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春秋传説彚纂卷五

译县东北有祭城，现在属于直隶大名府。

译胡安国说：郑庄公怀有杀害弟弟的志向，让他的弟弟在四方奔波以糊口，自己认为保全国家的计策已经得逞。然而他死后不久，嫡长子出逃，庶子篡夺君位，五位公子争权，战争不止。在忽、仪、亹、突交替之际，灾祸惨烈啊！祸乱初起，源于一念之不善，后世效法模仿，以至于兄弟相残，国内大乱，百姓想保全自己的家室而不能，不也太残酷了吗？拥有国家的人必须遵循天理，不可以用私欲去毁灭它。庄公的事，可以作为永远的鉴戒。

集说：俞皋说：“庄公娶了邓曼，生了世子忽，这就是昭公。又纳了宋国雍氏的女儿，名叫雍姞，生了儿子突，这就是厉公。又生了儿子亹、儿子仪。昭公即位四个月就出逃，厉公从宋国回来即位。后来厉公出逃，国人杀了昭公而立了子亹。齐侯杀了子亹，祭仲又立了子仪。”

秋七月，安葬郑庄公。

集说：杜预说：“三个月就安葬，太快了。”高闶说：“郑忽已经即位，不等五个月就安葬他的父亲，这是产生祸乱的阶梯。”季本说：“去世超过两个月就安葬，太快了！太不怀恋了，这是什么缘故呢？一定是担心有争夺吧。大概继承君位的人作为丧主，诸侯前来参加葬礼，他的地位才确定，庶子不敢争夺。所以凡是快速安葬的，都有缘故。”

九月，宋国人捉拿了郑国的祭仲【这是史书记载捉拿他国的开始】。

《左传》：宋国雍氏的女儿嫁给郑庄公，叫雍姞，生了厉公。雍氏家族在宋庄公那里受宠，所以诱骗祭仲并捉拿他，说：“不立突，你就死。”也捉拿了厉公并要求贿赂。祭仲与宋国人结盟，把厉公送回并立他为君。

《公羊传》：祭仲是谁？是郑国的宰相。

《谷梁传》：宋人，就是宋公。为什么称“人”呢？是贬低他。

胡安国说：祭仲是郑国的宰相，被宋国捉拿，被迫废掉自己的君主而立不正统的人，罪责很明显了。为什么不称他的名字？因为他是受命的大夫。受命的大夫称字，不是认为他贤德，而是尊重王命、看重正卿。加重祭仲的罪责，是为了深深地责备他。他的意思好像是说：以天子任命的大夫作为诸侯的宰相，掌握政权，权力很重，本来应当下庇自身，上使君主保全富贵尊荣的地位。现在竟然被捉拿，废黜君主而立不该立的人，不也太过分了吗？责任重的人责备也深，祭仲无处逃避他的罪责了。

集说：何休说：“宋不称公，是因为胁迫郑国篡位，首恶应当诛杀，不是霸主征讨。”刘敞说：“为什么有的称‘人’来捉拿，有的称‘侯’来捉拿？称‘侯’来捉拿的，是霸主征讨；称‘人’来捉拿的，不是霸主征讨。”又说：“《公羊传》认为祭仲懂得权变，是不对的。如果祭仲懂得权变，应当效死不听，让宋国人知道即使杀了祭仲也得不到郑国，这才可以。况且祭仲难道认为宋国真能凭武力杀郑忽而灭郑国吗？那一定不等捉拿祭仲来胁迫他了。如果无力而夸口大话，为什么听他的？况且祭仲死就足够了，为什么废正立不正来作为行权呢？”苏辙说：“史书说‘宋人执郑祭仲’，接着记载突回国与忽出逃，祭仲用君主出逃来换取不死，这是罪责。《公羊传》说：‘祭仲为什么不称名？是认为他懂得权变。’把君主出逃当作懂得权变，是祸乱的途径。”陈傅良说：“祭仲以受命的大夫专断废立君主，为什么遵循通常称呼而不称名？《春秋》的褒贬，名号不足以完全表达意思，就体现在言辞中。史书说‘宋人执郑祭仲，突归于郑，郑忽出奔衞’，言辞很详细了，那么遵循通常称呼不称名是可以的。”家铉翁说：“宋国不是方伯连帅，郑国的执政不是他的臣属，被捉拿而不怒，大概是共同做盗贼奸邪之事，外表虽然被捉拿，内心却相同。《春秋》先记载‘宋人执郑祭仲’，接着记载‘突入忽出’，表明祭仲是首恶。”王元杰说：“郑忽以嫡长子继承君位，突以庶子回国扰乱伦理，嫡子既弱又无能，庶子则强且有外援。宋庄公私爱并偏袒突，祭仲被捉拿来要挟结盟。祭仲既然受先公托付，不能守死辅佐君主，反而忍心夺嫡立庶。《春秋》称‘人’贬低宋国，是厌恶他暴虐以正专执之诛；记载祭仲，是看重受命卿以大祭仲之罪。突不书氏，表明他不能拥有国家；书忽系郑，表明他正统而不为君。轻重权衡可见了。”李廉说：“经书记载他国捉拿他国大夫有九次：祭仲、郑詹、陈涛涂、衞甯喜、宋仲几，都称‘人’来捉拿，不称行人；郑良霄、衞石买、宋乐祁、衞北宫结，都称‘人’来捉拿，不称行人，事情各不相同。捉拿而杀死的有两次：齐庆封、陈千征师。捉拿本国大夫有四次：齐捉拿单伯，晋捉拿行父、意如、婼。”金贤说：“祭仲是郑国的宰相。宋国捉拿他，想让他废正立邪以扰乱人家国家，宋庄公的不道义太严重了！《春秋》……”去掉他的爵位，是为了厌恶宋国。祭仲被捉拿，只知道苟且偷生是安全的，而不知道死难是义，于是顺从祸乱而忘记君主，他的不道义也太严重了。《春秋》去掉他的官职，是为了厌恶祭仲。

突回到郑国。

《左传》：秋九月丁亥日，昭公逃到衞国。己亥日，厉公即位。

《公羊传》：突为什么称名？是因为依附祭仲。

《谷梁传》：

译说：“称‘突’，是贬低他。说‘归’，是表示容易的措辞。祭仲轻易地改变了国君人选，权力掌握在祭仲手中。为国君的死难而死，是臣子的本分。如今立了恶人而废黜正统，这是憎恶祭仲。”胡传说：“突不称‘公子’，是断绝他（与郑国的宗法关系）。小白进入齐国，就称‘齐小白’，突回到郑国，为什么不称‘郑突’呢？把小白系于齐国，是为了表明桓公应当拥有齐国；不把突系于郑国，是为了纠正厉公不应当被立的事实。突不应当被立，为什么记载他‘归’于郑国呢？《春秋》记载‘归’有两个含义：一是表示容易的措辞；二是表示顺应的措辞。记载‘入’也有两个含义：一是表示艰难的措辞；二是表示违逆的措辞。突以庶子身份夺取正统，本来就是不顺应礼法的，然而在国内权臣许他即位，在国外大国为他提供援助，而世子忽的才能不足以稳固自己的地位，那么他的回国就没有困难，所以谷梁子说：‘归，是表示容易的措辞。’”

译集说【孔颖达说：《左传》成公十八年的条例说：“诸侯接纳他回国称为‘归’。”知道这是被宋国接纳回国，所以称“归”。刘敞说：这是郑突，为什么不连属郑国？是为了贬斥。为什么贬斥？郑国不是突所能称号的，归国不是突所能命名的。既然“归”不是突所能命名的，那么说“突归于郑”是什么意思呢？是谴责祭仲。祭仲作为臣子，在国内不能坚守正道，出逃不能权衡利弊，贪生怕死且喜好权势，废掉正统而立乱臣。说“突归于郑”，是表明突是被祭仲挟持的。“归”是顺从的措辞，有容易的意思，不该顺从却记载为“归”，是容易；“入”是逆乱的措辞，有困难的意思，不该逆乱却记载为“入”，是困难。突的容易，显示出祭仲的挟持，两者都受到谴责。又说：《公羊传》说：“说‘归’是什么意思？是顺从祭仲。”这是不对的。如果祭仲的行为，是春秋时代的乱臣，怎么能顺从他呢？程颐说：突不称公子，是因为他不配拥有国家。陈傅良说：凡是称“归”的都是讥讽，没有比突更严重的，所以不连属郑国。称“归”没有不连属国家的，突是庄公的儿子，却不连属郑国，认为他是篡夺郑国。家铉翁说：郑国有君主而突从国外回来，是篡位。削去他的公子称号，不连属郑国，是为了声讨。祭仲被执而突回国，突是依靠祭仲进入的。俞皋说：突不连属郑国，是因为突不应当拥有郑国；称郑忽，是说忽应当拥有郑国。这与记载纠、齐小白、赤、曹羁的意义相同。李廉说：经文中因篡位而记载“归”的有两个，这一年是突，庄公二十四年是赤；被执而回国的有两个，僖公三十年是卫侯郑，成公十六年是曹伯；大国获得封地而记载“归”的有两个，昭公十三年是蔡侯庐、陈侯吴。记载“归”的条例，只有《谷梁传》说得对，《公羊传》失于祭仲懂得权变的说法，所以把记载“归”当作顺从祭仲的话，不可取。汪克宽说：《公羊传》说“归”是出入都没有恶意；“入”是出入都有恶意；“复归”是出时有恶意归时无恶意；“复入”是出时无恶意入时有恶意。然而突归郑、赤归曹，不能说没有恶意；许叔入许、天王入成周，不能说出入都有恶意；郑忽、曹襄出逃，没有恶意；鱼石、栾盈出入，有恶意。那么这种说法就不通了。季本说：宋人执祭仲，突归于郑，那么突从宋国回来是显而易见的，文字简省而意义完备】

郑忽出奔卫国【这是记载出奔的开始】

《公羊传》【忽为什么称名？《春秋》中伯、子、男是一样的，措辞没有贬损】

《谷梁传》【郑忽，是世子忽。称名，是因为失掉了国家】

胡安国《春秋传》【忽以国为氏，是正统；出奔而称名，是因为不能做君主】

集说【何休说：“已经安葬称子，把伯、子、男合为一个措辞，没有贬损，都跟随子。忽称子，那么与诸侯改伯从子的措辞相同于成君，没有贬损，所以称名。”陆淳说：“不称子，是责备他不能继承先君。”刘敞说：“这是郑子，为什么称名？是贬斥。为什么贬斥？忽不像儿子。忽不像儿子是什么意思？远离君子，亲近小人，不能与贤者谋划大事，权臣专断命令，放逐了五代，扰乱郑国的人，是忽失去了做儿子的道理。”苏辙说：“郑忽，是未逾年的君主。未逾年的君主称子，不称子是什么意思？是不能做君主。国人不依附，大国不援助，以至于出奔，大概未曾做过君主，所以不说子。”程颐说：“忽以国为氏，是正统。不能拥有其位，所以不称爵位。”叶梦得说：“为什么不书爵位？是未逾年。未逾年为什么不称子？是不周全于丧礼。为什么称名？是区别两位君主。一年不可以有两位君主，所以未逾年的君主，未安葬都不以爵位出现，国内称子，如子般、子野卒，国外称子，如宋襄公以《宋子》在葵丘会盟，陈怀公以《陈子》在召陵会盟是也。未逾年虽然已经安葬，国内也称子不称名，子赤卒称子卒，国外也称子，如卫成公以《卫子》在洮会盟是也。旷年不可以没有君主，所以逾年的君主，安葬后称爵位，如郑厉公以《郑伯》在武父会盟是也。虽然未安葬也称爵位，如卫惠公以《卫侯》与诸侯及鲁国作战，宋共公以《宋公》与诸侯伐郑是也。未逾年而有事于诸侯，不周全于丧礼而用吉礼，则称爵位以见贬斥，如齐顷公以《齐侯》派国佐来聘，郑悼公以《郑伯》伐许，邾隐公以《邾子》在拔地会盟是也。未逾年见迫逐，不周全于丧礼而出奔，则剥夺其子称以见贬斥，郑忽出奔卫国是也。逾年见迫逐，不周全于丧礼而出奔，则剥夺其爵位以见贬斥，曹羁出奔陈，莒展舆出奔吴是也。”陈傅良说：“郑忽是什么？是不能做儿子。身为嫡嗣，而废立由权臣决定，不可以说儿子了。所以书奔，开始于此。”李廉说：“经文书君奔而称名的有三个，郑忽、曹羁、莒展舆。赵子曰：‘忽、羁不书爵位，是说不能继承先君。展舆虽然逾年还不书爵位，是因为罪大。’又说：‘突篡位四年而出奔，昭公以桓公十五年入国，其秋突因栎人杀檀伯而……’”】入栎，凭借强都来窥视郑国。诸侯在袲地会盟，又在曹地会盟，

译因为接纳了他却未能成功。然而突确实已经分得封地而居住了。十七年，高渠弥杀害了昭公，拥立公子亹。十八年，齐国人杀死了子亹，祭仲从陈国迎接子仪回来并拥立他。庄公十四年，突从栎邑入侵郑国，傅瑕杀死了子仪和他的两个儿子，迎立突回国。从此郑国的祸乱稍微平息。四位公子的事迹大多没有记载在经文中，所以在这里详细列出】

译鲁大夫柔在折地同宋公、陈侯、蔡叔结盟。【折地，杜预注：地点不详】

《公羊传》：【柔是谁？是鲁国尚未受命赐族的大夫】

集说：【杜预说：“柔是鲁国大夫，尚未被赐族。”孔颖达说：“因为柔不称族，与无骇类似，是没有族可以称的，由此可知他尚未被赐族。”孙复说：“柔不称氏，是鲁国内大夫中尚未受命的人。蔡叔，是蔡侯的弟弟。查考诸侯的母弟，未受命为大夫的都称字，这一年柔在折地同宋公、陈侯、蔡叔结盟，十五年许叔进入许国，十七年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庄公三年纪季带着酅地归附齐国，这类情况都是如此。”叶梦得说：“凡是诸侯的兄弟，尊重他们就称公子，所以大夫三命之后才称氏，公子的尊贵比照大夫，也是三命之后才称氏；亲近他们就称兄弟，所以有时因奔亡而责备以恩义，有时因盟聘而讥讽以私情，就称兄弟。那些既不称公子也不称兄弟的，只有许叔、纪季、蔡季和这柔四人罢了。”陈傅良说：“柔为什么这样称呼？因为大夫与诸侯结盟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贬斥他。到了公子结就不贬斥了。”吕大圭说：“大夫与诸侯结盟，这不需要贬斥断绝就能自己显现出来。所以鲁国内大夫率领军队是从无骇开始的，鲁国内大夫与诸侯结盟是从柔开始的。”李廉说：“查考陆氏条例，诸侯兄弟以国名连缀字的，有蔡叔、许叔、蔡季、纪季，都是国名连缀字，说他们与国君是一体的。因此蔡叔是蔡侯的弟弟，而《谷梁传》、杜预都认为是蔡国大夫未受命，所以称名而不称氏，这还不可知，恐怕陆氏是对的。又说：经书记载鲁国内大夫与外国诸侯结盟，九次开始于这里。”季本说：“宋庄公弑君自立，本来倚仗郑庄公，然而取得国家以来，被郑国压制，诸侯的防盟不能参与，他积怨很久了。所以郑庄公死后，就挟持突来扰乱郑国，认为突立了必定帮助自己，而郑国的群臣还足以抵抗宋国，突被众议所迫就断绝了与宋国的交往。宋庄公在郑国不得志，所以联合三国来结盟，将要作为图谋郑国的计策。这次结盟，宋国是主盟者，鲁国派大夫前往，后来五次防盟桓公想要坚定鲁国的志向。大概郑国、齐国结为党羽，宋国得到鲁国，那么齐国的军队不敢窥伺其后，而宋国可以专心一意对付郑国了。这折地的结盟，所以是宋公的志向】

桓公在夫钟同宋公相会。【钟，《公羊传》作童，夫钟，杜预注：郕地，现在在山东兖州府宁阳县盛乡城，春秋时的郕国，其北有夫钟里】

冬季十二月，桓公在阚同宋公相会。【阚，杜预注：鲁地，东平须昌县东南。现在山东兖州府汶上县西有阚亭，在南旺湖中】

胡传：【臣子与宋公在折地结盟，国君与宋公在夫钟、在阚、在虚、在〇相会，都保留而不删削，为什么言辞如此繁费呢？回答说：“结盟，是《春秋》所厌恶的，而屡次结盟以助长祸乱；相会，是诸侯所不应做的，而多次相会以加深猜疑。圣人都保留而不删削，以此来显示屡次结盟最终背叛，多次相会最终离散，这件事可以说是显著明白了。所以《春秋》的宗旨，在于天下为公，讲求信用修好和睦，不认为相会结盟是可以依赖的】

集说：【高闶说：“桓公怨恨郑忽，而想要安定突，所以不惮屈辱，极力为郑国请求。宋国也多次与桓公相会，都不是为了国家人民，他们的罪过相等。”家铉翁说：“两年之间，两次结盟四次相会，都是因为宋国的缘故。《春秋》记载盟会，没有像这样频繁的。”季本说：“宋国想要结交鲁国，仇视郑国，必定桓公存有疑虑，所以坚定他的志向罢了。”卓尔康说：“宋国、鲁国都是帮助突的，折地以下三次结盟，都是宋庄结交鲁国争夺郑国的计策，屡次结盟而加深猜疑，胡氏的话是对的。这时郑国党附齐国，宋国如果不制服齐国难以图谋郑国，而鲁国正有战郎的怨恨于齐国，陈国、蔡国也有积怨深恨于郑国，所以折地的相会，宋国想要得到鲁国作为应援，以防备齐国议论其后。”张溥说：“厌恶恶曹的结盟，齐国、卫国、郑国为战郎之谋鲁国，而巩固党羽，宋国也参与了，经书不记载，左氏说是缺漏。等到看柔在折地结盟，桓公在夫钟、在阚相会，鲁君臣对宋国特别亲近，那么厌恶恶曹的结盟，宋国果然不参与，还不可知。参预结盟没有超过恶曹的，屡次结盟没有超过鲁、宋的，结盟并没有好的】

【辛桓王二已十年】十二年【齐僖公三十一年、晋缗公五年、卫宣公十九年、蔡桓公十五年、郑厉公突元年、曹庄公二年、陈厉公七年、杞靖公四年、宋庄公十年、秦出子四年、楚武王四十一年】

春季正月

集说：【黄震说：“记载春正月，以保存四季的开始】

夏季六月壬寅日，桓公在曲池同杞侯、莒子结盟。【杞，《公羊传》《谷梁传》作纪，曲池，《公羊传》作殴蛇。曲池，杜预注：鲁地，鲁国汶阳县北有曲水亭，现在在曲阜县东北四十里，源出石门山】

集说：【程颐说：“杞侯都应当作纪。隐公二年纪、莒在密地结盟，这时纪国谋划对付齐国的危难，所以鲁桓公与他结盟，莒国来援助他罢了。”家铉翁说：“《公羊传》《谷梁传》以杞为纪，是对的。隐公二年盟于密，左氏注莒、鲁有怨，纪侯已经与鲁国通婚，派大夫与莒国结盟来和解

