道说不同气吗？却不知道舜的心而把天下授予禹，以四凶作为臣子，难道说不同时吗？却不知道舜的心而至于流放诛杀。如果他们认识这个心，那么万里就像在一个厅堂里，千年就像在一个夜晚，哪里还问地的远近、时的先后呢？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