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传卷二十

译孟子传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

孟子传卷二十一

宋 张九成 撰

孟子说：“君子之所以不同于普通人，是因为他们存养的心不同。君子以仁爱存养于心，以礼义存养于心。仁爱的人爱护他人，有礼义的人尊敬他人。爱护他人的人，别人也常常爱护他；尊敬他人的人，别人也常常尊敬他。假设有一个人，他用蛮横无理的态度对待我，那么君子一定会自我反省：我一定是不仁，一定是无礼。这种蛮横无理怎么会降临到我身上呢？如果自我反省后发现自己确实仁爱，确实有礼，而对方依然蛮横无理，君子一定会再次自我反省：我一定是不忠。如果自我反省后发现自己确实忠诚，而对方依然蛮横无理，君子就说：‘这不过是个狂妄无知的人罢了。’像这样，他与禽兽有什么区别呢？对于禽兽，又有什么可计较的呢？因此，君子有终身的忧虑，却没有一时的祸患。至于那终身的忧虑，是有的。舜是普通人，我也是普通人，舜成为天下的楷模，可以流传给后世，而我却仍然不免是个乡野之人，这是可以忧虑的。忧虑该怎么办呢？效法舜罢了。至于君子所担忧的祸患，则不存在了。不符合仁的事不做，不符合礼的事不行。如果有一时的祸患，君子也不担忧了。”

这一章是孟子传授曾子忠恕之学的体现，其施行的作用就是这样。之所以没有一时的祸患，是因为践行了所谓的“恕”；之所以有终身的忧虑，是因为践行了所谓的“忠”。践行所谓的“恕”，所以不怪罪别人的蛮横无理，而是反省自己的不仁、无礼、不忠，最终把对方当作狂妄无知的人而不责备他。践行所谓的“忠”，所以不符合仁的事不做，不符合礼的事不行，最终想要效法舜成为天下的楷模。由此看来，孟子在处理陈臻关于屋庐的质疑、陈贾的提问、时子的疑惑、淳于髡的侮慢、公孙丑将他与管仲、晏婴相比或比作孟贲、尹士讥讽他不明白求取禄位、滞留不走的妄言时，显得从容不迫。深入观察他的内心，可以说他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对于别人的蛮横无理，他置之度外而不放在心上，超然地追求仁、礼、忠的极致并以此为乐。至于他平生急切追求的，是认为舜从平民成为天下的楷模，而我却沉沦于流俗，成为无所闻知的人。只有怀着不如舜的心，早晚孜孜不倦地寻求成为舜的方法，才在侍奉双亲方面有所领悟，于是大声宣告于天下说：“不能得到父母的欢心，不可以做人；不能顺从父母的意愿，不可以做儿子。”舜尽到了侍奉双亲的道，使瞽瞍高兴；瞽瞍高兴，天下便受到教化；瞽瞍高兴，天下做父亲和做儿子的关系便确定了。孟子的学问之所以能达到圣王的境界，是从侍奉双亲的道进入的。他之所以能掌握侍奉双亲的道，是因为他的学问出自曾子。曾子论孝说：“孝道，确立它便植根于天地，推广它便遍布四海。推广到东海而准则不变，推广到南海而准则不变，推广到西海而准则不变，推广到北海而准则不变。”只有曾子从侍奉双亲进入，所以孟子也从侍奉双亲进入。只有孟子从侍奉双亲进入，所以能看见舜的用心；只有看见舜的用心，所以恳切地以舜为说教而不停止。况且他记载颜回的话说：“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有所作为的人也能像他一样。”又说：“舜是最孝顺的了，五十岁还依恋父母。”又说：“大孝终身依恋父母，五十岁还依恋父母的，我在大舜身上看到了。”又说：“舜居住在深山中，与木石同住，与鹿猪同游，他之所以不同于深山中的野人，相差无几。他听到一句善言，看到一件善行，就像决开江河一样，充沛而没有人能阻挡。”又说：“舜吃干粮、嚼野草时，好像要终身如此。等到他成为天子，穿着锦袍，弹琴，两个女儿侍奉，好像本来就是这样。”又说：“大舜有伟大的地方，善于与人同乐，吸取别人的优点来行善，从耕种、制陶、捕鱼直到成为帝王，没有不是吸取别人的优点的，吸取别人的优点来行善，这就是与人为善。后来他指点徐行作为尧舜之道，使天下后世好学圣王的人止步于徐行之间。推测圣王的用心，如果不是深得舜的道，怎么能这样呢！现在这一章，完全显露了他的内心，甚至说：舜成为天下的楷模，可以流传给后世，而我却仍然不免是个乡野之人，这是可以忧虑的。他平时所存养的大致可以知道了。至于他公然立论说：仁的实质在于侍奉双亲时体现，义的实质在于顺从兄长时体现，知道这两者，用礼节修饰这两者，以这两者为乐，反复考察，他所得到的圣王之道，无论是仁、义、智、礼、乐，都是从侍奉双亲中得到的。推广侍奉双亲时谦恭和悦的心，推广有深爱、有和气、有婉容的心，推广善则归功于父母、过则归咎于自己的心到天下，所以待人以恕而不责备蛮横无理的侵犯，责己以忠而自我反省寻求仁，自我反省寻求礼，自我反省寻求忠。唉！孟子能用曾子的道，体现在待人处己之间，显扬忠恕之说，使人豁然开朗如日出，涣然冰释，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了。颜回之后只有他一人罢了，多么盛大啊！