译这样。纪国和莒国因为鲁国的缘故而结盟，是有所本源的。」吴氏澂说：「纪国遭受齐国的祸难，形势非常危急。鲁桓公深切地为纪国谋划，所以屡次在防地设防，然而大国中没有与他同心协力的人。这次在防地设防，仅仅能和小弱的莒国同行，它不能提供援助，对纪国的灭亡无法挽救，大概是可以预知的了。」俞氏皋说：「经文记载防地而纪国在前，是表明纪国是主体。」湛氏若水说：「纪国谋划应对齐国的祸难，不能直接上达于天子。身为鲁桓公，应当为纪国向天子请求，明确下达禁令，各国各自坚守封疆。如果齐国不服从王命，就应当向天子报告，在连帅的防地设防并讨伐它。为什么在防地设防如此纷扰，却对救助纪国没有益处呢？所以《春秋》记载这件事，以彰显其错误。」

译秋季七月丁亥日，鲁桓公与宋公、燕人在谷丘结盟。【谷丘，杜预注：宋国之地，今在山东兖州府曹州以北三十里处。】

《左传》记载：【鲁桓公想要调停宋国与郑国的关系，秋季，鲁桓公与宋公在句渎之丘结盟。】

【句渎之丘，杜预注：就是谷丘。汉代济隂郡有句阳县，应劭说：“就是句渎之丘。”现在那地方名叫句阳店。】

集说：【杜预说：“燕人，是南燕的大夫。”孙觉说：“进入春秋时期以来，燕国未曾出现在经文中，只有这次和十三年才出现并称燕人。昭公三年记载北燕伯欉出逃到齐国，称北燕，那么也有南燕。北燕被山戎阻隔，自从庄公二十八年齐桓公讨伐山戎之后，才开始为燕国开辟道路，得以与中原相通。因此在这次谷丘之盟时，北燕仍被山戎阻隔，杜预解释说是南燕大夫，是正确的。”赵鹏飞说：“是南燕，黄帝的后裔。进入春秋时期，大概未曾与诸侯交往，在这里首次与宋、鲁结盟。宋、鲁结盟，是为了郑国谋划。宋国不义而鲁国不信，两者都不可追随。到了十三年，于是便追随宋国与鲁、郑交战。小国兵力有限，却追随不义的战争，兵败之后，不再出现在经文中，不知被哪个国家所灭。”吴〇说：“《左传》认为鲁国想要调停宋、郑。然而这次结盟必定是鲁、宋、燕三国另有其他事情相约，并非为了郑国贿赂之事而结盟。因为这次结盟与宋公相见，从而为郑国致意请求罢了。”黄正宪说：“去年宋国与鲁、陈、蔡结盟，现在又与燕国结盟，将要断绝齐、郑之间的道路。《左传》却说鲁公想要调停宋、郑，为什么呢？大概当时齐、郑结为党羽，齐国谋划吞并纪国，桓公想要援助却做不到。他想要让郑国在宋国那里，意图图谋郑国背离齐国而联合鲁国，从而暗中援助纪国，计谋也很巧妙。】

八月壬辰日，陈侯跃去世。

集说：【杜预说：“是厉公。十一年与鲁国大夫在折地结盟，不记载葬礼，是鲁国没有前往吊唁。壬辰，是七月二十三日。记载在八月，是跟随讣告。”孔颖达说：“跃是厉公，这是《世本》的文字。庄公二十二年传文说：‘陈厉公，是蔡国人所立，所以蔡人杀了五父而立他。’五父就是佗。六年杀了佗而厉公即位。《陈世家》把佗与五父当作两个人，说蔡人为佗杀了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这就是厉公。立了七年，太子免的三个弟弟跃、林、杵臼共同弑杀厉公而跃即位，这就是利公。利公即位五个月去世，林立，这就是庄公。考察传文五父、佗是一人，而《世家》认为是两人。考察经文蔡人杀佗在桓公去世的次年，不能说是佗立了七年。佗在六年被杀，跃在这一年去世，不能说是跃立了五个月。既然把佗当作厉公，又妄称跃为利公。《世本》本来没有利公，都是司马迁的妄说。壬辰是七月二十三日，上面有七月，却记载在八月之下，像这类情况，注疏都说是日期错误。现在说跟随讣告，是因为终究无法通顺，大概想要两解的缘故。”张洽说：“去年与柔在折地结盟，不记载葬礼，是鲁国没有前往吊唁，不体恤同盟。”家〇翁说：“《左传》说蔡人杀陈佗而立厉公，厉公就是跃。《公羊》何休认为跃是佗的儿子，所以删去葬礼，怀疑佗的儿子未必是君主。”

鲁桓公与宋公在虚地相会。【虚，音去鱼。公作郯。虚，杜预注：宋国之地，疑在睢州境内。】

冬季十一月，鲁桓公与宋公在〇地相会。【〇，杜预注：宋国之地，疑在睢州境内。】

《左传》记载：【宋国是否讲和还不可知，所以又在虚地相会，冬季又在〇地相会。】

集说：【高闶说：“鲁公舍弃宗庙社稷和人民而五次出访与宋公相会，诸侯治理一国的人民，人民不可一日不治理，那么国家不可一日离开。所以先王的法令，诸侯没有缘故不得走出四境，朝见天子则出境，天子巡狩则出境，方伯率领诸侯征伐则出境，如果没有事而出境则诛杀。”叶梦得说：“鲁公起初以柔与宋公相会，不久又自行在夫钟、在阚、在谷丘相会。夫钟，是郕地；阚，是鲁地；谷丘，是宋地。到这里又在虚、在〇相会，都是宋地，而鲁公前往。大概自隐公以来，与我们关系厚薄的，只有宋与郑。偏袒郑国就讨伐宋国，与宋国友好就讨伐郑国，哪有像这样立国而能长久的？暴戾就没有亲近的人，失道就缺少援助，君子因此知道桓公不能善终。”汪克宽说：“桓公屡次到宋国之地，强迫宋公顺从而不停止，固然是一种屈辱。然而两次结盟四次相会，都以与宋公相会为借口，那么是宋公有志于相会结盟了。大概宋国之所以与鲁国相会，是为了向郑国求取贿赂；而鲁国之所以与宋国相会，是为了替郑国免除贿赂，所以最终不能降心顺从。鲁桓公怨恨忽在郎之战中的行为，庆幸郑庄公去世，想要与厉公交好而以恩惠结交他。厉公篡夺忽的位置，特别想要反对忽的做法，而与鲁国交好，作为自己的援助。”黄正宪说：“考察折、阚、夫钟的相会，是宋国想要亲近鲁国讨伐郑国，所以多次在鲁地相会，宋国是主导。这〇、虚的相会，是鲁国想要调停宋、郑，宋国不接受调停，所以多次在宋地相会，鲁国是主导。”

【考察自折以下，鲁与宋

译四防、二盟，有人认为是鲁国的意图，即《左传》所说的想要调停宋国与郑国的关系；有人认为是宋国的意图，即《谷梁传》所说的“防”是对外表示意图。两种说法不同，只有黄氏正宪认为，起初是宋国想要亲近鲁国，随后是鲁国想要为宋国调停郑国，并引用宋国、鲁国的地名作为证据，这在情理和事实上是较为接近的。

译丙戌日，鲁桓公与郑伯在武父结盟。武父，杜预注：郑国的地方，陈留济阳县东北有武父城。《水经注》说：济阳县故城就是武父城。现在位于直隶大名府东明县西南，与河南开封府兰阳县接壤。

《左传》说：宋公推辞讲和，所以鲁桓公与郑伯在武父结盟。

《集说》中苏辙说：“郑伯，就是郑突。郑突篡夺了他哥哥的君位而自立，《春秋》以国君的名义许给他，为什么呢？诸侯虽然以篡夺得到君位，如果能使百姓和睦并亲近诸侯，内外都把他当作国君，那么就以国君的名义书写，不掩盖他的实际情况。虽然是国君但实际是篡位者，虽然是篡位者但实际是国君，都依据他的实际情况罢了，不然就不行，不能把他当作国君。卫国州吁、陈佗就是这样。”许翰说：“王道的踪迹已经熄灭，霸主的统绪尚未兴起，诸侯各自专断，没有听从的命令。看隐公十年，可见兵革的混乱；桓公十一年、十二年，可见盟防的混乱。霸主的统绪兴起而诸侯有所统一，不再有这种混乱了，所以君子不得已而与桓公、文公合作。”张洽说：“与人交往的道理，忠信诚慤发自内心，就有不期望相合而相合的；那人没有这种心，那么他们的相处也不过是以利益相合，而一旦争夺小利，就互相看待如同仇敌一样。桓公被宋国背弃而与郑国结盟，他的离合正是这样。《春秋》详细记载，以显示王政不行，诸侯放纵，鲁桓、宋庄、郑厉都以篡国而立，互相盟防，纷纷离合，只看利益，频繁结盟亵渎信用，只助长混乱，是王法所必诛的。”吕大圭说：“郑突篡位而书写爵位，诸侯虽然以篡夺得到国家，如果他的大臣把他当作国君，他的国人把他当作国君，诸侯也与他盟防，《春秋》顺从”

“而把他当作国君，是顺从他的实际情况。赵鹏飞说：‘自从郑突进入郑国，四次盟防两次结盟，都是为了郑国的谋划罢了。如果宋、郑可以讲和，一次结盟就够了，为什么多做？现在屡次结盟多次盟防，而宋国不肯讲和，可以停止了。却违背以前的盟约，背弃以前的盟防，与郑突结盟而谋划讨伐，所以详细记载防宋，一次记载防郑，以彰显桓公的罪恶。’家铉翁说：‘与齐、卫攻打鲁国，在郎地交战的，是郑忽。郑突是篡夺郑忽的人，所以与鲁国交好。从此鲁、郑于是联合。’程端学说：‘鲁桓与宋国两次结盟四次盟防，不到十天就背弃，以与郑国结盟，反复如此，比较事情而看，其义自见。’季本说：‘郑伯，就是郑突。这次结盟，是郑国请求于鲁国的。鲁与宋联合，而宋没有鲁国的规制，那么郑国就受其害了。然而郑国如果不许诺抛弃齐国，那么鲁国也必定不会背弃宋国。鲁与郑联合，而郑国也援助纪国了。桓公为纪国的心，这也可见。’

丙戌日，卫国国君晋去世。

《集说》中孔颖达说：“《春秋》之中，只有这里重复书写日期。其余也应该有一天两件事，各书写日期，但再没有那个日期，不能再知道。计算赴告的体例，本来都应该以日期告知，史官书写简策，又应该各书写其日期。孔子书写经文，不以日月褒贬，或略或详，不是这里所急的，所以日月详略，都依照旧文。这里重复书写丙戌，因为旧史所重视，所以因史成文罢了。”孙复说：“再次说丙戌，是多余的文字。这次结盟与去世是同一天罢了。而且经文没有一天而再次书写的，这多余的文字可知。”刘敞说：“为什么再次写日期？《春秋》是旧的史书，有所不改变。孔子说：‘其事则是齐桓、晋文，其文则是史，其义则是丘窃取之了。’”孙觉说：“丙戌之日，再次出现在经文中，是错误文字罢了。《谷梁传》认为是决日之义。按《春秋》不以日月为例，有书写的，但因旧史而详略罢了。《谷梁传》称为决日，不对。”黄震说：“再次书写丙戌，是国史成文。”郑夹漈说：“丙戌，是一天，不应再次书写丙戌，不是后申就是前子。”邵宝说：“日期相同而地方不同，所以两书。即书者，是纪事的职责；追书者，是承赴的体例。”

十有二月，与郑国军队攻打宋国。丁未日，在宋国交战。

《左传》说：于是率领军队而攻打宋国，交战。宋国没有信用。君子说：‘如果信用不继续，结盟没有益处。《诗》说：‘君子屡次结盟，乱是用长。’没有信用。’《公羊传》说：这是偏战。为什么不说是军队败绩？内部不说战，说战就是败了。

《谷梁传》说：在伐与战，是败了。内部讳败，举其可道的。

《胡传》说：既书写‘伐宋’，又书写‘战于宋’，是责备索取贿赂于郑国而没有满足，屡次结盟于鲁国而没有信用的，是宋国。两国声讨其罪以致讨伐，所以书写曰‘伐’。宋人的罪，则固可伐了。然而索取贿赂以立督的，是鲁桓；资助其力以篡国的，是郑突。没有自己，然后可以非议别人。《春秋》之义，用贤治不肖，不以乱易乱，所以又书写曰‘战于宋’。来战的，罪在彼，战于郎是；往战的，罪在内，战于宋是。

《集说》中啖助说：“《谷梁传》说：‘不说与郑国战，是耻于不和。’不知道省文的义，所以说。”孙复说：“这是公与郑伯伐宋。不说公，是讳之。地以宋，则宋与战可知。不出主名，是不与公及郑伯伐宋。”

译所以用鲁国和郑国互相交战来记事。凡是国君独自承担这件事，就加以隐讳。这一年以及郑国军队攻打宋国，丁未在宋国交战；十七年以及齐国军队在奚地交战；庄公九年以及齐国军队在干时交战，这类情况就是这样。」刘敞说：「是谁与郑国交战？是国君。交战，为什么有的记载国君，有的不记载国君？交战而获胜，就记载国君、记载失败；交战而没有获胜，就不记载国君、不记载失败；交战而势均力敌，就记载国君但不记载失败。」高闶说：「国内隐去国君而称‘及’，郑国不称爵位而称‘师’，两者的罪责是相等的。」陈傅良说：「这是国君与郑伯交战，为什么前面称君主、后面称军队？是省略了。交战不称‘伐’，有不参与交战则称‘伐’，如僖公十八年宋、曹、卫、邾攻打齐国，而宋国与齐国交战就是这样。从未有不参与交战却也称‘伐’的，如果也称‘伐’，那就是严厉地讨伐了。说‘在宋国交战’，是轻视宋国的罪责。」张洽说：「因怨恨小事，不能抑制愤怒，叫做愤兵。因愤怒而用兵就会失败，鲁桓公、郑突这次战役就是这样。」赵与权说：「鲁轨弑杀隐公，宋冯弑杀殇公，郑突篡夺忽位，这三者都是逆贼，周朝有常刑，都该杀尽。所以称用兵为‘战’，表明王法不能施行。」黄震说：「在宋国交战，是因为鲁郑深入攻打宋国，而宋国应对，所以交战。」齐履谦说：「交战和讨伐不记载主帅的共有九次：桓公二年进入杞国；八年讨伐邾国；十年齐、卫、郑来郎地交战；这一年以及郑国讨伐宋国；十七年以及齐国军队在奚地交战；以及宋人、卫人讨伐邾国；庄公九年以及齐国军队在干时交战；僖公四年以及江人、黄人讨伐陈国；二十二年以及邾人在升陉交战。以上九件事，国内省略文辞的有三件，以国君名义给予的有三件，缺文的有三件。先记载‘十有一月丙戌，公在武父与郑伯盟会’，接着记载‘十有二月以及郑国军队讨伐宋国’；先记载‘夏，公讨伐齐国接纳公子纠’，接着记载‘八月庚申以及齐国军队在干时交战’；先记载‘春正月，公在武父与诸侯讨伐楚国’，接着记载‘秋以及江人、黄人讨伐陈国’，都是一次出行而再有事，其不记载主帅的，是省略文辞。在郎地、在奚地、在升陉交战，郎、奚、升陉都是鲁地，有的经文以‘来战’为文，有的传文以疆界事务为解释，其不记载主帅的，是以国君名义给予。桓公二年，进入杞国。八年讨伐邾国，十七年再次讨伐邾国，其不记载主帅的，是缺文。」吴〇说：「宋庄公贪图郑国贿赂之多，而不答应鲁桓公的请求，郑突于是忘记宋国拥立自己的恩情，与鲁国结党进行讨伐交战的举动。鲁桓公抛弃屡次防堵屡次盟好的情谊，竟然与旧怨的郑国兴兵以报复宋国。交往之道的反复无常，在普通人尚且不可，何况国君呢？」汪克宽说：「桓公平定宋郑，不听从以至于讨伐交战；宣公平定郯莒，不肯顺从而以至于讨伐夺取，都不能反省自己而寻求根本。」李廉说：「宋庄公的即位，是因为鲁、齐、陈、郑都有贿赂的缘故。现在向郑国索取贿赂，是用自己以前的期望来要求郑国。《春秋》记载郜鼎的获取，以表明宋、鲁、郑的交往因贿赂而结合；记载武父的交战，以表明宋、鲁、郑的党羽因贿赂而离散，唉，严厉啊！」赵汸说：「《春秋》内外通常辞令不同，讨伐者是客，被讨伐者是主，是从外部来说的。如果我们的国君在，就不能跟随外部的辞令。考察宋国的交战，《左传》认为宋国没有信用，大概宋冯索取贿赂没有满足，鲁郑可以声讨罪责而征讨。然而鲁允、郑突都是篡弑的贼人，王法应当诛杀，怎么能称兵擅自讨伐别人的国家呢？」胡安国说：「前往交战的，罪责在国内。」两种说法兼用，其义理才完备。

译附录《左传》记载：楚军攻打绞国，驻扎在绞国南门外。莫敖屈瑕说：“绞国弱小且轻敌，轻敌就缺乏谋略。请不要保护那些砍柴的人，用来引诱他们。”楚王听从了他的建议。绞国人抓获了三十个砍柴的楚人。第二天，绞国人争相出城，把楚国的役夫驱赶进山中。楚人在绞国北门外埋伏，并在山下设下伏兵，大败绞军，迫使绞国订立城下之盟后回国。在伐绞的战役中，楚军分兵渡过彭水。罗国想要攻打他们，派伯嘉去侦察，伯嘉三次巡视并统计了楚军的数量。

【彭水，杜预注：彭水在新城昌魏县。《后汉书·郡国志》：房陵有筑水，就是彭水。所以昌魏县在今湖广郧阳府房县西南。罗国，杜预注：熊姓的国家，在宜城县西山中，后来迁徙到南郡枝江县。现在湖广襄阳府宜城县西二十里的罗川城，就是罗国故地。至于岳州府平江县南三十里的罗城，与长沙府湘阴县接界的地方，是后来迁徙的处所。楚国将罗国迁到枝江。《后汉书·郡国志》：“枝江侯国，原本就是罗国。”又从枝江迁徙到长沙。现在岳州府平江县南三十里有罗城，长沙府湘阴县东六十里也有罗城，乃是两地接壤之处。】

【壬午，周桓王十一年。】十三年【齐僖公三十二年，晋缗侯六年，卫惠公朔元年，蔡桓侯十六年，郑厉公二年，曹庄公三年，陈庄公林元年，杞靖公五年，宋庄公十一年，秦出子五年，楚武王四十二年】

