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春秋传说彚纂卷一

译呢。他不说吃它的原因，是什么呢？知道那不可知的，就是智慧。

译胡传：【经书记载日食三十六次，距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但精通历法推算的人能够考证出来，说明日食的运行有固定的规律。然而每次日食都加以记载，是为了向后世展示治理历法、明确时节的方法。既然有固定的规律，那么它就是灾害而非异常现象。但每次日食都加以记载，是为了向后世展示遇到灾害应当恐惧警惕的心意。】

集説：【杜预说：“日月是运动的物体，虽然运行的度数大体固定，但不能没有微小的增减，所以有虽然交会却不发生日食的情况，也有频繁交会而发生日食的情况。只有正阳之月，君子忌讳，所以有击鼓、用币的仪式。现在用长历推算经传，明白这次日食是二月朔日，经文不写‘朔’字，是史官的失误。”孔颖达说：“古今谈论历法的人，大抵都认为周天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太阳运行比月亮慢，每天运行一度，所以一年才运行一周天。月亮运行比太阳快，每天运行十三又十九分之七度，所以一个月内运行一周天，又运行二十九度半才追上太阳。说一个月运行一周天，是简略的说法，其实追上太阳的时候，不止运行一周天。日月虽然共同在天上运行，但各有轨道，每积累二十九天半，轨道交错而相会，把一次相会称为一个月。每一年之间共有十二次相会，所以一年为十二个月。日食，是月亮遮蔽太阳造成的。日月轨道互相出入，有时月亮在太阳外面，从外进入内；有时月亮在太阳里面，从内出来外，轨道交错，所以发生日食。日月同处，太阳被月亮遮蔽而形体不可见。圣人不说是太阳被月亮食，而说‘日有食之’，是因为月亮不可见，所以不提月亮。朔日相会所以日食必定在朔日。从隐公元年到哀公二十七年，积累二百五十五年，共三千一百五十四个月，只有三十七次日食，这是虽然相会却不发生日食的情况。襄公二十二年九月、十月连续日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连续日食，这是频繁相会而发生日食的情况。日食没有固定的月份，只有正阳之月，君子忌讳，因为日食是阴侵阳。在阳气增长的月份，不应该被弱阴所侵，所以有击鼓、用币的仪式，其他月份则没有。战国及秦代，历法完全错乱。汉代以来逐渐观测天时，才开始创制历法。刘歆的《三统历》认为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食一次，只算出了日食的日子而算不出具体时刻。汉末会稽都尉刘洪作《乾象历》，开始推算月亮运行的迟速，求出日食的具体时刻，后代加以修订，逐渐更加详密。现在制定历法推算日食，没有不符合的，只是没有连续月份日食的方法。《汉书·高祖本纪》记载：‘高祖即位三年十月、十一月晦日连续日食。’那么自有连续日食的道理。”刘敞说：“《公羊传》认为有时写日有时不写日，有时漏记在前面，有时漏记在后面，这是不对的。日月记载的详略，都是史官的文字，圣人不能更改，不是不想改，而是没有依据。《谷梁传》解释晦朔的体例，虽然文字与《公羊传》不同，但错误与《公羊传》相同。杨时说：“日食的盈亏有定数，这是精通历法的人所知道的，与人事有什么关系？先王之所以恐惧修省，只是谨慎对待天戒罢了。所以《春秋》日食必定记载。但有时写朔，有时写日，有时不写朔日，有时朔日并写，这是史官记载详略不同的缘故。”朱熹说：“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向左旋转于地，一昼一夜则运行一周而又过一度。日月都向右行于天，一昼一夜则太阳运行一度，月亮运行十三又十九分之七度。所以太阳一年运行一周天，月亮二十七天多运行一周天，又两天半追上太阳而与之相会。一年共十二次相会，刚相会时月光全尽而为晦，已过相会时月光复苏而为朔。晦朔时日月相合，东西同度，南北同道，则月亮遮蔽太阳而发生日食。”胡宁说：“《春秋》不记载祥瑞，而记载灾异。君子见到事物有失常的，必定恐惧修省而不敢忽视，何况太阳是众阳之宗呢？《春秋》之所以保留而不删削。但灾与异不同，日食是常度，所以程颐认为是灾，而先儒认为是异。《春秋》日食三十六次，精通历法的人几乎都能推算出来，其有常度是确定的，称之为异是不对的。”王元杰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次，月食不记载。”郑玉说：“不说‘日食’而说‘日有食之’，‘有’是从外至的意思。”】

【按：《公羊传》认为日食是异常，程子辨析认为是灾害，这是对的。先儒又有说德行休明，则当食不食，这是不对的。这是制定历法的人测量不精确的缘故。】

三月庚戌天王崩

左传：【三月壬戌，周平王去世。讣告以庚戌日发出，所以《春秋》记载为庚戌。】

胡传：【《春秋》历经十二位周王，桓王、襄王、匡王、简王、景王记载崩和葬，是因为讣告到达鲁国且鲁国前往吊唁；平王、惠王、定王、灵王记载崩而不记载葬，是因为讣告虽然到达，但鲁国没有前往吊唁；庄王、僖王、顷王都不记载，是因为王室没有讣告，鲁国也没有前往。现在周人来报丧，而隐公不前往，这是没有君主的样子。】

集説：【杜预说：“周平王，实际上在壬戌日去世，想让诸侯快点到达，所以用远日发出讣告。不记载葬，是因为鲁国没有前往吊唁。”刘敞说：“《左传》说：‘《春秋》记载远日，就是传播其虚假之处。’”】

译这是追究臣子的过错啊。』不对。下葬在庚戌日，史官自然应当记载庚戌日，圣人即使想要改变日期以正名分，也不可能做到，难道故意传布虚假的内容吗？」邵氏宝说：「鲁国不记载葬期的共有七次，分别是平公、庄公、僖公、惠公、顷公、定公、灵公，大概诸侯都是这样，罪过在这里就很大了。在那时，称霸的人是谁呢？称他们为尊崇周王，不也感到惭愧吗？」

译夏季四月辛卯日，尹氏去世【尹，左传作君】

左传【夏季，君氏去世，她是声子。因为没有向诸侯报丧，没有在寝宫举行反哭仪式，没有附祭于婆婆，所以不称薨；不称夫人，所以不记载葬事；不书写姓氏，是为了避讳国君，所以称君氏】

公羊【尹氏是谁？是天子的卿大夫。为什么称尹氏？是贬斥。为什么贬斥？是讥讽世卿。世卿不符合礼制】

胡传【尹氏，是天子的卿大夫，世代掌握朝廷大权，成为周王室动乱的阶梯。因为通过他报丧而用氏来记载，是为了记取世卿不符合礼制，作为后世的鉴戒。官职不根据人的德行来选择，而是世代授予权柄，党羽众多，威福下移。春秋在记载周朝时书写尹氏、武氏，在记载鲁国时书写季友、仲遂，都是为了记取他们不符合礼制】

集説【杜预说：「不书写姓氏，是为了避讳正夫人。因为隐公在位，所以特别在经文中书写为君氏。」孙复说：「尹氏，是天子的卿。称氏，是表明其世代为官。《泰誓》说：『按世袭授官。』这是夏、商混乱的政治。周朝既已失道，其政治也是如此。」程颐说：「尹氏，是周王的世卿。古代任用官员以德行为标准，封爵以功绩为标准，世代记录功劳但不世袭官职，因此杰出的人才在位，各种事业都兴旺发达。等到周朝衰落，士人都世袭官职，政治因此败坏。尹氏世代担任王官，所以在他去世时书写为尹氏，表明其世代相承。」齐履谦说：「君氏应当依据《公羊》、《谷梁》作尹氏。大概尹氏、武氏、仍叔、荣叔、家父，称氏、称叔、称父，都是世袭的称号。如同晋国称赵孟之类，世代如此称呼。所以《诗经》有仍叔，《春秋》也有仍叔；《诗经》有家父，《春秋》也有家父；《诗经》有尹氏，《春秋》两次书写尹氏。」汪克宽说：「《诗经·节南山》朱熹传：『尹氏，大概是尹吉甫的后代。』《春秋》书写尹氏去世，《公羊》认为这是讥讽世卿，就是指的这个人。现在考察《诗经·常武》：『王对尹氏说』，指的是尹吉甫。家父说：『尹氏是太师』，又说：『显赫的师尹』，那么尹氏在周幽王时已是三公了。这里书写尹氏去世，是来鲁国报丧。五年传称周王派尹氏帮助曲沃讨伐晋国，僖公二十八年周王命令尹氏宣告晋侯为诸侯之长，文公十四年周王派尹氏在晋国申诉周公之事，成公十六年、十七年尹武公会同诸侯讨伐郑国，昭公二十三年尹氏拥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带着王子朝逃往楚国，那么尹氏始终掌握大权。又说：宣王时尹吉甫已称氏，《春秋》只有尹武公两次讨伐郑国书写『子』，其余经传所记载的都称尹氏】

【按欧阳修说：「《公羊》、《谷梁》认为尹氏是正卿，《左传》认为君氏是隐公的母亲，一个认为是男子，一个认为是妇人，所传说的就是这样，可以完全相信吗？」马端临说：「《左传》经文是君氏去世，就认为是声子，鲁国的夫人；《公羊》、《谷梁》经文是尹氏去世，就认为是师尹，周朝的卿士。那么孔子所书写的夏季四月辛卯去世的，究竟是谁呢？」这都是怀疑而不敢确定，所以两说并存】

附录《左传【郑武公、郑庄公担任周平王的卿士。周王偏向虢公，郑伯怨恨周王。周王说：「没有这回事。」所以周、郑互相交换人质。王子狐在郑国做人质，郑公子忽在周国做人质。周王去世，周人打算把政权交给虢公。四月，郑国祭足率领军队夺取温地的麦子；秋季，又夺取成周的禾稻。周、郑关系恶化。君子说：「信用不发自内心，人质也没有益处。以明察宽恕行事，用礼制约束，即使没有人质，谁能离间？如果有明确的信用，山涧、溪流、沼泽、水边的小草，苹、蘩、蕴藻等野菜，筐、筥、锜、釜等器具，污水、雨水，都可以进献给鬼神，都可以献给王公，何况君子结二国之信，以礼制行事，又哪里用人质？《国风》有《采蘩》、《采苹》，《大雅》有《行苇》、《泂酌》，都是昭示忠信的】

【温杜注：河内温县，现在属于怀庆府，古温城在县城西南三十里。成周杜注：洛阳县，现在河南河南府洛阳县东北有洛阳故城】

秋季，武氏子来请求赙赠【赙音附，这是来请求赙赠的开始】

左传【武氏子来请求赙赠，因为周王尚未安葬】

公羊【武氏子是谁？是天子的卿大夫】

谷梁【送给死者叫赗，送给生者叫赙。主动给予是正当的；请求给予是不正当的。周朝即使不请求，鲁国也不可以不给予；鲁国即使不给予，周朝也不可以请求。请求这个词，意味着得到与否还不确定，双方都受到讥讽】

集説【孙复说：「武氏，是世卿，称武氏子，是因为父亲去世尚未安葬。」孙觉说：「春秋的法度，居上位者没有请求，请求就失去了上位的尊严；居下位者不被请求，被请求就失去了下位的谦卑。称赙、称金，是因为丧事而有请求；车，是无事而有请求。丧事有赠送，没有请求却向下面请求，这是过于急切。车服，是上面赐给下面的，却向下面请求，这是失去了制度。」程颐说：「武氏，是周王的卿士，称武氏，表明其世袭官职。」陈傅良说：「周朝大夫有爵位称爵位，没有爵位称字，只称武氏子，表明他不是大夫。微小的人即使是周王的人也不记载，这为什么记载？鲁

译赙赠没有送进去，（对方）前来请求，不可以不记录。」家氏翁说：“武氏之子、仍叔之子奉命而出，必定都在朝廷中有职位，现在却用‘某氏之子’来书写。《公羊传》《谷梁传》对于仍叔之子说：‘父亲年老，儿子代替从政。’对于武氏之子说：‘父亲去世，儿子尚未受命。’大概是认为仍叔是尚在人世的人，武氏是已经去世的大夫。周王朝的公卿大夫，没有不是世代为官、世代享有俸禄的家族，为什么唯独在这两个儿子身上书写体例不同呢？说‘某氏之子’，是因为父亲还在的缘故。”吴氏澂说：“称氏，义理与尹氏相同。‘子’，是指父亲年老而由儿子代理行使卿的职责。”汪氏克宽说：“隐公五年，周王派遣尹氏、武氏协助曲沃攻打晋国，那么武氏之子也被任命为卿，由此可以看出尹氏、武氏都是世袭的卿。《春秋》记载武氏之子，是嫌恶武氏之子自来请求赙赠；仍叔之子不加上‘氏’字，又看不出他的父亲还在。”

译八月庚辰日，宋穆公和去世。

《左传》记载：宋穆公病重，召见大司马孔父，将殇公托付给他，说：“先君舍弃与夷而立我为君，我不敢忘记。如果凭借大夫们的福佑，我能保全头颅而死，先君若问起与夷，我将用什么言辞回答？请你奉立他，主持国家社稷，我即使死了，也没有悔恨。”孔父回答说：“群臣愿意奉立冯。”穆公说：“不行。先君认为我有贤德，让我主持社稷，如果抛弃德行而不谦让，就是废弃先君的举荐，怎么能说是防备贤人呢？发扬光大先君的美德，可以不努力吗？希望你不要废弃先君的功业。”于是让公子冯出居到郑国。八月庚辰日，宋穆公去世，殇公即位。君子说：“宋宣公可以说懂得识人了。立穆公为君，他的儿子享受君位，这是以义命名的。《商颂》说：‘殷商承受天命，一切都适宜，百种福禄都承受。’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胡氏传：外国诸侯去世，本国史官接到讣告后才记载，圣人全都保留而没有删削。为什么不删削？《春秋》是天子的史事。古代诸侯之间的邦交，有日常的问候、盛大的聘问，并且世代互相朝见，大概因为王事需要互相随从，所以有和睦友好的情谊；等到终老换代，就有吊唁抚恤的礼仪，以此来和睦邻国。凡是诸侯去世，都保留记载而不删削，那么与邻国交往的道义就显现了。去世时有的称名有的不称名，是因为沿用旧史而没有更改。

集説：何休说：“宋国称公，是因为它是殷商的后代。王者封立两个前朝的后代，封地百里，爵位称公，以宾客相待而不以臣下对待。”杜预说：“称卒，是略写外邦以区别内邦。”赵匡说：“诸侯结盟，名字记载在盟书上；朝见会盟，名字记载在约契上；聘问告丧，名字记载在简牍上。所以关于去世的讣告可以知道并记载。《左传》说：‘同会盟的诸侯，讣告时称名。’哪有臣子在悲痛深切的时候，忍心称君主的名字？礼篇所记载，只说‘寡君去世’罢了。大概因为曾经同会盟知道他的名字，所以在去世时书写名字以记载换代。”刘敞说：“《谷梁传》说：‘诸侯去世记日，是正道的。’不对。正道记日，不正道不记日，那么它的意义可信无疑。现在正道的记日，篡位的也记日。曹伯派世子射姑来朝见，那么曹伯的嫡子是射姑。庄公二十三年曹伯射姑去世，有月无日，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孙觉说：“诸侯活着时不称名，去世则称名，也有去世而不称名的。记载去世和名字，是因为即位之初以名字讣告我国，我国因为他去世，得以在史册上称他的名字。去世而不称名的，是因为即位之初没有讣告我国，或者史官遗漏，不能记载他的名字。查《左传》记载楚公子围派使者到郑国讣告，伍举问应该用什么言辞作为后继者的说法，改为：‘共王的儿子围是长子。’这是当君主去世讣告诸侯时，已经说了嗣君的名字。所以凡是往来的国家，都能记载他的名字。那么不等待同会盟朝见聘问，嗣君的名字已经出现在常往来的诸侯那里了。所以《春秋》记载外国诸侯去世一百三十三次，而没有名字的有十次，有的即位之初不以名字讣告，有的史官遗漏，不可全知。如果一定要用会盟来推求，那么未曾与会盟的有五十二次，而不称名的只有九次，不能贯通。”程颐说：“吉凶庆吊，讲究信用修睦，是邻国的常礼，人情所应当的。诸侯去世与国家的大变故，来讣告就记载。”程端学说：“宋国因为是王者后代，所以得以称公。诸侯记载去世，是正道的。记载薨，是臣子的辞令，所以内邦记载薨而外邦记载卒。”汪克宽说：“讣告以日期，史官书写日期，那么经文不删削，以显示列国臣子对终事的谨慎；讣告简略，史官不写日期，那么经文无从书写日期，以显示臣子怠慢先君，而忽视死生的大变化。”又说：“晋献公、惠公未曾同会盟通聘问，而去世称名；宿男同盟，滕子、邾子来朝见，而去世不称名，这都是依据史官旧文。查《左传》说：‘同会盟……’”

冬天十二月，齐侯、郑伯在石门结盟【这是外国诸侯特别结盟的开始。齐国，是太公所封的国家，都城在今山东青州府临淄县西北的营丘城。后来胡公迁都到薄姑，则在今青州府博兴县东北。孔颖达疏：‘齐国是侯爵。谱系说：姜姓，太公望的后代。’石门，杜预注：‘齐地，有人说在济北卢县故城西南的济水之门。’卢县故城在今山东济南府长清县西南】

《左传》记载：冬天，齐国、郑国在石门结盟，是重温卢地的盟约。庚戌日，郑伯的车子在济水倾覆。

【卢，杜预注：齐地，今卢城在长清县西南二十五里。济，《禹贡》：‘疏导沇水，向东流成为济水’，蔡沈《书传》：‘济水出河东郡垣曲县王屋山，到青州博兴县入海。’现在垣曲属平阳府，博兴属青州府】

集説：杜预说：“来讣告，所以记载。”刘敞说：“为什么记载？会盟之事，讣告就记载，常事不记载，非常之事就记载。会盟在春秋时期是常事；在王者看来是非常之事。殷人作誓而百姓开始背离，周人作誓而百姓开始怀疑。”程颐说：“天下无

译周王认为，诸侯不守信义，屡次相互盟誓，这是导致战乱长久的原因。所以，对于来自外诸侯的盟誓报告，就记载下来。”叶氏梦得说：“这是外诸侯的盟誓。内诸侯的盟誓记载‘防及’，外诸侯的盟誓不记载‘防及’，只直接记载‘盟’而已，这是内外不同的措辞。”张氏洽说：“在隐公十一年之间，结盟而不违背诺言的，只有这次石门之盟。两位君主终身未曾互相征伐，大概是因为齐国正值强盛，而郑国的深仇大敌专门在于宋国，所以郑庄公依靠齐国来对抗宋国。虽然齐国偶尔与宋国修好，但通过左右离间，必定使宋国只服从自己。因此石门之盟虽然不算严酷，但宋国与许、纪等国却接连遭受征伐。《春秋》详细地将此事记载在简策上，是让后人考察事情的始末，从而知道郑庄公多诈，齐僖公不义，两国相互勾结牢固，各国都遭受他们的祸害。”赵氏鹏飞说：“在隐公的时代，宋国、卫国属于西党，齐国、郑国属于东党，鲁国则徘徊在两党之间，只追随利益。起初鲁国亲近宋国，到了艾地的盟誓便追随齐国依附郑国。所以圣人在这里记载石门之盟，就知道齐国是郑国的党羽；等到艾地的盟誓，就知道鲁公追随齐国而依附郑国。”吴氏澂说：“盟誓不是太平盛世的事情。王道政治不行，诸侯放纵恣意，想要用战争来对抗仇敌，就不得不通过盟誓来巩固党羽。盟誓不足以依赖，又用盟誓来加重；人不相信自己，却要求助于神明。所以凡是记载盟誓的，都是《春秋》所厌恶的。”汪氏克宽说：“《左传》记载寻卢之盟，说明在《春秋》之前，齐国和郑国已经有盟约。陈氏将石门之盟视为诸侯的会合，只是根据《春秋》所记载的内容来确立义理罢了。元年盟蔑，已经单独结盟，但仅仅与附庸小国歃血，不涉及天下的大事。只有石门之盟是伯主兴起的开端，所以特别记载它。”刘氏实说：“齐国和郑国的盟誓，《春秋》保留而不删削，是为了记录世道的变迁。郑庄公挟持齐国以增强自身，而齐僖公也借助郑国来纠合诸侯。从此齐郑两党联合，天下开始多事，诸侯于是不再尊奉周王了。”

译癸未日，安葬宋穆公【穆公，《谷梁传》写作缪公，下文同】

《公羊传》【宋宣公对缪公说：“论我对与夷的喜爱，不如对你的喜爱；但作为国家宗庙的主君，与夷不如你。何不最终由你来做国君呢？”宣公去世，缪公即位。缪公驱逐他的两个儿子庄公冯和左师勃，说：“你们虽然是我的儿子，活着时不要相见，死后也不要互相哭吊。”与夷又对缪公说：“先君之所以不把国家给臣下而把国家交给您，是因为您能够做宗庙社稷的主君。现在您驱逐您的两个儿子，而打算把国家交给与夷，这不是先君的本意。况且如果儿子可以被驱逐，那么先君也会驱逐臣下了。”缪公说：“先君不驱逐您，是可以推知的。我站在这个位置上，只是代理而已，最终要把国家交给与夷。”庄公冯杀死了与夷。所以君子推崇居位正当，宋国的祸乱，是宣公造成的】

《胡传》【传文说诸侯五月而葬，是因为鲁国派大夫前往参加葬礼。所谓“同〇”，是指同方岳之〇者，他们生前讲求防同之好，死后有送葬之礼，这是诸侯用来和睦邻国的方法。死后有的安葬有的不安葬，是为什么呢？有怠慢礼制而不安葬的，有削弱其君而不安葬的，有讨伐其贼而不安葬的，有避讳其辱而不安葬的，有惩治其罪而不安葬的，有避讳其号而不安葬的。宋殇公、齐昭公因动乱被书为弑君，而经文中不书葬，这是讨伐其贼而不安葬的情况。晋国主持夏〇，在景公时告丧书日，而经文中不书葬，这是避讳其辱而不安葬的情况。鲁宋〇防，未曾不同，而三世不葬，这是惩治其罪而不安葬的情况。吴楚之君书卒的有十个，也有亲自送到西门之外的，而经文中不书葬，这是避讳其号而不安葬的情况。怠慢礼制而不前往，削弱其君而不防备，没有这些事，就缺省其文辞，这是鲁史旧例。讨伐其贼而不安葬，避讳其辱而不安葬，惩治其罪而不安葬，避讳其号而不安葬，这是圣人所删削的，《春秋》的法则】

《集説》【徐氏邈说：“凡是书葬的，都是据鲁国而言葬彼国，所以不称宋葬缪公，而言葬宋缪公。”杜氏预说：“鲁国派大夫参加葬礼，所以书。举谥称公，是据彼国的说法。”范氏甯说：“记载卒和葬，是记录鲁国恩义所及之处。如果存没隔绝，情礼不交，则卒葬无文。有的书卒不书葬，大概是因为外虽赴卒，而内不防葬。”孔氏颖达说：“昭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像这类，派遣卿前往的都书其使名。这里不书使名，知道是大夫前往。大夫奉命出使，位贱不合书名，所以只书其所为之事而已。《释例》说：‘先王之制，诸侯之丧，士吊，大夫送葬。及其失也，礼过于重。文襄之伯，因而抑之。诸侯之丧，大夫吊，卿共葬事；夫人之丧，士吊，大夫送葬，犹过古制。故公子遂如晋葬襄公，传不言礼；葬秦景公，传曰大夫如秦葬景公，特称礼也。一以示古制，二以示书他国之葬必湏鲁防，三以示奉使非卿则不书于经。’这是丘眀的微文。”啖氏助说：“吴楚之君不书葬，是因为不可言葬某王。五等诸侯，本国臣子皆称之曰公。葬既不请王命而私諡为公，従而书之，以见非礼。”刘氏敞说：“诸侯为何有的书卒有的不书卒，有的书葬有的不书葬？卒自外录，葬自内录。不卒，非外也；不葬，非内也。葬者，臣子之事也。国灭不葬，无臣子也；君弑贼不讨不葬，亦无臣子也。”程子说：“诸侯告丧，鲁往防葬则书。春秋之时，皆不请而私諡，称私諡，所以罪其臣子。”张氏洽说：“宋公】

【爵也，其称公与齐、卫异矣。穆，谥也。诸侯合请谥于王，然《春秋》自蔡桓侯之外，皆不请于王而私谥者也。黄氏震说：“起初宣公舍其子与夷而立穆公，穆公亦舍其子冯而立与夷，其后冯遂弑与夷。左氏美宣公知人，公羊则谓宋之祸宣公为之。”愚案：公羊之说为万世垂戒，而左氏之说亦不可全废。盖宣公逊穆公，穆公终以逊宣公之子，是穆公不可谓非贤，宣公不可谓不知贤。其后冯之弑逆，罪在冯耳。虽《春秋》责贤者备，岂可尽没其贤，而反加以始祸之恶名哉！且谓宣、穆再逊而再乱，亦未当。其实宣之逊穆，初未尝乱；穆逊殇公，而冯始为乱耳。郑氏玉说：“卒以外赴书，葬以鲁防书。不卒，则是外不赴；不葬，则是鲁不防也。”汪氏克寛说：“此葬穆公，合五月之节而书日。穆公非弑，其国无乱；公子冯出居于郑，则无谋乱者矣，不可谓危不得葬。蔡桓侯三月而葬，书日，蔡季贤而请谥，不可谓渇葬。齐惠公三月而葬，鲁君

译奔丧时，卿前往送葬，齐国没有动乱，晋悼公三个月下葬，晋伯方继承盛平公的基业，各位卿大夫和睦相处，不能说这是怠慢葬礼，因此都不记载具体日期。卫穆公六个月下葬，宋文公七个月下葬，都记载了具体日期，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动乱，而《左传》说宋文公开始实行厚葬，不能说这是悲痛的表现。卫桓公十五个月下葬，陈灵公二十一个月下葬，都不记载具体日期，不是因为不能下葬，而是因为两位君主被弑杀，所以等待讨伐贼人之后才下葬。至于下葬的快慢，则根据经文考察事实，其义理自然显现。如果国家没有动乱而下葬快或慢，都是为了彰显臣子失礼；如果国家有动乱而下葬不合时宜，则是为了彰显君主不能防微杜渐，致使死后未能安葬，并且指责臣子以及天子、诸侯、方伯、连率讨伐贼人迟缓。

译附录《左传》【卫庄公从齐国娶了东宫得臣的妹妹，名叫庄姜，庄姜美丽但没有儿子，卫国人为她作了《硕人》这首诗。卫庄公又从陈国娶了厉妫，厉妫生了孝伯，孝伯早死。厉妫的妹妹戴妫生了桓公，庄姜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公子州吁，是受宠爱的妾室所生，受宠而喜好军事，卫庄公不禁止他，庄姜厌恶他。石碏劝谏说：“我听说爱孩子，就要用正道教导他，不让他陷入邪道。骄傲、奢侈、淫乱、放纵，是邪道的来源；这四种恶习的产生，是因为宠爱和俸禄过度。如果要立州吁为继承人，就确定他吧；如果还没有确定，就会成为祸乱的阶梯。受宠而不骄傲，骄傲而能谦退，谦退而不怨恨，怨恨而能克制的人，很少了。况且卑贱妨害尊贵，年少欺凌年长，疏远离间亲近，新人离间旧人，弱小压制强大，淫乱破坏道义，这就是所谓的六逆；君主合宜，臣子服从，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恭敬，这就是所谓的六顺。抛弃顺理而效仿逆理，是招致祸乱的原因。作为君主，应该致力于消除祸乱，却反而加速祸乱的到来，恐怕不行吧？”卫庄公不听。石碏的儿子石厚与州吁交往，石碏禁止他也不行。桓公即位后，石碏就告老退休了。陈杜注：陈国的陈县，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府陈州。孔疏：《陈国侯爵谱》说：妫姓，是虞舜的后代。周朝兴起时，有虞遏父，担任周朝的陶正。周武王把元女大姬嫁给遏父的儿子满，封在陈地，赐姓为妫，号为胡公】

