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传卷八

译这是什么话呢？齐国人没有用仁义跟大王谈论的，难道是因为仁义不好吗？他们心里想：“这哪里值得跟他谈论仁义呢”，这样说，那么没有比这更不恭敬的了。我如果不是尧舜之道，就不敢在大王面前陈述，所以齐国人没有比我更尊敬大王的。”景子说：“不，不是这个意思。《礼》说：‘父亲召唤，不用应答就应命；君主召唤，不等车马备好就出发’，本来是要去朝见大王的。听到王命却最终没有去，这似乎与礼制不相符。”孟子说：“难道说的是这个吗？”曾子说：“晋国和楚国的富有是赶不上的，他们凭借他们的富有，我凭借我的仁德；他们凭借他们的爵位，我凭借我的道义，我有什么缺憾呢？”难道曾子是不义的人吗？这或许是一个道理。天下有普遍尊重的三种东西：爵位是一种，年龄是一种，道德是一种。在朝廷上，没有比爵位更尊贵的；在乡里，没有比年龄更尊贵的；在辅佐君主、治理百姓方面，没有比道德更尊贵的。怎么能够拥有其中一种而轻慢另外两种呢？所以，将要大有作为的君主，一定有不能随意召唤的大臣。想要有所谋议，就亲自去拜访他。他尊重道德、喜爱道义，如果不这样，就不值得与他共同有所作为。所以商汤对于伊尹，先向他学习然后才以臣子待他，因此不费力气就称王天下；齐桓公对于管仲，先向他学习然后才以臣子待他，因此不费力气就称霸诸侯。如今天下土地相等、德行相齐，谁也不能胜过谁，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喜欢臣服那些教导自己的人，而不喜欢臣服那些接受自己教导的人。商汤对于伊尹，齐桓公对于管仲，尚且不敢召唤管仲，何况那些不如管仲的人呢？

