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春秋传说彚纂卷十五

译陬县，如今山东莱州府胶州西南七十里有黔陬城，是古代的介国。查考黔陬有东西两座城，东城是秦朝设置的，即介亭，位于高密境内的，乃是后汉时期迁移过去的西城。

译左传记载：介葛卢来朝见，住在昌衍之上。鲁公在防地，给他送草料和粮食，这是合乎礼节的。

杜预注：昌衍，鲁国县东南有昌平城，即今山东兖州府曲阜县东南八十里处。

公羊传问：为什么不说“朝”？因为介葛卢不能行朝见之礼。

谷梁传说：介，是一个国家。葛卢，是介国的国君，没有爵位。说“来”，是表示地位卑微。

集说记载：杜预说：“葛卢，是介国国君的名字。不称‘朝’，是因为他不能行朝见之礼。”刘敞说：“介葛卢是什么人？是附庸国的国君。说‘来’是什么意思？是来朝见。鲁公在外地，为什么还说‘来’？只是表示接待罢了。”苏辙说：“介，是小国。不说‘朝’，是因为鲁公在防地。”陈祥道说：“介一年来了两次，它的意图何在？所以屡次记载。介国人侵犯萧国，是讥讽鲁公招致了祸患。”

鲁公从围许之地回来。

集说记载：张洽说：“记载他因为围许而回来，是因为长期用兵却不能使许国屈服。”赵鹏飞说：“鲁公在温地会盟，在王所朝见，如今回来，却说是从围许之地回来，为什么呢？是为了记录实情。如果说是从防地回来，就好像没有功劳；如果说是从京师回来，实际上并没有到京师，所以说是从围许之地回来。”

按汪克宽认为，这一年僖公不记载从王所回来，而记载从围许回来，就像成公十三年如京师、会盟伐秦，不记载从京师回来而记载从伐秦回来，都是为了表明其本心不在于尊奉周王，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汪克宽在齐桓公围郑一事上，本来曾与晋文公围许并称，认为齐桓公围郑，是为了讨伐郑国逃避首止之盟；晋文公围许，是为了讨伐许国不参加践土、河阳的朝见。围城不是好事，但桓公、文公的围城，实际上是为王室考虑，所以晋文公于是围许，与齐桓公于是救许，书法上没有区别，朱熹所说的《春秋》彰显王法而不废弃五霸的功劳，大概就是指这个。既然认为是为王室考虑，忽然又说意图不在于尊王，同一人的言论，前后互相矛盾，这怎么能用来解释经典呢！除了三传之外，辞义违背的我都删除而不驳斥，因为汪克宽的这种说法被《大全》所采纳，而且世上的学者沿袭已久，所以这样辩驳。

夏季六月，鲁公与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在翟泉会盟。【公羊传、谷梁传在“会”字上有“公”字。翟亭，音历。公羊传作“狄翟泉”。杜预注：洛阳城内太仓西南的池水。今古城在河南府洛阳县东北二十里。】

左传记载：夏季，鲁公会见王子虎、晋国的狐偃、宋国的公孙固、齐国的国归父、陈国的辕涛涂、秦国的小子憗，在翟泉会盟，重温践土之盟，并且谋划讨伐郑国。卿大夫的名字没有记载，是谴责他们。按照礼制，卿大夫不应当会见公、侯，会见伯、子、男是可以的。

胡安国传记载：按左传、公羊传记载，鲁公会见王子虎、晋国的狐偃、宋国的公孙固、齐国的国归父、陈国的辕涛涂、秦国的小子憗在翟泉会盟，那么这些都是列国的贵大夫与王子，而鲁公与他们会见。贬低他们称为“人”，是避讳不写“公”，是因为在河阳。翟泉近在洛阳王城之内，而王子虎在这里与列国会盟，这叫上位的衰替；诸侯大夫进入天子的境内，即使尊贵也称士，而在这里与王子虎会盟，这叫下位的僭越，而无君之心就明显了。所以认为这是大恶，避讳鲁公而不写，各国的卿大夫贬称为“人”，而王子也与他们一样，这正是其本来的意义。

集说记载：杜预说：“鲁侯避讳与天子的大夫会盟，诸侯大夫又违背礼制与公侯会盟，王子虎违背礼制下与会盟，所以不说‘公会’，而且都称为‘人’。”刘敞说：“这里称为‘人’，都是与会盟的和不会盟的。为什么称为‘人’？翟泉在王城之内，诸侯的大夫进入天子的境内，即使尊贵也称士，是陪臣，而在天子旁边会盟，从这里开始，所以贬低他们。”程颐说：“晋文公连年会盟，都在王畿旁边，而这次会盟又逼近王城，又与王人会盟，强逼得很厉害。所以避讳鲁公，诸侯贬称为‘人’，是极大的罪恶。”陈傅良说：“这是晋国初次让大夫与王子会盟。以前践土之役，王子虎不记载名字，是监盟。现在让大夫与王子会盟，文公的志向荒废了。大夫之间互相交往政事从这里开始，是文公造成的。不斥责王子虎，是为了尊重尊贵者而避讳。因为他是王子虎，不能不普遍贬低诸侯的大夫；因为普遍贬低诸侯的大夫，不能不隐去鲁公。”黄仲炎说：“用大夫对抗王人，那么诸侯就对抗王了。”赵鹏飞说：“洮地的会盟，齐桓公与王人会盟而没有贬低的言辞，大概是因为诸侯与王人地位相当。翟泉的会盟，晋国与王人会盟都贬称为‘人’，因为大夫而对抗王臣，是把自己与天王等同，所以都贬称为‘人’。这《春秋》轻重之义就明显了。”吴氏说：“会盟不寒冷就不必重温。践土之盟有齐、宋、蔡、郑以及后来到的陈，现在齐、宋、陈、蔡都在而郑国独独不到，郑国已经怠慢服从晋国了。大概文公既归还卫侯而又逮捕他，筮史接受曹伯的贿赂而后恢复他的地位，联合十一国围许，诸侯都不听命令，而许国最终不服，大概他的所作所为烦扰谬误，已经失去诸侯的心，威势严重挫损，渐渐引起诸侯的轻慢。郑国怠慢服从晋国，应当自我反省，却立即谋划讨伐他，这是不以德义安抚人，而专门以威力胁迫人，与齐桓公不同了。所以第二年围郑，最终不能得到郑国。我曾经说齐桓公的

译齐桓公的霸业，在葵丘之盟时达到极盛，之后逐渐衰落；晋文公的霸业，仅在践土之盟时兴盛一次，随即就逐渐衰落了。」李亷说：「晋文公三次会盟诸侯以防范戎狄，在践土之盟时周天子亲自劳驾，这不是晋国的罪过；在温地召见周天子，事情虽然悖逆但情理上顺从，所以都隐讳不书以保存其尊奉周王的名义。至于翟泉之盟，则是诸侯群聚在周王都旁边，晋国大夫与周王室的王子虎歃血立约，这既不同于践土之盟中王子虎主持盟誓的情况，也没有在温地召见周王时那种避嫌的心理。」《春秋》不得不重重地贬斥它，以显露其轻慢周王的实情。汪克宽说：「《春秋》对内隐讳鲁公，对外则记载诸侯会盟，只有齐桓公的盟会和翟泉之盟是这样。齐桓公的盟会，混淆了内外之辨；翟泉之盟，没有上下之分，所以都改变文辞以谨慎地处理。有人说是左丘明记事多浮夸而不真实，怎么知道不是诸侯互相会盟呢？这是不对的。在洮地会见王人，而列国之君一同歃血，哪有七国诸侯会盟，却敢安然地在王城之内会见王人的呢？」陈际泰说：「齐桓公会盟不靠近三川之地，晋文公却在翟泉会盟；齐桓公不派大夫对抗王人，晋文公却派大夫去对抗王人了。」

译【按：前代儒者都依据《左传》，认为列国大夫被贬黜时称“人”。程子却独说诸侯被贬黜时称“人”，不知这是什么体例，怀疑是文字错误】

　　秋天下了大雨和冰雹。

《左传》【这是灾异。】

胡安国《春秋传》【正防说：凡是阴气凝聚，阳气在内不能出来，就奋击而成为雷霆；阳气在外不能进入，就周旋不停而成为风。阴阳和谐而消散，就成为霜雪雨露；不和谐而消散，就成为戾气、昏暗和阴霾。阴气常散缓，接受阳气的交合，那么风雨调和、寒暑正常。冰雹是戾气，是阴胁迫阳、臣侵凌君的征兆。当时，僖公即位已久，公子遂专权，政权在大夫手中，祸根就在此时萌发了。】

集解【高闶说：“刘向认为，盛阳时雨水温暖而湿热，阴气胁迫它，不相容就转而成为冰雹；盛阴时雨雪凝滞而冰寒，阳气激荡它，不相容就散而为霰。所以冰雹是阴胁迫阳；霰是阳迫近阴。《春秋》不记载霰，就像不记载月食一样。”赵鹏飞说：“天地的大纲常就是阴阳，天下的大势就是治乱。天地的变化，霜雹雨晴、日食星陨、水旱瘟疫，都不脱离阴阳；而人君的政令，德刑礼乐、视听言动、仁虐善恶，都关系到治乱。在下作恶就应验在上，政治清明则阴阳和谐，政治混乱则阴阳乖戾。和谐与乖戾的应验，只看人君的行为如何罢了。大雨冰雹，是阴胜过阳。虽然天地的感应不能立刻测知，但推求同类而推演，那么君不像君而臣逼迫君，德不修而刑胜过德，刚不立而柔侵凌刚，夫不能制而妇抗夫，都是阴胜过阳的一类。《春秋》时代，这类事情实在繁多，不能一一考证。经书记载大雨冰雹共三次，都是彰显阴胜过阳的惩罚。”汪克宽说：“僖公颇能勤于政事以消除天变，所以到末年才有失政的渐兆，于是成为文公纵权的张本。至于昭公则昏庸懦弱不能自立，怠于国政，即位之初公室就四分五裂，政权尽失，最终不免遭受干侯之辱。上天对人的警示明显了。”季本说：“不记载月日，是缺文。按：僖公时代，季友、子无佚不见于经传，胡安国以季氏世卿作为大雨冰雹的警戒，错了。】

　　冬天，介葛卢来朝见。

《左传》【因为没见到鲁公所以再次来朝，这是加礼的宴享友好。介葛卢听到牛叫，说：“这头牛生了三头牺牲，都用了。”那声音就是这样。问后证实确实如此。】集解【何休说：“以前鲁公围许不在，所以再次来朝。”孙复说：“一年来两次，非常不合礼。”】

【辛襄王二年卯十二年】三十年【晋文六年、齐昭三年、卫成五年、蔡庄十六年、郑文四十三年、曹共二十三年、陈共二年、杞桓七年、宋成七年、秦穆三十年、楚成四十二年】

　　春季，周王的正月。

　　夏季，狄人侵犯齐国。

《左传》【晋人侵犯郑国，以观察是否可以进攻。狄人趁晋国在郑国有虞（犹豫/顾虑），夏季，狄人侵犯齐国。】

胡安国《春秋传》【《左传》说：“狄人趁晋国在郑国有虞，于是侵犯齐国。晋文公如果移调围郑的军队去讨伐狄人，那么方伯连帅的职责就修明了。上记载狄人侵犯齐国，下记载围郑，这是直书其事而大义自现的。】

集解【高闶说：“狄人侵犯齐国，是违背盟约。齐桓公召陵之盟后，记载狄人侵犯晋；晋文公城濮之战后，记载狄人侵犯齐。狄人辄敢如此凌侮，而两位霸主不攘除斥责他们。”赵鹏飞说：“晋文公一胜楚，两次朝见天王，到翟泉之会，就已经不亲善了。盟会王臣尚且怠于行动，何况对狄人？文公刚毅果敢，有过于齐桓公，可惜年老力衰有所不及。”家铉翁说：“晋文公对狄人不闻不问，因为狄人没有僭越称王图谋大位之心，而楚国的志向不在小处。”吴澄说：“二十八年冬，会师于温以围许，而许竟不服；二十九年夏，盟于翟泉谋伐郑，而郑也不畏服。到这一年夏，狄人敢于乘间侵犯齐国，所以晋文公自城濮、践土以来，霸业渐渐衰落，至此也可以自我反省了。】

　　秋季，卫国杀了其大夫元咺。

《左传》【晋侯派医衍给卫侯下毒，甯俞贿赂医生，让他减少毒药，卫侯没死。晋侯为他请求，向周王和晋侯纳玉，都是十朋。周王答应，秋天才释放卫侯。卫侯派周歂、冶厪去贿赂，说：“如果能让我回国，我让你们做卿。”周歂、冶厪杀了元咺及子适、子仪。卫侯回国，祭祀先君。周歂、冶厪既已服罪将受命，周歂先进入，到门，遇疾而死。冶厪辞谢卿位。】

《公羊传》【卫侯未到，为什么称国名以杀？是道杀（在道路上杀）。】

《谷梁传》【称国名以杀，罪责连累上级。以此认为是讼君。卫侯在外，为什么用连累上级的辞令来说？是等待他杀了元咺后才回国。】胡安国《春秋传》【元咺讼君为恶，君归则已出，君出则已归，无人臣之礼，确实有罪，那么称国名以杀而不除去他的官职，为什么呢？《春秋》的法度，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君子之道，譬如射箭，射不中靶心，反求诸己。卫侯自身，无乃有缺，何不省德而内自讼呢？称国名以杀者】