【壬桓王戌元年】四年【齐僖公十二年、晋鄂侯五年、卫桓公十六年、蔡宣公三十一年、郑庄公二十五年、曹桓公三十八年、陈桓公二十六年、杞武公三十二年、宋殇公与夷元年、秦文公四十七年、楚武王二十二年】

春季周历二月，莒国人攻打杞国，夺取了牟娄【这是攻打别国夺取城邑的开始。〇杜注：杞国原本建都于陈留雍丘县，现在河南开封府杞县就是。后来迁都到淳于，现在青州府安丘县有淳于故城。孔疏谱说：杞国，姒姓，是夏禹的后代。周武王灭商后，寻找禹的后代，找到东娄公，把他封在杞地。牟娄，杜注：杞国的城邑。查考：城阳诸县东北有娄乡，现在娄乡城在山东青州府诸城县境内】

《公羊传》【牟娄是什么？是杞国的城邑。外国夺取城邑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痛恨开始夺取城邑】

《谷梁传》【传文说：“说攻打又说夺取，是厌恶的。诸侯互相攻打夺取土地从这里开始，所以谨慎地记载它】

胡传【取，是收夺的意思。声讨罪名攻打别人而强行夺取他的土地，所以特别记载为取，以彰显其罪恶。有人说：“诸侯的土地，上受之于天王，下传之于先祖，是用来守护宗庙典籍的。”圣王不再出现，诸侯放纵，强者兼并数千里土地，弱者日益被侵削。当时，有夺取自己故地的，难道不可以吗？然而齐僖公曾经夺取济西田，齐成公曾经夺取汶阳田，也记载为取，为什么呢？如果不向天王请示以正定疆界，而擅自用兵争夺，即使夺取自己的城邑，与夺取别人的所有物没有区别。《春秋》的道义，不以乱治乱，所以也记载为取，是正本清源的意思。上一年，莒国人擅自起兵进入向国，而天子的讨伐没有加在他们身上。到这里攻打别国夺取城邑，他们的暴行更加放肆了】

集説【范氏〇说：“既攻打他的国家，又夺取他的土地，明显是攻打不以罪而贪图利益，两书取伐，以彰显其罪恶。”孔氏颖达说：“牟娄，杞国的城邑，莒国攻打夺取了它。从此以后常为莒国的城邑，昭公五年莒牟夷带着牟娄来投奔就是。文公三年秦人攻打晋国，传文称夺取王官及郊；襄公二十三年齐侯攻打晋国，传文称夺取朝歌，都记载攻打不记载夺取。这里攻打夺取两书，是因为他们报告攻打不报告夺取，这里攻打夺取都报告了。昭公元年攻打莒国夺取郓，记载夺取不记载攻打；昭公十年攻打莒国夺取郠，记载攻打不记载夺取。元年兵未加于莒而郓逆服，所以记载夺取不记载攻打；十年晋国以夺取郠讨伐齐侯，所以记载攻打不记载夺取。那些攻打国家包围城邑，记载包围与否，也根据报告。”啖氏助说：“凡是先说攻打国家，下说夺取城邑的，明显是那个国家的城邑。如夺取郜、夺取防，上言打败宋军，那么宋国的城邑可知。”赵氏匡说：“凡是用力得到的叫取，是不应当取的。不是专断夺取，即使再夺取自己的城邑，也没有不同的言辞。左氏说：‘凡是记载取，是说容易。’谷梁也说：‘取，是容易的言辞。’查考取是收夺的意思，与难易有什么关系？假使夺取艰难而得到了，想怎么记载呢？又说：‘凡是攻克城邑不用军队叫取。’现在经文见有攻打，怎么能说不用军队呢？现在认为凡是隶属外国而我攻克拥有的，不论难易，一切称取。说攻打某国夺取某地的，是用军队。取者或以师威逼，或招收而得之，既不侵伐，方可是不用军队。然而取之非正，皆为力得，春秋的道义在于辨别其得到的邪正，固不当只以军队为例。”又说：“凡是内取之邑不系国的，都是本是鲁国的城邑，曾被外国所夺，现在又夺取回来。既是本国城邑，不可系之他国。”又说：“凡有城邑称城邑，无城邑称田。公羊说：‘田多邑少称田，邑多田少称城邑。’查考田系于邑，若有城邑则称城邑，举重也；无城邑自然称田，皆据事实。”孙氏觉说：“攻打而后说

译所谓“取”，是指先声讨其罪行进而征伐它，又夺取它的城邑据为己有。”程子说：“诸侯的土地是受命于天子的，征伐它罪行已经很大了，而夺取它的土地，恶行更加严重，这是王法应当诛讨的。”薛氏季宣说：“诸侯的田地，是天子的守土之臣，土地并非他们私有，无论是夺取别人的土地，还是失去自己的土地，都是罪过。”陈氏傅良说：“对外征伐夺取城邑，《春秋》通常不记载，但在鲁隐公以前则予以记载，《春秋》初期，还以夺取城邑为大事。鲁桓公十四年，宋国率领诸侯征伐郑国夺取牛首，此后就不再记载了。黄氏震说：“杞国是夏朝的后裔，在周朝被列为三恪（受尊重的亡国后裔）。莒国自从进入《春秋》记载以来，首先对向国用兵，现在又趁杞国弱小，发兵掠夺其封邑。直到鲁桓公十二年，鲁公在曲池防备杞国和莒国，才解除了今天的怨恨，莒国的蛮横太过分了。”李氏廉说：“关于‘取’字的体例：胡氏说：‘全部俘虏并俘获其军队称为取，如取师于雍丘、于嵒就是如此。取，是得到本不属于自己东西的称呼，如取郜鼎之类就是如此。取，是收缴掠夺的名称，如取牟娄、长葛之类就是如此。’这三种体例也大致相通。”汪氏克宽说：“《春秋》记载对外征伐国家的有一百二十八次，只有这次既记载‘伐’又记载‘取’。其余记载围困城邑的有三次，记载征伐并发生战争的有一次，记载征伐并救援的有一次。大概到了春秋中期以后，争夺土地城池，杀人遍野，诸侯的城邑，今天在这里被夺取，明天在那里被兼并，得失无常，不值得全部记载。所以传文中说夺取土地而经文不记载‘取’的很多，大概是因为擅自发动战争残害百姓更为严重，而对于土地的掠夺就不暇讨论了。”赵氏汸说：“陈氏说：‘《春秋》初期，还以夺取城邑为大事。’这话是对的。依据鲁桓公十四年，宋国征伐郑国夺取牛首；鲁僖公二十三年，楚国征伐陈国夺取焦、夷；鲁文公八年，秦国征伐晋国夺取武城；鲁文公十年春天，晋国征伐秦国夺取少梁，夏天，秦国征伐晋国夺取北征等例子，都不予记载。即使鲁成公二年，齐侯征伐我国北部边境夺取龙邑也不记载。《春秋》重视灭国，自从记载齐国、郑国进入许国之后，夺取城邑就不再记载了。传文说：‘边境上的城邑，今天属于彼，明天属于此，有什么恒常不变的？如果都记载下来就写不完了。’所以只记载那些重要的罢了。”

译戊申日，卫国州吁杀害了他的国君完。【“完”音同“丸”，“州”字，《谷梁传》写作“祝”，后文同。这是《春秋》记载弑君事件的开始。】

《左传》【卫国州吁杀害桓公并自立为君。】

集解【杜预说：“称臣杀害国君，是臣子的罪过。戊申是三月十七日，有日期而没有月份。”孔颖达说：“州吁实际上是公子，而不称公子，是因为传文中没有褒贬之意，只是告辞不同，史官记载有详略罢了。从庄公以上，所有弑君者都不书姓氏；闵公以下，都书姓氏，这也足以说明当时史官记载的异同，并非都是孔子删改的。戊申在癸未之后二十五日，再满一周，则是八十五日。去年十二月癸未安葬宋穆公，那么这一年二月不可能有戊申。虽然承接在二月之下，未必是二月的日期。所以长历推算这一年二月癸亥朔，十日壬申，二十二日甲申，不可能有戊申。如果是二月壬辰朔，那么十七日就有戊申。经文上面有二月，下面有夏，可以在三月之内，不是文字错误，所以说有日期而没有月份。僖公二十八年冬下面没有月份，而经文有壬申公朝于王所，有日期而没有月份，经文有类似的例子，所以知道这也相同。凡是这样的，共有十四件事。”陈岳说：“隐公、桓公、庄公时期的《春秋》，凡是弑君的贼人，都直呼其名。”刘敞说：“《公羊传》认为不称公子，是因为州吁当权，这是错误的。那些弑君而称公子的，是公子且身为大夫的；公子而不称公子的，是公子且未为大夫的。当权与不当权，有什么值得辨析的呢？《谷梁传》说：‘大夫杀害国君，用国名加姓氏的，是因为嫌疑，弑君后取而代之。’这也是错误的。宋督、宋万，也可以说是弑君后取而代之吗？公子商人岂不是弑君后取而代之吗？而宋督、宋万用国名加姓氏，商人不加国名加姓氏，这是为什么呢？”程颐说：“自古以来篡位弑君的多出公族，大概自认为是先君子孙可以成为国君，国人也都认为如此而拥戴他。《春秋》在这里阐明大义以警示万世，所以《春秋》初期，弑君者多不称公子、公孙，因为身犯大恶，自行断绝与先君的关系了，岂还能算是先君子孙呢？古代公族受刑而死则无丧服，何况弑君呢？大义在初期既已阐明，后来弑君自立者，则都以亲属称谓称呼。有的看到因亲属关系而过分宠溺，任用太重，以至于作乱；有的看到天生亲属，却成为寇仇，确立义理各不相同。《春秋》所记载的，大体上事情相同则用词相同，后人因此称之为条例。然而有事情相同而用词不同的，大概各有其义，不能拘泥于条例。”家铉翁说：“卫国州吁、齐国无知，杀害国君而自立为君，《春秋》首先断绝他们的亲属关系，直呼其名、记载弑君，等到他们被杀时，记载‘卫人杀州吁’、‘齐人杀无知’，不把他们当作国君，称他们为贼，表示国人皆可杀，这是《春秋》诛讨乱贼的最高刑罚。又说：胡安国认为州吁被削去亲属关系而用国名加姓氏，是罪责庄公没有以对待公子的礼节对待他。我认为这正在诛讨弑君贼人，不应当追究庄公过去的过错。考察州吁不称公子，是削去他的亲属关系。弑君贼人，条例应当相同，而唯独对卫国州吁、齐国无知、宋督、宋万削去亲属关系，后来有的用氏族称呼，有的用世子、公子称呼，为什么呢？不削去亲属关系，就无法彰显他们弑逆的罪过；不用氏族称呼，不用世子、公子称呼，又怎么知道不是盗贼和防备的人，而无法彰显他们弑君的实情。程颐所谓‘大义在初期既已阐明，后来都以亲属通称’，确立义理各不相同。胡传认为庄公不以对待公子的礼节对待州吁，从而追究庄公的过错，家铉翁已经驳斥了。《谷梁传》认为宋万是卑贱者，那么宋万已经是大夫，这种说法也不通。孔颖达认为史官记载有详略，也似乎有理，所以一并保留】

夏天，鲁隐公与宋公在清地相遇。【这是《春秋》记载“遇”的开始。清，杜预注：卫国城邑，济北东阿县有清亭，现在东阿县属于兖州府。】

《左传》【鲁公与宋公在防地结盟，打算重温宿地的盟约。还没到约定的日期，卫国人来报告动乱。夏天，鲁公与宋公在清地相遇。】

《公羊传》【“遇”是什么意思？是不期而会。一位国君出行，另一位国君拦截他。】

《谷梁传》【“及”，表示内史以鲁公为主。 “遇”，表示双方心意相合。】

胡传【“遇”，是草率的约定。古代有遇礼，不期而会以防备，以表明仓促之间也有恭敬严肃之心。《春秋》记载“遇”，是私下约定，自比于不期而遇，只是想简化礼节罢了。简略轻慢，没有国君相见的礼节，就没有合适的主持者了。所以记载鲁国主动的“遇”有四次，都书“及”，好像说以此及彼的样子；记载外国主动的“遇”有三次，都用爵位，好像说以尊及卑的样子。其意认为没有合适的主持者，不同于古代不期而会以防备的情况。所以凡是记载“遇”的，都厌恶他们没有人君相见的礼节。】

集解【杜预说：“遇，是草率的约定，两国各自简化礼节，好像在道路上相逢相遇一样。”孔颖达说：“《曲礼》下篇说：‘诸侯没到约定的日期相见叫遇，在边境之地相见叫防。’那么防，是预先谋划在边境之地，约定日期聚集，训示上下法则，制定财用节制，向众人示威，各自重视礼节，即使是单独防备一国，如果是两国以上，都称防。遇，或者没到防的日期，或者暂时需要相见，各自简化礼节，好像在道路上相逢】

译杜氏说：“这是偶然相遇。当时宋国和鲁国特意约定会盟，想要重温旧日的盟约，还未到约定的日期，卫国就来报告动乱，所以两国才相遇。如果三国简化礼仪，也称做‘遇’，所以庄公四年齐侯、陈侯、郑伯在垂地相遇就是这种情况。《周礼》规定冬季朝见称为‘遇’，这与这里的情况不同。”孙氏又说：“‘遇’，是指没有预先约定。没有预先约定而相会叫做‘遇’。《诗经》中说‘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就是这种情况。诸侯守护天子的土地，如果不是举行享礼或觐礼，不得越过国境。这里说鲁公与宋公在清地相遇，是厌恶他们放纵自己，出入没有法度。”许氏翰说：“隐公、庄公之间，总共六次记载‘遇’，从闵公以后，只有‘防’而没有‘遇’。”胡氏宁说：“古代诸侯，有时因为朝觐，有时因为遵从王命，没有预先约定而恰好在路上相遇，必定有两位君主相见的礼仪，距离近的一方做主人，距离远的一方做宾客，以此来崇尚礼让，杜绝轻慢随意，所以称为‘遇’。周朝衰微，诸侯放纵，出入没有期限法度，私下约定偶然相会，就像恰好在路上相遇一样，也称为‘遇’，这是错误的。”汪氏克宽说：“古代诸侯，因为王事没有预先约定而相遇，在仓促之间，尚且有礼义。春秋时期，不是因为王事而出行，却预先约定互相会合，却实行古代没有预先约定的礼仪，这是自欺欺人罢了。”程氏端学说：“鲁公与宋公在清地相遇，孙氏、刘氏、叶氏都认为鲁宋两国是偶然相遇，我唯独遵从赵氏、杜氏关于简化礼仪而会合的说法，因为孙氏、刘氏、叶氏的说法，是《公羊传》的余意。如果鲁公与宋公真的是没有预先约定而偶然相遇，必定有各自前往的地方，而恰好在途中邂逅，现在经传没有记载他们前往的地方，只记载‘遇’，就知道‘遇’是互相约定简化礼仪而相见。”邵氏宝说：“古代的‘遇’是偶然，现在的‘遇’是预先约定，礼仪相同但情由不同，这大概是违背礼制的礼仪，君子不把它称为礼。”王氏樵说：“根据下文推断，这次相遇不是无事而遇，大概是有图谋。宋国与鲁国联合交好，将要图谋郑国，借托没有约定而相遇，大概是想要隐藏他们的踪迹。”

译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这是诸侯防备性征伐的开始，也是东方诸侯分派系的开始。蔡，杜预注：汝南上蔡县，现在属于河南汝宁府，县城西南十里有一座故蔡国城。孔颖达疏：蔡国是侯爵，《世谱》说：蔡国是姬姓，周文王之子叔度，周武王将他封在汝南上蔡，为蔡侯。】

《左传》记载：【宋殇公即位时，公子冯出逃到郑国，郑国人想接纳他。等到卫国州吁即位，打算向郑国报复先君的仇怨，并向诸侯求取宠信，以安抚国内百姓，便派人告诉宋国说：‘您如果攻打郑国以除去您的祸害，您做主帅，我国带着赋税以及陈国、蔡国跟随，这是卫国的愿望。’宋国人答应了。当时陈国、蔡国正与卫国和睦，所以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包围其东门，五天之后撤军。宋殇公问众仲说：‘卫国州吁能成功吗？’众仲回答说：‘我听说用德行来安抚百姓，没听说过用动乱来安抚百姓。用动乱，就像整理丝线却把它弄得更乱一样。州吁依仗武力而安于残忍，依仗武力得不到民众支持，安于残忍得不到亲人拥护，众叛亲离，难以成功。武力就像火一样，不加以收敛将会自焚。州吁杀害国君而虐待百姓，在这种情况下不致力于美德，却想凭借动乱成功，必定不能免于祸患。】

《胡传》记载：【《春秋》的法度，诛杀首恶。发动这次战役，首谋在卫国，却以宋国为主帅，为什么呢？之前记载州吁弑君，他的罪行已经极其严重，到了这里依仗武力报复仇怨，不论如何都可以了。但邻国的诸侯听说卫国有大变故，能就这样算了么？陈恒杀害齐简公，孔子沐浴后上朝，告诉哀公，请求讨伐他。哀公说：‘去告诉那三位大夫。’孔子说：‘因为我曾位列大夫之后，不敢不报告。’去告诉那三位大夫，他们不同意，孔子说：‘因为我曾位列大夫之后，不敢不报告。’那么邻国有弑逆之事，声讨罪行前往讨伐，即使是先发动而后听闻也可以。宋殇公不体恤卫国有弑君的灾难，想要安定州吁而听从他的邪说，这是放纵人欲、灭绝天理，不是人应该做的。所以以宋公为首，各国为从，显示诛杀乱臣、讨伐贼子，必须先惩治其党羽的法度。】

《集说》记载：【程颐说：‘宋国因为公子冯在郑国，所以联合诸侯攻打郑国。挟持诸侯去攻打诸侯，本来就是罪过，而卫国弑杀国君，是天下应当诛杀的，却与之修好并一同攻打别人，罪恶更加严重了。’张洽说：‘宋殇公从穆公那里继承国家，而公子冯有争位之心，正当修养德行安抚百姓，对外与邻国友好，那么他的地位自然安定，而公子冯就没有机会可乘了。况且州吁是逆贼，内心怀着被讨伐的恐惧，想要与殇公结交，如果名义上认定他为贼，告诉周王而讨伐他，那么一举就能确定君臣父子的伦理。现在却被邪说所诱惑，联合陈、蔡来援助逆贼，使得宋国人不再知道君臣顺逆的正理，而弑逆之事最终降临到他身上，这都是殇公不能在这次战役中早点辨明是非的缘故。’家铉翁说：‘这次战役本是卫国的意图，却把宋国列在首位，责备宋国很深了。宋公书写爵位，是直指其人而贬斥他。’吴仲迂说：‘孔子作《春秋》以讨伐乱贼，这一年《春秋》已经绝笔，却仍然请求讨伐陈恒，作《春秋》的没有谁比得上孔子，运用《春秋》的也没有谁比得上孔子。’汪克宽说：‘《诗经·邶风·击鼓》的序言说：‘州吁用兵暴乱，派遣公孙文仲率领军队去平定陈国和宋国。’经文把卫人列在蔡人之下，是为了诛杀文仲党附恶人而忘记仇怨。’陈际泰说：‘东方诸侯分派系，郑国的祸患从此开始。郑国，是天下必定争夺的地方。鲁国，是东方诸侯；晋国，是北方诸侯；秦国，是西方诸侯；楚国，是南方诸侯。进入《春秋》以来，四方没有不攻打郑国的了。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主持盟会以来，五霸没有不争抢郑国的。】

秋天，翚率领军队。【翚，音许归反。这是大夫防备性征伐的开始。】

《左传》记载：【秋天，诸侯再次攻打郑国。宋公派人来请求出兵，鲁隐公推辞了。羽父请求出兵防备，鲁隐公不允许，羽父坚持请求而自行出兵。所以记载说‘翚帅师’，是痛恨他。】

《胡传》记载：【宋国人来请求出兵，而鲁隐公推辞。羽父请求出兵防备，而鲁隐公不允许。推辞、不允许，是合乎道义的。翚以不义之事强迫他的君主，坚持请求而自行出兵，无君之心已经显露了。那些公子、公孙升为贵戚卿大夫的，他们的根基牢固，难以抵御异姓卿大夫，何况翚已经主持军事而违抗命令呢？隐公不能早点罢免他的兵权，以至于招致钟巫之祸。《春秋》在这里去掉‘公子’的称呼，以警示履霜之戒。】

《集说》记载：【杜预说：‘公子翚，鲁国大夫，不称公子，是痛恨他坚持请求强迫君主做不义之事。其他国外大夫被贬斥都称人，至于本国大夫被贬斥，则都去掉族称只称名。在记事体例上，其他国家可以说某人而已，鲁国的卿佐不能说鲁人，这就是不同的地方。’孙复说：‘翚不称氏，是未被任命。’刘敞说：‘《公羊传》认为翚不称氏，是因为参与弑君而被贬斥，这是不对的。在这个时候，翚还未弑君，可以贬斥吗？《谷梁传》说：‘不称公子，是贬斥他。’这也是不对的。想要贬斥翚，应该在这里称公子，既然弑君就除去他，没有事先贬斥的道理。’又说：‘为什么有的防备说伐，有的及说伐？防，是聚集的辞令；及，是继起的辞令。’程颐说：‘宋国虐待百姓，卫国应当诛杀他，贼人却与之

译公子翚与别人一同讨伐他国，他的罪过就大了。两国结怨，而其他国家与他们一同讨伐，罪过是相等的。」薛氏季宣说：「军队出动之后，公子翚才去防备。」陈氏傅良说：「公子翚为什么只称‘翚’？因为以大夫的身份去防备诸侯的讨伐，是从这时开始的，所以直呼其名。」吕氏大圭说：「记载‘率领军队’，那么公子翚专掌兵权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单伯防备讨伐宋国时不记载‘率领军队’。」齐氏履谦说：「‘伐’，是出兵的总称。《周礼》中大司马掌管九种讨伐的法度，眚坛、侵削、正残、杜灭，这些讨伐总称为‘伐’，‘正’就像《春秋》中记载的‘伐’，其中的侵、围、入、灭之类，都是‘伐’的具体行为。然而经文中有的重复记载具体行为，有的不重复记载具体行为，有的只记载具体行为而不说‘伐’。重复记载具体行为的，如‘伐郑围长葛’、‘伐杞取牟娄’之类，必定连系国家以表明那是某国的城邑。不重复记载具体行为的，如‘伐楚次于陉’、‘伐郑防于萧鱼’之类，虽然说是‘伐’，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讨伐的行为。只记载具体行为而不说‘伐’的，是侵、入、灭以及围国之类，不说‘伐’，是省略文字。交战而说‘伐’的，是讨伐的军队；不说‘伐’的，不是讨伐的军队。在奚地与齐师交战，传文中说是疆界之事；在城濮与楚人交战，经文中记载楚人救卫之类，都是这种情况。也有史官遗漏了具体事件而经文中泛称为‘伐’的，如‘翚帅师防伐郑’之类就是如此】

译宋公、陈侯、蔡人、卫人联合讨伐郑国。

《左传》说：【诸侯的军队打败了郑国的步兵，收割了郑国的庄稼后回国。】

《胡传》说：《春秋》确立大义极其精微，文辞极其简练严谨而不冗余。如果说“公子翚率领军队在防地讨伐郑国”，难道不清晰明白吗？再次列举四个国家，为什么文辞如此费事，不怕麻烦呢？四个国家结党，公子翚又在防地集结军队，共同讨伐无罪的国家，想要确立弑君之贼的地位，这是罪恶的极致。再次列举四个国家，使得诛讨乱臣的法度更加严明了。】

《集说》说：【程颐说：“再次列举四个国家，是着重强调他们的罪过。《左传》认为是再次讨伐，这是错误的。”陈傅良说：“公子弑君，卫国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能够讨伐他，卫国还存有臣子的道义。而五个国家的国君和大夫讨伐郑国来确立州吁的地位，如果还有人心，不会如此过分。《春秋》反复记载，这种情况很少见，特别记载的法度非常严明。】

九月，卫人在濮地杀死了州吁。【濮音卜，杜预注：濮是陈地的水名。】

《左传》说：【州吁不能安抚他的百姓，石厚向石子询问如何安定君位。石子说：“朝见周天子就可以。”石厚说：“怎样才能得到朝见？”石子说：“陈桓公正受到周天子的宠信，陈国和卫国关系和睦，如果去朝见陈桓公让他代为请求，一定可以得到。”石厚跟随州吁去了陈国。石碏派人告诉陈国说：“卫国狭小，我年老力衰，无能为力。这两个人，确实杀害了我们的国君，冒昧地请你们图谋处置他们。”陈国人抓捕了他们，并请求卫国派人来主持行刑。九月，卫人派右宰丑在濮地主持杀死了州吁。石碏派他的家臣獳羊肩在陈国主持杀死了石厚。君子说：“石碏，是纯粹的忠臣。他厌恶州吁，连自己的儿子石厚也一并惩处。大义灭亲，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公羊传》说：【为什么称“人”？这是讨伐贼寇的措辞。】

《谷梁传》说：【称“人”来杀，是因为杀的是有罪之人。祝吁的罪责，失去了嫌疑（指罪证确凿，不再怀疑）。在濮地，是讥讽卫国失去了贼寇（指未能及时在国内诛杀）。】

《胡传》说：《公羊传》说：“称‘人’是什么意思？这是讨伐贼寇的措辞。”这个意义是正确的。在濮地，是怜悯卫国的人，彰显诸侯的罪过。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立即被讨伐，是因为四个国家联合出兵想要确立他的地位，所以很久之后才能在濮地杀了他，这难道不是诸侯的罪过吗？用讨伐贼寇的名义允许众人行动，却以失去贼寇的罪名责备邻国，与贼寇同流合污的人就少了。所以说：《春秋》写成后，乱臣贼子感到恐惧。】

《集说》说：【何休说：“表明国内人人都可以讨伐贼寇，以此来拓宽忠孝的道路。记载这件事，是褒善之意。”范宁说：“有弑君罪过的人，那么全国的人都想杀他。”赵匡说：“凡是作乱自立为君，而被国人杀死的，都称‘人’来杀，意思是众人共同抛弃他，不把他当作国君。”孙复说：“称‘人’来杀，是讨伐贼寇和叛乱。说在濮地，是因为桓公被弑，到此已经八月，厌恶卫国臣子迟缓不讨贼，让州吁出入自由。”刘敞说：“传文说：‘石碏杀了他，为什么称‘人’？这是讨伐贼寇的措辞。’又说：‘杜预说：“因为未列于防地所以不称国君。”这是篡弑之人已经防备诸侯，就没有罪过了，这难道是王法吗！’”程颐说：“称‘卫人’，是众人的意思，是全国人共同杀他。”朱熹说：“《春秋》的法度，乱臣贼子人人可以诛杀，不必由士师（法官）来执行。”胡宁说：“陆淳说：‘经文中一个字普遍用于各种条例，而意义不同的，只有‘人’字。有时因众多而称‘人’，有时因美好而称‘人’，有时因避讳而称‘人’，有时因贬斥而称‘人’，有时因卑贱而称‘人’。’”高闶说：“称国、称人、称地，是为了弘扬忠臣孝子的道义，使人人都可以杀贼寇，不分尊卑；又使乱臣贼子虽然一时窃发，但天地之大、四海之广，想逃跑也没有地方。”家铉翁说：“这是石碏杀了他，如果写‘碏’，那就是一人的私刑，而看不出顺应众望，所以只写‘卫人’。”李廉说：“《春秋》讨伐贼寇称‘人’的条例有六处：州吁、无知、陈佗、征舒、栾盈、良霄。栾盈、良霄虽然不是弑君，但都是叛逆之臣，所以书法相同。晋里克弑君，而惠公杀了他，不是因为他的罪过，所以不给予讨伐贼寇的名分。楚比弑君，而弃疾杀了他，也不正当，所以不能成为贼寇。商臣弑君，而齐国人杀了他；蔡般弑父，而楚子杀了他：不符合讨伐贼寇条例的，是因为齐国、蔡国人不认为他们是贼寇而尊奉他们为国君。”汪克宽说：“宋万弑君，宋国人到陈国求贼；庆父弑君，鲁国人到莒国求贼，都是要求贿赂后才交出。现在陈国人能抓捕州吁而不隐藏贼寇索取贿赂，也比后来的陈国、莒国贤明。然而陈国是卫桓公的母家，而陈侯也亲自率兵在防地讨伐郑国，想要确立州吁的地位，那么今天的善行不足以赎前日的过错，所以经文不写陈国人抓捕州吁，而只记载卫人杀了他。”刘实说：“当时石碏向陈国请求杀了他，现在却称‘卫人杀’，为什么呢？这表明全国的人都有讨伐贼寇的心，也表明卫国还有人，能以讨伐贼寇为事。”王锡爵说：“石子不直接说州吁不应当立，而是用朝见周天子的话欺骗他的儿子，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当时奸党众多，说了也没用，而且担心泄露在陈国讨伐的计划吗？”】