禹和稷处在太平盛世，三次经过家门而不入，孔子认为他们贤德。颜回处在乱世，居住在简陋的巷子里，一竹筐饭，一瓢水，别人受不了这种忧愁，颜回却不改变他的快乐，孔子认为他贤德。孟子说：禹、稷、颜

译孟子说：“回，你明白这个道理吗？大禹认为天下有溺水的人，就好像是自己把他们推入水中一样；后稷认为天下有挨饿的人，就好像是自己让他们挨饿一样。因此他们如此急切地救助世人。大禹、后稷和颜回如果互换位置，也会这样做。现在假设有同屋的人争斗，去救助他们，即使披头散发、帽带不系就跑去救助，也是可以的；如果是同乡邻居有人争斗，披头散发、帽带不系就跑去看望救助，那就是糊涂了，即使关上门不去管也是可以的。”

译大禹和后稷勤勉辛劳，颜回安闲舒适。勤勉辛劳与安闲舒适，明显不同。孟子却说：大禹、后稷和颜回是同道的。伯夷，是圣人中清高的；伊尹，是圣人中担当的；柳下惠，是圣人中和顺的；孔子，是圣人中合时的。他们都是古代的圣人。孟子却说：他们不同道，是不明白的。孟子在何处看到大禹、后稷和颜回是同道的？又在何处看到伯夷、伊尹、柳下惠和孔子是不同道的？又评论伯夷、伊尹和孔子说：得到百里土地而统治它，都能让诸侯来朝见，拥有天下。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而得到天下，他们都不会做。又评论伯夷、伊尹和孔子如此并列吗？回答说：不是。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像孔子这样的人。为什么唯独尊崇孔子而轻视其他人呢？至于评论大禹、后稷说：大禹想到天下有溺水的人，就像自己溺水一样；后稷想到天下有挨饿的人，就像自己挨饿一样。大禹、后稷和颜回交换位置，都会如此。又为什么把隐居独处的人，立刻与功业盛大、卓绝千古的人等同起来呢？这大概是有说法的。这说法在哪里？回答说：在于讲习《中庸》。说：明白就真诚了，真诚就明白了。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人的本性；能充分发挥人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就可以赞助天地的化育。可以赞助天地的化育，就可以与天地并列为三了。又说：其次是推究一端，推究一端能达到真诚。真诚就会表现，表现就会显著，显著就会光明，光明就会感动，感动就会变化，变化就会化育。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化育。真诚是同一的。有天下的至诚，有推究一端的真诚。天下的至诚，是真诚的极致。因此可以与天地并列为三。大禹、后稷和颜回的学问，是天下的至诚。因此大禹、后稷在朝廷以真诚而忧虑，颜回在陋巷以真诚而快乐。大禹、后稷是朝廷中的颜回，颜回是陋巷中的大禹、后稷。在忧虑时就忧虑，在快乐时就快乐。论天下的至诚，只有一个而已。所以说：大禹、后稷和颜回是同道的。又说：大禹、后稷和颜回交换位置，都会如此。推究一端的真诚，是真诚的开始。其上还有事情。那事情是什么？真诚就会表现，表现就会显著，显著就会光明，光明就会感动，感动就会变化，变化就会化育。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化育。这就是。孔子，是天下的至诚。伯夷、伊尹、柳下惠停留在推究一端的真诚而不再前进。所以伯夷真诚于清高而不再前进，伊尹真诚于担当而不再前进，柳下惠真诚于和顺而不再前进。孔子不断前进，所以圣人之外又有智慧，智慧之外又有中正，中正之外又有巧妙。这是天下的至诚。因此孔子不同于孟子所说：“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停止就停止，可以长久就长久，可以快速就快速。”所以伯夷、柳下惠、伊尹与孔子不同道，而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孔子。那么君子讲习学问，难道可以停留在推究一端的真诚，而不前进到天下的至诚吗？如果能穷尽天下的至诚，身处穷困陋巷，怎能与天地并列为三呢？难道不是因为破旧的衣服鞋子，有华美服饰的尊贵；扛着锄头拿着犁，有玉器的庄严；柴门小窗，有高台大殿的峻峭；妻子奴婢，有宾客选拔的机变；饮食起居，有治理宇宙的宏大。与天地并列为三，大概就在于此。当他显达时，如同同室之人争斗，披头散发系着帽子去救他，不是奔赴别人的急难，是因为真诚应当如此。大禹、后稷如果同室之人争斗而不救，就称为不真诚。当他穷困时，如同乡邻争斗，关门不救，不是没有救济万物的心，是因为真诚应当如此。颜回如果乡邻争斗而去救，就称为不真诚。所以学士大夫应当学习天下的至诚。学习天下的至诚，就可以与天地并列为三。能与天地并列为三，显达时就是大禹、后稷，穷困时就是颜回。在大禹、后稷的位置而不惊异，在颜回的位置而不羡慕，各自真诚其真诚，只看遭遇如何罢了。孟子学习天下的至诚，是从子思那里得到的。所以他论三圣人与大禹、后稷、颜回同与不同，直言判断，不再怀疑。唉！多么崇高啊！盛大啊。

