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春秋传説彚纂卷七

译公羊传：庄公为什么不记载即位？《春秋》记载，国君被杀，儿子不记载即位。国君被杀，儿子为什么不记载即位？是为了隐讳。隐讳谁？隐讳儿子。

谷梁传：继承被杀的国君而不记载即位，是合乎正道的。继承被杀的国君而不记载即位之所以合乎正道，为什么呢？回答说：先君不得善终，那么儿子不忍心即位。

集说：孔颖达说：这个月没有大事却空写月份，是因为庄公虽然没有立即即位，但也改元朝庙，与百姓重新开始。史官记载此事，表明这个月庄公应当即位，但父亲被杀、母亲被逐，他不忍心即位，所以空写月份。闵公、僖公的情况也是如此。陆淳说：《左传》说“庄公不记载即位，是因为文姜被逐的缘故”。况且母亲因获罪离开国家，尚且说不忍心，父亲被他国所杀，那心情又是怎样的呢？不举大事而举小事，这不是全面的论断。况且三月文姜才返回，这妨碍正月即位吗？刘敞说：推究《左传》的本意，应当是文姜与桓公一同出行，还没有到达，所以说“出”。不知道夫人出行不合礼制的，到达后都不记载。况且文姜弑君，自己断绝了与鲁国的关系，庄公为什么不忍心即位呢？庄公不忍心即位，文姜被感动而返回，那么庄公就已经防备文姜弑杀他的父亲了，为什么文姜又返回齐国呢？孙觉说：继承被杀的国君而不举行即位仪式的有三例：庄公继承桓公，桓公在齐国被杀；闵公继承子般，子般被庆父所杀；僖公继承闵公，闵公被庆父所杀。黄泽说：庄公不记载即位，应当依据《公羊传》。

译【羊传为正】李廉说：“《春秋》不记载即位的，有隐公、庄公、闵公、僖公四位。隐公的即位，只是因为不符合惠公的本意，这与庄公、闵公、僖公因继位而涉及弑君的情况不同。《春秋》既然假托始于隐公，以阐明大法，而庄公的事情又与闵公、僖公不同。因为闵公、僖公即位时，还念念不忘讨伐贼人，所以庆父、叔牙最终在鲁国未能得逞。如今桓公在齐国被杀害，本来来不及有立太子的命令，况且继承之初，创伤巨大、悲痛深切，不同于其他国君，不仅应当向周天子请示即位，而且父仇未报，也应当向周天子报告，把国事委托给冢宰，自己专心从事讨伐贼人的事情。现在庄公安然居于君位，竟然不把父亲无辜被邻国杀害放在心上，这就不是为人子的了。不记载即位，仅仅与桓公特别记载即位有所不同罢了。然而以人子之心，处在庄公当时的境地，又知道庄公没有志向，不能与隐公、闵公、僖公相比。”王樵说：“朱熹认为不记载即位的，不是圣人贬斥其即位，而是鲁君原本就不举行即位之礼；记载即位的，是鲁君举行了即位之礼。庄公不举行即位之礼，公羊、谷梁认为是因为继位后有所不忍，这是从哪里得来的呢？”何其伟说：“庄公不记载即位，是因为重复了仇杀。胡安国说没有所承继、没有请示命令？父亲去世意味着什么，却急于请示命令吗？”

【况且死在外面，还想有所承继吗？谷梁说：“先君不是以正道终老，那么儿子就不忍心即位。不忍心即位，就睡在土块上、枕着兵器，一定要表达人子的悲痛，灭掉贼人之后才做国君，这样才算是正当。”】

【考案庄公不记载即位，左氏认为是因为文姜出逃，陆淳、刘敞驳斥这是对的。胡传认为内部没有所承继，向上没有请示命令，所以《春秋》贬斥他，这也是不对的。隐公、庄公、闵公、僖公外部都记载即位，难道都禀命于周天子吗？像桓公、宣公、定公，难道都内部有所承继吗？应当遵从公羊、谷梁的说法】

三月夫人逃到齐国

左传【不称姜氏，断绝不视为亲属，这是礼制】

公羊【“孙”是什么意思？孙就是逃匿。国内讳言奔逃，称为孙。夫人为什么不称姜氏？是贬斥。为什么贬斥？因为她参与了弑杀国君。她参与弑杀国君是怎么回事？夫人向齐侯进谗言陷害桓公，桓公说：“同不是我的儿子，是齐侯的儿子。”齐侯发怒，和她一起喝酒。在她出去的时候，派公子彭生送她。在她上车的时候，彭生折断车辕把她杀死】

谷梁【“孙”的意思就是逃匿，讳言奔逃。不称氏姓，是贬斥。人对于天，以道接受天命；对于人，以言语接受命令。不符合道的，天就断绝他；不符合言语的，人就断绝他。臣子大大地接受命令】

胡传【夫人是文姜。桓公被弑，姜氏参与了。作为鲁国的臣子，道义上不能与她同戴一天。嗣君是夫人所生，恩情如何？徇私情就危害天下的大义，举王法就伤害母子之间的至恩，这是国论难以决断的。经文记载“夫人孙于齐”，恩义轻重的权衡就清楚了。梁国有继母杀其父的，而其子杀了继母，有司想要以谋反大逆定罪。孔季彦说：“文姜参与弑杀鲁桓，《春秋》去掉她的姜氏，传文说断绝不视为亲属，这是礼制。断绝不视为亲属，就是普通人了。比照古义，应当以非司寇而擅杀论处，不能以谋反大逆论处。”人们认为恰当。所以通晓《春秋》，然后才能权衡天下的事情了。“孙”是顺让的辞令，使得好像不是被人子所驱逐，以保全恩情。哀姜离开而不返回，文姜却回到鲁国，都按“孙”来记载，为什么呢？因为参与弑杀桓公的罪过已经极重，如果离开而不返回，是深深地断绝关系。然而恩情轻而道义重了。《河广》这首诗，它的词句有什么可取之处，而圣人收录在《国风》里呢？阐明宋襄公重视根本，也是这个意思。它的垂训深远啊】

集説【杜预说：“姜氏，是齐国的姓氏。对于文姜的道义，应当与齐国断绝，却又逃奔齐国，所以在她逃奔时，去掉姜氏以示道义。”范氏说：“桓公夫人是文姜。哀姜有杀子的罪过较轻，所以僖公元年说‘夫人氏之丧至自齐’，去掉姜以贬斥她。文姜有杀夫的罪过较重，所以去掉姜氏以贬斥她。这是轻重的差别。”啖助说：“公羊说：‘夫人本来就在齐国了，说孙于齐，是思念母亲。’哪有先在齐国而现在记载孙的呢？大概是没有看到夫人至的记载，所以这样说，不知道夫人是随丧而归的。谷梁说：‘接练时，记录母亲的变故，开始以人待之。’也说夫人先在齐国，到练时才开始记录，这也是不对的。”孙复说：“国内讳言奔逃，公、夫人都称为孙。这年‘夫人孙于齐’，闵公二年‘夫人姜氏孙于邾’，昭公二十五年‘公孙于齐’就是如此。”刘敞说：“参与弑君的人，不可以进入宗庙。”又说：“母子至亲，而不得不断绝的，是道义。《春秋》因为人们不明白道义，而私爱其亲，有不忍心，所以展示断绝的文辞。”胡宁说：“对外断绝就去掉姓，对内断绝就去掉氏，内外俱断绝则姓氏都去掉。说‘夫人孙于齐’，就知道她是文姜了；如果说‘姜氏’，怎么知道她不是侄娣呢？”张洽说：“文姜的罪过，上通于天。”

译作为鲁国的臣子和子孙，应当推究先君被弑杀的原因，固然不能因为嗣君和夫人出自同一母系，就因私恩而掩盖大义，所以依据大义断绝与姜氏的关系以彻底割裂亲情，这是为了尊崇国家社稷而重视根本的缘故。」吴氏〇说：「鲁国人认为桓公被弑杀确实是因为夫人，众人愤怒、群起讥讽，夫人内心惭愧不安，所以出逃到齐国。」李氏廉说：「《左传》的注解认为文姜应当与齐国断绝关系，《公羊传》《谷梁传》认为鲁国的臣子和子孙应当断绝与文姜的关系，两种说法不同。然而考察《左传》原文‘断绝而不视为亲人’，怎么知道不是指鲁国的臣子和子孙应当断绝与文姜的关系而不把她当作亲人呢？只是文意不明确，导致杜预误释罢了。所以胡氏引用孔季彦的话，而《左传》的传注才变得清晰。总之，这一条《公羊传》《谷梁传》都讲得通，而《谷梁传》尤其精妙。」汪氏克宽说：「文姜参与弑杀桓公，哀姜参与弑杀两位国君，都是罪大恶极，不能再居住在鲁国，所以都记载为‘孙’（隐退）。虽然不说‘奔’（出逃），好像她们是知道羞愧耻辱而离去，然而也可以看出她们无处容身，那么断绝与她们的关系就达到了极致。哀姜离去后没有返回，齐国人讨伐并杀死了她，符合讨伐贼人的大义。文姜又回到鲁国，有时设防有时宴享，前往齐国、前往莒国，一次记载、再次记载，而又再次记载，《春秋》并不是赞许她回到鲁国，而是深切厌恶鲁国的臣子和子孙没有愤恨痛疾之心，不能秉持大义来诛杀她。」

译按文姜的罪过，没有比参与弑君更大的了，所以在她出奔时特别加以贬斥。李氏廉所说的“一经贬斥，罪恶自然显现”，因此鲁桓公二年如齐，又记载为姜氏。

夏，单伯迎接王姬【单音善，后文同。逆，左传作送】

公羊传【单伯是什么人？是我们鲁国的大夫，受命于天子的人。为什么称他为世官而不称“使”？因为天子召见并任命他。去迎接王姬是什么意思？是让我鲁国主持婚礼。为什么让我鲁国主持？天子嫁女给诸侯，必定让同姓的诸侯主持；诸侯嫁女给大夫，必定让同姓的大夫主持】

谷梁传【单伯是什么人？是我们鲁国的大夫，受命于天子的人。因为是受命的大夫，所以不称名。为什么不记载他如何受命？因为从道义上讲，鲁国不应接受来自京师的命令。为什么从道义上讲不应接受京师的命令？回答说：国君在齐国被杀，却让鲁国去主持婚礼，与齐国行礼，这在道义上本来就不应接受】

集说【何休说：“天子不亲自主持婚礼，是因为尊卑不相当，如果行婚礼，就伤害了君臣之义；如果行君臣之礼，就废除了婚礼的友好，所以必定让同姓且地位相当的人主持。”范氏说：“单，是姓；伯，是字。诸侯每年向天子贡士，天子亲自任命，让他们回国做大夫的，不称名。天子在其本国任命的，以名氏通称。礼制上，尊卑不相当。天子嫁女给诸侯，必定让同姓诸侯主持。鲁桓公亲自在齐国被杀，如果天子命令鲁国主持婚礼，那就大大违背礼制了。春秋为尊者讳，所以鲁国不应接受来自京师的命令。”杜预说：“王姬不称字，因为王尊贵，而且为了区别于内女。”孔颖达说：“因为姬姓系于王，不称女字，因为王尊贵，所以系于王。内女则以字配姓，称为伯姬，这是对的。婚礼行礼，必定宾客地位相当。天子对诸侯，诸侯对大夫，不亲自主持婚礼，是因为尊卑不相当。二王之后，虽然是王的宾客，只是表示尊崇先代而已，不能立即与王地位相当。嫁女给二王之后，也让诸侯主持。秦汉以来，让三公主主持，称为公主。”陆淳说：“各国大夫，王赐给他们畿内的邑作为称号，让他们回国，如单伯、祭仲就是如此。”孙复说：“天子嫁女给齐国，鲁国受命主持，所以派单伯去迎接王姬。不记载‘如京师’，是因为不等同于公派单伯去京师迎接王姬。鲁桓公在齐国被杀，天子命令庄公与齐国主持婚礼，是不合礼的。庄公以亲仇为由可以推辞，但庄公不推辞，是不孝，所以一并讥讽。”刘敞说：“十四年，单伯在鄄地会同齐侯、宋公、卫侯、郑伯，称单伯会同诸侯，那么单伯是鲁国人，很明显。就像说叔孙豹会同晋赵武、楚屈建一样。如果单伯是周大夫，就应该写单伯、齐侯会同于鄄，不能把会同归于单伯。”张洽说：“平常的事不记载，而这里特别记载，穿着斩衰丧服去主持婚礼，本来就不合礼，何况齐国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怎么能和他们主持婚礼？在这里可以看出鲁国的君臣没有复仇之心，而国家的三纲断绝了。”又说：“左传作送王姬，考察春秋的体例，是不对的。何况筑馆在秋天，如果单伯果真是以天子大夫的身份送王姬，必定等到馆舍建成之后才到鲁国，怎么能预先记载？应当从公羊、谷梁作逆。”俞皋说：“逆，迎接。单伯，鲁卿，四命，按例书字，与齐高子的例子相同。”吴氏说：“王将要嫁女给齐国，命令鲁国主持，所以鲁国派单伯去周迎接王姬，让她先到鲁国，然后送往齐国。”郑王说：“文十五年经文记载单伯至自齐，单伯如果是王的臣子，怎么会在鲁国告至？他是内臣很明显。”汪克宽说：“左氏被成、襄、昭经书单子所迷惑，所以这样说。然而周有祭伯、祭叔，难道可以因为郑国有祭仲，就说他也是周大夫吗？”季本说：“王姬，是桓王的女儿，嫁给齐襄公的，就是《召南》《何彼秾矣》这首诗所说的王姬】

按三传说法互异，折中于经文。左氏认为单伯是周大夫，所以把逆解释为送。然而根据书“防”、书“至”的体例考察，单伯实际上是鲁臣，所以主张公羊、谷梁的说法。

秋，在城外为王姬筑馆舍

公羊传【为什么记载？讥讽。讥讽什么？筑馆舍，是礼；在城外，非礼。在城外为什么非礼？在城外筑馆舍，非礼。筑馆舍为什么是礼？主持王姬婚礼的人，必定为她改建馆舍。主持王姬婚礼的人，为什么必定为她改建馆舍？在路寝不行，在小寝嫌忌，群公子的住所又太卑下。其道必定要为她改建馆舍】

谷梁传【筑馆舍，是礼；在城外，非礼。筑馆舍为什么是礼？主持王姬婚礼的人，必定从公门出去。在庙里太尊贵，在寝宫里太卑下，为她筑馆舍，是节制。筑在城外，是变通以合正。筑在城外，变通以合正是什么意思？仇敌之人，不适合用来接待婚礼；穿丧服，不适合用来接待戴冠冕的人。为什么不记载齐侯来迎接？不让齐侯得以与我们行礼】

胡传【鲁国对于王室是懿亲，它主持王姬婚礼也是旧例了。馆舍在国中必定有常处，现在特别在城外筑馆舍，谷梁子认为：“仇敌之人，不适合用来接待婚礼；穿丧服，不适合用来接待戴冠冕的人”

译知道这是不合礼制的，所以特意将馆舍建在城外。建在城外，就符合变通的正当原则吗？回答说：“不正当。有守三年丧期的规定，周天子在道义上不应当让他主持婚礼；有不共戴天的仇敌，庄公在道义上不可以为他主持婚礼。与其将馆舍建在城外，不如推辞而不主持更为正当。”因此君子重视从根本上端正原则。有人问：“周天子有命令，本来就不可以推辞。派单伯到京师迎接，对上符合尊崇周王室的道义；在城外为他建造馆舍，对下也没有违背居丧的礼节，为什么不可以呢？”回答说：“按照通常的礼节来说，是可以的。如今庄公身负杀父之仇，正处在悲痛哀悼之中，这是礼制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却让他主持婚礼，这是废弃人伦、灭绝天理啊！《春秋》对这件事一次记载、再次记载、又一次记载，其含义是将复仇看得很重，向天下后世表明臣子不可以防备君主和父母的意图。所以即使将馆舍建在城外，也不认为这符合礼制，而是特意加以记载。”

译集说：范氏说：“外城，就是外城。公门，是朝廷的外门。主持王姬婚事的人，应当在宗庙设置几筵以等待迎亲者，所以在公门之内为王姬修建馆舍。亲自迎亲穿着祭服，是重视婚姻。当时鲁国有桓公的丧事。”杜氏预说：“鲁公处于丧期，考虑到齐侯应当亲自迎亲，不忍心就在宗庙按礼接待，又不敢违抗周王的命令，所以在城外修建馆舍。”赵氏匡说：“《左传》说：‘在城外，是符合礼制的。’与杀父仇人主持婚事，即使在城外，怎么能说是符合礼制呢？”刘氏敞说：“为杀父仇人主持婚事而不知道推辞，反而用修建外馆来欺骗自己说：‘我差不多算是符合礼制了吧！’这哪里算得上是礼呢！”张氏洽说：“修建馆舍，是为了让王姬居住，以等待齐侯来迎亲。然而鲁国主持王姬婚事不止一次，此前一定有固定的场所，现在特意在城外修建，是因为知道丧服的哭泣不能混杂在吉庆之事中，所以在城外修建。然而桓公被齐国所杀，不到一年，创伤巨大痛苦深重，应当比先君正常去世时强烈百倍，又怎么能在城外就心安理得呢？国人因为修建齐国王姬的馆舍，以及《春秋》记载此事，来彰显鲁公不防备父亲仇人的罪过。”李氏廉说：“《公羊传》认为在城外修建馆舍是不合礼的，这是知道鲁国主持王姬婚事是常事，却不知道今天的齐国是仇人；《左传》、《谷梁传》认为在城外修建馆舍是合礼的，这是知道齐国是仇人，却不知道仇人终究不可交往，那么即使在城外也是不对的。又说：‘《春秋》记载筑馆一次、筑台三次、筑囿三次、筑邑一次，都是创始的记载。’”汪氏克宽说：“庄公当时畏惧齐国的强大，不把杀父之仇当作仇敌，正想结交齐国以求安宁，所以自从主持王姬婚事之后，今年防地伐卫，明年一同狩猎，又明年再次防地伐卫，他仇视齐国的意思在行动上几乎看不到，那么不是因为畏惧周王命令而不敢推辞主持婚事，实在是畏惧齐国而不肯推辞。通过比较相关事件来看，庄公不防备仇人的罪过无法掩盖。”

冬天十月乙亥日，陈侯林去世。

集说：高氏闶说：“庄公与桓王同时代，王名林，而庄公也名林，君臣同名。”汪氏克宽说：“庄公，在位八年，弟弟杵臼继位，这就是宣公。”

周王派遣荣叔来赐予桓公命服【这是记载赐命的开始】

《公羊传》：锡是什么意思？是赐给。命是什么意思？是加给我服饰。为什么提到桓公？是追赐命服。

《谷梁传》：礼制有接受命令，没有来赐命。赐命，是不正当的。活着时穿用，死后执行，是礼制。活着时不穿用，死后追赐，非常不正当。

胡安国《春秋传》：啖助说：“不称天王，是宠信篡弑者以亵渎三纲。《春秋》记载周王必定称天，所居的是天位，所行的是天道，所赏赐的是天命，所刑罚的是天讨。现在桓公弑君篡国，而周王不能诛杀，反而追赐命服，没有天理到了极点。这与葬成风引为夫人，让妾与嫡妻并列，没有区别，所以文字用法一样。范氏却以出居于郑、来聘、求车三件事为证据，认为不是义理所在，是错误的。”

集说：何氏休说：“礼制有九锡：一车马，二衣服，三乐则，四朱户，五纳陛，六虎贲，七弓矢，八鈇钺，九秬鬯，都是用来劝勉善行、扶助无能的人。说命不说服，是重视命而不重视财物。《周礼》典命：百里不过九命，七十里不过七命，五十里不过五命。”又说：“死后应当加赐美谥，不应当加赐九锡。桓公行为实在恶劣，而追赐他，尤其违背天道，所以不称天王。”范氏说：“在朝廷赏赐人，与众人共享，应当召来赐给。《周礼》大宗伯职说：‘王命令诸侯，则傧相引导。’这是来接受命令。”杜氏预说：“荣叔，是周大夫，荣氏，叔是字。锡，是赐给。追赐桓公命服，褒扬称颂他的德行，就像昭公七年周王追赐卫襄公那样。”孔氏颖达说：“《公羊传》说：‘锡是什么意思？是赐给。命是什么意思？是加给我服饰。’又《诗经·唐风·无衣》篇，晋人为其君向天子使者请命，以无衣为借口，那么周王赐给诸侯应当有服饰。传文称周王赐给晋惠公命服，接受玉时怠慢，那么周王赐给又有玉。但赐给诸侯玉，是想让他们拿着朝觐，所以合瑞。现在追赐桓公，如果像追赐卫襄公那样，只应褒扬称颂他的德行，赐给他一些文书，或者应当有服饰以表示尊卑，不应合瑞，未必有玉。《释例》说：‘天子赐命，其详情没有听说。诸侯有的即位就赐命，有的过几年才加赐，有的已经去世而追赐。鲁桓公去世后赐命，也就是卫襄公那样。鲁文公即位赐命，也就是晋惠公那样。鲁成公八年、齐灵公二十三年才赐命，随恩惠所加。得失在于事情本身。’说在于事情本身，是观察赐命的早晚，知道恩惠的厚薄；观察人的善恶，知道事情的得失，所以传文不再明显说出是非。”杨氏士勋说：“九锡出自礼纬文，与《周礼》……”《九命异案》：大宗伯以九仪之命端正邦国的地位，一命受职，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则，六命受官，七命赐国，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其说法与《九锡》不同，明知是不同的。《白虎通》说：“能安民者赐车马，能富民者赐衣服，能和

译民众喜爱音乐的，赐给乐律；民众众多的，赐给朱红色的门；能进用善人的，赐给纳陛；能斥退恶人的，赐给虎贲武士；能诛杀有罪之人的，赐给斧钺；能征伐不显扬之人的，赐给弓矢；孝道完备的，赐给秬鬯酒。」这也是因有功而特别赏赐，与九命的制度无关。旧说解释九锡的命令，第一是车马，大辂、戎辂各一辆，四匹马两匹；第二是衣服，指四套衮服；第三是乐律，指轩县之乐；第四是朱户，指所居之室的门漆成红色；第五是纳陛，指从中间台阶登堂；第六是虎贲，指三百名武士；第七是弓矢，指彤弓玈矢；第八是斧钺，指大柯斧，赐给专杀之权；第九是秬鬯，指赐给秬鬯酒，盛在圭瓒之中，用于祭祀。又说：“文公逾年才受赐，成公八年才受赐，桓公死后追赐。三者时间不同，担心不能互相防备，所以都作了传注。这种追命是最大的失礼，所以用‘甚’字来强调。”陆淳说：“啖氏说：‘不称天王，是因为宠信篡弑之人，亵渎了三纲，说（周王）不能效法天道正道，所以去掉‘天’字来贬斥他。’”孙复说：“赏赐是用来鼓励善行的，惩罚是用来惩戒恶行的。善行不赏，恶行不罚，天下所以混乱。桓公是弑逆之人，庄王活着时不能讨伐，死后又追赐他，由此可知庄王作为天子的行为了。”刘敞说：“锡命是什么？是任命为诸侯。诸侯如果没有接受任命，就不能成为君主。桓公在内弑杀兄长，在外不朝见天子，终身不接受任命，不是诸侯，所以桓公没有王；活着时不能讨伐，死后追命，不符合王的道义，所以王没有天。桓公没有王，王没有天，君子从中看到了法度。”又说：“王的道义，必须纯粹效法天道。天道奖善惩恶，没有私心。现在桓公篡夺君位夺取国家，终身不接受任命，而王不能诛杀，反而追命他，这没有天道法度太严重了，他的过失不是小过小恶。”孙觉说：“《春秋》记载锡命的有三处，三传和诸儒讨论其礼都不相同。杜预推究《左传》的说法，认为桓公的任命如同现在的哀悼防备，文公则赐给命圭合瑞作为信物。如果按照他的说法，那么锡命的礼制就有不同了。然而记载的都说是‘命’，没有不同的文字。”高闶说：“礼制，诸侯嗣位三年丧期结束，穿着士服朝见天子，天子赐给他黼冕圭璧，然后回去治理民众，叫做受命。桓公篡弑，未曾入朝受命，王命鲁国主持婚事，所以追赐桓公以宠信他。鲁桓公已经安葬了，因为他的私谥而赐给他，尤其不合礼制。”胡宁说：“王派使者聘问桓公三次，死后又追命，大恶不讨伐反而加恩礼，谁不鼓励作恶？《春秋》弑君三十六起，难道没有原因吗？”陈傅良说：“桓王未安葬，那么荣叔为什么说派遣？不可以三年没有君主。”张洽说：“庄王主持王姬的婚事，所以王宠信嘉奖他的父亲。桓公已死而派使者赐给他防备的命令，如同昭七年王派成简公追命卫侯一样。桓公弑杀隐公，在王法上有杀害亲人的罪行，是司马九伐所应施加的。王不能讨伐，又以恶为善，表示褒奖，所以特别去掉‘天’字只写‘王’。”季廉说：“锡命有三例：庄王赐桓公，宠信篡弑，所以不写天王以深责之；文元年襄王赐文公，成八年简王赐成公，两位公不朝见，又没有敌忾之功，派使者赐命，不是正道。然而与桓公相比则有差别了，所以仍写‘天’，也以此显示王室的失礼。”又说：“锡命，《公羊》注取《礼纬》说，《谷梁》注也引九锡文，而疏说九锡与《周礼》九命不同。胡氏在文元年传中说：‘黻冕圭璧，因为终丧入见而赐给；车马衮黻，因为岁时来朝而赐给；彤弓玈矢，因为敌忾献功而赐给。’然而参看诸书，平王命晋文侯以秬鬯、弓矢、虎贲；宰孔赐齐侯受命，赏赐大辂、龙旂九旒、渠门赤旂；襄王命晋文，也以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钺、秬鬯、虎贲而已。那么古代防备的典制，也不过如此。何休、范宁本已得到，但他们所引出的《礼纬》及《白虎通》，则是汉儒以汉法附会增益的。胡氏取礼及诗为证，而分为三事，大概诗人的词不过言其大概，其实有功也可以赐车马、黻冕。王命士防备以黻冕是对的。又考《左传》，文元年毛伯锡命，注说：‘诸侯即位，天子赐以命圭。’庄二十七年惠王使召伯廖赐齐侯命，不说所命，杜氏直接说命为侯伯。由此看来，那么锡命有命辞有命物了，又或许只有命辞而无命物，也未可知。有命辞有命物的，如后世以玺书褒赏功臣、增秩赐金是也；只有命辞的，如后世赐手诏褒美是也。总之，三传的说法都可通。”汪克宽说：“襄十四年灵王将娶齐女，使刘定公赐齐侯命，那么这一年赐桓公命，也是因为命鲁国主持王姬的婚事而追赐其先君罢了。经传言锡命的有八处，考周制，王命诸侯，则大宗伯傧

译司几筵在黼扆前设置王位，然后由内史作防宣读王命，未曾听说派遣使者前往诸侯国去授予王命。《蔡仲之命》，是任命蔡仲就任诸侯之位；《旅巢命》，是因为巢伯来朝见而任命他；《文侯之命》，是因为文侯有功而授予他王命。春秋时期，天子不能用正规的礼制来约束诸侯，所以都派遣使者前往诸侯国去赐予王命。如僖公十一年赐予晋侯王命，文公元年毛伯授予王命，是因为刚即位而授予；庄公二十七年派召伯赐予齐侯王命，成公八年召伯赐予王命，是即位很久之后才授予；这一年赐予桓公王命，昭公七年追授卫侯王命，又都是死后追授的。只有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献俘朝见周王，周王任命尹氏、王子虎、内史叔兴父宣读王命给晋侯，这是晋侯接受王命而周王在下方慰劳，其丧失尊重的程度比派遣使者更严重。然而文公、成公虽然没有朝见周王，毛伯、召伯也没有被贬责，直接记载而大义自现。这一年追授篡弑之人王命，其罪恶尤其重大，所以周王不称“天王”以显示非同寻常的贬斥。

译王姬下嫁到齐国。

《公羊传》：为什么记载这件事？因为鲁国是主婚人。

《谷梁传》：鲁国作为主婚人，所以记载她出嫁。

胡氏《春秋传》：鲁国主持王姬的婚事，由来已久。在其他国君在位时，这是常事，所以不记载；这次特别记载，是因为王姬嫁给了齐国。齐侯在京城迎亲，在城外修筑馆舍，如果不记载“归于齐”，就无法看出罪过所在。记载了“归于齐”，那么鲁国亲近仇敌、消解怨恨的罪过就显明了，《春秋》报复仇敌的道义也就彰明了。

集解：赵氏匡说：“凡是外邦女子出嫁，只有非常规的情况才记载。两次记载王姬出嫁，都是不寻常的，讥讽鲁国与仇敌通婚。”刘氏敞说：“不写‘迎娶’，为什么？因为亲自去迎娶了。亲自去迎娶，那为什么不写‘亲自迎娶’？因为常事不记载，只有非常规的情况才记载。”又说：“杜预说‘不记载迎娶，是因为鲁公不与王姬交接’，这是不对的。如果不与王姬交接，那么先前怎么会说担心亲自迎娶而在城外筑馆呢？在城外筑馆，本来是为了避免在宗庙中交接，并不是完全不与王姬交接。”孙氏觉说：“不记载齐侯来迎娶，大概是因为齐侯亲自前来，符合亲迎的礼节，属于常事，所以不记载。齐国与鲁国是世仇，而鲁国却主持他们的婚事，而且鲁国正处于丧期。如果不记载王姬出嫁，就无法看出鲁国的失礼，以及天子的失德。”陈氏傅良说：“王姬出嫁不记载，只有在庄公时期记载了两次。为什么记载两次？因为庄公对于齐国，不能与之行正常的礼节。鲁国虽然有过主持王姬婚事的情况，但没有比与齐国通婚更悖逆的了，因此特别加以讥讽。《春秋》记载外邦女子，没有比这更详细的了。记载迎娶女子，记载为王姬筑馆，记载出嫁，记载去世，都是为了责备庄公。”张氏洽说：“王姬来了却不记载‘至’，是为了区别于鲁国的夫人。”吴氏说：“记载‘归于齐’，既然鲁国已经主持了婚事，那就等同于内女（本国女子）了。”李氏廉说：“记载王姬归齐有两次，这次和十一年那次。这次嫁给襄公，十一年嫁给桓公。”

齐国的军队迁移了纪国的郱、鄑、郚三邑【郱，音蒲丁；鄑，音子斯；郚，音吾。这是记载迁移的开始。郱，杜注在东莞临胊县东南，现在属于山东青州府。鄑，杜注都昌县西有訾城，都昌即现在山东青州府昌邑县，有訾亭社在县城西十里。郚，杜注在朱虚县东南，现在山东济南府安丘县西南六十里有郚城】

《公羊传》：迁移是什么意思？夺取的意思。

胡氏《春秋传》：郱、鄑、郚是纪国的三个城邑。城邑不说迁移，迁移不说军队。这里说用军队迁移它们，是为了表明纪国的百姓还足以坚守，而齐国人强暴，动用大军逼迫他们成为自己的属民。凡是记载迁移的，从此以后国家就灭亡了。《春秋》主张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那么对于迁移国家城邑的行为不再贬斥，而罪过已经显现。

集解：孔氏颖达说：“齐人迁移这三个城邑，不是这三个城邑的人自己迁移，所以知道齐国想要灭掉纪国，因此迁徙这三个城邑的百姓而夺取他们的土地。”啖氏助说：“《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说是夺取？是为了给襄公避讳。’考察夺取别人的城邑不是好事，如果为之避讳，就是掩盖恶行。《谷梁传》说：‘纪，是国家。郱、鄑、郚，也是国家。有人说：把纪国迁移到郱、鄑、郚。’考察下文有纪侯大大地离开他的国家，说明此时还没有迁移，所以知道这是纪国的三个城邑。”刘氏敞说：“郱、鄑、郚是什么？是纪国的城邑。”又说：“《谷梁传》说：‘纪，是国家。郱、鄑、郚，也是国家。’这是不对的。计算齐国的一支军队，必定不能同时迁移两个国家。而且《春秋》应当分别记载以显示灭掉两个国家的恶行，不应当合并记载。”叶氏梦得说：“迁移城邑不记载，这次为什么记载？大概是因为纪国从此灭亡了，是为纪侯说的。凡是自己迁移的，是自己想要的，所以记载为‘某人迁移到某地’；别人让他迁移的，不是自己想要的，所以记载为‘某人迁移某地’、‘某师迁移某地’。用‘人’迁移的，是驱赶他们；用‘师’迁移的，是胁迫他们。凡是迁移的意图，都是恶行。”薛氏季宣说：“黄池之盟才过了两年，现在又迁移纪国的三个城邑，强暴得肆无忌惮到了极点。”程氏迥说：“土地和人民都占有了叫做‘取’，驱逐百姓占有土地叫做‘迁’。”高氏闶说：“纪国与齐国是同姓的国家，况且天子从纪国娶后，而王姬又嫁给了齐国，难道没有亲属间的爱护吗？现在却违背黄池之盟，一举迁移三个城邑，大概从此就灭掉了纪国。”吕氏大圭说：“诸侯的国家，都是从天子那里受封的，他们的疆域有确定的分界，人民有固定的居所。强者不可以用武力兼并，诈者不可以用欺诈夺取。纪国的土地和人民，是从天子那里受封的，齐国怎么能迁移他们呢！纪国的灭亡始于这里，圣人所以记载‘师’而深深地痛恨它。”家氏翁说：“记载‘师’记载‘迁’，是说用大军逼迫而迁移他们。《公羊传》认为不说是‘取’，是为了给齐襄避讳，因为他的志向在于报仇。但这正是《春秋》所贬斥的，不为之避讳。”程氏端学说：“城邑是天子所封的，有原因而迁移百姓城邑的，是天子的事情，而诸侯僭越了，何况是没有罪过而想要吞并他的国家呢？齐襄的恶行太大了。”李氏廉说：经文记载迁移别人的国家城邑有三次：齐师迁移郱、鄑、郚，十年宋人迁移宿，闵二年齐人迁移阳。宿和阳都是国家，而郱、鄑、郚是纪国的城邑。迁移宿、迁移阳都记载为“人”，而迁移郱、鄑、郚记载为“师”，这是《春秋》的特殊笔法，彰显齐国的罪过。

译也】

【己庄王丑五年】二年【齐襄公六年、晋缗公十三年、卫惠公八年、黔牟四年、蔡哀侯三年、郑厉公九年、子仪二年、曹庄公十年、陈宣公杵臼元年、〇靖十二年、宋庄公十八年、秦武公六年、楚武王四十九年】

译春天，鲁王二月，安葬陈庄公。

集解【杜预说：“鲁国前往参加葬礼，所以《春秋》记载。”】

夏天，公子庆父率领军队攻打于余丘【于余丘，杜注：国名。孔颖达疏：《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于余丘是邾国的别邑，《左传》没有传文，正是根据《春秋》的宗旨，从来没有攻打别人的邑而不连系国名的，这里没有连系国名，所以知道它是国。《释例》注阙，不知道它的具体位置，大概是靠近鲁国的小国】

《公羊传》【于余丘是什么？是邾娄国的邑。为什么不连系邾娄？把它当作国看待。为什么把它当作国看待？因为国君在那里。】

《谷梁传》【是国却用‘伐’字，于余丘，是邾国的邑。为什么用‘伐’呢？因为公子身份尊贵，军队重大，却去攻打敌人的邑，公子处境危险了。指出公子的危险，是为了讥讽鲁公。另一种说法是：国君在位却重用他。】

胡安国传【考察两传，于余丘是邾国的邑。是国却用‘伐’字，这只是个邑，为什么用‘伐’呢？是为了记载庆父掌握了兵权。庄公幼年即位，首先让庆父主持军事，最终导致子般之祸。于余丘按法不当记载，圣人特意记载以记载祸乱的根源，作为后世的警戒。鲁国在春秋时期，被弑杀的国君有三位，那些贼人没有不掌握鲁国兵权的。公子翚两次担任主将，专权会盟诸侯，不听从隐公的命令。仲遂在两代擅权用兵，入侵杞国、攻打邾国，会师救郑，三军服从他的威令已经很久了。所以翚弑杀隐公，而写氏不能明辨他的罪责；庆父弑杀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制他的恶行；公子遂杀害恶及视，而叔仲惠伯不能免除他们的死。这难道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吗？《春秋》所记载的，作为警戒的意义深远啊】集解【杜预说：“庄公当时十五岁，那么庆父是庄公的庶兄。”孔颖达说：“庄公当时十五岁，是因为桓公六年出生，到这一年是十五岁。庄公二十七年《公羊传》说：‘公子庆父、公子牙、公子友，都是庄公的同母弟。’《释例》说：‘经文记载公子庆父伐于余丘，而《公羊传》认为是庄公的同母弟，计算他们的年龄，还不能统领军队。’现在推究传文的上下文，羽父弑杀隐公，都咨询谋划于桓公，那么桓公已经成年了。桓公以成年之身弑杀隐公，即位后才娶齐女，自然应该有长子庶出，所以氏称为孟，这是明显的证据。”氏称为孟，氏传文确实如此，而经文称仲孙，杜预没有明确解释。大概庆父虽然是庶长，但以仲为字，其后子孙以字为氏，所以经文记载仲孙。当时的人因为他庶长称孟，所以传文称孟孙。刘敞说：“庆父自称仲，想要等同于正嫡，说自己仅次于庄公，为三家之长，所以以庄公为伯，而自称仲。”啖助说：“前后没有邑言伐的，所以依据杜预旧说为国。”许翰说：“当庄公初即位时，鲁国没有战胜齐国，那么应当休兵息民，蓄积德行修明政治，以等待时机。舍弃堂堂的仇敌齐国不去图谋，却用兵攻打于余丘，可知庄公没有志向。”程迥说：“记载伐国。《公羊》、《谷梁》认为是邾邑，大概是邾的附庸。”张洽说：“庄公即位，寝苫枕戈，没有比率领一国共同仇视不义的齐国更优先的。舍弃这个而任命将帅，先有事于无罪的小国，兴兵没有名义，而庆父以尊属身份主兵，使他得以执政以控制一国的权力，军政的根本已经丧失。”】而权力下移，以致造成日后子般、闵公的祸患，所以详细记载以讥讽他。赵鹏飞说：“溺伐卫，则圣人贬其族；庆父专权，圣人不除去氏，为什么呢？用来彰显孟氏的祸孽，大概基于此，不氏则无法显现，所以记载为公子。”吴澄说：“于，发语词，如同说于越。”李廉说：“一经记载鲁大夫率领军队伐国的有九次，伐邾七次，伐莒一次，唯独于余丘以邑而书伐，也是《春秋》的特笔，想要启发问者察明事情。”熊过说：“庆父，是庄公的庶兄，本是庶长，宜称孟，不想排在庄公之前，所以自称仲，如同同母弟一样，《公羊传》于是指为同母弟。”张溥说：“于余丘，杜预说是近鲁小国，《公羊》、《谷梁》则说是邾别邑，实在不可考证。况且《春秋》所厌恶的，不在于余丘被伐，而在庆父率领军队。鲁国弑君三次，贼人皆由主兵而成，所以忧虑庆父的人，把他比作公子翚与仲遂。庆父，杜预说是庄公庶兄，《公羊传》则说是同母弟。同母弟还年少，庶兄则其年能制庄公了。国君新立，公子将兵，无论是兄还是弟，难道有一个可以的吗？”陈际泰说：“下阳曰灭，余丘曰伐，这必定关乎天下的大故，所以认为这是记载庆父得到兵权】

【考察于余丘，《左传》无传，《公羊》、《谷梁》都认为是邾邑，杜预独认为是国。详细考察经文，伐人之邑，没有不连系国名的，也没有邑而书伐的，那么杜注为胜。《公羊传》以庆父为庄公同母弟，杜预认为是庶兄。然而为弟则不当称孟，为兄则不当称仲。只有刘敞谓庆父欲同正适，故以庄公为伯而自称仲，理或然也。总之，经意所重者，恶庆父之得兵权尔。或国或邑，或弟或兄，皆非义所急，故诸家并存，而以张氏

译溥的说法是正确的。

译秋季七月，齐国的王姬去世。

《公羊传》说：外国的夫人去世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为了记录她。为什么记录她？因为鲁国主持了她的婚事。

《谷梁传》说：因为鲁国为她主持了婚事，所以记载她的去世。

胡安国的《春秋胡氏传》说：鲁国的女子嫁作诸侯的妻子，就记载她的去世。王姬为什么记载？是因为比照鲁国女子为她服丧的缘故。所以《礼记·檀弓》说：“齐国报告王姬的丧事，鲁庄公为她服大功之丧。”有人说：“因为是从鲁国出嫁，所以为她服姊妹之丧。”服丧是根据情感来制定节制的。庄公对齐王姬的情义太厚了，那对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怎么安置呢？这就是所说的不能实行三年的丧礼，却去考究缌麻、小功这些细微的丧服，特意记载王姬的去世来彰显他的罪过。

《春秋集传》说：范氏说：“主持她的婚事就有兄弟之恩，死了就为她服丧，因为服丧所以记载她的去世。”杜预说：“鲁国为她主持婚事，比照鲁国女子。”孔颖达说：“其他国家的夫人去世，惯例都不记载，只有鲁国女子作诸侯妻子的，才记载她的去世。王姬不是鲁国女子，也记载她的去世，是因为比照鲁国女子的缘故。”孙觉说：“鲁国与周天王同姓，周天王的女儿下嫁诸侯的很多，由鲁国主持婚事。然而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的时间里，王姬出嫁记载得最完备的，就是齐王姬。记载得完备，是为了显示庄公对仇敌尽礼，而对先君没有恩情。罪过大，就记载得完备；恶行积累，无法掩盖。”张洽说：“庄公舍弃不共戴天的仇敌，却主持齐国夫人的婚事，只知道齐国而不知道父亲，他的罪过可以说很大了。所以从迎娶王姬到这里，特意多次记载，言辞繁复而不删减，以纠正他玷污大伦、诬灭天理的罪过，这就是所说的委婉而成章法。”吴澄说：“礼经本来没有为王姬服丧的礼仪，庄公因为齐国报告丧事，特意为她服丧，是为了讨好齐国。”王樵说：“《周礼》规定为王后服齐衰，解释说：‘诸侯为她服不杖期。’本来没听说过主持王女婚事就为她服丧的。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后去世不见于经书，那么当时诸侯对王后的丧礼就很简略了，却为王姬服丧，其重视的是齐国而不是周王室。”

冬季十二月，夫人姜氏在禚地会见齐侯。【禚，音诸若。《公羊传》作郜禚。杜预注：齐国的地方。《左传》定公九年：齐侯把禚、媚、杏三邑送给卫国。杜预注：这三个邑都在齐国西部边界。据此应当是齐、鲁、卫三国交界的地方】

《左传》说：记载奸邪之事。

《谷梁传》说：妇人出嫁后，不越过国境，越过国境不合正道。妇人不说会见，说会见不合正道。享宴太过分了。

胡安国的《春秋胡氏传》说：妇人没有外事，送迎不出家门，见兄弟不越门槛。在家听从父亲，出嫁听从丈夫，丈夫死了听从儿子。现在在禚地会见齐侯，这是庄公不能防范约束他的母亲，失去了做儿子的道义。所以赵匡说：“姜氏和齐侯的罪恶昭著了，这也是用来指责庄公的。”问：“儿子可以制约母亲吗？丈夫死了听从儿子，这是通用于下层的，何况国君！国君是人神的主宰，风化教化的根本。不能端正家庭，怎么能治理国家？像庄公这样的人，如果哀痛地思念父亲，诚敬地侍奉母亲，威严的刑罚来督责下属，车马仆从，没有不等待命令的，夫人会独自前往吗？夫人前往，就是庄公的威命不能下行，哀戚之情没有达到罢了。”《春秋集传》说：叶梦得说：“前面记载庄公和夫人到齐国，不报告到达，而看见孙氏和丧事一起到了。现在记载孙氏在齐国，不报告到达，而看见会见，是不敢报告到达。大概夫人没有理由去见宗庙了。”高闶说：“夫人称姓氏，是因为贬斥不再重复。”吕大圭说：“父母在世就归宁，《诗经·葛覃》称归宁父母就是。父母去世就派卿去问安，楚子庚聘问秦国，为夫人问安就是。”家铉翁说：“姜氏身负弑君未讨的罪责，刚除去丧服就去会见她的哥哥齐襄公，正有王姬伉俪之丧的哀痛，没过多久就和她妹妹淫乱，这是天下的大恶，天地所不容。圣人为此，所以在《春秋》中连续记载来诛伐她。”程端学说：“查《周礼》司马九伐之法，内外混乱、像鸟兽一样行为，就灭掉它。齐襄公的罪恶，不容诛杀了。姜氏参与弑君而且淫乱放纵如此，那么庄公不能齐家治国，王法不能行于天下，都可以看出来了。”黄泽说：“天下后世做儿子的让母亲到了这种地步，罪过太大了。”汪克宽说：“春秋末年，公父文伯的母亲在门内会见康子，都不越门槛；祭祀悼子，康子参加，胙肉不接受，撤去祭品不宴饮。孔子听说后，认为这是区别男女之礼。当时季世风俗浅薄，而敬姜独自能守礼而不违背。《春秋》详细记载文姜的行为，虽然国家的恶行不能忌讳，但褒善贬恶的心意，也还是赞美敬姜的意思吧。”贺仲轼说：“今天的会见，没有人能禁止，那么前天的出奔，谁又能强迫？所以知道到齐国，是姜氏的心意，而说出奔，是《春秋》的文辞。”张溥说：“元年三月，夫人出奔到齐国；二年十二月，在禚地会见齐侯。开始是出奔，现在是会见了。作《春秋》的人想要避讳”却避讳不了了。

乙酉日，宋公冯去世。【冯，音皮冰】

《春秋集传》说：高闶说：“看宋庄公嫉妒求胜导致败类，那么穆公不把国家传给儿子，就可以知道了。”

【庚

译庄王寅六年】三年【齐襄公七年、晋缗公十四年、卫惠公九年、黔牟五年、蔡哀侯四年、郑厉公十年、子仪三年、曹庄公十一年、陈宣公二年、〇靖公十三年、宋闵公防元年、秦武公七年、楚武王五十年】

译春季，鲁庄公正月，公子溺在防地会合齐国军队，讨伐卫国。

《左传》说：这是谴责鲁庄公的行为。

《公羊传》说：溺是谁？他是我国尚未受命的大夫。

《谷梁传》说：溺是谁？是公子溺。为什么不称他为公子？因为厌恶他防备仇敌却讨伐同姓国家，所以贬低他而直呼其名。

胡安国说：有杀父之仇，却放下怨恨，这罪过已经很大了，何况还联合党羽兴兵讨伐别人的国家呢？

集解中，孙复说：“卫侯朔在齐国，所以溺在防地会合军队讨伐卫国，是图谋接纳朔回国。”孙觉说：“溺，是未受命的大夫，像无骇、翚、挟这一类人。不说‘帅师’，是因为军队少。‘防’字，表示对外用兵的意图；‘伐’字，表示声讨其罪而行动。”高闶说：“卫朔逃奔到齐国，齐国想要接纳他，然而周天子已经断绝了与朔的关系，立公子黔牟为卫侯，鲁国却擅自出兵，防备仇敌的人，违抗天子的命令，接纳不义的君主，这罪过太大了。”薛季宣说：“大的仇敌不报复，反而和他一起出兵，舍弃自己的田地去耕种别人的田地，说的就是庄公。溺不记载‘帅师’，是因为所率领的士兵很少。”家铉翁说：“《谷梁传》说：‘防备仇敌讨伐同姓，直呼其名以贬低他。’但是春秋初年，未赐族的大夫，并非都有贬义。防备齐国讨伐卫国，则是贬义。有人说：‘接纳朔难道不是父亲的意愿吗？’回答说：‘接纳朔是父亲的恶行。不报复杀父之仇反而成全父亲的恶行，是不孝的。’”李廉说：“考察《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左传》说卫朔出奔，两位公子立黔牟。何休依据《世本》《史记》认为卫朔背叛出奔，天子新立公子，防范氏则认为齐国接受天子的罪人，为他兴兵而鲁国与之同流合污。那么黔牟与留虽然不知道谁是对的，但此时卫朔在齐国，齐国想要接纳他，是明显的。齐国偏袒罪人，固然不值得责备，而庄公刚即位，睡在草垫上枕着兵器，没有比率领国人共同报仇更紧急的了。舍弃这些不顾，而在二年讨伐余丘，三年讨伐卫国，又且会同齐国军队前往，这是什么用心呢？《左传》谴责他的说法是正确的。”

夏季四月，安葬宋庄公。

《谷梁传》说：记载月份安葬是有原因的。

五月，安葬周桓王。

《左传》说：这是迟缓的表现。

《谷梁传》说：天子记载崩逝，不记载安葬，必定是合乎时宜的，何必记载呢？举天下之力来安葬一个人，其道理是不容置疑的。记载安葬，是有原因的，因为危难导致不能按时安葬。说‘近不失崩’，不记载崩逝，是失天下的表现。单独的阴不能产生生命，单独的阳不能产生生命，单独的天不能产生生命，三者结合然后才能产生生命。所以说‘母亲的儿子’，可以；‘天的儿子’，也可以。尊贵的人取尊贵的称呼，卑贱的人取卑贱的称呼。称他为‘王’，是因为他是百姓所归往的对象。

胡安国说：《左传》说：‘这是迟缓。天子七月安葬，天下通行车轨的人都到；诸侯五月安葬，同盟的人到；大夫三月安葬，同职位的人到；士一个月安葬，外亲的人到。’桓王崩逝到现在，大概已经七年了。先儒有人说天子不记载安葬，又认为不记载安葬是常事。事情哪有比安葬天子更大的，可以不记载吗？死生终始的关头，是人道的大变，难道因为这是常事就不记载吗？

集解中，杜预说：“因为桓王十五年崩逝，七年才安葬。”刘敞说：“崩逝很久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安葬？这是怠慢。”又说：“《公羊传》《谷梁传》认为是改葬，不对。如果确实是改葬，应该写‘改葬’，像改卜之类。现在不写‘改’，不是改葬。世道衰微礼制废弛，什么事没有？怎么能断定桓王之前已经安葬了呢？应当依据经文。”高闶说：“平王崩逝，向诸侯求取助丧财物，然后才能安葬。桓王崩逝七年才安葬，大概是承接诸侯背叛、王师战败之后，力量更加不足了。用天下之力安葬一个人，怎么可以迟缓呢？圣人记载这件事，以彰显天下臣子的罪过。如果是改葬，圣人会明确记载。庄王以后，王室更加衰弱，没有因迟缓安葬而记载的，却有快速安葬的，大概是礼制更加简略了吧？”薛季宣说：“七年才安葬，是怜悯王室没有忠臣孝子。”陈傅良说：“会合安葬不记载具体的人，必定有原因，后来才记载具体的人。文公派公子遂安葬晋侯，叔孙得臣安葬襄王，这都是周、晋的情况。昭公派叔弓安葬宋公、滕侯，叔鞅安葬景王，这都是周、宋、滕的情况。同等对待还可以。晋景公去世，成公吊丧，而定王不记载安葬；楚康王去世，襄公送葬，而灵王不记载安葬。不臣服于周而屈从于晋、楚，春秋为此讳言。所以春秋不仅仅是记载安葬。”张洽说：“鲁国派遣地位低微的人前往会合，所以不记载‘公如’，也不记载卿大夫前往，只记载桓王的安葬。天下通行车轨的人都到的礼制，已经不再实行，于是诸侯厌恶它危害自己而去除其籍册，先王的丧礼仅能流传到后世的，只有《士丧》《既夕》《士虞》罢了，可惜啊！”陈深说：“先记载安葬宋庄公，符合五月安葬的道理；后记载安葬桓王，违背了七月安葬的道理。至于长达七年之久，可见诸侯安葬不失时，而天子的安葬如此迟缓，那么周王的臣子与诸侯无君的罪过，自然从言外显现。”俞皋说：“凡是天王的安葬，鲁国会合就记载，不记载的，都是不会合。”王元杰说：“按照礼制，未满期安葬称为不怀，过期不安葬称为缓慢。桓王长达七年，经文才记载安葬，其缓慢可见。”

译知道了。在那时，朝廷纲纪不振，诸侯不尊奉天子，蔑视君臣之间的大伦理，只看重强弱的形势。天王的丧事，三次不记载“崩”，是因为讣告没有及时送达；七次不记载“葬”，是因为鲁国没有前往参加葬礼。至于晋、楚的君主，参加葬礼的行动，超过规定的日期和时间，为什么……对强国如此厚待，而对王室如此轻慢呢？《春秋》谨慎地记载这些，对上以彰显王室的衰微，对下以声讨诸侯不守臣节的罪过。李氏廉说：“《春秋》记载的十三位周王，记录葬礼的只有桓王、庄王、匡王、简王、景王而已，诸侯不守臣节的情况由此可知。”又说：“桓王在隐公三年即位，桓公十五年去世，在位二十五年。儿子庄王即位，过了七年才下葬。考察《左传》的记载，只有桓公十八年的传文说：‘周公想要杀害庄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向庄王告密，庄王于是与周公一起杀了周公黑肩，王子克逃奔燕国。’由此看来，难道不是王室发生了子仪、黑肩的叛乱吗？”张氏溥说：“桓王去世七年才得以安葬，传注者怀疑这太迟缓，于是说是改葬。到了《春秋说》说：‘恒星不见，夜晚明亮，周人荣奢改葬桓王的墓。’这就近乎荒诞了。考察《左传》的记载，桓公十八年王室发生了子仪、黑肩的叛乱，因为叛乱而延缓葬礼，大概是这样吧？然而周王室无人主持，鲁国不参加葬礼，不守臣节的傲慢，昭示于天下了。”

译秋季，纪季带着酅地归附于齐国。【酅，音户圭。酅，杜预注：纪国的城邑，在齐国东安平县，如今山东青州府临淄县东有安平城，又有酅亭】

《左传》【纪国从此开始分裂】

《公羊传》【纪季是谁？是纪侯的弟弟。为什么不称他的名？因为他是贤人。鲁子说：“请求保留后五座宗庙，以保全姑母和姐妹。”】

《谷梁传》【酅，是纪国的城邑。归附于齐国，是指用酅地侍奉齐国。所谓“入”，是指国内不再接受他。】

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大夫不得私自割让土地，公子不应当离开本国。窃取土地以讨好敌国，抛弃君主以躲避祸患，这不是人臣应有的行为。所以《春秋》的道义，私自逃跑的一定记载为“奔”，有罪的一定加以贬斥。现在纪季不记载为“奔”，说明他不是窃取土地；不称他的名，说明没有加以贬斥。诸侯的兄弟，如果加以贬斥就称名，像宋辰、秦鍼这类就是；如果不加以贬斥就称字，像蔡季、许叔这类就是。纪季之所以不记载为“奔”，是因为有纪侯的命令；之所以不称名，是因为天下无道，强盛的国家互相欺凌，天子不能匡正，方伯不能征伐，委屈自己侍奉齐国，请求保留后五座宗庙，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他的罪过，所以不加贬斥吗？所谓“入”，是委婉的说法】

集解【范氏曰：“雍说：‘纪国微弱，齐国将要吞并它，纪季深刻洞察存亡的关键，非常害怕国家倾覆，所以超然远举，用酅地侍奉齐国，希望后代不灭绝，宗庙永远存在。’《春秋》认为他贤德，所以用称字来褒扬他。齐国接受别人的城邑却灭掉别人的国家，所以在道义上不可接受。”孔颖达说：“《释例》说：‘齐侯、郑伯假装朝见纪侯以偷袭他，纪国人非常害怕，向鲁国谋划求援，请求王命以求与齐国讲和。鲁公告诉他们不能，齐国于是逼迫纪国，迁走了它的三个城邑。国家有旦夕之危，而不能自己归附成为附庸，所以分给纪季酅地，让他向齐国请求侍奉。纪侯彻底离开之后，纪季成为附庸，祖先的祭祀没有废除，社稷有人供奉，这是纪季的功劳。所以称字不称名，记载为‘入’不记载为‘叛’。’判，就是分裂。传文说‘开始分裂’，是为纪侯彻底离开做铺垫。纪国灭亡之后，叔姬回到酅地，明确成为附庸，还能独占酅地，所以可以回去。由叔姬回到酅地，知道酅地是附庸。附庸的君主，虽然没有爵位任命，但分割土地建立国家，是南面称主的君主，得以设立宗庙守护祭祀。”赵匡说：“诸侯兄弟以国连字的，蔡叔、许叔、纪季、蔡季，都是国而字之，表示与君主一体。”陆淳说：“淳听老师说：‘纪季带着君主的城邑归附他国，不是人臣的行为。不记载为叛，推究是因为有兄长的命令。而又称他的字，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齐国是强国，图谋纪国已经很久了。天子不能匡正，邻国不能救援，辱没自己胜过断绝祭祀，降低国家地位胜过残害百姓。用酅地侍奉齐国，是仁人的行为，所以圣人赞许他。’”刘敞说：“为什么不说是纪侯的弟弟？是说用酅地作为齐国的附庸。纪季为什么用酅地作为齐国的附庸？齐国将要灭掉纪国，纪侯用正道侍奉它，也不能免于灭亡，因为不忍心让百姓争斗，徘徊间有离开的念头。纪季因此用酅地归附齐国，恢复了五座宗庙。那么这是给予他吗？是给予他。称字而不称名，记载为‘入’而不记载为‘叛’，这是给予他。给予他，那么说‘入’是什么意思？是难辞。为什么难辞？分割土地离开国家，降低志向侍奉仇敌，这不是纪季的本心，是把宗国寄托于此罢了。”又说：“《公羊传》认为纪季服罪所以不称名，是不对的。《春秋》之所以不贬斥纪季为叛，是因为纪季接受了纪侯的命令。如果齐国想要灭掉纪国，纪季不能同心守卫国家，专门分割土地侍奉仇敌，外表假托服罪，实际私下享受利益，这是《春秋》所厌恶的。赵鞅进入晋阳以叛乱，因为没有君主的命令，即使有功也不能消除他的罪恶。假使纪季确实”服罪以保存宗庙，也与赵鞅没有君主命令一样，不能掩盖他的叛乱，又称他的字。又说：“纪季看到齐国必将灭掉纪国，所以请求先向齐国屈服以退敌兵，保存宗国，《春秋》赞许他，与鄫世子巫不同。鄫君举国仕鲁，想自己离开南面称主之位而进入臣子的行列，这是苟且免祸而没有廉耻的人。何况纪季只是公子，为了安定君主保存国家的缘故，分割土地侍奉仇敌，又不可得，然后援引保存危亡、延续断绝的道义，使宗庙有血食，百姓有供奉，后代又见到叔姬回到酅地，这就是了，可以说通晓权变。”叶梦得说：“邾快带着漆、闾丘来奔，《春秋》记载为叛。如果纪季不告知纪侯，即使为了保存纪国，与邾快有什么不同？只有纪季归附齐国，然后纪侯才能离开他的国家，那么纪季不失为仁，纪侯不失为义，所以纪季特别记载为‘入’，纪侯特别记载为‘去’，都不认为是‘奔’。”陈傅良说：“纪侯在位而纪季带着酅地归附齐国，如果是以城邑叛乱，称字，是纪侯的意思。齐襄公从桓公开始就挟持郑国图谋纪国，黄之防，鲁国为他求和，也不能免于祸患。迁走郱、鄑、郚，纪国不绝如缕。纪季带着酅地归附齐国，纪国从此开始分裂，这是分割国家给他。齐国人想要的是我们的土地，如果可以免除纪国的祸患，没有不做的，这是纪侯的意思。所以称字，不称字就怀疑像宋鱼石、邾庶其。”张洽说：“王政不行，霸者未起，强大吞并，无道横行，小】

译国家无法保全，便用谦卑的言辞向敌国屈服，以保存宗庙祭祀。凭借先王建立的国家，却听命于强暴之徒，这就是《春秋》对纪季不加讥讽的原因。记载“入”字以记录他的危难，大概是怜悯他罢了。”李氏防说：“《春秋》记载带着封地出奔的人，有邾国的庶其、莒国的牟娄、邾国的黑肱，既写人名又写地名，窃取封邑背叛国君的罪责就显明了。记载大夫进入某地的，有宋国的鱼石、晋国的栾盈，既写地名又写再次进入，占据封邑背叛国君的罪责就显现了。如今纪季不记载出奔，不写人名，是为了区别于上述两种情况。不写‘弟’字，表明不是因为纪侯的刻薄。写‘入’字，是为了归罪于齐国而怜悯纪季。推究纪季的情状，免除纪季的罪责，不让他与其他离开国家的公子相提并论。所以纪季这件事，说不加贬责是可以的，说懂得权变也是可以的，但如果因为贤德而褒奖他，恐怕不能与微子前往周朝的例子相提并论。”季氏本说：“齐国既然已经迁徙了纪国的郱、鄑、郚三地，必定想要完全占有纪国的土地，所以纪季虽然只想保存酅地，齐国也对此感到为难，所以说‘入’。请求保存酅地难道……”

译没有复兴的念头，可惜其势力衰微、力量薄弱，终究不能振作罢了。张氏溥说：“看叔姬归附酅地，大概是为了保全宗庙吧。《春秋》厌恶齐国的暴虐，哀伤鲁国的弱小，不得已而称赞纪季，这也是小国处世的道理吧。”

按：把酅地献给齐国，是纪季降低志向以保全祖先祭祀的做法。诸侯兄弟按例称字，纪季只书“季”，并没有褒扬的意思，只是宽恕的言辞罢了。宽恕纪季是为了归罪于齐国，应当以胡安国的传和李氏廉的说法为正确。

冬天，鲁庄公驻扎在滑地。【滑，《公羊传》、《谷梁传》作“郎”。滑，杜预注：郑国地，在陈防襄邑县北，今河南归德府睢州有滑亭】

《左传》【准备拦截郑伯，是为纪国的事谋划。郑伯以困难为由推辞。凡是军队，住一晚叫“舍”，住两晚叫“信”，超过两晚叫“次”。】

《公羊传》【说“驻扎在郎”是什么意思？是讽刺想要救纪国却最终不能救。】

《谷梁传》【次，就是停止，表示有畏惧，想救纪国却无力救援。】

胡安国传【《春秋》中，纪国被伐而书“次”，把“次”看作善举；救纪国而书“次”，把“次”看作讥讽。驻扎在滑，是讥讽。鲁国与纪国有婚姻之好，应当体恤其患难；对齐国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如果能救纪国，抑制齐国，一举两得，两善并存。见义不为而有畏惧，《春秋》所厌恶的，所以书“公次于滑”来讥讽他。有人说：“孔子的本意在于讽刺没有王命，如果讥讽其怯懦，就应当褒扬勇敢的人，《春秋》就成了鼓动战乱的书。”说这话的人，错了。《易经》在《谦》卦六五爻说：“利于侵伐。”在《师》卦六四爻说：“左次无咎。”进退勇怯，要看是否符合义理，难道可以专门认为勇敢就是鼓动战乱而不给予肯定吗？】

集说【杜氏预说：“凡是军队还没有施加攻击、驻扎的地方，就记载；已经记载了军队施加攻击的地方，就不记载其驻扎地。”孔氏颖达说：“《释例》说：‘凡是军队，住一晚叫舍，住两晚叫信，超过两晚叫次。’这是周公的典制，用来详细记录军队出入行止的快慢，因此为之命名。兵事崇尚快速，军队久留耗费财用，不可以长久，所以《春秋》中告命三天以上的，必定记载其驻扎地。舍和信不记载，是因为轻微琐碎不值得报告。军队还没有施加攻击、驻扎的地方，就记载，以显示快慢，如公次于滑、师次于郎就是这样。已经记载了军队施加攻击的地方，就不记载其驻扎地，因为事情适宜，不是虚次。那些久战而不书次就是这样。已经记载了军队施加攻击而又书次的，是因为义理上取于次，如遂伐楚次于陉、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就是这样。所记载的有时次在事前，是为了成事；有时次在事后，是事成而次。都随事实，没有固定的义例。先儒又说次都是褒善的辞令，《释例》说：‘叔孙救晋，次于雍榆。’传文说‘礼’，是善其宗族辅助盟主，不是以次为礼。齐桓公次于聂北救邢，也是因为存邢备具器用，军队无私，见善不在次。而贾氏都即认为是善次。次或不次，自然是临时用兵的适宜，不是礼制预先规定的。说非预先规定，是指礼家没有制定这个名称作为善的号。”刘氏敞说：“次是什么？停止。为什么有的以事书，有的不以事书？以事书的，是因为事而停止；不以事书的，是不因为事而停止。君主举行政令，军队举用义理，停止而不因为事，是混乱之道。”叶氏梦得说：“有师次，有公次。为什么有的说师次，有的说公次？君主将兵不说师，公次师也在其中。次不是用师之道。有伐而言次的，有救而言次的，有等待而言次的，其出兵还有名义，没有无事而言次的。君子认为这是轻率使用自身而妄动民众，所以内外之辞一概施用。”杜氏谔说：“庄公警惕地出兵，如果一定实行，那么复仇救弱的义理两存。”高氏闶说：“只书次，好像无故而自行出兵的样子。”薛氏季宣说：“书次，不能表示轻重。”张氏洽说：“庄公怜悯纪国的灾难，而估量其力量终究不能救，所以驻扎军队在滑，打算以郑国不拦截为由向纪国推辞，并非真有救纪之心。他对杀父之仇尚且忘记而不图谋，哪里真有心于存纪呢？所以书。”】