春季

附录《左传》记载：春天，楚国屈瑕攻打罗国，斗伯比送行。回来时，斗伯比对他的车夫说：“莫敖必定会失败。他举足高昂，心意就不稳固了。”于是斗伯比去见楚王说：“一定要增派军队。”楚王推辞了。斗伯比进去告诉夫人邓曼。邓曼说：“大夫所说的不是指增派军队，而是说君主应当以诚信安抚小民，以德行教导众官，以刑罚威慑莫敖。莫敖沉溺于蒲骚之战的胜利，将要刚愎自用，必定轻视罗国。君主如果不加以镇抚，他难道不会不设防备吗？所以我说君主应当教导众人并喜好镇抚他们，召集众官并用美好的德行勉励他们，接见莫敖并告诉他上天不会轻易改变（常道）。如果不这样，难道他不知道楚军全部出发了吗？”楚王派赖人追赶莫敖，没有追上。莫敖在军中巡行宣告说：“进谏的人处以刑罚。”到达鄢水时，军队混乱地渡河，于是没有次序，而且不设防备。到达罗国时，罗国和卢戎两军夹击楚军，大败楚军。莫敖在荒谷自缢，众将领被囚禁在冶父听候刑罚。楚王说：“这是我的罪过。”于是都赦免了他们。

【赖国，《后汉书·郡国志》：褒信侯国有赖亭，是故赖国。《文献通考》：赖国在褒信县，元代省县为镇，现在在息县东北，那赖亭则在商城县南，息县、商城都属于汝宁府光州，大概两地相接。杜预注在义阳随县，则距离光州很远，不知依据什么。鄢水，杜预注：鄢水在襄阳宜城县流入汉水。孔颖达说：“鄢水出自新城沶乡县。”现在湖广襄阳府宜城县南有宜城故城，就是古鄢国。卢戎，杜预注：南蛮，即今中庐故城，在湖广襄阳府南漳县东五十里。荒谷，杜预注：楚地。《荆州记》：州东三里有三湖，湖东有水名荒谷，现在在湖广荆州府。冶父，杜预注：楚地。《水经注》：荒谷东岸有冶父城，现在冶父城在荆州府东。】

二月，鲁隐公会见纪侯、郑伯。己巳日，与齐侯、宋公、卫侯、燕人交战。齐军、宋军、卫军、燕军大败。

《谷梁传》说：“经文说‘及’，是从内部出发去接触对方；说‘战’，是从外部来说的。交战称‘人’，战败称‘师’，是重视民众。不记载地点，是因为在纪国境内。”

《胡传》说：“《左传》认为郑国与宋国交战，《公羊传》认为宋国与鲁国交战，《谷梁传》认为纪国与齐国交战。赵匡考据经文，内部出兵则以纪国为主而排在郑国之前，外部出兵则以齐国为主而排在宋国之前，唯独采纳《谷梁传》的说法。因为齐国和纪国是世仇。齐国联合三国攻打纪国，鲁国、郑国援助纪国而与齐国交战。交战不记载地点，是因为在纪国境内。否则，纪国害怕灭亡都来不及，怎敢带兵越过他国去援助鲁、郑以增加怨恨呢？齐国无道，恃强凌弱，这里以纪国为主，为什么呢？因为对方无道，对己方用兵，必定有引咎自责的事情、礼仪辩白的文书，仍然不能免除祸患，那么也应当固守疆界，效死守卫，向上申诉给天子，向下告知方伯、连率以及邻国的诸侯，必定有人为他们伸张正义。不这样做而愤然交战，难道是治理混乱的方法吗？力量相当则衡量德行，行动则观察时机。小国仇视大国而侥幸获胜，是祸患的开始。息国攻打郑国而灭亡，郑国战胜蔡国而恐惧，蔡国大败楚国而灭亡。现在纪国不衡量德行，不估量力量，不征询辞令，轻易与齐国交战，而为他们援助的，是弑君的贼人、篡国的人。不能保全国家，是从这场战争开始的。《春秋》以纪国为主，是为了省察德行、观察时机，表达自治的意思。”

《集说》说：杜预说：“有时称‘人’，有时称‘师’，是史官用词不同。”卫宣公尚未安葬，卫惠公称侯来接待邻国，是不合礼的。孔颖达说：“交战称将领，战败称军队，这是史官的常法。军队是将领所率领的，所以交战时称将领，战败时称军队，意思是全军都败了，不只是将领一人战败。”赵匡说：“《左传》说宋国向郑国索取贿赂，索取贿赂是小事，只应当两国自己不和，没有理由让诸侯为此交战。”《公羊传》说：“为什么后

译“日”是依赖外部势力。

案：先设防而后定日期，完成防御而后作战，依赖外部势力有什么意义呢？

又曰：“凡是诸侯处于丧期，而有境外事务，以丧礼身份出行的称‘子’，以吉礼身份出行的称爵位，这是为了表明厌恶程度的深浅。”

刘敞说：“《左传》说：‘宋国多次向郑国索取贿赂，郑国无法承受，所以联合纪、鲁以及齐国与宋国作战。’不记载作战地点，是因为时间在后。这是不对的。如果宋、郑互相怨恨，郑国为了这件事作战，郑国应当排在纪国之上，宋国应当排在齐国之上，为什么反而颠倒了呢？桓公虽然没有赶上防御的日期，但赶上了作战的日期，自然应当省略防御地点而举出作战地点，现在为什么反而省略作战地点呢？”

又曰：“郑国人来修好。”

案：鲁、郑两国一向友好，未曾有嫌隙，为什么忽然修好？这是因为看到明年在曹地设防，所以这样说罢了。

《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记载地点？因为距离近。”

那么郎地的作战不是因为距离近，就很明显了，却说郎地作战也可以不记载地点，这不是诬妄吗？

又曰：“说‘战’，是从外部而言。”

不对。作战，是圣王所常有的，为什么要避讳呢？

他的意思认为，战败就说“战”，说“战”就意味着战败。

现在实际上没有战败，不能说“战”，所以说从外部而言。

不知道凡是记载“战”而不说“败绩”的，才是避讳战败；记载“战”而说“败绩”的，战败的是他国，必须说“战”然后才能看出其战败，怎么能不说呢？又怎么能说是从外部而言呢？

苏辙说：“先说防御而后说日期，既已防御而后作战，防御和作战不是同一天。”

孙觉说：“《春秋》记载作战必定书写地点，这里不书写地点，是因为在纪地作战。纪国被齐国侵削，齐国志在灭掉纪国，举宋、卫、燕三国军队前往讨伐，纪国于是邀请鲁、郑两国国君作为对手。然而经文不书写作战地点，是因为纪侯主持军队与之作战，那么这场战争就在纪地。”

吕大圭说：“纪国作为即将灭亡的国家，却获得了战胜的功劳，这令人欣喜；齐国以大国的威势，而蓄积了必报的怨恨，这令人恐惧。桓公为纪国谋划，既然没有巩固纪国的办法，只是挟持郑国与之作战，侥幸战胜齐国，必将认为可以巩固纪国了，却不知道促使纪国灭亡的，就在这场战役中。等到纪国恐惧灭亡来不及，然后举行黄地的盟会，谋求安定纪国，也晚了。”

陈深说：“《春秋》首先书写‘公防’、‘公及’，是谴责他们。四国军队，众多似乎可以取胜，却都战败，可见人多不可依赖。”

吴澄说：“从前郑庄公帮助齐国谋划对付纪国，鲁桓公多次为郑国防御宋国，接着又联合郑国讨伐宋国，郑厉公怨恨鲁国，所以帮助鲁国救援纪国，而违背了他父亲的做法。”

李廉说：“经文书写内外作战共二十三次，书写‘败绩’十五次。书写‘战’的体例：《左传》说：‘双方列阵称为战。’胡安国说：‘两军交锋称为战。’书写‘及’的体例：胡安国说：‘作战而说‘及’，以主方为主。’赵岐说：‘作战而说‘及’，以主方及客方。作战不说‘及’，双方交互为主。’书写‘败绩’的体例：《左传》说：‘大崩溃称为败绩。’何休说：‘绩，是功业。’各种说法都通顺。

季本说：“齐、郑本来是一党。等到武父之盟，郑、鲁联合，那么宋、燕就依附于齐、卫了。齐国想要灭掉纪国，鲁国援助纪国，所以桓公与纪、郑联合以与齐国作战。日期在防御之后，表明以防御确定日期，志在我方。”

王樵说：“纪国被齐国逼迫，郑突因为索取贿赂而怨恨宋国，鲁国主持纪国事务，因为怨恨郑忽而帮助郑突，这是一方军队。齐国谋划对付纪国，郑忽曾经对齐国有功，所以齐国主持这一方；宋国因为贿赂怨恨郑突，而郑忽逃奔卫国，所以卫国主持这一方，这是另一方军队。志向各有所在，互相纠合进行这场战争，不是纪国一方能主持军队的。”

译【考察这场战争，三传记载互有差异。赵匡独取《谷梁传》之说，而胡安国、孙觉、吴弼都沿袭他的观点，他们的说法是正确的。郑玄认为“纪”应当是“已”，范宁引用此说来驳斥《谷梁传》，这就穿凿附会了】

三月，安葬卫宣公。

胡传【安葬之事由内史记录。既然已经与卫国人交战，为什么还要安葬卫宣公呢？这是怨恨不抛弃道义，愤怒不废弃礼制，由此可见古人将安葬看得很重。礼制规定：丧事在殡期间，国君没有外事。卫宣公尚未安葬，卫朔就出兵作战，这已经是失礼，又不称“子”，而是穿着吉服从事军事行动，其罪恶就大了。凡是这类情况，据事直书，年月都记载清楚，罪恶自然显现】

集说【刘敞说：“君子怨恨不抛弃道义，愤怒不废弃礼制，憎恶不忘记亲人。”陈傅良说：“凡是国君在丧期，通常称‘子’。卫宣公尚未安葬，却称‘卫侯’，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按照居丧的礼制出行。”家铉翁说：“卫宣公尚未安葬，而继位的卫朔跟随诸侯以及鲁、纪、郑交战，战败而归，才安葬他的父亲，卫朔的不仁太严重了！《春秋》不称‘卫子’，而用爵位称呼，是在名教上断绝他。卫宣公的行为如同猪狗，他在家里推行的教化可以想见，这不足以深责，但《春秋》垂范后世，不能没有责备。”吴弼说：“二月己巳日的战争，齐、纪是仇敌，卫帮助齐灭纪，鲁为纪抵御，齐、鲁、卫并非仇敌，所以不废弃安葬的礼制。”汪克宽说：“《春秋》记载在丧期出行参加盟会、征伐以及派遣使者到邻国的有十次：这一年卫惠公在防地作战，僖公九年宋襄公在葵丘，僖公二十五年卫成公在洮，僖公二十八年陈共公在温，僖公三十三年晋襄公在殽地大败秦军，宣公十年齐顷公派国佐聘问，成公三年宋共公、卫定公伐郑，成公四年郑悼公伐许，定公四年陈怀公在召陵、侵楚，就是这些。然而宋襄公、卫成公、陈共公、陈怀公都称‘子’，可见他们没有改穿吉服，其罪行还可以稍微减轻。这一年卫惠公称爵位作战，是穿着吉服从军，其罪行更加严重了。然而攻打纪国并非卫朔主兵，所以直书其事而罪恶自现；晋襄公大败秦军，则是忘记亲人、背弃恩惠，穿着丧服而用诈术取胜，比卫朔更严重，所以不称爵位而用次要的记载方式；宋共公、卫定公尚未安葬就已超过安葬期限，齐顷公、郑悼公虽然已安葬但未过一年，只是直书其事而罪恶昭著】

夏季，发生大水灾。

集说【高闶说：“自从尧时有洪水之患，派禹治理。禹划定天下疆界，整顿其田界，有畎、有浍、有沟、有洫、有川、有遂，于是没有水患，只有水利。所以年成的丰歉，完全取决于农事努力，水旱不能造成灾害。如果天时久雨，水就从畎流入浍，从浍流入沟，从沟流入洫，从洫流入川，从川流入遂，依次疏导流入黄河、长江，最终流入大海，大概是因为能够决泄而不成为灾害。如果天时久旱，就在沟、洫、川、遂之间依次引水灌溉，又得到水利。春秋时期，暴君污吏破坏了田界，使畎、浍、沟、洫之类都荒芜而不治理，于是遇到大水无法决泄，遇到大旱无法灌溉。百姓被战争驱使，无暇治理田地。圣人记载大水，上痛惜禹的功绩消亡，下哀悼井田制的废除，百姓遭受祸患，无法拯救。”王葆说：“经书记载水灾的有九次，桓公占两次，庄公占三次，大水灾中，这两位君主占了三分之二。难道是因为桓公积恶不悔改，庄公释仇不报复，怨气蕴结导致这样的灾祸吗？”张洽说：“这是阴气过盛的灾害。”湛若水说：“这是记载异常。水是阴的象征，是恶的象征，是小人的象征，是臣下的象征，是妻妾的象征，君主可以由此反省】

秋季七月。

冬季十月。

集说【黄震说：记载完备四季】

【癸桓王二年，未十二年】十四年【齐僖公三十三年，晋缗公七年，卫惠公二年，蔡桓公十七年，郑厉公三年，曹庄公四年，陈庄公二年，杞靖公六年，宋庄公十二年，秦出子六年，楚武王四十三年】

春季正月，鲁公在曹地会见郑伯。

左传【春季，在曹地会见。曹人赠送活牲，这是合乎礼的】

集说【杜预说：“在曹地，曹人参与会见。”高闶说：“鲁公和郑伯都有篡逆的大恶，天下所不容。现在在曹地相会，曹国容纳恶人可知。”张洽说：“郑厉公连年与鲁公连兵作战，修怨报复，所以来求好。”赵鹏飞说：“郑突的即位虽然依靠宋国，但宋国已经怨恨他，所依靠的只有鲁国。一旦失去鲁国，郑突还能稳固吗？所以专门向鲁国求援。前年的战争，实际是接受鲁国的恩赐而打败宋军，对鲁国的恩德更深，所以今年春季会见鲁公，夏季又来聘问，大概是同恶相济，除了鲁国无可求援。”王葆说：“鲁公对郑突，关系亲密到了极点。十二年屡次会用来平定宋郑而不成功，于是有武父之盟，有宋国的讨伐；十三年一起参加纪国的战争，现在又在曹地会见，同恶相济，很明显了。”吴弼说：“前年鲁郑共同救纪而打败齐卫的军队，大概是担心齐卫报复，所以会用来谋划。曹国一向与鲁国协调，所以在其地会见郑伯。”季本说：“九年射姑

译第二天，曹国是鲁国的盟友。曹国位于卫国以南，东北方向与齐国接壤，也借此窥探齐国和卫国之间的往来。

译无冰

公羊传：为什么记载这件事？因为这是反常的异象。

谷梁传：是因为气候温暖。

胡氏传：按《豳风·七月》是周公陈述王业之道的诗，其中说：“二月凿冰声冲冲，三月将冰藏入凌阴，四月冰初融，进献羔羊祭祀韭菜。”《周官》中凌人的职责，是在夏天分发冰块。收藏冰块时，正值阴气凝聚、寒气凝结，于是此时取冰；取出冰块时，用于接待宾客、饮食、丧葬、祭祀，于是此时用冰。收藏周全，使用普遍，这也是调和阴阳天地的大事之一。如今在仲冬之月，温暖而没有冰，这是政治松弛、君主不明所造成的，所以记录在史册上。《春秋》所记载的，都是治理国家的重大训诫，而笔法像这样，它对四季寒暑变化的考察是多么详细啊。

集说：何休说：“周历的正月，即夏历的十一月，按常理应当结坚冰。没有冰，是因为温暖。”范甯说：“这都是君主不明去就、政治宽缓所造成的。《五行传》说：‘观察事物不明，叫做不哲，其灾祸是宽缓，其惩罚是常暖。’”叶梦得说：“水在孟冬开始结冰，仲冬冰厚，季冬冰盛。二月凿冰冲冲，说明冰厚。凡是记载季节的，是为了记录春季；记载月份的，是为了记录正月、二月，春季包含三月。季节不记载冬季，是因为开始结冰时或许还未结冰；春季不记载三月，是因为解冻时就不结冰了。”张洽说：“阴气凝聚、寒气凝结的时候却不结冰，是阴气不能成就万物的灾祸。”吕大圭说：“古人收藏冰块、取出冰块，是为了节制阳气的旺盛。十二月阳气蕴伏，被禁锢而未发散，其旺盛之势在下，于是将冰藏入地下。到了二月四阳发动，蛰虫苏醒，阳气开始起作用，于是也开始取出冰块在宗庙进献。等到四月阳气完全通达，阴气将要断绝，于是大量取出冰块。享有肉食俸禄的人，以及年老、患病、丧葬、沐浴，冰块没有不供给的，因此四季没有阳气过盛、阴气潜伏、凄冷的风、苦寒的雨。所以收藏冰块、取出冰块，是调和阴阳的一件事。《春秋》记载无冰，不仅是为了记录常暖的异象，也是为了表明防暑的准备没有做好。有人说打开冰窖时记载无冰，难道建寅之月（夏历正月）就立刻打开冰窖吗？《春秋》所记载的螽斯、蝝虫、李梅结果、降霜之类，都是根据眼前的灾异来记录的，难道一定要等到打开冰窖才记载无冰吗？有人又援引‘大无麦禾’的例子，说年终统计后才记载。大无麦禾，就像打开冰窖后才记载无冰一样。不知道大无麦禾与记载大有年是一类，是说年终统计后才知道。打开冰窖的事，也可以与年终统计相比吗？”家铉翁说：“《春秋》记载无冰共三次，都在春季，是因为冰政没有施行而记载。”俞皋说：“这也表明是用周历记事。如果是夏历正月，那么东风解冻，适宜没有冰。必定是周历正月即夏历十一月，应当结冰却不结冰，是冬暖。然而冰也是国家有用的物资，没有则国家用度不足，所以记载。”汪克宽说：“这一年正月记载无冰，成公元年二月记载无冰，襄公二十八年记载春无冰，就知道是因为阳气旺盛气候温暖而随时记录的。如果认为打开冰窖才知道无冰，那么富常就在二月而不在正月了。如果说有时收藏冰块时没有冰而记载无，有时打开冰窖时没有冰而记载无，那记录事情岂不是很混乱吗？”刘实说：凡是不应当没有而说没有，陈宗之说：“《天官占》说：‘温暖而没有冰，是政治松弛、君主不明所造成的。’又刘向说：‘周朝失之于宽缓，秦朝失之于急迫，所以周朝衰微没有寒冷的年份，秦朝灭亡没有温暖的年份。’”

夏五

公羊传：夏五是什么意思？没有听说过。

谷梁传：孔子说：“听远处的声音，能听到急促的却听不到舒缓的；望远处的人，能看清容貌却看不清形体。”站在定公、哀公的时代去指称隐公、桓公，隐公、桓公的时代已经很远了。“夏五”，是传述存疑。

胡氏传：夏五，是传述存疑。怀疑而不增补，体现了圣人的谨慎。所以他自己说：“我还来得及看到史官保留阙文的作风。”他告诉别人说：“多听，保留疑问，谨慎地说其余的，就很少有过失了。”而世上有人用私意改易古书的，何不以此为鉴呢。那么《春秋》为什么说是作呢？回答说：它的义理出自圣人的内心，或笔或削，彰显圣人的大用；它的事则依据旧史，有可以删减而不能增补的。

