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春秋传说彚纂卷三十四

译岁首必定记载“公在”，是为了存留公的位号。因为存留公的位号，所以颁布历法。如今公已死在国外，继位的儿子被贼臣废黜，鲁国没有君主，所以不记载正月，这是为了显示鲁国没有正统，王室的历法在宗庙中，不是贼臣所能颁布的。」李氏廉说：「隐元年的事在三月，庄元年的事也在三月，定元年的事也在三月。然而隐、庄都记载了正月，那么定公没有正统的开始就可以知道了。大概隐、庄虽然没有正统的开始，但即位都在正月，而定公即位却在六月，所以如此。」又说：「定公、哀公时期多有隐晦的言辞，公羊说的对。然而何休指定定公没有正统、新建雉门、丧失国宝、黄池之会、获麟这五件事来对应，这就不是原本的宗旨了。」汪氏克宽说：「秦朝以前都是过一年才即位，汉惠帝以后就在先君去世的那一年即位，但仍然过一年才改元。自从汉帝禅让即位，在昭烈帝去世的次月就改元，此后都是一年两位君主而建立两个年号。然而朱熹的《纲目》必定大字书写先君的年号，在分注中写明嗣君改元，认为这与君臣父子的教化关系重大，都取法于春秋过一年改元的意思。这一年虽然定公尚未即位，但追记元年春，是因为昭公已经去世，那么这一年实际上是嗣君的年号，不能不记载元年春，也就像晋建武元年愍帝已经被废，元帝开始在三月即晋王位，而《纲目》追记建武元年春正月一样。」邵氏宝说：「定公没有正统而有春王，春王就是三月。事在三月，所以用三月来记载。」赵氏恒说：「元年正月即位，即位，是有国家的开始，正月是用来端正即位的。即位有记载有不记载的，元年正月没有不记载的，二年以后的正月就有不记载的了。」鲁国在这时多年没有君主，史官虽然追记即位后所改的年号，来系连前半年中的月日，但正月尚未即位，实际上与其他国君不同，所以比照常年，用王三月来系连执仲几的事，而不记载正月。」余氏光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记载春王三月的屡次都有，不只是定公。不记载正月，是因为没有事；二月没有事，也不记载。三月晋人执仲几，记载是为了记录晋国的无王，不是为了鲁国无君。」按：元年不记载正月，杜氏预认为是因为公在六月即位，所以如此。先儒多跟随他，说不给予季氏颁布历法，很符合情理。公羊认为是为了端正即位，谷梁认为是没有正统的开始，两种说法都可以相通，大概是因其没有正统而使之端正。邵氏宝、赵氏恒、余氏光都认为正月二月没有事所以记载三月，也是一种说法】

译三月，晋国人将宋国的仲几拘捕于京师【大夫擅自拘捕他人，从此开始】

《左传》【春季，周历正月辛巳日，晋国的魏舒在狄泉会合诸侯的大夫，准备修筑成周的城墙。魏舒主持政务。卫国的彪傒说：“将要拥立天子，却改变位次来发号施令，这不合道义。重大的事情违背道义，必定会有大的灾祸。晋国虽然不失去诸侯的拥戴，但魏舒恐怕难免祸患吧！”这次出行，魏献子把劳役分派给韩简子和原寿过，然后在大陆泽打猎，结果发生了火灾。返回后，魏舒死在宁邑。范献子撤去了他的柏木外棺，因为他没有复命就去打猎。孟懿子负责防守成周。庚寅日，开始栽植树木。宋国的仲几不肯承担劳役，说：“滕、薛、郳，都是我的役使对象。”薛国的宰官说：“宋国无道，断绝了我们小国与周王室的关系，迫使我们依附楚国，所以我们才常跟随宋国。晋文公在践土订立盟约时说：‘凡是我同盟的国家，各自恢复原来的职分。’如果按照践土盟约，或者按照宋国的做法，我们都听从命令。”仲几说：“践土盟约确实如此。”薛宰说：“薛国的先祖奚仲，居住在薛地，担任夏朝的车正。奚仲迁到邳地，仲虺居住在薛地，担任商汤的左相。如果恢复旧职，我们将承袭王室的官职，为什么要役使诸侯呢？”仲几说：“夏、商、周三代制度不同，薛国哪有什么旧职？为宋国服役，也是你们的职分。”士弥牟说：“晋国执政的人是新上任的，您暂且接受劳役，回去后我们查看旧档案。”仲几说：“纵然你们忘记了，山川鬼神难道会忘记吗？”士伯发怒，对韩简子说：“薛国向人征讨，宋国向鬼神征讨，宋国的罪过太大了。况且他已经无理，却用鬼神来压制我，这是欺骗我。招致宠幸而招来侮辱，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一定要把仲几作为罪人处死。”于是拘捕了仲几带回来。三月，将他送回京师。城墙三十天就修好了，于是让诸侯的戍卒回国。齐国的高张迟到，不跟随诸侯。晋国的女叔宽说：“周朝的苌弘、齐国的高张都将不能免于祸患。苌弘违背天道，高张违背人道。上天要毁灭的，人力不能支撑；众人所反对的，不可触犯。”

【大陆，杜预注：《禹贡》说大陆在钜鹿县北，嫌太远，怀疑这里的田猎地在汲郡吴泽荒芜之地。按：吴泽陂在今怀庆府修武县北，一名太白陂，即三桥陂。宁，杜预注：今修武县，靠近吴泽。孔颖达说：宁就是修武城。按：今修武县治西有修武故城，《水经注》说修武故宁也。《韩诗外传》说武王伐纣，在宁地勒兵，改宁名为修武】

《谷梁传》【这是大夫，为什么称“人”呢？是贬低他。为什么贬低他？不认为他在尊者的地方拘捕人是正当的，不赞同大夫的霸主征讨】

《胡传》【按《左传》，诸侯防守成周，宋仲几不接受劳役，说：“滕、薛、郳，是我的役使对象。”因此拘捕他，是有罪的。记载“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则是贬低的措辞。以王室的事征讨有罪的人，为什么要贬低呢？按《周礼》，司隶掌管所有囚禁执拿人的事务，隶属于司寇。所有诸侯的狱讼，用国家法典来判定；所有卿大夫的狱讼，用国家法律来判决，这是大司寇的职责。不告诉司寇而在天子身边拘捕人，所以虽然是以王室的事征讨有罪的人，仍然要贬低。凡是这类事，都是篡弑的萌芽，履霜的渐进。拘捕人而记载地点，是谨慎的表现。每次在初始阶段谨慎，祸乱就平息了】

《集说》【杜预说：“晋国在天子身边拘捕人，却不送归京师，所以只记载拘捕，不记载送归。”孙复说：“《春秋》的道义，诸侯不得擅自拘捕，何况大夫呢？宋仲几防守成周，韩不信是陪臣，没有天子的命令，在天子身边拘捕仲几，太过分了。所以说‘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以谴责他。”孙觉说：“各国的大夫率领修筑天子的都城，是合乎道义的；仲几不接受劳役，是不合道义的。以道义征讨不合道义，是恰当的。然而在尊者的身边，请示命令后拘捕是可以的；既不请示命令，那么送归给王是可以的。诸侯拘捕人而自行处置，尚且认为不可，在尊者的身边，既不请示命令，又不送归给王，太无视王权了。称‘人’，认为虽然拘捕得合乎罪责，但不赞同他的专断。”黄仲炎说：“晋人拘捕卫侯，送归京师，是诸侯在天子身边拘捕人；晋人拘捕宋仲几于京师，是大夫在天子身边拘捕人。从诸侯无视王权，到大夫无视王权，那么变化就极点了。”家铉翁说：“不告诉王，不归司寇，在天王身边使用霸主的征讨，是无视王权。所以不把修城当作王室的事，而略去晋国大夫的罪过。”李廉说：“这条以事论，是以王室的事征讨有罪；以义论，则是大夫擅自拘捕人于王侧而不归给王吏。所以《春秋》也不赞同以霸主征讨，谷梁、胡氏是对的。公羊认为大夫不得专执是对的，认为在京师是霸主征讨则是错的】

夏季，六月癸亥日，鲁公的灵柩从干侯运回。戊辰日，鲁公即位。

《左传》【夏季，叔孙成子在干侯迎接鲁公的灵柩。季孙说：“子家子多次对我说话，没有不符合我心意的。我想让他参与政事，您一定要阻止他，并且听从他的命令。”子家子不见叔孙，换了坐席哭泣。叔孙请求见子家子，子家子推辞说：“羁未能拜见，就跟随国君出去，国君没有命令就去世了，羁不敢拜见。”叔孙派人告诉他说：“公衍、公为确实让群臣不能侍奉国君。如果公子宋主持国家，那是群臣的愿望。所有跟随国君出去而可以

译来的人，将只听您的命令。子家氏没有后代，季孙愿意与您共同处理政事，这都是季孙的心愿。使者不敢将这些话转告您。」回答说：「如果要拥立新君，那么有卿士大夫和守臣在，羁不敢知道。如果是跟随国君的人，那么因国君仪容而出奔的可以回来，因国君像寇贼一样而出奔的可以行动。至于羁，国君知道他的出奔，却不知道他的归来，羁将要逃亡。」灵柩到达坏隤，公子宋先进入，跟随国君的人都从坏隤返回。六月癸亥日，国君的灵柩从干侯运回。戊辰日，国君即位。

译胡安国传【昭公去世，已经超过了安葬的期限，灵柩仍然未能返回，直到六月癸亥日，丧事才到，而定公即位，却是在这个月的戊辰日，大概是因为进退迟缓，被季孙意如所控制，不能自主。用《周书·顾命》来考证，成王去世在四月乙丑日，宰臣太保就在当天命令仲桓、南宫毛，让他们会同齐侯吕伋，带着两把干戈、一百名虎贲武士，在南门外迎接王世子钊，迎入翼室，居丧守孝，成为天下的君主，不需要等到第二天早晨就确定了。现在昭公的灵柩在安葬期限之后才到，公子宋从坏隤先入，仍然不能即位，由此可知是被季孙意如所控制，不能按时确定，并不是说因为棺木停在两楹之间，所以定公的即位，不可不仔细考察。即位，是大事，宗室继承人先确定，那么变故就不会发生，大概代替君主享受国家并主持祭祀，应该悲伤恐惧，一旦失去防备的时机，或许会萌发窥伺之心，以至于发生变故，那就是不孝了。古人之所以重视尽早确定国家的根本，就是这个原因。现在昭公去世，定公即位，《春秋》详细记载在史册上，不是为了给后世树立法则，而是通过具体的行事，作为永远的鉴戒】

集说【赵匡说：即位都在朔日，所以不记载日期；定公等到昭公灵柩到达、既殡之后才即位，所以记载日期。程颐说：定公到六月才即位，可见是被季氏所控制。高闶说：季氏已经驱逐了国君，国君去世又不立即以国君丧礼迎接，现在又废黜嫡嗣而专立其弟宋。不选择所立之人，污浊于虚伪，诱于利益。昭公灵柩到达五天就殡，于是自己即位，这不是接受先君的传承，而是专受季孙意如的恩惠。既然被意如所立，所以不再追究意如的罪责。家铉翁说：定公即位不记载“即位”，是正当的。现在记载“即位”，是因为他作为篡位者的儿子，从贼臣手中接受君位，特意记载“即位”来纠正他。定公如果能像子臧、季札那样辞让，逃避离去，那才在道义上尽善。现在他从贼臣手中接受君位，竟然不说先君有嫡子在，我不应当即位，安然自认为理所应当，这与篡位有什么区别呢！《春秋》记载即位遵循桓公、宣公的例子，难道是为了肯定他，也是为了谴责他。汪克宽说：定公是被驱逐国君的人所立，接受而不讨伐贼臣，庆幸于祸患而忘记仇恨，诱于利益而忘记耻辱，所以虽然内部没有继承，上不禀承命令，也顺从他的意思而记载“即位”，以彰显他自立的罪过，与文公、成公、襄公、昭公、哀公等没有贬斥的相比，美恶不嫌用同样的词语。季氏本说：务人公衍，是季氏所忌惮的。公的灵柩到达坏隤，而宋先入，意如压制使他听从自己的安排，所以不按时确定君位。像昭公的礼仪都从简，安葬太快，祔祭太迟，就是这样。难道是为了丧事而在五天后才让宋即位吗！王樵说：昭公去世到现在已经过了七个月，超过了安葬期限而灵柩才到。灵柩到达五天而定公才即位，大概意如无君，不以礼法端正先君后君的终始，迎接迟缓，即位迟缓，都不按时，他的恶行就显露了。余光说：杜预说：诸侯去世五天而殡，殡则嗣子即位。昭公灵柩从外面回来，敛事已经完成，何必等到五天后才殡呢？不过是借此来控制宋而树立自己拥立的恩惠罢了】

秋七月癸巳日安葬我们的国君昭公

左传【季孙派役人到阚，公氏将要挖沟。荣驾鵞说：“活着不能侍奉，死了又分离他，来显示自己。即使您忍心这样做，后人一定会以此为耻。”于是停止。季孙问荣驾鵞说：“我想为国君定谥号，让子孙知道。”回答说：“活着不能侍奉，死了又厌恶他，来显示自己。这有什么用呢？”于是停止。秋七月癸巳日，将昭公安葬在墓道南边。孔子担任司寇时，挖沟而合葬于墓】

集说【吕本中说：“安葬一定说‘我君’，是为了尊崇君父之恩，尽忠爱之义。到了这个时候，详细品味书法，然后才能对臣下产生大的警示。”高闶说：“昭公去世半年多，才将灵柩运回，回来超过一个月就急忙安葬，可见鲁国的臣子对先君没有恩情。”赵鹏飞说：“八月安葬，原因可知。”李廉说：“昭公记载安葬，是罪责鲁国不以季氏为逆贼】

九月举行大雩祭

集说【陆淳说：“《公羊传》、《谷梁传》说月雩，是正当的；秋冬大雩，都不是正当的。毛泽未尽，人力未竭，不可以雩。”啖助说：“雩，是用来祈雨的。如果等到毛泽尽、人力竭，即使下雨有什么救呢？大概传文以日月为例，所以有这样的分别。”又说：“古代的神人有应上公的，通晓阴阳，君主亲自率领大夫去请求。”赵岐说：“考察大雩，就是山林川泽能兴云雨而都去祈求，不一定专门对上公。”薛季宣说：“有三年之丧而举行大雩之礼，可见三桓没有尊上】

立〇宫【〇羊让反】

左传【昭公出奔，所以季平子向〇公祈祷。九月，立〇宫】

公羊【〇宫是什么？是〇公的宫庙。立是什么意思？是不应当立。立〇宫，不合礼制】

谷梁【立是不应当立的】

胡安国传【〇公是伯禽的儿子，说“立”，是不应当立。丧事即使久远，有进无退；宫庙即使久远，有毁无立】集说【杜预说：“〇公，是伯禽的儿子，他的庙已经毁坏，季氏祈祷而立其宫，

译《春秋》记载此事以讥讽他。」张洽说：「季氏胡乱祈祷，超越祭祀典制，为早已迁出宗庙的〇公建立宫庙，圣人特意记载，必定有曾子感叹〇公不如林放吧！」黄仲炎说：「建立〇宫，如同建立武宫一样。」家翁说：「〇公死在国外，这是鲁国的大丧事，而季意如却认为是获得了神灵的保佑，为〇公建立宫庙，他这种肆无忌惮的心态，什么事做不出来呢！」万孝恭说：「〇公，是考公的弟弟，鲁国由弟弟继承哥哥君位的情况，大概是从这里开始的。昭公在鲁国时，已经立〇公为太子，等到他居住……」

译郓又废黜公为而立公衍，那么国家本来就有嫡长继承人。季孙舍弃嫡长继承人不立，而立定公，定公是昭公的弟弟，季孙担心人们议论他，于是立〇宫，他的意思好像是说：“〇公以弟弟的身份继承哥哥，这是鲁国‘一生一及’制度的开始，现在定公以弟弟的身份继承昭公，那么也就是〇公以弟弟的身份继承考公了，那么舍弃公衍、公为而立定公，不是我的私意，而是鲁国的旧制罢了。”汪氏克宽说：“季孙行父立武宫，已经是不合礼制，何况〇公到昭公已经二十代，宗庙早已毁坏，现在又恢复设立，意如得罪了鲁国的先祖，拔下头发来数都数不完，却还想谄媚侍奉〇公来求取福报，我知道〇公不会享用他的祭祀。”

附录《左传》【周巩简公抛弃自己的子弟而喜欢任用远方的人】

冬天十月，降霜冻死了豆类作物。

《谷梁传》【不该杀的时候杀了，是举重；该杀的时候不杀，是举轻。这里说豆类，是举重。】

集解【杜氏预说：“周历十月，即夏历八月，降霜冻死豆类，这是反常的灾害。”范氏宁说：“夏历八月，降霜冻死豆类，这是反常的灾害。举出豆类被杀，那么草被杀就可以知道了；草不被杀，那么豆类不被杀也就明显了。僖公三十三年降霜不杀草，就是这种情况。”孔氏颖达说：“《月令》说九月霜才开始降，八月不应该有霜冻死豆类。豆类，是大豆的幼苗，又是耐霜的谷物。现在八月降霜，霜能冻死豆类，这是反常的灾害，所以记载它。”杨氏士勋说：“降霜这两条记载不同，所以范氏特别举出一个例子。传文担心只杀豆类不害其他作物，所以用轻重来区别。豆类容易生长却难被冻死，所以把它被冻死作为重。重的被杀，那么轻的也就死了；轻的不死，重的不被杀，自然就可以知道了。”高氏闶说：“豆类，是草中难被冻死的。说豆类被杀，那么草都死了；说不杀草，那么就知道豆类也不死。”赵氏鹏飞说：“周历的十月，是夏历的八月。《诗经》说九月肃霜，那么八月不是降霜的时候，而降霜冻死豆类，是常寒的征兆。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降霜不杀草，是该杀而不杀；现在十月降霜杀豆类，是不该杀而杀。这也是因为君主的刑赏不恰当，天变不会无故发生，必定有相应的征兆。唉！怎么能得到遵循皇极的君主来叙述九畴，那么常寒的征兆就不会出现了。”

【按《公羊传》认为是记载异常，何氏休说只杀豆类不杀其他作物是异常，他的说法不对，《谷梁传》举重的说法是对的】

【癸敬王四十二年】二年【晋定四年、齐景四十年、卫灵二十七年、蔡昭十一年、郑献六年、曹隐二年、陈惠二十二年、〇悼十年、宋景九年、秦哀二十九年、楚昭八年、吴阖庐七年】

春天周王正月。

附录《左传》【二年夏四月辛酉，巩氏的众子弟杀害了简公】

夏五月壬辰，雉门和两观发生火灾【观读作唤】

集解【杜氏预说：“雉门，是公宫的南门。两观，是阙。天火叫灾。”孔氏颖达说：“《明堂位》说：‘库门，是天子的皋门；雉门，是天子的应门。’这是鲁国的雉门，是公宫南门的中门。《释宫》说：‘观叫做阙。’郭璞说：‘宫门双阙。’《周礼·大宰》：‘正月吉日，悬挂治象的法度于象魏，让万民观看治象。’郑众说：‘象魏，就是阙。’刘熙《释名》说：‘阙，在门两旁，中间空缺作为道路。’那么上面悬挂法象，形状巍然高大，叫做象魏；让人观看，叫做观。这就是观，也就是象魏，也就是阙，一物而有三个名称。观和雉门一起发生火灾，那么两观在雉门的两侧了。天所降下的灾害，不可随意推测。《公羊传》、《谷梁传》说主要灾祸在两观，因为门尊贵，先说门。如果灾祸先从门开始，又凭什么作为异常呢？丘明没有文字记载，或许是灾祸起于雉门而蔓延到两观。”赵氏匡说：“这是从雉门蔓延到两观，义理分明，据实成文罢了。《公羊传》、《谷梁传》却说从两观开始，违背经文妄说，实在奇怪。”孙氏复说：“说雉门及两观灾，是雉门与两观都发生火灾。雉门、两观，是天子的制度。”刘氏敞说：“说‘及’是什么意思？灾祸从雉门开始。《公羊传》说：‘两观轻微。’又说：‘主要灾祸在两观。’都不对。灾祸有先后，根据所见来记载，譬如六只鶂鸟退飞，看是六只，察是鶂鸟，审是退飞，何至于颠倒先后，强分尊卑呢？推究其意，所以迷惑人的，是认为桓宫、僖宫火灾不说‘及’。那是火同时烧起，不知次序，所以直接把远的排在上面罢了。又说：‘为什么不说不雉门灾及两观？’其意以下新作雉门及两观为比照，也不对。新作可以排在上面，不可以排在下面；灾祸可以排在下面，不可以排在上面。何足以致疑而问呢？”杜氏谔说：“鲁国因为周公的缘故，设立雉门两观，是僭越天子。鲁国的僭越礼制，圣人讥讽它，必定因其事而寄托义理。这雉门、两观，其僭越已经很久了。如果不发生火灾，就无法记录它。现在灾祸波及而记载，实际上是讥讽其僭越。”李氏廉说：

译这条公羊、谷梁的学说被僖宫、桓宫火灾时不写“及”字的说法所迷惑，于是认为这两座观台先遭火灾，《春秋》不拿微小的连及重大的，不拿卑贱的连及尊贵的，所以先说雉门，是表示尊崇。这种说法不对。大抵桓宫、僖宫两座宗庙分明，所以不必说“及”。这里如果不说“及”，就让人怀疑是雉门的两座观台独自遭灾。】耳文法应当如此，有什么可怀疑的？余氏光说：“雉门，是象魏之门。两座观台在雉门外的两旁。按照礼制，天子有五座门，雉门在中间。鲁国有库门、雉门、路门三座门，雉门有两座观台，作为中门，这是僭越天子的制度而不合礼的。《春秋》不直接斥责，而是借火灾来表明义理，让讨论礼制的人去考证。”

译秋天，楚国人攻打吴国。

《左传》【桐国背叛了楚国，吴王派舒鸠氏引诱楚国人，说：「让军队逼近我们，我们去攻打桐国，替我们使桐国无所顾忌。」秋天，楚国的囊瓦在豫章攻打吴军。吴人在豫章展示船只，却暗中将军队埋伏在巢国。冬季十月，吴军在豫章包围楚军，打败了他们。于是包围巢国，攻克了它，俘虏了楚国的公子繁】

【桐杜注：小国。庐江舒县西南有桐乡。如今江南安庆府桐城县北有古桐城，就是古代的桐国，与庐江县接壤】

集说【许氏翰说：「自从襄公三年记载楚公子婴齐攻打吴国，最终只记载为‘人’，那么楚国的力量已经耗尽了，于是有了吴国攻入郢都的事件。自从昭公三十二年记载吴国攻打越国，最终越国两次攻入吴国，于是吴国灭亡。吴、楚互相攻伐，无法详尽记录，所以删减选取要点像这样，作为攻打国家的警戒。七次记载楚国攻打，仅仅能在朱方一次取胜，其他战役都失败无功。记载攻打而不记载失败，是积累他们欺凌暴虐、首先用兵的罪过，将要导致祸败失国。」赵氏鹏飞说：「报复鸡父之战，却招致柏举之败。」李氏廉说：「经书记载楚国攻打吴国七次，只到这次为止】

附录《左传》【邾庄公和夷射姑喝酒，私自出去，守门人讨要肉，邾庄公夺过他的拐杖敲打他】

冬季十月，重新建造雉门和两观。

《公羊传》【说“重新建造”是什么意思？是修缮扩大。修缮旧的不记载，这为什么记载？是讥讽。讥讽什么呢？不致力于公室的事务】

胡传【记载“重新建造”，是讥讽僭越王制而不能革除。雉门，是象魏的门，它外面是库门，而皋门在库门外面；它里面是应门，而路门在应门里面，这是天子的五门。僖公曾经修缮泮宫、恢复閟宫，不是不使用民力，而《春秋》不记载。重新建造南门却单独记载，是因为南门不只是一扇门，必定有不该做的事情。子家驹认为设置两观是僭越天子，这不是诸侯的制度是明显的。拨乱反正的人，必定从自身开始，自身端正，事物必定端正。《春秋》对于僭越的君主必定记载，是端正的意思。假设定公遇到灾祸而恐惧，革除僭越的礼制，三家陪臣虽然想僭越诸侯、执掌国政，他们敢吗？习惯旧制而不知道那是错误的，怎么禁止季氏胁迫君主呢？所以特别记载重新建造来讥讽他】集说【刘氏敞说：「《谷梁传》说：「用尊者的亲近来解释，为什么呢？虽然不正，对于美善还是可以接受的。」不对。这是记事的原则罢了。雉门先遭灾，两观后遭灾，不得不说是雉门及两观遭灾。如果不说及，那么似乎雉门的两观遭灾，雉门却安然无恙。灾祸之后，鲁国人修缮旧物，理应先修门。门，是出入的地方；观，是门的装饰。各自顺着次序记载罢了。」髙氏闶说：「庄公二十九年新修延厩，不说作。说作的，是改变旧制而增大。鲁国僭越天子的礼制，上天示变来警示，遇到灾祸却不知道以此为戒，反而重新建造，反而增加其规模，这是鲁国的僭越始终没有停止。特别记载重新建造，罪责在定公。」家氏〇翁说：「定公从贼臣手中接受君位，举国听从贼臣所为，君主不能像君主。上天示现异象，灾祸波及雉门、两观，诸侯用来临视臣民的场所，一朝化为灰烬，变故也很骇人。却反而重新建造，比旧制更大，这是说天变不值得畏惧。」李氏廉说：「经书记载重新建造南门，胡氏说：「说新，是有缘故；说作，是创始。」重新建造雉门及两观，胡氏说：「讥讽僭越王制而不能革除。」那是本来有而改作，其高大超过常规，所以叫创始；这是既遭灾祸而重新建造，其制度没有损害，所以叫不能革除。」谢氏说：「延厩因旧而修缮，所以叫新；南门、雉门、两观，是去掉旧的而建造，所以叫新作。这种说法也是对的】

【甲敬王十午三年】三年【晋定公五年、齐景公四十一年、卫灵公二十八年、蔡昭公十二年、郑献公七年、曹隠公三年、陈惠公二十三年、〇悼公十一年、宋景公十年、秦哀公三十年、楚昭公九年、吴阖庐八年】

春季，周王正月，鲁定公前往晋国，到达黄河就返回了。

集说【孔氏頴逹说：「三传都没有解释，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返回了。贾逵说：「讽刺迟缓朝见，被辞谢，失礼，不避讳罪过自己。」贾逵虽然这样解释，在〇中没有文字依据，不可采纳，所以杜预不这样说。刘〇认为定公六月即位，这一年就去朝见，在事情上不算迟缓。晋国人为什么辞谢他？如果因为迟缓被谴责，应当退谢罪过，为什么从此以后没有谢罪的地方，空谈罪过自己？经书没有孙谢自罪的状况，又在哪里呢？晋国如果因为迟缓辞谢，必定还有谴责，为什么明年防次又能依照常规班次？返回的意思，不能凭空知道。」程子说：「季孙意如上不向天子请示，下不告知方伯，而立定公，所以晋国愤怒而定公前往朝见。晋国辞谢定公而返回，所以明年因防而请求在皋鼬结盟。」家氏〇翁说：「意如在昭公出行时死去，拥立定公篡位，都是晋国大夫为之羽翼。定公前往晋国，到黄河就返回，是意如用来操纵君主，使他一切听从自己。」余氏光说：「戴氏说：「晋国的不仁太严重了！昭公屡次前往晋国不能进入，所以有季氏之

译难以做到。定公刚刚即位，到了黄河边又返回而不能进入国都，这又让定公凭什么在鲁国立足呢？

译二月辛卯日，邾子穿去世。

《左传》记载：春季二月辛卯日，邾子在门台俯瞰庭院。守门人用水瓶里的水泼洒庭院，邾子看见后发怒。守门人说：“夷射姑刚才在这里。”邾子命令抓他，没抓到，更加愤怒。自己跳下床，摔在炉炭上，被烧烂，于是去世。提前下葬，用五辆车殉葬了五个人。庄公急躁且爱干净，所以招致这样的祸患。

《集说》记载：杜预说：“再次结盟。”汪克宽说：“这是庄公，在位三十三年，儿子益继承君位，这就是隐公。”

夏季四月。

秋季，安葬邾庄公。

附录《左传》记载：秋季九月，鲜虞人在平中打败晋军，俘获晋国的观虎，是因为观虎倚仗自己的勇猛。

【平中，杜注：晋国地名】

冬季，仲孙何忌与邾子在拔地结盟。【“拔”字，公羊传作“枝”，杜注：地名不详，有人说应当在兖州府境内】《左传》记载：冬季在郯地结盟，是为了修复与邾国的友好关系。

【郯，杜注：就是拔地】

《集说》记载：许翰说：“鲁君到黄河才返回，这是晋国轻视鲁国。仲孙与邾子结盟，这是鲁国轻视邾国。在昭公时期，对于灾异祥瑞的防备，还没有这样。”胡铨说：“邾庄公去世未满一年，邾君就出来结盟，邾国本来就有罪。何忌与他结盟，罪过更重。君子不剥夺别人的亲人，也不可剥夺自己的亲人。何忌不顾邾子的丧事而与他结盟，是剥夺别人的亲人；邾子居丧期间出来结盟，是剥夺自己的亲人。”汪克宽说：“鲁国以大夫身份与邾君结盟，扰乱了君臣的名分。邾隐公父亲去世才九个月，就出来参与盟会，是淡薄父子亲情。哀公二年夺取漷、沂田地，州仇、何忌都被记载。两位卿大夫与邾子结盟，既夺取了他们的土地，又两位大夫凭借威势胁迫其君结盟，那就更过分了。”季本说：“邾隐公刚即位，因为先君时曾与何忌在成周同城，所以来为此盟。”

附录《左传》记载：蔡昭侯制作了两副玉佩和两件皮衣，前往楚国，献上一副玉佩和一件皮衣给楚昭王。昭王穿着它们来宴请蔡侯，蔡侯也穿着其中一件。子常想要，蔡侯不给，子常扣留了他三年。唐成公前往楚国，有两匹肃爽马，子常想要，唐成公不给，子常也扣留了他三年。唐国人互相商量，请求代替先出发的人，唐成公答应了。他们给先出发的人喝酒，灌醉他，偷走马匹献给子常。子常放回了唐侯。唐侯把自己关在司败那里，说：“君王因为玩弄马匹的缘故，隐藏君身，抛弃国家，群臣请求共同承担夫人来偿还马匹，必定照办。”唐侯说：“这是我的过错，你们不要受辱！”都赏赐了他们。蔡国人听说后，坚决请求并献出玉佩给子常。子常在朝见蔡侯的随从时，命令官吏说：“蔡君停留太久了，官员不供给。明天礼仪不完备，就处死。”蔡侯回国，到达汉水时，拿着玉佩沉入水中，说：“我所有渡过汉水向南的人，如果有违背誓言的，就让大川惩罚我！”蔡侯前往晋国，让自己的儿子元和其大夫的儿子作为人质，请求讨伐楚国。