译我曾经说，孟子是学习先王之道并能运用先王之道的人。世事变化无常，运用的方式也不固定，如果拘泥于表象去探求，常常会发现彼此参差不齐、不相符合。即便从孟子这一章的内容去探求，也可以看出他运用的方法了。天下人都知道父子之间以恩义为主，君臣之间以恭敬为主，都知道召唤就来、挥手就去的做法是对君王恭敬，却不知道将尧舜之道陈述在君王面前才是最大的恭敬。天下人都知道君王命令召唤，不等车马备好就出发是合乎礼节的，却不知道尊崇有德行和年长的人，向他学习然后才以臣子身份侍奉他，才是最大的礼节。孟子是大儒，是运用先王之道的人。众人都认为召唤就来、挥手就走是恭敬，而我却唯独认为陈述尧舜之道是恭敬；众人都认为不等车马备好就出发是礼节，而我却唯独认为尊崇有德行和年长的人，向他学习然后以臣子身份侍奉他是礼节。因此，他具有高瞻远瞩的见识，卓越地超出世俗儒者之上。假使他得志，就会把商鞅、孙膑、陈轸、苏秦、张仪的学说全部置于无用之地，而大力推行种植桑树、耕种田地，饲养鸡猪狗等家畜，认真办好学校，宣扬孝悌之道，让老年人穿丝绸吃肉类，不在道路上背负重物，百姓不挨饿受冻，不在沟壑中辗转迁徙。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的所见所识，与当时崇尚的风气截然不同。齐宣王有以羊换牛的心，有自责的善念，有不自我欺骗的心，有不自我满足的意念，这些都是成就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的资质。孟子曾经直接指出以羊换牛的心来警示他，而齐王也超然自得，指出自己心中怜悯的地方给孟子看。孟子知道这个契机已经触动，这条路已经进入，只是还不能将其转化推广，施行于四海九州。假使齐王在这条道路上念念不忘，他的德行日益彰明，他的快乐日益深厚，必将忘记千乘之国的尊贵，降低君主的权势，去拜见孟子向他学习并以臣子身份侍奉，从而做出三王的举动。孟子这样对待齐王，是打算以成汤对待伊尹的态度来对待他。他对君王的恭敬，对君王的礼节，天下哪里还有像孟子这样的人呢？齐王虽然没能做到这样，但看他有“寡人得以拜见”的话，有“问疾医来”的使者，他对孟子的恳切之心，也已经很深了。不知道齐王看到了什么而这样做呢？孟子知道他可以有所作为，所以以生病为借口不上朝，出城吊唁东郭氏以表达心意。我静静观察孟子的心，正打算预测齐王尊德乐道的心意，进而判断他是进还是退。假使齐王深深认识到德行值得尊崇，大道值得乐从，忘记他千乘之国的尊贵，君主的权势，必将虚心屈己，降低神色言辞去拜见孟子。假使他这样，就是德行的契机已经触动，道路已经打开，慢慢观察契机所在、道路趋向，紧急转向并快速鞭策，使三王之道在一句话之下豁然开朗，而喜怒哀乐应对，设施举措，不期然而然地成为三王了。怎么能用世俗的情感和平庸的见识，认为孟子妄自尊大，要挟君王像这样呢？所以观察孟子的人，应当用大道去观察，不应当用世俗的眼光去观察。孔子没有遭遇战国那样的变局，所以他所做的事可信，至少到了见南子那样的契机，子路就已经不高兴了。何况在孟子的时候，人都是佛肸那样的人，事都是南子那样的事，怎么能用平时的说法，凡俗的心意，去妄加议论呢？成汤、齐桓公，王道与霸道不同，但都是向他学习然后才以臣子身份侍奉他的。伊尹的学问极于王道，成汤不这样，不足以称王；管仲的学问极于霸道，齐桓公不这样，不足以称霸。我曾经读《易经》，读到“山上有泽”为咸卦，才深深领悟咸卦之所以能感动人的原因，在于虚心接纳他人。倘若先以千乘之国的尊贵，君主的权势，自我充实其中，就必然不能虚心，必然不能屈己，必然不能降低神色言辞去求道，将从哪里进入呢？孟子一定要君王来拜见，是用《易经》的道理去感化齐王。假使武王不访求箕子，那么九畴就不会陈述；假使刘备不亲自到草庐拜访诸葛亮，那么三国就不会鼎立，而曹操已经在天下得志了。我由此知道孟子能运用先王之道，以驾驭当世的变化，而超脱于凡情俗虑之中，看他那如炉锤般锻造、如陶土般塑造的功夫，哪里是浅陋之人所能理解的呢？后世的学者，应当仔细观察，不要轻易议论他的出仕与隐居。至于引用曾子“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的说法，是让学士大夫以仁义为重，以富贵为轻，看待当世那些怀揣高官厚禄、腰悬六印、佩戴双璧，用来夸耀惊骇世俗的人，他们是怎样的人呢？学者在这方面，不可不深思。

陈臻问道：“前几天在齐国，君王赠送一百镒黄金而不接受，在宋国赠送七十镒而接受，在薛地赠送五十镒而接受。如果前天的不接受是对的，那么今天的接受就是错的；如果今天的接受是对的，那么前天的不接受就是错的。老师必定在这两者中居于一端了。”孟子说：“都是对的。当在宋国时，我将要远行，远行的人必定要有赠礼，说是‘赠送路费’，我为什么不接受？当在薛地时，我有戒备之心，说是‘听说有戒备’，所以赠送兵器，我为什么不接受？如果在齐国则没有理由，没有理由而赠送，这是收买我。哪有君子可以被收买的呢？”孟子善于运用先王之道，他的所作所为常常超出世俗情感之外，不仅后世非议他、怀疑他、咒骂他，而且当时像陈臻、屋庐子、淳于髡这些人，有的认为不对，有的认为得当，间或认为没有贤德，何况后世呢？所以学者学习圣贤，应当用大道去观察，不应当用世俗情感去观察，应当领会其心，不可拘泥于其迹。他或出或处，或沉默或言语，或推辞或