集说：杜预说：“不记载月份，是阙文。”啖助说：“夏五之下，必定知道脱漏了月字。”孙复说：“孔子作《春秋》，专掌笔削，删减增补，以成就大中至正的法度，难道旧史中日月有阙漏的，他不随之刊正吗？这里说夏五没有月，是后人传抄脱漏罢了。”刘敞说：“为什么不增补？因为怀疑。《春秋》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家铉翁说：“这是修经以后的阙文，如果旧史有阙，圣人必定会修补。”邵贤简说：“夏五是什么意思？是传述存疑。这是简册阙漏，有什么可怀疑的？因为本来没有疑问而传述它，是向万世展示传疑的方法，何况真有疑问的呢。”

按：夏五，有人认为阙漏了月字，有人认为五是衍文，有人认为圣人因史官阙文而保留，有人认为后人传写脱漏，都是传疑的意思。

郑伯派他的弟弟语来结盟【语，谷梁传作御】

左传：郑子人来，在防地结盟，并且修好曹地的防地。

谷梁

译梁国是诸侯中地位尊贵的，兄弟之间不能以亲属之道相待。称其为“弟”，是因为他来到我方，举其尊贵者而言。前来结盟，是事先约定好的。

译胡氏《春秋传》说：来鲁国结盟而称使者，说明这是事先约定好的盟约。如果不称使者，像楚国的屈完、齐国的高子那样，那么决定权就在他们二人手中，结盟还是不结盟，都还没有确定。诸侯的兄弟，按惯例以字相称，而这里直接写名，是谴责他们有偏私宠爱的私情，不符合友爱兄弟的道义。

集说部分：孙复说：“来鲁国结盟，是向我求盟。”苏辙说：“凡是外国的大夫来鲁国结盟，或者鲁国的大夫到他国主持结盟，都是替他们的国君结盟。大夫替国君结盟，符合礼制吗？按照礼制，诸侯不亲自到他国结盟，如果大夫到他国结盟，因为不是敌对国君，即使替国君结盟也是可以的。”孙觉说：“《春秋》中诸侯派弟弟来的，都是谴责他不应当被派遣。如果弟弟可以被派遣，那么受命而派遣他就可以；没有受命就派遣他，只说是弟弟，这是谴责他。来鲁国结盟，就是在鲁国结盟。《春秋》以鲁国为主，从外面来鲁国结盟的，记载为‘来盟’，不说明地点，是因为在鲁国的国都结盟。”程颐说：“派使者来结盟，盟约事先已经确定，这与高子的情况不同。”高闶说：“来向我求盟，是对方想要结盟的说法；去他国主持结盟，是我方想要结盟的说法。郑国和鲁国同恶相济而屡次结盟，真是可恶至极。”赵鹏飞说：“郑突在郑国即位，对内只依靠祭仲，国人并不愿意；对外只依靠鲁国，邻国也不赞同。《春秋》记载‘来盟’共有六次，都是委屈自己来向我求盟。郑国并非没有大夫，却一定要派他的弟弟来，这就知道各位大夫对郑突并不真心拥护。”赵与权说：“郑突请求修筑防地，又请求结盟，大概是因为他排斥宋国的华元而结党营私。”李廉说：“来盟的体例有五种。郑语、卫良夫称使者，是事先约定好的盟约，意思是已经有约定的言辞，但不足以取信而消除疑虑，所以再次派遣使者来巩固盟约。楚国的屈完、齐国的高子不称使者，是因为决定权在二人手中，意思是齐、楚两国国君派遣使者时，并没有命令他们一定要结盟。宋国的华孙不称使者，是因为华孙是权臣，专断行事，不接受君命。屈完并非来鲁国，也记载为‘来’，是因为鲁桓公的军队在内。”又说：“郑语后来被称为子人氏。郑昭公的祸患，是因为众多弟弟受到宠爱。现在郑厉公夺取嫡位，又再次私爱子人氏，让他与诸侯交往，为什么不借鉴覆辙呢？观察宁母之战，郑国的子华对齐桓公说：‘泄氏、孔氏、子人氏确实违背君命，您如果除掉他们以达成盟约。’由此可知子人氏在郑国专权擅政的情况了。”汪克宽说：“大夫因出聘而结盟，就先记载出聘，然后记载结盟；不是出聘而专门来结盟，就只记载‘来盟’。但这些都是为了彰显大夫与国君地位对等。”

按：《谷梁传》认为事先约定好的盟约不记载日期，这是不对的。《春秋》并不以日月作为固定的体例，在二百四十二年间，盟约不记载日期的很多。事先约定好的盟约不记载日期，难道记载日期的就都不是事先约定好的吗？来盟有记载使者的，也有不记载使者的。郑语、卫良夫奉命而来，意图在于结盟，可以认为是事先约定好的。齐国的高子、楚国的屈完、宋国的华孙都是临事制宜，怎么能认为是事先约定好的呢？所以凡是把不记载日期作为事先约定好的说法都不采纳，而来盟不记载使者的情况都删去了事先约定好的说法。

秋天八月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

《公羊传》说：御廪是什么？是存放祭祀用的谷物和米粮的地方。御廪发生火灾，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记录灾祸。

胡氏《春秋传》说：宫门发生火灾后新建，就记载。御廪是存放祭祀谷物的地方，它一定是新建的，为什么不记载？营建宫室以宗庙为优先，这是重视根本。御廪发生火灾后新建就不记载，因为这是常事。把它当作常事而不记载，其中蕴含的教化意义很深。懂得这个道理的人，然后才知道国家紧急的事务，为政的先后次序，即使勤于工程建筑而百姓不怨恨，这与劳民伤财、妄兴土木工程、困竭民力来奉养自己的做法是不同的。

集说部分：杜预说：“御廪，是国君亲自耕种以供奉祭祀谷物的仓库。天火称为灾。”孔颖达说：“传文中说御廪发生火灾，乙亥日尝祭，记载不害，说明尝祭所用的，是御廪所藏的。《礼记·祭义》说：‘天子耕种千亩，诸侯耕种百亩，亲自拿着农具来侍奉天地、山川、社稷、先祖，这是极致的恭敬。’《月令》说：‘季秋，命令冢宰把帝籍的收获收藏在神仓。’郑康成说：‘重聚盛放的谷物。帝籍，是所耕种的千亩田。收藏祭祀用的谷物，所以叫神仓。’根据这些文献，知道御廪是收藏国君亲自耕种以供奉祭祀谷物的仓库。廪就是仓的别名。《周礼》中廪人是仓人的长官，他的职责说：‘大祭祀，就供给接盛。’郑康成说：‘接读为扱。扱以授予舂人。大祭祀的谷物，取自籍田，收藏在神仓的，不用于小的用途。’这是国君亲自耕种的粟米，准备供给祭祀，收藏在仓廪，所以叫御廪。”刘敞说：“御廪是什么？是存放祭祀谷物和米粮的地方。灾，是火灾。为什么叫灾呢？就像是说上天警戒，鬼神危害的意思。”高闶说：“御廪发生火灾，这是将不能供奉宗庙吉祥的征兆。国君亲自耕种，夫人献上新谷，以供祭祀，却发生火灾，罪责在国君和夫人身上。宗庙鬼神的愤怒，征兆就显现于此。”吴澄说：“国君在车上，与驾车的人最亲近，所以国君所亲近的人称为御，国君所亲用的物品也称为御。御廪，是用来储存国君亲自耕种籍田的米，专门供给宗庙祭祀的谷物，而不敢挪作他用的。”李

译廉说：“经书内记载的火灾有六种：御廪、西宫、新宫、雉门两观、桓僖宫、亳社。经书外记载的火灾有六种：齐国一次，成周一次，宋国两次，陈国一次，宋、卫、陈、郑四国同日发生火灾一次。”汪克宽说：“御廪、西宫、新宫、亳社发生火灾，是讥讽君主不能谨慎戒备而导致灾祸。雉门两观、桓宫、僖宫发生火灾，是讥讽其行为不合礼制，因而招致灾祸。”

译乙亥日举行尝祭。

《公羊传》：常规的事情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为了讥刺。讥刺什么呢？讥刺举行尝祭。说：“还举行尝祭吗？御廪发生火灾，不如不记载罢了。”

《谷梁传》：御廪发生火灾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认为只有更换火灾后的剩余粮食才能举行尝祭，记载是为了表示不敬。天子亲自耕种来供给祭祀用的谷物，王后亲自养蚕来供给祭祀用的服饰，国家并非没有优秀的农夫和女工，认为人们尽力侍奉祖先，不如用自己所亲自劳作得来的东西。怎么知道是未更换火灾后的剩余粮食就举行尝祭呢？回答说：征收公田的谷物送入三宫，三宫将米加工后藏在御廪。举行尝祭必然兼有征收公田的事务。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乙亥日，举行尝祭。认为这是未更换火灾后的剩余粮食就举行尝祭。

《胡传》：尝祭是祭祀时常规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记载？是为了记载不合时宜和不敬。《春秋》记事使用周历，而在八月举行尝祭，就是不合时宜。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乙亥日举行尝祭，这是不重新占卜而供给未更换火灾后的剩余粮食，就是不敬。礼以合时宜为最重要，施行于事务上就不合时宜；礼以恭敬为根本，发自内心就不恭敬，所以记载。

《集说》：杜预说：“提前举行，也是过错。”孔颖达说：“八月建未，未是开始肃杀的时候。”赵匡说：“《谷梁传》说：‘御廪发生火灾不记载。’考察这是大事故，怎么能不记载？《左传》说：‘记载，是因为没有妨害。’考察八月举行尝祭，不合时宜，又用火灾后的剩余粮食祭祀，讥刺不敬，不是因为不妨害而记载。”叶梦得说：“不记载月份，是为了防备上文。”张洽说：“四季的祭祀，是常规的事情，现在记载，是因为壬申日有御廪火灾的变故，遇到灾难而恐惧，不可以匆忙对祖先有所举动，况且祭祀使用夏历，这八月是夏历的六月，未到祭祀的时候，为什么急切地在四天之间匆忙举行尝祭呢？没有诚敬之心，而用来供给祭祀谷物的，苟且简略、残缺不全，大概可以看见了。《春秋》特别记载以责备他供奉宗庙的不诚且不敬。”赵鹏飞说：“火灾和尝祭本是两件事，火灾用来显示天变，尝祭用来显示不合时宜。”赵与权说：“御廪的火灾，在斋戒三天之前，《春秋》记载它，大概是因为尝祭不谨慎，而在斋戒之日发生火灾。”李廉说：“三传中只有《谷梁传》说得对，而夫人兼管公田的说法也不对。《公羊传》认为不如不举行尝祭，而注释者认为应该废除祭祀自责，错了。《左传》的注释尤其失实，如果不妨害，何必记载呢？所以胡安国的不合时宜、不重新占卜的说法，主张赵子。”汪克宽说：“郊祭、禘祭，是诸侯不应当祭祀的，所以孔子说：‘鲁国的郊祭、禘祭，不合礼。’尝祭、社祭，是诸侯的常规祭祀，所以《春秋》一次记载尝祭，讥刺用火灾后的米供给祭祀谷物；四次记载社祭，都是因为日食、大水、击鼓用牲的不合礼而记载，不记载祭社，认为是常规事情。汉儒因为《中庸》将郊、禘、尝并提，又看见《春秋》记载郊、社、禘、尝，所以傅防认为都是僭越礼制。然而《春秋》记载烝、记载尝，难道因为尝独为重祭，而烝不是重祭吗？尝而说它大，《春秋》为什么不记载大呢”

【按：《公羊传》说不如不举行尝祭，是极力说它尝祭的不敬，难道真认为尝祭可以废除吗？赵匡、刘敞、苏辙都驳斥它，恐怕不是《公羊传》立言的宗旨。《谷梁传》所说的未更换火灾后的剩余粮食，因为御廪所藏的是供奉祭祀时已经舂过的米，所以说‘征收公田的谷物送入三宫，三宫将米加工后藏在御廪’。刘权衡驳斥说：‘壬申日火灾，乙亥日尝祭，尝祭的谷物从廪中取出很久了，那是未受灾的，什么叫火灾后的剩余呢？’这是把御廪所藏的当作未舂的谷物。考察《周礼》廪人的职责说：‘大祭祀就供给接盛。’郑康成说：‘接盛用来授予舂人。’这是御廪所藏的本来未舂。权衡的说法似乎比《谷梁传》更好。然而遇到灾难后不重新占卜就匆忙举行尝祭，就没有诚敬之心，所以不合时宜、不敬两个意义，先儒多兼用。】

冬天十二月丁巳日，齐侯禄父去世。

宋国人率领齐人、蔡人、卫人、陈人攻打郑国。【《公羊传》、《谷梁传》中蔡人在卫人之下】

《左传》：冬天，宋国人率领诸侯攻打郑国，报复宋国之战。焚烧渠门，进入，到达大逵，攻打东郊，夺取牛首，把大宫的椽子带回来，作为卢门的椽子。

【牛首，杜注：郑国的邑，现在河南开封府陈留县西南十一里有牛首城】

《公羊传》：“以”是什么意思？是施行他的意志。

《谷梁传》：“以”，是不应该率领的。百姓，是君主的根本。让人用他们的死，不是正道。

《胡传》：军队而说“以”，是能够左右它来施行自己的意志。宋国怨恨郑突背叛自己，所以率领四国攻打郑国；鲁国怨恨齐人侵犯自己，所以率领楚师攻打齐国；蔡国怨恨囊瓦拘禁自己，所以率领吴子攻打楚国。蔡国弱于吴国，鲁国弱于楚国，宋国与蔡、卫、陈势均力敌而弱于齐国，却使用他们的军队来施行自己的意志，所以特别记载说“以”。列国的军队有制度，都统属于天子，而敢私自使用，与私自用来攻打别人的国家，是大乱的途径。所以《谷梁传》说：“以，是不应该率领的。”

《集说》：杜预说：“凡是军队能够左右它叫‘以’。大宫，郑国的祖庙；卢门，宋国的城门。报告攻打而不报告进入夺取，所以不记载。”范宁说：“不应该率领，是说本来不是所能控制的。”

译如今得以这样做了。指责四国让宋国专擅使用他们的军队，是轻视百姓的生命。」孙氏又说道：「查考《春秋》十二年的记载『与郑国军队攻打宋国，丁未日在宋国交战』，宋国人怨恨郑突背叛自己，所以请求齐国、蔡国、卫国、陈国的军队来攻打郑国。『以』字的意思是，请求别国出兵并加以使用。意思是说，这四个国家本来不出兵，宋国因为国力弱小，不足以独自请求四国的军队去攻打郑国罢了。僖公二十六年，鲁公率领楚国的军队攻打齐国夺取谷邑；定公四年，蔡侯率领吴国君主和楚国人在柏举交战，都是同样的道理。然而四国跟随宋国攻打郑国，助长其不道义的行为，他们的恶行也就显而易见了。」刘氏敞说：「『以』是什么意思？是实行自己的意图。地位尊贵的可以支配地位卑贱的，大国可以支配小国，人多的一方可以支配人少的一方。这些都是细微之处，为什么用『以』字呢？因为这是宋公。宋公为什么称『人』呢？是贬低。为什么要贬低呢？国君攻打别国，不砍伐祭祀的树木，不杀害患病的人，不填埋水井，只是纠正对方的过错罢了。宋公攻打郑国，残害其郊外的牧场，焚烧其城墙，毁坏其太庙，取回椽子作为自己卢门的椽子，这纯粹是暴虐罢了。」又说：「记载『宋人以齐人』，那么足以知道宋人指的是宋公；记载『晋人及姜戎』，那么足以知道晋人指的是晋侯。文字不会凭空出现，必定有所指，顺着文字去探求其意旨，就能明白了。宋公残害别人的国家并毁坏其宗庙，晋侯违背父亲丧礼而覆灭别人的军队，他们的罪行是一样的。」王氏沿说：「进入郑国而记载为『伐』，郑国也有罪过，是招致了讨伐。」叶氏梦得说：「攻打为什么用『以』字？是自己不能抵挡而借助别人来使用。德行不足以使人信服而借助别人，道义不足以使人信服而被人所『以』，这叫作用私心成全私欲，都是政治上的失误。四国为什么都称『人』？因为地位卑微。当时齐侯已经去世但尚未安葬，齐国没有君主，那么三国也没有君主。宋公为什么称『人』？是贬低。残害别人的宗庙，把太庙的椽子用作卢门的椽子，君子认为这与吴国进入郢都有什么区别？所以吴国君主和宋公都称『人』，他们的罪行是一样的。」高氏闶说：「在折地结盟，陈国、蔡国参与其中；在纪地作战，齐国、卫国参与其中，都是与宋国同流合污的人。宋公不道义，拘捕别人的卿大夫，更换别人的国君，深深怨恨郑突背叛自己，而自量力量不足以施加于郑国，于是又借助齐、蔡、卫、陈的军队攻打郑国。宋公的罪行，这就更加严重了。」胡氏宁说：「齐桓公、晋文公战胜，天下威服。」诸侯本来就能左右各国的军队，不是凭借弱小借助强大，所以不说『以』。陈氏傅良说：「攻打没有用『以』字的，那么这里用『以』是什么意思？使用诸侯的军队，是从这里开始的。东迁之后，诸侯虽然防备讨伐，但不是出于一国的意志。不是出于一国的意志，那么防备者只是按爵位排列罢了。虽然是主兵的国家，但小国排在大国之上，也不是出于一国的意志。凭借一国而使用诸侯的军队，是从这里开始的。」吕氏大圭说：「齐国正有丧事，却防备讨伐，这是非常恶劣的行为。」赵氏鹏飞说：「宋国对郑国，起初认为是亲戚，最终认为是仇敌，是为了利益。齐、蔡、卫、陈，轻视百姓的生命，而成为别人的役使，所以圣人厌恶他们。一举而记载为『人』，君臣一同被贬低，其法则非常严厉。」家氏翁说：「记载『以』，有贬低的，有褒扬的，这里是贬低。《春秋》以宋国为军事首恶，责备宋国，也责备四国。四国让自己的百姓为宋国役使，是残害百姓的人。定公四年，蔡昭侯率领吴国军队攻打楚国，因为他为世代仇敌报仇、摧毁强大的楚国，所以允许他。『以』这一个字，不能一概而论。」陈氏深说：「宋国使用四国的军队，而左右生死，只听宋国人的命令，与平时诸侯各自率领军队攻打别人又不同，所以记载『以』来区别。」程氏瑞学说：「宋庄公的罪行昭著了。然而郑突忘记了宋国拥立自己的恩德，勾结鲁国攻打宋国，以致互相怨恨报复，杀戮无辜，郑突真是德行浅薄啊！」汪氏克宽说：「有人说用『以』字，是使用别人的军队攻打作战罢了，不直接交锋，大概是拘泥于《左传》记载柏举之事，都是吴国和楚国自己作战，所以这样说。大概是蔡国军队微弱，所以不详细记录。如果自己不直接交锋，那就不是能左右别人的意思了。况且《左传》称宋国把太庙的椽子带回，作为卢门的椽子，经文记载鲁国夺取谷邑，这就不是不直接交锋的证据。」季氏本说：「蔡国、陈国是与宋国在折地结盟的，卫国是与齐国在恶曹结盟的，现在合为一个党派。宋庄公在郑庄公在世时，畏惧不敢有所作为，等到郑庄公去世，于是与郑国结仇。至此齐僖公又去世，于是放肆地称雄，而能使用四国的军队了。攻打郑国，是为了报复厉公连年的怨恨。」

