巻第三十八

译编纂卷首上

纲领一【本篇论述《春秋》经与传的源流】

班固说：“左史记载言论，右史记载行事。行事记载于《春秋》，言论记载于《尚书》。”杜预说：“《周礼》设有史官，掌管邦国四方之事，通达四方的志意。诸侯也各自设有国史，大事记载于简策，小事仅记于简牍罢了。”孟子说：“楚国称之为《梼杌》，晋国称之为《乘》，而鲁国称之为《春秋》，其实它们是同一类史书。”韩宣子到鲁国，见到《易象》和《鲁春秋》，说：“周代的礼制全都在鲁国了。我到现在才知道周公的德行以及周朝之所以能称王天下的原因。”韩宣子所见的，大概是周代原有的典礼经典。周朝德政衰微，官吏失职，在上位者不能使《春秋》彰显光明，各国赴告和简策记载，许多所记录的，都违背了旧有的典章。孔子依据鲁国史官简策的成文，考证其真伪并记载其典礼，向上遵循周公遗留的制度，向下阐明未来的法度。其中教化所存、文辞所害之处，就删削并纠正它，以显示劝善戒恶；其余的都直接沿用旧史。史书有文辞与质朴的区别，言辞有详略的不同，不必更改。所以传文说：“它善于记载。”又说：“不是圣人谁能修撰它呢？”

译陆德明说：“古代的君王必定设有史官，君主的举动就记录下来，这是为了谨慎言行，彰显法度准则。诸侯也有国家史官，《春秋》就是鲁国的史书。孔子应聘未被任用，从卫国返回，在西郊狩猎时捕获麒麟，哀伤它徒然出现，于是与鲁国君子左丘明在太史那里查阅史书，依据鲁国史书撰写《春秋》，上遵循周公遗留的制度，下阐明未来的法度，褒扬善行，贬斥恶行，编成十二位国君的经书，传授给弟子。弟子们退下后说法不一，左丘明担心弟子们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而失去真相，所以论述史实而为之作传，表明孔子不凭空议论来解说经书。《春秋》所贬损的是当时的君臣，他们的事实都体现在传文中，所以隐藏其书而不公开，是为了避免当时的祸难。等到末世口耳相传的说法流行，于是有了《公羊》、《谷梁》、邹氏、夹氏的传注。邹氏没有师承，夹氏有目录没有书，所以不显于世。汉朝兴起，齐国人胡母生、赵国人董仲舒都研究《公羊春秋》，兰陵人褚大、东平人嬴公、广川人段仲温、吕步舒都是董仲舒的弟子。嬴公坚守学问不违背师法，传授给东海人孟卿和鲁国人眭孟。眭孟传授给严彭祖和颜安乐，从此《公羊》有了严、颜两家的学问。眭孟有一百多名弟子，常说：‘《春秋》的真意就在严彭祖和颜安乐两人身上了。’严彭祖传授给琅邪人王中，王中传授给同郡人公孙文和东门云。颜安乐传授给淮阳人泠丰和淄川人任翁。泠丰传授给大司徒马宫和琅邪人左咸。起初贡禹师从嬴公，而在眭孟那里学业有成，传授给颍川人棠谿惠，棠谿惠传授给泰山人冥都。另外疏广师从孟卿，传授给琅邪人筦路。筦路和冥都又师从颜安乐。筦路传授给大司农孙宝。瑕丘人江公向鲁国人申公学习《谷梁春秋》和《诗经》，汉武帝时担任博士，让他与董仲舒辩论。江公口才笨拙，而丞相公孙弘原本研究《公羊》学，比较整理其义理，最终采用了董仲舒的说法。于是皇上因此尊崇《公羊》学派，下诏让太子学习。卫太子又私下请教《谷梁》并认为它好。此后《谷梁》学逐渐衰微，只有鲁国人荣广、皓星公两人学习它。荣广能全部传授《诗经》和《春秋》，蔡千秋、梁周庆、丁姓都跟随荣广学习。蔡千秋又师从皓星公，治学最为笃实。汉宣帝即位，听说卫太子喜好《谷梁》，于是召来蔡千秋与《公羊》学派的人一起讲说。皇上赞许《谷梁》的解说，后来又选拔十名郎官跟随蔡千秋学习。恰逢蔡千秋病死，征召江公孙担任博士，下诏让刘向学习《谷梁》，想让他协助蔡千秋。江博士又死了，于是征召梁周庆、丁姓待诏，让他们完成对那十人的传授。十多年后，十人都精通熟悉，于是召来‘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人在殿中大会，评判《公羊》、《谷梁》的同异，萧望之等多数人赞同《谷梁》，从此《谷梁》大盛。梁周庆、丁姓都担任博士，丁姓传授给楚国人申童、昌曼君。起初，尹更始师从蔡千秋，又学习《左氏传》，选取其中变化道理相合的内容作为章句，传授给儿子尹咸以及翟方进、房凤。起初江博士传授给胡常，胡常传授给梁国人萧秉，担任讲学大夫。左丘明作传传授给曾申，曾申传授给卫国人吴起，吴起传授给他的儿子吴期，吴期传授给楚国人铎椒，铎椒传授给赵国人虞卿，虞卿传授给同郡人荀卿名况，荀况传授给武威人张苍，张苍传授给洛阳人贾谊，贾谊传授给他的孙子贾嘉，贾嘉传授给赵国人贯公，贯公传授给他的幼子贯长卿，贯长卿传授给京兆尹张敞和侍御史张禹。张禹多次向御史大夫萧望之讲述《左氏》，萧望之认为很好，推荐张禹征召待诏，还没来得及询问，恰逢张禹病死。张禹传授给尹更始，尹更始传授给他的儿子尹咸以及翟方进、胡常，胡常传授给黎阳人贾防，贾防传授给苍梧人陈钦。《汉书·儒林传》说：‘汉朝兴起，北平侯张苍以及梁国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都研究《春秋左氏传》。起初刘歆跟随尹咸和翟方进学习《左氏》，从此谈论《左氏》的人以贾防、刘歆为根本。’刘歆传授给扶风人贾徽，贾徽传授给他的儿子贾逵。贾逵接受诏令列举《公羊》、《谷梁》不如《左氏》的四十件事上奏，名为《左氏长义》，章帝认为很好。贾逵又作《左氏训诂》。司空南阁祭酒陈元作《左氏同异》，大司农郑众作《左氏条例章句》，南郡太守马融作三家同异的解说。京兆尹延笃向贾逵的孙子贾伯升学习《左氏》，从而为之作注。汝南人彭汪记述先师的奇说及旧注，太中大夫许淑、九江太守服虔、侍中孔嘉、魏司徒王朗、荆州刺史王基、大司农董遇、征士敦煌人周生烈都注解《左氏传》。梓潼人李仲钦著《左氏指归》，陈郡人颍容作《春秋条例》。还有何休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谷梁废疾》，郑康成针砭《膏肓》、破除《墨守》、救治《废疾》，从此《左氏》大盛。汉初设立《公羊》博士，宣帝又设立《谷梁》博士，平帝才开始设立《左氏》博士。后汉建武年间，任命魏郡人李封为左氏博士，群儒中固执己见的人多次在朝廷上争辩。等到李封去世，就不再补任。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上奏《左氏》，于是设立在学官，仍然流行于世，至今于是盛行，而《公羊》、《谷梁》两传逐渐衰微。现在使用杜预的注，《公羊》使用何休的注，《

译《谷梁传》采用范甯的注解。

译啖助说：“古代的经义解说，全都是口耳相传。从汉代以来，才形成章句。比如《本草》记载的都是后汉时期各郡国的情况，却题名为神农所作；《山海经》广泛解说殷商时期的事物，却说是夏禹所记录。其余的书籍，此类情况非常多。由此可知，《春秋》三传的含义，原本都是口耳相传，后来的学者才将其写在竹帛上，并以祖师的名义题署。我观察《左传》，对于周、晋、齐、宋、楚、郑等国的事迹记载最为详细。晋国每次出兵，都详细列出将领和副手；宋国每次因国家兴废，都完备列举六卿。因此知道史册的文字，各国各不相同。左丘明得到这几个国家的史书，传授给门人，义理则是口耳相传，尚未形成文字。后代的学者，于是推演并贯通它们，汇总并合并它们，编排年月，作为传记。又广泛采录当时的文献典籍，所以同时收录了子产、晏子以及各国卿佐的家传，还有卜书、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混杂其中。所以虽然叙事很多，但阐释义理的很少，是非交错，混杂难辨。《公羊传》、《谷梁传》起初也是口授，后人依据其大义，分散配属经文，所以多有乖谬，失去了纲领统绪。然而它们的大旨，也是子夏所传授的。”

欧阳修说：“从前周朝法度败坏而诸侯混乱，周平王以后不再雅正，而下同于列国。吴、楚、徐等国僭越称王，天下之人不遵从周天子命令已经很久了。孔子生于末世，想要推明王道以扶持周室，于是出访诸侯，极力陈述君臣的道理。诸侯没有能采纳的，便退而回到鲁国，依据鲁国的旧史，考察各种行事，加上王法，纠正其是非，凡是所记载的，一律采用周礼，写成《春秋》十二篇以昭示后世。后世的学者传习既久，其学说于是不同。公羊高、谷梁赤、左丘明、邹氏、夹氏分为五家。邹氏、夹氏最为微弱，从汉代起就已废止，而三家盛行。在汉代，《易经》和《论语》分为三家，《诗经》分为四家，《礼记》分为两家。等到学者散亡，仅存其一，而其他各家都废止了，唯独《春秋》三传并行至今。当初，孔子大修六经的文字，唯独对于《春秋》，想要用礼法来约束诸侯，所以其文辞尤其谨严简约而义理隐微，学者不能穷尽其说，所以三家之传对于圣人的防微杜渐，各有心得。”太史公说：“作为君主的人不可不知道《春秋》。”难道不是因为王者的法度都具备在其中吗？

郑樵说：“《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名称。有未经孔子笔削的《春秋》，有已经孔子笔削的《春秋》。”孔颖达说：“《春秋》这个名称，没有经典记载，只有鲁昭公二年韩起来聘，见到《鲁春秋》。《晋语》中司马侯回答晋悼公说：‘羊舌肸熟习《春秋》。’悼公让他做太子的师傅。《楚语》中申叔时论述教导太子的方法，也说：‘用《春秋》来教导他。’由此看来，是周朝的典礼不存，只有鲁国的《春秋》被列国所重视，都在孔子修订之前，旧有《春秋》这个名称。那么韩起所见的，与叔向、叔时所学习的，乃是周公、伯禽以来，上自天子，下至列国，礼乐征伐等事，无不详细记载，都是周朝兴盛时期，作为王者的典章，这就是杜预所说的周朝的旧典礼经。现在汲冢《竹书纪年》也有《鲁春秋》，记载鲁献公十七年的事，诸如此类，都是孔子出生之前，未经笔削的《春秋》。”孟子说：“王者的踪迹熄灭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是鲁国史记东迁以后的事，是已经孔子笔削的《春秋》。有人说《春秋》的名称，取自赏赐在春夏，刑罚在秋冬；有人说一褒一贬，如同春生秋杀；有人说春天获麟，秋天成书，称之为春秋，这些都不对。只有杜预所说的年有四时，所以错举以作为所记载的名称，这个说法是对的。汲冢《竹书纪年》记载孔子时事，自称为《夏殷春秋》。墨子说：“我见过百国的《春秋》。”以至于晏子、虞卿、吕不韦、陆贾著书，都称为《春秋》。大概当时著述的流派，在正史之外各自记录其书，都取《春秋》来命名。然而看它们的篇目，本来没有年月，与错举春秋以作为所记载的名称就不同了。有人说：“《春秋》的名称如此，而圣人作经的意图又是怎样的呢？”回答说：“圣人的意图，大概是有忧患吧！古代诸侯的国家，各自有史官，史书写成后献给天子，天子命令内史掌管它，以辨别其同异，考察其虚实，而知道其美恶。周朝自从东迁以来，威令不振，诸侯无所敬畏，而史官有虚美隐恶的。百世之后，众史并作，予夺不同，善善恶恶，不足以惩戒劝勉。圣人依据鲁国史记以听闻看见其事，笔写成经，二百四十二年的事，约在一万八千字之间，使后世依据列国的史书，断以圣人的经，那么史书不实的，就依据经来传其真实；经所不记载的，就依据史来知其详细。”这就是圣人的意图，而左氏取之以作为传。唉！《春秋》这一部经，发端于鲁国，及其至极，是为周朝；发端于一国，及其至极，是为天下；发端于一时，及其至极，是为万世。我于此见到了。

朱熹说：“周朝衰微，王者的赏罚不行于天下，诸侯强凌弱，众暴寡，是非

译善恶因此不再分明，人的私欲放纵而天理灭绝了。孔子依据鲁国的史书修订《春秋》，代替君王行使赏罚之权，肯定正确的，否定错误的，褒扬善的，贬斥恶的，在奸佞谄媚之人死后予以声讨，彰显潜藏美德的幽微光辉。所以《春秋》写成后，乱臣贼子感到恐惧。孔子作《春秋》时，当时也一定和门人讲解，所以《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得以有一个共同的源流，只是逐渐出现了讹误和乖舛。当初如果完全没有传授，怎么能凭空编造出来呢？有人问：“《公羊传》《谷梁传》的大致内容都相同吗？”回答说：“所以林黄中说它们出自一人之手，只是看它们的文字，怀疑并非出自同一人之手。”有人说：“怀疑当时都有传授，后来门人弟子才开始将其记录在书上。”回答说：“想来都是齐鲁之间的儒者，他们所写的书，恐怕有所传授，但都夹杂了自己的意思，所以多有差错。其中符合道理的，怀疑是圣人的旧说。”《左传》不一定解释为左丘明所作。像圣人所称道的，是非常正直的人；像《左传》的文字，自有纵横捭阖的意思。《史记》却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有人说左丘明，左丘是他的姓。《左传》自然是左姓的人所作。又如秦国开始有腊祭，而《左传》说“虞不腊矣”，这是秦时的文字分明可见。

译吕氏大圭说：“有人问，《春秋》是鲁国的史书，诸侯各国也有史书吗？”回答说：“查考《周礼》，小史掌管各诸侯国的史志，解释的人说：‘就像《春秋传》所说的周志、《国语》所说的郑书之类就是。’外史掌管四方各国的史志，解释的人说：‘过去鲁国的《春秋》、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就是。’”又问：“孔子修订史书，为什么以鲁国为主？”回答说：“孔子是鲁国人，《春秋》是鲁国的史书，以鲁国人来修订鲁国的史书，本来就很适宜，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况且孔子曾经说：‘我想观察夏代的道，所以到杞国去，但不足以证实；我想观察商代的道，所以到宋国去，但不足以证实。’我要观察周代的道，周幽王、周厉王损害了它，我除了鲁国还能去哪里呢？这就是孔子修订《春秋》的用意。”

马氏端临说：“查考《春秋》古经，虽然《汉书·艺文志》中有记载，但孔子所修订的《春秋》，其原文世人已经见不到了。而从汉代以来所编定的古经，都是从三传中摘取经文，称它为正经罢了。”又说：“《易经》有《彖》、《象》，本来与卦爻是分开的，而王弼将它们合在一起；《诗经》、《尚书》有《序》，本来与经文是分开的，而毛苌、孔安国将它们合在一起；《春秋》有三传，也本来与经文是分开的，而研究三传的人将它们合在一起。先儒力求保存古貌，于是把已经合并的再分开，称它为古经。然而《彖》、《象》与卦爻，《序》与经文，毛苌、孔安国、王弼三位虽然把它们混为一书，却未曾用自己的意思在其中增删，如果再把它们分开，就是古人的旧貌了。唯独《春秋》一书，三传各自把自己的解说与经文参杂交错，而且所记载的经文又各自存在差异。事情相同而文字不同的，比如邾仪父在蔑地结盟、在眛地结盟之类就是；事情和文字都不同的，比如尹氏、君氏之类就是；原本没有记载那件事而凭意思添加进去的，‘孔子生’、‘孔丘卒’就是。那么从三传中摘取出来的经文，既然有差异，又有增益，就径直把它指认为是孔子所修订的《春秋》，可以吗？然而选择其中比较可信的来说，那么左氏传更为优秀。为什么呢？因为公羊、谷梁直接把所作的传文掺入正经，不曾另外列出，而左氏传则是经自是经，传自是传。又杜预《经传集解序》文中认为，把分经的年份与传的年份相附，那么左氏作传的时候，经文本自是一本书，直到杜预才开始把左氏传附在经文各年之后。这样左氏传中的经文，可以说就是古经了。”

吴氏澄说：“《春秋》经文十二篇，左氏、公羊、谷梁各有不同。过去朱熹在临漳郡刻印《易》、《诗》、《书》、《春秋》，《春秋》一经只用左氏经文，并且说：‘公羊、谷梁两经之所以不同，大多是人命、地名，而不是关乎大义的，所以不能全部具备。’我私下认为三传的得失，先儒已经说过了。记载史实方面，左氏比公羊、谷梁详细；解释经文方面，公羊、谷梁比左氏精微。我想左氏一定有依据的书籍，而公羊、谷梁多是传闻的说法。况且人名、地名的不同，或许是因为语音、字画的错误，这类情况一概遵从左氏就可以了。然而有考究于义理，确实看到左氏错误而公羊、谷梁正确的，那么又怎么可以偏袒呢！汉代儒生专门固守残缺，不合于公正，谁还能贯通异同而有所取舍？到了唐代啖助、赵匡、陆淳三人，才开始相信经文驳斥传文，以圣人的书法编纂为例，得其义理十之七八，自汉代以来未曾听说有先例。看赵氏所定的三传异同，用意严密了，可惜他的取舍未能完全恰当。我曾经再次审定以成全它的美，其中不关乎大义的，赵氏在三家之中遵从多数，现在则像朱熹的意思，专门以左氏为主。如果义理上不对，就遵从正确的，左氏虽然有事迹，也不遵从，一概以义理作为判断罢了。”纲领二【此篇论春秋大防、经传义例】

孟子说：“《春秋》，是天子的事情。所以孔子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孔子完成《春秋》，乱臣贼子就害怕了。

王者的踪迹消亡而《诗经》衰亡，《诗经》衰亡然后《春秋》兴起。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是一样的。它们记载的事迹是齐桓公、晋文公，它们的文字是史官的记录。孔子说：“其中的义理，是我窃取来的。”《春秋》中没有正义的战争。那一方比这一方好一些，是有的。征伐，是上级讨伐下级，敌对的国家互相不称征伐。

庄氏周说：“《春秋》，是治理世道的先王的意志，圣人议论而不争辩。”又说：“《春秋》用来阐明名分。”

公羊氏高说：“《春秋》为什么从隐公开始？因为这是祖先所能听到的。为什么终于哀公十四年？回答说：完备了。君子为什么要作《春秋》？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近的了。”

董氏仲舒说：“孔子知道当时不被任用，道义不能实行，于是评判二百四十二年中的是非，作为天下的表率，贬斥诸侯，讨伐大夫，以通达王事。说：‘我想把它载入空泛的言论，不如体现在行事上那样深切明显。’夫

译《春秋》向上阐明三王的治国之道，向下辨析人事的纲纪，区分嫌疑，明辨是非，决断犹豫，保存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补救弊政，振兴废弛的事业，这是王道中最为宏大的内容。《春秋》辨析是非，所以擅长治理人民。匡正乱世使之回归正道，没有比《春秋》更切近的了。《春秋》的文字有数万之多，其蕴含的意旨多达千万，事物的离散与聚合，都包含在《春秋》之中。所以《春秋》是礼义的根本所在。

译司马迁说：“孔子依据鲁国史官的记载编写《春秋》，上起鲁隐公，下至鲁哀公十四年，涵盖十二位国君，以鲁国为据点，亲近周王室，追念殷商，贯通夏商周三代，精简文辞而旨意广博。所以吴、楚的君主自称王，而《春秋》贬称他们为‘子’；践土之盟，实际上是诸侯召见天子，而《春秋》避讳说成‘天王在河阳巡狩’。推究这类事例来衡量当世的贬损之义，后世若有王者采纳并推行，《春秋》的大义得以施行，那么天下的乱臣贼子就会畏惧了。孔子在位审理诉讼，文辞中有可以与人共享的，并不独自占有。至于编写《春秋》，该写的就写，该删的就删，子夏等弟子也不能增添一字。”

范甯说：“《春秋》概括天地化育万物，赞助人道幽微的变化，列举得失以彰显升降黜陟，阐明成败以确立劝诫，挽救衰败的纲常以继承三王五帝之道，弘扬美好风气以扇动游荡的尘俗。一字之褒奖，恩宠超过华衮之赠；片言之贬斥，耻辱胜过市朝之鞭挞。德行所助益的，即使卑微也必定申张；道义所抑制的，即使尊贵也必定屈服。所以依附权势、隐藏罪非的人，无处逃避其罪责；潜藏德行、独自运思的人，无处隐藏其名望。这确实是不可改变的宏大准则，是百代帝王通用的法典。”

王通说：“《春秋》对于王道，就像衡量轻重的权衡，检验曲直的绳墨，舍弃了它就没有可以取法的中正标准了。”又说：“《春秋》大概是以天道终结的吧？所以止于获麟。”

孔颖达说：“年、时、月、日这四项，史官所记载的，都应当具备完整的文字。而《春秋》经文，有时只记时不记月，只记月不记日，也有记日不系月、记月无时的情况。有的可能是史官原文先有缺漏而孔子没有更改，也可能是孔子原本具备完整文字而后人脱误。桓公十七年五月没有‘夏’，昭公十年十二月没有‘冬’，既然得到了月份，季节就可以推知，孔子不应故意缺漏季节而只书写月份，这应当是抄写者脱漏。那些日不系于月的，可能是史官原文先有缺漏，如僖公二十八年冬下没有月份而有壬申、丁丑，即使想改正，也没有办法再得知。那些只记时不记月、只记月不记日的，史官的文字本身也有详略之分。考察经传中记载日期的共有六百八十一件事，从文公以上记载日期的有二百四十九件，宣公以下六位国君，记载日期的有四百三十二件。计算年数大致相同，而日期数却将近一倍，这是因为久远年代遗失脱落，与近世不同。况且其他国家的通报有详有略，如果通报不提及日期，鲁国史官无从得知日期而记载。像这样，当时的史官也不能使日月都具备，孔子后来修订，旧典参差不齐，怎么能都使它们齐同？去掉日月，可能会损害事情先后的顺序；具备日月，则古史有所不载。自然旧有日期的就因而详细记载，旧无日期的就因而简略记载，既然有详略，就不能作为褒贬的依据，所以《春秋》中各种事情都不以日月为例。”

啖助说：“《左传》相比其他传注，功劳最高，博采各家，叙事尤其完备，能使百代之后的人大致看到事情的始末，据此推求旨意，经文的意思就可以明白。《谷梁传》旨意深奥，《公羊传》言辞辩丽，随文解释，往往能钩深致远，只是因为固守文字而僵滞，拘泥难通，比附日月，曲解生成条例，义理有不合之处，也强行贯通，甚至自相矛盾，不符合圣人平易旷达的体统。又不知道有不通报就不记载的原则，凡是没记载的都强行用义理来解释。列国众多，如果盟会、征伐、丧纪等不通报也记载，那么一年之中可以填满数卷，何况其他国家的事情，不凭借通报命令，从哪里得到记载？只是记载所通报的事情，判定其善恶，用文辞来褒贬罢了。《左传》中论及褒贬的也不过十几条，其余事情相同而文辞不同的也没有其他解释，旧解都说这是遵从通报及旧史的文字。如果这样论述，那就是孔子抄写鲁国史书罢了，怎么能叫修订《春秋》呢？所以说这两种说法都不中肯。”

赵匡说：“啖氏依据《公羊传》家的旧说，认为《春秋》变革周代的文饰，遵从夏代的质朴。”我认为：“《春秋》依据史书制定经典，以阐明王道，其旨意大要有两点：振兴常典，彰显权制。所以凡是郊祀、宗庙、丧纪、朝聘、搜狩、婚娶，都违背礼制就讥讽它，这是振兴常典；非常之事，常典所不及的，就裁断于圣心以定褒贬，以此来穷尽精微的道理。精微的道理，没有权变就无法达到，所以说：‘可以与他一起走向正道，未必可以与他一起坚守；可以与他一起坚守，未必可以与他一起权变。’因此子游、子夏等弟子不能增添一字。那么圣人当机立断以定其中正，辨别疑惑质疑，为后世君王树立法度，何必遵从夏代呢？”问的人说：“那么《春秋》救世的宗旨在哪里？”回答说：“在于尊崇王室，纠正僭越，举起三纲，提起五常，彰善瘅恶，不遗漏丝毫罢了。”又说：“褒贬的旨意在于条例，缀叙的意思在于体例。所谓体例，其大要有三点，而区分有十项。所谓三点：凡是即位、崩薨、卒、朝聘、盟会，这是常典所应当记载的，所以全部书写，随其邪正而加以褒贬，这是第一点；祭祀、婚姻、赋税、军旅、搜狩，都是国家大事，也应当记载，其中符合礼制的，孔子修订经文时全部不取，所以《公羊》《谷梁》说：‘常事不书’，是对的。其中不合礼制的以及符合变通之正的，才取而记载，并增减文辞以寄托褒贬之意，这是第二点；庆瑞、灾异，以及君主被……