次，表示出兵没有名义，以深讥之。吴氏〇说：“纪国将要灭亡了，因为婚姻的缘故，向鲁国告急。鲁庄公不能自己克制，所以出兵驻扎在滑，准备拦截郑伯为纪国谋划，并向齐国乞哀告怜。郑伯知道齐国灭纪不可阻止，所以推辞而不拦截。”俞氏皋说：“次，是想前进却停止了。书‘公次’，是君主亲自将兵。”李氏防说：“庄公书次的有三：这一年次滑，书公；八年次郎，书师；三十年次成，不书公。书师，可见庄公在齐国面前非常不济！君父死在那里不能讨伐，谋划救纪而齐国灭了纪，等到齐国围郕而郕降于齐，救鄣而鄣最终不免，出兵有什么名义呢？这救而不书救，是不把救的名分给予庄公。书救，就与聂北、雍榆的情况相混淆了。”汪氏克宽说：“《春秋》书兵次的有十三个：次于滑、次于成，是次而想救；师次于郎、齐宋次于郎、齐卫次五氏、垂葭、蕖蒢，楚蔡次厥貉，是次而想伐。都以无

译记载军队驻扎，都是为了表示讥讽。如今考察在“滑”之后，纪侯离开国家，紧接着就记载齐国在禚地狩猎；在“成”之后，齐国人降服了鄣国，紧接着就记载齐国在济水与鲁国相遇。不能救援纪国和鄣国，却没有愤恨之心，这说明庄公只是假装做出救援祸患的虚名，实际上并没有救援纪国、鄣国的志向。军队驻扎在郎地，接着就有围攻郕国的战事；齐国、宋国驻扎在郎地，随即就有乘丘的败绩；齐国、卫国三次驻扎，楚国、蔡国驻扎在厥貉，最终都有讨伐晋国、讨伐麇国的举动，可见他们之所以驻扎，并非有悔过撤军的谋略，而是养恶等待时机的阶梯。救援者不记载其救援，是讥讽他实际上不能救援；讨伐者就记载讨伐，围攻者就记载围攻，交战者就记载战败，是讥讽他们不能悔过以向善。至于齐桓公讨伐楚国驻扎在陉地，晋悼公讨伐郑国驻扎在鄫地，是因为不忍心残害百姓，他们的驻扎是善举。如驻扎在聂北救援邢国、驻扎在匡地救援徐国、救援晋国驻扎在雍榆，虽然说救援祸患迟缓，但比起想要救援却无力救援的情况，也有差别了。」湛若水说：「这是讥讽救援危难不够勇猛。」

译【辛庄王郋七年】四年【齐襄八年、晋缗十五年、衞惠十年、黔牟六年、蔡哀五年、郑厉十一年、子仪四年、曹庄十二年、陈宣三年、〇靖十四年、宋闵二年、秦武八年、楚武五十一年】

春季，周王二月，夫人姜氏在祝丘设享礼招待齐侯【“享”，《公羊传》、《谷梁传》作“飨”】

《谷梁传》【“飨”，太过分了！用飨礼招待齐侯，是用来谴责齐侯的】

胡安国《春秋传》【“享”是两国君主相见的礼节，用来教导恭敬节俭。两国君主相见，在宗庙中举行享礼，这是合乎礼制的。祭祀用的牺牲和象尊不拿出门外，美好的音乐不在野外合奏。如果不是两国君主相见，又离开本国去招待诸侯，太过分了】

集説【孔颖达说：“郑玄《仪礼注》：‘飨是指用太牢之礼招待宾客并饮酒。’那么享是饮酒的大礼，与防（诸侯会盟）略有区别，而把享当作防来解释，是说夫人与齐侯会盟并设置享礼，所以记载为‘享齐侯’。定公十年夹谷之防，〇记载齐侯将要享公，孔子拒绝了他，于是没有举行享礼，可见享是两国君主相见的礼节。”陆淳说：“我听老师讲：‘这里参讥，鲁庄公、夫人、齐侯都失去了正道。’”孙觉说：“春秋时期诸侯相见都称为防，防，大概是春秋时诸侯以礼相见的名称。简化礼节而防的称为遇，遇的罪责又比防重。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没有记载享的，那些因防而互相享的也不记载，以防为重，那么享就不值得计较。夫人无道而享齐侯，也是因为防而后享的。然而经文不记载防而记载享，是因为姜氏防齐侯，又享他，在两国之间传播恶名，防已经不可，何况享呢？以享为重，所以记载享。姜氏、齐侯的罪恶，不需要贬斥断绝就显现出来了，作为庄公的也难免有罪。”叶梦得说：“禚，是齐地，说防则是以外为志；祝丘，是鲁地，大概是齐侯来而我享他，以内为志。拿禚和祝丘相比，那么地点更加逼近；拿会盟和享相比，那么礼节更加厚重。大概是庄公不能制约他的母亲，而后夫人得以放纵她的欲望，庄公也已经病态了。”高闶说：“礼制，姑姊妹已经出嫁而返回娘家，兄弟不与她们同席而坐，何况使用两国君主相见的礼节呢？”张洽说：“借用先王的礼节，做禽兽的行为，是大乱之道。汉人有云：‘淫乱的开端，其变化为篡夺。’文姜的行为，亵渎乱了周公的礼制，鲁国人习以为常三十多年，最终导致子般、闵公接连被杀而后停止。圣人作《易经》，以‘闲有家’作为《家人》卦的开始，垂训深远。”吕大圭说：“以前曾经会盟了，而没有享；现在享了，又复如齐师了。人做不善之事，一旦放纵之后，如水方至，不知道极限在哪里。”吴澄说：“古代的饮食之礼有三种：享、食、燕。燕礼最轻，大概主要在于饮酒而食物不丰盛；食礼次之，食物很丰盛而不饮酒；享礼最重，饮酒如燕礼之多，食物如食礼之备。即使是君大夫也没有在野外举行享、食、燕之礼的，何况妇人呢？然而这不足以责备。”汪克宽说：“《周官》、《仪礼》有天子、诸侯、大夫飨燕之礼，而春秋对于晋侯享齐侯，宋公享晋侯，楚子享公，小邾子、郯子来朝，公与之宴。公享宰周公。范宣子享晋六卿于蒲圃。〇俞、华耦来，公与之宴，都不记载于策。即使郑伯享王，王享晋侯，也不记载。而记载夫人享齐侯，是因为这不合礼】

　　三月，纪伯姬去世

《谷梁传》【外国的夫人不记载卒，这里说卒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国家的女子，出嫁到诸侯国则尊位相同，因为我们的缘故而改变，所以记载卒】

集説【何休说：“礼制，天子诸侯断绝期年之丧，大夫断绝缌麻之丧。天子只有女儿嫁给二王后的，诸侯只有女儿成为诸侯夫人的，恩情得以伸张，所以记载卒。”范宁说：“隐公二年履緰所迎的，礼制诸侯断绝旁期，姑姊妹女子子嫁给国君的，尊位与自己相同，则为她服大功九月，改变不服丧的例子。那么嫁给大夫的不记载卒。”陈傅良说：“内女成为夫人，记载卒不记载葬。不记载卒的，必有原因；没有原因而不记载卒的，则是不赴告。”汪克宽说：“内女成为诸侯夫人的有七人，只有纪伯姬、宋伯姬记载卒记载葬，大概是哀悯纪国的灭亡，褒扬共姬的贤德，而详细记载其本末。鄫季姬、〇叔姬只记载卒，记载其常例。郯伯姬、齐子叔姬不记载卒，被出不再回其国，不是尊位相同的比例。〇伯姬不记载卒，大概是不赴告。不是夫人的有七人：僖公九年伯姬卒，文公十二年子叔姬卒，许嫁称字，比于尊位相同的；莒庆叔姬、宋荡伯姬及妇、齐髙固子叔姬，则嫁给大夫而不记载卒。至于纪叔姬，不是夫人而记载卒记载葬，是因为她的贤德而特别记录，这是《春秋》的变例】

附录《左传【四年春，周王三月，楚武王在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将齐，入告夫人邓曼曰：“余心荡。”邓曼叹曰：“王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先

译您大概已经知道了，所以面对军事行动，将要发布重大命令，以此来坚定君王的决心。如果军队没有损失，君王在行军中安然无恙，这就是国家的福气。”君王于是出发，最终死在樠树下。令尹鬪祁、莫敖屈重修筑道路，在溠水上架桥，驻扎军队逼近随国。随国人感到恐惧，请求讲和。莫敖奉君王之命进入随国与随侯结盟，并且请求在汉水弯曲处修筑防御工事，然后返回。渡过汉水之后才开始修筑防御工事。

译溠水，杜预注说：“溠水在义阳郡厥县的西边，向东南流入郧水。”《释例》说：“就是漈水，发源于县北，现在在德安府随州的东南。”

夏天，齐侯、陈侯、郑伯在垂地相遇。

胡安国传【苏辙说：“郑伯是子仪。桓公十五年记载‘郑突逃奔到蔡国，郑忽回到郑国’，这年九月‘郑突进入栎邑’。桓公十七年，高渠弥杀害郑忽，拥立子亹。桓公十八年，齐襄公杀死子亹，郑国人拥立子仪。庄公十四年，郑突派傅瑕杀死子仪后进入郑国，那么在垂地相遇的，就是子仪。那么郑国有两位君主可以吗？《春秋》有一国两位君主的情况，郑国的突与仪、卫国的衎与剽就是这样。突、衎始终作为君主；子仪在郑国做了十四年君主，剽在卫国做了十一年君主，都是能够行使君权的人。所以《春秋》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而称他们为君。那么《春秋》赞同谁呢？回答说：‘都不赞同。’突进入郑国是篡位，衎出奔是因为厌恶，子仪、剽虽然是国人拥立的，但突、衎还在，这不是安定之道。所以这四个人，《春秋》都不明确赞同，只是不掩盖他们的实际情况罢了。君子不幸处于这种境地，像子臧、季札那样就可以了，如果不这样，那么动乱就不会停止。”这种说法很好，然而郑伯实际上是厉公，不是子仪】

集说【许翰说：“齐国与陈、郑在垂地相遇，大概是谋取纪国，所以纪侯遭遇祸难而离开。”高闶说：“有人认为这个郑伯是子仪，不对。郑忽作为世子出奔，尚且不能称‘子’，他回来尚且不能称爵位。子仪趁间隙得以立为君，他的君位很微弱，怎么敢轻易离开国都而与诸侯会合呢？所以知道这个郑伯，就是突。高渠弥杀害郑忽拥立子亹，齐国人杀死子亹拥立子仪，《春秋》都隐去不写，是因为以突为郑伯的缘故。”胡宁说：“苏子由认为郑伯是子仪，说《春秋》有一国两位君主，他的说法辩论有力，道理通达，很好地阐发了《春秋》的意思。然而郑伯实际上是厉公，始终能够行使君权，所以不掩盖他的实际情况，并不是赞同他。正因为不掩盖他的实际情况，所以出奔、进入栎邑、在垂地会合都书写他的爵位；正因为不赞同他，所以归郑、奔蔡、入栎都书写他的名字。《春秋》对于世子郑忽尚且不书写爵位，何况子仪这种防备的人呢？”汪克宽说：“没有约定而会合叫作遇。《春秋》诸侯私下约定，却使用没有约定而会合的礼仪，书写‘遇’是用来讥讽他们的。况且以三个国家的君主相会，也这样不期而遇，他们的简慢诡诈，更加可以看见了。”卓尔康说：“在垂地的会合，赵子曾经说郑国要挟陈国与齐国相遇，请求保存纪国的社稷。然而突当时住在栎邑，怎么能谋划纪国的事？高抑崇说齐国担心陈、郑救援纪国，所以结好两国。齐国怕陈、郑什么呢？陈、郑又离纪国最远，又能救援纪国什么呢，以至于在宋、卫之间相遇呢？这大概是郑突请求齐国解除救援纪国的怨恨，借陈国作为介绍人】

【按高闶说子亹、子仪的拥立，经文隐去不写，断定郑伯是突，依据经文确立义理，持论非常正确。有人认为郑伯是子仪，是不对的】

纪侯大规模地离开他的国家。

左传【纪侯不能屈服于齐国，把国家给了纪季。夏天，纪侯大规模地离开他的国家，是避开齐国的祸难】

公羊传【大规模离开是什么意思？是灭亡。谁灭亡了他？齐国灭亡了他】

谷梁传【大规模离开，是不留下一个人的说法。说跟随的百姓，四年后才完全离开。纪侯贤德而齐侯灭亡他，不说灭亡而说大规模离开他的国家，是不让小人加害君子】

胡安国传【凡是大的阅兵、大的祈雨、大的狩猎，而称‘大’的，是讥讽他们僭越。大无，是记载仓廪枯竭。大去，是土地、人民、礼乐制度、器物都舍弃而不顾。有人说：‘以争夺国家为小事而不做，以离开国家为大事而去做。’守护天子的疆土，继承先祖的祭祀，道义没有比这更重的了，舍弃而离开，没有贬义吗？回答说：‘拥有国家的人，从道义来说，是世代守护的，如果不是自身所能做到的，就应当效死而不离开；从道理来说，不拿用来养育人的东西去害人，也可以离开而不守护。在这两者之间，看选择如何罢了。’那么拿太王离开邠地的事来比拟，可以无愧吗？回答说：‘太王离开邠地，跟随的人像赶集一样；纪侯离开国家，每天防备被灭亡，怎么能比拟太王呢！所以圣人赞同不争而离开，而不赞同离开而国家不存。赞同不争而离开，所以不同于失地的君主而不称名；不赞同离开而国家不存，所以记载叔姬归酅而不记录纪侯的死，明白他是君主的末路了】

集说【范宁说：“不说灭亡而说大规模离开他的国家，大概是抑制无道的强国，以优待有道的弱国，好像进退在于自己，不是齐国所能灭亡的。”杜预说：“把国家给纪季，纪季奉持社稷，所以不说灭亡；没有见被逼迫驱逐，所以不说出奔。大去，是不再回来的说法。”孔颖达说：“传称”

【纪侯不能屈服于齐国，把国家给纪季，是往年分酅给他，纪国还在，现在则全部把纪国给他，所以说把国家给纪季。十二年叔姬归酅，那么纪季虽然全部得到纪国，也不迁移到纪都，纪的宗庙社稷都迁到酅，继承祭祀如同本来，所以为不灭。虽然说国运不灭，实际上被齐国吞并，纪的器物财宝也应该被齐国得到。成二年传称纪甗、玉磬，称它们为纪，

译这难道不是灭掉纪国所得到的吗？陆氏淳说：“赵氏说：‘失去国家却称“大去”，为什么呢？纪侯贤德且无罪，依仗武力的人吞并了他，所以力量不足的人，君子不责备他。不称“出奔”，是为了防止纪国被归咎于对齐国的怨恨；不记载“灭”，是为了不绝其祭祀。’”刘氏敞说：“‘大去其国’是什么意思？指出奔后不再回来。出奔后不再回来，那么称‘大去其国’又是什么意思呢？是不让纪侯背负出奔的名声。为什么不让纪侯背负出奔的名声？因为纪侯是仁人，不会用供养人的东西去害人。那么纪国灭亡了吗？纪国确实灭亡了。既然灭亡了，为什么不记载“灭”呢？因为纪侯在尚未达到灭亡的地步时就离开了。”又说：“《公羊传》认为这是灭国，不记载“灭”，是为齐襄公避讳，这是错误的。经文称纪侯“大去”，怎么能说是灭国呢？蔡侯弑父，罪恶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楚子讨伐他，史书称“楚子虔诱蔡侯般”，本来就是厌恶他怀着恶意去讨伐不义之人。纪侯九世的罪恶，并不比蔡般更深；齐襄公怀着恶意去讨伐不义之人，也不亚于楚子。而《春秋》却极力贬抑纪侯，对于难以明辨的事情，专门采信齐侯的说法，依据片面的言辞，这是为什么呢？况且烹杀哀公的是周王，不是纪侯。纪侯有罪，罪在于进谗言，不在于烹杀人，为什么灭掉纪国反而认为他贤德呢？用辩辞来维持，用曲解来贯通，《公羊传》的道理固然占上风；但若用大道来观察，用道义来推演，《公羊传》的道理没有一处是可行的。”苏氏辙说：“《公羊传》说：‘是为齐襄公避讳。’《春秋》为贤者避讳，齐襄公有什么贤德？是复仇。齐哀公被周王烹杀，纪侯进谗言导致此事，到现在已经九代了。世上哪有复仇九代的道理？齐襄公并非立志复仇，即使有人以此为名，《春秋》就跟着相信他，可以吗？”胡氏宁说：“伊川先生认为“大去”是贬低纪侯的名声，罪责他不能为社稷而死。我担心纪侯是认为争夺国家是小事而不做，认为离开国家是大事而去做。纪侯被齐国逼迫，虽然他的夫人还在殡期也不顾，必定不会带着仪仗器物随行，想要借助诸侯的礼节来增加分量。他比那些争夺土地而作战、杀人遍野的人贤德得远了。所以不剥夺他的爵位，不记载他的名字，而称“大去其国”。陈氏傅良说：“诸侯离开国家，通常记载为“奔”，这里不记载“奔”是为什么呢？是不把出奔的罪名加给纪侯。为什么不把出奔的罪名加给纪侯？是为了罪责齐国。黄之防，鲁国为他求和，也不能免祸，迁走郱、鄑、郚三邑，纪国的延续如同细线一样微弱。纪季把酅地献给齐国，还是不能免祸，那么只有离开罢了。像纪侯这样失去国家，或许还有言辞可以辩解，所以不把出奔的罪名加给纪侯。那么为什么罪责齐国？史书称“纪侯大去其国”，不知道是纪国自己灭亡，还是别人灭亡它？回答说：齐侯安葬纪伯姬，说明是齐国灭亡了它。”张氏洽说：“从桓公五年记载齐、郑到纪国，一直到庄公元年、三年，凡是关系到纪国存亡的事情，一一详细记载。纪侯谋求生存而不得，面对强暴的欺凌逼迫，把宗庙托付给他的弟弟后离开，所以特别记载“大去”而不称“出奔”，以此来责备强暴、怜悯弱小，并寄托复兴灭亡、延续断绝的志向。”陈氏深说：“纪国被齐国逼迫，未曾不谋划保全国家，有时结盟，有时作战，来鲁国朝见，与周王室联姻，其用心到了极点。无奈鲁国虽然亲近，不能为他提供援助；周王室虽然尊贵，不能为他提供保护。齐襄公吞并的野心未止，既已迁走纪国的三邑，纪侯又派他的弟弟纪季把邑地献给齐国作为附庸，以保存宗庙祭祀，而齐侯正打算在垂地会见陈、郑两国以谋划大事，纪侯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能对抗，又不能屈服于齐国，所以大去其国以躲避齐国的灾难。圣人认为他没有失道，被强暴逼迫，不争而离开，不同于失地的君主，所以不记载他的名字。”李氏廉说：“关于“大去”的说法，《左传》和《谷梁传》大致相同，只有《公羊传》认为《春秋》是赞扬齐襄公复仇。何氏注说：‘齐侯认为死是吉利的，以死败为荣来复仇。’这话很好，但用来评论鲁庄公复仇可以，用来评论齐襄公复仇则不可以。因为敌惠敌怨，不在后嗣，所以胡氏认为传文借此来深罪鲁庄公不能复仇。”汪氏克宽说：“大去，就像荀偃说的“大还”，妇人被夫家休弃称为“大归”，大概是指凡是可欲之物都抛弃不顾，去了就不再回来。”邵氏宝说：“大去归向哪里？当时纪国已经灭亡了，报告的人是谁呢？所以不详述其所往。”

译【按：纪侯失去国家，《春秋》记载其爵位，记载其离去，解说者认为这是怜悯纪国而谴责齐国，其义理非常正当。《公羊传》认为齐襄公是为父报仇，所以隐讳而不记载“灭”，这不符合《春秋》的宗旨。齐襄公的志向在于吞并纪国，肆意侵逼，即使有王命加临其上，也悍然不顾，这是王法必须诛杀的对象，为什么要为他隐讳呢？】

六月乙丑，齐侯安葬纪伯姬。

《公羊传》：【外国夫人不记载安葬，这里为什么记载？是为了隐讳。为什么要隐讳？因为她的国家已经灭亡了，只是被安葬在齐国罢了。】

胡安国《春秋传》：【安葬纪伯姬，不称“齐人”而直指其君，是为了显示齐襄公逼迫驱逐纪侯，使他离开国家，即使他的夫人还在殡殓之中也来不及安葬，然后齐襄公的罪过就显露了。有人说：“安葬她，是合乎礼的，却认为这显露了他的罪过，为什么呢？杀害鲁国国君，灭掉姻亲之国，却安葬他的女儿，这就像用刀伤人却用手抚摸伤口一样，可以算是礼吗？”直指齐侯，是轻视他。有人说：“厌恶他的虚伪。对待纪季好像合乎礼，对待季子好像合乎义，安葬伯姬好像合乎仁，厌恶那些似是而非的行为，就像厌恶杂草恐怕它扰乱禾苗一样。”】

《集说》：【杜预说：“纪季带着酅地成为齐国的附庸，而纪侯完全离开了他的国家，齐侯主持纪伯姬的丧事，而用纪国夫人的礼仪安葬她。”孔颖达说：“虽然是齐侯安葬的，也是由鲁国前往主持丧事的，所以记载。不记载谥号，是因为亡国之妇，夫妻都降等，没有人给她谥号。”啖助说：“本国女子安葬不记载，记载的都是异常情况。”陆淳说：“我听老师说：‘安葬是臣子的事情，不是由邻国做的。齐侯依仗其强大，吞并别人的国家，却以礼安葬他的妻子，这叫豺狼的行为，却表现出妇人的仁慈。’”孙复说：“纪侯完全离开了他的国家，纪国没有臣子，所以齐侯安葬纪伯姬。齐侯无道，驱逐纪侯却安葬伯姬，活着的驱逐他，死去的安葬她，齐侯的虚伪太严重了。”刘敞说：“灭国不记载安葬。纪国已经灭亡了，说‘安葬纪伯姬’，为什么齐侯安葬她，显露出来呢？齐侯灭掉纪国，那么为什么安葬他的夫人？是为了掩饰。安葬，是臣子的事情。直指齐侯而安葬伯姬，是极度轻视他。那么他的掩饰是什么呢？回答说：‘驱逐别人的国君而夺取他的国家，做不该做的事以求取媚好。’又说：‘《谷梁传》说：“我们的女儿，失去了国家，所以隐讳而安葬她。”不对。如果只说‘安葬纪伯姬’，那么像《谷梁传》说的就可以理解了。现在说‘齐侯安葬纪伯姬’，这是非常规的写法，这重在齐侯，不在我们的女儿，非常明显。’”杜谔说：“春秋时代，法度没有依托，强暴者放纵贪婪，危亡者无处依托。纪国被齐国灭掉，而伯姬被齐国安葬，圣人记载这件事，是厌恶齐国而怜悯纪国。”高闶说：“鲁国实际上是伯姬的父母之国，既不能拯救她的国家、抚恤她的丧事，反而让齐侯借此作为名义，圣人以此谴责鲁国，文字在这里，而起义在彼处。”胡宁说：“上面记载‘齐师迁移纪国的郱、鄑、郚’，又记载‘纪季带着酅地归附齐国’，又记载‘齐侯、郑伯在垂地相遇’，下面记载‘齐侯安葬纪伯姬’，灭掉纪国的罪过就显露了。”吕祖谦说：“本国女子不记载安葬，而记载安葬的有三次：宋共姬、纪伯姬和叔姬，都是异常情况。”汪克宽说：“记载说‘齐人’，则怀疑是齐国的微贱者前往纪国主持安葬；揭示齐侯的爵位，则知道齐襄公亲自到纪国的都城，逼迫驱逐其国君，而只安葬其夫人以显示恩惠。”湛若水说：“灭掉纪国的是齐国；纪国有伯姬的丧事而灭掉它的是齐国；使她的丧事无处依托，而在我国殡殓的是齐国。记载这件事，齐侯的罪过更加显露了。】

秋七月。

冬，鲁公和齐人在禚地狩猎。【禚，《公羊传》、《谷梁传》作郜】

《公羊传》：【鲁公为什么和微贱的人一起狩猎？那是齐侯。齐侯，那么为什么称“人”？是隐讳与仇敌一起狩猎。在此之前有事，在此之后有事，那么为什么唯独在这里讥讽？对于仇敌，将只讥讽一次，所以选择最严重的来讥讽，没有比与仇敌一起狩猎更严重的了。对于仇敌，那么为什么将只讥讽一次？仇敌任何时候都不可以交往，交往就是大讥讽，不可胜数，所以将只讥讽一次，其余的从同。】

《谷梁传》：【齐人，是齐侯。称“人”，为什么呢？贬低鲁公的对手，用来贬低鲁公。为什么要贬低鲁公？不报复仇敌而怨恨不消除，讥刺他消除怨恨。】

胡安国《春秋传》：【《谷梁传》说：“讥刺他消除怨恨。”父母的仇敌，不共戴天；兄弟的仇敌，不与同国；九族的仇敌，不同乡党；朋友的仇敌，不同市朝。现在庄公与齐侯不共戴天，那么任何时候都不可以交往，却与他一起狩猎，这是忘记亲人、消除怨恨，不是人子了。狩猎，是驰骋田猎，其乐趣，向下主要在于自己；一旦用于祭祀，其事向上主要在于宗庙。认为有人心的人，应该在这里改变。所以齐侯称“人”，而鲁公记载“及”，以显露他的罪过。】

《集说》：【王葆说：“公与之狩猎，志在公。”高闶说：“齐人，是齐侯，贬称人。齐侯自元年以来在经文中出现多次，以前想要显露他宣扬淫乱而无所忌惮，不能说齐人，因为与公一起狩猎，才得到一个贬称。狩猎用来供奉祭祀，与人共享尚且不可以，何况亲近他呢？”】

译仇敌吗？不隐没公的过错而记载“及”，是为了深重地谴责他。」薛氏季宣说：“齐侯被记载为‘人’，是隐晦的措辞，不忍心说公与仇敌一同在防地打猎。怎么知道他是齐国的国君呢？回答说：‘在防地打猎，是游乐狩猎的事情。游乐狩猎如果是小事，那么国君为什么要和他一起去防地呢？去防地并不是小事。’”吴氏澂说：“在本国而非狩猎之地尚且要讥讽，何况越过国境而与仇敌在他国之地狩猎呢？禚，就是庄公二年姜氏与齐侯在防地狩猎的地方。庄公在这里就没有羞耻厌恶之心了。”汪氏克宽说：“《公羊传》记载柯地的盟会，将要狩猎时，庄公对曹刿说：‘我活着还不如死了！’自己哀伤与齐国结仇而不能复仇。然而】

译【禚地打猎，难道也兴起念头想到这一点吗？】

【鲁庄公八年】五年【齐襄公九年、晋缗公十六年、卫惠公十一年、黔牟七年、蔡哀侯六年、郑厉公十二年、子仪五年、曹庄公十三年、陈宣公四年、〇靖十五年、宋闵公三年、秦武公九年、楚文王熊赀元年】

　　春季，周历正月。

　　夏季，夫人姜氏前往齐国的军队驻地。

谷梁传【说是“师”而用“如”字，表示人多。妇人既已出嫁，不应越过国境，越过国境是不合礼制的。】

胡安国传【“师”是众人聚集的地方。查考《齐诗》中的《载驱》，是讽刺齐襄公没有礼义，盛装车马服饰，在交通要道和大都会疾驰，与文姜淫乱的一首诗。其第三章说：“汶水浩荡，行人众多。鲁国道路平坦，齐子翱翔。”彭彭，是众多的样子。其第四章说：“汶水滔滔，行人拥挤。鲁国道路平坦，齐子游逛。”儦儦，是众多的样子。以前在防地、在享地，还为之命名；到了这次前往齐军，羞恶之心已经丧失了，夫人的行为无法再控制了。《春秋》记载此事，是为了告诫后世在细微处谨守礼制、在早期就考虑祸患的意思。】

集说【孔颖达说：“当时齐国没有征伐之事，不知军队在何处，大概是齐侯整治纪国的土地，有军队在纪地。杜预说：‘记载奸情，奸情爆发，夫人应当前往纪地跟随他。不说是去防地，是因为她进入军内，去见齐侯罢了，不行防地的礼仪。’”孙觉说：“姜氏在防地私会齐侯的恶行，《春秋》都据实记载，以取信于后人。有时在防地，有时在享地，有时去军队，一时的踪迹不同，但行为的邪恶则是一样的。”王葆说：“齐侯多次外出私会，因为名不正，于是起兵而出，假托侵伐之事，文姜因此去私会他。此前在防地、祝丘，都是过了几天就返回，所以记载月份；到了这次过了几个月才返回，所以只记载季节。”高闶说：“不记载地点，是因为军队驻扎的地方不固定。】

秋季，郳国的黎来前来朝见。【郳，《公羊传》作“倪”，《黎》《左传》作“犂”。郳，杜预注：“附庸国。东海昌虑县东北有郳城。”现在的昌虑城在兖州府滕县东南六十里，郳城在县城东六里。】

　　左传【记载名字，是因为没有受到周王的册命。】

公羊传【倪是什么？是小邾娄。小邾娄为什么叫倪？因为还不能以其正式名称通行。黎来是什么？是名字。为什么记名字？因为是微小的国家。】

谷梁传【是郳国。黎来，是微小国家的君主，没有受到爵位册命的人。】

胡安国传【是郳国。黎来是名字。能够修习朝见之礼，所以特别记载为“朝”。后来周王册命他为小邾子，大概在这里他已经能够自我进取于礼了。】

集说【董仲舒说：附庸国，方圆三十里；称名的，方圆二十里。孔颖达说：郳国的祖先出自邾国。谱系说小邾是邾挟的后代。夷父颜对周朝有功，他的儿子友被分封为附庸，居住在郳。曾孙黎来开始见于《春秋》，多次跟随齐桓公尊崇周王室，被周王册命为小邾子。孙复说：附庸国君主的惯例是记载字，如二十三年萧叔朝见鲁公就是。这里记载名字，是因为其土地微小简陋，其礼制不足，所以轻视他。刘敞说：郳是什么？是小邾。小邾为什么叫郳？未成为正式国家叫郳，成为正式国家叫小邾。王葆说：郳与邾的区别，郳国小，所以与介国同称郳。郳还有礼，介国又不可以这样讲，所以介国只说“来”，而郳则兼说“朝”。张洽说：查宋仲几说滕、薛、郳是我的服役对象，那么郳大概是宋国的附庸，而不能与邾仪父同称字。临江刘氏认为未成为正式国家叫郳，或许是这样吧。李廉说：郳在僖公七年记载为小邾子，他前来朝见共五次，即这一年以及僖公七年、襄公七年、昭公三年、昭公十七年。后来他服役于宋国。湛若水说：凡不朝见周王而私下互相朝见、私会的，都是不对的。这为什么被认可呢？因为他已经朝见过周王了，史官没有传下来罢了。看周王册命他为小邾，可见他朝见过了。】

【按《郳黎来》记载名字，三传说法相同。《胡传》另立义理，比作介葛卢，衡量宋仲几的话不符合，所以予以删节。】

冬季，鲁庄公会合齐人、宋人、陈人、蔡人攻打卫国。

　　左传【冬季攻打卫国，是为了接纳卫惠公回国。】

公羊传【这是攻打卫国什么？是为了接纳朔。为什么不说是接纳卫侯朔？是为了避讳周王。】

谷梁传【这是齐侯、宋公，为什么称“人”呢？称诸侯为“人”，是为了贬低齐侯、宋公。为什么贬低齐侯、宋公呢？因为他们违背了周天子的命令。】

胡安国传【桓公十六年，卫侯朔出逃到齐国。经文记载他的名字，是因为周王的命令断绝了他。又因为结党有罪之人而接纳他，所以贬低称“人”。】

集说【孙复说：“这是诸侯攻打卫国接纳朔。不说接纳朔，是不赞同诸侯攻打卫国接纳朔。朔行为恶劣，国人驱逐他逃到齐国，所以天子不让他返回卫国，第二年王人子突救援卫国就是证明。鲁公与诸侯连兵，不顾周王命令，攻打卫国接纳朔，所以贬低诸侯称某人。称诸侯为‘人’，那么鲁公的罪恶也就由此可知了。”刘敞说：“不说接纳卫侯朔，是不赞同接纳。诸侯失去国家，诸侯接纳他，是正当的。有其实的人居其名，无其实的人不得居其名；有其名的人享其功，无其名的人不得享其功。接纳朔是不正当的，接纳朔为什么不正当？因为天子已经册命黔牟了。”苏辙说：“不说接纳，是将要说朔入国的缘故。朔以杀害两位兄长获罪，而诸侯接纳他。说接纳，那么罪责在接纳者，而入国者就侥幸了；说入国，那么”

译罪责在于擅自进入的人，但接纳他的人也不能免罪。成公十八年，楚子、郑伯攻打宋国，宋国的鱼石再次进入彭城，经文只说“复入”而没说“纳”，道理也是这样的。」程子说：「各国国君称人，是因为他们违抗周天子的命令。贬低诸侯，那么鲁国也在其中了。」王氏葆说：「不称公，那么即使是内部地位卑微的人，也不足以显示出这四个国家称人是因为他们是国君。」陈氏傅良说：「不说纳，是因为以朔的进入为重。进入不说纳，所以伐郑纳突、伐卫纳朔，都只记载为入罢了。」吴氏澂说：「成公三年，齐国军队防备鲁国伐卫以纳朔而没有成功，所以现在又防备这四个国家的军队来纳他。」汪氏克宽说：「成公二年蜀地的盟会，称各国的大夫为人，也是因此称国君为人；文公九年救郑，称赵盾、华孔为人，也是因此称公子为人。」

译金氏贤说：“卫朔杀害两位兄长而自立为君，违背周天子的召令而不前往，罪大恶极，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周天子废黜他，是正当的；卫朔出逃，卫国国人拥立他的众公子黔牟，也是正当的。齐国人因为卫朔在齐国，就违背周天子的命令，联合五国攻打黔牟，接纳卫朔，这究竟有什么道义呢？周天子的使者子突率领军队抵御卫朔以救援卫国，也是正当的。五国竟然打败了子突的军队，接纳了作乱叛逆的贼人，最终导致子突的军队不能取胜，周王室的大义不能伸张，黔牟因此被放逐，泄职因此而死，他们这种无视君上的罪过、助长叛乱的恶行，难道值得饶恕吗！所以都贬称他们为‘人’，只有鲁国称‘公’，这是臣子的措辞。”

按：卫朔得罪了周天子，而齐襄公联合诸侯接纳他，无视周天子的权威到了极点，所以《春秋》都书“人”来贬斥他们。有人认为诸侯并非亲自行动，实际上是地位卑微的人，恐怕不足以作为依据。大概齐襄公志在接纳卫朔，桓公十六年在黄地设防，庄公三年又与鲁国设防讨伐，如今则兴师动众，纠集五国来抗拒周天子的命令，一定要接纳卫朔才罢休，哪里看得出他不是亲自行动呢？

癸庄王已九年（即鲁庄公六年）【齐襄公十年、晋缗公十七年、卫惠公十二年、黔牟八年、蔡哀侯七年、郑厉公十三年、子仪六年、曹庄公十四年、陈宣公五年、〇靖公十六年、宋闵公四年、秦武公十年、楚文王二年】

春季，周天子正月，周天子的使者子突救援卫国【正月，《公羊传》《谷梁传》作三月。书“救”字，从此开始】

《左传》【庄公六年春季，周天子的使者救援卫国】

《公羊传》【“王人”是什么？地位卑微的人。“子突”是什么？尊贵的人。既然尊贵，为什么称“人”？是依附于“人”这个称呼。为什么依附于“人”？因为他是周天子的使者。】《谷梁传》【“王人”，是地位卑微的人。称名字，是尊重他，赞许他救援卫国。救援是善行，那么讨伐的人就不正当了。】

胡安国《春秋传》【“王人”是地位卑微的人，“子突”是他的字。以下士的卑微身份，超越跟随大夫的惯例而书字，是褒扬他救援卫国。卫朔防备他的兄长，致使兄长死亡，罪过固然很大，但他是父亲所立的，诸侯没有权力去惩治他。周天子惩治他的旧恶而废黜他，是可以的；又借诸侯的力量，抗拒周天子的命令以进入卫国，所以四国国君被贬称“人”，周天子的卑微使者被嘉奖而书字。有人说：“子突是周天子的子弟。用兵是大事，却委托给子弟，致使没有成功，所以书‘人’来讥讽他。”如果像这样说的话，那就是《春秋》以成败论事，而不计较事理了。假使诸侯只要顾念逆顺的道理，子突虽然地位卑微，自然足以申明周天子的命令。他们既然肆意妄为而不顾，即使天子亲自到来，也会有像祝聃那样请求射箭的人，何况是天子之下的人呢？子突不能战胜五国，使他们得以进入卫国，这也是不幸罢了。幸与不幸，是命运；坚守道义遵循事理，是法则。君子实行法则以等待命运，所以《春秋》的褒贬就是这样。】

集解【杜预说：“王人，是周天子的卑微官员。虽然官职卑微而被授予大事，所以称‘人’而又称字。”范宁说：“徐干说：‘王人，是卑微者的称呼，应当直接称王人而已。现在因为他能奉行天子的命令，救援卫国而抗拒诸侯，所以加上名字来尊重他。’僖公八年，鲁公与王人、齐侯会盟，这是卑微者的通常称呼。”孔颖达说：“昭公十二年传称叔孙昭子三命，超过父兄，那么昭子的父亲叔孙豹是再命。再命而名字见于经书，知道诸侯的卿再命、三命都书名，一命才称人。诸侯的臣子既然这样，那么周王朝的臣子也这样。《周礼》：‘周天子的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所以杜预认为刘夏、石尚称名氏的，是上士、中士；称王人的，是下士。僖公八年《公羊传》说：‘王人，是卑微的人。’知道这个王人也是卑微的人，所以说：‘王人，是周天子的卑微官员。’春秋时代，两个字而‘子’在上面的，都是字，所以知道子突是字。救援卫国必定用军队救援，而文中不称军队，按惯例是将领地位低、军队少。以卑微的官员率领少量军队救援卫国，不能使卫侯不入，这是没有功劳。没有功劳而称字，是因为卫朔已经设防构陷夺取国家，而又不能安抚百姓，周天子的意图就是确定黔牟，不想让卫朔得以进入，所以派遣军队救援。子突虽然官职卑微，但周天子授予他大事，所以称‘人’而又称字，尊重周天子的使者是为了责备诸侯。”杨士勋说：“周天子有讨伐没有救援，而说善，是因为卫朔叛逆周天子的命令，天子废黜他，立他的嗣子，而派遣军队前往救援，有保存诸侯的功劳，所以说善，不能用太平之世的法则来衡量他。”啖助说：“救，是救援患难，凡是救援患难都是美事。考察书法的不同，那么轻重的权衡就显现了。王人子突救援卫国，是】

【书“救”的开始，吴国救援陈国，是《春秋》的终结，世道的变化也可以知道了。刘敞说：“‘王人’是什么？地位卑微的人。‘子突’是什么？字。为什么书字？尊重他。为什么尊重他？因为他承担的任务重大而尊重他。承担的任务重大为什么尊重他？诸侯违抗命令，接纳卫侯朔。君子说：‘子突看到了正道。’又说：‘子突讨伐则不能制服，救援则不能安定，《春秋》为什么尊重他？’回答说：‘天下正处无道，卑贱夺取尊贵，年少欺凌年长，天子不能禁止的，都是因为纲纪丧失而赏罚不明。幸好发愤，赫然以诛讨卫国为事，而诸侯结成同类，党同

译子突前往，却违背了天子的命令。以前虽然贬称他为“人”，还不足以表明天子所做的事是正确的，所以又通过子突来匡正。子突端正了，天子的命令也就端正了。」程子说：「地位低微的王臣，按惯例不记载名字。子突救援卫国而被记载名字，是褒奖他。褒奖子突，就是褒奖天子的命令。」陈氏傅良说：「自从讨伐郑国以来，天子的军队不再被记载。这里记载救援卫国是为什么呢？因为救援卫国没有功效。救援卫国没有功效，之后天子的命令在天下更加行不通。从前天子曾经派一支部队命令曲沃伯成为晋侯，诗人赞美这件事，但《春秋》没有记载，认为天子应当有权废立诸侯。如果天子还能废立诸侯，《春秋》就可以不作了，但卫朔最终得以自立，所以说：『救援卫国没有功效，之后天子的命令在天下更加行不通。』」张氏洽说：「救援卫国，是奉行天子的命令来保全黔牟而抗拒卫朔。卫朔构陷兄长并篡夺国家，是上天惩罚应当施加的对象，而子突能够奉行天子的命令来救援卫国。《春秋》中凡是记载天子军队出征，且符合司马九伐法度的，只有这一件事，所以即使是地位低微的人率领军队，也记载他的名字来褒奖他。」家氏翁说：「诸侯拥有国家，虽然是继承自父亲，但他的父亲或祖父实际上是从天子那里受封的，所以诸侯世子的确立，必须禀告天子；如果没有嫡子继承人，立庶子为继承人，也必须得到天子的命令后才能继承国家。卫朔诬陷杀害兄长并篡夺君位，随即被国人驱逐，两传认为卫朔确实得罪了天子而逃亡。黔牟被立为君，曾经向天子请示，而天子允许他即位。现在五个国家违背道义、扰乱常理，打败天子的军队并将卫朔迎回卫国，这就叫做违背。《春秋》贬称五个国家为“人”而尊崇天子的使者，以此来纠正五个国家无君无父的罪过，而卫朔的罪过也就无处逃遁了。」李氏廉说：「整部《春秋》记载“王人”三次。胡氏说：『周朝的下士记载为“人”，所以救援卫国的王人和在洮地结盟的王人都是下士。但救援卫国是正义的事，所以特别记载名字；在洮地结盟不过是奉行命令……」出征时只列在公侯之上，是为了尊崇天子的命令罢了。至于在翟泉的王人，左氏认为是王子虎，那么他本来不是下士，但《春秋》贬低他，等同于下士的惯例，这是变通的文例。又说：整部《春秋》记载“救”字共二十三次」

译【按：《左传》认为“子突”是字，徐干依据《谷梁传》认为“子突”是名。名字虽然不同，但认为这是褒扬救卫这一点是一致的。孔颖达说，两个字中“子”字在上面的都是字，这在道理上比较接近，先前的儒者多遵从这一说法，所以应当以《左传》为主，而《谷梁传》及徐干的说法也附带列出。有人认为名字不是褒贬的关键所在，这恐怕不符合经文的本意，程子固也认为书写字是褒扬。】

夏季六月，卫侯朔进入卫国。

《左传》：【夏季，卫侯回国，把公子黔牟放逐到周，把〇跪放逐到秦，杀了左公子泄、右公子职，于是即位。】

《公羊传》：【卫侯朔为什么称名？是断绝关系。为什么断绝他？因为他违抗命令。说“入”是什么意思？是篡位的措辞。】

《谷梁传》：【为什么不写“伐卫纳朔”，是什么意思？是不违背天王的命令。“入”，是内部不接受他。为什么不接受？因为用天王的命令断绝了他。称朔的名，是表示厌恶。朔的“入”是逆，那么“出”就是顺了。朔的出入都称名，是用天王的命令断绝他。】

《胡传》：【“入”有两个含义：一是艰难之词；二是逆命之词。朔借诸侯的力量，联合五国的军队，抗拒天王的微末官员，以重新回到卫国，他的形势应该没有困难了，而史书用“入”字，是因为他违抗天王命令。《春秋》的大义，在于天下为公，选拔贤能，而不拘泥于大人世袭的礼制，即使是正当取得国家，也不被推崇，何况杀害他的兄长，又违抗天王命令呢？所以卫朔称名、书“入”，以彰显他的罪恶；王人称字、书“救”，以彰显他的善行；对外诸侯书“人”，对内庄公书“至”，而《春秋》的情意就显现了。】

《集说》：【孔颖达说：“凡是诸侯在外被接纳回国有三种情况：一是用言语请求得以回国，蔡季回到蔡就是这种情况；二是兴兵护送他回国，楚人包围成邑将顿子送入顿国就是这种情况；三是所接纳的君主另在他国，而诸侯军队讨伐那个国家，让他得以回国，如今鲁公及诸侯讨伐卫国就是这种情况。”孙复说：“卫侯朔得以进入卫国，天子的威令已经用尽了，鲁公和诸侯的罪过不可赦免了，所以说‘伐’、说‘救’、说‘入’，以彰显他们的罪恶。”刘敞说：“为什么称名？断绝。为什么断绝？杀害世子伋，篡夺公子黔牟。‘入’是什么意思？是逆命的措辞。”又说：“传文说：‘君子认为两位公子拥立黔牟是不合法度的。’这是不对的。王人子突救卫，《春秋》推崇他，那么黔牟就是天王想要拥立的。篡夺天王所拥立的人，朔就有罪。如今朔没有被贬斥，而黔牟反而先被指责为恶，这难道是《春秋》的本意吗？”又说：“朔曾经拥有国家，进入而不说‘复’，是不认可复国之意。作为诸侯接受的君主，君主没有命令而自行夺取，虽然有邻国的帮助，也是大乱之道。这样做就不是所谓的复国。”张洽说：“称名，又书‘入’，与郑伯突相同，是篡逆的罪过。”李廉说：“《春秋》记载逃亡的君主复国，都称‘复归’，郑世子忽、卫侯郑、卫侯衎，都认可他们的复国。衎起初进入夷仪，不称‘归’，是因为没有得到国家。唯独卫侯朔进入卫国，与郑伯突进入栎的文字相同，所以《谷梁传》说：‘是篡位的措辞。’然而《春秋》对于诸侯继位，有父亲命令就可以书‘即位’。齐景公驱逐阳生而立孺子荼，与卫宣公杀害伋、寿而立朔，是一样的；陈乞迎接阳生，与泄拥立黔牟，是一样的。《春秋》以陈乞拥立荼，而阳生书‘入’，解说者认为荼有父亲命令，那么朔难道没有父亲命令吗？由此看来，那么即使有父亲命令，而扰乱伦常失去正道，又应当以君命为重了。”邵宝说：“在卫朔身上看到君命的重要，在齐荼身上看到父命的重要。”】

秋季，鲁庄公从讨伐卫国回来。

《公羊传》：【为什么有的说“致防”，有的说“致伐”？得意就说“致防”，不得意就说“致伐”。卫侯朔进入卫国，为什么用“致伐”？是因为不敢战胜天子。】《谷梁传》：【厌恶的事不记载结果，这里记载结果是什么意思？不记载结果就无法显示鲁公厌恶的事情成功了。】

《集说》：【苏辙说：“朔进入而鲁公回来，虽然不说‘纳’，但鲁公的罪过也明白了。”张洽说：“书‘至’，大概是鲁公从唐地回来的意思。天子的诛伐如果执行，齐、鲁、宋、卫都应当被诛杀，所以书‘至’来使他处于危险境地。”家铉翁说：“出去而回来，一定要在宗庙报告，这是礼制。如今鲁公辅佐朔篡位而将他纳入卫国，又打败王师回来，一举而两罪随之，将用什么言辞来报告？书‘至自伐卫’，是不认可他的回来。”吴澄说：“庄公出去十九次，记载结果的有五次，是讥讽；不记载结果的有十四次，是常事不记载。”汪克宽说：“军队出征经过一年，滥用武力对抗王师，考察时间而罪恶自然显现。”】

螟虫灾害。

冬季，齐国人送还卫国的俘虏【“俘”，《公羊》、《谷梁》作“宝”】。

《左传》：【齐国人送还卫国的宝物，是文姜请求的。】

《公羊传》：【这是卫国的宝物，那么齐国人为什么送还它？是卫国人送还的。卫国人送还，那么称齐国人是什么意思？是谦让给我们。怎么谦让给我们？齐侯说：“这不是我的力量，是鲁侯的力量。”】

《谷梁传》：【用齐国为首的份数在齐国分担罪恶，让他像从齐国下来到我们这里一样，厌恶战争就会杀人。】

《胡传》：【俘虏，两传认为是宝物。按《尚书·商书》称‘于是讨伐三朡，俘获他们的宝玉’，那么‘俘’是正文，‘宝’是解释之辞。说齐国送还卫国宝物，就知道四国都接受了朔的贿赂了。《春秋》特意记载这件事，是判定诸侯的罪过。用弟弟杀害兄长，臣子杀害君主，】

译篡夺君位，上违背天子的命令，是人理所不能容忍的。那些诸侯，难道没有察觉吗？却极力援助他，这就足以验证他们丧心病狂、迷失意志、被迷惑的端倪了。等到史书记载齐国人归还宝物，这才知道他有贪图财货的心思，从而被恶念所驱动。世道衰微，正道隐没，暴行接连发生，人们追逐财货宝物，贿赂公然盛行，致使君臣、父子、兄弟最终背离仁义，怀着私利相互交往，不达到篡位弑君、掠夺侵吞的地步就不会满足。《春秋》记载这件事，归结并纠正诸侯的罪责，留下的警戒意义十分明确。

译集説【孙氏复说：‘这是卫国的宝物，经文说齐国人把它归还，是因为齐国本来主导出兵攻打卫国，所以卫国的宝物先落入齐国手中，齐国人把它归还，鲁国人接受了它，他们的罪恶是一样的。’刘氏敞说：‘卫宝是什么？是卫国的宝物。古代分赐同姓诸侯以宝玉来增进亲情，分赐异姓诸侯以远方的贡品使他们不忘臣服，这是卫国的宝物，那么齐国人为什么把它归还呢？齐国用不义的手段夺取它，卫国因不义而失去它，鲁公接纳卫朔的力量很大，所以齐国人把它归还给我们。’又说：‘郜国的鼎虽然在宋国，仍然叫它郜鼎；卫国的宝物虽然在齐国，仍然叫它卫宝。这是尊重天子的任命，珍视先祖的职守。天子所任命、先祖所守护的，如果侵犯了它，就像侵犯他们的国土一样。如果侵犯了他们的国土，那还有什么君主可言呢？’髙氏闶说：‘卫朔出逃，齐侯收留他；卫朔回国，齐侯联合诸侯接纳他。所以用宝物贿赂齐国，而齐国把它分给四个国家。因此主要归咎于齐国，说‘来归卫宝’，那么同党的罪责各自有所归属，而齐国是首恶。’胡氏铨说：‘诸侯违背王命而接纳卫朔，他们的意图在于卫国的俘虏，大概贪图利益就会背叛自己的君主了。《春秋》记载齐国人归还俘虏，以显示诸侯违背王命，大概本意在于贪利。’家氏〇翁说：‘桓公、庄公都勾结篡逆之人以索取厚礼，宋国的鼎、卫国的宝物，是其中特别显著的事情。’李氏亷说：‘《春秋》严厉谴责贿赂的祸害，鲁、齐、陈、郑拥立华督，是因为郜鼎；鲁、齐、宋、陈、蔡接纳卫朔，是因为卫宝；晋平公联合十一国防御夷仪，而与崔杼结盟，是因为宗器、乐器。这三件事，都是确立篡弑的行为。《春秋》对于郜鼎记载‘取’，把罪责归于鲁国；对于卫宝记载‘来归’，把首恶归于齐国；重邱之盟记载‘同’，以相同的罪名谴责霸主及诸侯，那么就不必记载所贿赂的物品了】

附録左传【楚文王攻打申国，经过邓国。邓祁侯说：‘他是我的外甥。’于是停留并宴请他。骓甥、〇甥、养甥请求杀死楚王，邓侯不允许。三个外甥说：‘灭亡邓国的，一定是这个人。如果不早做打算，后来的君主后悔莫及，还来得及谋划吗？谋划的话，现在正是时候。’邓侯说：‘别人将不会吃我剩下的食物。’回答说：‘如果不听从我们三个臣子的意见，恐怕国家社稷真的无法再祭祀，而您又从哪里得到剩下的食物呢？’邓侯没有听从。第二年，楚王攻打邓国。十六年，楚国再次攻打邓国，灭掉了它】

【甲庄王午十年】七年【齐襄十一年、晋缗十八年、衞惠十三年、蔡哀八年、郑厉十四年、子仪七年、曹庄十五年、陈宣六年、〇靖十七年、宋闵五年、秦武十一年、楚文三年】

　　春天，夫人姜氏在防地会见齐侯

左传【文姜在防地会见齐侯，这是齐侯的意图】

　　谷梁【妇人不在防地会见，这不是正道】

集説【杜氏预说：‘文姜多次与齐侯会见，到了齐国境内就发生奸情，夫人到了鲁国境内则是齐侯的意图。’黄氏震说：‘岷隐说：‘春天在防地会见，大概还是鲁国的土地；冬天在谷地会见，则是齐国的土地。一年两次会见，罪恶已经登峰造极，无知的祸患即将降临了。’陈氏深说：‘师氏说：‘凡是夫人与齐侯会见、宴饮，一一记载而不遗漏，是为了彰显其过分至极】

夏天四月辛卯日，夜里，恒星看不见。夜半，星星陨落像雨一样【辛卯日夜里，谷梁传把‘夜’写作‘昔’。‘见’音现。‘陨’音于闵反。公羊传写作‘霣’。凡是‘霣’字后面都相同】

　　左传【恒星看不见，是因为夜里明亮】

　　公羊【为什么要记载？因为这是异常现象】

胡传【恒星，就是列星。‘如’、‘两’，是说众多。人事在下感应，那么天象在上变动。在此之前，五国连横，共同抗拒王命；在此之后，桓公、文公相继称霸，政令归于盟主，而王室于是空虚。这是法度废绝、威信衰微的明显征兆】

集説【何氏休说：‘列星，是天上固定的星宿，分别守护度数。周朝的四月，夏历的二月，黄昏时参、伐、狼、注这些星宿应当出现。参、伐主管斩杀立义，狼、注主持衡量公平。都消失了，是法度废绝、威信衰微的征兆。’杜氏预说：‘日光没有隐藏，恒星看不见，却说夜半，是用漏壶知道时间的。’孔氏颖达说：‘夜，是从黄昏到天亮的总称。但经文下面说夜半，那么这里说的夜，是夜未至中，指初昏之后，不是整夜都看不见星星。谷梁传把‘夜’写作‘昔’，传文说：‘太阳落下到星星出现叫做昔。看不见，是可以看见的。’如果像那样说，星星出现以前叫做昔，那么叫昔的时候法理上应当还没有星星，为什么奇怪它看不见而记载为异常呢？明确经文所说的夜，是夜昏之后，星星应当出现的时候却没有出现。公羊传说：‘恒星是什么？列星。’说的是天官列宿常见之星。当时周朝的四月，就是夏历的仲春。《月令》：‘仲春之月，太阳在奎宿，黄昏时弧星居中。’郑康成说：‘弧星在舆鬼宿南边。’那么当时南方的星星都应当排列出现。所谓常见之星，是指南方的星星。又说：‘漏壶，昼夜一百刻。当时春分之月，夜应当五十刻，二十五刻而夜半。’’啖氏助说：‘星星陨落像雨，是说奔流的众多，像雨一样多。李陵说：‘谋臣如雨’，都是说多。’孙氏复

译说：“恒星，是经常能看到的星。经常能看到却看不见了，这是很大的异常现象。星体坠落，夜里星星坠落像雨一样，是说坠落的星体很多。”刘敞说：“像雨一样，是说数量众多无法计算。《左传》说：‘和雨一起落下’，不对。《谷梁传》的注解说‘如’就是‘而’，是说星星坠落并且下雨，也不对。《春秋》记载星星坠落只是作为异常现象罢了，夜里下雨，有什么值得记载的呢？《谷梁传》说：‘附着在上面，在下面能看到，称为雨。’用来解释雨蝗虫是可以的，用来解释雨雪，哪里有附着在上面的呢？又说：‘附着在下面，在上面看不到，称为陨。’用来解释陨石是可以的，用来解释星星坠落，哪里有在上面看不到的呢？《公羊传》说：‘不修订的《春秋》记载：下雨的星星没有落到地面一尺就返回了。君子修订后说：星星坠落像雨一样。’这是胡说。如果真的是一尺就返回，没有理由不写下来。”苏辙说：“星星坠落像雨一样，是说数量多。查考历代天文志，记载众多星星同时坠落的，都说是星星坠落像雨一样，大概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朱熹说：“太阳在白天出现，星星在夜晚明亮，是天道的常理。现在夜晚有日光，平常的星星看不见，这是阴不阴、阳不阳、君不君、臣不臣的应验。”张洽说：“大概是王朝气运将要终结，而霸主统治刚刚兴起的祥瑞，从此尧、舜、禹、汤、文、武的纪纲法度，被扫除得干干净净了。”吴澄说：“恒星，是指有名号的经星；星，是指无名号的众星。夜晚没有日光就黑暗而星星显现，白天有日光就明亮而星星不显现。恒星看不见，是因为夜晚明亮得像白天。大星中经常能看到的看不见了，那么小星中无名号的也就没有了。陨，是说从天上坠落。”李廉说：“经文中记载星星坠落、陨石坠落、霜降，在‘陨’字上有先后的不同，大概是因为星星在天上呈现形象，先看到星星然后看到它坠落；石头和霜都是坠落之后才看到的。”汪克宽说：“经星隐没看不见，是天地常理泯灭的象征；众星奔流，是诸侯放纵，互相凌驾的证据。这时王纲废弛，列国争衡，所以天象变化与之相应。经文中记载星星变化的有四次，都是很大的变化】

译【考察“星陨如雨”的记载，是说星星坠落之多。《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的解释都有不恰当之处，刘敞都驳斥了它们，其义理非常精当】

　　秋季发生大水灾，麦子与禾苗都绝收了。

　　《公羊传》【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记录灾祸。】

《谷梁传》【高处和低处都有水灾，称为大水；麦子和禾苗同时受灾。】

胡安国《春秋传》【记载大水，是畏惧天灾；记载无麦无苗，是重视百姓的生命。畏惧天灾，重视民命，体现了君王的心意。忽视天灾而不畏惧，轻视民命而不谋划，国家灭亡就没有几天了。《春秋》之所以谨慎地记载，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集说【孙复说：“水不能润泽向下，麦子和禾黍的苗同时枯死，所以说‘无麦苗’，并不是说一种庄稼受灾不记载，伤及两种庄稼才记载。”考察：伤及一种庄稼也记载，定公元年冬十月陨霜杀死豆类就是例子，这是圣人针对受灾的情况如实记录罢了。”刘敞说：“为什么先说麦子而后说苗？麦子和苗同时生长，麦子成熟却先败坏。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记录灾祸。”又说：“《左传》说‘没有伤害嘉谷’，这是不对的。大水导致无麦无苗，这是圣人为记录灾祸而记载的，说它没有伤害嘉谷，对教化有什么益处呢？况且隐元年的体例说：‘凡是事物不构成灾祸就不记载。’现在没有伤害嘉谷，就是水不构成灾祸。水不构成灾祸，就不应该记载大水。既然大水了，无麦无苗了，还说没有伤害嘉谷，这是欺骗。”又说：“《公羊传》说：‘一种灾祸不记载，等到无麦然后才记载无苗。’这是不对的。如果《春秋》一种灾祸不记载，难道可以说是爱护百姓吗？”杜谔说：“《洪范》八政，以粮食为首要。一种庄稼不丰收，礼制称之为歉收。庄公没有德行，屡次招致灾异。这一年大水，麦苗受害，圣人记录下来，以显示忧民的教化，使后世君主以重视民命为心。”孙觉说：“二十八年麦子和禾黍的绝收，经文记载为‘大’，‘大’是非常的用语。麦子和禾苗的绝收，是因为水灾而没有收成，灾祸波及不到的地方还有存留，不能说是大无。所以无麦无苗，记载在秋季，是为了显示水灾；大无麦禾，记载在冬季，是为了显示年成凶歉。《春秋》一字，圣人必定尽心，没有苟且随意之处。”苏辙说：“当时麦子已经成熟，五种庄稼的苗还未抽穗，都被水灾所害。”张洽说：“记载大水，是因为异常非常。大概是文姜宣淫，阴气盛极而不受制约所感应的结果。周历的秋季，相当于今历的五月，麦子成熟，禾苗将要抽穗，因水灾漂没殆尽，所以麦子和禾苗都绝收，百姓粮食匮乏断绝，是国家的大事故记载。”王樵说：“考察《谷梁传》说：‘麦子和禾苗同时受灾。’意思是麦子和五种庄稼的苗同被大水漂没而没有收成，所以记载为‘无麦苗’。”】

冬季，夫人姜氏在谷地会见齐侯。【谷，杜预注：齐地，济北谷城县，即今山东兖州府东阿县治，故谷城是也】

　　《谷梁传》【妇人不应会见，会见是不合正道的。】

胡安国《春秋传》【防，是鲁地；谷，是齐地。起初在禚地会见，接着在祝丘享礼，又接着到齐军中去，又过了一年再次会见，她的恶行越来越远了。第二年，无知杀死了诸儿，这是淫乱招致祸患的明显证据。】

集说【叶梦得说：“夫人与齐侯在八年中五次相会，从开始孙于齐见到一次贬斥，其后不再贬斥，因为恶行不再重复贬斥。”张洽说：“文姜元年因罪孙于齐，后来再次宣淫，从二年到现在，详细记载在史册上。《敝笱》、《载驱》，收录在《齐风》中。论其时代，与卫国的《鹑之奔奔》、《墙有茨》等篇，都是同一时期的事。鲁、卫是先王的后代，妇女行为放纵，同样在万民中传播恶名。孔子说：‘鲁卫的政事，是兄弟国家。’大概不仅是周公、康叔的兴盛，而且其世道衰微风俗浅薄，末代政事的衰落也相似。后来庆父扰乱鲁国，齐国几乎夺取它，与卫国灭亡同时。圣人将鲁国的事详细记载在《春秋》中，而齐诗及鲁国的事不删减。《二南》的风教，后妃不需要防范而德行足以教化天下。后世防范家道的道理废弛，而亡国败家的祸患，遵循同一轨迹。《诗》、《春秋》的宗旨，大概是相互表里的。”汪克宽说：“齐诗《南山》、《载驱》讽刺襄公，而都说‘鲁道有荡’，不一一提及。圣人在《春秋》中一则说‘夫人姜氏会见齐侯’，二则说‘夫人姜氏会见齐侯’，虽然国家丑恶不容讳言，其垂示警戒难道不深远吗！”张溥说：“二年在禚地记载‘冬十有二月’，四年在祝丘记载‘春王二月’，还记载月份；五年夏到齐军中，则只记载季节了；七年在防地记载春，在谷地记载冬，则只记载季节和次数了。”】