【乙，周敬王十四年】四年【晋定公六年，齐景公四十二年，卫灵公二十九年，蔡昭侯十三年，郑献公八年，曹隐公四年，〇悼公十二年，宋景公十一年，秦哀公三十一年，楚昭王十年，吴阖庐九年】

春季，周王二月癸巳日，陈侯吴去世。

《集说》记载：杜预说：“没有结盟却以名字通报。癸巳，是正月七日。记载为二月，是跟随通报。”

三月，鲁君在召陵会见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侵犯楚国。【晋楚之间的战争到此停止】

《左传》记载：春季三月，刘文公在召陵会合诸侯，谋划讨伐楚国。晋国的荀寅向蔡侯索取财物，没得到，对范献子说：“国家正危险，诸侯正有二心，将要袭击敌人，不也很难吗？雨水正下，疟疾正起，中山不服，背弃盟约招致怨恨，对楚国没有损害，却失去中山，不如辞退蔡侯。我们自从方城以来，楚国不可以得志，只是徒劳罢了。”于是辞退蔡侯。晋国人向郑国借羽旄，郑国人给了。第二天，有人用旗帜防备。晋国因此失去了诸侯的信任。

《胡传》记载：考察《左氏传》记载讨伐而经文记载侵犯楚国的原因是，楚国无道，欺凌中原各国，因为一件皮衣一匹马，拘禁唐、蔡两国君主，三年后才释放。蔡侯回国后，向晋国请求出兵。晋人向周天子请命，大会诸侯，天子的元老也在其中。如果能昭示其罪行，恭敬地执行天讨，差不多可以说是王者之师，齐桓公、晋文公的功绩就狭隘了。有个叫荀寅的人，向蔡侯索取财物，没得到，就辞退蔡人。晋国因此失去诸侯，无功而返。经文说“侵犯楚国”，是鄙视他们。

《集说》记载：杜预说：“在召陵先举行会见礼仪，进入楚国境内，所以记载为侵犯。”王沿说：“楚国无道，晋国率领诸侯为蔡国讨伐楚国，是正义的。反而因为没得到财物而停止，所以经文以无名讥讽他们。”孙复说：“蔡国人苦于楚国，派使者告诉晋国，所以晋国在此会合诸侯，这是救蔡伐楚。说在召陵会见侵犯楚国的原因是，诸侯不振作，不能救蔡伐楚，所以让救蔡伐楚的功劳归于强大的吴国。冬季，蔡侯率领吴子与楚人在柏举作战，楚军大败就是证明。”程子曰：“楚国倚仗其强大，侵犯欺凌诸侯，晋国向上向天子请命，大会诸侯来讨伐它，却不能昭示

译因未能执行天讨，无功而返，所以史书用“侵”字记载。」许氏翰说：「梁丘据贪恋锦缎币帛，导致鲁昭公不再复国；囊瓦贪图佩裘，致使蔡侯自我断绝关系；晋国士鞅因受贿而罢休扈地的盟会，荀寅索取财物而阻挠召陵的谋划。所以正道在清明时代占胜，而贿赂在衰败时代流行，这就是晋国霸业衰落的原因，也是吴国之所以能在中原大国间横行无忌的原因。」高氏闶说：「自进入春秋时代以来，蔡人首先依附楚国。到了这时，蔡人无法忍受楚国的欺凌虐待，于是向诸侯报告并请求讨伐楚国。晋国作为盟主，大规模集合十八个国家的军队，天子派遣大夫莅临监督，可以说是盛况空前。然而却不能驱逐楚国，反而被吴国以一国之力击败，晋国因此失去诸侯的信任，吴国主持黄池盟会的主盟地位从此开始。」张氏洽说：「记载十八国诸侯的众多军队，是为了显示其势力足以有所作为，但最终只记载为“侵楚”，深深谴责其志向卑下而道义不能取胜，最终导致无所作为，而晋国从此衰微了。」吕氏大圭说：「召陵的盟会，晋国本可以恢复霸业却失去了良机。蔡、陈、郑、许、顿、胡，本来是侍奉楚国的国家，却都参与了盟会，说明他们苦于楚国而回归晋国。晋国自平丘盟会以来，不能统御诸侯已经二十四年了。如今对上迎请刘子，对下联合十七国君主，举行这次盟会，齐桓公的军队也不如这般盛大。然而齐桓公的军队史书称为“伐楚，盟于召陵”，晋定公的军队史书称为“盟于召陵，侵楚”。“侵”是轻微的事。晋国联合十七国君主在召陵结盟，仅仅能做到侵扰楚国而已，这是不足以有所作为的表现。晋国从此不再有统率诸侯的希望了。」家氏翁说：「春秋通过记载“侵”或“伐”来体现褒贬，两次召陵盟会就是例子。齐桓公以八国军队讨伐楚国而记载为“伐”，是褒扬桓公驱逐楚国的功绩。晋定公以十八国军队讨伐楚国却记载为“侵”，是鄙夷晋定公……的无所作为。大概只有秉持正义讨伐罪人，仗义必须前往，才能称为“伐”。军队虽然众多，道义虽然正当，但犹豫拖延、因循守旧，无法符合众人的期望，这虽然是讨伐却不足以称为讨伐，所以用“侵”字来微词贬斥。蔡侯率领吴军攻入郢都，春秋予以褒扬。蔡昭侯是隐太子的儿子，明晓复仇的道义，所以得到春秋的认可。这次盟会，将他排在宋公之后，诸侯之上。等到柏举之战，史书记载蔡侯率领吴子，学者知道柏举之战是褒扬，就知道召陵盟会是贬斥了。」李氏康说：「这条陈氏的说法也不错，但如果直接认为是为了子朝，那么孔子应当有赞美之辞。又明年王人在楚国杀了子朝，不能说没有功劳，不应记载为“侵”。所以胡氏只采纳左氏和程子的观点，认为能请求天子命令已是幸运，不能讨伐楚国则是讥讽。」王氏樵说：「考察当时晋国和楚国的德行相似，其大夫掌权且贪婪受贿，也相似。诸侯在两方之间摇摆不定，而楚国奢侈无厌，轻视盟国，甚至因为一件裘皮、一匹马拘禁唐、蔡的国君，三年后才释放。蔡昭侯是隐太子的儿子，于是赫然振奋其复仇雪耻的志向，指着汉水发誓，沉玉于河后渡江，向晋国请求出兵讨伐楚国。晋国为此向天子请命，天子为此特意派遣老臣莅临，大规模集合十八国君主。蔡、陈、郑、许、顿、胡向来属于楚国，齐桓公、晋文公都不能一时全部招致，而今都在盟会之中，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如果能秉持正义讨伐罪人，仗义必须前往，以此降服楚国，而散去的诸侯重新聚合，难道不比齐桓公召陵之功更多吗？奈何晋国大夫都是庸才，索取贿赂未得，于是推辞蔡人，暗中掠夺楚国边境后返回，所以以讨伐的名义号召，却以侵扰告终。因此春秋根据事实记载，其罪恶无需贬斥绝笔就已显现了。」余氏光说：「楚昭王昏庸，四邻不亲近，诸侯在内背叛，吴国在外谋划，所以晋定公一挥动旗帜，诸侯便云集响应。然而晋国政令已移交给六卿，晋定公只是一个傀儡，六卿害怕公室战胜楚国而功劳归于五霸，权柄不及自己，所以索取贿赂以疏远蔡国，假借旄节以轻视郑国，用以分散诸侯的军队以毁掉君主的功劳而巩固私利，以至于十八国军队仅仅侵扰楚国而已，大概是被六卿控制而不能前进的缘故。

译夏季四月庚辰日，蔡国的公孙姓率领军队灭掉了沈国，把沈国国君沈子嘉带回去，杀了他。【公孙姓，有的版本作归姓，读作“生”，后面相同】

《左传》【沈国人没有在召陵设防，晋国人派蔡国去讨伐他们。夏季，蔡国灭掉了沈国】

《胡传》【沈国人没有在召陵设防，晋国人派蔡国去讨伐他们。史书只写“灭沈”，是为了谴责公孙姓；写“带回去”，是为了谴责沈子嘉；写“杀了他”，是为了谴责蔡侯。奉命出兵讨伐，却颠覆了人家的国家；被敌人俘虏，不能在位上殉国，这都是不仁道的行为。以前所厌恶的事，不要前后不一，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怎样回报你。蔡侯看待楚国，就像沈国看待蔡国一样。蔡昭公被拘禁在郢都，三年后才回来，难道不是因为国家小而弱吗？沈国虽然没有在召陵设防，但也没有大的罪恶，却倚仗强大而杀害他们，太过分了！怎能不遭到公孙翩那样的灾祸呢？宋国把曹伯阳带回去，蔡国把沈子嘉带回去，都是杀了他们，但有的记载有的不记载，不记载的，是因为地位低微而简略了】

《集说》【孙复说：“蔡公孙姓率领军队灭掉沈国，沈国与楚国关系密切。把沈子嘉带回去杀了他，公孙姓的罪过不可饶恕。”薛季宣说：“侵犯楚国没有功效，却只能对沈国施加诛杀。”项安世说：“齐桓公先侵犯蔡国而后讨伐楚国，所以小国归附，大国畏惧。现在先侵犯楚国而后灭掉沈国，所以大国不服，小国不归附。”家铉翁说：“《春秋》把灭沈国的事记在防地会盟之后、皋鼬会盟之前，是为了谴责蔡国，也是为了谴责晋国。晋国大规模召集诸侯，名义上是讨伐楚国，却不能损害楚国丝毫，反而因为沈国国君不在防地，就命令蔡国去讨伐。讨伐还可以，但蔡国做得太过分，趁沈国来不及设防，偷袭而灭掉它，太残忍了！所以记载‘灭’、记载‘杀’，以纠正他们的罪过。”汪克宽说：“沈子嘉势力微弱且靠近楚国，他不防备晋国，是形势使然，不是他的罪过，只是贬责他不能死守君位罢了。所以记载‘杀’，以彰显蔡昭公的罪过】

五月，鲁公和诸侯在皋鼬结盟。【鼬，音“由又”。皋鼬，《公羊传》作“浩油”。皋鼬，杜预注：繁昌县东南有城皋亭。按：《水经注》记载：颍水流经临颍县，又向东南流经泽城北，就是古城皋亭。现在在河南开封府临颍县境内】

《左传》【将要举行防地会盟，子行敬子对卫灵公说：“防地会盟很难办，议论纷纷，没有人能治理。让祝佗跟随去吧。”卫灵公说：“好。”于是派子鱼去。子鱼推辞说：“我舒展四肢来履行旧有的职责，还怕应付不过来而触犯刑书，如果再兼任两项职务，就是招致大罪了。况且祝官，是社稷的常任属官。社稷不动，祝官不出国境，这是官制的规定。国君因军事行动出行，清扫社坛、用牲血涂抹战鼓，祝官捧着祭品跟随，这才出国境。如果是友好交往的事，国君出行，军队跟随；卿出行，旅跟随，我没有什么事做。”卫灵公说：“去吧。”到了皋鼬，将要让蔡国排在卫国前面。卫侯派祝佗私下对苌弘说：“听道路上传说，不知道真假。如果听说蔡国将排在卫国前面，是真的吗？”苌弘说：“是真的。蔡叔是康叔的哥哥，排在卫国前面，不也可以吗？”子鱼说：“从先王来看，是崇尚德行的。从前周武王攻克商朝，周成王安定天下，选拔建立有明德的人作为周朝的屏障。所以周公辅佐王室以统治天下，在周朝最为和睦。分给鲁公大路、大旂、夏后氏的璜、封父的繁弱弓，以及殷商的六个氏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让他们率领各自的宗族，安抚他们的分支，带领他们的同类，以效法周公，从而服从周朝的命令，这是在鲁国任职，以彰显周公的明德。分给他们土地和陪敦，祝、宗、卜、史，各种器物、典册、官司、彝器。依靠商奄的民众，用《伯禽》之命，封在少皞的旧地。分给康叔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以及殷商的七个氏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划定疆界，从武父以南到圃田的北境，取有阎的土地以供给王职，取相土的东都以防备王向东巡视。季授土，陶叔授民，用《康诰》之命，封在殷墟。都用商朝的政令，用周朝的法制划定疆界。分给唐叔大路、密须的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用《唐诰》之命，封在夏墟。用夏朝的政令，用戎族的法制划定疆界。这三个人都是叔父，但有美德，所以用分赐物品来表彰他们。不然的话，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伯父还多，却得不到这样的分赐，只是不崇尚年长罢了。管叔、蔡叔勾结商朝，离间王室。周王于是杀了管叔，放逐了蔡叔，只给车七乘、徒卒七十人。他的儿子蔡仲，改过自新，率领德行，周公举荐他，让他做自己的卿士，进见周王，用《蔡》之命封他。那命书上说：‘王说：“胡，不要像你父亲那样违背王命。”’怎么能让他排在卫国前面呢？武王的同母弟弟八人，周公做大宰，康叔做司寇，季做司空，五个叔父没有官职，难道崇尚年长吗？曹国，是文王的昭辈；晋国，是武王的穆辈。曹国做伯甸，不是崇尚年长。现在如果崇尚年长，就是违背先王了。晋文公在践土会盟，卫成公不在，夷叔是他的同母弟弟，还排在蔡国前面。那盟书上说：‘王说：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防、齐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朝的府库，可以查阅。您想恢复文武的法制，却不

译端正他的德行，将会怎样呢？苌弘说，告诉刘子，与范献子商议这件事，于是让卫侯在盟会上居于上位。从召陵返回，郑国的子大叔还没有到达就去世了。晋国的赵简子为他吊丧，非常哀痛，说：“在黄父的盟会上，先生告诉我九句话，说：‘不要首先挑起祸乱，不要倚仗富有，不要依仗宠幸，不要违背共同的原则，不要傲慢无礼，不要骄傲自满，不要反复发怒，不要图谋不符合道德的事，不要触犯不符合道义的事。’”

译封父，杜预注：古代诸侯国。汉代设置封丘县，现在属于河南开封府，县治所在安西坊，西北有封父亭。少皞之虚，杜预注：曲阜，在鲁国都城之内。《帝王世纪》说：“少皞建都于穷桑，由此登上帝位，后来迁都到曲阜。”现在曲阜故城有少皞陵。有阎之土，杜预注：卫国接受朝见和住宿的城邑，大概靠近京畿地区。殷虚，杜预注：朝歌。现在河南卫辉府淇县北五里有殷墟桥，就是那个地方。密须，杜预注：国名。夏虚，杜预注：大夏，即现在的太原晋阳。

谷梁传：【后来再次会盟，是因为鲁公志在参加后来的会盟，对后一次会盟的志向表示怀疑】

胡传：【定公即位，上不向周天子请示，下不告知方伯，而从季孙意如手中接受国家，所以三年后朝见晋国，到了黄河又返回。现在会盟诸侯，谋求达成这次盟誓，经文写“公及”，是因为鲁公内心有此志向。召陵的会盟，必须按次序排列，如果不按次序排列十八个国家的诸侯，就无法显示出侵楚行为的浅陋；皋鼬的盟誓，无论按次序排列与否，都不关乎大义，那么用“凡”字概括就可以了】

集说：【何休说：“再次提到鲁公，是因为昭公多次前往晋国，没有得到答复，最终被季氏驱逐。定公刚即位，能够与诸侯结盟，所以高兴并记录这件事。”杜预说：“召陵的会盟，刘子和诸侯，是总括而言。再次称呼鲁公，是因为会盟和结盟地点不同。”刘敞说：“诸侯为什么不按次序排列？因为不值得按次序排列。”

【为什么不值得按次序排列？因为想要治理楚国却没能做到。晋国当时联合十八个国家的诸侯，在召陵会盟以侵扰楚国。周天子派遣大夫莅临，声势浩大。晋国荀寅向蔡国索取财物，蔡国人没有给予。随后辞别诸侯，在皋鼬会盟，也没有什么事发生。晋国失去诸侯支持，吴国攻入郢都，就是从皋鼬之盟开始的。程颐说：“鲁公因为不能在晋国获得接见，所以借会盟之机谋求结盟，那么这次盟誓是鲁公的本意，所以记载‘公及’。”赵鹏飞说：“这是侵楚的诸侯。”

【这是先列举后概括的做法，先列举后概括，以往没有记载‘公及’的，而这里记载‘公及’，是改变文辞以体现大义。昭公平庸懦弱，权力出自季氏，鲁公未曾亲自参与一次诸侯会盟，都是大夫专断。只有平丘的会盟，鲁公得以亲自参与，但季孙意如傲慢无礼，鲁公未能参与盟誓。整个昭公时期，只有鲁公被驱逐后居住在郓地，得以与齐侯在鄟陵结盟，季氏不知道。这期间黄父、成周的会盟，都是大夫在场，鲁公未能参与。现在定公即位四年，季氏依然存在，而在皋鼬的盟誓，季孙意如不敢抗拒，鲁公得以参与诸侯盟誓。圣人大概高兴鲁公能够自我振作，并得以执牛耳主持盟誓，所以特别记载‘公及诸侯盟于皋鼬’，以此庆幸鲁侯重新得以参与盟誓，其用意很明显了。家铉翁说：“刘子不参与诸侯的盟誓，符合王人参与会盟的体例。”李廉说：“王官参与会盟但不参与盟誓的说法，详见首止条下。虽然杜预、范宁都认为诸侯是总括而言，刘子也参与，但考察经文，未见此例。‘公及’的说法，胡安国主张程颐的观点，大概也是从《公羊传》的注疏中引申出来的。”汪克宽说：“首止、葵丘的盟誓，王世子、宰周公不参与盟誓，那么会盟同地而记载‘诸侯’。柯陵、鸡泽、平丘的盟誓，尹子、单子、刘子参与盟誓，那么不记载‘诸侯’。这里记载‘诸侯’，那么刘文公不参与盟誓可以知道了。薄地的盟誓，鲁公不参与会盟而参与盟誓，那么记载‘公防诸侯盟于薄’。宋国的盟誓，鲁公不参与围宋而参与盟誓，那么记载‘公防诸侯盟于宋’。扈地的盟誓，鲁公迟到，那么记载‘公防诸侯晋大夫盟于扈’。这一年鲁公参与了召陵的会盟，又参与了皋鼬的盟誓，那么不是迟到。会盟和盟誓，鲁公都参与了，而刘子不参与，那么就应当记载为‘诸侯盟于皋鼬’，如同祝柯、重丘会盟与盟誓地点不同的例子，而又记载‘公及’，是为了彰显定公急切于参加会盟，谋求达成这次盟誓。蜀地的盟誓，《春秋》不承认楚国主持盟誓，所以记载‘公及’。这里记载‘公及’，也是为了彰显晋国不再能主持盟誓。”王樵说：“考察齐桓公召陵的军队，讨伐楚国不战而楚国屈服，所以记载‘伐’，记载‘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以赞美它。现在召陵的军队，名义上叫讨伐楚国，实际上不能讨伐而空手返回，楚国人也没有派遣一个使者询问军队来的原因，所以记载‘侵’，记载‘诸侯自盟于皋鼬’以显示其浅陋】

杞伯成卒于防【成公名戊】

集说：【高闶说：“不说卒于师，是因为没有完成讨伐楚国的行动。”汪克宽说：“世子乞继位，是为隐公。七月，他的弟弟过杀了隐公自立，是为僖公。”《季氏本》说：“皋鼬的诸侯，就是会盟于召陵的诸侯，所以记载卒于防。”

六月葬陈惠公

许迁于容城

集说：【王葆说：“许国四次迁徙，都是听从楚国的命令，经文全都以自行迁徙来表述，大概是违背危害而趋向利益，愿意迁徙。然而不能修德行巩固边防，而迁徙无常，又有什么益处呢？圣人详细记载以作为后世的鉴戒】

秋七月公至自防

集说：【许翰说：“不记载侵楚归来，是讥讽没有功劳。”高闶说：“晋国以讨伐楚国为由召集诸侯，而

译为了防备来犯之敌，就不算完成讨伐了。

刘卷去世。（“卷”读作“权”）

译集说【杜预说：“这就是刘蚠。刘子奉命出使召陵结盟，死后天子为同盟国通告，所以不写全他的爵位。”孔颖达说：“《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传记载：‘单子拥立刘蚠。’说的就是这个人。周王朝的公卿去世，如果不向鲁国通告，鲁国就不会去吊唁守丧。《春秋》文公三年记载王子虎去世，传文说：‘派人来通告，吊唁如同对待同盟国一样，这是合乎礼制的。’那是因为曾在翟泉结为同盟的缘故。这里也记载了刘子去世，说明是因为同盟的缘故。京畿之内的诸侯不得与外诸侯交往，必定不是刘邑的臣属来通告，可知是天子代为通告。天子通告臣下，只略说名和封地，不说‘刘子’，所以史书不写全他的爵位。”赵匡说：“京畿之内的诸侯不同于列国诸侯，所以不说‘刘子’。刘卷去世也讥讽其来通告，所以记载下来。”刘敞说：“刘卷是谁？是刘子。内大夫去世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他曾经参与诸侯的盟会，天子为他通告。为什么不写爵位？因为他是京畿之内的君主，爵位不世袭，所以不称爵位。那么为什么写他的名字？因为去世时跟随主人（天子）的称呼。”又说：“王者的制度，京畿内的诸侯受禄，外诸侯世袭，这是夏商周三代礼制中最看重的。经文中没有明确说明，观察刘卷去世的记载，就可以相信了。所以活着时称爵位，是受禄的意思；去世时称名字，是遵循正礼；下葬时称公，是主人的事。这难道是随便说的吗！”高闶说：“在召陵盟会结束后去世，由此可知皋鼬之盟是因为生病没有参加。”陈傅良说：“周王的卿士去世不记载，如果有关系到天下的大事就记载。在襄王的危难中有王子虎，在敬王的危难中有刘子。君子说：‘王室大概快要复兴了吧！’但这对周朝并没有挽救，所以特别记载他的去世。”家铉翁说：“刘子拥立两位君主，最终安定宗庙社稷，周朝二百四十年的大臣中没有能与他相比的，所以特别记载他的去世和下葬。”李廉说：“胡安国的传注，意义与尹氏、子虎相同，而陈傅良的说法也符合《春秋》意外之旨，不可不采纳。”汪克宽说：“各位儒者的说法认为刘子平定内乱，使周朝复辟，对王室有大功，所以特别记载他的去世和下葬。然而单旗不记载去世，而尹氏专权也记载去世，所以知道这是跟随通告的缘故】

【按：召陵之盟，刘子参加了，所以他去世时，派人来鲁国通告，鲁国史官就记载了。《公羊传》认为是鲁国主持盟会，《谷梁传》认为是为诸侯主持盟会，都不能采纳】

　　安葬杞悼公

　　楚国人包围蔡国

　　《左传》【秋天，楚国因为沈国的缘故包围蔡国】

集说【赵鹏飞说：“诸侯侵犯楚国，不足以救援蔡国，反而替蔡国招来楚国。现在蔡国被包围而晋国不救援，还做什么盟主呢？所以冬天蔡国向吴国求助以击败楚国，知道晋国不值得依靠】

晋国士鞅、卫国孔圉率领军队讨伐鲜虞【“圉”字，公羊作“圄”】

集说【许翰说：“谋划对付楚国而不能讨伐，盟救蔡国而不能救援，只讨伐中山，记载卿大夫和军队，彰显威势不能施加于强暴者，却施加于弱小者。”赵鹏飞说：“晋国讨伐楚国，是诸侯的利益，却是六卿的祸害，所以定公出征而六卿嫉妒他的功劳；推辞救援蔡国、轻视郑国，从而毁坏了成效。晋国讨伐鲜虞，是晋国的祸害，却是六卿的利益，所以荀氏、士氏、赵氏交替讨伐以显示他们的功绩】

　　安葬刘文公

集说【赵匡说：“刘文公是天子京畿之内的诸侯，列国不应当与他进行交往之礼，现在去吊唁守丧，是不合礼制的。”高闶说：“尹氏、王子虎都不记载下葬，这里记载下葬，是因为鲁国特别前往吊唁守丧。”李廉说：“天子的三公称公，曾经担任三公而有封地成为京畿诸侯的也称公，都是用地名配合‘公’字来说的，像祭公、周公、州公之类就是这样。天子的卿大夫有封地成为京畿诸侯的都称子，像温子、刘子、单子、尹子之类就是这样。然而周朝末年京畿诸侯去世都谥号为公，像成肃公、单平公都是这样，《春秋》因为刘文公的下葬，特别记载以标志他的僭越。活着称刘子，去世称刘卷，下葬称刘文公，都是圣人严谨的笔法。而何休注解《公羊传》，因为称公的缘故，认为刘子本来是外诸侯进入成为天子大夫，所以上面连系采邑，下面连系本爵，这种说法没有根据，不能采纳】

冬天十一个月庚午日，蔡侯率领吴子与楚人在柏举交战，楚军大败，楚囊瓦出逃到郑国【“柏举”，公羊作“伯莒”，谷梁作“伯举”。吴国开始称子、记载战争。柏举，杜预注：楚地地名。《胜志》说：麻城县东北三十里有柏子山，县东南有举水，柏举的名字，大概是合并柏山、举水而得来的。这种说法不知有什么根据。按传文：子常渡过汉水，从小别山到大别山，又三次交战而在柏举列阵，这是在汉水的东北，其地应该在麻城境内】《左传》【伍员担任吴国行人以图谋楚国。楚国杀害郤宛时，伯氏的族人出逃。伯州犁的孙子嚭担任吴国大宰以图谋楚国。楚国自从昭王即位以来，没有一年没有吴国军队。蔡侯借此机会，把他的儿子干和他的大夫的儿子作为人质送到吴国。冬天，蔡侯、吴子、唐侯讨伐楚国，把船停在淮水弯曲处，从豫章起兵进攻楚国，夹击汉水。左司马戍对子常说：‘您防备汉水并与他们上下呼应，我出动方城外的军队摧毁他们的船只，回来堵塞大隧、直辕、冥阨。您渡过汉水讨伐他们，我从后面攻击他们，必定大败他们。’】

译谋划既定，便付诸行动。武城黑对子常说：“吴国军队擅长使用木器（舟船），我们擅长使用皮革（车马），这种对峙不能持久，不如速战速决。”史皇对子常说：“楚国人厌恶您而拥戴司马。如果司马在淮河烧毁吴国的战船，堵塞城口进入，就能独自击败吴国。您务必速战，否则，您就难免灾祸。”于是渡过汉水摆开阵势，从小别山到大别山，进行了三次交战。子常知道无法取胜，想要逃跑。史皇说：“既然谋求担任这个职务，遇到危难就逃避，那将逃往何处？您务必战死，起初的罪过才能全部免除。”十一月庚午日，两军在柏举摆开阵势。阖闾的弟弟夫概王清晨向阖闾请求说：“楚国的令尹子常不仁，他的臣下没有死战的意志，我们先发起攻击，他们的士兵必定逃跑，然后大军随后跟进，必定能取胜。”阖闾不答应。夫概王说：“所谓臣子遵循道义行事，不等待命令，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今天我即使战死，楚国也可以攻入。”他率领自己的五千部众首先攻击子常的士兵，子常的士兵逃跑，楚军大乱，吴军大败楚军。子常逃往郑国，史皇带着他的战车战马战死。大隧、直辕、冥阨，《通鉴地理通释》说：“这是义阳三关。”《左传》中的大隧就是黄岘，直辕、冥阨就是武阳、平靖。黄岘现在叫九里关，在信阳军以南一百里；武阳在今天的大寨岭，在信阳军东南九十里；平靖现在叫行者陂，在信阳军以南七十五里。按：魏国设置义阳郡，义阳有三关的险塞，义阳在宋代为信阳军，即今天的信阳州，属于河南汝宁府。小别是山名，现在在湖广汉阳府汉川县北，又名甑山。大别是山名，现在在湖广汉阳府汉阳县东北，又名鲁山。

译胡安国说：荆楚地区暴虐横行，作为盟主的晋国不能对其进行讨伐，周天子也不能传达他的命令，楚国长期作恶而不悔改，又兴兵包围蔡国，这是王法应当讨伐而不赦免的。晋国主持中原的盟会，是诸侯所仰仗的，就像嘉谷盼望雨水一样。向晋国请求援助，像那样困难；吴国是天下最强大的，不是诸侯所能左右的。向吴国请求援助却像这样容易。所以在召陵的盟会上，大规模会合诸侯而记载为“侵楚”；在柏举之战中，蔡国使用吴国的军队，特别记载为“以”，这是深深谴责晋国人保全私利而抛弃道义，难以救援蔡国。然而为什么不说是“救”呢？“救”的含义重大。阖闾、伍子胥、伯嚭都怀有图谋楚国的心，蔡国人前往请求，恰逢其时，并没有救灾恤邻、遵从王室命令的实情。囊瓦贪婪而导致国家败亡，又不能为国死节，卑贱到了极点。所以记载他出逃，特别贬低而称他为“人”，《春秋》的微言大义就显现出来了。

集说：杜预说：能够指挥军队左右进退叫做“以”，双方列阵交战叫做“战”，军队大败溃散叫做“败绩”。吴国为蔡国讨伐楚国，听从蔡国的计谋，所以记载为“蔡侯以吴子”，意思是能够指挥他。囊瓦被称为“人”，是因为贪婪导致失败，不能为国死难，罪责卑贱。《左传》昭公三十一年传中说：“六年十二月庚辰，吴国进入郢都。”现在记载为十一月，是连同闰月一起计算的。孙复说：“以”是请求军队并使用它。晋国会合十八个国家的君主，不能救援蔡国讨伐楚国；吴国能够救援蔡国讨伐楚国。这是吴国和晋国的事，强弱的形势，明显可见。所以从此以后，诸侯无论大小都尊奉吴国。黄仲炎说：记载为“蔡侯以吴子”，大概是计谋出于蔡侯而吴国为他所用。家铉翁说：自从楚昭王继位，把国家大事都托付给囊瓦，他贪财没有满足的时候，杀人也不忌讳，以至于内外离心叛离，没有斗志，因此有了吴军入郢的祸患。国家破败君主逃跑，囊瓦不能死节，又不能与君主一起行动，抱头鼠窜，作为苟且偷生的计策，罪过不可胜数。《春秋》在柏举战败之后，记载囊瓦出逃，是诛责大臣败坏国家却保全性命的行为。李廉说：这条记载战争写“楚人”，败绩写“师”，出逃写“名”，与城濮之战写“人”，败绩写“师”，杀其大夫写“名”，是同样的书法。因为子玉、子常的罪过固然相同，而楚国轻率任用人才，导致军队失败、民众伤亡，前后是一样的。汪克宽说：《春秋》记载“以师”的有三处：桓公十四年“宋以齐、蔡、卫、陈伐郑”，僖公二十六年“鲁以楚师伐齐”，这一年“蔡以吴子战楚”。王樵说：考察楚国欺凌中原各国，陈国、蔡国尤其遭受其毒害，曾经被灭国改为县，对于蔡国，诱骗般并杀死他，在冈山使用隐太子，驱逐朝吴，放逐侯朱、东国，客死在吴国。又因为囊瓦索要美裘，蔡侯不给，被囚禁在南郢，几年后才放他回来，仇恨耻辱到了极点。所以蔡侯愤慨地向晋国请求军队，晋国不值得依靠，便向吴国请求军队。吴王为他兴兵，在柏举大败楚军，囊瓦逃到郑国，于是蔡国人几代的仇恨怨恨稍微得以伸张。《春秋》记载“蔡侯以吴子”，是为了伸张蔡国的正义。吴王亲自率领军队，君主身份重于军队，所以不得不记载为“以吴子”。胡安国却说吴国进而称“子”，是赞许他讨伐楚国、解除蔡国围困、成就伯讨的功劳，这误解了经文的意图。