译被杀、被俘，以及流亡、叛逃、归附、拥立，像这样都不属于日常常事，也是史书应当记载的，孔子则借此施加褒扬或贬斥，这是第三点。这就是著述的大致原则。所谓十点：一是详尽记载以记录事实，二是省略常事以彰显礼制，三是精简言辞以追求简练，四是变换文辞以显示含义，五是依据文辞以体现意图，六是记载正确以突出错误，七是表明避讳以维护礼制，八是详述内部以区别外部，九是缺略之处沿袭旧史，十是增删修改以完善文辞。了解其体例，推究其法则，观察其大意，然后才可以对它进行评议。」有人问：「圣人的教化，旨在训导世人，为何言辞如此隐晦呢？」回答说：「并非刻意使其隐晦，而是事情本该如此。人的善恶必然有深浅之分，如果不约束言辞，就无法加以区分。如果言辞过于直白广泛，那就只是史官的书籍罢了，怎么足以体现条例而称为《春秋》呢？」

译周子说：“《春秋》是端正王道、阐明大法的书。孔子是为后世的王者而编纂的。诛杀在前面的乱臣贼子，是为了使后面活着的人感到畏惧。”

邵子说：“《春秋》都是根据具体事件来进行褒扬或贬斥，哪里容许人特意设立个人的私意呢？人们只知道《春秋》中圣人的笔削是天下最公正的，却不知道圣人之所以公正的原因。比如因为记载‘牛受伤’，就知道鲁国僭越了郊祭之礼；因为记载‘初次献舞用六羽’，就知道以前僭越了八佾之舞；因为记载‘新建雉门’，就知道以前没有雉门，这些都不是圣人有意在其中做文章。所以说：‘《春秋》是穷尽性理的书。’《春秋》是因为君主衰弱、臣子强盛而作，所以被称为名分的书。五霸是功劳的首领、罪过的魁首。《春秋》是孔子的刑法书。功劳和过错不能互相掩盖，圣人先褒扬其功劳，后贬斥其罪过，所以有罪的人如果有功劳也必定记录，不可不宽恕。”

程子说：“上天生育百姓，必定有超出同类的人才兴起而统领他们，治理他们使得争夺平息，引导他们使得生计得以维持，教化他们使得伦理明确，然后人道确立，天道成就，地道平正。二帝以上，圣贤世代出现，顺应时势有所作为，顺应风气之宜，不先于天而开导人，各自因时势而建立政令。等到三王相继兴起，三重制度已经完备，子、丑、寅的建正，忠、质、文的更替崇尚，人道完备了，天运周遍了。圣王不再出现，拥有天下的人虽然想模仿古人的事迹，也只是私意妄为罢了。事情的荒谬，秦朝甚至以建亥为正；道义的悖逆，汉朝专门以智力和武力维持世道，哪里还知道先王的道呢？孔子处于周朝末年，因为圣王不再出现，顺天应时的治理不再有了，于是作《春秋》，作为百王不可改变的大法。这就是所说的‘考察三王而不谬误，建立于天地而不悖逆，质问鬼神而没有疑虑，百世等待圣人而不迷惑’。先儒的传述说：‘子游、子夏不能增添一字。’言辞不需要增添，是说他们不能参与这个境界罢了。这个道，只有颜回曾经听闻过。‘使用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辂车，穿戴周朝的礼帽，音乐则用韶舞。’这就是准则。后世把《春秋》当作史书看待，认为只是褒善贬恶罢了，至于经世的大法，却不知道。《春秋》的大义有几十条，像日星一样明亮，是容易看见的。只有那些微言奥义，根据时势措施适宜的地方，是难以知晓的。或者抑制或者放纵，或者给予或者剥夺，或者进用或者退斥，或者隐微或者显明，而符合义理的安适，文质的中道，宽猛适宜，是非公正，这是处理事情的权衡，衡量道义的模范。观察百物然后认识造化的神奇，聚集众材然后知道建造房屋的作用，就在一件事一个义理上想要窥探圣人的用心，不是上智之人不能做到。所以学习《春秋》的人，必须从容涵泳，默识心通，然后才能达到其精微之处。”“《春秋》中有重复叙述的地方，比如征伐、防盟之类，大概是因为要成书，形势必须如此，不可事事都寻求不同的意义，但只要有一个字不同，或者上下文不同，那么意义就必须区别。”“《诗》、《书》是记载道的文字，《春秋》是圣人的运用。《诗》、《书》像药方，《春秋》像用药治病，圣人的运用全在这本书里，这就是所说的‘不如体现在行事中那样深切明显’。”“五经中有《春秋》，就像法律中有判例一样。律令只说它的法，至于判例，才开始看见法的运用。”“《春秋》这本书，是百王不可改变的法度。三王以后，相沿袭的制度已经完备，周道衰微而圣人忧虑后世圣人不再出现大道于是坠落，所以作这一本书，这个意义门人都不曾听闻，只有颜回听闻，常说的四代礼乐就是这个意思。春秋时期诸侯不听从天王命令，擅自互相侵伐，圣人直书其事，而常常责备被侵伐的一方，大概是因为兵加于己，就引咎自责，或者用礼义辩白晓谕，又不得免除的话，就巩固封疆，向上报告天子，向下申诉方伯，就近奔赴邻国，必定有所直理。如果忍不住愤怒而与之交战，就以与之交战者为主，责备自己断绝乱道的道理。《春秋》的文字，一一意在示人，比如土木工程的事，无论大小没有不记载的，其意图只是想让君主重视民力。”

胡安国说：“古代列国各有史官，掌管记录时事。《春秋》是鲁国的史书罢了，仲尼加以笔削，乃是史书之外传心的要典。”而孟子阐明宗防目为天子之事的原因，是因为周道衰微，纲纪解体，乱臣贼子接连出现在当世，人欲放肆而天理灭绝。仲尼，是天理所在之处，不把此作为自己的责任而谁可以呢？五典不敦厚，是自己应当叙正的；五礼不常用，是自己应当排次的；五服不彰显，是自己应当命令的；五刑不使用，是自己应当讨伐的。所以说：“我想把它载入空泛的言论，不如体现在行事中那样深切明显。”空泛的言论只能承载其理，体现在行事中然后看见其运用。因此借鲁史来寄托王法，拨乱反正，其大要都是天子之事。所以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了解孔子的人，是说这本书遏制人欲于横流，保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考虑得非常深远；怪罪孔子的人，是说他没有那个位置却寄托了二百四十二年的南面之权，使得乱臣贼子禁绝其欲望而不敢放肆，那就令人畏惧了。因此《春秋》体现在行事中，不是空

译这是类比的说法。如果依据公议的好恶，就契合了《诗经》的情理；如果斟酌古今的变迁，就贯通了《尚书》的事迹；如果兴起常行的典章，就体现了《礼记》的经义；如果以忠恕为根本，就引导了《乐经》的和谐；如果彰显权变与制度，就穷尽了《易经》的变化。历代帝王的法度，万世的准则，都在这部书中。所以君子认为五经中有《春秋》，就像法律中有判例一样。学习这部经书的人，确实掌握了穷究事理的关键；不学习这部经书，而在处理大事、决断大疑时，能不困惑的人很少了。《春秋》是圣人扭转危局的书。《春秋》是为了诛讨乱臣贼子而作，它的法则尤其对乱臣贼子的党羽严厉。通晓《春秋》，然后才能权衡天下的事务。《春秋》的法则，惩治奸恶之人不论其生死，必定施加于其身，这是为了惩戒邪恶；奖赏忠义之人惠及子孙，久远而不磨灭，这是为了劝勉善行。《春秋》的文辞，有事情相同而文辞也相同的，后人因此称之为“例”；有事情相同而文辞不同的，那么它的“例”就变化了。因此，正常的“例”不是圣人不能确立，变化的“例”不是圣人不能裁断。正常的“例”，是天地的常道；变化的“例”，是古今的通行义理。只有穷究事理精义，在“例”中见到法则，在“例”外通达类推的人，这才算是掌握了它。

译汪氏藻说：“六经之中只有《春秋》是孔子所作，是圣人用来表达自己志向的书。学习如果不明辨是非，怎么做人？治理国家如果不明辨刑罚与奖赏，怎么治国？这就是《春秋》之所以被创作，并成为万世法则的原因。”

朱熹说：“《汉书》说：‘《易经》由隐晦推至显明，《春秋》由显明推至隐微。’《易经》与《春秋》，都是天人之道。《易经》用形而上的道理，来说明形而下的事物；《春秋》用形而下的事物，来说明形而上的道理。”

《春秋》记载的都是乱世的事情，圣人全部用天理来裁断。想孔子当时只是为了完备两三百年的史实，选取史官的文字写在这里，哪里曾说某事用某种法则、某事用某种体例呢？比如记载“防地会盟”、“侵”、“伐”，不过是显示诸侯擅自兴兵、放纵无度罢了；记载“郊祭”、“禘祭”，不过是显示鲁国僭越礼制罢了。至于三次占卜、四次占卜，牛受伤、牛死亡，这是在失礼之中又失礼；像不举行郊祭却仍然举行三望之祭，是不必望祭却仍然望祭；像记载“仲遂去世，仍然举行绎祭”，是不必绎祭却仍然绎祭。像这样的义理，却自然分明。

《春秋》只是直接记载当时的事，要让人看到当时治乱兴衰的情况。起初王政不行，天下都没有统属；等到五霸出来扶持，才有了统属，礼乐征伐，出自诸侯。到后来五霸又衰微，政令出自大夫。到孔子时，皇帝王伯之道扫地，所以孔子作《春秋》，根据事实写在那里，教人看到当时的事是这样，哪里知道是用旧史还是不用旧史呢？现在硬说那个字是旧史的文字，那个字是孔子的文字，怎么验证呢？圣人所记载的，好恶自然容易看见。比如葵丘之盟、邵陵之师、践土之盟，自然是好的，本末自然有别。等到后来五霸既衰，湨梁之盟，大夫也参与诸侯的会盟，这自然是差异不好。

《春秋》是圣人根据鲁国史书来记载事情，让人自己观看，作为鉴戒罢了。其事则齐桓公、晋文公值得称赞，其义则诛讨乱臣贼子。如果想在字与字之间推求，认为圣人褒扬善行、贬斥恶行专门在于此，我恐怕这不是圣人的本意。比如记载“即位”，是鲁君举行即位之礼；继承君位却不记载“即位”，是不举行即位之礼。如果桓公记载“即位”，那是桓公自己端正其即位之礼罢了。

《春秋》有记载“天王”的，有记载“王”的，这些都难以理解。有人认为王不称天，是贬斥他。我认为如果记载“天王”，其罪过自然显现。宰咺作为冢宰，我也未敢相信。其他如莒去疾、莒展舆、齐阳生，恐怕只是依据旧史的文字。如果说添一个字、减一个字，就是褒贬，我不敢相信。桓公不记载秋冬，是史官缺漏文字，有人说这是贬斥天王失刑，不成议论。鲁……桓公被弑，天王不能讨伐，罪恶自然显著，何须等到去掉秋冬之后才显现呢？又如贬斥滕国称子，而滕国以至于终《春秋》都称子，岂有此理？现在朝廷立法，降官的人尚且经过赦免恢复官职，哪有因为滕子朝见桓公，就连带其子孙都降爵呢？

《春秋》所记载的，如某人做某事，本是根据鲁史旧文，经过笔削而成。现在人解释《春秋》，必定说某字讥讽某人，那就是孔子专任私意，妄加褒贬。孔子只是根据事实直书，而善恶自然显现。现在如果一定要这样推说，必须得到鲁史旧文，参较笔削的异同，然后才可见，然而又哪里还能得到呢？

有人论述《春秋》，认为多有变例，所以前后所记载的法则多有不同。回答说：“这怎么可以相信？圣人作《春秋》，正是要褒扬善行、贬斥恶行，显示万世不变的法则。现在却忽然用这种说法来诛讨人，未防又用这种说法来奖赏人，使天下后世都寻求却不知其意，这是后世玩弄法律、舞文弄墨的官吏所做的事。曾认为大中至正的道理会这样吗？”

程子所谓“《春秋》大义数十，如日星般光明”的，如“成宋乱”、“宋灾故”之类，乃是圣人直接诛贬，自然分明。如胡氏认为“书晋侯”是以常情对待晋襄公，“书秦人”是以王事责难秦穆公，却恐怕未必如此。必须自己的心确实与圣人的心神交心契，才可以断定他所记载的法则；不然，就不容易说了。程子所谓“微辞隐义，时措从宜”的，是难以知道的。四代的礼乐，这是经世的大法；《春秋》之书，也是经世的大法。然而四代的礼乐，是以善者为法则；《春秋》，是以不善者为警戒。

问：“孔子有取于五霸，难道不是时措从宜吗？”回答说：“是的。”又说：“看他给予五霸，其中便有一个剥夺的意思。”

林问：“先生论述《春秋》这一经，本是正谊明道、权衡万世典刑的书。如朝聘、会盟、侵伐等事，都是根据人心的敬慎与放肆，为之详略；或书字，或书名，都就其事而作出义理，最是斟酌毫厘不差。后之学《春秋》的，多是较量齐鲁的短长，自此以后，如宋襄公、晋悼公等事，都是论霸业。不知当时是为王道作吗？”

译《春秋》是为霸主而作的吗？如果真是为霸主而作，那么这本书怎么足以成为阐述义理的书呢？”回答说：“大体上，原本是为了为王道端正纲纪而作的。”以前的《春秋》文字虽然粗疏，但还知道有圣人阐明大道、端正道义的道理，还可以看。近来只是谈论霸主功业权谋诡诈的意思，让人再也睁不开眼了，这个义理不可不知道。苏子由解释《春秋》，说它是根据各国的赴告来记载，这个说法也是对的。既然记载了郑伯突，又记载了郑世子忽，不过是依据史官的文字来记载罢了。定公、哀公的时代，圣人是亲眼所见，所以依据事实来记载；隐公、桓公的时代，时间已经久远，史册也有简略的地方，孔子只是依据史册写出来罢了。

译吕氏祖谦说：“孟轲说过：‘世道衰微，邪说暴行兴起，孔子感到恐惧，于是作《春秋》。’邪说的荒谬，天下人都听得见；暴行的残酷，天下人都看得见。同样听见、看见却感到恐惧的，只有孔子一人，这是为什么呢？手脚中风麻痹的人，即使遭受鞭打，也木然不知疼痛；没有疾病的人，一根毫毛损伤了皮肤，就已经皱眉痛苦，内心的悲痛表现在脸上。世人如同中风麻痹，而孔子独自没有疾病，所以举世都不恐惧而孔子独自恐惧。《春秋》写成后，乱臣贼子感到恐惧，以前不恐惧现在却恐惧，这究竟是从哪里产生的呢？这也如同中风麻痹的人，仓公、华佗、扁鹊用针石治疗，气血流通，重新知道疾病疼痛、瘙痒所在的地方，这才知道恐惧并非从外面而来。”

饶氏鲁说：“《春秋》虽然依据鲁国史书加以修订，但实际上却是创作。因为赏罚是天子的职责，当时的天子不能公正地施行赏罚，所以《春秋》为之褒扬善行、贬斥恶行，以诛讨乱臣贼子，这是以平民身份代替天子施行赏罚。这件事在古代从未有过，是孔子首创的。”

吕氏大圭说：“《春秋》穿凿附会的弊病，主要有两点：一是以日月作为褒贬的依据，二是以名称爵号作为褒贬的依据。《春秋》以事件系于日，以日系于月，以月系于季节。事件发生在某日就记载某日，发生在某月就记载某月，发生在某季节就记载某季节。那些应当记载月份却没有记载月份，应当记载日期却没有记载日期的，都是史官的失误。”有人问：“《春秋》所记载的，都依据鲁国史书罢了，所谓门人高弟不能赞一辞，其中的义理在哪里呢？”回答说：“有《春秋》的通例，有圣人的特笔。有日期就记载日期，有月份就记载月份，名称按照其名称，爵号按照其爵号，以及结盟就记载结盟，会防就记载会防，死亡就记载死亡，围困就记载围困，交战就记载交战，征伐就记载征伐，弑君就记载弑君，杀人就记载杀人，完全依据事实而不增减，这是通例。那些史书没有记载而笔之于书以显示义理，史书有记载而删削以显示警戒的，这是特笔。所以说：‘其事迹则是齐桓公、晋文公，其文辞则是史官，其义理则是我私自取用的。’运用通例而不增减的，是圣人的公心；运用特笔以明辨是非的，是圣人的精义。”

洪氏兴祖说：“《春秋》本来没有固定的条例，学者根据行事的事迹来制定条例，就像天空本来没有度数，制定历法的人依据周天的度数来制定度数。然而只寻求条例，其弊病在于拘泥而浅薄；只寻求义理，其弊病在于迂腐而穿凿。”

汪氏克宽说：“《春秋》记载事物，大到天地、日月星辰、人伦、邦国，小到宫室、器物币帛、草木、禽兽昆虫，凡是天下万物的道理，没有不具备的。能够通晓这部经典，那么道理就没有不能穷尽的了。”所以扬子说：“阐述道理的，没有比《春秋》更辩明的了。”

吴氏澄说：“朱子说：‘分析它以便穷尽其精微而不混乱，然后综合它以便穷尽其广大而无遗漏。’唉！读《春秋》的人，也可以由此去探求。《春秋》如同自然造化，自然造化随物而赋予形态；《春秋》如同山岳，山岳随着步伐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形状。持一种笼统的说法，专执一隅的见解，哪里足以谈论圣人作经的意旨呢！”

程氏端学说：“传文所称的‘属辞比事’，是《春秋》的大法，这必定是孔子门徒传授的格言，而被汉代儒者记录下来罢了。然而解说《春秋》的人始终没有醒悟，非常可惜。所谓属辞比事，大的方面，是将二百四十二年的事件合并观察；小的方面，是将数十年的事件合并观察。又如鲁桓公在齐国被杀，而鲁庄公忘记了杀父之仇，主持王姬的婚事，与齐国人打猎，文姜的丧期未满就去齐国纳币，前面记载子同出生，直到三十七年才娶妻。又如鲁公去齐国迎娶女子，先到达而后夫人进入，最终终究发生了姜氏弑杀闵公、孙邾作乱的祸乱。又如记载‘王人子突救援卫国而卫侯朔进入卫国’，又记载‘公从伐卫回来’，又记载‘齐人来归还卫国的俘虏’。又如记载‘大无麦禾’，却筑造郿城，向齐国借粮，而新建延厩。凡是《春秋》中的事件，无不都是这样。”

刘氏永之说：“《春秋》依据鲁国史书，而笔之于书、传之于后，从而使王法由此而彰明，乱逆由此而显扬。言辞庄重、文辞简约，必定有重大的善恶，这是先儒的说法。我也曾考察过，这大概是史册的实录，而其记载的体例有所不同罢了。其大凡有五种：有依据事件的离合而记载的，有重视其结局而记录其开端的，有重视其开端而记录其结局的，有承接赴告的言辞而记载的，有不承接赴告的言辞、听说而知晓而记载的。这五种，是其大凡，而都是为了记录事实。首止之会与葵丘之盟，都是夏天的会防和秋天的结盟，这是分离而为两件事，所以再次记载，这是依据事件的离合而记载的。践土之会美好，而盟誓不另行记载，因为是同一天；平丘之会没有美好之处，而盟誓却另行记载，因为是不同的一天。这都是事实的记载，并非因为美好而详细其言辞。将要记载其夺取鼎器，在稷之会，则以导致宋国混乱作为开端，这是重视其结局而记录其开端；已经记载宋伯姬去世，在澶渊之会，则以宋国发生火灾作为结局，这是重视其开端而记录其结局。会防没有说明其缘故的，在这两者

译记载“言”，只是用来表明它所重视的内容罢了。其他比如记载“实来”，就先记载州公前往曹国；记载齐侯攻打北燕，就接着记载与齐国讲和，都是这类情况。子朝作乱，叔鞅从京师回来并加以记载，不知究竟谁是谁非，所以说“王室发生动乱”，这并不是承接赴告的言辞、听到后知道而记载的。刘单因为王猛居住在皇地，就来报告了；敬王居住在翟泉而尹氏拥立子朝，也来报告了，这是承接赴告的言辞而记载的。这些都是如实记录，并不是因为罪恶极大而详细叙述其言辞。所谓“言语庄重、辞句重复，必定有极大的善或恶”的说法，是先儒的错误。

译邓氏元锡说：“庄公、僖公时代，礼乐征伐出自诸侯。《春秋》治理诸侯，给予尊崇王者的人，剥夺不尊崇王者的人，然后王室的统绪得以尊崇。文公、宣公以后，礼乐征伐出自大夫。《春秋》治理大夫，给予尊崇国君的人，剥夺不尊崇国君的人，然后王室的统绪得以保存。桓公、庄公以前，各诸侯国的大夫，即使有管仲、隰朋、狐偃、赵衰那样的功勋，也不见于会盟的记载，只有作为特使与鲁国交往的才记载其名，这是因为大夫与天下大事没有关联的缘故；即使有先轸、郤缺、栾书、胥臣那样的功业，也不见于侵伐的记载，只有鲁国大夫单独统帅军队时才记载，这是因为大夫只与一国内政有关联的缘故。大夫的名字出现在《春秋》中，是孔子所痛心的。他说：‘天下政治清明，那么政权就不在大夫手中。’大夫主持会盟，是从垂陇之盟开始的；大夫主持军事，是从讨伐沈国开始的。陪臣的地位更加卑微。《春秋》的法则，陪臣的名字不常出现，认为他们离王室统绪最远。因此阳虎占据讙、阳关叛乱，经文不记载，只记载盗窃宝玉、大弓，说：‘这不过是盗贼罢了。’南蒯凭借费邑叛乱，不记载，只记载叔弓围攻费邑；侯犯凭借郈邑叛乱，不记载，只记载叔孙、仲孙围攻郈邑。大概治理陪臣，就是治理大夫罢了。”

陆氏树声说：“孟子说：‘《春秋》，是天子的事业。’大概因为《春秋》所载，礼乐征伐大体都是天子的事，于是解说的人就认为孔子作《春秋》，擅自掌握了二百四十二年间南面称王的权力，是以平民身份僭越了天子爵赏刑罚的权柄。这难道是孔子吗？”

纲领三【本篇论述传注的得失及阅读《春秋》的方法】

杜氏预说：“左丘明从仲尼那里接受经义，认为经是不可更改的书，所以传有时在经之前以开始叙述事情，有时在经之后以终结义理，有时依据经来辨析道理，有时交错经义以综合异说，随着义理而阐释。那些条例所重视的，旧史遗留的文字，大致没有全部列举，不是因为圣人修史的重点所在。他身为国史，亲自阅览典籍，必定广泛记载并完备地叙述。他的文辞舒缓，他的旨意深远，将使学者推究事物的本源和终结，探究其枝叶细节，穷尽其所至，从容柔和地引导，让他们自己寻求；满足并饱食地给予，让他们自己趋向，如同江海浸润，膏泽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才算得法。那些阐释凡例以说明条例的，都是治理国家的常制，周公留下的法度，史书的旧章，仲尼从而加以修定，以成为一经的通体。那些揭示显明、阐明幽深，裁成义类的，是依据旧例来阐释义理，指出行事以端正褒贬。各种称为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的，都是为了兴起新旧，阐释大义，称为变例。然而也有史书不记载，就以此作为义理的，这大概是《春秋》的新意，所以传不称凡，曲折而畅达地说明。那些经中没有义例，因行事而言说的，那么传就直接说明其趋向罢了，不是条例。所以阐释传的体例有三，而作为条例的情状有五。一是微而显，文字见于此处而起义在彼处，称族以尊崇君命、舍族以尊崇夫人、梁国灭亡、筑缘陵城之类是这种情况。二是志而晦，简约言语以示法度，推演以知条例，参差不载地名、与谋曰及之类是这种情况。三是婉而成章，曲折顺从义理训诫，以示大顺，各种所避讳的、璧假许田之类是这种情况。四是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备文辞以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这种情况。五是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彰，记载齐豹为盗、三叛人名之类是这种情况。推演这五种体例，以探究经传，触类旁通，附于二百四十二年的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就完备了。”

荀氏崧说：“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亲近接受，无不精研究讨。丘明撰写所闻作为传，他的书善于礼，多有膏腴美辞，张本继末，以阐明经意，确实多有奇伟之处。儒者称公羊高亲受子夏，立于汉朝，辞义清俊，断决明审，多可采用，是董仲舒所赞赏的。谷梁赤师徒相传，暂时立于汉，当时刘向父子还执守一家，不肯相从。他的书文辞清约，各种所阐明的，有的左氏、公羊所不记载，也足以订正。因此三传并行。”