冬十二月，卫人拥立晋为国君。

《左传》说：【卫人从邢国迎接公子晋。冬十二月，宣公即位。经文说：“卫人立晋”，表明这是众人的意愿。】

【邢，杜预注：国名，在

译广平郡襄国县。如今直隶顺德府邢台县西南的襄国故城，就是那个地方。

译公羊传：晋是谁？是公子晋。立是什么意思？立是指不应当被立的人。为什么称他为“人”？这是众人拥立他的说法。那么是谁拥立他的呢？是石碏拥立他的。既然是石碏拥立他的，为什么还称他为“人”？因为这是众人想要拥立的人。虽然众人想要拥立他，但拥立他是不对的。

谷梁传：卫人，是众人的说法。立，是指不应当被立的人。称晋的名字，是表示厌恶。为什么称他为“人”并拥立他呢？因为他得到了众人的支持。得到众人支持就是贤能。既然贤能，为什么说他不应当被立呢？《春秋》的道义，是支持正统而不支持贤能。

胡氏传：称“人”是众人的说法，说“立”是指不应当被立的人。晋虽然是诸侯的儿子，在国内没有从先君那里继承国家，在上没有从天子那里接受命令，众人认为应当拥立他于是他就自立了，这可以吗？所以《春秋》在“卫人”后面特意写“立”，是为了彰显擅自拥立国君的罪过；在晋的名字前去掉“公子”的称呼，是为了表明独占国家的错误。以此作为法则，父子君臣的道义就明确了。

集说：何休说：“诸侯拥立新君不写‘立’，这里唯独写‘立’，表明是不应当拥立的说法。”范甯说：“嗣子有固定的位置，所以不写‘立’。‘立’、‘纳’、‘入’，都不是正统。”孙复说：“诸侯从天子那里接受国家，不是国人所能拥立的。”刘敞说：“众人知道晋可以拥立，不知道拥立国君是不对的。众人知道晋得到人心，可以做国君，不知道拥立晋是不对的。因此说他不应当被立。”孙觉说：“晋因为国人拥立，应该有被拥立的道理。圣人在似是而非之间，明确了他不应当被立的道义。”程颐说：“诸侯的拥立，必须接受天子的命令。当时虽然没有接受天子的命令，也应当接受先君的命令。卫人因为晋是公子，可以拥立，所以拥立了他，《春秋》不赞同。即使是先君的子孙，不经过天子、先君的命令，也不可以拥立，所以去掉‘公子’的称呼。”叶梦得说：“晋是桓公的弟弟。不称氏，是因为没有接受三次任命。”高闶说：“晋是桓公的弟弟、庄公的儿子，按次序应当拥立，又是国人共同想要的，为什么说他不应当被立呢？他说：‘我是国君的儿子，国家是我的国家，我应当被拥立。’国人也说：‘他是我国君的儿子，国家是他的国家，他应当被拥立。’这是说诸侯的儿子不必经过天子的命令，只凭公子的亲近关系，众人认为合适就自立了。如果这样，那么千乘之国都可以擅自拥立国君，而国君的儿子都可以独占国家了。”程迥说：“卫人拥立晋，是一国的公义；尹氏拥立子朝，是一族的私利。”陈傅良说：“争夺国家不称公子，晋为什么用争夺国家的说法来记载？卫国的臣子可以讨伐贼寇，不可以拥立国君。州吁被杀，晋接受了他的位置，上无天子，下无君父，这也就是争夺国家罢了。继位还没有记载‘立’的，贼寇没有讨伐、国君没有安葬，讥讽不在‘立’上。所以宋殇公被杀，冯被拥立；闵公被杀，御说被拥立；晋灵公被杀，黑臀被拥立；厉王被杀，周被拥立，都没有记载。一定像卫人这样，贼寇被讨伐、国君被安葬之后才记载‘立’。”家铉翁说：“不写石碏的名字，而说卫人拥立晋，拥立国君顺应众人的期望，不是一个人所能私自拥立的。”郑玉说：“石碏的话说：‘我老了，无能为力了。这两个人，确实杀了我们的国君，敢请谋划对付他们。’恳切悲痛的意思表现在言语上，应当使陈国人动心，而州吁被抓获。可惜他习惯于当时见闻的浅陋，不知道国君不是臣子所能拥立的，公子晋的拥立，不能请求天子的命令，所以圣人既赞美他之前讨伐贼寇，又彰显他之后擅自拥立的错误。”李廉说：“《春秋》记载‘立’有四次，晋和子朝都不应当被拥立，武宫、炀宫都不是应当拥立的，所以书法相同。晋被国人所支持，子朝只被尹氏所支持，所以书法不同。子朝写‘王子’，而晋不写‘公子’，是因为子朝的罪过已经明显，晋得到众人支持似乎应当被拥立，所以特意去掉‘公子’来显示这一点。”汪克宽说：“杀州吁，是众人的说法，是王法应当讨伐的，而卫人都想讨伐他，所以写‘人’来赞美他；拥立晋，是众人的说法，是没有天子命令，而卫人凭私意擅自拥立的，所以写‘人’来谴责他。赞美和厌恶不忌讳用相同的词语。”高攀龙说：“没有做儿子而不接受父亲命令的，没有做诸侯而不接受天子命令的。在国内没有从先君那里继承国家，所以不称‘公子’；在上没有从天子那里接受命令，所以称‘卫人立’。”张溥说：“州吁应当被杀，天下人都知道；晋不应当被拥立，天下人不知道。《春秋》加以辨别，天下的父子君臣关系就确定了。”

【癸桓王亥二年】五年【齐僖公十三年、晋鄂侯六年、卫宣公晋元年、蔡宣公三十二年、郑庄公二十六年、曹桓公三十九年、陈桓公二十七年、杞武公三十三年、宋殇公二年、秦文公四十八年、楚武王二十三年】

春天，鲁桓公在棠地观看捕鱼【“观”，《左传》作“矢”。棠，杜预注：高平方与县北有武唐亭，是鲁侯观鱼台。现在兖州府鱼台县鱼亭山就是那个地方】

左传：鲁桓公将要到棠地观看捕鱼，臧僖伯劝谏说：“凡是物品不足以用来演习大事，它的材料不足以用来准备器物，那么君主就不去从事。君主是将百姓纳入规矩法度的人。所以演习大事来衡量规矩法度叫做‘轨’，选取材料来彰显事物

译猎取禽兽称为“物”。行为不合规范、不为了获取猎物，就叫做扰乱政事。扰乱政事屡次施行，这就是国家衰败的原因。所以春天搜捕、夏天苗猎、秋天狝猎、冬天冬狩，都是在农闲时节用来演练军事事务的。每三年治理一次军队，进入国境时整顿部队，归来时举行饮酒仪式，用来清点军需物资。彰显礼制法度，明确贵贱等级，区分尊卑次序，顺应长幼顺序，练习威严仪态，这是这些活动的目的。如果鸟兽的肉不摆上祭坛，皮革、牙齿、骨角、羽毛不制成器物，那么国君就不射猎，这是古代的制度。至于山林川泽的物产，器用的资材，这是低级官吏的职责，是官府职员的职守，不是国君所应当亲自过问的。”鲁隐公说：“我打算去巡视疆土。”于是前往棠地，陈列鱼网捕鱼并观看。僖伯声称有病没有跟随。《春秋》记载说：“公在棠地陈列鱼网捕鱼。”这是不合礼制的，而且说明那是遥远的地方。

译公羊传：为什么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呢？因为地点遥远。隐公为什么要去遥远的地方观看捕鱼？是因为棠地有美好的事物。价值百金的鱼，隐公在那里张网捕捉。所谓“登来”，是什么意思？是赞美其美好的言辞。棠地是什么地方？是济水边上的城邑。

谷梁传：传文说，常规的事情称为“视”，非常规的事情称为“观”。礼制规定，尊贵的人不亲自处理琐碎的小事，卑贱的人不包揽重大的功劳。捕鱼是卑贱者的事情，隐公去观看，是不合正道的。

胡氏传：隐公轻视抛弃国家政事，去遥远的地方游玩享乐。僖伯的忠言不被采纳，也就罢了，反而还为他找借口，这是放纵欲望而不能以礼制自我克制。特别记载“观鱼”，是为了讥讽他。

集说：杜预说：“记载‘陈鱼’，是为了显示不合礼制；记载‘棠’，是为了讥讽地点遥远。”孔颖达说：“陈鱼，类似于狩猎野兽，是指让捕鱼的人陈列好捕鱼的器具，观看他们捕鱼作为娱乐，并不是说已经捕到鱼后陈列出来。《说文解字》说：‘鱼，捕鱼也。’那么捕鱼就称为‘鱼’。《周礼·天官》中，渔人掌管按时设置鱼梁，凡捕鱼的人掌管其政令，这就是说捕鱼称为‘鱼’，‘鱼’的意思就像‘猎’一样。”孙复说：“观看捕鱼，不是诸侯应该做的事。天子到诸侯国，诸侯朝见天子，没有不是为公事而动的，行动必有目的。隐公怠慢抛弃国家政事，在棠地观看捕鱼，可以说是没有公事而行动了。”程颐说：“诸侯如果不是为了王事或民事，不轻易远行。远行观看捕鱼，是不合道义的。”叶梦得说：“古代天子、诸侯将要祭祀时，必定亲自射杀牺牲，从而捕获禽兽以供祭祀，这是春祭献鱼的时节。隐公想要游玩享乐，大概是借口射杀牺牲来祭祀，认为隐公已经荒淫了。”家铉翁说：“讥讽隐公从事游猎，不合时宜，也不合地点。隐公逐渐骄傲，在遥远的地方捕鱼，《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讥讽他，也是为他感到危险。棠地在宋国和鲁国之间，没有缘故就轻易出行，州吁之祸，其征兆就在这里了吧！”吴澄说：“古代天子在季冬之月，命令渔师开始捕鱼，先献给寝庙。隐公大概不是为了宗庙尝鱼而去的，棠地是遥远的地方，渔师捕鱼而隐公去观看，只是为了游玩享乐罢了。”李廉说：“‘观’的体例有两种，观鱼是以放纵欲望为讥讽，观社是以防备祭祀为贬斥，都是举动妄为。”汪克宽说：“《月令》中季冬是周历的二月，经文记载春天观鱼，那就是周历的正月，还没有到尝鱼的时节，隐公决不是为了尝鱼而去的，这很明显。如果隐公真的是为了尝鱼荐庙，那就是常规合礼的事情，就不会记载了。”邵宝说：“鱼，就是捕鱼，所以比作狩猎而加上‘观’字。狩猎，是人们常有的事，狩猎过度，就有记载焚烧咸丘的例子了。”

附录《左传》：曲沃庄伯率领郑人、邢人攻打翼城，周王派遣尹氏、武氏去援助翼城，翼侯逃奔到随地。

【曲沃，杜注在河东闻喜县，现在属于山西平阳府。翼，杜注在平阳绛邑县东，现在山西平阳府翼城县就是，县城东南有古翼城。随，杜注是晋地，现在介休县东有古随城，属于山西汾州府】

夏四月，安葬卫桓公。

左传：因为卫国发生动乱，所以安葬迟缓。

谷梁传：记载月份安葬，是有缘故的。

胡氏传：谥号是行为的痕迹，用来记录实际的德行，垂示劝诫。爵位只有五等，都是天子册命的。卫国本来是侯爵，为什么称公？这是看到臣子没有向天子请求而私自定谥号。《春秋》对于诸侯去世，按照王法记载为“卒”；至于安葬，则顺着他们的私谥称“公”。有的变革，有的沿袭，前面是为了贬斥不臣顺的诸侯，后面是为了罪责不忠孝的臣子，言辞明显而义理微妙，都是为了遏制人欲、保存天理、确立正道。

集说：杜预说：“因为有州吁的动乱，过了十四个月才安葬。”程颐说：“卫国动乱，所以安葬迟缓。称桓公，表明是国人私自定的谥号。鲁国派人前往参加葬礼，所以记载。送终是大事，一定要在正寝，不能死在妇人之手。曾子更换席子而死，难道是随便的吗？死后加上不正的谥号，知道忠孝的人会这样做吗？”张洽说：“春秋时期，作为臣子的都没有办法为君父的终了确立正道，程颐的话深刻地阐明了《春秋》记载安葬的深意。桓公名完而谥桓，大概古代不避讳嫌名。”家铉翁说：“凡是弑君而贼人没有被讨伐的，不记载安葬，因为没有臣子。这里弑君后安葬，是因为州吁已经受刑，卫国的臣子能够安葬他们的国君。”李廉说：“程颐关于私谥的说法，本于啖助。春秋各国诸侯都称公，只有蔡桓称侯，大概是向天子请求谥号，所以特别记载，表明合乎礼制。”汪克宽说：“先王的制度，诸侯刚即位，丧事完毕就用士的服饰朝见天子而接受册命；等到去世，则臣子向天子请求而赐予谥号。现在卫桓公的谥号不符合他的行为，称号不符合他的爵位，《春秋》据事直书，罪过自然就显现了。谷梁传说：‘记载月份安葬，是有缘故的。’这是不对的。后来的蔡宣、曹桓、郑庄都不是被弑杀的，为什么也记载月份安葬呢？”季本说：“礼制，卑贱者不为尊贵者作诔，年幼者不为年长者作诔，所以大夫的谥号向诸侯请求，诸侯的谥号向天子请求，这是劝惩的权力掌握在上位者手中。世道衰微，诸侯去世不请求谥号，难怪他们会加上过分的赞美之称了。”按：《春秋》记载列国诸侯安葬的有五十一例，其中记载月份安葬的有三十三例，难道都有缘故吗？汪克宽的驳斥是对的。以后凡是把记载月份安葬解释为有缘故的都删去。

附录《左传》：四月

译郑国人入侵卫国牧地，以报复东门之战。卫国联合燕国军队讨伐郑国。郑国的祭足、原繁、泄驾率领三军列阵于前方，派遣曼伯与子元秘密行军，列阵于后方。燕国人畏惧郑国三军，却没有料到制地之人。六月，郑国两位公子率领制地之人，在北制击败燕军。君子说：“不防备意外之事，就不能出兵作战。”曲沃背叛周王。秋季，周王命令虢公讨伐曲沃，并在翼地拥立哀侯。

译【牧，杜预注：卫国城邑，在今汲县境内，属河南卫辉府。燕，杜预注：南燕国，东郡燕县，今汲县西边有古东燕城。孔颖达疏：燕有两个国家，一个称为北燕，所以此注称南燕以作区别。《地理志》记载：南燕国，姞姓，是黄帝的后裔。制，杜预注：北制，郑国城邑，即河南成皋县，又名虎牢，今汜水县西边有虎牢城，属河南开封府】

秋天，卫国军队进入郕国【郕音成，《公羊传》作盛。郕，杜预注：郕国，东平刚父县西南有郕乡。今山东兖州府宁阳县北有盛乡城即是，堽城坝就是刚父故县。孔颖达疏：《史记》记载郕叔武，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的同母弟，后世未见其记载，不知其君主的称号和谥号。只有文公十二年记载郕伯来奔，可知郕国国君为伯爵】

《左传》【卫国发生内乱时，郕国人入侵卫国，所以卫国军队进入郕国】

《公羊传》【为什么有的记载说“率师”，有的不记载“率师”？将领尊贵且军队众多，称某率师；将领尊贵但军队较少，称将；将领卑贱但军队众多，称师；将领卑贱且军队较少，称人。国君亲自率领军队不称率师，只记载其重要之处】

《谷梁传》【入，表示内部不接受。郕是诸侯国。将领卑贱而军队众多称为师】

《胡传》【称师，是记录其动用众多兵力而立义不同。有夸耀其强盛而称师的，如齐师、宋师、曹师筑城救邢之类；有揭露其残暴而称师的，如楚国灭陈、蔡，公子弃疾主兵，而称“楚师”之类；有厌恶其无名不义而称师的，如驻扎在郎地等待陈、蔡，以及齐国围攻郕之类。卫宣公继州吁暴乱之后，不施行德政，本来应体恤百姓，却残害民众并临阵用兵，进入他国，丧失了君道。记载“卫师入郕”，是揭露其残暴】

《集説》【程子曰：“卫国凭借晋国乘乱得以立君，不思安国保民之道，以尊奉周王为先、居丧为重，反而兴兵结怨，进入他国，记载其失道。”黄氏震曰：“郕遭受邻国兵祸，从卫国开始。到隐公十年，齐、郑联军进入郕；庄公八年，鲁公又与齐师围攻郕，郕于是降于齐；文公十二年，郕伯来奔，从此不再见于经书，估计是失去土地而逃亡，国家于是灭亡了。”家氏〇翁曰：“有记载师而褒扬的，有记载师而贬斥的，褒贬在于事情本身而不在于师。”又说：“这次进入郕，是进入而不占有。十年齐、郑进入郕，可知这次进入而不占有，并非其力量可以夺取而不取，大概是惧怕强国来讨伐，虽然进入但不敢随即占有罢了。”吴氏澂曰：“卫国与郕国，都是文王之子所封。莒国进入向国，鲁国进入极国，尚且不可以，何况以军队进入兄弟之国呢？”张氏溥曰：“桓公刚刚下葬，军队就进入郕。送终何其迟缓，用兵何其急切？担忧动乱者应当预防，何必为宣公担忧呢】

九月，考仲子之宫

《公羊传》【考宫是什么意思？考犹入室，开始祭祀仲子。桓公尚未即位，为什么祭祀仲子？隐公为桓公立位，所以为桓公祭祀其母。既然如此，为什么这样说？是为了成全桓公的心意】

《谷梁传》【考是什么意思？考是完成的意思。完成其为夫人的地位。礼制，庶子成为国君，为其母筑宫，让公子主持其祭祀。在儿子时祭祀，到孙子时停止】

《胡传》【考，是始成而祭祀。称仲子，是因为惠公想以爱妾为夫人，隐公想以庶弟为嫡子。圣人认为诸侯不再娶，于礼没有两个嫡妻。孟子进入惠公之庙，仲子没有祭祀之所，另立宫室以祭祀她，是不合礼的。所以趁其来赗而正名曰“仲子之赗”，趁其考宫而正名曰“仲子之宫”，于是夫人与众妾的区别确定了，隐公摄政让位的实情辨明了，桓公篡弑的罪责昭示了。活着则以氏系姓，以姓系号；死后则以谥系号，以姓系谥者，是夫人。活着不称号，死后不称谥，单举姓氏者，是妾。凡宫庙，除非记载灾异失礼，否则不书】

《集説》【服氏虔曰：“宫庙初成，祭祀之名称为考。”杜氏预曰：“建成宫室，安放神主而祭祀。诸侯无二嫡，惠公想以仲子为夫人，隐公成全父亲的志向，为别立宫室。”孙氏复曰：“考，成也。元年宰咺归赗，不合礼。隐公因此考仲子之宫，祭祀她，这更过分了。宗庙有常制，所以公夫人之庙都不记载。”陈氏傅良曰：“仲子之宫，是别庙。古时妾祔于妾祖姑，无妾祖姑，则易牲而祔于女君，别庙不合礼。”家氏〇翁曰：“隐公为桓公筑宫以祭祀其母，公子允的母亲，不是鲁君所宜为之立庙的。《春秋》记载此事，是讥讽。”李氏廉曰：“活着不称号，死后不称氏，单举姓氏者，是妾。仲子的例子就是这样。成风、敬嬴、定姒、齐归都是妾母，而全用夫人之礼，直书以贬斥。哀公母姒氏卒，大概因为有子则立庙，立庙则书卒、葬，无贬斥。昭公娶孟子，则因同姓而讳之。”汪氏克寛曰：“诸侯妾母，只当以氏系字。鲁自成风以后，妾母皆称夫人，称小君，称谥。惟定姒因哀公未成君，不称

译夫人以及小君，然而也沿袭了成风、敬嬴、齐归的先例而称谥号了。夫人尚且不应该另外有谥号，何况是妾呢？」又说：「《谷梁传》说：『庶母建造宫室，等到国君去世后就废弃。』《礼经》说：『妾母不世代祭祀。』这是庶子成为国君时的礼制。如果庶子还没有成为国君就祭祀他的妾母，那么本来就没有这种礼制。《礼经》记载：『女君去世，妾就要为女君的亲属服丧；如果妾摄行女君的职责，就不为先任女君的亲属服丧。』这是为了防止嫡妾之间的混乱。孟子去世后，声子就摄行小君的职责了。仲子只是先君的妾罢了，怎么可以为她建立宫室呢？隐公建立宫室来祭祀庶弟的母亲，于是开启了后世追尊妾母都援引《春秋》考宫之义的先例，圣人特意记载以彰显失礼的开始。此后成风、敬嬴、定姒、齐归都作为妾母附祭于宗庙，但《春秋》不再记载了。凡是经文中记载宫庙，像西宫、新宫、桓宫、僖宫，是因为灾祸而记载；建造新宫，符合礼制就不记载；世室的房屋毁坏就记载；新建世室，符合礼制也不记载；用朱漆涂桓宫的柱子、用大木料做桓宫的椽子，过于奢侈不符合礼制就记载；武宫、炀宫，亲缘关系已尽不应当建立就记载；取郜鼎放入大庙、在大庙举行禘祭用来致送夫人、在太庙举行大事提升僖公的位次、在大庙举行祭祀仲遂去世仍然举行绎祭，不符合礼制都记载。凡是改朝换代建立先君的宗庙，符合礼制都不记载。」

译【按：关于“仲子实为桓公之母”的说法，见于《归赗》篇。】

当初进献六佾之舞。

《左传》记载：“九月，为仲子修筑宫室，准备举行万舞。隐公向众仲询问所用舞羽的数目。众仲回答说：‘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舞蹈是用来调节八音、顺应八风的，所以从八佾以下递减。’隐公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初次进献六佾之舞，开始使用六佾。”

《公羊传》说：“‘初’是什么意思？是开始的意思。‘六羽’是什么意思？是舞蹈。”

《谷梁传》说：“‘初’是开始的意思。《尸子》说：‘舞夏，从天子到诸侯都用八佾。初次进献六佾，开始抑制音乐了。’”

胡安国《春秋胡氏传》说：“‘初’是事情的开始。鲁国僭越使用天子的礼乐已经很久了，这是成王过分赏赐而伯禽接受，是不对的。在太庙祭祀周公，已经是非礼，后来各位国君都僭越使用。仲子因为另立宫室，所以不敢与各位国君的宗庙相同，而降低使用六佾。记载‘初献’，是为了表明此前使用八佾是僭越。”

集解：杜预说：“鲁国只有文王、周公的庙可以使用八佾，而其他国君就沿袭僭越使用。”范宁说：“佾，意思是列，八人为一列。羽，是翟雉的羽毛，是舞者手持的，每人持一羽。不说六佾而说羽，那么干戚也在其中。”孙复说：“鲁国僭越使用天子的礼乐，舞蹈用八佾，孔子不敢直接斥责，所以借减少使用六佾来显示其僭越天子的罪恶。”刘敞说：“鲁国祭祀周公应该用八佾，祭祀鲁国国君应该用六佾，祭祀各位先公应该用四佾。现在祭祀仲子用六佾，这是让仲子僭越鲁国国君，而且让各位先公僭越周公了。”孙觉说：“凡是舞蹈有干舞和羽舞，这里不说干只说羽，是因为妇人没有武事，只陈列羽舞。”程颐说：“成王赐给鲁国使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后世于是各个宗庙都使用。仲子另立宫室，所以不敢与各位宗庙相同而使用六佾。记载‘初献’，表明此前使用八佾是僭越。孔子认为鲁国郊祭和禘祭是周公之道衰微的表现，使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是成王的过错。”苏轼说：“天子八佾，诸侯六，大夫四，士二。鲁国因为周公，祭祀文王、周公的庙使用八佾，诸侯沿袭，是不合礼的。”朱熹说：“假如鲁国不曾使用天子的礼乐，那么三家即使想僭越，也没有机会看到这些礼乐而使用。”吕祖谦说：“《孟子》、《周礼》、《王制》都将公侯视为大国，伯为次国，子男为小国，这是计算土地大小的结果。其礼数的高低都相称。《公羊》、《谷梁》又认为天子八佾，诸公六，诸侯四，这与《王制》不同。《孟子》、古书所记载的当时礼文，公侯多为一等，不曾有将侯单独列为一等，伯、子、男同为一等的。那么《公羊》、《谷梁》的学说距离孔子的时代太远了。”程端学说：“诸侯夫人使用六佾尚且是僭越，现在妾使用，圣人因此哀叹周礼的大坏。”汪克宽说：“《春官》乐师有羽舞，有干舞。籥师祭祀，就击鼓指挥羽籥之舞。司干祭祀，舞者排列好后，就授予舞具。那么祭祀，有时文舞、武舞并用，有时只用文舞而不用武舞。”又说：“鲁国僭越天子的礼乐，《春秋》借事记载，以彰显其罪。诸侯用六佾，而鲁国僭越用八佾。隐公因为仲子另立宫室，地位低于各位先公的宗庙，怀疑舞羽的数目，于是听从众仲而改用六佾。大概隐公心里想：‘先公的宗庙可以沿袭旧制使用天子所赐的礼，仲子另立宫室只应当使用诸侯的礼。’却不知道先君的妾不可以与国君相同，怎么可以使用诸侯的礼呢？孔子时代，季氏舞八佾，就知道隐公只在仲子的宫室使用六佾，而各位先公仍然僭越使用八佾。后来成风、敬嬴、定姒、齐归，都作为妾母使用小君的礼，那么隐公为仲子立宫而进献六佾，有开启这种风气的作用。《公羊》、《谷梁》都说：‘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然而乐舞的数目，自上而下，每降一等减少两个。诸侯既然低于诸公，那么诸伯应当低于诸侯而用二佾了，子男又用什么呢？况且礼经所记载，庙制、堂制、衮冕旒数、席数，五等诸侯都相同，难道唯独舞佾的制度不同吗？”邵宝说：“进献六佾为什么记载？‘初’，表明此前使用八佾是僭越。那么仲子使用六佾，可以吗？臣拟似君、妾拟似嫡，其僭越是一样的。”张溥说：“六佾，是夫人的礼。仲子是妾而用夫人的礼，也是僭越。只有隐公厚待桓公母亲到了极点，那么桓公杀害隐公，罪过就更深了。所以仲子去世而鲁国归送赗赠，宫室建成而祭祀，祭祀而奏乐，一个妇人，记载得非常详细，痛恨隐公而厌恶桓公。”

【按：妾不可以僭越嫡妻，犹如臣不可以僭越国君。认为使用六佾是好的，大概是本于孔颖达认为其恢复正礼的说法，不知道记载‘初献’是为了表明八佾的僭越，记载‘六羽’是为了表明妾母的僭越而已，没有什么好的可言。】

邾国人和郑国人攻打宋国。

《左传》记载：“宋国人夺取了邾国的田地。邾国人向郑国请求说：‘请君王在宋国发泄怨恨，敝邑愿意做向导。’郑国人率领周天子的军队会合，攻打宋国，进入宋国的外城，以报复东门之役。宋国人派使者来报告情况。隐公听说他们进入外城，将要救援，问使者说：‘军队到哪里了？’回答说：‘还没到国都。’隐公发怒，于是停止救援，辞谢使者说：‘君王的命令

译我与你共同担忧国家的危难，如今询问使者，说“军队尚未到达国境”，这不是我所敢相信的。

译胡安国说：凡是排列诸侯的尊卑次序，依据国家的大小，这是遵循礼制的常规；而在会盟、防御、征伐时，以主导者居先，这是因应事态的变化。然而卫国州吁向宋国请求讨伐郑国，事情与此相同，而圣人却以宋国为主导者，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春秋》拨乱反正的大法。凡是诛讨乱臣贼子，必须彻底断绝其党羽。