【按：柏举之战，蔡国使用吴国军队打败楚国，圣人嘉许这件事，所以记载为“蔡侯以吴子”。《胡传》依据《公羊传》、《谷梁传》，认为称“子”是为了褒扬吴国，这是不对的。王樵驳斥得很明白，现在删去《公羊传》、《谷梁传》的内容而节录保存《胡传》】

庚辰，吴国进入郢都【《公羊传》、《谷梁传》作“楚”】

《左传》：吴国追赶楚军到达清发水，将要攻击他们。夫概王说：“被困的野兽尚且会搏斗，何况人呢？如果知道无法逃脱而拼死抵抗，必定会打败我们。如果让先渡河的人知道可以免死，后面的人羡慕他们，就没有斗志了。等他们渡河过半时才可以攻击。”吴军听从了他的建议，又打败了楚军。楚人正在做饭，吴军赶到，楚人逃跑着去吃饭，吴军追赶他们，在雍澨打败了他们。经过五次战斗，吴军到达郢都。己卯日，楚昭王带着他的妹妹季芈和儿子公子申逃走，渡过睢水。鍼尹固与楚王同乘一条船，楚王让他点燃火象冲向吴军。庚辰日，吴军进入郢都，按次序占据宫殿。子山占据了令尹的宫殿，夫概王想攻打他，子山害怕而离开，夫概王进入了令尹的宫殿。左司马戍到达息地后返回，在雍澨打败吴军，受了伤。起初，左司马戍是阖闾的臣子，所以以被俘为耻。对他的臣下说：“谁能保全我的头颅？”吴句卑说：“我地位低贱，可以吗？”左司马说：“我确实失去了你，可以！”三次战斗都受了伤，说：“我已经没有用了。”吴句卑铺上布衣割下他的头并包裹好，藏起他的身体而带着他的头颅逃脱。楚昭王渡过睢水，渡过长江，进入云中。楚王睡觉时，盗贼攻击他，用戈击打楚王。王孙由于用背部抵挡，击中肩膀。楚王逃到郧地，钟建背着季芈跟随，由于慢慢苏醒后跟随。郧公辛的弟弟怀想杀死楚王，说：“平王杀了我的父亲，我杀他的儿子，不也可以吗？”辛说：“君主讨伐臣子，谁敢报仇？君主的命令，就是天命。如果死于天命，将向谁报仇？《诗经》说：‘柔软的不吞食，刚强的不吐出。不欺侮孤寡，不畏惧强暴。’只有仁人能做到。违背强权欺凌弱小，不是勇敢；趁人之危，不是仁爱；灭宗废祀，不是孝顺；行动没有好名声，不是智慧。如果一定要犯这些错误，我将杀了你。”斗辛和他的弟弟巢带着楚王逃到随国。吴国人追赶他们，

译对随国人说：“周王室的后代在汉水流域的，楚国确实已经杀尽。上天诱导他们，降罚于楚国，而您又驱逐他们，周王室有什么罪？您如果念及报答周王室，恩惠施及到我，以奖赏上天的意旨，那是您的恩惠。汉水北岸的土地，您确实占有它。”楚昭王在公宫北面，吴人在南面。子期长得像楚王，想逃跑让楚王代替自己成为俘虏，说：“把我交给他们，大王一定能免祸。”随国人占卜是否交出楚王，结果不吉利。于是随国拒绝吴国说：“因为随国偏僻弱小，而且紧挨着楚国，楚国确实保全了我们，世代都有盟誓，直到今天没有改变。如果因为苦难而抛弃他们，用什么来侍奉您？您的忧患，不仅仅是一个人。如果聚集楚国的边境，怎敢不听从命令？”吴国人于是退兵。鑪金起初在子期家做官，确实与随国订立了盟约。楚王召见他，他推辞说：“不敢把盟约当作私利。”楚王剖开子期的心，用来与随人结盟。起初，伍员与申包胥是朋友。伍员逃亡时，对申包胥说：“我一定能复兴楚国。”申包胥说：“努力吧，您能复兴楚国，我一定能振兴它。”等到楚昭王在随国时，申包胥到秦国请求出兵，说：“吴国像大猪长蛇，接连吞食中原大国，暴虐始于楚国。我们国君失去了社稷，流落在荒野，派下臣来告急，说：‘夷狄的贪欲没有满足，如果靠近您，就是边境的祸患。趁吴国还没有安定，您不妨夺取一部分土地。如果楚国最终灭亡，那也是您的土地。如果凭借您的威灵安抚它，世代侍奉您。’”秦伯派人辞谢说：“我听到了命令。您暂且住在馆舍，我将考虑后告知。”申包胥回答说：“我们国君流落在荒野，还没有安身之所，下臣怎敢就安心居住？”他站立着靠在庭院的墙上哭泣，日夜不停，七天没有喝一口水。秦哀公为他吟诵《无衣》这首诗，申包胥九次顿首然后坐下。秦国的军队于是出兵。

译清发，杜预注为水名。《水经注》记载：涢水向南经过石岩山北边，也叫清水。晋朝镇南将军刘弘派遣牙将皮初在清水击败张昌，就是清发水。现在湖广德安府安陆县城西八十里有石门山，就是石岩山，涢水流经其下。雍澨，现在湖广安陆府京山县西南有三澨水，春秋时期的雍澨，就是其中之一。睢，杜预注：睢水发源于新城昌魏县东南，到枝江县流入长江，现在湖广安陆府当阳县北一里有沮水，相传就是楚昭王西渡的地方。云中，杜预注：云梦泽之中，所谓江南的梦泽。孔颖达疏：昭公三年，周王与郑伯在江南的梦泽打猎，指的就是这里。大概云梦泽横跨长江南北。

集说：杜预说：“进入他国土地称为‘入’。吴国不称‘子’，是史官略去文辞。”孔颖达说：“‘入’，是襄公十三年传中的条例。上文作战称‘吴子’，这里说‘吴入楚’，不称‘子’，就像成公二年郑国攻打许国、昭公十二年晋国攻打鲜虞一样，是史官略去文辞，没有特殊的义例。《公羊传》、《谷梁传》认为吴国在作战时称‘子’，是因为它担忧中原各国，所以进位称爵；等到它进入郢都，君主住在楚王的宫室，大夫住在楚国大夫的宫室，所以贬低而称‘吴’。《左传》没有这种含义，所以杜预提出异议并加以阐明。”赵匡说：“考察楚君不久就返回国家，国家没有断绝祭祀，所以不说‘灭’罢了，《谷梁传》妄加义理解说，不值得采纳。又说吴国不称‘子’，是不正它乘人之危而谋取大利，那么凡是所有‘入’他国的，都是乘人之危，为什么不全都指责他们谋取大利呢？”刘敞说：“《谷梁传》说：‘为什么不说是‘灭’？想要保存楚国。’不对。楚国实际上没有灭亡，应当说‘入’罢了，难道是《春秋》一定要保存它吗？”薛季宣说：“不写‘楚’而写‘郢’，显示楚国虽大，其都城尚且不能守住。”陈傅良说：“进入他国不写城邑名。进入楚国，却说‘入郢’，这不是得到国家的说法。”汪克宽说：“僖公二十八年晋侯侵犯曹国，丙午日进入曹国；文公十五年晋国郤缺攻打蔡国，戊申日进入蔡国，都写国名而不写地名。唯独这一年不写‘吴入楚’，而是用楚国的都城地名来写，恐怕是因为昭公三十一年‘吴其入郢’的文字而误写。《左传》在此后十五年楚国灭胡，也称吴国进入楚国，而不说‘入郢’，应当从《公羊传》、《谷梁传》作‘入楚’，在义理上颇为通达。”王樵说：“考察《公羊传》以前称‘子’为褒扬，以后不称‘子’为贬低，都不是经文的本意。吴国作为吴国自始至终一样，用它军队打败楚国的，是蔡人的愤恨；利用其有利时机进入郢都的，是吴人的志向。《春秋》以前称‘子’，不是进位褒扬，因为写了‘蔡侯’，那么文辞不得不这样。后来写‘吴入郢’，也是依据事实而书写。诸儒拘泥于一个字见褒贬的说法，所以忽然称‘吴子’，忽然贬低‘吴’，而对于圣人伸张蔡侯、哀伤中原各国的微言大义，则不能阐发。”

【丙敬王十申五年】五年【晋定公七年、齐景公四十三年、卫灵公三十年、蔡昭公十四年、郑献公九年、曹靖公露元年、陈怀公桞元年、〇僖公过元年、宋景公十二年、秦哀公三十二年、楚昭公十一年、吴阖庐十年】

春季周历三月，辛亥朔，发生日食【三月，鲁公作正月】

附录《左传》【五年春，周王的人杀死了子朝于楚国】

夏季，把粮食送给蔡国。

《左传》【夏季，把粮食送给蔡国，因为周王室急迫，怜悯其没有物资】

《公羊传》【谁送的？诸侯送的。为什么不说是诸侯送的？因为诸侯陆续到达，无法按顺序排列，所以说‘我’】

《谷梁传》【诸侯没有粮食，诸侯互相赠送粮食，是正当的。谁送的？诸侯。不说‘送给他’，是专断的言辞，义理近便】

集说：杜预说：蔡国被楚国围困，饥荒匮乏，所以鲁国送粮食给它。孔颖达说：《公羊传》说：“诸侯陆续到达，无法按顺序排列，所以说‘我’。”《谷梁传》也是这样。贾逵采纳那种说法，说不写所防后。杜预认为经文只说“周亟矜无资”，自己解释鲁国送粮食的意思，不说诸侯送。诸侯或许也送了，但这部经书所写的，其意图不及诸侯，所以显明并区别开来，说鲁国送粮食。石介说：《春秋》贵义不贵惠，小仁，施予者是大仁贼。蔡国被楚国羞辱而不能救援，现在看到楚国败吴国胜，才送粮食给蔡国，只是畏惧吴国而已，没有救灾的实情，小恩惠不值得珍贵。高闶说：患难相救，有无相济，这是诸侯的正道。《春秋》时代，互相攻伐消灭，这种道义不行了。但当时，诸侯不向天子进贡职贡，致使天王向诸侯求助，就知道鲁国送粮食给蔡国，不是救济其灾难而赈济其匮乏，而是因为蔡国与吴国相互援助而打败楚国进入郢都，所以鲁国畏惧而贿赂它，圣人因此追溯其意图而谴责它。胡宁说：两传都称诸侯送粮食给蔡国，其简略而不排序，为什么呢？蔡国被楚国人困住，则环顾而不能救援；吴国已经攻破楚国进入郢都，解除了蔡国的围困，然后相率送粮食给它，不是救灾恤邻遵从简书之道。所以特意写鲁国而不排序诸侯，显示此事的末节。汪克宽说：昭公二十五年输送粮食给周王不写，因为诸侯送粮食给周王，是常事。襄公三十年在澶渊会盟，谋划补偿宋国所丧失的而归还其财物，则写为“宋灾故”，因为宋国灾荒而送

译财物，不是应当急于获取的东西。这一年诸侯向蔡国输送粮食，但《春秋》没有记载“诸侯”，是因为他们没能救助蔡国的危难，只是白白地向蔡国输送粮食罢了，所以简略地记载，这与“城楚丘”、“戍陈”的含义相同。有人认为诸侯输送粮食符合先王的制度，而《春秋》记载“归”是为了赞美他们，这是错误的。如果凡是记载“归”都是美辞，那么“归舍”和“赗”也可以算是美辞吗？考察《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诸侯输送粮食，杜预为《左传》作注认为是鲁国输送粮食，两种说法不同。孔颖达说：“诸侯或许也输送了粮食”，并没有说《公羊传》和《谷梁传》一定没有依据。大概是因为晋国以霸主的身份向同盟国发号施令，而鲁国和诸侯都奉行命令，《春秋》经文中记载的是鲁国的事，但诸侯也包含在其中，所以三传的说法可以并存。

译于越攻入吴国。

《左传》【越国攻入吴国，当时吴国在楚国境内。】

《集说》【杜预说：“于”是发语词。孔颖达说：“《公羊传》说：‘于越是什么？越是什么？于越，是不能用其通称来命名的；越，是能用其通称来命名的。’其意是说越与于越在书写上有所不同，事情有褒贬之分。《左传》没有这种义例，越国言语中有这个发语词，史官有时纠正其名称，有时顺从其俗，越与于越，史官用词不同，没有固定的义例。”陈傅良说：“以前称越人，现在称于越，是恢复其旧称。吴楚相争之后，越国进入中原，昭公五年常寿过开始见于经书，而屡次称人，后三十年攻入吴国，不再称人了。”李廉说：“刘敞说：‘于越，是越国自称；越，是中原各国称之。’考察经文，攻入吴国、打败吴国，都是越人来报告，所以书写于越；吴国攻打越国，则是吴人来报告，所以只书写越。刘敞的说法更为合理。”汪克宽说：“汲冢《周书》《王防篇》有东越、于越，或许是当时的称呼吧。】

六月丙申日，季孙意如去世。

《左传》【六月，季平子巡视东野，回来还未到，丙申日，在房地去世。阳虎想用璵璠玉敛葬他，仲梁怀不给他，说：“改变步态就要改变佩玉。”阳虎想驱逐他，告诉了公山不狃。不狃说：“他为您做事，您有什么可怨恨的呢？”安葬之后，桓子巡视东野，到达费地，子泄担任费宰，在郊外迎接慰劳，桓子对他很恭敬。慰劳仲梁怀，仲梁怀不恭敬。子泄生气，对阳虎说：“您去执行吧。】

【东野，杜注：“季氏的封邑，大概东野及房都是靠近费地的地方。”】

《胡传》【国内大夫有罪，被讨伐则不书卒，公子翚就是这样。仲遂杀了恶及视，罪与翚相同，而书卒，是因为事情变化而卒之。意如呢？因为书卒显示定公不讨伐逐君之贼，把他当作大夫，保全始终之礼。定公虽然从季氏那里接受国家，如果有叔孙婼的见识，不奖赏私劳，惩治意如，以明君臣之义，那么三纲可以端正，公室就强大了。现在如果贪图利益而忘记仇敌，三纲灭绝，公室更加被侵夺，陪臣执掌政令，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意如书卒，主人习惯读经而问其传，就不知道自己有过错了。】

《集说》【刘敞说：“意如驱逐国君，死为什么书卒？”有人说：“是定公的大夫。”有人说：“不嫌恶。有待贬绝而罪恶显现的，贬绝以显现罪恶；有不待贬绝而罪恶显现的，不贬绝以显现罪恶。”又说：“如果定公真能明君臣之义，不奖赏私劳，讨伐先君之贼，惩治季氏，那么意如就不能免罪了。所以虽然逆取而顺守，也还算贤明。现在完全不是这样，贪图利益而忘记耻辱，侥幸于祸患而忘记仇敌，说意如是定公的大夫，不也合适吗？”杜谔说：“在桓公之年书公子翚，是为了贬低桓公；在宣公之年书公子遂，是为了讥讽宣公；在这一年书季孙意如卒，是为了痛恨定公。”家翁说：“翚的死不书，遂的死除去族，意如以常礼书卒，为什么呢？说：记载定公不能为君兄讨贼，而对待意如很厚道。桓公、宣公预闻弑君，所以不以讨贼责之。定公虽然没有预闻逐君，但怀有贼臣的私恩，所以修饰其终者厚于他人。所以以大夫之常书卒意如，是不贬之贬。”】

秋七月壬子日，叔孙不敢去世。

《集说》【季氏本说：“季平子、叔孙成子去世，桓子、武叔都年幼，国命被阳虎执掌。”】

附录《左传》【申包胥带着秦军到达，秦子蒲、子虎率领五百辆战车来救楚。子蒲说：“我还不知道吴国的道路。”让楚人先与吴人交战，而自己从稷地防备，在沂地大败夫概王。吴人在柏举抓获防射，他的儿子率领奔徒跟随子西，在军祥打败吴军。秋七月，子期、子蒲灭掉唐国。九月，夫概王回来，自立为王，与王交战而败，逃奔楚国，成为堂溪氏。吴军在雍澨打败楚军，秦军又打败吴军。吴军驻扎在麇地，子期将要焚烧它，子西说：“父兄亲人暴露骸骨，不能收殓，又焚烧他们，不可以。”子期说：“国家灭亡了，死者如果有知，可以歆享旧祀，难道害怕焚烧他们吗？”焚烧之后，又交战，吴军败。又在公婿之溪交战，吴军大败，吴子于是回国。囚禁闉舆罢，闉舆罢请求先行，于是逃归。叶公诸梁的弟弟后臧，跟随他的母亲在吴国，不等待就回来。叶公始终不正眼看他。乙亥日，阳虎囚禁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驱逐仲梁怀。冬十月丁亥日，杀公何藐。己丑日，在稷门之内与桓子盟誓。庚寅日，大诅咒，驱逐公父歜及秦遄，都逃奔齐国。楚王进入郢都。起初，斗辛听说吴国人争夺宫室，说：“我听说，不让则不和，不和不可以远征。吴国在楚国争夺，必定有乱。有】

【乱则必归，焉能定？楚王逃奔随国时，将要渡过成臼。蓝尹亹渡他的家眷，不给王船。到达宁地，王想杀他。子西说：“子常只因为思念旧怨而失败，君主为什么要效仿他呢？”王说：“好。让他恢复其

译“所，吾以志前恶。”楚王赏赐了鬬辛、王孙由于、王孙圉、钟建、鬬巢、申包胥、王孙贾、宋木、鬬懐。子西说：“请赦免鬬懐吧。”楚王说：“以大德消除小怨，这是正道。”申包胥说：“我是为了国君，不是为了自己。国君已经安定，我还求什么呢？况且我怨恨子旗，难道还要为他做事吗？”于是逃避了赏赐。楚王打算将季芈嫁出去，季芈推辞说：“之所以成为女子，就是要远离男子。钟建背着我逃难。”于是将季芈嫁给钟建，任命他为乐尹。楚王在随国时，子西为楚王准备车马服饰，在脾泄保卫路国，听到楚王的所在后才跟随楚王。楚王派由于修筑防城，他完成使命回来。子西询问城墙的高度和厚度，由于不知道。子西说：“不能像言辞那样应对。修筑城墙不知道高厚、大小，还知道什么？”由于回答说：“我本来推辞说不能，是您命令我的。人各有能，也各有不能。大王在云中遭遇盗贼，我承受了戈矛的攻击，那伤痕还在。”他袒露上身展示背上的伤痕，说：“这是我所能做的。脾泄那件事，我也不能做。”

译稷，杜预注：楚地，应当在河南南阳府桐柏县境内。沂，杜预注：楚地。军祥，杜预注：楚地，应当在湖广随州西南。堂谿，楚地。《水经注》记载：灈水发源于汝南吴房县，吴房西北有堂谿城，就是这里。吴房原本是房子国，楚国封夫概于此，所以叫吴房。如今汝宁府遂平县西吴房故城北有堂谿城。防，杜预注：地名，如今湖广岳州府巴陵县东有防城。公婿之谿，杜预注：楚国地名。成臼，杜预注：江夏竟陵县有臼水，发源于聊屈山，向西南流入汉水，如今湖广汉阳府汉川县有臼水，也叫臼子河，向西南与汉水汇合。脾泄，杜预注：楚地，靠近郢都，应当在如今荆州府境内。

冬季，晋国士鞅率领军队包围鲜虞。

《左传》记载：“晋国士鞅包围鲜虞，是为了报复观虎之战。”

集说【许氏翰说：“晋国因为土地的原因，放纵军队横加侵犯鲜虞，却不能使其屈服，于是又包围它，军队更加愤恨，道义更加不能取胜，君子因此厌恶晋国。”赵氏鹏飞说：“士鞅前日讨伐鲜虞，现在又包围它，士鞅是想立功。鲜虞有什么罪呢？”】

【丁敬王十酉六年】六年【晋定公八年、齐景公四十四年、卫灵公三十一年、蔡昭公十五年、郑献公十年、曹靖公二年、陈怀公二年、〖僖公二年、宋景公十三年、秦哀公三十三年、楚昭王十二年、吴阖庐十一年】

春季，周历正月，癸亥日，郑国游速率领军队灭亡许国，把许国国君许男斯俘虏回来【“速”字，公羊传作“遬”，后面相同】。《左传》记载：“定公六年春季，郑国灭亡许国，是趁着楚国战败的缘故。”

集说【高氏闶说：“许国依靠楚国来巩固自己的国家，以至于四次迁徙。郑国游速只出动偏师，就灭亡了许国并俘虏了国君，楚国虽然不能保全许国，但郑国的肆意暴虐也太严重了。”张氏洽说：“许国自从隐公十一年齐鲁郑军入侵以来，大体上因为与郑国为邻而受困。到成公十五年，畏惧郑国而迁到叶地，昭公九年迁到夷地，十八年迁到析地，定公四年又从析地迁到容城以依附楚国。不到三年，楚国被吴国困扰，郑国于是灭亡了许国。然而哀公元年以后许国再次出现，是因为楚国又保全了它。太岳的后代，其灭亡是因为受到郑国侵害，其存续是因为倚仗楚国，不过百年，韩国于是灭亡了郑国，也是有原因的。”赵氏鹏飞说：“郑国虐待许国很久了，许国依靠楚国来对抗郑国，四次迁徙而依附楚国。如今吴国攻入郢都，楚国几乎成为废墟，许国还有什么可倚仗的呢？这就是它最终被郑国灭亡的原因。治理内部以自强的人，内部稳固则四邻畏惧；倚仗权势以自重的人，权势丧失则四邻憎恨。许国不能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以与邻邦结好，反而依靠屡次迁徙来激怒仇敌郑国。楚国战败权势衰落，仇敌得志，一举而灭亡，这是自取灭亡。然而郑国只是个小邦，自身保全都不稳固，却贪图灭亡别人，其作恶本来就不该诛杀而已经暴虐了。许男名字被记载，是因为他没有死守社稷。”家氏〇翁说：“郑人对许国垂涎欲滴几乎两百年了。自从郑庄公畏惧周王诛杀，加入许国而不敢占有，是想等待时机。不久郑国内乱，许叔恢复了宗庙社稷。如今列国没有盟主，郑人肆意无道，灭亡同盟的国家，剪除太岳的后代，郑国的罪过太大了。”李氏廉说：“这是郑国背叛霸主的开始。自从隐公十一年郑国入侵许国，齐郑的党派联合，天下于是没有周王；自从定公六年郑国灭亡许国，齐郑的党派又联合，天下于是没有晋国。许国作为太岳的后裔，不能向郑国屈节，而甘心向楚国，其灭亡本来就应该。唯独到了这时晋楚都衰弱，春秋时代终结，那么世道的变迁也可感叹啊。”】

二月，鲁君入侵郑国。

《左传》记载：“二月，鲁君入侵郑国，夺取匡地，是为了替晋国讨伐郑国攻打胥靡之事。去时没有向卫国借道。等到返回时，阳虎让季孙、孟孙从南门进入，从东门出去，驻扎在豚泽。卫侯愤怒，派弥子瑕追赶他们。公叔文子老了，坐着车去见卫侯，说：‘责怪别人却效仿他，是不合礼的。昭公之难时，您打算用文公的舒鼎，成公的昭兆，定公的鞶鉴，如果可以用来接纳他，选择使用其中一个。公子和二三臣的儿子，诸侯如果担忧他，将把他们作为人质。这是群臣所听说的。现在您打算因为小忿恨而防备旧德，恐怕不可以吧？大姒的儿子，只有周公、康叔最为和睦，却效仿小人而抛弃他们，不也是诬蔑吗？上天将增加阳虎的罪过以使他毙命，您暂且等待他，怎么样？’于是停止了追击。”

集说【孙氏复说：“内部有强臣的仇敌，外部与郑国结怨。”高氏闶说：“召陵之盟，口血未干，而郑国保护囊瓦灭亡许国，所以晋国命令鲁君兴师讨伐它。这时季孙斯刚继承卿位，陪臣阳虎掌握国政，又迫于晋国命令，进退都不由鲁君决定。”李氏廉说：“自从宣公十八年记载鲁君讨伐〖之后，鲁国没有君主亲自率领军队八十年，到这时才第一次入侵郑国，第二次入侵齐国，一次包围成地，都记载鲁君，这是三桓势力衰微的征兆。然而本来不是公室能够振作，实在是因为陪臣公山不狃、侯犯、阳虎专权，所以借鲁君之名出兵。当时晋国霸权已失，诸侯都背离，只有鲁国没有背叛，所以入侵郑国、入侵卫国的军队虽然出于晋国命令，而阳虎之徒好勇、吝啬于祸患，以逞其欲望，春秋都记载‘侵’以记录其无名出兵，而辅助霸主的不是正道。这与成公

译定公六年两次入侵宋国，其记载方式相同；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奉周天子之命讨伐周天子的属国，为什么不用“伐”字呢？汪氏克宽说：“定公亲自率领军队去讨伐郑国的叛乱之人，本来含有奖助王室的意义，然而他不能声讨罪状而正式征讨，只是暗中出兵掠夺边境，所以不记载为‘伐’而记载为‘侵’。从季孙将俘虏献给晋国这件事来看，实际上是迫于霸主命令，并没有奖助周天子的实际诚意。况且当时家臣掌握国家命脉，兵权也不属于国君。”

译鲁公从侵郑的军事行动中回国。

集说【高闶说：“鲁公国内有强臣，不能讨伐，反而替晋国去讨伐郑国，对内对外都结下怨恨，这是危险的做法。”张洽说：“阳虎专权，想在邻国挑起事端，假使卫侯不听公叔发的劝告，鲁国的军队就危险了，所以《春秋》记载此事以警示。”季本说：“阳虎实际上是这次谋划的主使，鲁国的兵权掌握在各位卿大夫手中，而阳虎这个陪臣以三桓专权用兵为借口，想要窃取兵权，从此以后就常常让国君亲自率领军队了。”】

夏季，季孙斯、仲孙何忌前往晋国。

左传【夏季，季桓子前往晋国，进献从郑国俘获的战利品。阳虎强行派孟懿子去答谢晋国夫人赠送的礼物。晋国人同时宴请他们。孟孙站在房门外，对范献子说：“如果阳虎不能在鲁国立足，而到晋国来寻求庇护，我如果不让他当中军司马，有先君在上作证！”范献子说：“我们国君有现成的官员，将任用合适的人选，鞅（范献子名）知道什么呢？”范献子对赵简子说：“鲁国人厌恶阳虎了。孟孙知道他的罪过，认为他一定会逃到晋国，所以强行替他请求，以便让他进入晋国。”】

集说【刘敞说：“阳虎是个陪臣，却把持国家命脉，想要颠覆公室以自立，已经三代人了。事情没成功，所以盗取宝玉和大弓逃跑。《春秋》追溯祸乱的根源，从这两位使者开始。凭借这两位使者的力量，专断国政、挟制国君，而阳虎能控制他们，让他们进就进，让他们退就退，如同仆役奴隶一样，却没有人告诫他们，反而又替他们胁迫请求于霸主之国，这种无所顾忌，必定是作乱的征兆。虽然如此，如果不借助晋国的权势，乱事也发动不起来。《春秋》彰显往事、考察未来，在细微之处谨慎，所以借这件事来宣扬其旨意，推究其旨意以显现其变化。子恶的死、阳虎的盗窃，都是篡位亡国的祸患。如果祸患严重，必定记录它；记录它，所以必定从祸患的起源开始。”高闶说：“一位卿出使，可以兼办其他事务，难道每件事都要派一位卿吗？所以多次列举，显示两位卿被阳虎所控制。唉！天子衰微，诸侯僭越；诸侯衰微，大夫欺凌；大夫衰微，陪臣胁迫，这是事理发展的必然趋势。”李廉说：“《春秋》记载本国卿大夫同时出使的，只有文公十八年的公子遂、叔孙得臣，以及这一年的季孙斯、仲孙何忌。胡安国对于公子遂的事，认为是变文以记载副使，想要引起读者的注意以看清事情真相。这里难道没有引起注意的地方吗？大概公子遂、叔孙得臣的同时出使，是仲遂邪谋的开端；而季孙斯、仲孙何忌的同时出使，也是阳虎专权的作为。读者不可不仔细考察。”】

附录左传【四月己丑日，吴国太子终累击败楚国的水军，俘获潘子臣、小惟子及七位大夫。楚国非常恐惧，担心亡国。子期又率领陵师在繁阳战败。令尹子西高兴地说：“现在可以有所作为了。”于是将郢都迁到鄀地，并改革政令，以安定楚国。周国的儋翩率领王子朝的党徒，借助郑国人想在周王室作乱。郑国因此攻打冯、滑、胥靡、负黍、狐人、阙外。六月，晋国的阎没戍守周王室，并且修筑胥靡的城墙。”冯，杜预注：周国的城邑。《朿观汉记》说：“魏国分封的华侯，华侯的孙子长卿在冯城受封，就是这里。”负黍，杜预注：周国的城邑。阳城县西南有负黍亭。现在河南府登封县有负黍聚，又名黄城，就是这里。狐人，杜预注：周国的城邑。《后汉志》：颍阴县有狐宗乡，是古代的狐人亭。在现在河南闻封府许州临颍县。阙外，杜预注：周国的城邑。就是伊阙外面的城邑。在现在河南河南府洛阳县南阙塞山下。】

集说【杜预说：“郑国攻打周国的六个城邑，在鲁国攻打郑国夺取匡邑之前，在这里记载，是为了引出戍守周王室的事。”】

秋季，晋国人拘捕了宋国的行人乐祁犂。

左传【秋季八月，宋国的乐祁对景公说：“诸侯中只有我们侍奉晋国，现在如果不派使者前往，晋国可能会怨恨。”乐祁告诉他的家臣陈寅。陈寅说：“一定要让您前往。”过了几天，国君对乐祁说：“只有寡人喜欢你的话，你一定要去。”陈寅说：“您立好继承人再出发，我的家室也不会灭亡，希望您也认为我是明知困难而前行。”乐祁在溷水边出发。赵简子在绵上迎接他，并在那里饮酒，乐祁献给赵简子六十副杨木盾牌。陈寅说：“从前我的主人是范氏，现在您的主人是赵氏，又有进献，用杨木盾牌招致祸患，是不可以的。既然这样，您死在晋国，子孙必定能在宋国得志。”范献子对晋侯说：“奉国君命令越境出使，没等到传达使命就私下饮酒，不恭敬两位国君，不可不讨伐。”于是拘捕了乐祁。】