　　钦定春秋传说彚纂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春秋传说彚纂卷八

【乙庄王十未一年】八年【齐襄十二年、晋缗十九年、衞惠十四年、蔡哀九年、郑厉十五年、子仪八年、曹庄十六年、陈宣七年、〇靖十八年、宋闵六年、秦武十二年、楚文四年】

春季周王正月，军队驻扎在郎地，以等待陈人、蔡人。

《公羊传》【驻扎不说等待，这里为什么说等待？是托言不得已。】

　　《谷梁传》【次是停止，俟是等待。】

胡安国《春秋传》【动用大众称为师，次是停止。讨伐而驻扎，有整顿军队谨慎作战的意思，

译其次，是赞许的，比如讨伐楚国并驻扎在陉地，就是这种情况。救援敌军却驻扎下来，含有延缓进军、畏惧敌人的意味；其次，是讥讽的，比如驻扎在匡地、聂北、雍榆，就是这种情况。等待而驻扎，含有没有正当理由就轻举妄动的意味，比如驻扎在郎地以等待陈国人、蔡国人，就是这种情况。为什么要等待陈国、蔡国呢？有人说：“陈国、蔡国将要经过我国，等待他们以便拦截。”也有人说：“鲁国将要与陈国、蔡国在邻国共同行事，但陈国、蔡国没有到来，所以驻扎在郎地以等待他们。”如果真是这样，那都是不合道义的。经文中说“次”、说“以俟”，是对这种行为进行严厉贬斥。

译集说【杜预说：“约定共同讨伐郕国，陈、蔡两国没有到达，所以驻扎军队在郎地等待他们。”孔颖达说：“只说等待陈、蔡，不知道为什么要等他们。下文有‘师及齐师围郕’，或许是与陈、蔡共同谋划，所以说约定共同讨伐郕国，陈、蔡没有到达，所以等待他们。贾逵以及解说《谷梁传》的人都说陈、蔡想要讨伐鲁国，所以等待他们。陈、蔡与鲁国疆界隔绝，路途遥远，自春秋以来未曾结怨，为什么突然讨伐鲁国呢？又‘俟’是互相等待同行的用语，不是防备寇盗、抗拒敌人的称呼。如果是害怕他们来讨伐，应当称为‘御’，不能称为‘俟’，所以知道是约定共同讨伐郕国。何休、服虔也说想要共同讨伐郕国。”赵匡说：“军队驻扎称为‘次’，厌恶兴师动众。没有寇敌却驻扎，这是想要自己成为寇盗。”陆淳说：“如果不是奉承王霸的命令去讨伐罪人、拯救祸乱，就不应当兴师，厌恶】

【其兴师没有名义，所以记载‘次’。孙觉说：“郕与鲁是同姓的国家，庄公没有亲近亲属的恩德，率领诸侯去讨伐它，春天驻扎在郎地，等待陈、蔡，是我等待他们；与齐师一起包围它，是我约定他们。这些行为的主体都是我，所以显示内部的罪过。”陈傅良说：“这是我国的将领，为什么称‘师’？庄公防备齐国，都是被讥讽的，没有比及围郕更严重的。因此一并贬斥。军队出行不记载‘次’，一定是长久在外没有功效，然后才记载‘次’。我国的军队曾经长久在外，而庄公特意记载‘次’，是因为庄公在齐国面前不能取胜。等待陈、蔡没有到达，与齐师包围郕国，郕国向齐师投降，从正月整备军队，到秋天才回来，这才可以说‘次’。”张洽说：“不遵从王命，妄自兴师动众，长久驻扎在外，没有名义就行动，约定的诸侯没有响应，所以记载‘师次’，又记载‘俟’来深深责备。”李廉说：“《春秋》记载内外驻扎有十二次，胡安国分为三类：讨伐而驻扎，是褒善；救援而驻扎，是贬斥；驻扎而等待，是无名之师。庄公三年公驻扎在滑，三十年师驻扎在成，都可以归入救援而驻扎的类别；襄公元年仲孙蔑会合四国驻扎在鄫，可以归入讨伐而驻扎的类别；庄公十年齐、宋驻扎在郎，可以归入无名的类别。又有驻扎而讨伐的，也是贬斥，如楚、蔡驻扎在厥貉，齐、卫驻扎在五氏、垂葭、籧蒢。”汪克宽说：“十二位国君中只有庄公记载‘次’三次，昭公记载‘次’三次。庄公忘记亲情、抛弃怨恨，想要救援纪国和鄣国而不能，等待陈、蔡没有到达就与齐国包围郕国；昭公失去国家，向齐、晋祈求哀怜，最终客死他乡，都是极大的恶行，所以记载以示警戒，因此其他国君的驻扎都不记载。”湛若水说：“《春秋》没有正义的战争。敌人加害于自己，不得已而应对；别人来会合自己，不得已而会合，还可以说。至于先出动而等待别人，罪过在我，就不可以说了】

甲午日整备军队【“治”公羊传作“祠”】

公羊传【“祠兵”是什么意思？出征叫“祠兵”，回师叫“振旅”，它们的礼仪是一样的，都是练习作战。为什么提到“祠兵”？因为时间长久。为什么因为时间长久？我国将在甲午这一天，然后在这里祠兵】

谷梁传【出征说：“治兵，是练习作战；”回师说：“振旅，是练习作战。”治兵而陈、蔡没有到达。军事以严肃结束，所以说：“善于布阵的人不交战”，说的就是这个。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兴师，善于兴师的人不布阵，善于布阵的人不交战，善于交战的人不死，善于死的人不灭亡】

胡传【这是在郎地治兵，等待而别人不到，军队暴露在外，役事长久不使用，就有失伍离队、逃亡溃散的担忧，所以再次申明军法来整顿军队。其意图不是褒善，而是讥讽黩武】

集说【刘敞说：“治兵是什么意思？是练习作战。平常的事不记载，这为什么记载？讥讽。讥讽什么？春天治兵，不合时宜。治兵是为了等待陈、蔡。为什么不提地点？在国都内就不提地点。为什么不提国君？在国都内就不提国君。”又说：“左氏说：‘在庙中治兵，是礼。’不对。凡是出征叫治兵，回师叫振旅，所以秋天治兵，春天振旅。现在鲁国在春天治兵，治兵不合时宜，怎么能说是礼呢？而且如果合乎礼，那就是平常的事，也值得记载吗？又说在庙中，庙中庄严，不是治兵的地方。”张洽说：“长久驻扎在外，而所等待的人不到，人心不一，所以申明约束来训练整齐众人，却不知道出兵不依律法，已经失去了治兵的根本，虽然想要治理，能治理好吗？记载说治兵，治的是不治的。”程端学说：“有文事的一定要有武备，所以在闲暇时治兵，在不得已时使用，那么出兵就依律法了。现在庄公轻率驻扎在外，等待陈、蔡而没有响应，人心离散，然后才治理，太晚了。”李廉说：“《周礼》：‘中春教振旅，接着进行搜猎；中夏教茇舍，接着进行苗猎；中秋教治兵，接着进行狝猎；中冬教大阅，接着进行狩猎。’然而《春秋》有记载治兵、大阅的，难道只是讲武而不涉及狝猎、狩猎吗？有记载搜、狩的，难道也涉及振旅、大阅吗？《谷梁传》治兵的意义很好，但注者认为赞许庄公能以严肃结束，就错了。”汪克宽说：“《周礼》大司马因秋狝治兵来教战，公羊、谷梁都说出征而治兵。现在庄公不在仲秋】

译田猎和狩猎是为了训练作战，不在出兵的时候整治军队，却在次郎之后才整治军队，这都不符合礼制。大概庄公整治军队，并非为了防备意外之意，实在是因为长期服役不得已而整治军队罢了。大阅、治兵，都是《春秋》经文的特别笔法，桓公有所畏惧而举行大阅，不合时宜；庄公有所等待而整治军队，不合地点，所以都特别记载以示贬斥。如果不是这样，平常的事情是不记载的。

译夏，鲁军与齐军包围郕国，郕国向齐军投降【郕公作成，降读如江】

左传【仲庆父请求讨伐齐军。庄公说：“不行。我确实缺乏德行，齐军有什么罪过？罪过是由我引起的。《夏书》说：‘皋陶推行并播撒德行，德行于是降临。’姑且努力修明德行以等待时机吧。”】

胡传【经文记载“与齐军”，是亲近仇敌；包围郕国，是讨伐同姓之国。郕国向齐军投降，表明讨伐国家没有道义就不能使人信服。于是庄公的恶行就显露出来了。】

集説【范宁说：“郕是同姓之国，却与齐国一起讨伐它，这是用兵的过错。”刘敞说：“郕是什么国家？降是什么人降？降的人，是未丧失国家的人；被降的人，是丧失国家的人。未丧失国家的人再次出现，丧失国家的人不再出现，这就像迁徙一样。”又说：“《公羊传》认为‘成’是‘盛’，是避讳灭掉同姓之国；不说‘降’，是因为我们的军队避开了它，这是不对的。实际上是共同包围盛国，改称为成；实际上是灭掉了它的国家，改称为降；实际上是向鲁国投降，却只说向齐国投降，这些都不是圣人的笔法。凡是圣人避讳国家的恶行，也在可以避讳的范围内，不在不可避讳的范围内。如果改白为黑，说已经为人，这难道只是不合道义，也是不能传之后世的。”又说：“《谷梁传》说：‘不让齐军对郕施加威势，所以让齐军看起来没有战功，而郕国自行投降。’如果真是这样，《春秋》就是放纵并掩盖齐军的恶行了。其意图虽然想贬低齐国而保全郕国，但实际上却是为齐国掩饰过错。”张洽说：“记载‘及’，是鲁国的意图。鲁国与郕国，都是文王的昭穆后代，大概是同姓兄弟中应当亲近的。庄公忘却亲情而意图夺取郕国，开始等待陈国和蔡国，但陈蔡没有来，于是胁迫齐国来包围它，所以郕国不服从鲁国而向齐国投降。《春秋》直书其事以显示其追随仇敌而贪图利益，借他人之手虐待小国，两国共同出兵却不同心，敌人得以从中离间，鲁军出征，毫无功劳。所以省略庄公而只写军队，以彰显其轻率动用民力的罪过。”吴澄说：“解说者认为鲁国想夺取郕国而联合陈、蔡共同讨伐，陈、蔡没有到，于是向齐国借力。按鲁国弱于齐国，齐国怎肯为鲁国服役？鲁国又怎敢役使齐国呢？大概是齐国想包围郕国而向鲁国与陈、蔡征兵罢了。郕国畏惧齐国而不畏惧鲁国，所以齐鲁共同包围，而郕国唯独向齐国投降。”李廉说：“《春秋》记载包围国家共二十五次，始于这次而终于宋人包围曹国。”湛若水说：“庄公舍弃复仇的道义，反而与仇敌一同讨伐郕国，郕国人不服从而向齐国投降是理所当然的。”】

秋，军队返回【还读如旋，后同】

谷梁【还，是事情没有完结，是退避。】

胡传【记载“军队返回”，是讥讽役事长久。按《左传》，仲庆父请求讨伐齐军，庄公不同意，这是国君将要亲自参与包围郕国的战役。然而其驻扎、其包围、其返回都不称庄公，是重视民众。《春秋》的正例，国君统帅不称“帅师”，是以国君为重；现在这里不称庄公，又说是重视民众，为什么呢？轻率地动用大众，妄动而役事长久，等待陈、蔡而陈、蔡不到，包围郕国而郕国不服，历经三个季节才返回，那么无名而滥用武力，不合道义而伤害人民，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至此军队成为重点了，道义系于军队，所以不记载庄公，以彰显其劳民伤众的罪过，作为后世的警戒。《春秋》王道中轻重权衡的原则，这类情况就是如此。】

集说【赵匡说：“《左传》说：‘君子因此认为鲁庄公做得好。’劳师动众防备仇敌，有什么好？况且齐国强鲁国弱，自然不敢争斗。”孙复说：“《春秋》用兵很多，没有说‘师还’的。这里说‘师还’，是厌恶其与强敌勾结、覆灭同姓，超过时节才返回。”刘敞说：“《公羊传》说：‘是厌恶它。’说：‘军队疲惫了，不是军队的罪过。’那么道理上实在是要贬斥它，为什么说好呢？”崔子方说：“历经三个季节军队才返回，《春秋》所以始终记载此事以显示其恶。”刘绚说：“《春秋》时代，用兵很多，没有记载得如此详细的。为什么呢？因为庄公这次用兵尤其不合道义，上既不用天王的命令，无故而兴师，从正月驻扎在郎地以等待陈、蔡，而陈、蔡不到，可谓无名了；甲午日治军，可谓滥用武力了；夏，军队与齐军包围郕国，郕国又向齐国投降，可谓无义了；历经三个季节军队才返回，可谓害民了。违背天道，亲近仇敌，包围同姓，耗尽民力，与盟国不守信，讨伐国家不服从，所以圣人详细记载。”王沿说：“庄公包围郕国而始终称军队，是讽刺他。”薛季宣说：“军队返回，有什么值得庆幸的？为什么庆幸军队的返回？庄公想夺取郕国而力量不足，向齐国借力而齐国夺取了它，夏天郕国投降，到秋天才返回，庄公谋划攻击齐国而没有结果，所以迟迟返回。庄公忘却国家的大耻，灭掉同姓，亲近仇敌，军队暴露在外太久，这是记载其危险言辞。”陈傅良说：“军队返回不记载，记载返回，是担心不能返回。”赵鹏飞说：“记载返回不记载到达，大概是无功而返，有什么话可以告慰宗庙呢？有人把‘还’当作好词，出兵无名，三个季节才返回，还说这是好词，《春秋》的法度没有这么疏漏。”李廉说：“《春秋》记载‘还’的条例有四：归父从晋国返回、庄公从晋国返回、士匄侵犯齐国听说防地有变才返回，都是好词。唯独这一年军队返回，”

译这与上述情况不同。」汪氏克宽说：「庄公讨伐卫国、接纳公子朔回国，僖公侵犯蔡国、讨伐郑国、包围新城，成公前往京师讨伐秦国，定公在防地会合诸侯讨伐召陵、侵犯楚国，都是历经三个季节才返回，都不记载军队返回。考察这些时候，长期征战、滥用武力的罪过自然显现。唯独这一年没有正当的理由发动战争，出兵却没有功效，《春秋》隐去鲁公之名不予记载，以此来严厉贬斥他。如果不记载军队返回，就看不出他长期役使民众的恶行，所以详细记载事情的始末，以彻底定罪庄公的罪责。」邵氏宝说：「国君出征不称‘帅师’，这是正常的。三次称‘师’而不及国君，这是背离正常情况了。」

译冬季十一个月，癸未日，齐国的无知杀死了他的国君诸儿。

《左传》记载：齐侯派连称、管至父驻守葵丘。他们趁着瓜熟的季节前往，齐侯说：“等到下一个瓜熟的季节就派人替换你们。”一年驻守期满，齐侯没有派人来问讯，他们请求替换，齐侯不答应，所以他们谋划作乱。齐僖公的弟弟叫夷仲年，生了公孙无知，受到僖公的宠爱，衣服和礼制等级都如同嫡子。齐襄公削减了他的待遇，这两个人便借机作乱。连称有个堂妹在齐侯宫中，不受宠爱，连称让她做齐侯的间谍，对她说：“如果我能当上国君，我就立你为夫人。”冬季十一个月，齐侯在姑棼游玩，接着在贝丘打猎，看见一头大猪。随从说：“这是公子彭生。”齐侯愤怒地说：“彭生敢现身！”射向大猪。大猪像人一样站立起来啼叫。齐侯害怕，从车上摔下来，伤了脚，丢了鞋子。返回后，向徒人费索要鞋子，没找到，鞭打他直到出血。徒人费逃出去，在门口遇到叛贼，被劫持向东走。徒人费说：“我能抵挡什么呢？”他袒露背部给叛贼看，叛贼相信了他。徒人费请求先进去，伏在齐侯身上然后出来与叛贼搏斗，死在门中。石之纷如死在台阶下。叛贼于是进入，在床上杀死了孟阳，说：“这不是国君，不像。”看见齐侯的脚在门后，于是杀死了他，并立无知为国君。当初，齐襄公即位后行为没有常度，鲍叔牙说：“国君使百姓轻慢，祸乱将要发生了。”便奉送公子小白出逃到莒国。祸乱发生，管夷吾、召忽奉送公子纠来投奔鲁国。当初，公孙无知虐待雍廪。葵丘，杜预注：“齐国的地方，临淄县西有地名葵丘。”《后汉书·郡国志》：“西安县有蘧丘亭，也叫渠丘，就是古代的葵丘。”现在山东青州府临淄县西三十里有西安故城，葵丘就在那里。姑棼，杜预注：“齐国的地方，就是薄姑。”现在青州府博兴县东北十五里有薄姑城。贝丘，杜预注：“齐国的地方，乐安博昌县南有地名贝丘。”现在青州府博兴县南有贝中聚。

《胡传》认为：查考《左传》，齐侯在姑棼游玩，接着在贝丘打猎，徒人费在门口遇到叛贼，先进去伏在齐侯身上，出来与叛贼搏斗而死，石之纷如死在台阶下，这些都是能死守节操的人。《春秋》重视死守节操的大臣，并且有特别书写的法则，他们为什么没有出现在经文中呢？像徒人费这些人，所谓是受宠幸的亲近之臣，迎合国君的恶行，从事田猎射鸟等活动，而不修治民事，使百姓受苦。这与大臣孔父、仇牧义形于色，不畏强暴，以身殉职的情况是不同的。当时，管仲、隰朋、鲍叔都沉沦在下层官位，不被任用，而徒人费、石之纷如却得以在左右侍奉，齐襄公所疏远和亲信的人就是这样。所以，齐国虽然强大，桓公任用贤人，就能九次会合诸侯，不靠武力，这是因为亲近贤人、疏远小人，所以兴盛；襄公任用小人，不能保全自身，死在门后，这是因为亲近小人、疏远贤人，所以灭亡。这两个人虽然死于祸难，但与自缢在沟渠中而无人知晓的人相比，还不如他们，他们是导致祸乱的臣子，死了也不能抵偿罪责，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集说》记载：刘敞说：“《谷梁传》说：‘大夫杀国君而用国氏称呼的，是因为嫌疑，是杀了国君并取而代之。’这不是对的，宋国的万难道也是杀了国君并取而代之的人吗？公子商人难道不是杀了国君并取而代之的人吗？”陈傅良说：“这是公孙无知，为什么称无知？隐公、桓公、庄公时期的《春秋》，凡是弑君贼都称名。杀国君的是连称、管至父，那么专罪在无知。窥伺国君被杀，而无知接受君位，那么贼就不在连称、管至父了。《春秋》诛杀利心，所以连称、管至父实际上杀了齐襄公，无知参与其事，而无知接受君位，那么无知就是逆首；公子弃疾实际上杀了楚灵王，比参与其事，而比接受君位，那么比就是逆首。”张洽说：“无知是公孙，不称氏，与翚、州吁同例，举在此后都称氏，遵循相同的体例。”又说：“齐襄公被杀，从祸根来说，是无知扰乱嫡系，在僖公时期逐渐积累；而襄公的恶行积累，不可掩盖。如对抗周王讨伐卫国、杀鲁桓公，沉溺女色、沉迷田猎，亲近小人，以至于祸发于内部，身死于贼手。考察他即位至今所记载的齐国事情，无非是亡国害身的媒介，所谓积不善的余殃。”家铉翁说：“齐襄公淫乱不道，现在被杀，也是天讨。《春秋》为他遵循州吁弑君的体例，削去无知的族称，以正其弑君之罪，为什么呢？回答说：‘无知弑君，自立，志向在于篡位，罪在不赦。’所以遵循州吁的体例，去掉他的族称而以贼讨伐他。”汪克宽说：“徒人费、石之纷如、孟阳死于襄公被杀，贾举、州绰、邴师、公孙敖、封具、铎父、襄伊、偻堙、祝佗父、申蒯死于庄公被杀，都不能以死节书写。大概是亲近宠幸的臣子，跟随国君昏庸而承担祸患，不可以死节允许他们。”又说：“文定认为州吁不称氏，责备卫庄公不待以公子之道；无知不称氏，责备齐僖公不待以公孙之道，这也是一个义理。然而督、万也以国氏称呼，大概隐公、桓公、庄公时期的《春秋》，凡是弑君贼都称名。大义在初期已经明确，其后都以氏称呼。张洽的话，是程子的意思。”

【按：无知不称公孙，是断绝他的属籍。胡传归罪于僖公，恐怕不是确切的论断，所以删去它】

【丙庄王十申二年】

译】九年【齐桓公小白元年、晋缗二十年、衞惠十五年、蔡哀十年、郑厉十六年、子仪九年、曹庄十七年、陈宣八年、杞靖十九年、宋闵七年、秦武十三年、楚文五年】

译春天，齐国人杀了无知。

《左传》记载：“鲁庄公九年春天，雍廪杀了无知。”

胡安国的《春秋胡氏传》说：“杀无知的是雍廪，但经文说‘齐人’，这是讨伐贼人的措辞。弑君的贼人，是人人所厌恶的，也是人人都有权讨伐的，所以称‘人’。‘人’是众人的意思。无知不称‘君’，是因为他本来就不能算作君主，齐国人也没有把他当作君主。”

《集说》引孙复说：“查考隐公四年‘卫人杀州吁于濮’，这里不记载地点，是因为齐人在国内就杀了他。称‘人’来杀，是讨伐贼人的措辞。”刘敞说：“《左传》说雍廪杀了他。既然是雍廪杀的，为什么经文称‘人’来杀呢？这是讨伐贼人的措辞。又说：《谷梁传》说：‘只提无知的名字，是避嫌。称‘人’来杀大夫，是杀有罪的人。’这是不对的。无知弑君以取代君位，不能再称他为‘公子’，而且上面有‘齐人’，下面有‘无知’，明显表明无知是齐人的贼人，也不烦再冠以国号，并不是因为避嫌而只提名字。无知又不是大夫，用杀大夫的条例来解释，似乎仍然失掉了本意。”陈良说：“无知曾经过了新年，那么为什么说‘齐人杀无知’呢？这是不成其为君主的措辞。从前州吁弑君，卫国人为之发生变故，没过一年就最终讨伐了他；现在无知弑君，齐国人也为之发生变故，过了新年最终讨伐了他。所以无知不成其为君主，而雍廪得以被记载为‘人’，这说明国家有忠臣孝子。”张洽说：“称‘人’，是因为弑君的贼人，无论贵贱人人都可以杀他，以此来尊崇君父，弘扬忠孝，诛杀邪恶悖逆之人。”吴仲迂说：“圣人把讨伐贼人的责任寄托在每个人身上，让乱臣贼子无处容身。”汪克宽说：“《春秋》的体例，称‘人’来杀而只提名字，是讨伐有罪之人；称‘人’来杀而不除去其官职，就不是讨伐贼人。经书记载杀弑君贼人的有十次：州吁、无知、陈佗、夏征舒、晋里克、卫甯喜、齐商人、楚防、公子比、蔡般。州吁、无知，是国人能够自行讨伐贼人；陈佗、征舒，是等待蔡人、楚人去讨伐，国内没有忠臣孝子了，但也都以讨伐贼人来记载。晋惠公因为里克弑君而得到国家，卫献公因为甯喜弑君而恢复国家，他们贪图这种行为的利益，让里克、甯喜重新做大夫，后来又忌恨而杀了他们，这不是讨伐贼人，所以用‘国杀大夫’的文辞。楚弃疾引诱公子比以谋取做君主的利益，而让他承担弑君的名声，后来杀了他，意在取代他的位置，也不是讨伐贼人，所以用‘两下相杀’的文辞。齐商人、楚防、蔡般，则是国人拥戴他们为君，诸侯防备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贼人，所以《春秋》也不能用讨伐贼人的体例。”张溥说：“《左传》说：无知虐待雍廪，雍廪因此杀了他，不像石碏那样出于大义讨伐。然而齐国人不能讨伐，雍廪讨伐了他，即使有私怨又有什么妨害呢？所以卫国、齐国都称‘人’来杀，肯定雍廪，就如同肯定石碏一样。”

鲁庄公和齐国的大夫在蔇地结盟。【蔇，音其器反，《公羊传》、《谷梁传》作暨。蔇，杜预注：鲁地，琅琊缯县北有蔇亭，现在在山东兖州府峄县东八十里故鄫城。】

《左传》记载：“齐国没有君主。”

《公羊传》说：“庄公为什么和大夫结盟？因为齐国没有君主。”

《谷梁传》说：“庄公不和齐君结盟，齐国大夫不称名，是因为齐国没有君主。结盟是为了接纳子纠。”

胡安国的《春秋胡氏传》说：“‘及’，表示鲁国主动有意。大夫不称名，是因为道义关系在于齐国，而不在于大夫的名氏。说‘庄公及齐大夫盟’，是讥讽庄公释弃父仇、亲近仇敌。有人说：‘以德报怨，宽恕自身的仁爱，为什么要讥讽呢？’回答说：‘德有轻重，怨有深浅。怨恨没有比父母之仇更深的，而恩德没有比安定国家、谋划后代更重的。有父仇而不知道怨恨，反而想用重德来报答，那么人伦就废弛，天理就灭绝了。那么该怎么办呢？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集说》引范宁说：“《春秋》的道义，国内大夫可以防备国外诸侯，国君不可以和国外大夫结盟，以此来明确尊卑、确定内外。现在齐国没有君主，应当有人主持结盟，所以不得不权变通达。礼制规定：在君主面前，臣子称名。齐国没有君主，所以大夫不称名。”啖助说：“《谷梁传》说：‘没有君主，权制在庄公手里，应当接纳而不接纳，所以厌恶鲁国。’查考仇敌的儿子本来不应当接纳，有什么可厌恶的呢？”赵匡说：“接纳仇敌的儿子，损害礼制而和大夫结盟，所以盟书说‘公及’，说出‘大夫’来明确这不是大夫的罪过，以此来区别于高傒和处父。”刘敞说：“为什么说‘及齐大夫’？是为了结盟接纳子纠。结盟接纳子纠，为什么不称大夫的名？庄公接纳子纠，是他所接纳的，如果说为了齐国大夫就可以接纳。”又说：“杜预说：‘大夫不止一个，所以不称名。’这是不对的。大夫虽然众多，本来应该称其中最尊贵的一人的名字。经文说‘及诸侯、晋大夫盟’，难道晋国的大夫都在场吗？”孙觉说：“《春秋》的道义，鲁国国君和国外大夫结盟，如果不是国外大夫的罪过，就书‘人’，不称其名，成二年盟于蜀就是这样；国外大夫和国君结盟而傲慢对待国君的，就隐去国君而称其名，如果只是和地位低微的人结盟，庄公二十二年和齐高傒在防地结盟就是这样。大概意思是：诸侯是君，国外大夫是臣。君有固定的尊贵，臣有固定的卑下，以此来端正君臣的名分，防止僭越礼制的萌芽。以大夫的卑下而敌对诸侯的尊贵，是大夫的罪过，明

译书写大夫的名字以彰显他的罪过，隐去鲁公的称号，表示不认可大夫僭越的地位。凭借诸侯的尊贵身份却去寻求与大夫结盟，这是鲁公的罪过，因此明确书写鲁公的“及”字以彰显其罪，隐去大夫的名字，用“人”来记载，不认可大夫与诸侯对等，如果是地位卑微的人就不存在这种嫌疑了。鲁公与齐国大夫在蔇地结盟，既然已经书写了鲁公，又书写大夫却不称其名，这是因为鲁公有罪而大夫没有嫌疑。庄公的父亲被齐国杀害，他不以复仇为念，反而为齐国拥立国君，又屈尊诸侯的身份去与大夫结盟，鲁公确实有罪。齐国的大夫在国内没有君主，而公子在国外，所以凭借一时的权势与鲁公抗衡并在蔇地结盟，圣人深刻洞察人情的艰难，从而详尽地记录了一时的变故。鲁公有罪而大夫没有嫌疑，所以改变惯例来记载这件事。”朱熹说：“以正直回报怨恨的人，不因为私情损害公义，不因为歪曲战胜正直，应当报复就报复，不应当报复就停止，一切都遵循事理的本然。圣人的……心意终究不让人忘记怨恨，也不抹去报复的名义，这也是为了表明君父的仇敌是有不得不报的，从而申明忠臣孝子的心意。如果对怨恨自己的人反而用恩德回报，确实显得忠诚且宽厚，但对于君父的仇敌也会偶尔忘记，这难道不是极大地违背天理吗！有人问：‘君父的仇敌，也有应当报复和不应当报复的区别吗？’回答说：‘《周礼》中有说：‘杀人而合乎道义的，命令不要复仇。’这是不应当报复的情况。《春秋传》说：‘父亲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儿子复仇是可以的。’这是应当报复的情况。应当报复就报复，不应当报复就停止，这就是所谓的正直。’李廉说：‘《春秋》在蔇之盟中记载齐国大夫，在扈之盟中记载晋国大夫，虽然措辞相同，但是齐国没有君主而记载大夫，并不是贬低的措辞。又记载鲁公‘及’，那么大夫就没有与鲁公抗衡的嫌疑，而鲁公与齐国结盟的罪过就明显了。晋灵公刚即位，而赵盾被记载为大夫，那么赵盾专权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记载鲁公‘防’，虽然讥讽鲁公后到，但这正是为了显示赵盾的强大，诸侯因此结盟。’又说：‘子纠，三传都认为应当接纳，赵子、程子、胡氏认为不应当接纳。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杜氏认为子纠、小白都是齐僖公的儿子，而子纠年长，所以应当被立为国君。《谷梁传》说：‘齐无知杀害襄公，公子纠、公子小白出逃。’似乎认为他们是襄公的儿子，但最终认为子纠是兄长，所以也认为应当被立。只有程子用《史记》来证明，从而确定子纠是襄公的儿子，于是鲁国接纳仇人的罪过就明显了；确定子纠是小白的弟弟，于是子纠不应当被立的道理就清楚了。然后子纠不称‘子’，小白属于齐国，管仲不死节，鲁国忘记亲仇、释去怨恨，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了。’邵宝说：‘结盟是为了谋划接纳子纠，对内则是释去怨恨亲近仇敌，对外则是辅佐年幼者抗衡年长者，这怎么符合伦理呢？没有比父母的仇敌更严重的了，国家没有比长幼次序更重要的了。]

译夏季，鲁庄公攻打齐国，意图拥立公子纠回国。齐国的公子小白进入齐国。

《左传》记载：夏季，鲁庄公攻打齐国，拥立公子纠。桓公从莒地抢先进入齐国。

《谷梁传》认为：大夫出逃后返回，如果是和平返回称为“归”，如果是带有敌意或不正当返回称为“入”。齐国公孙无知杀害了襄公，公子纠和公子小白无法保全自身，于是出逃。齐国人杀了无知，并从鲁国迎接公子纠。公子小白不让公子纠先回国，反而在鲁国杀死了他，所以经文说“齐小白入于齐”，这是表示厌恶。

胡安国《春秋传》认为：《左传》记载公子纠，而《公羊传》和《谷梁传》说攻打齐国拥立纠，君子认为《公羊》和《谷梁》的解释是正确的。“纳”是指对方不接受而强行送入；称“入”是表示困难的词。纠不称“子”，是为了表明纠不应当继承君位；小白用“齐”来系属，是为了表明小白适宜拥有齐国。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襄公被杀，纠和小白都作为庶子出逃，而纠是弟弟，又未曾被立为太子。查考史书，周公诛杀管叔、蔡叔以安定周朝，齐桓公杀死他的弟弟以返回国家，这是纠年幼而小白年长，小白拥有齐国是适宜的。适宜却为什么不称“公子”？因为在国内没有继承的依据，向上没有禀告天命，所以用王法断绝了他。

集说：范宁说：“《春秋》对于国内身为大夫的公子才记载其出逃，子纠不是大夫，所以不记载他的出逃。郑忽既已受命继承君位，所以记载他的出逃。那么，如果不是嫡嗣，官职也不是大夫，都是体例所省略的。所以许叔、蔡季、小白、重耳通常也不记载出逃。”何休说：“三年溺防齐国军队攻打卫国，所以贬低而直呼其名；四年鲁庄公和齐人在郜地狩猎，所以卑称齐人为‘人’。现在亲自拥立仇人的儿子，反而厌恶他回来得晚，恩义相违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范宁认为：“仇人是没有时候可以与之交往的，纵然拥立他迟缓，又不能完全保全仇人的儿子，这足以厌恶国内吗？”那么干时之战不避讳战败，齐国人捉拿子纠并杀了他，都不回避其文辞，如实记载其事，国内的大恶不需要贬斥断绝，就已经明显了。二十四年鲁庄公到齐国亲迎，也是这类情况。厌恶国内的说法，传文或许有失。杜预说：“两位公子各有党羽，所以虽然结盟迎接子纠，应当必须攻打才能让他进入。又因为出逃在小白之后。小白称‘入’，遵循国家迎接他的文辞，本来没有君位。”孔颖达说：“昭公十三年传称桓公有国、高傒作为内部主事，那么国子、高傒是小白党羽。他们迎接小白既早，庄公送子纠又迟。庄公攻打齐国拥立子纠，刚行动就记载；小白进入齐国，得到报告才记载，所以到达齐国时在小白之后。传例说：‘凡是离开国家，国家迎接而立他为君称为入。’小白称入，遵循国家迎接他的文辞，因为他本来没有君位。如果本来有君位，就应当说‘复归’。”孙复说：“夏季庄公攻打齐国拥立子纠，说齐小白进入齐国，是小白争夺君位。称‘入’的，都不是世袭嫡子。”刘敞说：“《公羊传》说：‘纳是进入的辞令，不是纳的辞令，能否进入还不可知，不是进入的辞令。’又说：‘攻打而说纳，是还未能纳。’也不对。有攻打而纳的，有包围而纳的，有未曾攻打、未曾包围而纳的，各自根据事实记载罢了。纠不称公子，是君前臣名的原则，不对。纠失国在鲁国，本来不是鲁国臣子，为什么要以君前臣名责备他呢？况且如果称公子纠，就可以说不是君前臣名吗？又说：‘用国氏的，是当国。’不对。凡是说当国的解释，都没有通例，不能条贯。”孙觉说：“《春秋》的道义，纳是不宜纳的。桓公在齐国被杀，齐国与鲁国，有不共戴天之仇。仇敌的国家，没有时候可以与之交往。庄公忘记君父的大仇，攻打齐国而拥立仇人的儿子，记载说纳，是不宜纳。”程颐说：“桓公、子纠，是襄公的两个儿子。桓公是哥哥而子纠是弟弟，襄公死，那么桓公应当继承。《春秋》记载桓公，就说‘齐小白’，是说应当拥有齐国；对于子纠，就只说纠，不说齐，是因为不应当拥有齐国；不说子，不是君的嗣子。《公羊》《谷梁》并注四家都记载纳纠，《左传》单独说子纠，是错误的。然而记载‘齐人取子纠杀之’，齐国大夫曾经与鲁国在蔇地结盟，既拥立纠为君，又杀了他，所以记载子，这是两罪。”胡铨说：“齐国不接受子纠，而庄公一定要拥立他，所以先记载‘庄公攻打齐国’，显示齐国不接受子纠；接着记载‘纳纠’，显示庄公偏袒仇人的儿子。”朱熹说：“程子用薄昭的话证明桓公是哥哥，那么荀卿曾说桓公杀兄以争国，而他的言论本来在薄昭之前了，大概不可以此证明其必然。只以《公羊》《谷梁》《春秋》所记载的文辞为依据，而参考夫子回答子路、子贡的话来判断，就可以了。大概圣人对于人，不以罪掩其功，也不以功掩其罪。现在对于管仲只称其功，不说其罪，那么可见不死无害于义，而桓公、子纠的长幼也就随之明白了。”又说：“管仲之所以不死，正是以小白是哥哥而子纠是弟弟。如果让纠是哥哥而应当继承，那么齐国的士人，君臣的道义就无处逃避了。”陈傅良说：“凡是纳所宜纳的都不记载，一定是不宜纳然后才记载。襄公是我的仇人，而拥立他的亡公子以为恩德，这是纳不宜纳。”吕大圭说：“攻打齐国拥立

译纠，想要拥立他但实际上未能拥立，所以拥立并得以进入国都的就记载国名，如楚国人拥立顿子于顿国、楚国人拥立公孙宁和仪行父于陈国就是这样。未能得到国都而只进入城邑的就记载城邑名，如齐国高偃拥立北燕伯于阳地、晋国赵鞅拥立世子蒯瞆于戚地就是这样。庄公拥立子纠，从国都来看小白已经即位为君，从城邑来看纠未能进入，所以只记载“纳”以表明他不能拥立。张洽说：“《左传》写作‘纳子纠’，现在依从《公羊传》、《谷梁传》写作‘纳纠’。”考证《正义》说：“现在定本中有‘子’字，就知道《左传》古本也写作‘纳纠’。”又说：“庄公忘记了齐国的仇恨而拥立其公子，而且所拥立的人不正当，所以特别记载‘纳纠’以归罪于他。桓公应当即位而记载‘入’，是因为没有周天子的命令。”赵与权说：“鲁庄公讨伐齐国似乎是对的，可惜他是为了拥立纠。假如把这次军事行动转变为复仇之师，鲁国大概就差不多了！《春秋》记载其缘故，是因为他不是为了复仇于齐国而是为了恩惠于齐国。”吴澄说：“齐国人起初想要迎接纠，后来掌权的人知道纠不如小白，所以拒绝纠而召小白，先进入国都并拥立他为君。小白的即位，大概是齐国公众为了国家社稷的考虑，那么小白就是齐国共同拥戴的人，而纠只是鲁君私下拥立的人，所以说‘齐小白’，意思是说他应当做齐国的国君。‘入’是难词，虽然是齐国大夫想要拥立的人，但是有鲁国军队前来讨伐、拥立纠争夺国君之位，所以小白也借助莒国的军队护送才得以进入齐国，不像归那样容易。”李廉说：“《春秋》记载‘纳’有七次，都是不应当拥立的。纠不记载‘公子’，与防菑相同。庄公的讨伐作战，与晋国未能拥立不同。纠、防菑以庶子身份记载‘纳’，蒯瞆以世子身份也记载‘纳’，是因为蒯瞆没有亲近之人的罪过更大。蒯瞆得以记载‘世子’，而纠、防菑不记载‘公子’，是因为记载‘世子’以彰显灵公的过失。楚国拥立顿子、拥立公孙宁和仪行父，齐国拥立北燕伯，都是国内不接受的意思。纠、郜鼎与此义相同。”又说：“公子进入国都而连系国名的，如齐小白、莒去疾、齐阳生，都是应当拥有国位的人。”汪克宽说：“杜预注小白是齐僖公的庶子，子纠是小白的庶兄。《公羊传》认为小白称‘入’是篡位的词，《谷梁传》认为小白不让位于子纠，司马迁《史记》排列小白在子纠之后，都认为子纠是哥哥、小白是弟弟，而且都说都是齐僖公的儿子。韩宣子也说齐桓公是卫姬的儿子，受齐僖公宠爱，而程颐说他是齐襄公的儿子。根据《左传》公子小白、公子纠在齐襄公即位时而言，现在考证小白、子纠，他们是齐僖公还是齐襄公的儿子则不可考，然而根据经文考证，忽连系郑国而突不连系郑国，羁连系曹国而赤不连系曹国，这是嫡庶的区别；防菑不连系邾国而记载‘弗克纳’，这是长幼的区别。现在小白连系齐国，这是郑忽、曹羁的例子；纠不称‘子’而称‘纳’，这是防菑的例子。这样看来，小白应当即位而纠不应当即位，就很明白了。根据经文辨别传文的真伪，那么《公羊传》、《谷梁传》、杜预的注释就不可信了。况且孔子大力称赞管仲的功绩，而不责备他忘记君主侍奉仇敌，区分长幼、是非，难道不是明显可见的吗！鲁庄公忘记仇恨而拥立其公子，拥立年幼的夺取年长的，兴师动众来辅助不正当的人，最终导致失败。记载‘公伐齐’，记载‘纳’，罪恶就显明了。”又说：“有应当进入而说‘入’的，是难词；有不应当进入而说‘入’的，是逆词。许叔的进入、小白的进入，是应当进入的；郑突的进入、卫朔的进入，是不应当进入的。”齐阳生进入齐国，与此书法虽然相同，但是下文记载‘陈乞弑荼’，就知道阳生的进入是为了篡夺荼的君位。读经文应当结合上下文来看】

译查考《左传》经文，鲁庄公伐齐以接纳子纠，经文将“子”系于“纠”前而不系于“小白”，这是以子纠为兄的缘故。《公羊传》《谷梁传》经文虽然称“纠”而不系“子”，但《公羊传》认为纠适宜做国君，《谷梁传》认为纠可以立为国君，也是以子纠为兄。三部传注及疏都没有不同的说法。在其他书籍中可见到的，荀卿说桓公杀兄，《史记》将纠排在小白之前，大概都是以子纠为兄。唯独薄昭给淮南王的信中说齐桓公杀弟，韦昭注说：“子纠是兄长，说弟弟是避讳。”赵汸说：“当时汉文帝对淮南王来说是兄长，所以避讳兄长而言弟弟。”那么薄昭所说的只是一时迁就的话，而不是不可改变的定论。程颐及胡安国根据《公羊》《谷梁》经文称“纠”而不系“子”，于是直接以纠为弟，而各家多沿袭此说。《公羊》《谷梁》的传，是用来解释经文的，取经文而违背传文，不担心进退都没有依据吗？朱熹《论语或问》引用程颐的说法，而他答复潘友恭的信又引用荀卿杀兄的话，并以薄昭所说的为未必如此，大概是两说并存而没有偏袒任何一方。现在因此跟随朱熹而两说并存。再考证叔向说齐桓公是卫姬的儿子，受僖公宠爱；《史记》说襄公的次弟是纠，次弟是小白，又说小白母亲是卫女，说法与叔向相同。杜预说小白是僖公的庶子，子纠是小白庶出的兄长，这都是以纠与小白为僖公的儿子。唯独《谷梁传》说无知弑杀襄公，公子纠、公子小白出逃。啖助、赵匡主张《谷梁传》的说法，认为襄公被弑，两位公子才出奔，以两位公子为襄公的儿子。程颐及胡安国都主张此说。两种说法未详究哪个正确，也一并保留。

秋季七月丁酉日，安葬齐襄公。

集说【杜预说：“九月才安葬，是因为动乱的缘故。”张洽说：“无知已经被诛杀，可以安葬了。”陈际泰说：“王姬去世，不得不记载去世；安葬齐襄公，不得不记载安葬。”】

八月庚申日，与齐国军队在干时交战，我军大败【干音干，干时，杜注：齐地。时水在乐安县界，支流旱季就干涸，所以叫干时。现在乐安故城在山东青州府博兴县北，时水在县城南】《左传》【军队与齐国军队在干时交战，我军大败。庄公丢失了戎路车，换乘传车返回。秦子、梁子拿着庄公的旗帜在下道躲避，因此都停止了追击】胡传【查考《左传》：在干时交战，庄公丢失戎路车，换乘传车返回，那么大败的是庄公。能与仇敌交战，即使失败也是光荣，为什么不说庄公？是贬低他。庄公本来忘记亲仇，想要接纳仇人的儿子，谋划安定他的国家，不是为了复仇而与他交战。因此隐去庄公以表示贬低。如果以复仇为名起事，那么这场战争是正义之战，应当记载庄公，冠于“败绩”之上，与沙随之不得相见、平丘之不参与盟会相比，以示光荣。唯独不以复仇交战，因此隐去庄公以加重贬低他忘记亲仇的罪过，其义理深切明显】

集说【赵匡说：“国内战败不记载，这里记载，是因为接纳仇人导致军队失败，以此厌恶国内。”刘敞说：“这里说失败是什么意思？庄公逃脱被俘。交战而大败，大概仅仅然后才免于被俘。军队失败，是耻辱；逃脱被俘，是羞辱。耻辱可以说，羞辱不可说。”《公羊传》说：“国内不说失败，这里说失败，是因为伐齐失败。”不对。如果鲁国确实以复仇而战，《春秋》不应该不记载庄公；如果以复仇者在下位，所以不记载庄公，《春秋》难道会剥夺人臣子的意愿吗？臣子有善行，说君主施行，那么君主也是善的，怎么因为复仇者在下位，就不把美名归于庄公呢？程颐说：“及齐师，不是卿。庄公交战避讳失败，凡说败绩，是大败。小小的胜负不记载。”赵鹏飞说：“《春秋》国内交战没有记载败绩的，都是为之避讳。现在干时之战，对内忘记父仇，对外为齐国接纳不当立的国君，庄公的过错，不只是日食月食那样，是终身的罪过，还值得避讳吗？或许认为我伐齐有复仇的名义，所以圣人赞同，不避讳失败。唉！庄公所接纳的是仇人的儿子，而名为复仇，有这种道理吗？”汪克宽说：“记载齐师、记载我师，那么不是军队少了。上文记载庄公与齐大夫结盟、庄公伐齐，那么这场战争是庄公参与的，不待考证传文就知道。但不记载庄公而以微贱者的言辞及战，是为了彰显庄公志向在于接纳纠，而不在于敌对仇人。经文记载国内交战三次，记载失败外师八次，说失败的是胜，彼说交战的是被彼所胜。国内避讳失败，说交战就是失败了，所以奚、升陉都不说败绩。升陉避讳庄公，不记载，是为庄公避讳失败。唯独这里记载败绩。”湛若水说：“鲁与齐的仇敌，不共戴天。庄公忘记复仇的道义，为了接纳纠而与他交战，其道已经颠倒了，怎么能不失败。季本说：“庄公辅助邪僻夺取正统，志在必争。干时之战，记载及在鲁，以显示齐人本不欲战，而鲁决求一逞。”王锡爵说：“齐，仇敌国家，而为之纳君，即使导致失败，谁怜悯他”】

九月齐国人抓获子纠并杀了他。

《左传》【鲍叔率领军队来，说：“子纠，是亲属，请君主讨伐他。管仲、召忽，是仇敌，请接受他们以称心。”于是杀了子

译纠在生窦被杀，召忽为他殉死。管仲请求做囚犯，鲍叔牙接受了他，到了堂阜才给他解除囚禁。鲍叔牙回国后向齐桓公报告说：“让管夷吾在髙傒手下任职，让他做宰相是可以的。”齐桓公听从了他的建议。

译生窦，杜预注：鲁地。《史记》作“笙渎”。贾逵说：是句渎。如今山东兖州府曹州以北有句阳古城，就是句渎的故地。堂阜，杜预注：齐地。东莞蒙阴县西北有夷吾亭，鲍叔牙在此解开夷吾的束缚，因此得名。如今堂阜在山东青州府蒙阴县西北。

《公羊传》说：“为什么要用‘取’字？这是为鲁国掩饰的说法。意思是齐国胁迫我们，使我们杀了他。”

《谷梁传》说：“对外国不称‘取’，称‘取’，是责备鲁国。‘取’，是轻率的言辞，意思是说取了子纠来杀他罢了。十户人家的小邑，可以逃避灾难；百户人家的邑，可以隐藏死者。凭借拥有千辆兵车的鲁国，却不能保全子纠，这是把过错归咎于鲁国。”

胡安国《春秋胡氏传》说：“‘取’，是不义的措辞。此前记载‘纳纠’，不称‘子’，是为了表明他不应当被立为国君；这里记载‘杀纠’，又称‘子’，是为了表明他不应当被杀。或剥夺或给予，在道义上各自安顿，这是《春秋》的精微意旨。仁爱的人对待兄弟，不隐藏愤怒，不积存怨恨，只是亲近爱护罢了。子纠虽然争夺君位，但身处他国，置之不问是可以的。一定要向鲁国请求杀了他，然后心里才痛快，他的不仁也太过分了！后世以传位禅让为名而夺取国家的人，必定要杀掉原来的国君以统一人心、防止后患，用意与此相同，流毒难道不远吗！所以孟子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孔子的门徒，没有谈论齐桓公、晋文公事迹的。”

集说：贾逵说：“称‘子’，是怜悯他。”刘敞说：“这是鲁国人杀的，那么说齐国人‘取’他是什么意思呢？是深责齐侯。在国内私纳别国公子而夺取政权，在国外打败别国军队而胁迫对方，这不过是取了子纠来杀他罢了。”苏辙说：“子纠的死，是鲁国杀的。说齐国人取子纠杀他，是什么意思呢？不认可齐国人让鲁国杀他的亲人，所以让齐国人承担罪责，并且说拥有国家却不能庇护一个人，这也是责备鲁国。”《公羊传》说：“称子纠，是认为他应当为国君。”有人根据《公羊传》补充说：“这是杀未逾年的国君。”子纠、小白争夺国家，不知道谁应当为国君。不知道谁应当为国君，接纳了却未能进入齐国，就认为他是未逾年的国君，可以吗？高闶说：“桓公杀子纠，记载‘齐人’，是连同齐国国人一起定罪。记载‘取’，是加重杀他的罪责。”张洽说：“子纠，是齐桓公的兄弟。因为他不应当争夺而争夺君位，就是罪过；因为他是骨肉至亲，就不应该杀。作为齐桓公，应当列举他的罪过告诉众人，并且明示亲近爱护亲人的道义而保全他的生命，这样恩义就两全了。杀兄弟应当直书国君，而称‘齐人’，是因为在废立之际，杀生予夺，寄托在当国大臣手中，毫厘之差，谬误如天壤之别。如今齐国大夫起初因为子纠是先君之子而盟誓想要立他，起初谋划不审慎，已经是罪过了；等到桓公得到国家，又不体恤君臣天伦之恩，听从议亲的律令赦免他的罪过，而一定要杀他，废兴生死，轻率太甚了。所以在子纠前加‘子’字，又记载‘齐人’，记载‘取’，记载‘杀’，来责备他们举国君臣忘却亲人、丧失道义的罪过。”家铉翁说：“这是桓公杀的，而记载齐国人杀子纠，是以路人对待他，断绝他的天伦关系，所以大大诛斥他。鲁国不能接纳子纠，又让他接受并甘心于此，鲁国也有罪了。”吴澄说：“齐国立小白，鲁国也立子纠，与小白争夺国家。小白立为国君而鲁国军队撤回，那么子纠只是一个寄居在鲁国的逃亡公子罢了，有什么罪过而齐国想要杀他呢？如今齐国有国君而鲁国又立子纠，这是齐国有两个国君了，形势本来就不能两立。鲁国军队战败，力量不敌齐国，所以齐国声讨子纠争夺国家的罪过，逼迫鲁国杀他。鲁国不能庇护，于是杀他在生窦。杀他的是鲁国，但遵从齐国的命令，这就像是齐国人从鲁国取了他，鲁国把他交给齐国而杀他罢了。所以表明子纠的死，都是鲁国的罪过。”李廉说：“子纠的书法与子般、子野相同，所以《公羊》、《谷梁》都认为他尊贵而应当立为国君。殊不知之前不称‘子’，是责备子纠违背天伦之义；这里又称‘子’，是责备桓公违背天伦之恩。”汪克宽说：“王者的道，从修身正家，到治理国家。桓公杀子纠，晋文公杀怀公，来夺取国家。至于子纠、怀公论长幼次序，虽然不应当立，但桓公、文公杀他们也是不对的。凭借这个得到国家而称霸诸侯，他们的根本就已经不正了。这是孔子门下五尺童子羞于称说五霸的原因。杀怀公的事不见于经书，不是认为它好，是旧史没有保存罢了。”邵宝说：“鲁国正伐齐纳纠，如今取来杀他，怎么这么容易！意图出于齐国而把讨伐归咎于鲁国，想欺骗谁呢？”又说：“子纠虽然不应当立，但无可杀。所以接纳他不称‘子’，杀他称‘子’。称‘子’而可以杀，谁不可以杀呢？这是齐国人的罪过，与鲁国有什么关系？取他的是齐国，听从的是鲁国。”季本说：“杀子纠不记载地点，是杀在鲁国。子纠的灾难，召忽为他而死，而《春秋》不记载，大概是因为子纠是弟弟，桓公是哥哥。召忽辅佐子纠，所侍奉的已经不正了。孔子把他比作匹夫匹妇自缢于沟渠而不知道，可以作为万世的公案了。”黄正宪说：“鲁庄公纳纠有四条罪过：忘记仇恨、以德报怨是一，辅佐邪恶、伤害正义是二，事态已定又开战是三，已经接纳又杀他是四。”张溥说：“郑

译庄公在平定共叔段时，只是让他在四方糊口度日罢了，《春秋》尚且厌恶他存有杀心。小白既然已经做了国君，公子纠避开他是可以的，却一定要抓来杀掉他，这说明公子纠的罪过比太叔轻，而小白比郑庄公更残忍。在蔇地结盟时，鲁国答应接纳公子纠，在干时战败后，就听从齐国杀害了公子纠。当初结盟时，不知道选择道义；战败之后，不知道坚守信用。鲁国从此便成为齐国的附庸了，疏浚洙水来防备，又有什么益处呢？

译冬天疏浚洙水。【洙，音殊】

《公羊传》：【洙水是什么？是水。疏浚它是什么意思？是加深它。为什么要加深它？是畏惧齐国。为什么畏惧齐国？是为了推辞杀害公子纠的责任。】

《谷梁传》：【疏浚洙水，就是加深洙水，这是用力不足的表现。】

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巩固国家以保护百姓为根本，如果轻率地使用民力，胡乱兴办大工程，国家的根本一旦动摇，即使有长江、大河这样的险要地带作为封疆界限，有洞庭、彭蠡、黄河、汉水这样的险阻，尚且不足以依靠，何况是洙水呢？史书记载“疏浚洙水”，表明鲁庄公在守国的次要事务上劳役百姓，却不知根本，作为后世的警戒。】

《春秋集说》：【孙觉说：“《春秋》的大义，凡是兴办工程，记载下来，都是指责其罪过。”张洽说：“洙水在鲁国北部，是齐国攻打鲁国的道路。鲁国虽然杀了公子纠，仍然存有畏惧齐国的心思，所以疏浚洙水使其加深，以防备齐军到来。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表明鲁国不能明察政令刑罚、团结人心，使大国畏惧，反而重重地劳役民力，致力于依靠深险的地势来守卫自己，不知道这样无益地困害百姓。古人那种修缮房屋、加固门窗的预备之意，不像这样浅陋。”汪克宽说：“城墙、护城河，是有国家的人不可废弃的。然而有应当守卫且不可不守卫的，也有不必仅仅依靠守卫的。《春秋》记载灭下阳，记载筑虎牢，是责备虢国、郑国不能守卫；记载疏浚洙水，记载在国内修筑城邑共十四次，是用来责备鲁国仅仅依靠守卫，而重重地困害民力。”湛若水说：“不该兴办却兴办了，即使时机合适，也是不对的。】

【丁庄王十酉三年】鲁庄公十年【齐桓公二年、晋缗公二十一年、卫惠公十六年、蔡哀侯十一年、郑厉公十七年、子仪十年、曹庄公十八年、陈宣公九年、杞靖公二十年、宋闵公八年、秦武公十四年、楚文公六年】

春季周历正月，鲁庄公在长勺打败了齐国的军队。【勺，音酌。长勺，杜预注说是鲁国的地名。路氏说：“周成王把商朝的六个氏族赐给鲁公，其中有长勺氏、尾勺氏，这是商朝百姓居住的地方。”】

《左传》：【鲁庄公十年春天，齐国的军队攻打我国。鲁庄公准备迎战，曹刿请求拜见。他的同乡说：“当权的人自会谋划这件事，你又何必参与呢？”曹刿说：“当权的人目光短浅，不能深谋远虑。”于是入朝拜见。曹刿问：“您凭借什么条件作战？”鲁庄公说：“衣食这类安身的东西，我不敢独自专有，一定把它分给别人。”曹刿回答说：“小恩小惠没有遍及百姓，百姓不会跟从您。”鲁庄公说：“祭祀用的猪牛羊和玉帛，我不敢虚报，一定对神诚实。”曹刿回答说：“小信用未能使神信服，神不会赐福给您。”鲁庄公说：“大大小小的诉讼案件，虽然不能一一明察，但一定根据实情处理。”曹刿回答说：“这是尽了本职的一类事情，可以凭借这个条件打一仗。作战时请允许我跟随您。”鲁庄公和他同乘一辆战车，在长勺与齐军交战。鲁庄公准备击鼓进军，曹刿说：“还不行。”齐军击了三次鼓，曹刿说：“可以了。”齐军大败。鲁庄公准备驱车追击，曹刿说：“还不行。”他下车查看齐军车轮的痕迹，又登上车前的横木远望齐军，说：“可以了。”于是追击齐军。战胜之后，鲁庄公问其中的缘故。曹刿回答说：“作战，靠的是士气。第一次击鼓能振作士气，第二次击鼓士气就衰退了，第三次击鼓士气就耗尽了。他们的士气耗尽了，我们的士气正旺盛，所以战胜了他们。大国难以预测，怕他们有埋伏。我看到他们的车辙混乱，望见他们的旗帜倒下，所以追击他们。”】

胡安国《春秋胡氏传》：【齐军攻打鲁国，经文不记载“伐”，意在责备鲁国。以欺诈手段作战称为“败”，打败对方的一方为主语。有人说：“长勺是鲁地，齐军到达这里，所谓敌人加害于己，不得已而后应战。似乎没有罪过，凭什么受到责备呢？”善于治国的人不轻易用兵，善于用兵的人不轻易列阵，善于列阵的人不轻易交战。所以出使则有文告辞令，边境则有守御准备。至于善于列阵，德行已经衰微了，何况兵刃相接，又用欺诈谋略取胜呢？所以记载鲁国为主语以责备它，这都是扰乱国家之道，减少怨恨的方法，是王者所做的事。】

《春秋集说》：【杜预说：“齐人虽然已经列阵，鲁国用权谋诡诈拖延他们，使齐军列阵成却不能用，所以用‘未列阵’的笔法来写。”孔颖达说：“惯例称敌人未列阵叫‘败某师’，都已列阵叫‘战’。此传称齐人已经列阵，击鼓不应，称‘败齐师’，所以这样解释。《孙子兵法》说：‘誓稽之，使失其先后。’意思是拖延敌人，不及时交战，使敌人先后次序混乱。鲁国用曹刿的话，权谋诡诈以拖延齐军，使齐军列阵成却不能用，与未列阵相似，所以用未列阵的笔法。”啖助说：“凡是鲁国获胜，就说‘败某师’。”孙复说：“这是报干时之战的仇。直言‘公’，是厌恶他攻打齐国接纳公子纠，在干时丧师，不自悔过，又在此打败齐军。”张洽说：“记载‘败’而不记载‘战’，是厌恶欺诈作战。动用民力进行战争，古代有司马车战之法，定好日期，两军列阵相对，以决胜负，即使败逃，也没有大量杀戮的祸患。如果欺诈作战出其不意，或者一举歼灭敌军，那就太不仁了。庄公政令刑罚不修，治军无法度，齐军到来，用欺诈谋略侥幸获胜，《春秋》深深讥讽他。”程端学说：“不记载‘伐’而记载‘败某师’，书法与隐公十年‘公败宋师于菅’相同。”汪克宽说：“有人说庄公与敌国为敌，圣人庆幸他获胜而记载。唉！如果庄公在刚即位时，倾尽国力去问罪于齐，而有再战再胜的功劳，那就是善人了。他却怀着不能接纳公子纠的愤恨而逞其狡诈，这与敌仇有什么关系？如果认为是敌仇，那么入侵宋国两次打败宋军，宋国不是敌仇吗。】

译邵氏宝说：“所谓‘败’，是指用欺诈作战的方法去实施。有人问：齐军已经列阵而鲁军击鼓进军，这有什么欺诈可言？不知道曹刿拖延进军，正是为了实施欺诈。从后世兵家的角度来看，这可以说是必胜的计谋了。但夏、商、周三代用兵，一定不会像这样。百姓是一样的，三代之所以能秉持正道行事，难道唯独在军事上就不这样吗？这就是圣人对待这个世道的用心所在。”金氏贤说：“观察长勺之战的胜利，那么鲁国与齐国交战，我们难道完全不如对方吗？假如庄公把干时之战移到鲁桓公被弑之时，把长勺之战移到齐襄公未死之日，那么胜利是荣耀，失败也是荣耀。庄公的军队，不用来为父亲报仇，却用来拥立子纠回国，真令人感叹啊！”

译【如果外敌侵犯鲁国，根据主客关系来决定记载的取舍。意图责备外敌，就记载“来战”；意图责备内政，就记载“胜”或“败”。某国军队战败，记载为“及某师战”，这是固定的法则。鲁庄公对齐国，既忘记了仇怨而修好甥舅之礼，一旦趁着齐国丧事，接纳仇人的儿子并攻打齐国。等到齐军来讨伐，又愤然与之交战，所以《春秋》以鲁国为主，而不记载齐国讨伐。胡安国的传文认为这是意图责备鲁国，是不可更改的。有人说是怜悯鲁国长期积弱，又说是齐国是仇敌国家，所以庆幸其胜利而欢喜。然而，乘丘和鄑之战，鲁公先侵犯宋国，既没有强弱之嫌，宋国也不是仇敌国家，又欢喜什么呢，竟然也不说宋国讨伐，只记载打败宋国军队呢？所以各种异说，全部摒弃不取】

二月，鲁公侵犯宋国【这是记载“侵”的开始】

《公羊传》【为什么有的说“侵”，有的说“伐”？粗略的称为“侵”，精密的称为“伐”。交战不记载“伐”，包围不记载“战”，攻入不记载“围”，灭亡不记载“入”，记载其中较重的一项。】

集说【孙复说：“鲁公既在长勺打败齐军，又退兵侵犯宋国，与两国结怨。”刘敞说：“为什么有的说‘侵’，有的说‘伐’？没有钟鼓之声称为‘侵’，有钟鼓之声称为‘伐’。‘侵’是浅近的事；‘伐’是精密的事。”杜谔说：“《周礼》有九伐之法，倚仗坚固不服从的就侵犯它。这大概是天子命令诸侯去侵犯，不是诸侯国可以专断的。春秋时代，侵、伐、战、围很多，必须详细记录以表示讥讽。”张洽说：“庄公因为侥幸在齐国得志，于是发动无名的军队掠夺宋国边境，这就是导致郎之战的原因。”黄仲炎说：“声言罪行而讨伐其国称为‘伐’，不声言罪行而掠夺其边境称为‘侵’，就是《尚书》所说的‘侵于之疆’。《春秋》记载‘侵’、‘伐’，虽然用词不同，但都是挟私逞怒，没有王命而专擅用兵罢了。”陈深说：“凡是记载侵伐，不记载胜败，是掠夺后返回。”汪克宽说：“赵氏《纂例》驳斥三传关于侵伐的说法，而说声罪致讨”

【说：“‘伐’，没有名义出兵称为‘侵’。”然而齐桓公侵犯蔡国，刘文公侵犯楚国，难道可以说没有名义出兵吗？文定改说：“秘密出兵掠夺边境称为‘侵’。”这个解释恰当】

三月，宋人迁移宿国【这是记载迁移国家的开始】

《谷梁传》【“迁”，是灭亡的辞令。不记载地点，是因为宿国不再出现。所谓“迁”，是还没有失去国家而前往他处】

胡安国传【说“迁宿”，是因为宿国不想迁移，是被宋人迁移的。眷恋故土，是常人的大情；迁移国家，是重大的事。即使是避害就利，去危即安，尚且恐怕沉溺于众人之中，不肯顺从，何况是被强暴逼迫，不是其所愿，抛弃久住的田里，割除新迁徙处的蓬草，路途的辛劳，营建的劳累，引起怨恨咨嗟，伤害和气，难道不令人恻隐吗？肆意妄为而不顾，其不仁也太严重了！凡是记载“迁”，不再贬斥，而罪恶已经显现】集说【范宁说：“被人迁移，就再也没有国家，所以说是灭亡的辞令。闵二年齐人迁移阳国，也是这样。国家灭亡不再见于经书，不说“灭”，是因为说“灭”就杀其君主、灭其宗庙社稷，占有其地，不迁移其民。说是自己迁移的，如僖元年邢国迁到夷仪，成十五年许国迁到叶之类。”那两传说：“所谓‘迁’，是还带着国家前往。”此传云：“所谓‘迁’，是还没有失去国家而前往。”这是互文。陆淳说：“啖助说：‘凡是说“迁”的有两种含义，如宋人迁宿、齐人迁阳，是将该国移入他国境内作为附庸；如邢迁到夷仪、卫迁到帝丘之类，或是自己请求迁移，或是被强国迁移，都还是列国，所以不说某人迁移它，只说迁移到的地方，只是迁移国都罢了，不是作为附庸。’赵子曰：‘凡是非自愿而迁移的，其罪恶明显。’”孙复说：“宿是小国，天子分封它，宋人迁移它，其罪恶可知。”刘敞说：“‘迁’是什么意思？‘迁之’是什么意思？‘迁’，是其意愿；‘迁之’，不是其意愿。‘迁’，其国家还见于经书；‘迁之’，其国家不再见于经书。‘宿’是什么？是国家。”苏辙说：“凡是诸侯迁移国家，自己迁移说‘某迁于某’，被人迁移而占有说‘某人迁某’，还认为是附庸，所以不说‘灭’。”王葆说：“驱赶而归属为附庸，从此宿国不再出现，也就灭亡了。宋闵公这样做，过了三年而被贼臣杀害，难道不是天道好还吗！”许翰说：“迁移它使其没有失去国家而前往，其义理尚且难以通晓，这是王泽尚未枯竭。僖公、文公以后，有灭国，没有迁国了。”高闶说：“宿国介于宋、鲁之间，属于宋国而亲近鲁国，宋人认为它贰心于鲁国而迁移它。”胡宁说：“如果有不利，意图自己迁移，有什么罪恶呢？或是介于大国之间，被人迁移的，《春秋》怜悯它。”李廉说：“《左传》、《谷梁传》相同，《公羊传》因而认为臣属。”之之说也是而不通之词，迂僻无义，故不取。汪克宽说：“记载迁移国家城邑的有三例，自己迁移的有七例。宋迁宿，齐迁纪的郱、鄑、郚，迁阳，都是强行迁移而夺取其地的。邢迁夷仪，卫迁帝丘，许迁叶、夷、白羽、容城，蔡迁