集解：杜预说：“邾国主导军事行动，所以将郑国排在上面。”孔颖达说：“即使是小国主导军事行动，也排在大国之上，是为了表明讨伐是由该国发起的，善恶的责任归属由此确定。即使大夫为主导，国君跟随，也将主导军事者排在上面。僖公二十七年，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攻宋国，注解说：‘传文中说楚子派子玉离开宋国，经文写“人”，是因为以不得志为耻，用微贱者来告祭，但仍然排在诸侯之上，因为楚国主导军事。’这是微贱者主导军事，也排在国君之上的史册常规。”程颐说：“先写邾国，是因为邾国人为主导者。”家铉翁说：“邾国是小国却排在郑国之上，因为是军事行动的发起者。邾国被宋国侵犯，应当向天子报告，向方伯请求，声讨其罪过并加以惩治，不应当趁宋、郑之间的空隙而联合郑国讨伐宋国，《春秋》是不赞同的。郑国以伯爵身份却排在邾国之下，这也是为了贬斥它。”陈深说：“《春秋》写‘人’，是指微贱者、士人。宋国是大国，邾国是小国，邾国借助郑国的力量，又防范王师共同讨伐，决不是微贱者。写‘人’，大概是贬斥其以小加大，不量力而穷兵黩武以逞强，轻视他们的缘故。”李廉说：“主导军事的体例：桓公十三年，齐国排在宋国之前；僖公二年，虞国排在晋国之前，都是小国排在大国之上。不是主导军事而小国排在大国之上，那是霸主安排的，如庄公十六年许男、滑伯，文公十四年许男、曹伯，成公十五年邾子、莒伯，襄公十年齐世子光之类。州吁讨伐郑国而宋国主导军事，卫国围攻戚而齐国夏主导军事，这是《春秋》讨伐党羽贼人的法则。”汪克宽说：“防御则先写主导防御者，征伐则先写主导军事者。”又说：“郑国人用王师防御并讨伐宋国，而经文将邾国排在首位，不写王臣，大概是郑庄公当时是王卿士，所以擅自调动天子的乡遂之兵，不是王室派遣将领，所以不写。”

螟【音冥 虫灾从此开始】

公羊传：为什么记载？是为了记录灾害。

谷梁传：螟是虫灾。

胡安国说：虫子吃禾苗的心叫螟，吃叶子叫螣，吃茎节叫贼，吃根叫蟊。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诗经》说去除螟螣，是因为它们危害庄稼；《春秋》记载螟，是记录灾害。圣人认为这是国家的大事，所以记载。而近世王安石却说：“作为百姓的牧养者，不必议论奏报灾害之事。”这又是为什么呢？太严重了，他违背圣人的经典，欺骗当时的人并误导天下和后世。

集解：杜预说：“虫子吃苗心造成灾害，所以记载。”范宁说：“严重的话就会吃光，不超过一个月。《月令》说：‘仲春行夏令，则虫螟为害。’”孔颖达说：“吃禾心叫螟，是说其奸邪暗中难以察觉。”程颐说：“记载螟、记载螽，都是因为灾害，是国家的大事所以记载。”朱熹说：“记载山崩、地震、螽、螟之类，是知道灾异有其产生的原因。”薛季宣说：“异，是天象的变化；灾，是对人的祸害。贤明的君主恐惧……”

【恐惧修省以消除灾变的道理。家铉翁说：“《春秋》变异出现在上天必须记载，灾害出现在民间必须记载。哀公十二年冬天螽灾，传注者将过错归咎于掌管历法的人没有置闰，这是谄媚之臣遮蔽灾祸而假托圣人之言，哪里是《春秋》记载水旱螽螟的宗旨呢？”齐履谦说：“考察《春秋》所记载的，有灾，有异。危害到百姓的叫灾，事物违背常理的叫异。然而这两者鲁国都完备记载，其他各国只记载异，大概是因为灾祸只涉及一国，而异象关乎天下，所以对内外记载如此。”汪克宽说：“《春秋》记载虫灾的有十四次，记载螟的有三次，在隐公时期有两次，在庄公时期有一次；记载螽的有十次，桓、僖、文、襄四位公时期各一次，宣公时期有三次，哀公时期有三次；记载蝝生的有一次，也在宣公时期。大概宣公因弑兄夺得国家，又改变税法加重赋税，严重困顿农民，所以螽、蝝、水、旱、饥、馑之灾，连年相继，还不知道恐惧修省以消除天变，圣人完备记载作为后世的鉴戒】

【考察《春秋》记载灾害，有的记月有的记时，都是据实记载，没有特别的义例。如果计算其时间的长短，那么记时比记月更严重，却说严重的记月，不严重的记时，这是什么道理呢？谷梁的说法是错误的】

冬天十二月辛巳日，公子彄去世【彄，音苦侯】

左传：臧僖伯去世，鲁隐公说：“叔父对我有怨恨，我不敢忘记。”下葬时增加了一等礼仪。

胡安国说：鲁隐公将要到棠地观看捕鱼，僖伯劝谏而不听，于是称病不跟随，可以说是忠臣了。下葬时增加一等礼仪，这就叫做相称。然而隐公不敢忘记他的忠诚却不加褒扬，听从他的言论与郭公善待善人却不加以任用，以至于亡国，是一样的。其灾祸临头是理所应当的。

集解：杜预说：“大夫记载去世，不记载下葬。下葬是臣子的事，不是公家所涉及的，所以不记载下葬。”

译陆氏淳说：“赵子说：‘鲁国卿大夫拥有周王的任命，所以记载为“卒”，尊崇我们国君任命卿大夫，是为了尊崇周王的任命。’”孙氏复说：“公子彄，就是臧僖伯，是鲁孝公的儿子。”叶氏梦得说：“公子彄，是我们大夫中拥有三次任命的人。”髙氏闶说：“他的儿子臧孙达继承爵位，这就是臧哀伯，从此直到春秋结束，臧氏世代参与鲁国的政事。”吕氏大圭说：“《谷梁传》说：‘鲁隐公不封爵任命大夫。’大概是说隐公只是摄政而不是真正的国君。然而他活着时被称为‘公’，死后被称为‘薨’，鲁国的臣子都把他当作国君对待，并不是摄政，难道会不封爵任命大夫吗？他们看到无骇不被称为公子，寻求解释却得不到，所以这样说。”家氏〇翁说：“胡氏说：‘记载日期，显示恩惠礼遇之深厚。’然而记载或不记载日期，并不关乎褒贬。”汪氏克宽说：“臧僖伯因为是先前的公子，必定还没有赐给氏，大概是《左传》追称氏，就像陈桓公还没去世就称陈桓公受周王宠信一样。”湛氏若水说：“这是重视亲人、尊贵者、贤者的大原因。”

译宋国攻打郑国，包围了长葛。【这是记载包围的开始。长葛，杜预注：颍川长社县北有长葛城，即今河南开封府许州长葛县北十二里的故城。】

《左传》说：【宋国攻打郑国，包围长葛，是为了报复郑国攻入宋国外城的战役。】

《谷梁传》说：【攻打国家不记载包围城邑，这里记载包围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包围时间长久。攻打不跨越季节，作战不追逐逃兵，诛伐不迫使屈服。】

胡安国说：【包围，是环绕其城邑，断绝其往来的使者，禁止其砍柴采薪的道路，城守不投降，以至于经过一年而不解除，诛伐乱臣，讨伐贼子，是可以的。长葛是郑国的城邑，有什么罪过呢？在这里记载包围，而在后面记载攻取，宋人的罪恶就彰明了。】

集说：【范宁说：宋国在这个冬天包围它，到鲁僖公六年冬天才攻取它。古代军队出动不跨越季节，重视百姓的生命，爱惜百姓的财物。竟然让军队暴露在外经过一年，仅仅才攻克，没有仁爱怜悯之心，却有贪图利益的行为，所以同时记载包围和攻打以表明这一点。赵匡说：攻打国家而包围城邑，都应当记载，不可以偏废遗漏。《公羊传》说：‘这是强横。’一个城邑的强横，又何必特别记载呢？刘敞说：《公羊传》认为城邑不记载包围，是不对的。包围的意义，施行于壕沟防守而已，不区分国家和城邑。如果有报告，就记载它，为什么不说不记载呢？况且《春秋》之所以不区分国家和城邑而全部记载，是因为危害百姓、损伤财物，什么叫城邑不记载包围？杜谔说：《春秋》记载包围有四十四次，攻打国家而记载包围的有九次，这是第一次。记载攻打、记载包围、记载攻取，是表示厌恶。程颐说：攻打国家而包围城邑，是放纵其暴虐。高闶说：包围别人城邑的，其兵力必定众多，而称‘人’，是贬低它。家铉翁说：宋穆公从宋宣公那里接受国家，等到他去世，又把国家归还给宋宣公的儿子，而让自己的儿子冯出居在郑国。宋殇公不仁，天天以杀死冯为事，屡次率领诸侯攻打郑国，从而有了东门之战，从此战事连绵不断，宋殇公实际上是祸首。记载攻打、记载包围，是责备其暴虐。吴澄说：前面记载莒人攻打鲁国攻取牟娄，一加兵就攻取其城邑，攻取很容易。宋国虽然对郑国的城邑加兵，但攻取很难，所以包围它经过一年才得以攻取。李廉说：攻打国家包围城邑有四次，而有两种体例。攻打郑国包围长葛、攻打宋国包围缗，都是彰显其暴虐。齐侯攻打郑国包围新城，则是为了彰显其】

【没有贪图土地的心，措辞相同而意义不同。有人说：‘外国攻打而包围城邑仅仅四次，鲁国一个国家而被攻打包围城邑也有四次，为什么呢？’赵子曰：‘内部的事情详细，所以全部记载；外部的事情没有报告，就不记载了。’】

【甲桓王子三年】鲁僖公六年【齐僖公十四年、晋哀侯光元年、卫宣公二年、蔡宣公三十三年、郑庄公二十七年、曹桓公四十年、陈桓公二十八年、杞武公三十四年、宋殇公三年、秦文公四十九年、楚武王二十四年】

　　春天，郑国人来缔结和平。【“输”字在《左传》中作“渝”。】

　　《左传》说：【重新达成和平。】

《公羊传》说：【“输平”是什么意思？“输平”就像“堕成”一样。为什么说“堕成”？是败坏了和平。说：‘我们的和平败坏了。我和郑国人没有和平。’我和郑国人，那么为什么没有和平？狐壤之战，隐公被俘获。那么为什么不记载战争？是忌讳被俘获。】

《谷梁传》说：【“输”是毁坏的意思。“平”的意思是，以正道达成和平。来输平，是没有真正达成和平。】

胡安国说：【“输”是交纳的意思；“平”是和平的意思。郑国人为什么向鲁国交纳和平？是为了用利益相互勾结，解除怨恨，释放仇敌，离间宋国和鲁国的同盟。鲁僖公尚未即位时，与郑国人在狐壤交战，停止了。元年与宋国在宿地结盟，四年在清地相遇，那年秋天防地军队攻打郑国，即宋国和鲁国结为同盟，与郑国有旧怨是明显的。五年郑国攻打宋国，攻入其外城，宋国来报告命令，鲁国想要救援它，使者言辞失当，鲁僖公发怒而停止。郑伯知道有间隙可以利用，因此来交纳和平。那么称赞它吗？回答说：‘和平，解除怨恨，释放仇敌，本来是值得称赞的；输平，用利益相互勾结，就贬低它了。’怎么知道他们用利益相互勾结呢？后来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而鲁国进入其地；防地郑人攻打宋国，得到郜和防，而鲁国又攻取这两个城邑，由此知道输平是用利益相互勾结，所以贬低它。】集说：【杜预说：‘和而不破裂叫平。’孔颖达说：‘渝，改变的意思，改变以前的恶行而恢复和好。改变就是更的意思，成就是平的训释，所以传解释渝平为更成。自从狐壤以来与郑国不和，今天又和好，所以叫更成，说重新恢复狐壤以前的友好。’孙复说：‘郑国人来向我们交纳诚意，平定四年翚防诸侯攻打郑国的怨恨。平，是消除怨恨的措辞。’孙觉说：‘输，是交纳的意思。郑人请求和好，来交纳其和平。’叶梦得说：‘输，就像输粟一样，有物品来伴随。和而不破裂叫平。来，是外辞。为什么不记载‘及郑平’？因为正在请求尚未和平。人，是微贱者。’程迥说：‘输，如《吕刑》‘输而孚之’的输，我没有想要和平的意思，而郑国将其和平输给我们。’陈傅良说：‘渝平，消除怨恨而达成和平。和平不记载，必定关系到天下的大事才记载。记载‘渝平’，以记录诸侯的聚合；记载‘及郑平’，以记录诸侯的离散，这是《春秋》的始终。’张洽说：‘郑庄’】

译郑国来输平，并非怀有讲求信义、修好和睦的真心，而是深谋远虑地策划联合党羽以对抗宋国，因此不惜委屈自己向鲁国求和，接着献出祊地却并不立即求取许地，这正是导致宋国败亡、许国被占的开端。鲁隐公也落入郑国的圈套而不觉悟，所以只有胡氏的说法才符合《春秋》的防微杜渐之意。」吕氏大圭说：「《春秋》记载“平”的有六次，而这里唯独记载“来输”，为什么呢？回答说：「“平”，是解除仇怨的措辞。平的含义虽然一致，但情况却不同。」宋国人与楚国人平，是宋国想要的；与齐国平，是双方互相谦让；宋国与楚国平，大概是出于不得已；鲁国与齐国平，是齐国知道敬重鲁国，而鲁国也不愿对齐国用兵。至于来输平，则完全是出于郑伯的意愿罢了。说“来输”，就有自我屈辱减损的意思，难道真是敬重鲁国、畏惧鲁国，想要与鲁国消除旧日的怨恨吗？只是因为鲁国、宋国刚刚结盟，而庆幸他们有可以利用的间隙，于是自我屈辱减损以求达成和议罢了。」吴氏曰：「“来”，是对方来求我，不是我前往求对方。“输”是倾吐表达其情实。“平”是说两国过去有忿恨仇怨，如同地面不平，现在全部削平使之平坦。输平就是说纳款求和。上年鲁国曾经会同宋国、卫国攻打郑国，现在郑国消除怨恨而向鲁国求和，所以说“来输平”。」齐氏履谦说：「“渝”应当依据《公羊传》、《谷梁传》作“输”。对方想要而求成于我称为“输”，我方想要而前往与对方平称为“暨”，双方都想要称为“及”。郑人来输平，是对方想要而求成于我；宋国与楚国平，是双方都想要；与齐国平，是我方想要而前往与对方平。」汪氏克宽说：「经文记载“平”的共有六次，只有这里说“输平”。“输”这个词，必定有财货贿赂在其中流转，而不是空口求和。这是郑国的意愿而不是鲁国的意愿，如果不以利益引诱鲁国，那么鲁国必定不会听从。」刘氏实说：「“输”，是进献。这必定是有挟持而来，称为输平，是说平复前日的怨恨罢了。说“来输平”，表明我方没有所求，郑国人有所挟持而来向我请和。难道不是想要离间宋国、鲁国的交好，而为日后败坏宋国做打算吗？」张氏溥说：「郑庄公每年与宋国交战，致力于孤立宋国的援助，特意来输平，鲁国于是仇视宋国而专门顺从郑国。虽然郑庄公狡诈善于离间合纵他国，但在鲁国方面也不能说是守信。在宿地结盟、在清地相遇，守信不坚固，郑国才得以利用。不然，为什么在十一年之中，五年依附宋国，六年依附郑国呢？」

译查考《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对“输平”与“渝平”的记载互有差异，《左传》将“渝平”解释为“更成”（重新达成和好），而《公羊传》、《谷梁传》则将“输平”解释为“堕成”（破坏原有的和好）。考察前一年公子翚攻打郑国，双方有怨恨而未和好，那么“更成”的说法在情理上更为接近。但是，《左传》认为这是改变以前的恶行而转为和好，那么“渝”与“平”就是两个意思。叶氏、胡氏等儒者多赞同《公羊传》、《谷梁传》，写作“输”并训释“输”为“纳”，说郑国把和好之意纳于鲁国，而改变以前恶行的意思也包含在其中了。文字上遵从《公羊传》、《谷梁传》，义理上遵从《左传》，似乎较为得当，所以三传并存。

附录《左传》：【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在随迎接晋侯，将他送入鄂地。晋国人称他为鄂侯】

【鄂，杜预注：晋国的别邑，现在位于平阳府乡宁县南】

夏五月辛酉，鲁公与齐侯会盟于艾【艾，音五盖反。这是齐鲁交好的开始。艾，杜预注：泰山牟县东南有艾山，现在位于山东青州府防阴县西北】

《左传》：【夏，〇于艾，开始与齐国和好】

集说：【杜预曰：“春秋之前，鲁国与齐国不和，现在抛弃恶行结为友好。”陈傅良曰：“春秋初期，宋、鲁、卫、陈、蔡是一党，齐、郑是一党。于是郑国开始与鲁国和好，郑国正与周王交恶，而急于与齐、鲁和好，是想以此联合诸侯罢了。”赵鹏飞曰：“艾地的会盟，是因为郑国的缘故。自从石门之盟后，就知道齐、郑是盟友。齐国将要去救郑国，但地域被鲁国隔开，不求助于鲁国，就无法救郑。郑国来改变和好，是齐国为之谋划的。所以郑国派使者回报使命，而齐国促成了艾地的会盟。”陈深曰：“鲁公与齐侯会盟共四十一处，始于艾地，终于定公十二年的黄地之盟。”吴氏〇曰：“此前鲁国未曾与齐国交往，因为郑国输送和好之后，鲁公才开始与齐国会盟，这大概是郑庄公的谋划。齐侯与鲁国会盟，是为了替郑国结交鲁国。”程端学曰：“以外国为主称‘防’，这类情况就是这样。”李廉曰：“齐国，自太公望之后，受封于周王，方圆百里的封地有五处，东方国家没有比它更大的。自师尚父传十二世到僖公，已经称为东州的小霸。宋国因为先伐郑之后，爵位居上公，正与鲁国友好，不可离间。所以借郑国来求取鲁国。鲁国一沉迷于输平的利益，二顺从于艾地的会盟，三诱于祊田的归还，四惑于不朝王的告辞，于是鲁国与齐、郑的交情就稳固了。”又说：“记载鲁公与齐侯会盟的有四处：艾地，是齐僖公小霸的开始；柯地与扈地，是齐桓公图谋霸业的开始；黄地，是齐景公争夺霸业的开始。《春秋》都记载‘防’，以表明齐国的志向。”汪克宽曰：“宋殇公既联合五国之师伐郑，又出兵围城，经年才攻取，郑国怨恨宋国很深。去年与邾国伐宋，不足以释怨，所以特意与齐、鲁和好，作为日后伐宋的谋划。鲁国与齐国会盟，而说郑庄公联合齐、鲁，是因为三年齐郑盟于石门，知道齐郑结为党派缘故。会盟不书‘及’而书‘防’，则不是鲁国的本意而是齐国想要会盟。书艾地之盟，志在齐僖公小霸的开始；书黄地之盟，志在齐景公争霸的终结。在艾地之前，虽然盟于石门，但未与鲁国和好，则党羽未盛；在黄地之后，虽然次于垂葭、防牵、防洮、次蕖除、伐晋、伐宋，但没有会盟了。凡是书会盟，都是《春秋》所厌恶的，比较事件来观察，世道的变迁就可以知道了。”季氏本曰：“诸侯修睦，以敦信明义为本。鲁国曾与宋国盟于宿，齐国曾与郑国盟于石门。至此则鲁国背离宋国党派，而与齐国在艾地会盟；又二年，齐国背离郑国党派，而与宋国在瓦屋会盟；又二年，齐、鲁再次背离宋国党派，而与郑国在中丘会盟。倏忽离异，倏忽结合，不过是为了结党营私罢了，信义何在？这就是会盟不值得贵重的原因】

附录《左传》：【五月庚申，郑伯侵犯陈国，大获全胜。往年郑伯向陈国求和，陈侯不许。五父劝谏说：‘亲近仁者，善待邻国，是国家的珍宝。您应该答应郑国。’陈侯说：‘宋、卫实在难以对付，郑国有什么可怕的？’于是没有答应。君子说：‘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大概说的就是陈桓公吧！滋长恶行而不悔改，祸患自然会降临。即使想挽救，又能怎么办呢？’《商书》说：‘恶行的蔓延容易，如同大火在原野上燃烧，不可靠近，还能扑灭吗？’周任有话说：‘治理国家的人，看见恶行就像农夫致力于除草一样，割除堆积起来，断绝其根本，不让它滋生，那么善行就能确立了’】

秋七月

《公羊传》：【这里没有大事为什么要记载？《春秋》虽然没有大事，但季节过去就要记载。季节过去为什么要记载？《春秋》编年，四季具备然后才成为一年】

胡传：【四德具备然后成为天干，所以《易经》说：‘乾，元、亨、利、贞。’一德不具备，则乾道就熄灭了。四季具备然后成为岁，所以《春秋》虽然没有大事，但季节过去就要记载。一季不具备，则岁功就亏损了。既记载季节又记载月份，季节是天时，月份是王月。记载季节又记载月份，体现天人之理相合。《易经》不也说吗？‘君子实行这四德，所以说：乾，元、亨、利、贞。’如果上下不同致，天人殊观，圣学不传，而《春秋》之义就显现了】

集说：【何休曰：“过，历也。春以正月为始，夏以四月为始，秋以七月

译夏以四月为始，冬以十月为始。如果一季中没有大事发生，就记载该季的第一个月，以表明王者应当遵循顺应四季的正道。如果有事发生却不记载月份，那是因为人道端正了，天道也就端正了。杜预说：“即使没有大事而记载首月，是为了具备四季，从而构成完整的一年。”程颐说：“没有大事而记载首月，是因为天时、王月都具备之后才能构成一年。”黄震说：“没有大事也记载首月，是为了具备四季。”赵汸说：“有的地方不记载，可能是传抄过程中遗漏了。”程端学说：“凡是夏、秋、冬三季没有大事必定记载首月，这与春季没有大事记载首月的意义相同，只是春季作为一年的开始，是王者颁布正朔的时候，所以多了一个‘王’字罢了。”刘实说：“四季具备然后才能构成一年，如果一季不具备，一年的功业就不能完成，所以即使没有大事也要记载季节，以示王者应当遵循天道，体现天干的四种德行。那时的天时，就是王月。一季中没有大事而记载首月，是示国君应当谨守王者的法度，奉行正朔以及相关的法制禁令。诸侯奉行王者的正朔，就像王者奉行天道一样，天人合一，上下一致，这就是《春秋》记载季节和月份的深意所在。”

译冬天，宋国人攻取了长葛。《左传》记载为秋天。

《左传》：秋天，宋国人攻取了长葛。

《公羊传》：外国攻取城邑通常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呢？因为围困的时间长久。

《谷梁传》：外国攻取城邑通常不记录，这里为什么要记录呢？因为围困的时间长久。

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宋国人倚仗强盛围攻城邑，长期役使民众，夺取不属于自己的土地，其罪过昭著了。对于周天子来说，不施行九伐的威严；对于诸侯来说，不修习连帅的职责。郑国的土地，是天子所分封、先祖所接受的，不能保有而失掉了，这是上无天王，下无方伯，而郑国也没有君主。宋国人强行夺取，用王法来说，罪不可赦；用天理来说，不善的积累已经昭著了。起初，郑穆公把国家托付给与夷，让他的儿子冯出居在郑国。殇公即位后，忌恨冯而讨伐郑国，不也是违背天理吗？《春秋》将宋国作为用兵的主使者，是因为殇公的罪责重大。第二年，郑国人讨伐宋国，《春秋》将邾国列为首位，是因为郑伯的罪责轻。到了这时，宋国又出兵讨伐郑国并围攻其城邑，肆意施行暴虐，不善的积累已经昭著而无法化解了。

集说：何休说：“不连属郑国，而举出‘伐’字，是因为承接上文伐、围、取的语境。”杜预说：“秋天攻取，冬天才来告捷。上文有伐郑围长葛，长葛是郑国的城邑可以知道，所以不说郑国。”孔颖达说：“经文记载冬天，传文说秋天，丘明作为传文的体例不会虚举经文，唯独用秋天来说这件事，说明是秋天攻取冬天才来告捷。冬天告捷，是说冬天开始攻取，所以记载在冬天。如果使者冬天来告捷，说秋天攻取，也应当追记在秋天。八年传文说：‘冬天，齐侯派人来告成三国。’秋天达成冬天告捷，记载在秋天，这说明这里是冬天攻取告捷，所以记载在冬天。”孙复说：“长葛是郑国的城邑，天子所封，不是宋国人可以攻取的。宋国人前年讨伐郑国围攻长葛，这次攻取了它，所以说伐、说围、说取，详尽列举其恶行以讨伐它。”刘敞说：“《左传》作秋天，杜预说是秋天攻取冬天来告捷，不对。史官记事，虽然依据赴告来书写，至于日月，还应当依据先后次序，怎么能只根据告捷的时间编排呢？然而《左传》日月与经文不同的很多，或许丘明作书，杂取当时诸侯的史官记录，有用夏历的，有用周历的，所以经文所说的冬天，传文称为秋天。”程颐说：“宋国人围攻长葛，将近一年了，其虐害百姓无道的程度严重，而天子不治理，方伯不征讨，郑国看着百姓危困而不能保全，有赴诉，最终丧失了城邑，都是罪过。宋国的强行夺取，罪不可赦。”张洽说：“宋国从去年冬天围攻长葛，经年不解，志在必取。郑庄公不赴诉于天子、方伯、同列，以求保全其土地人民，反而结交鲁国，作为日后报复的计策，而将长葛委弃给宋国，酿成祸患助长恶行。宋殇公虽然似乎得志，但日后终究受到郑庄公的报复，国土缩小军队丧失，以至于自身，这是《春秋》深深讨伐的。”王元杰说：“宋国围攻郑国城邑，夺取不属于自己的土地，起初被州吁的邪说迷惑，纠集诸侯讨伐它，围攻城邑的军队，经年不解，役使时间久长了，百姓残害了，《春秋》在前记载围长葛，以昭示残害百姓毒害民众的罪过；在后记载取长葛，正其擅自用兵强夺的诛罚。讨伐混乱禁止暴虐，其法度严厉了。”汪克宽说：“彼此都是诸侯国，而讨伐它并围攻其城邑，这是倚仗强盛；围攻达一年，这是长期役使；环绕攻击，这是使用大众；郑国的城邑而已攻取了，这是夺取不属于自己的。直书其事而罪过自然显现。”张溥说：“春天郑国来输平，夏天公与齐国盟会，向鲁国纳成的是郑国；联合齐鲁交好的，也是郑国。五年冬天，宋国讨伐郑国，围攻长葛；六年冬天攻取它。说围则时间久，说伐说取则恶行彰显。郑国如果没听说，难道忘记长葛吗？它将要图谋大事，想联合诸侯对抗王室，姑且将长葛委弃给宋国而慢慢图谋报复。郑国急于平定齐鲁而不争夺长葛，宋国侥幸得到长葛而国土缩小自身丧命，郑庄公的狡猾、宋殇公的愚蠢太严重了。”

按：经文记载冬天，《左传》作秋天。杜预说是秋天攻取冬天告捷，引用八年齐侯告成为证，其义理很明白。刘敞认为《左传》杂取诸侯史官记录，有用夏历的，有用周历的，所以经文所说的冬天，传文称为秋天，似乎也有道理。

附录《左传》：冬天，京师来报告饥荒。公为它在宋、卫、齐、郑请求买粮，这是符合礼的。郑伯到周朝，开始朝见桓王。桓王不礼遇他。周桓公对桓王说：“我们周朝东迁，依靠晋、郑。善待郑国以鼓励来朝的人，还怕来不及，何况不礼遇呢？郑国不会来了。”周，杜注：采邑。扶风雍县东北有周城，现在在陕西凤翔府岐山县南。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卷二

<经部,春秋类,钦定春秋传说汇纂》>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卷三

【乙桓王丑四年】七年【齐僖十五年、晋哀二年、曲沃武公称元年、卫宣三年、蔡宣三十四年、郑庄二十八年、曹桓四十一年、陈桓二十九年、〇武三十五年、宋殇四年、秦文五十年、楚武二十五年】