译【甲桓王二申十三年】十五年【齐襄公诸儿元年、晋缗公八年、卫惠公三年、蔡桓侯十八年、郑厉公四年、曹庄公五年、陈庄公三年、杞靖公七年、宋庄公十三年、秦武公元年、楚武王四十四年】

春季二月，周天子派遣家父来鲁国索取车辆。

左传【这不合礼制，诸侯不向天子进贡车马服饰，天子也不私下向诸侯索取财物】

公羊【为什么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呢？王者不应有所求索，索取车辆是不合礼制的】

谷梁【古代诸侯按时向天子进献，进献自己国家所出产的东西，所以只有辞让而没有征取。索取车辆是不合礼制的，索取金钱就更过分了】胡传【派遣使者索取叫做“求”。王畿方圆千里，租税收入足以充作费用，不至于有所求索；四方诸侯，各有职贡，不至于天子来求。因为丧事而索取财物，已经不可取，何况是车马服饰呢？《春秋》对于求赙、求车、求金都记载为“求”，是为了垂示后世的警戒】

集说【何休说：“王者千里王畿内的租税，足以供给费用；四方诸侯各自按照职责来进贡，足以表示尊崇和荣耀。应当以最廉洁无为的态度率先垂范天下，不应当有所求索，一旦求索，诸侯就会贪婪、大夫就会鄙陋、士庶就会盗窃。”孙复说：“周天子派遣家父来索取车辆，是因为诸侯的贡赋没有进入周室，导致材料费用不足。”刘绚说：“世道治平的时候，天子向天下命令贡赋，没有敢不听从的，没有求索的；诸侯奉送贡赋给天子，没有敢不供给的，不至于天子来求索。世道混乱则相反。记载这件事，是为了显示王室的衰微，并彰显诸侯的罪过。”叶梦得说：“古代车马属于器物类的贡品，用度属于货财类的贡品。诸侯不进贡就讨伐他们，是正当的；不能讨伐他们，却又接着去求索，器物不足就求车，用度不足就求金，这不是统治天下的做法。”张洽说：“古代诸侯有功，就用车马服饰来奖赏，大王的五种车路，从同姓诸侯以下，其使用都有等级差别，不是诸侯所能私自制造的，何况能以天子的尊贵向下向列国求索呢？上级越礼去求索，下级违法去供给，这就向天下展示了贪婪的风气，过失在于上级，不是小事。所以特别记载以示讥讽。家父作为大夫，没有纠正补救，奉命出使诸侯国，自取辱命的罪过完全显现了。”家铉翁说：“以天子的尊贵，却征取索取到不禀受命令的诸侯，起初求赙，接着求车，接着求金，因为记载了“求”字，可见成周的号令在当时不行，用谦卑的言辞来有所求，深深责备诸侯没有尊王之心。”吴澄说：“车，是重要的器物。天子可以把它赐给下级，诸侯不可以把它进贡给上级。即使是应当进贡的物品，诸侯不供给而天子缺乏用度，尚且不应当派遣使者私下求索，何况是诸侯不应当进贡的物品，却可以去求索呢？”赵恒说：“左氏说诸侯不贡车服，而《周官》却有服贡，先儒认为《周礼》是后出的，即使左氏也不知道。然而这不需要问它是否应当进贡，即使是应当进贡的没有到来，也不应当来求索。比如赙赠，难道不是诸侯所应当归送的？然而不归送，难道可以求索吗？胡氏说因为丧事求索财物，已经不可取，何况车服呢？当时诸侯虽然不臣服，恐怕职贡也未必不到，不然的话，包茅不入，齐桓公怎么能借这个名义去讨伐楚国呢？大概这次求车是为了桓王的丧具，乃在服贡之外。”张溥说：“武氏子来求赙，不称‘使’，是因为正在丧期未即位，不是王命。家父称‘使’，则是王……”】命了！天子五路不出，列国诸侯九贡不供，王车求之何为？到了文公九年，顷王派遣毛伯求金，世道越降则求索越下，可悲啊】

三月乙未，周天子驾崩。

集说【何休说：“是桓王。”赵匡说：“此后庄王、僖王不记载崩，显示王室不告丧，鲁国不赴吊，彰显诸侯的不臣服。”俞皋说：“周桓王驾崩，太子佗即位，这就是庄王。”赵氏说：“周嗣王即位都不记载，是因为不能号令天下，诸侯不臣服而没有谁臣服他，哀叹王道积微而没有人振兴。”赵汸说：“七年之后才安葬，那么诸侯不尊王的罪过就大了】

夏季四月己巳，安葬齐僖公。

集说【王葆说：“桓公背负大恶，周王不仅不讨伐，而且在八年之间三次派遣使者来聘问，恩礼很厚。现在周王驾崩来告丧，鲁国没有奔丧、防葬的事情。齐僖公在世时，干戈岁防，卒则防葬如礼。对比事情来看，不贬斥而恶行自然显现。”高闶说：“鲁国不供给天王的丧事，却防备齐僖公的安葬，其颠倒太严重了】

五月，郑伯突逃亡出奔到蔡国。

左传【祭仲专权，郑伯对此感到担忧，派他的女婿雍纠去杀祭仲。准备在郊外设宴招待祭仲，雍姬知道了，问她的母亲说：“父亲和丈夫谁更亲？”她母亲说：“人都有丈夫，父亲只有一个，怎么能相比呢？”于是告诉祭仲说：“雍氏舍弃他的家室而将在郊外招待您，我对此感到疑惑。”祭仲把这话告诉了雍纠，杀了雍纠，把尸体扔在周氏的池塘里。郑伯载着雍纠的尸体出逃，说：“谋事涉及到妇人，他死是应该的。”夏天，厉公出奔到蔡国】

公羊【突为什么称名？是因为他夺取了正统】

谷梁【讥讽他夺取正统】

胡传【查左氏记载，祭仲专权，郑伯担忧，派他的女婿雍纠杀祭仲，雍姬知道了，告诉祭仲，祭仲杀了雍纠

译郑伯出奔到蔡国，这是祭仲驱逐他所致，但史书没有记载驱逐之事，其中的义理是什么呢？陆淳说：“驱逐国君的臣子，其罪行容易知晓；国君被驱逐，其罪恶就严重了。圣人的教化，在于端正根本、澄清源头，所以凡是诸侯出奔，都不记载驱逐他的臣子，而将出奔记为自奔，以此来警戒人君。”他的说法是正确的。

译集说【杜预说：“郑突既然篡位自立，权力不足以稳固自身，又不能倚重信任祭仲，反而与小人谋划造反作乱，所以用‘自奔’来记载，以谴责他。”孔颖达说：“凡是诸侯出逃，都是被驱逐而出，并非自愿离开。旧史记载臣子驱逐君主，孔子修订《春秋》，责备君主不能稳固自身，都用‘自奔’来记载。卫献公出逃不称名，郑伯突以及北燕伯款、蔡侯朱等都称名，是依照他们本国告丧的辞令，所以《释例》说：‘卫国告丧不称名，而燕国告丧称名，是依照告丧的辞令来记载。’”孙复说：“郑突，就是厉公，他篡位取代忽，国人不服从，所以出逃到蔡国。凡是诸侯不能继承守成先人的基业，致使基业败坏，荒淫怠慢，结怨于民，上下离心，流离失所失去土地，自己招致出逃灭亡祸患的，都在生前称名。这一年郑伯突出逃到蔡国，昭公二十一年蔡侯朱出逃到楚国，二十三年莒子庚舆来投奔，哀公十年邾子益来投奔，这类情况都是如此。”刘敞说：“郑突为什么称名？出逃而称名，是表明有君主在位。忽还没有回国，那么说‘有君主’是什么意思呢？忽虽然没有回国，但郑国本来就是他的国家。”苏辙说：“诸侯生前不称名，郑突称名，是因为失去了土地。郑突将要杀祭仲，没有成功而逃出。诸侯出逃，必定有驱逐他的人。只说他出逃，不说驱逐他的人，为什么呢？君主确实拥有国家，却被臣子驱逐，臣子虽然有罪，但君主至于失去国家，是自己招致的。”程颐说：“躲避祭仲而出逃，并非国人驱逐他。”陈傅良说：“《春秋》的法度，如果其行为足以导致失去国家，即使有权臣，也记载为君主自己招致的。所以郑国祭仲杀雍纠而郑突出逃，卫国孙林父杀子蟜、子伯、子皮而卫衎出逃，燕国大夫杀外嬖而燕款出逃，只记载‘奔’罢了。”张洽说：“凡是作为国君而失去地位出逃的，《春秋》都记载为自行出逃。其中记载爵位而不称名的，是因为罪轻恶浅，虽然说是失道，但其君位尚未断绝。像郑突以庶子身份夺取嫡位，本来就不应该拥有国家，又反复使用盗贼的计谋自己招致灭亡，大概是王法所应当诛杀的，所以特别称名以断绝他。”陈深说：“郑突既然想杀祭仲而没有成功，所以畏惧而出逃。称郑伯，是表明他已经篡位自立，而郑国的臣子曾经以君主之礼对待他。”汪克宽说：“《春秋》记载君主出逃的有十二次，郑突、卫朔、燕款、蔡朱、莒庚舆、邾益都称名，啖氏所说的君主出逃例称名，是说他们失去了土地，不再是诸侯了。郑忽、曹羁、莒展舆不称爵位的，是因为忽和羁没有正式成为君主。展舆虽然过了年，但因为弑君自立，不可以称爵位。卫郑不称名，是因为叔武摄政而君位尚未断绝。卫衎君位已断绝却不称名，是表明衎的即位是正统，不像突、朔那样；而剽的篡位实在叛逆，不像忽、黔牟那样可以称为两位君主。郕朱儒不称名，是小国记录简略罢了】

【按：驱逐郑突的，是祭仲。不记载‘祭仲驱逐他的君主’，而记载‘郑突出奔’，是因为《春秋》诛讨乱贼，严明君臣的大分，不让贼臣得以在君主面前逞志，所以用‘自奔’来记载。胡安国引用陆淳的话，说这是为了警戒人君，难道驱逐君主的人其罪还可以宽恕吗？在义理上颇有不安，但沿袭已久，现在仍然保留。郑突称名，有人认为是断绝他，有人认为是依照告丧辞令，两种说法都通】

郑世子忽回到郑国

左传【六月乙亥，昭公回国】

公羊【为什么称世子？是恢复正统】

谷梁【恢复正统】

胡安国传【忽曾经继承君位统治国家，回来却只称世子，那么失去君位就明显了。称‘复归’，是说断绝后又回来。然而诸侯失去国家出逃，回来称‘复’是可以的；大夫失去地位出逃，回来称‘复’则不可以。古代诸侯世代拥有国家，大夫不世代拥有官职。有人说：‘复’，是厌恶的言辞】集说【杜预说：“忽确实占据君位，所以现在回来用恢复君位的例子来记载。”陆淳说：“恢复归来的正统，没有比郑忽更合适的了。”孙复说：“以前说‘郑忽出逃到卫国’，现在说‘郑世子忽回到郑国’，是表明忽是世袭嫡子应当继承。”刘敞说：“公羊认为‘复归’，”

【是说出去时是恶，回来时无恶。‘归’是出去和回来都无恶，这是不对的。像忽的出逃，大概有不得已的原因，又有什么恶呢？如果认为是恶，还有可以推脱的。不知道郑突篡夺国家，又有什么原因出去和回来都无恶呢？苏辙说：‘忽曾经做过君主，他出逃时称郑忽，他回来时称郑世子忽，为什么呢？在他出逃时，说他不能做君主；在他回来时，说他依靠以返回国家的，只有世子身份。除此之外没有足以回来的理由了。郑突既然出逃，那么忽的回来就没有困难了。’孙觉说：‘《春秋》的法度，容易的称‘归’，困难的称‘入’，恢复君位称‘复归’，恢复恶行称‘复入’。郑突依靠祭仲的援助，驱逐世子忽出逃后又回来，大概是容易的，所以记载说：‘郑突回到郑国。’忽曾经有郑伯的地位，郑突被驱逐而出逃，忽回来没有困难而且地位又恢复了，所以记载说：‘郑世子忽回到郑国。’齐小白外面有公子纠争夺君位，里面没有大臣作为援助，急忙带兵回来夺取国家，回来是困难的，所以记载说：‘齐小白进入’

译在齐国。」宋国的鱼石已经逃奔到楚国，借楚国的力量进入彭城，第二年宋国联合多国军队包围了他。鱼石出奔时已有过错，回国后又占据城邑背叛，重复其恶而不悔改，所以《春秋》说：「宋鱼石再次进入彭城。」《春秋》用一个字来判定事情的难易迹象，所以有记载「归」、「复归」，记载「入」、「复入」这四种区别。然而事情的善恶、迹象的顺逆，都随着所记载的字而可以看见了。程颐说：「称世子，本是应当即位的人却不能保住他的位置，所以不称爵位。」陈傅良说：「忽曾经不称世子，这里加上世子是什么意思？是顺着他通常的称呼。因为他失去了国家，不称子；因为他回到国家，称世子。《春秋》没有增加或减少什么，只是纠正名实罢了。」赵与权说：「突、忽的出奔和回国，只听命于祭仲，权臣擅自掌握国家命脉而废立君主，全国的人没有谁敢违抗。祭仲的事情，不可以作为典范。」李廉说：「诸侯失去国家又回来的有四位，郑忽、卫侯郑、曹伯襄、卫侯衎是。」汪克宽说：「先前先记载突归，接着记载忽奔，是因为忽的出奔是由于突的进入；这里先记载突奔，接着记载忽归，表明忽的回国是由于突的出奔。忽与突的强弱就显现了。突的回国不连系国家，而忽称世子，嫡庶的名分就分辨清楚了。」

译许叔进入许国。

谷梁传：许叔是许国地位尊贵的人，没有人比许叔更适宜（继位）。经文说“入”是什么意思呢？他回归的方式，不是应当回归的方式。

胡传：许国是太岳的后裔。先王建立国家，（许国）受到齐、郑的逼迫，不能供奉其社稷，也没听说有可被灭亡的罪行，那么应当伸张大义，用正直的言辞向上报告天王，向下通告方伯，请求恢复其国家，清扫宗庙，谁能与他争夺？现在却趁着动乱偷偷进入，这就不是恢复国家的道义，所以记载为“入于许”。“入”是表示困难的措辞。

集说：杜预说：“许叔是许庄公的弟弟。隐公十一年，郑国让许国大夫奉许叔居住在许国的东部。郑庄公死后，许叔才进入许国即位。许国人嘉许他，所以用字来称呼他。”范甯说：“许国的贵族，没有超过许叔的。许叔适宜继位，又没有其他争议，但进没有天子的命令，退不是父亲的授予，所以不记载为‘归’。”孔颖达说：“‘入’是从外进入的措辞。根据他所来自的地方，说他是从许国东部进入许国，不是从外国进入。郑庄公在十一年去世，许叔现在才进入，大概是郑突不让他恢复。郑忽得到君位后，亲近仁德、善待邻国，以德保存许国，许国人希望他作为自己的援助，所以这一年才得以进入。小白、阳生进入都称名，这里许叔称字，所以说许国人嘉许他，用字来称呼他。”陆淳说：“啖氏说：‘说“入”，是记载他不正。称字，是嘉许他复兴。’这里说夺取国家的人都有倾覆掠夺，只有许叔有克复的功劳，没有伤害道义的责备，所以可以嘉许。”刘敞说：“许叔是谁？是许国的公子。为什么称字？因为他贤德。为什么贤德？因为他适宜做国君。适宜做国君，那么说“入”是什么意思？是表示困难。为什么困难？郑国几乎灭掉许国，等到郑国动乱后他才能进入。”孙觉说：“许国曾经被郑国所有，在这个时候，郑国有争夺国家的动乱，许叔得以乘势进入许国并恢复国家。圣人赞美他，特意记载他的字叫许叔。不记载他的爵位，是因为他未曾有爵位。不说“归”，是因为有郑国的危难，不能安然回归。纪季带着酅邑进入齐国，就记载“季”；许叔进入许国，就记载“叔”，都是嘉许他们。纪季能保全祭祀，许叔能恢复国家，都是诸侯的弟弟，而他们的哥哥奔亡，保全祭祀和恢复国家的美德相同，所以他们的贤德一样。陆淳论述说：‘进入继承的美德，没有超过纪季的；复兴的美德，没有超过许叔的。’这个说法是对的。”苏辙说：“许叔不称公子，是因为他将要成为国君。不称名而称字，是因为没有人与他争夺国家。凡是将要成为国君而不是争夺的，都称字，许叔、蔡季就是这样。”叶梦得说：“叔是字。许叔为什么能称字？是嘉许他。郑庄公进入许国，许叔恢复许国，君子认为这是贤德。为什么不称许男？得到国家但尚未成为国君。蔡侯庐、陈侯吴能称爵位，是因为有王命恢复他们，所以成为国君。许叔没有接受王命，可以恢复许国，但不能成为许国的国君，必须有国君的命令才能得到爵位。为什么说“入”？是表示困难。国家已经分裂，乘着别人的动乱侥幸得到，恢复的道路是困难的。”陈傅良说：“凡是‘入’都含有讥讽，那么说许叔……”为什么认为这是适宜进入呢？进入没有记载称字的，即使是公子，也不称公子。这里称许叔，所以另有原因。许叔不称字，就会与齐小白、阳生、莒去疾相混淆。张洽说：“诸侯以正道进入，才能以正道治理国家。趁着动乱偷偷进入，自己不正，无法端正他人，所以记载‘入’以显示道义有所不接受。”家铉翁说：“许叔的进入，是进入中的善举；卫朔的进入、郑突的进入，是进入中的恶举。”郑玉说：“‘入’有两个含义：一是逆辞，二是难辞。从经文来看，既系于国，又着其字，那么‘入’不是有所贬低，而是为了显示其困难。”李廉说：“诸侯进入国家有七个例子：许叔适宜恢复国家但不得其道，所以称字称入；齐小白、阳生、莒去疾可以有国家但没有君父的命令，所以虽然以国氏，不称公子而称入；郑突、卫朔乱伦失正，失去国家后又恢复，《春秋》因为他们叛逆，所以称爵称名称入；只有卫献公进入夷仪，《春秋》等待他改过，所以称爵称入而不称名。胡氏对许叔、小白、去疾都说难辞，那么阳生、卫献也可以列入此例；对卫朔说逆辞，那么郑突也可以列入此例。公羊注认为许叔本是小国，《春秋》前失爵，在字例，凡是进入的出入都是恶，应当诛杀，这是不知道进入许国的始末而妄自这样说。”

按：许叔有复兴的美德，所以称字；乘着别人的动乱，没有王命而恢复国家，所以称入。有人认为不必等待王命，而怀疑胡传迂腐，这不是《春秋》尊王的道义。

鲁僖公在艾地会见齐侯。【艾，公羊作鄗，谷梁作蒿】

集说：孙觉说：“艾地的盟会，左氏认为是谋划安定许国。考察如果两国确实谋划安定许国，应当看到安定许国的迹象，经文没有这件事，这也难以确定。”高闶说：“鲁国曾经与齐国断绝关系了，自从僖公去世、襄公新立，到现在又恢复友好关系。”郑玉说：“隐公十一年进入许国的战役，是齐、鲁、郑三国的事。现在许叔乘着郑国的动乱恢复国家，齐、鲁不兴师问罪，也就罢了，怎么……