公都子说：“匡章全国人都称他不孝，老师却与他交往，又对他礼貌相待，请问这是为什么？”孟子说：“世俗所谓不孝的有五种：四肢懒惰，不顾养父母，是一种不孝；喜欢赌博饮酒，不顾养父母，是第二种不孝；贪爱钱财，偏爱妻子儿女，不顾养父母，是第三种不孝；放纵耳目欲望，使父母蒙羞，是第四种不孝；喜好勇力争斗，使父母处于危险，是第五种不孝。”匡章有这五种之一吗？那匡章，是因为父子之间互相要求完美而不能相容。要求完美，是朋友之间的道；父子之间要求完美，是伤害恩情的最大者。那匡章，难道不想有夫妻子母的关系吗？因为得罪了父亲，不能亲近，妻子被屏退，子女被疏远，终身不赡养。他的用心认为如果不这样，那就是更大的罪过。这就是匡章的情况罢了。

孟子高瞻远瞩，卓然立于战国权谋诡诈、纵横捭阖、卓异荒唐之中，犹如北斗在天，泰山华山在地。他的褒贬取舍、进退可否，远远超出常情之外，不是深造圣王之道能如此吗！看那轻视管仲而贬低许行、鄙白圭如蚯蚓、视仲子如虫、视杨墨为禽兽、视仪衍为妾妇，都是当时尊敬羡慕的人，孟子一概极力诋毁，使他们不能列入士大夫之列。而弟子背离他的学问，如陈