春天周历三月，叔姬嫁到纪国。

《谷梁传》：为什么不说不迎娶呢

译吗？违背常理的做法很细微，不值得称道罢了】

胡传【叔姬是伯姬的妹妹，并非正妻，那么为什么记载她呢？古代诸侯一次娶九个女子，必定要求同时到达的，是为了确定名分，堵塞混乱的源头。现在叔姬在宗国等待成年，不与正妻一同出嫁，这不符合礼制的常规，所以加以记载。眉山的苏辙认为记载叔姬，是赞美她的贤德。如果贤德不能记载，必定是地位尊贵才记载，那就是以地位来轻视德行。小国没有大夫，但接待我国时就记载，这是地位不能废弃事务。地位不能废弃事务，难道唯独可以废弃贤德吗？如果叔姬不返回宗国，而是嫁到酅地，以保全妇道，她的贤德就可知了。贤德而得以记载，也是《春秋》的法则】

集说【何休说：“叔姬是伯姬的陪嫁女子。到这时才返回，是因为在父母之国等待成年。女子八岁列入名册，十五岁跟随正妻出嫁，二十岁侍奉丈夫。陪嫁女子地位低贱却加以记载，是因为后来成为正妻，最终有贤德的行为。纪侯被齐国所灭，纪季把酅地献给齐国，叔姬嫁到那里，能够安于隐微低调，保全了妇道，所以特别记载。”范甯说：“媵的意思是送，是跟随。不与正妻一同出嫁，是不合礼的。侄娣年满十五岁以上，能够共同侍奉丈夫，就可以前往。妹妹必定比正妻年轻，知道她未满二十岁就前往了。”孔颖达说：“女子嫁到其他国家，都有侄娣与正妻一同前往，那么所尊崇的是正妻，记载正妻而不记载侄娣。叔姬是等待成年的女子，年满后单独出嫁，所以记载她的返回。鲁国女子嫁给他国卿大夫，都加以记载。夫人的妹妹，地位与卿大夫相同，记载她是惯例。贾逵说：‘记载她，是讽刺纪国看重叔姬。’传文中没有这件事，这是妄说。”孙复说：“记载陪嫁女子，是为了引出庄公十二年嫁到酅地的事。”程颐说：“伯】

译姬是纪侯的夫人，叔姬是她的妹妹，在家等待成年，如今才出嫁。妹妹出嫁不记载，是怜悯她没有善终。高闶说：“妹妹也记载出嫁，就像尧的两个女儿下嫁到沩水、汭水，都称为‘嫔’。”张洽说：“陪嫁的不记载，这里特别记载，是因为她始终不忘纪国的五座宗庙，即使纪侯去世，她也回到酅地，以奉养宗庙祭祀，直到生命终结才停止。圣人认为她贤德，可以用来激励妇女的品行，要看到她的结局，必然要记录她的开端，因此改变惯例而特别记载。”赵与权说：“伯姬嫁给纪国，过了五年叔姬才嫁过去。最终，纪侯离开他的国家，伯姬葬在齐国，纪季带着酅地归附齐国，叔姬回到酅地，两位姬女都没有得到善终。《春秋》的法则，有她的结局，必然要有表现她开端的地方。”

滕侯去世【滕国，杜预注在沛国公丘县东南。现在山东兖州府滕县西南十五里有古滕城，就是滕国。孔颖达疏谱说：滕，姬姓，是周文王子错叔绣的后代，周武王封他，居住在滕】

《公羊传》【为什么不称名？因为是小国。是小国那么称侯为什么呢？不嫌混同。《春秋》中尊贵与卑贱不嫌称号相同，美好与丑恶不嫌用词相同】

胡安国《春秋传》【滕侯记载去世，为什么不记载葬礼？因为怠慢礼节，轻视其君主而不参加葬礼的，滕侯、宿男之类就是这样。古代邦交有固定的制度，不因国家的强弱而有谨慎或轻慢，不因关系的疏密而有厚薄。《春秋》时代与此不同。晋国，是北方的国家；楚国，是南方的邦国，土地没有同盟关系却亲自前往等待葬礼。滕国，是邻国；宿国，是同盟国，讣告虽然送到，但鲁国不关心，难道不是因为他们的土地狭小吗？怠慢礼节而不前往，轻视其君主而不参加葬礼，没有这件事就缺省其文字，这是鲁国史官的旧例，圣人没有增减。保留其去世，缺省其葬礼，意义自然显现。去世从外部记录，不记载去世并非外部；葬礼从内部记录，不记载葬礼并非内部】

集说【孔颖达说：“侯，解释为君。五等爵位的主人，虽然爵位命令略有不同，但都是国君，所以总称诸侯。”刘敞说：“《左传》说：‘不称名，是因为没有结盟。’不对。曾经结盟的，去世未必都称名；未曾结盟的，去世未必都不称名。”程颐说：“不称名，是史官缺漏文字。”家铉翁说：“不称名不记载葬礼，各种说法不同。我认为不称名，是史官遗失了他的名字；不记载葬礼，是鲁国不前往参加葬礼，史官遗失了他的谥号，因此失于记载，不容许穿凿附会。”

【为之说】

夏天在中丘筑城【这里记载土木工程开始，中丘杜预注在琅琊临沂县东北，现在山东兖州府沂州东北三十里有中丘城】

《左传》【记载是因为不合时宜】

《公羊传》【中丘是什么？是鲁国境内的城邑。在中丘筑城，为什么记载？因为特别记载】

《谷梁传》【筑城是为了保护百姓，百姓多城小就扩建城，扩建城没有止境。凡是记载筑城，都是讥讽】

集说【范宁说：“建立国家设立城邑有固定的地方，高低大小存在于王制中。讥讽鲁公不勤修德政，反而建造城郭来安民。保护百姓靠的是德，不是靠城。”孙复说：“城邑宫室的高低大小都有王制，不可妄自制作。所以筑一座城、修一座马厩、造一扇门、建一个园囿，合时宜与不合时宜，都详细记载。合时宜指周历十二月、夏历十月，不是这个时间就不合时宜。得到时宜的，其恶小；不得时宜的，其恶大。这是圣人爱护民力、重视兴作、惩戒僭越的深意。”叶清臣说：“城郭虽然建立用来立国，不是依靠它来守国。所以先王每年利用农闲，在无事的时候修缮，而筑城多出于畏惧齐、畏惧晋、畏惧邾、畏惧莒，否则就是大夫强大而自行筑城，或者超过制度，没有无故而筑城的。既然不能爱护体恤百姓，按时处理政事，到了时候才急忙做准备，以夺取农时，这就是经文记载的原因。”程颐说：“为百姓设立君主，是为了养育他们。养育百姓的方法，在于爱惜他们的劳力。民力充足则生养顺利，生养顺利则教化施行而风俗美好，所以为政以民力为重。《春秋》凡是用民力，一定记载其所兴作的工程。不合时宜危害道义，固然有罪；即使合时宜且合乎道义，也一定记载，显示劳民是重事。后来的君主知道这个意义，就知道慎重使用民力了。然而有用民力很大却不记载的，教化的意义深远。僖公修缮泮宫、重建閟宫，不是不用民力，但是不记载。这两者是复古兴废的大事，是国家的先务，这样使用民力，是应当做的。君主知道这个意义，就知道为政的先后轻重了。凡是记载‘城’的，是修缮旧的；记载‘筑’的，是创始新的。在中丘筑城，使民不合时宜，不是君主应有的用心。”胡宁说：“《谷梁传》的意思，是针对《春秋》时代说的。城不可没有，但不是立国的急务。《易经》所说的‘设险’，不止于筑城；《礼记》所说的‘城池’，也是巩固国家的一件事罢了。《春秋》凡是筑城一定记载，有的记载其不合时宜，有的记载其不合制度，有的记载其不合地点。得到时宜、制度，又合乎地点，也记载，是重视民力。文王用民力建台、建沼，或者与民同利，或者与民同乐，那么就不能停止了。”吴澄说：“君主依靠百姓的，是依靠他们的劳力。所以无事时依靠他们的劳力用于农业，以充足粮食产生财富；有

译对于事务，则借助民众的力量并用于军事，以抵御外敌的愤怒和侵犯。如果不是农耕或军事而劳役……民众的力量，一定要选择合适的时候，依照礼制而不敢随意征发，万不得已而役使民众，也一定要节制他们的劳力而不使其耗尽。《春秋》凡是力役必定记载，这是重视民力。汪氏克宽说：“内城二十三座，春城四座，夏城七座，冬城十二座。《左传》在这一年同时修筑郎城、祝丘，以及新建延厩、新作南门、筑……”

译鹿囿的记载都说“不时”，凡是冬天筑城的都记载为“书时”。有人说：“周朝的冬十月、十一月，相当于夏朝的秋季；周朝的春正月、二月，相当于夏朝的冬季。”然而左氏在记载城向、诸防、诸郓、平阳、中城、城防、郎囿时，都说“书时”；记载延厩、南门时，也说“不时”，这是为什么呢？现在考证左传所说的“龙见而戒事”，那是夏朝的九月，即周朝的十一月；“水昏正而栽”，那是周朝的十二月，正是役使百姓的时候；“日至而毕”，那是夏朝的十一月，即周朝的正月。如果说“日至而毕”，那么周朝的春季就不应该兴修土木工程了。经文在其他事情上记载春、夏、秋、冬，接着记载次月，那么凡是记载“时”的，都指四季的首月，比如成公十七年记载“冬”，防伐郑，十一月公至，十二月日食就是如此。如果是筑城、搜狩之类的事情，是以整个季节贯穿三个月，事情完成而言的，并非仅仅指首月，详细考证经文就可以知道了。湛氏若水说：“左氏说记载‘书不时’，公羊说‘以重书’。我认为两种说法都是对的。什么事最重要？爱护百姓最重要。爱护百姓什么最重要？顺应时节最重要。”卓氏尔康说：“莒国入侵向地，那么鲁国的边境必须有防备，然而在夏季役使百姓，不担心他们的劳力了。”灌甫说：“查考《春秋》记载国内筑城共二十三处，在夏季筑城的有七处，在春季筑城的有四处，其余都记载为‘时’。不合时宜筑城固然记载，合时宜筑城也记载，为什么呢？圣人爱惜民力，慎重兴作，惩戒僭越邪恶罢了。那些畏惧齐国、畏惧晋国，因邾国、因莒国，以及大夫自强而筑城的情况，各自根据文辞来体现义理，不在于记载‘时’与‘不时’。”

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这是列国来聘问的开始】

左传【齐侯派夷仲年来聘问，是为了结好艾地的盟约】

公羊【为什么称他为“弟”？同母的弟弟称“弟”，同母的哥哥称“兄”】

谷梁【诸侯尊贵，兄弟不能以亲属关系互通。这里说“弟”，是因为他来接洽我国，举出他尊贵的身份】

胡传【兄弟是先君的儿子，不称“公子”，是贬低。记载盟会、率领军队而称兄弟的，是谴责他们有偏爱的私心；记载出奔、归来而称兄弟的，是责备他们淡薄友爱恭敬的道义。考察这些事，《春秋》的情意就可以看出来了。年是齐僖公的同母弟。僖公偏爱同母的弟弟，宠爱不同于其他弟弟，施恩及于他的儿子，还和嫡子同等，而襄公废黜了他，于是酿成篡弑的祸患。所以圣人在年来聘问时，特意改变文辞记载“弟”来表示贬低。郑语来盟、黒背率军，都是谴责他们的私心。陈光奔楚而称“弟”，盗杀卫絷而称“兄”，秦鍼、宋辰，都是责备他们淡薄。仁人对于兄弟，断绝偏私的牵连，笃行友爱恭敬的道义，人伦端正而天理存在，这就是《春秋》训诫天下与后世的用意】

集说【杜氏预说：凡是聘问，都派卿，拿着玉帛来互相慰问。孔氏颖达说：《聘礼》说‘使者拿着圭来传达使命，拿着束帛加上璧来进献享礼。’郑康成说：‘享，就是献。既聘问又进献，用来厚待恩惠。’这就是拿着玉帛来互相慰问。《玉人职》说：‘雕刻圭璋璧琮八寸，用来行聘礼。’注解说：‘八寸，是依据上公的臣子。’查考《聘礼》，圭用来聘问国君，璋用来聘问夫人。行聘之后，璧用来享国君，琮用来享夫人。又郑注《小行人》说：‘派卿大夫行聘礼，降低国君瑞玉一等。’那么侯伯的臣子，圭璋璧琮都是六寸；子男的臣子，都是四寸。又《小行人》说：‘圭配马，璋配皮，璧配帛，琮配锦，琥配绣，璜配黼。’郑注说：‘二王之后享天子，圭配马；享后，璋配皮。其余诸侯享天子，璧配帛；享后，琮配锦。子男享大国之君，琥配绣；享大国夫人，璜配黼。’这就是玉帛的规制。杨氏士勋说：礼，小聘叫“问”，派大夫；大聘派卿。这里既然名字见于经文，明显是卿。查考礼制，聘问则拿着玉来传达使命，拿着帛来进献享礼，所以说‘拿着玉帛来互相慰问’。啖氏助说：派使者致问叫聘，主人在庙里接受，因为礼重。刘氏敞说：说“弟”，凡是用来加重记载。为什么加重齐侯的弟弟？古代四十岁做官，五十岁受爵，天下没有生来就尊贵的人。齐侯爱他的弟弟，不该受爵却受爵，频繁与诸侯交往，最终他的儿子弑杀齐君而扰乱齐国，所以君子加重记载。程子曰：凡不称公子而称弟的，或者责备他失去兄弟的道义，或者谴责他因为对弟弟的爱而宠任过度。左氏、公羊传都说：‘年，是齐僖公的同母弟。’先儒同母弟的说法，大概是缘于礼文有立嫡子同母弟的说法。所谓同母弟，大概是指嫡子，并非因为同母就格外亲近。如果因为同母就格外亲近，是不懂人情事理，接近禽兽之道了。天下不明白这个道理已经很久了。僖公爱年，他的儿子尚且礼秩如同嫡子，最终导致篡弑的祸患。记载“弟”，是见他因为对弟弟的爱而宠任过度。叶氏梦得说：诸侯之间的邦交，每年互相慰问，每三年互相聘问，是周代的道。记载聘问不记载慰问，是省略小事。聘问，是大夫的事。古代大夫五十岁以后才受爵，异姓以名氏出现，同姓以公子出现，即使是同母弟也以公】

译孔子见到。年不称公子，说明他不是大夫。他的弟弟年之所以被称为“弟”，是因为作为同母弟却担任大夫的职务，这体现了齐侯宠爱弟弟，并以此取代大夫，这不是公正对待天下的正道。张氏洽说：“‘聘’是指诸侯派遣大夫与友好国家通好，这在《仪礼》中有详细记载。然而古代诸侯之间，除了天子的事务外，还有邦交殷勤聘问的礼仪。自从隐公即位以来，从未朝见或聘问天子，由此推知，其他诸侯的情况大概也可以知道了。而齐僖公因为艾地的盟会，就急忙派遣使者到鲁国结好，忘记了君臣的大义，培植同列诸侯的私党。所以观察年这次聘问，就可以类推所有记载‘聘’的情况了。记载他的弟弟，又彰显齐侯宠爱的私心，聘问鲁国并送女子，与邻国交往政事，从而开启了无知篡位弑君的祸端。”家氏翁说：“进入春秋时期，无论是防、盟、遇，都不是盛世常有的典制，只有聘礼接近古制，是王制所允许的。然而聘问并非都记载，只有天王派使者下聘，不论国家大小都记载；大国使者前来，并非都记载，有缘故才记载；列国使者前来，并非都记载，有褒贬才记载；鲁国大夫聘问列国，也并非都记载，有缘故才记载。”陈氏深说：“这是外国臣子前来聘问的开始，直到昭公二十一年晋国士鞅为止。”李氏廉说：“《春秋》记载‘弟’十四次，记载‘兄’一次。齐年、郑语、卫黑背，都是谴责他们的私心；陈光、秦鍼、宋辰、卫絷，都是谴责他们的浅薄；卫鱄、佞夫，都可以归入陈光一类；陈招先称公子而后称弟，也是因为陈侯有宠爱的私心而导致的。只有叔肸称弟，是赞美他，大概是因为他善于处理兄弟间的变故。《公羊传》、《左传》关于同母的说法，程子极力辩驳，而陆氏也说：‘圣人的教化，即使涉及兄弟的儿子，尚且引导他们上进，哪有异母就疏远排斥的呢？’又说：‘齐国聘问鲁国，五年之内两次前来，那是齐僖公纠合诸侯的时候；归父前来，那是晋襄公尚未安定的时候；国佐前来，那是齐顷公有意背叛晋国的时候；庆封前来，那是齐景公刚即位而有志争霸的时候：这些都是出于私情。’然而春秋初期，齐国还对鲁国以礼相待，等到桓公称霸之后，僖公七年公子友前往齐国之后，鲁国派使者聘问齐国的有二十二次，而齐国聘问仅三次，由此也可以观察世道了。”汪氏克宽说：“孔子作经，虽然不预先计算日后的事情，但对于他宠爱过度的过错，特意记载‘弟’来贬斥他，使后世读这部经书的人，考察无知篡位弑君的起因，也就知道警戒了。诸侯的弟弟，被贬斥就称名，不被贬斥就称字，所以许叔、蔡叔、蔡季、纪季都是贤德而称字。”而且不说“弟”。

译秋，鲁隐公讨伐邾国。【这是鲁隐公讨伐邾国的开始。】

《左传》记载：【秋天，宋国与郑国讲和。七月庚申日，两国在宿地结盟。鲁隐公讨伐邾国，是为了替宋国进行讨伐。】

胡安国《春秋传》说：【秉持正义的言辞去讨伐，称为“伐”。宋国人先前夺取了邾国的田地，所以邾国人攻入宋国的外城。鲁国与邾仪父结盟，是在隐公元年于眛地结盟的。邾国人有什么罪过可以声讨呢？不过是借个借口来讨伐他们罢了。《春秋》经文记载“伐”，并非发动战争的一方都有正当的理由，被讨伐的一方都有罪过值得讨伐。《左传》说：“想要给人加上罪名，还愁找不到借口吗？”鲁国替宋国讨伐，非常不义，却称“伐邾”，这就是所谓的“欲加之罪”。却不知道违背眛地盟约的事实，不需要贬斥就已经显露无遗了。】

集解：

杜预说：【鲁隐公抗拒宋国而转而与郑国讲和，是想把郑国作为援助。如今郑国又与宋国结盟，所以鲁隐公恐惧而讨伐邾国，想以此求得宋国的欢心，所以说“为宋讨”。】

杜谔说：【《诗经》说：“君子屡次结盟，祸乱因此滋长。”意思是结盟恰恰足以助长祸乱罢了。鲁隐公在元年举行蔑地之盟，到了这时却讨伐邾国，其中的道义自然显现。】

程颐说：【擅自发动军队，替别人去讨伐，是非常不义的。】

张洽说：【大国和睦是为了体恤小国，既然宋国、郑国已经讲和，那么邾国与宋国之间的微小怨恨也可以调和了。亲近这一方而虐待那一方，如果只是为了取悦宋国而忘记了蔑地的盟约。孔子说：“小人结党营私而不顾全局。”这足以看出《春秋》记载“为宋讨伐邾国”所蕴含的警戒意义了。】

家铉翁说：【凡是鲁公亲自率军讨伐他国，都有讥讽吗？】回答说：【应当讨伐而讨伐，只要符合道义，就不都讥讽。观察之前的盟约，观察之后的讨伐，就知道是因为违背盟约而讥讽，不加贬斥而道义自然显现，这叫做通过比较事件来体现道义。《春秋》的书法大体上都像这样。】

汪克宽说：【《左传》条例说：“声张罪状去讨伐，称为‘伐’。”这里说“奉词”，是拿着言辞来声张罪状，其意义是一样的。不称“帅师”，是因为国君出行军队跟随，所以国君统帅军队不说“帅师”。】

李廉说：【鲁国国内出兵讨伐他国仅有二十次，其中记载“公伐邾”的有六次，记载“大夫伐邾”的有八次，只记载“伐邾”的有一次。邾国在鲁国的势力范围内，而欺凌弱小、侵犯小国的战争，史书不断记载如此，鲁国政治的失误太严重了！】

季本说：【邾国人与郑国讨伐宋国，已经到第二年了，鲁国才开始替宋国讨伐他们，大概是因为郑国已经与鲁国结好，所以对责罚邾国有所迟缓，而且与郑国的交情还不太稳固。到了这时再次声讨邾国的罪过，正以此显示鲁国对于宋国还没有断绝关系。】

冬，周天子派遣凡伯来鲁国聘问。【这是周天子派遣使者聘问的开始。凡，杜预注：凡国，伯爵。汲郡共县东南有凡城。如今凡县故城在河南卫辉府辉县西南二十里。】

集解：

杜预说：【凡伯，是周朝的卿士。】

孙复说：【桓王不能振兴衰败的周室，统制四海，恢复文王、武王的功业，反而派遣凡伯来聘问，由此可知桓王作为天子的样子了。】

程颐说：【《周礼》规定按时聘问以结好诸侯，诸侯不修臣职而天子去聘问，不符合天子的体统。】

叶梦得说：【为什么记载？因为不寻常。存、頫、省、聘、问，这五种是君主对待诸侯的事务。《春秋》为什么唯独记载“聘”？我考证礼制，天子安抚邦国，一年普遍存问，三年普遍頫问，五年普遍省问，而没有聘问。至于按时聘问以结好诸侯，殷勤頫问以消除邦国的邪恶，间或问讯以晓谕诸侯的心志，那么存、省就不包括在内了，大概存、頫、省是常规事务；聘、问是不常规事务。聘与问，是同一件事，重大的叫聘，轻微的叫问，那么问也是聘了，这就是“聘”之所以单独出现的原因。】

张大亨说：【《曲礼》说：“诸侯派人问讯于诸侯称为聘。”而《大行人》称按时聘问以结好诸侯，《典瑞》称用圭璋来頫聘，那么天子派人问讯诸侯也称为聘。《王制》称诸侯对于天子，每年一次小聘，三年一次大聘，那么诸侯派人问讯天子也称为聘。】

赵鹏飞说：【《春秋》记载天王下聘的共有八次，是责备诸侯不朝见而接受天子的聘问。隐公在位十一年，而天王聘问鲁国的有两次，难道没有一次使者前往京师以报答天子的辛劳吗？】

愚案：各家多责备天王反过来聘问诸侯是不合礼制的，但是当时王室微弱，诸侯强大，孔子作《春秋》，正是为了扶持王室，哪有反过来责备天王的道理？天王又岂是不得已才下聘吗？吕大圭说：【春秋时期，诸侯侍奉天子的态度日益懈怠，而天子聘问诸侯，为何如此不厌其烦呢？十二公之中，鲁国的臣子前往京师的只有六次，而周王使者来聘问的有八次。隐公即位已经七年，他的臣子没有一人前往京师的，而天子派遣使者聘问，为什么呢？虽然如此，春秋自宣公十年定王派遣王季子来聘之后，鲁国历经五公，周朝更替四王，都没有来聘问的记载。大概文公、宣公以前，周朝固然微弱，但王命还足以显得重要；文公、宣公以后，周室的衰败尤其严重于从前。所以《春秋》记载来聘问的八次，止于宣公；记载来求取的三次，止于文公；记载来赐命的三次，止于成公。来聘问止于宣公的，自宣公以后，虽然有礼文，不足以结好诸侯了。来求取……止于文公的，自文公以后，天王虽然求取，诸侯也不给了；来赐命，止于成公的，自成公以后，虽然有爵位任命，不足以宠幸诸侯了。唉！这能不令人为世道感慨叹息吗？汪

译氏克宽说：“凡伯，是周公的（后裔），《诗经》中的《板》和《瞻卬》都是他创作的，大概是因为他身为周王的臣子。”李氏廉说：“《春秋》记载周王聘请鲁国大夫共有七次，始于这次而终于鲁宣公十年。凡伯、南季、仍、子家父，都不过是大夫，这还可以接受。宰周公”

译凭借三公的显赫地位，王季的儿子凭借嫡次子的尊贵身份，却屈尊去下聘，礼仪更加被亵渎了。隐公、僖公能够下聘，还可以说得过去；用宰纠去聘桓公，用季子去聘宣公，这是宠信篡位弑君之人啊。

戎人在楚丘攻打凡伯，并把他带回去。【这是戎人祸患的开始。楚丘，杜预注：卫国之地，在济阴城武县西南，如今兖州府曹县东边的楚丘亭就是那里。】

《左传》【起初，戎人到周王室朝见，向公卿馈赠礼物，凡伯没有以礼相待。冬天，周王派遣凡伯来鲁国聘问。凡伯回国时，戎人在楚丘攻打他，并把他带回去。】

《谷梁传》【凡伯是谁？是天子的使者。国家之间作战称为“伐”，这里只有一个人却也称“伐”，为什么呢？是为了彰显天子使者的尊贵。楚丘，是卫国的城邑。“以归”，意思是比被俘获要好一些。】

胡安国《春秋传》【国家之间作战称为“伐”，这里只有一个人却也称“伐”，可见他是率领随从队伍。楚丘，是卫国之地。“以归”，是委婉的说法。在楚丘，是为了责备卫国不救助天子使者的危难；说“以归”，是为了责备凡伯失节，不能在职位上殉难。周朝的官制规定：敌国使者到来，关尹上报，侯人负责接待，司徒征集徒众，司寇查究奸邪，甸人堆积柴薪，火师监督燎祭；如果是尊贵国家的使者到来，就按等级增加一等防备；至于天子的使者到来，则所有官员都要亲自到场办事。如今凡伯奉天子之命作为过境使者经过卫国，戎人却能攻打他并把他带回去，这是蔑视先王的官制，没有君主和父亲啊。】

《春秋集说》【董仲舒说：“拘捕天子的使者，与攻打国家的罪行相同。”杜预说：“戎人鸣钟击鼓攻打天子的使者。不记载凡伯战败，是因为他是单独出使没有军队，并非战场交锋。只说‘以归’，并不是被俘获。”孔颖达说：“传例规定有钟鼓声称为‘伐’，这里既然说‘伐’，就知道是鸣钟击鼓了。杜预的意思说‘以归’，是因为他跟随戎人回去而已，不是被囚禁的言辞，所以说只说‘以归’，并非被俘获。杜预必定知道‘以归’不是被俘获，是因为《谷梁传》说：‘以归，比被俘获要好。’又昭公十三年‘晋人拘捕季孙意如带回去’，如果‘以归’就是被俘获，何必另外使用‘执’字？明白地说‘以归’的，就不是被俘获。”陆淳说：“《谷梁传》说：‘戎，就是卫国。因为卫国攻打天子的使者，所以贬称他为戎。’啖助说：“如果卫国真的攻打天子的使者，改称为戎，是为卫国掩盖罪恶，怎么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呢？”孙复说：“说‘伐’，是用兵的意思。楚丘，是卫国之地。地点指明是楚丘，是责备卫国不能救助危难；记录‘以归’，是厌恶凡伯不在职位上殉难。”家铉翁说：“天子的使者，戎人得以要挟并拘捕他，天子不命令讨伐，方伯连帅又不能为王室抵御外侮，《春秋》记载这件事，以显示周王室衰弱。”卓尔康说：“伐，是一击一刺，用人持戈的意义。一个国家说‘伐’，‘郑人伐卫’之类是；一个城邑也说‘伐’，‘伐于余丘’是；一个家族说‘伐’，‘伐单氏之宫’是；一个人也说‘伐’，这里‘楚丘’就是。】

【按：《谷梁传》认为“以归”比被俘获要好，杜预因此认为不是被俘获，这个解释胜过《公羊传》很多。古代君主出行军队跟随，卿出行旅从跟随。各家认为只有一个人也称“伐”，似乎也不合适，但沿袭已久，现在暂且保留。】

附录《左传》【陈国和郑国讲和。十二月，陈国的五父到郑国主持结盟。壬申日，与郑伯结盟，歃血时像忘记了什么。泄伯说：“五父一定不能免于祸患，不依赖盟约了。”郑国的良佐到陈国主持结盟。辛巳日，与陈侯结盟，也预知陈国将要发生动乱。郑公子忽在周王室，所以陈侯请求娶他为妻。郑伯答应了，于是完成了婚事。】