范氏甯说：“《春秋》的传有三，而为经的旨意只有一个。臧否不同，褒贬殊致。大概九流分立而微言隐没，异端兴起而大义乖违。左氏以鬻拳兵谏为爱君，文公纳币为用礼；谷梁以卫辄拒父为尊祖，不纳子纠为内恶；公羊以祭仲废君为行权，妾母称夫人为合正。以兵谏为爱君，是人主可以胁迫的；以纳币为用礼，是居丧可以婚娶的；以拒父为尊祖，是为子可以叛乱的；以不纳子纠为内恶，是仇敌可以容纳的；以废君为行权，是天位可以窥伺的；以妾母为夫人，是嫡庶可以等同的。像这类说法，伤害教化，损害义理，不可强行贯通的。凡传以通经为主，经以必当为理。至当没有二致，而三传说法不同，怎能不弃其所滞，择善而从呢？既然不都恰当，那么固然可能都有失误。如果至言幽绝，择善无从，怎能不并舍以求宗，据理以通经呢？虽我之所

译是的，道理尚未完全恰当，怎么能因为难以达到恰当的标准，就自我断绝于追求通达的境界呢？自从汉朝建立以来，那些声望卓著的大儒，各自信奉自己所学，是非观点纷繁杂乱，评判标准没有定论。所以出现了父子之间观点不同的争论，以及石渠阁会议上分庭抗礼的辩说。经学的废兴取决于个人的好恶，盛衰则随着辩才与拙讷而延续。这大概不是通达事理的极致真理，确实是君子所叹息的事情。《左传》辞藻华丽且内容丰富，它的缺点是带有巫史之气；《谷梁传》文风清雅且委婉，它的缺点是内容简略；《公羊传》善辩且有所裁断，它的缺点是流于世俗。如果能够做到丰富而不带巫史之气，清雅而不简略，裁断而不流于世俗，那就是深谙《春秋》之道的人了。所以君子对于《春秋》的研究，直至终身才罢休。

译欧阳修说：“孔子是圣人，万世之人只信服他一人就够了。至于公羊、谷梁、左氏这三个人，虽然博学多闻，但他们所作的传注不可能没有失误。孔子对于经书，三子对于传注，既然有所不同，那么学者宁可舍弃经书而遵从传注，不相信孔子而相信三子，这真是糊涂到了极点！”又说：“传注对于经书是勤勉的，它叙述经书中的事迹，有时依赖它的详细记载；但到了它背离传注本意的时候，其乖谬之处就不可胜数了。它阐述经书的意义，有时也有所收获；但等到它出错的时候，本想尊崇圣人反而使圣人显得渺小，本想尊崇经书反而使经书显得卑微。采纳它详细且正确的部分，废弃它错误的部分，是可以的；赞许它尊崇圣人的心意，是可以的；采纳它使圣人显得卑微渺小的说法，是不可以的。”有人问：“如果废弃传注中的某些内容，那么经书中就有不通畅的地方，该怎么办？”回答说：“经书不依赖传注就能通晓的占十分之七八，因为传注而产生困惑的占十分之五六。日月和万物都仰赖光明，但盲人却看不见，如果有东西遮蔽了视线，也看不见。圣人的心意在经书中是清晰明亮的，只有明智的人才能看见，不被其他说法所遮蔽的人才能看见。”

邵雍说：“《春秋》三传之外，陆淳、啖助的学说可以兼治。”

程颐说：“用传注来考证经书中的事迹，用经书来辨别传注的真伪。”有人问：“《左传》可以相信吗？”回答说：“不能完全相信，只相信其中可信的部分罢了。”又问：“《公羊传》、《谷梁传》怎么样？”回答说：“又次于《左传》。”问：“《左传》的作者就是左丘明吗？”回答说：“传注中没有‘丘明’二字，无法考证。”

刘安世说：“《公羊传》、《谷梁传》都是解释《春秋》大义正道的，《春秋》中没有记载的，《公羊传》、《谷梁传》未曾提及，所以汉代儒生推究其本源，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孔子之意。然而这两家学说自身也有矛盾，那么也就不是孔子的本意了。至于《左传》，《春秋》中有的内容它有时不解释，《春秋》中没有的内容它有时自己编造传注，所以先儒认为左氏有时在经书之前叙述事件起因，有时在经书之后终结义理，有时依据经书辩明道理，有时错乱经书以迎合异说。然而它的说法有时也牵强附会，总之阅读《左传》的人，应当让经书自成经书，传注自成传注，不可将二者合而为一，这样之后才能通晓。”

晁说之说：“《谷梁传》在汉代晚期出现，因此能够借鉴审视《左传》、《公羊传》的背离正道之处而加以纠正。至于它精深远大之处，真正得到了子夏所传承的学说。范宁又依据诸儒之说广泛辩驳，以申述《谷梁传》的宗旨。它在是非判断上也稍微公正一些，不像征南（范宁）那样一味申述传注，急切地不敢有不同意见。”

胡安国说：“传注《春秋》的有三家，《左传》叙述事情能看见本末，《公羊传》、《谷梁传》言辞辩驳而义理精微。学习经书以传注为案据，就应当阅读《左传》；玩味言辞以义理为主，就应当学习《公羊传》、《谷梁传》。”

胡宁说：“《左传》解释经书虽然简略，但博通各种史书，叙述事情尤其详细，能让百世之后的人大致看见事情的本末，它对《春秋》的功劳最多。《公羊传》、《谷梁传》解释经书，它们的义理都很严密。比如卫国州吁被称为‘人’，这是讨伐贼臣的措辞；国君薨逝不记载地点，是因为有缘故；不记载葬礼，是因为贼臣未被讨伐，以此归罪于臣下。像这类情况，深得圣人诛杀乱臣、讨伐贼子的本意。考察其源流，必定有头绪，不是歪曲的学说所能达到的。啖助、赵匡认为三传所记载的本都不错误，义理则是口耳相传，未形成文字，后代学者妄加附会增益，辗转传授，逐渐失去了本来面目，所以事情多迂腐荒诞，道理有时错乱驳杂，他们的话是可信的。然而学者对于三传，忽视而不学习，就无法知晓经书；学习了而不明察，选择了而不精审，那么《春秋》宏大精微、简易明白的宗旨，就会淹没在偏颇的学说中，更加晦暗而不显扬了。”

朱熹说：“《春秋》这本书，暂且依据《左传》。当时天下大乱，圣人暂且根据事实来记载，其是非得失交给后世公论，大概有言外之意。如果一定要在一字一词之间寻求褒贬所在，我恐怕不是这样。”国秀问三传的优劣，朱熹说：“《左传》曾见过国史，考证事情很精当，只是不懂大义，专门在小处处理会，往往没有讲学。《公羊传》、《谷梁传》考证事情很疏漏，但义理却很精当。这两个人是经学书生，传承了许多说法，往往没有见过国史。”李丈问《左传》怎么样，朱熹说：“《左传》一部书记载了许多事情，不知道是对是错，但道理也是如此，现在暂且拿来参考。”问《公羊传》、《谷梁传》怎么样，朱熹说：“根据他们的说法也是有道理的，但恐怕圣人当初没有这样的意思。比如孙明复、赵啖、陆淳、胡文定都说得好，道理也是如此。但后世因为《春秋》去考证时，应当这样处理。如果论圣人当初作《春秋》时，其心意不会有许多说法。”择之说：“文定（胡安国）说得道理太多，全都堆在里面。”朱熹说：“不是这样的，也压制着从这道理来。”问胡文定公对《春秋》的解说怎么样，朱熹说：“平常也不满意胡说的解说。比如解释经书不让道理明白，却在其中多用故事，大与做时文答策相似。”《左传》中的“君子曰”最没有意思。举出“芟夷蕴崇”这一段，跟上文什么事有关？《左传》是一个审察利害细微、善于避就的人，所以他的书中有贬低死节等事。其中议论有极不对的地方，比如周郑交质之类，是什么议论？他说“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只知有

译只知利害，不知义理。这段不如《公羊传》所说“君子大居正”，这才是儒者的议论。有的解释《春秋》的人，专门以日月来作为褒贬的标准，记载时月就认为是贬，记载日就认为是褒，穿凿附会得完全没有义理。像胡文定公所解释的，是用义理去穿凿，所以值得观看。安国的《春秋》，阐明天理，端正人心，扶持三纲，叙述九法，体用贯通，有刚大正直的气概。问胡氏《春秋》怎么样，回答说：“胡氏《春秋》大义端正，但《春秋》本身难以理解。”胡氏《春秋传》有牵强附会的地方，然而议论有开合的精神，也有过分的地方。问胡文定依据孟子“《春秋》，天子之事”这一句作为骨干，这样看来就是圣人有意诛杀赏赐，回答说：“文定是这样说的，道理也是这样的。”但圣人只是把史实记载在那里，让后世因此去考察其中的道理，怎样才是对，怎样才是不对。如果说圣人当时的意图，认为他应当这样，我就写这一个字来褒扬他；他应当那样，我就写那一个字来贬斥他，恐怕圣人不会这样做。左氏所记载的《春秋》史事，恐怕八九分是真实的，《公羊》《谷梁》专门解释经文，史事则多出于推测。前辈做《春秋》义，言辞虽然粗率，却能把圣人的大意说出来。如二程未出现时，就有胡安定、孙泰山、石徂徕，他们讲经虽然很有疏略的地方，但看他们推明治道，真是令人敬畏。《春秋》本是严厉的文字，圣人作此书，遏制横流的人欲，于是把二百四十二年的行事寄托其中的褒贬，一个字不敢胡乱下。如果圣人作经有今人巧曲的心思，圣人也不会这样作。《左传》是后来人做的，看到陈氏夺取齐国，所以说八代之后没有人能与之相比；看到三家分晋，所以说公侯子孙必定恢复其初始。左氏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史学记得事情详细，但在道理上就有偏差；经学在义理上有功，但记事多有错误。三家都不是亲眼见到孔子，有人说左丘明感到羞耻，这是姓左丘。左氏是楚国左史倚相的后代，所以记载楚国的事极其详细。吕舍人的《春秋》不太推崇胡氏，大概是这本书难看。如刘原父的《春秋》也好。可学说：“杜预每到不通的地方，不说传有误，而说经有误。”回答说：“奇怪！这是什么见识！”

译晁氏公武说：“《春秋》三传的学问中，谷梁氏所得最多；各家对《春秋》的解说中，范甯的论述最为精善。”

郝氏《经》说：“三传的说法虽然不同，但究其根本都出自圣人的门下，且学问有所本原，最终不会超出圣人的书法原则。自从王通提出‘三传作而《春秋》散’的说法，卢全等人便认为三传应当束之高阁，而独自怀抱《春秋》原经。陆淳、啖助、赵匡等人沿袭此说，于是创制新的传注，从此《春秋》之学不再专守于三传了。”

虞氏《集》说：“过去传述《春秋》的有五家，邹氏、夹氏两家先已失传。学习《春秋》的人，依据《左传》来记事，借以观察圣人笔法中的判断，但其中议论浮华、与经文原意相去甚远的情况很多。因此《公羊传》、《谷梁传》依据经文来确立义理，成为专门之学，所以受到崇尚。唐代啖助、赵匡及其师友之间，才开始在圣人亲手撰写的书中探求圣人的本意。宋代的大儒认为可以与三传并治的，是因为他们能专心从经文中探求。然而传注失传，现存的只有《纂例》等书，推测这些传注所阐发的义理，没有超出现存书籍范围的。清江刘氏权衡三传，所得颇多，但他所作的传注，用意深奥，如果不是博览精通典礼旧文的人，不足以完全阐明，所以懂得的人很少。”

章氏潢说：“自汉代以来，解说《春秋》的不下数百家，都源于公羊、谷梁、左氏三家。胡氏的学说出现最晚，得以独立于学官，而其他各家的学说几乎都被废弃了。胡安国作传，总括三家纷纭的学说而记录其中的正确观点，汇集诸家后出的议论而采纳其长处，义例鲜明，褒贬完备。然而认为他不违背圣人的教化是可以的，认为他完全得出了圣人的本意则未必。所谓‘经’，就是常道。圣人作经，简易明白，不用晦涩难懂的言辞来迷惑天下，不用苛刻曲折的文辞来误导后世。主要在于肯定正确的、否定错误的，褒扬善的、憎恶恶的，以彰显人伦大道，以通达王政事务，如此而已。然而胡氏一时进献的言论，意在简约扼要，所以不免激切而偏颇；在一字一句的笔削中探求圣人的精义，所以不免苛刻而深奥。因此三传确立后，圣人的教化虽然分流，但圣人的志向并未丧失；胡氏的传注出现后，圣人的教化虽然被尊崇，他所得到的固然很多，但所失去的也不少。”【以上论述传注的得失】

程子说：“《春秋》一句话就是一件事，是非就体现在这里，这是穷究事理的关键。学者只读《春秋》，也可以穷尽大道了。其他经典并非不能穷究事理，但只是论述义理罢了。《春秋》依据具体行事，是非比较显著，所以穷究事理是关键。《春秋》以什么为标准？没有比《中庸》更合适的了。想要了解《中庸》，没有比‘权’更合适的了。什么是‘权’？就是‘义’和‘时’。《春秋》以前已经确立了体例，到了后来记载得完全不同，同样的事情却记载出不同的意思。如果依照前面的体例来看，就完全错了。《春秋》大体上记载的事情相同则用词相同，后人因此称之为‘例’。然而有事情相同而用词不同的，大概各自有其义理，不可以用体例来拘泥。”

邵子说：“研究《春秋》的人，如果不辨析名实，不判定五霸的功过，就不能说是在研究《春秋》。先判定五霸的功过来研究《春秋》，那么大意就确立了。如果每件事都去探求，就没有头绪了。”

张子说：“《春秋》这本书，在古代是没有的，是孔子自己创作的。只有孟子能够了解它，如果不是理明义精，几乎不可以学习。先儒未达到这个境界就去研究它，所以他们的说法多有穿凿附会。”

杨氏时说：“《春秋》是事情的终结吗？学者先通晓五经，然后学习《春秋》，那么运用起来就便利了。”又说：“人们说《春秋》难以知晓，其实它像太阳一样昭明。孔子在五经中言说其理，在《春秋》中记载其行事。学者如果掌握了五经的道理，《春秋》确实不难知晓。”又说：“伯淳先生曾经有过这样的话：‘看《春秋》，如果经文不通，就应当从传注中寻求；传注不通，就应当从经文中寻求。’我曾问他：‘传注不通就应当从经文中寻求，为什么呢？’他说：‘就像《左传》记载‘君氏卒’，君氏是惠公的继室声子，而《公羊传》则记载为‘尹氏’，传注说这是大夫。然而声子被记载为‘君氏’，这是什么意思？应当以‘尹氏’为正。这就是所说的从经文中寻求。’”

李氏侗说：“《春秋》一件事各是发明一个体例，就像观看山水一样，每走一步形势都不同，不可以拘泥于一种方法。”又说：“《春秋》之所以难看，大概是因为用常人的心思去推测圣人，没有达到圣人洒脱的境界，怎么能没有失误呢？”

朱子的门人问阅读《春秋》的方法，朱子说：“只是依据经文所记载的事迹，用先王之道来衡量，某件事是对的，某件事是错的，某个人是对的，还有未对的地方；不对的地方，又有比这更好的地方。自己用道理来折衷判断，就可以了。只是圣人的言语细密，需要人们仔细斟酌考索罢了。”回答黄仁卿说：“你所提出的《春秋》大纲很好。这部经典固然应当以类例相通，但也必须先随事情观察义理，反复涵泳，使心胸开阔，义理贯通，才有意味。如果就一向这样排定说死，正使在那方面断得十分恰当，却在自己这方面都看不出从容活络的受用，那对事情又有什么益处呢？大体上不论看书与日常工夫，都要放开心胸，使其平易。”

译心胸开阔，才能从容地体察道理，使之潜移默化、滋养涵养。切忌一开始就固执己见，把持得太紧，这样就会导致气度急躁紧迫，境界狭隘，没有地方下工夫了。

译陆氏深说：“《春秋》这部书比起其他经典尤其难以研读，它简约严谨而又宏大深远。正因为它简约严谨，所以确立论点容易显得苛刻；正因为它宏大深远，所以各种学说都能与之相通。圣人笔削（褒贬）的界限隐含其中。事实依据以《左传》为确凿，义理采择以《公羊传》《谷梁传》为精要，这两句话是研读《春秋》的关键方法。”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卷首上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卷首下

王朝世表

《春秋》是尊崇周王的著作。《春秋大全》中的列国年表，将周王室与诸侯国并列，恐怕不符合经书的体例。现在另外编制王朝世表，列在二十国年表之前，不使周王室与列国混为一谈，以此来端正名分、辨别尊卑。

平王宜臼

周幽王的儿子，在位五十一年。

桓王林

平王的孙子，在位二十三年。

庄王他

桓王的儿子，在位十五年。

僖王胡齐

庄王的儿子，在位五年。

惠王阆

僖王的儿子，在位二十五年。

襄王郑

惠王的儿子，在位三十三年。

顷王壬臣

襄王的儿子，在位六年。

匡王班

顷王的儿子，在位六年。

定王瑜

匡王的弟弟，在位二十一年。

简王夷

定王的儿子，在位十四年。

灵王泄心

简王的儿子，在位二十七年。

景王贵

灵王的儿子，在位二十五年。

王子猛

景王的儿子，四月即位，十月去世。

敬王匄

王子猛的弟弟，在位四十四年。

元王仁

敬王的儿子，在位七年。

二十国年表

年表始于《史记》，其中的十二国年表、六国年表，都以周王室为首，是用王朝来统摄列国。《春秋大全》的二十国年表，周王室与诸侯并列，完全丧失了尊崇周王的意义。现在既然已经设立了王朝世表，那么列国年表就以周王室为首但不计入周王室，这样大概符合史书的体例。《史记》没有记载滕、〇、薛、邾、莒、小邾、许，而《大全》中没有燕国。燕国是召公的后代，其事多次出现在经文中，特意增入作为二十国之一。周王室的盟会，同姓诸侯排在前面。《春秋》以鲁国为主，鲁国是宗国，所以排在首位。蔡、曹、卫都是武王的同母弟，所以排在其次。滕也是文王的儿子，又排在其次。虞是武王的儿子，友是厉王的儿子，所以晋、郑又排在其次。吴是大王的儿子，在经文中出现较晚；燕与周同姓，所以又排在其次。齐是大公的后代，五霸中桓公最兴盛，所以异姓诸侯以齐为首。秦、楚是大国，排在其次。宋、〇、陈是先代圣王的后裔，又排在其次。薛、邾、莒、小邾、许都是小国，各自按照爵位高低排序，又排在其次。陆氏淳说：“薛是小国，没有记载世系，无法知晓，也不知道是被谁所灭。”《白鹿洞石刻春秋列国世次》中，薛、小邾都未详载，现在也空缺不录，只将它们在经文中出现的事迹，略记一二，以保存其大概而已。

译经部，春秋类，《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卷首下

译王朝世系

平王宜臼【周幽王的儿子】桓王林【周平王的孙子，太子泄父的儿子】庄王他【周桓王的儿子】僖王胡齐【周庄王的儿子】惠王阆【《史记》记载是周僖王的儿子，《大全》记载是周僖王的孙子】襄王郑【周惠王的儿子】顷王壬臣【周襄王的儿子】匡王班【周顷王的儿子】定王瑜【周匡王的弟弟】简王夷【周定王的儿子】灵王泄心【周简王的儿子】景王遗【周灵王的儿子】王子猛【周景王的儿子，《史记》称他为悼王】敬王匄【周景王的儿子】

鲁国世系

隐公息姑【鲁惠公的儿子】桓公允【鲁隐公的弟弟】庄公同【鲁桓公的儿子】闵公启方【鲁庄公的儿子】僖公申【鲁闵公的哥哥】文公兴【鲁僖公的儿子】宣公倭【鲁文公的儿子】成公黑肱【鲁宣公的儿子】襄公午【鲁成公的儿子】昭公稠【鲁襄公的儿子】定公宋【鲁昭公的弟弟】哀公蒋【鲁定公的儿子】

蔡国世系

宣公考父【蔡戴公的儿子】桓公封人【蔡宣公的儿子】哀公献舞【蔡桓公的弟弟】穆公盻【蔡哀公的儿子】庄公甲午【蔡穆公的儿子】文公申【蔡庄公的儿子】景公固【蔡文公的儿子】灵公般【蔡景公的儿子】平公庐【蔡灵公的孙子，世子有的儿子】悼公东国【蔡平公的弟弟】昭公申【蔡悼公的弟弟】成公朔【蔡昭公的儿子】

曹国世系

桓公终生【曹穆公的儿子】庄公射姑【曹桓公的儿子】僖公夷【曹庄公的儿子】昭公班【曹僖公的儿子】共公襄【曹昭公的儿子】文公寿【曹共公的儿子】宣公庐【曹文公的儿子】成公负刍【杜预注：曹宣公的庶子，《史记》记载为曹宣公的弟弟】武公滕【曹成公的儿子】平公须【曹武公的儿子】悼公午【曹平公的儿子】声公野【曹悼公的弟弟】隐公通【曹平公的弟弟】靖公露【曹声公的弟弟】伯阳【曹靖公的儿子】

卫国世系

桓公完【卫庄公的儿子】宣公晋【卫桓公的弟弟】惠公朔【卫宣公的儿子】公子黔牟【群公子拥立他六年，惠公重新回国，黔牟逃往周朝】懿公赤【卫惠公的儿子】戴公申【昭伯顽的儿子，卫宣公的孙子】文公燬【卫戴公的弟弟】成公郑【卫文公的儿子】穆公速【卫成公的儿子】定公臧【卫穆公的儿子】献公衎【卫定公的儿子】殇公剽【卫穆公的孙子，在位十二年，宁喜杀了他，献公重新回国】襄公恶【卫献公的儿子】灵公元【卫襄公的儿子】出公辄【卫庄公的儿子】庄公蒯聩【卫灵公的儿子】卫君起【卫灵公的儿子，在位一年逃往齐国，出公重新回国】悼公黚【卫灵公的儿子】

滕国世系

滕侯【见于隐公七年，名和谥号不详】宣公婴齐，孝公郑，昭公元，文公寿，成公原【滕文公的儿子】悼公宁【滕成公的儿子】顷公结【滕悼公的儿子】隐公虞毋【滕顷公的儿子】

晋国世系

鄂侯郄【晋孝侯的儿子】哀侯光【晋鄂侯的儿子】小子侯【晋哀侯的儿子】晋侯缗【晋哀侯的弟弟，被晋武公所灭】

曲沃庄伯鲜【晋桓叔的儿子】武公称【晋庄伯的儿子，周天子任命他为晋侯】献公诡诸【晋武公的儿子】奚齐【晋献公的儿子】卓子【晋献公的儿子】惠公夷吾【晋献公的儿子】怀公圉【晋惠公的儿子】文公重耳【晋献公的儿子】襄公驩【晋文公的儿子】灵公夷皋【晋襄公的儿子】成公黑臀【晋文公的儿子】景公獳【晋成公的儿子】厉公州蒲【晋景公的儿子】悼公周【惠伯谈的儿子，晋襄公的曾

译孙平公彪，是悼公之子；昭公夷，是平公之子；顷公去疾，是昭公之子；定公午，是顷公之子。

郑国世系

译庄公寤生（武公之子）；厉公突（庄公之子）；昭公忽（庄公之子）；公子亹（昭公之弟）；公子仪（昭公之弟，在位十四年，被傅瑕所杀，厉公重新回国即位）；文公捷（厉公之子）；穆公兰（文公之子）；灵公夷（穆公之子）；襄公坚（灵公之弟）；悼公费（襄公之子）；成公睔（悼公之弟）；僖公髠顽（成公之子）。

简公嘉（僖公之子）；定公宁（简公之子）；献公虿（定公之子）；声公胜（献公之子）。

吴国世系：

寿梦（太伯第十八代孙，始见于《春秋》）；诸樊（寿梦之子）；余祭（诸樊之弟）；夷昧（余祭之弟）；王僚（夷昧之子）；阖庐（诸樊之子，名光）；夫差（阖庐之子）。

燕国世系：

缪侯（郑侯之子）；宣侯（缪侯之子）；桓侯（宣侯之子）；庄公（桓侯之子）；襄公（庄公之子）；桓公、宣公、昭公、武公、文公、懿公、惠公（懿公之子）；悼公、共公、平公、简公、献公、孝公。

齐国世系：

僖公禄父（庄公之子）；襄公诸儿（僖公之子）；桓公小白（襄公之弟）；公子无亏（桓公之子）；孝公昭（桓公之子）；昭公潘（桓公之子）；舍（昭公之子）；懿公商人（桓公之子）；惠公元（桓公之子）；顷公无野（惠公之子）；灵公环（顷公之子）；庄公光（灵公之子）；景公杵臼（庄公之弟）；安孺子荼（景公之子）；悼公阳生（荼之兄）；简公壬（悼公之子）；平公骜（简公之弟）。