译陈良这个人，全国的人都称赞他不孝；像匡章这样的人，孟子却称道他的礼数仪态，让天下人清楚地知道他是贤人君子，这怎么好恶与常人如此不同呢！圣贤选拔人，看重的是他的内心存念；而普通人选拔人，捡拾的是他的外在痕迹。那些尊崇管仲的人，是因为他能成就霸业；追随许行的人，是因为他与众不同；白圭主张二十抽一的税率，是想减轻赋税；陈仲子筑室织屦，是想求取名声；杨朱、墨翟是当时世人所尊崇崇尚的；张仪、苏秦被一时之人视为大丈夫。孟子观察管仲的内心，根本在于弄虚作假；许行的内心，是想迷惑众人；白圭的内心，在于求取名声，却不知道中国人伦的大义；陈仲子的内心，被小道理所迷惑，却不知道躲避背离兄长、离开母亲的恶行；杨朱、墨翟的内心，推演下去会导致没有君主和父亲；张仪、苏秦的内心，推演下去会导致迎合君主的恶行。只有孟子知道他们的内心，而天下人却不知道。假使人人都跟随他们的学说，那么他们造成的祸害应当达到秦朝那样残酷的地步才会停止，所以孟子深深地攻击并极力诋毁他们，断绝他们的根本，不让他们滋长，这是为天下万世考虑啊。陈良的内心，喜悦周公、孔子的道；匡章的内心，有背负罪责、引出过错的孝心，这就是孟子称道他们的礼数仪态，让天下人清楚地知道他们是豪杰、是孝子的原因，以此来破除风俗中卑鄙浅陋的见解和似是而非的痕迹，他们对圣道的功劳太大了。匡章的父亲，以要求儿子向善为心，想要他的儿子学业出众，然而人的才能有长短，应当循序渐进地慢慢引导，他却以急躁的心情，追求立刻见效的效果，以至于废黜排斥匡章，不让他列入人子的行列。论他的志向是爱儿子，论他的行为则是伤害恩情。古代有交换孩子来教育的方法，而孔子门下有过庭之问，其中的用意可以明白了。匡章因为得罪了父亲，不能稍微尽到孝养的心，也想深深地自我责备，不敢接受妻子儿女的奉养，以至于休妻屏退儿子，他的用心像这样，有大舜背负罪责、引出过错，恭敬谨慎，文王吃一顿饭他也吃一顿饭，文王吃两顿饭他也吃两顿饭的用心，怎么可以把他当作不孝子呢？他的内心像这样，而小人喜欢讥讽议论，乐于听别人的过错，而不推究他的内心，就立刻用不孝来称呼别人，使得天下没有向善的道路。圣贤难道肯做这种事吗？所以特别冒犯众人的厌恶，用礼仪接待他，用和颜悦色对待他，以洗刷一国的浅陋。他对名教的功劳，真是大啊！

译曾子住在武城，当时有越国的盗贼。有人问：“盗贼来了，何不离开呢？”曾子说：“不要让别人住进我的房间，以免毁坏我的柴草树木。”盗贼退去后，曾子说：“修缮我的房屋，我将回去。”盗贼退去，曾子便回去了。左右的侍从说：“百姓对待先生如此忠诚且恭敬，盗贼来时先生先离开，作为百姓的表率；盗贼退去先生就回来，这恐怕是不可以的。”沈犹行说：“这不是你们所能理解的。从前沈犹遭遇负刍的祸乱，跟随先生的七十人，没有参与其中的。”

子思住在卫国，有齐国的盗贼。有人问：“盗贼来了，何不离开呢？”子思说：“如果我子思离开了，国君和谁一起守城呢？”孟子说：“曾子和子思遵循同样的道。曾子是老师，如同父兄；子思是臣子，地位卑微。曾子和子思如果互换位置，也会这样做。”

老师有老师的法则，臣子有臣子的法则。作为老师的法则，去留可以自如；作为臣子的法则，为职责而死罢了。曾子听说盗贼来了就离开，盗贼退去就回来，作为老师的法则应当如此。子思听说盗贼来了就坚守，大概是为了职责而死，作为臣子的法则应当如此。考察两人的内心，都是所谓天下最真诚的人。或去或不去，各自归于真诚罢了。曾子将道传授给子思，子思将道传授给孟子。子思在《中庸》中极力阐述至诚的学说，这正是曾子的学问。孟子识得两人的本心，所以明确地断言说：“曾子、子思同道。”又断言说：“曾子是老师，如同父兄；子思是臣子，地位卑微。”曾子、子思如果互换位置，也会这样做。只有孟子深入体悟了天下的至诚，所以能看清两人的存心，而“同道皆然”的话，高论而无疑。前文论述禹、稷、颜回，现在论述曾子、子思，说“同道”，说“皆然”，是因为对诚有所见。从世俗的观点看，禹、稷在庙堂而多忧，颜回在陋巷而独乐，曾子听说盗贼来了就离开，子思听说盗贼来了就坚守，他们忧乐去留的表现，相差如同天壤之别，怎么能同等看待他们，称他们为同道，称他们为皆然呢？只有禹、稷的诚在于忧劳，颜回的诚在于独乐，曾子的诚在于避盗，子思的诚在于御盗，一旦改变他们的操守就是不诚，圣贤岂敢做不诚的事呢！明白这个道理，然后可以仰观千古，俯视后世，或出或处，或默或语，都归于诚罢了。不这样，就不能算是善于学习。

储子说：“大王派人暗中观察先生，果然有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吗？”孟子说：“有什么不同于常人的呢？尧舜与常人相同罢了。”