译接受或拒绝，都发自本心，与道相贯通，大概都有道理，怎么可以用世俗的情理去看待，用末节去考察，从而比较、堤防、遏制，使他们无处可逃呢？学习圣贤如果这样，这究竟是何居心呢？窥伺常人的过错尚且不可以，何况窥伺圣贤的过错呢？看臻的提问，不接受齐王的馈赠却接受宋国和薛地的馈赠，并且认为如果以前不接受是对的，那么今天接受就是错的；如果今天接受是对的，那么以前不接受就是错的。左右设防，一定要把孟子置于有过错的境地，并且说：“先生必定处于这两种情况之一了。”奇怪啊，臻的用心！孟子不恼怒不愤恨，慢慢地告诉他说：“都是对的。而且明确地说，接受宋国的馈赠，是因为将有远行，而宋国以赠送路费为名义，事情与道义相合，怎么能不接受呢？接受薛地的馈赠，是因为有戒备之心，而薛地以赠送军需为名义，事情与道义相合，又怎么能不接受呢？至于齐国，既不是远行，不能用赠送路费的名义；又不是听说有戒备，不能用赠送军需的名义，让人家怎么处置呢？倘若不问义理，不顾可否，一心只想接受钱财，这是齐国用财货引诱孟子，而孟子也以财货被人所取。这是市井的行为，牙侩的伎俩。哪有君子做出这种态度的呢？”学者对圣贤之心产生怀疑，都是因为世俗的情理没有去除。圣贤有什么损害呢？比如孔子遭遇陈蔡之难，子路立刻认为他不够仁不够智，那么不够仁不够智，陈蔡之围就是应当的吗？这没有别的，学习没有达到圣贤境界的人，他的凡心俗虑自然如此。至于颜回则说：“老师的道太大，不被容纳。不被容纳有什么妨害？不被容纳然后才能显现出君子。”在三千弟子中，能深得孔子心意而不致在其中产生怀疑的，只有颜回一人罢了。明白这个道理，那么观察圣贤的人，应当先致知格物，使世俗的情理都消除，天理昭然【缺】

译孟子来到平陆，对那里的地方官说：“你手下的守城士兵，如果一天之内三次脱离队伍，你会罢免他们吗？”孔距心说：“用不着等到三次。”孟子说：“那么你自己脱离职责的次数也很多了。荒年饥岁，你的百姓中老弱病残辗转死于沟壑，青壮年流散到四方去的几乎有上千人。”孔距心说：“这不是我孔距心所能左右的。”孟子说：“现在假设有个人接受别人的牛羊，替人家放牧，那就一定要为牛羊寻找牧场和草料。如果找不到牧场和草料，是把牛羊退还给人家呢？还是站在一旁看着它们死去呢？”孔距心说：“这确实是我孔距心的罪过。”

有一天，孔距心拜见齐王，说：“大王手下治理都邑的官员，我知道有五个，其中知道自己罪过的只有孔距心。”齐王把这话告诉了孟子。孟子对齐王说：“这就是大王的罪过啊。”

【缺】

孔距心转而说出服罪的话，这种扭转乾坤的教化力量，岂是言语所能做到的呢？他当时精神感化对方的情形，已无法完全记述了。只见孔距心坦然自责说：“这确实是我孔距心的罪过。”唉！是什么让孔距心如此心服口服呢？孟子在“能够任用”之中，又有更深层的“运用”，不仅以此改变了孔距心，还将以此改变齐王。如何改变呢？有一天，孔距心拜见齐王，说知道罪过的只有孔距心，并且把当时的对话全部复述给齐王听，这又是借此来感悟齐王。齐王也坦然自责说：“这确实是我的罪过。”既然知道罪过在自己，就一定会悔改；悔改就一定会改正，其功用还有更大的。只是齐王的悔改之心尚未完全激发出来罢了。由此可知，做学问应当格物，格物就能穷尽天下的道理。穷尽天下的道理，那么人情物态、喜怒逆顺、形势纵横，都逃不出所推究的道理之外。温和地引导，让他自己领悟；充分满足，让他自己趋向。一旦豁然开朗，事理顺畅，心中怡然，如冰融化，这都是格物的效果。如果像朱云讥讽张禹，宋璟弹劾张昌宗，虽然正直，但圣贤的门风没有这样的做法。学士大夫如果想要议论思考、进献意见，让君主在短时间内听从，不拒绝而心怀谦逊，应当深入观察孟子的做法。