秦国世系：

文公（襄公之子）；宁公（文公之孙）；出子（宁公之幼子）；武公（宁公之子）；德公（武公之弟）；宣公（德公之子）；成公（宣公之弟）；穆公任好（成公之弟）；康公防（穆公之子）；共公稻（康公之子）；桓公荣（共公之子）；景公（桓公之子）；哀公（景公之子）；惠公（哀公之孙）；悼公（惠公之子）。

楚国世系：

武王熊通（蚡冒之弟）；文王熊赀（武王之子）；堵敖熊囏（文王之子）；成王頵（文王之子）；穆王商臣（成王之子）；庄王旅（穆王之子）；共王审（庄王之子）；康王昭（共王之子）；郏敖麇（康王之子）；灵王防（共王之子，一名围）；平王居（共王之子，一名弃疾）；昭王轸（平王之子）；惠王章（昭王之子）。

宋国世系：

穆公和（宣公之弟）；殇公与夷（宣公之子）；庄公冯（穆公之子）；闵公捷（庄公之子）；桓公御说（庄公之子）；襄公兹父（桓公之子）；成公王臣（襄公之子）；昭公杵臼（成公之子）；文公鲍（昭公之弟）；共公固（文公之子）；平公成（共公之子）；元公佐（平公之子）；景公头曼（元公之子）；昭公得（元公之曾孙，公孙周之子）。

〇国世系：

武公（谋娶公子，索隐曰：谋一作谟）；靖公（武公之子）；共公（靖公之子）；德公（共公之子，《世本》作惠公）；成公（德公之子）；桓公姑容（成公之弟）；孝公匄（桓公之子）；文公益姑（孝公之弟）；平公郁厘（文公之弟）；悼公成（平公之子）；隐公乞（悼公之子）；僖公过（隐公之弟）；闵公维（僖公之子）。

陈国世系：

桓公鲍（文公之子）；陈佗（桓公之弟）；厉公跃（桓公之子）；庄公林（桓公之子）；宣公杵臼（桓公之子）；穆公欵（宣公之子）；共公朔（穆公之子）；灵公平国（共公之子）；成公午（灵公之子）；哀公溺（成公之子）；惠公吴（哀公之孙，世子偃师之子）；怀公柳（惠公之子）；闵公越（怀公之子）。

薛国世系：

薛侯（见于隐公十一年，名谥不详）；薛伯（见于庄公三十一年，名谥不详）；献公谷、襄公定（献公之子）；薛伯比（襄公之子）；惠公夷（比之子）。

邾国世系：

邾子克（字仪父）；邾子琐（仪父之子）；文公蘧蒢（琐之子）；定公貜且（文公之子）；宣公牼（定公之子）；悼公华（宣公之子）；庄公穿（悼公之子）；隐公益（庄公之子，在位十九年而被吴国拘捕，其子革继位）；桓公革（隐公之子，在位十二年而逃奔越国，隐公重新回国即位）；公子何（桓公之弟）。

莒国世系：

莒子（见于隐公二年，名谥不详）；兹防公、纪公庶其、渠丘公季佗（庶其之子）；黎比公密州（渠丘公之子）；展舆（黎比公之子）；着丘公去疾（展舆之弟）；郊公（着丘公之子）；庚舆（着丘公之弟，在位十年逃奔鲁国，郊公重新回国即位）；莒子狂。

马氏端临《通考》认为季佗是厉公，朱是渠丘公，这样季佗与朱就是两个人了。徐氏邈、孔氏颖达都认为莒君没有谥号，那么季佗怎么独独有了“厉”这个谥号呢？齐氏履谦作《莒国统纪》不记载厉公，大概也是认为《通考》不可信。汪氏克宽认为渠丘公就是季佗，必定有所依据，现在因此不采用马氏的说法。

小邾国世系：

鲁庄公五年，郳黎来来朝见。僖公七年，小邾子来朝见，开始被任命为附庸国。从此以后，朝见襄公的有一次，朝见

译昭公共有两位，盟会之事在《春秋》中屡有记载，但世系相承，经传中没有明确的文字可以依据，现在暂且空缺不论。

译许国的世系传承

庄公、穆公是新近称臣的诸侯【庄公的弟弟】僖公名业【穆公的儿子】昭公名锡我【僖公的儿子】灵公名宁【昭公的儿子】悼公名买【灵公的儿子】许男名斯【悼公的儿子】元公名成

王朝兴废的论述

周

周是姬姓，黄帝的后裔，后稷的后代。后稷被封在邰，就是现在的武功县。等到夏朝衰微时，后稷的儿子不窋失去了官职，逃窜到西戎地区。《括地志》说：“不窋的故城在庆州〇化县，就是现在的庆阳府安化县。”不窋的孙子公刘迁徙居住在邠，现在邠州东北有豳亭，三水县西有古豳城，都是这个地方。公刘传了九代到太王，离开邠，在岐山的南面建邑，就是现在的岐山县。文王接受天命，在丰地建邑，现在西安府鄠县南面有酆城。武王攻克商朝而拥有天下，定都在镐。镐在丰水的东面，丰在丰水的西面，相距二十五里。平王迁都到王城，就是现在洛阳县西面河南故城的地方。敬王又迁都到成周，就是现在洛阳县东面洛阳故城的地方。平王四十九年，鲁隐公即位。敬王三十九年，是捕获麒麟的年份。此后经过九位君王，共二百二十年，周赧王被秦国灭亡。

查考《大全》中关于各国兴废的论述，共有二十四国，周朝与诸侯国也并列在一起。现在将它们区分开来，不让周朝与列国并列。虞、虢、纪三国都早已灭亡，不予收录。

列国兴废的论述

鲁

鲁是姬姓，侯爵。是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周文公姬旦所封的。周公有着对天下的大功勋，位居冢宰，留在朝廷辅佐天子，于是封他的长子伯禽为鲁侯，建都在曲阜，就是现在山东兖州府曲阜县的地方。伯禽传了十三代到隐公息姑元年，《春秋》从这里开始记载。又过了二百四十二年，是哀公蒋的十四年，在西郊狩猎捕获麒麟，《春秋》在这里结束。此后经过九位君主，到顷公仇，被楚国灭亡。

蔡

蔡是姬姓，侯爵，是武王同母的弟弟叔度所封的。武王攻克商朝，封叔度在蔡，就是现在汝宁府上蔡县的地方。平侯迁徙到新蔡，就是现在新蔡县的地方。昭侯又迁徙到州来，称为下蔡，现在寿州北面三十里有蔡国城，就是下蔡。宣侯二十八年，鲁隐公即位。成侯十年，是鲁哀公十四年。后来被楚国灭亡。

曹

曹是姬姓，伯爵，是武王同母的弟弟叔振铎所封的。武王攻克商朝，封叔振铎在曹，就是现在兖州府定陶县的地方。叔振铎生了太伯脾，脾传了九代到桓公终生，即位。桓公三十五年，是鲁隐公元年。鲁哀公八年，曹伯阳被宋国灭亡。

卫

卫是姬姓，侯爵，是武王同母的小弟弟康叔封的后代。武王封康叔在卫，就是现在卫辉府淇县东北朝歌城的地方。文公迁徙到楚丘，其故城在现在滑县东面。成公又迁徙到帝丘，就是现在开州有颛顼城的地方。桓公十三年，鲁隐公即位。出公十二年，是鲁哀公十四年。后来被贬称为君，只剩下濮阳这块地方。秦二世废黜其君主角为平民。

滕

滕是姬姓，侯爵，是周文王的儿子叔绣所封的，就是现在滕县的地方。鲁隐公七年开始记载滕侯去世，后来记载为子，大概是被当时的周王贬黜了。汉代《地理志》说滕传了三十一代被齐国灭亡，孔颖达及各家多沿袭此说。《战国策》却说滕被宋国灭亡，《通鉴》、《通考》都说宋国灭亡了滕，不知道哪个正确，暂且都保留下来。

晋

晋是姬姓，侯爵，是周武王的小儿子唐叔虞的后代。成王封叔虞在唐，最初建都在翼，就是现在平阳府翼城县的地方。唐叔的儿子燮父成为晋侯，传了十代到昭侯。昭侯封他父亲文侯的弟弟成师在曲沃，这就是桓叔。曲沃，就是现在的闻喜县。昭侯传到哀侯，被桓叔的孙子武公灭亡。武公迁徙居住在绛，在现在绛州的北面。景公又从绛迁徙到新田，现在在曲沃县南面。鄂侯二年，鲁隐公即位。定公三十一年，是鲁哀公十四年。又过了六代，韩、魏、赵三家瓜分晋地，将晋君靖公俱酒迁为平民。

郑

郑是姬姓，伯爵，是周厉王的小儿子友的后代。宣王二十二年，封友在郑，在西都畿内的棫林之地，汉代属于京兆，叫郑县，就是现在华州的地方。幽王时的祸难，友把家眷寄存在虢、郐两国之间，于是夺取了两国的土地，在济水西面、洛水东面、黄河南面、颍水北面这四条河流之间，称为新郑，就是现在开封府新郑县的地方。庄公二十二年，鲁隐公即位。声公二十年，是鲁哀公十四年。后来被韩国灭亡。

吴

吴是姬姓，子爵。周太王的长子太伯逃到荆蛮，为了躲避季历，居住在梅里，就是现在无锡县的地方。太伯去世，仲雍继位。后来十七代到寿梦，开始称王。后来阖闾修筑大城并建都于此，就是现在苏州府的治所。鲁成公六年，寿梦出现在经文中。夫差十五年，是捕获麒麟的年份。鲁哀公二十二年，被越王勾践灭亡。

燕

燕是姬姓，伯爵，是周同姓召公奭的后代。武王封召公在蓟，号称北燕，就是现在顺天府大兴县的地方。穆侯七年，鲁隐公即位。献

译燕公十二年，即鲁哀公十四年。后来经过六代更替，易王即位，传承王号的共有六代，到燕王喜时，被秦国所灭。

译齐国，姜姓，侯爵，是太公望的后代。其祖先四岳辅佐大禹治理水土，立下功劳，在虞、夏之间被封于吕。商朝末年，太公望从渔钓中崛起，担任周文王、周武王的老师，被封于营丘，称为齐侯。《汉书·地理志》说：“临淄，是师尚父受封之地。”臣瓒说：“临淄就是营丘。”按：齐国曾迁都至薄姑，后来又迁回临淄，《诗经》中所说“周王命令仲山甫，去修筑那东方的城池”，指的就是这件事。现在的临淄县隶属于青州府，薄姑就是现在的博兴县。齐僖公九年，鲁隐公即位；齐简公四年，是鲁哀公十四年。此后历经三位国君，一百零二年，齐康公去世，田氏于是兼并了齐国。

秦国，嬴姓，伯爵，出自颛顼的裔孙女修。她的儿子大业生下大费，大费辅佐大禹治理水土，又辅佐舜调教驯服鸟兽，被赐姓嬴，这就是柏翳。柏翳传至第十九代非子，在周孝王时在汧水、渭水之间主管养马，马匹大量繁殖。周孝王将他分封为附庸，赐给他秦地，即现在秦州清水县的故秦城。非子的曾孙叫秦仲，死于西戎之手。他的孙子秦襄公讨伐西戎立下功劳，周平王东迁，赐给他岐山、丰邑的土地，列为诸侯。秦宁公迁都平阳，现在郿县西边有平阳故城。秦德公迁都雍，即现在的凤翔县。秦献公迁都栎阳，即现在的临潼县。秦孝公迁都咸阳，即现在的咸阳县。秦文公四十四年，鲁隐公即位。秦悼公十一年，是鲁哀公十四年。此后历经九代，秦孝公任用商鞅以耕战称霸秦国，他的儿子秦惠文君自称为王，传至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到秦始皇兼并天下，自立为皇帝，传至二世而亡。

楚国，芈姓，子爵，出自颛顼的孙子重黎，担任高辛氏的火正，能使火光普照天下，被命名为祝融。他的弟弟吴回继承为祝融，生下陆终。陆终生下六个儿子，最小的是季连。季连的后裔鬻熊，担任周文王、周武王的老师。周成王时，将鬻熊的曾孙熊绎封于荆蛮之地，赐予子男等级的田地。其地居于丹阳，徐广、宋忠都说在南郡枝江县，现在隶属于荆州府。后来迁都郢，即现在的江陵县。楚昭王迁都鄀，《水经注》称之为鄢郢，现在在宜城县西南。秦国攻占鄢郢，楚国退保陈城，即原来的陈国。最后迁都寿春，即现在的寿州。楚武王十九年，鲁隐公即位。楚惠王八年，是鲁哀公十四年。楚惠王之后，有简王、声王、悼王、肃王、宣王、威王、怀王、顷襄王、考烈王、幽王、哀王、负刍十二位国君，然后被秦国灭亡。

宋国，子姓，公爵，出自商王帝乙的长子启，在微地受封，称为微子。周武王诛杀纣王，立他的儿子武庚。武庚凭借三监的身份叛乱，周成王诛杀了他，于是改封微子为宋公，以奉祀商汤，礼乐车服全部沿袭商朝旧制，作为周王室的宾客。《汉书·地理志》说：“梁国睢阳县，是原来的宋国，微子受封之地。”即现在的归德府商丘县。宋穆公和七年，鲁隐公即位。宋景公三十六年，是鲁哀公十四年。后来宋王偃称王，图谋称霸，被齐、魏、楚三国共同灭国。

杞国，姒姓，伯爵。周武王攻克商朝，寻找夏禹的后裔，得到东楼公，封杞国以奉祀夏禹。杜预说：“杞国原本都于陈留雍丘县。鲁桓公六年，淳于公亡国，杞国似乎兼并了它，迁都淳于。又迁都缘陵。鲁襄公二十九年，又迁都淳于。现在开封府杞县，就是雍丘。淳于废城在安丘县东北，缘陵故城在昌乐县东南。”东楼公传四代至武公。武公二十九年，鲁隐公即位。杞闵公六年，是获麟之年。后来被楚国灭亡。

陈国，妫姓，侯爵，出自帝舜的后代，被封于有虞。虞幕的裔孙阏父担任周武王的陶正，能制造锋利的器具，周王依赖他，将长女大姬下嫁给他儿子满，并将他封于陈，让他奉祀虞帝，即现在的陈州。陈桓公二十三年，鲁隐公即位。陈闵公二十一年，是鲁哀公十四年。三年后，楚惠王派公孙朝灭亡陈国。

薛国，任姓，侯爵，是黄帝的后代。奚仲被封于薛，现在滕县南四十里有薛城。鲁隐公十一年“滕、薛来朝”，开始见于《春秋》。鲁庄公三年记载“薛伯卒”，大概是被当时的周王废黜。孔颖达、陆淳都说：“小国没有记载，世系不可知，也不知道被谁灭亡。”

邾国，曹姓，子爵，出自陆终第五子晏安的后代。周武王攻克商朝，将他的后裔曹挟封于邾，作为附庸，即现在鲁国邹县。从曹挟到仪父共十二代，开始见于《春秋》。鲁隐公元年，仪父在蔑地结盟。北杏之会，依附跟随齐桓公，进爵为子爵。鲁庄公十六年，《春秋》记载“邾子克卒”，就是仪父。鲁哀公十年，邾子益来投奔鲁国，后来被楚国兼并。

莒国，嬴姓，子爵，出自少昊的后代。周武王将兹舆期封于莒，即现在的莒州。莒君没有谥号而有称号，从兹舆期传十一代至兹防父，开始见于《春秋》。共公庚舆之后，事迹不再明显，四代之后被楚国灭亡。小邾国，曹姓，子爵，出自邾挟的后代。夷父颜对周朝有功，周朝将他的儿子友封于郳，作为附庸。鲁庄公五年，友的

译曾孙黎来开始朝见鲁国。杜预注说：东海昌虑县东北有郳城。如今昌虑故城在滕县东南。齐桓公小白称霸时，郳君依附顺从，进爵为子爵，开始位列诸侯，称为小邾子。孔颖达、陆淳都说：“穆公的孙子惠公以下，到春秋之后六代，楚国灭掉了它。”

译许国

姜姓，男爵，与齐国同祖。周武王将四岳的后代文叔封在许地，就是现在的许州。春秋时期，许国国势弱小且靠近郑国，受到郑国的逼迫。鲁成公十五年，许国迁都到叶地，即现在南阳府叶县。鲁昭公九年，许国迁都到夷地，实际是城父，即现在亳州东南七十里的城父故城。鲁昭公十一年，许国迁都到析地，实际是白羽，即现在南阳府邓州内乡县。鲁定公四年，许国迁都到容城，应劭说：“容城就是华容城”，即现在的监利县。有人说：“容城在叶县西边”，不知哪种说法正确。孔颖达说：“从文叔到庄公共十一代，才开始见于《春秋》。元公子结，是在鲁哀公元年获麟的那一年。”战国初期，楚国灭掉了许国。

春秋一百二十四国的爵位与姓氏

爵位和姓氏都明确的有五十二国

鲁【姬姓，侯爵】蔡【姬姓，侯爵】曹【姬姓，伯爵】卫【姬姓，侯爵】滕【姬姓，侯爵】晋【姬姓，侯爵】郑【姬姓，伯爵】吴【姬姓，子爵】燕【姬姓，伯爵】虞【姬姓，公爵】虢【姬姓，公爵】祭【姬姓，伯爵】邢【姬姓，侯爵】凡【姬姓，伯爵】滑【姬姓，伯爵】原【姬姓，伯爵】荀【姬姓，侯爵】芮【姬姓，伯爵】息【姬姓，侯爵】随【姬姓，侯爵】巴【姬姓，子爵】贾【姬姓，侯爵】郕【姬姓，子爵】齐【姜姓，侯爵】秦【嬴姓，伯爵】楚【芈姓，子爵】宋【子姓，公爵】〇【姒姓，伯爵】陈【妫姓，侯爵】纪【姜姓，侯爵】邓【曼姓，侯爵】薛【任姓，侯爵】州【姜姓，公爵】梁【嬴姓，伯爵】宿【风姓，男爵】南燕【姞姓，伯爵】莒【嬴姓，子爵】邾【曹姓，子爵】徐【嬴姓，子爵】越【姒姓，子爵】小邾【曹姓，子爵】鄅【妘姓，子爵】鄫【姒姓，子爵】许【姜姓，男爵】胡【妫姓，子爵】防【芈姓，子爵】郯【嬴姓，子爵】莱【姜姓，子爵】舒鸠【偃姓，子爵】偪阳【妘姓，子爵】

有爵位而无姓氏的有十五国

唐【侯爵】〇【子爵，或隗姓】顿【子爵】沈【子爵，或嬴姓】谭【子爵，或子姓】宗【子爵】防【子爵】白狄【子爵】赖【子爵】肥【子爵】戎蛮【子爵】麇【子爵，或祈姓】鼓【子爵，或祈姓】谷【伯爵，或嬴姓】舒【子爵】

有姓氏而无爵位的有十七国

魏【姬姓】耿【姬姓】霍【姬姓】郜【姬姓】韩【姬姓，或侯爵】焦【姬姓】杨【姬姓】淮【姬姓】密【姬姓】黄【嬴姓】罗【熊姓，或偃姓】申【姜姓】夷【妘姓】向【姜姓】鄋瞒【漆姓】舒庸【偃姓】戴【子姓】

爵位和姓氏都缺失的有三十二国

江【或嬴姓】郧、权【或偃姓】道、栢、贰、轸。

绞六【或偃姓】遂、崇、项【或姑姓】冀、温

厉 蓼【或偃姓】巢 庸 姒 介 邿

无终 蓐收 于余丘 英氏 根牟

鲜虞、陆浑、房、桐【或偃姓】鄀、狄。

附庸九国

颛臾【风姓】须句【风姓】葛【嬴姓】任【风姓】牟、极、萧【或子姓】鄟、鄣。

王朝地名

王城、成周、骀、豳、岐阳、酆、祭、凡、邬、瓦屋、刘、蔿、邘、温、原、隰、郕、攒茅、絺、樊、向、盟、州、陉、隤、酒泉、伊川、坎欿、怀、夷、召、甘、毛、隰城、荣、翟泉、邥垂、暴、郏鄏、鄄、鄇田、檀、湨梁、郊、阎、扬、轘辕、平畤、雒汭、三涂、阳城、太室、景亳、孟津、甘鹿、北山、要、饯、圃、车、前城、东圉、领、侯氏、谿泉、任人、京、京楚、鄩、平隂、泽邑、狄泉、墙人、直人、阪道、尹道、左巷、西闱、皇、社、隂、汜、解、蒯、三川、干祭、瑕、杏、巩、渠、滑、尸氏、施谷、褚氏、莒〇谷、胥靡、阙塞、圉泽、堤上、负黍、狐人、彘、阙外、姑莸、鄻、冯、仪栗、穷谷、谷城、简城、荣锜氏、盂、訾、尹、唐。

鲁国地名

曲阜、蔑、郎、费、潜、唐、棠、中丘、泰山防、邓、菟裘、许田、讙、郕、趡、阚、祝丘、咸丘、夫钟、曲池、奚、蔇、洙、生窦、长勺、乗丘、郭、济西、洮、郿、鲁济、诸、薛、秦、梁丘、逵泉、密、郦、甯母、升陉、阐、昌衍、卞、重馆、郚、咸、勾鼆、戾丘、泉台、平阳、郓、蜀、龙、巢丘、阳桥、棘、聊、台、中城、坏隤、貍脤、鹿囿、蒲圃、海陉、刘、遇、桃、阳闗、旅松、漷水、西郛、武城、泗上、高鱼、阳州、庚宗、丘莸、蚡泉、塞闗、莱柞、郎囿、比蒲、祲祥、泉丘、昌间、

译沂上、红、郈、淄、桐、汝、炊鼻、东野、棘下、姑蔑、防、房、霄、莒父、启阳、邾瑕、负瑕、漆、毗、具、嶅二山、东阳、五梧、蚕室、稷曲、大庭之库、党氏台、清丘之社、五父之衢、汶阳田、龟隂田、大野、蛇渊囿、党氏沟、丘舆。

译蔡国的地名

上蔡、新蔡、州来、莘、桑隧、郹阳

曹国的地名

陶丘、洮、曹南、重丘、鄸、郊、黍丘、揖丘、钟、大城、邘

卫国的地名

朝歌、楚丘、帝丘、清、牧、垂、越、蒲、莘、桃丘、首止、鄄、城濮、荧泽、共、菟圃、滕、曹、咸、匡、訾娄、南河、五鹿、圉、酅、戚、敛盂、宛濮、借圃、清丘、新筑、鞫居、桑中、鍼、柯、沙、马陵、洹水、丘宫、阿泽、澶渊、商任、茅氏、襄牛、懿氏、羊角、戱阳、厥憖、平丘、平寿、死鸟、彭水、有阎、曲濮、鄟泽、垂葭、殷虚、豚泽、瓦、盂、牵、铁、犂、巢、外州、少禘、黄池、平阳、郧、泠、有莘之墟、昆吾之观

晋国的地名

绛、曲沃、新田、大夏、大卤、太原、唐、鄂、晋阳、晋、随、千亩、陉庭、汾隰、二屈、条、聚、蒲、垂棘、屈产、采桑、高梁、韩、新城、下国、沙鹿、虢畧、华山、狐厨、受铎、昆都、隂、汾、令狐、桑泉、臼衰、郇、原、屏、楼、庐柳、緜上、南阳、被庐、河阳、冀、焦、瑕、清原、殽、王官、茅津、菫隂、刳首、箕、夷、董、武城、北徴、河曲、羁马、诸浮、郫、阳、黄父、隂地、郜、苦、首山、桃园、邢丘、向隂、黑壤、董泽、清、曲梁、辅氏、稷、雒、断道、野王、苗、邢、赤棘、梁山、故绛、盬、郇瑕、浍水、铜鞮、桑田、交刚、保城、洓川、苕丘、虚、台谷、瓠丘、长樗、鸡泽、栎、祁、霍人、湨梁、长子、着雍、纯留、梗阳、雍榆、孟门、大行、朝歌、荧庭、郫邵、少水、东阳、范、木门、鄐、任、中都、州田、魏榆、西河、洮、雍、邬、棘津、干侯、平陵、涂水、马首、平阳、杨氏、适歴、大陆、平中、夏墟、五氏、盂、汝、郊、中牟、邯郸、寒氏、河内、五鹿、百泉、棘蒲、菟和、仓野、临、栾、鄗、逆畤、隂人、壶口、柏人、冠氏、解梁城、虒祁之宫、英丘、先茅之县、桃林之塞、衍之县