译这是国君和大夫专擅杀戮的行为。卫侯身在境外，为何记载为“国君杀人”呢？谷梁子说：“是等待他们杀人之后才回国。”等待杀人之后才回国，这说明他内心本就存着杀害咺和瑕的意图。兵器没有比杀心更残酷的，锋利的镆铘剑相比之下都显得轻微。卫侯尚未回国，就记载为“国君杀人”，这正是《春秋》诛责其动机的体现。那么，大臣们又与此有何关系呢？因为他们追随国君作恶而不能加以阻止，所以一并定罪。

译集说【范宁说：查考《春秋》宣公九年记载“陈国杀其大夫泄冶”，《左传》解释说：“称国名而杀其大夫，是杀无罪的人。”这里《左传》解释说：“称国名而杀，是因为罪责牵连到君主。”凡是称国名而杀大夫，有的是杀无罪的人，有的是罪责牵连君主，情况各不相同，大约各占一半。那么称国名而杀大夫有两种含义。泄冶忠良贤能而君主杀他，这是君主无道。卫侯虽然有不德之处，但臣子没有诉讼君主的道理，元咺的罪过已经很重了。卫侯不思导致诉讼的过错，有过错而不改正，反而怨恨猜忌，上下都失当，所以说罪责牵连君主。吴棫说：卫侯尚未进入国都就杀了元咺，称国名而杀，实际上是卫侯派人杀他。元咺以臣子身份诉讼君主，君主被俘而元咺安然回国，假借霸主的权力而更换君主，像下棋一样，他不臣的罪过应当诛杀。现在用称国名而杀的笔法而没有讨伐罪过的言辞，是因为卫侯未曾正式定罪而暗中派人杀他，诛杀他不以其罪。季本说：当宁俞开始盟誓时，既然让留守的人无所畏惧，又怎么能失信而杀元咺呢？所以不除去大夫的身份，是说应该让他不死】

及公子瑕

谷梁传【公子瑕是被牵连的，以尊贵者连及卑贱者】

胡安国《春秋传》【公子瑕没听说有罪而被杀，为什么呢？因为元咺立他做国君，所以卫侯忌恨而杀他。经文用“公子”冠于瑕前，而称“及”，表明瑕无罪，事情起因于元咺，因为元咺的缘故，牵连到瑕，而卫侯忌刻专断、滥施刑罚的恶行就显露了】

集说【杜预说：“瑕被立为国君已经一年，未曾参与诸侯盟会，所以不称君。”赵匡说：“瑕是元咺所扶立，而自掌国权，瑕也不像国君，所以用君杀大夫的辞令来说他，而列在元咺之后。”孙觉说：“瑕被元咺所立，说因元咺而牵连他，是说瑕的被杀是由于元咺，元咺在则瑕在，元咺死则瑕死。”苏辙说：“周王释放卫侯，卫侯派周歂、冶厪杀了元咺和瑕然后入国。称国名而杀，元咺、瑕虽有罪，而君主也有过错。瑕被立已逾年，他不称君，为什么呢？因为做国君不是瑕的意愿。所以先列元咺后列瑕，是说事情在于元咺。”高闶说：“杀而书‘及’的，是因为某人的缘故而牵连到某人，如文公九年士縠及箕郑父，僖公二十三年庆虎及庆寅，都是这样。不书‘及’的，他们的罪相同，杀他们的意图也相同，如成公八年赵同、赵括，成公十七年郤锜、郤犫、郤至就是这样。查考公子瑕被立已逾年，不成其为君，而只称公子，刘敞于是怀疑《左传》元咺立瑕的说法是不存在的。春秋事理微妙，《左传》不合于经文而于是怀疑传文，刘敞确实错了。胡安国《春秋传》则怀疑元咺虽然立瑕，瑕自己不愿做国君，说不与卫剽相同，是说瑕能拒绝元咺，辞让君位而不立；不与陈佗相同，是说瑕能守节，不被国人所厌恶。这是认为瑕贤良，褒奖而称公子。王沿则怀疑瑕与元咺勾结，说叔武是君命，奉之以受盟，所以称卫子；至于瑕，是元咺尊他为君，非君而君，现在与元咺同被杀，所以称公子，不承认元咺尊他为君。这是认为瑕邪恶，贬斥而称公子。这两种说法都没有通达春秋的体例。只有杜预认为未曾参与诸侯盟会，所以不称君，差不多是对的，但他的说法不全面。春秋的法则是国无二君，那么即使被立未逾年，未参与诸侯盟会，也得称君，因为国不可无君，齐君荼就是这样。国无二君而能参与盟会，那么即使此人是篡弑之贼，也得称君，因为国不可无君，而且诸侯已尊他为君，曹伯负刍就是这样。国有二君而都曾参与盟会，那么都得称君，因为诸侯都尊他们为君，卫衎与卫剽就是这样。国有二君而其中一个未参与盟会，那么在位虽久，也不称君，因为国已有君，诸侯又未曾尊他为君，郑忽与郑仪就是这样。公子瑕与子仪正相同。”国已有君，他又未参与盟会，所以子仪不记载弑君，而瑕不称君。那么瑕是贤良呢？邪恶呢？褒奖他呢？贬斥他呢？回答说：“元咺确实立了他，而牵连到他，瑕既没有曹臧那样的节操，也没有宋冯那样的谋略，那么史书只写‘及公子瑕’罢了】

卫侯郑归于卫

公羊传【这是杀其大夫，说“归”是什么意思？归是厌恶元咺。为什么归是厌恶元咺？元咺侍奉君主，君主出逃他就进入，君主回国他就出逃，认为他不臣】

胡安国《春秋传》【卫侯出奔楚国，不书其名；被晋国执拿，不书其名。现在既已回国，又拥有土地了，为什么反而书其名呢？卫侯初归时杀了叔武，再归时牵连杀了公子瑕，这是春秋所厌恶的，所以两次书其名，作为后世的警戒】

集说【刘敞说：“卫侯郑归于卫。郑初次回国，可以说‘复’。当时，叔武在国内，郑虽然无国，国本来是他的国。等到他再次回国，杀了叔武，执拿他到京师，杀了元咺和公子瑕，郑虽然得国，国不是他的国，所以不说‘复’。春秋褒善罚恶，难道不是极其明察吗！”叶梦得说：“晋侯执拿曹伯到京师，等到他复国，史书说：‘曹伯归自京师。’晋人执拿”

译卫侯被押解回京师，等到他复位时，史书记载说：“卫侯郑回到卫国。”而不说“从京师归来”，为什么呢？曹伯的情况，是霸主征讨的结果。诸侯打算在周天子面前引见子臧并拥立他为君，子臧推辞并逃往宋国。晋侯派曹国人送子臧回去并迎回他们的国君，周天子准许了，所以子臧返回后曹伯也得以归来，这是周天子命令让他做国君的。卫侯的情况，并非霸主征讨的结果。鲁公向周天子与晋侯进献玉帛，然后他才得以复位，虽然说是受命，但这不是周天子让诸侯做国君的正道，所以只说卫侯回到卫国罢了。”陈氏傅良说：“以前说‘复归’，现在说‘归’而不说‘复’，为什么呢？‘奔’，是失去国家的说法；‘执’，是尚未失去国家的说法。凡是‘执’不记载‘归’，记载‘执’又记载‘归’，是处境危险难以归国的意思。因此，被执的国君不称名，归来后才称名。记载‘执卫侯’，归来记载‘卫侯郑’；记载‘执曹伯’，归来记载‘曹伯襄’，称名的原因，也是失去国家的说法。”赵氏鹏飞说：“《春秋》记载诸侯被执押解回京师的有两次，一是晋文公执卫成公，二是成公十五年晋厉公执曹成公。曹成公的归来，没有罪过，所以不称名；卫成公的归来，有恶行，所以称名。曹成公的归来，是周天子释放了他，所以记载‘从京师归来’；卫成公的归来，是晋国释放了他，所以记载‘回到卫国’。卫成公有什么罪呢？从楚国归来，就杀了叔武；从京师归来，就杀了公子瑕。兄弟，是天伦关系，忌恨而杀害他们，这就是他作恶的原因，因而不能免于圣人的谴责。”家氏翁说：“卫侯依附楚国，被晋国讨伐，等到听说楚国战败，抛弃宗庙神主逃往楚国，他的罪过应当讨伐。侥幸得以归来，却发泄愤恨杀害他的弟弟，这叫做怙恶不悛，国家已经不再是他的国家了。鲁国人替他进献贿赂请求赦免，又侥幸得以释放，不应当复位却复位了。因此称名并记载他归来，不给予他‘复’的待遇，这是《春秋》一字之权。”吴氏说：“已经杀了元咺，就没有人阻挡他，有周冶等人接纳他而形势容易，所以记载‘归’。”李氏廉说：“诸侯被执不记载‘归’，僖公十九年的滕子，成公九年的郑伯，襄公十六年的莒子、邾子，十九年的邾子之类就是这样。只有晋文公执曹、卫，记载‘归’，陈氏说：‘处境危险难以归国。’又晋厉公执曹伯，记载‘归’，胡氏说：‘是说周天子释放了有罪的人。’又说：‘卫侯被押解到京师，而记载‘回到卫国’，讥讽责任不在王室；曹伯也回到京师，而记载‘从京师归来’，讥讽责任不在晋国。’汪氏克宽说：“卫成公贿赂医生进献玉帛而得以免罪，与曹共公贿赂筮史而得以归国，实际上没有不同，所以他们归来都称名。然而卫侯忌刻残杀两个弟弟，他的罪过又超过曹伯，所以他归来不称‘复’。”

译晋国人、秦国人包围了郑国。

《左传》记载：【九月甲午日，晋侯、秦伯包围郑国，因为郑国曾对晋国无礼，并且对晋国怀有二心而依附楚国。晋军驻扎在函陵，秦军驻扎在汜水南面。佚之狐对郑伯说：‘国家危险了！如果派烛之武去见秦君，军队一定会撤退。’郑伯听从了他的建议。烛之武推辞说：‘我壮年的时候，尚且不如别人；现在老了，更不能做什么了。’郑伯说：‘我没能及早任用您，现在危急了才求您，这是我的过错。然而郑国灭亡了，对您也不利啊。’烛之武答应了。夜里用绳子把他从城墙上放下去，去见秦伯说：‘秦、晋两国包围郑国，郑国已经知道要灭亡了。如果灭掉郑国对您有利，怎敢拿这件事来麻烦您手下的人。越过别国把远方的土地作为边邑，您知道这是困难的，为什么要灭掉郑国来增加邻国的土地呢？邻国实力雄厚，就是您实力的削弱。如果放弃郑国让它作为您东方道路上的主人，秦国使者往来，供给他们缺乏的物资，对您也没有什么害处。况且您曾经给予晋君恩惠，他答应给您焦、瑕两座城池，早上刚渡河回国，晚上就筑起防御工事，这是您知道的。晋国哪有满足的时候呢？已经在东边把郑国作为疆界，又想要扩张它西边的疆界，如果不损害秦国，将从哪里取得土地呢？损害秦国来使晋国获利，希望您仔细考虑。’秦伯很高兴，与郑国订立盟约，派杞子、逢孙、杨孙驻守郑国，就回去了。子犯请求攻击秦军。晋侯说：‘不行。没有那人的力量，我就不会到这个地步。依靠别人的力量却去损害他，是不仁义；失去同盟国，是不明智；用战乱代替整齐，是不勇武。我们还是回去吧。’也离开了郑国。起初，郑国公子兰出逃到晋国，跟随晋侯讨伐郑国，请求不要参与包围郑国。晋侯答应了他，让他留在东边等待命令。郑国的石甲父、侯宣多迎接他立为太子，以求与晋国讲和。晋国人答应了。】

【函陵，《寰宇记》说函陵在新郑县北十三里，山形像函，所以叫函陵，现在属于河南开封府。汜南，杜预注：‘这是东汜，在荥阳中牟县南。’现在属于河南开封府。焦、瑕，杜预注：‘是晋国河外五城中的两个城邑。’《地理志》说陕县有旧焦城，现在在陕州南二里。文公十三年派詹嘉驻守瑕，以守卫桃林之塞，大概是在桃林附近的地方。】