孟子对蚳鼃说：“你辞去灵丘的职位而请求担任士师，似乎是有原因的。因为那个职位可以进言。现在几个月过去了，还不能进言吗？”蚳鼃向齐王进谏而不被采纳，于是辞职离去。齐国人说：“孟子为蚳鼃考虑得很好，至于他为自己考虑如何，我就不知道了。”公都子把这话告诉孟子，孟子说：“我听说，有固定官职的人，不能履行其职责就辞职；有进言责任的人，进言不被采纳就辞职。我没有固定的官职，也没有进言的责任，那么我的进退难道不是从容宽裕、绰绰有余吗？”

孔距心、蚳鼃，难道都是孟子的学生吗？为什么他们如此顺从并努力践行呢！孔距心听到关于牛羊的比喻，立刻引咎自责说：“这确实是我孔距心的罪过。”他这样屈己从善，可以想见他的为人。至于蚳鼃听到“几个月”的说法，认为士师的职责在于论断刑罚，而当时刑罚多有纰漏，狱讼纷乱，齐王不采纳他的意见，乃至辞职离去。他这样敬畏道义、遵循理法，又可以想见他的为人。这两个人，一个不把自我当作长处，一个不把官职放在心上。屈己从善，敬畏道义、遵循理法，以求符合孟子的意旨。不知道孟子凭什么让人如此呢？如果学者拘守遗留的篇章，认为只在于关于牛羊的比喻、关于几个月的说法，让我们效仿孟子的说辞来晓喻当世之士，可以吗？而且用对待孔距心的说法来对待别人，怎么知道对方不会文过饰非，从而对我产生怨恨呢？用对待蚳鼃的说法来对待别人，怎么知道对方不会抓住细微的过错，从而对我产生怨恨呢？这也是古今常有的心理。那么孟子让这两个人如此顺从是为什么呢？我私下认为，当时孟子的精神造化，之所以能感悟这两个人，大概源自他所学的东西，使得他一语之下，人心自然屈服，意志自然力行。现在的君子如果不先涵养其本源，而想效仿圣贤的言语来发挥作用，哪有这种道理呢？孟子曾说：“仁义礼智，根植于心，其表现出的光泽润泽，显现在脸上，充盈于背部，施于四肢，四肢无需言语就能明白。”这就是孟子在说话之前，精神造化之所以能感悟这些人的原因所在。人们见到这种境界，心中疑惑消散，意志消解。又在他当时的言语之间，以智慧洞察其心，以巧合其意，以适中其机，他们的屈服和力行，是自然之理。这又不可不加以辨析。然而齐国人认为孟子为蚳鼃考虑得很好，至于他为自己考虑如何，我就不知道了，这话也很难应对。在这里又可见孟子善于运用先王之道。齐王有以羊易牛的心，有罪己的善念，有不自我欺骗的心，有不自我满足的意。孟子沉浸其中，不忍舍弃离去，所以不在齐国做官，而在齐国优游自在，大概是为了成就齐王。如果孟子一旦担任有进言责任的职位，进言不被采纳就辞职，所当离去，离去又有什么难的呢？齐王这样的资质，谁来成就他呢？所以孟子离开齐国，走了三天才走出昼地，并且说：“在我心里还觉得太快了。”齐王或许会改正，如果齐王改正了，就一定会召我回去。如果走出昼地而齐王不追我，我才浩然有归志。我虽然如此，难道会舍弃齐王吗？齐王还足以用来行善。孟子对齐王如此，所以不担任有官守言责的职位，而想长久留在齐国，以开导齐王的善心，成就齐王的懿德。他精微审慎地处理如此，这就是所谓善于运用先王之道。唉！仅此而已。这是齐

译齐王辜负了孟子，孟子有什么辜负齐王的呢？上天不振兴这种文化，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唉，真是令人叹息啊。