【丙桓王寅五年】八年【齐僖公十六年、晋哀公三年、蔡宣公三十五年、卫宣公四年、郑庄公二十九年、曹桓公四十二年、陈桓公三十年、蔡武公三十六年、宋殇公五年、秦宁公元年、楚武王二十六年】

春天，宋公、卫侯在垂地相遇。【垂，杜预注：卫国之地，济阴句阳县东北有垂亭。如今兖州府曹州北边的句阳店就是那里。】

《左传》【齐侯打算调解宋国和卫国的关系，有约定的日期。宋公带着礼物请求卫国，要求先相见，卫侯答应了，所以在犬丘相遇。】

【犬丘，杜预注：就是垂地，一地有两个名字。又说：一地两名，当时并存，所以两文互见。】

《谷梁传》【没有约定而相见称为“遇”，遇，是心意相投。】

《春秋集说》【程颐说：“宋国深深忌恨郑国，所以与郑国最终没有和好。没有诸侯相见的礼仪，所以记载为‘遇’。”高闶说：“殇公曾经听从州吁的请求攻打郑国，以图谋公子冯。州吁被杀，宣公即位，公子冯不能不最终图谋，但不知道宣公是否听从，所以宋卫在垂地相遇以谋划郑国。十年入侵郑国，大概是垂地谋划的结果。谋划别人的国家不以礼相见，而表面上像是相遇，《春秋》如实记载，贬义寓于其中。”陈傅良说：“特意相遇不记载，记载宋卫，将作为三国盟会。”任伯雨说：“齐侯打算调解宋卫与郑国的关系，卫侯既不敢违背齐侯的命令，又不能释怀对郑国的怨恨，有异心，所以先在垂地相遇。”李廉说：“垂地的相遇，《左传》认为宋卫对郑国有怨恨，而齐国想要调解。大概郑国怨恨卫国是因为公孙滑，宋国怨恨郑国是因为公子冯，这种说法似乎有依据。然而考察经文，后来瓦屋只有三国盟会而没有郑国，十年入侵郑国、攻打戴国的军队，又是两国结党仇视郑国，那么宋卫这次谋划”

译大概是有志于依附齐国的党派，而没有消除对郑国怨恨的意思。齐僖公也不过是借此来求取诸侯的拥戴罢了，难道真有平息怨恨的真心吗？」季氏原本说：「宋国和卫国本来与鲁国同属一派，因为鲁国已经答应与郑国讲和，也想要挟制齐国来断绝与郑国的关系，所以举行这次会见，而瓦屋之盟的商议就在这里了。然而以会见的礼节相见，是恐怕泄露所谋划的事，想要隐蔽他们的踪迹罢了。」王氏樵说：「宋国和卫国向来和睦，而郑国是他们的深仇大敌。齐侯将要使宋卫与郑国和解，已经有了约定的日期，宋卫却请求先相见而举行垂地的会见，为什么呢？大概是有所谋划。况且公子冯在郑国，确实是宋殇公所不能一日忘情的，他们在卫国谋划的事不可知晓，必定有所要求于郑国，大概在于除去公子冯吧？郑庄公不听从，所以宋国没有最终达成和解。瓦屋之盟，传文称齐人最终使宋卫与郑国和解，然而郑国没有防备，其中的缘故是可以知晓的。

译三月，郑伯派遣宛前来献还祊地。【祊，音必彭。《公羊传》、《谷梁传》写作邴。祊地，杜预注在琅琊费县东南，即今山东兖州府费县治所，故祊城就是此地。】

《左传》【郑伯请求废除泰山的祭祀而改祭周公，用泰山的祊地交换许田。三月，郑伯派遣宛前来献还祊地，表示不再祭祀泰山了。许田，杜预注：靠近许国的田地。今开封府许州西南有鲁城，本是许田，后来设置邑县。《寰宇志》说在许昌城南四十里处，是正确的。】

《公羊传》【宛是谁？郑国地位卑微的人。邴是什么？郑国用于沐浴斋戒的邑地。天子在泰山举行祭祀，诸侯都跟随前往。泰山脚下，诸侯都有用于沐浴斋戒的邑地。】

《胡传》【郑伯想用泰山的祊地交换许田，此前前来输平的人，是用言语请求的，还没有交割土地。至此前来献还祊地，是土地已经交割，但还没有交换许田。成王因为周公有巨大的功勋劳绩，所以特别赐给他许田，作为朝见住宿的地方；宣王因为郑伯是母亲的弟弟、亲近的亲属，所以特别赐给他祊田，作为沐浴斋戒的邑地。祊地靠近鲁国，许地邻近郑国，各自用靠近自己国家的土地相互交换。由此可以看出郑国有无视君主之心，认为天王不再能巡狩了；由此可以看出郑国有无视亲属之心，竟敢把先祖受赐的邑地送给别人。他说“我献还祊地”，祊地并非我所有。入，是不顺当的措辞，道义上不可却强行纳入。】

《集说》【杜预说：“宛是郑国大夫，不写氏，是因为还没有赐给族氏。”又说：“成王营建王城，有迁都的意图，所以赐给周公许田，作为鲁国朝见住宿的邑地，后世因此建立了周公的别庙。郑桓公是周宣王的母弟，被封为郑国，有协助祭祀泰山的沐浴斋戒邑地在祊。郑国因为天子不能再巡狩，所以想用祊地交换许田，各自顺从本国所近的便利，担心鲁国以周公别庙为疑忌，所以说自己废除了泰山的祭祀而想为鲁国祭祀周公。这是委婉的言辞，因为有请求。”范甯说：“王室微弱，没有修复方岳的防备，诸侯骄横傲慢，也废除了朝觐的礼制，所以郑国用沐浴斋戒的邑地交换鲁国朝见住宿的田地。诸侯对王室有大功盛德的，在京师有朝见住宿的邑地，在泰山有沐浴斋戒的邑地，用来供给祭祀。鲁国是周公的后代；郑国是宣王的母弟，像这样有赐邑，其余则没有。”许慎说：“如果京师之地都有朝见住宿的邑地，周朝有一千八百个诸侯国，尽京师之地不足以容纳，不符合事理。”孔颖达说：“内卿被贬则去掉族氏，外卿被贬则称人，外卿没有去掉族氏的道理。现在宛没有族氏，传文中没有讥讽的文字，所以知道是没有赐给族氏。传文说郑国废除泰山的祭祀，派人来献还祊地，知道祊是郑国祭祀泰山的邑地。郑国因为桓公的缘故，在泰山脚下受赐邑地，天子祭祀泰山，必定跟随前往协助祭祀，让他们在那里沐浴斋戒，所以《公羊传》称之为沐浴斋戒的邑地。既然有了这个邑地，就建立了州庙。刘炫说：‘说祭祀泰山的邑地，是指泰山旁边有这个邑地，邑内有郑国的宗庙祭祀，大概是祭祀桓公、武公的神灵。’”孙复说：“祊是郑国的邑地，天子所封，不是鲁国的土地，所以说来献还。定公十年齐人来献还郓、讙、龟阴田，都是这个意思。先说归而后说入，郑国不可归，鲁国不可入。郑国人献还，鲁国人接受，他们的罪过是一样的。入，是接受的措辞。”刘敞说：“《谷梁传》说命名宛，是为了贬低郑伯，不对。鲁国作为大国，还有未任命的大夫单独称名的情况，何况像郑国这样的小国呢？”程颐说：“鲁国有朝见住宿的邑地，在王畿之内，叫许；郑国有朝见住宿的邑地，靠近鲁国，叫祊。当时王政不修，天子不巡狩，鲁国也不朝见，所以想用祊地交换许田，各自取靠近的。所以派宛来献还祊地，开始把祊地献给鲁国，没有说交换。朝见住宿的邑地，是先祖从先王那里受赐的，怎么可以相互交换呢？郑国来献还而鲁国接受，他们的罪过是相等的。”黄震说：“木讷”说：“鲁国起初与宋国和睦，宋国攻打郑国。齐国担心鲁国帮助宋国，所以为郑国向鲁国求情，鲁国不答应，反而为宋国攻打邾国，所以郑国派宛向鲁国献还祊地。鲁国得到祊地，开始奉祀社稷以顺从郑国。”岷隐说：“祊地靠近鲁国，许田邻近郑国，郑伯的利益在于得到许田，不敢直接从鲁国夺取，所以先派人献还祊地，作为日后夺取许田的铺垫。鲁隐公没有识破他的计谋，接受并占有了它。”我认为：如果像木讷所说，是鲁国要挟郑国而得到祊地；如果像岷隐所说，是郑国欺骗鲁国而献还祊地。两种说法都是对的。木讷侧重于此前而言，因为鲁国不救郑国；岷隐侧重于此后而言，因为郑国假借许田。总之，鲁国、郑国都是怀着私利来相互交往的。李廉说：“祊、许的交换，其谋划始于输平之时，但这不过是借以巩固鲁国的友好，而不敢涉及许田。至此献还祊地，以祭祀周公为借口，大概是隐约地提出交换许田的请求，而隐公还没有答应交换。郑庄公舍弃分地以联合党羽而不吝惜，这就是所谓的‘将欲取之，必固与之’。隐公不察其深谋诡计，而沉迷于一个祊地的获得，所以在防地、中丘的盟会不得不顺从他，而败宋、入许，陷入大恶而不觉悟。先儒说郑庄公是小人之雄，确实如此！”汪克宽说：“《王制》说方伯朝见天子，都有在天子之

译在鲁国境内，其地位相当于元士，那么除了方伯之外，其他诸侯的情况就无从知晓了。然而，定公四年祝鮀说卫国占有阎地的土地以供奉王室的职事，占有相土东都的土地以防备王室的东巡，那么卫国也有朝见和沐浴的邑地了。」季氏本说：「前年郑国虽然向鲁国求和，但两国交情尚不稳固，不足以使郑国脱离宋国的党羽，所以再次用祊地来联结鲁国。祊地靠近鲁国，是鲁国想要得到的，而郑国因距离遥远难以控制，于是舍弃祊地给鲁国，这是用利益引诱鲁国的策略。然而推测当时郑国恐怕鲁国还不想接受，应当没有立刻说交换许地的事。不然的话，许地为什么要等到四年之后才加上玉璧来借呢？左氏说郑伯请求用泰山脚下的田地交换许地，大概是根据事情的结局而预先推测郑国的意图罢了】

译庚寅日，我国军队进入祊地。

公羊传问：经文说“入”，这是为什么呢？

谷梁传解释：所谓“入”，是指国内不接纳。邴地，是郑伯接受天子命令祭祀泰山的邑地。

集说：杜预说：“桓公元年才去世，交换祊田，知道这次进入祊地，是不肯接受并占有它。”啖助说：“公羊传认为：‘说“我”，并不是单指我国，齐国也想要。’记载“我”，是说鲁国进入罢了，这与齐国有什么关系呢？”刘敞说：“以前没有说‘我入’的，这里说‘我入祊’是什么意思？祊地不是我国所有的。为什么说祊地不是我国所有的？因为王者制定诸侯的土地，有定规，郑国不能给予别人，鲁国也不能从别人那里取得。‘平’是义，‘入祊’是利。不认为以利益为义是正确的，如果以利益为义，也一定会以利益废弃道义，君子以此为耻。”叶梦得说：“归还邴地而连及郑伯，是彰显郑国的罪过；进入邴地而连及我国，是彰显鲁国的罪过。凡是国内邑地归还，说‘取’不说‘入’，因为是我国所有的；归还国外邑地，说‘入’不说‘取’，因为不是我国所有的。‘入’是逆理的言辞，不是我国所有的，外面虽然归还，其道义上仍然是逆理。”高闶说：“郓、讙、龟阴，本来是我国的邑地，归还有之。这里特别记载‘入’，是因为不是我国所有的，不应当进入。”陈傅良说：“‘入’没有说‘我’的，说‘我’，是相互讥讽。”张洽说：“这本来是郑国归还给我们，让我们官吏治理那里的政事并拥有它。既然不是靠武力得到的，就应当像齐人归还我们济西田一样，不必记载‘入祊’就可以了。记载‘入’，是难堪的言辞，道义上不应当接受却占有它。”吕大圭说：“左传说用祊地交换许田，经文中没有看到用祊地交换许田的事。当时是郑国结交鲁国，不是鲁国结交郑国。前年来输送平邑，是用言语约定；今年来归还祊地，是用利益引诱。虽然如此，他们归还祊地，本来是想觊觎许田，只是因为正来结交鲁国，所以暂时延缓。后来桓公篡位，于是索要许田，开始向鲁国索取补偿，左传把这件事并列叙述而称为交换。”汪克宽说：“郓、讙、龟阴记载‘来归’，这里也记载‘来归’，大概郑庄公贪图鲁国人交换许田而归还祊地，齐景公服从圣人的德化而归还郓、讙、龟阴，虽然他们的道义和利益不同，但归还是出于内心的真诚，不是勉强让他们归还的，所以都记载为‘来归’，美恶不嫌用同样的辞语。然而这一年记载‘入’，以示其不顺，那就不是郓、讙、龟阴可比的了。按公羊传以‘日’为难，谷梁传以‘日’为恶，两种说法都以‘日’为例。朱熹说：‘解释《春秋》的人，专门以日月作为褒贬，穿凿附会得完全没有义理。’所以删去。”

附录左传：夏天，虢公忌父开始在周朝担任卿士。四月甲辰日，郑公子忽到陈国迎娶妫氏。辛亥日，带着妫氏回国。甲寅日，进入郑国。陈鍼子送女。先配婚而后祭祖。鍼子说：“这不是夫妇，欺骗了祖先，不合礼法，怎么能生育？”

夏六月己亥日，蔡侯考父去世。

集说：孙觉说：“谷梁传说：‘记载日期去世，是正当的。’孔子根据旧史作《春秋》，详略不能随意添加。这里说记载日期是正当的，那么没有记载日期的就不是正当的吗，孔子怎么记载呢？”陈深说：“《春秋》对于诸侯的去世，都用名字记载，这也是为了谨慎终事辨别事实，使国君的名字谥号可以考证而不致混淆。诸侯告终，必定称嗣君去通报，自从他们通报先君的去世，就已经记录在列国的史书上了，不只是同盟、朝见、会盟、聘问、告丧有证据。”

辛亥日，宿男去世。

谷梁传：宿是小国。

胡传：诸侯去世以名字通报，从而区别于上级，这是礼。古代人死了不立谥号，不以名字为讳。周人用谥号代替名字，于是有了避讳的礼，所以国君去世通报他国，就说：‘寡君不幸去世，敢告知执事。’春秋时期，遵循这个礼，凡是通报的都不以名字。通报不以名字而史书记载名字的，是与鲁国通好的；已经通好而不记载名字的，是旧史失误；没有通好而记载名字的，是有证据的。所以传述这个义理的人，记录在礼篇说：‘诸侯活着时不称名。’活着不称名，死了称名，区别于上级，显示君臣尊卑的等级，大概是礼的中正之道。”

集说：孙觉说：“这与滕侯不称名是同样的例子。”家谟说：“不称名，是史官失误。不记载葬，是鲁国微弱而不防备。”俞皋说：“同盟，所以来通报。不称名，是缺文。元年与宋人结盟，而谷梁传认为未能同盟，是错误的。”汪克宽说：“宿男元年同盟，并与鲁国结亲，而成公去世不称名；滕国同伐秦国，而成公十六年滕子去世不称名，都是史官失误。”季本说：“诸侯死了就称名，是通报书写的常例，圣人也是沿用旧例罢了，难道在其中有所增加吗？大概诸侯众多，死了不称名，那么他们的世系就无法区别了。所以凡是不称名的，都是缺文。”

【按宿男不称名，诸儒都认为史官失误，是对的。胡传说通报不以名字，而经书记载名字，是圣人笔削，恐怕没有根据】

秋七月庚午日，宋公、齐侯、卫侯在瓦屋结盟【这是参盟的开始，瓦屋，杜预注：周地，今开封府洧川县南二十里瓦屋里】

译这是那个地方。

《左传》：齐国人最终使宋国、卫国与郑国达成和解。秋天，在温地设防，在瓦屋会盟，以此来消除东门之战的怨恨。

译谷梁传：诸侯的三方会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胡安国传：《周礼》设有司盟的官职，掌管盟誓记载的法度。凡是国家有疑难之事，就向防同之地请求会盟，并向天子听候命令，这也是圣人对待衰乱之世的用意罢了。道德进一步衰败，诸侯放纵恣意，他们多次会盟不再等待防同之礼，私下缔结盟约也不再经由天子。有的盟誓口血未干就背弃了，最终发展到交换人质，仍然有人不守信用的情况。《春秋》对三方会盟持谨慎态度，称赞胥命（仅以言语约定），赞美萧鱼之会的会盟，以诚信待人而不怀疑。这大概是有志于天下为公的时代，这类事情，也是改变了周代的制度。

集说：杜预说：“齐侯尊崇宋国，让宋国主持防地的会盟，所以宋公排在齐侯之上。”范宁说：“宋公排在齐侯之上，是因为王爵的缘故。”陆淳说：“《左传》说：‘用来和解东门之战，这是合乎礼的。’”赵氏说：“诸侯结盟，本来就不是正道，有什么合乎礼的呢？”孙觉说：“三国会盟，关系到诸侯的安危，所以《春秋》记载了它。”谷梁传：“三方会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所以谨慎地记载了日期。”按《春秋》褒贬的法度，本来没有固定的义例，罪行相同就一同诛杀，罪恶相同就一同惩罚，不以事情的始终作为轻重的标准，说这是谨慎开始就不对了。程颐说：“宋国是主盟者，会盟是为了与郑国断绝关系。”许翰说：“《春秋》初期，宋公排在齐侯之前，是按爵位排序。后来才按国家大小排序，只有主盟者才能这样。”陈良曰：“诸侯初次三方会盟。传文说：‘诸侯的三方会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有了三方会盟然后才有主盟者。’《春秋》初期，宋、鲁、卫、陈、蔡是一党，齐、郑是一党。郑国有背叛周王而联合诸侯的志向，于是向鲁国求和；齐国也为了艾地的会盟来平定鲁国，为了瓦屋的会盟来平定宋国、卫国，这就是所谓的成就三国。东方诸侯之间的交往兴盛了。”张洽说：“《春秋》初期，都是两国的会盟，到了这里则是三位君主共同向神明立誓，以显示明信。而第二年防地会盟之后，攻打宋国夺取城邑，看待今天盟誓的话，不再顾忌。《春秋》在瓦屋的会盟中，列举三位君主，又记载日期以示谨慎，以此来哀伤世道变化的严重。”家铉翁说：“《春秋》初年，只有两国结盟，现在三方会盟，宋国为首，责任在宋国。前年宋、卫、陈、蔡联合军队攻打郑国，于是开始有四国伐郑。这时是东迁的开始，诸侯还有没有背叛周王的，而宋国联合四国的军队，会盟三国的诸侯，不凭借王命行事。《春秋》在三方会盟、联合讨伐中，都以宋国为首，正是惩罚它无视天子的罪过。”湛若水说：“记载三方会盟。古时候天下为公，防同之礼，由天子制定，没有上命而私下结盟，是无道到了极点。然而彼善于此的情况是有的，三方会盟就是如此，所以记载它。记载日期与不记载日期，史书有详略之分，圣人就因袭它而不删削。”王樵说：“三方会盟并非从这时候开始。隐元年与宋人在宿地结盟，已经是三方会盟的开端。然而宿是小国，而且内称‘及’，外称‘人’，都是地位卑微者，还不足以记载，所以谷梁传在这里阐明义理。”张溥说：“春天，宋国、卫国在垂地相遇，齐国平定了宋国、卫国与郑国的关系。秋天，宋国、齐国、卫国在瓦屋结盟，齐国最终平定了宋国、卫国。”

于郑国，这是《左传》的文字。然而根据经文考察，在垂地相遇而郑国没有听说结盟，在瓦屋结盟而郑国没有参与，郑国难道是接受平定的人吗？侵牧之战，卫国、郑国的怨恨浅；长葛之战，宋国、郑国的怨恨深。公子冯在郑国，宋殇公没有一天忘记他。宋国急切地想要除掉公子冯而联合郑国，郑庄公必定不会听从。所以瓦屋的会盟是断绝郑国，而不是平定郑国。

八月，安葬蔡宣公。

集说：杜预说：“三个月就安葬，太快了。”陆淳说：“安葬时举出谥号而不需要重复说名字，史书的体例本来就是这样。”程颐说：“太快了。诸侯五个月安葬，不到期限，是简慢。”张洽说：“蔡国从共侯到桓侯记载在《史记》中的，他们的君主都称侯。现在考察父《史记》，也记载为宣侯，而《春秋》以公记载，所以彰显臣子的私谥，其尊贵等同于诸侯。”湛若水说：“记载安葬蔡宣公，是向邻国报告的大事，诸侯有会葬的礼节，所以记载它。然而同盟的道义、不及时期的礼节，都可以看出来了。”

附录左传：八月丙戌，郑伯带领齐国人朝见周王，这是合乎礼的。

九月辛卯，隐公与莒国人在浮来结盟。【浮，《公羊传》、《谷梁传》作包。这是喜好莒国的开始，也是鲁君特别会见外国大夫的开始。浮来，杜注：纪国的城邑，东莞县北有邳乡，邳乡西有公来山，号邳来间。现在莒州西二十里有浮来。】左传：为了成就与纪国的友好关系。

公羊传：隐公为什么与莒国大夫结盟？称‘人’，就表示随从而不怀疑。

胡安国传：莒是小国，莒国大夫，而隐公与他结盟，所以特别用‘及’字来讥讽失礼，并且表明这不是大夫的罪过。《易经》说：‘谦逊尊贵而光荣，卑微而不可逾越。’隐公可以说是谦逊了，为什么讥讽他失礼呢？回答说：‘谦逊，亨通。君子用来褒奖多的，补充少的，称量事物公平施予。’委屈千乘之尊，向下与小国的大夫结盟，难道是称量事物公平施予的意思吗？太卑微而可以逾越，就不是谦逊的品德了。

集说：赵匡说：“莒是小国，如果不记载‘公’，就嫌疑不是隐公。委屈

译以盟会之礼，是因为地位卑下而损害了国君的尊严。」陆淳说：「我从老师那里听说：『凡是国君单独与外国大夫结盟，惯例不记载国君，比如与齐国高傒、晋国处父结盟就是如此，这是为了归罪于齐、晋两国。这里特别记载国君，是因为莒是小国，不是外国大夫敢与国君结盟，而是国君自己愿意与他们结盟，所以讥讽国君失礼，并且表明这不是外国大夫的罪过。』」孙复说：「凡是国君与外国大夫结盟，对内明确称国君，对外大夫称人，过错在于国君。这一年国君与莒人在浮来结盟，成二年国君与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在蜀地结盟，都属于这种情况。对内不称国君，对外记载大夫的名氏，过错在于大夫。庄公十二年与齐国高傒在防地结盟，文公二年与晋国处父结盟，都属于这种情况。」刘敞说：「莒人，是防地的人。国君为什么与莒国的防地之人结盟？国君想要这样做。凭什么知道国君想要这样做？国君与大夫结盟，国君的尊严被掩盖，因为这里没有掩盖国君的尊严，所以知道是国君想要这样做。这不是国君轻视君位而降低身份与大夫结盟。」程颐说：「邻国之间的交往，讲求信用、增进和睦就可以了，哪里用得着结盟呢？国君委屈自己与臣子结盟，从道义上讲是不安的。」家铉翁说：「凡是国君与强国的大夫结盟，不记载“公及”，是为了避讳强国以无道施加于国君。与小国的大夫结盟，就不避讳记载“公及”，因为国君自己愿意与他们结盟。鲁国和莒国有未平的怨恨，此前纪国人为他们调解，但鲁、莒两国的友好关系还没有完全恢复。现在隐公想要降低心气以消除两国的祸患，而莒国的国君最终没有来，以期待大国国君的态度去与小国的大夫结盟，虽然谦卑但不合礼制。」李廉说：「《春秋》记载“公及人盟”有两次，浮来和蜀地就是。《谷梁传》说：“可以说公及人，不可以说公及大夫。”那么国君与齐国大夫在蔇地结盟，怎么能说不可以呢？杜预的条例认为防地的人不嫌弃与公侯敌对，所以直接称公。然而高傒、处父是大国的贵卿，尚且因为自尊而避讳，现在却直接记载而不避讳吗？赵子曰：“莒是小国，如果不记载公，就嫌疑不是国君。”这个说法是对的，所以胡安国采纳了它。至于蜀地的结盟，上面记载公子，下面记载楚人，贬斥的意思非常明显，不能与这个例子相提并论。」陈际泰说：「《春秋》没有先与小国大夫结盟的，从鲁隐公开始。湨梁之盟遍刺天下的大夫，而浮来之盟已经显露出端倪。」

译螟

集说【程子说：“这是灾祸。百姓以粮食为生命，所以有灾祸必定记载。”高氏闶说：“记载螟灾的有三次，隐公二年两次，庄公一次。记载螽灾的有十一次，桓公一次，其余都在僖公之后。螟虫吃禾苗的芯，螽虫什么植物都吃。就灾祸而言，螟灾较轻而螽灾较重。春秋初期，较轻的灾祸也予以记载；等到后来，较轻的灾祸多得不胜记载，就只记载重大的灾祸罢了。不然的话，难道庄公之后的二百年间都没有螟灾吗？”】

附录左传【冬天，齐侯派人来报告平定三国之事。鲁公派众仲回答说：“您放弃对三国的图谋，来安抚那里的百姓，这是您的恩惠。我们国君听到了您的命令，怎敢不接受您光明的德行？”】

冬十有二月，无骇去世【骇，谷梁传作侅】

左传【羽父请求赐予谥号和族氏，鲁公向众仲询问族氏之事。众仲回答说：“天子建立德行，根据出生情况赐予姓氏，分封土地并命令其氏。诸侯以字作为谥号，并据此作为族氏。官职有世袭的功绩，就有官族。封邑也是如此。”鲁公命令以字作为展氏。】

胡传【无骇只称名，是因为没有赐予族氏。诸侯的儿子担任大夫，就称公子；他的孙子担任大夫，就称公孙。公孙的儿子与异姓之臣，没有赐予族氏而身为大夫，就称名，无骇、挟之类就是这样；已经赐予族氏并让他们世代担任大夫，就称族氏，如仲孙、叔孙、季孙之类就是这样。古代设置卿大夫必定寻求贤德之人，不以世袭为官。春秋初期，还接近古制，所以无骇与挟都只称名。后来用人世袭，无不赐予族氏，有的以字，有的以谥号，有的以官职，有的以封邑，先王的礼制就丧失了。以至于三家专权鲁国，六卿瓜分晋国，诸侯失国出逃的相继发生，都是由此引起的。按礼制，天子疆域内的诸侯世袭俸禄而不世袭爵位，那么诸侯所设置的大夫世袭职位而不更换，难道符合礼制吗？看《春秋》所记载的，是非的迹象就显著了，治乱的效果就明白了。】

集说【孙氏复说：“不称氏，是因为没有任命。”程子说：“没有赐予族氏，只称名罢了。”张氏洽说：“春秋记载无骇、挟的去世，与季友、仲遂的去世，实际上是因为卿大夫的终老来谨慎对待世道的变化，所以彰显无骇、挟没有赐予族氏并非刻薄，而季友、仲遂的恩惠实在过于优厚。过于优厚如果推崇恩惠，而先王的礼制，毫厘之差则产生动乱开启祸端，常常由此而来，学者不可以不考察。”家氏翁说：“根据出生赐予姓氏，分封土地并命令其氏。解说者说像舜从妫汭，所以陈国为妫姓，而命氏则叫陈。诸侯地位低，不得赐予姓氏，所以他们的臣下根据祖父的字作为族氏，或者让直接使用祖先的谥号作为族氏，如卫国的齐恶、宋国的戴恶之类就是这样；或者取用旧官职、旧封邑的名称作为族氏，旧官职如晋国的士氏，旧封邑如韩、赵、魏之类就是这样。又说：诸侯的儿子称公子，公子的儿子称公孙，公孙的儿子不能再称公曾孙。无骇等人以名行世，等到他们去世，就赐予族氏，以祖父的字作为族氏就是这样。生前赐予族氏的，仅见一两次。公子、公孙本身没有赐予族氏的道理，经文记载季友、叔肸、仲遂的，都是以字配合名，传文说建立叔孙氏、臧僖伯、臧哀伯、叔孙戴伯等人，都是传家根据后事记载的罢了。宋督，戴公的孙子，生前赐予族氏，活着就建立了华氏，他弑君害怕讨伐，请求这样做，不是常例。至于公的曾孙以外，以及异姓，有新晋升为卿的，君主赐予族氏，以此卿的字即作为此族氏的；也有虽然为卿而终究不赐予族氏的，挟、柔、溺之后没有听闻就是这样。春秋初年，周制尚存，所以有未赐予族氏的大夫。后来大夫世袭官职，无不赐予族氏，而周制几乎扫地以尽了。”汪氏克宽说：“谷梁传认为隐公不爵命大夫，然而传文称司空无骇，而又率领军队出境，那么是大夫是明显的，只是没有赐予族氏罢了。”李氏廉说：“公羊、谷梁认为罪在无骇入侵极国而贬斥他，又认为隐公不能成为君主，所以不爵命大夫，都没有依据。”】