胡传【称“人”来拘捕，不是霸主的讨伐。拘捕并非没有名义，为什么说不是霸主的讨伐呢？如果范氏、赵氏正和睦，都有进献，就不会拘捕他了。拘捕别国的使者，出于列卿的私意，威福的大权转移了。三家分晋而靖公被废为平民，难道是一朝一夕的原因吗？】

集说【张洽说：“诸侯中只有宋国侍奉晋国，害怕讨伐而派遣使者，晋国用善意接待以安抚他，还担心他不来，而大夫们贪求财货、争夺权利，最终使来者被拘捕，叛乱者得志，晋国的乱政频繁施行，霸业因此断绝。”家铉翁说：“皋鼬之盟，诸侯都离散，只有宋国侍奉晋国，却拘捕他的使者，大概晋国的卿大夫只听从贿赂，贿赂不到，祸患就随之而来。”李廉说：“经文中记载拘捕使者的有六次，详见襄公十一年，这是晋国三卿内部叛乱的开始，也是宋国背叛霸主的开始。”黄正宪说：“

译晋国卿大夫贪财争权，擅自拘捕国使，本来应当称其人名以表示贬斥。然而乐祁犂没有传达君命就先饮酒、通贿赂，把私交看得重，把国事看得轻，已经失去了使者的职分，所以称他为“行人”，不称其官职，这是应当被拘捕的。杜预认为这不是他的罪过，这就失去了《春秋》的防微杜渐之意了。”严氏唘隆说：“晋国自从八卿专权以来，乐氏、郤氏、韩氏、魏氏、赵氏、知氏、范氏、中行氏依次统领中军，各位卿大夫按次序接受任命，由来已久了。自从中行偃执政，才开始有偏将违背上级命令的情况，赵武以后，他们的权势更加卑微。黄父之盟，执政的是韩起，而赵鞅主张接纳周王的话；适歴之盟，执政的是魏舒，而范鞅主张召见季孙；修筑成周的工程，执政的是魏舒，而韩不信主张拘捕宋国的仲几；召陵之役，执政的是范鞅，而荀寅主张索取蔡国的财物。下级凌驾于上级之上，上级厌恶下级，倾轧的阴谋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如今范鞅执政，而赵鞅迎接乐祁犂并让他饮酒，这是想要夺取执政的权力，并不是为了一个宋国行人争得失。范鞅知道这一点，所以一定要拘捕乐祁犂，发泄他的怒气，以此来挫败赵鞅的阴谋。从此怨恨仇视和猜疑越积越多，因此赵鞅执政时，就怀疑范氏、中行氏逼迫他而一定要除掉他们，内外相争达八年之久，联合天下诸侯与赵氏为敌，而晋国的动乱于是不可制止，从此三家分晋的局势形成了。”

译冬天，修筑中城。

集说【陆淳说：“《谷梁传》说：‘三家势力扩张，扩张意味着时间长久。’此时阳虎掌权，三家势力开始衰落，怎么能说扩张呢？又说：‘不是为了役使外邑的百姓。’况且进入春秋时期已经二百多年了，难道没有城墙损坏需要重修的情况吗？修筑城墙有什么可讥讽的呢？既然不是新建，怎么能讥讽役使外邑百姓呢？高闶说：“鲁公所有的，只有中城而已。成公九年已经修筑过了，这次再次修筑，是因为外面有齐国、郑国的怨恨，所以恐惧而修筑城墙。”汪克宽说：“此时政令在三家手中，公室没有百姓，定公怎么能役使众人修城来防备外患呢？大概是阳虎想要除去三家，所以借口恐惧齐郑而修筑中城，将要挟持定公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季孙斯、仲孙忌率领军队包围郓地。

集说【杜预说：何忌为什么不称“何”？这是文字缺失。郓地背叛鲁国依附齐国，所以包围它。刘敞说：《公羊传》说“讥讽双字名”，其意思是认为双字名难以避讳。古代即使君主的名字，臣子也不避讳；父亲的名字，儿子也不避讳。到了周代，臣子避讳君主的名字，儿子避讳父亲的名字，但还是只避讳死后的称呼，不避讳生前的称呼；避讳完全相同的字，不避讳相近的字。双字名就不能完全避讳了。孔子的母亲名叫徵在，说徵不说在，说在不说徵，连孔子都不完全避讳双字名，何况其他人呢！自己不能避讳双字名，反而讥讽别人的双字名，这合乎情理吗！高闶说：郓地自从昭公二十五年齐侯夺取它用来安置昭公，三十年郓地溃散，于是背叛鲁国依附齐国。到这时两位卿大夫包围它想要重新夺取，大概是阳虎想要倾覆季氏来谋取政权。季孙、仲孙包围郓地而说是阳虎的主意，是因为阳虎专权于季氏，季氏专权于鲁国。仲孙忌为什么这样做呢？黄仲炎说：仲孙忌不称“何”，杜预说“文字缺失”，是对的。《公羊传》认为是讥讽双字名，是荒谬的。《春秋》中列国君主大夫双字名的很多，为什么唯独在这里讥讽呢！家铉翁说：齐国夺取郓地固然不对，而两位卿大夫包围它也不对。作为定公应当用善意的言辞告诉齐国，说：“我们先君失去宗庙社稷，您夺取郓地来安置他，鲁国确实承受了您的恩赐。现在郓地溃散了，寡人想要恢复旧有的疆界，大胆向执事请求。”凭借景公的贤明，一定会归还它，不应该立即动用军队。第二年国夏讨伐西鄙，从此连年交战，大概是从这次战役开始的。”】

附录《左传》【阳虎又在周社让定公和三桓结盟，在亳社让国人结盟，在五父之衢诅咒。冬天十二月，周天子居住在姑莸，是为了躲避儋翩的叛乱。】

【姑莸，杜注：周地。】

【戊，周敬王七年】七年【晋定公九年、齐景公四十五年、卫灵公三十二年、蔡昭公十六年、郑献公十一年、曹靖公三年、陈怀公三年、〇僖公三年、宋景公十四年、秦哀公三十四年、楚昭王十三年、吴阖庐十二年】

春天，周王正月。

附录《左传》【七年春天二月，周儋翩进入仪栗叛乱。齐人归还郓地、阳关，阳虎占据它们来把持政权。】仪栗，杜注：“周的城邑。”郓、阳关，杜注：“都是鲁国的城邑。”

夏天，四月。

附录《左传》【夏天四月，单武公、刘桓公在穷谷打败尹氏。】

秋天，齐侯、郑伯在咸地结盟【诸侯开始单独结盟】。

《左传》【秋天，齐侯、郑伯在咸地结盟，向卫国征调防御。】

集说【许翰说：“齐郑的结盟，是背叛晋国。霸业衰败，诸侯离散，离盟之后再次结盟，记载这件事，大概从此中国没有殷勤的防备了。”陈傅良说：“单独结盟，自从齐桓公以来没有过，现在再次出现，诸侯没有主盟的人了。所以石门记载诸侯的聚合，咸地记载诸侯的离散。”家铉翁说：“在咸地、在沙地，是齐景公图谋霸业的开始。此时周天子躲避儋翩的祸难，出居姑莸，景公不能伸张勤王的道义，于是今天向郑国寻求，在咸地结盟，明天向卫国寻求，在沙地结盟，都是强迫别人顺从自己，不是心悦诚服，怎么能大小诸侯不约而同地都来呢？”陈深说：“此时齐晋两国互相较量强弱，晋国强则联合诸侯依附晋国，晋国弱则联合诸侯来加强自己，像鲁、卫、郑则视其为向背的标准。”李廉说：“这是齐景公图谋恢复霸业的开始，而郑国实际上左右着他。从此以后，有盟沙、盟曲濮、防安甫、盟黄、防牵、防洮，都是齐郑纠合的事情，可以与隐公初年对照来看。”】

齐人拘捕卫国行人北宫结，用来侵犯卫国。

集说【赵匡说：“《谷梁传》说：‘加重北宫结的罪责。’按：惯例执行人都记载，为什么唯独加重北宫结呢？”刘敞说：“善于治国的人，亲近而信任他，内部依附而外部归顺。卫侯欺骗群臣来欺骗晋国，残害百姓来侍奉齐国。齐国拘捕北宫结，固然不是霸主的讨伐，而卫国的不良更加严重。从这里看，孟子说：‘现在的诸侯，是五霸的罪人。’不也很可信吗？”汪克宽说：“齐侯称人，而又记载侵犯，所以加重贬斥他。挟诈恃力，难道是图谋霸业的正道吗？记载拘捕北宫结来侵犯卫国，与楚成王拘捕宋公来讨伐宋国，书法完全相同，圣人的意见可见了。”季本说：“在咸地结盟，征调卫国不至，派行人去谢罪。齐国拘捕他，称行人，不是使者的罪过。”】

齐侯、卫侯在沙地结盟【《公羊传》作沙泽】

译沙，杜注：阳平元城县东南有涉亭。晋太和五年，秦王猛围邺，慕容垂自沙亭屯内黄是也，在今元城县东】

译《左传》记载：卫侯想要背叛晋国，各位大夫不同意。卫侯派遣北宫结出使齐国，并私下对齐侯说：“抓住北宫结来侵犯我国。”齐侯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双方在琐地结盟。琐，杜预注解说就是沙地。《晋地道记》记载：元城县有琐阳城。

《集说》记载：许氏翰说：“齐国与卫国结盟，是背叛晋国的行为。晋定公末年，郑献公、卫灵公背叛晋国而依附齐国，齐国本可以称霸，但齐景公却不足以令人期望。”髙氏闶说：“抓住对方的使者，侵犯对方的国家，以此来求得结盟，这是胁迫结盟，还有什么信用可言呢！”家氏〇翁说：“从《春秋》经文来看，拘捕使者并施加军事压力，是胁迫结盟；从《左传》来看，卫国畏惧晋国，私下向齐侯请求，让齐侯拘捕其使者并侵犯卫国，然后才结盟，这是窃取盟约。像这样就能得到诸侯的拥戴，还不如停止这种行为。”呉氏澂说：“拘捕卫国的使者并与卫君结盟以背叛晋国，齐国和卫国的罪责是相等的。”李氏廉说：“这是齐国和卫国联合结党的开始。从此以后，先后在次地、垂葭、渠蒢结盟，直到哀公元年攻打晋国。当时晋国、楚国都处于衰弱的状态，吴国、越国的祸患尚未波及北方，如果齐景公真能继承齐桓公的霸业，尊奉王室，安抚各国，那么齐桓公的功业难道不能恢复吗？为什么今天的防备，明天的驻扎，无非是包藏祸心，以图谋晋国为事呢？”孔子曾说卫灵公无道，又说：“齐景公有马四千匹，死的时候，百姓没有什么可称颂的。”《春秋》多次记载而不删削，两位国君的罪过就显现出来了。严氏唘隆说：“天下有霸主，诸侯不敢私下结盟，私下结盟就是没有霸主。所以洮地之盟、向地之盟，是因为齐桓公已经去世；曹南之盟，是因为宋襄公图谋霸业；蒲隧之盟，是因为齐景公图谋霸业；虫地之盟，是因为宋元公时没有霸主。现在咸地之盟，又沙地之盟，这是郑国和卫国都背叛了晋国。”

举行大雩祭。

齐国国夏率领军队侵犯我国西部边境。

《左传》记载：齐国国夏侵犯我国，阳虎为季桓子驾车，公敛处父为孟懿子驾车，打算夜间袭击齐军。齐军听说后，埋伏起来等待他们。公敛处父说：“阳虎不图谋祸患，却一定要死。”苫夷说：“阳虎将两位大夫置于危难之中，不等候有司处理，我必定杀了你。”阳虎害怕，于是撤退，没有失败。

《集说》记载：许氏翰说：“东方诸侯中只有鲁国侍奉晋国，所以齐国攻打它。齐景公趁着晋国衰弱，不思考以德政来安抚诸侯，却想凭借武力征伐来确立霸权，这是知道时机或许可行，却不知道自身不可行的表现。”髙氏闶说：“齐国背叛晋国并与郑国结盟，所以替郑国攻打我国，并且报复两位卿大夫围困郓城之事。”家氏〇翁说：“鲁昭公流离颠沛，只依赖齐景公，这样过了五六年，最终齐景公不能为他出一支偏师前往鲁国边境，质问季孙意如的罪过。现在却兴起无名之师加于鲁国，应当做而不做，与不必攻打却攻打，失去了作为方伯的道理。《春秋》在咸、沙两次结盟之后记载国夏侵犯我国，都是贬斥。”李氏廉说：“齐国自襄公二十五年崔杼侵犯我国之后，四十多年军队未到鲁国，到现在再次出现，是因为晋国的霸权不再振兴。国夏两次侵犯，晋国救援无功，于是与齐国讲和。”

九月举行大雩祭。

《集说》记载：薛氏季宣说：“一个秋天举行两次大雩祭，僭越亵渎到了极点。”汪氏克寛说：“《左传》认为再次举行雩祭是因为旱灾严重。《春秋》记载雩祭共二十一次，只有昭公二十五年和这一年记载再次举行雩祭，这是灾祸严重而变故巨大的表现。鲁昭公不能反省自己，而有阳州之孙的事件；鲁定公又不知警戒，而有宝玉被窃的事件。世卿的叛逆，陪臣的横行，其导致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并列记载这些事，作为后世的鉴戒。”

冬季十月。

附录《左传》记载：冬季十一月戊午日，单子、刘子从庆氏迎接周王。晋国籍秦护送周王。己巳日，周王进入王城，住在公族党氏的馆舍，然后朝见庄宫。

钦定春秋传说彚纂卷三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春秋传说彚纂卷三十五

【已敬王十亥八年】八年【晋定公十年、齐景公四十六年、卫灵公三十三年、蔡昭公十七年、郑献公十二年、曹靖公四年、陈怀公四年、杞僖公四年、宋景公十五年、秦哀公三十五年、楚昭公十四年、吴阖庐十三年】

春季周王正月，鲁国侵犯齐国。

《左传》记载：八年春季，周王正月，鲁国侵犯齐国，攻打阳州城门。士兵们都坐着排列，说：“颜高的弓有六钧重。”都拿来传看。阳州人出来，颜高夺了别人的弱弓，籍丘子鉏攻击他，与一人一起倒下，颜高仰卧，并射中子鉏的脸颊，杀死他。颜息射中人的眉毛，退下说：“我没有勇气，我的志向是射中他的眼睛。”军队撤退，冉猛假装脚伤而走在前面，他的哥哥冉会于是喊道：“猛殿后。”

《集说》记载：杜氏预说：“这是报复国夏的侵犯。”传文说明鲁国没有军政，士兵没有斗志。

鲁公从侵犯齐国回来。

《集说》记载：张氏洽说：“鲁国阳虎掌权，用兵没有法度，所以用‘侵’来记载。军政不立，而国君亲自出征，所以记载‘至’以警示危险。”附录《左传》记载：二月己丑日，单子攻打谷城，刘子攻打仪栗。辛卯日，单子攻打简城，刘子攻打盂，以安定王室。赵鞅对晋侯说：“诸侯中只有宋国侍奉晋国，喜好迎接其使者，还担心他们不来，现在又拘捕他们，这是断绝与诸侯的关系。”将要释放乐祁。士鞅说：

译“扣留他三年，没有理由就放他回去，宋国一定会背叛晋国。”献子私下对子梁说：“我们国君担心不能侍奉宋君，所以扣留你。你暂且让溷代替你。”子梁把这话告诉了陈寅。陈寅说：“宋国将要背叛晋国，这是抛弃溷啊，不如等待他。”乐祁回国后，死在大行。士鞅说：“宋国一定会背叛，不如扣留他的尸体来求得讲和。”于是把尸体留在州地。谷城，杜预注说在河南县西边。《后汉书·郡国志》记载河南郡谷城，湟水发源于此。现在河南府洛阳县西北有谷城故城。《水经注》记载城……

译西面临近谷水，因此得名。简城，是周朝的城邑，周朝有简师父，简城大概是他受封的采邑。盂，是周朝的城邑，如今河南怀庆府河内县西北有邘台镇，就是古代的盂国。《水经注》记载：京相璠说：“野王西北三十里有旧邘城，就是邘台。”州，杜预注解说：是晋国的土地。

二月，鲁定公侵犯齐国。

《左传》记载：鲁定公侵犯齐国，攻打廪丘的外城。齐国人焚烧冲门，有人浸湿马衣去救火，于是（鲁军）毁掉了外城。齐国人出城，鲁军逃跑。阳虎假装没看见。冉猛说：“我在此，必定失败。”冉猛追赶他们，回头看看没有后续部队，假装跌倒。阳虎说：“全是客气罢了。”苫越生了儿子，打算等到有事时再给他取名。阳州之战，捕获了敌人，于是给他取名为阳州。

集说：杜预说：“未能得志，所以（只写‘侵’而不写‘伐’）。”孙复说：“鲁定公再次侵犯齐国，以此加重齐国的怨恨，太过分了。”

三月，鲁定公从侵犯齐国回来。

集说：刘敞说：《谷梁传》说：“‘公如’，去时记月份，回来记季节，是危险；去时记季节，回来记月份，是去时危险；去时记季节，回来记月份，是厌恶。”这是不对的。去时记季节，回来记月份，这是鲁文公十三年冬天，鲁文公前往晋国；十四年正月，鲁文公从晋国回来。那时鲁文公还没到晋国，卫国国君就在沓地会见他；到了晋国，又与晋君结盟；结盟返回，郑国国君又在棐地会见他。一次出行就有三个国家归附，是最荣耀的了，为什么说危险呢？至于去时记季节，回来记季节，这是鲁宣公十七年六月，在断道结盟；秋天，鲁宣公从会盟地回来。那时诸侯同心协力共同对抗楚国，各国团结如一，没有其他变故，为什么说去时危险呢？至于去时记月份，回来记月份，这是鲁僖公四年正月，侵犯蔡国，蔡国溃败，随即讨伐楚国；八月，鲁僖公从讨伐楚国回来。那时齐桓公主持诸侯事务，《谷梁传》认为齐桓公知道该侵犯谁，又说以讨伐楚国来记录，大举讨伐楚国，为什么说厌恶呢？况且《谷梁传》想表达危险，应当指出危险的状况；想表达厌恶，应当指明厌恶的情形。现在说危险，没有状况；说厌恶，没有情形。这不是解释经义的方法。高闶说：鲁定公在一个月之间两次出兵侵犯齐国，忽去忽来，不得休息，鲁定公的进退更加不能自主了，所以两次都记载‘侵’和‘至’来体现这一点。任公辅说：三个月之间两次侵犯邻国，没有尺寸之功，却结下丘山般的怨恨，轻率使用忿怒而不体恤百姓，太过分了。卓尔康说：陪臣执掌国政，三桓拱手旁观，阳虎已经无所顾忌。正月无功，劝鲁定公再次前往，枕着干戈，久居敌境，鲁定公怎能不自危呢？所以不必等到下个月，或者就在本月，都记载‘至’。

曹伯露去世。

集说：汪克宽说：“自从声公即位五年，他的弟弟通杀了他，代替他即位，这就是隐公。隐公即位四年，他的弟弟露又杀了他，代替他即位，总共即位四年去世，儿子阳继位。”

夏天，齐国的国夏率领军队讨伐我国西部边境。

《左传》记载：夏天，齐国的国夏、高张讨伐我国西部边境。

集说：许翰说：“《春秋》记载国内被讨伐十六次，宣公以后七次；国内被侵犯七次，宣公以后六次。讨伐我国二十一次，宣公以后十七次；侵犯我国五次，宣公以后一次。用兵则是侵犯多而讨伐少，被兵则是讨伐多而侵犯少。大概鲁国自中期以来衰落了，却想与齐国结怨，以侵犯代替讨伐，它能长久吗？”高闶说：“因为鲁定公不参加咸、沙的盟会，并且报复这次春天的再次侵犯。国夏是昭公的孙子，齐国虽然没能让他即位，但有意保全他。”定公即位后未曾与齐国修好，所以齐国连年讨伐我国，而我国也再次侵犯齐国。看《春秋》记载“齐伐”、“公侵”，那么其中的曲直就可以看出来了。

鲁定公在瓦地会见晋国军队。【瓦，杜预注解说：卫国土地。东郡燕县东北有瓦亭。《水经注》：酸渎水从燕城东经过滑台城，又向东南经过瓦亭南。如今直隶大名府滑县东南瓦冈集，就是古代的瓦亭。】

《左传》记载：晋国的士鞅、赵鞅、荀寅来救援我国。鲁定公在瓦地会见晋国军队。范献子拿着羔羊，赵简子、中行文子都拿着大雁。鲁国从此开始崇尚羔羊。胡安国传：根据《左传》，晋国的士鞅、荀寅来救援鲁国，那么记载“公会晋师”是什么意思呢？《春秋》的大法，虽然军队次于君主，但与大夫平等，到了动用大众，那么君主和大夫都以军队为重而不敢轻视。所以棐林的盟会不说赵盾而说晋师，瓦地的会盟说晋师而不记载士鞅，以此来表明人臣不可夺取民众、专主兵权的意思。陈氏在齐国厚施恩惠以转移其国权，季孙在鲁国尽征赋税以夺取其民力，都是王法所禁止的。《春秋》的道义实行，就不能这样做了。

集说：杜预说：“将来救援鲁国，鲁定公前往迎接防备。救援不记载，因为齐军已经离去。”孙复说：“晋军救援我国，所以鲁定公在瓦地会见。”陈傅良说：“不说防备士鞅，说会见晋师，是重视军队。鞍之战，鲁僖公在鄍地会见晋师不记载，是避讳。四卿同时统帅，而以禽郑自师迎接鲁公，三家的骄横在此形成，所以避讳。这时齐军讨伐我国，晋国的士鞅、赵鞅、荀寅救援我国，鲁定公会见晋师，不必避讳。”程端学说：“道义在于鲁定公会见晋师，所以不记载晋卿的名字。以诸侯的尊贵越过国境会见诸侯的军队，一方面显示鲁国的微弱，另一方面显示当时只知道依附权势而不顾道理的不可能。”余光说：“季氏说：‘定公因

译齐国攻打鲁国西部边境，鲁昭公亲自到瓦地等待晋国的援军，等到晋军到达时，齐军已经撤退，所以史书没有记载晋国的救援。鲁国是大国，三家大夫合力，难道不足以抵御齐国吗？只是因为此时政权掌握在陪臣手中，被阳虎所控制，所以连家门庭院的寇患都不能立即击退，反而让国君远出境外向晋国请求出兵，这已经不是治理国家的正道了。何况晋国当时正喜好贿赂，霸业已经衰败，军队出发后朝廷便不再过问，对事情毫无补益，又怎么足以依赖它来获得安宁呢？那么不如与齐国讲和才是上策。

译鲁公从瓦地回来。

集说【高闶说：“不写‘会’字，是因为鲁公并非参加会盟。”李廉说：“关于会师的解释，胡安国在棐林完全赞同《公羊传》，而这一条又阐发了重视军队的意义，与前面的说法略有不同，大概是两种意义互相阐发。总之，《春秋》的宗旨，不认为鲁公会见大夫是正当的，特意借此又显示出军队的重要性。】

秋季七月戊辰日，陈侯柳去世。

晋国士鞅率领军队侵犯郑国，接着侵犯卫国。【“士”字，公作“赵”】

左传【晋国军队准备在鄟泽与卫侯结盟。赵简子说：“群臣中谁敢与卫君结盟？”涉佗、成何说：“我们能让他结盟。”卫国人请求由他们执牛耳。成何说：“卫国，是我们的温、原两地，怎么能把卫君看作诸侯？”将要歃血时，涉佗击打卫侯的手和手腕。卫侯发怒。王孙贾快步上前说：“结盟是为了确立信义和礼仪。如果有卫君在，他怎敢不遵循礼仪而接受这个盟约呢？”卫侯想背叛晋国，但担心各位大夫。王孙贾让军队驻扎在郊外。大夫们询问原因，卫侯把晋国的侮辱告诉了他们，并且说：“我使国家蒙受耻辱，不如改立继承人，我听从安排。”大夫们说：“这是卫国的祸患，难道是君主的过错吗？”卫侯说：“还有祸患，他们会认为我必定会让你们的儿子和大夫们的儿子作为人质。”大夫们说：“如果有益处，公子就前往，群臣的儿子怎敢不都带着枷锁跟随？”将要出发时。王孙贾说：“如果卫国有难，工商阶层未尝不会成为祸患。让他们都出发才可以。”卫侯把这话告诉大夫们，于是大家都准备出发。出发前有说卫君召集国人，让王孙贾询问，说：“如果卫国背叛晋国，晋国五次讨伐我们，痛苦会怎样？”大家都说：“五次讨伐我们，仍然可以作战。”王孙贾说：“既然如此，不如背叛晋国，等到痛苦时再送人质，有什么可迟疑的呢？”于是背叛晋国。晋国人请求改立盟约，卫侯不允许。秋季，晋国士鞅会同成桓公侵犯郑国，包围虫牢，以报复伊阙之战。接着侵犯卫国。】

【鄟泽是卫国地界】

集说【许翰说：“招引离异者要用礼，安抚远方者要用德。咸、沙之盟，诸侯已经离心。晋国不致力于德礼，却想依靠武力强行征服，那么失去霸权，指日可待。”高闶说：“郑伯与齐国在咸地结盟，卫侯与齐国在沙地结盟，两国都为了齐国而背叛晋国。晋国因此侵犯郑国、侵犯卫国，是为了断绝齐国的同盟国。晋国不声讨他们的罪过，不能取得顺服，所以两处都写‘侵’。”陈傅良说：“写‘遂’字，是晋国开始讨伐同盟国。成公二十三年，齐国开始背叛晋国，夺取朝歌。去年郑、卫交替背叛晋国，于是侵犯郑、卫。又过一年与齐国讲和，鲁国也背叛晋国了，所以都详细记载。”李廉说：“晋国自召陵之后，如果对诸侯有事，都写‘侵’。今年士鞅侵犯郑、卫，哀公七年魏曼多侵犯卫国，十年赵鞅侵犯齐国，十三年曼多侵犯卫国，难道真的是秘密出兵掠夺边境吗？大概是道义不足以使人信服，所以《春秋》以无名之师为例来记载。”汪克宽说：“齐国开始讨伐盟主，就写‘伐卫’，接着‘伐晋’；晋国开始讨伐同盟国，就写‘侵郑’，接着‘侵卫’。齐国写‘伐’而晋国写‘侵’，从这里可以看出晋国霸权衰落的严重。然而成公二年楚军、郑军侵犯卫国，不写‘遂侵我’；十五年楚子侵犯郑国，不写‘遂侵卫’；虽然十六年知武子率领诸侯军队侵犯陈国，接着侵犯蔡国，也不写‘遂’。必定像郑、卫背叛晋国，晋国用军队两次侵犯他们，然后才写‘遂’，以彰显诸侯不再服从晋国。】

安葬曹靖公。

九月安葬陈怀公。

集说【杜预说：“三个月就安葬，太快了。”】

季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侵犯卫国。

左传【九月军队侵犯卫国，是因为晋国的缘故。】

集说【高闶说：“因为是为晋国兴师，所以写‘侵’。”汪克宽说：“成公六年蔑侨如侵犯宋国，传文说：‘是晋国的命令。’现在斯、何忌侵犯卫国，传文也说：‘是晋国的缘故。’两位卿大夫一同统帅，以虐待姻亲之国，侵犯兄弟之邦，不是出于自己的意图，而是迫于霸国的威势，所以《春秋》都写‘侵’来讽刺他们。】

冬季，卫侯、郑伯在曲濮结盟。【曲濮，杜注：卫国地界，大概是濮水曲折的地方，就像说河曲、汾曲一样，在今山东东昌府濮州境内。】

集说【杜预说：“结盟背叛晋国。”高闶说：“去年鲁公侵犯郑国，今年两位卿大夫侵犯卫国，都是因为晋国的缘故，而士鞅又亲自率领军队侵犯卫国，所以两位君主共同订立这个盟约，以巩固他们的计谋。】

顺次祭祀先公。

左传【季寤、公鉏、极、公山不狃都在季氏那里不得志，叔孙辄在叔孙氏那里不受宠，叔仲志在鲁国不得志。所以这五人依靠阳虎。阳虎想除掉三桓，用季寤代替季氏，用叔孙辄代替叔孙氏，自己代替孟氏。冬季十月，顺次祭祀先公并祈祷。辛卯日，在僖公庙举行禘祭。】

公羊【“从祀”是什么意思？是顺次祭祀。文公逆次祭祀，被废黜的有三人；定公顺次祭祀，背叛的有五人。】

谷梁【重视恢复正统。】

胡传【蜀人冯山说：“昭公到这时才得以从祀于太庙，他的说法是对的。季氏驱逐国君，而控制他的生死大权，昭公死在乾侯，不能在正寝终老；死后七月，又不能按时归葬；安葬后，断绝他的墓域，又不能与先君相同而在墓道之南。直到孔子担任司寇，然后挖沟合并到墓地，那么他的神主虽然……

译时间久远，未能依照昭穆次序进行附祭，是适宜的。等到季意如去世，阳虎专权季氏，打算杀害季孙斯并扰乱鲁国，假借正当名义来推行不正当行为，才开始将鲁昭公的神主附祭于太庙，大概是想揭露季氏的罪过，以讨好国人。然而这件事虽然表面顺理成章，其内心动机却是悖逆的。《春秋》根据实情来制定书法，所以不记载禘祭之事和具体日期，特意在记载“盗窃宝玉和大弓”之前，提及“将昭公神主附祭于先公”，以此表明此事出于阳虎之手而不可详述，这也真是深刻而显明了。