译孟子在齐国担任卿，出使滕国吊丧。齐王派盖地的长官王驩作为副使随行。王驩早晚都来拜见，往返齐滕的路上，孟子不曾和他谈论过公务。公孙丑说：“齐国卿的地位，不算小了；齐滕之间的距离，不算近了。往返途中却不曾和他谈论公务，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既然有人去处理这些事，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读这一章，才知道圣贤对待小人，大概就是这样。小人依仗权势、独享恩宠，妄自尊大，想要别人顺从自己，却不向别人请教，像王驩就是这样的人。孟子不幸和他一同出使滕国，两人的情态气质、智谋议论，没有一处相合。如果孟子小心翼翼地与他争辩，我担心无端的灾祸、意外的侮辱，将有难以忍受的情况发生。那么该怎么办呢？任凭他去做，不和他说话，在我这里既没有委屈，在他那里也没有怨恨，这正是对待小人的方法。然而出使国外，一句话不合心意，一个礼节不到位，两国以至于交战，暴露尸骨来逞强。如果都像孟子的意思，任凭小人自作主张，而我一无可否，事情发展到招致祸患而起兵，那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孟子不和他谈论的，都是小节。至于大体，我本来就要承担。我是正使，他是副使，事情的大体，本来由孟子自己承担。任凭他自作主张的，只是他副使的职事罢了，这又不可不考察。我所取法的，在于圣贤对待小人的方法，其他可以意会推知。从前杨思朂在广南迎接宋璟，宋璟在路上，始终不与杨思朂交谈。杨思朂回去向玄宗诉苦，孟子的事情，难道不与此类似吗？回答说：不是。孟子只是不和他谈论公务罢了，至于人情往来应对，难道能完全不通吗？王驩是齐国的谄媚之人，受齐宣王宠信，依附他的小人很多。如果孟子像宋璟那样，恐怕也会有哭泣诉苦的怨恨了。如果齐王不如玄宗，那祸患岂不更严重吗？况且吊唁公行子的丧事，王驩去吊唁，进门有上前和王驩说话的，有靠近王驩座位和王驩说话的，一时的人情物态，谄媚阿附，也可以看见了。孟子唯独不和他说话，王驩如果有轻视他的话，一同出使齐国，如果像宋璟那样，小人岂能容忍呢？孔子对待阳货采取两不可的态度，顺从其情，用一个诺字使其心意满足，这是圣贤对待小人的方法。宋璟直率是直率了，但圣人的门下没有这样的方法。从前李鄘担任淮南节度使时，吐突承璀担任监军，互相敬重忌惮，一旦承璀回京，推荐他为宰相，李鄘知道这是承璀的举荐，最终不就职。互相敬重忌惮，大概是用来对待小人的。至于想要出自他的门下，难道是士君子所甘心的吗？如果孔子依附痈疽和侍人瘠环，怎么算是孔子呢？而李鄘依附吐突承璀，又怎么算是李鄘呢？所以我以为对待小人，细微之处应当像孟子，平时应当像李鄘，总揽大纲应当像孟子，不受污染应当像李鄘。至于像元稹那样结交，像宋璟那样绝物，都不是圣贤的方法。所以我因为王驩的事，极力陈述几个大节，让士君子自己选择。

孟子从齐国安葬母亲于鲁国，返回齐国，停在嬴地。充虞请求说：“前几天不知道我不贤，让我负责工匠的事，我恭敬地不敢请示。现在想私下有所请求。”孟子说：“木材好像太华美了。”充虞说：“古时候棺椁没有固定的尺寸，中古时期棺厚七寸，椁与之相称，从天子到平民，不只是为了美观，然后才能尽人心，不得不这样做才算满意。没有钱财不能算满意，得到钱财就是有财，古人都这样做，我为什么独独不这样呢？况且让死者不让泥土亲近肌肤，在人心上，难道没有遗憾吗？我听说，君子不因为天下而节省对父母的礼节。”