译能够反过来采取防范措施来确立自己的地位吗？高氏认为鲁国曾经与齐国断绝关系，到这时又恢复友好，彭生遭祸的征兆就在这里了。所以《春秋》记载此事，以齐侯为主角，道理或许就是这样】

译【查考防艾之战后，鲁国再次攻打郑国，而齐国没有参与，怎么能看出这是为了谋划安定许国呢？孙氏觉、郑氏玉就是因此驳斥左氏的说法。高氏闶认为鲁国与齐国重新修好，推究当时的情势，似乎比较接近事实，所以关于安定许国的说法都不予收录】

邾人、牟人、葛人来朝【牟，杜预注：牟国，泰山牟县，今山东济南府东二十里有牟城。葛，杜预注：梁国宁陵县东北，今河南归德府宁陵县有葛城，在汴河之南。僖公十七年传齐桓公夫人葛嬴，那么葛国是嬴姓】

集说【董氏仲舒说：“因为天王驾崩而互相朝见，所以贬称。”孔氏颖达说：“三国都称人，符合礼仪，可知他们的尊卑相同。”孙氏复说：“都是小国的君主。”刘氏敞说：“滕国、薛国的旅见，与邾、牟、葛没有区别。滕、薛的贬斥较轻，而邾、牟、葛的贬斥较重，为什么呢？回答说：‘古代诸侯朝见，本来说是参与天子的事务，考察礼制、端正刑罚、统一德行来尊崇天子罢了，滕、薛就是这样。现在天王驾崩，鲁国与三国不曾奔丧问吊、赠送财物，尽到臣子的职责，反而从容地以朝礼自居，其义理上是上僭越，所以责备他们较重。’”杜氏谔说：“三国依次朝见，所以称他们为人。杜元凯认为是附庸国的世子，哪有三国同时派遣世子的呢？”陈氏傅良说：“旅见不是邦交的旧例，从参以上就太过了。凡是朝见没有比从参以上更值得讥讽的，所以贬称他们为人。”黄氏震说：“旅朝，是诸侯侍奉天子的礼仪，鲁国不应当接受旅朝】

秋九月，郑伯突进入栎【栎，杜预注：郑国的别都，河南阳翟县，今开封府禹州就是】左传【郑伯趁着栎国人杀死檀伯，于是就居住在栎】

公羊【栎是什么？郑国的城邑。为什么不说是进入郑国？是末言罢了。为什么是末言？祭仲已经死了。那么为什么不说是忽出奔？是表明忽作为君主的地位微弱。祭仲在就在，祭仲不在就不在】

胡传【经书对于厉公复国削而不书，只书‘入于栎’，为什么呢？夫制邑之死虢君，共城之叛大叔，都是庄公所亲自告诫的。现在又筑栎城而安置子元，使得昭公不能即位，谋划国家多么错误啊！衞国有蒲、戚而出献公，楚国有陈、蔡、不羮而叛弃疾，末大必折，是有国家的祸害。所以夫子行乎季孙，说：‘古时候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于是堕三都以张公室，对于厉公复国削而不书，好像是说：‘既然进入栎，那么他的国家已经恢复了。’以此来阐明居重驭轻、强干弱枝、以身使臂的道理，作为天下与来世的鉴戒。治理国家的人能不谨慎于礼吗】

集说【孙氏复说：“郑世子忽复归于郑，所以郑伯突进入栎来逼迫他。”程子说：“突不是正统。忽既然恣意行事，所以国人拥戴他，诸侯帮助他。书爵，用来警戒居于正统的人，自己不能保全，那么别人就会夺取了。书入，以显示义理不容。”叶氏梦得说：“突为什么称名？是痛恨他。趁着栎国人杀死他的大夫檀伯而窃取居住，以此来谋求复国，虽然说是盗贼也可以。”张氏洽说：“春秋只书突入栎，而忽、亹、仪的事情都不书，以此来显示大都耦国，既然进入这里，那么郑国的命运已经由突控制，与进入其国都大概没有区别。特别书入于栎而略去其入国，也是用来谨慎乱之所由生。又以此来显示忽、亹、仪作为君主是末了，而不足记载。这就是春秋之所以为简严之书的原因。”赵氏鹏飞说：“诸侯奔而复入不至于国者，只有这郑突入栎与襄二十五年衞侯入夷仪而已。然而郑伯突称名，而衞侯不称名；衞侯衎书复归于衞，而郑伯突不书归于郑，这是正与不正的辨别。衞侯的出奔，国家固然是他的国家，林父驱逐他而立剽，是不正的，所以衎进入夷仪，等待剽的死而已，不是篡位，所以圣人不称名以区别他。突的出奔，位置固然是非他的位置，宋国立他。突进入栎，逼迫忽而出之，是篡位，所以圣人称名以显示其恶。”李氏廉说：“春秋谨慎强都之害，书突入栎而不书其入郑，书晋灭下阳而不书其灭虢，责备郑国失去虎牢，赞许鲁国堕费、郈，都是这个意思。”陈氏际泰说：“下阳法不宜书灭而曰灭，于栎法不宜书入而曰入。下阳灭而虞已无事矣，于栎入而郑】

【已无事矣】

冬十有一月，公防宋公、衞侯、陈侯于袲，伐郑【宋公上公有齐侯。袲，昌氏反。公作侈。袲，杜预注：宋地，沛国相县西南有袲亭，今在江南鳯阳府宿州】

左传【在袲会合，谋划伐郑，将要迎立厉公。不能成功而返回】

胡传【左氏说：‘将要迎立厉公。’谷梁说：‘地而后伐，疑辞非其疑也。’昭公与突的是非邪正也明白了。然而昭公虽然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国之人，复归于郑，日以微弱；厉公虽然篡位其智足以结四国之援，既入于栎，日以盛强。诸侯不

译顾念是非而计较强弱，起初对辅佐正道有所迟疑，最终却改变立场而趋向邪道。《谷梁传》所说的“非其疑”，并非指对行义有所迟疑，而是指对行不义却果断坚决，相互联合出兵兴师，接纳篡位国家的公子。因此，详细记载其防守之地而后才说讨伐，以此来讥讽他们。

译集说【杜预说：“先举行防备的礼仪，然后才讨伐。”刘敞说：“何休认为是征讨突，这是错误的，大概是何休不了解情况。”又说：“《谷梁传》说：‘先写地名而后写讨伐，这是表示怀疑的措辞，但这里并非真的怀疑。’这也是错误的。这只是先防备后讨伐罢了，哪里有什么怀疑的措辞呢？”苏辙说：“先写地名而后写讨伐，意思是已经防备好了然后才讨伐。《谷梁传》说：‘这是表示怀疑的措辞，但这里并非真的怀疑。’大概是认为讨伐突是为了纠正忽。然而突在栎邑，不在郑国，讨伐郑国并不是讨伐突，而是为了救援突。《谷梁传》像这样的谬误很多。”陈傅良说：“这是为了接纳厉公。防伐、防盟、防救、防侵，都是事先约定好的措辞。如果没有事先约定，就会记载为‘在某某地方防备然后讨伐’、‘在某某地方防备然后结盟’、‘在某某地方防备然后救援’、‘在某某地方防备然后侵犯’。事先约定，是共同的心愿；没有事先约定，是接着发生的事。”吕大圭说：“有人怀疑宋国既然向突索取贿赂而讨伐郑国，就不应该又接纳突，于是说是讨伐突、救援忽。然而鲁桓公正与突一起讨伐宋国，也不应该防备宋国讨伐突。忽逃奔到卫国，而在袲地防备，卫国也参与了；突逃奔到蔡国，而在曹地防备，蔡国也参与了。如果说卫国不应该讨伐忽以接纳突，那么蔡国也不应该讨伐突以救援忽。春秋时期诸侯关系的离合无常，哪里说得尽呢？但根据经文‘伐郑’二字，那么突在栎邑、忽在郑国，是为了讨伐忽就很明白了。”赵与权说：“宋冯前年才率领四国的军队讨伐突，不久突出来忽回去，又率领三国的军队接纳突，冯没有恒心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

【按：鲁桓公在曹地防备诸侯两次讨伐郑国，左氏认为这是为了接纳厉公，这是正确的。注释《公羊传》的人认为这是赞许诸侯征讨突，不知道忽当时在郑国，突还居住在栎邑，怎么能把讨伐郑国当作征讨突呢？《谷梁传》说：“这是表示怀疑的措辞。”既然防备之后才讨伐，那么计谋已经确定了，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胡安国的传虽然引用了《谷梁传》，但也主张接纳突的说法，与《左传》相同】

【乙庄王酉元年】十六年【齐襄公二年、晋缗公九年、卫惠公四年、蔡桓侯十九年、郑厉公五年、郑昭公忽元年、曹庄公六年、陈庄公四年、杞靖公八年、宋庄公十四年、秦武公二年、楚武王四十五年】

春季正月，鲁桓公在曹地与宋公、蔡侯、卫侯会合防备。

左传【在曹地会合防备，是谋划讨伐郑国】

集说【杜预说：“前年冬天谋划接纳厉公没有成功，所以再次谋划。”孙觉说：“在曹地会合防备，两传都没有解释，只有左氏认为是谋划讨伐郑国。考察左氏的事迹，在这两年之间，防备、结盟、侵犯、讨伐，都是为了接纳厉公突。大概是因为突还居住在栎邑，忽还没有出逃，所以诸侯谋划讨伐忽而接纳突。”张洽说：“在这里又邀请蔡国一同行事，党羽更加张大了。”湛若水说：“左氏说：‘谋划讨伐郑国。’我认为不合礼制的防备，况且是不正当的，何况屡次谋划讨伐别人呢？这种放纵私欲、灭绝天理的行为，罪过还有什么更大的呢】

夏季四月，鲁桓公在曹地与宋公、卫侯、陈侯、蔡侯一起讨伐郑国。

左传【夏季讨伐郑国】

胡传【春季正月，在曹地会合防备，蔡国排在卫国前面。夏季四月，讨伐郑国，卫国排在蔡国前面。王制中诸侯的爵位次序，其先后本来是有秩序的。在《周官》中，大司马设立仪制辨别位次以区分邦国，就像天立地设一样，不可混乱。到了春秋时期，礼制已经消亡，霸主凭自己的意向决定升降，各国凭势力强弱互相上下。蔡国曾经排在卫国前面，现在排在陈国后面，先儒认为是因为后到。用到达的先后改变次序，是用利益引导人，而不以礼制约束，这怎么能安定民心呢？《春秋》防微杜渐，尤其严格于名分，考察它所记载的内容，意思自然显现了】

集说【杜预说：“蔡国曾经排在卫国前面，现在排在陈国后面，大概是后到的。”孔颖达说：“诸侯的次序，按大小排列。从隐公到庄公十四年，四十三年间，征伐盟防，共有十六个国家，当时没有霸主，没有固定的次序。其中蔡国与卫国共有七次会合防备，六次在卫国前面，只有这次在陈国后面，所以认为大概是后到的。”刘敞说：“传文说：‘讨伐郑国是为了接纳突。’讨伐郑国是为了接纳突，那么为什么不说是把郑伯接纳到郑国呢？不赞成接纳。为什么不赞成接纳？诸侯失去国家，诸侯接纳他，是正当的；接纳突，是不正当的。”又说：“考察传文的体例，参与谋划称为‘及’，不参与谋划称为‘防’。这里称鲁公‘防’，那么就是不参与谋划的人。而正月在曹地会合防备，传文说谋划讨伐郑国，那就是参与谋划。参与谋划却称‘防’，为什么呢？杜预说鲁国忌讳接纳不正当的人，这是错误的。如果鲁国人自己知道有罪而忌讳不说，这本来就是《春秋》应当纠正的，为什么要顺着他们不肖的心思，与他们一起掩盖呢？况且鲁国人因为不懂大义，所以讨伐郑国，难道还会稍微避讳参与谋划的名声吗？”程颐说：“突善于结交诸侯，所以都为他尽力，屡次讨伐郑国。”叶梦得说：“这是接纳突。郑忽从此不再出现了。忽的被杀，与子亹、子仪的被杀，最终都导致突复立，这些都没有记载在经文中。”王葆说：“突没有出逃时，宋国想有所索取，所以曾经讨伐他；突出逃后，宋国害怕得不到什么，又想接纳他。起初郑国不和，鲁国曾经联合郑国讨伐宋国；等到突出逃后，鲁国又与宋国讨伐郑国，这都是私心。”张洽说：“自从郑突进入国都之后，就亲近鲁国而仇视宋国，”

译鲁僖公十二年的战争，十四年的征伐，郑国对宋、鲁的怨恨已经很深了。等到郑伯出奔，宋、鲁竟能自冬天到夏天竭尽全力攻打郑国，这就是所谓的善于结怨。卫侯朔与母亲构陷兄长，也是奸恶之徒中的枭雄，如今又凭借与同样邪恶之人的勾结，凌驾于蔡侯之上。《春秋》将这类事情并列直书，以显示当时王政不行，霸主尚未兴起，小人依仗其强大众多，欺凌暴虐寡弱到了如此地步。等到齐桓公、晋文公兴起之后，这种情况才稍微受到抑制。《春秋》如果不肯定齐、晋的霸业，难道可以吗？吕氏大圭说：“在曹地设防，蔡国排在卫国之前；攻打郑国，卫国排在蔡国之前。大概当时诸侯都只以眼前的强弱利害来决定先后顺序，不再遵循周朝的班序。《春秋》根据事实如实记录，以显示当时的混乱，已经不再有礼制了。”家氏翁说：“从去年冬天到现在夏天，三次记载‘公防’，两次记载‘伐郑’，中间没有夹杂其他事情，这是为了谴责宋、鲁辅助篡位者而扰乱正道。”汪氏克宽说：“蔡、卫都是姬姓的侯爵，而……有时蔡先有时卫后的情况，大都是出于私意来决定进退。所以这一年防曹时卫先于蔡，伐郑时蔡先于卫，而在践土之盟、防宋、防召陵、侵楚时，蔡又先于卫；防虢时，卫又先于蔡，变化不一。防鄄、盟幽、侵蔡、防首止、围新城、防咸、盟牡丘、防淮、盟新城、防棐林、盟蜀，以及襄公五年防戚、防鄬，则是陈国先于卫国；随从周王伐郑，宋国率领四国伐郑，防于袲，这一年伐郑、防宋、防虢、防召陵，则是卫国先于陈国；这一年伐郑、伐卫纳朔、次郎、防北杏、盟齐、防盂、围宋、盟翟泉、防虢，则是陈国先于蔡国；随从周王伐郑，宋国率领四国伐郑、防温，以及襄公二十四年伐郑、防宋、防申，再次伐吴、防召陵、败鸡父，则又是蔡国先于陈国。这些都是先后顺序没有常例，无非是霸主根据自己的意向来决定升降。更严重的是，许国是男爵却排在曹伯之前；在淮地设防，却又排在邢侯之前；莒、邾是子爵却排在薛伯、郜伯之前。齐桓公是侯爵却排在宋公之前，说是因为他是盟主；晋国也是侯爵却排在宋公之前，也说是因为他是盟主。然而自晋国称霸之后，齐国也是侯爵却排在宋公之前。齐世子光在鸡泽之盟，直到防柤，都排在小邾子之下，世子没有受誓，用皮帛继于子男之后，似乎合理。然而伐郑、戍虎牢的战役，却排在滕子、薛伯、杞伯之上；亳城比萧鱼的战役，却排在莒、邾之上。根据《左传》在戍虎牢的战役中，说齐太子光先到达军中，所以排在滕子之前；亳北的战役，说齐太子光、宋向戌先到达郑国，攻打东门，所以也是根据到达的先后改变其顺序。春秋时期，王政没有纲纪，典礼废坏，滕、薛朝见鲁国而争先后，鲁国依据周朝班序将郑国排在后面而引发郎之战，逐渐发展到末世，宋、虢的设防，楚国与晋国争先后；春秋末期，吴国甚至在黄池争先后而主持盟会。然而《春秋》对于诸侯爵次紊乱，跟随主持盟会者的做法而不加改正，是为了彰显其过失。宋、虢先于晋，黄池以两霸而言，是为了抑制其强势。宋、虢、黄池，等待贬斥绝笔以显示罪恶；其余跟随主持盟会者的做法，不等待贬斥绝笔以显示罪恶。”

译秋季七月，鲁桓公从讨伐郑国的军事行动中回国。【这是记载他出征的起始】

《左传》说：【秋季七月，鲁桓公从讨伐郑国回国，这是举行饮至礼的缘故】

《集说》记载：【孙氏觉说：查考《尚书》中“至”的含义与僖公二年“公至自唐”相同，解说都是指告祭宗庙才予以记载。那里记载了地名，这里记载了伐郑，大概是因为不是鲁国境内的地方，都依据事件来记载。程子曰：不仅是告祭宗庙，还显示出在郑突一事上劳苦功高。家氏翁说：从去年十一月设防并讨伐，今年正月又设防，四月又讨伐，历经三年之久才回国。军队在外暴露一年，为了这种违背常理的事情，桓公的恶行也成熟了。已经篡位弑君却未讨伐，先前既在稷地会盟诸侯以促成宋国的动乱，这次又联合三国来辅佐郑突的篡位，声称天下无王而敢这样做。物极必反，天罚将要降临，泺水的祸患即将发生。吴氏说：公回国是常事，记载下来都是含有讥讽之意。李氏廉说：经文中记载“公至自伐”共十二次，其中“至自伐郑”有五次，除了这次战役外，其余都是霸主的事务】

冬季修筑向城的城墙。【向，音亮】

《左传》说：【记载时间】

《集说》记载：【杜氏预说：“传文说‘记载时间’，而下面有十一月，旧说因此认为传文有误。这次修筑向城也是在十一月，只是事情不同，各自随本事件记载罢了。又推算校核这一年闰月在六月，那么月份提前于节气之前，水星可以在十一月而正当中。”孔氏颖达说：“十一月水星黄昏时还未正当中，所以又推算校核历数，这一年月份提前于节气之前，水星可以在十一月而正当中。又‘方’字，是尚未到达的辞令，所以用‘定之方中’表示正欲向中而实际上还未正中。十一月可以兴动工事，记载时间，并非传文有误。”啖氏助说：“下面有十一月，那么这就是十月。即使是同一个月，也是现在的九月，农事未毕，不可兴役。”张氏洽说：“下面有十一月，即是夏历九月，不合时宜。”赵氏鹏飞说：“向地介于莒国和鲁国边境之上，本来不是莒国的城邑，所以莒国和鲁国互相争夺，都认为是自己的，而他们的争夺从这次修筑向城开始，所以圣人谨慎地记载它。”赵氏与权说：“讨伐郑国已经使百姓疲于刀兵，修筑向城又役使百姓从事土木，整年辛勤劳作，百姓不得休息。”汪氏克宽说：“凡是记载修筑城墙，没有连缀月份的，大概是因为筑城之事不可能一个月内完成。然而周历的十月、十一月都是农事收获之时，如果在冬季开始动工，而在春季正月完工，就不会妨害农事了。”