【丁桓王卯六年】九年【齐僖十七年、晋哀四年、卫宣五年、蔡桓侯封人元年、郑庄三十年、曹桓四十三年、陈桓三十一年、〇武三十七年、宋殇六年、秦宁二年、楚武二十七年】

春天王派遣南季来聘问

谷梁【南是姓氏，季是字，聘问是礼节，聘问诸侯不是正道】

胡传【按《周礼》行人篇，王者对待诸侯有时节性的聘问以结好，间隔性的问候以传达意志，而谷梁子为什么独独说聘问诸侯不是正道？古代诸侯对于天子，每年一次小聘，三年一次大聘，五年一次朝见。天子对于诸侯，不可以如此冷漠，所以也有聘问的礼节。隐公即位至此九年，而史官不记载派遣使者到周王室，那就是未曾聘问；也不记载鲁公到京师，那就是未曾朝见。一次不朝见就贬低其爵位，两次不朝见就削减其土地，像隐公这样，贬爵削地是可以的，刑罚则不列举。派遣使者来聘问，这大概就是认为不正的原因吧？经文记载鲁公到京师的有一次，在王所朝见的有两次，卿大夫到京师的有五次，举鲁国一国，那么天下诸侯怠慢不臣可知了。记载天王来聘问的有七次，赐命的有三次，归脤的有一次，赗葬的】

译这四个方面，如果向其他诸侯国以及齐、晋、秦、楚这些大国询问，也就更加清楚了。周天子不能施行王道到了这种地步，征伐之权怎能不出自诸侯呢？诸侯不尽臣子之礼到了这种地步，政事怎能不出自大夫呢？其根源都在于周天子失去了赏罚的权柄。《春秋》在这里，大概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啊。

译集说【范甯说：“《周礼》记载：天子按时派遣使者聘问，以缔结诸侯的友好关系；殷勤俯身慰问，以消除邦国的邪恶；间隔一段时间进行询问，以晓谕诸侯的心志；赠送祭肉，以交流诸侯的福泽；祝贺喜庆，以助兴诸侯的喜悦；送达慰劳之礼，以弥补诸侯的灾祸。”刘敞说：“南，是什么？是氏。季，是什么？是字。为什么称字？因为他是下大夫。天子的下大夫为四命。聘，是什么？是问。诸侯按时朝见天子，以表达敬意；天子按时聘问诸侯，以表达关爱。”程颐说：“《周礼》规定：大行人按时聘问以缔结诸侯的友好。王法的施行，按时加以聘问，以安抚诸侯，这是常礼。春秋时期，诸侯不修臣子职分，朝觐之礼废绝，这是王法应当治理的。不能正典刑反而去聘问，又不见答复，失道太严重了。”叶梦得说：“聘问，有时用卿，有时用大夫。用卿聘问的，是大聘；用大夫聘问的，是小聘。怎么知道聘问大小使者的区别呢？《聘礼》规定：使者车上载旜，旜是孤卿所建的。然而有说：‘大夫来出使，无罪就飨宴。’大概有大夫作为使者的情况。而礼制规定：诸侯之间的邦交，五年一次大聘，三年一次小聘。先儒认为大聘用卿，小聘用大夫，这是诸侯的礼制。春秋记载王聘，尊贵的如宰周公，年幼的如王季子、仍叔之子，本来文字不同；而有记载卿以邑爵出现的，如凡伯、渠伯；有记载大夫以氏字出现的，如南季、家父。用诸侯的礼制来推论，这难道不是大小的区别吗？大聘，是聘；小聘，是问。聘问有享献，以及夫人、主人设筵席几案，有私下会面，升堂而郊劳；至于问则省略这些。这就是大小的区别，所以使者也不能相同。”朱熹说：“诸侯不朝见周天子，而周反而向下聘问列国，这是什么道理？”张洽说：“隐公十年之间，宰咺、凡伯、南季三次到鲁国朝廷，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后代而想要亲近它。隐公不明白尊王的义理，而朝聘之礼不行于王室。春秋详细记载王使来到鲁国，就知道隐公的罪过大了。”赵鹏飞说：“周朝制度：一次不朝见就贬其爵位，两次不朝见就削其土地。况且规定五年一朝见，那么隐公到这时已经九年，应当再朝见了。两次不朝见，而天王一次赙赠、一次求取、两次聘问。圣人记载天王派遣使者的节次，是为了责备鲁国不再朝见的罪过。”汪克宽说：“隐公即位，既不禀命于周，宰咺、祭伯接踵来到鲁国朝廷，而不像初次见面那样。”】对于平王，武氏子来求赙，又不奔丧、参加葬礼。等到桓王即位，又不入朝觐见，却安然接受王臣的两次聘问，接待滕、薛两国的族朝，终其一生不派一个使者前往京师。如果说“摄政而不称君”，那么为什么每年都要会盟诸侯呢？《春秋》记载王臣的聘问，只有隐公、桓公时期最多。隐公不能善终，桓公背负大恶，不善的积累，大概是有原因的】

【按胡安国的说法本于程颐之说，认为天王失去了威福的权柄；张洽主张罪在鲁国，似乎应当兼用两种说法，经意才足够】

三月癸酉日，大雨伴有雷电。庚辰日，下大雪【雨读作“付”】

左传【九年春，周三月，癸酉日，大雨霖并伴有雷电，记载这是开始。庚辰日，下大雪，也是如此，记载这是时节失序。凡是雨连续下三天以上称为霖，平地积雪一尺称为大雪】

公羊【三月癸酉日，大雨伴有雷电。为什么记载？记录异常。有什么异常？不合时宜。庚辰日，下大雪。为什么记载？记录异常。有什么异常？开始非常严重】

谷梁【三月癸酉日，大雨伴有雷电。震，是雷；电，是霆。庚辰日，下大雪，记载疏密。八天之间，两次有大变，阴阳错行，所以谨慎地记载日期。雨在月，记载正确】

胡传【震电，是阳精的显现；雨雪，是阴气的凝聚。周三月，是夏历正月。雷不应该发出，电不应该出现，却大震电，这是阳失节。雷已经发出，电已经出现，那么雪不应当再降，却下大雪，这是阴气放纵。春秋灾异必定记载，虽然不说其事应，而事应具存。只有明白天人相感之际、响应之理，才能见到圣人所书之意】

集说【何休说：震雷、电，是阳气。有声曰雷，无声曰电。周之三月，雨应当冰雹杂下，雷应当闻于地中，电尚未可见，却大雨震电，这是阳气大失其节。日者，是一日之中。凡灾异一日者，日历日；者，月历月；者，时历时；者，加自文为异。俶，是始怒。始怒甚，犹大甚。师说以为平地七尺雪者，是盛阴之气。杜预说：三月，是今正月。又说：夏之正月，微阳始出，未可震电。既震电，又不当大雨雪，故皆为时失。范甯说：刘向云：“雷未可以出，电未可以见。雷电既已出见，则雪不当复降，皆失节也。雷电，阳也；雨雪，阴也。雷出非其时者，是阳不能闭阴，阴气纵逸而将为害也。”孔颖达说：《说文》云：“震，劈历震

译物者，电，是阴阳激荡闪耀所致。《河图》说：“阴阳相互迫击产生雷，阴气激荡阳气产生电。”那么震就是雷的劈裂，电就是雷的光亮。僖公十五年震夷伯之庙，就是雷劈裂破坏了它。雷的剧烈者称为震，所以何休说震就是雷。《说文解字》说：“雨是从云下落到地面的水。”那么雨，就是天上降下水的名称。既然看到水从天下落，凡是自上下落的，就都用雨来称呼，所以下雪称为雨雪。刘敞说：传文说：“大雨霖并伴有雷震。”凡是雨连续下三天以上称为霖。杜预说：“这是传文解释经书中的‘霖’字，但经文中没有‘霖’字，是经文错了。”不对。经文有‘电’字而没有‘霖’字，传文有‘霖’字而没有‘电’字，传文并不解释经文，难道反而是经文错了吗？然而左丘明不应该将‘电’改为‘霖’，大概是他所依据的简册有误，不能决断于经文，只是沿袭旧有的记载罢了。杜预于是专断地认为经文有误，偏袒左氏到了如此地步，不是太糊涂了吗？程颐说：阴阳的运动，有常道而没有差错。凡是失去法度的，都是人为感应所致。所以《春秋》对灾异必定记载。汉代儒者传承他们的学说却不通达其义理，所以所说的多属虚妄。三月大雨雷震，不合时宜，是灾异。大雨雪，非常态的大雪，也是灾异。陈傅良说：这是记载异象。司马迁说：“孔子论述六经，记载异象而说明不书写。”得到了《春秋》的要旨。俞皋说：朱熹说：“阴气凝聚在内不能外出，就奋击而成雷；阳气潜伏在阴气之内不能外出，就爆裂而成电。阴阳蒸郁而成雨，阳和阴则成雪。”汪克宽说：有人说《春秋》使用夏历，所以建辰之月……雨雪为异，如果确实是建辰之月，那么雷震电击就不必记载了。

译挟卒【“挟”字，《公羊传》《谷梁传》作“侠”】

《公羊传》【“侠”是什么意思？是指我国大夫中尚未受封赐族氏的人。】

《谷梁传》【“侠”是指他所辅佐的对象。】

集说【杜预说：“挟是鲁国大夫，未被赐给族氏。”刘敞说：“‘挟’是什么意思？是我国的大夫。为什么有的大夫卒时记载，有的不记载？如果是正式任命的大夫，就记载；如果不是正式任命的大夫，就不记载。公子翚前往齐国迎接新娘，也是正式大夫，为什么不记载？这是为了贬斥他。为什么贬斥他？因为他参与了弑杀君主的事。”齐履谦说：“考察鲁国世代为卿的家族，其后嗣在经文中没有出现的有三人。然而益师之后，传承中有众仲；无骇之后，传承中有展禽、展喜、展瑕、展庄叔、展王父；只有挟之后没有人。或许所氏这一世到挟就断绝了，或者他的子孙后来没有事迹可见，或者当时国家的纲纪还在君主手中，盟会、征伐多由君主亲自制定，所以虽然有世卿，但名氏不登载于史册，《春秋》的编纂，也是依据其所见到的情况罢了。”卓尔康说：“《公羊传》说‘我国大夫中未受命者’，这是对的。未赐族氏，是因为《春秋》初期，风尚尚且质朴。《谷梁传》说‘隐公不封爵大夫，是因为他不能成为真正的君主’，这是不对的。”郝敬说：“认为挟不书写族氏，是因为隐公摄政不主持封爵，所以不赐族氏。然而隐公摄政已经十一年了，盟会、征伐不断记载，为什么唯独不主持封爵？无骇被赐展氏，难道不是隐公赐的吗？”】

夏季，筑郎城。

《左传》【记载这件事是因为不合时宜。】

胡安国《春秋传》【筑城，是用来抵御暴乱、保护百姓的地方，而筑城有制度，劳役有时节。大城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小城不超过百雉，这是制度。鲁国曾经筑费城、郈城，后来又拆毁了，那就是超越礼制而不合制度了。凡是土木工程，龙星出现时开始准备，火星出现时开始使用人力，水星黄昏正位时开始施工，冬至时完工，这是时节。隐公筑中丘城、郎城，都在夏季，这就妨碍农事而不合时节了。筑城不超越制度，劳役不违背时节，还应当分配财物，平整版筑，称量畚箕和土筐，估量土质，商议远近，略定基址，揣测厚薄，测量沟渠，备足干粮，估量官吏，衡量功程并规定日期，不违背计划，然后才可以动工。何况失去时节和制度，妄自大兴土木，没有爱护养育百姓的意思，其罪行的轻重就显而易见了。】

集说【许翰说：“七年筑中丘城而后讨伐邾国，现在筑郎城而后讨伐宋国，违逆时节而动用民众，依靠城池来保卫国家，也太末节了。”高闶说：“鲁国自从接受祊地之后，将要为郑国讨伐宋国，又恐怕其他国家议论其后事，所以筑郎城来防备他们。”赵鹏飞说：“是为了防备宋国。郎地逼近宋国，鲁国将要北防齐、郑讨伐宋国，怀疑宋国会采取批亢捣虚的策略，所以筑城来防备，哪里还有闲暇顾及天时是否正确、民力是否丰足呢？”李廉说：“郎是鲁国近邑，隐公元年费伯已经筑过城了。到这一年又筑城，而桓公十年三国讨伐宋国来战于此，庄公八年陈、蔡等候也驻扎于此，十年齐、宋以兵力窥探鲁国又在此宿师，那么郎难道不是鲁国的要地吗？后来在郎筑台，筑郎囿，想必都在这里。开始时还有警戒畏惧之心，最终却成了游观之地了。”】

秋季七月。

《谷梁传》【没有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记载？是为了不遗漏时节。】

集说【范宁说：“四季不齐全，不能算作一年。”】

冬季，隐公在防地会见齐侯。【“防”字，《公羊传》作“邴”。防，杜预注说是鲁地，在琅琊华县东南。现在兖州府费县东北六十里有华城，就是华县。】

《左传》【宋公不朝见周王，郑伯作为周王的左卿士，以周王的名义讨伐他，讨伐宋国。宋国因为入郛之战怨恨隐公没有告知命令，隐公发怒，断绝了与宋国的使者往来。秋季，郑人以周王的名义来告知讨伐宋国。冬季，隐公在防地会见齐侯，谋划讨伐宋国。】

《谷梁传》【“防”是指在外地以主方身份主持会盟。】

胡安国《春秋传》【《周礼·行人》说：“按时会盟以禁止四方违禁之事，这是指不合时宜而会合诸侯，以禁止天下的不义之事。”列国为什么有这个名称？凡是记载“防”，都是讥讽，说是非王事而相聚会。《左传》称宋公不朝见周王，郑伯以周王名义讨伐他，派使者来告知命令，在防地会盟，谋划讨伐宋国，在中丘约定军队期限，这也可以说是非王事吗？回答说：“以周王名义讨伐宋国，而在王都听从征讨的禁令，即使是召陵之师，也不及这个。起初私自相会在防地谋划，中间私自相盟在中丘约定军队期限，最终乘着战胜别人而深取利益以夺取二邑归为己有。奉行周王命令讨伐不朝见的人，果真像这样吗？”经文记载“防”和“伐”而不区别其文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集说【高闶说：“齐国违背瓦屋之盟，与隐公连谋为郑国讨伐宋国。隐公得到利益就联合，郑国已经归还枋地，与齐、郑并力，齐国的强大可以为之助力，可以讨伐别人，所以诸侯争着与他结盟。宋国已经与他谋划郑国，而鲁、郑又与他谋划宋国。”张洽说：“鲁隐公自从六年接受输平，八年进入祊地，志在亲近郑国而仇视宋国，所以对外做出平定宋国的样子，郑国又以不朝见周王的罪名加于宋国，那么兴兵就有名义，而其义也可以招引齐国，这防地会盟的谋划，就是为了明年讨伐宋国做铺垫。《左传》只看到其名义而不考察其实质，所以这样记载，殊不知郑庄公只是借此来欺骗齐、鲁罢了。看繻葛之战，宋殇公的不朝见周王，哪里像郑庄公那样严重呢？”吕大圭说：“凡是记载‘防’，都是不正当的。彼”

译擅长于此，善恶有轻重，则各自存在于其事之中。”家氏翁说：“《左传》说：‘郑国人以周王的命令来告知伐宋。’冬天，在防地设防，是谋划伐宋。《左传》杂记所闻，而后儒多议论其虚假，这类就是。鲁国贪图归祊的利益，齐国违背瓦屋的盟约，联合出兵伐宋，与国内揣度有愧，所以共同假借王命，并非王的本意。《春秋》记载‘公在防地设防齐侯’，是诛责开始谋划的人。其后霸主挟持天子以命令诸侯，实际上始于这里。”汪氏克宽说：“《曲礼》说：‘诸侯在边境之地相见称为防。’是预先谋划在边境之地，约定日期前往朝见天子罢了。《春秋》记载防九十二次，都不是……”

译因为王事而互相防备，鲁公参与的防备有四次，夫人参与的防备有四次，大夫参与的防备有二十三次，对外防备有十三次，对外防备鲁公的有三次。凡是史书记载“防”，都是含有讥讽之意。只有襄公十一年在萧鱼防备，晋悼公不战而屈楚，以极致的诚意对待郑国，礼遇囚禁暴虐之人，停止战争让百姓休养生息，所以史书既记载“防伐”又记载“防”，这是《春秋》中的特笔，可以说是比这更好的做法了。玉氏樵说：“这时还没有霸主，但已经是霸道的萌芽。在此之前只有两国国君互相防备，到这时诸侯开始共同防备；在此之前只有敌国互相攻打，到这时开始联合诸侯攻打宋国。自从参与盟会而有主盟者，自从联合诸侯而挟持诸侯去攻打诸侯，所以五霸是三王的罪人，而那些放纵的诸侯，又是五霸的罪人。这是《春秋》的大旨。”

附录《左传》【北戎侵犯郑国，郑伯抵御他们。郑伯担忧戎军，说：“他们步兵我战车，怕他们穿插袭击我。”公子突说：“派勇敢而不刚烈的人试探敌人然后迅速撤退。您设下三层伏兵等待他们。戎军轻浮而不整齐，贪婪而没有亲情，胜利时互不相让，失败时互不相救。先头部队看到俘获，必定努力前进；前进遇到伏兵，必定迅速逃跑；后队不救援，就没有后续了。这样就可以取胜。”郑伯听从了。戎军先头部队遇到伏兵逃跑。祝聃追击他们，从戎军中穿过，前后夹击，全部歼灭。戎军大败。十二月甲寅，郑人大败戎军】

【戊桓王辰七年】十年【齐僖公十八年、晋哀公五年、卫宣公六年、蔡桓侯二年、郑庄公三十一年、曹桓公四十四年、陈桓公三十二年、〇武公三十八年、宋殇公七年、秦宁公三年、楚武王二十八年】

春季周王二月，鲁公在中丘防备齐侯、郑伯。

《左传》【十年春季，周王正月，鲁公在中丘防备齐侯、郑伯。癸丑日，在邓地结盟，确定出兵日期】

【邓，杜注：鲁地。《路史》：黄帝臣子邓伯温的封国，应当在今天兖州府境内】

集说【杜氏预说：“传文说正月防备，癸丑日结盟。《释例》推算经文和传文的日期，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道经文二月是错误的。”又说：“追溯九年防备于防，是谋划攻打宋国。鲁公既防备又结盟，结盟不记载，不是后来才有的，大概是鲁公回国报告了防备而没有报告结盟。”程子说：“是为了确定出兵日期。”陈氏傅良说：“郑伯是受命攻打宋国，为什么要在中丘防备？郑国有背叛周王而联合诸侯的志向，所以没有周王命令而私自与齐鲁防备，齐鲁也没有周王命令而私自与郑防备，而后诸侯的军队开始在天下横行。”家氏〇翁说：“冬天刚刚在防地与齐防备，春天又在中丘防备，只趋利而行，《春秋》连续记载，是为了贬斥。”汪氏克宽说：“防地的防备，是鲁国开始与齐国谋划攻打宋国的举动；到中丘的防备，又与郑国合谋而决定出兵日期。经文详细记载，彰显攻打宋国的军队是如何集结的。这是直书其事而大义自见】

夏季，翚率领军队防备齐人、郑人攻打宋国。

《左传》【夏季五月，羽父先期与齐侯、郑伯防备攻打宋国】

胡传【翚不称氏，是因为先期行动。起初防备宋国以攻打郑国，是固请而行；现在防备郑国以攻打宋国，是先期前往。不等到钟巫之变，就知道他有背叛君主的心了。那乱臣贼子，积累其强横邪恶，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等到权势已成，威令行于内外，虽然想控制他，又能怎么样呢？所以去掉他的公子称号，以警戒兵权下移，在动乱未发生前就加以制约】

集说【孔氏颖达说：“传文称羽父先期与齐侯、郑伯防备，是不等待君主命令。贪图与两国国君防备，自求名声，厌恶他专断冒进，所以贬去公子称号。案四年翚固请而行，所以贬去他的氏。这里没有固请的文字，也贬斥他，是因为翚在四年传文中称固请，明白这次先期防备也是固请。传文在四年已经详细，所以在这里简略。”程子说：“三国先派将领去攻打，齐、郑称人，不是卿大夫】

六月壬戌，鲁公在菅地打败宋军【败必迈反，菅古顽反，菅，杜注：宋地】

《左传》【六月戊申，鲁公在老桃防备齐侯、郑伯。壬戌，鲁公在菅地打败宋军】

【老桃，杜注：宋地。《战国策》高诱注说：“任城有桃聚。”今天山东兖州府济宁城北有桃乡城】

《谷梁传》【内战不称战，是举其大事】

集说【杜氏预说：齐、郑迟到，所以鲁公独自打败宋军。孔氏颖达说：按传文，鲁公在老桃防备齐侯、郑伯，然后鲁公打败宋军，就知道老桃的防备，是谋划与宋国作战。他们与鲁公谋划作战，而鲁公独自打败宋军，知道齐、郑迟到了。孙氏复说：鲁公与翚众全力共同痛恨宋国，又十天内夺取两邑，所以君臣并录以痛斥他们。孙氏觉说：左氏的体例说：未列阵而迫近攻击叫败某师。《春秋》内败外者共八次，难道鲁国专门能未列阵而迫近攻击别人吗？程子说：不称战而称败，败者为主，对方与战而此方打败他们。陈氏傅良说：外书伐不书败，伐而败，不值得记载。必须交战，而后称战、称败绩。只有内战全部记载，胜则称败某师，败则只称战。必须防备他国国君、大夫，而后跟随外辞，称战、称败绩。程氏端学说：不称齐、郑，是独自鲁国打败他们。诸

译诸侯擅自发兵攻打别国并击败其军队，即使一时侥幸成功，按王法也应当诛杀。

译辛未日攻取郜邑，辛巳日攻取防邑。

《左传》记载：庚午日，郑国军队进入郜邑。辛未日，郜邑归附我国。庚辰日，郑国军队进入防邑。辛巳日，防邑归附我国。

《胡传》说：对于内部的大恶，措辞委婉；对于小恶，则直书不隐讳。诸侯瓜分城邑，不是自己的却去夺取，这是盗窃行为，为什么不隐讳呢？在“取”字之中，还有更严重的含义。比如成公夺取鄟邑，襄公夺取邿邑，昭公夺取鄫邑，都是颠覆别人的国家并断绝其宗嗣，也记载为“取”，这就是所谓更严重的含义。所以夺取郜邑、防邑，直书而不隐讳。经文不说“战”而说“败”，是因为“败”的一方是主动方，对方与之交战而此方将其击败。双方列阵交锋称为“战”，欺诈作战称为“败”。

《集说》中，陆淳说：“《左传》说：‘君子认为郑庄公在此事上可谓合乎正道，他奉王命讨伐不服从的诸侯，不贪图其土地，以此彰显王爵的劳绩，这是正道的体现。’”赵子曰：“诸侯擅自夺取他国的城邑而赠予他人，这是极大的罪过，却说合乎正道，多么荒谬！”孙觉说：“《公羊传》认为夺取城邑不记载日期，这里记载日期，是因为一个月内两次夺取，表示事态严重。考察夺取城邑本不在是否记载日期，如果不记日期，那就是同一天夺取的，这只是如实记录罢了。凡是夺取城邑都有罪过，何必论及一个月内再次夺取呢？假如不同月份再次夺取，就无罪了吗？”又说：“内部的大恶不记载，小恶记载。夫人姜氏在禚地会见齐侯，也是大恶，不能说没有记载。”《谷梁传》说：“不认为趁人之危而深谋厚利、夺取两邑是正当的，所以谨慎地记载了日期。”考察经文记载击败敌军而夺取两邑，自己本来就不正当，何必用记载日期来谨慎呢？程颐说：“夺取两邑并占有，这是盗窃行为。”

秋天，宋国人、卫国人进入郑国。

《集说》中，程颐说：“郑国劳役百姓致力于对外扩张，却不知道守卫自己的国家，所以两国军队进入郑国。”高闶说：“宋国又联合卫国来报复郑国，郑国侥幸在菅地获胜而不加防备，所以军队刚回到郊外，宋卫已经乘虚而入了。《春秋》中没有正义的战争，没有像宋卫进入郑国这样奇特诡诈、轻率迅疾的。”陈深说：“宋国衡量自己的力量不能报复齐国和鲁国，所以偕同卫国先报复郑国，郑国来不及抵御，所以进入郑国很容易。”程端学说：“郑国联合齐国、鲁国攻打宋国，宋国联合卫国进入郑国，报复不休，这是因为王政失去纲纪，诸侯放肆妄为，圣人因此感伤世道的变迁。”湛若水说：“记载宋人、卫人进入郑国，是为了彰显擅自兴兵、反复攻伐的罪责。夏天，郑国与齐国、鲁国攻打宋国；秋天，宋国与卫人攻打郑国。干戈相寻，王法不禁。观察其所记载的内容，圣人的志向可见了。”

宋国人、蔡国人、卫国人攻打戴国，郑伯攻打并夺取了戴国。

《左传》记载：秋七月庚寅日，郑国军队进入郊地。郑军还在郊地时，宋国人、卫国人进入郑国，蔡国人跟随他们攻打戴国。八月壬戌日，郑伯包围戴国。癸亥日，攻克戴国，俘获了三国的军队。宋国、卫国已经进入郑国，却用攻打戴国来召唤蔡国人，蔡国人愤怒，所以不和而失败。

《集说》中，杜预说：“三国攻打戴国，郑伯趁他们不和，攻打并夺取了戴国。记载‘伐’，是因为动用了军队；记载‘取’，是因为攻克容易。”孔颖达说：“考察传文的体例，攻克城邑没有动用军队称为‘取’。那么‘取’，是依据攻克城邑的容易。那些攻克并获得敌军且容易的，也称为‘取’。所以庄公十一年的注说：‘威力兼备，像罗网所覆盖，全军都被擒获制服。’如果不是前线战斗容易，怎么能覆盖并夺取呢？那么凡是说‘取’的，都是表示容易的辞令。沈氏也说：‘今天包围，明天夺取。’所以知道是容易的。《公羊传》说：‘说伐取之是什么意思？表示容易。’这是杜预所用的含义。”程颐说：“宋国人、卫国人进入郑国，蔡国人跟随他们攻打戴国。郑伯包围戴国，攻克它，俘获了三国的军队。戴国是郑国所分封的，所以三国攻打它。郑国和戴国合攻，俘获三国军队，其残害百姓太严重了。”高闶说：“宋国已经联合军队进入郑国，又乘胜召唤蔡国人攻打戴国。戴国是郑国分封的防国，攻打它是为了报复郑国。郑国又伺机三国之便，攻打并夺取了戴国，尽得三国军队的辎重。这样宋、卫虽然进入郑国，并不能削弱郑国。”赵鹏飞说：“《春秋》中没有正义的战争，圣人在不义之中，必定诛讨挑起兵端者。宋、郑交恶已久，兵端始于宋国。隐公四年，宋人帮助州吁作恶，对郑国用兵；秋天又攻打郑国。所以五年联合邾国攻打宋国，宋国接着夺取长葛。于是有前日的攻打，夺取郜邑、防邑，以报复长葛的损失，那么胜负相当，得失相抵，宋国可以停止了。现在郑军还未回国，宋国就用兵进入郑国，又联合蔡、卫攻打其附庸，也太残酷了。郑伯出兵乘其不备，戴国在前面战斗，郑国在后面扼守，一举俘获三国军队。三国的失败，并非不幸。有人怀疑郑国的孤军不能俘获三国军队，更认为郑伯趁危夺取戴国。戴国是郑国的附庸，既然属于郑国了，何必夺取呢？怎么知道戴国是郑国的附庸？戴国，就是现在的外黄，位于郑国北境。”