郑国的地名

新郑、鄢、制、京、廪延、城颍、頴谷、长葛、祭、祊、邬、刘、蒍、邘、狐壤、时来、武父、牛首、栎、滑、大陵、虎牢、桐丘、新城、弭、扈、新密、柯泽、践土、衡雍、函陵、汜、匡、汜南、原圃、郐城、垂陇、暴、申、狼渊、棐、鯈、北林、郔、南里、栁棼、邲、管、敖、鄗、颍北、荥泽、伯牛、丘舆、汜、祭、虫牢、绕角、鄤、修泽、訾、暴隧、鸣鴈、鄢陵、督扬、鄬、高氏、戱童、曲洧、柯陵、汝上、洧上、城棣、鄫、鄵、戱、隂阪、隂口、中分、阳陵、旧许、梧、向、琐、济隧、亳城、萧鱼、鱼陵、上棘、旃然、胥靡、献于、雍梁、梅山、城麇、棘泽、乐氏、黄崖、宛、斗城、酸枣、圉、苻之泽、薰隧、犨、郏、钧台、菟氏、索氏、桑山、鼬、弥作、顷丘、玊畅、嵒、戈、钖、柤

吴国的地名

姑苏、鸠兹、衡山、淮上、朱方、延陵、房钟、檇李、夫椒、邗沟、槖皋、上、陉、郧、艾、桐汭、頱、黄、笠泽、善道

燕国的地名

蓟、陂泉、虢、濡上、阳

齐国的地名

临淄、蒲姑、石门、卢、艾、嬴、葵丘、姑棼、泺、禚、贝丘、谷、鲍、干时、堂阜、柯、北杏、落姑、阳谷、海、河、甗、穆陵、无棣、牡丘、周首、郪、申池、平州、袁娄、垂、晏、鞌、莘、靡笄、华泉、徐闗、石窌、丘舆、清、马陉、上鄍、东阳、耏外、平隂、防门、巫山、郲、京兹、邮棠、祝柯、高唐、邿、潍、洒蓝、大隧、重丘、弇中、棠、崔、廪丘、鱼里、岳、殿、莒、宁风、稷、庄、羽山、薄姑、夫于、棘、渠丘、渑、媚、聊摄、姑尤、杏、沛、赖、遄台、野井、夹谷、安甫、骀、潞、鄎、艾陵、犂、辕、舒州、博、檀台、丰丘、蒙、殳、渭、淳、舟、道、顾、留舒、句渎之丘、华不注

秦国的地名

西垂、平阳、灵台、王城、具囿、彭衙、新城、雍、刳首、少梁、汪、河西、麻隧、侯丽、邧、泾、新楚、棫林、中南

楚国的地名

丹阳、郢、鄀、沈鹿、郊郢、彭、荒谷

译冶父、鄢、溠、汉水北岸、那处、涌、津、湫、夕室、陉、召陵、水边、方城、武城、析、暌、蒍、连谷、泜、渚宫、期思、阜山、大林、商、阳丘、庐、訾枝、句澨、选、阪高、仞、叶、轑阳、漳水边、烝、〇浒、梦中、郔、沂、滑水北岸、夏州、江南九县、沈、州来、钟离、吕、邓、新石、驾、厘、瑕、虺、繁阳、庸浦、柤、陉、隰、临品、石溪、湛阪、棠、汾、棘、雩娄、荆山、涂山、夏水北岸、栎、鹊岸、罗水北岸、麻、莱山、南怀、汝水清处、琐、豫章、干谿、城父、冈山、不羹、颍水尾、中犨、息舟、鱼陂、訾梁、棘闱、宗丘、长岸、白羽、下阴、夏、郏、茄、鸡父、防澨、圉阳、州屈、訾、卷、丘皇、潜、沙水北岸、南冈、容城、柏举、大隧、直辕、冥阨、大别山、小别山、清发、雍澨、睢、云中、稷、军祥、棠谿、成臼、脾泄、穷、负函、缯关、少习、三尸、养、丰、汝阴的田地、白、慎、坻箕山、夷濮西边的田地、公婿谿，这些都是宋国的地名。

译商丘、黄、菅、郜、老桃、谷丘、稷、虚、龟、防、泽、袲、亳、萧、幽、梁丘、柽、多鱼、朾、荦、贯、葵丘、鹿上、盂、薄、〇、缗、孟诸、承匡、长丘、新城、大棘、沙随、合、商、厨、汋陂、夫渠、汋陵、彭城、朝郏、城郜、幽丘、夷庚、台谷、虚朾、吕留、大丘、横、鞌、曹、訾母、杨梁、鬼阎、南里、鸿口、新里、赭丘、曲棘、老丘、蕖蒢、雍丘、城鉏、户牖、逢泽、空泽、连中、空桐、唐盂、靡角之谷。

〇国地名

淳于、缘陵、牟娄、无娄

陈国地名

宛丘、虞、焦、夷、壶丘、厥貉、辰陵、遂、濮、鸣鹿、大冥。

邾国地名

绎、翼、偃、虚丘、訾娄、狐骀、漆、虫、滥、闾丘、离姑、漷东、沂西、绞、茅

莒国地名

介根、鄢陵、渠丘、且于、寿舒、大厖、寿余密、郓、蒲侯氏、常仪靡、防、兹、纪鄣、郠、向

小邾国地名

郳、句绎

许国地名

白羽、容城、展陂、鉏任、泠敦、棫林、函氏、夷、叶。

虞国地名

夏墟、共池、颠軨、鄍、三门

虢国地名

上阳、玤、莘、渭汭、下阳、桑田

纪国地名

浮来、郱、鄑、郚、〇

越国地名

防稽、姑蔑、甬东、冥

邢国地名

夷仪、聂北

徐国地名

娄林、蒲隧

滕薛地名不见经传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卷首下

<经部,春秋类,钦定春秋传说汇纂》>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卷一

集说【杜预说：“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名称。记录事情，把事系于日，把日系于月，把月系于时，把时系于年，用来记载远近、辨别同异。所以史书所记载的，必定标明年份以作为事件的开端。一年有四季，所以交错举出春、秋作为所记载的名称。”徐彦说：《三统历》说：“春是阳气之中，万物由此生长；秋是阴气之中，万物由此成熟。所以命名为春秋。”又说《春秋说》说：“始于春，终于秋。春是生物的开始，秋是成物的终结，所以叫春秋。”而旧说认为：“哀公十四年春天，西狩获麟，于是作春秋。九月书写完成，因为春天开始秋天完成，所以叫春秋。”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庄公七年经文说：“星陨如雨。”传文说：“未修订的春秋说：‘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订后说：‘星陨如雨。’”这说明孔子未修订之前，已经命名为春秋了】

【按《孟子》说：“《春秋》，是天子的事情。”大概是指《春秋》本是诸侯的史书，当时列国僭越混乱，名分混淆，而史书体例乖谬，孔子因而加以修订。其等级名分，则一概依据《武成》篇分封爵位的旧制；其行事准则，则一律遵循周公制礼的初衷。所以说：“《春秋》，是天子的事情”，犹如说“天子的史书”一样。解说的人不察，而认为孔子行使了南面称王的权力，这就近乎夸大了。又董仲舒转述孔子的话说：“我想寄托于空泛的言论，不如体现在具体行事上那样深切显明。”大概是指凡是著书的人，谈论道理则虚，征引事实则实，所以虽然谈论理义以垂训后世，不如借二百余年的行事，使是非得失都显著地见于此书。解说的人认为《春秋》是孔子的行事，不是空泛的言论可比，这也似乎不符合本意】隐公

集说【杨士勋说：“鲁世家记载隐公名息姑，是惠公的儿子，周公的八世孙，在周平王四十九年即位。隐，是谥号。《周书·谥法》说：‘隐拂不成曰隐。’鲁国虽然是侯爵，但据臣子而言，所以称他为公。”孔颖达说：“谥法不止一种，略举一种罢了，也不知道”

【本以何行，而为此谥？其他都仿照此例】

左传【惠公的原配夫人孟子。孟子去世后，以声子为继室，生下隐公。宋武公生下仲子，仲子生来手上有纹路，写着“为鲁夫人”，所以仲子嫁给我，生下桓公而惠公去世，因此隐公即位而奉养他】

【宋杜注：梁国睢阳县，今河南归德府治商丘县，即汉睢阳故城，在县南。孔疏：《宋国公爵谱》说：“宋，子姓。周武王封纣子武庚以继承殷商后代。武庚作乱，周公讨伐并诛杀他，改封微子启为宋公。”鲁括地志：兖州曲阜县外城，即伯禽所筑的古鲁城。曲阜县今属山东兖州府】

胡传【《春秋》不作于孝公、惠公之时，是因为东迁之初，流风遗俗犹存。郑武公入朝担任司徒，善于其职，则还任用贤人；晋侯在艰难中捍卫周王，赐给他秬鬯，则还有诰命；王说：‘其归视尔师’，则诸侯还来朝见；义和之薨，谥为文侯，则列国还有请求。等到

译平王在位时间长久，不能在政治上自我振作，抛弃自己的宗族亲属，葛藟之诗有疏远兄弟的讽刺；不安抚他的百姓，周人有束薪蒲楚的讥讽；甚至以天子的尊贵身份，向下赠送诸侯妾室的丧礼财物，三纲沦丧，九法败坏啊！《春秋》在这里，大概是有不得已的缘故。假托始于隐公，不也是深刻显著、明白易懂吗？

译集说【孙氏复说：“《诗经》到了《黍离》就开始衰微，《尚书》到了《文侯之命》就断绝了，《春秋》于是开始编撰，是从鲁隐公开始的。”程子说：“孔子的道既然不能在天下施行，于是便依据鲁国的《春秋》来确立历代帝王的大法。”孟子说：“王者的踪迹消亡而《诗经》随之消亡，《诗经》消亡之后《春秋》才编撰。”这正好赶上隐公即位之初，所以从隐公开始】

【按：关于《春秋》假托始于隐公的说法，前代儒者大致相同，唯独陈氏傅良认为不是始于周平王而是始于周桓王，并且说繻葛之战的失败，是《春秋》开始编撰的原因。汪氏克宽说：“如果这样，那么《春秋》应当从桓公开始，而不是从隐公开始】

【此时已是周平王四十九年】元年【齐僖公禄父九年，晋鄂侯郄二年，曲沃庄伯鲜十一年，卫桓公完十三年，蔡宣公考父二十八年，郑庄公寤生二十二年，曹桓公终生三十五年，陈桓公鲍二十三年，〇武公二十九年，宋穆公和七年，秦文公四十四年，楚武王熊通十九年】

公羊【元年是什么意思？是国君即位的第一年】

胡传【《春秋》的立文兼具记述与创作，考察《舜典》中纪年称“元日”，商代《训诰》称“元祀”，这部经书书写“元年”，就是所谓效法二帝、阐明三王，是记述而非创作。将“王”排在“春”之前，乃是确立法度、创制新章，出自圣人的裁断，没有记述他人的内容，不是史官旧有的文字】

集说【董氏仲舒说：“‘一’，是万物所由开始；‘元’，是言辞中所说的大。把‘一’称为‘元’，是看到大的开始而想要端正根本。作为国君，要端正内心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以端正万民，端正万民以端正四方。四方端正了，远近没有不统一于正道的，王道就圆满了。”杜氏预说：“因为依据鲁国史书编撰《春秋》，所以用鲁国的纪年。”又说：“凡是国君即位，希望他体现‘元’的道理以居于正道，所以不说‘一年一月’。”何氏休说：“‘元’，是气的开始；‘春’，是四季的开始；‘王’，是受命的开始；‘正月’，是政教的开始；‘即位’，是一国的开始。《春秋》用‘元’的气，端正天的开端；用天的开端，端正王的政令；用王的政令，端正诸侯的即位；用诸侯的即位，端正境内的治理。诸侯如果不向上奉行王的政令，就不能即位，所以先说‘正月’而后说‘即位’；政令如果不从王那里发出，就不能施政，所以先说‘王’而后说‘正月’；王者如果不承奉天意来制定号令，就没有法度，所以先说‘春’而后说‘王’；天如果不深深端正其‘元’，就不能完成其化育，所以先说‘元’而后说‘春’。这五个方面，是天人的根本。”欧阳氏修说：“国君即位称元年，是常事。孔子未修《春秋》之前，本来就是这样。大概记事有先后远近，用岁月的一二来计数，这是自然的道理。把‘一’称为‘元’，也没有特别的法度，大概是古人的用语罢了。等到后世曲解的学者，才开始说孔子书写‘元年’是《春秋》的大法，于是把改元当作重大的事情。自汉代以后，又用‘建元’来命名年号，而正统与伪杂混杂，称号于是增多，多得无法统计。”徐氏无党注说：“古代称岁中的一月，也不说‘一’而说‘正月’。《国语》说六吕叫‘元间大吕’，《周易》列六爻叫‘初九’，大概古人说数字多不说‘一’，不只是把年称为‘元’。”刘氏敞说：“《公羊疏》说诸侯不得改元，《春秋》尊鲁为王，所以假托称‘元’，这是不对的。‘元’就是开始罢了。国君的开始之年称为元年，就像岁初之月称为正月，并没有天子与诸侯的区别。解说者认为把‘一’变为‘元’，‘元’是气，说天地由此开始生成，那么国君即位，为何要远及天地未生之前呢？”朱子《语类》问：“‘元’，是开始的意思。胡文定却把‘元’解释为‘仁’，把‘仁’解释为‘心’，岂不是太支离破碎了吗？”回答说：“杨龟山也曾以此议论过。胡氏解说经书，大体上有这种毛病。”胡氏宏说：“‘首’”

【按：“元”字的含义，自董氏认为看到大的开始而想要端正根本，到何、杜加以附会增益，于是有了“体元”的说法。胡传又推衍到乾元、坤元，认为“体元”是国君的职分，“调元”是宰相的事情，又说：“‘元’就是‘仁’，‘仁’是人心。”以此来扩大董氏的防范。以“始”为“元”，唐虞时代已然如此，古代帝王或许有所取义，但就把它看作圣人的书法，就太牵强了。至于他传解桓公元年说：“元年，是即位的开始之年，从此逐年累数，即使时间长久也不改变，这是前代国君记事的惯例，《春秋》祖述它作为编年法。等到汉文帝被方士的话迷惑，改称后元年，才开始扰乱古制。他在位十六年了，又称元年，可以吗？”孝武帝又因事别

译创立年号，历代沿袭这一做法，有的五年六年更换一次，有的四年三年更换一次，有的甚至一年之内更换两次，致使史书记载繁杂冗赘，多得无法承载。世间世代无穷无尽，而美好的年号却是有限的，这难道是能够长久记录、昭示后世的可行方法吗？如果一定要追求流传久远，就应当以《春秋》的编年体例为正宗，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译春季，周历正月。

《左传》：鲁隐公元年春季，周历正月，不记载隐公即位，是因为他代行国政。

《公羊传》：春是什么意思？是一年的开始。为什么说“王正月”？是为了彰显大一统。隐公为什么不记载即位？是为了成全隐公的心意。成全隐公什么心意？隐公打算平定国家，将政权交还给桓公。为什么要交还给桓公？桓公年幼却尊贵，隐公年长却卑下。他们尊卑的区别很细微，国人都不清楚。隐公年长又贤能，众大夫拥立隐公。如果隐公这时推辞即位，就不知道桓公将来是否一定能即位；况且如果桓公即位，又担心众大夫不能辅佐君主。所以凡是隐公的即位，都是为了桓公的即位。

《谷梁传》：即使没有大事，也一定要记载正月，这是慎重对待开端。隐公为什么不记载即位？是为了成全隐公的志向。怎么成全他？是说他不以国君自居。他不以国君自居是为什么？打算把君位让给桓公。让位给桓公合乎正道吗？回答是不合正道。《春秋》成全别人的善行，不促成别人的恶行。隐公不合正道却成全他，是为什么？是为了让桓公显得恶劣。为什么让桓公显得恶劣？隐公打算让位而桓公杀了他，那么桓公就恶劣了。桓公杀了隐公而隐公让位，那么隐公就善良了。既然善良，为什么说他不合正道？《春秋》崇尚道义而不崇尚恩惠，信奉正道而不信奉邪道。孝子宣扬父亲的美德，不宣扬父亲的恶行。先君想把君位给桓公，这不是正道，而是邪道。虽然如此，既然已经战胜了这种邪念而把君位给了隐公，却又探求先君的邪志而最终把君位给了桓公，这就是成全父亲的恶行。兄弟关系，是天伦。作为儿子接受父亲的安排，作为诸侯接受君主的安排，已经废弃天伦而忘却君父去施行小恩小惠，这叫作小道。像隐公这样的人，可以说轻视千乘之国，但遵循正道却还谈不上。

集说：孔颖达说：说“王正月”，是因为王者革除前代统治天下，必定改正朔、改变服色，以改变人们的视听。夏朝以建寅之月为正，殷朝以建丑之月为正，周朝以建子之月为正。三代制度不同，正朔也不同。正是当时君王所确立的，所以用“王”字冠之，表示这是当今君王的正月。“王”字不在“春”字上面，是因为月份改变则春季随之移动，春季不是君王所改的，所以“王”不排在“春”前。“王”必须连着月份，所以“王”处在“春”之下。《春秋》的体例，年终没有大事才在开头月份记时。这下面二月有防地盟会之事，就不能空写首月。正月无事而空写首月，是因为国君在新年首月必定朝拜宗庙、告祭朔日，随即登上国君之位，以继承臣子之心，所以国君的首年必定记载为“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这是史册的正法。隐公代行国政，虽然不即位，但也改元朝庙，与百姓更新开始，不同于平常的正月，所以史官特别记载此事，表明这个月隐公应该即位而自己却没有即位。庄公、闵公、僖公的元年都记载“春王正月”，与此相同。定公元年不记载正月，是因为正月时定公尚未即位，即位是在六月，岁首未能朝正，所以不记载。然而定公在六月即位，即位才可以改元，正月已经称为元年，是因为未改元之日必定沿用前君的年号，改元之后才用元年纪事。等到史官确定史策，必须有一个统一，不能半年从前君、半年从后君，所以进入新年就称为元年。受命的君王必定改正朔，继位的君王奉行并执行，每年颁布给诸侯，诸侯接受王室的正朔，所以说“春王正月”，王就是当时的君王。《公羊传》说：“王者指谁？指文王。”接受当今君王的历法，称文王的正朔，这不是正确的义理。又说：隐公实际上没有即位，史官本来就没有可记载的。庄公、闵公、僖公不记载即位，义理也是如此。旧说贾逵、服虔等人认为四位国君都实际即位了，孔子修经才不记载，所以杜预详细辨析。《释例》说：“遭遇丧事继位的，每年新年正月必定改元正位，所以国史都在史策上记载即位以表明。隐公既是继室之子，按次序应该立，但遵循父亲娶仲子的意思，委让君位给桓公，所以不行即位之礼。”隐公、庄公、闵公、僖公虽然居于君位，都有缘故而不举行即位之礼，有的让位而不为，有的悲痛而不忍，有的动乱而不得，礼废事异，国史本来就没有记载，不是举行了礼仪而不记载在文字上。陆淳说：“啖助说：‘仲子不是夫人，桓公不是嫡子，这是惠公亏损礼制而遗留祸患。’这话是说古代诸侯一娶九女，元妃去世，则次妃代行内政，没有再娶的记载，所以说仲子不是夫人。”孙复说：“想要治理末节，必须端正根本；想要严肃终结，必须端正开始。元年记载王，是为了端正根本；正月，是为了端正开始。根本既已端正，开始既已端正，然后用大中的法则来诛罚奖赏。”程颐说：“春，是天时；正月，是王正。记载‘春王正月’，表示人君应当上奉天时，下承王正。王者所行必定本于天，以端正天下，而下层奉行王政的人，就是侍奉天。明白这个义理，就知道王与天同样伟大，而人道就确立了。”朱熹说：“刘质夫认为‘春’字是孔子所加，但鲁史本来叫《春秋》，似乎原来就有这个字。又说：‘文定《春秋》说：孔子用夏时的季节冠在月份上，用周正纪事。比如公即位，依旧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我就不敢相信。根据现在的《周礼》有正月，有正岁，那么周朝确实……”

译这是元将“春正月”改为“春正月”。夫子所说的“行夏之时”，只是因为他不顺，想要改从建寅。比如孟子说七八月之间旱，这断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这分明是九月十月。」吕氏大圭说：「《春秋》记载无冰的有三处：桓公十四年春正月无冰，成公元年春二月无冰，襄公二十八年春无冰，由此可知《春秋》所书的正月，大概是周的正月；所谓春，就是周正月的春。又说：『定公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如果说这是建亥之月，就不应该还有菽。又说：『事情起于正月，就书王正月；二月即使有事，也不再书王了。』比如文公元年书『王正月，公即位』，二月『癸亥，日有食之』之类就是如此。『事情起于二月，就书王二月；三月即使有事，也不再书王了。』比如庄公四年王二月，夫人享齐侯于祝丘』，三月『纪伯姬卒』之类就是如此。如果正月、二月已有事，而按例只书时，那么三月即使有事，也不再书王了。比如隐公九年春『王使南季来聘』，三月『癸酉，大雨震电』之类就是如此。只有孟春、仲春没有事，到三月才开始有事，就书王三月，比如隐公七年春『王三月，叔姬归于纪』之类就是如此。」如果是君主即位的第一年，那么正月不论是否有事都书王，只有定公不是这样。呉氏澂说：「查考周朝改变了月数，而《诗经·小雅》中所称的六月、十月、四月、二月，虽然是周时的诗，却使用夏正的月份，大概是因为夏正得天时之正，在民间沿用已久，所以作诗的人沿袭旧俗称呼罢了。如果《尚书》中的《周书》、《礼记》中的《周官》、《戴记》所载、《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所述，以及孟子所说的，都是周朝所改的月份。」程氏端学说：「从道理上讲，诸侯国的史书应当有王字，如果是周朝的史书就不书王了。《春秋》记事，有月的书王，无月而只有时的不书王。」李氏亷说：「春王正月，三传都没有明文。《左传》认为正月是建子，这是对的，但忽略了春字的含义；何休认为斗指东方为春，这是对的，但忽略了正月的文字；至于《谷梁传》则两者都没有论述。汉唐诸儒直接把周孟春当作建子之月，直到宋人才有三代改正朔不改时月的说法，所以程子认为书春是假借天时以立义，那么十一月本来不是春，圣人在正月之上虚立一个春字，以示行夏时的意思。胡安国沿袭此说，但经文中有不书月而只书时的地方，又确实存在事与时相差两月的疑惑。只有张氏采用刘歆的说法，在陈宠传中看得很清楚，大概武王改月时，就把十一月改为春了。陈宠传说：『冬至之节，阳气始萌，天以此为正，周以此为春；十二月，阳气上通，地以此为正，殷以此为春；十三月，阳气已至，天地已交，人以此为正，夏以此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统。』又查考前汉《律历志》，周师初〇以殷十一月戊子，亥月，后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子月，明日壬辰，至戊午二十八日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正月二十九日庚申，二月朔，丑月，四日癸亥至牧野。这与《武成》、《泰誓》的日月时都相符，也足以证明周自武王灭商之日就改了月，而史官就书为春了。」熊氏朋来说：「小戴记孟献子之言说：『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这是说冬至在周正的春正月，夏至在周正的秋七月。《明堂位》所说的孟春，就是建子月；所说的季夏六月，就是建巳月。《礼记》尚且如此，何况《春秋》呢？」如果拘泥于夏时周正的说法，那么正月二月须书冬，而三月才可书春。况且如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周人用仲冬狩田，这里以春正月书之，就是建子之月书春。桓公十四年春正月无冰，如果是夏正春正，那么冰就解冻了。定公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如果是建亥之月，那么陨霜不为异，而且也没有菽了。大抵周人以夏正并行，《豳诗》、《周礼》就是这样，只有《春秋》鲁史专主周正，阳生于子即为春，阴生于午即为秋，以经传日月参考可以无疑了。赵氏汸说：「《春秋》称始年为元年，岁首为春，一月为正月，加王于正，都遵循史文。传独解释王正月，是因为国史所书乃时王正朔，月为周月，那么时也是周时，孔氏说月改则春移是对的。昭公十七年夏六月，大史说：『日过分而未至，当夏四月，是谓孟夏。』梓慎说：『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都认为周人改时改月，春夏秋冬的次序则遵循周正，分至启闭的节候则仍用夏时。《左传》距离圣人未远，对于当时的正朔岂容有差错，然而还有人为异论者