集说【孙复说：‘翟泉之盟，郑国没有参加，所以（晋秦伐郑）。’家铉翁说：‘《左传》说秦晋围郑，因为郑国对晋国无礼，并且对楚国有二心。郑国对楚国有二心，本来就有。晋文公刚回国时，还说旧怨未忘，现在几年了，郑国预防盟会，不应该还因为旧怨而加兵。大概是因为翟泉之盟没有参加，所以怀疑它对楚国有二心。去年在温地朝见周王，现在一次不参加盟会，就加兵于它，《春秋》因此贬斥秦伯。如果知道这样做不合道义，就应当一起离开，不应当私下与郑国结盟，舍弃晋国而直接回国，所以都贬斥而称‘人’。’李廉说：‘秦晋之争从此开始。秦以非子的后裔，占据岐山、丰水之地，《春秋》所记载的，大体都是与晋国争战的痕迹。自从穆公释去韩原之憾，而在城濮之战中跟随晋国立功，于是盟于温，盟于翟泉，一起出兵齐、郑，戮力同心，未曾有嫌隙。由于烛之武一句话，秦辅助晋的心就变了。文公死后，殽之战起衅，后来彭衙之战，令狐之战，河曲之战，秦伐晋有六次，晋伐秦也有六次，兴起几十年的报复之师，历经四位君主而未止。大概到僖公十一年战于栎，十三年十三国伐郑，然后交战的记载才在经文中断绝。那么有穆公的贤能，而他所成就的仅止于此，难道不是贪利忘义的过失吗！’汪克宽说：‘翟泉之盟，实际上是谋划讨伐郑国，而郑国不请求臣服，所以这年春天晋人侵郑。侵郑而郑国还不臣服，所以晋文公又偕同秦伯包围它，大概是因为郑国对楚国有二心，而多次加兵，不专为释放私愤而已。然而诸侯不见其德，只闻其虐，难道是霸主使二心者臣服的方法吗！况且两国同役而不同心，《春秋》贬斥而称‘人’，是有原因的。】

【按围郑这一战役，孙复、胡瑗都依据经文，认为是责备郑国不参加翟泉之盟。《左传》也说对晋国无礼，并且对楚国有二心，对楚国有二心就是指不参加盟会。郑国在王畿，离翟泉近，霸主在近地盟会而不到，这也是无礼，不必专指出出亡时事。况且周王宴请晋侯，郑伯作为陪臣，又多次同盟会，难道晋国到这时还修旧怨吗？所以不采纳胡瑗的说法，而只取家铉翁、汪克宽的说法。】

介国人侵萧。

集说【徐彦说：‘来朝见称名，现在称‘人’，是贬退他。’张洽说：‘介国两次来鲁国，而次年就侵萧，是请求援助而后举兵，与荆人、秦术的聘问相同。’李廉说：‘介侵萧，三传都没有事迹，胡瑗也略去，只有张洽的说法是对的。】

冬天，周天子派宰周公来聘问。

《左传》记载：【冬，周天子派周公阅来聘问。宴享时有昌歜、白、黑、形盐。他推辞说：‘国君文德足以昭示，武德足以使人敬畏，那么就有备物之宴享，以象征他的德行。进献五味，进献嘉谷，盐做成虎形，以献其功绩。我怎么能承受呢？】

《谷梁传》说：【天子的宰相通达四海。】

集说【杜预说：‘宰周公，是天子的三公兼冢宰。’张洽说：‘天子三公兼冢宰而派来聘问鲁国，可见周室衰微，大臣失职。’程端学说：‘礼虽然有天子聘问诸侯的记载，然而鲁国未曾朝见周王，不

译过是因为防地会盟，晋侯去王所朝见罢了。防王不能匡正王法却亲自下聘，已经违背正道了，何况还派遣冢宰呢？礼制衰败严重啊！

译公子遂前往京师【这是鲁国开始向周王室派遣使者聘问】

遂前往晋国【这是鲁国开始向晋国派遣使者聘问】

《左传》【东门襄仲将要聘问周王室，于是初次聘问晋国】

《谷梁传》【用尊贵的公子遂去从事卑贱的聘问之事，这是说鲁国不敢背叛周王室】

《胡传》【大夫出使国境之外，有因两件事而出使的，有因一件事出使而专门接着处理另一件事的，史书都记载为“遂”。公子遂前往周王室和晋国，与祭公从鲁国迎接王后，都属于因两件事而出使的情况。公子结前往送嫁而接着与齐、宋结盟，则是专门接着处理另一件事的情况。其中的是非得失，就体现在具体事情中了。冢宰上兼三公之职，其职位极为重要，而来鲁国聘问，天王的礼意没有比这更优厚的了。鲁侯既然不朝见京师，却派公子遂前往，又让他因两件事出使，将周王室等同于列国，这是极大的不恭敬之罪，是履霜坚冰般的逐渐恶化，是《春秋》所谴责而不听从的。那么为什么没有贬斥呢？有的罪恶不需要贬斥断绝就能显现，不贬斥断绝正是为了显现罪恶】

《集説》【杜预说：“前往京师，执掌宰职的周公，既然命令聘问周王室，又命令从周王室聘问晋国，所以说‘遂’。”赵匡说：“《公羊传》说大夫没有‘遂’的事，这也是受命于君主，怎么能指责大夫呢？又说君主不能执政，这是不对的。僖公之时，大夫起初并未强大，哪里敢专擅行事呢？这大概是诬蔑之辞。”孙复说：“不符合礼制。天子最为尊贵，不是诸侯可以匹敌的。僖公与襄王互相聘问，匹敌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所以说‘天王派宰周公来聘问，公子遂前往京师，遂前往晋国’，以此来表示谴责。”苏辙说：“对内称‘如’，对外称‘使’，都是君主的命令，所谓因两件事而出使的情况。”叶梦得说：“为什么用‘遂’字？是痛恨不专一于周王室。遂前往京师，拜谢周公的聘问，说借此机会前往聘问晋国，这不是尊崇天子的做法。大夫出使国境之外，固然有因两件事而行动的，但必须再次提及名字。公子遂在衡雍与晋国赵盾结盟，公子遂在暴地与洛戎结盟就是如此。只有天子不可以因两件事而行动，所以用隐晦的言辞，不再提及公子遂，就像大夫专擅行事一样。”陈傅良说：“自桓王以下，王室没有聘问鲁国的，于是再次聘问，而宰周公亲自前来，已经算是尊崇了。公子前往晋国，因为前往京师，不敢不前往晋国，这是将周王室等同于列国】

【前往京师不记载，于是开始记载，聘问周王室是非常之事了。黄仲炎说：“凡是记载大夫前往京师的，是显示诸侯不朝见而聘问。”赵鹏飞说：“自春秋以来，天王派遣王臣聘问鲁国的共有六次，但没有以三公身份下聘的。现在襄王因为晋文公两次会合诸侯而朝见自己，于是以三公身份来聘问。周公的到来，不是专门聘问鲁国，晋、齐以下都依次聘问罢了。鲁国派公子遂回报宰周公的聘问，而遂前往晋国，这是用对待邻国之礼来对待周王室。”家铉翁说：“前几天公与诸侯仅仅在河阳朝见周王，现在天子的冢宰下临，天子对鲁国的宠遇到了极点。公应当朝见京师，拜谢王命的屈尊，却派公子遂回报聘问，又因两件事前往晋国，这就是所谓的大不恭敬。《春秋》岂能完全为鲁国隐讳？记载公子遂前往京师、遂前往晋国，是贬斥。”又说：“宰咺、宰纠都记载名字，现在周公难道没有责任吗？”回答说：“周公下聘，还说是厚往薄来，以安抚诸侯。鲁国却用一个公子来回报谢，而且因两件事前往晋国，罪在鲁国，不是周王室的责任。”李廉说：“这条与公前往京师、遂参与讨伐秦国，都是王事记载‘遂’。这本是因两件事出使，《春秋》则将前往晋国视为‘遂’事，不敢将王事与霸主之事等同。那本是因讨伐秦国出使，《春秋》则将讨伐秦国视为‘遂’事，不想将霸主之事置于王事之前。”汪克宽说：“经书记载天王来聘问的有七次，只有这次派冢宰兼三公下聘，是非常之礼，极大的宠遇，自春秋以来未曾有过。或许是因为僖公两次朝见天子的勤谨而回报他吧？经书记载卿大夫前往周聘问的有四次，而只有这次因两件事出使。自进入春秋以来未曾朝聘于京师，以鲁国的望国地位、僖公的贤明君主，而对扬天子的美好命令，如此简慢，何况晋国未曾聘问鲁国而鲁国前往聘问，周先聘问鲁国而鲁国苟且回报聘问，这是尊崇天王的礼制不如侍奉霸主的谨慎。虽然如此，还是胜过隐公、桓公接受聘问而不回报的情况。王朝冢宰在经书中出现四次，宰咺、宰纠因亵渎三纲而记载名字，阅之来聘问，礼虽然过于优厚，但比起赙赠宠妾、命令篡弑的人，则其罪较轻罢了。”赵汸说：“周制，诸侯对天子有朝见、有贡赋而没有聘问。朝见则是大行人朝觐以下六礼，贡赋则是六服所贡之物，小行人命令诸侯春天入贡就是如此。诸侯对天子说聘问，是东迁后礼制丧失的说法，由于职贡都废弛而后以聘礼”上问：“如同邦交，不是成周的旧制。”王樵说：“晋国未曾聘问鲁国，鲁国初次前往聘问，所以《左传》说：‘遂初次聘问晋国。’周先聘问鲁国，鲁国本欲前往回报，所以《左传》说：‘将要聘问周王室。’用‘将’字引出下面的‘遂’字，因来而报，不专一于王室，而以两件事派遣使者，直书其事而意义自然显现】

【壬戌，周襄王二十三年】三十有一年【晋文公七年、齐昭公四年、卫成公六年、蔡庄公十七年、郑文公四十四年、曹共公二十四年、

译陈共公三年、杞桓公八年、宋成公八年、秦穆公三十一年、楚成公四十三年

译春天，夺取济水西岸的田地。

《左传》记载：“春天，夺取济水西岸的田地，这是分割曹国的土地。”

《公羊传》说：“从哪里夺取的？从曹国夺取的。为什么不直接说从曹国夺取？是为了避讳夺取同姓诸侯国的土地。此时并没有讨伐曹国，那么为什么说从曹国夺取呢？这是因为晋侯拘捕了曹伯，将曹国所侵占的土地分给了诸侯。晋侯拘捕曹伯，将曹国所侵占的土地分给诸侯，那么为什么还要避讳夺取同姓诸侯国的土地呢？因为时间久远。”

胡安国《春秋传》说：“《公羊传》说：‘从曹国夺取的。晋侯拘捕曹伯，将曹国所侵占的土地分给诸侯。不标注所属国家，是因为这是我国原有的田地。’恢复我国原有的田地却称之为‘取’，为什么呢？《春秋》的法度，不认为可以用混乱去取代混乱。”

汇集各家学说：

赵匡说：“凡是凭借武力得到的称为‘取’，即使是夺取本国原有的城邑，措辞也没有不同，因为不应当夺取。”又说：“凡是国内夺取的城邑不标注所属国家的，都是原本就是鲁国的城邑，鲁国被外国夺去，现在又夺回来，既然是本国的城邑，就不能归附于其他国家。”

刘敞说：“谁夺取的？是我国原有的。夺取城邑必须标注所属国家，夺取城邑不标注所属国家，是不对的。这是夺取附庸国。夺取田地必须标注所属国家，夺取田地不标注所属国家，是我国原有的，不是从外部夺取的。”又说：“《左传》说：‘派臧文仲前往。’这是不对的。如果确实是臧文仲前往，不应该不记载。注释认为臧文仲只是请求归还田地，不是聘问、飨宴、防同（诸侯会盟），所以不记载，这也是不对的。请求借粮、乞求出兵、吊唁丧葬、送嫁女子都记载，请求归还田地是非常之事，自然应该记载。又如叔孙豹、鄫国世子巫前往晋国也都记载，这就是请求归还田地的类比。《礼记》说：‘卿大夫没有君主的命令不能越过国境。’越过国境就记载，为什么唯独请求归还田地不记载呢？”又说：“分割曹国的土地，从洮水以南，向东连接到济水。如果这样，应当称为‘夺取曹国济水西岸的田地’，不能只说‘夺取济水西岸的田地’。”

孙觉说：“《左传》认为晋侯分割曹国的土地给诸侯，而鲁国夺取了济水西岸的田地。然而经文记载与‘给予汶阳田地’没有区别，大概鲁国济水西岸的田地曾经被曹国侵占，晋侯拘捕曹伯而归还诸侯被侵占的土地，鲁国于是夺取了它。”

高闶说：“凡是夺取别人拥有的东西，其恶行容易看见；而夺取自己拥有的东西却不合乎道义，其罪过难以知晓。圣人也将它正名为‘取’，以此来显示细微的差别。”

张洽说：“恢复鲁国的旧地，也与不是自己的东西却夺取的人相同，大概因为没有天子的命令来纠正疆界，都是夺取得不合乎道义。何况晋国从曹国夺取土地给鲁国，本是出于私怨，而不是出于至公的道义呢？”

赵鹏飞说：“淮河、济水、泰山都是鲁国的边界，那么济水西岸大概是鲁国的田地。庄公三十年，鲁公与齐侯在鲁国的济水相遇，济水发源于齐鲁之间，所以有齐国的济水，有鲁国的济水。现在说济水西岸，那么就是济水以西的田地。国内夺取田地没有不标注所属国家的，只有成公二年夺取汶阳田地和这次夺取济水西岸田地不标注所属国家，不标注所属国家，那么原本就是鲁国的田地。宣公元年，齐人夺取济水西岸田地，夺取的是这片田地。到了宣公十年，则记载齐人归还给我们济水西岸田地。记载‘归还给我们’，就知道济水西岸原本就是鲁国的田地，确凿无疑。”