译州来，都是把自行迁徙当作“文”（一种体例或名义）来记载的。然而只有邢国、卫国是因为受到逼迫而自行迁徙，蔡国、许国则是被别人所迁徙。如果迁徙后国家没有灭亡，就记载为“某国迁往某地”；如果迁徙后国家随即灭亡，就记载为“某人迁徙某国”。邢国迁徙后如同回到故乡一般，齐桓公因此成就了恢复灭亡国家、延续断绝宗祀的道义，这是春秋二百多年间最为善举的行为，后来没有人能继承这种做法了。

译夏季六月，齐国军队和宋国军队驻扎在郎地。鲁庄公在乘丘打败了宋国军队。

《左传》记载：夏季六月，齐国军队和宋国军队驻扎在郎地。公子偃说：“宋国军队军容不整，可以击败他们。宋国一旦战败，齐国必定撤退，请允许我们攻击宋军。”鲁庄公没有答应。公子偃从雩门偷偷出城，蒙上虎皮率先发起攻击，鲁庄公跟随他，在乘丘大败宋国军队。齐国军队于是撤退。

《谷梁传》说：“次”是驻扎的意思，表示他们畏惧我们。

胡安国说：齐国和宋国轻易调动大军，深入他国境内，放纵报复之心，确实是有罪的。鲁国人如果不用欺诈的计谋，恭敬地接受他们的辞令，两国就会离去。贪图一时的防御，却积累邻国的怨恨，这是小人的做法。所以，驻扎的一方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正当，战胜的一方也不认为自己的理由正当，两者都受到讥讽。

《集说》记载：赵匡说：“《公羊传》说：‘齐国参与讨伐但不参与作战，所以经文说“伐”。’考察经文，实际上并没有讨伐就战败了，所以不说“伐”。又说：‘我们能够击败他们，所以说“次”。’如果这样，那么只记载“败”，意义就不明白了吗？何必说“次”呢？”刘敞说：“齐国和宋国轻易使用他们的军队，扬兵整旅直接侵入他国，却不指明讨伐的对象，想要窥探利益、乘便行事，满足攻取之意，所以使鲁国人惊恐忧虑，想出奇计诈谋来自救，覆灭了他们的军队，百姓父子无辜被杀，这是君主贪利轻用军队的罪过。”杜谔说：“鲁庄公不能报仇，反而接纳子纠从而招致齐国的侵犯，又侵宋从而增多敌人，导致两国共同驻扎在郎地，鲁庄公虽然打败了宋国，不足以称美。”许翰说：“齐桓公刚即位，没有安抚百姓就轻易使用他们，因此在鲁国两次不得志。晋文公即位，五年后才使用百姓，大概是以此为鉴。”陈傅良说：“说‘次’，为什么呢？因为桓公谋求霸业尚未成功。外国军队没有记载“次”的，桓公最急切的是鲁国。如果不能得到鲁国，就不能会合诸侯。在郎地驻扎军队，是用来胁迫鲁国的。而北杏之盟没有到达，鄄地之盟没有到达，那么还没有在鲁国得志。于是记载“次”，用来显示桓公在诸侯中尚未得志。所以记载“齐师、宋师次于郎”，来记录齐国称霸的艰难；记载“楚子、蔡侯次于厥貉”，来记录楚国称霸的艰难。在这里可以知道人心了。不轻易顺从齐国，是人心还存有周室；不轻易顺从楚国，是人心还存有晋国。如果有王者兴起，天下就会归往他了。”李廉说：“齐国怨恨鲁国，始于接纳子纠；宋国怨恨鲁国，始于鲁庄公侵宋。而实际上则是齐桓公挟持宋国来谋求霸业。所以胡安国阐发了“次”和“败”的宗旨，而陈傅良深察齐宋的心思，两种说法兼用才完备。”汪克宽说：“齐国、宋国记载“师”，显示兵力强大；记载“次”，显示他们出兵没有正当理由；鲁国记载“公”、记载“败”，显示他以千乘之君的身份战胜别人却不以正道。史书记载：“在乘丘作战，马惊败绩，鲁庄公跌落，佐车递上扶手。”那么虽然能战胜宋国，鲁国也危险了。这就是《春秋》目视鲁庄公并讥讽他的原因吧。”

秋季九月，楚国在莘地打败蔡国军队，把蔡侯献舞带回去。

《左传》记载：蔡哀侯从陈国娶妻，息侯也从陈国娶妻。息妫将要回娘家，经过蔡国。蔡侯说：“这是我的姨母。”留住她并会见她，不以宾客之礼相待。息侯听说后，愤怒，派人告诉楚文王说：“攻打我，我向蔡国求救，然后攻打他们。”楚文王听从了。秋季九月，楚国在莘地打败蔡国军队，把蔡侯献舞带回去。

《公羊传》说：蔡侯献舞为什么称名？断绝他。为什么断绝他？因为他被俘获。

《谷梁传》说：说“败”是什么意思？解释蔡侯被俘获。说“以归”，比“执”要好一些。

胡安国说：蔡侯为什么称名？断绝他。凡是记载“败”、记载“灭”、记载“入”而把他们的君主带回去，都称名，是因为他们沦为臣虏，所以断绝他们。像蔡献舞、潞婴儿、沈嘉、许斯、顿牂、胡豹、曹阳、邾益之类的就是这样。楚国人灭夔，把夔子带回去，唯独不称名，是因为夔子无罪被讨伐，虽然国家灭亡、身为臣虏，但他的义理正直，言辞起初不服，所以唯独给他爵位而不称名。《春秋》的法度，诸侯不称名，失去土地就称名，把他比作卑贱的人，想让有国家的君主战战兢兢，长久保持富贵，没有危险过分的行径。

《集说》记载：孔颖达说：“荆和楚是一木二名，所以作为国号，也得到两个名称。整个庄公时期，经文都记载“荆”。僖公元年，才记载“楚人伐郑”，以后常称“楚”。”又说：“《谷梁传》说：‘以归，比“执”要好一些。’杜预在隐公七年注中说：‘只说“以归”，不是“执”。’那么“以归”，只是将和他一起回去，不被囚禁，耻辱比“执”轻。”孙复说：“荆自从方叔薄伐之后，进入春秋时期祸害更甚，圣王不出现，所以这样。”高闶说：“王室衰微，不能自救。齐桓公刚即位，威令不行，所以荆人强暴，敢于肆意施毒。”朱熹《语类》说：“荆楚起初记载国名，进称为“人”，是从卑称。后来逐渐强大，所以……”

译称爵。」吴氏曰：「蔡侯被楚国俘获，被带回去，留在楚国九年，到鲁庄公十九年去世。」李氏廉曰：「楚文王在鲁庄公四年即位。当时，他继承楚武王的功业，国内有邓曼作为母亲辅佐，国外有令尹鬭祁、莫敖屈重等作为臣子辅佐，因为防备汉水弯曲处，随国人不能趁丧乱之机进犯，邓国断绝祭祀而三个外甥无法图谋其暴行，于是楚国的势力不可阻挡了。鲁庄公十年，齐桓公正图谋鲁国以在东边称霸，而楚国也俘获蔡侯以在南方争强，所以俘获国君、灭亡国家的祸患，都始于这一年。」又说：「《春秋》记载‘荆’开始于此，记载‘荆人’开始于鲁庄公二十三年，记载‘楚人’开始于鲁僖公元年，记载楚国大夫姓名开始于鲁僖公四年，记载‘楚子’开始于鲁僖公二十一年。」汪氏克宽曰：「《史记》记载：『周文王封祝融的后裔熊绎于楚蛮之地，封给他子男爵位的土地。周夷王时王室衰微，熊渠深得江汉之间百姓的拥戴，熊渠自立为王。周厉王暴虐，熊渠畏惧其讨伐，去掉了王号。』传了十一代到熊通讨伐随国，派人请求周王室尊他为王，周王不听从，于是熊通自立为武王。他的儿子文王开始强盛，欺凌江汉之间的小国，打败蔡国，就是在这个时候。《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记载‘荆’是以州名举国，杜预认为‘荆’是其本来的称号，后来改为‘楚’。现在考察《檀弓》说孔子将要去荆地，《晋语》中叔向说荆国打败了我们，那么‘荆’或许是楚国旧有的称号。然而《商颂》称‘荆楚’，那么荆改号为楚已经很久了。或许像郳改号为小邾却仍然称郳，申称滕、薛、郳一样，大概是《春秋》简略，所以举其旧称罢了。曾经考察靠近楚国的国家，自从申、息等国灭亡后，只有陈、蔡两国与楚国邻近，所以这两国屡次遭受侵伐，且被灭国而仅存。蔡国的国君自献舞以下，死在楚国的有三位。《春秋》记载楚国的祸患，以‘荆败蔡’开始，以‘楚公子申伐陈’结束，圣人大概是为此感到悲伤啊】

译冬季十月，齐国军队灭掉了谭国，谭国国君逃奔到莒国。【这是灭国的开端。谭，杜预注：谭国在济南平陵县西南。如今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东南七十里有谭城。】

《左传》说：【齐侯出逃时，经过谭国，谭国不以礼相待。等到齐侯回国时，诸侯都来祝贺，谭国又没有来。冬季，齐国军队灭掉谭国，是因为谭国无礼。谭国国君逃奔到莒国，是因为两国曾有同盟的缘故。】

《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记载谭国国君出奔？因为国家已经灭亡，没有地方可以出奔了。】

胡安国的《春秋胡氏传》说：【记载灭国又记载国君出奔，是责备国君没有为国君之位而死。不记载出奔，是因为国家灭亡没有地方可去。国家灭亡，自身逃奔，不能守住富贵，为什么还要记载他的爵位呢？因为他没有应当被灭的罪过，遭受横暴势力的侵犯，而力量不能取胜，以至于出奔，这也是不幸罢了，其中的道义大概还没有断绝。查考《左传》，齐侯出逃时，经过谭国，谭国不以礼相待。等到齐侯回国时，诸侯都来祝贺，谭国又没有来。责备它失掉侍奉大国的礼节是可以的，因此就被灭国可以吗？齐国军队灭掉谭国，谭国国君逃奔到莒国。楚国人灭掉〇国，〇国国君逃奔到黄国。秋季，灭掉温国，温国国君逃奔到卫国。这三个国家之所以都保留其爵位，不把它当作失地的君主而直呼其名，是因为这样。然而吴国灭掉徐国，徐国国君章羽逃奔到楚国，为什么唯独直呼其名？查考《左传》，吴国攻打徐国，徐国国君剪断自己的头发，带着夫人去迎接吴国国君，已经屈服之后才逃奔，哪里还有复兴国家的志向呢？唯独直呼其名，是用来断绝他的道义。《春秋》的道义，虽然在于抑制强暴、扶持弱小，又责备弱小者不自己努力行善，所以它的书写体例就是这样。】

集解说：【范宁说：‘谭国国君国家灭亡而不直呼其名，大概是因为没有罪过。凡是记载出奔，都是责备没有为社稷而死。’孙觉说：‘《春秋》的法则，灭国有三种情况。国家灭亡而其国君为它而死的，只记载灭，庄公十三年齐国人灭掉遂国就是这样。国家灭亡而其国君出奔的，记载出奔，齐国军队灭掉谭国，谭国国君逃奔到莒国就是这样。灭掉它的国家，把它的国君带回去的，记载归，僖公二十六年楚国人灭掉夔国，把夔国国君带回去就是这样。《春秋》的道义，就其可以责备的地方责备他，不责备他不能做到的。强大的国家，用武力加于弱小的诸侯，灭掉别人的国家而杀死别人的国君，其罪不容诛。国家为之灭亡而自身为之死亡的，并非没有罪过，圣人正要严厉谴责灭国者的罪过，不得不稍微宽缓对死者的责备，所以灭国而其国君为它而死的，只记载说灭，不再写出死者的名字，以严厉谴责灭其国而杀其君的人。土地不能守住，宗庙社稷不能保全，爱惜自己的性命而逃奔在外的人，就记载灭又记载出奔，罪责他不能为社稷而死。国家为之灭亡，而百姓成为别人的所有，宗庙祭祀又不能保全，这是有不同于天的仇敌，却只苟且保全自身，跟随别人回去而成为臣子，大概其罪不可胜诛，所以记载灭又记载归，又直呼其名。灭人国家的人，其情况有三种，而其罪过是一样的。被人灭掉的人，其罪过的轻重有三类。这就是《春秋》辨别罪恶深浅，而显示诛责轻重的原因。’胡宁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只是采用不正当的手段，像谭国有怨恨就灭掉它，鄣国可以夺取就降服它。如果学习圣人，那么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而得到天下，也不做。’薛季宣说：‘五霸中，桓公最为强盛，威逼凌辱诸侯以图谋霸业，首先灭掉天子分封的诸侯以显示威风，儒者不称道他，是应该的！’陈傅良说：‘记载灭国从这里开始。纪侯大去，宋人迁移宿国，还不能说是灭，必定像齐桓公之后才可以说是灭。那么灭国是从齐桓公开始的吗？在此之前就有了，为什么把首灭的罪责归于齐？如果没有桓公，那么灭国的祸患不会接连不断地发生在天下。《春秋》记载灭国三十六次，都是五霸造成的。’张洽说：‘齐桓公正有志于在天下执政，不仅不能兴复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反而因为私人怨恨而覆灭小国，其罪过太大了。’李廉说：‘啖子曰：‘凡是灭国，直接记载灭的，罪责灭国者甚于被灭者，说的是力量屈尽而死。’像萧、邢之类，那么遂、黄、顿、江、六、庸、舒蓼、甲氏、留吁、舒庸、莱、舒鸠、赖、蔡、州来、巢，不记载国君出奔，应当归入这一类。凡是记载灭又记载其国君出奔的，就两方都罪责，并且责备他没有为社稷而死，像谭、〇、温、徐之类就是这样。凡是记载灭又记载以归，又直呼其名的，既责备他没有死节，又没有复兴的志向，像潞婴儿、沈嘉、许斯、顿牂、胡豹之类就是这样。记载灭鄫，不是灭而记载灭；下阳，不应当记载灭而记载灭，那么又是变例。把偪阳子带回去不记载，陆浑子逃奔到楚国不记载，是免除他的罪过。胡髠、沈盈，一战而自身和国家都灭亡。楚国灭掉陈国不记载所逃奔的地方，陈国没有国君。夔国国君不直呼其名，是因为没有罪过。徐国国君直呼其名，是因为自己屈节。以上胡氏都采用啖子的说法，所以详细记录。《左传》说：‘动用大军叫灭。’《公羊传》说：‘灭，是亡国的好听说法，上下同心协力。’都可以讲通。《外传》说：‘军队攻占谭、遂而不占有。’意思是把土地分给诸侯，大概是夸大桓公的言辞。’汪克宽说：‘齐桓公图谋霸业的初期，灭掉谭国、灭掉遂国、降服鄣国、迁移阳国，专门用威力凌暴小国，以恐吓天下的诸侯。他后来虽然能保存三个灭亡的国家，但功劳不足以掩盖过错。《春秋》记载荆在莘地打败蔡国军队，把蔡侯献舞带回去；齐国军队灭掉谭国，谭国国君逃奔到莒国。’】

译谭国，谭子逃奔到莒国，那么齐桓公也就是像熊赀那样罢了，不必贬斥绝笔，其恶行自然显现。

译【鲁庄王十年】十一年【齐桓公三年、晋缗公二十二年、卫惠公十七年、蔡哀侯十二年、郑厉公十八年、子仪十一年、曹庄公十九年、陈宣公十年、〇靖公二十一年、宋闵公九年、秦武公十五年、楚文公七年】

春季，周历正月。

夏季五月戊寅日，鲁庄公在鄑地打败了宋国的军队【鄑，音子斯。鄑，杜预注为鲁国地名，应当在今兖州府境内，与元年记载的都昌县西的鄑是两个不同的地方】

《左传》【十一年夏季，宋国因为乘丘之战的缘故侵犯我国。庄公率军抵御。宋军还没有摆好阵势，鲁军就迫近攻击，在鄑地打败了他们。大凡军队作战，敌人没有摆好阵势而击败他们，称为“败某师”；双方都摆好阵势而交战，称为“战”；大败溃逃，称为“败绩”；擒获敌将，称为“克”；包围并击败他们，称为“取某师”；京师军队战败，称为“王师败绩于某”】

集说【孙复说：“这里记载五月戊寅日庄公在鄑地打败宋军，是强调其严重性。庄公在两年之中，三次击败齐、宋的军队，可以说是很严重了。”王葆说：“宋国已经战败却不知惩戒，鲁国已经获胜却不知停止，这种好战的行为太严重了。”张洽说：“宋军两次来犯两次战败，兵祸很快波及到他们的国君；鲁国虽然两次获胜，但国家也因战争而困顿了。”赵与权说：“宋国是报复的军队，屡次作战不胜，可以停止了。庄公以兵事开启祸端，屡次战胜邻国，能不后悔吗？”汪克宽说：“《左传》说‘侵犯我国’，但《春秋》经文不记载‘侵’，这与长勺之战的意义相同”】

秋季，宋国发生大水灾。

《左传》【秋季，宋国发生大水灾，庄公派人去慰问，说：“上天降下过多的雨水，损害了祭祀用的谷物，怎么能不去慰问呢？”宋国使者回答说：“确实是我不恭敬，上天降下灾难，又让您担忧，拜谢您的慰问。”臧文仲说：“宋国将会兴盛吧！禹、汤归罪于自己，他们的兴盛是必然的；桀、纣归罪于他人，他们的灭亡是迅速的。况且诸侯国有凶灾，自称‘孤’，是符合礼制的。言语中表现出恐惧并符合礼制，大概可以吧！”后来听说，说：“这是公子御説的话。”臧孙达说：“他应该做国君，有体恤百姓的心。”】

《公羊传》【为什么要记载？因为这是灾祸。】

《谷梁传》【高低之处都有水灾，称为大水。】

胡安国传【凡是外国灾祸来告，就记载。所谓灾祸，是危害到人民和物资的，如水火、兵戎的侵犯就是。诸侯对于四邻，有体恤病痛、救助急难的道义，那么来告是符合礼制的，而不可以不去慰问，所以四国同遭灾祸，许国不去慰问，君子因此知道许国会先灭亡。凡是记载灾祸，显示《春秋》有谨慎对待上天警戒、体恤百姓隐痛的心，这是王者做的事】

集说【杜预说：“庄公派人去慰问，所以记载。”孙复说：“水不润下。春秋时代，灾异很多，不可能全部记载，所以外国的灾祸有时记载一个，有时记载两个，以显示天下的异常。这一年秋季宋国大水，二十年秋季齐国大灾，僖公十六年陨石落在宋国五块，六只鹢鸟倒退飞过宋都，昭公十八年宋、卫、陈、郑发生火灾之类就是。”刘敞说：“这是宋国大水，为什么要记载？因为去慰问了。主人报告灾祸不报告异常，诸侯慰问灾祸不慰问异常，报告异常就记载，慰问灾祸就记载。”又说：“《公羊传》说：‘外国的灾祸不记载，这里记载是因为波及到我。’考察《春秋》内视本国而外视诸夏，如果水灾波及鲁国，自然可以记载鲁国的灾祸而已，没有必要详细记载宋国而忽略我国。《谷梁传》说：‘外国的灾祸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要记载？因为是王者的后代。’不对。杞国也是王者的后代，不曾记载其灾祸，有什么关系？”又说：“异常，是上天用来谴责人君使其修德的手段，所以异常到来就自我反省罢了，不等待外部的反应，不应该报告，报告就是失礼，失礼就记载。灾祸，是危害到人民和物资的，诸侯对于四邻，本来就有体恤病痛、救助急难的道义，这是等待外部反应的，不可以不慰问，慰问就是得礼，得礼就记载。”吕祖谦说：“各国报告就记载，那些显然为众人所知的也不等待报告。春秋时代，灾异很多，圣人不能全部记载，选取其中一两个严重的作为后世的警戒。”张洽说：“连年交战，怨恨不废除礼制，大概是古意还存在而没有消亡。闵公不能践行恭敬的一句话，却因吝惜宋万而自取祸患，乃是董氏所说的出现灾害来谴责告诫却不知改变的人，《春秋》保留灾异，能不考察吗！”张溥说：“在外兵败，在内水灾，宋国怎能不混乱”】

冬季，周天子之女王姬嫁给齐侯。

《左传》【冬季，齐侯来迎接共姬。】

胡安国传【考察周朝制度，王姬嫁给诸侯，车马服饰不依附于丈夫，比王后低一等，礼节也很隆重。《春秋》的道义，尊崇君主抑制臣下，它记载王姬下嫁，为什么与列国女子用同样的词语而不区别呢？回答说：阳主动而阴顺从，夫先而妇从，是天理。阐述天理，训诫后世，那么即使是王姬这样尊贵，她应当遵守妇道，与公侯大夫士庶人的女儿有什么不同呢？所以舜是平民，娶了帝尧的两个女儿，而记载说：“嫁给虞。”西周王姬嫁给齐侯，也遵守妇道，成就肃穆雍和的德行，诗中说道：“为什么不肃穆雍和，王姬的车驾。”自秦朝以后，尤其想要尊崇君主抑制臣下来治理，却不得其道，以至于说列侯娶公主，让男人侍奉女人，丈夫屈服于妻子，颠倒了阴阳的位置，这又怎么能治理呢？《春秋》记载王姬、侯女用同样的词语而不区别，垂训的意义很大】

集说【陆淳说：“公

译谷氏和某氏都说：“这是记载他违背了我。”考察经文记载王姬归嫁，是因为鲁国为周天子主婚罢了。但《谷梁传》其他地方就说“为之中者归之”，这与这里的说法自相矛盾了。”孙氏又说：“各位诸侯接受命令为主婚的很多，只有隐公元年和这里记载了，是因为厌恶鲁公忘记了父亲的仇敌，再次与齐国结为婚姻。”刘氏敞说：“为什么记载？因为是我国主婚。我国主婚，那么为什么不直接说我国主婚？常规的事情不记载，一定是非常规的事情才记载。”他又说：“杜氏说：‘不记载齐侯迎亲，不见鲁公，是不对的。’鲁国为周王主婚，如果齐侯来迎亲而鲁公却不见他，怎么能叫主婚呢？这本来就是常规之事，所以不记载罢了。”王氏葆说：“主理襄公的婚事，罪过很大，所以记载得详细；主理桓公的婚事，罪过较小，所以记载得简略。”张氏洽说：“王姬，就是齐侯的夫人王姬。鲁国与齐国是仇敌，但已经更换了世代，所以齐侯来迎亲不记载，只记载王姬归嫁罢了。周王的女儿下嫁，与诸侯的女儿出嫁没有区别。大概夫妇之道，关系到三纲，不可不早加端正，所以趁着她开始出嫁，就统一使用诸侯女子归嫁的措辞，好像在说：‘到了你家，一定要恭敬，一定要谨慎。’常规的礼制不可扰乱。”赵氏鹏飞说：“这是鲁国主婚。鲁国是周王室的至亲，为周王主婚本来很多。只有庄公时代两次记载‘王姬归于齐’，以此来显示庄公没有父亲（忘父之仇）。不然的话，同姓主婚，是常规之事，为什么要记载呢？不记载齐侯迎亲，也是常规之事。”

译【按：王姬嫁往齐国，《春秋》两次记载，都是因为鲁国主持婚礼。《左传》说“齐侯来迎共姬”，那么鲁国主持婚礼就很明显了。《公羊传》、《谷梁传》认为这一年是齐侯来鲁国访问，恐怕没有依据，应当采纳陆淳、刘敞的驳议才是正确的。】

【己庄王十亥五年】鲁庄公十二年【齐桓公四年、晋缗公二十三年、卫惠公十八年、蔡哀侯十三年、郑厉公十九年、子仪十二年、曹庄公二十年、陈宣公十一年、〇靖二十二年、宋闵公十年、秦武公十六年、楚文王八年】

春季，周历三月，纪叔姬回到酅地。

《谷梁传》【国家灭亡却还说“归”，这是因为酅只是邑地。为什么说“归”呢？因为她是我们的女子，国家灭亡后，高兴找到了安身之所，所以说“归”罢了。】

《胡传》【鲁庄公四年，纪侯离开国家，叔姬到这时才回到酅地，是因为纪侯刚去世，所以叔姬到这时才回去。归，是顺从的措辞，因为宗庙在酅地，回去是为了供奉祭祀。鲁国是宗国，妇人有所谓“来归”的道理，纪国已经灭亡，不回到鲁国，这就是保全节操、坚守道义，不因国家灭亡而亏损妇道。鲁国人敬重她的节义，恩惠礼遇格外优厚。因此她回到酅地，她的去世、安葬，史册都详细记载。孔子修订《春秋》，保留而不删削，使她与卫国的共姜一同流传不朽，以此劝勉后世。像夏侯令女，是曹爽的弟媳，守寡立志，父母想强行改嫁她，她发誓不答应，说：“曹氏全盛时我还想守节到底，何况现在衰亡，怎么忍心抛弃他们？”听到的人都被感动，这中间难道没有叔姬的风范而兴起的人吗？】

《集说》【何休说：“记载‘归酅’，是痛惜她的国家灭亡，无处可归。酅不隶属于齐国，是因为当时齐国听命于后五庙，所以称‘国’。”范甯说：“酅，是纪国的邑地，是纪季用来献给齐国的地方。纪国已经灭亡，所以回到酅地。”江熙说：“叔姬守节已经多年。纪季虽然把酅地献给齐国，但不敢怀有二心。然而襄公像豺狼一样，不可轻易相信。桓公即位后，德行正宣扬于天下，所以叔姬回到酅地。鲁国高兴她的女子能伸张志向。”杜预说：“纪侯离开国家而死，叔姬回到鲁国。纪季在齐国安定下来后才让她回去，保全守节道义，以终妇道，所以隶属纪国，而用初嫁的措辞，是赞美她。”陆淳说：“啖氏说：‘称纪，是说她是纪国的妇人。记载‘归’，是赞美叔姬保全妇道。’大概纪侯大大离开国家之后，死在他国，而叔姬回到鲁国，到这时才回到酅地。赞美她能保全妇道，所以特别记载。”刘敞说：“纪君出逃，国家灭亡，纪侯去世尚且不记载，叔姬凭什么得以记载？《春秋》想借叔姬的行为来阐明纪季的道义，说纪季把酅地献给齐国，不是贪图利益，只是想保存国家罢了，这就是证明。”苏辙说：“叔姬起初作为陪嫁女子嫁给纪国。纪侯离开国家，无处可归而叔姬回到鲁国。等到纪季在齐国安定下来，才回到酅地。赞美她合乎礼制，所以记载称‘纪叔姬’，明确这不是改嫁。”陈傅良说：“纪国灭亡了，为什么还称‘纪叔姬’？是为了保存纪国。国家灭亡后又出现，是赞美的措辞。所以纪国灭亡，记载‘纪叔姬’；陈国灭亡，记载‘陈灾’。”张洽说：“叔姬，是伯姬的妹妹，隐公七年嫁给纪国的人。伯姬死后，叔姬实际代理内政，而且能不因国家的存亡而改变自己的职责。君子的心，不因自身的荣辱改变供奉宗庙的志向，所以一定要回到酅地以终其身。《易经》说：‘目力微弱但能视物，利于幽居者的贞正。’在叔姬身上看到了这一点，能不记录她的始末以显示妇道的端正吗？”家〇翁说：“丈夫去世没有儿子，而终老在父母家的，不是正道；终老在夫家，才是正道。”陈深说：“《公羊传》说她的国家灭亡了，只是回到叔父那里。师氏探究《公羊传》的说法，认为不详细，而说纪侯去世后，叔姬回到父母之国是可以的。嫂子与小叔不通问，何况能回到小叔那里吗？把‘归’当作妇人初嫁的措辞，现在叔姬在酅地也说‘归’，大概是讥讽她。东海也认为失去了妇人以礼自防的道理，他的说法固然通达。然而《春秋》对于叔姬，在隐公七年嫁给纪国时，虽然是陪嫁也特别记载，是因为她贤德，到这时已经三十四年，纪国已经灭亡，回到酅地供奉祭祀，以终其身，如果不是她的妇节值得重视，圣人的笔为什么记载她的去世又记载她的安葬，作为妇道的劝勉？由此看来，三人的说法大概不对。”汪克宽说：“叔姬虽然是伯姬的妹妹，但是诸侯夫人去世后，次妃代理内政，所以叔姬虽然是陪嫁妾室，应当供奉纪国的祭祀。”又说：“有人说叔姬回到叔父那里，不是她该去的地方，是混乱。叔姬回到酅地，酅是纪国五庙所在，叔姬回去，是为了供奉祭祀，而不是回到纪季那里。《春秋》记载鲁国女子，只有纪叔姬、宋伯姬记录始末非常详细，不是贤德能这样吗？”季本说：“叔姬跟随纪侯离开国家，到这时纪侯去世才回到酅地，宗庙在那里，道义上应当回去。”卓尔康说：“叔姬回到酅地，一】

【件事足以教化千古，所以先记载叔姬的回去以作为根本。只记载叔姬，所以对于伯姬的出嫁、去世也详细记载，不然，鲁国女子嫁给诸侯的多了，为什么唯独伯姬呢？张溥说：“庄公三年，纪季把酅地献给齐国，《左传》说：‘纪国分裂了。’读者感到疑惑。纪国未灭亡而酅地先献出，】

译担心纪季不能守住国家。等到纪侯离开国家后去世，叔姬回到酅地，这才更加知道纪季的贤德。只有纪季能够保全宗庙，只有叔姬能够回归宗庙，兄长失去国家而弟弟保全了它，夫人去世而妹妹代理其职，《春秋》对此予以记载。

译【考察纪侯失国而死，叔姬回到鲁国，到此时才回到酅地。杜预、刘敞、苏辙都持此说。江熙也说：“叔姬来归没有记载，既不是回娘家省亲，也不是被休弃回娘家。然而叔姬的心志，在于回到酅地以奉祀祖先，不打算长期居住在鲁国，所以胡安国的传中有不归于鲁的说法】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万杀了他的国君宋闵公捷以及他的大夫仇牧【捷，公羊传写作接】左传【十二年秋，宋万在蒙泽杀了闵公。在门口遇到仇牧，劈头盖脸将他杀死。在东宫西边遇到大宰督，又杀了他。立子游为国君。众公子逃往萧地。公子御説逃往亳地。南宫牛、猛获率领军队包围亳地】

【蒙泽杜注宋国地界，梁国有蒙县，即今河南归德府商丘县北有蒙泽，县南二十五里有蒙县古城。萧杜注宋国邑地，沛国萧县，今县属江南徐州，县北十里有萧城。亳杜注宋国邑地，蒙县西北有亳城，即今归德府商丘县北有大蒙城，皇甫谧所说的蒙为北亳是正确的】

公羊【“及”是什么意思？是连及的意思。弑君的人多了，除了这个没有连及的吗？孔父、荀息都是连及的。除了孔父、荀息没有连及的吗？回答说：有。有那为什么记载这个？因为贤德。仇牧有什么贤德？仇牧可以说是不畏强暴了！他不畏强暴是怎样的？宋万曾经与庄公作战，被庄公俘虏。庄公回国后，把他安置在宫中，几个月后才放他回去。回去后在宋国做了大夫，与闵公博戏，妇女们都在旁边。宋万说：“鲁侯真是美好啊！天下诸侯中适合做国君的，只有鲁侯了！”闵公在这些妇女面前夸耀，嫉妒他的话，回头说：“这是个俘虏！你既然是俘虏，鲁侯的美好哪里比得上你？”宋王大怒，搏击闵公，扭断了他的脖子。仇牧听说国君被杀，快步赶来，在门口遇到宋万，手持剑呵斥他。宋万用手臂击打仇牧，打碎了他的头，牙齿嵌在门扇上。仇牧可以说是不畏强暴了】

谷梁【连及他的大夫仇牧，是以尊及卑。仇牧，是守门人】

胡传【国君被杀而大夫死于这场灾难，春秋记载它，是因为所赞许的。大夫死于弑君之难而没有记载的，所以知道孔父、仇牧、荀息都是所赞许的。仇牧可以说是不畏强暴了，然而白白送死，不能抓住贼人，对事情没有益处，也值得赞许吗？受俸禄而不避祸难，是义。白白送死，不能抓住贼人，也足以作为那些为了求利而逃避祸难的人的教训了，怎么能说是没有益处呢！审察事物的轻重，是权变。权衡轻重而处理得当，是义。大宰督也死于闵公之难，被削除而不记载，是因为自身有罪。惠伯死于子恶之难，也被削除而不记载，是因为不是君命。召忽死于子纠之难，孔子把他比作匹夫匹妇的固执，自缢于沟渠而无人知晓，是因为所侍奉的不正当。像仇牧、荀息，站在国家的朝廷，执掌国家政事，而国君被杀，不是因为私情，即使想不死，怎么能不死？圣人记载而不削除，作为那些为了求利而逃避祸难的人的劝诫。只有这种义理不施行，然后才有视抛弃国君如泥土草梗、弁髦，竟然不加省察，而三纲断绝的情况】集说【范宁说：“仇牧捍卫他的国君，所以被杀。”孔颖达说：“宋万不书氏，是因为《释例》说：‘宋万。’贾逵认为没有赐族。考察传文中称南宫长万，那么已经赐姓南宫，不能说是没有赐族。推寻经文，自庄公以上弑君者，都不书氏；闵公以下都书氏。”刘敞说：“为什么记载？因为贤德。仇牧有什么贤德？仇牧的智慧则不够，仇牧的忠诚则尽到了。痛恨他所痛恨的而忘记自己的力量，担忧他所担忧的而忘记自己的生命。”刘克庄说：“仇牧、荀息，杀身而不能抓住贼人，春秋仍然认为他们贤德。”家铉翁说：“春秋记载弑君而连及大夫的共三人，都是为了记录死节。宋万，即南宫万，因为讨伐的缘故去掉他的族。”李廉说：“孔父、仇牧、荀息，胡氏都认为书其名，唯独公羊、谷梁、啖助认为孔父书字。怀疑公羊、谷梁先君死之说也通，因为考察传文都符合。”卓尔康说：“太宰督与仇牧同死，官位高于仇牧，执掌国政重于仇牧，被削除而不能记载，是因为自身有罪。当时督被杀，告发防备必定先于仇牧，被削除而不记载，是孔子的特笔】

冬十月宋万出奔陈

左传【冬十月，萧叔大心以及戴、武、宣、穆、庄的族人率领曹国的军队讨伐他，在军中杀了南宫牛，在宋国杀了子游，立桓公。猛获逃往卫国。南宫万逃往陈国，用乘车拉着他的母亲，一天就到了。宋人向卫国请求引渡猛获，卫国人想不给他。石祁子说：“不可以。天下的恶是一样的，在宋国作恶而在我国得到庇护，庇护他有什么补益？得到一个男人而失去一个国家，与恶人交好而抛弃友好，不是谋略。”卫国人把他交还。也向陈国请求引渡南宫万，用贿赂。陈国人让妇女给他喝酒，然后用犀牛皮包裹他。等到到达宋国，手脚都露出来了。宋人把他剁成肉酱】

胡传【考察左传：宋万在蒙泽杀闵公，逃往陈国。宋人用贿赂向陈国请求引渡宋万，陈国人让妇女给他喝酒，然后用犀牛皮包裹他。宋人把宋万剁成肉酱。既然贼人已经被讨伐，为什么不记载陈人杀宋万

译那么闵公的葬礼为何不记载呢？天下的罪恶是一样的，陈国人没有把万当作贼人而接纳他，又接受宋人的贿赂让妇人给他喝酒，这是与贼人同党，不符合政令刑罚的原则。特别记载万出逃到陈国，而闵公不举行葬礼，以此来彰显陈人与贼人同党的罪过，以及他们不能执行天道的讨伐，这种笔法是非常严厉的。所以说：“《春秋》写成后，乱臣贼子感到恐惧。”

译集说【刘绚说：“弑君叛国，普通百姓没有不痛恨的，何况是诸侯呢！记载他出奔的国家，那么接纳他的罪责也就自然显现了。”张洽说：“陈国容许他出奔，罪过已经很大了。接受贿赂后才把他送回去，这与所谓杀害其人、玷污其宫室而将其囚禁的意思，有什么不同呢！”陈深说：“不写‘宋人杀万’，而写‘宋万出奔陈’，是把罪责归于陈国。陈国接纳他，又接受宋国的贿赂后才把他送回去，包庇恶人的罪过无法掩盖了。”吴氏〇说：“陈国人应当像当年拘捕州吁那样去拘捕宋万，现在却接纳他的出奔，这是成为逆贼的窝主。”李廉说：“经文中记载外国大夫出奔共三十五次，始于宋万。”汪克宽说：“陈国人既然接纳了贼人，等到贪图贿赂后才用欺诈手段杀了他，这就不是上天的讨伐了。庆父弑杀闵公后出奔莒国，莒国人也是接受贿赂后才把他送回去，到达边境时将其缢杀，事情与此相同，大概也是不能正当天讨伐，所以闵公也不记载葬礼。里克、甯喜都已经被杀，而卓、剽不记载葬礼，大概是因为晋、卫讨伐乱臣没有依据其罪状，而且又不以君主的礼仪安葬卓、剽。蔡般没有被讨伐，而蔡景公记载了葬礼，这是变通体例来责备诸侯不能讨伐贼人。考察经文的上下文，以及经文前后的事件，其义理就显现了。组织言辞、比较事件，这是《春秋》的教化，说的就是这个。”季本说：“记载宋万出奔陈国，是庆幸宋国的臣子还知道尊崇桓公并拥立他来驱逐宋万，难道可以就此说宋国没有人吗！”卓尔康说：“宋万出奔陈国，贿赂陈国，得到宋万后将其剁成肉酱，接受贿赂的人固然有罪，这不是宋国的罪过。如果得到贼人执行诛杀，信守大义以快人心就可以了，那得到贼人的方法哪里值得追问呢】

【按：宋万已经被讨伐，不记载‘宋人杀万’，而只记载‘宋万奔陈’，是责备陈国人接纳贼人并且索取贿赂。如果一并罪责宋国人迟缓讨伐逃亡的贼人，那是没有考察当日的情势，无法使宋国的臣子心服。宋万勇猛且力气大，又掌握大权，弑君杀大臣，拥立子游并派军队包围亳地，势力如此强大。萧叔与五公的子孙率领曹国的军队讨伐他，交战两个月，然后杀了子游而拥立桓公，难道能禁止宋万逃跑吗？于是用贿赂向陈国请求交出宋万，得到后将其剁成肉酱，宋国可以说有忠臣孝子了，怎么能与陈国一同被讥讽呢？然而与卫国石碏讨伐州吁的道义相比，终究还有差距，所以宋闵公不记载葬礼，与鲁闵公相同，汪克宽的说法是正确的】

【庚年，僖公之子元年】十三年【齐桓公五年、晋缗公二十四年、卫惠公十九年、蔡哀侯十四年、郑厉公二十年、子仪十三年、曹庄公二十一年、陈宣公十二年、〇靖二十三年、宋桓公御说元年、秦武公十七年、楚文公九年】

春天，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在北杏会盟【齐侯，《谷梁传》作“齐人”。北杏，杜预注：齐国地名，应当在今山东兖州府东阿县境内】

左传【十三年春天，在北杏会盟，以平定宋国的动乱。遂国的人没有到】

谷梁【这是齐侯、宋公。为什么称他们为“人”呢？开始怀疑他们。怀疑什么呢？桓公不是受命为霸主的，是将事务授予他的。说：“可以吗？还是不可以呢？”这是列举众人之辞】

胡传【桓公为什么能与四国的次要诸侯会盟？这是宋公、邾子。那么为什么称他们为“人”？春秋时代，由诸侯主持天下盟会之政，从北杏开始。其后宋襄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交替主持华夏盟会，都是以此为开端而做的。桓公不是受命为霸主的，诸侯自己推戴他为盟主，这是无视君主了。所以四国称“人”，以诛杀开始作乱的人，正王法。有人说：“桓公开始平定宋国动乱，于是得到诸侯支持，所以四国称‘人’，是说众人支持他】

集说【范甯说：“说诸侯将权宜推举齐侯，让他行使霸主之事。”杜预说：“宋国有弑君的动乱，齐桓公想修明霸业，所以在北杏会盟以平定它。”孙复说：“周礼九命作伯，得以专征诸侯。至于五霸，都不是受命的伯。召伯赐给齐侯命，尹氏赐给晋侯命，《春秋》都不记载，所以孟子说：‘是三王的罪人。’又说：‘北杏的会盟，桓公独独书爵位，是孔子哀伤周道断绝。’桓公既已入主，趁着天子衰微，将称霸诸侯，于是联合宋人、陈人、蔡人、邾人在这里首次图谋大举。想要深责的人，必先重待他，所以北杏的会盟独独书其爵位以授予他。”苏辙说：“齐桓公开始联合诸侯以平定宋国动乱，从此得到诸侯支持，所以四国都称‘人’，是说众人支持他。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与齐、宋、秦在城濮打败楚国，三国都称‘师’，大概《春秋》记载开始得到诸侯支持的，好战则称‘人’，兵战则称‘师’，以显示众人支持他。到襄公八年，晋悼公在邢丘会合诸侯的大夫，改定朝聘的数目，节俭而有礼，那么大夫也都称‘人’，大概也是众人支持他。”杨时说：“《春秋》时代，由诸侯主持天下盟会之政，从北杏的会盟开始；由大夫主持天下盟会之政，从文公七年扈的盟会开始。由诸侯主持天下之政，是诸侯无视天子。诸侯没有天子的命令而自相推戴桓公为盟主，圣人如果”

译如果不贬低齐桓公最初的举动，后世就会沿袭这种做法而导致混乱，所以《春秋》唯独记载齐侯的爵位，而宋、陈、蔡、邾的国君都称“人”，这样没有周王命令却推举齐侯为霸主的罪过就显明了。此后宋襄公、晋文公、楚庄王争夺天下的盟主地位，王道断绝，都是沿袭齐桓公的缘故。」高氏闶说：「齐桓公起初谋划会合诸侯，《春秋》都称他们为“人”，唯独举出齐侯的爵位，这是抑扬褒贬的笔法。」陈氏傅良说：「《春秋》不主张用兵，都是按照爵位排序。在这里把齐国排在宋国之上，并且唯独称齐侯的爵位，是打算把霸主的地位给予齐国。晋文公的简册记载：『晋侯、齐师、宋师、秦师。』这都是开始称霸的辞令。从此就没有特别相防备的人了。」张氏洽说：「东迁以来，周王的政令不行，乱臣贼子得志，强暴横行，天下盼望贤明霸主兴起已经很久了。齐桓公一次会盟，宋、陈、蔡、邾都来接受命令，可见天下归附他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然而桓公如果在宋万刚弑杀国君的时候出兵讨伐，那么不用宣告晓谕，天下就会欣然尊奉齐国了。吕氏大圭说：「霸主图谋尚未兴起时，各国诸侯互相吞并，间或有像郑庄公、齐僖公这样的人，虽然能在一时称雄，但最终没能掌握霸主的权柄，天下纷乱，没有人能统一，然而人心还知道有周王室。等到霸主的图谋兴起，就欣然只听霸主的命令，下以号令诸侯，上以胁迫天子，一时气势声威显赫，中原地区赖以稍微安定，从此周王的命令逐渐衰微了。所以有了北杏的会盟，就有幽地的盟誓，有了幽地的盟誓，而后才有葵丘的盟誓，那么宰周公的会盟也就出现了。然而还不止于此，到了温地的会盟，周天子实际上是在那里狩猎，比较这些事件来看，善恶自然显现。」黄氏震说：「北杏的会盟，是齐桓公图谋霸业的开始。左氏认为是平定宋国的动乱，或许是借此兴起事端吧？」家氏〇翁说：「北杏的会盟，只有齐侯记载爵位，参加会盟的诸侯都记载为“人”。记载爵位，是尊崇他；记载为“人”，是显示众望所归。」吴氏〇说：「这时管仲执政已经四年了，教导齐桓公纠合诸侯以图谋霸业，才开始这次会盟。查考上年宋国有弑君的动乱，萧叔大心只能率领五族消灭乱贼，拥立桓公御说。平定宋国动乱，是安定御说的地位。以平定宋国动乱为由会盟诸侯，名正言顺。然而各国只有陈、蔡，小国只有邾，加上宋国共四国而已。像鲁国、卫国，离齐国最近，却没有参加会盟，齐桓公的威信，还不能使诸侯信服。」李氏廉说：「《春秋》记载开始称霸的有三处：北杏唯独记载齐侯，曹南唯独记载宋公，城濮唯独记载晋侯，就是这样。然而胡氏只到北杏提出给予齐侯霸主地位的说法，陈氏兼及城濮，至于曹南，两家都不给予霸主地位，大概是因为鹿上又让宋国退让，就不是开始称霸的辞令了。那么曹南给予宋国霸主地位也可以。」又说：「这是齐桓公霸业的开始。桓公从莒国返回齐国，从鲍叔牙那里得到管仲并任用他。首先惩戒襄公田猎毕弋的过失，于是管仲得以全面推行他的治国之术。把国家划分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与国、高各率领五乡。建立内政并寄托军令，兴办盐铁以尽享海上的利益。春搜秋狝，有三万士人，以此横行天下。又以三次选择贤才，始于乡长的推举，继于官长的选拔，再亲自考核，于是百姓都勉力为善。根据土地好坏分级征税，山泽各尽其时，于是百姓安居乐业。划定疆界，重视聘问的礼物，号召天下的游士。」用犀甲赎罪，把棠地归还给鲁国，让鲁国作为南伐的主帅；把台、原、漆、里归还给卫国，让卫国作为西伐的主帅；把柴夫、吠狗归还给燕国，让燕国作为北伐的主帅。所以齐国的疆域，南到〇隂，西到济水，北到黄河，东到纪、酅，有革车八百乘。即位几年，东南多乱的莱、莒、徐夷、吴、越，一战就率领三十一国臣服。这虽然是霸主的事，但规模和次序也有其由来。左氏对桓公的事多略写，所以在这里详细记载。又说：内政的制度，十五乡出三万人。五家为轨，轨有长官；十轨为里，里有官吏；四里为连，连有长官；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五乡一帅，所以一万人由一军帅统领。帅所统领的一万人，比起周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确实简便了。所以说：桓公、文公是节制之师。汪氏克宽说：「桓公率领诸侯平定宋国动乱，宋公决不会派地位低微的人去会盟邾国，小国尤其不敢派地位低微的人去会盟公侯。」邵氏宝说：「周礼规定九命作伯，天子曾经让召伯赐给齐侯命令，而谷梁氏说桓公不是受命的霸主，这是什么原因？受命而后称霸，是礼；称霸而后受命，不是礼。」湛氏若水说：「这是五霸的开始。平定宋国动乱是可以的，但各国互相拥戴齐国为主，这是无视周王，所谓功之首、罪之魁。」

译【考辨：关于齐侯，谷梁传写作齐人。依据李氏廉始伯的辞例，从曹南、城濮的情况来看，应当写作齐侯才是正确的。四个国家称人，何休认为是地位卑微者，刘敞认为是大夫，这两种说法都不对。春秋时期，诸侯列于防地，地位才确定。左传说平定宋国的动乱，那么宋人就是宋公无疑，其余的可以类推。有人认为称人是贬义的措辞，有人认为称人是表示众人的措辞。认为是贬义，这是天子赐命的法则；认为是众人，这是诸侯推崇拥戴的情意。两种说法兼而有之，才算是正确的。】

夏六月，齐人灭遂【遂，杜预注：遂国在济北蛇丘县东北，现在兖州府宁阳县西北三十里有遂乡，与济南府肥城县接壤。陈深说：“遂国，是舜的后代”】

左传【夏，齐人灭遂并驻军防守】

谷梁【遂是个国家】

胡传【灭国与被灭，哪个罪责更重？夺取国家而记载为灭，是夺取别人的土地，使别人不能拥有那里的百姓；毁坏别人的宗庙，使别人不能奉祀祖先，不是极其不仁的人不忍心这样做。被灭而记载为灭，是亡国的善辞，上下同心协力，这也是不幸罢了。俗话说：“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天下的百姓就会归心。”现在却灭掉别人的国家而断绝他们的世系，没有比这更重的罪过了】

集说【何休说：“齐桓公不依靠文德而崇尚武力，而且功劳不足以消除祸患。”孙复说：“桓公贪图土地广大，倚仗军队众多，驱逐逼迫以强制诸侯。害怕他们不完全顺从，就用防地约束他们，用盟约要挟他们，用威势震慑他们，用强力束缚他们。有不顺从的，轻则侵犯讨伐，重则拘禁灭国。这其实是借尊崇周王室的名义来自己扩充势力罢了。因此这一年灭遂，十四年伐宋，十五年伐郳，十六年伐郑，十九年伐我国西部边境，二十年伐戎，二十六年伐徐，二十八年伐卫，三十年降服鄣，闵公元年救邢，二年迁阳，都称人以严厉责备他。”苏辙说：“讨伐他们不在北杏参加防地盟会。”高闶说：“齐桓公向小国示威以胁迫大国，圣人深深责备他。”黄仲炎说：“北杏的防地盟会，鲁国、遂国都没有到。齐国对鲁国有接纳公子纠的怨恨，有战败的仇怨，比起对遂国的可恨程度，轻重很明显。然而齐桓公能忍耐鲁国而与之盟会，不能忍耐遂国而将其灭掉，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遂是小国，贪图它容易欺压，就借它来树立威势；鲁是望国，知道它难以图谋，就结交它作为援助。几乎恩威使用不同，大抵是听从武力、放纵私利罢了，不能一概以礼义为节制。所以说：‘五霸是三代圣王的罪人。’”家铉翁说：“遂人不参加北杏防地盟会，固然有罪，但还没有到可以灭国的程度。霸主借公义来满足私欲，灭了谭国，又灭遂国，不过是扩张领土的计划。春秋在三年之间连续记载两次灭国，以彰显齐桓公的罪过。”陈际泰说：“齐桓公正修筑北杏的防地，却先灭谭国，接着灭遂国。他灭国有两个原因：一是震慑诸侯，二是加倍兵力。所以有灭国的事，齐桓公之所以能成为霸主，没有安抚远方亲近近处的用心；有灭国的事，齐桓公之所以能称霸，得到了近攻远取的方法】

【考辨：《谷梁传》说：“不记日期，是因为是小国。”不对。经书记载灭国而不记日期的很多，也有记季节而不记月份的，大概都是因为沿用了史官原有的文字】

秋七月

冬，鲁庄公与齐桓公在柯地结盟【柯，杜预注：济北东阿，齐国的阿邑，现在兖州府东阿县地】

左传【冬，在柯地结盟，开始与齐国讲和】

公羊【庄公将要与桓公防地盟会，曹刿进言说：“您的心意如何？”庄公说：“我活着不如死了。”曹刿说：“那么请您面对他的君主，我面对他的臣子。”庄公说：“好。”于是与桓公防地盟会。庄公登上坛台，曹刿手持剑跟随他。管仲进言说：“您寻求什么？”曹刿说：“城墙倒塌压到边境，您不打算图谋吗？”管仲说：“那么您将寻求什么？”曹刿说：“希望请求汶阳的田地。”管仲回头看说：“您答应吗？”桓公说：“答应。”曹刿请求结盟，桓公下来与他结盟。结盟后，曹刿挥剑离去。要挟的盟约可以违背，但桓公不欺骗；曹刿可以报复，但桓公不怨恨。桓公的诚信显扬于天下，从柯地之盟开始】

谷梁【曹刿的盟约，是取信于齐侯】

胡传【开始与齐国讲和。世代仇敌而讲和，可以吗？传中有说：恩惠与怨恨相当，不在后代。鲁国对于襄公，有不共戴天的仇怨，当他在世时却释怨不复，反而主持王姬的婚事，在禚地狩猎，防地伐卫，共同围攻郕，接纳子纠，所以圣人详细加以讥讽贬斥，以彰显他忘记亲仇的罪过。现在改朝换代了，而桓公开始会合诸侯，却想修怨怒邻，危及其宗庙社稷，这可以说是孝吗？所以长勺之战，专门责备鲁国，而柯地之盟，庄公与齐侯都记载其爵位，则认为释怨讲和，是可以的。有人说齐襄公复九世之仇，而《春秋》认为他贤德，真的吗？根据仲尼所书柯地之盟，其辞无贬，那么复九世之仇而《春秋》认为他贤德的，是荒谬的。大概是传者借襄公的事，来深深罪责鲁庄公当他在世时释怨吧】

集说【范甯说：“曹刿

译关于柯地之盟，《春秋》经文和传文中没有记载，大概是因为齐桓公守信的缘故。”孙氏再次说：“鲁庄公没有参加北杏的会盟，齐桓公已经灭掉了遂国，害怕被讨伐，所以在柯地会盟。”孙氏觉说：“鲁国与齐国世代仇敌，小白（齐桓公）回国即位，鲁国接纳子纠并攻打他，以至于多次交战，那么齐鲁不和已经很久了。这时齐桓公谋求霸业，想要与鲁国讲和，所以举行了柯地之盟。《左传》说‘开始与齐国讲和’，就是这个意思。”王氏葆说：“柯是齐国的地方，而说鲁庄公防备，那么这个防备原本就是齐桓公的意思。”朱熹说：“凡事贵在谋划开始。庄公亲眼看见襄公杀了他的父亲，既不能报仇，反而把燕地和防邑送给齐国，又为他做媒主婚，这难道只是不能报仇而已吗？既然亲自与仇人如此亲近，到了桓公时，又隔了一层关系，怎么还能责备他去报仇呢？仇人在面前，不曾报仇，却想报仇于他的子孙，不仅事情上不可能，自己也会显得没有气势。况且齐桓公率领诸侯尊崇周王室，以道义行事，庄公即使不想赴柯地之盟，难道可以吗？事情应当权衡时势和义理的轻重。如果桓公无事自来召集诸侯，庄公不赴会也可以。现在桓公名义上是尊崇周王室，如果庄公不赴会，就不是背叛齐国，而是背叛周王室了。”张氏洽说：“鲁庄公自从齐桓公回国即位，多次与他交战，虽然有一两次胜利，但齐国正在整顿军政以图谋霸业，鲁国有被讨伐的担忧，至此才开始与齐国讲和。《公羊传》所载曹沫之事，齐桓公舍弃小利以收服鲁国，或许确实有这种情况，都是霸道的权术。只是《公羊传》说得过于夸张罢了。”赵氏鹏飞说：“《公羊传》记载曹沫在盟会上劫持齐桓公归还汶阳之事，经文中不记载归还田地，何况汶阳的田地直到鞌之战之后才能夺取，没有什么可依据的。然而认为桓公的信用，从此结于诸侯，则是有的。鲁国讨伐齐国接纳子纠，对于桓公来说是仇敌，又在长勺、郎地击败齐军，齐国又不得志，鲁国对齐国的怨恨，大概还没有偿还。现在突然放下前嫌而举行这次会盟，桓公的心胸大概是宽宏大量的，适宜让诸侯心服。”李氏廉说：“曹沫的说法，赵子不采纳，胡氏也没有提及。然而考察当时，桓公修明霸业，没有得到鲁国就不足以显重，所以舍弃小利来收服它。鲁国也知道齐国想要以信用来求取诸侯，所以借会盟来求取土地，而《公羊传》于是夸大了这件事。大概鲁国自从长勺、乘丘的胜利，国势稍振，齐国不敢用对待谭、遂的方法来对待鲁国，而多方来求取它，在归还田地的请求上委屈自己，在成就姻亲关系上拖延时间，在三国之……”伐耀武于戎防之献，而鲁国从此不敢有顺从或违抗的心思了，九次会盟的盛况也源于此，所以《公羊传》的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汪氏克宽说：“《公羊传》称齐襄公报复九世之仇，那就失之过当；庄公当身释怨不报，那就失之不及。现在考察桓公到定公才八世，而孔子相佐定公在夹谷与齐侯会盟，怎么能说九世还可以报仇呢？《春秋》在禚地狩猎时贬斥齐侯，在溺地讨伐卫国时贬斥不书公子，在围郕时避讳不书公，屡次加以贬斥断绝，那么报仇的责任已经到了极点。所以柯地之盟不再加以贬斥，实在是因为齐桓公倡导霸业，尊崇君王安定华夏，不能因为区区不能报仇的寡弱，招致危险侮辱，从而得罪先君。圣人权衡轻重的准则，难道不是深切显明吗！”张氏溥说：“柯地之盟，《史记》、《公羊传》认为是曹沫劫持齐桓公，仁山金氏则说：‘遂在济北，一定是鲁国的附庸。齐国没有得到鲁国，必定有来讨伐的军队，讨伐遂国并最终灭掉它，以威慑鲁国，因此鲁国忍辱与齐国讲和，举行柯地之盟。’齐桓公修明霸业，必定先以道义打动诸侯，想要在诸侯中显重，必定先得到鲁国。北杏之会，宋、陈、蔡、邾都到了，还没有鲁国。等到庄公与会盟，齐国的霸业就成就了。反稷之会而为北杏，忘记长勺之败而为柯盟，这就是桓公之所以能成为诸侯之主的原因。”

译【查考汶阳归还田地一事不见于《春秋》经文，前代儒者多对此表示怀疑。然而经文以“公防”为文辞，则此处的“防”乃是齐桓公的意图。桓公想要亲近鲁国以图谋霸业，不惜以小小的盟会来结交鲁国，因此屡次战争的怨恨一旦就平息了。张洽、李廉都不废弃《公羊传》的说法，现在依从他们。隐公三年在蔑地结盟，庄公八年在蔇地结盟，经文不记载日期。《谷梁传》说：“这是盟约被违背了。”这一年盟会于柯地，《公羊传》、《谷梁传》都因为不记载日期而认为是可信的。难道蔑地与蔇地的盟约都不可信，而柯地的盟约唯独不被违背吗？盟会于柯地之后，鄄地再次盟会而鲁国不跟随，那么也不能认为是可信的。况且扈地与葵丘的盟会，桓公的盟会也有记载日期的，那么又是迁就他们的说法，有的认为是表示危险，有的认为是表示赞美，为什么前后互相矛盾呢？朱熹说以记载日月来作为褒贬，穿凿附会没有义理的，这类就是。至于记载日期与不记载日期，都是依据旧史，假如旧史中没有，那么圣人怎么能强行加上呢？所以凡是把日月作为例证的，都不予收录】

【辛僖王丑二年】十四年【齐桓公六年、晋缗公二十五年、卫惠公二十年、蔡哀侯十五年、郑厉公二十一年、子仪十四年、曹庄公二十二年、陈宣公十三年、杞共公元年、宋桓公二年、秦武公十八年、楚文公十年】

　　春天，齐国人、陈国人、曹国人攻打宋国。

《左传》【宋国人违背了北杏的盟约。十四年春天，诸侯攻打宋国】

《胡传》【宋国人违背了北杏的盟约，诸侯攻打宋国。经文称“人”，是因为将领地位低微、军队人数少。齐国自从管仲执政，灭掉谭国之后，二十年间未曾派遣大夫作为主将，也未曾出动大军出征讨伐，大概是因为节制用兵而对百姓的赋税征敛很轻，所以能够向南挫败强大的楚国，向西抑制秦国和晋国，天下没有人能与他争锋。有人认为这是贬低齐国而称“人”，是错误的】

《集说》【杜预说：“经文记载‘人’，传文说‘诸侯’，是总称各国。”程颐说：“《春秋》的法则，将领尊贵、军队众多称为‘某帅师’，将领低微、军队众多称为‘某师’，将领低微、军队稀少称为‘某人’，将领尊贵、军队稀少称为‘某伐某’。齐国自从管仲执政，庄公十一年以后，未曾兴起大军，他对诸侯的赋税征敛也很少。直到管仲去世，四十年间休养生息天下，恩德深厚。只有救援邢国称‘师’，是讥讽他驻扎军队。至于秦国、晋国，只是使他们不能逞强罢了，并不强行制服他们，所以他的功业卑微而容易成功。”张洽说：“攻打宋国而同陈、曹一起，都是宋国的邻国，不调动远方的国家，也是简便的规模。”吴澄说：“北杏的盟会，齐侯本来是为了安定宋君的地位，而宋国立即违背，大概是假借仁义，并非诚心，所以人心不服。”李廉说：“经文列国称‘人’而攻打的，齐国称霸时期有三处：这一年攻打宋国，十五年攻打郳国，十六年攻打郑国，都是联合三国而称‘人’，是将领低微、军队稀少的文辞。晋国称霸时期有三处：文公二年攻打秦国，十七年攻打宋国，宣公十年攻打郑国，都是联合四国而称‘人’，是贬低的文辞。其余如宣公元年二国攻打郑国，僖公三十三年三国攻打许国，宣公二年四国侵扰郑国，称‘人’，都在贬低的例子里。”汪克宽说：“十三年灭掉遂国，十五年攻打郳国，十六年攻打郑国，十九年攻打我国，二十年攻打戎狄，二十六年攻打徐国，二十八年攻打卫国、救援郑国，三十年降服鄣国，闵公元年救援邢国，二年迁移阳地，僖公四年攻打陈国、侵扰陈国，七年攻打郑国，十七年攻打英氏，都称‘人’。只有驻扎聂北、修筑邢城、攻打厉国记载‘师’，救援徐国记载‘大夫’，其余侵扰蔡国、攻打楚国、攻打郑国、包围新城、攻打北戎都记载爵位，那是国君亲自前往。攻打山戎记载‘人’，唯独不是将领低微、军队稀少，是因为遇到鲁国济水、献地记载齐侯的缘故】

【查考《胡传》认为称“人”是将领低微、军队稀少，衡量经文所记载的，也不完全符合。至于说二十年间未曾派遣大夫作为主将，则是不对的。不派遣大夫作为将领，那么让谁作为将领呢？这种说法不通畅。然而沿袭已久，暂且保留这种说法】

　　夏天，单伯在伐宋途中会合【单音善】

《左传》【夏天，单伯在伐宋途中会合，从宋国取得和解而返回】

《公羊传》【说“防伐宋”是什么意思？是后来到达盟会之地】

《谷梁传》【防，是会合之事成功】

《胡传》【隐公四年，诸侯攻打郑国，翚率领军队在途中会合，就再次列举宋、陈、蔡、卫四国的名字；现在诸侯攻打宋国，而单伯在途中会合，不再列举三国的名字，为什么呢？宋国人违背北杏的盟约，联合诸侯攻打他的是齐桓公，在途中会合没有贬义，所以文辞平和。主谋攻打郑国，而想向诸侯求取宠幸以安定自己地位的是州吁，在途中会合的人是党附逆贼，所以文辞繁复而不简洁，是痛恨他们。再次列举并分列书写的，是极其痛恨四国的文辞。说一次不够，所以说两次，圣人的情意就显现了】

《集说》【何休说：依据攻打国家不区分是否中途会合，曹伯襄说“防”，诸侯本来约定日期而后到，所以只列举“防”。记载这件事，是讽刺他们不守信，借此分别功过有深浅。跟随义兵而后到的功绩微薄，跟随不义兵而后到的罪恶轻微。范宁说：攻打之事已经完成，单伯才到达。孙复说：这是国君派遣单伯在伐宋途中会合。桓公以诸侯攻打宋国，本来不约定中途会合，鲁国自己畏惧齐国，所以派遣单伯在伐宋途中会合。三国称“人”，唯独单伯称名，是因为我国大夫不能说“鲁人”的缘故。刘敞说：说“防伐宋”是什么意思？前往会合】