译为什么呢？假如周朝不改变历法，那么何必说“行夏之时”呢？如果孔子果真用夏历去改变周历，那么又凭什么指责诸侯不尊王呢？」汪氏克寛说：“当时天王的历法，是国家史官用来记载史事的依据。孔子作《春秋》来约束天下并加以褒贬，如果一开始就擅自更改周历，这岂止是不尊王，更是违背了历史事实，怎么足以成为圣人的经典呢？」张氏以宁说：“春，就是蠢动的意思，是说阳气开始萌动。子月是一阳初生的月份，丑月是二阳生长的月份，寅月是三阳盛长的月份，所以夏、商、周三代都把它们当作春季。亥月是六阴极盛的月份，不能当作春季，所以它实行不久就废除了。」王氏樵说：“史书用来传达真实，季节必须与月份相合，月份必须与所记载的事情相合。如果以夏历的季节冠于周历的月份之上，那么季节与月份下所记载的事情就会经常相差两个月。孔子所依据的是鲁国史书，鲁国史书所用的是周朝的历法，不容许有所增减。那么子月可以作为春季吗？回答说：‘子月是一年的开始，就像子时是一天的开始，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译【考察胡安国的《春秋传》用《尚书·伊训》来证明商朝没有改变月份，然而《汉书·三统历》记载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为冬至，这说明商朝的十二月就是夏朝的十一月，商朝并非没有改变月份。又用秦朝始建国时记载“冬十月”来证明秦朝没有改变季节，然而《汉书·高帝纪》记载“春正月”，颜师古注解说：“凡是月份都是在采用大初历之后追改的，当时以十月为岁首，即把十月称为正月。”又记载汉元年十月五星汇聚在东井，刘敞说：“太白星、辰星距离太阳通常不超过一两次，现在十月却跟随岁星在东井，没有这样的道理。那么五星是在秦朝的十月汇聚于东井。秦朝的十月相当于现在的七月，太阳应当位于鹑尾，所以太白星、辰星才能跟随岁星。”据此足以说明记载史事的文字都是后来追改的，只有这一件事漏改了，于是就把秦朝的十月当作汉朝的十月，这说明秦朝也并非没有改变季节和月份。周朝的正朔既改月份又改季节，吕大圭、熊朋来用经传所记载的内容来证明，李廉用《泰誓》来证明，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季节和月份都是当时的天子所改定的，不说“王春正月”而在“王”字前加上“春”字，大概是将推行夏时制的意愿寄托在其中了。正，是王事的开始；春，是天道的开始。王所做的事用“王”来系属，天所做的事用“春”来冠首。三正（夏、商、周历法）交替使用，只有夏历符合天道。想要君王向上奉行天时，必定要以符合天道为正。大概《春秋》是为了尊崇王权而作，所以用王法来匡正天下；《春秋》是为了万世而作，所以用天道来匡正王道。不记载即位，左氏认为是摄政，公羊、谷梁认为是辞让，而杜预解释它，认为是不举行即位之礼，所以不记载即位，这是确定的解释。胡安国认为孔子首先贬斥隐公以阐明大法，所以删削了即位记载，这个义理恐怕不妥当。君王举行即位之礼就记载即位，不举行就不记载，孔子怎么能随意笔削呢】

三月，鲁隐公和邾仪父在蔑地结盟【父音甫，凡是人名、地名都这样注音。蔑，莫结反。凡是书写邾，公羊、谷梁都写作邾娄；蔑，公羊、谷梁都写作眛。这是私下结盟的开始。邾，杜注：鲁国邹县。现在邹县属于山东兖州府。孔疏：邾，曹姓，颛顼的后代有六终，武王封他的苗裔为附庸。蔑，杜注：姑蔑，鲁地。鲁国卞县南有姑城。现在兖州府泗水县东姑蔑故城就是这里】

左传【邾子克，没有受到周王的册命，所以不记载爵位。隐公摄政而想要和邾国交好，所以举行蔑地之盟】

公羊【“及”是什么意思？是“与”的意思。“防及”、“暨”，都是“与”的意思。为什么有的说“防”，有的说“及”，有的说“暨”？“防”如同最紧急，“及”如同急切，“暨”如同迟缓。“及”，是我想要；“暨”，是不得已。“仪父”是什么人？是邾娄的君主。为什么称名？是字。“眛”是什么？是地名】

谷梁【“及”是什么意思？是内心有所志的意思。仪，是字。父，如同傅，是男子的美称。为什么不称邾子？因为邾国上古时地位卑微，没有受到周王的爵位册命。眛，是地名】

胡传【鲁侯有爵位，而其君称公，这是臣子的说法，《春秋》遵循周朝的文体而不改变。邾，是鲁国的附庸；仪父，是其君主的字。王朝大夫惯例称字，列国的命大夫惯例称字，诸侯的兄弟惯例称字，中原的附庸惯例称字，这是常规。圣人根据是非确定褒贬，就有惯例应当称字却贬斥而称名，惯例应当称人却进升而称字的情况，这是变通。常规是道的正道，变通是道的中道。《春秋》的大义，以天下为公，以讲求信用、修好和睦为事务，而杀牲歃血、与鬼神立誓，则不是所看重的。所以盟约有不得已的，而急切想要结盟，是厌恶隐公的私心】

集说【孔颖达说：诸侯各有疆域，向上侍奉天子，横向交往邻国。天子不信任诸侯，诸侯之间也不互相信任，就用盟誓来约束他们。凡是盟誓的礼仪，杀牲歃血，向神明告誓，如果有违背，希望神明施加灾祸，让他们知道这牺牲的意义。《曲礼》说：“约定信用叫誓，临牲告誓叫盟。”会合诸侯的，必定割下牛耳，取它的血，歃血为盟。用敦来盛血，用盘来盛耳。将要歃血时，戎右拿着器具，为众人陈述载辞。司盟的官员于是面向北宣读载书，以告日月山川之神。告祭之后，于是按尊卑次序歃血。戎右传递盛血的敦给应当歃血的人，让他含血。歃血之后，于是挖坑埋牲，把载书放在上面而埋葬。这是天子约束诸侯，使诸侯聚盟的礼仪。春秋时代，不经过天子的命令，诸侯自己互相结盟，那么大国制定言辞，小国承担事务，官职虽然小有差异，礼仪则大体相同。这时隐公求好于邾，邾君来到蔑地，隐公出来与他结盟。史官记载鲁国的事，以隐公为主，说公及，说从此及彼，是根据鲁国来写的。桓公十七年盟趡说防的，是因为那里举行防礼，这里不举行防礼，所以如此。孙复说：凡是记载盟誓的，都是厌恶它。附庸的君主，没有列入诸侯，所以称字以区别之。刘敞说：盟是什么？杀牲载书而约定。防是什么？约定信用命事而不杀牲。古时六年而防，十二年而盟。频繁防非礼，频繁盟也非礼。左传说：“说：‘仪父贵之

译不对。诸侯本来就不应该随意结盟，有什么尊贵可言？又有人说：“鲁隐公即位后向邾国求好，所以才有蔑地的盟会。”如果是这样，那么延续友好、休养生息，这是鲁国做得对，邾国就不应当受到褒扬了。《春秋》中有“相与及”的情况，这就是；有“相次及”的情况，“及其大夫孔父”就是；有“逮及”的情况，“公追齐师，弗及”就是。孙氏觉说：凡是防御、盟会、侵伐，都看重为首的人。事情是善的，那么为首者的善行就重；事情是恶的，那么为首者的恶行也重。因此，防御和盟会以主持防御的人为首，侵伐以主持军事的人为首，以此来区分轻重。然而对于国内的主帅，可以说“公及某”；对于国外的主帅，则不说“某及公”。所以圣人改变文辞，用“及”和“防”来区分。“及”的意思，是从内到外，从这边到那边；“防”的意思，是这边顺从那边，那边在某处而我前往防御。程子曰：盟誓用来结信，出于人情，先王并不禁止。后世屡次盟誓却不守信，那就是罪过了。诸侯互相盟誓，是乱世的事情。凡是盟会，以国内为主称“及”，以国外为主称“防”。在鲁国境内，即使以国外为主也称“及”，是他们来而与之盟会。两国以上则称“防”，是他们盟会而我前往防御。邾子克，字仪父，附庸之君称字，等同于王臣。叶氏梦得说：“诸侯之间有不和，向天子请求后才盟会，由司盟掌管，诸侯不得擅自互相盟会。凡是记载盟会，都是恶事。不记日期，是史文缺漏。记录史事的人以事系日，以日系月，是史官的常规。有时无法全部获得，就会偶尔缺漏。”胡氏宁说：“凡是称公的，有定名，有虚位。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这是定名。鲁侯称公，他的儿子称公子，孙子称公孙，其他伯子男也都称公，这是虚位。定名辨别等级名分的实质，虚位表达臣下的情义。定名是礼的实质，虚位是礼的文饰。宋国本爵是公爵，其余僭称公的都贬称本爵，而鲁国却独独不降称，为什么呢？大概因为《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孔子对于鲁国的事有君臣之义，所以内外用词不同。邦君去世，即使是齐晋这样的大国都写‘卒’，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天子的任命而私自立国，这是正其名分。等到他们下葬，即使是邾薛这样的小邦都称‘公’，因为他们没有向天子请求而私自定谥，这是彰显他们的僭越。”陈氏傅良说：“这是单独盟会。单独盟会一般不记载，只有涉及鲁国的才详细记载。”汪氏克宽说：“《聘礼》、《大射仪》、《燕礼》，五等诸侯都称公，而《公食大夫礼》又以‘公’命名篇章，那么称君主为公，是周代的制度。黎氏认为仪父是名，并且说字一定取自名，仪父与克没有关联。然而周朝有王子克，楚国有鬬克，都以子仪为字，那么仪父是字就可以知道了。”郑氏玉说：“元年举行蔑地之盟，七年发动伐邾之举，对比这两件事来看，善恶就明显了。”李氏廉说：“邾国是附庸，左氏、谷梁都相同。但这两家都以附庸称名为例，所以有的认为这是尊贵，有的认为是美称，不知道首开私盟的先例，有什么美可言？‘及’字的含义，三家都相同，然而只知道给予仪父（褒扬），却不知道谴责鲁公，所以疏解《公羊传》的人就认为这是赞许他仰慕新王的道义，更加错误了。胡氏阐发附庸称字的例子，那么仪父就不是褒扬之辞，而与萧叔的例子相符。用‘及’字来谴责鲁公，大概是采用杜预即位求好的说法，难道隐公即位，上不请命，内不承国，也是等待这次盟会来自我安定吗？”

译【按：附庸的地位相当于天子的元士，应当称字。《左传》认为因为未受周王册命，所以不记载爵位，这种说法更为合理。】

附录《左传》【夏四月，费伯率领军队修筑郎城。史书不记载，因为这并非鲁公的命令。】

【费，是鲁国大夫费庈父的封邑，读音如本字，与季氏的费邑（读作“秘”）不同。曹操被封为费亭侯，就是这个地方。现在鱼台县西南有费亭。郎，杜预注：鲁国的城邑。高平方与县东南有郁郎亭。现在山东兖州府鱼台县东北有郎城。】

夏五月，郑伯在鄢地战胜了共叔段。【鄢，音偃。郑国，杜预注：在荥阳宛陵县西南。朱熹《诗集传》：“郑国本来在西都畿内的咸林之地，郑武公得到了虢、郐两国的土地，于是迁移封地，将旧有的国号施用于新邑，这就是新郑。现在的新郑县属于河南开封府，其东北有宛陵城，就是古代的宛陵县。”孔颖达疏：“郑国伯爵谱说：‘姬姓，是周厉王的儿子、宣王的同母弟友的后代。宣王将友封在郑。’”鄢，杜预注：颍川鄢陵县，现在属于河南开封府。】

《左传》【起初，郑武公娶了申国的女子，名叫武姜，生了庄公和共叔段。庄公出生时是脚先出来，惊吓了姜氏，所以取名叫寤生，姜氏因此厌恶他。姜氏喜爱共叔段，想立他为太子。多次向武公请求，武公没有答应。等到庄公即位，姜氏为共叔段请求制地。庄公说：“制，是个险要的城邑，虢叔就死在那里。其他城邑，任凭吩咐。”姜氏又请求京地，庄公就让共叔段住在那里，称他为京城大叔。祭仲说：“都城的城墙超过一百雉，是国家的祸害。先王的制度，大都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超过五分之一，小的不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地不合法度，不符合制度，您将无法承受。”庄公说：“姜氏想要这样，怎么能避开祸害？”祭仲回答说：“姜氏哪有满足的时候？不如早点为他做打算，不要让他势力滋长蔓延，蔓延开来就难以对付了。蔓延的杂草尚且不能清除，何况是您宠爱的弟弟呢？”庄公说：“多做不义的事必定会自己垮台，您姑且等着看吧。”不久，大叔命令西部和北部的边邑同时归附自己。公子吕说：“国家不能忍受两属，您将怎么办？如果想把国家给大叔，臣请求去侍奉他；如果不给，就请除掉他。不要使百姓产生二心。”庄公说：“不用，他将会自取灭亡。”大叔又收编了两属的边邑作为自己的城邑，一直扩展到廪延。子封说：“可以动手了，势力雄厚将会得到民众。”庄公说：“不义就会不亲附，势力雄厚将会崩溃。”大叔修整城郭，聚集粮草，修整铠甲兵器，备齐步兵战车，准备袭击郑国都城。夫人姜氏将为他做内应。庄公得知了他们的日期，说：“可以了。”命令子封率领二百辆战车去攻打京地。京地的人背叛了大叔，大叔逃入鄢地。庄公又在鄢地攻打他。五月辛丑日，大叔出逃到共国。《春秋》记载说：“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像弟弟，所以不说“弟”；如同两个国君，所以说“克”；称郑伯，是讥讽他失于教导；说是郑伯的意志，不说“出奔”，是认为这件事很难处理。于是把姜氏安置在城颍，并发誓说：“不到黄泉，不再相见。”不久又后悔了。颍考叔担任颍谷的封人，听说了这件事，向庄公进献物品。庄公赐给他食物，他吃的时候把肉留着。庄公问他，他回答说：“小人有个母亲，都尝过小人的食物，没尝过君主的肉汤。请让我带回去给她。”庄公说：“你有母亲可以奉养，唯独我没有！”颍考叔说：“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庄公告诉了他原委，并且说了自己的后悔。颍考叔回答说：“君王何必担忧呢？如果挖地挖到泉水，在隧道里相见，谁说不可以呢？”庄公听从了他的建议。庄公进入隧道赋诗说：“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氏走出隧道赋诗说：“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于是母子关系恢复如初。君子说：“颍考叔，是纯粹的孝子，爱他的母亲，并推广到庄公身上。《诗经》说：‘孝子之孝没有穷尽，永远赐福给你的同类。’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申，杜预注：申国在南阳宛县，现在河南南阳府南阳县北有故申城。共，杜预注：共国在汲郡共县，现在河南卫辉府辉县治所。制，杜预注：郑国的城邑，河南成皋县，一名虎牢，现在汜水县西有虎牢城。虢，杜预注：虢国在荥阳县，这是东虢国，虢叔所封，后来被郑国兼并，有故城在现在河南开封府汜水县东十里，靠近荥阳边界。京，杜预注：郑国的城邑，荥阳京县，现在开封府荥阳县东南二十里有京县故城。祭，杜预注：陈留长垣县东北有祭城。《括地志》说故祭城在管城东北十五里，就是祭仲的封邑。《路史》认为管城的祭是周祭伯的采地。有人怀疑郑国兼并了祭国来封给祭仲。考察隐元年祭公来朝，桓八年祭公到纪国迎接王后，庄二十三年祭叔来聘问，祭国从未被灭，郑国怎么能夺取来封给祭仲呢？大概郑国自有祭邑，不在畿内。廪延，杜预注：郑国的城邑，陈留酸枣县北有延津，就是现在开封府延津县，古酸枣城在县北。一说卫辉府汲县有延津城，大概是土地相接的缘故。城颍，杜预注：郑国的地方。《史记正义》说：“怀疑许州临颍县是。”现在开封府临颍县西北十五里有临颍故城。颍谷，《水经注》：颍水发源于阳城阳干山的颍谷，现在河南府登封县就是阳城。】

《谷梁传》【“克”是什么意思？是能够。能够什么？能够杀死。为什么不直接说杀？是为了显示段拥有部众。段，是郑伯的弟弟。怎么知道他是弟弟呢？杀死世子的同母弟要称君，因为称君，就知道他是弟弟。段，是弟弟，却不称弟；是公子，却不称

译称他为公子，是贬低他。段失去了子弟应有的道义，作者轻视段，却更加憎恶郑伯。为什么更加憎恶郑伯？是因为郑伯处心积虑，最终促成了杀弟的结果。在鄢地（杀段），距离很远，还说是从母亲怀中夺过他然后杀掉他，这是更加憎恶郑伯的表现。那么，作为郑伯应该怎么做呢？放慢追击，让贼人逃脱，这才是亲近亲人的道义。

译胡氏传：用兵是重大事务，必须君臣共同谋划然后行动，就应当称为国命；公子吕作为主帅，就应当称为将；出动战车二百辆，就应当称为师。这三者都没有称呼，而专门只提郑伯，这是罪责在于郑伯。姜氏在武公在世时，就常常想立共叔段。等到武公死后，姜氏作为国君的嫡母主持内政，共叔段作为受宠的弟弟凭借才能居于外朝，国人又喜欢并归附他，郑伯恐怕他最终会倾轧自己，成为后患，所以把大邑封给他却不为他做长远打算，纵容他失道以至于作乱，然后以叛逆之罪讨伐他，这样国人就不敢跟随，姜氏也不敢主持，而共叔段因属籍断绝，不能再居住在父母之国，这就是郑伯的心意。王政以善道养育百姓，推究其行为，使百姓兴起仁德而不苟且。何况用恶道养育天伦，使兄弟陷入罪过，借此来剪除他呢？《春秋》首先诛责他的用心，以端正人心，垂示训诫的意义重大。

集说：陆氏淳说：“凡是君主讨伐臣子，只举国名罢了，不称呼其君主。现在共叔段虽然不守弟道，却是郑伯养成他的恶习，所以特别称呼郑伯以讥讽他失教。”孙氏复说：“克，是力量战胜的言辞。郑伯养成共叔段的恶习，以至于用兵，这是兄长不像兄长、弟弟不像弟弟，所以说‘郑伯克段于鄢’，以相互讥讽。”刘氏敞说：“克是什么意思？是平定。讨伐贼人时称人来杀他，这是杀有罪之人，为什么称呼郑伯？庄公因私害公，把政事假托给别人，因小忍乱大谋，引发共叔段作乱的人，是庄公。《左传》说：‘共叔段出奔共。’不说出奔，是难以直言，这是不对的。如果共叔段得以活着逃奔他国，那么郑伯有讨伐弟弟的恶名，没有杀弟弟的恶名，只应当说‘郑伯伐段于鄢’，为什么要把伐改为克呢？《公羊传》认为杀叫做克，夸大郑伯的恶行。何休因此说：‘用弗克来夸大郤缺的善行，就知道用克来夸大郑伯的恶行。’这是不对的。那弗克纳，不过是说不最终接纳罢了，与克段不能相比。即使把弗克当作善行，弗克葬又有什么善行呢？”程子说：“郑伯失去了为君之道，没有兄弟之义，所以称呼郑伯而不说弟弟。克，是战胜。说战胜，显示共叔段强大，使他强大，所以导致他的恶行。不记载出奔，是因为道义不系于出奔。”苏氏辙说：“不称呼共叔段出奔而称呼郑伯克，为什么呢？共叔段的作乱，是郑伯造成的。凡是诸侯的事，告知就记载，不告知就不记载。即使涉及灭国，灭国不告知失败，胜利不告知克，不记载在简策上。《公羊传》、《谷梁传》认为诸侯的事都尽在于《春秋》，而为此事做解说，就过分了。”汪氏克宽说：“庄公说：‘我有弟弟，不能和睦协调，让他糊口于四方。’那么没有杀他是很明显的。又说：‘晋人克栾盈。’不记载克，而称人来杀他，是因为栾盈有罪应当杀。如果不是郑伯的罪过，就应当像宋辰的例子，记载‘段入于鄢以叛’，而又记载‘段出奔’。”李氏廉说：“《春秋》杀世子、母弟直接称呼君主的，是加重其罪，与晋侯杀世子申生、宋公杀世子痤、天王杀其弟佞夫同例。但那些是直接厌恶其君主，现在共叔段也凶逆，所以上书郑伯，下去其弟，以相互讥讽。”贺氏仲轼说：“《春秋》中称呼克的只有这一处。庄公与共叔段是君臣，不是敌国。君主讨伐臣子，应当说放逐、说杀；臣子违抗君主，应当说出奔、说逃。为什么说克？克是两方敌对相角力战胜的言辞。举兵作乱，占据城邑背叛君主，谁有超过宋辰的呢？宋辰为什么不说克？因为宋公的力量不足以制服宋辰，郑伯的力量足以制服共叔段，所以如此。”

秋七月，天王派遣宰咺来送惠公、仲子的赗赠【咺，音吁阮；赗，音抚凤。这是王室向下结交诸侯的开始。天王，孔疏：是周平王。谱云：周，是黄帝的后裔，姬姓，后稷的后代。文王受命，武王攻克殷商而拥有天下。武王到平王共十三位王，兄弟相继的有一位，平王是武王的十一世孙】

公羊传：宰是什么？是官职。咺是什么？是名字。惠公是什么？是隐公的父亲。仲子是什么？是桓公的母亲。为什么不称呼夫人？因为桓公还没有即位。赗是什么？丧事有赗赠。赗赠，大概是用马，用乘马、束帛。车马叫赗，货财叫赙，衣被叫襚。桓公还没有即位，那么诸侯为什么来赗赠？因为隐公为桓公而立，所以以桓公母亲的丧事告知诸侯。既然如此，为什么这样说呢？是为了成全公意。

谷梁传：礼制，赗赠别人的母亲是可以的，赗赠别人的妾是不可以的。君子以可以接受的言辞接受它，他的志向不涉及事情本身。赗是什么？乘马叫赗，衣衾叫襚，贝玉叫含，钱财叫赙。

胡氏传：冢宰称呼宰咺，是名字。王朝公卿记载官职，大夫记载字，上士、中士记载名字，下士记载人。咺位居六卿之长，却记载名字，为什么呢？仲子，是惠公的妾罢了，以天王的尊贵，向下赗赠诸侯的妾，人伦的大经被违背了。天王，是纪法的宗主；六卿，是纪法的守护者。议论纪法而在朝廷之上修明它，就参与谋划；颁布纪法而在邦国之间推行它，就专门掌管其事。而奉命来赗赠诸侯的妾，所以特别贬斥而记载名字，以显示宰的

译这不是因为他是宰相。有人问：“僖公的母亲成风，也是庄公的妾室。她去世时，周王派遣荣叔回国吊唁并赠送助丧财物；她下葬时，周王派遣召伯前来防止葬礼违礼。既然周王给诸侯的妾室赠送助丧财物，却称其宰相之名，那么荣叔、召伯为何只书字而不书名呢？”在前一次仲子去世时周王赠送助丧财物，就称了冢宰之名；在后一次成风下葬时，周王不称‘天’，其礼法规定是严明的。

译集说【王氏充说：“左氏认为仲子当时还未死，有人根据隐公元年下‘夫人子氏薨’的记载，认为子氏就是仲子，因此推断此时仲子还活着。天下哪有在人还没死的时候就预先送去赗礼的呢？恐怕不是这样。”范氏甯说：“宰是官职，咺是名字。仲是氏，子是宋国的姓。妇人用姓搭配字，表明不忘根本，显示不嫁给同姓的人。”孔氏颖达说：“仲子只是惠公的妾室，周王派人送赗礼给她，是因为隐公立桓公为太子，确立桓公的母亲为夫人，周王知道这件事，所以派人送赗礼给惠公，顺便也就送给了仲子。男子有谥号的，人君就搭配王、公，大夫有的搭配子、有的搭配字，都不以字搭配姓。妇人按礼法没有谥号，所以用字搭配姓，这是正规的礼法。《释例》说：‘妇人没有对外交往的行为，按礼应当依附丈夫的谥号，以表明归属。’这是说妇人不应有谥号。依附丈夫谥号的，只有夫人而已，众妾不应依附丈夫，正应当用字搭配姓。那些声子、戴嬀有谥号的，都是越礼妄为。”啖氏助说：“左氏说‘豫凶事’，如果仲子还活着，天子难道会送赗礼给她吗？连豆麦都分不清的人尚且不该这样做。”刘氏敞说：“左氏说：‘缓，而且子氏还没死，所以称名。’不对。惠公以仲子为夫人，以桓公为太子，这两件事是相互印证的。现在周王送赗礼，应该说是‘惠公及夫人子氏的赗礼’，为什么只说仲子，不称夫人呢？杜预说：‘妇人没有谥号，所以用字搭配氏。’如果杜预的说法正确，那么周王就是在人活着时送赗礼给别人的母亲，鲁国的群臣也在人活着时给国君夫人定谥号了。周朝的德行虽然衰微，也不该在人活着时送赗礼。又说：‘《春秋》对大夫不记载官职，到了冢宰就记载了。’这是显示任职最重。宰是尊称，不是中士所应当冒用的。有人认为宰是士，有人认为宰是氏，都不对。”程子说：“王者奉行天道，所以称天王，他的命令叫天命，他的征讨叫天讨，尽此道的就是王道。《春秋》借王命来端正王法，称天王以奉行天命。夫妇是人伦的根本，最应当先端正。《春秋》之时，嫡妾僭越混乱，圣人尤其谨慎地对待名分。仲子依附惠公而言，所以端正她的名分，不称夫人，称惠公仲子，意思是惠公的仲子，这是妾的称呼。用夫人的礼仪送赗礼给别人的妾，是极大的乱伦。然而《春秋》开始，天王的义理还未显现，所以不能去掉‘天’字，而称名咺以显示他不配为王。王的臣子即使卑微也不称名，何况是冢宰呢？”陈氏傅良说：“周朝大夫不称名，有爵位的称爵位，未受爵位的称字，必定是地位卑微的才称名。称名是贬斥，为什么贬斥呢？因为宰咺是给妾母送赗礼。古代诸侯不再娶，再娶的也是妾。于是隐公将要让位给桓公，以夫人的礼仪为其母治丧，并赴告京师，送赗礼，大概是受命如此。称惠公仲子，是修《春秋》的措辞。”吴氏澂说：“臣子所尊奉如天的是君主，周王是众诸侯国的君主，诸侯国以王为天。”李氏廉说：“《春秋》有惠公仲子、僖公成风，左氏和公羊都认为是兼送赗礼，只有程子阐发惠公宠爱仲子、僖公尊崇成风的说法，而认为是惠公的仲子、僖公的成风，于是胡氏沿袭此说，其义理最精妙。至于谷梁又认为仲子是惠公的母亲、孝公的妾，那就大错特错了。”汪氏克宽说：“解释公羊的人认为宰是士，有的引用小宰、宰夫为证据，然而周官三百六十，其他官职从未在经文中出现，为什么唯独小宰被记载呢？有人认为宰是氏，引用宰予为证据，然而宰周公、宰渠伯纠，难道也可以认为是氏吗？左传僖九年称宰孔，如果经文不书宰周公而书其名，那么论者也会怀疑是士还是氏了。”张氏溥说：“建立国家的六典，是太宰的职责。君主不抚恤仆妾，礼法中有规定，咺怎么没听说过呢？或许派遣他的人实在过分，所以君臣有共同的恶行。”又说：“诸侯以王为天，却乘马来赠送别人的妾，即使是下士命令也有辱，何况是冢宰呢】