我读这本书，才知道齐王尊敬孟子到了这样的地步。齐王看到孟子的学问、孟子的见解、孟子的见识，与当时的人完全不同，怀疑他禀赋非凡，不是普通人俗士，所以派人暗中观察。他的使者往往像唐举、许负那样的人，以相面为说辞。圣贤的生来，果然有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吗？黄帝生来神灵，高辛自称其名，帝尧靠近他如日，仰望他如云，大禹的声音成为音律，身体成为尺度，感鸟而生契，履帝武而生稷，高帝隆准而龙颜，光武隆准而日角。圣贤的生来，必定承受五行之间的精气，天地之全形，山岳之精粹，江河之润泽，岂能与凡人相同呢？然而圣王不谈这些，是想让人自我勉励。倘若倚仗小小的形貌，而心放于不仁不智之地，那么生而有髭者不能兴盛周室的福祚，尊严若神者不能去除淫妒的惑乱，而面如削者却成为舜的九官，貌状甚恶者却成为孔门的高弟。所以从前慨然厌恶这种流俗的人，就说“相形不如论心”，难道不是出于此吗？耳目口鼻四肢百体，尧舜也与常人相同，只是尧舜的心用处与凡俗不同，所以他们的道独尊于千古。然而人的形貌固然不能一概而论。至于钦明文思的是尧；濬哲文明的是舜；齐圣广渊的是汤；徽柔懿恭的是文王；温良恭俭的是孔子。圣贤的德容，岂可掩盖呢？诚于中形于外，这是自然之理。学士大夫又不可不考察：如鸱目虎吻，露眼赤睛，不言而知其为王莽；鸢肩豺目，洞精矘盻，不言而知其为梁冀。哪有圣贤德容而如此的呢？齐王对孟子这样，只知道尊敬他罢了，却不能断然任用他为相，这也奇怪了。从前孟尝问白圭说：“魏文侯的名声超过齐桓公而功绩不及五霸，为什么呢？”白圭回答说：“魏文侯以子夏为师，与田子方交友，尊敬段干木，这是名声超过齐桓公的原因。”问相谁可，说：“魏成、翟璜谁可以？”这是功绩不及五霸的原因。以私爱妨害公举，在职者不堪其事，所以功业废然而名号显荣的，是三士辅佐的结果。如果相三士，那么王功成，岂止是霸业呢？齐宣王对孟子，也如同文侯对子夏等人一样。所任用的，是田忌、孙膑、王驩之徒，而他加意于孟子的，止于此而已，可叹啊！

齐国有一个有一妻一妾而居家的人，他的丈夫出去则必定吃饱酒肉而后回来，他的妻子问和他一起饮食的人，则都是富贵的人。他的妻子告诉他的妾说：“丈夫出去则必定吃饱酒肉而后

译回家，询问和他一起吃饭的人，都是富贵人家，却从来没有显贵的人来过，我要暗中窥探丈夫的去向。」清早起来，尾随丈夫所去的地方，走遍了全城，没有和他站着交谈的人，最终到了城东郭的墓地之间，向祭奠的人乞讨剩下的食物，不够吃，又回头走向别处，这就是他满足欲望的方法。他的妻子回来告诉妾说：「丈夫，是我们仰望并依靠度过一生的人，现在竟是这样！」和妾一起讥讽丈夫，并在庭院中相对哭泣，而丈夫却不知道这件事。丈夫得意洋洋地从外面回来，在妻妾面前摆出骄傲的样子。从君子的角度来看，人们用来追求富贵显达的方法，如果不让妻妾感到羞耻，而不相对哭泣的，恐怕很少了。

译我观察这一段，其意思与妾妇仪衍属于同一类，由此知道这种说法是商鞅、邹忌、孙膑、陈轸、苏秦、张仪以及稷下学宫那些人的言论。这几个人，有的后车几十辆，有的三个月就当了宰相，有的坐在辎车中谋划，有的担任两国的使者，有的手握六国的相印，有的掌握两国的相权，有的在繁华大道上修建馆舍，他们骄傲于当世，气势凌驾于青云之上，认为富贵是自己努力得来的。然而静心观察他们的内心，不懂得礼义，不知廉耻，揣摩君主想要什么，曲折委婉地迎合君主的心意，只在于一朝的利益达成罢了，这与家中婢女迎合主人之心以求温饱的打算，没有什么不同。这跟那些在坟间乞求祭品却向妻妾夸耀的人有什么区别呢？君子所见与小人所见不同，君子所见的是道义，小人所见的是势利。所见的是道义，所以道义相合就追随，不合就离去，如果不是合乎道义，不是合乎正道，即使把天下作为俸禄给他也不顾，即使有千匹马也不看，哪里值得谈论富贵呢？所见的是势利，那么君主喜好战争，我就进献奇正兵法的学说；君主喜好利益，我就进献加倍获利的学说；君主喜好开拓土地，我就进献兼并吞并的学说；君主喜好联合诸侯，我就进献纵横捭阖的学说。他们不问理义，去留取决于别人，而俯仰高低，几乎没有什么坚守，势利所在，就是性命所在。像这样得志，尚且意气扬扬，蔑视当世的士人，难道不是令人痛惜吗！广泛观察千古，得到富贵像齐国人那样乞求祭品的，也有很多。妻子妾妇都为此感到羞耻，而他们却不以为羞，这确实是连老妇婢女都不如啊。孟子的意思，商鞅、孙膑以下的人已经不可说了，何况又比商鞅、孙膑更低的人呢？像魏勃那样扫门，像潘岳那样望拜，像郭熙那样尝粪，像宋之问那样奉溺器的人，这类人大多还可以说吗？唉！士人的风气败坏，竟然到了这个地步，熟读齐人的说法，使人拍着桌子叹息。