吕大圭说：“夺取济水西岸田地不标注曹国，那么济水西岸田地就是鲁国原有的田地；夺取汶阳田地不标注齐国，那么汶阳田地也是鲁国原有的田地。汶水、济水都靠近鲁国的边界。然而汶阳、济西则说‘取’，郓、讙、龟、隂、讙、阛则说‘归’，说‘取’的，不是对方愿意给的，不是对方愿意给而我夺取的，称为‘取’；说‘归’的，是对方愿意给的，不是我强迫他而他自愿归还的，称为‘归’。”

家铉翁说：“这是《春秋》责备晋文公的意思。土地都是天子的所有，诸侯擅自互相侵夺，是无视天子。盟主治理他们侵夺的罪过，本来就是职责所在，更能禀承天子的命令，归还并赐给鲁国，这才尽到了尊崇君主的道义。《春秋》因此责备晋文公，责备他应当被责备的地方。”

李廉说：“济水西岸田地，《左传》、《谷梁传》都认为是曹国的田地，《公羊传》认为是曹国侵占鲁国的原有田地，胡安国跟随《公羊传》。济水西岸田地首尾三次出现在经文中，这一年从曹国夺取，宣公元年用来贿赂齐国，宣公十年齐人归还给我们。又说：‘经文记载田地有十次：桓公元年假借许田，宣公元年齐人夺取济水西岸田地，十年齐人归还济水西岸田地，成公二年夺取汶阳田地，八年韩穿来谈论汶阳田地，襄公十九年夺取邾国田地，定公十年齐人归还郓、讙、龟隂田地，哀公二年夺取漷东田地、沂西田地，以及这一年。’不标注所属国家的，是我国原有的田地；不是我国的田地则标注所属国家，邾国田地就是这样。漷东、沂西田地不标注所属国家，是承接上文伐邾的经文。”

汪克宽说：“《春秋》记载国内夺取的有十七次。凭借兵力夺取他国的土地，则记载战伐，如击败宋国军队夺取郜、夺取防，讨伐齐国夺取谷，讨伐莒国夺取向，讨伐邾国夺取訾娄、夺取绎、夺取漷东田地及沂西田地就是这样。借助大国的威势，不凭借兵力而恢复原有土地，则不记载侵伐而只记载‘取’，济水西岸、汶阳的田地就是这样。不是原有土地则标注所属国家，夺取邾国田地自漷水就是这样。夺取附庸的小国而灭掉它，则避讳不说侵伐而也只记载‘取’，夺取根牟、夺取鄟、夺取邿、夺取鄫就是这样。夺取它而保留其祭祀，则讨伐邾国夺取须句就是这样。如果夺取郓，则是趁乱夺取城邑，所以不详录；夺取阚，则是昭公在外而夺取国内城邑，又是《春秋》的变例。有人说济水西岸是晋国人侵占鲁国的旧疆界，当时晋国的霸权正强盛，岂肯归还土地给鲁国？何况鲁国

译晋国并非与我国接壤的国家，（这种看法）错误得多么严重啊！

译公子遂前往晋国。

《左传》说：“襄仲前往晋国，是为了拜谢晋国赐予曹地田产之事。”

集解中，高闶说：“晋国未曾来鲁国聘问，而公子遂去年冬天已经去晋国聘问，今年春天又去谢恩接受济西的田地，为什么对晋国如此厚待，而对周天子却如此轻慢呢？”赵鹏飞说：“先前公子遂因为出使周国的缘故，顺便出使晋国，那么侍奉晋国就不专一，接着又得以侵夺疆土，于是再次派遣公子遂出使晋国，以谢罪自己的不敏。然而，宰周公的聘问，发生在公子遂出使周国之前；而济西田地的归还，发生在已经出使晋国之后。那么周天子的恩惠比晋国更深厚，不再次出使周国却再次出使晋国，僖公在轻重厚薄的权衡上，确实偏颇了。”郑玉说：“鲁国派遣使者出使晋国，拜谢分赐田地的恩赐，而不向周天子请示，只是知道恢复疆界治理，只知道有霸主，不知道有天子；只知道利益，不知道道义。这就是《春秋》在记载济西田地时写‘取’的原因。”

夏季四月，四次占卜郊祀之事。

《公羊传》说：“为什么有时说三次占卜，有时说四次占卜？三次占卜，是合乎礼制的；四次占卜，是不合礼制的。为什么三次占卜合乎礼制？为什么四次占卜不合礼制？祈求吉兆的方法只有三次。禘祭、尝祭不占卜，郊祀为什么占卜？占卜郊祀，是不合礼制的。为什么占卜郊祀不合礼制？鲁国举行郊祀，是不合礼制的。为什么鲁国举行郊祀不合礼制？天子祭祀上天，诸侯祭祀上天。天子有四方望祭之事，无所不通。诸侯的山川如果不在其封地之内，就不祭祀。”

《谷梁传》说：“夏季四月，是不合时宜的。四次占卜，是不合礼制的。”

胡安国的《春秋传》说：“记载礼制的人说：‘在郊外祭祀上帝，是为了确定天的位置。礼制在郊外施行，而众神各受其职。’鲁国是诸侯，为什么有郊祀？成王因为周公有伟大的功勋劳绩于天下，命令鲁公世世代代用天子的礼乐来祭祀周公。因此鲁君在孟春乘坐大路，装载弓和弓袋，旗帜有十二旒，绘有日月图案，在郊外祭祀上帝，以后稷配享，这是天子的礼制。以人臣的身份而使用天子的礼乐，可以吗？这是成王过分赏赐，而鲁公伯禽接受，都是不对的。〇孔子说：‘天子的制度，诸侯应当节制。节制没有比僭越更错误的，僭越没有比祭祀更严重的，祭祀没有比地更重要的，地没有比天更重要的。诸侯祭祀上天，其僭越达到极点了。’圣人在《春秋》中，想要削除而不保留，就无法记录其过失，作为后世的警戒；全部书写吗，那么每年的常事，就有写不完的。因此根据礼制的变化而书写在简策上，有的通过占卜，有的通过时节，有的通过望祭，有的通过牺牲，有的通过牛，在变化之中又有变化的，全部书写其事，并对言偃说：‘鲁国的郊祀和禘祭，是不合礼制的，周公的衰微大概就在这里了！〇〇国的郊祀，是因为禹；宋国的郊祀，是因为契。这是天子之事守。’说〇、宋，是夏、商的后代，受命于周，作为王室的宾客，统承先王，修习其礼制，他们得以举行郊祀并配享其祖先，不是列国诸侯可以比拟的。因此天子祭祀天地，诸侯祭祀社稷，祝辞和嘏辞不敢改变其常古。改变就会乱名犯分，人道的重大纲常就被违背了。所以说：‘郊社之礼，是用来侍奉上帝的；宗庙之礼，是用来祭祀祖先的。明白了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理国家就像指着手掌一样容易！’庶民不得祭祀五祀，大夫不得祭祀社稷，诸侯不得祭祀天地，不是故意要区分等级，而是不易改变的定理。知道其理不可改变，就会安于本分，没有僭越之心了。治理天下国家还有什么难的呢？”

集解中，董仲舒说：“鲁国为什么举行郊祀？是因为周公的缘故。不在夏至日举行，是为了避讳王室。每隔十天占卜一次，是为了远离怠慢。必须经过三个旬，礼制尽于三次。”何休说：“郊祀是用来祭祀上天的，不说郊祀上天，是谦卑不敢直斥尊称。”孔颖达说：“《周礼》太宰的职掌说：‘祭祀五帝，提前十天，率领办事人员占卜日期。’那么将要祭祀，必定在十天之前预先占卜。说四次占卜郊祀，大概是二月每旬占卜一次，到四月上旬再占卜一次，才成为四次占卜。”啖助说：“天子在冬至祭祀上帝，又在夏历的孟春在郊外向上帝祈谷，所以称为郊祀。鲁国因为周公的缘故，特别在孟春向上帝祈谷，也称为郊祀。郊祀都用辛日，所以在二月占卜三月的上辛日，不吉就占卜中辛日，再不吉就占卜下辛日，所谓吉事先选近日。占卜三个旬都不吉，就不举行郊祀。”程颐说：“周公的功勋固然伟大，但都是臣子本分所当为，鲁国怎么能独自使用天子的礼乐呢？成王的赏赐、伯禽的接受，都是不对的。”朱熹说：“像四次占卜、五次占卜，牛受伤、牛死亡，这是在失礼之中又失礼。”陈傅良说：“因为不胜讥讽，只讥讽其严重之处罢了。”赵鹏飞说：“《春秋》记载占卜郊祀的有四次，没有一次顺从的，上天难道容许僭越吗！然而四次、五次占卜后最终不举行郊祀，还算知道自我反省以敬畏上天；而僖公不顺从，还像三望那样，是冒犯天威而必定要僭越，这可以吗？”吴澄说：“经文记载郊祀的有九次，〇违背的有四次，牛灾的有四次，非时大不敬的有一次。大概鲁国的郊祀虽然僭越，但行之已久，视为常事，所以不全部书写。只有占卜不顺从、牛有变故，以及时节大异于常时才书写，借此显示其僭礼。三次占卜不顺从而不举行郊祀，是正当的；三次不吉而到四次占卜，四次不吉而到五次占卜，亵渎得很严重了。牛灾接连发生，也可

译由此可以看出鲁国在郊祀中僭越礼制，鬼神不会应允。四月、五月举行郊祀，固然不合时宜，但尚且相当于夏历春季的时节；而九月是夏历的孟秋，既不占卜日期，也不占卜牺牲，却强行使用郊祀的礼仪，史书特意记载一个“用”字，是因为不合时宜、不敬之罪实在太大了。」李氏防说：“郊祀为什么要占卜呢？古代大事都通过占卜来决定。《公羊传》认为天子郊祀是常事，所以不占卜；鲁国郊祀非常事，所以要占卜。占卜最多不超过三次，吉利就举行，不吉利就停止。《左传》认为常礼不占卜，只占卜牺牲和日期。查考《周礼》，祭祀五帝，在前期由太宰率领执事人员占卜日期，那么天子也占卜。只是所占卜的不超过日期和牺牲而已，《春秋》所记载的也是占卜日期和牺牲。」汪氏克宽说：“《左传》和《孔子家语》都说鲁国在启蛰时举行郊祀，朱熹认为是夏历的孟春，在汉代太初历以前，启蛰是正月的中气。然而啖氏认为在周历二月占卜三月，并且辩驳《谷梁传》认为在周历十二月占卜正月是错误的。现在考证宣公三年、成公七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元年改卜牛，都在正月，大概成王所赐的只是祈谷的郊祀，那是夏历的孟春。啖氏所说的占卜从二月下旬开始直到三月，是礼制的正统；《谷梁传》所说的占卜从十二月开始，是礼制的末流和失误。所以子服伯说：‘鲁国将在十月上辛日有事于上帝。’孟献子说：‘正月冬至，可以有事于上帝。’而《明堂位》的注疏把孟春当作周历的正月，《郊特牲》的疏中崔氏、皇氏采用王肃的说法，又认为鲁国在冬至郊祀天帝，在建寅之月又郊祀以祈谷，都是因为鲁国郊祀不合时宜而导致的错误。《圣证论》引用《谷梁传》的话说鲁国只举行一次郊祀，有时用子月，有时用寅月，大概是因为鲁国郊祀不合时宜，有时僭越天子冬至的日期而失误得太早，有时超过启蛰的节气则失误得太晚。有人说占卜从建子之月开始，又说郊祀不是为了祈求农事，这就与程子冬季在圜丘祭祀、春季祈谷的说法不同了。」

译不听从占卜，于是释放牺牲。

《公羊传》【为什么有时说“免牲”，有时说“免牛”？说“免牲”，是合乎礼制的；说“免牛”，是不合乎礼制的。为什么说“免牛”不合礼制？因为已经受伤的称为“牛”。】

《谷梁传》【“免牲”，是为它穿上黑色上衣、浅红色下裙，由官员穿着元端礼服捧着送到南郊。“免牛”也是这样。“乃”，是表示事情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语气词。】

胡安国《春秋传》【古代重大事情决定于占卜，所以《洪范》篇中考察疑惑唯独以占卜为主。占卜而不听从，就不举行郊祀了，所以要释放牺牲。】

集说【杜预说：“免，就是放走的意思。”啖助说：“凡是牺牲一定要饲养两头，一头用来祭祀上帝，一头用来祭祀后稷。凡是占卜三十天都不吉利，就不举行郊祀。牛死了，或者牛有灾害，就占卜后稷的牛来代替。如果占卜后稷的牛不吉利，或者后稷的牛又死了，也都不举行郊祀。凡是不举行郊祀，都要占卜是否释放牺牲。占卜释放牺牲吉利，就释放它；不吉利，就只是不举行郊祀罢了。”刘敞说：“所谓‘不从’，是指日期不吉利。不吉利就不敢举行郊祀，所以需要释放牺牲。”赵鹏飞说：“牺牲是一样的，有时说‘免牲’，有时说‘免牛’，为什么呢？没有成为牺牲的称为‘牛’，已经占卜过的称为‘牲’。牺牲备齐而占卜郊祀不听从，就释放牺牲。释放牺牲就”】