译集说【杜预说：“从，是顺的意思。先公，指闵公、僖公。将要纠正这两位公的位次，所顺应的不止一位，因为亲尽，所以统称先公。”孔颖达说：“经传称顺祀，是从就是顺的意思。文公二年‘在大庙举行大事，提升僖公’，把僖公升到闵公之上。闵公先做国君，却退在僖公之下，这是逆。现在提升闵公在僖公之上，依照先后次序，这是顺。庙主失序，只有这两位公，所以知道从祀先公只是闵公、僖公。‘跻僖公’，是针对僖公说的。这里不特指提升闵公，是因为那时所提升的，只是僖公一位神，不得不特指僖公。现在从祀的时候，闵公、僖公都得到正位，而且因为亲尽，所以统称先公。这里说从祀、跻僖公，不说逆祀，是因为这从祀是顺着跻僖公的文例，所以可以略说从祀。至于跻僖公，文中没有依附，不知道逆祀的是哪位公，而且看见是亲庙，不能说先公，所以特指僖公，而说跻。然而这里因为亲尽，所以统称先公。下文‘桓宫、僖宫发生火灾’，那里也是亲尽，说桓公、僖公，是因为那里根据火灾所在，必须特指其处，与这里的体例不同。”王沿说：“从祀先公，是大事。不经过国君命令而由阳虎决定，所以不书禘，又不书日期。”苏辙说：“先公，是闵公、僖公。逆祀就称跻僖公，顺祀就称先公，为什么呢？因为遍祀先公。这时阳虎想除掉三桓，所以顺祀来祈祷。阳虎想除掉三桓，是乱；但他顺祀，是礼。春秋善恶不相及，各自记录事实罢了。”高闶说：“从，是顺的意思。不叫顺，是因为事情顺，但意图不顺，所以改变辞令叫从。鲁国祭祀不顺的很多，武公、炀公应当祧迁，僖公、闵公应当纠正，昭公又是应当祭祀而不祭祀的。现在只称先公，就完全符合典礼，不只是为一位公设置。但不举出所祭祀的名字，不指出所祭祀的地方，是因为不合时宜的妄祀，事情可耻，出于阳虎的矫举，所以虽然礼制复正，但圣人实在把它记录在盗窃宝玉大弓之上，用来诛讨阳虎的乱。所谓定公、哀公多微辞，意在言外。唉！千载之下，奸伪的痕迹、祸乱的变故，那些假托来成就私欲的，难道只有阳虎一个吗！”薛季宣说：“从祀是什么？是顺祀。鲁国的祭祀，提升僖公，排斥昭公，从祀的祭祀开始纠正其礼。”汪克宽说：“三传都认为从祔是顺祀，闵公、僖公，只有冯氏认为祔祭昭公，而文定引用他的说法，薛氏、高氏都采用。现在考察经文，昭公下葬称谥，怀疑已经祔祭祖庙而从祀，不称昭公，与禘于庄公的书法不同，那么三传似乎也可以通。有人说提升闵公降低僖公，不是当时的急务，然而阳虎虽然祔祭昭公，但道南的墓还等待孔子做司寇才合乎先君的兆域，那又为什么呢？刘原父说：‘阳虎厌恶季氏，以臣凌君，就像僖公以子先父，所以先纠正逆祀来微谕其意。’他的说法也好，姑且记下等待后来的智者。】

【按：经书说从祀，左传及公羊、谷梁认为纠正闵公、僖公的位次，胡传独认为昭公到这时才开始从祀于大庙，说法不同。汪克宽两存其说，而对胡传颇有怀疑。考察前面的经文，说：‘吉禘于庄公’，说：‘禘于大庙，用致夫人’，说：‘大事于大庙，跻僖公’，都直指其人书写。现在只说从祀先公，而不说以哪位公从祀，那么胡传确实可疑。然而他的说法与当时事情相近，不可删去。现在姑且并存四传等待再考。至于孙氏又以先公为后稷，恐怕不可从】

盗窃宝玉大弓

左传【壬辰日，阳虎将在蒲圃宴请季氏并杀他，命令都城的车马说：‘癸巳日到达。’成邑宰公敛处父告诉孟孙说：‘季氏命令都城车马，什么原因？’孟孙说：‘我没听说。’处父说：‘那么就是作乱，一定会波及你，先做准备吧。’与孟孙约定壬辰日为期限。阳虎在前开路，林楚为桓子驾车，虞人拿着铍盾夹护，阳越殿后，将前往蒲圃。桓子咬手指对林楚说：‘你的祖先都是季氏的良臣，你以此继承他们。’回答说：‘臣听说命令在后，阳虎执政，鲁国服从。违抗他，征讨而死，死对主人无益。’桓子说：‘有什么命令在后？你能带我到孟氏那里吗？’回答说：‘不敢吝惜死，怕不能保全主人。’桓子说：‘去吧！’孟氏挑选圉人中壮士三百人，作为公期，在门外筑室。林楚怒马在路口奔驰，阳越射他，没射中。筑室的人关门，有人从门缝射阳越，杀了他。阳虎劫持国君和武叔攻打孟氏。公敛处父率领成人从上东门进入，与阳氏在城门内作战，没取胜；又在棘下作战，阳氏败。阳虎脱下铠甲到公宫，取宝玉大弓出来，停在五父的路口，睡觉做饭。他的部下说：‘追兵将至。’阳虎说：‘鲁国人听说我出来，高兴于征讨而死，哪有空追我？’随从说：‘嘻！快驾车，公敛阳在。’公敛阳请求追他，孟孙不允许】

译阳虎想要杀害桓子，孟孙害怕，于是把桓子送还。子言在季氏的宗庙里分辨是非，放下酒杯，然后离开。阳虎进入讙地和阳关，发动叛乱。

译【棘下，杜预注：鲁国都城内的地名】

《公羊传》：【所谓“盗”是指谁？是指阳虎。阳虎是什么人？是季氏的家臣。既然是季氏的家臣，那就是地位低微的人，怎么能得到国家的宝物并窃取它呢？阳虎专权于季氏，季氏专权于鲁国。阳虎拘禁了季孙，孟氏和叔孙氏轮流给他送饭。他敲打着门板说：‘某月某日，将在蒲圃杀我，如果有力量能救我，就在那时动手。’到了约定的日期和时辰，临南出来，阳虎乘车外出，临南在他的车旁护卫。季孙对临南说：‘季氏世代有恩于你，你可以不让我死吗？’临南说：‘力量不足，臣怎敢不尽力？’阳越是阳虎的堂弟，担任车右。阳氏的随从，有几十辆车，到了孟衢。临南投下盾牌并坠车，阳越下车去取盾牌，临南鞭打马匹，经由孟氏家离开。阳虎跟着射箭，箭射中了庄门。然而甲士从琴如起兵，弑君未成，退回到郊外驻扎。大家都松口气休息。有人说：‘弑杀千乘之国的君主却没有成功，留在这里可以吗？’阳虎说：‘那孺子（指鲁君）得到国家罢了，能把我这大丈夫怎么样？’敲着门板说：‘那个人！那个人！快驾车。’车已驾好，公敛处父率领军队赶到，阳虎才勉强得以逃脱，从此逃往晋国】

《谷梁传》：【宝玉，是封圭；大弓，是周武王的戎弓。周公受赐后藏在鲁国。不是应该给予别人的却给了别人，叫做“亡”；不是应该取得的却取得了，叫做“盗”】

集说：【杜预说：“盗指的是阳虎，家臣地位卑贱，名字不被记载，所以称‘盗’。”孔颖达说：“传文中说阳虎取宝玉大弓而出，所以盗指的是阳虎。宝玉大弓，一定是国家的重宝，历代掌管，所以自刘歆以来解说《左传》的人，都认为这是夏后氏的璜、封父的繁弱，是成王分封给鲁公的。《公羊传》说：‘宝是什么？璋判白，弓绣质，青纯。’他们不知道鲁国有先王分封的器物，胡乱编造罢了。况且所盗之物没有龟甲，知道这都是妄说。”陆淳说：“赵岐说：‘宝玉大弓，是无用之物，阳虎窃取，想让后代知道以此为荣，所以称‘盗’。’我认为这玉和弓，是鲁国受封的重器，如果丢失，必定会记载于经书；阳虎又是家臣，不合乎书名，所以依例记载为‘盗’，而说惩戒他求名，实在不对。本来是想取国家的重宝，用来贿赂外国以求容身，后来思考知道这样做很不义，所以归还，哪有求名的道理呢？”胡安国说：“先王分封的器物，不能谨慎守护，而被盗从公宫窃取，这是政治混乱的证据。所以失地则避讳，失宝玉大弓则记载，失则记载，得也记载，重视这件事。”陈傅良说：“阳虎是陪臣，取周公的分器而出，鲁国没有人禁止，记载说‘盗窃宝玉大弓’，是鲁国无人之辞。所以陪臣都不记载，记载阳虎为盗，是治理陪臣。君子作《春秋》，治理到了陪臣，这是极致了。”黄仲炎说：“《春秋》记载‘盗’，不是罪责做盗贼的人，而是罪责导致盗贼的人。如果治国者纲纪一向建立，刑政一向清明，怎么会有盗窃公行之事呢！现在阳虎以陪臣的卑贱，在国中作乱，从公宫脱出铠甲，窃取鲁先君的分器而出，那么鲁国没有纲纪刑政，在这里达到了极致。所以记载说‘盗窃宝玉大弓’，不只是罪责分器丢失，而是罪责纲纪刑政的丢失。”李廉说：“谢氏说：‘宝玉象征德，大弓象征武，先公以文德武功受此宝玉，历代守护并传承，作为国家的宝，镇国之宝，被盗窃取，那么人君不能守其国，子孙不能保其镇可知了。’”汪克宽说：“何休认为季氏驱逐昭公，取宝玉藏在家中，阳虎拘禁季孙，夺其宝玉。然而昭公的经书不记载失宝玉，而这里记载盗窃，那么阳虎是从公宫窃取，而不是从季氏那里取得】

附录《左传》：【郑国驷歂的嗣子大叔执政】

【庚，敬王九年】九年【晋定公十一年、齐景公四十七年、卫灵公三十四年、蔡昭侯十八年、郑献公十三年、曹伯阳元年、陈闵公越元年、杞僖公五年、宋景公十六年、秦哀公三十六年、楚昭王十五年、吴阖庐十四年】

春，周王正月

附录《左传》：【九年春，宋公派乐大心到晋国结盟，并且迎接乐祁的灵柩。乐大心推辞，假装生病。于是派向巢到晋国结盟，并且迎接子梁的灵柩。子明对桐门右师说：‘我还穿着丧服，而你敲钟，为什么呢？’右师说：‘防不在这里，所以敲钟。’不久告诉人说：‘已经穿丧服却生了儿子，我为什么舍弃钟？’子明听说后，愤怒，对宋公说：‘右师将对戴氏不利，不肯去晋国，将要作乱。不然，就没有病。’于是驱逐桐门右师。郑国驷歂杀了邓析，而采用他的竹刑。君子认为子然（驷歂）在这里不忠。如果有可以加于国家的，抛弃他的邪说就可以了。《静女》的第三章，取彤管。《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所以用他的道，不弃他的人。《诗》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念其人，还

译喜爱那棵树，更何况是运用它的道理而不体恤那种植树的人呢？你这样就没有办法劝勉有才能的人了。

译夏四月戊申，郑伯虿去世。

得到宝玉和大弓。

《左传》记载：夏天，阳虎归还了宝玉和大弓。六月，鲁国军队讨伐阳关。阳虎派人焚烧莱门，军队受惊，突破城门逃往齐国，请求齐国出兵讨伐鲁国，说：“如果三次进攻，一定能攻下鲁国。”齐侯打算答应他。鲍文子劝谏说：“我曾做过施氏的仆役，鲁国还不可以攻取。鲁国上下尚且和睦，百姓尚且融洽，能够侍奉大国而没有天灾，怎么能攻取它呢？阳虎是想让齐国军队劳累罢了，齐国军队疲惫，大臣必定多有死伤，他这时就会施展他的欺诈阴谋。阳虎在季氏那里得宠，却将要杀害季孙，以不利于鲁国，从而求得容身之地。亲近富有而不亲近仁德，君主哪里能任用他呢？君主比季氏富有，比鲁国强大，这正是阳虎想要颠覆的对象。鲁国摆脱了他的祸害，而君主又收容他，恐怕有害吧？”齐侯逮捕了阳虎，打算把他押送到东方去。阳虎愿意去东方，于是把他囚禁在西部边境。他借遍了当地人的车辆，削去车轴，用麻绳捆住带回去，装上葱灵，睡在里面逃跑了。追赶的人抓住了他，把他囚禁在齐国。他又用葱灵逃跑，逃往宋国，于是逃往晋国，投奔赵氏。孔子说：“赵氏大概会世代有祸乱吧？”

《公羊传》说：为什么记载这件事？因为这是国家的宝物。丢失时记载，得到时也记载。

胡安国的《春秋传》说：《谷梁传》说：“宝玉、封圭、大弓，是周武王的战弓，周公受赐后收藏在鲁国。有人说：这是夏后氏的璜玉、封父的繁弱弓。子孙世代守护，不敢遗失，用来彰显先祖的德行，保持肃敬之心罢了。古代朝代更替，璧玉、琬琰、天球、夷玉、兑的戈、和的弓、垂的竹箭，没有不陈列出来的，不仅仅是为了美观。先王所珍视传下来的宝物，等到自己能够保全并归还，就可以免于祸患了。鲁国政治败坏，家臣专权，即使是先公分赐的器物也不能守护，而被家臣从公宫偷走，这样的国家还能存在吗？所以丢失时记载，得到时也记载，用来讥讽国君和执政的大臣，显示他们不恭敬的过错之大。如果这种义理得以施行，那么拥有天下和国家的人，各自就知道自己应尽的职责，不敢忽视了。”

《集说》记载：赵匡说：“《谷梁传》说：‘不记载地点，是耻辱。’考察：因为宝物没有出境就得到了，所以只用‘得’来命名，况且记载‘窃’尚且不觉得羞耻，记载地点又有什么羞耻呢？”孙复说：“不说‘盗归宝玉大弓’，是因为盗贼微贱，不值得再次提及。”刘敞说：“得到宝玉和大弓，《左传》说：‘记载说得到，器物用品。凡是获得器物用品叫得，得到并使用了叫获，这是不对的。以前说‘窃’，是丢失了；现在说‘得’，是得到了。丢失和得到相对，说得到是为了显示曾经丢失。如果器物必须说‘得’，那么郜国的大鼎为什么说是‘取’呢？器物用品不专门用‘得’，也很明白了。”杜谔说：“鲁国不能保守国家器物以至于丢失，现在得到了又记载它，并不是肯定它从盗贼那里得到，直接记载说‘得’，以表明它是丢失后又得到的。”高闶说：“记载得到宝玉和大弓，以显示器物虽然空手归还但没有抓获盗贼来执行正典刑罚，只是侥幸得到了罢了。盗窃的罪责，向谁追究才合适呢？”万孝恭说：“宝玉和大弓，三传的说法不同，但是《春秋》的大法不在于此，在于谨慎对待盗窃和得到的情况罢了。先王分赐宝玉给伯叔之国，应该世代守护不要丢失，而定公却被家臣偷窃，等到阳虎认为对近用没有益处，只把它当作名义上的东西而自行归还。鲁国有四境却查究不出盗贼，不能抓获盗贼来执行国家的典刑，仅仅得到了宝玉和大弓，政治和刑罚的失误竟然到了这个地步，难道不是非常可怜吗！唉！接纳莒仆的宝玉，哪里比得上不丢失这分赐的宝玉？归还楚灵王的大屈弓，哪里比得上不丢失这分赐的大弓？起初贪图别人的所有，现在不能保全自己的所有，所以《春秋》讥讽它。”李廉说：“陆氏的条例说：‘用力捕捉叫获，获得人和野兽是这样；不用力捕捉叫得，得到宝玉是这样。’”汪克宽说：“杜预认为这是国家分赐的器物，得到它足以成为荣耀，所以重视而记载它。考察：丢失它固然足以成为耻辱，但是从盗贼那里得到，不能讨伐他的罪行，不足以成为荣耀，恰好彰显了丢失它的耻辱罢了。”邵宝说：“阳虎既然偷窃了宝玉和大弓，鲁国为什么又能得到它？大概是阳虎遗落在路上，作为延缓追赶的计策。追赶的人得到它送回原来的府库，所以记载说‘得’，是庆幸的事，但也留有遗憾。”

六月，安葬郑献公。

《集说》记载：杜预说：“三个月就安葬，太快了。”

秋天，齐侯、卫侯驻扎在五氏。

《左传》记载：秋天，齐侯讨伐晋国的夷仪。敝无存的父亲将要娶妻，他推辞说要把妻子让给弟弟，说：“这次战役，如果我不死，回去一定要在高氏、国氏那里娶妻。”他率先登城，请求从城门出去，死在屋檐下。东郭书让出登城的机会，犁弥跟随他说：“你让在左边，我让在右边，让登城的人断绝后路然后下来。”书在左边，犁弥先下来。书和王猛休息。王猛说：“我先登城。”书收起铠甲，说：“刚才的困难，现在又困难了。”王猛笑着说：“我听从你，就像骖马听从靳马一样。”晋国一千辆战车在中牟。卫侯将要前往五氏，占卜经过那里，得到焦卦。卫侯说：“可以。卫国的战车抵挡它的一半，我抵挡它的一半，就相当了。”于是经过中牟。中牟人想要讨伐他。卫国的褚

译师圃逃亡到中牟，说：“卫国虽然小，但国君在那里，还不可以战胜。齐军攻克城池后骄傲，他们的统帅又地位低贱，遇到他们必定能打败他们。不如跟随齐军。”于是攻打齐军，打败了他们。齐侯把禚、媚、杏三处地方送给卫国。齐侯赏赐犁弥。犁弥推辞说：“有先登上城墙的人，我跟随他，那人戴着白色头巾，穿着豹皮制的衣服。”齐侯派人去查看东郭书，说：“就是这位先生啊，我要赏赐你。”齐侯赏赐东郭书，东郭书推辞说：“那是宾客，应该赏赐犁弥。”齐军在夷仪的时候，齐侯对夷仪人说：“抓到敝无存的，用五户人家免除赋税。”于是找到了他的尸体。齐侯三次为他加殓，给他犀角装饰的车和直柄伞，让他先回去。让拉车的人坐着，用军队为他哭丧，齐侯亲自推了三次车。

译中牟，杜预注：“荥阳有中年县，道路迂回遥远，怀疑不是这里。”司马贞索隐说：“这个中牟应当在黄河以北，不是郑国的中牟。”孔颖达正义：“荡阴县西边有牟山，中牟大概就在那座山的旁边。如今河南彰德府汤阴县西边有中牟城，在牟山下，正当卫国通往邯郸的道路，就是那个地方。”媚，杜预注：“齐国西部的边界，应当在济南禹城县。”杏，杜预注：“齐国西部的边界，应当在东昌博平县。”

集说：杜预说：“不记载‘伐’，是因为忌讳讨伐盟主，所以按照次序报告。”胡铨说：“《春秋》有记载军队驻扎的，有记载国君驻扎的。记载军队驻扎，是厌恶其使军队劳苦；记载国君驻扎，是厌恶其使百姓远离社稷。国君没有王命而让百姓远离社稷，危险就可想而知了。”陈傅良说：“外国军队驻扎，自从厥貉以来就没有了，在这里再次出现。为什么再次出现？因为列国没有霸主。齐国、卫国讨伐盟主，却不记载‘伐’，是《春秋》着重断绝与晋国的关系。在襄公二十三年曾经记载齐国讨伐晋国，到这里却不记载，为什么呢？齐国刚开始背叛晋国，诸侯还有盟主。前一年郑国背叛晋国，在咸地与齐国结盟；卫国背叛晋国，在沙地与齐国结盟。第二年与齐国讲和，鲁国也背叛晋国，诸侯没有盟主了。有盟主，不是好事；没有盟主，不是小事。所以《春秋》着重断绝与晋国的关系。”任公辅说：“这是讨伐晋国，不记载‘伐’而记载‘次’，是因为晋国实际上是大国，不敢轻易讨伐。开始在沙地结盟，中间在五氏驻扎，又在垂葭驻扎，又在渠蒢驻扎，直到哀公元年才讨伐，他们想要有所施展已经很久了。”李廉说：“齐国、卫国三次驻扎后才讨伐，胡氏没有传注，大概是与前次驻扎后讨伐相同，是谴责其包藏祸心的意思。谢氏认为是谴责其无事而出兵，所以记载‘次’，那就又与无名妄动的条例相同了。总之，两种条例都可以讲通，而陈氏的说法又符合圣人的深意。”季本说：“自从在沙地结盟，卫国人背叛晋国，晋国不忘讨伐，而卫国与齐国联合，将要防备晋国，这就是有五氏驻扎的原因。”王锡爵说：“在如五氏，齐国、卫国讨伐晋国。《春秋》不记载‘伐’而记载‘次’，为什么呢？大概齐国、卫国虽然有轻视晋国的心思，但晋国力量还强盛，不敢公然说讨伐，所以两国不以‘伐’来报告，而《春秋》也根据他们的报告来记载，以显示保存晋国的意思。”严启隆说：“经文自从‘师次于成’以下，单独记载‘次’的很少了，定公末年却三次记载‘次’。就传文来说，没有得其要领的。经文说‘公次于滑’，‘师次于郎’，‘师次于成’，又说‘次于聂北’，‘次于陉’，‘次于匡’，‘次于厥貉’，‘次于雍榆’，说‘次’就不是‘伐’，说‘伐’就不是‘次’，可以知道。而传文却说齐侯讨伐晋国的夷仪，并且率先登城，那么他们向诸侯报告的，直接说讨伐晋国夺取夷仪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用‘次’来报告呢？大概齐国、卫国背叛晋国，而晋国势力还强盛，不可轻易讨伐，打算在夷仪观察衅隙而未能做到，姑且在五氏驻扎以声讨罢了。”

秦穆公去世，冬天安葬秦哀公。

集说：许翰说：“秦国自从晋悼公以后逐渐不再见于《春秋》，就知道秦国更加退守西戎之地，军事和礼仪聘问之事不与列国交往了。”

【辛敬王二年丑十年】十年【晋定公十二年、齐景公四十八年、卫灵公三十五年、蔡昭公十九年、郑声公胜元年、曹阳公二年、陈闵公二年、杞僖公六年、宋景公十七年、秦惠公元年、楚昭公十六年、吴阖庐十五年】

春季周王三月，鲁国与齐国讲和。

左传：十年春季，鲁国与齐国讲和。

集说：范宁说：“讲和，是消除前八年两次侵犯齐国的怨恨。”李廉说：“谢氏说：‘此前鲁国多次侵犯齐国，齐国多次讨伐鲁国，到孔子担任相国，与齐国消除怨恨讲和，而齐国接受了，所以鲁国与齐国讲和。讲和，是一国所希望的，所以不称‘公’。‘曁齐平’，是对方想要讲和而我与他们讲和；‘及齐平’，是我想要讲和而对方顺从我讲和。’孔子在鲁国执政，以德行亲近安抚邻国，讲求信用修好和睦，而两国在这里讲和。如果能遵循他的道，那么即使天下之大，也可以得到和平，难道只是齐国一国吗！宋国、楚国的讲和起于下层，所以记载‘人’；齐国、鲁国的讲和起于上层，所以记载‘国’。这个说法固然好，但急切地讲和，恐怕也不是圣人的本意。”湛若水说：“记载‘及齐平’，是赞美消除怨恨。孔子在鲁国执政，消除怨恨以安定百姓，于是两次侵犯齐国的怨恨就平息了。”季本说：“孔子在鲁国被任用，致力于讲求信用修好和睦就是这样。”卓尔康说：“齐国因为鲁国侍奉晋国，七八年间两次讨伐鲁国，鲁国也两次侵犯齐国。此时孔子在鲁国被任用，只有与齐国讲和、顺从晋国是救时济世的第一要务。与齐国讲和，表明鲁国和睦邻国，不再像从前那样用兵了。孔子在鲁国被任用，他的施政就是这样。”

夏天，鲁定公与齐侯在夹谷会见。鲁定公从夹谷回国。【夹，《公羊传》《谷梁传》作颊。夹谷，杜预注就是祝其。《地理志》：济南淄川县西南三十里有甲山，也叫夹山，一名祝山，山上有夹谷台，是定公会见齐侯的地方。按齐鲁两国国君相会，不应该离齐国这么近，离鲁国这么远。如今莱芜县有夹谷峪，《名胜志》认为是莱兵劫持鲁侯的地方，大概接近事实。】集说：赵匡说：“经文不记载结盟，传文怎么能说结盟？大概左

译刘氏认为，有人想把归还汶阳田地的功劳归于孔子，所以编造了这种说法。殊不知通过胁迫而得到的东西，并不是圣人的正道。」刘敞说：「《谷梁传》说：『在防地会盟没有记载“致”（归还土地），是因为情况危急。』这是不对的。鲁桓公八年，鲁桓公在瓦地与晋军会合，也记载了“致”，又有什么危急呢？况且按照《谷梁传》的说法，夹谷之会孔子担任傧相，齐侯震惊恐惧，归还土地并谢罪，那么齐国才是处于危险境地，鲁国有什么危险呢？」又说：「因为归还了土地而记载“致”，是因为情况危急。」这也是不对的。两国会盟，记载“致”都是因为涉及土地，这是惯例罢了，哪里说得通是危急呢？黄仲炎说：「夹谷的盟会，那些俗儒私下揣测圣人的举动应当远远不同于常人，何况担任傧相主持会盟，必定有显赫的功效，于是夸大其词，像所谓孔子直视齐侯、命令司马执法、斩杀优施、击退莱夷、索取汶阳田等事，都是不可信的言论。如果这些确实可信，那么孔子的智谋风采，不过就像鲁国的曹沫、赵国的蔺相如能在柯地、渑池当面折服齐秦君主那样，似乎不符合圣人的气象。当时齐景公想要夺取晋国的霸权，急于招揽诸侯，因为鲁国没有依附齐国，所以结为仇敌，现在既然在防地讲和，将要善待鲁国以劝诱后来者，怎么会用武力劫持鲁侯呢？况且鲁国的政令受制于三家大夫，鲁侯只是空拥君主的名位罢了，齐国劫持鲁侯，又能做什么呢？纵观《春秋》考察，齐侯在防地会盟很多次，本来就没有过穿着铠甲发动变故的情况。现在看《左传》记载犁弥对齐侯说：『孔子懂礼但没有勇气，如果劫持他，必定能得逞。』这说明鲁国任用孔子，反而被齐国人轻视并招致了变故。汲黯在朝廷，淮南王因此停止阴谋；司马光辅政，辽国人告诫边境官吏。国家有君子，本来就是敌国奸人所敬重畏惧的。难道说孔子辅佐鲁国，还不如这样吗？即使齐人真的有穿着铠甲发动变故，而孔子处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没有合乎理义的言论足以使他们感到羞愧吗？就像烛之武解除郑国围困，展喜击退齐国入侵，从容的言辞语气，使暴虐转化为仁义，哪里会到疾言厉色，以兵器作为威吓，以敢于杀人作为能力，以索取作为功劳的地步呢？由此看来，凡是夸大夹谷之功的人，都是见识浅陋，没有听闻孔子之道的人。王樵说：「查考阳虎逃奔齐国，请求出兵讨伐鲁国，齐侯将要答应，因为鲍文子的劝谏而停止。到了这时鲁国的君臣能够任用孔子，鲁国大治，齐国人仰慕道义，所以今年三月与齐国讲和，举行夹谷之会，怎么会有让莱人用武力劫持鲁侯的事呢？这次在防地的会盟，孔子担任傧相，将要使两国延续友好，谋求在信义上更加敦厚，以遵循先王的典制，为什么要歃血为盟呢？经文中说在防地会合而传文中说会盟，足以知道这是诬妄的。盟辞说：『齐军出境，鲁国就用三百辆战车跟随。』这是想以对待邾、滕的态度来对待鲁国。等到鲁国派兹无还回答，却要求齐国归还汶阳的田地，多么不合情理啊？如果齐国归还汶阳的田地，那么鲁国将成为齐国的附庸吗？」卓尔康说：「齐国想要联合鲁国而讨伐晋国，有人说鲁国想要背叛晋国而跟随齐国，这是不对的。孔子主持国政，背叛晋国的说法不是从他那里产生的，大概是要平定齐国而跟随晋国，以安定各国罢了。」严启隆说：「齐鲁结仇，始于阳虎，阳虎失败后就与齐国讲和。在夹谷的防地，开始与齐国讲和。那时即使没有孔子，齐国也必定会讲和，孔子自从代理宰相，自从完成礼仪就回来了。把这当作圣人的奇绩，而说莱人用武力劫持鲁侯，这岂不是毫无根据吗！」余光说：「叶石林说：『夹谷的事，是匹夫之勇，智者不会做，难道说孔子会做吗？』朱熹也极力辩驳这件事是附会防地之盟的。」

译查考齐鲁两国世代通婚，时间已经很长了。自从鲁定公即位之后，两国天天寻找借口动武，侵略讨伐没有停止。孔子执掌国政，首先把讲求信用、修好和睦作为要务，所以有了夹谷会盟的防备。齐景公当时正立志谋求霸业，也想亲近鲁国作为自己的外援，于是高兴地消除了以往的怨恨，把郓、讙、龟阴等地归还给鲁国，这确实是圣人的德行所感化的结果。《左传》、《谷梁传》记载莱国军队劫持鲁侯、优施在帐幕下跳舞的事情，《史记》、《孔子家语》也都夸大其词，大概是想把功劳归于孔子而附会夹谷会盟之事。圣人的言语风范，自有在周旋揖让之间感动人的力量，粗鄙背理、暴虐傲慢的行为一时就能转化，一定没有在两君友好会盟的地方就进行诛杀的道理。《左传》说：“让士兵去杀。”《谷梁传》说：“让司马执行法令。”这是武夫斗力者的所作所为，怎么敢用来诬蔑圣人呢？齐军出境，要求鲁国派三百辆战车跟随，这是齐国以居高临下的态度轻视鲁国，对鲁国的侮辱实在严重。圣人必定会以礼拒绝，怎么肯请求归还汶阳的田地，而劳累我们的百姓去侍奉邻国呢？况且汶阳既然已经归还，那么鲁国就应当共同听命，为什么在定公在位期间，盟会于黄、防、牵等地，屡次记载在史册上，却没有听说鲁国为齐国服役呢？垂葭之战，齐军出境了，鲁国也没有派三百辆战车跟随。朱熹认为这件事是附会编造的，而前代儒者也大多怀疑它，所以删除了《左传》及《谷梁传》的相关记载，胡安国的《春秋传》也没有收录。

晋国赵鞅率领军队包围卫国。

《左传》记载：晋国赵鞅包围卫国，是为了报复夷仪之战。起初，卫侯在寒氏讨伐邯郸午，在邯郸的西北角筑城守卫，夜间放火烧城。等到晋国包围卫国时，邯郸午率领七十名步兵攻打卫国西门，在门内杀人，说：“请让我报复寒氏之战。”涉佗说：“先生虽然勇敢，但我如果去，一定不敢开门。”也率领七十名步兵在早晨攻打城门，在左右两侧步行，都到达后像木桩一样站立。到了中午门没有打开，才撤退。军队返回后，晋国人追究卫国叛乱的原因，说：“是因为涉佗、成何。”于是逮捕涉佗，以求与卫国讲和。卫国人不同意，晋国人就杀了涉佗。成何逃奔到燕国。君子说：“这就叫做抛弃礼义，必然不能均衡。《诗经》说：‘人如果没有礼义，为什么不快点死？’涉佗也是死得太快了啊。”

【邯郸，杜预注：广平县。现在直隶广平府邯郸县西南有邯郸故城，就是俗名赵王城的地方。寒氏，杜预注：即五氏】

集解：许翰说：“如果晋国有办法报复齐国，那么卫国就可以不用出兵就臣服了。现在包围卫国却不能使其臣服，就只足以坚定齐国跟随晋国的决心罢了。”赵鹏飞说：“这是讨伐五氏的次序。然而不讨伐齐国而包围卫国，晋国本来就是畏惧大国而欺凌小国。”李廉说：“作为霸主而包围盟国的，只有宋襄公包围曹国、赵鞅包围卫国而已。晋国自从召陵会盟以后，凡是出兵记载为‘侵’，是因为道义不足以使人信服；这次战役记载为‘围’，是因为武力不足以使人信服。”湛若水说：“这是志在报复怨恨的军事行动。”季本说：“包围卫国，是想让它脱离齐国的党羽，但最终不能使其臣服，晋国的衰落可以知道了。”