孟子涵养浩然之气说：“至大至刚，以正直选择它，不精微地言语它，不详细地说明它，以跳然远去为大，以愤然疾恶为刚，以当面折辩、在朝廷争辩为直。”不加以审慎处理，动不动以折断栏杆、琐碎进谏、撕裂奏章、叩击台阶为美谈，却不知道孟子所说的刚大直不是这样的。怎么知道的呢？我从安葬父母一事知道孟子所说的刚大直大概是这样精微的。况且丧事三天后殡殓，凡是附着在身上的东西必须真诚必须守信，不要有后悔罢了。三个月后安葬，凡是附着在棺木上的东西必须真诚必须守信，不要有后悔罢了。人有收藏价值万金的璧玉的，用红色丝线包裹十层，封室九道门，跟着观看的人必须三天斋戒，七天警戒，主人好像不得已才出来一次。何况我们父母的遗体，岂止是价值万金的璧玉而已呢？它的安葬应当如何呢？下锢九泉，上漆南山，以金银为城郭，以水银为河汉，像秦朝安葬始皇那样，难道是他们的本心吗？只是以为奢侈盛大的观瞻罢了。孝子的心不是这样的。贫穷的时候，收敛手足形体，回葬而没有外棺，在心里没有后悔的，是因为贫穷的缘故。显达的时候，在礼节上可以备齐物品，在钱财上足以加厚，棺椁的大小，坟丘的规模，我应当竭尽我的力量而尽我的礼节，使一样物品不备，一件事不厚，在心里有后悔的，就不是孝子了。人子的心，认为我起居饮食在地上，而把我的父母放在土中冥冥长夜，那惨怛的心，痛疾的意，像割肉一样。如果在礼节上没有害处，在钱财上没有缺乏，备齐七寸的

译棺木五寸，椁木五寸，以此安葬，使逝者安妥，让他的遗体不至于直接与泥土亲近，这也稍微慰藉了为人子女的心。至于这个时候，哪里可以谈论节俭呢？应当遵循礼制，根据家庭的贫富状况来决定，是可以的。看孟子在安葬亲人时，他的论述精微到如此地步，那么他那种刚大正直的功用，乃至在每件事上都是这样审慎详密。学者想要学习圣贤，应当观察他们用心的地方。圣贤虽然已经逝去，我们却可以在千年之下得到他们的精神，就像登上老师的讲席，就像侍奉在左右，如同亲身处于那个时代，如同亲眼见到那个人一样，这是因为看到了他们的用心之处。既然这样，圣贤的用心还可以被看见吗？隐藏在我们心中，每件事都详细审慎，无愧无悔，像安葬亲人这样的大事，其关键就在于竭尽人心，这就是圣贤的功用。心的本源没有边际，与天同为一体，与造化同其功用，只是我们因循守旧、粗疏草率，不能稍微竭尽其用罢了。如果我们知道竭尽心的功用，那么使君主成为尧舜，使百姓成为士君子，都是其余的小事罢了。我因为论述孟子安葬亲人的事，又阐发了养气刚大正直的功用，让后来的学者知道圣贤的用心与后世不同，就是这样的。

译孟子传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孟子传卷九

宋 张九成 撰

沈同出于私心问道：“燕国可以讨伐吗？”孟子说：“可以。”子哙无权把燕国送给别人，子之也无权从子哙那里接受燕国。假如有个士人，你很喜欢他，不报告国王，却私自把你的俸禄爵位给他，那个士人也没有国王的命令就私自从你那里接受，这样可以吗？这与燕国的事有什么不同呢？齐国讨伐燕国，有人问道：“您曾鼓励齐国讨伐燕国吗？”孟子说：“没有。”沈同问：“燕国可以讨伐吗？”我回答说：“可以。”他既然这样就去讨伐了。他如果问：“谁可以讨伐燕国？”那么我将回答说：“作为天吏才可以讨伐它。”现在有个杀人犯，有人问：“这个人可以杀吗？”那么将回答说：“可以。”他如果问：“谁可以杀他？”那么将回答说：“作为法官才可以杀他。”现在是用燕国去讨伐燕国，为什么要鼓励他呢？