【不举行郊祀了。王元杰说：“礼制规定在十月的上甲日系缚牺牲，这一天到郊外，使用子月建亥的月份，应当系缚牺牲；祈谷的郊祀，使用寅月建丑的月份，应当系缚牺牲。经文在四月记载‘牲’，牺牲已经备齐了，只是因为占卜郊祀不听从而释放它，所以不说‘牛’而说‘免牲’。”李防说：“记载‘免牲’，就表明不举行郊祀了。僖公三十一年、宣公七年，只记载‘免牲’就是这样；如果不举行郊祀而不执行释放牺牲的礼制，就不记载‘免牲’，成公十年、宣公十一年，只记载‘不郊’就是这样；如果牛死了，就没有可释放的了，宣公二年牛死而不举行郊祀就是这样。唯独成公七年既记载‘免牛’，又记载‘不郊’，为什么呢？《谷梁传》说：‘免牲不说‘不郊’，免牛也是这样。’这里经文又记载‘不郊’，大概是因为僖公释放牺牲与三望同时，所以省略了‘不郊’的文字；现在这里春天释放牛而夏天三望，所以需要记载‘不郊’来表明。释放牺牲，是为它穿上黑色上衣、浅红色下裙，捧着它到南郊，天的位置归于阳。已经受伤的称为‘牛’，却还要占卜是否释放它，为什么呢？曾经把它置于上帝的位置了，占卜后才释放它，是不敢擅自决定的意思。”汪克宽说：“免牲不说‘不郊’，大概是因为占卜释放牺牲而吉利，就不能举行郊祀了；免牛则还可以再占卜牛，所以又说‘不郊’。】

还举行三望祭。

《左传》【四次占卜郊祀，都不听从，于是释放牺牲，这不是礼制。还举行三望祭，也不是礼制。礼制不占卜常规祭祀，而只占卜牺牲和日期。牛占卜日期称为‘牲’。牺牲备齐而占卜郊祀，是君主怠慢的表现。望祭，是郊祀中次要的。不举行郊祀，也没有必要举行望祭。】

《公羊传》【“三望”是什么？是望祭。那么祭祀什么呢？祭祀泰山、黄河、大海。为什么祭祀泰山、黄河、大海？山川有能润泽百里范围的，天子就按等级祭祀它们。接触石头就涌出云气，肤寸之间就聚合，不到一个早晨就普降天下雨水的，只有泰山。黄河和大海润泽千里。“犹”是什么意思？是表示本来可以停止的意思。为什么要记载？是讥讽不举行郊祀却举行望祭。】

《谷梁传》【“犹”，是表示可以停止的语气词。】

胡安国《春秋传》【望祭，有虞氏接受天命而望祭，是因为类祭；巡狩而望祭，是因为柴祭，都是天子的事。现在鲁国不举行郊祀却举行望祭，所以特别记载说“犹”。“犹”，是表示可以停止的语气词。为什么说“三望”呢？天子有方望，无所不通；诸侯如果不是名山大川在其封地内的，就不祭祀。鲁国得以使用重礼，比照王室则减杀，所以望祭只限于三个；比照诸侯则隆重，所以黄河、大海虽然不在其封地内也祭祀。但这不是诸侯所能做的。】

集说【杜预说：“遥望而祭祀。”啖助说：“郊祀后必定举行望祭，如果不举行郊祀，就不应当望祭，记载‘犹’，是不合礼制的。”孙复说：“《公羊传》说是泰山、黄河、大海，郑玄说是海、岱、淮，杜预说是分野的星辰及境内山川。根据郑玄、杜预的说法，只是诸侯祭祀其封地内的罢了，况且黄河、大海、淮河不在鲁国封地内，又诸侯没有祭祀分野星辰的事。而且鲁国既然僭越天子，大概是在四望之中祭祀其中大的三个罢了，《公羊传》说得对。”朱熹说：“‘犹三望’，是不必望祭却还望祭；‘犹绎’，是不必绎祭却还绎祭。”张洽说：“郑玄、杜预恐怕是臆测。大概天子有四望，周王虽然命令鲁国郊祀，只实行祈谷的郊祀，命令鲁国望祭，特地比照天子缺其一，所以三望与郊祀记载没有不同。而记载说‘犹’，是说不应望祭却望祭。如果鲁国望祭不出境，为什么用‘犹’来讥讽？就像壬午‘犹绎’的记载一样。《公羊传》的说法必定有所依据。”李防说：“《春秋》记载‘犹’有三处：‘犹三望’、‘犹朝于庙’、‘犹绎’。三望与绎，是讥讽其可以停止却不停止的语气；朝庙，是庆幸其不可停止却不停止的语气。”汪克宽说：“《周官》四望，大概是望四方；现在鲁国三望，大概是泰山在鲁国西，大海在鲁国东，黄河在鲁国北。】

【关于三望的说法，各家不同。胡安国独自取用《公羊传》，认为是泰山、黄河、大海，大概因为虞帝接受天命，巡狩望祭山川，那么望祭，是祭祀山川的名称，而境内山川，是诸侯应当祭祀的，常事可以不记载。孙复、张洽、汪克宽都主张《公羊传》，在道理上】

译关系很近。但《周礼·大司乐》记载：“分别乐舞而分配给杞人，演奏黄钟，歌唱大吕，舞蹈云门，用来祭祀天神；演奏太簇，歌唱应钟，舞蹈咸池，用来祭祀地祇；演奏姑洗，歌唱南吕，舞蹈大磬，用来祭祀四望；演奏蕤宾，歌唱函钟，舞蹈大夏，用来祭祀山川。”既然既称四望，又称山川，这就说明山川之外另外有四望了。天神称为祀，四望也称为祀；地祇称为祭，山川也称为祭。这说明四望附属于天神，山川附属于地祇，不能将山川列在四望之中了。祭祀各自遵循其类别，所以近代郊祀的礼仪，必定让星辰、风雨在圜丘从祀，让岳镇、海渎在方泽从祭。郑玄的注、贾公彦的疏认为日月星辰在天神的行列中，又认为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应当在四望之中。或许四望是天神的属类，而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雨都在祭祀之中呢？暂且附记保存下来，以等待考证】

译秋季七月

附录《左传【秋季，晋国在清原进行军事演习，组建五支军队以抵御狄人，赵衰担任卿职】

【清原，杜预注：河东闻喜县北有清原，如今在山西平阳府稷山县西北二十里处】

冬季〇杞伯姬来鲁国为鲁公求娶夫人

《公羊传》【为什么称“妇”？这是有婆婆在的措辞】

《谷梁传》【妇人出嫁后不应越过国境，〇杞伯姬来为鲁公求娶夫人，不合礼制】

胡安国《春秋传》【杞伯姬来迎娶夫人，而史书予以记载，是因为鲁公自己作为主婚人，丧失了应有的礼制班列，所以加以记载。杞伯姬与鲁公地位对等，她来为鲁公求娶夫人，为什么也要记载？是为了表明妇人不可干预国家政事。王后的诏令不施于天下，夫人的教令不施于国境之内。婚姻是大事，〇难道没有君主吗？却让夫人来主导。所以特意在防地记载此事，作为妇人乱政的警戒。母亲为儿子求娶夫人，尚且说不可，何况其他人呢？如果这个义理得以施行，就不会有吕后、武则天那样的祸乱了】集说【陆淳说：“经文直接记载此事，是为了记下其不合礼制。《公羊传》说是兄弟之辞，有什么义理呢？”刘敞说：“称‘妇’，是顺着婆婆的角度而言的措辞。妇人不能专断行事，〇杞伯姬来为鲁公求娶夫人，不合礼制。婆婆没有自己为儿子求娶夫人的道理。”叶梦得说：“迎娶夫人不是婆婆的本分，求娶夫人不是母亲的本分。”季本说：“〇杞国弱小，被鲁国欺凌，所以杞伯姬二十八年来到鲁国，如今又来求娶夫人，不过是寻求鲁国的庇护罢了】

狄人包围卫国

集说【吴〇说：“狄人去年侵犯齐国，如今又包围卫国，好像没有晋国霸权一样，难道是因为晋文公在狄人那里居住时间长而轻视他们吗？”

十二月，卫国迁都到帝丘【《谷梁传》作“于”，帝丘，杜预注：东郡濮阳县，是故帝颛顼的居所，所以叫帝丘，如今〇大名府开州有颛顼城就是那里】

《左传》【占卜说：“三百年。”卫成公梦见康叔说：“相国夺走了我的祭享。”成公命令祭祀相国。宁武子认为不可，说：“鬼神如果不是同族，不会享用其祭祀。祭祀相国有什么用？相国在此地不享受祭祀已经很久了，这不是卫国的罪过，不可以借此离间成王、周公规定的祭祀，请改命祭祀】

胡安国《春秋传》【帝丘，即东郡濮阳，颛顼的居所也是卫国的土地。狄人曾经驱逐黎侯，黎侯寄居在卫国，而卫国不能履行方伯连率的职责；戎人曾经在楚丘攻打凡伯，而卫国不能救援王臣的危难，后来卫国终于被狄人所灭，向东迁徙渡河。齐桓公封立卫国，而卫国忘记了亡国之痛。如今又被狄人包围，迁都到帝丘，是为了躲避狄人的灾难。而卫侯不能在政治上自强，晋文公没有安定诸侯国的功绩，都显而易见了】集说【张洽说：“狄人在闵公二年侵入卫国，齐桓公救援并封立卫国，从此狄人不敢对卫国用兵，这是齐桓公的功劳。齐桓公去世后，卫文公忘记了齐国的大恩，跟随宋国取代齐国的霸权，杀害嫡嗣而立不正之人，于是狄人便假借正义讨伐卫国。卫国人忘恩而开启狄人的寇患，大概始于此时。自从晋文公兴起，不再互相攻伐。如今又逼迫卫国，导致其迁都，这就是胡〇指责晋文公的原因。”黄仲炎说：“〇说：‘诸侯有道，守在四邻。’何必迁都呢？不知道出于此理，而只畏惧逼迫，只选择有利的地势，逼迫者没有止境，那么迁都者也将没有止境，这不过是徒然劳民伤财罢了，不是好的谋略。”赵鹏飞说：“齐侯修筑楚丘城墙以迁都卫国，到现在大概三十年了。卫国虽然迁都但狄人的祸患未除，齐桓公在世时，就已经侵犯卫国，僖公十三年的战役就是如此。十八年联合邢人攻打卫国，二十一年侵犯卫国，狄人对卫国的祸患也很严重了。如今又整兵包围卫国，卫国不得已迁都到帝丘以躲避。然而卫国有狄人的祸患，齐桓公修筑城墙并迁都；如今狄人日益猖獗而卫国自行迁都，晋文公坐视不救，文德衰微了，难道也是年老昏庸而谋虑不及于此吗？”家〇翁说：“齐桓公晚年不能救援黄国，还可以说黄国遥远而力量达不到。卫国靠近晋国，不是力量达不到，而是休戚不相关，还凭什么做盟主呢】

附录《左传【郑国泄驾厌恶公子瑕，郑伯也厌恶他，所以公子瑕出逃到楚国】

【癸襄王二已十四年】三十二年【晋文公八年、齐昭公五年、卫成公七年、蔡庄公十八年、郑文公四十五年、曹共公二十五年、陈共公四年、杞桓公九年、宋成公九年、秦穆公三十二年、楚成王四十四年】

春季周王正月

附录《左传【春季，楚国斗章请求与晋国讲和，晋国阳处父回报他，晋、楚开始互通使节】

集说【王樵说：“楚国并非衰弱不振、畏惧我们而请求讲和，我们与之讲和，并非能使其接受齐盟而遵守约禁。征讨之义懈怠，所以和同之说得以进入，晋文公的志向荒废了】

夏季四月己丑日，郑伯髡顽去世【髡，公羊作接】

集说【杜预说：这是文公】

卫国人侵犯狄人秋季卫国人及狄人结盟

《左传》【夏季，狄人发生内乱，卫国人侵犯狄人。狄人请求讲和。秋季，卫国人及狄人结盟】

胡安国《春秋传》【不记载地点，是因为在狄人那里结盟。两次记载“卫人”而称“及”，是为了谴责卫国。盟会本是衰世之事，已非《春秋》所推崇，何况就在其庐帐之中，杀牲歃血以约束他们呢】

集说【杜预说：“报复前年狄人包围卫国。不记载地点，是因为就在狄人的庐帐中结盟。”孔颖达说：“上文说卫国人侵犯狄人，及狄人结盟，犹如公如晋及

译晋侯举行盟誓，是指他当时所居住的地方，所以不记载具体的地名。」家氏〇翁说：「卫国在三十年的时间里，国家总共迁徙了两次，这确实显得国力微弱。一旦狄人内部发生动乱，卫国便趁机侵犯他们，狄人请求讲和，从此北边的边境不再受到威胁，可以说卫国能够自我强大了。史书称‘卫人’，是说侵犯狄人、与狄人结盟都是由卫国主导控制的。」吴氏〇说：「卫国畏惧狄人的强大，迁徙都城以躲避他们。如今趁着狄人内乱，才开始敢于用军队攻打狄人的边境。记载为‘侵’而不记载为‘伐’，是因为不敢声讨狄人的罪过而进行征讨。」汪氏克宽说：「史书记载‘及’，说明这次盟誓是卫国人所希望的。」