齐国人来归还郓、讙、龟、阴的田地。【“田”字上面有“谷”字，郓、讙、龟、阴的田地，杜预注：这三个城邑都是汶阳的田地。泰山博县北有龟山，阴田在它的北面。查考：博县是现在的泰安州，州境内没有龟山。现在龟山在新泰县的西南，泗水县的东北，大概与泰安州相接】

《公羊传》：齐国人为什么来归还郓、讙、龟、阴的田地？孔子在季孙氏那里任职，三个月没有违背他的意愿，齐国人因此来归还这些田地。

胡安国《春秋传》：齐国人以前曾经归还济西的田地，后来曾经归还讙和阐，而这里唯独记载“来归”，为什么呢？回答说：“归”，是鲁国请求而得到的；“来归”，是齐人心服而归还的。

集解：杜预说：“在夹谷会盟，孔子担任相礼，齐国人信服道义而归还鲁国田地。”程颐说：“齐国人信服道义而请求归还，所以记载为‘来归’。”高闶说：“孔子在夹谷会盟的事迹，别人也能做到，但让大国失守，悔过效顺，这是别人做不到的。这是修养诚意的极致，崇奉德行的素养，感动了齐人的天性，就像干羽舞止有苗一样，不是依靠智谋的人所能测度的。”胡宁说：“说‘来归’，是他们自己来的。不说‘来’，是请求而得到的。”陈傅良说：“以前没有说过‘来归田’的，说‘来归’，一定是从外面来的，比如郑国来归还祊地以及齐国来归还卫国宝物就是这样。郓、讙、龟、阴的田地说‘来归’，【以此来表示这是齐人的意愿。济西说‘取’，讙阐说‘取’，郓、讙、龟、阴不说‘取’，以此来表示这是齐人的意愿，那么这还是齐国的田地。所以跟随从外而来的常例，与归还卫国宝物相同。齐国在天下强大，讨伐盟主，在鄟陵会合诸侯。这时候愿意归还田地，是因为孔子在夹谷会盟担任相礼。认为《春秋》中的诸侯不足以用来行善，是不就近人心论事的说法。所以说：‘如果有用我的人，一年就可以成功。’家铉翁说：‘取济西、取汶阳，记载为‘取’而不说‘归’，因为依靠大国而得到归还，所以记载为‘取’。归还济西，归还讙和阐，是归还疆土。说‘归’而不说‘来归’，因为请求之后才得到，不是他们自己愿意归还的。只有郓、讙、龟、阴的归还，记载齐人来归，说齐人自己把旧疆土来归还，不是借助兵力智谋而得到的，这就叫做自愿归还，与其他归还疆土的情况不能相同。圣人道化所感化，强暴的人因此改变】

译人心之中，有那种不知其所以然而自然如此的情况。读到《春秋》这一部分，就可以相信圣人的学说并非空话，儒者的学问确实不是没有实效的。」左氏所记载的兹无还的回答是浅陋的。李廉说：「孔子这一年担任大司寇，鲁定公十二年派仲由做季氏的家臣，拆毁三座城邑，大概是圣人用王道感化齐国而齐景公信服道义，用王道治理鲁国而三家拆毁城邑，所谓改变齐国、改变鲁国的契机大概在这里有所体现。」汪克宽说：「自来，就是到来的意思，如同来聘问、来朝见之类。齐国人感念孔子的道义而归还侵占的田地，这就是安抚他们他们就归附的效果。」

译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郈邑【郈音后，又下遘反】

左传【起初，叔孙成子想立武叔，公若藐坚决劝谏说：“不可以。”成子立了武叔后去世。公南派刺客射他，没能杀死。公南担任马正，派公若担任郈邑的长官。武叔地位稳固后，派郈邑的马正侯犯去杀公若，没能成功。他的马夫说：“我拿着剑经过朝堂，公若一定会问：‘这是谁的剑？’我说是您的，他一定会观看。我假装手抖而把剑柄末端递给他，就可以杀他了。”侯犯让他照做。公若说：“你想把我当吴王夫差那样杀吗？”于是杀了公若。侯犯凭借郈邑叛变。武叔懿子包围郈邑，没能攻克】

集说【杜预说：“侯犯因为不能完成武叔的命令，所以叛变。”湛若水说：“两位卿大夫包围郈邑，是因为侯犯占据郈邑叛变；侯犯叛变，是因为杀了公若；公若被杀，是因为他坚决劝谏立武叔。天下政治清明，征伐由天子发起；天下政治昏暗，征伐由诸侯发起；诸侯失去政令，征伐由大夫发起，那么家臣也会叛变了。现在叔孙、仲孙，对上不能侍奉君主，对下不能驾驭家臣，擅自发动大军，自己包围自己的封邑，而且还不能攻克，那么鲁国的无道，就可以看出来了】

秋天，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郈邑【郈，公羊传作费】

左传【秋天，两位卿大夫和齐国军队再次包围郈邑，没能攻克。叔孙对郈邑的工师驷赤说：“郈邑不只是叔孙氏的忧患，也是国家的祸患，将怎么办？”驷赤回答说：“我的计策在《〇水》篇末章的四句话里了。”叔孙稽首行礼。驷赤对侯犯说：“居住在齐鲁边境而不做事，一定不行。您何不向齐国寻求事务以治理百姓？不然，将要叛变。”侯犯听从了。齐国使者到来，驷赤和郈邑的人在郈邑中散布谣言说：“侯犯将要把郈邑交换给齐国，齐国人将迁移郈邑的民众。”民众恐惧。驷赤对侯犯说：“众人的议论不同了，您不如交换给齐国。与其死在这里，还是郈邑，而能得到宽缓，何必在这里？齐国人想以此逼迫鲁国，一定会加倍给您土地。而且何不多存放铠甲在您家门，以备不测？”侯犯说：“好。”于是多存放铠甲。侯犯请求交换给齐国，齐国官员来视察郈邑，将要到达。驷赤派人绕着城奔跑呼喊说：“齐国军队到了！”郈邑人大惊，穿上侯犯门前的铠甲，包围侯犯。驷赤将要射他，侯犯制止他说：“谋划救我。”侯犯请求离开，驷赤答应。驷赤先到宿地，侯犯断后。每出一个城门，郈邑人就关闭城门。到达外城门，阻止他说：“您带着叔孙氏的铠甲出去，官员如果诛杀他们，群臣害怕死。”驷赤说：“叔孙氏的铠甲有标记，我不敢带出去。”侯犯对驷赤说：“您停下来和他们清点数目。”驷赤停下来，接纳鲁国人。侯犯逃奔齐国，齐国人于是把郈邑归还鲁国】

【宿，杜注：故宿国，隐元年和宋人在宿结盟，就是这里】

胡传【郈，是叔孙氏的封邑。侯犯凭借郈邑叛变，不记载。在防地记载“围郈”，那么叛变就可以知道了；再次记载两位卿大夫率领军队包围郈邑，那么强大也可以知道了。天子失去正道，征伐由诸侯发起，然后大夫强大；诸侯失去正道，征伐由大夫发起，然后家臣强大。悖逆越严重，那么失去越快。所以由诸侯发起，十代很少不失去的；由大夫发起，五代很少不失去的；家臣掌握国家命脉，三代很少不失去的。三家专权鲁国，时间已经很久了，到现在家臣争着叛变，也是情理之中了。春秋制定法则，本于忠恕，施加在自己身上不愿意的，也不要施加给别人。所以厌恶上级的做法，不拿来使唤下级；厌恶下级的做法，不拿来侍奉上级。这几个人只知道倾覆公室来壮大自己，却不知道家臣在后面模仿他们。凡是这类事情，都据实直书，深切明显】

集说【孙复说：“郈邑叛变，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它。郈邑不服，所以两位卿大夫秋天再次包围。”杜谔说：“大夫攻打叛变的封邑，从夏天到秋天两次用兵包围，《春秋》分开文字记载，不等待贬斥而贬斥已经明显了。”朱熹说：“春秋初年，只是诸侯抗衡。后来诸侯无可奈何，就被大夫专权。等到大夫稍许无可奈何，又被家臣擅权。像唐朝的藩镇，起初是节度使抗衡，后来牙将、孔目官、虞候之类都杀了节度使，也来掌权。孔子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一章，极其清楚。”家铉翁说：“侯犯占据郈邑叛变，后来带着封邑逃奔齐国。齐国接受侯犯，把郈邑归还鲁国。先前归还汶阳，现在又归还郈邑，这是圣人道德教化所感动的。不然，齐国为什么在乎叔孙氏呢？”汪克宽说：“鲁国作为诸侯而僭越天子，三桓作为大夫而专权鲁国，侯犯作为家臣而叛变叔孙氏，都是上行下效。叔孙不知道改过向善，退守臣子的职责，使家臣感化，而率领重兵包围他的封邑，又不能显明他的罪过，讨伐诛杀他，反而让侯犯的僚属驷赤多方使用欺诈的计谋，诱使他出走，这是教全国的人习惯欺骗上级的行为，失去了政令刑罚！诡诈欺骗，虚伪不诚，下级用这个叛变上级，上级用这个危害下级，即使侥幸胜利，怎么保有国家呢】

宋国的乐大心逃奔曹国

集说【王葆说：“宋公听信谗言而刑罚没有章法，固然可以归罪。然而

译大心不能承担家国的危难，进退又没有依据，况且还凭借欺诈来逃避事务，怎能求得自身安宁呢？所以《春秋》也直书其事以记载他的过错。」李氏本说：「宋景公宠信任用桓魋，各位卿大夫离心离德，君臣关系疏远背离，所以听到子明诬陷大心就将他驱逐，而大心凭借国家重臣的身份，挟持欺诈之心而不忠诚，怎么能保证他不会作乱呢？」

译宋国的公子地出逃到陈国【“地”字，公羊传作“池”，下文同】

左传【宋国的公子地宠信蘧富猎，把自己的家产分成十一份，把其中的五份给了他。公子地有四匹白马，宋景公宠信向魋，向魋想要这些马。宋景公把马取来，染红它们的尾巴和鬃毛后给了向魋。公子地大怒，派他的手下鞭打向魋并夺回了马。向魋害怕，将要逃跑，宋景公关上门哭着挽留他，眼睛都哭肿了。宋景公的同母弟弟辰说：“您把家产分给蘧富猎，却唯独轻视向魋，这也太偏颇了。您作为国君，按礼制不应出境，国君一定会阻止您。”公子地出逃到陈国，宋景公没有去阻止他】

集说【王氏葆说：“国君虽然不像国君，臣子也不可以不像臣子。像公子地这样的人，也是骄横傲慢了，所以《春秋》用‘自奔’来记载。”家氏翁说：“宋国的大夫、公子、同母弟弟出逃的有三起：乐大心是因为谗言被驱逐，公子地是因为宠臣的缘故而剪除公族，公弟辰为公子地请求挽留，不被允许，也是因为宠臣的缘故而出逃。出逃的人本来就有罪，宋景公也缺少恩德。”李氏廉说：“经文记载公子地、宋公之弟辰，左传也只称公子地、母弟辰，并没有直接指出公子地是宋景公的弟弟。杜预因为辰有‘迋吾兄’的说法，就直接指出公子地是宋景公的弟弟、辰的哥哥。如果这样，那么书法为什么一处称‘公子’，一处称‘弟’呢？我怀疑公子地按辈分虽然是宋景公的弟弟，但实际上并不是同父的弟弟】

冬天，齐侯、卫侯、郑国的游速在安甫会盟【安甫，公羊传作“鞌”。安甫，杜预注说地点不详】

集说【家氏翁说：“此前齐国与郑国、卫国在咸地、沙地结盟，现在三国再次举行这次会盟，已经无所畏惧晋国了。此前鲁国接受晋国的命令而对卫国用兵，现在在夹谷结盟，抛弃晋国不再顾念了。然而诸侯虽然背叛晋国，齐国也不能因为诸侯的顺从而恢复霸权。”李氏廉说：“谢氏说：‘在安甫会盟，是因为卫国有晋国的危难’】

叔孙州仇出使齐国

左传【武叔出使齐国，齐侯设宴招待他，说：“您这位叔孙！如果郈邑在贵国的其他边境，寡人哪里会知道呢？因为它与敝国接壤，所以敢帮您担忧。”叔孙州仇回答说：“这不是寡君的期望。之所以侍奉您，是为了封疆社稷，因此才敢用家臣来劳烦您的办事人员。那些不守命令的臣子，是天下人所厌恶的，您难道认为这是寡君的恩赐吗？”】

集说【杜氏预说：“谢，是归还郈邑。齐国因为归还郈邑而感激叔孙，叔孙说道义在于讨伐恶人，这并不是用来赏赐寡君的。”髙氏闶说：“夹谷之会，归还了我国的郓、讙、龟阴田。侯犯带着郈邑逃奔齐国，齐国人又归还了郈邑，因此叔孙出使齐国去道谢】

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出逃到陈国【“曁”字下面，公羊传、谷梁传有“宋”字，“彄”音苦侯反】左传【辰为他请求，宋景公不听。辰说：“这是我逼迫我的哥哥。我带着国人出逃，国君和谁相处呢？”冬天，同母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出逃到陈国】胡传【称“其弟”，是谴责宋景公因为宠信向魋的缘故，失去了两个弟弟，没有亲近亲人的恩情；称“曁”，是谴责辰因为哥哥的缘故，率领大夫出逃，没有尊重国君的道义。“曁”是不得已的措辞，又显示出仲佗、石彄被辰胁迫，不能自立，没有大臣的气节】

集说【刘氏敞说：“杜预说‘称弟表示首恶’，查考隐元年的条例，共叔段不守弟道，所以不称弟。那么辰也不守弟道，不称弟也可以，反而因为显示首恶而称弟，为什么呢？共叔段不称弟，反而不是首恶吗？”又说：“何休说：‘辰用“曁”，说明仲佗、石彄是被强迫一起出逃的。’不对。如果像何休所说，辰的罪过较轻，为什么反而排在上面呢？又为什么明年进入萧地而记载“及”呢？”黄氏仲炎说：“宋景公因为私宠向魋的缘故，使得他的同母弟弟、国家卿大夫成群结队地叛逃，大概国君不像国君，臣子就不像臣子了。”家氏翁说：“辰对于国君是同母弟弟，而公子地则是众公子之一。宋景公因为宠臣的缘故而失去了两个弟弟，辰因为公子地的缘故而自我断绝与国君、哥哥的关系，又率领仲佗、石彄与他们一起行动。仲佗、石彄身为卿佐，有国君不侍奉却跟随辰一起出逃，哥哥不友爱，弟弟不恭顺，臣子不忠诚，这一条记载同时贬斥了他们】

【壬敬王二寅十一年】十一年【晋定公十三年、齐景公四十九年、卫灵公三十六年、蔡昭侯二十年、郑声公二年、曹阳公三年、陈闵公三年、杞僖公七年、宋景公十八年、秦惠公二年、楚昭王十七年、吴阖庐十六年】

春天，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从陈国进入萧地以叛乱【萧，杜预注：宋国的城邑。孔颖达疏：萧叔大心是宋国萧邑的大夫，平定宋国的动乱，拥立桓公，宋国人把萧邑封给叔大心，作为附庸。宣公十二年，楚国灭掉了它，又成为宋国的城邑】

集说【刘氏敞说：“谷梁传说：‘辰没有失去他的弟道。’不对。公子没有离开国家，而辰抛弃亲人出逃，勾结党羽作乱，却说没有失去弟道，多么荒谬啊！”赵氏鹏飞说：“出逃记载用‘曁’，是辰强迫他们，二子有所不得已；入叛记载用‘及’，是辰为主导，二子乐意跟随。出逃困难而叛乱容易，仲佗、石彄本来就是庸臣吗？起初出逃时，怀疑计谋有所不济，所以难以用“曁”来记载；现在叛乱时，认为事情没有不防备的，所以容易用“及”来记载。出逃本来就不难，而叛乱有什么可防备的？我由此知道仲佗、石彄确实是庸夫。”家氏翁说：

译不记载共叔段是弟弟，是因为他志在篡位，断绝了天伦关系。公子辰因愤激不平而出逃，他的罪行比共叔段轻，所以仍然记载为弟弟。但他实际上也是叛乱，前文用“曁”，这里用“及”。“曁”表示不得已的意思；“及”表示顺从的意思。

译【按：从陈国进入萧国，辰的意图在于叛乱，而仲佗和石彄跟随他，则是顺从的人。所以经文用“及”字，胡安国的传注认为不称“暨”而称“及”，是因为没有区分首恶与从犯，这就失去了经书的防微杜渐之意了。】

夏四月

秋，宋国的乐大心从曹国进入萧国

左传【春天，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进入萧国叛乱。秋天，乐大心跟随他们，给宋国造成大祸患，这是因为宠信向魋的缘故。】胡安国传【四位卿大夫在萧国叛乱，而乐大心从曹国跟随他们，他的叛乱意图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不写“叛”字而说“进入萧国”。“入”是逆乱的措辞。写“从陈国”、“从曹国”，是为了说明他们勾结邻国来实施叛乱，陈国和曹国的罪责也就显露出来了。】

集说【杜预说：“进入萧国跟随叛乱的人，叛乱意图可知，所以不写‘叛’字。”季本说：“‘暨’是表示这一方强势的措辞；‘及’是表示这一方牵连到那一方的措辞。奔逃到陈国用‘暨’，进入萧国叛乱用‘及’，可见仲佗、石彄的叛乱是他们所愿意的，只是因为辰是主谋，所以把他当作首恶罢了。写‘从’，是因为借助了他们的力量。】

冬，与郑国讲和，叔还前往郑国主持盟誓【“还”音旋，“涖”在公羊传和谷梁传中写作“莅”】

左传【冬天与郑国讲和，这是开始背叛晋国。】

集说【杜预说：“平息了鲁桓公六年侵郑夺取匡地的怨恨，鲁国自从僖公以来，世代服从晋国，到现在才背叛，所以说‘始’。”孔颖达说：“《世族谱》说：‘叔还，是叔弓的曾孙。’又《世本》说：‘叔弓生定伯阅，阅生西巷敬叔，叔生成子还，还是叔弓的曾孙。’”许翰说：“晋国作为晋国，依然如故。鲁定公也没有其他恶行，而诸侯离心离德，是因为政令多出几门，贿赂谗言昏乱其间，就无法号令天下，极端情况到了拘捕乐祁犂的地步。”陈傅良说：“写‘输平’是为了记录诸侯的聚合，写‘及郑平’是为了记录诸侯的离散，这就是《春秋》贯穿始终的道理。”家铉翁说：“自从晋文公称霸，鲁国常常侍奉晋国，中间虽然亲近楚国、齐国，但不敢公然与晋国绝交。去年与齐国讲和，现在又与郑国讲和，既然背叛了晋国，不得不树立党羽来自我巩固。”吴澄说：“与郑国讲和，是我方想要这样，所以郑国的卿不来盟誓，而我方的卿前往主持盟誓。”李廉说：“晋国的霸权到此，诸侯都背叛了。然而鲁国背叛晋国，本来始于与齐国讲和的时候，不在与齐国讲和时言明背叛晋国，大概是因为春秋时期，鲁国对待齐、晋本是两件事。这条记载应当与郑国输平有相同的防微杜渐之意。季本说：“过去鲁国亲近晋国，而郑国依附齐国。鲁国与齐国讲和，郑国也就讲和了。讲和之后，然后主持盟誓。”郝敬说：“鲁国自从僖公以来，七代侍奉晋国。晋国偏袒季孙氏，导致昭公被驱逐，有识之士知道晋国将要失去鲁国了。等到韩氏、范氏内部争斗，同盟解体，齐国在东方扩张，郑国、卫国先前往依附，所以鲁国有夹谷之会，然而还没有公然与晋国绝交。到了这时鲁国、郑国同盟，四国的友好关系结成，晋国于是失去了诸侯，无法再收回了。】

【癸敬王二卯十二年】十有二年【晋定公十四年、齐景公五十年、卫灵公三十七年、蔡昭公二十一年、郑声公三年、曹阳公四年、陈闵公四年、杞僖公八年、宋景公十九年、秦惠公三年、楚昭王十八年、吴阖闾十七年】

春，薛伯定去世

集说【刘敞说：“何休说：‘不记载日期月份，是因为儿子无道，应当废黜他而立别人为后，还没到三年，失去人心被弑杀，所以略写。’推究这种说法来看，它的荒谬岂能胜数？况且《公羊传》说：‘立嫡子以长，不以贤。’这是为了防止动乱，如果像何休所说，就互相违背了。”汪克宽说：“在位十三年，儿子比继承。”季本说：“去世没有讣告，连月份都不知道，所以只写‘春’。”】

夏，安葬薛襄公

集说【高闶说：“《春秋》记载薛国国君去世的有三次，安葬都不记载日期月份，这是史官文字简略的缘故。”】

叔孙州仇率领军队毁坏郈邑【“堕”音规，后面同】

集说【杜预说：“堕，毁坏的意思，担心它险要坚固，所以毁坏它的城墙。”孙觉说：“这时三桓的封邑都筑城来自我巩固，所以他们的家臣凭借这些城池叛乱，于是毁坏它们。”赵孟何说：“叔孙州仇为什么自己毁坏自己的封邑？是为了消除家臣的祸患。家臣造成祸患已经很久了，阳虎作乱，囚禁季孙，占据郓、阳关叛乱，三家几乎不能幸免。侯犯凭借郈邑叛乱，叔孙和仲孙率领军队包围郈邑，没有攻克，再次包围。侯犯带着郈邑逃奔齐国，齐国人于是归还郈邑，而侯犯还在齐国。当时邑宰屡次叛乱，鲁国卿大夫对此感到忧虑。孔子正在朝廷做官，而仲由担任季氏的家臣，提出毁坏三都的建议，以断绝陪臣的祸患。所以叔孙首先率领军队毁坏郈邑，郈邑容易毁坏。”季本说：“侯犯已经逃奔齐国，那么郈邑可以不借助叔孙的力量就毁坏了。一定要带军队，是担心余党有变。”】

卫国公孟彄率领军队讨伐曹国【“彄”音苦侯】

左传【夏天，卫国公孟彄讨伐曹国，攻克了郊邑。回来时，滑罗殿后。还没有出列，不退回队列。他的车夫说：“殿后却在队列中，这难道不是没有勇气吗？”滑罗说：“与其平时严厉，宁愿被认为是没有勇气。”】

【郊：杜注：曹邑应当在山东兖州府曹县境内】

集说【杜预说：“彄，是孟絷的儿子。”孔颖达说：“《世族谱》说：‘孟絷没有儿子，灵公以”

译他的儿子彄作为他的继承人。』作为继承人，就应当为他儿子服丧，所以说‘孟絷之子’。」家氏翁说：「这里以及十三年再次记载卫国彄攻打曹国，是为了彰显列国没有盟主。」季氏本说：「当时曹伯阳喜好打猎射鸟，公孙彊执掌政事，又不是和睦邻邦的人，卫国攻打曹国必定有正当理由。」

译季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摧毁费邑【“费”字读音同“秘”，下文同】

《左传》【仲由担任季氏的家宰，准备摧毁三座城邑。于是叔孙氏摧毁了郈邑。季氏准备摧毁费邑，公山不狃、叔孙辄率领费邑的人袭击鲁国。鲁定公与三位卿大夫进入季氏的宫室，登上武子台。费邑的人攻打他们，未能攻克。攻打到鲁定公身边。孔子命令申句须、乐颀下去攻打他们，费邑的人败退。鲁国国人追击他们，在姑蔑打败了他们。这两个人逃奔到齐国，于是费邑被摧毁】

【姑蔑，是鲁国的地名。隐元年记载“在蔑地结盟”，就是这里。《括地志》说：姑蔑故城在泗水县东四十五里，现在属于兖州府，故城在县治东南】

《公羊传》【为什么要率领军队摧毁郈邑？率领军队摧毁费邑？孔子在季孙那里任职，三个月没有违背他的意愿，说：“大夫家中不储藏铠甲，城邑没有百雉高的城墙。”于是率领军队摧毁郈邑，率领军队摧毁费邑。雉是什么？五块土板为一堵，五堵为一雉，百雉为一座城】

胡安国《春秋传》【礼制说：“国家的兵车不超过千乘，都城不超过百雉，大夫的财富不超过百乘。”用这些来防范百姓，诸侯中还有反叛的。所以大夫家中不储藏铠甲，城邑没有百雉高的城墙，是礼制所应当谨慎遵守的。郈、费、成是三家大夫的城邑，政权掌握在大夫手中，三位卿大夫超越礼制，各自加固他们的城邑，公室想要扩张势力却做不到。三桓势力已经衰微，家臣专断命令，凭借依靠他们的城邑，屡次发生反叛，三家也不能制服他们，于是向孔子请教，于是摧毁三座城邑，这叫做以礼治国，可以作为开端。推广施行于鲁国作为准则，方圆五百里，凡是侵吞小国而得到的，必定有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的意义。诸侯、大夫各自谨慎遵守礼制，不把上面厌恶的事情施加给下面，也不把下面厌恶的事情用来侍奉上面，上下互相顺从而王政得以施行。所以说：“如果有任用我的人，一年就可以见效，三年就有成就。”】

集解【刘绚说：“三家不能制服家臣，以至于屡次围攻而不能攻克，率领军队之后才摧毁成邑，强大而不顺从，公室围攻而不能攻克，拥有天下却不谨慎遵守礼制，末流的祸患哪里说得完呢！”王葆说：“摧毁郈邑用了一位卿，摧毁费邑用了两位卿，是因为费邑比郈邑强大。”高闶说：“摧毁城邑以至于要率领军队，是因为城邑的力量足以抵抗。”朱熹说：“摧毁城邑的事情，孔子趁着时机而做，如果渐渐扫除掉，他们的势力自然削弱，可以恢复正道。”又说：“他起初只说得通季桓子，桓子事事信任他，所以能做成。后来被公敛处父一说破，桓子就不信任他了。”陈傅良说：“记载‘叔孙摧毁郈邑’、‘季孙摧毁费邑’，认为这是两家的意愿。两家专权鲁国，赶走了昭公，于是愿意摧毁他们的城邑，是因为孔子相佐鲁国。认为《春秋》中的大夫不足以作为善行的榜样，这不是顺应人心的论调。”张洽说：“摧毁他们所倚仗以固守的地方，是用来制服家臣、抑制私家，而恢复强干弱枝的形势。仲由提出这个建议，大概是因为南蒯、侯犯的反叛而为三家出谋划策，使强臣不敢倚仗强大而背叛君主，家臣不能凭借坚固而跋扈，而上下都顺从。然而南蒯、侯犯都以反叛为季孙、叔孙的祸害，所以费、郈都被摧毁。只有公敛处父正倚仗强大而打败阳虎，而孟孙任用他，所以成邑独自不顺从，虽然定公围攻它，最终也没有攻克。圣人虽然在鲁国被任用，但季孙接受女乐而违背孔子，孟孙被伪不知的说法迷惑，暗中与公敛处父勾结。成邑既然违抗命令，而圣人离开鲁国，难道不是天意吗！”吕大圭说：“三家加固他们的城邑，是为了自利，而家臣占据城邑反叛，难道也是三家的利益吗！南蒯反叛，侯犯反叛，公山”

【不狃反叛，反叛者相继，难道只是鲁国厌恶他们，三家也厌恶他们。孔子顺应天理而言，恰好触动了三家的心，所以摧毁郈、费，是两家自己摧毁的；成邑不摧毁以至于围攻，是孟氏不愿意摧毁罢了。两家听到孔子的话而摧毁他们的城邑，是天理的萌芽；孟氏听到公敛处父的话而不肯摧毁，是人欲的蒙蔽。天理的萌芽不足以战胜人欲的蒙蔽，然后不肯摧毁。假使圣人得志在鲁国施行，将会有不待用兵而自然摧毁的，像鲁国不能最终任用孔子怎么办？】李廉说：“《公羊传》在齐国归还田地之下说：‘孔子在季孙那里任职，三个月没有违背。’在摧毁城邑之下又说这样。疏说：‘不违有两层意思，查《孔子家语》，定公十年，孔子从邑宰升为司空，十一年又从司空升为司寇。那么做司空的时候，能辨别五种土地的适宜性，都得到适当的位置，被季孙重视，所以三个月没有违背，齐人于是害怕，来归还四邑了。等到做司寇的时候，代理相事，国中没有奸民，七天诛杀少正卯，政治教化大行，季孙重视他，又三个月没有违背，于是有摧毁郈邑的事情。’”又说：“孟子说：‘孔子对于季桓子，是看见政令可行而任职。’孔子在定公时任职，而说桓子，为什么呢？”朱熹说：“孔子相佐，都是由桓子。等到桓子接受女乐，孔子就离开了。然而孔子也是趁着时机而做，季氏这时自己不能对付家臣，所以借孔子的力量来去除他们。”又吕氏说：“圣人执政，所谓建立它”

译子路任职，安抚百姓，百姓便归附；发动百姓，百姓便和顺。圣人兴起，万物显现，心意相同的人谁不怀念？气息相通的人谁不感动？仲由凭借勇猛锐利、超越常人的资质，对气的感应最为敏锐，所以首先提出拆除三都城墙的建议。叔孙氏和季孙氏这两个人，也不是仲由所能命令的，大概是因为圣人在上位，自然有感动人心的力量，仲由只是率先发起罢了。」汪克宽说：「《史记》和《孔子家语》记载：『孔子向鲁定公进言，让季氏的家臣仲由去拆除三都的城墙。』《公羊传》说：『孔子在季孙氏那里行事，告知季孙氏后拆除了两座城邑。』《左传》又说：『仲由担任季氏的家臣，将要拆除三都的城墙。叔孙氏自行拆除了郈邑。季氏将要拆除费邑，费邑的人袭击鲁国，孔子命令讨伐他们，于是拆除了费邑。』我私下怀疑，当时鲁定公已经丧失政令权威，怎么能命令大夫拆除城邑？大概是孔子用礼制感化季孙氏，并且让子路担任家臣之后才拆除的。虽然记载有所不同，但认为这是圣人教化感化的功绩，这一点是一致的。」有人认为是叔孙氏和季孙氏自行拆除他们的私邑，与圣人无关。然而昭公十二年南蒯凭借费邑叛乱，在此之前的十年侯犯凭借郈邑叛乱，为什么不在那时拆除，而一定要等到圣人在鲁国被任用之后才拆除呢？

译秋季举行大雩祭。

冬季十月癸亥日，鲁定公与齐侯在黄地结盟。【齐公当作晋侯】

集说【杜预说：“结盟，是背叛晋国。”张洽说：“黄，是齐国的地方，《公羊传》写作晋侯是错误的。”家铉翁说：“阳虎逃奔到齐国，侯犯接着前往，所以强大的家族感到恐惧。刚刚在夹谷结盟，又在黄地结盟。”汪克宽说：“隐公六年，齐鲁在艾地结盟，这是齐鲁结盟的开始；接着有瓦屋的参盟、在幽地的同盟，于是齐国的霸业就确立了。这次在黄地结盟，是齐鲁结盟的终结，这确实是背叛晋国的交往，而晋国再也无法称霸了。”季本说：“黄地的结盟，是齐鲁和睦。大概因为孔子在鲁国被任用，政治教化大行，有所感化。然而忌恨并阻挠的意图已经夹杂其中了，女乐被送归鲁国，大概就在这次结盟之后吧】