译宋国当时，原本没有参与谋划，后来听说此事，才派遣大夫前往防备罢了。高氏闶说：这并非已经约定却迟到，与袁侨防备的情况相同。胡氏铨说：齐桓公没有天子的命令就擅自征伐，这也是《春秋》所厌恶的。孟子说：“天子进行讨伐而不称征伐，五霸率领诸侯去征伐诸侯，是三代圣王的罪人。”张氏洽说：鲁国自从在柯地结盟后就已经与齐国讲和，但没有跟随齐国的军事行动，所以趁着齐国讨伐宋国，命令上卿率领军队前往防备，表示顺从霸主的意图。齐桓公正值兴盛，情理和形势都应当顺从，这固然不同于翚防备宋殇公、党乱贼、征伐无罪的情况，所以记载为“防伐”而不再列举各国。吴氏〇说：征伐宋国的战役，齐国只使用了靠近宋国的陈国、曹国，而没有劳烦远方的军队。然而鲁国正顺从霸主，所以齐国虽然向鲁国征调军队，但鲁国自行派遣单伯带兵前往防备。俞氏皋说：单伯是鲁国的大夫，就是元年迎接王姬的那个人。《左传》认为他是周朝的大夫，杜氏附会防备的说法认为他是王畿内的诸侯，大概是因为周朝有单子，而不是单伯。如果是周朝的单伯，那么应当记载为“天王派遣单伯防备征伐宋国”。现在先记载春天齐人、陈人、曹人征伐宋国，就知道齐国是主兵；夏天单伯防备征伐宋国，就知道鲁国是臣属去防备征伐。又如隐公四年四国征伐郑国，宋国是主兵而翚去防备征伐，措辞与此相同，由此推论，单伯是鲁国的臣属确凿无疑。郑氏玉说：考察《左传》在单伯迎接王姬一事上误作“送”，到这里附会成全其说法，所以认为齐国向周朝请求军队，而单伯作为周朝的臣属去防备。李氏廉说：国内大夫防备征伐的有八次，唯独翚防备四国征伐郑国与单伯防备征伐宋国，都是先列举诸侯的征伐，然后称“防”，这是后来防备的记载方式。汪氏克宽说：《左传》说齐国向周朝请求军队，单伯去防备，所以研究《左传》的人都把单伯当作周朝的大夫。现在考察成公十六年、十七年尹子、单子三次防备征伐郑国，没有记载“防伐”，更何况定四年的传文说刘文公联合诸侯征伐楚国，而《经》仍然记载“公、防刘子、诸侯侵楚”，现在既然称“单伯防伐”，那么单伯是鲁国的大夫就明白了。

译附录《左传》：郑厉公从栎地入侵郑国，到达大陵，俘获了傅瑕。傅瑕说：“如果赦免我，我请求为您迎接国君回国。”郑厉公与他结盟并赦免了他。六月甲子日，傅瑕杀死了郑子及其两个儿子，迎接厉公回国。起初，内蛇与外蛇在郑国南门中搏斗，内蛇死了。六年后厉公回国。郑厉公听说了这件事，问申繻说：“还有妖孽吗？”申繻回答说：“人们所忌讳的，其气势焰势足以招致祸患，妖孽是由人兴起的。人如果没有裂痕，妖孽不会自行发生。人抛弃常道则妖孽兴起，所以有妖孽。”厉公回国后，于是杀死了傅瑕。派人告诉原繁说：“傅瑕有二心，周朝有常刑，他已经伏法了。迎接我而没有二心的人，我都许诺让他们担任上大夫的职务，我希望与伯父共同谋划。况且我出逃时，伯父没有怨言；我回国时，又不思念我，我对此感到遗憾。”原繁回答说：“先君桓公命令我的祖先掌管宗庙祭祀。社稷有了君主却在外怀有二心，还有什么比这更二心的呢？如果君主社稷，国内的百姓谁不做臣子？臣子没有二心，是天定的制度。子仪在位十四年了，而谋划召迎国君的，难道不是二心吗？庄公的儿子还有八人，如果都用官爵行贿赂劝诱二心而可以成就大事，国君将怎么办？臣子听命了。”于是上吊而死。

【大陵，杜预注：郑地，今河南开封府临颍县北十里有大陵城】

秋七月，楚国入侵蔡国。

《左传》：蔡哀侯因为莘地的事，用言语挑逗息妫来告诉楚子。楚子前往息国，以进献食物为名进入享宴，于是灭掉了息国。把息妫带回楚国，生了堵敖和成王。息妫不说话，楚子问她，回答说：“我一个妇人，却侍奉两个丈夫，即使不能死节，又能说什么呢？”楚子因为蔡侯灭息的事，于是讨伐蔡国。秋七月，楚国入侵蔡国。君子说：“《商书》所说的‘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大概就像蔡哀侯吧。”

《谷梁传》：荆，就是楚。为什么称荆呢？是举其州名。举州不如举国，举国不如举名，举名不如举字。

集说：张氏洽说：“息国的灭亡，蔡国的被入侵，都是蔡哀侯招致的。只有干戈省察自身，也足以看出蔡国自从在邓地设防惧怕楚国之后，不仅没有做彻桑土、缪牖户的防备谋划，反而因为一个妇人的缘故，再次招来楚军，起初自身被俘，接着国家破败。楚熊赀兴兵取悦妇人，当时齐桓公的霸业尚未成就，于是导致楚国在淮汉之间横行，所以特别记载蔡国被入侵，两方面的罪责都显露了。”吕氏大圭说：“入侵，自春秋以来，蔡国曾经跟随周王讨伐郑国，还算是修习勤王的职责；在邓地设防，在折地结盟，在曹地设防，还算是与诸侯交往玉帛之好；讨伐郑国、讨伐卫国、讨伐戴国，还算是与诸侯共同出兵防备。自从莘地战败以来，五年间两次被荆楚讨伐。齐桓公称霸，蔡国仅仅一次跟随北杏的设防。从此以后，蔡国都不参与，大概是折节而顺从楚国了。所以召陵加师，仅仅足以使楚人屈服，而不能改变蔡人顺从楚国的心。城濮之战，楚国已经大败，蔡国才开始改变图谋。践土盟书的记载说：‘晋重耳、蔡甲午。’晋文公死后，中原的盟防，蔡国又不参与了。晋悼公兴起，列国悚然听命，而蔡国却安于楚国的统治之下，终悼公之世，不能得到蔡国。晋悼公死后而楚国的役使，蔡国常常跟随。蔡昭公因为裘佩的小故，遭受三年拘禁的耻辱，沈璧以断绝楚国，质子以请求晋国，而召陵之战，晋国人求取财物而辞谢蔡国。柏举之战，于是使蔡国人借助吴国之手。楚国的祸患虽然深重，蔡国的忧患尚未止息。哀元年，楚国又包围蔡国，蔡国人谋划迁徙到州来。直到春秋之后，蔡国最终被楚国兼并。它顺从楚国最早，侍奉楚国最坚定，而遭受楚国的祸患最严重。”赵氏鹏飞说：“齐桓公图谋称霸三年，得到鲁国而失去宋国，诸侯大概尚未协调，而荆楚又入侵蔡国，齐桓公大概对此感到忧虑，而没有办法制约。”

【此后凡二十六年，诸侯协调顺从，中原没有裂痕然后讨伐它，也足以看出楚国的强大，不能很快制服。李氏廉说：“蔡国是周室宗盟之长，靠近楚国而曾经遭受楚国的祸患，所以自从北杏之后，齐国的盟防，蔡国不再参与了。蔡国开始被记载于经书，是在邓地设防以惧怕楚国；最终被记载于经书，是迁徙到州来以躲避楚国。楚国开始被记载于经书，是败蔡；最终被记载于经书，是围蔡。齐晋的霸业，其极盛时则侵蔡以伐楚，其极衰时则防召陵以救蔡而不能。终于柏举之战，吴国掌握中原的权柄，也因为蔡国的缘故。推原一个蔡国的始终，而中原消长的形势、荆楚强弱的端倪，都可以看到了。”

【按蔡国因为女子开启战端，荆楚因为强暴虐待小国，确实有罪。蔡国跟随齐国进行北杏的设防，而荆楚人入侵它，齐桓公坐视不救，不也是弊病吗？经书记载“荆入蔡”，是参讥之。然而齐桓公不知道蔡国应当救援吗？不是的。这时桓公的力量还不足以制约楚国，所以不想挫伤自己的锐气，而暂且把蔡国委弃。况且宋国人刚刚设防就立刻背叛，桓公专力以图谋宋国，则势难相顾了。难道不知道蔡国应当救援吗？】

冬，单伯与齐侯、宋公、卫侯、郑伯在鄄地会盟。【鄄音绢。鄄，杜预注：卫国地，东郡甄城。今山东东昌府濮州东二十里旧城集，故鄄城也】

《左传》：冬在鄄地设防，是因为宋国顺服的缘故。

译谷梁传认为，这是再次与防地相同。

译集说【范氏宁说：“诸侯想要推举齐桓公为霸主，所以再次在鄄地会盟来谋划此事。”刘氏敞说：“《左传》因为周朝有单子，就错误地把单伯也当作周朝的大夫。凡是周王使者出面会盟诸侯，没有不排在公侯之上的，宰周公、刘子之类就是这样。既然排在公侯之上，那就是主持会盟的人了，何必等到单伯会盟诸侯才算是主持会盟呢？《左传》错误地把单伯当作大夫，杜预因此为之掩饰解说，想要证明单伯出使必定是周朝人，而曲折求合，这不是解释经文的体例。”高氏闶说：“诸侯讨伐宋国，过了很久没有解围，到这时宋公才屈服而举行这次会盟。”张氏洽说：“宋公亲自会盟鲁国卿大夫，而齐桓公的霸业大致确定了。”吴氏曰：“陈、蔡、曹、邾已经归附齐国的，不再与会盟，大概是齐国的霸政事务简便，不想烦扰诸侯。”李氏廉说：“经书记载内大夫会盟外诸侯的有六次，只有单伯在鄄地、季孙宿在邢丘，会盟霸主及列国，其余如公孙敖会盟晋侯、公孙归父会盟楚子、季孙行父、公孙归父会盟齐侯，都是特意相会。大夫会盟诸侯，抗衡尊卑，越出本位，《左传》惯例认为内大夫可以会盟外公侯，这是不对的。虽然齐桓公初为霸主，以鲁国为重要，不把单伯视为嫌疑；鲁国人观望，没有专门服从齐国，不把单伯视为卑下。然而日后开启权臣专权的先例，未必不始于这里。”季氏本说：“先儒把这当作衣裳之会，这是一种说法。他们的说法本于《论语》九合诸侯的话，所以用九来确定会盟次数；又计算桓公会盟不止九次，于是又以衣裳之会九次、兵车之会四次来凑足。这是由于不知道九应当作纠的过错，朱子已经详细辨析了。”卓氏尔康说：“卫朔回国，不通诸侯九年；郑突自从遭遇垂地之难，不通诸侯十一年。现在都不敢不来，是因为宋国屈服了。”】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卷八

<经部,春秋类,钦定春秋传说汇纂>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卷九

【壬僖王寅三年】十五年【齐桓七年、晋缗二十六年、卫惠二十一年、蔡哀十六年、郑厉二十二年、曹庄二十三年、陈宣十四年、杞共二年、宋桓三年、秦武十九年、楚文十一年】

春，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在鄄地会盟。

左传【春天再次会盟，齐桓公开始成为霸主】

谷梁【再次共同会盟】

集说【杜氏预说：“陈国弱小，每次盟誓、会盟都在卫国之下。齐桓公开始成为霸主，楚国也开始强大，陈国介于两个大国之间，而作为三恪，所以齐桓公从这一年提升它，排在卫国之上，直到春秋结束。”杨氏士勋说：“重新发传，是因为诸侯到这里才相信齐桓公，所以重新发传。”许氏翰说：“十三年、十四年会盟，到这里又会盟，三次会合诸侯而不盟誓，以示慎重，所以盟誓则众人相信，没有人敢违背。”吕氏祖谦说：“庄公九年，齐桓公从莒地进入齐国，十五年才开始成为霸主。以前解说《左传》，必须分三节看：五霸未兴起以前是一节，五霸交替兴起之际是一节，五霸衰落之后是一节。五霸中桓公最兴盛，那么桓公对天下有大功，本来就可以知道。然而看到桓公的大功，又必须看到他有可遗憾的地方。当王纲解纽，各国各自为政，强者欺凌弱者，众者暴虐寡者，当时的人希望大国匡正自己，如《褰裳》之诗，这时得到桓公出来，总集天下之势，整顿天下之事，岂非对当世有大功？然而所谓还有可遗憾的，大概是五霸未出，先王的遗风余泽，天下的人还有可见的；霸主一出，那么天下的人只见霸主之功，不再见先王的恩泽了。”张氏洽说：“传认为齐桓公开始成为霸主，大概是指诸侯开始安定而言。然而鲁国尚未信服，而从此之后，宋人有时还主持军事，卫、郑未免复】

【叛大概齐的霸业渐渐趋向安定，而诸侯的心还没有统一。汪氏克宽说：“此后只有召陵侵楚，陈排在卫下，大概陈在丧期称子，所以如此。”】

【按齐排在宋前，左氏说齐开始成为霸主。刘氏敞驳斥它，认为齐桓公的霸业应当从十六年盟幽开始，不知道鄄之会，是霸业的开始；幽之盟，是霸业的完成。张氏洽的说法，在情事上更为接近】

夏夫人姜氏到齐国

谷梁【妇人既嫁不越境，越境非礼】

集说【孙氏复说：“齐侯死后，文姜在鲁国不安，所以到齐国。”孙氏觉说：“姜氏只是归宁罢了，然而经书记载它，与齐襄公之事等同，大概妇人以夫家为归，一适其夫，则终身不返，父母死后，虽兄弟不往，所以预先为之嫌疑，而防备逆乱之将萌。齐桓公虽无齐襄公之事，大概非礼之迹相同。姜氏之恶，不可胜诛，然而为齐桓公者不得无罪。”苏氏辙说：“礼，夫人父母在则归宁，死后则派大夫归宁兄弟。文姜之于齐桓公，是兄弟，亲自前往非礼。”许氏翰说：“鄄之再会，鲁尚未从，桓公未能

译亲近近处，无法以此展示给远方，务必追求与鲁国和睦，因此接受文姜来彰显亲爱亲属之情，于是齐国与鲁国的交往最终和好。然而礼制的防范一旦失守，夫人又开启了越境放纵的恶行，于是造成了前往莒国的奸淫之事。」张氏洽说：「文姜不去齐国已经八年了，到这时又去齐国，桓公想要谋求与鲁国的友好关系，以此奠定霸业，所以没有拒绝她。文姜在襄公时代散布恶名，桓公断绝与她的往来，是符合道义的。因为想要谋求与鲁国友好的缘故，而不吸取前车之覆的教训，难道没有听说过‘做一件不义的事，即使得到天下也不做’的道理吗？《春秋》特意记载此事，是为了归咎于桓公。」张氏溥说：「宗族之国，以鲁国为最大；王者的后裔，以宋国为最大。齐国如果不能得到宋国、鲁国的支持，霸业必定不能成就。第二次在鄄地会盟，齐国与宋国已经联合。鲁国对于齐国，北杏之会没有参加，在柯地结盟则和平了。十四年讨伐宋国，在鄄地会盟仅派遣单伯，桓公没有亲自前往。十五年鄄地的会盟，鲁国没有人参加。桓公知道鲁国的君臣尚未协调一致。文姜前往齐国，之后在幽地共同结盟。齐国与鲁国的仇怨，始于淫乱之人；两国交往的和解，也是因为淫乱之人。《春秋》没有闲暇责备鲁庄公，而是用来归咎于齐桓公了」

译秋季，宋国人、齐国人、邾国人攻打郳国【郳，《公羊传》写作儿】

《左传》【诸侯为了宋国而攻打郳国】

《胡传》【霸主之前的时代，诸侯专断征伐；不是霸主却居于首位，是诸侯主持军事】

《集说》【杜预说：“郳是依附于宋国的附庸国却背叛了宋国，所以齐桓公替宋国攻打郳国。”范甯说：“宋国主持军事，所以齐国排在宋国之后。排定次序的上下，以国家大小为次序；征伐则以主持军事者为先，这是《春秋》的常例。”刘敞说：“宋国排在齐国之上，为什么？因为宋国是主持军事的人。”又说：“诸侯之间互相征伐，必定推举主持军事者排在上面，所以宋国先列。”赵鹏飞说：“郳背叛宋国而宋国攻打它，联合齐国人，是胁迫霸主的命令。郳国是邾国的祖源，担心它背叛而投奔邾国，所以一同和邾国人攻打它。”汪克宽说：“石氏认为郳有两个：郳黎来是小邾国，三国攻打郳国则是宋国的附庸。现在考察攻打郳国之后，经文中不再记载郳国，只记载小邾。筑成周城墙的战役，经文中记载小邾人，而宋国的仲几说：‘郳，是我们服役的地方。’昭公二十年的传文中提到郳申，杜预说是小邾穆公的儿子，必定有所依据，那么郳就是小邾国是明确的了】

【按：攻打郳国的战役，宋国实际上是主持军事，所以齐国排在宋国之后。攻打郑国、攻打徐国也是如此。《胡传》认为二十七年盟会于幽地，然后齐桓公才成为霸主，那么三十二年梁丘的相遇，宋国排在齐国之前，难道也要怀疑齐国尚未成为霸主吗】

郑国人侵犯宋国

《左传》【郑国趁诸侯攻打郳国的间隙而侵犯宋国】

《胡传》【侵犯和征伐的含义，三传不同。《左传》说：“有钟鼓声叫做伐，没有钟鼓声叫做侵。”先前的儒者有的不认同这种说法，认为声张罪状进行讨伐叫做伐，没有名义出兵叫做侵，没有可以替代的说法。然而考察五经都称侵犯和征伐，在《易经》谦卦的六五爻辞说：“利于侵犯征伐，征讨不服从的人。”《尚书》的《泰誓》说：“我的威武，侵犯到他们的疆界。”《诗经》的《皇矣》说：“依靠他在京城，侵犯自阮国的疆界。”《周礼》大司马用九种征伐的方法匡正邦国，而说：“残害贤良、祸害百姓的就征伐他，倚仗坚固不服从的就侵犯他。”而认为没有名义出兵可以叫做侵吗？那么有的说侵，有的说伐，为什么呢？声张罪状进行讨伐叫做伐，秘密出兵掠夺边境叫做侵。声张罪状的，鸣钟击鼓，整顿军队而行，是兵法所说的正道；秘密出兵的，衔枚卧鼓，出人不意，是兵法所说的奇道】《集说》【郑玄说：“伐，是军队进入其境内；侵，是施加兵力在其边境而已。”陈傅良说：“根据《左传》的说法，那么齐侯侵犯蔡国、晋侯侵犯楚国，都动用大军而统计多国，如果没有钟鼓，怎么行军？那么《左传》的条例就不对了。《公羊传》说：‘粗略的叫做侵，精细的叫做伐。’认为深入的叫做精细，浅显的叫做粗略，前后有侵犯的军队直到攻破其国家、征伐的军队不深入的很多，那么《公羊传》的条例也不对了。《谷梁传》说：‘掠夺人民、驱赶牛马叫做侵，砍伐树木、毁坏宫室叫做伐。’齐桓公征伐楚国，不战而服，没有毁坏宫室、砍伐树木的事情，又难道二百四十二年的行军全都如此暴乱吗？那么知道《谷梁传》也不对。”张洽说：“趁诸侯攻打郳国而侵犯宋国，不诚心服从齐国而违背二鄄的盟约，郑国在齐楚之间反复无常，大概从这里开始。”黄震说：“郳背叛宋国，所以齐国替宋国攻打郳国；郑国因为宋国的旧怨趁间隙侵犯宋国，这是背叛齐国的盟约。所以第二年宋、齐、卫攻打郑国。郑突在栎地待了二十年，一旦得志，就兴起修怨的军队，还不知道世上有霸主。”汪克宽说：“侵伐两个字，必定都是当时行军的名称，其含义的是非，取决于事情的得失，不以此来作为褒贬。然而有应当书伐而书侵、应当书侵而书伐的情况，这是《春秋》的变例】

冬季十月

【癸僖王卯四年】十六年【齐桓公八年，晋缗公二十七年，武公称三十八年，卫惠公二十二年，蔡哀侯十七年，郑厉公二十三年，曹庄公二十四年，陈宣公十五年，〇共公三年，宋桓公四年，秦武公二十年，楚文公十二年】

春季周王正月

夏季，宋国人、齐国人、卫国人攻打郑国【南北争夺郑国从这里开始】

《左传》【诸侯攻打郑国是因为宋国的缘故】

《集说》【孔颖达说：去年齐桓公刚成为霸主，不敢立即承担其责任去救患讨罪，现在替宋国攻打郑国，仍然让宋国自己报仇，所以宋国主持军事，排在齐国之上。隐公五年邾国人、郑国人攻打宋国，附庸国排在伯爵之上，是以主持军事者为先。孙复说：郑国违背鄄地的盟会侵犯宋国，所以齐桓公率领诸侯攻打它，齐国排在宋国之后，与攻打郳国相同。张洽说：攻打郑国不仅仅是为了宋国，大概郑国不服从，那么诸侯的心就没有统一。家铉翁说：郑突以庶子篡夺嫡位，齐桓公刚成为霸主，应当声讨郑突的旧恶，向周王请示以正其罪，宣示远近以警戒众人。现在为了宋国而攻打郑国，名分不正。汪克宽说：这次攻打郑国与二十六年攻打徐国，都以齐国排在宋国之后，宋国主持军事】

秋季荆国攻打郑国

《左传》【郑伯从栎地回国，迟缓地向楚国报告。秋季，楚国攻打郑国，到达栎地，是因为郑伯无礼的缘故】

《集说》【王葆说：“齐国正图谋霸业，楚国也逐渐强大，向北侵犯不止，陈、蔡、郑、许正好处于其冲要之地，

译郑国的要害之地尤其应当优先攻取，所以郑国是齐国和楚国必定争夺的地方。」张氏洽说：「自从鲁桓公二年，郑国已经畏惧楚国而与邓国会盟，到这时三十多年之后才遭受楚国军事打击，楚国的威势不轻易使用，大概就是这样。」赵氏鹏飞说：「楚成王十四年入侵蔡国，十六年讨伐郑国，齐桓公虽然对此感到忧虑，但力量还不足以制服楚国。」李氏廉说：「郑桓公起初将家眷财物寄存在虢、鄫两国，得到十座城邑而建立国家，前面是华山，后面是渭水，左边是洛水，右边是济水，以苤騩山为主峰，以溱水、洧水为食源，实在是春秋时期关键的国家，也是南北方的枢纽，所以楚国的祸患从郑国开始，直到春秋结束，郑国都成为衡量霸主强弱轻重的关键。」又说：「《春秋》记载“荆”讨伐郑国两次，始于这一年；记载“楚人”讨伐郑国四次，始于鲁僖公元年；记载“楚子”讨伐郑国五次，始于鲁宣公四年；记载楚国大夫讨伐郑国四次，始于鲁成公六年；楚国联合诸侯讨伐郑国两次，始于鲁襄公二十四年。」

译附录《左传》【郑伯惩治参与雍纠之乱的人，九月，杀了公子阏，砍断了强鉏的脚。公父定叔出逃到卫国。三年后让他回国，说：“不能让共叔在郑国断绝后代。”让他于十月入境，说：“这是美好的月份，凑足圆满之数。”君子认为强鉏不能保全自己的双脚】

冬季十二月，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在幽地共同结盟【《公羊传》作“公防”，许男之下，《公羊传》《谷梁传》有曹伯。滑，杜预注：滑国在河南缑氏县，如今河南开封府偃师县南二十里有缑氏故城，是古滑国所在地。幽，杜预注：宋国之地，应当在如今河南归德府考城县境内】

《左传》【冬季在幽地共同结盟，是郑国表示顺服】

《公羊传》【共同结盟是什么意思？是意愿相同】

《谷梁传》【共同，是有共同之处，共同尊崇周王室】

《胡传》【防是公，不书“公”是避讳。避讳公什么呢？程氏说：“齐桓公开始称霸，以盟会确立义理，而鲁国首先背叛盟约，所以避讳不称公，厌恶其失信。”那说共同结盟是什么意思呢？程氏说：“上没有明君，下没有方伯，列国相互争斗，桓公开始称霸，天下都归附他，所以记载共同结盟，记录意愿相同。自古人都有一死，百姓没有信用就不能立足，所以圣人用信用代替食物，回答子贡的提问；君子用信用代替生命，看重桓王失去信用。《春秋》避讳公参与这次盟会，难道不是因为信用比生命和食物更重要吗？”先前的儒者有人认为不书“公”是避讳与仇敌结盟，这是错误的。如果因为桓公是仇敌而避讳与他结盟，为什么不在柯地结盟时避讳呢】

《集说》【何休说：“同心想要结盟。同心做善事，善事必成；同心做恶事，恶事必成。所以郑重地记载为共同结盟。”杜预说：“记载会，是鲁公会盟。说共同结盟，是表示郑国顺服不同。”孔颖达说：“曾经共同结盟而后不同，才称为服异；未曾共同结盟，就不算服异，所以结盟不称同。僖公二年齐侯、宋公、江人、黄人在贯地结盟，定公四年公与诸侯在皋鼬结盟，这两次结盟都不称同，都是因为未曾共同结盟，不是服异，所以不称同。应该称同而不称同的，僖公五年首止之盟，郑伯逃归；七年盟于宁母，郑伯派子华在防地听命而不称同，是因为郑国未服；八年盟于洮，郑伯乞求结盟，而不称同，是因为郑伯未列入防地；文公十五年夏，晋国郤缺率军伐蔡，戊申日进入蔡国，那年冬天诸侯在扈地结盟，不称同，是因为蔡国已经先服。宣公十二年同盟于清丘，十七年同盟于断道，成公九年同盟于蒲，十五年同盟于戚，十七年同盟于柯陵，十八年同盟于虚朾。这六次结盟都不是服异，却称同盟，清丘、断道与蒲，当时诸侯已有二心，同心讨伐贰心，所以称同盟；戚与虚朾，同心痛恨恶行，所以称同盟；柯陵之盟，郑人不顺服，想让诸侯同心伐郑，所以称同盟，就像襄公十八年诸侯同心痛恨齐国，称同围齐一样。”赵匡说：“《谷梁传》说：‘不言公，内外都怀疑。’考察庄公与齐襄往来未曾有阻碍，难道对桓公更有怀疑吗？这直接是夫子确定贬责的宗旨，与内外怀疑有什么关系？”陆淳说：“淳听老师说：‘防是公防。不书公，是为公避讳。桓公称霸，诸侯已经顺服他，不跟随他，那么社稷就危险了，所以不书公，是为公避讳。’这与及齐高傒、晋处父结盟不书公，义理相同。”陈岳说：“凡是空书会某侯，是公亲自会盟。诸侯都按次序排列，不是微贱者，很明显。”苏辙说：“结盟没有不共同的，这里说共同结盟，为什么呢？有不同之处，是顺服，于是郑国开始听命。”陈傅良说：“结盟没有说共同的，于是说共同结盟，是因为齐桓公初次主持盟会。主持盟会的人，让天下听从一个国家。王者不兴起，让天下听从一个国家，古代未曾有过。”薛季宣说：“许男为什么排在曹、滑之前？因为大国，不是按礼制班序排列。桓公倡导称霸，”而扰乱周朝班序，不是统领诸侯的正道。吴澄说：“齐国自从北杏以后，屡次会合诸侯，有防无盟的，是因为诸侯之心未统一。到这时郑国顺服，才集合九国之君进行这次盟会，这是桓公纠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开始。”李廉说：“胡氏有两个条例，有诸侯同欲而称同的，有厌恶其反复而称同的。除了于蒲、亳城北厌恶其反复外，其余都可以归入同欲的条例了。《谷梁传》有两个条例，说同尊周，同外楚。除了两次幽地结盟为尊周外，其余都可以归入外楚的条例了。但不能把同欲都看作美好，所以二幽、马陵、于戚、鸡泽虽然可以褒扬，而清丘、断道、虫牢也书同；新城、虚朾、于戏虽然没有贬斥，而重丘、平丘也书同。总之都有通达之处，应当参考才是。刘氏认为同盟是殷同之盟，同盟之礼见于《觐礼》，筑坛祭祀方明，方伯临视。桓公不是受命的方伯，假借同盟之礼率领诸侯尊崇天子，大概从此开始称霸，也是一种说法。”汪克宽说：“同盟之义，论者不同，然而

译这些说法都不超出《公羊传》的观点。杜预认为“服异”，大概是因为《左传》在两次幽地会盟中，一处说郑国讲和，一处说陈国、郑国顺服；在新城会盟中说跟随楚国的人顺服；在虫牢、戏地会盟中说郑国顺服；在马陵会盟中说况且莒国顺服所以会盟；在鸡泽会盟中说晋国因为郑国顺服所以会合诸侯；在重丘、平丘会盟中说齐国讲和，说齐国顺服。推究这些来论述，那么清丘、断道讨伐贰心，在蒲地因诸侯贰心，都是为了顺服异己。在戚地会盟，郑伯听从讲和而郑国已经顺服；柯陵、亳北讨伐郑国并结盟，那么郑国顺服就可以知道了；虚朾会盟，是因为悼公刚即位而诸侯新近顺服。这就是因为顺服异己而说结盟。《谷梁传》在两次幽地会盟中都说是共同尊崇周室，在新城、断道、鸡泽、平丘会盟中都说是共同排斥楚国。齐桓公刚称霸时，只是取共同尊崇周室的意思；晋文公十四次会盟，都是为了排斥楚国。新城会盟发传，彰显其开始；平丘会盟发传，彰显其终结；断道、鸡泽会盟，列举上下以包含其余。文定认为诸侯意愿相同而记载“同”，又因为厌恶他们反复无常而记载“同”。两次幽地、新城、清丘、断道会盟都说意愿相同，马陵会盟说共同忧虑楚国，柯陵、鸡泽、平丘会盟说共同惧怕楚国，都是意愿相同。按体例推究，在戚地会盟是共同意愿讨伐曹国，虚朾会盟是共同意愿救援宋国。在蒲地会盟是因为他们失信而再次结盟，亳北会盟是因为厌恶他们既已结盟却又背叛，都是厌恶他们反复无常而记载“同”的。按体例推究，在戏地会盟，也是既已结盟却又背叛。虫牢会盟，厌恶他们都不臣服；重丘会盟，厌恶他们接受贿赂而不讨伐贼寇，这就是何休所说的“同心作恶，恶事必然成功”。《谷梁传》说：“尊崇周室，排斥楚国”，就是所说的“同心行善，善事必然成功”。厌恶他们反复无常而记载“同”，是说他们既已结盟却又产生异心；杜预说“服异”，是说他们过去异心而今同心。所以我认为论者观点不同，都不超出《公羊传》“同欲”的说法。至于刘敞引用“殷见曰同”，认为设立方明如同方岳之盟，所以记载“同”。然而襄公九年楚公子罢戎与郑人在中分结盟，昭公十九年邾人、郳人、徐人、防宋公在虫地结盟，难道也能设立方明而使用殷代同见的礼仪吗？齐履谦说：“经书记载同盟的有十六次：幽、幽、新城、清丘、断道、虫牢、马陵、蒲、戚、柯陵、虚朾、鸡泽、戏、亳城北、重丘、平丘，其记载的辞句如说：‘共同救灾患，共同忧虑祸乱，共同奖助王室，共同讨伐不服从者’，都是天下的辞句，所谓公开宣告的言论。那些不记载‘同’的，如垂陇、澶渊、祝柯、湨梁、皋鼬，有的因为复仇，有的因为平息怨恨，有的专门由大夫主持，有的志在贪求财货，有的由宋国、楚国主盟，有的两国特别相互结盟，有的侯伯不参与结盟，都是一国的辞句，所谓私下商议的言论。也有用天下的辞句公开宣告却不记载‘同’的，首止、甯母、洮、葵丘、牡丘、践土、翟泉七次会盟就是。这七次会盟都是齐桓公、晋文公的盛世，而《春秋》不记载‘同’，又可以看出天下统一于齐、晋啊。所以用十六次会盟来看一时的不同，那么同盟更好；用七次会盟来看后来的同盟，那么不同更盛。大概因为有不同，然后记载‘同’来区别它，既然说没有不同了，又何必记载‘同’呢？”陈际泰说：“齐桓公大概经营了数十年，迟迟而后取得霸权。北杏会盟之后，已经讨伐宋国了，已经会见鄄地了，到讨伐郳国时还排在宋国之下。等到在幽地结盟，然后八国诸侯才开始左提右挈，推戴一人在节旄之下。那时接近上古，而其气象几乎如同王者。到了晋文公则不然，一战而胜，一战而霸。唉！王风下降而为霸权，桓公霸权下降而复为文公霸权，君子悲叹世道变化已经太急促了。”

译【按：《春秋》三传及胡安国《春秋传》对“同盟”的解释各不相同，汪克宽融会各家之说，认为都本于《公羊传》中“同欲”的原则，尤其能抓住要领。】

邾子克去世。

《谷梁传》说：“称他为‘子’，是进升他的爵位。”

集解：何休说：“小国国君通常不记载‘卒’，这里记载了，是因为邾国仰慕霸主，有尊崇天子之心，所以进升他的爵位。”范甯说：“邾国依附齐国而尊崇周王室，天子命令进升他的爵位。”刘敞说：“这就是邾仪父。为什么称他为‘邾子克’？未成为正式诸侯国时称‘邾仪父’，成为正式诸侯国后称‘邾子克’。未成为正式诸侯国的国君，去世不记载‘葬’，也不记载‘卒’。”孙复说：“邾国称爵位，是因为开始得到天子命令，列为诸侯。”俞皋说：“不记载具体日期，是文字缺失。不记载‘葬’，是因为齐桓公没有前往吊唁。”李廉说：“关于天子命令的说法，三传都没有明确记载，但根据《左传》这一年冬天天子派虢公命令曲沃伯以一军之众成为晋侯来看，天子当时仍有黜陟升降的权力。”

附录《左传》：周天子派虢公命令曲沃伯以一军之众成为晋侯。起初，晋武公讨伐夷地，抓获了夷地的诡诸。蔿国请求赦免了他，后来晋国没有报答蔿国，所以子国作乱，对晋国人说：“让我讨伐夷地并夺取它的土地。”于是率领晋军讨伐夷地，杀死了诡诸。周公忌父出逃到虢国。周惠王即位后让他回国。

【夷：杜预注认为是地名。】

【甲辰年，周僖王五年】鲁僖公十七年【齐桓公九年、晋武公三十九年、卫惠公二十三年、蔡哀侯十八年、郑厉公二十四年、曹庄公二十五年、陈宣公十六年、杞共公四年、宋桓公五年、秦德公元年、楚文王十三年】

春天，齐国人抓住了郑国的詹。【“詹”，《公羊传》作“瞻”，下文同。】

《左传》说：“因为郑国没有去朝见齐国。”

胡安国《春秋传》说：“记载‘齐人执詹’，是谴责齐国的措辞。郑国既侵犯宋国，又不朝见齐国，詹是执政大臣，大概是掌权的人。他被抓是应该的，但为什么要谴责齐国呢？如果用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就能尽到道义；如果用爱惜自己的心去爱别人，就能尽到仁爱。这是《春秋》对待齐国的态度。”

集解：杜预说：“詹是郑国的执政大臣，到齐国时被抓获。”孔颖达说：“僖公七年《左传》说：‘郑国有叔詹、堵叔、师叔。’先提到詹，说明詹地位最高。而且传文说‘郑不朝也’，因为国君不朝见而詹被抓获，明显詹是执政大臣，为不守道义的国君出使朝见，所以被抓获。如果詹不到齐国，就没有理由被抓获，知道他是到齐国时被抓获的，大概是聘问齐国。”赵匡说：“《公羊传》、《谷梁传》都说詹是郑国地位低微的人，记载他是为了显示他非常奸佞。说地位低微的人不应当记载，特意为了奸佞而记载。其他被抓获的人难道没有罪过吗？为什么特意记载这个奸佞？”孙复说：“称‘人’来抓获，是谴责桓公。詹不称氏，是没有受命。桓公十二月与郑伯在幽地结盟，而春天抓获郑詹，哪里还用得着结盟？不称‘行人’（使者），是防备他未回国就被抓获。不说‘以归’（带回去），是因为秋天郑詹从齐国逃回，‘以归’是可以推知的。”刘敞说：“郑詹是什么人？是郑国的大夫。为什么有的称‘行人’，有的不称‘行人’？称‘行人’的，是因为以他作为使者的身份抓获；不称‘行人’的，是因为不是以他作为使者的身份抓获，或者他不是行人。”又说：“《公羊传》说‘记载他是因为他非常奸佞’，查考《春秋》没有地位低微而能记载于经文的，如果詹是大夫而未受命，又怎么区别呢？”又说：“《谷梁传》说：‘人，是众人的意思。用‘人’来抓获，是赞同齐国的措辞。’不对。宋国人抓获郑国祭仲，邾国人抓获鄫子，也可以说是赞同吗？”又说：“郑詹，是郑国地位低微的人。地位低微的人不记载，这里记载他是什么缘故？因为他逃回而记载他。”也不对。纪履繻、郑宛之类，也都称氏国，难道地位低微就不记载吗？苏辙说：“詹不称氏，是没有赐给族姓。”许翰说：“宋国大郑国小，齐桓公大概是恩德施于宋国而威势施加于郑国。周文王兴起时，大国畏惧他的力量，小国怀念他的恩德，而桓公相反，所以不符合霸主之道。至于宋襄公抓获鄫子的暴虐，桓公是不会做的。”张洽说：“詹不称氏，与柔、溺相同。桓公抓获郑詹，是讨伐郑国不朝见的罪过，应当记载‘齐侯’，而称‘人’是对非霸主讨伐的贬低。诸侯不服，不能修德来招致他们，却抓获他们的大夫，那么小国服从齐国，都是出于力量不足，而不是真心诚意服从的意思，由此可见了。”李廉说：“关于郑詹的说法，《左传》是对的。《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詹是奸佞之人，这是没有根据的话。杜预认为称‘人’是轻视他，《谷梁传》又认为称‘人’是赞同齐国，都不对。《公羊传》又认为是因为鲁国信用詹的计策，娶齐国的淫女，丹楹刻桷，最终导致后来的败坏，所以特别强调他受奸佞，这种说法出自纬书，荒谬不经，不予采纳。”

【按：郑詹被抓获一事，《公羊传》、《谷梁传》依据纬书认为他是奸佞之人，固然不可采信；《左传》认为是因为不朝见，杜预注说他是到齐国时被抓获。结盟不到一个月，又派大臣出使齐国，就立刻责备他不朝见，岂不是太苛刻了吗？孙复说结盟后未回国就被抓获，用陈国辕涛涂的例子来类比，情事也相合，所以主张《左传》的说法，而孙复的观点也附列于此。】

夏天，齐国人在遂地被歼灭。【“殱”，音子廉，反切，即“歼”；《公羊传》作“瀸”。】

《左传》说：“夏天，遂国的因氏、颌氏、工娄氏、须遂氏宴请齐国的戍卒，趁他们喝醉时杀了他们，齐国人被歼灭。”

《公羊传》说：“‘瀸’是什么意思？‘瀸’，是积聚的意思，指众人杀死了戍卒。”

译谷梁传：殱，就是尽、全部的意思。那么，为什么不说“遂人杀尽了齐人”呢？因为《春秋》中没有“遂”这个国家的记载。既然没有“遂”国，为什么又提到“遂”呢？这是为了保留“遂”国的存在。保留“遂”国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齐国人灭掉了遂国，派人去戍守。遂国的因氏给戍守的齐国人喝酒，然后杀了他们，齐国人因此全部被杀。”

译胡传：殱，是杀尽的意思。齐国灭掉遂国后，就派人去戍守。遂国的残余百姓给戍守的齐人喝酒，然后杀了他们，齐人因此被杀尽。《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表明齐人灭遂是倚仗强暴欺凌弱小，并非讨伐有罪、慰问百姓的正义之师；遂国被书为“灭”，是亡国时的美称，说明上下同心协力。凭着亡国的残余百姓能杀尽强大的齐国戍卒，那么申包胥凭一人之力就可以保全楚国，楚国即使只剩三户人家也可以灭亡秦国，本来就有这样的道理，足以作为强大却不义的警戒，而弱小的国家也可以反省自身从而自立。

集说：何休说：“称‘人’，是众人的意思。不记载戍守的将帅，因为是封疆内的军队，所以不记载。”杜预说：“齐人戍守遂国，遂国人讨伐并杀尽了他们，所以用‘自尽’来表述。”陆淳说：“啖助说：‘殱，是自取灭亡的意思。不说遂人杀了他们，而是说齐人自取灭亡，这是为了讥讽齐国而不怪罪遂国人。’”孙复说：“齐人在遂国被杀尽，是自取灭亡；郑国抛弃了他的军队，是自取抛弃。”刘敞说：“殱是什么意思？是尽的意思。这是遂人杀尽了齐人。为什么说‘齐人殱于遂’？是不认可他们。毁掉别人的国家，杀害别人的君主，私吞别人的土地，控制别人的民众，是强大且不义的极致，力量虽然多，并不是有能力杀尽齐人，而是齐人自己杀尽了自己。”又说：“《谷梁传》说：‘这叫轻敌。’不对。灭掉别人的国家，派兵戍守，齐国就是无道了。假如齐国不灭人国，不戍人地，哪里会招来这种祸患呢？《谷梁传》讥讽他们轻敌，好像厌恶齐人灭遂不彻底，戍遂不严密，不顾及遂国不可灭，土地不可戍守一样。”苏辙说：“《春秋》记载败亡，其中自取灭亡的有三种：齐人殱于遂，梁国灭亡，王师在茅戎战败，认为他们之所以自处，本来就是败亡之道，而不是敌人的罪过。”许翰说：“齐军灭掉谭国，谭国国君逃到莒国，彰显其国君不屈服；齐人灭掉遂国，齐人殱于遂，彰显其百姓不归附。孟子说霸者以武力服人，不是心服，是因为力量不足。荀子说桓公欺诈邾国、偷袭莒国，兼并了三十五个国家，那么所灭的国家大概没有全部记载。记载灭谭、灭遂，是上下各举一例。”张洽说：“断绝社稷甚至波及君主，担心百姓思念旧主，而用兵力强制他们，不知道他们内心不服，我方力量稍有懈怠，必定会有出乎意料之外的事发生。大抵王者的道义，贵在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而齐国灭遂，不止于杀害一个无辜的人而已。所以圣人在这里不说遂人杀齐戍，而记载其自取灭亡，以此来伸张遂人复仇的志向，并彰显桓公不仁以至于自取灭亡他的民众。”家铉翁说：“遂国的遗民，鼓起剩余的勇气，还足以消灭齐国的戍卒，《春秋》特意为此记载，是认为合乎道义。”吴澄说：“齐桓公霸业正兴起，却凭借强大吞并弱小，灭掉遂国，又担心遂国的遗民不服，所以派遣齐国的百姓戍守那里。因为无罪而灭遂国，本来已经失去了遂国百姓的心，而齐国的戍卒或许又欺凌蔑视旧民，所以遂国人愤怒而杀尽了他们。”汪克宽说：“《谷梁传》说没有遂国却保留遂国，这是《春秋》存亡继绝的意思，也就像纪国已灭却记载纪叔姬死、葬纪叔姬，是保留纪国；陈国已灭却记载葬陈哀公、记载陈国灾祸，是保留陈国。查《左传》《谷梁传》作‘殱’，大概是杀尽的意思；《公羊传》作‘瀸’，何休认为是积死非一次，徐彦说是相浸污而死，都说死的人很多。字虽然不同但意思其实相近。”

谷梁传：逃避道义叫逃。

胡传：逃，是匹夫的行为。詹被俘获，如果他有罪，即使死也是可以的；如果说无罪，只要被赦免，请听从惠公在防地的安排，让诸侯听到这件事，就不辱没君命了。不能以道理自我辩白，反而效仿匹夫的行为，逃跑苟且免死，逃到别的国家，不也太卑贱了吗？特意记载为“逃”，来彰显他侥幸免死却不知命的罪过。齐桓公刚开始称霸，在幽地结盟，而鲁国首先背叛盟约，收留逃亡者，损害了信义。记载“自齐逃来”，又是为了怪罪鲁国。

集说：杜预说：“詹不能伏节守死以解除国难，却逃跑苟且免死，记载‘逃’来轻视他，说他和匹夫逃窜没有区别。”陆淳说：“凡是说‘逃’的，都是指道义上应当留下却偷偷离去。”刘敞说：“为什么记载‘逃’？是责备詹的话。詹自认为有罪吗？即使死也可以；自认为无罪吗？还有什么可逃的？詹恐怕无罪被杀，逃跑苟且免死，这就是不知命。”陈傅良说：“外国的逃亡不记载，逃来则记载。记载‘逃来’，是讥讽与之交接。如果不交接，即使莒仆来投奔，宣公命令给他封邑，季文子让司寇把他驱逐出境，就不记载；如果交接了，介葛卢来，僖公在防地，供给他草料粮食，就记载。”张洽说：“拘捕列国大夫，经历三个季节，不让他认罪离去，防范松懈，国家囚犯逃跑，这是齐国的罪过；偷身逃窜，同于苟且免死的匹夫，没有大夫的品行，失节辱国，这是詹的罪过；做逃亡者的主人，从而招致霸主的讨伐，这是鲁国的罪过。”李廉说：“逃的例子有三个：这一年以及僖公五年郑伯逃归不盟、襄公七年陈侯逃归。君臣用同样的辞语，都是匹夫的行为。然而宣公十七年高固逃归不记载，襄公十六年高厚逃归不记载，那么《春秋》不以逃义来怪罪这两个人。”汪克宽说：“《左传》僖公七

译年称郑有叔詹执政，那么叔詹虽然逃奔到鲁国，大概不久就返回郑国了。」邵氏寳说：「《谷梁传》说：『逃避道义称为逃。』叔詹的道义在哪里？死以树立节操，生以等待道理。」张氏溥说：「叔詹逃到鲁国而鲁国接纳他，桓公从此治理鲁国而不治理郑国，这是叔詹实际上将祸患嫁祸给鲁国了。」

译冬天麋鹿很多。

《公羊传》：为什么记载？因为这是异常现象。

胡安国传：麋鹿是鲁国常有的动物。数量过多就是异常，因为它又危害庄稼，所以记载。这也体现了大禹放逐龙蛇、周公远离犀象的意图。危害庄稼就会波及人类。

集说：何休说：“说‘多’，是因为‘多’就是异常。”范甯说：“京房《易传》说：‘废弃正道而作淫乱，导致火不明亮，国家就会麋鹿很多。’”刘敞说：“这是记载异常。什么异常呢？是灾祸。”孙觉说：“把存在当作灾祸，就记载‘有’，‘有’是正确的；把不存在当作异常，就记载‘无’，‘无冰’是正确的。麋鹿是常有的东西，只有数量过多才记载。”高闶说：“圣人在灾祸之中，各自加以辨别。麋鹿记载‘多’，是因为‘多’就是灾祸；蜚记载‘有’，是因为‘有’就是灾祸，不取决于数量多少；麋鹿通常很少，以‘多’为灾祸，不取决于‘有’；螟螽的记载，不因为‘有’，也不因为‘多’，只要是灾祸就记载。”按：经书记载“多麋”，有人认为记载灾祸，有人认为记载异常。刘敞兼用两种说法，陆佃认为这是阴气盛极所感应，是恶气的应验，那么应当以记载异常为最正确。

【乙惠王巳元年】十八年【齐桓公十年、晋献公诡诸元年、卫惠公二十四年、蔡哀侯十九年、郑厉公二十五年、曹庄公二十六年、陈宣公十七年、〇共公五年、宋桓公六年、秦德公元年、楚文公十四年】

春天周历三月发生日食。

集说：孙复说：“不提及朔日，也不提及具体日期，日和朔都失掉了。”刘敞说：“《谷梁传》说：‘不提及朔日，是因为夜间发生日食。’这是不对的。《春秋》对疑惑之处存疑，根据所见记录，怎么知道是夜间日食而记载呢？假如太阳刚升起，亏损损伤的地方还没有恢复，这就是朔日日食了。如果没看到亏损损伤，说‘夜间日食’可以；看到了亏损损伤，这就验证了不是朔日日食，为什么呢？又说：‘天子朝拜太阳，诸侯朝拜朔日。’推究《谷梁传》这个意思，似乎说天子朝拜太阳，所以太阳刚升起时有日食，能够看到。按《礼记》：‘天子在东门之外朝拜太阳，在南门之外听朔。’南门之外，指的是明堂的位置。那么天子每月初一先朝拜太阳而后听朔，诸侯每月先视朔而后朝庙吗？《谷梁传》的话，用来叙述朝拜太阳是对的，用来解释夜间日食则不对。”

按：如果合朔在夜间，那么日食发生在地下，所以有夜间日食的说法。但一定说因为朝拜太阳而知道日食，则不可依据。既然看到了亏损损伤的地方，那么时刻可以查考，它是朔日日食无疑。如果日食发生在亥时和子时之交，那么太阳还没出来光明就恢复了，从哪里看到亏损损伤的地方呢？所以专门采纳刘敞的说法，而不采纳《谷梁传》。

附录《左传》：春天，虢公、晋侯朝见周王。周王用甜酒款待，命令他们行揖让之礼，都赐给玉五瑴、马三匹，不符合礼制。周王命令诸侯，名位不同，礼制的等级也不同，不把礼制借给别人。“虢公、晋侯、郑伯派原庄公到陈国迎接周王后。陈嬀回到京师，这就是惠后。”

夏天鲁庄公在济水以西追击戎人。

《左传》：不提及戎人来犯，是避讳。

胡安国传：这里没有说戎人侵犯，却记载追击戎人，这是没察觉到戎人来犯，他们已离去才去追击。国家没有武备，开启戎人的野心而不知道警戒，是危险的做法。《春秋》的意思，一定是未雨绸缪修缮屋舍，闲暇时明察政令刑罚。

集说：杜预说：“戎人来侵犯鲁国，鲁国人不知道他们离去，才去追击。”啖助说：“追，是寇敌已离去而跟随其后。”又说：“远离社稷，追击戎人，使国君处于危险。”孙复说：“按僖公二十六年，齐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鲁庄公追击齐军到酅，没追上，先说侵犯而后说追击。这里不提及侵犯，说明没察觉到戎人来犯，他们已离去才去追击。记载这件事，是讥讽国内没有戎备。”刘敞说：“《公羊传》认为这是赞扬鲁庄公在戎人未到时就预先抵御，这是不对的。如果未到就抵御，怎么能叫追击呢？这是不用攻击就自己溃败的。”又说：“《谷梁传》说：‘为什么不提及戎人侵犯我国呢？因为鲁庄公追击他们，不让戎人靠近我国。’这是不对的。戎人如果不来，鲁庄公就没有追击。现在因为戎人来所以得以追击，先说戎人侵犯，后说追击戎人，有什么害处呢？”又说：“在济水以西，是夸大它。”也不对。既然不提及戎人来犯，又不提及济水以西，那么就应当只说鲁庄公追击戎人，不知道在哪里追击呢？苏辙说：“不提及戎人侵犯，为什么呢？没来得及侵犯就追击，追击后他们离去，军队未曾交战。”高闶说：“敌人胜利后离去，就不可以追击；追击的是失败的敌人。敌人缓慢离去，就不必追击；追击的是逃跑的敌人。先王的法则：跟随缓慢的追不上，追逐逃跑的不远。追逐逃跑的不远就难以引诱，跟随缓慢的追不上就难以陷入。所以敌人知道畏惧而逃跑，就停止，不追击。”吴澄说：“戎人就是隐公、桓公与之结盟的戎人。戎人进入鲁国境内，鲁国将领抵御他们，而戎人迅速退去，所以鲁庄公用兵远远追击他们。”汪克宽说：“《春秋》记载‘追’的有两处：追击戎人在济水以西，讥讽其在境内而不能预先防备；追击齐军到酅，讥讽其出境而不敢追上。既然不能预先修习戎备，遏制于未然，至于戎人到境内，又不能随时应变，任命将领出师以战胜敌人，等到他们已经退

译（他）竟然轻视拥有千辆兵车的尊贵地位，追随其后并追逐他，这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张氏溥说：「鲁僖公在济水以西追击戎人，《左传》对此加以隐讳，《公羊传》和《谷梁传》都对此加以褒扬，胡安国对此表示担忧，各家所阐发的义理各不相同。然而，由于没有防备而招致戎人入侵，这种说法足以作为警戒。

译【按：左氏认为这是为了避讳，大概是避讳其没有防备，意思与胡氏传相同。至于公羊、谷梁认为这是大事的说法，则是不对的，刘敞驳斥得很明白】

　　秋天出现〇【〇又作蜮，音或】

　　左传【这是灾祸】

　　公羊【为什么记载？因为这是异象】

谷梁【有时出现有时不出现叫做“有”，〇是射人的东西】

胡传【〇是鲁国没有的东西，所以用“有”来记载。像那种含沙射人的东西，它作为生物极其微小，鲁国人观察到它并上报朝廷，鲁国史官认为它是异象而记载在简策上，为什么呢？山阴陆佃说：“〇是阴性的生物，麋也是阴性的生物。当时庄公对上不能防范他的母亲，对下不能端正自身，阳气消减而阴气滋长，这是恶气的感应。”他的说法是对的。既然如此，那么《箫韶》乐曲演奏而凤凰来仪，《春秋》写成而麒麟出现在野外，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春秋》记载物象的感应，是想让君主谨慎对待所感应的东西】

集説【何休说：“说‘有’，是因为把‘有’当作异象。”杜预说：“〇，是短狐，含沙射人，《本草》称之为射工。”范宁说：“《京房易传》说：‘忠臣进献善言，君主不识别，其灾祸是国家产生〇。’”孔颖达说：“《谷梁传》说：‘〇，是射人的东西。’《洪范五行传》说：‘〇像鳖，三只脚，生长在南越，是淫乱惑乱之气所生的。’陆玑《毛诗义疏》说：‘〇，是短狐，一名射景，像鳖，三只脚，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影子映在水中，向人的影子投掷沙子就杀死人，所以叫射景。有人说它含沙射人，进入皮肤肌肉，伤口像疥疮。’”徐彦说：“是说鲁国先前没有〇，现在却有了。查考昭公二十五年经文记载‘有鸜鹆来巢’，现在这里不记载‘来’，是因为乱气所生，不是从外面来的缘故。”杨士勋说：“旧解一有，南越所生是对的；一亡，鲁国没有是对的。现在认为一有一亡叫做‘有’，是说有时有，有时没有，说不常出现，所以记载为‘有’。像螟、螽之类，是常有的东西，不说‘有’。上面十七年说‘多麋’，麋是鲁国的常兽，这一年特别多，所以记载‘多’。螟、螽不说‘多’，是因为螟、螽是细微的东西，不能用数量来说，所以不说‘多’；又每年常有，不能说‘有’，所以不同于蜚、〇和麋。”张洽说：“麋，是迷；〇，是惑。当时文姜在闺门之内作乱，其遗留的毒害，直到哀姜去世，再次促成篡弑的祸患，物类的感应，上天显示给人看是很明显的。”李廉说：“记载异象书‘有’的有三处：这一年有〇，庄公二十九年有蜚，昭公二十五年有鸜鹆来巢。”汪克宽说：“《春秋》记载螟、螽、蝝生，是记录虫子危害庄稼；记载多麋、有〇、有蜚、有鸜鹆来巢，是记录物象的异常。虫子危害庄稼，如果有积蓄来赈济饥民，就不成为灾祸；物象异常，如果能修养德行来消除天变，就不成为异象。人做不善的事导致天变，又不知道警惕反省而改过迁善来消除上天的愤怒，那么祸患的到来就无法挽救了。有人说〇字用古隶比较，作蟘，就是□，吃苗叶的。我怀疑《春秋》记载螽、螟都不说‘有’，这里记载‘有〇’，那么是异象而不是□了。”张溥说：“郑詹逃到鲁国，鲁国相信他的计策，娶齐国的淫女，《春秋说文》有记载，不见其他传记。何休据此解释经文，说多麋、有〇都是因为鲁国被郑詹迷惑，这是牵强附会的】

　　冬天十月

附録左传【起初，楚武王攻克权国，派鬭缗做权国的长官。鬭缗叛变，楚军包围并杀了他。把权国的百姓迁到那处，派阎敖做那处的长官。等到楚文王即位，与巴人一起攻打申国，却惊动了他的军队。巴人叛离楚国，攻打那处，夺取了它，于是攻打楚国的城门。阎敖游水逃跑。楚文王杀了他，他的族人作乱。冬天，巴人借机攻打楚国】

【权，杜注：国名。南郡当阳县东南有权城。《水经注》：沔水东边，防权口，向南流经权城北，是古时的权国。现在属于湖广安陆府。那处，杜注：楚地。南郡编县东南有那口城。现在在安陆府荆门州东南】

【丙惠王午二年】十九年【齐桓公十一年、晋献公二年、卫惠公二十五年、蔡哀侯二十年、郑厉公二十六年、曹庄公二十七年、陈宣公十八年、杞共公六年、宋桓公七年、秦宣公元年、楚文王十五年】

　　春天周历正月

附録左传【春天，楚文王抵御巴人，在津地大败，回国，鬻拳不让他进城。于是攻打黄国，在踖陵打败黄国的军队。回国到达湫地，生了病。夏天六月庚申日去世。鬻拳把他葬在夕室，自己也自杀了，葬在绖皇。起初，鬻拳强行劝谏楚文王，楚文王不听，鬻拳用兵器威胁他，楚文王害怕而听从了。鬻拳说：“我用兵器威胁君主，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于是自己砍断脚。楚国人把他当作大阍，称为大伯，让他的后代掌管这个职位。君子说：“鬻拳可以说是爱戴君主了，劝谏而把自己置于刑罚之下，受刑后仍然不忘把君主引向善道】

【津，杜注：“楚地，江陵县有津乡，现在在湖广荆州府枝江县。”踖陵，杜注：“黄地，当在今河南汝宁府光州西南境。”湫，杜注：“南郡鄀县东南有湫城，现在在湖广

译襄阳府宜城县。」夕室，杜注：「地名」

译夏四月。

秋天，公子结在鄄地送陈人的陪嫁女子，于是与齐侯、宋公结盟。

公羊传【陪嫁是什么？诸侯娶一国的女子，就有两个国家去陪送，带着侄女和妹妹一同前往。侄女是什么？是哥哥的女儿。妹妹是什么？是弟弟的女儿。诸侯一次聘娶九个女子，诸侯不再次娶妻。陪嫁之事通常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其中有“遂”（擅自做主）的事情，所以记载】

胡安国传【陪嫁是浅近的小事，陈国是微小的国家，公子前往那里，这是用重要的身份去对待礼仪中轻贱的事情。齐侯是霸主，宋公是王族的后代，盟国是大事，大夫却擅自参与，这是用轻贱的身份去承担礼仪中重大的事情。礼仪的原则，是不丧失自己，也不丧失别人。丧失自己和别人，是招致寇患的原因。所以记载公子结而说“送陈人的陪嫁女子”，是讥讽他因重视小事而丧失了自己；齐侯、宋公记载爵位而说“遂”，是讥讽他们因轻视小事而丧失了别人。“遂”是擅自做主的言辞。聘问的礼仪，大夫接受命令但不接受应对的言辞，出境后如果有可以安定社稷、有利于国家的事情，就可以擅自做主。意思是本来有这个命令，可以随机应变，只是不接受专门应对的言辞罢了。如果违背命令行私事，即使有有利于国家、安定社稷的功劳，使者应当以假传圣旨请罪，有关部门应当以擅自专命论处刑罚。为什么呢？终究不能因为一时的利益，扰乱万世的法度，这是《春秋》的防范】

集解【何休说：“公子结出境，遭遇齐宋想要深入谋划攻打鲁国，所以擅自假借君命与他们结盟。”杜预说：“公子结在鄄地，听说齐宋有防备，权衡事情的适宜，离开他的本职，于是与两位国君结盟，所以详细记载。本来不是鲁公的意思，又失去了与陈国结好的机会，所以冬天各国来攻打。”赵匡说：“大夫单独与公侯结盟，是不合礼的。”孙复说：“记载陪嫁，是因为‘遂’的事情而起。公子结假借君命擅自结盟，所以说‘遂’来憎恶他。查考僖公三十年，公子遂前往京师，于是前往晋国。襄公二年，仲孙蔑在戚地会见晋国的荀防、齐国的崔杼、宋国的华元、卫国的孙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是筑城虎牢。孔子都讥讽他们，为什么唯独肯定公子结呢？如果认为记载到达鄄地就是出境就可以擅自做主，那么公子遂从京师前往晋国，仲孙蔑从戚地筑城虎牢，难道不是出境吗？况且秋天与齐侯、宋公结盟，而冬天齐人、宋人、陈人对鲁国用兵，这不是所说的可以安定社稷、有利于国家。陈国称为人，是因为陪嫁不应当记载，所以简略地说。”刘敞说：“公羊认为陪嫁是诸侯娶一国的女子，就有两个国家去陪送，陈人是指陈侯，这是错误的。说‘公子结带着妾媵归附陈侯的妇人’，那么文理不通；又无故贬损陈侯，让他跟随人称，不符合正名的义理。大概陪嫁是送女子；陈人是指陈国的大夫，不需要多说了。”又说：“谷梁说：‘陪嫁是浅近的事，不记载。这里记载是什么意思？是为了避开要挟的盟约。’这是错误的。鲁国如果真的想依托大国，怎么敢以陪嫁女子的名义派遣使者，从而招致霸主的罪责呢？使者带着陪嫁女子的使命，于是要挟大国结盟，这正是要挟的盟约，为什么说避开要挟的盟约呢？”杜谔说：“诸侯擅自互相结盟，尚且说不可，何况大夫不奉君命而擅自做主呢？所以明确记载以示讥讽。”孙觉说：“公子结在这条记载之后，就不再出现。陆淳认为有‘遂’事情的美德，所以特别记载。然而公子结擅自结盟而招致寇患，不能说是贤德。有人认为贬低他，所以不记载他的死。然而春秋之间，恶行比公子结擅自做主而记载他死的多了。”程颐说：“鄄地的大家族嫁女给陈人，公子结带着他的庶女去陪嫁，趁机与齐宋结盟，带着他们前往。与大国结好，是为了安定国家、休养生息，却因私事的小节招致大国的愤怒，所以深加罪责。记载他为了陪嫁而前往结盟，是为了‘遂’的事情。”吕本中说：“假如公子结结盟后齐宋不来攻打，还应当以擅自专命的罪过加给他，何况没有益处反而有害呢？”薛季宣说：“正卿送陪嫁，是礼仪的过分；擅自结盟，不是他的职责。”张洽说：“这时庄公昏庸懦弱，文姜控制国家，政事不修，君命不重，所以公子结以私家的鄙陋之事，参与防备霸主的重大使命，先私后公，无所畏惧。兴起战祸招致讨伐，而庄公不诛杀，国家没有政令，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记载公子结送陈人的陪嫁女子到鄄地，就像臧孙辰向齐国借粮，认为是臧孙的私行。诸家的说法，只有程子说得对。”李廉说：“鲁国大夫记载‘遂’，开始于此。僖公三十年公子遂于是前往晋国，襄公十二年季孙宿于是进入郓地，大夫专权国有逐渐的趋势。然而盟聘而专权，还可以；军事而专权，就严重了。然而胡氏解释‘遂’字，又有专事、两事、生事的区别，总之都不应当‘遂’。公羊认为是善，谷梁认为是鲁国确实派遣的，都不符合经书的防范。”汪克宽说：“前汉冯奉世假传圣旨发兵击破莎车，议论封赏冯奉世，萧望之说：‘假传圣旨发兵，虽然有功效，不能作为后世的法则。’陈汤假传圣旨发兵，与甘延寿袭击斩杀郅支单于，军队回来论功，匡衡等认为甘延寿、陈汤擅自兴师假传圣旨，幸好没有被诛杀，不应当再加爵位土地。先儒说冯奉世、甘延寿、陈汤假传圣旨以成功，萧望之、匡衡认为不可封赏，这是春秋讥讽‘遂’事情的法度。现在考察朱子《