我读《论语》，看到陈恒杀害了他的国君，孔子斋戒沐浴后上朝，告诉鲁哀公说：“请讨伐他。”征伐应当由天子发起，鲁哀公怎么能擅自讨伐陈恒呢？回答说：“如果鲁哀公批准了孔子的请求，孔子将会向周天子请示，以鲁国国君的身份率领诸侯，来纠正陈恒的罪行。”阅读圣贤书籍的人，应当懂得言外之意，怎么能像鬼怪窥视、幽暗中的蜮虫射影那样，乘虚而入，随意以可否来评判圣贤呢？用这种意思来看，那么孟子回答沈同的问题，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倘若认为孟子鼓励齐国讨伐燕国，那么认为孔子鼓励鲁国讨伐齐国也可以吗？然而考察孟子对沈同的回答与孔子告诉哀公的话，都是合乎事理应当如此的。陈恒杀害国君，怎么能不讨伐？子之受让燕国，怎么能不讨伐？只是讨伐和征伐的理由，都有说法。倘若不能穷尽圣贤的本意，听到讨伐就讨伐，听到征伐就征伐，从而把罪责归咎于圣贤，岂不是狂妄吗？鲁哀公问孔子：“怎么讨伐他？”孔子一定会说：“向上报告周天子，向下率领方伯，来纠正陈恒的罪行。”沈同如果问孟子：“谁可以讨伐燕国？”那么孟子将回答说：“作为天吏才可以讨伐它。”所谓天吏，就是拥有天子征伐权力的人。然而孟子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呢？认为“天吏”的说法，一定要等他问“谁可以讨伐它”才说，为什么呢？大概因为沈同不是带着国王的旨意来问的，所以孟子所告诉的，只是论述大体原则罢了。假使他是带着国王的命令来问，我知道孟子的回答，就会对沈同说得详细了。大概对沈同说话，是论述道理；而对齐王说话，是实行事实。不料沈同借用孟子的言辞而自行其私意。孟子平时告诉齐王的，不是种桑养蚕、种田、养鸡猪狗、重视学校教育、申明孝悌之道、让老人穿丝绸吃肉、不在道路上背负重物、百姓不饥不寒、不流离失所，就是尊重贤人、任用能人、关卡只稽查不征税、市场只收租不征税、仓库没有夫役和里布的赋税，〇曾经以讨伐别人的国家为事吗？齐国人讨伐燕国，夺取并战胜了它，孟子先前告诉齐王文王武王的事迹，后来又告诉他要送回老幼、停止掠夺重器、谋划燕国百姓以安置国君的事，那么他的实际主张也是可以考察的。我厌恶小人轻浮浅薄，听到圣贤的过错就诋毁他们，所以引用孔子讨伐陈恒的事，来证明孟子的言论，让后来的学者对圣贤的举动详细深思。这也是大舜善于与人同心同德的意思。

燕国人背叛了齐国，齐王说：“我对孟子感到非常惭愧。”陈贾说：“大王不必担忧。大王自认为与周公相比，谁更仁德且智慧？”齐王说：“唉！这是什么话！”陈贾说：“周公派管叔监视殷地，管叔带着殷地叛乱。知道他会叛乱而派他去，这是不仁；不知道他会叛乱而派他去，这是不智。仁德和智慧，周公都没有做到完美，何况大王呢？”陈贾请求拜见孟子来解释这件事。见到孟子，问道：“周公是什么样的人？”孟子说：“古代的圣人。”陈贾说：“派管叔监视殷地，管叔带着殷地叛乱，有这回事吗？”孟子说：“有。”陈贾说：“周公知道他将要叛乱而派他去吗？”孟子说：“不知道。”陈贾说：“那么圣人也有过错吗？”孟子说：“周公是弟弟，管叔是哥哥。周公的过错，不也是情理之中的吗？”况且古代的君子，有了过错就改正；现在的君子，有了过错就顺从它。古代的君子，他们的过错像日食月食一样，百姓都看得见，等到他们改正时，百姓都仰望他们。现在的君子，不仅顺从过错，还替它辩解。我读这一章，才知道小人侍奉君主，一心以顺从迎合为意，使君主乐于听他的话，乐于见他这个人，从而窃取权柄，引进小人，诬陷君子，以至于败国亡家也不后悔。从古至今，小人没有不得志的，就是因为他们的权术如此。齐王听到孟子认为讨伐燕国是错误的，而燕国人果然背叛，于是说：“我对孟子感到非常惭愧。”这有悔过迁善的意思，君子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趁着他的惭愧之处而开陈仁义的道理，安慰他过去的过错，引导君主走上正道才罢休。陈贾真是小人啊！齐王有悔过之心，而陈贾却教大王掩饰过错的方法，甚至指责周公不仁不智，以此来辩解自己无罪。小人顺从迎合君主，大都是这样，而君主甘心如此。唉，怎么能不仔细考察呢！深入探究他的话，讨伐燕国的计谋，一定是陈贾主导的。他心术颠倒，思虑偏颇。看他引用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