【按左氏说“子氏未死”，其错误不用辩驳了。谷梁认为仲子是惠公的母亲，母亲以子氏称呼，例子如同成风，也合理。但《史记》《年表》记载惠公在平王三年即位，到隐公元年历经四十七年，而他的母亲才死，似乎太遥远，应当以公羊的说法为是。宰是冢宰，那么刘氏敞的说法是对的】

附录《左传【八月，纪人攻打夷。夷不告于鲁，所以不记载。有蜚虫，不构成灾害，也不记载】

【纪杜注：纪国在东莞剧县，现在山东青州府寿光县东南有纪城。《齐乗》说：“就是剧城。”孔疏：世族谱，纪，姜姓，侯爵，被齐国所灭。夷杜注：夷国在城阳庄武县，现在山东莱州府即墨县西有庄武故城。孔疏：世本，夷，妘姓。传中没有其人，不知道被谁所灭】

九月，与宋人在宿结盟【这是参盟的开始。宿，杜注：小国，东平无盐县。现在无盐故城在山东兖州府东平州东二十里】

左传【惠公晚年，在黄地打败宋军。隐公即位后请求和解。九月，与宋人在宿结盟，开始通好】

【黄杜注：宋国的邑

译陈留郡外黄县东面有黄城。如今外黄故县位于开封府杞县东北方向。

译公羊传：【谁与宋人相会？是地位卑微的人。】

谷梁传：【“及”是什么意思？是指国内地位卑微的人。宋人，是指国外地位卑微的人。】

胡安国传：【国内称“及”，国外称“人”，都是指地位卑微的人。盟会地点以国名命名，宿国的国君也参与了。地位卑微的人盟会，本不应记载于《春秋》，这里之所以记载，是因为有宿国的国君参与。凡是记载盟会的，都是表示厌恶。有人问：“周朝官制中有司盟，掌管盟约记载的法度，却说凡是记载盟会的都是厌恶，可以吗？”回答说：“盟会是为了结信，不是先王所希望但也不禁止的。等到道德衰微，想要禁止却做不到。《春秋》时代，在防地歃血为盟，其盟约果真由司盟掌管，尚且不被认为是善举，更何况私下相互要挟发誓，轻慢鬼神，触犯刑政，从而形成倾覆危亡的习气呢！”所以知道凡是记载盟会的，都是表示厌恶。】

集说：【杜预说：“凡是盟会以国名作为地点的，该国国君也参与了盟会。”孔颖达说：“防地盟会的地点，土地必有主人。举出地点，意味着地主国也列在其中。经文举出国名作为盟会地点的，国君参与其中，不再单独列出，因为这是显而易见的。僖公十九年，陈人、蔡人、楚人、郑人在齐国盟会，传文说：‘陈穆公请求与诸侯修好，以不忘齐桓公的恩德。冬天，在齐国盟会，是为了修好桓公的友好关系。’说修好桓公的友好关系，齐国人必然参与，这是可以推知的。所以以国名作为地点的，国君参与盟会，这是常例。”赵匡说：“为了修好两国关系而订立盟誓，如果不是国君就是卿大夫，怎么能由地位卑微的人去做？先儒注解说：‘微者，是指未被任命为卿的大夫。’查考例外情况，未被任命为卿的大夫来到鲁国，都书写名字，只是不写氏罢了。而且前后盟会而不称国内盟会的共有七次，推究事迹，都是国君亲自盟会，义例昭然，不能有时说是国君，有时说是地位卑微的人。”又说：“不书写国君，是忌讳与大夫盟会，以示耻辱。”刘敞说：“谁与宋人相会？地位卑微者的盟会不记载。与宋人相会的，是国君。国君为什么不称国君？是耻于与宋人盟会。为什么耻于与宋人盟会？大国的卿可以抵御小国的国君，小国的卿不可以抵御次等国的国君。所谓地位卑微者，是指下士。”程子曰：“在宿地盟会，是鲁国的志事。”叶梦得说：“宋人，是地位卑微者。‘及’是什么意思？是国君。为什么不书写国君？是为了减轻耻辱。凡是国君与防地的人盟会，如果没有事情而屈尊，就显现国君以示贬斥；如果有事而求取，就隐去国君以减轻耻辱。”高闶说：“桓公，是宋国所出的。隐公畏惧宋国，所以与宋国联合。”《朱子语类》问：“胡安国传《春秋》盟誓处，认为《春秋》都厌恶它，杨万里也曾议论过。从现在看来，难道不可以根据他们盟约能否遵守而褒贬吗？现在百姓混乱，没有信用，在违背诅咒盟约的时候，就责备他们没有施行信用而百姓就相信的事情，恐怕不符合逐渐教化风俗的意思。”回答说：“不对。盟誓终究不是君子所为，所以说：‘君子屡次盟誓，祸乱因此滋长。’想要改变它，不废除盟誓崇尚信用，风俗就不能变好。”陈傅良说：“鲁国、宋国联合了。防地虽然接壤我国，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参盟的端倪出现了。担忧参盟，所以记录它开始的地方。”李廉说：“以国名作为地点的，是宿、邓、曹、齐、邢、宋的盟会。如果谷梁认为宿是邑名，那就错了。”《礼记》说：“分开坐、分开站，不要前往参与。”所以《春秋》以两人盟会为离盟，三人盟会为参盟。又说：“鲁宋之交始于这里，而在六年输平盟会时分离。”陈深说：“不书写国君，是讥讽他自轻自贱以对抗地位卑微者。”卓尔康说：“国内相会盟会而不书写国君大夫的有九次：隐公元年九月，宋人在宿地盟会，宋国以地位卑微者前来，轻视国君，所以忌讳国君。庄公二十二年七月，齐国高傒在防地盟会。文姜刚去世，国君在丧期中图谋婚姻，所以忌讳国君。文公二年三月，晋国处父盟会。国君前往晋国，晋国人因为国君不朝见而扣留国君，命令阳处父与国君盟会，国君感到耻辱，所以忌讳国君。文公十年，苏子与女栗盟会。顷王，是天王，即位后与诸侯盟会，非常卑微。孔子哀伤他，所以以与天子大夫盟会忌讳国君。成公三年十一月，荀庚盟会、孙良夫盟会。两人来到鲁国，以国君与他们盟会，不必书写国君。成公十一年三月，与郤犨盟会。襄公七年十月，与孙林父盟会。襄公十五年二月，与向戌盟会。都是这个意思，所以都不书写国君】

【查考左传说：“国君即位后求取和平”，似乎说是国君亲自盟会。赵匡、刘敞以下都主张这个观点。胡安国传认为内外都是地位卑微者，因为有宿国的国君，所以记载，也讲得通。如果谷梁认为宿是邑名，那就错了。谷梁又说：“地位卑微者的盟会不记日期。”凡是盟会都记日期，不记日期，是缺漏。庄公九年记载“公及齐大夫盟”，不记日期；二十二年记载“及高傒盟”，却记日期，为什么呢】

附录《左传》【冬天十月庚申日，改葬惠公。国君没有亲临，所以不记载。惠公去世时，有宋国军队，太子年幼，所以葬礼有缺漏，因此改葬。卫侯前来吊唁葬礼，没有见到国君，也不记载。郑国共叔段的叛乱，公孙滑出逃到卫国。卫国人替他攻打郑国，夺取了廪延。郑国人率领周王室的军队、虢国的军队攻打卫国的南境。向邾国请求军队。邾子派人对公子豫私下说】

译公子豫请求前往，鲁公没有答应，他却自行出发，在翼地与邾人、郑人结盟。史书没有记载，因为这并非鲁公的命令。新建南门，史书没有记载，这也并非鲁公的命令。

译卫地，杜预注：卫国在汲郡朝歌县，如今的朝歌故城在卫辉府淇县东北。孔颖达疏：卫国是侯爵，姬姓，是周文王之子康叔封的后代。虢地，杜预注：西虢国，陆德明音义：陕县东南有虢城，如今河南府陕州，就是陕县。翼地，杜预注：邾地，如今在山东兖州府费县西南。

冬季十二月，祭伯来到鲁国【祭，音侧界。这是周王臣子私下交往的开始。祭，杜预注：祭国，伯爵。《路史》记载：周王畿内管城东北有古祭城，如今开封府东北十五里的祭伯城就是。】

左传说：祭伯来鲁国，不是奉周王的命令。

公羊传问：祭伯是什么人？回答说：是天子的卿大夫。

谷梁传说：来，是来朝见。为什么不称朝见呢？因为王畿内的诸侯，如果没有天子的命令，不得越过防地与其他诸侯交往。不认为他私下外交正当，所以不承认他是来朝见。聘问所用的弓矢不出边境，束脩之肉不经过边境，因为有至尊的天子，不能让他有贰心。

胡安国传：人臣道义上不能有私下交往，大夫没有君主的命令不能越过国境。《春秋》对于内臣朝聘、告丧，都贬斥而不承认，是为了端正其根本。

集说：杜预说：“祭伯，是诸侯中担任王卿士的人。传文说：‘不是王命。’解释为什么不称‘使’。”孔颖达说：“僖公二十四年传，富辰说周公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而说‘邢、茅、胙、祭’，那么祭最初封地，是王畿外的国家。穆王之时，有祭公谋父；如今有祭伯，大概是原本封地灭绝，在王畿内食采邑。庄公二十三年，祭叔来聘，注解说祭叔是祭公来聘问鲁国。天子内臣，不得私下外交，所以祭在此时是王畿内的国家，仍有封爵，所以说‘诸侯担任王卿士’。《释例》说：‘王的公卿都书写爵位，祭伯、凡伯就是；大夫称字，南季、荣叔就是；元士、中士称名，刘夏、石尚就是；下士称人，‘公防王人于洮’就是。有时称祭公，是举官职而言，这是定例。’这祭伯如果是王派来的，应当说‘天王派祭伯来聘’，也知道‘天王派凡伯来聘’。如今以自来为文，明白不是王命而私自行动。”啖助说：“公羊说：‘为什么不称使？是奔逃。为什么不说不奔？王者无外，所以不说奔。’按周大夫只说不出来，而没有说不奔的道理。”孙复说：“祭伯，天子卿。不称使者，不是天子命令。不是天子命令就是奔逃。不说奔，不是奔逃。祭伯私自来，所以说‘祭伯来’，以厌恶他。”刘敞说：“祭，邑名；伯，爵位；天子，上大夫。”又说：“有不可朝见而不承认朝见，祭伯来就是；有不能朝见而不承认朝见，介葛卢就是。”又说：“都是王畿内诸侯，萧叔派人得以说聘，祭伯亲自去，尚且不称朝。”程颐说：“祭伯，王畿内诸侯，担任王卿士，来朝见鲁国。不称朝见，不承认他朝见。当时诸侯不修朝觐之礼，失人臣之义，是王所当治理的。祭伯是王臣，不能辅佐王正典刑，反而与他交往，又来朝见，所以不承认他朝见，以明其罪。先儒有‘王臣无外交’之说，很不对。如果天下有道，诸侯顺轨，哪里有内外之限？其相交好，是常礼。然而委弃官守而远相朝见，没有这个道理。《周礼》所谓世相朝，是指邻国。”叶梦得说：“大夫始爵，以字系氏而不名，那么南仲、仍叔之类都是下大夫。字进则爵，下大夫以字系氏，中大夫宜以氏系爵，那么刘子、单子之类都是中大夫。爵进则邑，中大夫以氏系爵，上大夫宜以爵系邑，那么周公、召公、毛伯、芮伯之类都是上大夫。以此差而下之，下大夫以字系氏，上士宜以氏系名，那么刘夏、石尚都是上士。上士以氏系名，中士宜去氏称名，那么实是中士。中士去氏称名，下士微矣，名氏俱不足称而称人，那么王人都是下士。”胡宁说：“王畿内诸侯与王畿外诸侯自有等差，圣人既然在祭伯来朝时直书曰来，不承认他朝见，以明王臣无外交之义。外诸侯本有朝聘之礼，圣人尽书其朝，随事观之，其义不一。萧叔独书朝公者，以谷非其所也。杞伯姬来朝其子，戒妇人不可与国事。”李廉说：“春秋有祭伯，又有祭公、祭叔。杜预于祭公则说诸侯为天子三公者，徐邈注谷梁又以祭叔为祭公来聘，则意以祭叔为祭之大夫。范氏既以叔为寰内诸侯，而又以叔为名，公羊疏遂以公为爵、伯为字而以为一人，两无所据。岂非伯者本爵，公者此时入为三公，而叔者祭之大夫乎？”按祭伯书来，诸传皆以为朝，公羊独以为奔；祭伯书伯，诸传皆以为爵，公羊独以为字，当以左传注为是。不书来朝，谷梁谓不正其外交，诸儒多因之。程子

译（认为）诸侯不实行觐见天子的礼仪，周王无法治理，而祭伯反而与他们交往，（这种）所持的议论尤其公正】

译公子益师去世。

《公羊传》问：为什么不记载日期？因为年代久远。对于亲眼所见的事，用一种措辞；对于亲耳所闻的事，用另一种措辞；对于传闻的事，又用另一种措辞。

《集说》引何休说：“记载大夫去世，是为了表明君主应当为此隐痛。君主敬重臣子，臣子就会自重；君主爱护臣子，臣子就会竭尽忠心。‘公子’是氏，‘益师’是名。诸侯的儿子称为公子，公子的儿子称为公孙。”赵匡说：“外国大夫去世，《春秋》不记载，记载本国大夫，是因为这是我国史官的记录。不记载葬礼，是因为地位低于君主。”孙复说：“益师是孝公的儿子，属于本国大夫。本国大夫无论生死都称为公子、公孙或称氏，不称大夫，是因为厌恶世袭禄位。”刘敞说：“公子称为公子，公子的儿子称为公孙，公孙的儿子以祖父的字为氏。公子的尊贵程度等同于大夫，大夫经过三次任命才赐氏，死后记载为‘卒’。公子益师去世，记载为‘卒’，这是正确的。《左传》说：‘鲁公没有参加小敛，所以不记载日期。’这是不对的。公孙敖、叔孙婼、公孙婴齐，难道都参加了小敛吗？为什么他们去世都记载了日期？大凡《春秋》所依据的，是史官的记录。史官的记录，有的有日期，有的没有日期；有的有月份，有的没有月份。事情可以考证，但日期和月份不一定能确知。《谷梁传》说：‘记载日期去世，是正当的；不记载日期去世，是厌恶的。’这也是不对的。公孙敖、仲遂、季孙意如，难道是正当的人吗？却都记载了日期。叔孙得臣没听说有罪，反而不记载日期。这些都是荒谬的。”程颐说：“诸侯的卿必须接受天子的任命，当时不再请求任命，所以诸侯的卿都不记载官职，不承认他们是卿。称公子，是因为因为是公子的缘故才让他做卿。只有宋国是王者的后代，得以任命官职，所以唯独宋国的卿记载官职。卿是辅佐君主治理国家的，他们去世，是国家的大事，所以记载。在这里体现了君臣的大义。有的记载日期，有的不记载日期，是因为沿用了旧史。古代的史书记事简略，日期和月份有时不全，《春秋》沿用旧史，有可以删减的，但不能随意增补。”朱熹说：“本国大夫去世而省略外国大夫，这是区分内外的措辞。”张洽说：“东迁以来，王命不行，诸侯不把天子的命令看得重要，所以三次任命、两次任命的制度不再向天子请求，而强大的诸侯也不遵守列国三卿的制度，比如晋国到了任命六卿，鲁国到鞌之战也有四卿。偶尔虽然有向天子请求的，比如士防以黻冕任命为中军将，也不再是先王的制度了。这就是《春秋》对于列国大夫，只有宋国继承先王制度，修明礼仪，得以自行任命官职的，才有司马、司城的记载，而其他一切都不记载的原因。大夫去世必须记载日期，不记载日期，是史官的失误。”家铉翁说：“《春秋》的大义，本国大夫去世，有的记载日期，有的不记载日期，是因为旧史记载的详细与简略，而不是褒贬。”

只有《公羊传》的说法比较接近，说年代越久远就越得不到详细的情况，所以有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传闻的不同。程端学说：“古代诸侯的卿大夫接受天子的任命，三次任命的赐氏，两次任命的称名。隐公、桓公时代，还有无骇、翚、挟、柔、溺等人以名字出现的；僖公、文公以后，诸侯专横，不再请求任命，都自行赐予氏，这可以看出世道的变迁了。”汪克宽说：“有的记载日期，有的不记载日期，文定认为恩数的厚薄，似乎是根据《左传》‘公子彄葬礼加一等’所以这么说。然而文公以上一百一十四年，记载日期的有一百七十次；宣公以下一百二十八年，记载日期的有二百次。二十年数大致相同，而日数将近一倍，那么程颐说沿用旧史，道理可能是这样的。本国大夫在经文中出现的有四十七人，去世的有三十一人，不记载去世的有十六人。我怀疑大夫有的记载去世，有的不记载去世，也是因为沿用了史官的旧文。”

【庚平王五年申十年】二年【齐僖公十年、晋鄂侯三年、卫桓公十四年、蔡宣侯二十九年、郑庄公二十三年、曹桓公三十六年、陈桓公二十四年、杞武公三十年、宋穆公八年、秦文公四十五年、楚武王二十年】

春天，鲁公在潜地防备戎人【这是记载“防”的开始。戎，杜预注：陈留济阳县东南有戎城，就是现在山东兖州府曹县故戎城。潜，杜预注：鲁地，大概靠近戎人的地方，应当在现在兖州府西南境】

《左传》：二年春天，鲁公在潜地防备戎人，是为了重修惠公时的友好关系。戎人请求结盟，鲁公推辞了。

《谷梁传》：“防”，是以外部为主。有智慧的人谋划，有义气的人行动，有仁德的人坚守，具备这三种品质然后才可以出去防备。防备戎人，是危害鲁公。

《集说》引何休说：“记载‘防’，是厌恶他空虚内部事务，依赖外部友好。古代诸侯非朝见时不得越过国境。”范甯说：“凡是年首的月份承接于季节，季节承接于年，文体相接。《春秋》因为记载王来配合它，所以体现上奉时节承受天命，而下统正万国的意义。然而《春秋》记事，有以季节为例的，如果事情在季节的例子里，就只记季节不记月份；月份承接在事情末尾，就只记月份不记王。记载王必定都上承春天，而下属于月份，文字表明年初，事情没有比这更先的，所以表示恭敬而不亵渎。其他都仿照这个。只有桓公只有月份没有王，以显示他不奉行王法。”徐彦说：“查《曲礼下》说：‘诸侯在隙地相见称为防。’所以定公十四年的注说：‘古代诸侯将要朝见天子，必定先在隙地防备。’由此说来，那么防符合礼制。说防是恶的……”

译并非在朝见之时不得越过边境，正是为了《春秋》所体现的防范原则，并非专为天子而制定的。」孙氏又说道：「诸侯如果没有处理天子事务的需要，不得越过边境。凡是史书中记载诸侯越过边境的，都是表示谴责。」

译夏五月，莒国人攻入向国。【向，音舒亮。这是诸侯攻入他国国都的开始。莒国，杜预注为城阳莒县，即今山东青州府莒州一带。向国，杜预注为谯国龙亢县东南有向城，即今安徽凤阳府怀远县西四十里有故县村，汉代设置向县，龙亢在其西侧。孔颖达疏引《世本》说：“莒国，纪姓；向国，姜姓。”此传记载“莒人攻入向国，把姜氏带回来”，《左传》文公八年记载“穆伯逃奔莒国，跟随己氏”，可见莒国的己姓和向国的姜姓，在经传中都有记载。谱牒记载：“莒国，嬴姓，是少昊的后代。”《世本》从纪公以下记载为已姓，不知是谁赐予的姓氏】

《左传》【莒子娶向国的女子为妻，向姜在莒国待不下去而回国。夏天，莒国人攻入向国，把姜氏带回来】

《公羊传》【“入”是什么意思？是攻取下来但没有占据】

《谷梁传》【“入”的意思是，内部不接纳】

胡安国《春秋胡氏传》【从事理上说，“入”是指军队到达其国都；从道义上说，“入”是指违背礼制而不顺从】

诸家集说【孔颖达说：将领地位低、军队少称为“人”。《周礼》规定：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二千五百人为一师，五百人为一旅。师，意为众多。即使是五军、三军，都统称为师，取众多的意思。《释例》说：“《春秋》不记载军队编制，一律称为师，是遵循众多的辞例。”就是这个道理。《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国君出行，军队跟随；卿出行，旅跟随。”国君统帅不称“帅师”，卿统帅不称“帅旅”，因为这是显而易见的。卿出行不应该由师跟随，如果统帅一师，则师将并举，称某帅师。如果军队较少，卿亲自需要露面，只提将领的名字。大夫爵位低下，名字不合宜出现在经文中，所以说师不说将。如果只有一旅的军队，则按例不记载。大夫地位低，名字也不应当出现，就称为“人”。刘敞说：“盟防的体例，卿则写名氏，非卿则写人。”将领地位低、军队少写“人”，也与盟防的体例相同。陆淳说：经文中一个字普遍用于各种体例，而意义不同的，只有“人”字。国家称人，是众多的辞例；军队称人，是稀少的辞例；名爵不尊贵而称人，是微贱的辞例；废除其名爵而称人，是贬斥的辞例。现在莒国称人，应当是稀少的辞例，与无骇帅师相反。孙复说：莒是小国。入，是用兵攻入。莒这个小国用兵攻入向国，在隐公、桓公时期，征伐用兵，无论国家大小，都专断行事。程颐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由天子发出。春秋时期，诸侯擅自互相侵伐，兴兵侵伐他人，罪过昭著。记载莒人，是微贱的辞例。记载入，是攻入其国都。侵犯他人边境尚且是暴行，何况攻入他国国都呢！陈傅良说：入，国君、大夫统帅都称人。国君统帅写国君，从楚庄王攻入陈国开始；大夫统帅写大夫，从郤缺攻入蔡国开始。只有本国大夫才详细记载。家铉翁说：这是诸侯擅自互相侵伐的开始。称伐、称侵、称围、称取、称入、称灭，都是贬斥。之所以名称不同，是因为用兵有大小、深浅、奇正的不同。凡是攻伐他国，攻入其国都，毁坏其宗庙，迁移其重器，这就叫入。这是《春秋》所深恶的，其罪过仅次于灭国一等。莒子攻入向国，目的在于接回他的弃妻，未必就要灭掉向国，所以《春秋》记载入而不记载灭。汪克宽说：《谷梁传》认为向是鲁国的邑地，然而不记载伐我，那就不是鲁国的邑地。根据后来记载鲁公伐莒取向，可知向是小国，而被莒国灭掉了】