十一月丙寅初一，发生日食。

鲁定公从黄地回国。

十二月，鲁定公围攻成邑。鲁定公从围攻成邑回来。

《左传》【将要毁掉成邑，公敛处父对孟孙说：“毁掉成邑，齐国人必定会打到北门。况且成邑，是孟氏的保障。没有成邑，就没有孟氏了。您假装不知道，我将不毁掉成邑。”冬季十二月，鲁定公围攻成邑，没有攻克】

集说【杜预说：“在国内行动而记载‘至’，是因为成邑强大如同列国，兴动大量民众，所以出入都向宗庙报告。”陆佃说：“圣人的教化已经施行，成邑虽然没有毁掉，对鲁国有什么影响呢？拖延一年，公敛阳的情势显露、势力屈服，毁掉它很容易。定公为何贪求速胜，亲自驾车去攻打，轻率地出师，无功而返？这一战役，我知道他没有咨询仲尼，而且子路大概也不在这次行动中。”胡宏说：“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毁掉三都，到了成邑不毁掉，三家的顾虑改变了，所以经文不提三家，直接记载‘公’。”金履祥说：“孔子生长在鲁国，到这时五十多年了，鲁国的君臣难道不知道他的贤能，却从未任用孔子？定公十年，一旦起用他，没有人知道其中的缘由。孟子称孔子对于季桓子，是看见政令可行才出仕，而《论语》说季桓子接受女乐不上朝，孔子离开。孔子此时的出仕或隐退，取决于季桓子的任用或舍弃。大概季氏专权鲁国，而鲁公没有民众已经很久了。如果鲁国的君主想要任用孔子，难道能立刻夺取季氏的权力交给孔子吗？季氏又怎肯让出自己的权力给孔子呢？自从阳虎拘禁桓子，囚禁他而专掌鲁国政事，在晋国侮辱他，在齐军中陷害他，又结盟又诅咒，又将设宴杀他，仅仅得以幸免。在这个时候，不仅是鲁国不可治理，而且季氏自己也难以支撑了。桓子在这种情况下，谋划安定祸乱、振兴衰败的计策，所以向国君举荐孔子而试用他。不久政声远播，齐国归还侵占的土地，于是代理相国职务，毁掉三都。那三都，是三家的强大城邑。在这个时候，公山弗扰在费邑，而郈侯犯的叛乱不久。三家拥有三都，已经不是公室的便利；而三都之所以成为三都，到这时也不是三家的便利了。所以叔孙氏开始毁掉郈邑，接着季桓子毁掉费邑，随后孟孙氏不肯毁掉成邑，围攻它没有攻克。不肯毁掉成邑，公敛处父的话说：‘没有成邑，就没有孟氏了。’那么没有费邑，也就没有季氏了，却毁掉了它。在这个时候，桓子的心思，不敢为自己打算私利。三都已经毁掉了两个，那么成邑不毁掉，固然也没有危害，然而难道最终不能毁掉吗？夫子时间久了，必定有办法。不久鲁国正治理得好，而齐国人送女乐来阻挠。如果孔子上下关系正坚固，桓子的志向没有改变，那么一个女乐难道足以离间他们吗？季氏是权臣，桓子舍弃自己的权力听从孔子，而毁掉他的名城。”以加强公室，其中难道没有心存芥蒂的人吗？只是凭借衰败的残余，借以振作兴起，因此降低心气来顺从。现在纲纪已经确立，外侮已经击退，鲁国已经治理好了，桓子难道甘于最终屈居人下吗？即使桓子甘愿，季氏的私人必定有认为不利的人，所以信任的意思必定已经逐渐衰退，只是不敢突然舍弃孔子，而孔子也没有可乘之机。所以齐国人送女乐来催促。齐国害怕我们什么而送女乐？事情可疑，礼仪不正，有国家的人本来不可以被诱惑，这是邻国所窥探的。如果桓子还只听从孔子，难道会接受这个吗？接受了已经不对了，而又君臣在其中荒淫，三天不上朝，这是心术败坏，不再可以有所作为，而他的心里本来也已经没有孔子了，所以孔子离开他。这是夫子出仕或隐退的始末情况。李廉说：“查考朱子语录：‘三家孟氏最弱，季叔较强。强者毁掉，而弱者反而不可毁掉的，是因为强者不觉悟而弱者觉悟了，所以如此。’有人问：‘毁三都的事，费、郈已经毁掉而成不可毁掉，是不用夫子，到了这个地步吗？’回答说：‘既然不用，却为什么围攻成邑？当时夫子行于季孙，三个月没有违背，那么费、郈的毁掉出于意外。等到公敛处父不肯毁掉成邑，依次唤醒了叔、季两家，就做不成这事了。又齐国人以女乐送归，于是离开。不然，应当另有处置。而且费、郈的叛乱，接连成为叔、季的祸害，所以叔、季自己想要毁掉它们。公敛在成邑，正对孟氏有功，那么孟氏不肯毁掉，是适宜的。’现在查考：如《公》、”

译《谷梁传》的说法，那么围困成邑并非孔子的本意；如果按照朱子的说法，那么围困成邑这件事，孔子未必不知道。那些凭借险固不服从命令的人，即使是舜、禹、文王也无法完全避免，比如三苗违抗命令，有崇不投降，起初都出兵征伐他们，直到撤军修德，他们才自行归服。围困而没有攻克，对圣人又有什么损害呢？观察围困之后不再进伐，怎么知道这不是撤军的意思呢？只是仲尼没有在鲁国得到始终如一的重用，所以圣人的教化未能推行，而公室的威严只是徒然防范罢了。至于胡氏所引用的《史记》中“第二年孔子由大司寇代理相国事务，到十四年才离开”的说法，恐怕未必确实。所以胡宏说：“圣人之所以大大超过常人的原因，没有别的，就像上天化育万物，顺应其本分限度。做委吏就一定会计得当，做乘田就一定牲畜繁殖，做宰而亲近百姓就制定养生送死的礼制，做司空而划定疆界就沟渠合乎昭公墓的规制，做司寇而治理奸邪混乱就诛杀少正卯并拆毁三都，等到成邑没有拆毁，三家担心发生变故了。所以经文不提及三家，直接记载为‘公’。圣人见颜色不对就举步离开，怎么会有第二年由大司寇代理相国的事呢？所以必定知道没有这件事，考察经文，第二年没有更改败坏、起用废黜的事，而且筑苑囿、大搜阅，与拆毁都邑的意思不相符合。这个说法似乎符合事实，所以《鲁世家》也将代理相国、诛杀少正卯、参与国政、接受女乐孔子离开等，都作为十二年的事。”汪克宽说：“《谷梁传》说：‘围困成邑，是大公无私的行为。’委屈千乘之国的尊贵，亲自围困国都中的一座城邑，这显得非常渺小微弱，反而认为这是大公无私吗？”又说：“有什么危险呢？因为靠近齐国啊。”当时正值夹谷会盟、黄地结盟，齐鲁交好，不足以构成危险。认为有危险的，是因为定公被陪臣羞辱，能以返回为庆幸罢了。黄震说：“三都如果全都拆毁，难道只是三家除去了跋扈的家臣，公室也除去了三家的巢穴，所谓‘只有礼制可以制止他们’，如果妥善实行，公室可以重新振兴。郈邑、费邑的拆毁，不是定公的能力，而是叔孙氏、季孙氏愤恨家臣背叛自己而自己想要拆毁；成邑没有拆毁，不是定公不能，而是家臣与孟氏勾结，而孟孙氏自己不想拆毁。拆毁三都，本来是子路的谋划，三都如果拆毁，也是孔子的愿望。不幸事情没有完成，世人因此责备子路、讥讽定公，并极力说这不是孔子的本心，这都是以成败论英雄罢了。”

译【鲁定公十三年】

春季，齐侯、卫侯驻扎在垂葭。

夏季，修筑蛇渊囿。

在比蒲举行大规模军事检阅。

卫国公孟彄率领军队讨伐曹国。

秋季，晋国赵鞅进入晋阳，以此背叛晋君。

译陈氏傅良说：“赵鞅并非祸乱的开端，为什么史书都把他记载为叛乱呢？春秋末期，卿大夫家族私藏甲兵，都城和邑镇都修筑了高达百雉的城墙。赵鞅必定会逃往晋阳，荀寅、范吉射必定会逃往朝歌，这难道不是叛乱吗？”王氏樵说：“查考此事，邯郸午没有罪过，而赵鞅擅自杀人，不忌惮他心中早已没有君主了。荀寅、范吉射不向国君请示就擅自讨伐他，确实是有罪的。赵鞅不向国君申诉就急忙调动晋阳的军队，抵抗晋人的围攻，这不是叛乱又是什么？当时强大的臣子都加强自己的私邑以与国都抗衡，无事时就独占土地以自求富庶，有事时就占据城邑进行背叛。赵鞅想要把卫国进贡的五百家人口迁到晋阳，这是培植私邑的计谋；而邯郸午顾虑断绝与卫国的亲属关系，执行命令不够迅速。赵鞅因为邯郸午是荀寅的外甥、荀寅是范吉射的姻亲，怀疑邯郸午有二心，因此就杀了他。这两家引发祸乱，大概也是有理由的。赵鞅如果还有臣子的礼节，听任国君和大夫评判是非曲直就可以了，却急忙进入私邑发动叛乱，这罪过难道还容得下吗？”

译冬季，晋国的荀寅、士吉射逃入朝歌，发动叛乱。

《左传》记载：范皋夷在范吉射那里不得宠幸，却想在范氏内部作乱。梁婴父受到知文子的宠幸，知文子想让他担任卿职。韩简子与中行文子互相憎恶，魏襄子也与范昭子互相憎恶。因此这五位大夫谋划，打算驱逐荀寅而让梁婴父代替他，驱逐范吉射而让范皋夷代替他。荀跞对晋侯说：“国君命令大臣，首先挑起祸端的人应当处死。盟约文书记载在黄河边，现在三位大臣首先挑起祸端，却只驱逐赵鞅，刑罚已经不公平了，请求将他们全都驱逐。”冬季十一月，荀跞、韩不信、魏曼多奉晋侯之命讨伐范氏和中行氏，没有成功。这两家打算讨伐晋侯。齐国的高彊说：“多次折断手臂，才知道谁是良医。只有讨伐国君这件事是不可做的，百姓不会赞同。我之所以讨伐国君，是因为国君在此。三家尚未和睦，可以全部攻克。攻克了他们，国君将与谁共处？如果先讨伐国君，这是促使他们和睦。”两家不听，于是讨伐晋侯。国都的人帮助晋侯，两家战败，晋侯的军队进而讨伐他们。丁未日，荀寅、士吉射逃奔到朝歌。

《胡传》评论：晋国主持夏季盟会，威势服膺天下。等到大夫专权，贿赂公然流行，内外离心离德。在平丘展示威势而齐国背叛，在召陵推辞请求而蔡国背叛，在沙咸结盟而郑国背叛，在五氏驻扎而卫国背叛，在郑国莅临、在夹谷会盟、在黄地歃血而鲁国背叛。诸侯在外背叛，大夫在内背叛。所以赵鞅逃奔晋阳而背叛，荀寅和士吉射逃入朝歌而背叛。凭借晋国如此强大，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国家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住。《春秋》对于晋国的事，有时省略而不详述，有时贬低而称“人”，有时记载“侵”来鄙陋它，责备已经很完备了。到了这三卿在内叛乱，直接写在简策上，以显示其后果。所以臧哀伯说：“国家的败坏，是由于官员邪恶；官员丧失德行，是因为宠幸和贿赂彰明。”晋国卿大夫首先挑起祸端，是因为卫国进贡的事；乐祁被拘捕，是因为进献杨木盾的事；蔡侯跟随吴国，是因为荀寅行贿的事；昭公不被接纳，是因为范鞅行贿的事。从此晋室不能再主持盟会了。所以治理国家要靠道义，不靠利益，这是《春秋》的大法。体现在行事上，也可以说是深切而显明了。

《集说》引王氏葆说：“赵鞅进入晋阳，那是他的私邑；荀寅、士吉射进入朝歌，那是公邑。三人的罪行似乎有轻重差别，但都记载为‘叛’，是因为臣下的封邑，是国君赏赐的，占据私邑，就是专擅俸禄来周旋行事了。赵鞅贪婪愤怒专断杀戮，他的罪过应当被驱逐；荀寅、士吉射因为荀午的缘故，兴兵首先挑起祸端，更是无君之心。所以三位大臣的出逃，《春秋》都记载为‘叛’。”家氏翁说：“臣下不忌惮国君，没有不最终作乱的。晋国大夫不忌惮国君，已经很久了。卫国孙林父驱逐国君，晋国大夫从而庇护他；鲁国季孙意如驱逐国君，晋国大夫又从而庇护他。庇护他国乱臣的人，都有作乱之心，而他们的国君浑然不觉，一味听任他们作为。到了这时三卿都叛乱，难道是早晚之间的事吗？”李氏廉说：“晋国六卿，有两个荀氏：荀寅是中行氏；荀跞是知氏。士氏就是范氏。还有韩氏、魏氏、赵氏。荀、士两家从此灭亡，知氏在《春秋》之后灭亡，所以只有韩、赵、魏三家分晋。”汪氏克宽说：“朝歌，是卫国的旧都。卫国迁到楚丘后，朝歌后来归属晋国。”

晋国的赵鞅回到晋国。

《左传》记载：韩氏、魏氏为赵氏请求。十二月辛未日，赵鞅进入绛都，在公宫结盟。

《胡传》评论：查考《左传》，荀寅、范吉射逃奔朝歌，韩氏、魏氏为赵氏请求，赵鞅进入绛都，在公宫结盟，那么记载“归”，是容易的措辞。韩氏、魏氏为他请求，晋侯允许他复位，而荀寅和士吉射离开国家出逃，就没有人阻难他了，所以他回归很容易。三人的叛乱，罪过是一样的，赵鞅因为有援助所以能复位，荀寅、士吉射因为没有援助所以最终叛乱。《春秋》记载“赵鞅归于晋”，不是赞许他，而是指责晋侯放纵有罪之人，没有政令刑罚。叛逆，是臣下的大恶；首先挑起祸端，是晋国的盟约所规定的。既不能对赵鞅施加刑罚，奉行天讨以警戒乱臣，又傲然顺从韩氏、魏氏的请求而允许他复位，没有政令刑罚了，这样的国家能长久吗？先前的儒者有人说“归”字，是以地正国，赵鞅调动晋阳的军队来驱逐国君身边的恶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如果以地正国可以，那么君主就可以被胁迫，臣下擅自兴兵无罪，以兵谏为名的人真是爱护国君。假使后世的贼臣举兵指向朝廷，以诛杀国君身边人为名，而实际上想胁迫国君夺取国家，就是这种说法开启的，大大违背了《春秋》的本意。

《集说》引赵氏匡说：“《公羊传》说：‘以地正国。’按照礼制，臣下没有专擅土地、私藏军队的道理。现在却想用私邑的强大来匡正国朝，这是末大不掉、本小末大，是贬低国君而抬高臣下，难道是这样吗？况且实际上是为了抗拒范氏和中行氏，却说匡正国家，是不对的。又说：‘调动晋阳的军队，来驱逐国君身边的恶人。没有国君的命令，所以记载为叛。’如果没有国君的命令，那就是国君与范氏、中行氏同心。国君与他们同心，却擅自兴兵讨伐他们，这是逆乱，而记载‘归’来美化他，这是教人逆乱。”又说：“《谷梁传》说：‘贵在他带着封地回归。’哪有身体回归而封地不回归的呢？这太浅陋了。又说：‘他进入没有国君的命令。’他进入没有国君的命令，那么将如何能回归呢？假如国君不拒绝，苟且……”

译他既然已经来了，他的罪恶就可想而知了，又怎么能记载他回归呢？」刘氏绚说：「赵氏是晋国的强宗。赵鞅叛乱应当被诛杀，晋侯不能惩治他反而允许他回归，国家就混乱而失去刑法了。」胡氏铨说：「先记载『晋赵鞅进入晋阳以叛』，表明赵鞅占据土地起兵来抗拒晋君；接着记载『晋赵鞅回归晋国』，表明国君允许他回来。大夫出逃，记载回归的，是国君接纳他；记载进入的，是臣子自行进入。现在赵鞅的大恶已经显著，只因为国君允许他回归，所以记载为归，责任在于国君。」高氏闶说：「这两个人既然已经出逃，晋侯自认为赵鞅是保卫他的封邑以躲避荀氏、范氏的祸难，实际上并非叛乱，所以允许他回归。先儒认为『归』是善意的措辞，于是说赵鞅有叛乱的迹象而没有叛乱的心，《春秋》先纠正他的罪过以激励臣子的节操，这里允许他回归以扩大国君的恩德，这是不对的。人臣没有国君的命令，就擅自占据土地起兵，这难道可以赦免吗？况且卫国孙林父也记载为归，有什么善处呢？」陈氏傅良说：「栾盈、鱼石还记载为进入，到了赵鞅才记载为归，这是晋国无人主持正义的措辞。叛臣到了记载为归的地步，那么放逐贼人就不值得记录了，这是韩、赵、魏三家分晋的根源。」家氏翁说：「赵鞅挟持晋阳的军队，打算对内发动进攻，这是叛乱；荀寅、士吉射占据朝歌，对外结交齐国、秦国来对抗他们的国君，也是叛乱。《公羊传》的作者却说：『赵鞅夺取晋阳的军队，想要清除国君身边的恶人。』这是根据赵鞅回归来确立义理，错误太大了。」李氏廉说：「考察以土地纠正国家的说法，出自《公羊传》和《谷梁传》，严重违背教化原则，不敢采纳，胡氏已经辨明这一点。总之，这条中『归』字的含义，陈氏说得很好。而胡氏也说：『如果让赵鞅以无罪的身份回归国家，晋国的国法就不能施行于叛逆之人了。』前面记载叛乱，后面记载回归，是谴责他赦免逆臣，说法也很好。」又说：「记载大夫回归的有九次。」其余都记载为自，只有赵鞅不记载自。季子记载为来，元咺记载为复，是特殊的笔法。汪氏克宽说：「《春秋》记载『赵盾弑君』，又记载『赵盾侵陈』；记载『赵鞅叛』，又记载『赵鞅归』，都是为了谴责晋君不讨伐罪人。朱熹在《通鉴纲目》中记载『汉梁冀弑帝』，皇帝即位后，增加封赏梁冀一万三千户；『唐李辅国杀皇后』，任命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都是用来讥讽天子没有政令刑罚，这符合《春秋》记载赵鞅叛乱与回归的用意了」

译【考察人臣的罪过，没有比叛乱更大的，这是《春秋》必定要声讨的。赵鞅凭借封地发动叛乱，联合韩、魏胁迫他的国君，后来又回到晋国，圣人记载这件事，是用来讥讽晋侯失于刑罚，而三卿瓜分晋国的祸患，实际上就从这里开始了。《公羊传》和《谷梁传》没有明察，认为赵鞅是用封地来匡正国家。陆淳说：“这不是背叛国君。”孙复说：“这是王法所赦免的。”刘敞说：“他的忠义足以信赖。”这些谬误荒诞的说法互相沿袭，不足以作为准则，现在一并删去】

薛弑杀了他的国君比【比如字】

胡传【称国名以记载弑君，是当国大臣的罪过。”孙复认为全国的人都可以诛杀，这是错误的。三晋拥有天下近半的国土，如果都可以诛杀，刀锯之刑不是太滥了吗？颍川常秩说：“孙复对于《春秋》，动不动就定罪，这大概是商鞅的法律吧。在道路上倒灰的要诛杀，走路超过六尺的要受罚，这离人心太远了。”王回因此推崇常秩，这是善于评议孙复的言论】

集说【家氏翁说：“泰山孙氏说全国的人都可以诛杀，这是过度解读经义。儒者辨析道理不详尽，立论失去中道，将会像秦汉用法那样，一人犯错，流毒一州一道，这不仅是法家的罪过，也是学者用意刻薄深重助长了恶行，不可不谨慎。”郑玉说：“薛比弑杀国君，三传没有记载这件事，不敢妄加议论。”汪克宽说：“比弑杀惠公，夷被立为国君】

附录左传【起初，卫国公叔文子上朝请求宴请灵公，退朝后告诉史防。史防说：“您必定会有祸患！您富有而国君贪婪，罪过恐怕会波及您吧？”文子说：“是的。我不先告诉您，这是我的罪过。国君已经答应我了，那该怎么办呢？”史防说：“没有害处。您身为臣子，可以免祸。富有而能谦卑，必定能免于灾难，上下都如此。公叔戍骄傲，他将会灭亡！富有而不骄傲的人很少，我只在您身上见到；骄傲而不灭亡的，从来没有过。公叔戍必定会参与祸乱。”等到文子死后，卫侯开始厌恶公叔戍，因为他的富有。公叔戍又要除去夫人的党羽，夫人控告他说：“戍将要作乱】

【乙敬王二已十四年】十四年【晋定公十六年、齐景公五十二年、卫灵公三十九年、蔡昭公二十三年、郑声公五年、曹阳公六年、陈闵公六年、〧僖公十年、宋景公二十一年、秦惠公五年、楚昭王二十年、吴阖庐十九年】

春，卫国公叔戍来投奔，卫国赵阳出逃到宋国【戌，式树反。卫赵阳，《公羊传》、《谷梁传》都写作晋赵阳】左传【十四年春，卫侯驱逐公叔戍和他的党羽，所以赵阳逃到宋国，公叔戍来投奔】

胡传【公叔戍将要除去南子的党羽，夫人控告说：“戍将要作乱。”所以公叔戍来投奔。赵阳、北宫结都是公叔戍的党羽，所以也出逃。而灵公无道，不能端正家庭，因而丧失了他的大臣，罪过昭著了。公叔戍又因为富有被卫侯厌恶，富有是怨恨的根源。假如公叔戍积累财富而能散施，用钱财来发扬自身德行，不被贪婪的人怨恨，以此来保全他的爵位，或许还差不多】

集说【家氏翁说：“卫灵公不像君主，南子不像妇人，二人合谋作恶，也已经成熟了。公叔戍作为宗族国家的长老，起来纠正他们，这是公叔戍应当做的，而不是公叔戍所能做到的。人臣想要纠正他的国君，必须先端正自身。自身已经端正，然后才可以纠正国君心中的错误，而使之归于善道。现在公叔戍倚仗富有而骄傲，平时在国内没有好名声，却想要以纠正国君为己任，事情不成而招致祸患，是理所当然的。《春秋》记载三大夫出逃，是为了昭示卫国动乱的开始】

附录左传【梁婴父厌恶董安于，对知文子说：“不杀安于，让他最终在赵氏掌权，赵氏必定会取得晋国，何不因为他首先发动祸难而向赵氏问罪？”文子派人告诉赵孟说：“范氏、中行氏虽然确实作乱，但安于却发动了祸难，这是安于参与谋乱。晋国有法令，首先制造祸患的人处死。这两个人已经伏法了，冒昧地来报告。”赵孟为此担忧。安于说：“我死了而晋国安宁，赵氏安定，还要活着做什么？谁不死？我死就死吧。”于是上吊自杀。赵孟把他的尸体陈列在市场上，并告诉知氏说：“奉主君之命诛杀罪人，安于已经伏法了，冒昧地来报告。”知伯听从了。赵孟盟誓，然后赵氏安定，在宗庙祭祀安于】

二月辛巳，楚国公子结、陈国公孙佗人率领军队灭掉顿国，把顿子牂带回去【二月，公羊传作三月，孙氏作子。佗，徒何反。牂，子郎反。公羊传作牄，七良反】

左传【顿子牂想要侍奉晋国，背叛楚国而断绝与陈国的友好关系。二月，楚国灭掉顿国】

集说【啖助说：“凡是记载灭国，又记载带回去以及名字的，罪过比出逃更重。既责备他不死守君位，又责备他没有复兴国家的志向。”薛季宣说：“陈国不考虑唇亡齿寒的形势，帮助强国灭掉邻国，不考虑自己将要灭亡，危险啊！”家氏翁说：“楚国到这里才开始收敛，诸侯没有跟随楚国的，而陈国作为盛德之后，还依附跟随楚国。《春秋》记载楚结、陈佗人联合出兵灭掉顿国，是诛责楚国而罪责陈国】

夏，卫国北宫结来投奔

左传【夏，卫国北宫结来投奔，是因为公叔戍的缘故】

集说【高闶说：“卫灵公沉溺于后宫，导致世袭大臣出逃，又波及到他的同党，”

译因此吴国听从了越国的意见。五月，越国在檇李击败吴国，吴王夫差去世。

译《左传》记载：吴国攻打越国，越王勾践率军抵御，在檇李列阵。勾践担忧吴军阵容严整，便派死士挑战，吴军不为所动；又派罪犯三行，将剑架在脖子上，说道：“两国君主正在交战，我们作为臣下扰乱旗鼓，未能胜任君前的任务，不敢逃避刑罚，甘愿赴死。”于是自刎。吴军注视他们，越王趁机发动进攻，大败吴军。灵姑浮用戈击中吴王阖闾，阖闾脚趾受伤，被夺去一只鞋。吴军撤退，阖闾在陉地去世，距离檇李七里。夫差让人站在庭院中，每当自己出入时，那人必定说：“夫差！你忘记越王杀你父亲的事了吗？”夫差便回答：“是，不敢忘。”三年后，才报复越国。

胡传评论：《春秋》记载吴国战败，是因为这是欺诈性的战争。定公五年，越国入侵吴国，到这时在檇李击败吴国，黄池会盟那年，越国又入侵吴国，这些都详细记载在史册中，因为越国向鲁国通报了战况。哀公元年，吴王击败越国，把勾践围困在会稽山上，难道只是没有通报所以史册不记载吗？我怀疑是孔子删削了。吴王光去世，夫差让人站在庭院中，每当自己出入时，那人必定说：“你忘记越王杀你父亲的事了吗？”夫差便回答：“是，不敢忘。”三年后才报复越国。那么夫椒之战，是为父报仇，不是报怨。《春秋》删削而不记载，认为这是常事，其旨意微妙啊。

集说：许翰说：“记载檇李之败，是为了显示吴王光玩弄兵权导致身死，以此作为残害百姓、攻打他国的警戒。”

鲁公与齐侯、卫侯在牵地会盟。【牵，公作坚，又作掔。齐鲁会盟到此为止。牵，杜预注：魏郡黎阳县东北有牵城。《路史》：内黄西南三十里有故牵城。现在故牵城在内黄西南、濬县北，两县属直隶大名府。濬县是汉代的黎阳，与内黄县接壤。】

《左传》记载：晋国人包围朝歌，鲁公与齐侯、卫侯在脾、上梁之间会盟，谋划救援范氏和中行氏。析成鲋、小王桃甲率领狄人军队袭击晋国，在绛地作战，没有取胜而返回。士鲋逃奔周王室，小王桃甲进入朝歌。【脾、上梁之间，杜预注即牵地。】

鲁公从会盟地回国。

集说：张洽说：“齐景公想谋求霸业，诛杀晋国的乱臣以匡正其国，是可以的。当时孔子已离开鲁国，所以会盟齐、卫，合谋救援范氏、中行氏。三国君主共同会盟却帮助不忠之人，所以导致鲁公陷入危险。”

秋天，齐侯与宋公在洮地会盟。

《左传》记载：秋天，齐侯、宋公在洮地会盟，是为了范氏的缘故。

集说：许翰说：“齐、宋、鲁、卫推崇奖助乱逆，谋划动武，大义已亡。”黄仲炎说：“齐景公举行牵、洮两次会盟，谋划救援范氏、中行氏，大概是结党叛臣以对抗君主，没有君臣之义了。”家铉翁说：“自从齐景公图谋霸业，卫、郑、鲁已与他结盟，宋国还舍不得断绝与晋国的关系，到这时才与齐国举行这次会盟，大概是开始顺从齐国了。传文说牵、洮两次会盟都是谋划救援范氏、中行氏，如果是这样，四国相继参与作乱。春秋初年，诸侯连兵助乱，到齐桓公称霸，明辨义理以示天下，这种风气顿时改变。现在齐景公想恢复祖业，却率领三国君主去帮助叛臣，那三国君主冥然顺从，不知道结党叛臣、辅助逆贼是不可取的，世道至此一变，春秋降为战国，齐景公也有责任。连书两次会盟，都是贬斥。”

【按：这时卫国有公叔戍的祸难，宋国有公子辰的祸难。齐景公不能为两国平定祸乱，反而合谋帮助晋国的叛臣。卫、宋不能治理自己的叛臣，却只顺从齐国，都是不对的。】

周天子派石尚来归还脤肉。【脤，音市轸。周鲁交往到此为止，记载天王到此为止。】

《公羊传》：石尚是谁？天子的士。脤是什么？俎上的祭肉。生的叫脤，熟的叫膰。

《谷梁传》：脤是什么？俎上的祭肉，祭祀用的肉。生的叫脤，熟的叫膰。称石尚，是士。怎么知道他是士？天子的大夫不称名。

集说：杜预说：“石，是氏；尚，是名。脤，是祭社的肉，装在盛器里，赐给同姓诸侯，亲近兄弟之国，与他们共享福佑。”孙复说：“天子祭祀社稷、宗庙，有与诸侯共享福佑的礼节，这叫助祭诸侯。鲁国未曾助祭，天王派石尚来归还脤肉，不合礼制。”刘敞说：“《谷梁传》说：‘石尚想被记载在《春秋》里。’劝谏说：‘周朝很久不在鲁国行礼了，请行脤礼。’不知道石尚是想被记载在孔子的《春秋》里，还是鲁国的《春秋》里？如果是孔子的《春秋》，孔子那时还没作《春秋》，石尚怎能被记载？如果是鲁国的《春秋》，王人到来就记载了，何足为荣？凡是想被记载在《春秋》里的人，是因为有特殊功绩德行，想让后世看见。石尚有什么可被记载的？这大概不对。”高闶说：“周朝自从王季子来聘之后，王命不再加于诸侯了。现在敬王祭祀社稷，鲁国未曾有抵御外敌的功劳，而天王特意派石尚做这件事，虽然是天子大大减损礼节，但圣人对周王室如此眷顾，大概是说：‘天子存在的意义，只有祭祀和称号而已。’”李廉说：“王使自从宣公十年王季子之后，到这时才出现，大概是晋国霸业已衰，列国无统，而孔子相鲁之后，鲁国势力稍振，所以……”