译三国军队进入郑国未能攻克，所以转移兵力去攻打郑国的附庸国。如果不是这样，三国讨伐戴国，对郑国有什么损害呢？由此可知，郑国并非要夺取戴国，而是要夺取三国军队。」家氏翁说：「《春秋》记载『人宋』，而没有记载『与郑』。书写『郑伯』，是直呼其名，表示贬斥。」吴氏说：「取，如同哀公九年宋国皇瑗在雍丘夺取郑国军队、哀公十三年郑国罕达在嵒地夺取宋国军队之类，意思是击败其军队并全部俘虏其士兵。」李氏廉说：「程子认为郑国与戴国联合进攻，全部俘获三国军队，这种说法是恰当的。」胡氏认为郑国一举兼并四个国家，恐怕言过其实。汪氏克宽说：「《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郑国凭借三国的力量来夺取戴国。然而郑国正与宋国交战，不可能借助三国的力量来夺取戴国；宋国、卫国正进入郑国，并联合蔡国来讨伐郑国的盟国，必定不会借助郑国的力量让郑国去夺取戴国。」贺氏仲轼说：「《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夺取戴国是讥讽郑伯凭借他人的力量，这是不对的。宋国、卫国进入郑国而蔡国跟随，郑人的愤恨在于三国而不在于戴国，所以趁三国军队在戴国而讨伐并俘获他们。《左传》说：『郑伯包围戴国，攻克它，俘获了三国军队』是正确的。胡氏认为郑国一举兼并四个国家，也是不对的。」

译按《公羊传》、《谷梁传》认为郑国凭借三国之力来攻取戴国，胡安国的《春秋传》认为四国已经交战，郑国趁其疲敝，一举兼取三国，这两种说法在情理和事实上都似乎未尽符合。唯独程颐采用《左传》关于郑国俘获三军主将的说法，认为郑国与戴国联合进攻，尽数俘获三国军队，而赵鹏飞、李廉、汪克宽互相阐发印证，这种观点在经义上更为接近。

附录《左传》：【九月戊寅，郑伯攻入宋国】

冬十月壬午，齐国人、郑国人攻入郕国【郕公作盛】

《左传》：【蔡人、卫人、郕人不遵守王命。冬天，齐人、郑人攻入郕国，讨伐他们违背王命的行为】

《谷梁传》：【“入”是指内部不接纳】

胡安国《春秋传》：《左传》说：“齐、郑攻入郕国，讨伐他们违背王命。”如果是讨伐违背王命，就不该用“入”字了。“入”是不顺从的措辞。如果认为这是表示困难的措辞，那么齐、郑是大国，讨伐郕国有什么困难呢？

集说：何休说：“盛（郕）与鲁国同姓，在隐公篇中两次出现‘入’，表明应当忧虑关注。”程颐说：“讨伐不等同于征伐宋国。宋国因为公子冯在郑国，所以两国交恶。《左传》说：‘宋公不尊奉周王，郑伯借王命讨伐他。’但在《春秋》中看不出他是为周王讨伐。周王的臣子没有行动，周王的军队没有出动，不过是假借名义来逞私愤罢了。”高闶说：“戴国是郑国的盟友，而三国讨伐它；郕国是卫国的盟友，而齐、郑攻入它，这是效仿恶行。”薛季宣说：“在这里郕国再次被攻入，诸侯专断用兵，小国无法应对。”家铉翁说：“不写‘伐’而写‘入’，是趁其不备而攻入。”吴澄说：“自从五年卫国攻入郕国之后，郕国就服属于卫国，所以成为卫国的盟友。”李廉说：“郑庄公假借王命的事，从隐公元年借王师、虢师讨伐卫国开始，那时他还算是卿士。到了三年发生交换人质的恶行，周天子把政权交给了虢公。六年郑国开始朝见周天子却未受礼遇。八年夏天，号公忌父开始在周朝担任卿士，而郑国又联合齐国朝见周王。九年才有宋公不尊周王的战争，而传文说郑伯是周王的左卿士，难道不是两次朝见之后，周王重新任用他，而郑国周旋于王室，不过是假借名义报复私仇，起初并没有辅佐王室的诚意。十一年攻入许国，传文又说：‘国君说许国不恭敬。’也是假饰之词。最终在败宋、入郕、入许、纳冯之后，志得意满，便有了繻葛之战。所以诸传中只有程颐的说法得之，左氏得其事而不究其情，是被郑伯欺骗了。”汪克宽说：“自《春秋》开始，兵争初起，没有像这一年这样严重的。夏天三国伐宋，秋天宋、卫攻入郑国，又联合蔡国伐戴，郑庄公又包围戴国，俘获三国军队，并且联合齐国攻入郕国，战国时期杀人盈城的征兆就在这里了，这就是《春秋》之所以作的原因。”卓尔康说：“齐国想要的是郕国，郑国想要的是许国。郑国结党于齐国以攻入郕国，齐国结党于郑国以攻入许国，互相倚仗以侵略小国来壮大自己。今年冬天攻入郕国，与明年秋天攻入许国，同样是贪兵。”

【己恒王已八年】十一年【齐僖公十九年、晋哀公六年、卫宣公七年、蔡桓公三年、郑庄公三十二年、曹桓公四十五年、陈桓公三十三年、〇武公三十九年、宋殇公八年、秦宁公四年、楚武王二十九年】

春天，滕侯、薛侯来朝见【这是诸侯朝见鲁国的开始，也是集体朝见的开始。薛，杜预注：鲁国薛县，今薛城在山东兖州府滕县南四十里。孔颖达疏谱说：薛，任姓，黄帝的后裔，奚仲被封为薛侯，仲虺居住在薛，作为汤的左相，武王又以其后裔为薛侯。小国没有记载，世系不可知，也不知道被谁所灭】

《左传》：【春天，滕侯、薛侯来朝见，争夺位次。薛侯说：‘我先受封。’滕侯说：‘我是周朝的卜正。薛是庶姓，我不能排在后面。’鲁公派羽父向薛侯请求说：‘您和滕君屈尊来到寡人这里。周谚有话说：‘山上有树木，工匠就测量它；宾客有礼，主人就选择它。’周朝的宗盟，异姓排在后面。寡人如果朝见薛国，不敢与各位任姓同列。您如果屈尊赐福寡人，就希望以滕君为请。’薛侯答应了，于是滕侯排在前面】《公羊传》：【说“朝”是什么意思？诸侯来叫朝，大夫来叫聘】

《谷梁传》：【天子没有事，诸侯互相朝见，是正当的。考察礼制修养德行，用来尊崇天子。诸侯来朝见，按时，是正当的。单独说，是同时；累数，是都到了】

胡安国《春秋传》：【诸侯朝见诸侯，合乎礼吗？孔子说：‘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周礼》行人篇，凡诸侯之间的邦交，殷代互相聘问，世代互相朝见。然而称为殷，则得中而不过分；称为世，则终诸侯之世而一次互相朝见，其礼节也节制了。周朝衰微典礼大坏，诸侯放纵，没有礼义之交，只看强弱。以鲁国的事来看，有的来朝见而不回报其礼，有的屡次前往而不接纳以归，都不符合中聘、世朝的制度了。而且列国对于天子所陈述的职责，大概缺失了，而互相朝见聘问，可以吗？凡大国来聘，小国来朝，一切记载而不删削，都是为了表示讥讽。滕、薛二君特别提及，又是讥讽集体朝见。非天子不集体朝见诸

译侯，安然接受而不推辞，这也可见隐公的志向昏乱了】集说【孔颖达说：经文“十”字之下有“有”字，干宝说：“十数满盈便重新开始，以奇数跟随满盈之数，所以说‘有’。”经文文辞完备，传文从简略，所以传文不说“有”。桓公七年谷伯、邓侯分别记载来朝见，这里一并记载来朝见，是因为他们分别行礼，这里是一同行礼，由于同时行礼，应当长者在先，所以争夺位次。孙复说：齐、晋、宋、卫未曾来朝见鲁国，是因为齐、晋强盛，宋、卫势均力敌。滕、薛、邾、〇来朝见，奔走不暇，是因为土地狭小贫瘠，兵力……

译诸侯兵力少弱，不能与鲁国抗衡。刘敞说：“经文为何说‘朝’？按照王者的制度，诸侯每年互相问候，每三年互相聘问，每世互相朝见。为何兼而言之？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呢？讥讽他们一同朝见。不是天子不能一同接见诸侯，诸侯一同朝见，是不合礼制的。”又说：“《左传》说：‘鲁隐公派羽父向薛侯请求说：周朝的宗盟，异姓排在后面。’于是让滕侯排在前面，这都不合礼制。晋侯派荀庚来聘问，卫侯派孙良夫来聘问，鲁国尚且不敢在同一天与他们结盟，哪有南面称君的诸侯来朝见，却让他们在同一天一同接见的道理？异姓排在后面，本来应该是朝见天子时的情况，鲁国不应当一同接见两位君主，又不应当引用天子来比拟自己。”孙觉说：“国外朝见天子的诸侯，经文中没有记载；国内朝见天子的诸侯，只有两次，而且都在天子的行在所，不在京师。像在京师朝见的，只有一次，也是因为防备秦国而顺便去的。由此看来，当时的朝觐之礼，只施行于强国，天子的名分只是空存而已。圣人根据事实记载下来，是为了谴责他们。”程颐说：“诸侯虽然有互相朝见的礼节，但当时的诸侯从未朝见过天子，唯独率领诸侯来朝见鲁国，这能算是合乎礼制吗？”张洽说：“凡是诸侯朝见，都分别记载，如果谷国、邓国一同到来朝见，礼节不同日。如果像邾国、牟国、葛国以及现在的滕国、薛国那样，同日行礼。同日行礼，只有天子可以接受，诸侯不应当这样。现在隐公从未朝见过天子，而滕国、薛国率领诸侯来朝见，又不单独接见而让他们同日一同朝见，非常不合礼制。”家铉翁说：“周朝兴盛时，诸侯有每年互相问候、每三年互相聘问、每世互相朝见的礼节。说‘相’，也有往来的意思，不像诸侯朝见天子那样。到了衰世，大国从未朝见周王，小国却率领诸侯来朝见大国，大国傲慢地接受朝见而不认为这是僭越，像滕国、薛国朝见鲁国就是这样。”汪克宽说：“滕国朝见四次，邾国朝见七次，曹国、小邾国朝见各五次，郯国朝见两次，薛国、纪国、谷国、邓国、鄫国、郜国、萧叔朝见各一次，鲁国都未曾回报聘问。”又说：“齐侯、郑伯到纪国，也是兼而言之，难道是一同朝见纪国吗？大概记载两位君主来朝见，就是并行朝见之礼；记载两位君主到纪国，不过是同往纪国，并非并行朝见之礼。然而僖公二十八年两次朝见天子行在所，都是诸侯一同朝见；襄公二十八年鲁公到楚国，也是诸侯同往。经文都不记载其他诸侯，是因为《春秋》以鲁国为主，记载鲁国以见其余。”刘实说：“攻打戴国、进入郕国，小国都感到恐惧，这……”两国所以都来朝见的原因。

夏季，鲁隐公在时来与郑伯相会。【《公羊传》、《谷梁传》“夏”字下有“五月”二字。时来，《公羊传》作祁黎，《左传》、《文公传》作郲。时来，杜预注：即郲。荥阳县东有厘城，是郑国的土地，在今河南开封府东四十里。】

《左传》【夏季，鲁隐公在郲与郑伯相会，谋划攻打许国。郑伯将要攻打许国，五月甲辰日，在大宫授发兵器。公孙阏与颍考叔争夺战车，颍考叔夹着车辕逃跑，子都拔出戟去追赶他，追到大路口，没追上，子都发怒。】

集说【孙觉说：“隐公外出十二次，都不记载回国。隐公有心让位给桓公，不想承受正君之礼，圣人本着他的心意而略去记载。”吴澄说：“郑庄公用小利引诱鲁隐公，已经和他一起攻打宋国，为郑国报了怨；又要和他一起攻打许国，为郑国增加土地。许国与郑国接壤，是郑国所图利的，与齐鲁无关。郑伯用计谋招致齐鲁的君主，借他们的兵力吞并小国，以利于自己。郑国的不仁太甚了，而齐鲁的不智也太甚了！”刘实说：“凡是称‘会’，以外国为主。时来是郑国的土地，就知道攻打许国是郑国的志向。大概许国与郑国接壤，是郑国所图利的，所以如此。】

秋季七月壬午日，鲁隐公与齐侯、郑伯进入许国。【许国，杜预注：颍川许昌县，今河南开封府许州，故许城在州东北四十里。孔颖达疏：《谱》说：许国，姜姓，与齐国同祖，是尧时四岳伯夷的后代。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许。】《左传》【秋季七月，鲁隐公与齐侯、郑伯攻打许国。庚辰日，逼近许国。颍考叔拿着郑伯的旗帜蝥弧率先登城，子都从下面射他，他摔倒了。瑕叔盈又举着蝥弧登城，四面挥动旗帜呼喊说：“君主登城了！”郑军全部登城。壬午日，于是进入许国。许庄公逃到卫国。齐侯把许国让给鲁隐公。隐公说：“您说许国不恭敬，所以跟随您讨伐它。许国已经伏罪了，即使您有命令，我不敢参与。”于是把许国给了郑国。郑伯让许国大夫百里奉许叔居住在许国东边，说：“上天降祸给许国，鬼神实在对许君不满，而借我的手来惩罚他。我只是一个不能使父兄满意的君主，哪敢把许国作为自己的功劳呢？我有弟弟，不能和睦，而让他到四方谋生，何况能长久拥有许国呢？您就奉许叔来安抚这里的百姓吧，我将让公孙获来辅佐您。如果我得以善终，上天或许会以礼悔祸于许国，宁可让许公重新供奉他的社稷，只有我们郑国有请求时，像旧日的姻亲那样，他能降低身份来顺从我们吗？不要让其他家族实在逼迫住在这里，来和我们郑国争夺这块土地。我的子孙连自身覆亡都来不及，何况能祭祀许国呢？

译“我派您住在这里，不仅仅是为了许国的缘故，也是借此来巩固我国的边防。”于是派公孙获驻守在许国的西部边境，说：“凡是你的器具和财物，都不要放在许国。我死后，你就赶快离开那里。我的先君刚刚在这里建立都城，如今王室已经衰微，周朝的子孙日渐失去他们的秩序。许国是大岳的后裔。如果上天已经厌弃了周朝的德行，我们难道还能与许国相争吗？”郑庄公派遣卒级单位出公猪，行级单位出犬鸡，用来诅咒射杀颍考叔的人。君子认为郑庄公废弛了政教和刑罚。政教是用来治理百姓的，刑罚是用来纠正邪恶的，既然没有德政，又没有威严的刑罚，这才导致邪恶发生。面对邪恶却去诅咒它，又能有什么益处呢？

译胡传：《春秋》记载“防”，说明讨伐许国本是郑国的意图；记载“及”，说明进入许国是鲁隐公所希望的。隐公即位十一年，周天子派遣使者来聘问两次，但隐公未曾去京师朝见，这是第一条罪过；平王去世，隐公不去奔丧、参加葬礼，致使武氏子来请求助丧财物，这是第二条罪过；礼乐征伐应由天子发出，而隐公擅自兴兵动武，为了宋国而讨伐邾国，为了郑国而讨伐宋国，这是第三条罪过；山川土地各有封疆守卫，上受之于周天子，下传之于先祖，而隐公夺取郜国和防地，用祊地交换许地，这是第四条罪过；如今又进入别人的国家驱逐其国君，这是第五条罪过。这五种不义的行为，是人臣的大恶，而隐公兼而有之。那么不善的灾祸，难道只是始于惠公、成于桓公，而隐公的积恶也不可得而掩盖了。

集说：杜预说：“参与谋划称为‘及’，后来让许叔居住在那里，所以不说是灭国。”孔颖达说：“传文中说在郲地会合，谋划讨伐许国，这是鲁公参与谋划。”赵匡说：“诸侯没有王命就进入别人的国家，罪过已经很大了，又派大夫去守卫，罪不容诛，而《左传》认为有礼，这是助长动乱的阶梯。”刘敞说：“传文说：‘郑伯派许国大夫百里奉许叔居住在许国东部。’君子说：‘郑庄公在这里有礼。’这是不对的。如果许国有罪，郑国已经攻破其国家，就应当请示周王而立君；如果许国无罪，郑国本来就不应当妄自攻破其国家、妄自驱逐其国君。如今许国的罪过不可知，而专断威福，政令不由周王而出而由自己私意决定，其边境的巩固，都是大罪，何谓知礼呢？”杜谔说：“记载‘公及’，是表明鲁公主持其事。记载‘公’而齐、郑称为‘人’，那么后世必定认为鲁公与地位低微者并列，所以标明其爵位，这是为了均衡讥讽的意义，讥讽在于记载‘入’而不在于称爵位。”程颐说：“记载‘及’，是以内部为主。如果不是以内部为主，那么先记载会合讨伐，后记载进入。”王葆说：“之前讨伐宋国，郑国帮助鲁国夺取两座城邑；如今进入许国，鲁国帮助郑国吞并邻国土地。称‘及’，是表明鲁公所希望的。”陈傅良说：“以王命讨伐不朝见的诸侯，却反而借此施暴，许国没有国君十五年，郑国的专断太严重了！许庄公逃奔卫国不记载，不是他的罪过。凡是逃奔不是罪过就不记载，所以许男逃奔卫国不记载，须句子逃奔鲁国不记载。”吕祖谦说：“郑国进入许国而不占有许国，这一段可以看出王纲刚开始松弛，诸侯也不敢放手灭人国家，像后来的灭霍、灭耿、灭魏，毫无顾忌。”吴澄说：“想要得到许地，是郑国的本谋；于是攻破许国，是郑国的专功。只是借齐鲁兵力一同讨伐，齐国因为国家大、爵位尊而为主。军队进入许国后，郑庄公表面上不占有其功劳而让给齐国，齐侯因为攻克许国不是自己的功劳而不敢接受，于是让给鲁国；鲁国又因为攻克许国不是自己的功劳而不敢接受，于是给郑国。郑国就接受而不推辞，终于实现了贪婪土地的志向。记载‘入’而不记载‘灭’，是因为许君已经逃奔他国，郑国虽然专有其地，但让许君的弟弟奉祀宗庙，不绝其祭祀。‘入’是亡国的善辞，何善之有？认为这比夺取土地而断绝其宗祀要好一些。”李廉说：“《春秋》一件事开始记载‘防’、后来记载‘及’，只有这一年和桓元年垂越的会盟，都是为了表明内外之志。桓十二年，在武父会合到讨伐宋国，就记载‘及’，体例与此相同。桓十六年，在曹夏会合讨伐郑国，就仍然记载‘防’，不只是鲁国所希望的了。这可以看出书法的严谨。”王锡爵说：“鲁公把许国给郑国，大概是偿还之前夺取郜、防的债务。”又说：“郑伯进入国家驱逐国君，擅自派大夫守卫，无君道太严重了。而且设下奸诈言辞，内防其患，而外利其名，所谓刺人后又用手抚摸，何名为有礼？”张溥说：“三国同伐许国，郑国不能独占，又畏惧齐国逼迫自己，派获辅助许叔居住在外，有保存国家的名义，而许国实际属于郑国，齐、鲁没有人争抢。这是郑庄公善于用兵，成为诸侯中的名流。”

附录左传：周王从郑国夺取鄥、刘、蒍、邘的土地，而把苏忿生的土地温、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陉、隤、怀给郑国人。君子因此知道桓王失去郑国的原因。宽恕而施行，是德的准则，礼的常规。自己不能保有，而给别人，别人不来，不也适宜吗？郑国、息国有违言，息侯讨伐郑国，郑伯在边境与息国交战，息师大败而还。君子因此知道息国将要灭亡。不衡量德行，不估量力量，不亲近亲人，不征询意见，言辞不审察，有罪，犯五不韪，而讨伐别人，其军队失败，不也适宜吗？冬十月，郑伯率领虢国军队讨伐宋国。壬戌日，大败宋国军队，以报复其进入郑国。宋国没有报告，所以不记载。凡是诸侯有命令，报告就记载，不报告就不记载。军队出师的善恶，也如此。即使灭国，灭国不报告失败，胜国不报告胜利，不记载于简策。

鄥，杜注：缑氏县西南有邬聚，在今河南河南府偃师县西南五十里。刘，杜注：缑氏县西北有刘亭，缑氏今属偃师县。蒍，杜注：郑邑，当在今河南懐庆偃师孟县之间。邘，杜注：郑邑，今河南懐庆府河内县

译西北三十里的邘台镇，是古代的邘城。温，见前文。原，杜预注：在沁水县西，如今怀庆府济源县西北有原乡。絺，杜预注：在野王，如今怀庆府河内县西南三十里有絺城。樊，杜预注：又名阳樊，野王县西南有阳城，在今济源县东南三十八里。隰郕，杜预注：在怀县西南，如今怀庆府武陟县西南十五里的隰城就是。欑茅，杜预注：在修武县北，修武如今隶属怀庆府，县北二十里的大陆村就是其地。向，杜预注：轵县西有地名向上，如今怀庆府济源县西南有向城。盟，杜预注：盟津，在今怀庆府孟县南十八里。州，杜预注：州县，如今故城在怀庆府河内县东五十里。陉，杜预注：缺。《舆地志》：太行陉在怀庆府西北三十里，又名丹陉。隤，杜预注：在修武县北，京相璠说：“河内修武县北有故隤城。”怀，杜预注：怀县，如今武陟县西十一里有

译怀县故城，息。杜预注：“息国，即汝南郡新息县。如今河南汝宁府息县西南七里有息城。”

冬季十一年壬辰日，隐公去世。

《左传》记载：羽父请求杀死桓公，想以此谋求大宰的职位。隐公说：“因为他年纪还小，我将把君位传给他。让他去经营菟裘，我打算在那里养老。”羽父感到恐惧，反过来向桓公进谗言诬陷隐公，并请求杀死隐公。隐公在做公子的时候，曾与郑国人在狐壤交战，被郑人扣留。郑人把隐公安置在尹氏那里，贿赂尹氏并在其主神钟巫面前祈祷，于是尹氏把隐公带回郑国并立为主君。十一月，隐公祭祀钟巫，在社圃斋戒，住在寪氏家中。壬辰日，羽父派刺客在寪氏家中杀死隐公，拥立桓公并讨伐寪氏，有人被杀。不记载葬礼，是因为桓公未能完成对隐公的防备（或指隐公未能善终）。

【菟裘，杜预注：鲁国的邑，在泰山梁父县南，如今山东兖州府泰安州南泗水县北有梁父城菟裘聚。狐壤，杜预注：郑国的地方，后汉颍阴县有狐宗乡，怀疑就是这里。】

《公羊传》：为什么不记载葬礼？是为了隐讳。为什么要隐讳？因为是被弑杀。被弑杀为什么不记载葬礼？《春秋》中君主被弑杀，如果贼人没有被惩治，就不记载葬礼，认为这是没有臣子。子沈子说：“君主被弑杀，臣子不惩治贼人，就不是臣子；不报仇，就不是儿子。葬礼，是活人的事情。《春秋》中君主被弑杀，贼人没有被惩治，不记载葬礼，认为这与臣子无关。”隐公去世为什么不记载地点？是因为不忍心直言。

《谷梁传》：隐公去世不记载地点，是因为缘故。为了隐讳，不忍心记载地点。为什么不记载葬礼？君主被弑杀，贼人没有被惩治，不记载葬礼，以此来谴责下属。

《胡传》：导致隐公让位、立国不以正道，是惠公的罪过；导致桓公弑君，几乎不能及早决断，是隐公的过失。既然已经有防人交乱其间，忧患的迹象已经明显，却说“让他去经营菟裘，我打算在那里养老”，这是犹豫拖延时日，辨别得不够早。古代史官以直笔为职责而不避讳国家的恶行，孔子删削旧史，出于圣心决断，对于鲁君被弑杀，削去而不记载，这是因为国史是史官的职责，《春秋》是万世的法则，它们的用法本来不同。不记载弑杀，表示臣子对君父有隐讳其恶的礼节；不记载地点，表示臣子对君父有不掩盖事实的忠诚；不记载葬礼，表示臣子对君父有惩治贼人、报仇雪恨的道义。不是圣人不能修撰，说的就是这类事情。

《集说》：孔颖达说，其他君主被弑杀就记载弑杀，鲁君被弑杀就记载去世。隐公去世通常都记载地点，这次又不记载地点，是鲁国史官所避讳的。董狐记载赵盾弑君，孔子称他为良史。不记载君主被弑杀，那就是史官不好。孔子不修改其文字而沿用，是因为作为臣子，有的内心确实爱戴君主，为君主避讳过错；有的志在痛恨恶行，所以彰显贼人的名字。虽然事迹不同，但都是为了国家。圣贤两方都通晓此事，想要表明仁爱并非只有一条途径。僖公元年的传文说：“避讳国家的恶行，是礼。”因为孔子赞赏董狐，知道做史官必须直笔；因为左丘明以避讳恶行为礼，知道做史官又应当避讳。啖助说，凡是公的葬礼都记载，只有隐公和闵公不记载，意思是贼人没有被惩治，就像没有安葬一样。陆淳说，我听说老师说，元年有正统，孔子说隐公应当即位而不举行即位之礼；十年没有正统，讥讽隐公合该居其位而不正，从而招致祸患。刘敞说，为什么不记载地点？因为是被弑杀。被弑杀为什么不直言弑杀？因为不忍心直言。为什么不记载葬礼？因为贼人未被惩治。贼人未被惩治为什么不记载葬礼？君主被弑杀，臣子惩治贼人，就像亲人被杀，儿子报仇一样。仇不报就不安葬，不安葬就不除丧服，睡在草席上枕着兵器，以此来表明是臣子。葬礼，是臣子的最后事务，其道义未尽，所以不敢急于安葬。程颐说，君主在路寝去世，会见卿大夫后去世，才是正常的终老。在燕寝去世，是不正常的终老。去世不记载地点，是因为被弑杀。贼人未被惩治不记载葬礼，是没有臣子。朱熹说，凡是鲁君被弑杀就记载去世，而用不记载地点来表明，这是臣子隐讳的道义，是圣人的微意。胡宁说，《春秋》中鲁国的事多所避讳，如公去世不记载地点、出奔称孙、灭国曰取、易地言假之类，并非掩盖事实，使后世无法考证，只是委婉其辞，不直接书写罢了。所以国内失地就不记载，军队大败就不记载，亲自送葬就不记载，朝见不被接纳就不记载。高闶说，君主不在正寝去世而在其他地方，就表明其终老不正常，以此来警示危险。至于不记载地点，就知道是被弑杀了。君主被弑杀而忍心直言，是没有臣子之心，所以记载去世而不记载地点，以此来深罪当时在朝的臣子，而显明诛杀一时参与弑杀的贼人。贼人未被惩治不记载葬礼，表明作为臣子放纵贼人而不问，又让他得以立为君主，都甘心北面侍奉他，这是同谋弑杀。一时的臣子都同谋弑杀，那么安葬的人是谁呢？即使安葬也如同没有安葬。汪克宽说：“有人认为不记载地点是缺文，而说隐公不是被弑杀，这是被《明堂位》中鲁君臣未曾互相弑杀的话所迷惑。记载礼制的人不通晓《春秋》不记载地点的道义，于是说鲁国未曾弑君。”

【按：隐公元年记载正月，其余都不记载正月。《公羊传》说“隐公不拥有正统”，《谷梁传》也说“隐公不自正”，这都是不对的。隐公在位十一年，王命共有五次到达，他本人既不朝见，又没有派一个使者回报礼节于京师，这是列公不奉行正朔从隐公开始，所以不记载正月以示道义，并非居摄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