译《纲目》中，凡是这类情况都记载为矫诏行事，这难道不是取法《春秋》讥讽公子结的遗意吗？然而考察传注，解释《谷梁传》的人认为公子结送媵妾和结盟都是出于国君的命令；《左传》注疏则认为鲁国派公子结去送媵妾并结盟，并非鲁公的本意；临江张氏、临川吴氏又认为结盟是出于国君的命令，而送媵妾则是公子结的私事。根据文定传的记载，则这两件事都不是国君的命令。我私下考察经文，不记载“如陈送媵”，而记载“媵陈人之妇”，这就不是奉国君之命去陈国送媵妾的细微之事了。细微之事不记载于经文，记载下来是讥讽他借机与齐、宋结盟罢了。如果齐、宋的结盟出于国君的命令，就应当像公孙兹前往牟国，借聘问之机娶妻，经文只记载聘问而不记载娶妻一样，这里也应当只记载结盟而不记载送媵妾了。

译按《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这是鲁国女子作为陈侯正妻的陪嫁媵妾，胡安国的《春秋传》认为这是地位低微的人，程颐则说是鄄地的大户人家嫁女给陈国人，公子结用他的庶女作为陪嫁。根据孔颖达的疏解说，为人做陪嫁的，都要送到嫁女的国家，让她跟随正妻一起前往。如今经文记载在鄄地，那么程颐的说法可信了。孔颖达的疏附会《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说鄄是卫国之地，陈国娶卫国女子，公子结送陪嫁前往卫国，在鄄地停留女子并举行盟誓。果真如此，那么应当记载“到达鄄地”，而不应当记载“在鄄地”了。“在鄄地”，意思是在鄄地送陪嫁。

夫人姜氏前往莒国。

《谷梁传》说：“妇人出嫁后不越过国境，越过国境是不合正道的。”

集解说：杜预说：“不是回父母之国而前往他国，记载这是奸邪行为。”杨士勋说：“着重解释传文的原因，是嫌恶这次前往异国，恐怕人们认为有别样用意，所以解释传文以统一认识。”张洽说：“作为国君的母亲，如果不是回父母之国而出入放纵，这次出行堪比《诗经》所讽刺的，说鲁国道路动荡、齐子温和乐易的那种情况，而且更加严重了。庄公已经没有防范约束的意思，而执政的人无人，也可以知道了，怎么能不形成淫乱的风气而导致篡位弑君的祸患呢？”家铉翁说：“此前姜氏前往齐国，齐国不能讨伐，于是让她肆意无忌，漫游到莒国，不仅是鲁国的耻辱，也是齐国的耻辱。”吴澄说：“夫人自从齐襄公被杀后八年没有出门，因为十五年又一次前往齐国，大概是假托国事来欺骗她昏庸懦弱的儿子。庄公不能制约，所以如今前往莒国。父母去世不得归宁，即使是兄弟之国尚且不可以前往，何况前往他国呢？”

附录《左传》：起初，王姚受庄王宠爱，生下子颓，子颓受宠，蔿国担任他的老师。等到惠王即位，夺取蔿国的园圃作为自己的苑囿，边伯的宫室靠近王宫，王也夺取了。王夺取子禽、祝跪和詹父的田地，并收回膳夫的俸禄。所以蔿国、边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发动叛乱，依靠苏氏。秋天，五大夫拥戴子颓攻打周王，没有成功，出逃到温地。苏子拥戴子颓逃往卫国。卫国军队、燕国军队攻打周王室。冬天，立子颓为王。

冬天，齐国人、宋国人、陈国人攻打我国西部边境。【这显示被攻打之始】

《谷梁传》说：“称‘鄙’，是疏远它。为什么疏远它？不使危难靠近我国。”

胡安国《春秋传》说：“奉辞说：‘称“伐”而称“人”，是将领地位低、军队少。’公子结刚刚与两国结盟，那么他们来攻打我国，为什么呢？齐桓公开始称霸，责备鲁国不恭敬，这就是所谓失去自己并连累他人从而招致寇患。有人认为公子结能为鲁国制定免除灾难的策略，为齐宋两国谋划讲和的计策，身在境外而权衡国家大事，《春秋》赞许他，所以称“公子”，这是错误的。”

集解说：何休说：“鄙，是边疆的言辞。”孙觉说：“公子结因为私自行事招致寇患，所以齐、宋、陈都来攻打我国。三国有理由，所以说‘伐’。西鄙，是鲁国的西部边境。外国军队到达鲁国都称‘鄙’，说它边远。侵伐他国只说某地而已，不说某鄙。鲁国一定说‘鄙’，大概是寇患到来不过到达边鄙而已，不能到达国都。《春秋》的法则，对内称战而不称败，称围而不称入，称侵称伐而不称到达国都，所以亲近它、尊重它而责备它。哀公八年、十一年两次说‘伐我’而不说‘鄙’，是《春秋》终结时圣人的微妙防备。《谷梁传》说不使危难靠近我国，这是深谙《春秋》的人的说法。”程颐说：“齐桓公开始称霸，责备鲁国不恭敬他的事情，所以来攻打。”许翰说：“鲁公侍奉齐国落后于诸侯，又接受郑詹而未加讨伐，齐、宋在鄄地准备用陈国人攻打我国，而公子结知道这件事，所以权衡国家重要而与他们结盟，表示先以礼谦下。齐、宋认为公子的盟约不足以结成，所以最终来攻打以取得屈服。”黄震说：“各家多认为齐、宋愤怒于公子结对抗君主而来，如果仅仅愤怒于公子结的对抗，不接受他参与盟约就足够了。攻打我国，一定是他们平素的谋略。”家铉翁说：“这一年周朝有子颓之乱，卫国军队、燕国军队举兵攻打周王室，立子颓为王，天子流亡在外。桓公不能讨伐，却用三国攻打鲁国，这是《春秋》所责备的。”吴澂说：“鲁国的臣子送自己的女儿作为陪嫁，却随即与霸主大国结盟，是不恭敬。所以声讨他的罪过而攻打他。陈国也因为公子结陪嫁该国人的妻子而轻慢霸主，所以与齐、宋一同兴起问罪的军队。公子结不懂礼而为了私利，对公对私都失去欢好，礼之不可不谨慎就是这样。”李廉说：“经文记载齐攻打我国十四次，开始于此；莒攻打我国三次，邾攻打我国三次，吴攻打我国一次，都记载‘鄙’，《谷梁传》的说法是对的。只有哀公的编年，吴攻打我国、齐国攻打我国，不记载‘鄙’，胡氏各有说法。又说：‘齐国攻打鲁国，虽然由于公子结的不恭敬，但是鲁国自从接受郑詹而违背盟约幽禁的信义，已经得罪齐国了。只是公子结又加重了齐国的愤怒罢了。’”

【丁惠王未三年】二十年【齐桓十二年、晋献三年、卫惠二十六年、蔡穆侯肹元年、郑厉二十七年、曹庄二十八年、陈宣十九年、杞共七年、宋桓八年、秦宣二年、楚堵敖熊囏元年】

春天周王二月，夫人姜氏前往莒国。

《谷梁传》说：“妇人出嫁后不越过国境，越过国境是不合正道的。”

胡安国《春秋传》说：“十五年，夫人姜氏前往齐国。至此再次前往莒国，而《春秋》记载，是因为礼制

译义是天下最大的防线，它禁止混乱的产生，就像堤坝阻止水流一样。卫国女子嫁到诸侯国，父母去世后，想回娘家省亲却未能如愿，所以作了《泉水》这首诗；许穆夫人哀悯卫国灭亡，想回国吊唁她的兄长，却受到礼义的阻碍，所以作了《载驰》这首诗。圣人将这些收录在《国风》中用来训诫后世，让人知道男女有别，从而远离禽兽的本性。如今夫人去齐国，如果是为了安顿父母，但父母已经去世；如果是为了安顿兄弟，又因礼义不允许。连宗国都这样，何况去莒国呢？妇人是从属于人的，丈夫死后跟随儿子，但庄公失去了做儿子的道义，不能防范母亲，禁止混乱产生的根源。所以起初在禚地设防，接着在祝丘宴享，又接着去齐国的军队，又接着在防地、谷地设防，又接着去齐国，又再次去莒国。这是把旧的堤坝当作无用而废弃了，因此才到了这种极端的地步。观察《春秋》所记载的法度，就知道防范的道理了。

译集说【高氏闶说：“《春秋》记载淫乱之事，多得无法尽数，所以在文姜将死时再次三次提及她，旨在说明她因恶行而终，作为后世妇女的警戒。”张氏洽说：“文姜连年前往莒国，《春秋》详细记载，大概与《诗经》中变风相应。那时，完全背离了《关雎》《麟之趾》的教化，国家风俗因此大乱。一国之事，系于一人之根本，这大概是圣人详细记载文姜行为的原因吧！”吴氏澄说：“连年记载夫人前往他国，是因为奸淫，而鲁庄公似乎知情。往年还可以借口说年纪尚小，今年已经长大了，却还这样，其不孝之罪甚重啊！”汪氏克宽说：“文姜自桓公三年从齐国归来，到这时大概已经六十岁了，淫荡的行为，年老反而更加严重。连年前往莒国，全部记载而不删削，虽然是国家的丑事，也不容许隐瞒。朱熹《纲目》在武则天将死之际，屡次记载周以张易之为奉宸令，周赐张昌宗爵位为邺国公，这也是继承了《春秋》记载姜氏前往莒国的遗意吧。”金氏贤说：“查考桓公十八年，记载‘公与姜氏遂如齐’，大概妇人既嫁不越境，文姜父母已死，没有归宁的道理。桓公失去了以义制妻之道，于是与她同去齐国，导致夫人做出禽兽般的行为，而桓公遭受彭生的祸害。《春秋》记载此事，以显示为丈夫的人不可不以义制妻。庄公元年，记载‘夫人孙于齐’，大概文姜参与弑君，道义上不容许，虽然她是国君的母亲，恩情难以掩盖道义，所以去掉她的姜氏称谓，断绝亲情。《春秋》记载此事，以显示为妇人的如果一旦失去正道，就无处容身了。后来记载‘夫人姜氏在禚地会见齐侯’、‘在祝丘享宴’、‘前往齐军’、‘在防地会见’、‘在谷地会见’、‘前往齐国’、‘再次前往莒国’，那么夫人的淫乱行为就很严重了，庄公防范约束的方法就微弱了。《春秋》记载此事，以显示为人子的不可失去约束家庭之道，从而放纵母亲作恶。”张氏溥说：“莒国不是父母之国而前往，大概是因为夫人被齐桓公断绝关系。夫人年已六十而不知羞耻，庄公作为国君二十年却不能尽孝，真是可悲啊】

附录左传【春天，郑伯调解王室争端，未能成功，逮捕了燕仲父。夏天，郑伯于是把周王接回，周王住在栎邑。秋天，周王和郑伯进入邬地，于是进入成周，取走宝物后返回。冬天，王子颓宴请五大夫，音乐舞蹈遍及众人。郑伯听说后，去见虢叔，说：‘我听说，哀乐不合时宜，灾祸必定到来。现在王子颓歌舞不知疲倦，是乐于祸乱。司寇执行刑罚，国君尚且为之停止举乐，何况敢乐于祸乱呢？篡夺王位，还有比这更大的祸患吗？面临祸患却忘记忧虑，忧虑必定会降临。何不拥立周王呢？’虢公说：‘这也是我的愿望啊】

集说【王氏锡爵说：“王子颓以庶孽身份篡夺王位，灾祸本来必定到来，何必等到哀乐失时才知道呢？况且如果没有这件事，难道就不拥立周王了吗】

夏天，齐国发生大火灾。

公羊传【为什么要记载？因为是大灾。】

谷梁传【其志以甚也】

集说【范氏宁说：“外国的灾害不记载，‘甚’是指灾害波及到人。”杜氏预说：“齐国来告以大灾，所以记载。天火称为灾。”孔氏颖达说：“襄公九年、三十年宋国火灾，昭公九年陈国火灾，十八年宋、卫、陈、郑火灾，都不说‘大’，知道这是因为齐国来告以大灾，所以记载‘大’。”杨氏士勋说：“国家称为灾，城邑称为火。那些记载外国灾害的，都发出传文解释，所以十一年宋国大水，传文说：‘是王者之后。’襄公九年宋国火灾，嫌火与水不同，传文说：‘是故宋也。’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火灾，传文说：‘以乐器所藏目之也。’这里记载齐国大灾，传文说：‘其志以甚也。’昭公十八年宋、卫、陈、郑火灾，传文说：‘其志以同日也。’九年陈国火灾，传文说：‘闵陈而存之也。’就是这样。”啖氏助说：“公羊传说：‘大灾是什么？是大饥荒。’如果把大灾当作大饥荒，新宫灾也是新宫饥荒吗？灾，是天火。说‘大’，是因为灾害大。”刘氏敞说：“说‘大’是什么意思？大不是指单一，宗庙、马厩仓库都烧尽了。这是齐国的火灾，为什么要记载？是去吊唁。吊唁的人，哀怜其祸患而救济其匮乏。”又说：“公羊传说：‘为什么要记载？因为波及我国。’不对。《春秋》难道会详于外国而略于本国吗！”孙氏觉说：“《春秋》之时，皇极之道混乱无序，天下灾异多得无法尽数，所以《春秋》只选取显著的记载，只有宋、齐、陈、郑这几个大国而已，大概是用近处的可以说明远处的，记载大的可以知道小的。”张氏洽说：“齐人来告，而鲁国去吊唁，所以记载。”程氏端学说：“人事治理不好，责罚就显现在天上。《春秋》记载此事，使后世畏惧天威。畏惧天威，就会谨慎处理人事了】

秋天七月

冬天，齐国人讨伐戎族【戎，谷梁传作“我”】

集说【许氏翰说：“齐桓公称霸七年，诸侯大致安定，这时开始讨伐戎族。”张氏洽说：“戎族在徐州之地，最近齐鲁，所以先治理他们。”家氏翁说：“这时周朝有王子颓之乱，惠王出居在郑国的栎邑，齐桓公身为盟主，坐视不救。去年讨伐鲁国，今年讨伐戎族，大抵都是逐利而……”

译“只顾私利，对周王室有什么益处呢？”汪氏克宽说：“《谷梁传》写作‘伐我’，大概是错误的。《春秋》记载外国攻打我国共有十九次，都记载为侵犯四境，只有哀公八年吴国军队到达城下，以及十一年齐国军队攻打我国，在郊外作战，这两次才记载为‘伐我’。这里说的是‘齐人’，那么将领地位低微、军队人数稀少，怎么能深入我国境内呢？应当遵从《左传》和《公羊传》的记载，作‘伐戎’。”卓氏尔康说：“齐桓公的霸业是逐步实现的，整顿内政，先为自己营造根基。鲁、宋、谭、遂、郳、戎这些国家与齐国最为邻近，谭、遂是小国，就消灭它们以扩展领土；宋、鲁是大国，就亲近它们以结盟交好；戎国暂时不能立即消灭，就攻打它以胁迫它。这种经营布置，是为根本打算，所以当时诛杀子颓、迎立周天子、安定周王室，以及让郑伯安定郑国，都由齐桓公去做，而对其他事情置之不问。齐桓公为自己谋划立国，本来就是这样。”张氏溥说：“戎国在鲁国的西南方，是鲁国的祸患。齐国攻打戎国，是为了鲁国。追击戎国军队渡过济水以西，是鲁公的威势；为鲁国攻打戎国，是齐国的恩德。”

译查考戎国邻近齐国却成为鲁国的祸患，齐桓公讨伐它，是为了亲近鲁国。家氏翁说周王室发生子颓之乱，齐桓公坐视不救，这确实是正确的议论。如果程氏端学指责齐桓公不禀告周王就擅自讨伐，那么诸侯擅自讨伐的人多了，为什么唯独指责齐桓公呢？

戊惠王申四年，鲁庄公二十一年，齐桓公十三年，晋献公四年，卫惠公二十七年，蔡穆侯二年，郑厉公二十八年，曹庄公二十九年，陈宣公二十年，杞共公八年，宋桓公九年，秦宣公三年，楚堵敖二年。

春季，周王正月。

夏季五月辛酉日，郑厉公突去世。

《左传》记载：二十一年春季，郑国和齐国在弭地歃血为盟。夏季，共同讨伐王城。郑厉公率领周惠王从圉门进入，虢叔从北门进入，杀死了王子颓和五位大夫。郑厉公在阙西辟宴请周惠王，音乐齐备。周惠王把武公的疆土，从虎牢以东的地方赐给他。原伯说：“郑厉公效仿恶行，恐怕也将有灾祸。”五月，郑厉公去世。弭，杜预注：郑地，应当在今河南开封府禹州密县境内。虎牢，杜预注：河南成皋县。今河南开封府郑州汜水县西有虎牢城。

胡安国《春秋传》说：杜预称庄公四年郑伯在垂地会盟的是子仪，却认为他是厉公。查考《春秋》在突回到郑国之后，他出奔蔡国、进入栎地，都只称名，仍然系于爵位，虽然篡位但实际是君，虽然是君但实际是篡位，不掩盖事实。忽虽然是世子，他出奔尚且不能称子，他复归尚且不能称伯，因为他实际上不能为君，何况子仪，虽然趁间隙得以立为君，他为君的地位很微弱，怎敢轻易离开国都去和诸侯在境外会盟呢？所以知道在垂地会盟的，是厉公。他始终称爵位，不掩盖事实，也可以作为居位不正而不能保全者的警戒。

《集说》记载：高氏闶说：“高渠弥弑杀昭公，立子亹。齐国人杀了子亹，祭仲立子仪。《春秋》都隐没不写，是因为以突为郑伯的缘故。”张氏洽说：“突是庄公的庶子。庄公死后，夺取忽的君位，中间虽然被祭仲驱逐，随即进入栎地，最终夺取郑国，所以不再记载忽。”

子亹、子仪在位，因为他们不能为君。议论的人认为突始终能为君。那些篡位弑君窃国的人，《春秋》始终以君礼对待他们，并且又记载他们死在位上，是为了彰显小人肆意妄为，乱臣贼子得以善终，王法不行，这就是世道混乱的原因。家氏翁说：“自从郑突进入栎地，《春秋》大概就断绝他了。等到周惠王因为子颓之乱出居栎地，诸侯勤王的，只有郑国和虢国。厉公虽然有篡国的罪过，也有勤王的功劳，所以《春秋》在他去世和安葬时又记录他。”

秋季七月戊戌日，夫人姜氏去世。

《谷梁传》说：妇人不用目称。

《集说》记载：范氏宁说：“郑嗣说：‘弗目，是指不目称其地。妇人没有外事，居所有固定地方，所以去世不写地点。僖元年传文说：夫人去世不写地点。这里说弗目，大概是互文见义罢了。’江熙说：‘文姜有弑君的逆罪，所以不目称其地。弗目，是指不题目文姜去世的地方。另一种说法是不目称其罪。’”杜氏预说：“在寝宫去世，附祭于姑母，向诸侯报丧，所以具备小君的礼仪而记载。”张氏洽说：“文姜的行为很恶劣，但最终因为她是国君的母亲，终身享受宠荣，使用小君的礼仪，这就是鲁国祸患没有止息的原因，必定到庄公终了，两位国君被弑，哀姜、庆父被诛杀，然后鲁国的动乱才开始平息。”

查考《谷梁传》弗目的说法，郑嗣与江熙各不相同，但实质是一样的。大概夫人去世，惯例不写地点，现在文姜不写地点，也和常例没有不同，那么不目称其地，就是不目称其罪。

附录《左传》：周王巡视虢国，虢公为王在玤地建造宫室。周王把酒泉赐给他。郑厉公宴请周王时，周王把后妃的革带和镜子赐给他。虢公请求器物，周王赐给他酒爵。郑厉公因此开始被周王厌恶。冬季，周王从虢国回来。

玤，杜预注：虢地，在今河南河南府渑池县界。酒泉，杜预注：周邑，今陕西西安府同州有甘泉，出自匮谷中，造酒尤其美味，名叫酒泉。

冬季十二月，安葬郑厉公。

《集说》记载：杜氏预说：“八月才安葬，迟缓。”王氏葆说：“根据《左传》，郑伯有拥立惠王的功劳，功勋在王室，然而不免谥号为厉，是因为他起初靠贿赂而篡位，中间因暴虐而出奔。周王室虽然衰微，公议尚存，臣子私谥，不敢妄加美名，古意还可以考证。”王氏元杰说：“郑忽虽然是嫡子，但软弱无能；郑突虽然是庶子，但强大且有外援。诸侯助邪害正，党恶崇奸，挟持祭仲以胁迫盟约，接纳突而拥有国家。当时在春秋时期，公议尚存，给他谥号叫厉，即使是孝子慈孙，百世也不能改变。”张氏溥说：“突既然能为君，有功王室，还谥号为厉，郑国人不能隐瞒他篡位出奔的事实。夫人姜氏行为恶劣，贼杀桓公，去世安葬具备礼仪，又谥号为文，庄公思念母亲而有过失，鲁国人不能纠正，这比起郑国人是有愧的。”

己惠王酉五年，鲁庄公二十二年，齐桓公十四年，晋献公五年，卫惠公二十八年，蔡穆侯三年，郑文公防元年，曹庄公三十年，陈宣公二十一年，杞惠公元年，宋桓公十

译鲁僖公二十八年、秦宣公四年、楚堵敖三年。

春季，周历正月，广泛赦免罪人。

译胡传【肆眚，是荡涤罪过的称呼。《舜典》说：“眚灾肆赦。”《易经》解卦说：“君子因此赦免过错、宽宥罪行。”《吕刑》说：“五刑中存疑的予以赦免，五罚中存疑的予以赦免。”《周官》中司刺掌管赦宥的法令，第一种宽宥叫作‘不识’，第二种叫作‘过失’，第三种叫作‘遗忘’；第一种赦免叫作‘幼弱’，第二种叫作‘老耄’，第三种叫作‘憃愚’。从未听说过‘肆大眚’的说法。如果大罪都予以赦免，那就是废弃上天的讨伐，损害国家的法典，纵容有罪之人，虐待无辜百姓，恶人侥幸得以脱罪。后世有姑息施政的，屡次施行恩赦，惠及奸邪之人，残害善良百姓，其弊端日益滋长，大概就源于此。所以诸葛孔明说：‘治理世道靠的是大德，而不是小恩小惠。’他在蜀地执政，军队屡次出征，但赦令不轻易下达，蜀地百姓长久以来歌颂思念他，就像周人思念召公一样，这符合《春秋》的防微杜渐之意。说‘肆眚’却说是‘大眚’，是讥讽其刑罚失当】

集説【孔颖达说：“肆大眚，肆，是宽缓；眚，是过错。宽纵大过，就是赦免有罪之人。大罪尚且赦免，那么小罪也就赦免了，就像如今赦书中大辟以下的罪行全都原免一样。”赵匡说：“《谷梁传》说：‘是因为嫌忌天子不允许他下葬。’考察当时天子微弱，鲁国肯畏惧他吗？如果真的有畏惧天子之心，那么自己赦免以消除母亲的罪行，难道符合礼制吗？况且鲁庄公未曾有怨恨齐国之心，下葬母亲肯有所忌讳吗？赦免是赦免，下葬是下葬罢了。”孙复说：“肆大眚，是不正当的，是扰乱法度、改变常理的行为。”刘敞说：“肆是什么？是赦免。眚是什么？是罪过。为什么要记载‘肆大眚’？是讥讽。讥讽什么？肆大眚，是不合礼制的。”又说：“《公羊传》认为讥讽的是开始忌讳省视，这是不对的。经文说‘肆大眚’，而传文说是忌讳，其文辞和道理无法解释，大概不足以辩驳。《谷梁传》说：‘是因为嫌忌天子的下葬。’这也是不对的。文姜活着的时候，尚且没有人讨伐她，如今死了，反而等待天子才下葬吗？这些说法都不对。”程颐说：“大罪却予以赦免，其过失可想而知。凡是赦免何曾惠及善人？诸葛亮在蜀地十年不赦免，就是审慎于此。”胡宁说：“罪行在五刑之内，是上天所讨伐的，大罪都予以赦免，《春秋》讥讽它。”张洽说：“宽宥过错不论大小，惩罚故意不论轻重，这是尧舜三代的法度，不可偏废。后世两者都失去了：偏于严酷刻薄的人，不再考察实情，将所有过失都加以刑杀；以及像庄公那样姑息过度的人，反而将大罪极恶之人，归类于眚灾，以遵循肆赦的条例，使怙恶不悛者得志，善良之人缄口不言。称之为‘肆大眚’，是讥讽其追求小恩小惠而失去大德。”吴澄说：“眚固然可以赦免，但不说‘大’。圣人虽然至仁，但赦免人的罪行，也必须在其中有所衡量，不是一概而论的。记载‘肆大眚’，那么罪大而不当赦免的也赦免了，讥讽其惠及奸邪、废弛刑罚。”俞皋说：“肆眚，是常例；非常例才称为‘大’。肆大眚，是罪恶无不赦免的意思。不同于常例，所以记载】

癸丑日，安葬我国的小君文姜。

公羊【文姜是谁？是庄公的母亲】

谷梁【小君不是君主，为什么称她为君呢？因为她作为国君的配偶，可以称为小君】

胡传【文姜的品行恶劣到了极点，却使用小君的礼仪，难道没有讥讽吗？通过记载‘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以及记载‘哀姜薨于夷，齐人以归’来考察，可知讥讽小君的典礼，应当在开始时谨慎，然后才能纠正。文姜已经回国，成为国君的母亲，臣子尽送终之礼，即使想贬低她，也不可能了】

集説【何休说：“称小君，是相对于君主而言较小，都是臣子的称呼。文，是谥号。夫人以姓氏配合谥号，是想让最终不忘根本。”陆淳说：“我从老师那里听说：‘父子之道，是天性。母亲有罪，儿子不可以贬低她。下葬，是生者的事情，臣子的礼仪，怎么可以亏缺呢？’”刘绚说：“夫人的谥号，都是私谥。妇女不掌管善名，不应当另外立谥。”高闶说：“妇女没有爵位，有什么谥号？先王的制度，只是取丈夫的谥号冠在姓氏之上，以表明所属。《诗经》所说的庄姜、宣姜、共姜，经文所说的宋共姬就是这样。哪有脱离丈夫而另外自立谥号的？夫人姜氏，是弑逆淫乱之人，得罪于宗庙、国人，为众人所不容。如今她死了，虽然因为子母之情不忍心弃绝，那么安葬她就足够了，又另外为她立谥号为‘文’，而不复系于桓公，从此鲁国跟着效仿，凡是夫人去世都另外立谥号，后世因循不改，大大失去了《春秋》的防微杜渐之意。”吴�说：“夫人的尊贵与君主相同，所以去世下葬都一如君主的礼仪。”程端学说：“姜氏弑逆淫乱，得罪宗庙、国人，应当诛杀，却得以完成礼仪下葬，鲁国的典礼废弛了。她不跟随丈夫的谥号以及七月下葬，乃是小事，不值得讨论。”王樵说：“考察周人用避讳来侍奉神灵，名字最终要避讳，所以用谥号代替。末世泛滥，谥号不符合实际，甚至波及妇女。妇女依法没有谥号，活着时用丈夫的国家冠在姓氏上，韩姞、秦姬就是这样；死后用丈夫的谥号冠在姓氏上，庄姜、定姒就是这样。末世另外制作谥号，如景王】

译在君主尚未驾崩时，其妻就被称为穆后，这不符合礼制。

译陈国人杀了他们的公子御寇。【“御”音同“御”，《公羊传》《谷梁传》作“御”。这是史书专门记载杀戮事件的开始。】

《左传》记载：【春季，陈国人杀了他们的太子御寇。陈国的公子完和颛孙逃到齐国。颛孙从齐国来投奔鲁国。齐侯想让敬仲担任卿，敬仲推辞说：“我是寄居在外的臣子，如果侥幸得到宽恕，蒙受宽大的政令，赦免我不熟悉教诲的过错，从而免于罪责，减轻我的负担，这是君主的恩惠。我所获得的已经很多了，怎敢屈辱高位，从而招致官场的诽谤？请允许我死罪。《诗经》说：‘高高举起车乘，用弓招引我。难道我不想前往，只是畏惧我的朋友。’”于是让他担任工正。敬仲给桓公敬酒，桓公很高兴。桓公说：“用灯火照明继续喝吧。”敬仲推辞说：“臣下占卜了白天，没有占卜夜晚，不敢这样做。”君子说：“酒是用来完成礼仪的，不延续到淫乱，这是义；用君主来完成礼仪，不使其陷入淫乱，这是仁。”起初，懿氏占卜给敬仲娶妻，他的妻子占卜后说：“吉利。这就是‘凤凰飞翔，和鸣锵锵。有嬀氏的后代，将在姜氏那里繁衍。五代之后昌盛，地位等同于正卿。八代之后，没有人能与之相比。’”陈厉公是蔡国女子所生，所以蔡国人杀了五父而立他为君，他生了敬仲。敬仲年轻时，周朝史官有拿着《周易》来见陈侯的，陈侯让他占卜，得到《观》卦变为《否》卦。史官说：“这就是‘观国之光，利于作为宾客侍奉君王’。这难道是代替陈国拥有国家吗？不在这里，而在异国；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子孙。光远而自身没有光辉，是从其他地方照耀的。坤，是土；巽，是风；干，是天。风在土上为天，就是山。有山的材用，而用天光照耀，于是居于土上，所以说‘观国之光，利于作为宾客侍奉君王’。庭院中的实物陈列上百种，用玉帛供奉，天地的美好都具备，所以说‘利于作为宾客侍奉君王’。还有观望的意思，所以说‘在于后代’！风行而附着于土，所以说‘在于异国’！如果在异国，一定是姜姓。姜，是大岳的后代。山岳配天，事物不能有两个最大的。陈国衰败，这就会昌盛了！”等到陈国刚开始灭亡时，陈桓子在齐国开始显贵；后来陈国再次灭亡，陈成子掌握了政权。】

《谷梁传》说：【说“公子”而不说“大夫”，是因为公子没有被任命为大夫。为什么称他为公子呢？因为公子的地位比大夫重，任命他执掌公子的职责。】

《胡传》说：【公子的地位比大夫重，杀他有时称君主，有时称国家，有时称人，为什么呢？称君主的，是单独出于君主的意思，大夫和国人没有参与，比如晋侯杀他的世子申生之类就是这样；称国家的，是国君、大夫参与其事而没有向天子请示，比如郑国杀他的大夫申侯之类就是这样；称人的有两种含义：其一，国家混乱没有政令，众人擅自杀戮而不出于君主，就称人，比如陈人杀他的公子御寇之类就是这样；其二，弑君的贼人，人人可以讨伐；背叛的臣子，国人共同厌恶，就称人，比如卫人杀州吁、郑人杀良霄之类就是这样。考察传中所记载的，来观察经中所断定的，那么罪行的轻重就显现了。】

《集説》说：【范氏甯说：“大夫既已任命，就有权执掌公子的礼仪。”另一版本说：“大夫任命以视同公子。”孙氏复说：“春秋的道义，不是天子不得专断杀戮。这里说陈人杀他的公子御寇，是讥讽专断杀戮。因此二百四十二年间，没有天王杀大夫的记载，记载诸侯杀大夫的有四十七次，为什么呢？古时候诸侯的大夫都由天子任命，诸侯不得专断任命；大夫有罪，就向天子请示，诸侯不得专断杀戮。大夫尚且不得专断杀戮，何况世子和同母弟弟呢？春秋时代，国家无论大小，他们的卿大夫士都专断任命，有罪无罪都专断杀戮，那无视王权的情况太严重了！所以孔子从而记录他们，以诛讨他们的罪恶。称君、称国、称人，虽然有轻重之分，但他们专断杀戮的罪责是一样的。”刘氏敞说：“公子不是大夫，为什么记载？因为他是公的嫡子。公的嫡子，就是世子。为什么称他为公子？嫡子已经誓告称世子，未誓告称公子。虽然未誓告，也记载。杀世子和同母弟弟要指明君主，这里说陈人杀他为什么呢？是痛惜御寇。为什么痛惜他？御寇作为人子，大概足以招致杀身之祸了。”孙氏觉说：“御寇以公子的尊贵，而被国人所杀，御寇有罪了；陈国的君主让公子被杀，也难免有罪。”张氏洽说：“不称世子，是因为未向天子誓告。未誓告就称公子，是尊重王命。御寇是君主的嫡嗣，作为一国的储君，而众人得以杀他，那么他自处的行为，必定有失其道了。所以刘氏讥讽御寇作为人子足以招致杀身之祸，而春秋略去了杀他的人的罪责。”吕氏大圭说：“杀他，有时称公子，有时称大夫，有时称大夫公子。称公子的，是公子而不是大夫；称大夫的，是大夫而不是公子；称大夫公子的，是公子而为大夫。还有以官职举称的，是因为官职重要而特别注明。观察圣人所书写的，褒贬之意就寓于其中了。”邵氏寳说：“御寇，是陈国的世子，为什么杀他？是想立宠姬的儿子，产生怀疑。杀他的是宣公，而归罪于陈人为什么呢？陈人的意志，还和公的意志一样。所以与申生的措辞不同。”季氏本说：“这是国人乱杀大夫的开始。姑息苟且宽容，不谋划……”】

译如果加以惩处，那么人们就会效仿这种行为，而下属欺凌上级、纲纪废弛的倾向就会逐渐滋长了。

译夏季五月。

集解：何休说：“以五月作为一季之首月，是讥讽庄公娶仇敌国家的女子，不能以此事为先来侍奉祖先、奉行四季祭祀，就像五月不适宜作为一季之首月一样。”杜预说：“一年的四季，即使没有大事，也必定空写首月，以记录时节的变化，以明确历法。庄公唯独称夏五月，以及经文中四季不全的，左丘明没有记载，都是缺失和错误。范甯说：‘以五月作为一季之首月，我未曾详细考究。’杨士勋说：‘何休说是讥讽娶仇敌之女，杜预说是缺失错误，范甯认为两者都没有依据，所以说我未曾详细考究。’孙复说：‘《春秋》没有以五月作为一季之首月的，这里说夏五月，大概是五月之下有脱漏的事件。’刘敞说：‘这里为什么以五月作为一季之首月？《春秋》是旧史，有所不更改。’高闶说：‘如果不是五月之下脱简，那就是误把四月当作五月。’卓尔康说：‘《春秋》无事而以首月称呼的有五十九处，只有这里书五月。’

考察经文书夏五月，各家看法不同。看孙复、刘敞的说法，那么杜预认为是缺失错误的，在义理上更为恰当。或者有人说，周朝的四月相当于夏历的二月，《周官》在这个月防范男女私通，《诗经》说：‘男子若要娶妻，趁冰还未融化。’说的是礼仪应当预先准备，这个月是婚嫁的月份。庄公居丧却纳币，娶仇敌国家的女子，那么婚嫁的礼仪就废弛了。经文不书四月，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所以一并保留何休的注解，以等待参考。

秋季七月丙申日，与齐国高傒在防地结盟。

《公羊传》：齐国高傒是谁？是尊贵的大夫。为什么去和我们地位卑微的人结盟？是因为国君。既然是国君，为什么不直言国君？是忌讳与大夫结盟。

《谷梁传》：不直言国君，是因为高傒傲慢。

集解：赵匡说：“凡是结盟不直接指出国内的人，都指国君。”陆淳说：“赵匡说：‘书写高傒，是谴责他。齐国倚仗霸主地位，强迫让卿与国君结盟，所以特意书写他来显示讥讽。’”刘敞说：“杜预说：‘高傒是齐国的贵卿，而与鲁国地位卑微的人结盟，齐桓公谦恭接待诸侯以推崇霸业。’不对。卿不能与公侯平起平坐，所以隐去国君。”程颐说：“高傒是上卿，鲁国没有派地位卑微的人与他结盟的道理，大概是忌讳国君结盟，开始与仇敌结亲，这是极大的罪恶。”张洽说：“敌国的大夫以自卑的姿态，轻视君主的体统以自弱，离开国都而急于小信，与在刘地与向戌结盟一样，而这里又因为婚嫁而结盟，不顾念父亲宗庙，不共戴天的仇敌，却商议娶齐国女子，对比事情来看，这是极大的罪恶。”家铉翁说：“鲁国人忘却君父的大仇，向齐国请婚，齐国派高傒要挟鲁国结盟，他傲慢对待鲁国太厉害了。《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责备齐国，虽然为鲁国忌讳，也责备鲁国。文公二年与晋国处父结盟，那时国君身在晋国，晋君不与国君结盟，派他的臣子与国君结盟，所以《春秋》深深责备晋国人无礼，除去处父的族氏以示贬斥。这里则是齐鲁两国都受责备，大概忌讳之中有权衡存在，不可以用同一标准看待。”李廉说：“国君出国都结盟，只有高傒、向戌，大概是国君不敢坐着结盟，这正与晋悼公出长樗与国君结盟相似。然而晋悼公与国君地位相等，出来与国君结盟可以算是谦恭；鲁国国君屈尊顺从大夫，卑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汪克宽说：“防地结盟出于国君的意思，所以高傒不除去氏。

冬季，国君前往齐国纳币。

《公羊传》：纳币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讥讽。讥讽什么？亲自纳币，不合礼制。

《谷梁传》：纳币，是大夫的事情。礼仪有纳采，有问名，有纳征，有告期。这四样具备然后娶妻，是合乎礼制的。国君亲自纳币，不合礼制，所以讥讽他。

胡安国传：地位卑微的人名姓不登载于史册，高傒是齐国的贵大夫，为什么去和我们地位卑微的人结盟？大概是国君。不直言国君，是忌讳与高傒结盟。请求商议结亲，娶仇敌国家的女子，是极大的罪恶。娶妻这件事，在下为主的是自己，在上为主的是宗庙，认为有人的心，应当在这里有所改变。国君亲自前往齐国纳币，那么不需要贬斥也就明白了。

集解：何休说：“纳币就是纳征。纳征，是说：‘主人接受币帛，士人接受成对的鹿皮’就是这样。礼仪说纳征，《春秋》说纳币，是因为《春秋》质朴。”范甯说：“国君母亲丧期未满两年就图谋婚嫁，传文没有讥讽的文字，只讥讽亲自纳币，因为丧期婚嫁不需要贬斥断绝罪恶就显现了。”赵匡说：“婚礼有六项：一纳采，二问名，三纳吉，四纳征。纳征就是纳币。五请期，六亲迎。亲迎就是迎娶女子。《春秋》只记载其中两项，因为纳币时婚约才确定，迎娶女子是事情的终结，是举重轻的意义。”啖助说：“纳币是常事不记载，凡是记载的都是讥讽。”刘敞说：“讥讽丧期娶妻。纳征，是大夫的事情。亲自纳币，也不合礼制。两者都讥讽。”杜谔说：“《春秋》国内往国外说如，如果记载这件事，大概是非常之事。举动涉及不合礼制，明确书写以示贬斥。”程颐说：“齐国怀疑婚议，所以国君亲自前往纳币，两年后才迎娶，齐国为难他。”胡铨说：“诸侯如果不是朝见天子述职，却擅自越境去纳币，无视天子太严重了！不只是他丧期婚嫁娶仇敌。”吕本中说：“庄公失礼的地方

译第三：娶仇敌之女，这是第一点；丧期未满，这是第二点；亲自前往送聘礼，这是第三点。」张洽说：「庄公活到这时已经三十五岁了，受制于文姜，过了适婚年龄还没有娶妻。如今丧期未满就送聘礼图谋婚嫁，又忘记了杀父之仇。按礼制不应当亲自去行聘礼，他却亲身去致礼，他的不孝之罪，不需要贬斥绝笔就已经完全显现了。」家翁说：「有人说鲁国与齐国既然已经结盟，《春秋》不责备通婚，不也可以吗？主持华夏盟会的是齐桓公；如今请求婚嫁并送聘礼的，是齐襄公的女儿。与仇敌的弟弟结盟，尚且说是因为他是兄长，诸侯都在，不得不参与盟会。娶妻难道没有其他家族，一定要娶仇敌的女儿才肯娶，他怎么能够供奉祭品，进入先君的宗庙呢？」王元说：「《春秋》十二位国君中，记载‘如齐’的从未记载过具体事件。对于庄公却记载了三次，分别是纳币、观社、逆女。」李廉说：「记载纳币有三次：文公二年公子遂，是讥讽在丧期娶妻；成公八年宋公孙寿，是讥讽婚礼不应当由公孙去执行。大概婚嫁是常事不记载，凡是记载的都是为了讥讽。」

译【鲁庄公二十三年，即齐桓公十五年、晋献公六年、卫惠公二十九年、蔡穆公四年、郑文公二年、曹庄公三十一年、陈宣公二十二年、宋桓公十一年、秦宣公五年、楚成王熊頵元年】

春季，鲁庄公从齐国回来。

《公羊传》说：这是表示对他有危险。

集解：杨士勋说：“《春秋》二十七年传文说：‘桓公在防地会盟，不记载回国。’这里和下文观社都记载‘公至自齐’，是因为《公羊传》说：‘表示对他有危险。’徐邈也说：‘因为行为不合礼制，所以记载回国以显示其危险。’范宁这里虽然没有注，但下文说：‘庄公怠慢废弃国家政事。’这次出行违背礼制，担忧危险非常严重，那么也是以这两种情况作为担忧危险而记载回国的原因。”刘敞说：“《公羊传》说：‘庄公是为了陈佗的缘故。’不对，这种妄说无法讲通。”王葆说：“庄公出行二十三次，记载回国的只有五次。庄公亲自前往纳币，既忘记了桓公时代的世仇，又废弃了文姜的丧礼，从此以后观社、迎亲都记载回国，圣人的用意难道不是深切明显吗！”张洽说：“记载回国，是向宗庙报告。《春秋》记载回国，大概源于记载巡狩归来，到达始祖庙用特牲祭祀的意思。圣人以举动的公正，往返的节制，向神明和世人表明自己无愧。现在庄公忘记父仇而娶其女，冒着母丧前往纳币，以此向宗庙报告，他的内心会怎样呢？这与日后记载回国不可同日而语，通过比较事件、组织文辞，示人的用意明显了。”赵与权说：“庄公过了年才回来，居丧告朔的礼制都废弃了。”李廉说：“齐桓公的编年史中，庄公与他防盟、遇伐、救者九次，都不记载回国。唯独三次如齐记载回国，这三件事都是为了娶仇人之女而行。僖公与他防盟七次，不记载回国；两次如齐也不记载回国。唯独伐楚、伐郑、牡丘、于淮记载回国，伐楚、伐郑，是夸大其功；牡丘、于淮，是记录其衰败。应当参看《公羊传》和《谷梁传》才能讲通。”汪克宽说：“解说《公羊传》的人认为庄公如齐是淫乱，这未必如此。庄公在齐国议婚，去了又去，盟防、遇、谷盟、扈，屡次为了友好而防盟；纳币、观社、迎亲，屡次到齐国。庄公追求得如此急切，齐桓公答应得如此迟缓，又怎肯容许他在其国放纵淫乱而不以为耻呢？”湛若水说：“向宗庙报告必定说：‘现在已经纳币，聘娶齐某女。’齐侯是亲手杀死桓公的人，是世仇，桓公有知，他的内心会怎样呢？庄公在这里罪不可逭了！”卓尔康说：“鲁国自庄公十三年盟柯，开始与齐桓公盟防十次，如齐两次，都不记载回国。到庄公二十二年纳币，二十三年观社，二十四年迎亲，与遇谷、盟扈，前后错列于经文，更都记载回国，大概因为纳币、观社、迎亲三次出行不合礼，所以记载回国以显示庄公的过错。”

祭叔来聘问。

《谷梁传》说：为什么不称“使”呢？因为他是天子的内臣，不认为他外交正当，所以不给予“使”的称号。

胡安国传：祭伯来朝而不称朝，祭叔来聘而不称使，尹氏、王子虎、刘卷来讣而不书其爵秩，都是为了端正人臣的道义。君主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会容许阿附下比之臣；臣子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会做交结私情的打算，党锢之祸就平息了。

集解：范宁说：“祭叔，是天子的寰内诸侯。”何休说：“南季、宰渠伯纠、家父、宰周公来聘，都称使，唯独在这里剥夺了‘使’的称号，为什么呢？”郑君解释说：“那些称使的，是奉王命，其人没有自来之意。现在祭叔不一心于王而想要外交，没有得到王命而来，所以去掉‘使’字以显示这一点。”啖助说：“私自出行假称聘问，所以不称王使以讥讽他。”陆淳说：“不称使，是推究他来的意图，不是天子的命令。”刘敞说：“祭是什么？是邑。叔是什么？是字。为什么氏邑而字？是天子的下大夫。下大夫爵位附庸。”王葆说：“祭，是采地；叔，是字，是天子的下大夫。如果不以王命来，就应当以祭伯来的例子书写；如果以王命来，就应当以天王使凡伯来聘的例子书写。现在只说‘来聘’，显示他假借王命而私交。”吕大圭说：“王臣来聘的有八次，列国聘鲁的有三十一，其他都言使，这里唯独不言使。有人说祭叔以私来，而自己以聘礼行事。然而祭伯来，是私来，言来就不应当言聘，聘不是自来。有人说祭叔使人来聘，不称使，是不给予祭叔的使，也不是。这与武氏子来求赙、毛伯来求金一例。大概武氏、毛伯来，不是王命，所以都不言使；祭叔非王命而来聘，所以也不言使。”赵与权说：“祭有祭公、祭伯、祭叔，大概叔是他的弟弟，如同蔡季、许叔之类。伯是他的爵位，公是他的官职。”吴澄说：“祭，是圻内之国，是王臣，不应当外交诸侯。而祭自从进入《春秋》，伯之来、公之来、叔之来聘，共三次与鲁国交往了。王臣私交的不合礼，无论是朝还是聘，其罪是一样的。”汪克宽说：“《春秋》书使人来聘，没有只称

译如果国君不显明其臣子，是因为荆楚地区没有君臣之分的言辞。然而记载说“荆人来聘”，也只是指代荆国的使者罢了，哪里曾说过“荆子来聘”呢？有人说祭叔是祭公的臣子，又有人认为他是祭公的弟弟。如果他是臣子或弟弟却不记载“使”字，那就是隐去了私下交往的痕迹了。又有人说祭叔是请求王命而来聘问，如果他是向周王请求命令，那么周王就命令他了，旧史必定会记载为“天王派祭叔来聘问”，圣人怎么能知道他擅自专命，从而删去“使”字而不称其为使者呢？

译【按：祭叔是周王室的大夫，借聘问之礼私自出行，所以《春秋》不称“使”，这是符合正道的解释。杜预本于徐邈的说法，认为祭叔是祭公前来聘问；苏氏也认为祭叔是祭公的属官；刘敞则认为祭叔是自行派人前来聘问，他的臣子不通晓《春秋》笔法，所以不称“使”：这些说法都没有确凿依据，所以不予采纳】

夏季，鲁庄公前往齐国观看社祭

《左传》【二十三年夏季，鲁庄公前往齐国观看社祭。这是不合礼制的。曹刿劝谏说：“不可以。礼，是用来整顿民众的。所以设立防制来训导上下等级的准则，制定财用的节制；朝会来端正班爵的义理，遵循长幼尊卑的次序；征伐来讨伐那些不合礼制的行为。诸侯有天子，天子有巡守，以此来大规模地习练礼制。如果不是这些，君主就不应有所举动。君主的举动必定被记载，记载下来却不符合法度，后代子孙还有什么可效法的呢？】

《公羊传》【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呢？诸侯越过国境去观看社祭，是不合礼制的。】

《谷梁传》【常规的事情称为“视”，非常规的事情称为“观”。“观”是无所事事的措辞。这是因为此行是为了侍奉女子，没有正事不应出奔国境。】

《胡传》【鲁庄公将要前往齐国观看社祭，曹刿劝谏说：“齐国抛弃了太公的法度，在社祭时向民众炫耀，君主为此举动而前往观看，这不是应有的基业。天子祭祀上帝，诸侯在防制下接受天命；诸侯祭祀祖先，公卿大夫辅佐，接受事务。没听说过诸侯之间互相观看祭祀的。君主的举动必定被记载，记载下来却不符合法度，后代子孙还有什么可效法的呢？】

《集说》【何休说：“观看社祭，与亲自纳币含义相同。社，是土地的主宰，祭祀是为了报答恩德。社神生育万物，居住人民，恩德极其深厚，功劳极其巨大，所以感应春秋而祭祀它。天子用三牲，诸侯用羊和猪。”杜预说：“凡是国君出访朝聘、奔丧、参加葬礼，都只记载而不说明具体事情，这是《春秋》的常例。然而丧葬是常事，所以不特别记载；观看社祭是非常事，所以特别记载。”刘敞说：“观看社祭与观看捕鱼是一样的。观看社祭称‘如’，观看捕鱼不称‘如’，这是内外之别的区别。诸侯在国境之外，可以说‘如’；在国境之内，不可以说‘如’。”程颐说：“昏议尚存疑虑，所以庄公以观看社祭为名，再次前往请求商议，后一年才迎娶，大概是因为齐国难以对付。”张洽说：“社，是古人祭祀土地的名称。古制只有为了社事，才单独出里；只有为了社田，国人全都劳作。东迁之后，王制逐渐改变，祭祀之事不再存在，古意逐渐变为美观。襄公二十四年，齐国在社祭时搜罗军实，让客人观看，废弃祭祀典制而夸耀愚俗，征兆就在今天了。”家铉翁说：“谷梁认为此行是为了侍奉女子。所谓侍奉，就是装饰车辆，华丽服饰，迷惑妇人而蛊惑其心，要求其顺从自己，这就是没有分别，所以记载下来以责备他。”吴澄说：“社，是诸侯祭祀其土地神灵的常事，没听说过邻国之君前往观看的。前往齐国却说观看社祭，这是什么礼呢？大概齐国风俗每逢祭社，就搜罗军队以夸示威众，并聚集人观看，所以庄公得以借此名义前往齐国。”程端学说：“诸侯没有王事不出国境，况且诸侯各有其社，舍弃自己所祭祀的而去观看他国的社，已经不合礼了。何况齐国是仇敌之国，又有新婚的嫌疑，由此可见庄公抛弃国政、无视君父、败坏礼法、忘记廉耻、纵情游观，罪行尽显了。”邵宝说：“没有缘故而行，这叫放纵；有所图谋而往，这叫淫邪。庄公这时三十六岁了，大概齐国人怀疑他的年龄，所以庄公夸示给他看，不一而足吧？】附录《左传》【晋国的桓叔、庄伯的族人势逼，献公对此担忧。士蔿说：“除掉富子，那么群公子就可以谋划了。”献公说：“你试试这件事。”士蔿与群公子谋划，诬陷富子而将他赶走】

庄公从齐国回来

《集说》【王葆说：“宗庙社稷，是诸侯共同拥有的。其礼制有常度，其祭祀有常日。庄公废弃鲁国的社祭而观看齐国的社祭，怎么守土治民呢？况且庄公的本意，是以观看社祭为名，而实际是窥探齐国女子，这必然导致诲淫召乱，所以危险而记载‘至’】

荆人来聘【楚国交往中原各国从此开始】

《公羊传》【荆为什么称人？开始能够聘问。】

《谷梁传》【善于积累而后进用他，称他为人是什么意思？举道不待再。】

《集说》【杜预说：“不记载‘荆子派某人前来聘问’，君臣同辞，大概是因为楚国刚开始通好，礼仪尚未完备。”孔颖达说：“楚武王熊达开始居住在江汉之间，还不能自同于列国，所以称荆败蔡师、荆人来聘，按照其所居之称而总括其君臣，这是说楚国刚开始通好，礼仪尚未完备的意思。这里说‘荆人来聘’，是臣子前来。僖公二十一年，楚人派宜申来献防，说‘使’则是君主，而经文也记载‘楚人’，是君臣同辞。”杨士勋说：“不说楚人而说荆人，传称州不若国。楚国既新进，若称国系人，嫌其大褒，所以直举州称人，言聘以进之。”孙复说：“荆十年败蔡师于莘，始见于经；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郑，皆曰荆。这里称人，是因为他修礼来聘，稍微进用他。”陈傅良说：“称人从这里开始，大概是进用他。隐桓之春秋，舍王室若姻邻，无聘鲁者矣，而荆人先修聘于上国。进之也者，忧之也。”张洽说：“楚自四五

译近年来，楚国先对蔡、郑两国用兵，却派遣使者到鲁国聘问，这是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圣人在《春秋》中记载其来聘，却不记载使者的名字，必定是因为其礼仪有所欠缺。《中庸》说：“送别远客，迎来宾客，赞美善行，怜悯无能。”这是夏、商、周三代安抚远方人的方法。此时鲁国接受楚国的聘问，也应当审慎对待它的方法了。家氏翁说：“《春秋》记载‘荆’、记载‘楚’、记载‘楚人’、记载‘楚子’，每次记载都不同，是为了彰显楚国逐渐强盛。”李氏廉说：“楚国聘问鲁国共三次，起初记载‘荆人’，接着记载‘楚子派遣椒’，又接着记载‘楚子派遣防罢’，大概是逐渐提升其地位。这种逐渐提升的含义，三传的解释都相同。然而楚国聘问鲁国后随即有讨伐郑国的军队，介朝鲁国后接着有侵扰萧国的战事，秦人归还丧礼物品来聘问而意在河曲之战，其窥探的阴谋、离间的策略，常常如此。所以陈氏、张氏的说法都符合事实。”汪氏克宽说：“《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称‘人’是为了提升其地位，或者认为《春秋》是为了彰显其逐渐强盛。现在考察楚国与中原各国的交往，起初记载‘荆人’，接着记载‘楚屈完’，然后记载‘楚子派遣椒’、‘楚子派遣防罢’，大概是起初来聘问就嘉奖其仰慕道义而称‘人’，既而来盟就给予其顺从道义而进而称名氏，等到其逐渐仰慕中原文化就称君称臣了。吴国初次出现时也只举国号，等到其来防备诸侯就进而称‘人’，派遣季札聘问就嘉奖其仰慕道义而称君。”称臣虽然说是提升其地位，而吴、楚逐渐强盛的形势，已经显现在言语含义之外了。然而楚国初次聘问，只说“荆人”，而不彰显君臣关系，虽然说是提升其地位，而实际上是轻视它。大概不能说“荆来聘”，所以称之为“荆人”，只是比举国号稍进一等，算是提升罢了。陈氏际泰说：“荆国的祸患先降临在蔡国，荆国的聘问先通达到鲁国。”

译鲁庄公与齐桓公在谷地相遇。

《谷梁传》说：“‘及’字，表示这是鲁国主动的意愿。‘遇’字，表示双方志趣相合。”

《集说》中张洽说：“因为鲁庄公想与齐国联姻，但齐国对此有所为难。既然不能联姻，就应当断绝关系，但鲁庄公却多次与齐国约定，最后才在史书中记载，这旨在彰显鲁庄公不孝，以及齐桓公待人不符合道义。”黄震说：“‘遇’是简略的礼节，鲁庄公自己也知道频繁防备的烦扰，所以简化了礼节。”家铉翁说：“鲁庄公这次相遇，是在纳币、观社之后记载的，旨在彰显他急于得到配偶而四处寻求，唯恐对方不到。”

萧叔朝见鲁庄公。

《公羊传》说：“为什么说‘朝公’？因为鲁庄公在国都之外。”

《谷梁传》说：“没有受封爵命的附庸国君主，不说‘来’，是因为在国都之外。朝见应在宗庙，这是正统；在国都之外，是不正统的。”

《胡传》说：“谷，是齐国的地方。萧叔，是附庸国的君主。行礼必须与其物品和场所相称，然后才能称为礼。大夫和宗妇相见而用币帛，就不是合适的物品；萧叔朝见鲁庄公，在齐国的谷地，就不是合适的场所。嘉礼不应在野外结合，而在国都之外朝见，就是把礼仪委弃于野外了。所以礼仪不符合场所，君子就不应接受，必须使其回归正统然后作罢。这也是《春秋》拨乱反正的用意。”

《集说》中何休说：“说‘朝公’，是厌恶鲁庄公不在宗庙接受朝见。”徐彦说：“隐七年注说：‘不说聘公，是因为按礼，聘问应在大庙接受，孝子谦卑不敢以自己当之，将美名归于先君，且尊重宾客。’隐十一年注说：‘不说朝公，是因为按礼，朝见应在大庙接受，与聘问意义相同。’现在这里说‘公’，所以这样解释。”啖助说：“人君相见称为朝，都应在宗庙接受，以加重礼仪。”刘敞说：“萧叔朝公，杜预说：‘叔是萧君的名字。’这是不对的。邾、萧同为附庸，邾与鲁结盟得到褒奖称字，萧来朝见鲁公却仍不免称名，为什么呢？凡是《春秋》褒贬自有轻重，圣人用来教导后世赏罚。如果结盟就施加超等的赏赐，朝见却没有慰劳之意，那么赏罚在《春秋》中就已经混乱了，怎么能教导人？”高闶说：“鲁庄公纳币后返回，祭叔就来聘问；观社后返回，荆人就派使者来聘问；在谷地相遇，萧叔就来朝见。这就是他志得意满而不再忌惮的原因。”张洽说：“记载‘朝公’，以显示地点不对，萧叔来朝、鲁庄公接受，都不合礼。”李廉说：“萧叔，《左传》、《谷梁传》都认为是名字，胡氏以入中国附庸称字的例子来解释。《正义》说：‘萧本是宋国的邑，宋桓公即位，萧叔大心有功，宋人封他为附庸。’又说：‘萧叔朝见鲁公，与僖公朝见天子所在之处，地点不正是一样的吗？那里说‘所’而这里不说‘所’，是因为天子以天下为家，没有哪里不是合适的场所。’”汪克宽说：“齐庄公在郊外吊唁梁妻，梁妻推辞说：‘您的臣子不免于罪，就将他在市朝处死而妻妾被拘捕；如果免于罪，则有先人的旧庐在下，妾不得参与郊外的吊唁。’齐侯就在其室内吊唁。如果鲁庄公能像梁妻那样知礼而推辞萧叔的朝见，就不违背礼仪了。现在鲁庄公诱于私欲而接受不合礼的礼仪，所以圣人特意记载为‘朝公’而不说‘来朝’，以此来共同贬斥他们。”

秋天，给桓公庙的柱子涂上丹漆。

《左传》说：“秋天，给桓公庙的柱子涂上丹漆。”

《公羊传》说：“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给桓公庙的柱子涂丹漆，不合礼制。”

《谷梁传》说：“按礼，天子诸侯用黑色和白色，大夫用青色，士用黄色。柱子涂丹漆，不合礼制。”

《集说》中何休说：“楹，是柱子。涂丹漆，是因为将要娶齐国女子，想以此夸耀显示给她看。”高闶说：“鲁庄公不能为桓公报仇，反而娶其女来奉祀祭祀，所以涂丹漆、刻桷木以示孝，鲁庄公的行为欺诈太严重了！宗庙的装饰，国家有常典，而妄自奢侈华丽，加在父亲宗庙上，扰乱王制，亵渎先君，没有比这更不恭敬的了。”圣人直书其事，通过文字显现其意。

【按：《谷梁传》说天子诸侯用黑色和白色，各家对“黝”为黑柱、“垩”为白壁的解释，是徐邈的说法；认为“黝垩”为黑色的，是范甯、杨士勋的说法；认为天子用黑色、诸侯用白色的，是刘敞的说法。《说文》解释“垩”为白土，《尔雅》说“墙谓之垩”，郭璞说：“用白土装饰墙壁。”《山海经》说“白垩、黑青黄垩”，注解说杂色垩，那就不是白土的意思了。考察《周礼》注说：“素车用白土垩，藻车用苍土垩。”《释名》说：“垩，是亚之，即其次，先涂泥，其次用灰装饰。”可见“垩”字贯通下面两句，犹如说天子诸侯黝垩、大夫仓垩、士黈垩罢了】

冬天十一个月，曹伯射姑去世。

十二月甲寅日，鲁庄公与齐桓公在扈地结盟。【扈音户。扈，杜预注：郑国地方，在荥阳卷县西北。《后汉书·郡国志》：卷县有扈城亭。现在河南开封府原武县西北扈亭就是这里】

《胡传》说：“程子曰：‘在谷地相遇，在扈地结盟，都是为了缔结姻好。传文说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冠礼后列为丈夫；三十岁还不娶妻，就不合礼了。然而天子诸侯十五岁行冠礼，是因为娶妻必须先行冠礼，而国家不可长久没有继承人，希望君主早有继体……’”

译啊。如今庄公出生于桓公六年，到此时已经三十六年了，凭着嫡长子的正统身份、诸侯的尊贵地位，竟然还没有内助共同承担国家社稷的事务，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被文姜所控制，让他必须娶母家的女子，而齐国的女子年龄未到，所以庄公违背礼制、不顾后果地如此急切，齐国人怀疑他如此迟缓，最终在谷地相遇，在扈地结盟，以此要挟缔结婚约。娶夫人，主持祭祀，成为宗庙的主祭者，却听从母亲的话，不用大义来裁断，以至于错失时机，真是极其不孝啊！《春秋》详细地记载在史册上，是为了给后人留下警戒】

译集说【孙氏复说：“庄公在扈地与齐侯结盟，是图谋迎娶姜氏。庄公在两年之中，送纳聘礼、观看社祭，以及在谷地与齐侯相会，接连做出违背礼制的事，如今又在扈地结盟，真是过分了。”刘氏敞说：“《公羊传》说是为了表示危险，这是荒谬的说法。”王氏葆说：“违背礼制以盟约相要挟，远到郑地也不以为耻，是为了催促婚期。”张氏洽说：“到了这里又结盟来确立信用，然后才答应婚事。”吴氏澄说：“在谷地相会来请求，齐国仍然为难他，所以用盟约来约束其信用，然后才答应。凡是求娶亲事的，可以求就求，不可以就罢了；答应婚事的，可以答应就答应，不可以就拒绝。鲁国想向齐国求亲，不通过媒人去探看是否可行，庄公却亲自与齐国的高傒结盟来求娶。还没得到齐国的应允，庄公就亲自去送纳聘礼，这与强行交付聘礼的人一样。亲自送纳聘礼而齐国仍未应允，就又去观看社祭来请求；观看社祭来请求而齐国仍未应允，又在谷地相会来请求。在谷地相会之后，似乎应该可以了，却又必须在扈地结盟才可以，为什么这么难呢！两国的婚姻，如此不合礼、不合义，哀姜不能善终是理所当然的！”汪氏克宽说：“各种传注都说庄公受制于母亲，让他娶仇敌的女儿。现在考察庄公在文姜下葬后向齐国求亲，从盟防到在谷地相会共三次，从送纳聘礼到去齐国共三次，急切奔走，不怕烦劳，而且盛装修饰宗庙来夸耀他的配偶。假如庄公真的是因为文姜的遗命而娶齐女，那也是纵欲而不能自制，并非迫于道义而不敢违背。”】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卷十

【辛惠王亥七年】鲁庄公二十四年【齐桓公十六年、晋献公七年、卫惠公三十年、蔡穆侯五年、郑文公三年、曹僖公赤元年、陈宣公二十三年、杞惠公三年、宋桓公十二年、秦宣公六年、楚成王二年】

春季，周王三月，在桓公庙的椽子上雕刻花纹。

左传【春季，在椽子上雕刻花纹，都不合礼制。御孙劝谏说：“我听说，节俭，是美德的基础；奢侈，是最大的恶行。先君有节俭的美德，而您却陷入最大的恶行，恐怕不可以吧？”】

公羊传【为什么记载？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呢？在桓公庙的椽子上雕刻花纹，不合礼制。】

谷梁传【礼制规定，天子的椽子，要砍削、磨光，再涂上细密的石灰。诸侯的椽子，要砍削、磨光。大夫的椽子，只砍削。士的椽子，只砍削根部。在椽子上雕刻花纹，是不合正道的。夫人是用来尊崇宗庙的。采取不合礼制和不合正道的方式，施加于宗庙，来装饰夫人，是不合正道的。在桓公庙的椽子上雕刻花纹，在桓公庙的柱子上涂丹漆，直言桓公庙，是为了厌恶庄公。】