译冬季十二月己卯日，晋侯重耳去世。

《左传》记载：冬季，晋文公去世。庚辰日，将灵柩送往曲沃安葬，灵车刚出绛都，柩车中发出如牛鸣般的声音。卜偃让大夫们向灵柩拜礼，说：“这是先君的命令，将有西方的军队经过我国，袭击他们，必定能取得大胜。”杞子从郑国派人向秦国报告说：“郑国人让我掌管他们北门的钥匙，如果悄悄派军队前来，郑国就可以得到。”秦穆公就此咨询蹇叔。蹇叔说：“使军队劳累去袭击远方的国家，我没听说过这样做。军队劳累力量耗尽，远方的主人又有防备，恐怕不行吧？军队知道我们的意图，郑国必定也会知道。劳师动众却一无所获，士兵必定会产生怨恨之心。况且行军千里，谁会不知道呢？”秦穆公拒绝了他的意见，召见孟明、西乞、白乙，让他们从东门之外出兵。蹇叔哭着送行，说：“孟明啊，我只看到军队出发，却看不到他们回来了。”秦穆公派人告诉他说：“你知道什么！如果让你活到中年，你坟上的树都该合抱了。”蹇叔的儿子也参加了这次军队，蹇叔哭着送他，说：“晋国人抵御我军，必定在殽山。殽山有两座山陵：南面的山陵，是夏后皋的墓地；北面的山陵，是周文王躲避风雨的地方。你们必定死在这两地之间，我在那里收拾你们的尸骨。”秦军于是向东进发。

胡氏传评：按《左传》记载秦伯接纳晋文公，以及在髙梁杀死怀公的事情非常详细，而《春秋》没有记载，是因为没有通报的缘故。徐邈说：“诸侯之间有朝聘的礼仪，赴告的命令，用来敦厚交好，互通忧患。如果邻国相望，而情志隔绝，存亡祸福不互相告知，那么其他国家的史官就没有理由记载。鲁国的政令虽然衰微，但典章法度还在，史册所记录的不违背常法，其文辞足以证明。孔子修订《春秋》，事情仍然依据史官的记录，有可以删减而不能增益的道理。”

集说：啖助说：“其他国家的事情不凭借通报命令，从哪里得知而记载呢？只是记载所通报的事情，判定其善恶，用文辞进行褒贬罢了。列国非常多，如果盟会、防务、征伐、丧事不通报也记载，那就写不完了。”家铉翁说：“齐桓公从容不迫，有周朝盛世的气象；晋文公浅狭急躁，渐渐有了战国秦汉的风气。城濮之战，《左传》所说的‘三罪而民服’，都是失刑的表现。颠颉、祁瞒、舟之侨，都在议勋、议能的科条中，有罪尚且宽恕，何况罪不至死呢？晋文公执心不仁，狐偃、赵衰等人助长其深刻，常常如此。”王元杰说：“齐孝公不能继承齐桓公的基业，晋襄公能继承晋文公的霸业，累世如此，这是什么缘故呢？国家的盛衰，系于人才的进退。桓公对于管仲，权力归于一人，管仲死后事业就衰落了；文公刚回国时，就能选用狐偃、赵衰等人来成就霸业，子孙千代，世代不绝。那么用人之道，是国家的首要任务，难道可以不借鉴吗？”李光地说：“晋文公在二十四年回国，到二十八年城濮之战才主持霸业，直到三十二年共五年。”李氏说：“晋国有两位文侯的功业，大概是文侯和文公。《尚书》收录《文侯之命》，在艰难中捍卫周王，赐给他秬鬯，成为东周的贤侯；《春秋》详细记载文公的霸业，大概是继承了文侯的家法。文公的兴起，事情比齐桓公容易，本来就有渊源。然而文公回国后，事情不记载在经书中的有四年，即使有拥立周王的功德，也被削去而不记载，直到二十八年的一卷之中，才五次提及晋侯，不认为繁琐，为什么呢？大概因为自武公以支庶代替宗子，兼并专立，读《无衣》之诗，即使晋国的臣民也不能自安。《春秋》因此贬低晋国而不记载。文公流亡后回国，内无继承，上无禀告，经书再次略去。勤王固然是一大美德，但只是为了求取诸侯的利益而这样做，难道真的懂得君臣之义吗？到二十八年，晋楚之事关系到中原的盛衰，不仅仅是一国的得失。《春秋》抑制楚国很深，所以推崇晋国很急，那么晋国在列国中也不是没有功绩。这大概就是与桓公并称的原因吧？”大体上桓公、文公虽然并称，但文公确实不是桓公的匹敌。桓公二十多年积蓄威势、韬光养晦，才能问罪于楚国；文公一次出征，城濮之功多于召陵。桓公屡次盟会、防务，晚年才开始会合宰周公；文公两次会合，温地之事比葵丘更敏捷。桓公在鄄地会盟失去鲁国，在幽地失去卫国，在首止失去郑国，在葵丘失去陈国；文公三次会盟，大侯小伯没有不到的，他得到诸侯的拥护又胜过桓公，却说“文公不是桓公的匹敌”，为什么呢？文公的功绩多于桓公，罪过也多于桓公；事情比桓公迅速成就，道义比桓公更加败坏；名声比桓公盛大，实际比桓公衰微。《春秋》不以功绩掩盖罪过，不以事情掩盖道义，不以名声诬蔑实际，这就是文公不是桓公匹敌的原因吧！桓公得到江、黄两国而不用于伐楚，文公认为不招致秦国就不能与楚国争锋，楚国被抑制而秦国兴起，这是桓公不肯做的。桓公会盟不靠近三川，盟誓不凌驾于王人之上，文公在畿内会盟就傲慢了，盟誓子虎就悖逆了，这是桓公不敢做的。桓公宁愿不得郑国，也不接纳子华，怕他助长臣下压制君主，不可以作为训诫，文公为了元咺而拘捕君主，那么三纲五常就废弛了，这又是桓公不忍心做的。孔子关于正与诈的辨析，难道不深切明显吗？

【甲襄王二年午十五年】三十三年【晋襄公欢元年、齐昭公六年、卫成公八年、蔡庄公十年】

译九年，郑穆公兰元年，曹共公二十六年，陈共公五年，周桓王十年，宋成公十年，秦穆公三十三年，楚成公四十五年。

译春季，周历二月，秦国人攻入滑国。

《左传》记载：鲁僖公三十三年春天，秦军经过周都北门，车左车右都摘下头盔下车，跃上车驾的有三百辆。王孙满当时年少，观看后对周王说：“秦军轻狂而无礼，必定失败。轻狂就缺乏谋略，无礼就轻率。进入险境而轻率，又不能谋划，能不失败吗？”到达滑国时，郑国商人弦高准备到周地做买卖，遇到了秦军。弦高先用十二张熟牛皮作为礼物，又用十二头牛犒劳秦军，说：“我国国君听说您将要率领军队经过我国，冒昧地犒劳您的随从人员。我国不富裕，为了您的随从人员停留，住下就准备一天的粮食，行军就准备一夜的警卫。”并且派人紧急报告郑国。郑穆公派人查看秦军客馆，发现他们正在捆扎行装、磨利兵器、喂饱马匹。于是派皇武子去辞谢秦军，说：“您在我国停留很久，我国的干肉、粮食、牲畜已经用尽了。因为您将要出发，郑国的原圃，就像秦国的具囿一样。您在那里猎取麋鹿，以宽缓我国的压力，怎么样？”弦高逃往齐国，逢孙、杨孙逃往宋国。孟明说：“郑国有准备了，不能指望了。攻打不能取胜，包围不能持久，我们回去吧。”于是灭掉滑国而返回。

《谷梁传》说：滑，是一个国家。

集说：胡安国说：“秦国人灭掉滑国而史书只写‘入’，是因为秦不能占有滑地，并非为秦减轻罪行，而是秦肆意违背道义，无故灭人的罪责昭著了。”张洽说：“不记载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的名字，是谴责他们的罪过。”汪克宽说：“滑国，伯爵。庄公十六年曾在幽地结盟，僖公二十年郑国公子士、泄堵寇率领军队曾经攻入滑国。大概滑国靠近郑国，所以秦虽然灭掉它却不能占有其地。”季本说：“秦国自从三十年秋天跟随晋国围攻郑国，已经熟悉地形。从周都向东，打算偷袭郑国，顺便攻入滑国，获利而返，归途中如果没有晋国阻拦，那么秦国的用兵就不止于晋国边境，而是长驱直入到达东方诸侯的国家了。所以殽山的失败，也是秦兵不敢向东进发的一个契机。”黄正宪说：“秦国虽然是颛顼的后代，但抛弃礼义，崇尚首功，难免有西戎的习气。自从晋文公借秦国的力量战胜楚国，才开始结盟会师，抑制楚国以兴起秦国，有拒虎进狼的意思。当它与晋国围攻郑国，背弃晋国离去，已有争雄之心。假如秦国在郑国得志，乘胜长驱直入，诸侯必定会再次遭受其毒害。幸好阴谋在滑国泄露，军队在殽山失败，秦兵不敢向东进发。然而秦、晋仇杀了四五代，于是晋国力量稍衰，而楚国得以重新横行。”

齐侯派国归父来鲁国聘问。

《左传》记载：齐国的国庄子来鲁国聘问，从郊外慰劳到赠送财物，礼仪完备而且敏捷。臧文仲对鲁公说：“国子执政，齐国还有礼，您应该去朝见齐侯。我听说，服从有礼的国家，是社稷的保卫。”

集说：吴澄说：“二十六年有伐齐取谷的怨恨，二十八年晋文公称霸后，公子遂聘问齐国，以化解仇恨而修好，过了六年国归父来，是报答公子遂的聘问。”季本说：“古代诸侯邦交，礼仪很简单。到了春秋时期，互相勾结，使命日益频繁。到了齐桓公，逐渐恢复正道。晋文公继起，继承霸业，道路上的聘问使者，不再络绎不绝。这可见霸主的命令行于诸侯，而节简疏阔，还保留着古意。到了国归父来聘问，大夫之间在列国交往，纷纷没有节制了。”

夏季四月辛巳日，晋国人联合姜戎在殽山打败秦军。

《左传》记载：晋国的原轸说：“秦国违背蹇叔的意见，因为贪婪而使百姓劳苦，上天赐给我们机会。赐给的机会不可失去，敌人不可放纵，放纵敌人祸患就会产生，违背天意不吉祥，一定要讨伐秦军。”栾枝说：“没有报答秦国的恩惠，却讨伐它的军队，这难道是对死去的国君负责吗？”先轸说：“秦国不哀悼我们的丧事，却讨伐我们的同姓国家，秦国就是无礼，还有什么恩惠可报？我听说，一天放纵敌人，就是几代的祸患。为子孙谋划，难道不是对死去的国君负责吗？”于是发布命令，紧急征发姜戎。晋文公穿着黑色的丧服，梁弘驾车，莱驹担任车右。夏季四月辛巳日，在殽山打败秦军，俘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回国。于是穿着黑色丧服为晋文公发丧。晋国从此开始穿黑色丧服。文嬴请求释放三位将领，说：“他们确实挑拨我们两国国君，我国国君如果抓到他们吃了，也不解恨，您何必屈尊去惩罚他们呢？让他们回去在秦国受刑，以满足我国国君的意愿，怎么样？”晋襄公答应了。先轸上朝，询问秦囚的情况。晋襄公说：“夫人请求释放他们，我已经放了。”先轸愤怒地说：“武夫用力在原野上抓获他们，妇人一时心软在国内释放他们，毁掉战果而助长寇仇，灭亡没有几天了！”头也不回地吐了一口唾沫。晋襄公派阳处父去追赶他们，赶到黄河边，他们已经在船上了。阳处父解下左边的马，以晋襄公的名义赠送给孟明。孟明叩头说：“您的恩惠不拿我们这些累臣的血来衅鼓，让我们回去在秦国受刑，我国国君如果杀了我们，我们死也光荣。如果因为您的恩惠而免死，三年后将拜谢您的恩赐。”秦穆公穿着素服在郊外等候，面向军队哭泣，说：“我违背蹇叔的意见，使你们受辱，是我的罪过。不撤换孟明，是我的过错。大夫们有什么罪？况且我不因为一次过失掩盖大的德行。”

《公羊传》记载：秦伯打算偷袭郑国，百里子与蹇叔子劝谏说：“千里而

译袭人，没有不灭亡的。」秦伯愤怒地说：「像你们这样的年纪，坟墓上的树木已经合抱了，你们怎么知道？」军队出发，百里奚和蹇叔送别他们的儿子并告诫他们说：「你们如果死去，一定是在殽山的险峻岩石间，那是周文王躲避风雨的地方，我将在那里收殓你们的尸体。」儿子向军队行礼后出发。百里奚和蹇叔跟随他们的儿子哭泣。秦伯愤怒地说：「你们为什么哭我的军队？」回答说：「臣下不敢哭君王的军队，是哭臣下的儿子。」〇髙是郑国的商人，在殽山遇到秦军，假借郑伯的命令来慰劳军队。有人说军队前去了，有人说军队回来了。然而晋国人联合姜戎在殽山伏击秦军，没有一匹马、一个车轮返回。