无骇率领军队攻入极国。【骇，谷梁传作侅，后同。帅，音朔律，后同。这是大夫专擅兵权的开始。极，杜预注为附庸小国，今山东兖州府鱼台县西有极亭】

《左传》【司空无骇攻入极国，费庈父战胜了他】

《公羊传》【无骇是谁？是展无骇】

《谷梁传》【“入”的意思是，内部不接纳。极，是国家。如果以攻入他国为志向的人，别人也会攻入他的国家】

胡安国《春秋胡氏传》【没有王命而攻入他国城邑，逞其私意，可见诸侯的不臣；擅自兴兵而征讨不加，可见天子的不君。据事直书，大义自见】

诸家集说【杜预说：“无骇，鲁国卿，不写氏，是因为未赐族。”孙复说：“无骇，公子展的孙子，不写氏，是因为未受命。外有莒人攻入向国，内有无骇帅师攻入极国，天子不能诛讨，由此可知周王室衰微了。”刘敞说：“《公羊传》认为入就是灭，无骇不写氏，是痛恨开始灭国，这是不对的。《春秋》虽然为国讳，但都使文辞不损害事实，现在把灭改为入，那就是文辞损害事实了。而且无骇不写氏，也不是痛恨开始灭国。考察《春秋》之初，接近西周，先王的余法尚存，诸侯僭越逸乐尚少，所以鲁国执政卿多再受命，翚、挟、无骇都是如此。《公羊传》见无骇不写氏，因而认为是贬斥，又厌恶贬斥超过体例，因而认为入就是灭，这是求其义不得而强为之词。《谷梁传》说：‘入，是内部不接纳。’又说：‘不称氏，是灭同姓，是贬斥。’考察入就不能称为灭，而《谷梁传》先前以入解释，最后又以灭贯通，这似乎是《谷梁传》作传时自以入为义，后来窃见《公羊传》以入为灭，因而加注的。”程颐说：“古时卿都受命于天子，春秋时期，诸侯自命，已赐族的就写族”

译不书写族氏的，是因为尚未被赐予族氏。被赐予族氏的，都是被任命世代担任卿职的人。”许氏翰说：“凡是大夫如果没有得到天子的爵命，就不称氏，春秋初期还严格遵循这一规定。无骇、翚、挟、柔、溺以及宛出现在隐公、桓公、庄公篇中就是例证。自从齐桓公以后，各国都任命大夫，没有不称族氏的，大概是因为不再向周天子请求任命了。”苏氏辙说：“无骇不称氏，是因为未被赐予族氏，有人说这是因为没有得到天子的任命。古时候天子赐予姓氏，诸侯赐予族氏。楚国未曾与周朝互通，而其大夫叫屈完，所以氏并非来自天子的任命。”陈氏傅良说：“进入鲁国边境的称人，只有内部记载大夫率领军队。”吕氏祖谦说：“内部大夫不书写族氏，那些已经赐予族氏的去掉族氏，是为了显示大义；那些未赐予族氏的书写名字，是为了记录事实。无骇不称氏，大概是未赐予族氏而记录事实吧？怎么知道的呢？通过他去世时的记载知道。内部大夫活着时不称氏的，在笔削之间本来各有深意，至于去世时不书写族氏的，只有隐公初年的无骇和挟而已。如果认为去世时去掉族氏是贬斥，那么在整个春秋十二公时期，除了这两个人之外就没有可被贬斥的人了。牙谋划叛乱，遂杀害嫡子，意如驱逐国君，尚且都不去掉他们的族氏，无骇和挟起初并没有这三人的罪过，为什么要宽恕那三人而贬斥这两人呢？”由此可知，这两人去世时不书写族氏，大概是因为未赐予族氏而记录事实。从无骇去世的记载推想无骇活着的时候，不书写他的族氏，实在是因为没有族氏可以书写。张氏洽说：“左传称司空无骇，经文不书写官职，是孔子删削的。”赵氏鹏飞说：“《周礼》规定：‘一命受职，再命受服，三命受位。’这就是三命。大国的卿是三命，次国的卿是再命，小国的卿是一命，这就是所说的爵命。公的儿子称公子，公子的儿子称公孙，公孙的儿子不能称公曾孙，所以用祖父的字作为氏。公子、公孙都是活着时就定姓，接受氏是常理，不一定需要国君任命。只有公孙的儿子不能称公曾孙，所以用祖父的字作为氏，私下里觉得不安，所以一定要向国君请求，国君任命他，这就是命氏。”家氏翁说：“公羊传称无骇为展无骇，当时无骇实际上还没有氏，到他死后才以展作为氏。”齐氏履谦说：“师，是步兵和车兵的通称。如果作战称人，败退称师，来犯称人，追击称师，乞求军队、抛弃军队、夺取军队之类，事情虽然不同，作为步兵和车兵的通称则是一样的。”程氏端学说：“古时候大诸侯的卿有军队，建立师来承奉天子；诸侯的卿没有军队，训练警卫来听命于大诸侯。”李氏廉说：“无骇不书写族氏，杜氏、胡氏、陈氏都认为未赐予族氏，公羊传认为疾恨开始灭亡，谷梁传认为贬斥灭亡同姓。用左传隐公八年赐予氏的说法来考证，那么公羊传和谷梁传就没有依据了。”汪氏克宽说：“春秋初期，大夫还称名而不称氏；僖公以后，大多书写族氏，可见世卿的兴盛。经文中记载率领军队的有一百三十次，僖公以前记载率领军队的只有九次，都是内部大夫；文公、宣公以后，外部大夫多记载率领军队；定公、哀公之间，尤其频繁记载，大夫的强盛又可见了。又查考两传认为灭亡极国，然而灭亡鄟、灭亡邿都书写‘取’，而极不书写‘取’，那就不是灭亡了。”

译秋季八月庚辰日，鲁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唐，杜预注：鲁地，高平方与县有武唐亭，今在山东兖州府鱼台县东十二里。】

《左传》【戎人请求结盟。秋季，在唐地结盟，是再次修好与戎人的关系。】

《集说》【杜预说：“八月没有庚辰日，庚辰是七月的九日，日期和月份必定有一个错了。”孔颖达说：“杜预核查经传上下文的日期和月份，制定为长历，这一年八月壬寅朔，该月三日甲辰，十五日丙辰，二十七日戊辰，该月没有庚辰日。七月壬申朔，则九日有庚辰。杜预观察上下文，如果月份不容有误，则指出日期有误；如果日期不容有误，则指出月份有误。这里上文有‘秋’，下文有‘九月’，所以日期和月份都可能出错，所以说日期和月份必定有一个错了。”家铉翁说：“胡安国说：‘记载日期，是谨慎的表现。’我认为记载日期或不记载日期，并不都关乎褒贬。”】

九月，纪国的履緰来迎娶女子。冬季十月，伯姬嫁到纪国。【緰音须，履緰在《左传》中作裂繻。】《左传》【九月，纪国的裂繻来迎娶女子，卿为君主迎娶。】

《公羊传》【纪履緰是谁？是纪国的大夫。为什么不称‘使’？婚礼不称主人。那么称什么？称父兄师友。宋公派公孙寿来送聘礼，为什么称主人？是因为辞穷。辞穷是什么意思？是没有母亲。那么纪国有母亲吗？回答说：“有。”有母亲为什么不称母亲？因为母亲的命令不能通达。女子为什么有时称女，有时称妇，有时称夫人？女子在本国称女，在路上称妇，进入夫家称夫人。伯姬是谁？是鲁国的女子。说‘归’是什么意思？妇人称出嫁为归。】

《谷梁传》【礼制：妇人称出嫁为归，返回称来归，这是顺从人的意思。妇人在家，受父亲制约；出嫁后，受丈夫制约；丈夫死后，顺从长子。妇人不独自行动，必定有所随从。伯姬嫁到纪国，这像是独自行动的言辞，为什么呢？回答说：“不是独自行动。我们的伯姬嫁到纪国，所以记载它。为什么不称‘使’？因为迎娶的道理微妙，没有什么值得说的罢了。”】

《集说》【孔颖达说：这里记载迎娶女子，《传》说：“卿为君主迎娶。”宣公五年齐国高固来迎娶叔姬，《传》说：“记载为叔姬，是卿自己迎娶。”所以为君主迎娶则称女，自己迎娶则书字。《释例》说：“天子娶则称迎王后，卿为君主迎娶则称迎女，自己迎娶则称所迎之字，这是尊卑的区别。”这里不记载纪侯派裂繻，而成公八年经书宋公派公孙寿来送聘礼，都是婚礼但立文不同。说婚礼不称主人，主人指新郎。因为有廉耻之心，不想自己说娶妇，所以卿为君主婚礼，侍者必定禀承君母的命令。妇人的命令不能通达邻国，如果说卿擅自前来，不是君主所命，所以裂繻不称‘使’。没有母亲的，臣下无所禀承，不得不称君主命令，所以公孙寿说宋公派。《公羊传》说没有母亲的称父兄师友，宋公不称父兄，是因为诸侯臣属其父兄，所以不得称。《昏礼记》说：“宗子没有父母命令，亲人皆去世，自己亲自命令。”以宗子的尊贵尚且不称父兄，何况诸侯？称父兄师友，是指大夫以下非宗子的人。刘敞说：妇人称出嫁为归，嫁到诸侯则尊同，尊同则记载。又说：《谷梁传》说以国氏，是因为他们来与我交接，所以进之。不对。诸侯婚姻，聘使往来也是常事，何来妄加进之？且履緰以国氏，与郑詹有何不同而说进之？程颐说：不是奉命的大夫都书名，因为奉君主之命来迎娶夫人，在鲁国所以称女。内女嫁为诸侯夫人则书迎书归，表明重视此事。来迎娶如果不是卿则只书归，显示礼薄。先儒都说诸侯应当亲迎，亲迎是迎于其所馆，有亲自授绥之礼，哪有委弃宗庙社稷而远适他国以迎妇的？不仅是诸侯，即使卿大夫以下也无不如此。《诗》称文王亲迎于渭，未曾出疆。又说：周国自在渭旁，何况文王亲迎之时乃为公子，未为君。又说：送之者虽公子公孙，非卿则不书。陈傅良说：春秋之初，大夫恒称人，必有好事于诸侯则书其大夫，已命字之，未命名之，各从其称无讥焉尔。内女为夫人，凡八见于经，未有来迎者。书迎纪伯姬，吾女遭人伦之变者也。伯姬丧在殡，纪侯失国，齐人葬之，鲁问不及焉，故详之也。又说：“内女为夫人，恒书归。不书归者，必有故也。是故齐子叔姬不书归，郯伯姬不书归，杞叔姬不书归，以为尝失位也。非有故也而不书归者，非君夫人也。”张洽说：“履緰，纪未赐族之大夫也。案刘夏、祭公及凡逆女者，皆不书使，盖虽天子诸侯亦不自主昏，所以养廉远耻，故不称使也。女在国，故称女。春秋于昏姻事与卒葬同，皆详书于策，盖送终与谨始一也。男女之配，万事之先。天子诸侯无出疆亲迎之礼，必使上卿往迎于其国，至于所馆，然后亲迎以入，此哀公问所”

译所谓大婚既至，是指国君戴上冕冠亲自去迎接新娘。如果由卿去迎接，还可以说得过去。但如果迎接的人地位卑微，那就是轻视配偶，无法端正一国的夫妇之道，所以详细记载以显示得失。」吕氏大圭说：「本国女子出嫁，没有记载对方来迎接的，这里为什么记载？」回答说：「《春秋》记事，有缘故就记载，因为事情重大而记载，因为礼制变异而记载。本国女子出嫁，没有记载对方来送聘礼的，而宋公派公孙寿来送聘礼，就记载了，是因为事情重大而记载。本国女子出嫁，没有记载对方来迎接的，而纪裂繻来迎接新娘，就记载了，是因为礼制变异而记载。男女夫妇，是人伦大道，所以圣人对此很谨慎。因此本国女子在经文中出现的例子不一，但都是有缘故才记载。齐国的叔姬、郯国的伯姬、杞国的叔姬不记载出嫁，而记载她们回娘家，是因为她们遭遇了人伦变故。本国女子成为夫人的有八次见于经文，没有缘故就不记载，而莒国的庆来迎接叔姬、齐国的高固来迎接子叔姬就记载了，是为了表明大夫越境迎接新娘，而国君为之做主。至于纪国的伯姬、叔姬、宋国的共姬，记载得尤其详细，由此可以看出书法的奥妙了。」俞氏皋说：「履緰，是大夫的名字，再命的大夫按例要称名。」齐氏履谦说：「卿为君主迎接，就称‘女’；自己迎接，就称‘字’；母亲为儿子迎接，就称‘妇’。‘女’，是跟随父母称呼的用语；‘字’，是兄弟间的称呼；‘妇’，是对婆婆的称呼。」又说：「经文中记载本国女子嫁给诸侯及其大夫的共十二次，各自用不同的书法加以区别。记载出嫁的有五次，而记载去世的有四次：纪国的伯姬、纪国的叔姬、鄫国的季姬、宋国的伯姬；记载出嫁不记载去世的有一次，是杞国的伯姬。不记载去世的，是文字缺失。不记载出嫁与去世的，是郯国的伯姬、齐国的子叔姬。这两位女子，都是被休弃的。杞国的叔姬也被休弃却记载了去世，是因为她的灵柩归葬。她们都是诸侯的夫人。记载迎接不记载出嫁的有两次，是叔姬、子叔姬，都是大夫的妻子，是大夫亲自迎接的。直接记载去世的有两次，是伯姬、子叔姬，是鲁国未出嫁的女子，特别记载她们的去世。程氏端学说：「伯姬，是隐公的姐妹。伯是排行，姬是姓氏。」叶氏说：「用姓氏连缀氏名，是妇人的通称。迎接时称‘女’，是为了区别于妇人；出嫁时称‘伯姬’，是为了区别于异姓。」

译纪子伯与莒子在密地结盟。【“伯”字，左传版本作“帛”。这是两国互相结盟的开始。密，杜预注：莒国的城邑，城阳淳于县东北有密乡。如今山东莱州府昌邑县东南十五里有密乡故城。】

公羊传【纪子伯是什么人？没有听说过。】

胡安国传【凡是缺漏的文字，有因为根据大义删削而非真正缺漏的，有原本依据旧史沿袭下来而不能增补的，也有先儒传授沿袭错误而不敢增加的。比如“赗葬成风，王不书天”，“吴楚之君去世不书葬”之类，都是根据大义删削而非缺漏。像“甲戌、己丑”，“夏五”，“纪子伯、莒子盟于密”之类，有人说原本依据旧史沿袭而不能增补，也有人说先儒传授沿袭错误而不敢增加。对缺疑之处保持谨慎，其余的话慎重而言就可以了，如果一定要曲折地为之解说，那就穿凿附会了。】

集说【啖助说：“《谷梁传》说‘纪子伯莒子’与他结盟，这是缺文，说‘伯之’穿凿得很厉害。《左传》说‘鲁国的旧例’，把‘子帛’当作‘履緰’的字，所以附会辩解。”程颐说：“这是缺文，应当说‘纪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传》附会辩解作‘帛’，杜预认为是裂繻的字。《春秋》没有大夫排在诸侯之上的，《公羊》、《谷梁》都作‘伯’。”家铉翁说：“在蔑地结盟，是内部结盟的开始；在密地结盟，是外部结盟的开始。内外结盟必定记载，是为了记录东迁后的诸侯没有统一的统领，互相结盟。”吴澄说：“‘子伯’二字，或许是‘侯’字的错误。”】

十二月乙夘日，夫人子氏去世。

谷梁传【夫人去世不记载地点。夫人，是隐公的妻子。去世但不记载安葬，夫人的道义，是顺从君主的。】

胡安国传【夫人子氏，是隐公的妻子。去世但不记载安葬，夫人的道义，是顺从君主的。国君的夫人，国人称她为小君，去世就记载为薨，以表明地位平等；先于君主去世就不记载安葬，以表明顺从。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夫妇是人伦的根本。在《春秋》开始的时候，对子氏记载薨而不记载葬，明确显示大伦常。如果明白其中的道义，那么丈夫像丈夫，妻子像妻子，家道就端正了。】

集说【范宁说：“夫人去世，惯例记载日期。称为薨，是跟随丈夫的称呼。薨不记载地点，因为没有出国的事情，薨有固定的地方。”杨士勋说：“《左传》认为子氏是桓公的母亲，《公羊传》认为是隐公的母亲，《谷梁传》知道是隐公的妻子，是因为隐公推让，依据他作为君主也称公，所以他的妻子也称夫人。丈夫不记载安葬，所以妻子也不记载安葬。而《左传》中桓公尚未为君，他的母亲称夫人，这是混淆嫡庶。《公羊传》认为是隐公的母亲，那么隐公既然为君，为什么不记载安葬？如果因为推让不记载安葬，为什么记载夫人？所以《谷梁传》认为是隐公的妻子。”孙复说：“隐公的夫人。夫人，即小君，与君主一体，所以记载。子，是宋国的姓氏。”刘敞说：“《左传》说：‘是桓公的母亲。’如果真是这样，桓公尚未为君，他的母亲称夫人，那么仲子称夫人已经很久了，桓公必定是太子。杜预为什么说隐公应当继承君位，追成父亲的志向而立桓公呢？明显杜预误解了传文，传文又误解了经文。”又说：“《公羊传》认为是隐公的母亲，这是《公羊传》认为妾母可以称夫人，所以称隐公的母亲为夫人。然而妾母实际上不能称夫人。在这个时候，礼法还很少保存，惠公的仲子就是这样，而隐公又贤德，难道他会违背礼制私自尊崇他的母亲吗？”程颐说：“隐公的夫人。薨，是上坠的声音，诸侯国内称之。小君相同，妇人顺从丈夫。君主在世，所以不记载安葬，在这里可以看出夫妇的道义。”吕大圭说：“夫人子氏，杜预说：‘是桓公的母亲。’《公羊传》说：‘是隐公的母亲。’《谷梁传》说：‘是隐公的妻子。’应该遵从哪一个？回答说：‘隐公、桓公的母亲，都不能称为夫人，那么她是隐公的妻子比较接近事实。隐公、桓公的母亲不能称为夫人，那么嫡庶的道义就明确了；隐公的妻子称为夫人，那么君臣的名分就确定了。’有人说：‘《春秋》大概有以妾母称为夫人的。’回答说：‘这是礼制的末流失传。始作俑者，大概是僖公吧？僖公对妾母过分厚待，而去世称为夫人，那么嫡庶就混乱了；安葬称为小君，于是有两个夫人附祭宗庙，那么伦理混乱，道理改变，再无分辨了。从此以后，习以为常。把妾媵当作夫人，只是想要尊崇宠爱所爱的人，而不考虑降低自己的身份；把妾母当作夫人，只是想要尊贵所生的人，而不考虑贬低父亲。降低自己的身份就失去地位，贬低父亲就忘记根本。礼制，庶子为君，为他的母亲没有丧服，不敢有两个至尊。”汪克宽说：“《左传》认为子氏是仲子，说元年归赗预凶事，哪有那人没死而归赗的？即使五尺孩童……”子固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杜预说隐公推让桓公为太子，完成母亲的丧事以告于诸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考宫应当加谥号了。《公羊传》又认为是隐公的母亲，然而孟子既然为夫人，那么声子、仲子都不是正嫡，声子怎么可以僭越小君的称号？成风、敬嬴所以称为夫人，是因为僖公、宣公二公越礼以尊崇他们的妾母，隐公如果果然尊崇他的母亲为夫人，那么应当以安葬小君的礼仪而记载于经文了。】

译如今考察鲁国夫人被记载于经文的共有八位：文姜、哀姜、声姜、穆姜、齐姜都记载了她们去世和安葬；子氏因为隐公还在世，所以没有记载安葬；出姜回到齐国也没有记载去世；孟子因为同姓避讳而略去记载。妾母被记载于经文的有六位：仲子去世在《春秋》记事之前，成风、敬嬴、定姒、齐归都记载了她们去世和安葬，称她们为夫人，称她们为小君，与正妻嫡母没有区别；仲子不称夫人，不称小君，还不至于像中叶以后那样严重失礼。只有定公十五年姒氏去世，因为哀公尚未即位，所以没有完成小君的礼仪罢了。湛氏若水说：“记载夫人子氏去世，是慎重地确立其终礼。”黄氏正宪说：“《春秋》隐公称公，那么他的妃子必定称夫人，难道承认隐公为君却不承认他的妃子为夫人吗？”

译【按：子氏去世，三传记载互相矛盾。《左传》认为是桓公的母亲，这固然不对；《公羊传》认为是隐公的母亲，先代儒者说妾母不应当称夫人，春秋初期，礼法尚存，不能用成风、敬嬴来相比。只有《谷梁传》认为是隐公的妻子，义理最为长远，所以程子及胡传都遵从它】

郑国人攻打卫国【这是诸侯擅自征伐的开始】

《左传》【郑国人攻打卫国，是讨伐公孙滑的叛乱】

胡传【凡是出兵，宣告罪行进行讨伐叫伐，秘密行军掠夺边境叫侵，两军交战叫战，包围城邑叫围，进入国都叫入，迁移朝堂市场叫迁，毁坏宗庙社稷叫灭，用诡诈手段战胜叫败，全部俘虏叫取，轻装突袭叫袭，敌军撤退后追击叫追，聚集军队防守叫戍，凭借弱国依附强国并能左右其行动叫以。这些都是记载事实，以表明轻重。国内军队战败记为战，灭亡记为取，特意委婉措辞，是为君主隐讳。征伐，是天子的重大权力。现在郑国没有王命，即使有可以执着的理由，也是王法所禁止的，何况是报复私怨呢】

集说【陆淳说：“成公以前，侵伐称人的很多，不一定都是君主的卿大夫，大概是因为年代久远难以详查，沿袭旧史称人罢了。又凡是出兵，宣告罪行进行讨伐叫伐。”孙复说：“孔子说：‘天下有道，那么礼乐征伐都由天子发出。’不是诸侯可以擅自决定的。诸侯擅自决定，尚且说不可，何况大夫呢？我看隐公、桓公时期，诸侯无论大小都擅自实行；宣公、成公以后，大夫无论内外都擅自实行。没有王权的情况严重了！孔子从而记录它，正是依据王法，凡是侵、伐、围、入、取、灭，都是诛讨罪行。”郑人，是微弱的。孙觉说：“孟子说：‘春秋没有正义的战争。’所以侵、伐、围、入，一概记载以显示罪行。《春秋》记载伐有二百一十三次。”程颐说：“宣告罪行叫伐。卫国服罪，所以没有交战。卫国服罪可以免除了，郑国擅自发动战争，是王法所不容忍的。”朱熹说：“记载伐国，是厌恶诸侯擅自兴兵。”赵鹏飞说：“《左传》说：‘讨伐公孙滑的叛乱。’郑国有兄弟间的嫌隙，卫国趁着其余孽对郑国用兵，大概也是扰乱邻国了。然而圣人记载‘郑人伐卫’，好像责备郑国很深，为什么呢？郑庄公杀了他的弟弟而不抚养他的儿子，让他漂泊寄居在卫国，却又对卫国用兵。不记载君将，不记载师，不记载帅师，斥责而称人，贬低郑国的言辞明显了。”家铉翁说：“这是《春秋》记载伐的开始。征伐，是天子的事情，而诸侯擅自决定，是罪过。然而有早年的争伐，齐桓公称霸以前是；有晚年的争伐，晋文公称霸衰败以后是。只有中年有奉王命讨伐不服从的，齐、晋二霸的军队是。《春秋》给予他们霸主的讨伐，褒贬随事情而显现。”汪克宽说：“滑，是共叔段。郑庄公志在杀段，又想断绝他的后代而消灭他。去年用王师、虢师攻打卫国的南鄙，又向邾国请兵，现在再次攻打卫国，穷兵黩武，迁怒报复，不贬绝而罪行自现。”赵汸说：“征伐称人的有三十五次，称师的有十四次，都是文公以前的事情。文公以前，征伐由诸侯发出，那么即使卿将，也称人，与将卑师少者相同；即使卿帅重师，也只称师，与将卑师众者相同。大概征伐的权力在诸侯，大夫奉命而行，得失在于其君，而大夫的尊卑不足以辨别】

钦定春秋传说彚纂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春秋传说彚纂卷二

【辛平王五酉十一年】三年【齐僖公十一年、晋鄂侯四年、卫桓公十五年、蔡宣公三十年、郑庄公二十四年、曹桓公三十七年、陈桓公二十五年、〇武公三十一年、宋穆公九年、秦文公四十六年、楚武王二十一年】

春王二月

集说【孙复说：“正月书王的有九十二次，二月书王的有二十次，三月书王的有十七次。”程颐说：“月，是王月。事情在二月，就书王二月；在三月，就书王三月。没有事情，就书时、书首月。大概有事则道在事，无事则存天时、正王朔。天时完备则岁功成就，王道存在则人理确立，这是《春秋》的大义。”吴澄说：“每年春之下，书月必加王字，以此显示这月数是当时王所改定的。”汪克宽说：“《春秋》在岁首系王，彰显周王的正朔，以明大一统之义。或者岁首所书之事，旧史只书时，或者例当书时，那么二月、三月都不书王。如隐公八年书遇垂，三月归祊；襄公十五年书春向戍聘，二月盟；文公九年书春毛伯求金，二月得臣如京，三月夫人至之类是。何休却说二月是殷的正月，三月是夏的正月，王者存二王之后，使他们统其正朔，他的说法谬误得很。当周之世，而存夏、殷的正朔，岂所谓大一统耶？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义理安在呢】

己巳日有食之

《谷梁传》【日有食之，是什么意思呢？吐者外壤，食者内壤。阙然不见其壤，有食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