胡传【庄公将要迎娶姜氏，将桓公庙的柱子涂成红色，在椽子上雕刻花纹，用盛大的装饰来夸耀展示，这不仅仅是有孩童般的心意罢了。从常情来看，红柱雕椽，似乎只是小小的过失，而《春秋》详细地记载在史册上，御孙认为这是大恶，为什么呢？桓公在齐国被杀，无法复生，却盛装修饰他的宫庙，向仇敌的女儿夸耀，这是有作乱之心，废弃人伦，违背天道，而不知道正道的人。御孙知道这是大恶但不敢尽言，《春秋》在细微处谨守礼制，以端正后世君主的心术，所以详细记载在史册上，直言桓公庙以厌恶庄公，作为后世的鉴戒。】

集说【范氏宁说：“不合礼，是指娶仇敌的女儿；不合正道，是指雕刻椽子、涂红柱子。将要亲迎，想为夫人装饰，又不合正道。不说新宫而说桓公庙，是因为桓公在齐国被杀，却装饰他的宗庙，来荣耀仇敌国家的女子，厌恶庄公不孝。”杜氏预说：“刻，是雕刻。桷，是椽子。将要迎娶夫人，所以”【进行盛大的装饰，张氏洽说：“在磨光砍削之外，又加上雕刻的功夫。”家氏翁说：“庄公忘记了父亲的仇，顺从母亲的欲望，娶仇敌的女儿为夫人，只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接着又涂红桓公庙的柱子而雕刻椽子，来掩盖他无父的耻辱。不思量宗庙有固定的制度，唯独在桓公庙涂红柱子雕刻椽子，这是违背礼制的。用违背礼制的方式施加于亲庙，不足以荣耀他的亲人，反而足以违背他的祖先。《春秋》记载涂红桓公庙的柱子、雕刻桓公庙的椽子，以显示五座宗庙并列，而桓公庙唯独超越制度而盛装修饰，深刻地揭示庄公的罪过。”赵氏恒说：“天子诸侯的宫室用黑色和白色粉刷，现在涂成红色，是不对的；天子的椽子，砍削磨光，涂上细密的石灰；诸侯砍削磨光，现在雕刻，也是不对的。涂红雕刻即使是天子也没有这种制度，这举动不仅仅是僭越，而且过分了。”】

安葬曹庄公。

夏季，庄公到齐国迎娶女子。

谷梁传【亲自迎娶，是常事，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不认为他亲自到齐国迎娶女子合乎正道。】

集说【啖氏助说：“凡是婚姻合乎礼制的都不记载，比如鲁国去其他国家亲自迎娶，都是常事不记载，其他国家来迎娶也是如此。凡是记载的，都是讥讽。”陆氏淳说：“《公羊传》说：‘亲自迎娶，是礼制。’考察合乎礼制就是常事不记载，所以知道谷梁讥讽在齐国迎娶女子是对的。”刘氏敞说：“这里为什么记载？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呢？讥讽用仇敌的儿子来供奉宗庙。”又说：“杜氏说：‘是礼制。’不对。如果合乎礼制，就是常事，依法应当不记载。记载了，就是非常之事。”陈氏傅良说：“亲自迎娶女子不记载，只有庄公特别记载，是因为娶了齐国的女子。这时庄公出生三十七年，而在位二十年了。受制于他的母亲，一定要娶齐国的女子”

译然后才娶。齐人重视这件事，亲自为他送聘礼，在谷地观看社祭时相遇，在扈地结盟，一年之内三次在齐国相见。给桓宫的柱子涂上丹漆，雕刻椽子来装饰夫人，夫人还是过了规定的时间才进入。大夫和宗妇带着礼物拜见，这是什么礼制呢？因此记载了迎娶、记载了到达，最后才记载进入。夫人没有记载进入的，因为“入”是难以启齿的词。记载迎娶是为了批评庄公，记载进入是为了厌恶哀姜，也是为了讥讽齐桓公。《春秋》记载夫人，没有比这更详细的了。」吴氏说：“亲自迎娶是常事，通常不记载，庄公送聘礼过了三年才得以亲自迎娶，因为这是异常情况所以记载，因此详细叙述以示讥讽。”

译秋，庄公从齐国回来。

《谷梁传》说：迎接的人在路上看见了庄公，在馆舍里看见了夫人，庄公先到达，这是不合正道的。

胡安国的《春秋胡氏传》说：《谷梁传》说：“亲自去迎接，是常事，不记载。这里记载它是什么意思呢？是不认为庄公亲自到齐国去迎接是正当的。”有人说：“常事不记载，是每年的常事。”亲自去迎接可以算是常事吗？那么这种说法就错了。所谓常事，事情不止一种。有每月的常事，比如视朔；有每季的常事，比如搜狩；有每年的常事，比如郊祀、雩祭之类；有符合礼制的常事，比如婚姻、纳币、迎女、到达归来之类。凡是这类符合礼制的常事，就不记载了。如果记载，就是不符合礼制，将要作为警戒。至于崩、薨、卒、葬、即位之类，不论是否符合礼制都记载，这是因为人道始终的重大变故，与亲自迎接不同。

《集说》引孙觉说：“庄公亲自到齐国迎接，应当与夫人一同回来。夫人没到，庄公先回来，在宗庙报告到达。《春秋》记载他报告宗庙的事实，并且谴责他先于夫人到达。《谷梁传》说：‘先到达，不合正道。’这种说法是对的。”引张洽说：“王裒读《蓼莪》这首诗，哀痛终身。庄公思念夫妻的结合，两年之间三次到齐国朝廷，却想不起他的父亲。《春秋》所以详细记载并诛责他的用心，大概就是这样吧。”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进入国都。

《左传》说：秋天，哀姜到达。

《公羊传》说：说“入”是什么意思？表示困难。说“日”是什么意思？表示困难。怎么困难呢？夫人不迅速，不能让她进入。与庄公有所约定，然后才进入。《谷梁传》说：“入”，是内部不接受。记下日期说“入”，是厌恶进入。为什么不接受呢？因为宗庙不接受。为什么宗庙不接受呢？娶仇人的子弟，把祭品放在前面，从义理上说不应该接受。

胡安国的《春秋胡氏传》说：为什么不记载“至”？因为不能出现在宗庙。姜氏是齐襄公的女儿，“入”是不顺当的措辞，因为宗庙不接受。《昏义》以端正开始为先，而庄公不与夫人一同到达，姜氏不跟随庄公进入，已经失去了夫妇的正道，杀害闵公、孙伯姬的祸乱苗头已经出现了。庄公不能胜过他的母亲，超越礼制，拖延时间，等待仇人的女儿，把祭品放在宗庙，以完成美好的结合，最终导致宗嗣没有确立，弑君叛逆接连发生，几乎到了亡国的地步。所以《春秋》详细记载这件事，以彰显庄公不孝的罪过，作为后世的警戒。

《集说》引何休说：“偻，是迅速的意思，齐国人的语言。约约，是远媵妾。夫人拖延，不肯迅速顺从庄公，不能让她立即进入。庄公到达后，与庄公约定八月丁丑才进入，所以是困难的措辞。”引孙复说：“庄公亲自到齐国迎接，不等夫人就到达，失去了为夫的道理。妇人跟从丈夫，夫人不跟随庄公进入，失去了为妇的道理。丈夫不像丈夫，妻子不像妻子，怎么能治理国家？这不是用来侍奉先公并继承后嗣的做法，不等待祸乱还等什么？”引张洽说：“妻，是齐的意思。记载八月丁丑进入，显示后于庄公到达的日子很多。”引家铉翁说：“不记载‘至’，有人说他娶仇人的女儿，不敢在宗庙出现。那些丹楹刻桷，崇尚奢华华丽来夸耀，怎么能知道羞愧而不让在宗庙出现呢？《谷梁传》所谓宗庙有不接受的。”引吴澄说：“凡是卿为君主迎接夫人，本来就不合礼，尚且与夫人一同到达。庄公亲自去迎接，却不与夫人一同到达，失礼太严重了。”引王元杰说：“婚礼没有比亲自迎接更重要的，进入国都没有比在宗庙拜见更严格的，拜见并报告到达，是礼的常道。庄公与齐国，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何况娶他的女儿来侍奉祭祀，怎么能见先君呢？《易经》《归妹》卦上九爻辞‘承筐无实’，程颐说：‘当归妹卦的终了，篚筐已经空了，不能用来承祭祀，无终的象出现了。’夫妇是大伦的根本，而庄公不与夫人一同到达，超越礼制败坏法度，不是小过失。而且庄公等待成年超越礼制，娶仇人的女儿，丹楹刻桷来夸耀，难道唯独缺少报告到达的礼吗？《春秋》改变文字记载‘入’，义理上不可进入却进入了，宗庙有所不接受，削去了报告到达的措辞。但是记载‘至’的措辞缓和，记载‘入’的措辞严厉，厌恶之深而厌恶之极，圣人的情意显现了。”

戊寅，大夫和宗妇拜见夫人，使用玉帛作为礼物。

《左传》说：庄公让宗妇拜见夫人，使用玉帛作为礼物，不合礼。御孙说：“男子的礼物，大的用玉帛，小的用禽鸟，用来彰显物类。女子的礼物不超过榛、栗、枣、脩，用来表示恭敬。现在男女使用相同的礼物，这是没有区别。男女的区别，是国家的大节，却被夫人扰乱，恐怕不行吧。”

《公羊传》说：“觌”是什么意思？是拜见。“用”是什么意思？“用”，是不应该使用。拜见使用玉帛，不合礼。那么用什么？用枣栗吗？用腶脩吗？《谷梁传》说：“觌”，是拜见。男子的礼物，羔、雁、雉、腒；女子的礼物，枣、栗、腶、脩。使用玉帛，不合礼。“用”，是不应该使用的。

胡安国的《春秋胡氏传》说：公事叫见，私事叫觌。拜见夫人，是礼。为什么用私事来说呢？夫人不能出现在宗庙，就不能临视群臣，所以用私事来说。觌使用玉帛，为什么记载？男子的礼物，大的用玉帛，小的用禽鸟，用来彰显物类；女子的礼物不超过榛、栗、枣、脩，用来表示恭敬。现在男女使用相同的礼物，这是没有区别。公子牙、庆父的祸乱苗头已经出现了。《春秋》详细记载，是端正开始之道。

《集说》引杜预说：“宗妇

译同姓大夫的妻子。按照礼制，小君（夫人）到达时，大夫拿着贽礼去拜见，以彰显臣子和儿子的道理。庄公想要奢侈夸耀夫人，所以让大夫和宗妇拿着同样的贽礼一同拜见。」刘敞说：「《谷梁传》说：『礼制规定，大夫不见夫人。』这是不对的。君主在宗庙祭祀，大夫和夫人都在其中，难道可以不拜见吗？那么所谓不见，大概是指不经常拜见罢了。现在夫人刚到，大夫拜见她，这是符合礼制的，为什么说是不合礼呢？」高闶说：「特牲馈食之礼，宗妇隶属于主妇。这里说宗妇，那么凡是宗族中的妇女，大概主妇也在其中了。」胡宁说：「大夫、宗妇拜见，是讥讽他们一同拜见，所以不称『及』；使用币帛，是讥讽他们使用同样的贽礼，所以特别记载『用』。如果大夫不拜见，只记载『宗妇拜见』就足够了。从丹楹、刻桷等事情来考察，让大夫拜见，应当是有的。」张洽说：「夫人到达，大夫在宗庙拜见，妇女在内室拜见，这是礼制。现在一同拜见并使用同样的贽礼，特别记载以讥讽他们丧失了男女之别。」吴澄说：「楚怀王客死在秦国，他的儿子顷襄王从秦国迎娶妻子，司马氏痛心地说：『忍心对待父亲而娶仇人的女儿！』那父亲只是被秦国拘禁而已，未曾被杀害，司马氏尚且痛心。何况鲁庄公的父亲被齐国杀害，却又娶了齐国的女儿，那么忍心对待父亲而娶仇人女儿的罪过，岂止比楚顷襄王多出数十倍！况且还要装饰桓公的宫室，使用拜见的币帛，向齐国女子夸耀富贵兴盛，庄公的平庸愚昧，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日后淫乱放纵、弑君叛逆的祸患，大概是势所必然的。」齐履谦说：「庄公冒着丧期纳币，两年之间三次到齐国朝廷，又在谷地相遇，在扈地结盟，违背礼制而不顾，如此急切；而齐国人怀疑，如此迟缓。亲自迎娶却不与她一同进入，既已到达又增加拜见之礼，圣人详细记载在经文中，不仅可见夫人的骄横，而且庄公不能端正自身、遵循礼制，致使继位的儿子遭受祸患，几乎导致国家灭亡。其是非得失的踪迹，在前面有所展现；而成败吉凶的原因，在后面得到验证。这就是《春秋》之所以成为表彰善行、抑制恶行的书籍，通过具体行事，深刻显著地阐明道理。」汪克宽说：「男女有别，是人伦的根本。庄公让大夫、宗妇拿着同样的贽礼一同拜见，从而导致了哀姜与公子仲通奸、杀害继位君主的祸患；唐高宗让百官、命妇在麟德殿一同宴饮，从而导致了武则天淫乱毒害、最终转移唐朝国运。在嫌疑的关头，能不谨慎吗！《春秋》记载娶夫人，只有哀姜最为详细。从在防地结盟纳币开始，到宗妇拜见使用币帛结束，在经书中记载的事情有十四件。」】因为礼制非常规，所以言辞繁多而不删减也】

译查考古代制度，士人在其国任职，有拜见国君夫人（小君）的礼节，那么夫人刚到达时，大夫拜见她，本来也是礼节所允许的。《谷梁传》说：“按礼制，大夫不见夫人。”这与诸家传注不合，怀疑刘敞的驳议是正确的。再考证《公羊传》及胡安国的《春秋传》都将宗妇解释为大夫之妻，大概是兼指异姓大夫而言。杜预认为宗妇是同姓大夫之妻，他们的说法不同。孔颖达说：“僖公二年安葬齐姜，传文称齐侯派遣诸姜宗妇来送葬。诸姜是同姓之女，可知宗妇是同姓大夫之妻。”所以应以杜预的说法为正确。

附录《左传》：晋国士蒍又与群公子谋划，派人杀害了郤氏的两个儿子。士蒍告诉晋侯说：“可以了。不超过两年，君主必定没有祸患。”

大水。

集解：何休说：“夫人不能制约阴气，阴气旺盛，所以第二年又发生大水。”张洽说：“夫人姜氏入宫而大水随之应验，天人感应之迅速如此，这就是《春秋》记载的原因。”吕祖谦说：“政令在这里有不得当之处，那么灾变就会在那里显现，这是必然的道理。君主看到这些而知道警戒恐惧，那么危亡的祸患，从哪里到来呢？春秋时代多水灾，必定有所作为（指政治失当）。”汪克宽说：“庄公娶仇敌之女，又奢侈僭越以夸示于人，所以有阴气不和的感应。唐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为昭仪，而万年宫夜间大雨几乎淹死他，在天人相感之际，哪里可以诬蔑呢？”

冬天，戎人侵犯曹国。曹羁出逃到陈国。赤回到曹国。

集解：杜预说：“曹羁大概是曹国世子，先君已经安葬而不称爵位，是因为势弱不能自定，曹国人以名上报。”赵匡说：“曹羁是未逾年的君主，出逃不书爵位，是说不能继承先君。”陈岳说：“戎人已经侵犯曹国，而曹羁说出逃，这是曹国畏惧戎人而让出其君主，很明显了。曹羁既出逃，赤才进入，这是戎人驱逐曹羁而接纳赤，也很明显了。难道可以说曹羁是大夫吗？”刘敞说：“曹羁为什么称名？是贬斥。为什么贬斥？曹羁不孝。”又说：“赤是什么人？曹国的庶公子。这曹国的庶公子为什么不系曹国？是贬斥。为什么贬斥？曹国不是赤可以号称回归的，不是赤可以命名回归的，不是赤可以命名的，那么说‘赤归于曹’是什么意思？是容易。为什么容易？是容易于戎人。”又说：“曹羁出逃到陈国，赤回到曹国。赤所做的，与郑伯突没有不同。突依靠宋国，赤依靠戎人，都夺取其君位。然而《春秋》一概贬斥，没有上下之别，是因为《春秋》治理治世而不治理乱世。如果郑忽、曹羁侍奉双亲而孝顺，居上位而守礼，居丧而悲哀，临事而恭敬，大夫顺从他们，国人信任他们，即使有宋、戎的军队，突、赤的孽障，有什么缘由兴起呢？然而君臣交争，兄弟为仇，是因为上位者有失，所以下位者得以乘虚而入。”苏辙说：“曹羁，曹庄公世子，安葬后而不称爵位，是不能为君。”《公羊传》说：“曹羁，曹国大夫。曹国没有大夫，记载曹羁，是因为他三次劝谏而离去，是贤德他。”如果认为曹国没有大夫，那么二十六年“曹杀其大夫”，又是怎么回事？如果认为有大夫，那么贤德曹羁而不称氏，又是怎么回事？所以曹羁是曹国的世子而不是大夫。赤，曹国公子，是回来做国君的人。曹羁出逃则赤回归，没有困难了。薛季宣说：“曹羁，是曹国的嗣君；赤，是子位不正的人。戎人趁曹国兄弟争国，侵犯其边境，而曹羁出逃赤返回，这也是曹羁无立足之罪。”陈傅良说：“君主在丧期称子，这里说‘曹羁’，是不能为子。侵犯，是浅薄的事，以千乘之国不能守卫，不可以说为子了。然而出逃的君主没有言明原因的，言明原因还胜过自己出逃。”家铉翁说：“郑忽与曹羁都系于国名，因为他们是可以继位的人。突挟持乱臣，赤挟持戎人，都去掉其公子之号，所以诛责。”吴澄说：“上年十一月曹庄公去世，今年三月安葬，那么曹羁以世子继位，安葬其先君，到今年冬天在位一年了。被戎人驱逐而出，不书爵位而书名，义理与郑忽相同。”程端学说：“王氏说：‘宋国执祭仲，立突而驱逐忽，所以先书突而后言忽，说明郑国有君，突篡夺之。现在先言赤而先书羁，说明曹国无君，赤是国人所迎接的。’”我按：迎接与不迎接不可知，现在从经文来看，王氏先后的说法大致正确。汪克宽说：“突回到郑国，郑忽出逃到卫国；莒去疾进入莒国，莒展舆出逃到吴国。与此书法相似，然而去疾以国氏，而突、赤不氏国，去疾正而突、赤不正。忽、展舆都是因为突、去疾进入而后出逃，现在曹羁听说赤进入而先出逃，那么弱不能立，又更甚了。”邵实说：“突恃强援而入，曹羁畏强敌而出。先入的，是恃之至极；先出的，是畏之至极。”

郭公。

胡安国《春秋传》：这是郭公，义理不可晓，而先儒有的认为是郭国灭亡，在传文中是有记载的。齐桓公到郭国，问父老说：“郭国为什么灭亡？”父老说：“因为它喜欢善人而厌恶恶人。”桓公说：“按照你们的话，这是贤君，为什么至于灭亡？”父老说：“郭

译君主喜欢善人却不能任用，厌恶恶人却不能罢黜，这就是灭亡的原因。”考察当时的时势与事件，称之为郭国灭亡，道理或许确实如此。喜欢善人却不能任用，那么知道他的善也就没有可贵之处；厌恶恶人却不能罢黜，那么知道他的恶也就没有可贵之处。那些还没有知道善恶的人，尚且还存有希望。既然已经知道了善恶，却不能实行自己所知道的，这就是君子之所以高高举步、远远引退，小人之所以肆意妄为、毫无顾忌的原因。既然如此，那么并不是有谁能灭亡郭国，而是郭国自己灭亡罢了。

译集说【杜预说：“大概是经文有缺失错误，从曹羁以下，《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既不清楚，又无法与《左传》相通，所以不采用。”赵匡说：“《公羊》《谷梁》都说‘赤’，大概是郭公。查考郭公本是缺文，‘赤’是曹国的公子，文义都不相关，传文的错误太大了。”刘敞说：“郭公是什么？没有听说过。有人说：‘这是郭国灭亡。’谁灭亡了它？大概是齐国灭亡了它。齐国灭亡了它，那么为什么说‘亡’呢？郭公喜欢善人却不能任用，厌恶恶人却不能除去，没有能灭亡郭国的人，是郭国自己灭亡的。”孙觉说：“《春秋》记载梁国灭亡，是说梁国自己灭亡。《管子》记载郭国灭亡的踪迹，大概也是说郭国自己灭亡。‘公’与‘亡’字相近，怀疑经文写‘郭公’其实是‘郭亡’。然而对于可疑的错误之事，圣人予以阙疑，关于善恶的议论足以训诫后世，况且应当保留它。”苏辙说：“是缺文。《公羊》《谷梁》说：‘郭公，就是赤，失去国家而逃到曹国。’如果郭公失去国家而逃到曹国，将会记载说：‘郭公赤出奔曹国。’先记载赤逃到曹国，接着记载郭公，这不是恰当的文辞。”汪克宽说：“《说文解字》‘亡’字从人从乚，与‘公’字相似，所以传文错误。”张溥说：“有人说春秋时没有郭国，怀疑就是东虢国】

【壬惠王子八年】二十五年【齐桓公十七年、晋献公八年、卫惠公三十一年、蔡穆侯六年、郑文公四年、曹僖公二年、陈宣公二十四年、〇惠公四年、宋桓公十三年、秦宣公七年、楚成王三年】

春天，陈侯派遣女叔来鲁国聘问【女音汝，这是诸侯间互相聘问的开始】

《左传》【陈国的女叔来聘问，开始结好陈国】

《谷梁传》【为什么不称名呢？因为他是天子任命的大夫】

集说【杜预说：“女氏叔字季友相帮鲁国，原仲相帮陈国，两人有旧交，所以女叔来聘问，季友在冬天也回报聘问。”啖助说：“《左传》说因为嘉奖所以不称名，查考聘问是常事，有什么可嘉奖的？《谷梁传》说天子任命的大夫是对的。”孙觉说：“诸侯的大夫，天子赐给他封邑让他回国，就记载氏和字，郑国的祭仲、鲁国的单伯、陈国的女叔就是这样。”陈传良说：“诸侯初次互相聘问，在此之前，如果不是王室或姻亲邻国，就没有聘问的。春秋初年，我们的国君大夫去别的国家，必定有缘故，有缘故才出行，还像是私下交好而不是定制。王室衰微，诸侯私下交好而没有定制，这叫乱政初生。从僖公往下，朝见聘问都依附于盟主，天王巡狩于河阳，公朝见王所，天王派遣宰周公来聘问，公子遂去京师，又去晋国，我不知道最终会怎样，《春秋》因此而作。”黄仲炎说：“陈女叔来聘问，虽然是国君派遣，实际上出于臣下的私意。大夫在中国互相交往，大概就见于此吧。”陈深说：“鲁国自从十九年公子结因送嫁而失去与陈国的友好关系，于是与齐国、宋国来攻打陈国，现在陈国来聘问以结好。”俞皋说：“女叔是陈国卿大夫，四命之例应书字。”汪克宽说：“齐、晋是大国，没有天子任命的大夫，大概是强大而专断命令罢了。”李廉说：“女叔称字，《谷梁传》、啖子、张氏都认为他是天子任命的大夫，只有《公羊传》注认为因为敬老而书字，怀疑这不是《春秋》的本意】

夏天五月癸丑日，卫侯朔去世

集说【何休说：“朔违犯天子命令，不记载葬礼，与篡夺国家的人相同。”范甯说：“是惠公，违逆失德，所以不记载葬礼。”家铉翁说：“朔篡夺兄长之位而立，已经被国人驱逐，又与叛党一起打败王师以返回国家，是周朝的叛侯，去掉葬礼是为了声讨他。”汪克宽说：“朔进入国家，鲁庄公有力相助，未必不防备他的葬礼，所谓治理他的罪过而不举行葬礼”

六月辛未日初一，发生日食，击鼓、在社庙使用牺牲。

《左传》【这不是常礼。只有正月初一，邪气尚未发作，发生日食，这时在社庙用币，在朝廷击鼓】

《公羊传》【日食，为什么击鼓并在社庙使用牺牲？是寻求阴的道理】

《谷梁传》【击鼓，是礼；使用牺牲，非礼。天子救日，设置五种麾旗，陈列五种兵器、五种鼓；诸侯设置三种麾旗，陈列三种鼓、三种兵器；大夫击门，士击析，意思是充实阳气】

胡安国传【查考：礼制，诸侯旅见天子，入门不能完成礼仪的有四种情况，日食就是其中之一。古人本来认为这是大变，人君应当恐惧修省，以回应天意而不敢忽视。所以《夏书》说：“于是季秋月初一，日月不合于房宿，乐官奏鼓，啬夫奔驰，庶人奔走。”《周官》：鼓人救日月，就告诉王击鼓；大仆凡是军旅、田猎，赞王击鼓，救日月也这样。诸侯在社庙用币，在朝廷击鼓，退朝后自责，都是恐惧修省，以回应天意而不敢忽视。那么击鼓在社庙使用牺牲，为什么记载？是讥讽不在朝廷击鼓而在社庙击鼓，又使用牺牲，这就非礼了】

集说【何休说：社是土地的主宰，月是土地的精华，上面联系于天而侵犯日，所以鸣鼓攻击它，胁迫它的根本。先说鼓后说用牺牲，表明先以尊贵的命令责问，后以臣子的礼节接待，所以为顺。范甯说：鼓有声都是阳事，用来压制阴气。杜预说：这不是常礼击鼓的月份，长历推算辛未其实是七月初一，设置闰月失当所以导致月份错乱。又说：正月是夏历四月，周历六月，

译所谓正阳之月，如今经文记载为六月，而传文说“唯”的，是表明这个月并非正阳月。慝，指阴气。又说日食是历法中的常事，然而在正阳之月发生日食，那么诸侯就要在社庙使用币帛，向上天请求救助，国君在朝廷击鼓，退朝后自我责备，以表明阴气不应侵凌阳气，臣子不应掩盖君主，以此显示大义。孔颖达说：此处以及文公十五年、昭公十七年都记载六月朔日发生日食。昭公十七年的传文称祝史请求祈祷使用币帛，昭子答应了，平子阻止他说：“停止吧。只有正月朔日阴气尚未发作，日食发生，这时才有击鼓用币的礼仪，其余月份则没有。”太史说：“就在这个月。”经文记载六月而太史说在这个月，就知道传文中说正月朔日阴气未发作的，是指周历的六月即夏历的四月。文公十五年的传文只说天子与诸侯击鼓用币的礼仪不同，没说这是异常情况，知道那里说的六月就是真正的六月。这里也是六月却说这是异常情况，下句才开始说只有正月朔日有用币击鼓的礼仪，表明此经文虽然记载六月，实际上并非六月，所以说这是非常之时击鼓的月份。长历推算这个辛未日是七月的朔日，由于设置闰月不当导致月份错乱，不该设闰却设了闰，错误地使七月变成了六月。杨士勋说：五麾，麋信说是在五个方位分别放置对应颜色的旗帜。五兵，徐邈说矛在东、盾在南、钺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五鼓，麋信、徐邈都说东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黄鼓。诸侯三者，则说递减两级，去掉黑、黄两种颜色。赵匡说：《公羊传》说用朱丝环绕社坛，根据《书礼》没有这样的记载。孙复说：查考日食共三十六次，记载击鼓用牲的有三次，即这一年六月辛未朔、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刘敞说：为什么要记载？讥讽什么？在社庙击鼓用牲是不合礼制的。在社庙击鼓用牲为什么不合礼制？日食发生，天子不举乐，在社庙击鼓，诸侯在社庙用币，在朝廷击鼓，这是阴阳之事，也是君臣之义。张洽说：“日食是阴盛阳微的征兆，事情关系天下，固然不仅仅为了鲁国，而诸侯也有臣民，就应因天变而自我反省。如《洪范》五事，在视听言动思之间敬谨，一旦失去正道，灾祸必然应验。古人应对天象以实质而非文饰，所以《高宗肜日》、《洪范》的言论，是古人首要的事务；如《周征》、《周礼》所载，只是礼仪文饰的末节罢了。一时遭遇变故，礼仪文饰固然不可废弃，然而端正根本而后末节才可治理。现在庄公对于充实阳气的根本，大概漠然视之了，击鼓有什么益处呢？又用牺牲而想以物品求得免祸，记载此事以显示根本和末节都失当。”吕大圭说：“天子在社庙击鼓，社是阴神，日食则是阴胜阳，天子尊贵，所以责备神灵；诸侯卑下，自我责备而已。诸侯在社庙击鼓，是不正确的，又用牺牲，是不合礼制的。牺牲是祭祀之事，牛必须在涤宫饲养三个月，三个月之后才成为牺牲，日食时用牺牲，是临时凑数的。”陈深说：“诸侯应在朝廷击鼓，现在在社庙击鼓，是僭越。凡是天灾只有币帛没有牺牲，用牺牲，是不合礼制的。”吴澄说：“社是祭地的场所，其祭祀有常礼，其日期有常日，其事为常事，所以都不记载。经文所记载的社共四次，不是为了社而记载，而是因为遭遇日食、大水之变，却在社庙用牺牲是不合礼制，所以记载。”汪克宽说：“庄公时代，日食有四次，而击鼓用牲的有两次；大水有三次，而击鼓用牲的有一次。在不应击鼓的地方击鼓，就是逾越制度；使用不应使用的东西，就是非常之举。僭越天子的制度，失去诸侯的常礼，以此应对天变，其过错不已经很大了吗？魏明帝太和初年，太史奏报日当食，请求在灵星祈禳。皇帝下诏说：‘天对于人，犹如父亲对于儿子，没有父亲想责备儿子，却可以献食物求免的。现在准备祈禳，古来未闻，群臣要勉力修好本职，辅佐我的不足。’这比鲁庄公贤明多了。”赵恒说：“在社庙击鼓，就有责备神灵的意思；用牺牲，就有谄媚神灵的意思。可见鲁国人没有恐惧修省的实质。在社庙击鼓之所以是责备神灵，大概因为朝廷是君主所居之处；社庙是神灵所居之处。所以在朝廷击鼓，就是责备自己；而在社庙击鼓，就是责备神灵。责备神灵，是责备阴气不应侵凌阳气；责备自己，是因为诸侯本是臣下，是阴的象征。”

译伯姬嫁到杞国。

谷梁传【为什么不记载迎亲呢？因为迎亲的礼节已经衰微，不值得记载罢了】

胡传【为什么不记载迎亲呢？迎亲的人不是卿，他的名字没有记录在史册上，所以只记载“归”来记录礼制的缺失。如果是大夫来迎亲，名字已经记录在史册上，足以记录其过失了，仍然记载“归”，是为了区别于大夫亲自迎亲的情况。仍然记载“归”的，是纪伯姬；亲自迎亲的，是莒庆、齐高固】

集说【杜预说：“伯姬，是鲁庄公的女儿。”孙复说：“隐公二年记载纪裂繻来迎娶女子，这里不记载迎亲，是因为天下日益混乱，婚礼日益败坏，迎亲的人不是大夫。迎亲的人不是大夫，所以不记载迎亲。僖公二十五年季姬嫁到鄫国，成公九年伯姬嫁到宋国等就是这类情况。”汪克宽说：“有人认为伯姬是桓公的女儿，说当时君主的女儿要加‘子’字。然而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叔姬，如果都是桓公的女儿，那么伯姬大概三十多岁了，不应两个女儿都如此错过婚期。况且伯姬在僖公三十一年才求取丈夫，那么年龄超过七十岁才来到鲁国，似乎不能确定她一定是桓公的女儿】

左传【这也不合常规。凡是天灾，只用币帛不用牺牲。如果不是日食月食，就不击鼓】

谷梁传【高处和低处都有水灾叫做“大水”】

集说【杜预说：“门，是国门。”孔颖达说：“《祭法》说：‘天子设立七种祭祀，诸侯设立五种祭祀。’它们的门都叫国门，知道这里的门也是国门。国门，就是城门。击鼓和使用牺牲，两件事都违背了礼制，所以加以讥讽。”刘敞说：“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呢？大水时，在社庙和城门击鼓并使用牺牲，是不合礼制的。凡是天灾只用币帛不用牺牲，不是日食月食就不击鼓。币帛，是请求神灵；击鼓，是攻击邪祟；牺牲，是供奉神灵。在社庙和城门击鼓并使用牺牲，是不合礼制的。”又说：“《公羊传》说：‘在社庙，是合礼的；在城门，是不合礼的。’这是不对的。如果在社庙是合礼的，《春秋》也就不会记载了。”孙觉说：“日食一定要击鼓，是因为阴气侵犯阳气，它的征兆很远，而灾害尚未显现；大水则灾害波及万物，它的征兆已经明显，灾害已经显著。灾害尚未显现，圣人就制定击鼓的方法来救助阳气，并且用来警示君主；征兆已经显著的，就不需要击鼓了。《谷梁传》说：‘救水灾要击鼓来聚集众人。’这是不对的。”高闶说：“古人遇到水旱灾害，虽然有祈雨、设坛祈祷的礼仪，然而没有不举荐的神灵，没有不吝惜的牺牲，宣王必定以端正自身、修养德行为根本。何况在社庙和城门，并不是导致水灾的原因，自古以来哪有击鼓使用牺牲来救水灾的礼仪呢？”胡铨说：“没听说过大水时使用牺牲的，何况在城门击鼓呢？记载这件事，不仅厌恶治国不合礼制，更厌恶他不致力于修明政治来消除祸患、平息灾害，却采取这种微不足道的淫巫和瞽史的看法。”张洽说：“连年大水，阴盛阳衰的变化已经极点了。庄公如果思考先王纠正事务的意思，谨慎内外的防范，严格夫妇的区别，使阴气没有逐渐滋长的趋势，那么后来的祸患还可以来得及制止。追求形式而没有实质，只用牺牲来求取免灾，不恐惧反省以端正根本，而且礼文也谬误乖戾，这就是鲁国混乱的原因】附录左传【晋国士蔿命令群公子全部杀尽范氏的族人，然后修筑聚城让他们居住。冬天，晋侯包围聚城，全部杀死了群公子。聚，杜注：晋国的地名】

冬天，公子友出使陈国

集说【何休说：“如陈，就是出使陈国。国内朝聘记载‘如’，是尊重国内。记载这件事，是记录国内所交往的情况。”杜预说：“这是报答女叔的聘问。”凡是鲁国出使朝聘都记载“如”。公子友，是庄公的同母弟弟，称公子，是史官的通例。同母弟弟是最亲近的亲属，不同于其他臣子，他们互相杀害，就称弟以示大义。至于美好的事情，有时称弟，有时称公子，是沿用旧史的文字。孔颖达说：“桓公三年，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十四年，郑伯派他的弟弟语来结盟；成公十年，卫侯的弟弟黑背率领军队侵犯郑国。他们都称弟，季友、陈招都称公子，都没有褒贬，称呼不同，知道是史官文字的差异，不是义例。”啖助说：“凡是国君和国内臣子前往他国朝聘，都记载为‘如’。”孙觉说：“聘问的礼节，是诸侯的常事，略而不记。记载所前往的事情，都是不寻常的。大夫的聘问，一定要记载在《春秋》上，是为了表明他们往来的国家都是同党，而且他们的行为多不合礼。有因私事出行的，有因强大而出行的，都不是周制聘问的常规，所以谨慎地记录并记载它。”王葆说：“《春秋》记载国内臣子出使聘问共六十一次：出使京师的五次，表明诸侯怠慢王室；出使齐国的十九次，出使晋国的二十五次，出使宋国的五次，出使楚国的一次，表明诸侯畏惧大国；出使陈国的两次，出使卫国、邾国、莒国、牟国的各一次，表明诸侯互相聘问。国内臣子因事出行的共十九次：纳币、迎亲的三次，送女的有一次，监盟的四次，吊丧的十次，乞师的有一次。比较这些事来考察，是非善恶就明显了。”齐履谦说：“聘礼图，出使朝廷，国君亲自命令，宰官书写币帛，宰夫准备礼物，人都由公家选择，命令都在朝廷授予，币帛都由官府准备。春秋时的聘问则】

【与这不同了，国政多专断于大

译出使并非出于君主的命令，所以《春秋》对于外国大夫来到鲁国的，都记载为“使”或“聘”，各自依据他们传达使命的言辞；对于从鲁国出发的，一概记作“如”，而不承认他们的私人交往，这是为了端正其根本的原则。李氏亷说：“这是鲁国内部大夫出使聘问的开始，同时也是季氏专权之事的开端。在隐公、桓公、庄公时期，无论是近处的周王室，还是邻近的齐国，都有人来聘问，鲁国却从未有报谢的礼仪。而女叔刚一到来，季友随即前往陈国朝廷，接着又亲自前往以防原仲的葬礼，那么陈鲁两国的交好，大概出自季友与原仲的私人情谊了。到了行父刚即位，首先讲求与陈国修好，还是遵循以前的志向。《春秋》将此事作为开端，难道没有深意吗？”

译【癸惠王丑九年】鲁庄公二十六年【齐桓公十八年、晋献公九年、卫懿公赤元年、蔡穆侯七年、郑文公五年、曹僖公三年、陈宣公二十五年、杞惠公五年、宋桓公十四年、秦宣公八年、楚成王四年】

春天，鲁庄公讨伐戎族【“公”字前没有“春”字】

集説【许氏翰说：“隐公、桓公时期有与戎族结盟的事，到了庄公，戎族开始背弃盟约，因此发生了济西之战。在此讨伐戎族，道义上已经胜利了。”张氏洽说：“今年讨伐戎族，是为了洗刷在济西受追击败辱的耻辱，是报怨。鉴于庄公治理家庭和国家的诸多缺失，却劳师动众去征伐戎族，即使能报复怨恨，对鲁国的内部治理有什么益处呢？”】

附录《左传》【春天，晋国的士蒍担任大司空。夏天，士蒍修筑绛城，以加深宫室的护城河】

【绛：杜注：晋国都城平阳绛邑县，今为绛县，属山西平阳府】

夏天，鲁庄公从讨伐戎族之地返回

曹国杀了其大夫【这是专擅杀大夫的开始】

胡传【称国名来记载杀大夫的，是国家君主和大夫共同谋划此事，没有向天子请示就擅自杀死了他。道义关联于“杀”这一行为，就只记载其官职，如“曹杀其大夫”、“宋人杀其大夫”就是这样。道义关联于人，就兼记其名氏，如“楚杀其大夫得臣”、“陈杀其大夫泄冶”之类就是这样。然而杀大夫却说大夫参与谋划此事，为什么呢？参与谋划此事的，是当权的大夫；被杀的，是不被君主所容的大夫。所谓道义关联于“杀”，罪责在于专擅杀戮，而被杀者的对错不值得记载，所以只记其官职而不录其名氏。古代诸侯的卿、大夫、士，由天子任命，诸侯不敢专擅任命；他们若有罪，就向天子请示，诸侯不敢专擅杀戮。到了春秋时期，国家无论大小，卿、大夫、士都专擅任命而不向王朝报告，无论有罪无罪都专擅杀戮而不归司寇审理，无王道的情况太严重了！五霸，是三王的罪人，而葵丘的盟约还说“不要专擅杀大夫”。所以《春秋》明确记载在史册上，以完备天子的禁令。凡是诸侯的大夫，当他们交往于中原，参与盟会征伐时，即使是齐、晋的上卿，也只记录其名氏；至于被杀时，即使是曹、莒这样的小国，也记载其官职。或抑制或褒扬，或剥夺或给予，这是圣人的大用。明白这一点，然后才可以掌握赏罚的权柄了】

集説【杜氏预说：“不称名，说明不是他的罪过。”刘氏敞说：“称国名来杀的，是罪责连累到上级；称人来杀的，是杀有罪之人。称人而不称名的，是大夫无罪，众人杀了他；称国而不称名的，是大夫无罪，君主杀了他。大夫无罪而君主杀他，是不对的；即使有罪，不向京师请示，也是不对的。”又说：“《公羊传》说：‘不称名，是因为众人所杀。’那么杀三郤，为什么称名呢？又说：‘不是死于曹君之手的人。’宋国杀其大夫，又怎么辨别呢？凡是《公羊传》认为大夫相杀称人，而君主杀大夫称国，而不论大夫有罪无罪，所以使曹、宋同文异义，是非臆断。”又说：“这大概是战败、被灭国，也是不对的。曹羁虽然贤能，怎么能掩盖君主灭国的祸患呢？因为曹羁的贤能，就讳言曹伯的灭国，又有什么道义呢？”又说：“《谷梁传》说：‘大夫而不称名姓，是没有受命的大夫。’不对。天子建立诸侯国，诸侯建立家，虽然尊卑不同，难道没有任命吗？诸侯大国三卿，都受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两卿受命于天子；小国三卿，一卿受命于天子。大国的卿三命，次国的卿再命，小国的卿一命，他们在王朝都是士。三命以名氏通称，再命以名通称，一命略称人。周朝衰微礼制废弛，强弱兼并，卿大夫的制度虽然不能完全像古代那样，但见于经书的，也是当时的实录。所以隐公、桓公之间，距离西周不久，制度颇有留存，因此鲁国有无骇、柔、侠，郑国有宛、詹，秦、楚多称人。到了后期，无不名氏通称了。而邾、莒、滕、薛之类，日益削弱，转而从小国的例子，只称人而已。解说者不知其故，因而说曹、秦以下都没有大夫，他们本来就不懂王者、诸侯的制度班爵，这又值得辩驳吗？”髙氏闶说：“铲除曹羁的党羽，是怕他们内应。进入春秋以来，没有专擅杀大夫的，而曹以小国首开恶例，所以《春秋》不显其名】

【氏只记载其擅命专杀的罪责，作为万世的大戒。陈氏传良说：“凡是杀大夫通常称名，这里不称名是为什么呢？是厌恶君主。庄公去世，有戎族的灾难，曹羁出奔陈国，赤于是篡夺曹国君位。篡位而杀其大夫，那一定是不认为其君主正义的人。宋杵臼无道而杀大夫，也是不认为其君主正义的人。所以曹僖公的大夫不称名，宋昭公的大夫不称名。”张氏洽说：“曹伯赤杀了他，称大夫则不失其官职，难道在羁、赤出入之际，或者有不依附戎族而被杀的吗，像郑厉公杀原繁、传瑕那样吗？”黄氏仲炎说：“大夫与国家同体，是君主的股肱。所以在有道之世，刑罚不施加于大夫。到了无道之世，常常多杀大夫。为什么呢？有道之世，职位以称德行，如果任命士以上，必定以俊彦担任，何况大夫呢？

译所以不至于因为犯罪而达到可杀的程度。在有道之世，彰明德行，谨慎用刑，即使是一介平民，尚且不因无罪而杀戮，何况是大夫呢？所以不至于妄杀。在有道之世，政令由上级发出，即使是诸侯也不能专断杀人，何况不是诸侯的人呢？所以不至于乱杀。等到无道之时，任用非人，所以有可杀的罪行；刑罚与罪行不相称，所以有妄杀的事情；上级没有政令刑罚，所以有乱杀的祸患。这就是《春秋》记载这些事件的原因，作为万世的警戒。」家氏〇翁说：「曹国杀其大夫，不仅讥讽其专断杀人，又谴责其滥杀无辜。曹赤凭借戎族的援助篡夺了兄长的国家，又凭借戎族的威势去铲除兄长的党羽，所杀的人必定都是无罪的，而且不止一人，鲁国史官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因此缺载罢了。」李氏亷说：「曹国杀大夫，大概是在羁出奔、曹赤回归之际，必定有不依附曹赤的人，所以曹赤杀了他们。」

译秋季，鲁公在防地会见宋人、齐人，共同讨伐徐国。【徐国，杜预注：徐国位于下邳僮县东南。《括地志》记载：徐城县西十里有大徐城，就是古徐国所在地。如今江南凤阳府泗州北八十里有徐城，相传是徐偃王所筑。韩愈说：“徐国与秦国都出自伯翳，为嬴姓。”昭公五年，楚人抓获徐子，可见徐国国君是子爵。】

胡安国传：【按：《尚书》记载伯禽曾征讨徐戎，那么戎族在徐州一带成为鲁国的祸患由来已久了。这一年春天，鲁公讨伐戎族；秋天，又讨伐徐国，必定是戎族与徐国联合出兵，内外勾结成为鲁国的祸患。所以虽然齐、宋两国将领地位低微、兵力单薄，而鲁公却亲自出征。之所以不记载“致”（指军队凯旋归来），是因为军事行动没有拖延时日，而且齐国人一同在防地会合，就没有危险担忧了。】

集解：【杜预说：“宋国主持军事，所以齐国排在宋国前面。”赵鹏飞说：“徐偃王僭越称王，周穆王灭掉他，另外分封他的后裔以祭祀伯翳，其地就是今天的临淮。它介于鲁、宋两国之间，成为两国的祸患。现在必定侵犯了宋国的牧场，所以宋国讨伐它。然而齐国实际上是霸主，却让宋国主持军事，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得罪过宋国，所以齐国让宋国主持此事。”汪克宽说：“宋国排在齐国前面，而鲁公记载‘防’（会合），那么宋国主持军事就很明白了。大概齐桓公的霸业尚未兴盛，也像讨伐郳国、讨伐郑国时那样让宋国领先。”】

附录《左传》：【秋季，虢国人侵犯晋国。冬季，虢国人再次侵犯晋国。】

冬季十二月癸亥初一，发生日食。

【甲惠王寅十年】鲁僖公二十七年【齐桓公十九年、晋献公十年、卫懿公二年、蔡穆侯八年、郑文公六年、曹僖公四年、陈宣公二十六年、杞惠公六年、宋桓公十五年、秦宣公九年、楚成王五年】

春季，鲁公在洮地会见杞伯姬。【洮，音徒刀反。洮，杜预注：鲁地，今山东东昌府濮州南五十里有洮城，也写作桃城。《水经注》说：“桃城也叫姚城，因姚墟而得名。”】

《左传》：【这不是正当的事。天子不宣扬道义就不巡视守土，诸侯不处理民事就不举事，卿大夫没有君命就不越过国境。】

胡安国传：【伯姬，是庄公的女儿。没有正当的事却特意在洮地会合，是因为过分疼爱女儿而不能以礼节制，这是《春秋》所禁止的。】

集解：【杜预说：“伯姬，是庄公的女儿。”孔颖达说：“上文二十五年伯姬才嫁给杞国，庄公没有母亲，而这次来宁（省亲），知道是庄公的女儿。会合女儿不合常规，所以在这里说‘女’来加以辨别。”陆淳说：“我听说老师说：这是参讥（多重讥讽）。鲁公和杞侯、伯姬都失正了。”孙觉说：“伯姬前年出嫁，在洮地会合鲁公，三传都没有淫乱的迹象。《春秋》记载此事，与夫人姜氏在禚地会合齐侯的文体相同而没有区别，大概是因为妇人没有独自出行的道理，傅母不到场就不下堂，伯姬没有事却在洮地会合鲁公，其违礼的迹象是一样的。”陈傅良说：“内女作为夫人，七次见于经书，没有记载公去会合的，而从会合伯姬开始。从此以后，她来朝见她的儿子，从此以后，她来求娶媳妇，伯姬的作为，都是以前没有听说过的。”汪克宽说：“鲁公在洮地会合杞伯姬，还可以容忍；季姬在防地会见鄫子，那么罪恶就更严重了。妇人会合、遇见，固然都不合礼，但他们的罪过有轻重之分。”卓尔康说：“伯姬省亲应当在鲁国，却在洮地会合，难道哀姜正挟持嫡妻的宠爱，不把伯姬当作子女对待，所以伯姬不敢立刻回来，而与她的父亲谋划她的去留吗？”】

夏季六月，鲁公在幽地会合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共同结盟。

《左传》：【夏季，在幽地共同结盟，陈、郑两国臣服了。】

《谷梁传》：【“同”表示有共同之处，共同尊崇周王室，从此以后才授予他们诸侯的地位。授予他们诸侯地位是什么意思呢？齐侯得到了众人的拥护。衣裳之会十一次，不曾有歃血为盟的，这是诚信敦厚。兵车之会四次，不曾有大仗，这是爱护百姓。】

胡安国传：【共同结盟的体例，有厌恶其反复无常而记载“同盟”的，有诸侯共同意愿而记载“同盟”的。这次结盟，是郑伯所希望的，所以记载“同盟”。凡是结盟，都是小国受命于大国，不得已而跟随的。如果有小国愿意与之结盟，不是出于强迫的，就记载“同盟”，用来记录共同的意愿。在此之前郑伯曾经对齐国有二心，到这时齐桓公强盛，诸侯都归附他，郑伯于是有了畏惧臣服之心，他能够参与结盟，是他所希望的，所以特别记载“同”。《谷梁传》所谓“从此以后才授予他们诸侯地位”就是这个意思。授予他们诸侯地位，是因为齐侯得到了众人的拥护，比起其他结盟更好。】

集解：【杨士勋说：以前在幽地共同结盟，诸侯还有怀疑的，现在内外同心，推举桓公为霸主，得以专掌征伐之权，成就九合诸侯的功业，所以传文详细记载此事。杜谔说：诸侯同心结盟，共同拥戴天子，齐桓公主持此事。程颐说：同心结盟，不是率领他们。陈傅良说：齐国刚开始主持盟会，于是记载“公”了。张洽说：再次举行共同结盟的礼仪，以申张霸主的命令而统一诸侯的心，鲁、宋、陈、郑都到了，而卫国独自不来，所以明年讨伐卫国。家翁说：以前会合的是九国，记载“同盟”是适宜的，现在才五国也记载“同盟”，为什么呢？回答说：圣人之所以赞许齐桓公，是因为他合诸侯不靠兵革，大概是以德行服人，不因为甲兵强盛、大小国家都到齐了才赞许他“同”。王元杰说：桓公开创霸业的开始，其事也……】

译有值得观察的是，齐桓公仗义尊崇周王室，制服强国和异族。从他开始在北杏会盟，又在鄄地再次会盟，陈国和郑国叛服无常，鲁国和宋国疑虑不定，经过岁月的磨砺，人们才知道有齐国。王室虽然卑微但逐渐尊贵，诸侯纷纷兴起但大体安定，威令已经振作，事权有了归属。在幽地再次会盟，陈国和郑国服从，愿意与之结盟，并非出于勉强，所以《春秋》记载为“同盟”。

李廉说：“衣裳之会”和“兵车之会”的说法，只见于《谷梁传》。范氏说：从僖公十三年北杏之会，十四年鄄地之会，十五年鄄地之会，十六年幽地之盟，二十七年幽地之盟，僖公元年柽地之会，二年贯地之会，三年阳谷之会，五年首戴之会，七年宁母之会，九年葵丘之会，这是“衣裳之会”共十一次；僖公八年洮地之会，十三年咸地之会，十五年牡丘之会，十六年淮地之会，这是“兵车之会”共四次。那四次“兵车之会”，《谷梁传》都作了阐释，本来无可怀疑；唯独十一次“衣裳之会”，而《论语》却说管仲辅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不靠武力，于是引起了诸儒的不同说法。

范氏认为贯地和阳谷的会盟本不是管仲的本意，所以去掉贯地和阳谷，凑成九次；郑康成认为北杏的经文并非诸侯会盟，所以说从柯地会盟的次年，葵丘会盟以前，去掉贯地和阳谷，本来就已经是九次了。于是有人把葵丘的会盟分为两次，有人又不分葵丘而加入公子结的会盟，有人又把“与”字解释为“数”字，认为去掉贯地而计入阳谷，以凑足九次之数，这些说法都没有依据。但“衣裳”和“兵车”本只是《谷梁传》一家的说法，陆氏深不赞同，而《论语》中的“九合”，朱子也采用展喜的话，将“九”训为“纠”，那么诸家纷纷议论，就不必辨析了。

汪克宽说：“齐桓公先前在幽地会盟，而郑国又不朝见，以至于拘捕詹，鲁国又收留了郑国詹的逃亡者，那么虽然结盟却又反复无常。这次在幽地会盟，鲁国参与会盟而记载为‘公’，陈国、郑国心悦诚服而不背叛，都以尊崇周王室为心，不再有二心，这大概是齐桓公霸业开始兴盛的时候。所以《春秋》记载‘同盟’来赞美它。”

译【考察谷梁传认为“桓防不致，桓盟不日”的说法，是不对的。牡丘、于淮都记载了“致”，葵丘、于扈都记载了“日”，怎么能说是安于它、信从它呢？】

秋季，公子友前往陈国参加原仲的葬礼。

《左传》说：“这是不合礼的，原仲是季友的故交。”

《集说》：杜预说：“原仲，字礼，是大夫。既然去世就不称其名，季友违背礼制，为外国大夫办理丧事，记载这件事，也是为了表示讥讽。”孔颖达说：“《玉藻》记载说：‘士在国君面前称大夫，去世后则称谥号或字。’桓公二年《谷梁传》说：‘儿子死后，父亲不忍心称其名；臣子死后，国君不忍心称其名。’这是礼制规定臣子去世不称其名。陈国人不称其名，所以鲁国史书也记载他的字。”啖助说：“记载原仲的葬礼，表明季友因私事出境。”陆淳说：“臣子没有境外的交往，何况因私事而出境呢？这不需要贬斥断绝，其恶行就显而易见了。”又说：“考察《春秋》前后没有凭空设立事情来作为义例的，而且记载葬礼的意思，只是讥讽季友的行为罢了，陈国大夫怎么能记载‘卒’呢？谷梁传的说法不对。”刘敞说：“公子友前往陈国参加原仲的葬礼，为什么记载？是讥讽。讥讽什么呢？国君不派遣大夫，国君却派遣大夫，这是国内失正；大夫不交往诸侯，大夫却交往诸侯，这是原氏失正。国内失正，原氏失正，季子本可以停止，却顺从命令，这是三重讥讽。”又说：“《公羊传》说通晓季子的私行，是不对的。经文称‘如陈’，不是私行。况且当时国内祸乱尚未发生，有什么可避的？如果认为季子见机远走，这是说忘记宗国的祸乱而看重自身的保全，不是贤智之举。何况距离庄公去世还有好几年，就说避内乱出奔吗？况且季子与其出奔，哪里比得上不出奔，以消解其阴谋，洞察其形势呢？为什么背弃国君抛弃国家，使自己在乱臣手中徘徊不定？这些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又说：“谷梁传说是避讳出奔，是不对的。我在《公羊传》中已经说过了。”张洽说：“公子友前往陈国参加原仲的葬礼，与参加诸侯使者的葬礼没有区别，那么季友的行动，是庄公派遣的，不是私行。”吴澄说：“没有为邻国大夫办理丧事的礼制。季友与原仲有故交，想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大夫不能私自出境，向国君请求而国君命令他前往，所以记载。”俞皋说：“越境而行私礼，季氏的专权，在这里已经显露苗头了。”郑玉说：“记载参加原仲的葬礼，大概是不写明事情，就嫌疑于出聘，所以特别写明事情，不加讥讽，那么义理自然显现。”汪克宽说：“僖公五年公孙兹前往牟国娶妻，文公六年季孙行父前往陈国聘问并且娶妻，文公七年公孙敖前往莒国主持盟誓并且迎娶新娘，成公八年公孙婴齐前往莒国为自己迎娶新娘，昭公二十五年叔孙婼前往宋国，为季平子迎娶新娘，经文都不记载‘逆’。这里记载前往陈国参加原仲的葬礼，与参加诸侯使者的葬礼没有区别，这是季友向国君请求了。文定公只说是私行，而不说是庄公派遣的，因为这是不合礼的，虽然向国君请求，这也是私行罢了。圣人特别记载公子友参加原仲的葬礼以示警戒，这是防微杜渐的意思。”王樵说：“考察直接记载公子友前往陈国参加原仲的葬礼，不需要贬斥而义理自然显现。胡安国的传解说通晓季子的私行而没有贬斥，是《春秋》端正根本的意思，说王臣私交才开始混乱，而末流导致大夫在中国交政，恐怕不是经文的本意。考察人臣没有境外的交往，季友越境参加葬礼，《春秋》直接记载以示贬斥，其义理很明白。《公羊传》认为是通晓私行，《谷梁传》认为是避讳出奔，胡传认为是王臣开始混乱而各国大夫没有讥讽，都是不对的。《左传》认为季友因故交私行，刘敞认为原仲与庄公交往而季友顺从国君命令前往参加葬礼，意思也稍有不同。只有张洽、吴澄、汪克宽本于《左传》故交的说法而又依据刘敞国君命令的意思，认为请求命令而后前往，似乎符合当时的情事。大概大夫与大夫交往，在情理上相近，而不是奉国君命令出境就不记载于史册，即使记载也不说‘如’。”

冬季，杞伯姬来到鲁国。

《左传》说：“是回娘家省亲。凡是诸侯的女儿，回娘家省亲说‘来’，被休弃回娘家说‘来归’。夫人回娘家省亲说‘如某’，被休弃回娘家说‘归于某’。”

《公羊传》说：“说‘来’是什么意思？直接来说‘来’，被休弃回娘家说‘来归’。”

《胡传》：《左传》说：是回娘家省亲。礼制，父母在世，每年一次回娘家省亲。如果回来符合礼制，那么常事不记载。这里说杞伯姬来，是不应当来的。女子出嫁，远离父母兄弟，春天在洮地会盟了，冬天又回到鲁国，所以知道是不应当来的。来了必定记载，《春秋》在男女往来之际很严格。

《集说》：赵匡说：“凡是内女称‘来’，是不应当来的。符合礼制的常事不记载，大概是不合礼而来，所以记载。难道二百四十二年内内女只有两次回娘家省亲吗？”孙复说：“凡是内女直接说‘来’的，是厌恶其无事而来。”高闶说：“伯姬春天刚出去，与国君会盟而冬天又来，为什么不安于杞国呢？杞伯不能管制他的妻子，他的国家会怎样呢？”张洽说：“记载其往来的次数，不是每年一次回娘家省亲的意思，所以厚待男女之别。”汪克宽说：“《春秋》内女嫁给诸侯的，只有杞伯姬四次记载‘来’，一次记载‘会’，那么伯姬的越礼就知道了。伯姬之后，只记载齐高固和子叔姬来，也是不合礼的。”

附录

译晋侯准备讨伐虢国，士蒍说：“不可以。虢公骄傲，如果屡次战胜我们，必定会抛弃他的百姓。等到他失去民众支持后再去讨伐他，他想抵御我们，能和谁一起呢？礼、乐、慈、爱，是作战所依赖的基础。百姓谦让职事、乐于和睦、爱护亲人、哀悼丧事，然后才可以被使用。虢国不具备这些条件，频繁作战将会导致饥荒。”

译莒国的庆来迎娶叔姬。

《公羊传》：莒庆是什么人？是莒国的大夫。莒国没有大夫，这里为什么记载？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呢？大夫越过国境去迎娶女子，是不合礼制的。

《胡氏传》：莒庆，是莒国的大夫。叔姬，是鲁庄公的女儿。为什么称她的字？大夫自己迎娶就称字，替国君迎娶就称女，这是尊卑的区别。为什么记载？诸侯把女儿嫁给大夫，而国君亲自做主，是不合礼制的。

《集解》：董仲舒说：“大夫没有束脩的馈赠，没有诸侯之间的交往，越过国境迎娶女子，记录他的罪过。”陈岳说：“国内女子嫁给大夫，就称字，不记载‘归’，比如齐国高固来迎娶叔姬，不记载‘归于齐’。”刘敞说：“《谷梁传》说：‘不认为他接引内亲正当，所以不给予夫妇的称呼。’这是不对的。莒庆的到来，不能说成是迎娶女子，这就和迎娶国君夫人混淆了。那么记载叔姬，是事理自然如此，却认为是不给予夫妇的称呼，难道不荒谬吗？”又说：“莒庆没有国君的命令，叔姬也不是嫁给诸侯，为什么能记载呢？因为国君亲自做主。国君亲自做主，就是敌对，敌对就记载了。”孙觉说：“莒子作为国君，不能制约他的臣子，却让他与诸侯外交，这就不是国君了。莒庆、庄公、莒子都有罪。”汪克宽说：“宣公通过篡位得到国家，倚靠齐国作为援助，而齐国人阻止庄公，为高固求取婚姻，鲁国人认为这是巨大的耻辱。莒庆是小国的大夫，而庄公把女儿嫁给他，又亲自做主，他不像国君的样子也太严重了。”

〇伯来朝见。

《集解》：范宁说：“杞国称伯，大概是被当时的周王贬黜。”孔颖达说：“桓公二年杞侯来朝见，十二年庄公在曲池与杞侯、莒子结盟，从此以后在经传中不见记载。从此称伯，直到春秋结束，所以说大概是被当时的周王贬黜。当时的周王应当是桓王、庄王、僖王、惠王，不知道是哪位王贬黜了他。”何济川说：“杞国，是先代子孙。当初东楼公受封时，与微子启没有区别，得以郊祭并使用天子礼乐。进入春秋时期，已经失去公爵，降称为侯，后来有时称伯，有时称子，都没有定限，足以知道其微弱偏僻简陋。”程端学说：“〇伯不朝见周王却朝见鲁国，已经失礼了，何况是为了伯姬的到来而来朝见？既然不能约束好家庭，又亲身顺从她，适宜在失礼之中又失礼。”李廉说：“〇，姒姓，公爵，是夏禹的后裔。武王攻克殷商，寻找禹的后代，得到东楼公而封他。九世传到成公，见于春秋。自桓公以来，本来称侯爵，后来被当时的周王贬黜，所以庄公二十七年来朝见称伯。僖公二十三年贬称为杞子，卒于二十七年来朝见称〇子，到文公十二年、成公四年、十八年来朝见又称伯，宣公二十九年来结盟又贬称为子，这是《左传》、杜预的说法。我私下考察，周朝封三恪，宋国因为微子贤能作为王室宾客，陈国因为武王依赖他的利器、娶元女，所以宋国爵位是公而陈国爵位是侯。〇作为侯爵，本来没有依据，只是胡氏简略不说，注释《公羊传》的拘泥于王者之后称公，注释《左传》的拘泥于桓公编杞侯的错误，因此纷纷争论。”张洽说：“伯姬既在洮地会见庄公，又来到鲁国沟通道路，大都奔波做什么？等到看到〇伯来朝见，才知道伯姬的到来，是为了伯的殷勤。然而郳朝见、荆聘问，经书都进用他们，杞国固然是夏朝后裔，难道不能像滕、薛那样吗？来朝见鲁国，必定假借伯姬来自我依托，于是看到庄公过分宠爱他的女儿，而弱小的杞国过分尊崇他的夫人。”

附录《左传》：周王派召伯廖赐给齐侯命令，并且请求讨伐卫国，因为卫国立了子颓。

庄公在城濮会见齐侯。

《集解》：杜预说：“赐给齐侯命令作为侯伯，在城濮会见，将讨伐卫国。”张洽说：“城濮，是卫地，齐国想要讨伐卫国而在鲁国这里会见，确定交好后再对别人用兵，所以显示出他的谋划审慎。”汪克宽说：“在卫地相会后再讨伐卫国，那么谋划讨伐卫国就明白了。然而鲁国军队不参与讨伐卫国，也就像鲁国在济水谋划讨伐戎狄而鲁国不参与讨伐戎狄一样。”

【乙惠王十一年】二十八年【齐桓二十年、晋献十一年、卫懿三年、蔡穆九年、郑文七年、曹僖五年、陈宣二十七年、〇惠七年、宋桓十六年、秦宣十年、楚成六年】

春季周王三月甲寅日，齐国人讨伐卫国，卫国人同齐国人交战，卫国人战败。《左传》：春季，齐侯讨伐卫国，交战打败卫军，列举周王的命令责备他，索取贿赂后返回。

《胡氏传》：《春秋》记载战争，“及”字表示主动方。齐国人举兵讨伐卫国，卫国人被讨伐而接受战争，那么为什么以卫国作为主动方呢？根据《左传》，卫国曾经讨伐周王室立子颓，到这时周王派召伯廖赐给齐侯命令，并且请求讨伐卫国，那么齐国人举兵，是奉行周王命令声讨卫国立子颓的罪过来讨伐他。为卫国着想，确实有这罪过，就应当请求归罪于司寇服刑才可以；如果希望康叔的恩惠，不灭绝他的社稷，让他能够改过自新，也唯命是从，就可以免罪了。现在不征求言辞请求罪过，而是上逆周王命令，下拒方伯军队，直接与对方交战，那么是卫国人志在交战，所以以卫国作为主动方。交战不记载讨伐，讨伐不记载日期，而记载日期，是交战的日期。