【按：刘氏历引用《周语》的文字，说“火星出现，土功必须在建亥之月”，那么建戌之中必然没有土工的道理，所以啖氏助、张氏洽都认为不合时宜，他们的说法是对的。杜氏预说这一年闰月在六月，那么月份提前于节气之前，孔氏颖达阐发其义，以说明并非传文有误，似乎也有道理】

十一年十一月，卫侯朔出逃到齐国。

《左传》说：【起初，卫宣公与夷姜通奸，生下急子，托付给右公子。为急子在齐国娶妻，妻子很美，宣公夺来，生下寿和朔，托付寿给左公子。夷姜自缢。宣姜与公子朔构陷急子。宣公派急子出使齐国，派盗贼在莘地等候，将要杀他。寿子告诉了他，让他走。急子不肯，说：“抛弃父亲的命令，还要儿子做什么！只有没有父亲的国家才可以这样做。”等到出发时，给他喝酒，寿子载着他的旗帜先行，盗贼杀了他。急子到了，说：“这是我求来的。这有什么罪？请杀我吧！”又杀了他。两位公子因此怨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泄、右公子职拥立公子黔牟。惠公出逃到齐国】

【莘，杜注：卫国地名。阳平县西北有莘亭。现在山东东昌府莘县北莘亭故城就是这里】

《公羊传》说：【卫侯朔为什么称名？为什么绝他？因为得罪了天子。他怎么得罪了天子？看见他守卫朔，而不能使卫国的小众，越过岱阴，齐国所属负兹，舍不即罪耳】

《谷梁传》说：【朔称名是恶，天子召他而他不前往】

《集说》记载：【杜氏预说：“惠公。朔谗言构陷夺取国家，所以不说二公子驱逐他，是归罪于他。”刘氏敞说：“朔为什么称名？出逃而称名的，是显示有君主。谁是君主？公子黔牟。”陈氏傅良说：“这是卫国人拥立公子黔牟之后才出逃，那么只记载出逃是什么意思？认为是自己失去国家。春秋的法度，如果他的行为足以导致失国，即使有篡位的公子，也以自致之文书写。所以卫国人拥立黔牟而朔出逃，蔡国人拥立东国而朱出逃，郕国人拥立君而朱儒出逃，只记载出逃罢了。”家氏翁说：“朔谗言杀害兄长而占据其位，因此拥有国家。左公子泄、右公子职趁着众怒驱逐他，拥立黔牟。春秋不记载被驱逐的人，因为朔杀兄篡国，罪过本来应当被驱逐，所以称名以出逃，是讨伐他。而天王命令子突救黔牟，就知道朔因为有罪被王黜退，而黔牟的拥立，是王实际命令的，那么黔牟不能称为篡位，而朔不是君主了。”张氏洽说：“朔即位已经五年，二公子不能单独驱逐他，必定是因为他凌蔑天子，周王室想要讨伐，而后二子得以实行其志。所以庄公六年王人子突救卫，公羊氏的说法，必定有所传承。朔杀兄夺国，王命绝他，所以称名。”王氏元说：“卫朔以庶孽引发祸端，陷兄长于死地，罪】

译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国君本是社稷和百姓的主宰，却遭到逼迫驱逐，这就丧失了为君之道。经书中记载他出逃，其罪责无需通过贬斥断绝来体现，道义自然显现。

译【按：卫朔出逃一事，《左传》认为是被两位公子驱逐，《公羊传》《谷梁传》认为是得罪了周天子。张洽兼采两说，认为王室想要讨伐卫朔，而后两位公子才得以实现自己的意愿，这与情理事实非常吻合，应当采纳他的说法】

【丙庄王戌二年】鲁桓公十七年【齐襄公三年，晋缗公十年，卫惠公五年，黔牟元年，蔡桓侯二十年，郑厉公六年，昭公二年，曹庄公七年，陈庄公五年，杞靖公九年，宋庄公十五年，秦武公三年，楚武王四十六年】

春季正月丙辰，鲁桓公在黄地与齐侯、纪侯相会，并结盟【黄，杜预注：齐国的地方。《路史》记载：登州黄县东南有古黄城，本是纪国的城邑，后来并入齐国。按：登州府黄县，位于齐国东边极远之处，距离鲁国非常遥远，怀疑不是相会结盟的地方】

《左传》【为了平息齐国与纪国的争端，并且谋划卫国的事情】

集说【高闶说：“纪国害怕齐国图谋自己，每次都为此做准备，而齐国人多欺诈，所以订立这个盟约，向纪国表示不怀疑它，让它放松警惕而不考虑我们，因此在相会结盟之后，鲁国就在奚地与齐国交战，第二年，齐国就迁徙了纪国的三座城邑，足以知道盟约没有益处，而攻伐随之而来。”张洽说：“桓公十三年在防地相会纪侯，纪侯打败齐国从而增加了齐国的怨恨，现在却与齐国结盟，难道足以消除怨恨吗？又想接纳卫朔，一举而两失。”黄震说：“这是为了替纪国平息与齐国的争端。齐国图谋纪国，至此已经十二年了。鲁国为纪国向周王进献后妃，所以纪国虽然跟随鲁国、郑国打败齐国，但齐僖公不敢报复，齐僖公畏惧道义。齐僖公去世而齐襄公即位，春天与鲁国在黄地结盟，夏天与鲁国在奚地交战，齐国尚且不顾鲁国，难道会为鲁国而保全纪国？所以纪国最终被齐国所灭。”汪克宽说：“纪国是鲁国的姻亲国家，而卫朔在齐国，所以齐国想要接纳卫朔，而鲁国想要平息纪国与齐国的争端。然而两年之后，齐国就迁徙了纪国的三座城邑；六年之后，鲁国最终在防地相会齐国以接纳卫朔。那么不仅纪国削弱，盟约不足依靠，而且齐国与鲁国的强弱，也完全显现出来了】

二月丙午，鲁桓公在趡地与邾仪父相会，并结盟【防，公羊传、谷梁传作及。趡，音翠轨。趡，杜预注：鲁国的地方，应当在今天兖州府泗水、邹县之间】

《左传》【与邾仪父在趡地结盟，是重温蔑地的盟约】

集说【杜预说：“二月没有丙午日，丙午是三月四日，日月必定有错误。”孙觉说：“及，表示鲁国主动；防，表示外方主动。仪父是附庸国的君主，不敢主动与鲁公结盟，是鲁公想要与他结盟。这里应当以公羊传、谷梁传的‘及’字为准。”高闶说：“趡，是我的地方，他来到我这里，我与他相会。与蔑地的盟约相同。邾国来订立这个盟约，难道不是诸侯有图谋邾国的，想要寻求鲁国的援助吗？”家铉翁说：“隐公即位的第一年，就订立了蔑地的盟约；桓公十七年，才订立这个盟约。大概因为篡位的君主，仪父厌恶而疏远他。八年被鲁国讨伐，十五年才与牟、葛一起朝见，至此才相会结盟，还说重温蔑地的盟约，仪父不随便依附别人可见一斑。”吴澄说：“隐公元年与邾国在蔑地结盟，七年隐公违背盟约讨伐邾国。桓公八年又讨伐邾国，鲁国、邾国不通好十多年。到桓公十五年，邾国同牟、葛朝见鲁国。朝见之后，两国想要重温蔑地的盟约，而平息两次讨伐的怨恨，所以邾国来到鲁国地方接受盟约，而鲁公与他结盟。”汪克宽说：“下文记载讨伐邾国，那么趡地的盟约不用贬斥，其恶行自然显现。隐公、桓公都与邾国结盟而背弃盟约，都是因为宋国的缘故。以国君的身份，而内心没有固定的主张，还值得尊重吗】

夏季五月丙午，与齐国军队在奚地交战【公羊传缺夏字，奚谷梁传作郎。这是齐鲁交战的开始。奚，杜预注：鲁国的地方，今天兖州府滕县南奚公山下有奚邑。《水经注》：夏朝车正奚仲的国家，山上有奚仲的坟墓】

《左传》【夏天，与齐国军队在奚地交战，是因为边界事务。这时齐国人侵犯鲁国边界，边界官吏来报告。鲁公说：“边界的事情，谨慎地守住自己的一方，而防备意外的情况。姑且尽量做好防备，事情到了就交战，又何必请示呢】

《谷梁传》【国内讳言失败，举出可以称道的地方。不记载齐国的人，是因为我国失败了。不记载‘及’字，是为了国内讳言】

集说【杜预说：“齐国背弃盟约而来，鲁公以诚信对待，所以不记载侵犯讨伐。”都陈列说：交战。高闶说：“不记载失败，大概鲁国失败了。”赵鹏飞说：“前几天在黄地结盟，齐国大概不愿意，鲁国必定有强迫它的原因，所以春天结盟而夏天有这场战争。为什么不记载讨伐？不赞同齐国背弃盟约而来讨伐我国。”家铉翁说：“今年春天，鲁国与齐国、纪国在黄地相会结盟，才过了多少天，就在此地交战，齐国没有信用。鲁桓公自从齐僖公保全纪国时就有请求，到齐襄公即位，继续重申以前的请求，于是订立了黄地的相会盟约。襄公不仅不听从，反而立刻用兵加于鲁国，襄公轻慢鲁国太甚了】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去世

《左传》【蔡桓侯去世】

秋季八月，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

《左传》【蔡国人从陈国召蔡季回来，秋天，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

《谷梁传》【蔡季，是蔡国尊贵的人。从陈国，陈国有奉送的意思】

胡安国传【季，是字。归，顺从的词语。蔡季的离开，是因为道义而离开；他的回归，是因为礼制而回归。公子不离开国家，季为什么离开？是权宜之计。既然回归，为什么不拥有国家？献舞已经即位了。如果季

译这是刘敞所说的“智慧足以应对权变而不混乱，力量足以取得国家而不占有，远离而不防备，亲近而不逼迫”的人，因此被《春秋》所看重。

译集说【何休说：“称字，是因为蔡侯封人没有儿子，季次应当继位，封人想立献舞却害了季次，季次避开了他。陈国的封人死后，季次回国奔丧，思念哀慕三年，最终没有怨恨之心，所以认为他贤德而称他的字。”陆淳说：“啖助说：‘蔡季是蔡侯的弟弟，回国符合道义，所以称他的字。说当时从国外回来的人，有的谋杀，有的争夺正统，有的本来就不该继位，有的国人不服从，没有像蔡季这样美好的，所以褒奖他而称他的字。这就是所谓君子先讲道义然后才有所取。许叔不是国人所迎接的，所以不能与此例相同。’”孙复说：“蔡季说从陈国回到蔡国，是因为桓侯去世，蔡季应当继位，当时多有篡夺，表明蔡季没有恶意，所以说回到蔡国，这是为了与许叔不同。”刘敞说：“蔡季为什么称字？因为他贤德。为什么贤德？他离开时合乎道义，回来时合乎礼节。公子不离开国家，蔡季离开有什么贤德呢？这是权变。说从陈国回来，是因为陈国在其中起了作用。”又说：“《左传》说：‘蔡国人嘉许他。’考察这一点，蔡国人嘉许他，那么一定是蔡国人迎接他了。”叶梦得说：“《春秋》中大夫说‘自某而归’的有两个，宋国的华元从晋国回到宋国，卫国的孙林父从晋国回到卫国是也；公子说‘自某而归’的有两个，陈侯的弟弟黄从楚国回到陈国，楚国的公子比从晋国回到楚国是也。然而他们之前必定记载了出奔，所以华元记载出奔，孙林父记载出奔，黄记载出奔，比记载出奔。只有蔡季记载了归国而没有记载出奔。出奔这个词是恶意的，都不是合乎道义离开自己国家的人。鲁国的公子友记载为季子来归而没有记载出奔，鲁国公子的出奔没有不记载在史册上的，大概是因为没有罪过，有不得已而出，所以君子特意改变文辞说‘季子来归’，记录鲁国人的喜悦。蔡季处于封人、献舞之间，也很难避免祸患。公子没有离开国家的正当理由，出去不记载出奔，回来则是蔡国人召他，进退之间一定与鲁国的公子友类似吧？何休的话大致与《左传》相合，虽然没有经典依据，但接近《春秋》的本意。”张洽说：“在危疑之际恢复国家，考察书法，只有蔡季做得好。因为他洁身自好地离开，毫无争心，念念想着宗国，听到召唤就回来，能在祸患未发生前远离它，不愤愤不平以显示高尚，他的去留合乎适宜，所以《春秋》看重他。”吕大圭说：“突回到郑国就称名，赤回到曹国就称名，因为他们争夺国家；蔡季回到蔡国就不称名，因为他不争夺国家，说明他最终没有成为君主。”家铉翁说：“许多儒者多”跟随公羊说的观点，认为称字而归，是褒奖他。献舞是失国的君主，蔡季是让国的贤人，《春秋》两人的贤劣都体现在书法中，而《左传》却说季、献舞是同一人，我私下感到疑惑。李廉说：“《春秋》中兄弟归国的，只有蔡季和季子，有的称字，有的称子，是赞美他们，不像陈黄、楚比那样称名。记载大夫从某地而归的，蔡季从陈国，不像元咺、孙林父、公孟彄那样借助晋、齐的力量。”又说：“兄弟中在《春秋》中被看重的，只有许叔的复国、蔡季的归国、纪季的离去、叔肸的不仕，以及季子的来归，都称字以表示尊贵。卫鱄虽然符合《春秋》之意，但不能与称字的例子相同，主要在于记载弟弟以罪责卫侯，而鱄也没有可赞美之处。”考察蔡季不是献舞，杜预错误地将两人合为一人。《左传》只说“召蔡季于陈，蔡季自陈归于蔡”而已，从未说立他为君主。先儒都主张何休的说法，而家铉翁根据书法判断，尤其可信】

癸巳日安葬蔡桓侯

胡传【啖助说：“蔡桓为什么称侯？大概是蔡季贤德，知道请求谥号。”有人说：“安葬没有不称公的，称侯，是传文弄错了。臣子对于君主，极尽尊崇而称呼，这是礼节。”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孔子生病，子路让门人做臣。孔子说：“没有臣却装作有臣，我欺骗谁？欺骗天吗！”曾子病重而更换席子，说：“我得以正当地死去，这就够了。”所以最终一定要安于正道，人子不把不该得到的加在父亲身上，这是孝；人臣不把不该得到的加在君主身上，这是忠。极尽尊崇而称呼，是最大的不正，这可以作为礼节吗？有人说：“鲁君活着时称公，也不是礼节吗？”回答说：“活着称公，是虚位，是礼节的文饰；死后系上谥号，是定名，是礼节的实质。《春秋》诸侯，即使是伯、子、男，安葬都称公，记录他们失礼的实质，作为后世的警戒，希望他们以正道终老。其垂训的意义很大】

集说【啖助说：“称侯，大概是蔡季贤德，向周王请求谥号。这里说凡是诸侯向周王请求谥号，周王的策书就说‘谥号为某侯’，各国史官因此记载，所以西周诸侯的记传都依照本爵位。《春秋》时代都称公，孔子因此记载，以表明他们没有向周王请求。”陆淳说：“啖助说：‘五等诸侯，本国臣子都称他们为公。安葬既然没有请求周王的命令，因而私自谥号为公，从而记载，以显示非】

【礼案：《史记》、《世本》、《左传》，蔡国的各位君主都谥为侯，经文则都称公，是因为他们私自谥号与

译僭越就是等同。只有蔡桓公被称为侯，大概是因为向周王请求谥号，所以特别记载下来，以表明他合乎礼制。又说：侯、伯、子、男这些国家的国君，被称为公，这是臣下和子女的称呼；谥号不能说公，因为谥号是周王赐予的。刘敞说：下葬时称公，这里称爵位又是为什么呢？称爵位，是合乎礼制的；称公，是不合乎礼制的。称爵位为什么合乎礼制？称公为什么不合乎礼制？称爵位，是因为向天子致诔；称公，则不是向天子致诔。卑贱者不致诔尊贵者，晚辈不致诔长辈，生前没有爵位的人死后没有谥号，生前有爵位的人死后有谥号。孔子说：“诸侯之间互相致诔，是不合乎礼制的。”又说：诸侯的国家也很多，没有谁能纠正死生之礼的，桓侯的贤德也没有在《春秋》中听闻，我由此推知，桓侯并非贤者，而是蔡季请求的，这就明白了。人们也有很多爱护自己国君的，但没有谁能以礼来爱护国君，而蔡季做到了，这正是贤者不同于众人的地方。胡铨说：生前有升降黜陟，死后有谥号，王者以此作为权柄来区别臣下的贤与不肖，从而使人们有所劝勉和惩戒。晋侯仇死于周平王时期，谥号为文侯，将谥号加在本爵位上，足以知道他是受命于天子的。此后周朝更加衰微，诸侯死后不再向周王请求谥号，五等爵位一律称公，这是臣下和子女自行给予的谥号。汪克宽说：近代在朝做官的人，他的亲友仆隶都因为他未获得官爵而这样称呼他，等到他死后，铭旌、墓志只称他所得到的官爵，所谓生前称呼的是虚位，死后称呼的是定名。邵宝说：怎么知道他是向周王请求谥号的呢？侯，是周王赐予的爵位。爵位是周王赐予的，那么谥号也是周王赐予的了。所以私自给予谥号的，就跟随私下的称呼。

译等到宋国人、卫国的人攻打邾国。

集说【陆淳说：“《左传》说：‘这是宋国的意图。’赵岐说：‘根据体例，称‘及’的，都是鲁国的意图，说宋国的意图，是不对的。’孙觉说：‘邾国前年来朝见，又今年在趡地结盟，现在却率领两国的人马攻打亲附自己的国家，这显示出盟约没有信用，强大者纵横霸道，而弱小者受到欺凌。’许翰说：‘正月与齐国在黄地结盟，五月却交战；二月与邾国在趡地结盟，八月却攻打它。《诗经》说：‘君子屡次结盟，祸乱因此滋长。’难道不是这样吗？’张洽说：‘桓公春天与齐国、邾国结盟，随即都背弃了，与齐国交战、攻打邾国，都发生在同一年中，回想从前杀牲祭神、玉帛交错【

【却像丢弃破鞋一样，大概他为人轻慢信用而喜好作乱，不仁德而好战，人的伦理灭绝了，适宜他在不到一年内被齐国所杀。陈深说：‘考察《左传》虽然鲁国顺从宋国的意图，但这里记载‘及’，那么也是鲁国的意图。’湛若水说：‘及，是我（鲁国）参与的意思。记载‘及宋人、卫人伐邾’，是为了彰显鲁桓公反复无常的罪过。’季本说：‘卫国是宋国的党羽，它跟随宋国有什么可指责的呢？鲁国正与邾国结盟，也被宋国拉拢，兴兵失信，作为大国而国内没有合适的主君，怎么能让别人信服呢？’卓尔康说：‘邾国、宋国争夺疆界，鲁国顺从宋国的意图，背弃趡地盟约而攻打邾国，所以不记载军队，不记载人。’张溥说：‘齐国侵犯鲁国疆界，背弃盟约的是齐国；邾国、宋国争夺疆界，挑起战端的是宋国。然而招致争端、顺从作乱，是谁做的呢？因此讥讽桓公结盟，比讥讽隐公在蔑地结盟更严重。】