译谷梁传：秦穆公打算偷袭郑国，百里奚和蹇叔劝谏说：“行军千里去偷袭别人，没有不失败的。”秦穆公说：“你们的坟头树木已经合抱了，还知道什么？”军队出发后，百里奚和蹇叔送别他们的儿子并告诫他们说：“你们必定死在殽山的岩石和涧谷之下，我将在那里收殓你们的尸体。”军队出发，百里奚和蹇叔跟随他们的儿子哭泣。秦穆公愤怒地说：“为什么哭我的军队？”两人说：“不敢哭您的军队，是哭我们的儿子。我们老了，他们不死，我们就死了。”晋国人联合姜戎在殽山设伏袭击秦军，秦军连一匹马、一个车轮都没有返回。

集说：陆淳说：“我听老师讲：‘晋文公尚未安葬，晋襄公就动用军队，《春秋》不称‘子’而称‘人’，为什么呢？’回答说：‘诸侯的孝道，在于保全国家社稷、安抚百姓。晋国作为盟主，诸侯服从已久。秦国不哀悼晋国的丧事反而偷袭同姓之国，如果不能救援，先父的基业就会丧失。所以圣人为晋国隐讳，允许其权变礼制，这与普通人的孝道不同。’”刘敞说：“称其为‘秦’，是什么意思？与别人的臣子谋划攻打其君主，图谋别人的边防而偷袭其国家，欺凌别人的孤儿而杀害其亲人，背离大臣而与小臣图谋事情，贪图土地而抛弃军队。”王沿说：“记载‘在殽山打败秦国’，就像‘晋人在箕地打败狄人’之类。秦穆公不采纳蹇叔的劝谏，最终在殽山战败，三位主帅被俘，阻碍军队行进，祸害百姓，这是贪婪而无谋略的表现。”程颐说：“晋国不称君主，因为处于丧期尚未安葬，不可以从戎征战。秦国行为无道，越过晋国和周王室去偷袭别人，众人共同愤慨，所以记载为‘晋人’。称‘及姜戎’，也是同样的道理。”张洽说：“《左传》和《谷梁传》作‘秦师’，《公羊传》没有‘师’字，大概符合圣人的心意，必定有所省略，所以刘氏、胡氏跟随这种说法。”家铉翁说：“秦国戍守郑国，于是借戍守之机偷袭郑国，郑国人察觉了，秦军转而进入滑国。晋国君臣听说他们将对己不利，出兵拦截，在殽山战败，三位主帅都被俘获。《春秋》厌恶秦国使用欺诈，责备秦国重于责备晋国。有人说：‘殽山之战打败秦国，与城濮之战打败楚国相同吗？’回答说：‘不相同。城濮之战，功绩在于天下；殽山之战，功绩在于本国。’晋文公去世，秦穆公偷袭郑国，大概是趁着晋国的丧事，其志向在于获取诸侯，不仅仅为了郑国和滑国是明显的。如果晋国君臣稍不自强，秦国将在中原展示武力，遂行其称霸之心。幸好文公有儿子，发兵扼制并击退他们，秦国也疲惫困顿，晋国得以世袭霸业，这虽然是一国的功绩，不能与城濮之战同日而语，但也差不多算是继承父志了。齐桓公身死名灭，没有儿子；晋文公余威行于华夏，托付得人。评论者说：‘文公受秦穆公大恩，其继承人立即兴师，将人逼入险境，不是《春秋》所赞许的。’其实秦晋之间的嫌隙，始于合兵围攻郑国之日，至此晋文公尸骨未寒，秦国忽然偷袭郑国灭滑，晋襄公如果置之不问，不是像齐孝公那样忘亲事楚，就是像宋襄公那样束手就擒。说这是出师无名，将人逼入险境，是不可以的。”又说：“金革之变礼，忧患在于宗庙社稷，墨绖从戎，未伤害孝道。晋国防御……”秦国君主不亲自出征，则军队必定失败。楚国攻击其南，秦国骚扰其西，晋国的衰败可以立等可见，岂是小小利害可比？

【案：殽山之战，《左传》记载先轸的论述，过错在秦国。胡安国因程颐忘亲背礼之言，以墨绖从戎为极大的恶，又将先轸的谋略比作小人，那么责备晋国与秦国等同，对于当日的情理，可谓偏颇了。秦国背叛晋国戍守郑国，自绝前好，如果晋文公不念旧德而听从子犯的请求，那么秦国就应当被击打了。看‘不哀悼我的丧事’的话，是晋文公去世而秦国不吊唁。秦国无礼，何必施恩？先轸并非过激。至于认为墨绖从戎不可，古人也有这样做的。徐、淮同时兴起，鲁公穿着丧服命令军队，《费誓》一篇列于《周书》，难道是不义而圣人取之吗？有人说鲁国抵御门庭之寇，晋国图谋邻国之利，不可以并论，这又是不考察得很严重。滑，即今河南府偃师县；殽，即今河南府陕州。滑固然靠近晋国，而殽则是晋国境内。晋国作为盟主，天下诸侯有相互灭亡的，即使在远方也应当救援，何况趁着晋国丧事、践踏晋国境内、灭晋国切近的同姓，这与东郊不开城门又有什么不同？晋国君臣岂能安然无事？他们本来要继承先君之志，为子孙谋划，反而斥责为忘亲，可以吗？自殽山战败之后，秦国不敢越过晋国而图谋东方诸侯，这是打败楚国的文公之功，而制约秦国的是襄公之力。殽山军队的功烈，仅次于城濮，却重重诋毁，一定要晋国牵制已断绝的友好，守居丧之节，坐视秦军驰骋四境之近，尽灭姬姓而不顾，然后才算孝吗？那么晋国为什么称‘人’？是为晋襄公隐讳。对外以隐讳为善，释殡而战，这也是有罪的。隐讳而称人，好像晋襄公未曾亲自出征一样，陆淳所谓‘允许其权变礼制，不同于普通人的孝道’。《公羊》、《谷梁》两家责备晋国固然不对，而罪责秦国也不恰当。大概秦穆公的罪过，在于用诈偷袭远方，违背劝谏抛弃军队，而一定要认为是扰乱子女之教，】

译如果没有男女之别，那就错了。现在因此摒弃胡安国的观点，而《公羊传》和《谷梁传》开头结尾的几句话都没有可取之处。程子认为“晋人”是众人之辞，说秦国行为不道，是众人共同愤慨的，所以记载为“晋人”，称“及”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与陆氏的说法又不同，但也不认为记载“晋人”是为了谴责晋国，所以一并保留】

译癸巳日，安葬晋文公。

集说【高氏闶说：“这显示出襄公在父亲去世尚未安葬时，就紧接着从事征战。”季氏本说：“晋朝先君中有文侯，重耳又追谥为文，是不符合礼制的。”】

狄人侵犯齐国。

左传【趁着晋国办丧事。】

集说【吴氏�说：“三十年狄人浸染齐国，吴�认为是趁着晋国有郑、虞的忧患。这里说狄人侵犯齐国，吴�认为是趁着晋国的丧事。狄人之所以敢侵犯齐国，是趁着晋国的忧患，借晋国的丧事，那么狄人并非没有畏惧晋国之心。晋国继狄人之后却没有加以抵御，这是可以归罪的。”季氏本说：“晋国霸业的兴起，未曾图谋狄人，狄人认为晋国不值得畏惧。所以文公去世前狄人就侵犯齐国，现在又趁着晋国丧事侵犯齐国，肆无忌惮到了极点。”】

【按：狄人趁着晋国的间隙屡次出兵侵犯齐国，从此秋天在箕地战败，然后狄军三年不敢轻易出动。于是秦国与晋国交战，三年间四次大战，因此狄人浸染齐、鲁，楚国灭掉江、六，霸政于是松弛，这都是秦国造成的扰乱。】

鲁公讨伐邾国，夺取訾娄【訾，音子斯。訾娄，公羊传作丛，谷梁传作訾楼。訾娄，邾国的地方，应当在济宁州境内。】

秋天，公子遂率领军队讨伐邾国。

左传【鲁公讨伐邾国，夺取訾娄，用来报复升陉之战。邾国人没有设防。秋天，襄仲再次讨伐邾国。】

胡传【按《左传》说鲁公讨伐邾国夺取訾娄，报复升陉之战，邾国人没有设防，襄仲再次讨伐他，这都是不能克制愤怒想要报仇，贪婪得逞倚仗强大欺凌弱小，是不义的军队，直接记载其事而罪过自然显现。有人说：“夺取须句、訾娄，是有原因而做的，讨伐邾国以至于再三，思念母亲勤勉了。”思念母亲的人，必定应当止步于礼义。平王不安抚他的百姓，却远远屯戍在母家，诗人讽刺他，孔子收录了。僖公因为成风对自己有功，超越礼制来尊崇她，违背道义来报复她的怨恨，残害百姓动用民众，夺取别人的城邑，曾认为这是可以的吗？】

集说【薛氏季宣说：“升陉之战，十年了，邾国未曾侵犯我。夏天，鲁公讨伐邾国，夺取其城邑；秋天，公子遂又讨伐它，没有名分太严重了！”张氏洽说：“僖公怀着升陉的愤怒，因为晋文公是霸主，而未敢兴起报仇的军队。现在晋文公刚去世，秦国狄国内讧，所以君臣趁有事而交替讨伐邾国以取利。据事直书，其罪过明显了。”赵氏鹏飞说：“僖公在位三十三年，打败邾国三次，亲自讨伐邾国夺取邾国城邑两次，又让公子遂率领军队讨伐它。邾国本是鲁国的附庸，自列为五等诸侯，不屈服于鲁国，所以一定想使邾国屈服，邾国最终也不屈服。”家氏�翁说：“齐桓公去世，宋、楚争霸，鲁国趁机讨伐邾国，一年达到两次。现在晋文公刚去世，秦晋交战，鲁国又趁机讨伐邾国，一年达到两次。每次趁着霸主国家多事而侵凌小国，《春秋》全部记载，所以是贬斥。”】

晋人在箕地打败狄人【箕，杜注：太原阳邑县南有箕城，现在在太谷县东南三十五里。】

左传【狄人讨伐晋国，到达箕地。八月戊子日，晋侯在箕地打败狄人。郤缺俘获白狄子。先轸说：“匹夫在君主面前逞志而没有惩罚，敢不自讨吗？”脱下头盔进入狄军，死在那里。狄人归还他的头颅，面容像活着一样。起初，臼季出使经过冀地，看见冀缺在除草，他的妻子送饭给他，恭敬，相待如宾客。带他回去，对文公说：“恭敬，是德行的聚集。能恭敬必定有德行，用德行治理百姓，君上请任用他。我听说，出门像对待宾客，承事像祭祀，是仁的准则。”文公说：“他的父亲有罪，可以吗？”回答说：“舜的罪过是殛鲧，他的举荐是兴起禹。管敬仲，是桓公的贼人，实际辅佐以成功。《康诰》说：‘父亲不慈爱，儿子不孝顺，兄长不友善，弟弟不恭敬，不相及也。’《诗》说：‘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君上取节操就可以了。”文公让他做下军大夫。从箕地返回，襄公以三命任命先且居统领中军，以再命任命先茅的县赏赐胥臣，说：“举荐郤缺，是你的功劳。”以一命任命郤缺为卿，恢复给他冀地，也没有军行。】

【冀，杜注：晋邑，现在平阳府河津县东有冀亭。《水经注》说：“臼季看见郤缺除草的地方，现在名叫如宾乡。”】

集说【杜氏预说：郤缺称人，是因为未为卿。许氏翰说：自从三十年狄人开始侵犯齐国，晋国无暇讨伐，从此每年有狄患，直到在此战败，然后惩戒，不再侵犯。吴氏�说：秦、晋同围郑国，秦国擅自与郑国结盟，晋文公不忍心讨伐其军队；狄人曾经侵犯齐国，又围攻卫国，晋文公都不救。大概出亡在狄国，归国由秦国，都曾受其恩惠。现在晋襄公继承霸业，只恐霸威不立，而霸业遂衰，所以急切地以衰服从戎，既打败秦国而又打败狄人。】

【按：箕地之战，晋侯、先轸在焉。杜氏预认为郤缺未为卿，所以书“晋人”，难道郤缺确实俘获白狄子，所以以郤缺败狄告知诸侯吗？如果像陈氏傅良、家氏�翁所说狄人危害齐、卫，晋国作为盟主而不能救，所以贬书“人”，则不对。狄人围攻卫国，卫国随即侵犯狄人，与狄人结盟了。狄人再次侵犯齐国，一则说“狄人趁着晋国有郑虞的忧患”，一则说“狄人趁着晋国丧事”，都不是无故而不救的。】