译王室借此来亲近并期望鲁国，这也是王权与霸权盛衰消长的一个契机。为何孔子认为祭肉没有送到就离开，那么鲁国的礼制又荡然无存，归脤的本意，又怎能足以感动和讽谏鲁国呢？所以从常礼来说，古代诸侯入朝，朝见时各自以其职务来参与祭祀，因此天子祭祀宗庙，有与诸侯共享福泽的礼仪，与他们共同从事祭祀，必定与他们共同享受欢乐。周室衰微，诸侯不再修习职贡，祭祀之事不再长久相续，宗庙中的赏赐，诸侯又与此有什么关系呢？周敬王却把脤肉给鲁国以示亲近并让其回国，这是极大的失礼。然而从事态来说，在典礼废坏之余，还能举而行之，诸侯如果知道尊崇侍奉，这是王室可以有所作为的时机，可惜鲁国不能奉行顺从这层意思。《春秋》记载此事，也有感慨了。」又说：「《周礼》说：『行人归脤，用来与诸侯交流福泽。』」谢氏说：「君王承受神明的福泽，依赖诸侯所进献，那么神明赐福君王，适宜与诸侯共享，所以天子分给俎上的祭肉，不称为赐，而称为归。」汪克宽说：「成公、肃公在社庙受脤，是辅助祭祀而接受俎上的祭肉。襄王派宰孔赐给齐侯胙肉，是因为齐桓公有尊王之功，而加以特殊礼遇。现在定公受国，季孙意如即位十四年，既不朝见天子，又不派遣使者前往聘问，却千里迢迢赐宜社之肉，并非因为辅助京师祭祀，这难道是合乎礼制吗？王樵说：「查考周王室与鲁国的交往仅止于此，记载天王也仅止于此，天子存在的仅剩祭祀与名号，归脤之后就没有记载了，王室更加衰微了。」

译卫国世子蒯聩出逃到宋国。

《左传》记载：卫侯因为夫人南子召请宋朝，在洮地相会。太子蒯聩向齐国进献盂器，路过宋国的郊野，郊野的人歌唱道：“既然已经定下了你的母猪，何不归还我们的公猪？”太子感到羞耻，对戏阳速说：“跟我一起去朝见少君，少君接见我时，我回头示意你就杀了她。”戏阳速说：“好的。”于是去朝见夫人，夫人接见太子，太子三次回头示意，戏阳速却没有动手。夫人看到他的神色，哭着逃跑，说：“蒯聩要杀我！”卫侯拉着她的手登上台。太子逃奔到宋国，卫侯彻底驱逐了太子的党羽，所以公孟彄出逃到郑国，又从郑国逃到齐国。太子告诉人说：“戏阳速祸害了我！”戏阳速告诉人说：“太子才祸害了我。太子无道，让我杀他的母亲。我不答应，他将杀害我；如果杀了夫人，他将用我来辩解。我因此答应却不去做，以延缓我的死。谚语说：‘百姓依靠诚信而安身。’我是为了守信义啊。”

胡氏《春秋传》说：世子是国家的根本。因为宠爱南子，所以不能保全世子，而让他离开国家；因为想杀南子，所以不能安身，以至于出逃。这是轻视宗庙社稷所托付的责任，而恣意行为了。《春秋》两下都记载了他们的罪过，所以特别书写“世子”。这其中的义理不在于是否让蒯聩继承卫国，而在于卫灵公无道，不能端正家庭，从而危及国家根本，甚至导致父子相残，毁灭了天理所彰显的道理。

集说：刘敞说：《左传》叙述蒯聩的事说：“蒯聩想杀夫人，夫人哭着逃跑，卫侯拉着她的手登上台，太子出逃到宋国。”我认为蒯聩虽然不善谋划，哪有这种事呢？况且杀了夫人，蒯聩独自能保全吗？他所羞耻的，是因为夫人名声不好，如果杀了他的母亲，罪恶更大，反而不知道可羞耻吗？大概蒯聩听到野人的歌，心里惭愧，就认为是夫人的缘故，夫人厌恶他斥责自己的淫乱，就哭着逃跑，说太子杀她来诬陷她。卫灵公被南子迷惑，所说的话一定听从，所以对外召请宋朝，对内驱逐公叔戌、赵阳。他不以召请宋朝为耻，本来也就不难驱逐蒯聩了。这才是真相，不应该像《左传》所记载的那样。又蒯聩出逃后奔往宋国，宋国是南子的娘家，蒯聩背负着杀南子的罪名逃跑，又进入她的娘家，如果真有此事，敢这样做吗？这也是一个证据。刘绚说：蒯聩出逃，《春秋》不除去他的世子称号，这是卫侯的罪过。南子的恶行已经非常严重了，她想废黜世子的意图也已经很明显了。就像哀姜扰乱鲁国，骊姬扰乱晋国，像这样的例子不少。而卫灵公听信南子的谗言，认为蒯聩想弑母，不能为他辨明，以致他出逃，这难道不是卫灵公的罪过吗？自古以来，谗妇诬陷其子的情况很多。张洽说：考察两位刘氏的话，足以知道《左传》所记载的是南子的谗言，而不是当时的实录。李廉说：这条经文《公羊传》《谷梁传》也没有杀母的事，张氏采纳两位刘氏的说法，非常符合实际情况。谢氏也说：骊姬害晋，南子害卫，情况是一样的。那么申生、蒯聩的贤与不贤虽然不同，但晋献公、卫灵公听信谗言则相同，所以都书写“世子”。汪克宽说：两位刘氏、张氏的说法固然好，但都拘泥于书写“世子”的义理，所以怀疑《左传》的说法。然而楚商臣、蔡般弑君却书写“世子”，难道也是同样的道理吗？我私下考察蒯聩忘记父亲的丧事而招致他人进谗，忘记儿子的亲情以至于用武力逼迫而一定要夺取君位，他在人伦天理上几乎泯灭殆尽，那么他因羞耻南子的淫行而想杀她，确实有这种事。朱熹《集注》在《论语》两章中都以蒯聩想杀母得罪于父亲，那么《左传》不可完全废弃。详细观看经文，书写“赵鞅率领军队将卫国世子送入戚地”，不说“世子复归”而说“纳”，那么蒯聩有罪是明显的。何休却说：“儿子虽然被驱逐，没有离开父亲的道理。”舍弃大的方面而议论小的方面，这是什么道理呢？郑玉说：蒯聩没有弑母的事，两位刘氏辨析得很详细了。有人仍然怀疑戏阳速的话，不知道谗人无所不至，听到夫人的哭声，知道她想归罪于太子，就迎合夫人的心意，诬陷太子以证实此事，这是奸人所为，世上常有。太子告诉人说：“戏阳速祸害了我。”是说戏阳速诬陷自己，这类话，哪里值得相信呢！王樵说：查考传文说：“男女有别，夫妇有义，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君臣正。”难道不真实可信吗！卫灵公因为宠爱南子，放纵她的欲望，为她召请宋朝，而蒯聩以至于想杀夫人，没能成功而出逃，死后让孙子继承，导致占据国家抗拒父亲，延续两代，都是父亲不像父亲而儿子不像儿子，这都是因为南子的缘故。君主，是治教发出的地方，治理没有比整治家庭更优先的，教化没有比教育太子更优先的。许世子止不知道尝药，连累到许君，父子没有互相离弃的道理，何况世子呢！《尚书》说：“卫国世子蒯聩出逃到宋国。”这是以首恶之罪归咎于卫灵公，而以乱易乱作为蒯聩的不孝，而不可以再继承国家，难道不是深切明显了吗！

【按：朱熹《论语集注》固然引用胡氏的说法，记载蒯聩想杀母的事，然而两位刘氏的议论似乎更符合当时的情理。张洽是朱门高弟，也采纳此说，现在所以并存，以待再考】

卫国公孟彄出逃到郑国。

集说：高闶说：“

译近年志公孟率领军队，他是卫国执政的大夫。灵公怀疑他是蒯聩的同党而驱逐他。屡次记载大夫出逃，是为了彰显灵公的无道。

译宋公的弟弟辰从萧地逃奔到鲁国。

集说【高氏闶说：“宋公不能容纳自己的弟弟，既使他成为逃亡之臣，又使他成为叛逆之臣，逃奔而入叛，叛乱后又逃奔，三次记载‘宋公之弟’，都是为了归罪于宋公。”胡氏铨说：“记载‘公弟’，表明宋公失去了做兄长的道义；记载‘自萧’，是归罪于辰占据城邑而叛乱；记载‘来奔’，是归罪于鲁国收留叛臣。”汪氏克宽说：“郑庄公的弟弟段出奔到共国，就记载‘郑伯克段’而不称‘弟’，这是为了责备郑庄公志在杀弟，没有亲近爱护兄弟的恩情；宋辰出奔，屡次称‘弟’，又是为了责备宋景公宠幸嬖臣而违背了兄弟的道义。”金氏贤说：“《春秋》三次称‘宋公之弟’，不是爱护辰，也不是宽恕辰，大概是累积责备其兄长的言辞。】

在比蒲举行大搜【“比”音毗，书中“搜”字到此为止】

集说【孙氏觉说：“春秋田猎之事，国君亲自出行的必定记载‘公’。公在棠地观鱼，公在郎地狩猎，隐公、桓公之时，政令还出自国君。自从昭公在红地大搜，政令就掌握在三桓手中，大搜田猎的礼仪，虽然国君亲自出行，都只说‘大搜’，而不说‘公’，这是为了表明国君不能执政，而大夫专断国政。”张氏洽说：“大搜时邾子来会合，那么国君亲自大搜了，却不记载‘公’，是因为军政不属于国君，而专断于三家，这是季孙、叔孙、孟孙氏所为。”汪氏克宽说：“哀公二年，三卿共同统帅军队讨伐邾国，兵权仍在三家手中。而且不念及邾子会合国君来朝见、奔丧的辛劳，却夺取漷、沂的田地，那么国君不能参与兵政就可知了。】

邾子来会合国君

集说【杜氏预说：“在比蒲会合国君，来而不使用朝见之礼，所以称‘会’。”孔氏颖达说：“庄公二十三年，公与齐侯在谷地相遇，萧叔朝见公，就在相遇的地方行朝见之礼，所以称‘朝’。这里在大搜的地方行会合之礼，而不使用朝见之礼，所以称‘会’。说不用朝见之礼，是为了辨别它与萧叔文不同。”石氏介说：“诸侯在边境之地相见称‘会’，考察礼仪、正定刑罚、统一德行以尊崇天子。春秋时的会合之礼，不再像古代的制度了。现在国君在国内大搜，而邾子来会合，非常不合礼制。相遇不是朝见之地，而萧叔在谷地朝见公；大搜不是会合之地，而邾子在比蒲会合公。会合的人既不对，接受会合的人也有失，互相讥讽。”陈氏傅良说：“自从舍弃中军，国君不参与兵政已经四十年了，现在在比蒲，是因为季孙斯、叔孙州仇摧毁费、郈的缘故，所以说政令下达到大夫已经四代了，所以三桓的子孙衰微了。”黄氏仲炎说：“邾子来会合国君，是在比蒲会合国君。不记载‘公在比蒲大搜’，是因为国君虽然在比蒲，但治兵的事实由三家主持，国君不参与。”李氏廉说：“公与齐侯在谷地相遇，而萧叔朝见公；在比蒲大搜，而邾子来会合公，都不是合适的地方。”汪氏克宽说：“文公十三年，卫侯在沓地会合公，郑伯在棐地会合公，都记载了地点。这里不记载地点，就知道来会合于比蒲无疑了。】

修筑莒父和霄的城墙【莒父，鲁国的城邑。按：莒以父为后缀，是鲁人的语音，如梁父、亢父、刚父等，现在莒州的地界。霄，鲁国的城邑，在现在莒州的境内。】

集说【杜氏预说：“公背叛晋国，帮助范氏，所以恐惧而修筑这两座城邑。这一年没有冬季，是史官遗漏了文字。”孔氏颖达说：“修筑城邑的原因，传文中没有说法。根据传文中称公会合齐侯、卫侯谋划救援范氏、中行氏，知道是因为背叛晋国的缘故，恐惧而修筑这两座城邑。”赵氏鹏飞说：“修筑莒父和霄，是因为修筑两座城邑而记载。一时之间修筑两座城邑，劳民伤财太严重了。”家氏翁说：“讥讽劳民，与修筑诸防、修筑诸郓同例。”又说：“何休说：‘这一年孔子以大司寇代理相事，齐人赠送女乐，孔子离开。不记载冬季，是贬斥。’这是牵强附会的说法。圣人难道因为离位的缘故而削去冬季不记载吗？”汪氏克宽说：“在比蒲大搜，修筑莒父和霄，这些事大概都在冬季，只是脱漏了‘冬’字罢了。】

附录左传【冬季十二月，晋人在潞地打败范氏、中行氏的军队，俘获籍秦、高强。又在百泉打败郑国军队和范氏的军队。百泉，卫国之地，在现在河南卫辉府辉县西北苏门山下，是卫水的源头。一说叫百门陂，也叫百门泉。】

【丙午，周敬王十五年】鲁哀公十五年【晋定公十七年、齐景公五十三年、卫灵公四十年、蔡昭侯二十四年、郑声公六年、曹阳公七年、陈闵公七年、蔡僖侯十一年、宋景公二十二年、秦惠公六年、楚昭王二十一年、吴夫差元年】

春季，周历正月，邾子来朝见【邾子朝见到此为止】

左传【十五年春季，邾隐公来朝见。子贡观看。邾子手握玉圭的位置高，他的容貌仰起；公接受玉圭的位置低，他的容貌俯下。子贡说：“以礼仪来看，两位君主都有死亡的迹象。礼仪，是死生存亡的根本。将在左右周旋，进退俯仰中，从中取法；朝见、祭祀、丧事、战争，从中观察。现在正月互相朝见，都不合法度，心已经亡了。美好的事情不合体统，怎么能长久？高仰，是骄傲；卑俯，是衰替。骄傲接近动乱，衰替接近疾病。国君为主，大概先死亡吧。】

集说

译汪氏克宽说：“邾子因为去年前来会盟，未能完成礼仪，所以再次前来朝见。不久，又奔赴鲁国的丧礼，他的谦卑屈从也太过分了。”

译鼷鼠吃了郊祭用的牛，牛死了，于是重新占卜选牛。

《公羊传》：为什么不说明鼷鼠吃牛的部位？因为是被多处啃食而死。

《集说》：范甯说：“不说明吃在何处，是因为被多处啃食而导致死亡。”赵匡说：“我常奇怪鼷鼠吃郊牛致死。上元二年，我因避乱旅居会稽，当时发生牛灾，小鼠咬牛，才伤及皮肤，没有不死的。”戴溪说：“鲁国僭越举行郊祭，从僖公开始，这种说法可信。因为在僖公之前，《春秋》未曾记载郊祭，这就是证据。然而鲁国的先公还畏惧天灾，所以因灾而停止郊祭的情况间或有之。到了定公末年、哀公初年，大概是因为习以为常已久，即使有天灾也不知畏惧了。”黄震说：“高氏《集注》说：‘鲁国不应当举行郊祭，郊牛死伤，废弃这头牛即可，却重新占卜选牛，这是违背天意的。’”

二月辛丑，楚子灭掉胡国，把胡子豹带回楚国。

《左传》：吴国攻入楚国时，胡子把靠近胡国的楚国城邑全部俘获。楚国平定后，胡子豹又不事奉楚国，说：“存亡自有天命，事奉楚国做什么？只会多收取费用罢了。”二月，楚国灭掉胡国。

《胡传》：灭掉别人的国家，罪过很大。然而胡子豹趁着楚国困弱，全部俘获靠近胡国的城邑，所谓国家必定先自我毁灭，然后别人才灭掉它，并非灭人者独有罪过。国君应创造命运，不可推委于天命，既然认为有天命，却又贪生怕死、忍受屈辱，不为社稷而死，这就是不知天命。史书记载“以归”，是罪责胡子豹不能死守君位而被俘归楚。

《集说》：家铉翁说：“召陵之会，顿国、胡国的国君都在场，说是为了侵伐楚国。此后楚国遭受吴国祸患不能报复，去年灭掉顿国，今年灭掉胡国，以此来报复召陵之怨，大概是吞并小国以快慰其旧恨。”

夏五月辛亥，举行郊祭。

《公羊传》：为什么在夏五月举行郊祭？是因为三次占卜的运数所致。

《集说》：高闶说：“鲁国郊祭应当在孟春，现在因为改卜牛在涤三月，所以到五月才举行郊祭。”赵鹏飞说：“五月不是郊祭的时节，是因为改卜牛。帝牛在涤三月，到这时养牲才完成，所以五月举行郊祭。”李廉说：“这是因为牛死改卜而导致失时。”汪克宽说：“不记载卜郊，徐彦说：‘记载了郊祭，就知道已经占卜得吉。’正月改卜牛，如果在涤三月，那么应当在四月郊祭。现在五月郊祭，大概是在四月占卜郊祭而不吉，又占卜五月，必定占卜吉利后才举行郊祭。所以只记载改卜牛，不记载卜郊。经文中对于卜郊不从就记载，以讥讽亵渎占卜；卜而从则只记载郊祭过时，以讥讽其怠慢。我曾考证《史记》说：‘定公十四年，鲁国郊祭不把膰俎分赐给大夫。’现在《春秋》不记载十四年郊祭，那么郊祭不见于经文的就多了。只有在其失礼之中又失礼的，才记载以示贬斥，从而看出鲁国郊祭的僭越。”

壬申，定公在高寝去世。

《左传》：夏五月壬申，定公去世。仲尼说：“赐不幸言中，是使赐多言的人。”

《谷梁传》：高寝不是正寝。

《集说》：杜预说：“高寝是宫名，不在路寝去世，失其所。”许翰说：“内卒共十一公，得正而薨的只有庄公、宣公、成公。”赵鹏飞说：“定公继昭公之后，政令在季氏，但能粗略收揽国柄，亲自盟会、亲自出兵，鲁民粗略知道有君主，这比昭公贤明多了。一旦任用孔子，在夹谷之会，齐人慑服屈服，归还侵地，可惜任用不久，这也是天意不想平治天下吗？”李廉说：“定公在位十五年，当初即位，受国于季孙意如而不能纠正其罪，与桓公、宣公相差无几。阳虎逃亡后，三桓势力也微弱，孔子执政，纲纪粗略建立，正当可以有所作为之时，然而终究不能使夫子得以推行其道，那么鲁国靠什么呢？”李氏说：“在夹谷会盟而致使侵田归还，行于季孙而有堕都之谋，虽然仅能明礼义之教，雉门两观之作而僭礼未改，宝玉大弓被窃而分器莫保，沉迷于女乐，政令归于强家，这是定公有圣人而不能用，这话说得对。到了末年，会牵、会洮，城莒父、城霄，无非是助长混乱、劳民伤财之举，鲁国日益衰弱是理所当然的。”

郑国罕达率领军队讨伐宋国【罕公作轩】

《左传》：郑国罕达在老丘击败宋国军队。

【老丘杜注：宋国地，今河南陈留县北四十五里有老丘城】

《集说》：杜预说：“宋国公子地逃奔郑国，郑国为他讨伐宋国，想夺取土地安置他。”许翰说：“宋国是大国，到了景公时郑国能困住它，这是桓魋造成的。无竞维人，难道不确实吗！”王葆说：“郑国接纳宋国叛人，已可罪责，又讨伐大国以安置叛人，这不必贬黜而罪恶自现。”李廉说：“自从罕达伐宋之后，有哀公七年皇瑗的侵伐，九年雍丘的夺取，其秋宋公伐郑，十年夏宋人伐郑，十二年宋向巢伐郑，最终到十三年罕达取于嵒之师才停止。两国结怨如此，正与隐公初年公子冯之事相类似。”

齐侯、卫侯驻扎在渠蒢【渠蒢，《公羊传》作蘧蒢。渠蒢，

译杜预注：宋国的地方。

《左传》：齐侯、卫侯驻扎在蘧挐，谋划救援宋国。

译集说【杜预说：“没有成功救援，所以记载‘次’。”赵鹏飞说：“想要救援宋国却做不到。况且郑国不是强国，联合齐国、卫国来对抗它，有什么可害怕而不救援的呢？唉！这其中有缘故。齐景公起初寻求诸侯归附，郑国最先依附他，随后得到卫国、鲁国，都是郑国谋划的。最后宋国也依附齐国，前年洮地的盟会就是证明。现在郑国攻打宋国，如果救援宋国，就会失去长期友好的郑国；如果不救援，就会失去新近归附的宋国。所以出兵在两国之间观望，这是齐侯的奸诈谋略。】

邾子来奔丧【诸侯开始奔丧】

公羊【说“来奔丧”是什么意思？奔丧是不合礼制的。】

谷梁【因为丧事紧急，所以用“奔”字来说。】

集说【杜预说：“诸侯奔丧不合礼制。”孔颖达说：“《左传》昭公三十年传中说：‘诸侯去世，士去吊唁，大夫去送葬。’诸侯亲自奔丧、会葬，都不合礼制。《公羊传》也说：‘奔丧不合礼制。’”刘绚说：“当周朝衰微时，天子去世安葬，诸侯都没有奔丧会葬的事，而邾国、滕国反而在强国实行这种做法，显然不合礼制。”赵鹏飞说：“邾国自昭公时代，受鲁国虐待。定公为拔盟之会，终其一生不侵犯邾国。邾国人感激他的恩德，所以来会盟、来朝见。现在又忘记自己的卑微屈辱而来奔丧，虽然在礼制上不合，但在情理上却非常悲痛。大国对待小国，春秋时期很少能做到。定公做到了，而邾国人奔丧，滕子会葬。解说者都指责邾子不合礼，而我在这里看到了定公的仁德。】

秋七月壬申，姒氏去世【姒，谷梁作弋】

公羊【姒氏是谁？是哀公的母亲。为什么不称夫人？因为哀公尚未正式即位。】

谷梁【这是妾的称呼，哀公的母亲。】

集说【啖助说：“自从成风之后，妾母都僭越使用夫人的礼仪，所以记载‘薨’、记载‘夫人’，以彰显其不合礼制。哀公母亲定姒去世时，儿子尚未逾年，虽然举行丧礼，也不能加给母亲，所以记载‘卒’。儿子既然尚未成为君主，所以不称‘夫人’。”刘敞说：“《左传》说：‘不称夫人，是因为没有报丧且没有祔祭。’不对。哪有夫人去世却不称夫人的？凡是夫人刚去世，史官就记载，记载本来就说‘夫人’，不等待报丧、祔祭才记载其‘夫人’。这姒氏毕竟是哀公的母亲、定公的妾，哀公尚未正式即位，所以也不敢称其母亲为‘夫人’。”胡宁说：“姒氏不称‘夫人’，是为了正名；孟子不称‘夫人’，是为了隐恶。姒氏是定公的妾，《公羊传》是根据鲁国失礼来说的。论《春秋》的法度，哀公虽然已经即位，难道能称‘夫人’吗？来仲子，会葬成风，深深贬斥天王而名冢宰，就知道哀公虽然已经即位，也不能称‘夫人’了。”陈傅良说：“自从成风到宣防子，只要是君主，其母就是夫人，记载安葬。定姒，则是哀公以夫人之礼安葬其母，如同宣公、襄公一样。那么为什么去世不称‘夫人’，安葬不称‘小君’？只是因为丧事在殡，来不及尊崇其母亲罢了。】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来会葬

集说【杜预说：“诸侯会葬，不合礼制。”范宁说：“邾、滕是鲁国的属国，近的来奔丧，远的来会葬，等同于对待王者，记载其不合礼制。”薛季宣说：“鲁国非常弱小，而两位国君举行不合礼制的会葬，何况强国呢？”赵鹏飞说：“以大夫为正，亲自会葬是不合礼制的。”家铉翁说：“周朝衰微，小国以侍奉王者的礼仪侍奉大国。鲁君曾经奔齐、晋之丧，会楚之葬，《春秋》不记载，是避讳。邾、滕两位国君来奔丧、会葬都记载，不是嘉奖他们来，而是记录其礼仪的僭越。】

丁巳，安葬我们的国君定公。下雨，不能安葬。戊午，太阳偏西，才能安葬【昃，谷梁作稷】

左传【安葬定公，下雨，不能完成丧事，是合乎礼制的。】

谷梁【安葬既然已有日期，不因下雨而停止，是合乎礼制的；下雨不能安葬，是因为丧事没有按制度准备。】

集说【赵匡说：“乃，是急迫的措辞。查凡称乃，是舒缓的措辞，不能说急迫。详究经文意思，是讥讽臣子缓慢。”孙复说：“下雨不能安葬，是讥讽不能安葬。安葬不因下雨而停止。戊午日太阳偏西，才能安葬，是说准备不足到了极点。”高闶说：“安葬敬嬴，说日中才能安葬；这里说日昃才能安葬。日中比日昃充裕。君子对于亲人，不忍心一天分离，所以安葬日虞，是为了安抚亲人。日昃，就失去了虞祭的时机。”家铉翁说：“《左传》认为次日安葬是合乎礼制的，谷梁认为涂车蓑笠不具是不合制度。这两者在孝子慈孙的诚敬上如何呢。下雨不妨碍劳役，可以安葬；或者天变骇异，雨大水至，不能立即入土，《左传》的说法也不算错。然而国君的安葬，应该无不准备。下雨不能安葬，第二天才能安葬，说没有贬义，是不可以的。】

辛巳安葬定姒

公羊【定姒为什么记载安葬？是未逾年的君主。有儿子就立庙，立庙就记载安葬。】

胡传【《公羊传》说：‘有儿子就立庙，立庙就记载安葬。’《曾子问》：‘同时有丧事，怎么办？’孔子说：‘安葬先’】

译先轻而后重；在安葬时，在虞祭时，先重而后轻。

译集说：《礼记·曾子问篇》注说：“如果同时遭遇父母或祖父母的丧事，下葬时先葬母亲后葬父亲，祭奠时先祭父亲后祭母亲。下葬是出于夺情（悲痛过度而改变常礼）的缘故，所以先处理较轻的；祭奠是奉养的事，所以先处理较重的，虞祭也属于祭奠一类。”杜预说：“辛巳日，即十月三日，有干支日期而无月份。”徐彦说：“定公五月去世，定姒七月去世，并非同时遭遇丧礼，所以先葬定公，后葬定姒。如果是同月去世，应当先葬定姒了。”刘敞说：“《左传》说‘不称小君，是因为丧礼未成’，这是不对的。如果姒氏确实是夫人，本来应当记载‘夫人姒氏薨’，随后说‘葬定姒’，不称小君，表明丧礼未成，以此来责备臣子是可以的。现在记载‘姒氏卒’，这说明她不是夫人。不是夫人而记载‘葬定姒’，是适宜的，这哪里足以看出丧礼未成呢？想要责备丧礼未成，却在去世时不称夫人，这恰好贬低了小君的尊贵，而不足以看出臣子的罪过。”王樵说：“各家都认为因为哀公尚未逾年称君，所以定姒只记载‘卒’、‘葬’，而不记载‘夫人以薨’、‘小君以葬’，这都是因为诸侯僭越礼制而做的托辞。其实儿子即使逾年称君，也不能把妾母当作夫人。自从成风以来，妾母都僭用夫人的礼仪，所以《春秋》也顺势记载‘夫人薨’，记载‘葬小君’，以彰显其不合礼制。姒氏是哀公的母亲，定公的妾，无论哀公是否称君，都不能称她为夫人。去世时记载‘姒氏卒’，下葬时记载‘葬定姒’，都是正名，并不是因为未逾年不称夫人、小君，而是即使逾年也不可称。”

冬，修筑漆邑城墙。

集说：杜预说：“漆是邾国庶其的邑。”张洽说：“修筑漆邑城墙，是谋划讨伐邾国。定公去世时，邾子来奔丧，侍奉鲁国很谨慎。哀公刚即位，不致力于搞好邻国关系，却因为土地的缘故，劳役民力，激起民怨。二年夺取他们的田地，七年俘虏他们的国君，最终导致吴国人趁机讨伐他们的国家，齐国人问罪而夺取讙、阐两地，利益未得而祸害随之而来，这样谋划国事，其不能善终是理所当然的！”汪克宽说：“《左传》说：‘记载是因为不及时报告。’其他国家有事，有时过时了才报告给鲁国，难道鲁国修筑城邑，过时了才报告给宗庙，就可以掩盖其罪过吗？这不符合人之常情。”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卷三十五

<经部,春秋类,钦定春秋传说汇纂>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卷三十六

哀公

集说：杨士勋说：“哀公名蒋，是定公的儿子。周敬王二十六年即位。十四年，在西郊狩猎获得麒麟，《春秋》至此终结。二十七年去世。谥法说：‘恭顺仁爱而短命夭折称为哀。’”

【丁敬王二十六年】元年【晋定公十八年、齐景公五十四年、卫灵公四十一年、蔡昭公二十五年、郑声公七年、曹阳公八年、陈闵公八年、〇僖公十二年、宋景公二十三年、秦惠公七年、楚昭公二十二年、吴夫差二年】

春，周王正月，哀公即位。

集说：赵鹏飞说：“继承正统。”

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攻蔡国。

左传：春季，楚子围攻蔡国，是为报复柏举之战。挖壕沟并种植树木，宽一丈，高是宽的两倍。楚军昼夜驻扎九天，如同子西的素服（指楚军态度严肃，如同子西穿素服一样）。蔡人男女分别开来，楚军划定疆界于江、汝之间然后撤退。蔡国于是请求迁往吴国。

集说：杜预说：“随国世代服侍楚国。吴国攻入楚国时，昭王逃到随国，随国人救了他，最终使楚国复国。楚国人感激他，让他位列诸侯，所以出现在经文中。定公六年郑国灭许，这里再次出现许国，大概是楚国重新封立了它。”家铉翁说：“攻入郢都的是吴国；鞭打平王坟墓的，也是吴国。楚国不能向强大的吴国报仇，却拉拢两三个小国向蔡国发泄怨恨，称之为报仇，而仇最终没能报成。前年灭顿，去年灭胡，现在又对蔡国用兵，其志向在于蚕食小国以获利，《春秋》怎么会取法这种行为呢？”李廉说：“楚国与蔡国的交战到此为止。”汪克宽说：“楚昭王围攻蔡国不足以……”

【作为善行，宋高宗不报复金国的仇敌，所以朱熹以报仇为说，这是朱熹所谓用义理穿凿附会。王樵说：“现在考察蔡人男女分别开来，这是投降；划定疆界于江、汝之间，这是迁都，而只记载‘围蔡’，为什么呢？灭国不记载‘入’，陈国曾被楚国县治，而不记载‘灭’；入国不记载‘围’，郑国军队从皇门进入，到达逵路，而只记载‘围’。不让楚国尽其暴虐而满足其言辞，这是圣人的防患之意。胡康侯说蔡国曾经借吴军攻入郢都，昭王逃到随国，毁坏宗庙，迁移祭器，鞭打平王坟墓，楚国到这时报复他，而《春秋》记载简略，是看到蔡国应当得到报复，而楚子报仇的事可以宽恕。唉！这也大大失去了《春秋》的防患之意。攻入郢都的是吴国，毁坏宗庙，迁移祭器，鞭打其父坟墓，占据其宫殿而想娶其母的，又是吴国。不能报复吴国而向蔡国发泄怨恨，楚国已经可笑了，而《春秋》也顺势成全它，说蔡国应当得到报复，而楚国的报仇可以宽恕，不也很悖谬吗？况且诱杀蔡侯般而灭其国，用隐太子于冈山，因为一件皮衣的缘故拘禁昭侯于南郢数年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