万章问道：“舜到田地里去，向苍天号哭，为什么他要号哭呢？”孟子说：“是因为怨恨和思慕。”万章说：“父母喜爱他，他高兴而不忘怀；父母厌恶他，他辛劳而不怨恨。那么舜怨恨吗？”孟子说：“长息问公明高说：‘舜到田地里去，我已经听说了；向苍天和父母号哭，我就不明白了。’公明高说：‘这不是你所知道的。公明高认为孝子的心不是这样冷漠的，我尽力耕田，供给儿子应尽的职责罢了。父母不喜爱我，对我有什么呢？’尧派他的九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百官牛羊仓廪都备齐，在田间侍奉舜。天下的士人多归附他，尧打算把天下都让给他。因为对父母不孝顺，就像穷人没有归宿。天下的士人喜爱他，这是人们所向往的，却不足以解除忧愁。好色，是人之所欲，娶了尧的两个女儿却不足以解除忧愁。富有，是人之所欲，富有天下却不足以解除忧愁。尊贵，是人之所欲，贵为天子却不足以解除忧愁。人们喜爱他，好色、富贵都没有足以解除忧愁的，只有顺从父母才能解除忧愁。人年少时思慕父母，懂得好色就思慕年轻美貌的女子，有了妻子儿女就思慕妻子儿女，做官就思慕君主，得不到君主的赏识就内心焦灼。大孝之人终身思慕父母，五十岁还思慕父母的，我在大舜身上看到了。”

侍奉父母，自有侍奉父母的方法；侍奉君主，自有侍奉君主的方法。这是天理。侍奉父母而父母不高兴，就叫做不孝；侍奉君主而君主不仁，就叫做不忠。所以被任用就施行，不被任用就藏匿；道义相合就追随，不合就离去。施行、藏匿、离去、就职，一概以被任用与否、道义是否相合为准则，起初没有固定的论断。侍奉君主的方法，应当是这样。至于侍奉父母，则从孩童到老死，没有其他方法。其心像婴儿一样专一而不改变，这是侍奉父母的方法。婴儿的心，只专一于爱父母罢了，哪里知道其他呢？当父母不喜爱他时，号哭悲苦，万物没有能解除他忧愁的。天下的士人喜爱他，以及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娶了尧的两个女儿，哪里足以进入他的心呢？等到见到父母，又喜又怒，怨恨父母不怜惜自己，于是跳跃欢喜，他的快乐超过了天下归附他、富有天下、贵为天子、娶尧两个女儿的快乐。舜的心，侍奉父母常常像婴儿，那么他为父母不喜而向天号哭，像婴儿思慕父母一样，这大概是天理应当如此。所以大孝之人终身思慕父母。所谓终身，不是终父母的一生，而是终自己的一生。父母死后，其心常常悲伤，一见他们的遗物，一拿他们的杯勺，就凄然流泪，痛苦得不能自持，这正是婴儿的心。老莱子七十岁还思慕父母，做五彩的衣服，像婴儿一样在父母面前匍匐，这颗心是怎样的呢？想要认识舜之所以为舜，应当在婴儿的思慕中去寻求。那么公明高的说法，孟子回答万章和长息的问话，大舜的心在这里就决定了。舜向天号哭，孟子只用一个“慕”字来断定，以解除天下后世纷纷的疑惑，如果不是他高远的见识超出众人之上，怎么会这样呢？

万章问道：“《诗经》说：‘娶妻怎么样，何必告诉父母？’相信这话的，没有谁比得上舜。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