冬天十月初一发生日食。

集说【杜预说：‘甲乙是天干的纪日；晦朔是日月运行的界限。日食不能不记录晦朔，晦朔需要甲乙才能推算，所以日食必定以记载朔日为例。’赵匡说：‘《左传》说没有记载日期，是史官失误，不对。或者是史官遗漏，或者是年代久远抄写错误，这与日官、日御有什么关系呢？’陈傅良说：‘从文公以上，日食有不记载日期的；从文公以下，都记载日期。所以说桓公、庄公的时代多有缺失的文字。’湛若水说：‘记录异常现象，不记载日期，是史官遗漏了记载。】

【考察记载朔日而不记载日期，赵匡、陈傅良、湛若水都认为这是缺失。大概晦朔甲乙有时记载有时不记载，是因为旧史有详略之分，而孔子沿用了它。刘敞、杨时在隐公三年辨析得很精辟了。再考察历法家论朔，有平朔，有定朔。以太阳平行、月亮平行推算某日某时某刻合朔，这是平朔；太阳有盈缩，月亮有迟疾，取均度或加或减于平行为某日某时某刻日月相防，这是定朔。自从刘洪《乾象历》开始使用定朔，于是非朔日不发生日食。汉初以前都使用平朔，所以有在朔日前后发生日食的情况。《公羊传》所说的失之前、失之后，《谷梁传》所说的食晦日、食既朔，都是指这种情况。但是朔前朔后，圣人何难据实记载，而一定要各自设立义例呢？日食发生在朔日之后两天，就不能称为朔了，还能仍然以朔日记载吗？所以应当以缺失文字为正确。】

附录《左传【起初，郑伯打算让高渠弥做卿，昭公厌恶他，坚决劝谏，不听。昭公即位，害怕高渠弥杀自己，辛卯日，高渠弥杀了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认为昭公知道所厌恶的人了。公子达说：‘高伯将被杀戮吧！反复作恶太过分了。】

【丁庄王亥三年】十八年【齐襄四年、晋缗十一年、卫惠六年、黔牟二年、蔡哀侯献舞元年、郑厉七年、子亹元年、曹庄八年、陈庄六年、杞靖十年、宋庄十六年、秦武四年、楚武四十七年】

春天周历正月。

胡传【这一年桓公已经去世，再次书写‘王’字，是因为春秋之时，诸侯放纵，弑君篡国的人已经列入罪状，就不再征讨。所以鲁宣公杀恶及视以夺取国家，贿赂齐国请求平定，而传文说：‘在平州平定，以确立公位。’曹伯负刍杀太子自立，被晋国抓获，而曹国人请求说：‘如果有罪，那么君主已经列入罪状了。’孔子为此感到恐惧，作《春秋》，在十八年再次书写‘王’字，表明弑君的贼人虽然身体已经死亡，但王法不得赦免。又依据桓公十五年天王去世，到新君继位，三年之丧结束了，表明弑君的贼人虽然在前朝，但古今的罪恶是一样的。那么篡弑的人不容于天地之间，身体无论存没，时间无论古今，都可以征讨而不赦免，圣人的法律严厉了。已经列入罪状就不征讨，可以吗？所以说：《春秋》写成而乱臣贼子害怕。】

集说【范宁说：这一年书写‘王’字，是用王法最终惩治桓公的事。孙复说：桓公无王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书写‘王’字，是春秋的法度，王没有十年不书写的，十年无王则人道断绝了。因此二百四十二年王没有十年不书写的。孙觉说：正月有王，是桓公去世。弑君的贼人没有可赦免的道理，不见诛于一时，当见诛于岁月；不见诛于其生，当见诛于其死；不见诛于终身，当见诛于万世。家铉翁说：鲁桓公弑兄篡国，十八年天王不能征讨，反而善待他，他也忘记自己是篡位者很久了，谁知道祸乱从内部兴起，送死给强邻，直到……】

译上天诛讨，春秋在这一年再次书写“王正月”，以正篡位贼人的罪过，并将此法度垂示后世。汪氏克宽说：这一年正月书写“王”，是诛讨桓公终身无王的行为。弑君的贼人，无论生前死后，无论古今，都应当讨伐而不赦免。所以汉代的王莽弑杀平帝、魏国的司马昭弑杀高贵乡公、唐代的韦后弑杀中宗这类事件，前代史书都隐晦其迹，而朱子在《通鉴纲目》中必定端正其大恶的名号，使其罪过在万世面前暴露无遗，这难道不是取法春秋之义吗？赵氏汸说：桓公无王，这里说“王”是什么意思呢？既然谨慎地记载其开端，就必定要端正其结局。

译桓公在泺水与齐侯相会。

桓公与夫人姜氏于是前往齐国。

《左传》记载：桓公准备出行，便与姜氏一同前往齐国。申繻说：“女子有家，男子有室，不可互相轻慢，这才叫有礼。改变这种常态必定招致败亡。”桓公在泺水与齐侯相会，随后与文姜一同前往齐国。齐桓公与文姜私通，桓公责备她，文姜便将此事告诉了齐桓公。

《公羊传》问：桓公为何不写“及夫人”？因为夫人属于外族。说夫人属于外族是什么意思？这是内部的措辞。实际上夫人凌驾于桓公之上。

《谷梁传》问：在泺水相会时不写“及夫人”是为什么？因为夫人骄横，不把她算在正常的行列中。

《胡传》说：“与”是许可的措辞。说“与”，罪责在桓公。作乱的是文姜，而《春秋》却归罪于桓公，这是治理其根本。《易经》说：“丈夫尽丈夫之道，妻子尽妻子之道，家道才能端正。丈夫不尽丈夫之道，妻子也就不能尽妻子之道了。”乾卦代表丈夫之道，以驾驭为才能；坤卦代表妻子之道，以顺从为职责。《易经》在乾坤二卦中阐述其道理，《春秋》施加于桓公身上，体现其应用。

《集说》记载：杜预说：“桓公原本与夫人一同到达泺水，桓公与齐侯举行相会之礼，所以先记载‘在泺水相会’。相会之后相随前往齐国，所以说‘遂’。”孔颖达说：“僖公十一年，桓公及夫人在阳谷与齐侯相会，那里写‘及’，这里不写‘及’，是因为传文记载了申繻的话，讥讽桓公男女互相轻慢，大概是因为相会时互相轻慢，所以果然招致大祸。当时史官讥讽他们男女没有区别，所以不写‘及’。”范甯说：“实际上骄横而不加制约，所以不写‘及’。”陆淳说：“我听老师讲：‘妇人的道义，是顺从丈夫的。为什么夫人如此骄横？这是讥讽桓公失去了为丈夫的道义，自招祸患。’”刘敞说：“不写‘及’而写‘与’，就像普通男女相伴一样，这是自取祸患之道。”苏辙说：“不符合礼制。在泺水相会，桓公确实与姜氏同行，不写‘桓公与夫人姜氏在泺水与齐侯相会’，是因为夫人不参与相会。为什么不写‘及’呢？‘及’是上下尊卑的措辞；‘与’是不相隶属的措辞，以此来厌恶夫人。”程颐说：“人虽然不能没有欲望，但应当有所制约。没有制约而只顺从欲望，那么人道就废弛而沦为禽兽了。”叶梦得说：“夫人不尽妻子之道，然后想要去相会，强迫桓公前往齐国；桓公不尽丈夫之道，然后不能制约夫人，与她一同前往齐国，以成全她的意愿。所以不写‘及’，写‘与’，用连续事件的措辞来显示。”赵鹏飞说：“前往齐国是文姜的意愿，不是桓公的本意，所以不写‘及’而写‘与’，好像是说桓公不得已而与姜氏一同前往齐国。”吕大圭说：“古人制定礼制，尺寸不敢逾越，毫发不敢超越。这难道是强行违背人的性情，而以繁琐的末节为崇尚吗？是为了治理国家，平定祸乱，而杜绝未然之患。《泉水》记载卫国女子思念归家而不可得，《载驰》记载许穆夫人想要归唁兄长而道义不允许。夫人前往其国，父母在世则有归宁，父母去世则只有大夫进行聘问而已，古人制定礼制是严格的。违背这些的没有不失败的。桓公与夫人前往齐国，这是丈夫不能尽丈夫之道。丈夫，是以智慧率领他人的。智慧不足以率领他人，还能称为丈夫吗？”吴澄说：“这次出行，桓公是去与齐侯相会，夫人想要一同前往，桓公不能制约。泺水相会之礼完毕，夫人又想跟随齐侯前往齐国，夫妇既然一同出外，桓公不可独自回国，所以于是与她一同前往齐国。”汪克宽说：“‘与’的意思是，乃党羽匹敌之义，而不相隶属的措辞。所以以尊及卑叫‘及’，以此及彼叫‘及’，都是‘及’者为主，僖公及夫人姜氏在阳谷与齐侯相会，以桓公及夫人，夫人不敢专行。桓公与夫人姜氏前往齐国，好像是说夫人专行，而桓公顺从她。《易经》说：‘丈夫制定道义，顺从妇人，是凶险的。’桓公不能制定道义，而顺从文姜前往，其罪责可知了。《春秋》用一字来褒贬，难道不确实吗”

夏季四月丙子日，桓公在齐国去世。丁酉日，桓公的灵柩从齐国运回。

《左传》记载：夏季四月丙子日，齐桓公宴请桓公，派公子彭生为桓公驾车，桓公在车上去世。鲁国人告诉齐国人说：“我们的国君畏惧贵君的威严，不敢安居，前来修好旧谊。礼成之后不能返回，无处归咎，在诸侯中蒙受恶名，请杀掉彭生以消除灾祸。”齐国人杀掉了彭生。

《谷梁传》说：记载地点是因为在外地，去世称公，是举出上位者。

《胡传》说：鲁国国君被弑而称去世的，就用不记载地点来显示其被弑。现在记载“桓公在齐国去世”，难道不掩盖事实吗？前面记载“桓公与夫人姜氏前往齐国”，后面记载“夫人逃往齐国”，去掉她的姓氏，而庄公不记载即位，那么事实也就明白了。

《集说》记载：范甯说：“夫人与齐桓公谋杀桓公，不记载，是避讳。”赵匡说：“在外地去世，不论有无缘故，都应当记载地点。”石介说：“记载灵柩运回，是痛惜。”苏辙说：“桓公去世不记载地点，是因为有缘故。这里说齐国是为什么？在外地不可不记载。”朱熹说：“孔子直书其事，道义就在其中。说：‘桓公在某地与齐侯相会，桓公与夫人姜氏前往齐国，桓公在齐国去世，桓公的灵柩从齐国运回，夫人逃往齐国’”

译在齐国。』这些情况显然可见，即使没有传文也可以明白。」高氏闶说：「桓公因弑君篡位而立，难免被人所杀，天理也并未错乱。《春秋》不记载讨伐贼人，是因为齐襄公杀他，并非为了讨伐他弑隐公的罪行。在泺水设防，不记载夫人出奔，通过‘遂如齐’来体现；丧事到来，不记载夫人回国，通过‘孙于齐’来体现。不认可她的出奔，不认可她的回国，圣人的用意微妙啊。」张氏洽说：「鲁君被弑有两种情况：在国内则不记载地点，以保存事实真相；在国外则不得不记载地点，通过上下文来体现。这里先记载‘公与夫人姜氏如齐’，第二年记载‘夫人孙于齐’，又庄公不记载即位，虽然没有明确记载齐人杀害了鲁公，但桓公不得善终已经昭然若揭了。大概本国之事，如果记载得与他国相同，就不能体现尊君亲上的心意，所以桓公被杀不得不避讳，又应当不掩盖事实以向后世传达信史，所以说委婉而成章法。」家氏〇翁说：「齐、鲁虽然是通婚的国家，但在防地结盟不久，战争接连不断，实际上是敌对国家。鲁公突然与姜氏前往齐国，大概是上天用来招致篡逆的惩罚，不是人力所能为的。」程氏端学说：「鲁桓公篡位弑君，天子不征讨，诸侯不声讨，鲁国人拥戴他为君，他自恃无人能奈何他。于是结党营私、助长乱贼，欺凌小国，背弃盟约结下怨恨，滥用武力残害百姓，不奔赴天子丧礼，怠慢宗庙祭祀，促成混乱收取贿赂，俨然与天子同列，自身既不正，家庭遂无法整齐，最终死于淫妇之祸。姜氏、诸儿的罪恶，不用多说就很明显了。然而自作孽的人，侥幸免除了天子的诛杀，却难以违背天道啊。《春秋》连续记载十八年的事，最终以这件事结尾，有作为永远鉴戒的意思。」金氏贤说：「陈佗是弑君篡位的贼人，前往蔡国，蔡人因私怨杀了他，《春秋》以讨伐贼人的大义肯定蔡国，以应当讨伐的贼人命名陈佗，记载说：‘蔡人杀陈佗。’桓公也是弑君篡位的贼人，前往齐国，齐人也因私怨杀了他，《春秋》以厌恶陈佗的例子厌恶桓公是可以的，却不以讨伐贼人的大义给予齐国，不以应当讨伐的贼人命名桓公，而记载‘公薨于齐’，这是臣子的措辞。然而桓公被杀而记载地点，贼人未讨而记载葬礼，圣人的情状也可以看到了。」

译秋季七月。

附录《左传》【秋季，齐侯在首止驻军，郑子亹前往会盟，高渠弥作为相礼。七月戊戌日，齐国人杀死了子亹，并车裂了高渠弥。祭仲从陈国迎接郑子并拥立他为君。这次出行，祭仲事先知道了，所以称病没有前往。人们说：“祭仲因为明智而免于祸难。”祭仲说：“确实如此。”周公黑肩想要杀害庄王并拥立王子克，辛伯向庄王告发，庄王于是与辛伯一起杀死了周公黑肩，王子克逃往燕国。起初，子仪受到桓王的宠爱，桓王将子仪托付给周公。辛伯劝谏说：“同时立两位皇后、使嫡子地位平等、政令由两人共同发布、国家权力一分为二，这些都是动乱的根源。”周公没有听从，所以招致了祸患。】

【首止，杜预注：卫国地名。陈留郡襄邑县东南有首乡。现在的河南归德府睢州，就是襄邑。首乡在州的东南面。】

冬季十二月己丑日，安葬我们的国君桓公。

《公羊传》【弑君之贼尚未讨伐，为什么记载了安葬？因为仇敌在国外。仇敌在国外，为什么还要记载安葬？这是君子的措辞。】

《谷梁传》【安葬我们的国君，是为了承接上下关系。国君被弑，弑君之贼没有讨伐，就不记载安葬。这里记载安葬是什么意思呢？不责备越境去讨伐仇敌。桓公安葬之后才确立谥号，谥号是用来成就德行的，在丧事结束时加上谥号。】

胡安国《春秋传》【《公羊传》说：“弑君之贼尚未讨伐，为什么记载安葬？因为仇敌在国外。”《谷梁传》说：“仇敌在国外，不责备越境去讨伐仇敌。”桓公的仇敌在齐国，属于国外；隐公的仇敌在鲁国，属于国内。仇敌在国外，不责备越境讨伐，自然有承担讨伐责任的人；仇敌在国内，就应当在国内讨伐，这是《春秋》的法度。所以僖公十八年记载了周王，而桓公记载了安葬，只有懂得权衡变通的人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

集解【范宁说：“礼制规定，国君和父亲的仇敌不共戴天，却说‘不责备越境去讨伐仇敌’，是因为当时齐国强大，不是自己能讨伐的，君子就近宽恕，以申述臣子的恩情。谥号是行为的痕迹，用来表彰德行。人死后，丧事在安葬时结束，所以在安葬时确定称号。从前周公制定谥法，大德行受大名，小德行受小名，用来劝善惩恶。”陆淳说：“弑君之贼在异国，所以可以安葬。”孙复说：“桓是谥号。说‘安葬我们的国君桓公’，这是臣子自定谥号，以公礼安葬。”张洽说：“安葬称‘我们的国君’然后才提及谥号，赵氏认为是臣子的敬辞，大概是因为明确说出‘我们的国君’来提及新加的谥号，然后言辞才恭敬顺从，否则恐怕涉及他国君主而显得不敬。”李廉说：“桓公在位十八年，首先破坏了兄弟伦理而天理毁坏，最终亵渎了夫妇伦理而人理丧失。鲁国乱臣贼子的祸患在史册中接连出现，实际上始于这里。然而他为人往往虽然不义却能得众，所以即位第一年，放弃许田以结交郑国，从而有了垂越的盟约；第二年，因宋国的贿赂而立督，从而有了稷地的会盟；第三年，借助姻好以协调齐国，从而有了嬴地的会盟、讙地的会盟，弟弟也来朝见了。等到他得志，周天子屡次聘问，远方国家屡次朝见，于是宋国的战争、纪国的战争，讨伐邾国、接纳突，无所不至，自以为没有人能害他，谁知道祸患起于帷帐之内呢？这大概是天理的应验。”汪克宽说：“《春秋》中记载国君被弑而书葬的有九次：卫桓、齐襄、陈灵，是弑君之贼已经讨伐的；郑僖、齐悼，是经文没有记载弑君的；蔡景的安葬，是普遍讽刺天下的诸侯；许悼的安葬，是不让止成为弑父的罪名；蔡灵仇敌在国外，也是弑逆的贼，与鲁桓相同；楚防死于比，也如同齐诸儿死于无知；蔡昭仇敌在国内，贼已讨伐但贼微不书，且因为蔡昭背叛楚国欺骗吴国，应死于盗贼。圣人的书法，如同化工生物，无不适应天理之当然。”王樵说：“朱熹阐发了国君被弑、贼不讨伐就不书葬的意义，诸家所不及。那么在国内不书葬，是显示臣子急于讨贼的意思；仇敌在国外书葬，是形势或许不能立即讨伐，难以长久暴露亲人。安葬是权宜之计；必须讨伐是道义。不讨伐则道义如同不安葬，并不是允许可以延缓。”陈际泰说：“安葬桓公，是君子的措辞，以宽恕待人。”】之道。虽然如此，只是薄情罢了，仇敌在国外，就可以不报复吗？那么《春秋》对庄公的期望又有多深呢。

【按刘敞说：“国君被弑，臣子不讨伐贼人，不是忠臣；儿子不报复仇敌，不是孝子。怎么能因为仇敌在国外，就不报复呢？如果因为齐国强鲁国弱，量力不讨伐，君子不责备，这是让复仇者在柔弱时行动，而在强御时受困。这与《公羊》、《谷梁》不同，但衡量不共戴天的道义，这种说法不可废弃，所以附录在此。】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卷六

<经部，春秋类，钦定《春秋传说汇纂》>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卷七

庄公

集解【杨士勋说：“《鲁世家》：庄公名同，桓公之子，在庄王四年即位。谥法：‘战胜敌人、克制强暴称为庄。’”】

【戊庄王子四年】元年【齐襄五年、晋缗十二年、卫惠七年、黔牟三年、蔡哀二年、郑厉八年、子仪元年、曹庄九年、陈庄七年、〇靖十一年、宋庄十七年、秦武五年、楚武四十八年】

春季，周王正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