冬天十

译鲁僖公前往齐国。

集说【高氏闶说：“鲁国原本侍奉齐国，到晋文公时又接受其盟约。至此晋文公已经去世，齐侯派一位卿来聘问，鲁公便前往朝见齐侯，大概是因为鲁国趁着晋国丧事已经讨伐了邾国，所以畏惧晋国而改事齐国。”张氏洽说：“对比事情来看，疏远晋国而虐待邾国，所以趁着齐国聘问而朝见齐侯，以此自我托付。”家氏翁说：“周天子聘问，鲁公不去朝见；国归父没有完成使命，鲁公却亲自去答谢。经文不加贬斥而大义自然显现。”李氏廉说：“晋灵公刚即位，霸业尚未确定，秦国窥视郑国，齐国聘问鲁国，都怀有争夺霸权的意图。晋灵公只担忧外患，而把齐鲁之间的交往置之度外，所以不到一年霸业又兴盛起来，这也是善于继承的人啊。《春秋》记载败秦、败狄、如齐、伐许，在一年之间，这大概是晋国霸业断绝与延续的关头，以及三强相互窥伺的时期吧】

译鲁僖公十二年，鲁僖公从齐国回国。

集解：汪克宽说：“周天子派遣宰周公前来聘问，凭借三公冢宰这样尊贵的身份，屈尊降临鲁国，这实在是非同寻常的礼节。鲁僖公不能亲自前往京城朝见天子，恭敬地拜受天子的恩宠，反而派遣公子遂去回报聘问，又因为两件事出访，几乎像是对待邾国、滕国那样的小国交往礼仪。如今齐侯派遣国归父前来聘问，不过是邻国交往的常规礼节，派遣大夫前往答谢他的辛劳，这就足够了，却竟然亲自前往朝见齐侯，对应当厚待的（周天子）反而薄待，对应当薄待的（齐国）反而厚待。”

乙巳日，鲁僖公在小寝去世。

左传：冬天，鲁僖公前往齐国，朝见齐侯，并且吊唁狄国的军队。回国后，在小寝去世，即安葬之处。

谷梁传：小寝不是正寝。

胡传：左传说：即安葬之处。周代的制度：天子宫室有六座寝殿，路寝一座，小寝五座。国君日出时视朝，退朝后到路寝听政，派人查看大夫退朝后，然后才到小寝脱去礼服。所以路寝是处理政务的地方，而小寝是宴饮休息的地方。《公羊传》认为西宫是小寝，鲁子认为诸侯有三座宫殿，那么列国的制度大概是比天子降等，但都以路寝为正寝，这一点是一样的。国君不在路寝去世，就不是正寝了。曾子说：“我能够正当地死去，还有什么可求的呢？”古人看重正当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凡是直接记载而意义自然显现的，都是如此。

集解：杨士勋说：“传文阐发这一条例，是因为隐公去世不记载地点，桓公去世不是正寝，如今僖公虽然去世，但死在妇人的手中，所以阐发这一条例来厌恶他。”刘敞说：“小寝是什么？是燕寝。男子不断绝于妇人之手，妇人不断绝于男子之手，以齐整告终。在小寝去世，不是正寝。”李防说：“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实在是鲁国的贤君。在他即位初期，对内任用公子友、臧文仲，对外则坚定地侍奉齐桓公，所以能够清除庆父的奸邪祸害，使鲁国从危险中恢复安定。自十七年以前，除了跟随齐国盟会征伐外，鲁国之事见于经文的很少。看《诗经》所颂扬的，如务农重谷，就是勤于为民；春秋享祀，就是谨慎地奉祀祖先；建立閟宫，恢复沣宫，攻克淮夷，放牧坰野，虽然是一时夸大的言辞，有过其实，但礼乐政事的修明，君臣上下的和谐，大概可以想见了。但是盟会于柽地还未返回，就遭遇邾国军队的失败；葵丘会盟稍显懈怠，就肆意举行阳谷之乐，那么僖公难道真能以礼信辅佐齐国吗？后来宋襄公继起，虽然他的霸业不足以得到鲁国，但与其向南跟随楚国，哪里比得上尊崇奖掖先代、协赞姻亲邻国，作为列国的重镇呢？却向荆楚乞求军队，引导他们去讨伐齐国、宋国，他的过失太大了。大概自十六年季友去世后，臧文仲窃据高位，公子遂专权，如灭项、防楚的过失，都完备地见于经文。如果不是晋文公开创基业，一战战胜楚国，那么中原的祸患，僖公如何能逃脱责任呢？况且季友受封费邑，季孙氏由此开始；公孙兹率领军队，叔孙氏由此开始；公孙敖率领军队，孟孙氏由此开始。三桓的基础，都肇始于僖公的时代，那么僖公也是鲁国功劳之首、罪责之魁吗？”

降霜却不冻死草木，李树和梅树结果实【“陨”，《公羊传》作“霣”】

公羊传：为什么要记载？记录异常现象。有什么异常？不合时令。

谷梁传：不该冻死却冻死了，是举重；该冻死却没冻死，是举轻。“实”的意思是，确实。

胡传：哀公问孔子说：“《春秋》记载降霜不冻死草木，为什么要记载它呢？”孔子说：“这是说可以冻死。应该冻死却没冻死，那么李梅在冬天结果实。天道失序，草木尚且干犯它，何况君主呢？所以从天道来说，四季失去顺序，那么它的施予必然悖乱，无法统御万物；从君道来说，五刑失去作用，那么它的权柄必然丧失，无法使万民顺服。”

集解：何休说：“周朝的十二月，是夏朝的十月。《易·中孚》记载说：‘这是阴气借阳气威势的应验。过早降霜却不杀死万物，到了应当降霜的时候，根生之物反而繁荣不死，这是阳气借给阴气威势，阴气威势列索，所以阳气自己降霜反而不能杀死万物。’这是禄位离开公室、政令在公子遂手中的应验。”孔颖达说：“这里说降霜不冻死草木，定公元年冬十月降霜冻死了菽。《谷梁传》说：‘不该冻死却冻死了，是举重；该冻死却没冻死，是举轻。’它的意思是说菽重草轻。”孙复说：“不合时令。《五行志》说：‘视之不明，叫做不哲，其惩罚是常年温暖，当时就有草木妖异。’”刘敞说：“九月其卦为剥，剥落万物，开始大杀，表明阴气服从阳气的命令，臣子接受君主的命令而后杀伐。降霜不能冻死草木，这是君主诛罚不行、宽缓的应验。”杜谔说：“《春秋》详细记载灾异，不遗漏细微之处，所以谨慎地警戒人君。这降霜不冻死草木、李梅结果实，从而记录它，是因为以此阐明天地的应验、阴阳的大道、生杀动植之类，都系于人君的德行，必须详细记载以示警戒。”孙觉说：“阴阳四时之气，是天地用来生杀万物的。雨露生养它，雪霜杀死它，这是天地自然之气，而四季的常道。皇极之道施行，和气充满天地之间，那么阴阳有常而杀生按时；伦理败坏，天遏制阴阳，那么应当生的不生，应当杀的不杀。”许翰说：“僖公宽仁

译如果恩惠过于深厚，其弊端在于优柔寡断，而文公以昏庸软弱继承君位，三桓家族的兴盛从僖公开始，最终专权鲁国，灾祸的征兆已经明显了。」黄氏仲炎说：「《春秋》记载陨霜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陨霜却不冻死草木，一种是陨霜冻死了豆类。周朝的十二月相当于夏历的十月，这时霜应当冻死草木却没有冻死，这是反常；周朝的十月相当于夏历的八月，这时不该下霜却冻死了豆类，这也是反常。」又说：「李树和梅树在冬天结果，这是事物违背常理的表现。」吴氏澂说：「霜应当浓重却无法冻死草木，李树和梅树再次开花并结成果实，这都是冬天温暖的灾祸征兆。」

译按：胡安国的《春秋传》既引用了孔子回答鲁哀公关于“陨霜杀菽”的言论，又引用了孔子责备宰我关于“社祭”的论述，认为对于圣人来说，能够预防变故而不失其常道；对于贤者来说，则必然有“小贞吉、大贞凶”的警戒，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春秋》垂示教化于万世，是人人应当奉行的准则，难道一定要圣人才能使用，贤者就不可使用吗？大概“失道”的回答，是效法天道的常理；“战栗”的言论，并非设立社祭的本意。权柄不可以向下转移，威严不可以偏胜一方，道理本来并行而不相违背，所以删去这些内容。

晋人、陈人、郑人讨伐许国。

《左传》记载：“晋国、陈国、郑国讨伐许国，是讨伐许国对楚国怀有二心。”

集说：卓氏尔康说：“许国跟随楚国最为坚定，虽然晋文公的霸业正盛，但温地、防地、翟泉的盟会都不能使许国前来，即使率领诸侯包围它，仍然不肯臣服，大概是深信楚国可以依靠。”严氏启隆说：“许国从此臣服晋国，直到宣公十二年邲之战后，又事奉楚国。按《左传》只称晋、陈、郑伐许而已，这说明国君和卿大夫没有亲自前往。称‘人’，是因为将领地位低、军队少，不必另外设立议论。当时与晋国抗衡的，是秦国、楚国、狄国。防地之战已经击败了秦国和狄国，所以包围许国以震慑楚国。家氏认为这不是急务，也不符合事势啊。”

附录《左传》记载：“楚国令尹子上侵犯陈国、蔡国，陈国、蔡国讲和，于是攻打郑国，打算拥立公子瑕。攻打桔柣之门，公子瑕在周氏的水塘中覆没，外面的车夫髠屯擒获了他献给文夫人，收敛尸体并埋葬在郐城之下。晋国阳处父侵犯蔡国，楚国子上救援蔡国，与晋军隔着泜水扎营。阳处父对此感到忧虑，派人告诉子上说：‘我听说，文德不侵犯顺从者，武德不违背敌人。您如果想交战，我就退兵舍营，您渡河列阵，快慢由您决定。不然，拖延我的军队，耗费财力也没有益处。’于是驾车等待。子上想渡河，大孙伯说：‘不行。晋人无信，半渡时袭击我们，后悔失败就来不及了？不如拖延他们。’于是退兵舍营。阳处父宣告说：‘楚军逃跑了。’于是回国，楚军也回国了。太子商臣进谗言说：‘子上接受晋国贿赂而避开他们，是楚国的耻辱，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楚王杀了子上。安葬僖公迟缓，制作神主，不合礼制。凡是国君去世，卒哭祭后祔祭于祖庙，祔祭后制作神主，在神主前单独祭祀，在宗庙举行烝、尝、禘祭。”

【郐，杜预注：故郐国在荥阳密县东北，今县属河南开封府】

钦定春秋传说彚纂卷十六

<经部,春秋类,钦定春秋传说汇纂》>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春秋传说彚纂卷十七

文公

集说：杨氏士勋说：“《鲁世家》记载：文公名兴，是僖公的儿子，在周襄王二十六年即位。谥法：慈惠爱民称为文。”

【乙，周襄王二十六年，鲁文公元年】元年【晋襄公二年、齐昭公七年、卫成公九年、蔡庄公二十年、郑穆公二年、曹共公二十七年、陈共公六年、〇桓公十一年、宋成公十一年、秦穆公三十四年、楚成公四十六年】

春季，周王正月，鲁公即位。

《谷梁传》说：“继承正统而即位，是正当的。”

胡安国《春秋传》说：“即位，是指告祭宗庙、临视群臣。国君继承世位，在初丧时确定，必须过一年然后改元。记载即位，是依据始终的道义，一年不能有两个君主；依据百姓臣子的心意，不能空过年头没有君主。”

集说：杜氏预说：“先君未葬而鲁公即位，不能空过年头没有君主。”范氏宁说：“继正，是指继承正统的去世。”隐公隐去即位以显示谦让，桓公记载即位显示安忍，庄公、闵公、僖公不记载即位，都是因为继位者是被弑杀的。孔氏颖达说：“《释例》说：‘遭遇丧事继位的人，每年新年正月必须改元正位，百官按次序排列，所以国史在简策上记载即位以表彰它。’文公、成公先君的丧事未葬而记载即位，是因为三正的开始，表明继承正统，表彰朝仪以巩固百姓的心，这是国君明确分制的大礼。譬如周康王戴麻冕穿黼裳来行事，事毕然后返回丧服。虽然过一年举行即位之礼，名号通于国内，但必须等到葬毕卒哭才脱去丧服，这是古制的规定。”啖氏助说：“嗣子成为君主，明年正月朔日就位南面改元。”高氏闶说：“文公、成公、定公在未葬之前即位，都称公，是因为已经过了一年。一年不可有两个君主，所以终年称子。”

【不能空过年头没有君主，所以过了一年即使未葬，也称公。朱熹说：‘天子诸侯的礼仪，与士庶人不同，所以孟子有“我没有学过”的话，指的就是这类事情。如《伊训》“元祀十有二月朔”，也是新丧伊尹以奉嗣王只见厥祖，固然不可用凶服了。汉唐新主即位，都举行册礼，君臣也都穿吉服，追述先帝的命令以告先君，大概是易世传授，国家的大事，应当严肃其礼仪，而王侯以国为家，虽然先君的丧事也视为自己的私事。’黄氏翰说：‘人君即位之别有四：始死，正嗣子之位；既殡之后，嗣君即继体之位；君逾年，合正改元之位；三年，合正践阼之位。如《春秋》书“元年即位”，则是逾年正改元之位；“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则是三年正践阼之位。然而崩薨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