译看见齐国人奉王命讨伐有罪之人，正在这天到达，而卫国人不去探问其中的缘故，就径直在这天与齐国交战，这就是（卫国人）深深憎恨齐国的原因，圣人的情感也就显现出来了。

译集说：何休说：“进攻别人的一方是客，‘伐’字读长音；被进攻的一方是主，‘伐’字读短音，这是齐地的方言。”不记载地点，是因为以都城为主国。赵匡说：“战败称‘人’，是为了归罪卫国不服从王命，所以用不同的文辞。”又说：“《公羊传》说：‘《春秋》记载进攻的一方为客，被进攻的一方为主。’注解说：‘进攻别人的一方是客，被进攻的一方是主。文字本来是用来区分的，现在如果文辞相同，谁能明白呢？’又说：‘战败的一方称‘师’，卫国为什么不称‘师’？因为卫国没有得到军队的资格。’按经文记载已经列阵交战了，怎么能说没有得到军队呢？《谷梁传》说：‘交战就是军队，为什么称‘人’？是为了贬低它。’按卫国称‘人’，是因为归罪它违背王命、抗拒大国而导致战败，贬低它有什么意义呢？刘敞说：“这是齐国人进攻卫国，为什么记载为‘卫国人同齐国人交战’？交战而说‘及’，是表示卫国是主方，意思是卫国人立志进行这场战争，这是憎恶卫国。为什么憎恶它？交战是凶险的事，不应该由卫国主导。即使杀一个无罪的人而得到天下，君子也不做。”又说：“《公羊传》说：‘为什么让卫国做主方？因为卫国没有罪。’不对。荀林父率领军队同楚子在邲地交战，当时《公羊传》责备晋军，为什么不让楚子做主方？难道晋军没有罪，而楚子有罪吗？这是自相矛盾。”又说：“《谷梁传》说：‘称卫国为‘人’，为什么呢？因为称齐国为‘人’，就不能不称卫国为‘人’。’也不对。齐国有罪就贬低齐国，卫国有罪就贬低卫国，这样才可以说清楚。现在想要贬低齐国，因而也就贬低卫国，齐国确实有罪，卫国却不知是否有罪，却说不能不称卫国为‘人’，所谓不能不的理由在哪里呢？”又说：“卫国小齐国大，为什么用卫国‘及’齐国呢？因为贬低卫国，所以可以说‘及’。”也不对。卫国想交战就是卫国‘及’齐国，齐国想交战就是齐国‘及’卫国，《春秋》厌恶交战，所以常常区分祸患从哪里兴起，不是根据国家大小。又说：“称‘人’而战败，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军队被人打败。”也不对。假如齐国将领尊贵军队众多而战败，卫国将领卑贱军队少而战胜，难道能不记载军队被人打败吗？高闶说：“起初，卫国兴兵帮助子颓篡位，而齐国作为霸主不能奔赴救援。等到郑伯已经迎回周王，周王于是赐给齐侯命令让他讨伐卫国，于是齐国进攻卫国。说‘伐’，是因为讨伐得其罪。然而既然打败了卫国，却索取贿赂而返回。唉！齐桓公能够尊崇王室、称霸诸侯，而他的所作所为却是这样。”陈傅良说：“齐国称‘人’，是贬低它。列举它奉王命讨伐，却索取贿赂而返回，这是桓公不真正以王命讨伐卫国。以前王室有四方之事，虽然讨伐郑国不服，救援卫国无功，但拘捕芮伯、拥立晋侯，当时还讨伐了樊仲皮。自从讨伐樊仲皮之后，王命在传记中不再出现，这是桓公造成的。”张洽说：“卫国曾经在幽地受盟，前年同盟没有到，讨伐不服罪，就在齐国来进攻的那天紧急攻击，不能抵挡齐国纪律严明的军队。”而战败，以卫国为主方，是归罪它。赵鹏飞说：“齐国、卫国都称‘人’，以显示卫国有罪，而桓公进攻卫国，也不能算是霸主的讨伐。”黄仲炎说：“幽地第二次结盟，卫国国君没有到，大概是因为丧礼制度的缘故，或许可以情理上宽恕，而齐国立即进攻它，这是齐国的军队不衡量道义而行动。卫国不能抵挡齐国，是明显的。不能克制一时的愤怒，而同齐国人交战，最终招致丧师的祸患，这是卫国的军队不量力而争斗。两者都有罪。”家铉翁说：“齐桓公这次进攻，是奉王命讨伐有罪者，而《春秋》记载为‘齐国人进攻卫国，卫国人同齐国人交战’，为什么呢？回答说：拥立子颓的是朔。朔在位时，桓公庇护他而不讨伐。让他的继任者不参加后来幽地的盟会，齐国因私怨去进攻，所以《公羊》《谷梁》都认为卫国无罪，而《左传》又说桓公奉命前往，索取贿赂而返回，那么《春秋》称齐国为‘人’的意思就可见了。”吴澄说：“前年冬天，齐侯外出，在卫国地界防备鲁国。今年进攻卫国称‘人’，大概齐侯停留在城濮，只派遣地位低微的人去进攻，意图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而卫国不服罪，敢同齐国交战，轻率浮躁缺乏谋略，不衡量自己的力量，自取失败。”程端学说：“十六年卫国已经同齐国结盟，二十七年结盟却背弃离去，齐国来进攻是有理由的。卫国如果能反省自责，齐国应当自行退兵，却不反省自己，于是同齐国交战，以至于大败，使无辜的百姓肝脑涂地。记载为‘卫国人同齐国人交战’，卫国的罪过大，而齐国比卫国稍好一些。”李廉说：“进攻卫国的战役，三传都贬低桓公。《公羊传》认为去年结盟，卫懿公因为丧期未满，不能参加防备，那么卫国没有罪。《谷梁传》认为齐国正担任方伯的职责，不应该立即有侵伐的行动。《左传》虽然有王命的说法，但索取贿赂的罪过不可掩盖。只有胡安国认为是肯定齐国、归罪卫国的文辞，与三家都不合。我推测他的意思，大概因为《春秋》记载进攻而战的事有三：齐国进攻卫国而战，宋国进攻齐国而战，吴国进攻齐国而战，事情相同。然而鄢陵之战以宋国‘及’齐国，这里不以齐国为主方，那么不是贬低齐国就清楚了。《春秋》交战称‘人’而战败称‘师’的事有三：纪国战燕人，城濮、柏举之战楚人战败，都称

译《春秋》此处只记载“卫人败绩”，那么贬斥卫国就可以知道了。艾陵之战的日期记在“伐”字之下，纪之战的日期记在“战”字之上，而这里把日期加在“伐”字之上，那么齐军刚到而卫国就立即交战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这就是胡氏考据精微的原因。然而考察去年在幽地结盟，卫国已经不到场，桓公的母亲本来就有恼怒卫国的心思，于是借王命来讨伐它吗？当鲁僖公十九年卫国、燕国拥立子颓的时候，桓公正图谋霸业，本来应当声讨罪过，以彰显天子的道义，却远远地不予理会。如今讨伐它，又因为索取贿赂而撤军，这件事有什么值得详细记载的呢！《春秋》记载“齐人”而不记载“齐侯”，正与楚丘、缘陵筑城不排列次序，高子来结盟不称使臣，是同一种书法。不然的话，如果真的奉王命讨伐有罪之人，为什么不记载“齐侯”来褒扬他，与讨伐楚国相同呢？胡氏拘泥于将领地位低、军队人数少的惯例，意见有所欠缺，应当同时采纳陈氏的说法才是正确的。汪克宽说：“卫国拥立子颓，其罪固然不可赦免，然而已经过了十年，而且卫国国君也已经改换了。当时不能惩治，后来的人有什么罪？况且接受贿赂而不能伸张天讨，虽然说齐国因为将领地位低、军队人数少而称‘人’，不是贬斥，但比较相关事件来看，齐桓公也不能没有责任。”又按：经文中记载“及战”的有二十处，程颐在这处战事，以及与纪、齐的战事，在韩、在甗、升陉、在〇、城濮、彭衙、令狐、在邲、新筑、在鞌，都认为记载“及”是为了贬斥；干时、鄢陵、长岸，虽然贬斥主导战事的一方，但不以“及”为贬斥；在奚、在铁没有〇；只有在柏举与吴子交战，不以“及”为褒扬；至于大棘，则是郑国讨伐宋国，而经文不记载“伐”，这与在韩的例子相同；艾陵记载“伐”、记载“及”，那么双方都有罪。然而“及”这个词，不过是用来记录这场战事，而不是褒贬所系，所以救援患难的军队就是美辞，而贪婪愤怒的军队都是贬辞。善于作战的人受到最重的刑罚，而《春秋》中没有正义的战争，所以凡是记载战事都是讥讽，只有对于排除危难、解决纷争颇有肯定罢了。高攀龙说：“不说‘齐侯’而记载‘人’，不能完全用将领地位低、军队人数少的惯例来解释。考察程颐认为管仲以制度用兵，不曾轻易动用大军，胡氏沿袭这个说法，所以对于齐桓公的征伐，都主张将领地位低、军队人数少的说法，而认为记载‘人’不是贬斥。这一年讨伐卫国的战役，以卫国与齐国交战，专门责备卫国，确实是定论。然而《左传》记载齐桓公接受贿赂而撤军，那么也不能算是霸主的讨伐了。所以先儒有同时责备齐、卫的，现在一并保留】

译附录《左传》：晋献公娶贾国女子，没有儿子。又与齐姜通婚，生了秦穆公夫人和大子申生。又从戎族娶了两个女子，大戎狐姬生了重耳，小戎子生了夷吾。晋国攻打骊戎，骊戎男女将骊姬送入晋国，生了奚齐，她的妹妹生了卓子。骊姬受宠，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君，贿赂外宠梁五和东关嬖五，让他们对晋献公说：“曲沃，是君王的宗庙所在；蒲和两个屈地，是君王的边疆，不可以没有主人。宗邑没有主人，百姓就不敬畏；边疆没有主人，就会激起戎狄的野心。戎狄产生野心，百姓怠慢政令，这是国家的祸患。如果让大子主持曲沃，重耳、夷吾主持蒲和屈，就可以威慑百姓而震慑戎狄，并且彰显君王的功业。”又让他们一起说：“狄人地域广阔，对于晋国来说，作为都城很合适。晋国开拓土地，不也很适宜吗？”晋献公很高兴。夏天，派大子居住在曲沃，重耳居住在蒲城，夷吾居住在屈。众公子都住在边邑，只有两个姬妾的儿子住在绛都。两个嬖臣最终与骊姬一起谗毁众公子而立奚齐，晋人称之为“二五耦”。大戎，杜预注：唐叔的子孙，应当在今天陕西延安府境内。小戎，杜预注：允姓之戎。孔氏安国说：“这就是九州之允姓戎。”所以九州在今天陕西肃州卫西五百二十六里。骊戎，杜预注：在京兆新丰县。今天陕西西安府临潼县东二十四里有骊戎城。蒲，杜预注：平阳蒲子县。今天山西平阳府隰州东北有蒲子故城。二屈，杜预注：平阳北屈县。今天山西平阳府吉州东北二十一里有北屈废县。

夏四月丁未，邾子琐去世。

集说：汪氏克宽说：“琐在位十二年，儿子蘧蒢继位，这就是文公。”

秋，楚国攻打郑国。

谷梁传：荆，就是楚。称它为荆，是用州名来指代它。

鲁公会同齐人、宋人救援郑国。宋人之下，鲁公之前有邾娄人。

左传：楚国令尹子元想引诱文夫人，在她的宫室旁边建馆舍，并在那里演奏万舞。文夫人听到后，哭着说：“先君用这种舞蹈，是练习军事防备的。现在令尹不防备仇敌，却在未亡人旁边这样做，不也很奇怪吗？”驾车的人把这话告诉了子元。子元说：“妇人不忘仇敌，我反而忘了吗？”秋天，子元率领六百辆战车攻打郑国，进入了桔柣之门。子元、闘御疆、鬪梧、耿之不比举着旗帜，闘班、王孙防、王孙喜断后。众战车从纯门进入，到达逵市。郑国城门没有关闭，楚国人就出去了。子元说：“郑国有能人。”诸侯救援郑国，楚军连夜逃跑。郑人将要逃往桐丘，间谍报告说：“楚军帐篷上有乌鸦。”于是停止逃跑。

桐丘，杜预注：“许昌县东北有桐丘城。”今天许昌故城在河南开封府许州东北四十里。

谷梁传：赞扬救援郑国。

胡传：根据《左氏传》：“楚令尹子元无故以六百辆战车攻打郑国，从纯门进入，这是欺凌弱小、残暴寡弱的军队，所以用州名来贬斥它。郑人将要逃往桐丘，诸侯救援他们，楚军连夜逃跑，这是符合救急恤邻的道义的，所以记载‘救郑’，是赞扬它。”

集说：程子说：“齐桓公是霸主，鲁国是望国，宋国是王室的后代，这是救援郑国、遏制楚国的开始，大概是天下大势所在。”朱子说：“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对王室有功，是因为当时楚国最强大，时常对郑国用兵，郑国就在王畿之内。楚国在春秋时期，其他国家都不及它强大，如果不是桓公、文公有所遏制，那么周王室就会被它所吞并了。”张氏洽说：“这时楚文王去世，成王年幼，子元攻打郑国，出兵没有名义，所以郑人表现出闲暇的样子而不敢深入，听到诸侯的救援就逃跑了。”李氏亷说：“经书记载桓公救援五次，这一年以及闵二年救援邢国、僖元年救援邢国、六年救援许国、十五年救援徐国。这是桓公安定边疆的开始。然而齐、宋将领地位低、兵力少，而鲁公独自亲自前往，鲁公也很善于辅佐齐桓公。这时楚文王去世，国内有难，楚兵十年没有到来。现在子元又用来试探齐桓公，我国鲁公不顾楚人一次聘问的私情，而勇敢地前往履行霸主的道义，这是《春秋》所赞许的。”汪氏克宽说：“楚国自从十六年攻打郑国，到现在又攻打，而三国救援它。三十二年，齐、宋又在梁丘相遇以谋划它。僖元年，楚国又攻打郑国，而诸侯在柽地会合以图谋它。二年、三年，荆、楚接连侵犯郑国，齐桓公于是大举驻扎在陉地的军队以声讨楚国的罪过，从此楚国人就顺服了。然而首止之盟，郑伯推托于抚育女儿的命令，又怀有二心而逃归。第二年，诸侯攻打郑国，包围新城。又第二年，齐人攻打郑国，而郑伯乞求结盟请降。从此郑国顺服的，直到桓公去世。桓公刚去世，郑伯就朝见楚国。那么齐桓公的功劳，岂可轻视！经书记载‘救’的有二十三次，而齐桓公占了五次，桓公比其他霸主更好。”黄氏正宪说：“十六年楚文王攻打郑国，这时齐桓公的霸业刚成，人心未信服，所以不敢轻易救援。到现在幽盟再次会合，霸业已定，而楚国又攻打郑国，于是约鲁、宋两个大国救援它，不仅符合救灾恤邻的道义，而且尊崇奖掖王室实借此举动，所以谷梁说：‘赞扬救援郑国’。”

冬，修筑郿。郿，音芒悲。公羊、谷梁作

译微。郿，杜预注说是鲁国的下邑。《公羊传》和《谷梁传》都写作“微”。京相璠说：“寿张县西北三十里有旧微乡，是鲁国的城邑。现今山东兖州府东平州西部有微乡城。”

译左传：【郿不是都城。大凡城邑，有宗庙和先君神主的地方称为都，没有的称为邑。邑的修建称为筑，都的修建称为城。】

胡传：【这是郿邑。大凡用工大的称为城，用工小的称为筑，所以修建馆舍就记载为筑，修建台就记载为筑，修建苑囿就记载为筑。郿邑却记载为筑，是因为这是新建的邑。其用心不考察年成的丰歉，而在不必兴工的地方轻易役使民力，这就不是人君应有的心意了。】

集説：【杜预说：「郿，是鲁国的下邑。」范甯说：「筑邑本不记载，凡是记载的都是讥讽。筑邑的体例是记载季节。」啖助说：「《谷梁传》说：『山林川泽的利益，是用来与百姓共享的，加以管理是不正当的。』这话应当用在筑囿之下，不应该滥用于此处。」刘敞说：「郿是什么？是鲁国境内的邑。筑它是什么意思？是开始建造邑。为什么要记载？因为这是反常的事。」孙觉说：「《公羊传》称之为造邑，陆氏接着广泛解释说：『说城的，是修筑旧城；说筑的，是建造新邑。』大概台和囿没有新旧之分，建造它们都称为筑。那么筑郿，就是新建郿邑。不说是新，是因为没有旧邑；不说是城，是因为没有依托旧基。《春秋》的法则，兴修工程都记载，是为了重视民力、谨慎天时。先记载筑郿，接着记载大无麦禾，那么庄公兴修工程不重视民力就显而易见了。」吕大圭说：「十二位国君中，役使民力的没有比庄公更厉害的。筑馆一次，筑邑一次，筑台三次，城邑两次，新建延厩一次。通过比较这些事件来考察，庄公的罪过就显着了。他不城一邑、不筑一囿，爱惜民力而重视农事的，只有僖公。」张洽说：「冬天虽然是役使民力的时候，但接着记载大无麦禾，那么筑郿不合时宜就显而易见了。」齐履谦说：「庄公近年来，记载日食三次，大水两次，大无麦禾一次，告籴一次，有蜚虫一次，不雨一次，而筑郿、新建延厩、城诸防、在郎筑台、在薛筑台、在秦筑台、城小谷，不考虑如何畏惧天灾、体恤百姓疾苦，屡次兴工修筑，做不该做的事，难怪《春秋》详细记载以加重对他的谴责。」万孝恭说：「工程役使民力多的，记载为城；工程役使民力小的，记载为筑。」李廉说：「三传都认为是筑邑，但《公羊传》这条与成公十八年筑鹿囿都说：『管理是不正当的。』似乎认为是田猎之地，恐怕不一定如此。】

大无麦禾

胡传：【麦子夏天成熟，禾谷秋天成熟，却记载在冬天，是因为庄公只崇尚和修饰宫室台榭，费用日益扩大，调度供应不足，官吏统计一年收入的多少虚实，然后才知道仓库粮仓都空了，所以在年底记载说：「大无麦禾。」大无，是仓库粮仓都空尽的说法。民生事务，是古人所急迫的；食物，是养育百姓的根本。不巩固根本而放纵奢侈之心，怎么能治理国家？所以接着记载臧孙去邻国买粮，以此使庄公感到困窘并警戒后世治国不知务本的人。】

集説：【孔颖达说：「麦子夏天成熟，禾谷秋天成熟，却记载在冬天，是因为计算粮食不足后才总括记载。」啖助说：「《公羊传》说：『先说筑郿，然后记载无麦禾，是忌讳在荒年建造邑。』按筑郿，是冬初的事；无麦禾，是年终才记载，只是按照先后记事罢了，有什么关系忌讳呢？《谷梁传》说：『大，是有顾虑的说法。』按大，是说程度严重，称为有顾虑怎么讲得通呢？」刘敞说：「没有说灾的，说大无麦禾，是什么意思？大无麦禾，不是灾。大无麦禾了，为什么说不是灾？是空竭。国家没有九年的积蓄叫不足，没有六年的积蓄叫危急，没有三年的积蓄叫国家不像国家。大无麦禾，严重了。这是饥荒，为什么不记载讥讽？饥荒在下层，大无麦禾在上层。古代冢宰制定国家用度，一定在年底，量入为出，丰年不奢侈，荒年不节俭，计算后才知道，计算的方法用尽了，制定的方法没有用尽。」又说：「解说的人有的说实际是秋水伤害庄稼，忌讳不说；有的说不劝勉农事，所以没有灾而饥荒，都错了。推究验证事实，由于鲁国不致力于积蓄，日积月累地消耗，以至于麦禾大量耗尽后才发觉，不是今年的事，所以不说水旱，也不说饥荒。」张洽说：「不说水旱而说大无麦禾，是天时和人事两方面都不足。」程端学说：「政事错乱，那么天地变异，庄稼不成，不能归咎于命运。《春秋》记载它，是为了警戒有国者谨慎从事人事，调和阴阳罢了。」汪克宽说：「说大无，见全国都没有。两种谷物歉收称为饥，五种谷物歉收为大饥。现在大无麦禾，那么黍、稷、秫、稻、两种麦子都没有，大概禾是谷的总名，所以凡谷字都从禾，这不止是两种谷物歉收而已。但不记载饥，是为了彰显人事的变故，而不是天时的灾害。僖公的时候，大旱但传言饥而不害；宣公记载饥，是由于大水、蝗虫、蝝虫所致。庄公没有水旱、蝗虫、螟虫的灾害，而记载大无麦禾，所以彰显费用支出没有常规，积蓄没有预先准备，救荒没有预备，以至于无可奈何，而向邻国乞求买粮，那么庄公不像君主和国家的没有贤人都可见了。」湛若水说：「周的冬，」

译这正是夏历的八、九、十月，到了收获时节才知道麦子和小麦都没有收成，所以说“大无”（严重歉收）。”赵氏恒说：“这里的‘大无’并非因为水灾或旱灾，如果是水旱灾害，那么麦子应该在夏天成熟。”《夏》篇记载的禾稼，在秋天成熟；《秋》篇记载此事，这是因为土木工程不停歇，费用日益增加，调度无法完成，主管官员在年底核算账目，发现仓库里的麦子和禾稼都已耗尽，所以在冬天记载此事。

译臧孙辰向齐国请求购买粮食。

《左传》：冬天，鲁国发生饥荒，臧孙辰向齐国请求买粮，这是符合礼制的。

《公羊传》：告籴是什么意思？就是请求买粮。为什么不称“派遣”？认为这是臧孙辰的私自行为。为什么认为是臧孙辰的私自行为？君子治理国家，必须储备三年的粮食。如果一年收成不好，就向别国请求买粮，这是可讥讽的。

《谷梁传》：国家没有三年的积蓄，就说这个国家不像个国家。如果一年收成不好，就向诸侯请求买粮。告，就是请求。籴，就是买粮。因为行为不正当，所以举出臧孙辰的名字，将其视为私自行为。国家没有九年的积蓄称为不足，没有六年的积蓄称为危急，没有三年的积蓄就说这个国家不像个国家。古代实行十分之一的税率，丰年弥补灾年，不向外求助，上下都充足。即使连年灾荒，百姓也不会受苦。一年没有收割庄稼，百姓就挨饿，君子对此表示非议。不写“如”（前往），是为了替国内讳言。

胡安国《春秋传》：刘敞说：“不写‘如齐告籴’，而写‘告籴于齐’，是因为说‘如齐’语气舒缓，说‘告籴于齐’则情势紧急，以此来讥讽大臣担任国事，只治理名声而不治理实质的弊病。鲁国人喜欢他的名声，把在急难时谦让夷狄当作功劳；君子责求其实质，把不能致力于农业、重视粮食、节约用度、爱护百姓当作罪过。”

《集说》：《国语》记载：鲁国人讥讽臧文仲，臧文仲对庄公说：“结交邻国的援助，建立诸侯间的信用，用婚姻来加重关系，用盟誓来重申约定，这些都是为了应对国家的艰难危急。铸造名贵的礼器，收藏宝贵的财物，这些都是为了等待百姓遭受灾难时使用。现在国家陷入困境，您何不拿着名贵的礼器向齐国请求买粮呢？”庄公说：“派谁去？”臧文仲回答说：“国家发生饥荒，卿大夫出使请求买粮，是古代的制度。我臧孙辰位列卿大夫，请让我前往齐国。”庄公派他前往。随从说：“国君没有命令您，您自己请求前往，这算是擅自做主吗？”臧文仲说：“贤能的人在急难时挺身而出，在安逸时谦让；担任官职的人遇事不回避困难；在位的人要防止百姓遭受祸患，因此国家没有违逆之事。现在我不去齐国，就不是在急难时挺身而出了。在上位的人不防止下层的祸患，担任官职却懒惰，这不是侍奉君主的态度。”臧文仲拿着鬯圭、玉磬前往齐国请求买粮，说：“天灾流行，降临到我们敝邑，饥荒接连发生，百姓瘦弱几乎死亡，非常担心周公、太公的祭祀断绝，职贡等事务不能完成而获罪。不丰厚先君的旧器，敢以此告知您积压的粮食，来宽慰您的事务，来拯救敝邑，使其能完成职贡。不仅是寡君和二三臣子承受您的恩赐，周公、太公以及百神也永远享用并依赖它。”齐国人归还了玉器，给了他们粮食。何休说：“买粮叫籴。根据上文‘大无麦禾’，知道这是以国事出行，应当写‘如’。庄公在位二十八年，却没有一年的积蓄，危亡迫在眉睫，所以讳言派遣，好像国家不匮乏，大夫私自买粮一样。”孔颖达说：“服虔说：‘情势急于买粮，所以不写‘如’。’齐国告籴、乞师，情势缓于粮食，所以写‘如’。楚国乞师。”赵匡说：“讥讽臧孙执政没有积蓄，所以用私自行为来行文。”又说：“《谷梁传》说：‘诸侯没有粮食，诸侯之间互相赠送粮食，是正当的。’请求后才给予，说明国内没有外交。如果不请求，对方怎么知道？”卢仝说：“一年收成不好就向邻国请求买粮，指责鲁国没有储备来应对灾荒，没有体恤百姓、忧虑下民之心，兵役劳役不停息导致荒废消耗。又表明君主应当谨慎积聚、节省财用，以备灾年。”张洽说：“一年收成不好，上下相顾没有粮食给百姓，重臣亲自前往请求买粮。如果不遇到齐桓公，鲁国的百姓必定会死在沟壑中。”汪克宽说：“经书记载王臣来求金，是有求于我；记载如楚乞师，是有求于彼。现在外传记载如齐告籴，而《春秋》改变文字写为‘告籴于齐’，与‘归粟于蔡’的书法相同，所以彰显鲁人请求买粮的紧急，并且隐去公命以罪责庄公的不君。然而不写‘齐人归粟于我’，大概是因为《春秋》记录简约而志向详尽，再写归粟，就言辞费事了。如果齐人不给粮食，必定不会记载臧孙的告籴。葵丘五禁说：‘不要阻挠买粮。’齐桓公救灾恤患的心意，也是霸主的贤德啊！”邵宝说：“国家发生饥荒，卿大夫出使请求买粮，是古代的制度。然而做事不务根本，虽然是古代的制度，君子认为这不是真正的古代制度。”湛若水说：“这与冬天筑郿、大无麦禾同时记载，那么国家的凶灾而没有准备，没有准备却妄自兴作，鲁国的状况可以知道了。”

【丙惠王十辰二年】二十九年【齐桓二十一年、晋献十二年、卫懿四年、蔡穆十年、郑文八年、曹僖六年、陈宣二十八年、〇惠八年、宋桓十七年、秦宣十一年、楚成七年】

春天，新建延厩。

《左传》：记载是因为不合时宜。凡是马，中午出来，中午进去。

《公羊传》：新延厩是什么意思？修缮旧有的。修缮旧有的不记载，这为什么记载？讥讽。讥讽什么？灾年不修缮。

《谷梁传》：延厩是法定的马厩。

胡安国《春秋传》：说“新”，是因为有旧的。为什么记载？从前韩昭侯建造高门，屈宜臼说：“不合时宜。所谓时，不是指时日，人本来就有有利和不利的时机。前年秦国攻取宜阳，今年干旱，君主不趁此时体恤百姓的急难，反而更加奢侈，这就是所谓时运困窘却举行动作。”所以谷梁子说：“古代统治人民的人，一定按时视察百姓所勤勉的事。百姓勤于劳力，

译那么工程建筑就会很少；百姓忙于生计，那么贡赋就会减少；百姓忙于饮食，那么各种事务就会荒废了。」大旱导致麦禾歉收，向齐国借粮，冬天修筑郿城，春天新建延廏，因为使用民力已经竭尽了】

译集解【何休说：“旧，就是故的意思。修缮旧的称为新，有所增加称为作，开始建造称为筑。”杜预说：“说新，都是旧物不可用，重新建造的用语。”范甯说：“《周礼》规定天子有十二个马厩，马有六种；诸侯国有六个马厩，马有四种。每个马厩一个马房。说按照法度建造马厩，是六个马房的旧制。”孔颖达说：“马居住的地方叫做廏，延是廏的名称。命名为延，其含义不可知。”杨士勋说：“不说作，是因为僖公二十年新作南门，传文说：‘作，就是为，有增加其规模的意思。’那是说增加其规模，更加扩大，所以称作；这里只是改新，所以不说作。《周礼》校人辨别六类马：种马一类，戎马一类，齐马一类，道马一类，田马一类，驽马一类，就是这样。郑玄说：‘玉路驾种马，戎路驾戎马，金路驾齐马，象路驾道马，田路驾田马，驽马供官中的役使。’这是天子六种马，分为左右马厩，所以有十二个马房。又说：‘诸侯国有六个马房，马有四种；大夫有四个马房，马有两种。’郑玄说：‘诸侯的齐马、道马、田马各一个马房，驽马则分为三个；大夫则田马一个马房，驽马则分为三个。’这是天子十二个马房，马六种；诸侯国六个马房，马四种。”赵匡说：“《左传》说新作延廏，如果是新作，应当只说作延廏，不应当说新。”刘敞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兴修旧制的很多，不必记载。而延廏、南门，大概是细微的事，为什么唯独记载呢？又新宫发生火灾，是宣公的宗庙；太室房屋倒塌，是鲁公的宗庙。火灾与倒塌不能不修缮，而经文中没有修缮的记载；雉门及两观发生火灾，记载新作。用这几件事参看，修缮旧物不值得记载，那些记载的，都是不合礼制的制度，不致力于公室事务的。又说：‘从前僖公修缮泮宫，诗人歌颂他，而《春秋》不记载，为什么呢？泮宫，是诸侯的学校。僖公修缮它，符合当时的制度，那么这是诸侯常有的事，不可胜记，所以《春秋》不记载。《春秋》以制度辅佐君主作为法则，而诗人以恩爱厚待君主作为事务。诗歌有过度厚爱的，而《春秋》没有虚假的赞美，这就是它们不同的原因。’那么记载延廏、南门，为什么呢？延廏，是天子的马厩，不是诸侯的马厩；南门，是天子的门，不是诸侯的门。延廏的僭越，不是庄公开始的，过错在于可以革除而不革除，所以说新；南门的僭越，从僖公开始，罪过在于不可为而为，所以说新作。《春秋》的记载简略。”】常事简略，小事谨慎，大事，是用来经世致用、垂范后世的，这不是史官的职责。孙觉说：“马厩，是马所在的地方，不可以不修缮。然而庄公不致力于治理国家，一无麦禾，向别国借粮，又兴修工程以劳民。大概庄公的新延廏，在《春秋》兴修工程的罪责中，又更严重了。”王葆说：“养马希望它肥壮，所以马厩叫做延，延是延长的意思。就像仓库希望有余，而叫做长府。”程端学说：“新，是拆除旧的而全部更新。延，是马厩的名称。国家虽然没有饥荒，使用民力必须在农闲时节。去年大无麦禾，向齐国借粮，上下困乏可以知道了。今年春天正当赈济劝农，恩惠贫苦之人，却夺去他们的劳力，伤害他们的财力，可见庄公没有救荒的志向，而残害百姓以蓄养马匹，有国家的人应当以此为鉴。”汪克宽说：“兴修工程，相比聚集失业的人，也是荒政中的一件事。而《春秋》记载筑郿、新延廏以讥讽庄公，为什么呢？国家有储蓄，粮仓充实，府库丰盈，那么兴修工程以聚集穷民，使他们没有流离失所的忧患，也可以说得过去。现在大无麦禾，粮仓空虚，向邻邦借粮以救早晚之急，却还兴修不急之务的工程，庄公不知务，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湛若水说：“正当春季农作兴起，却举办公程，这叫小不时。去年大无麦禾，而与筑郿相继兴起，这叫大不时。”王锡爵说：“礼制，凶年马不食谷，驰道不修缮。去年冬天大无麦禾，而今年春天新延廏，马厩里有肥马，百姓有饥色。那时如果像借粮的臧孙辰，怎么没有一个进谏的呢？”

夏，郑国人侵犯许国。

《左传》【夏天，郑国人侵犯许国。凡是军队有钟鼓声叫做伐，没有叫做侵，轻敌叫做袭。】

集解【高闶说：“许、郑是邻国，诸侯救援郑国而许国不到，所以侵犯它。”张洽说：“许、郑是世仇。然而许自从盟幽之后，不参与齐桓公的会盟，郑人侵犯它，或者是齐国的命令吗？从此许国开始归顺中国。”】

秋，有蜚虫。【蜚音扶味】

《左传》【因为成灾。】

《公羊传》【为什么记载？因为异常。】

《谷梁传》【一有一无叫做有。】

集解【刘向说：“蜚颜色青，不是中国所有的。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淫风所生的虫，臭恶。鲁公娶齐国的淫女，所以蜚虫到来，上天警戒说将产生臭恶，闻于四方。”刘歆说：“负蠜本性不吃谷物，吃谷物就成灾，是介虫的妖孽。”啖助说：“《左氏》说：‘凡是事物不成灾就不记载。’《春秋》记载异常很多。”】

译“何必等到发生灾害才记载呢？”刘敞说：“蜚这种生物，形状像牛但头是白色的，只有一只眼睛，尾巴像虬龙，它在水中行走水就会干涸，在草丛中行走草就会枯死，它出现那个国家就会发生大瘟疫。”罗愿说：“负蠜，现在叫蜚盘虫，喜欢在清晨聚集在稻子上吃稻花。农夫通常早起把它拾起放到别处，太阳出来它就散去了。它既吃了稻花，又气味臭恶，能使稻子干枯不茂盛。《春秋》记载它，应当是因为这个缘故。”张洽说：“记载‘有’，是说本来没有。”汪克宽说：“《尔雅》、《通志》、《本草》都把蜚当作虫，《山海经》把蜚当作兽。但负盘经常存在，应当像记载螽斯、螟虫那样，不应当记载‘有’。暂且一并记下以等待参考。”王樵说：“《尔雅》说：‘蜚，就是胪肥。’郭璞注：‘蜰就是负盘臭虫。’刘歆认为是负蠜。江休复编志，唐彦猷有旧本《山海经》，说蜚处在深渊深渊就会干涸，走在树木上树木就会枯死，怀疑《春秋》所记载的就是这种生物。如果是负蠜，不应当记载‘有’，说它多就可以了。”

译查考《春秋》记载灾异都一并书写，“蜚”这种生物，鲁国本来没有而现在有了，这就是怪异；它能吃稻花，使稻子不茂盛，这就是灾害。至于刘敞所说那种一只眼睛、尾巴像蜥蜴的，是《山海经》所记载的，姑且一并保留下来。

冬季十二月，纪叔姬去世。

集解：何休说：“国家灭亡后去世的，跟随夫人出行，按照初嫁时的礼制对待她。”杜预说：“纪国虽然灭亡，叔姬坚守节义，所以仍归属纪国，因为贤德而记录她。”杨士勋说：“本国女子嫁给大夫不记载去世，作为陪嫁女子也是这样。现在既然记载去世，所以知道她是贤德的。”家铉翁说：“灭亡的国家不举行葬礼，这里因为叔姬贤德，所以特别记载葬礼；陪嫁女子不举行葬礼，这里因为叔姬贤德，所以与伯姬一起得以安葬。《春秋》因为叔姬秉持节操、坚守道义，不因为国家灭亡而改变她的操守，特别记录她以垂训后世。”吴澄说：“叔姬是陪嫁女子。鲁国和纪国对待叔姬，以及叔姬对待自己，都与伯姬相同，《春秋》详细记载了这些。这大概是庄公把她当作姑母，为她服大功丧礼吧？叔姬在庄公十二年嫁到酅地，这次是在酅地去世的。纪国灭亡后仍然归属纪国，大概是因为国家灭亡无处依托，虽然寄居在酅地等待死亡，但作为纪国夫人的陪嫁女子这一身份始终如一。”季本说：“不记载具体日期，是因为国家灭亡没有讣告。仍然记载去世，是因为鲁国人听说后前往吊唁，恩惠和礼遇格外深厚。”

查考纪叔姬被记载去世，前代儒者都认为这是赞美她坚守节操，这不是正确的论断。胡安国的《春秋传》唯独认为记载叔姬去世，是显示纪侯不同于太王，这就不是《春秋》的防微杜渐之意了。

修筑诸邑和防邑的城墙。

《左传》：这是记载了修筑城墙的时节。凡是土木工程，角宿出现时结束农事，告诫人们准备工程；心宿出现时运送物资；定星黄昏时位于中天，树立板桩开始动工；冬至时停止施工。

《谷梁传》：可以修筑城墙。

集解：杜预说：“现在是周历九月，即夏历十一月，角宿和亢宿清晨出现在东方，三项农事刚开始结束，告诫百姓准备土木工程。大火星，即心宿，在角宿和亢宿之后出现，运送筑城用的物资。十月，定星黄昏时位于中天，树立板桩开始动工。冬至时，微弱的阳气开始萌动，于是停止施工。”孔颖达说：“这里说的是修筑诸邑和防邑的城墙。文公十二年修筑诸邑和郓邑，定公十四年修筑莒父和霄邑，僖公十年传中晋军修筑梧邑和制邑，同时修筑两座城邑的都使用‘及’字。《谷梁传》说：‘用大邑连及小邑’。何休说：‘诸是国君的城邑，防是臣下的城邑。使用‘及’字，是为了区别君臣之义。’贾逵说：‘使用‘及’字，是表示先后的词语。’杜预不注释为先后之辞，是对的。杨士勋说：《左传》的体例，修筑城墙有合乎时节和不合时节之分。隐公七年传中说：‘凡是记载修筑城墙的，都是讥讽。’这里说‘可以修筑城墙’，是因为传文认为合乎土功节令的讥讽较轻，失掉土功时机的责备较重，所以传文说‘可以修筑城墙’，并不是说这次修筑城墙没有讥讽之意。”啖助说：“《谷梁传》说‘用大邑连及小邑’，这只是依照先后次序，哪里有什么大小之分呢？”刘敞说：“使用‘及’字，是先诸邑后防邑的意思。”家铉翁说：“鲁国连年饥荒，而庄公轻率使用民力，不仅修筑一座城邑，又同时修筑两座城邑，所以即使合乎时节也必须记载，以此来讥讽他。”吴澄说：“凡是记载土木工程，即使合乎时节也不是好事，只是比不合时节的好一些罢了。其间频繁兴修土木工程并频繁记载，不论是否合乎时节，都是贬斥。前年冬天修筑郿邑，大饥荒时向别国买粮；今年春天新建延厩，于是又修筑诸邑和防邑，难道不是因为频繁而讥讽他吗？”汪克宽说：“《左传》认为记载了时节，《谷梁传》认为可以修筑城墙，只是拘泥于农闲时节的常例，而不知道庄公修筑城墙不合时宜。”卓尔康说：“修筑城邑聚落，是为了防御而设置，本来不是无故为之。不合时节要记载，合乎时节也要记载，奠基劳民，是国家重视的大事，不得不记载。”

附录《左传》：樊皮背叛周王。

【丁惠王十已三年】三十年【齐桓公二十二年、晋献公十三年、卫懿公五年、蔡穆公十一年、郑文公九年、曹僖公七年、陈宣公二十九年、杞惠公九年、宋桓公十八年、秦宣公十二年、楚成王八年】

春季，周王正月。

附录《左传》：春天，周王命令虢公讨伐樊皮。夏季四月丙辰日，虢公进入樊国，抓获樊仲皮，押回京师。

夏季，军队驻扎在成邑。【《左传》没有“师”字】

《谷梁传》：“次”是驻扎，表示有所畏惧，想要救援鄣邑却无力做到。不记载国君，是因为以不能救援鄣邑为耻。

集解：杜预说：“齐国将要迫使鄣邑投降，所以设置防备。”陈傅良说：“这里记载驻扎，为什么？因为不值得记载。庄公在齐国面前太无能了！国君和父亲死在那里，不能讨伐。图谋纪国而齐国灭亡了纪国，等到齐国围攻郕邑，郕邑就向齐国投降，于是驻扎在成邑。齐人迫使鄣邑投降，虽然是齐桓公的罪过，但在庄公的一生中，不能不贬斥他。”张洽说：“任公辅说：‘人微师少，不见于经，当从公谷书师。’”汪克宽说：“赵氏认为鲁国想要防备齐国围攻鄣邑，到成邑等待命令。想要救援患难却无力做到，谋划欺凌弱小作为援助，都是罪过。然而鄣邑是纪国的附庸，看鲁国对纪叔姬加恩礼遇，大概不会联合兵力去灭亡鄣邑。大概鲁庄公有姑息之爱、妇人之仁，而畏惧齐国强盛，不敢援助鄣邑，所以假装做出救援鄣邑的虚名，就像驻扎在滑邑的意思一样。”湛若水说：“这是发动妄动的军队。鄣邑是纪国的遗存城邑。庄公念及伯姬的亲情、叔姬的贤德，想要……

译如果打算保存它作为纪国的后继，就应当向齐国请求；如果请求不到，就声讨它的罪过并决战以保存它，是可以的。想要救援鄣国而出兵，却畏惧齐国而不前进，驻扎在成地，这难道不是轻举妄动吗？附录《左传》：楚国的公子元从讨伐郑国回来，就住在楚王的宫殿里。鬪射师劝谏他，他就把鬪射师抓起来并给他戴上刑具。秋天，申公鬪班杀死了公子元。鬪谷于菟担任令尹，他毁掉了自己的家室，以缓解楚国的危难。

译秋季七月，齐国人迫使鄣国投降。【降，音户江；鄣，音章。鄣，杜预注：纪国的附庸小国，位于东平无盐县东，并非有鄣城。如今东平州东六十里有鄣城集，就是鄣国的故城。】

《谷梁传》说：【降，就是屈服的意思。】

胡安国传曰：【降，是胁迫使其服从的说法。此前记载“郕国向齐军投降”，意在责备鲁国；这里记载“齐国人迫使鄣国投降”，专门归罪于齐国。鄣是纪国的附庸，非常微小。齐国人不行正道，肆意施展强力，胁迫鄣国投降归附。不记载“鄣国投降”而说“迫使鄣国投降”，是因为齐国强大，所以罪责深重；因为鄣国微弱，所以责备较轻。《春秋》的法度，扶持弱小、抑制强大，是为了彰明道义；霸者的政治，以强凌弱，是为了急功近利。所以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孔子的门徒，没有谈论齐桓公、晋文公事迹的。】

集解：【杜预说：“小国孤立危险，不能自保，大概是齐国远远地用兵威胁迫使其投降归附。”孔颖达说：“计算纪侯离开国家，到这时已经二十七年了，那么城邑不可能独自存在，这大概是附庸小国，像邿、鄟那样。不记载侵伐，大概是用兵威胁迫使其投降归附。”赵匡说：“凡是服从内附称为降，不说是鄣国投降，是因为投降是由于齐国。”孙复说：“查考八年鲁军与齐军包围郕国，郕国向齐军投降，先说包围而后说投降。这里直接记载齐国人迫使鄣国投降，是厌恶齐国强行胁迫，并且显示鄣国微弱，不能抗拒齐国的程度。”刘敞说：“《公羊传》说：‘迫使投降，就是夺取。不说是夺取，是为桓公避讳。’这是不对的。夺取本来就说夺取，迫使投降本来就说迫使投降，迁徙本来就说迁徙，不可以互相借用来避讳，多见其迷惑了。”孙觉说：“《春秋》记载投降的有两处，是降服的名号。八年郕国向齐军投降，不说齐军迫使郕国投降，而说郕国投降，是因为当时齐鲁军队相会包围郕国，郕国不向鲁国投降而自行向齐国投降。现在记载齐国人迫使鄣国投降，不是鄣国想要投降，而是齐国强行迫使它投降。”苏辙说：“鄣，是纪国的附庸。齐国用力迫使它投降，又作为附庸，所以不记载灭亡。纪国已经并入齐国，鄣国无所依附，所以不记载夺取。”万孝恭说：“凭借齐桓公的贤能，曾经有保存灭亡国家、延续断绝宗庙的功劳，得到鄣国的土地不足以扩大疆域，兼并鄣国的民众不足以增强国力，却一定要迫使它投降并占有它，使得纪国的土地人民没有剩余，圣人因此记载迫使鄣国投降，而深深地加以诛伐贬斥。”湛若水说：“五霸，是假借仁义，还将假借仁义来做事情。体恤小国、尊崇周王，都是他们的事。现在鄣国没有罪过，凭借势力迫使它投降并夺取它，这是强凌弱、众暴寡，贪图别人的所有，下违背体恤小国的道义，上冒犯无王的罪行，哪里是假借仁义呢？”】

八月癸亥日，安葬纪叔姬。

《谷梁传》说：【哀悯纪国的灭亡。】

胡安国传曰：【灭亡的国家不记载安葬，这里为什么记载安葬？是因为叔姬贤德。纪侯已经去世，不归葬宗国而归于酅，这就是秉持节操、坚守道义，不因为国家灭亡而违背妇道的人。所以将她系于纪国并记录她的去世和安葬。先代儒者认为因为贤德而得以记载是正确的，因为贤德而得以记载，是为了给后世树立榜样。】

集解：【杜预说：“因为贤德而记录，没有臣子，所以不制作谥号。”刘敞说：“灭亡的国家不记载安葬，这里为什么记载安葬？是顺从纪季并且认为叔姬贤德。为什么认为叔姬贤德？纪侯大大地离开他的国家，叔姬跟随他；纪侯去世，叔姬归于酅。妇人是从属于人的，跟随而不失节，因此认为她贤德。”孙觉说：“叔姬去世，又记录她的安葬，是因为在丧亡灭绝之中，能够以节义自守，所以嘉奖她。”高闶说：“再次系于纪国，不因为酅而改变纪国。”张洽说：“纪叔姬从一而终，不因为存亡而改变心意，所以详细记录她的生死。而且纪国和鲁国的前往安葬，都按照正式夫人的礼仪记载，是为了彰明妇德以作为后世的法则。”家铉翁说：“娣媵不记载安葬，这里因为叔姬贤德，所以与伯姬一起得以安葬。”汪克宽说：“《春秋》国家灭亡而记载安葬的有三处：记载齐侯安葬纪伯姬，以显示齐侯逼迫灭亡纪国，夫人在殡而未及安葬；记载安葬陈哀公，以显示楚国虽然灭亡陈国，而陈国人尚能安葬他们的君主；只有纪叔姬，是因为她贤德，所以因为鲁国人前往安葬而特别记载。然而国家灭亡而安葬他们的君主、夫人和娣媵，都是哀悯他们灭亡而保存他们的意思。所以朱熹《纲目》记载魏安葬汉献帝、晋安葬魏元帝、宋安葬晋恭帝，也是圣人保存灭亡、延续断绝的遗意。”张溥说：“叔姬不归鲁国而归酅，死后仍然系于纪国，这是她的志向。《春秋》非常认为她贤德，详细记载，桓公、庄公的两位姜姓夫人可以感化了。”】

【按：叔姬记载安葬，既是为了显示叔姬的贤德，也是因为鲁国前往安葬。《公羊传》说“仅仅安葬叔姬”的说法，是不对的。】

九月庚午日初一，发生日食，击鼓、用牺牲祭祀社神。

集解：【范宁说：“救日食用牺牲，已经失礼了，不是正阳之月而又击鼓，也不合礼。”】

冬季，鲁公与齐侯在鲁济相遇。【济，音子礼。鲁济，杜预注：济水流经齐鲁边界，在齐国边界称为齐济，在鲁国边界称为鲁济。】

《左传》说：【冬季，在鲁济相遇，谋划讨伐山戎，因为山戎危害燕国的缘故。】

【燕，杜预注：燕国蓟县，辽代改为析津县，金代改为大兴县，现在属于顺天府。】

译谷梁传认为：“及”字，表示鲁国主动有此意愿；“遇”字，表示双方意愿相合。

译集解：许翰说：“齐桓公讨伐郳国、郑国、徐国，都是以宋国人为军队主帅。与鲁僖公在城濮会师后讨伐卫国，与鲁僖公在鲁济会师后讨伐戎人，由此可知桓公的霸业，并不倚仗自己。凭借他人的才能作为自己的才能，汇集众人的功劳作为自己的功劳，因此能够匡正天下，恩泽惠及百姓。”张洽说：“简化礼仪来商议军事行动，这大概就是先确定彼此关系然后再有所求吧。”

齐国人讨伐山戎。

《公羊传》：这是齐侯，为什么称他为“人”？这是贬低。为什么贬低？子司马子说：“大概是因为他操持的事情让自己显得局促狭隘了。”

胡安国《春秋传》：齐人，就是齐侯。称他为“人”，是讥讽他讨伐戎人。自从管仲执政到现在二十年，不曾任命大夫为主将，也不曾出动大军出征讨伐，所以鲁庄公十一年以后，凡是用兵都称“人”，是因为将领地位低、军队少。现在这里怎么知道不是将领地位低、军队少，却唯独认为是齐侯呢？从后来记载“献戎捷”时称齐侯，就可以知道了。北戎侵害燕国，导致燕国不能按时进贡，桓公国内没有借口，国外没有跟随的诸侯，跨越千里的险阻，为燕国开拓疆土，可以说能够履行方伯连帅的职责，为什么要讥讽他呢？桓公不致力于德行，频繁用兵进行远征，所以特别贬低而称他为“人”，以此作为喜好武功而不修养文德的警戒。那么，讨伐楚国的战役为什么被赞美呢？难道是因为在召陵退兵，以大义责备楚国，不致力于交战，而强大的楚国自行臣服吗？观察这件事，可以看出圣人强固根本、治理内政、以柔和方式使远方之人归服的意思了。

集解：《史记·齐世家》：“山戎讨伐燕国，桓公救援燕国，于是讨伐山戎，到达孤竹，命令燕君向周天子进贡，诸侯听说后，都跟随他。”刘敞说：“这是齐侯，为什么称他为‘人’？这是贬低。为什么贬低？齐侯说：‘我向北讨伐山戎，到达孤竹，海边的诸侯没有不敢来的，即使是夏商周三代受命于天，有什么不同的？’大概是在泰山封禅，在梁父山禅祭，齐国僭越天子礼仪，就是从讨伐山戎开始的。”又说：“桓公的威势行于天下，天子不能制约他了。像这样又越过国境去讨伐山戎，诸侯震惊恐惧，他的权重超过万乘之国，却悠然自得，夸耀功劳并谈论受命，这是君子所厌恶的，所以贬低而称他为‘人’。”又说：“《谷梁传》说：‘称他为“人”，是什么意思？是爱护齐侯吗？还是爱护山戎？’又说：‘难道不认为他不对吗？是赞美他。’这是不对的。《春秋》用“人”来贬低他，怎么能说是用“人”来爱护他呢？贬低就称“人”，爱护也称“人”，谁能分辨其中的善恶呢？”吕大圭说：“经文中凡是称“人”的，都是省略的辞令。用兵而没有重大战役的，都称“人”。现在山戎的战役，是齐侯亲自去的呢？还是将领地位低、军队少呢？我不知道。从僖公十年齐侯、许男讨伐北戎的辞令来看，那么讨伐北戎是齐侯亲自前往，讨伐山戎是将领地位低、军队少，在义理上可以讲通。不然，同一个齐侯，先前讨伐山戎称“人”，后来讨伐北戎称“侯”，前后互相矛盾，谁能明白呢？我认为称“人”的，辞令较轻；称爵位的，辞令较重。将领地位低、军队少则辞令较轻，齐侯亲自前往则辞令较重，这只是制文的体例罢了，何必多做解释呢？”胡宁说：“楚国频繁侵犯郑国，郑国是内地，所以齐桓公讨伐楚国，圣人赞许他。山戎是远方之地，齐桓公为燕国而讨伐戎人，圣人则贬低他。从这里可以看出帝王用兵的意思了。”张洽说：“中原的声教尚未普及，近处有荆楚为患，尚未惩治其罪，却劳师远征，治理的先后顺序，用兵的次第，都错了。所以齐侯亲自出征却记载为“人”，以讥讽他。”李廉说：“查考外传说：‘齐桓公向南征伐楚国，渡过汝水，越过方城，望见汶山，让楚国向周天子进贡丝帛然后返回，荆州的诸侯没有不敢来臣服的。于是向北讨伐山戎，斩杀令支，斩断孤竹然后南归，海边的诸侯没有不敢来臣服的。驱逐白狄的领地，到达西河，并船设筏，乘木筏渡河，悬挂车辆，捆扎马匹，翻越大行山和辟耳溪、拘夏，向西平定流沙、西吴，在南面筑城于周，返回绛地献祭。岳边的诸侯没有不敢来臣服的，于是在阳谷大会诸侯。’”这虽然是战国时期夸大的言辞，但也足以看出桓公劳师远征的事实，所以详细记载在这里。汪克宽说：“上文在鲁济会师谋划讨伐山戎，下文记载献戎捷，都以齐侯记载，就知道讨伐山戎不是小事了。”王樵说：“根据《史记》，山戎讨伐燕国，燕国向齐国告急，那么不得不救援。然而《春秋》不记载为“救”，而下文记载“献戎捷”，那么齐侯的志向实在在于远略，宰孔已经知道了。”

按：齐国人讨伐山戎，《谷梁传》认为这是赞美齐桓公救援燕国以疏通职贡，胡传本于《公羊传》贬低的说法，认为是讥讽他劳师远征，大概都认为齐桓公亲自前往，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僖公十年讨伐北戎，又称齐侯，是赞美呢？还是贬低呢？《公羊传》《谷梁传》与胡氏都没有传文，为什么呢？根据外传考证，齐桓公亲自讨伐山戎是在讨伐楚国之后，大概僖公十年的战役，桓公才亲自前往，所以记载为齐侯；这一年不过是派遣将领小规模讨伐，所以遵循将领地位低、军队少的惯例而称“人”。至于在鲁济会师、献戎捷，齐鲁是邻国，每年相见一次，是常事，不足以作为讨伐戎人的证据。经文未曾记载戎人讨伐燕国，也未曾记载齐国救援燕国，那么认为记载为“人”是赞美救援燕国的，也是不对的。救援邢国、救援许国都记载在册，为什么唯独救援燕国不

译难道是因为他去世却没有记载吗？所以《公羊传》《谷梁传》和胡安国的《春秋传》都删去了这一条，而凡是因记载人名以示贬斥的，都不予收录。

译【鲁庄公三十一年】这一年是齐桓公二十三年、晋献公十四年、卫懿公六年、蔡穆公十二年、郑文公十年、曹僖公八年、陈宣公三十年、杞惠公十年、宋桓公十九年、秦成公元年、楚成王九年。

《公羊传》问：为什么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呢？因为这是在百姓洗涤衣物、漱口的地方动工。

胡安国的《春秋传》说：为什么记载这件事？因为这是残害百姓。天子有灵台用来观测天地，诸侯有时台用来观测四季。离开国都到远处修筑高台，却不用于观测天象，而是作为游玩观赏的场所，这是残害百姓来取悦自己。

《集说》引董仲舒说：“这是讥讽骄纵过度，不体恤下属。”何休说：“没有污垢而加以清洗叫‘潄’，去除污垢叫‘浣’，这是齐地的方言。讥讽的是轻慢下属。按礼制，天子设外屏，诸侯设内屏，大夫用帷帐，士用帘子，这都是为了防止轻慢泄气的苗头。登高望远，是人情所乐，但行动如果对百姓没有益处，即使快乐也不做。四方高起的地方叫‘台’。”杜预说：“记载筑台是为了讽刺奢侈，而且这不是进行土木工程的时候。”徐彦说：“郎台靠近泉台，文公十六年的传文说：‘没建成时叫郎台，建成后叫泉台。’那里的注解说：‘建成后，用所放置的东西来命名’，这就是它靠近泉水的明显证据。”孙复说：“庄公连年兴修工程，如今又一年之内三次筑台，妨害农业、伤害百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刘敞说：“讥讽残害百姓。离开国都去筑台，这只是为了玩乐罢了。”程端学说：“春天筑台就耽误农时，在郎地筑台就不是合适的地方，放纵耳目之欲而不顾国家大事，这就是刘敞所说的残害百姓来自我享乐。”汪克宽说：“楚灵王修建章华台，伍举极力劝谏，认为先君修筑高台，高度不超过能观望国都气氛，大小不超过能容纳宴饮的器皿，所不侵占的是耕地，所不耗尽的是财力，在贫瘠的土地上建造，在四季农闲时完成，不是为了聚敛民利来封赏自己而让百姓贫困。如果鲁国的臣子有像伍举那样明智的，向庄公进言，那么三次筑台的工程或许能减少一些。”湛若水说：“记载春天在郎地筑台，就是耽误时节、劳苦百姓，不符合圣人节约用度、爱护百姓、在农闲时役使百姓的道理。”

夏季四月，薛伯去世。

《集说》引俞皋说：“不记载日期也不称名，是史文缺失。”李廉说：“薛国在隐公十一年来朝时称侯，现在称伯，各种传文中都没有解释。杜预对于滕国和纪国降爵，都认为是当时的周天子所废黜，这里唯独没有注解。有人认为被齐桓公废黜，也没有考证。”

【按：薛国称伯，是被当时的周天子废黜，其义理见桓公二年“滕子来朝”条下】

在薛地筑台【薛，杜预注：鲁地，今山东兖州府滕县东南有薛城】

《公羊传》问：为什么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呢？因为地点太远了。

《集说》引何休说：“按礼制，诸侯的观台，不能超过郊外。”孙觉说：“春天在郎地筑台，夏天在薛地筑台，庄公为了个人的娱乐，竟然如此劳苦百姓。”俞皋说：“郑玄说：‘薛有两个，秦有两个。薛国在徐州，秦国在陇城。庄公三十一年在薛地筑台，在秦地筑台，都是鲁国的土地。’”王元杰说：“庄公自从即位以来，灾异屡次被记载在史册上。星辰陨落、日食的变化，螟虫、麋鹿、飞蝗的灾害，麦禾大歉收，三次记载大水，粮仓耗尽，向其他国家借粮，正应该谨慎戒惧以回应天意，崇尚节俭以舒缓民力。反而修筑诸及防，修建郿邑和新马厩，甚至一年之内三次发动筑台的工程，这难道是君临国家、爱护百姓的方法吗？”

六月，齐侯来献祭战胜戎族的战利品。

《左传》说：这是不合礼的，诸侯之间不互相赠送俘虏。

《公羊传》说：齐国是大国，为什么亲自前来献祭战胜戎族的战利品？是为了威慑我们。它如何威慑我们呢？是举着旗帜，带着俘虏经过我国。

胡安国的《春秋传》说：军队获得的战利品叫“捷”，“献”是下级向上级进献的用语。齐国讨伐山戎，带着所得的战利品亲自前来夸耀，记载“来献”是为了压制它。后世的宰臣有不赏赐边功的，以阻止边境挑起事端的人，这就得到了《春秋》压制戎捷的用意。

《集说》引何休说：“旗，是军旗的名称，各有颜色，与金鼓一起，用来让士兵望旗而列阵。旗获，是竖起旗帜，悬挂所获得的战利品经过鲁国。”孔颖达说：“捷，是胜利。战胜而有收获，进献其收获，所以用‘捷’代表战利品。”《释例》说：“归，就是赠送。献，是自下而上的称呼；遗，是敌对双方互相给予的用语。传文说：‘诸侯不互相赠送俘虏。’齐侯、楚人失礼地称为‘献’，失礼地赠送俘虏，所以根据他们来的言辞，显示出他们的自卑。因为他们过于自卑，所以记载下来以示过错。”这段经文说献捷，传文说赠送俘虏，那么献捷，就是进献俘虏。僖公八年邢丘之会，传文称郑伯在会盟时献捷，又说抓获了司马燮，在邢丘进献，这就是进献俘虏称为捷。僖公二十五年，郑国公孙舍之率领军队进入陈国，传文称司空献土地，司徒献人民，这是不将俘虏带回去。也说子产向晋国献捷，那么没有俘虏而进献其功劳，只有器物，也称捷。孙复说：“戎捷，是讨伐山戎所得的战利品。齐侯来献戎捷，是不合礼的。”刘敞说：“《谷梁传》说：‘把齐侯当作内国，不说派遣，内国与本国相同就不说派遣。’这是不对的。如果都不称齐，又不说‘来’，那么确实可以说当作内国与本国相同了。现在既称齐，又说来献，齐不是我国，‘来’也不是不表示外来，虽然隐藏了使者的名字，仍然是齐国来献捷，怎么

译看见内了吗？又说：“军获称为捷，是戎菽。”按菽就是豆，齐侯讨伐山戎，于是取其豆分给诸侯，这不符合事理。”王氏葆说：“讨伐山戎，有倚仗胜利而危害军队的做法，所以贬抑而称‘人’。如今以方伯的身份亲自向侯国献捷，有夸耀功劳而失节的耻辱，所以感到羞愧而称爵位。圣人褒贬的原则，不能从单一角度去探求。”张氏洽说：“齐桓公倚仗功劳而不懂礼，鲁国不应当接受却轻易收下，这都是罪过。”赵氏鹏飞说：“向天子献捷，还可以说得过去；向鲁国献捷，那就非常卑下了。齐国大概是想以此威慑鲁国，而鲁国坐受戎捷，以为是大荣耀，又有什么可畏惧的呢？”黄氏震说：“岷隐说：‘鲁国济水的谋划，庄公参与其中，捷报经过我国，于是将功劳归于鲁国罢了。’敌忾献功，是诸侯侍奉天子的礼节，齐国和鲁国都违背了。”俞氏皋说：“程子说：‘齐国讨伐山戎，获得捷报，齐侯亲自前来夸示以威慑我们，而圣人记载为‘来献’，是贬抑他。’僖公二十一年，楚人派宜申来献捷，其义与此相同。”李氏亷说：“献捷的体例有二，胡氏在此条兼用左氏和公羊的说法，谷梁认为内齐侯而不称使，大概是拘泥于楚人使宜申的体例，不知道这是齐侯亲自讨伐戎人归来，途经鲁国而亲自前来。他说军获称为捷，是得自于此。

译案：黄氏震认为“捷获而过我”，李氏亷认为“道经鲁而躬来”，都不对。齐国在鲁国北边，燕国和戎又在齐国北边，讨伐戎而经过鲁国，这种说法讲不通，所以不予采纳。

秋天，在秦地筑台。【秦：杜预注说东平范县西北有秦亭，现在在山东东昌府范县南三里。】

《公羊传》：为什么记载？表示讥讽。讥讽什么？因为凌驾于国家之上。

《谷梁传》：不认为在农忙时节劳役百姓、掠夺山林沼泽的利益是正当的。况且财力耗尽就会怨恨，劳力耗尽就会愤怒，君子对此感到危险，所以谨慎地记载下来。有人说：这是倚仗齐桓公。齐桓公对外没有诸侯的变故，对内没有国事，跨越千里险阻，北伐山戎，为燕国开辟土地；鲁国对外没有诸侯的变故，对内没有国事，一年劳役百姓三个农时，掠夺山林沼泽的利益，这是厌恶内政。

集解：何氏休说：“说国家，社稷、宗庙、朝廷都称为国家，明确说明都不应当凌驾其上。凌驾社稷、宗庙就是不敬，凌驾朝廷就是轻慢。”张氏洽说：“庄公一年三次筑防，所谓到了这个时候沉溺于音乐、懈怠傲慢，那么治理国家、治理家庭的当务之急荒废的就多了。这就是为什么越年身死，而萧墙之祸到来，世代不能平定的原因，可以不引以为戒吗！”湛氏若水说：“三个农时役使百姓，民力枯竭了，农时耽误了。鲁庄公抛弃百姓，到了这个极点，没有灭亡，是侥幸罢了。”张氏溥说：“二十八年筑郿，就大无麦禾；二十九年新建延厩、修筑诸防，就有飞虫；三十一年三次筑防，就冬天不下雨。庄公每年劳役百姓，每年都有灾祸，还不知恐惧吗？”

冬天不下雨。

《公羊传》：为什么记载？记录异常现象。

集解：何氏休说：“京房《传》说：‘旱灾的异常现象，是旱灾长久但不伤害万物。这是因为禄位离开公室，福佑由下位产生，所以阳气虽然不施予，但阴气独自运行，以成就万物。’此前接连筑造三防，是庆父、叔牙专政的应验。”刘氏敞说：“为什么记载？记录异常现象。为什么有的历时而言不下雨，有的历月而言不下雨？一个农时不下雨就记载，一个农时不下雨记载，这是常例。历时而言不下雨，是怠慢，没有关心百姓；历月而言不下雨，是怜悯，有关心百姓。”孙氏觉说：“《春秋》记载不下雨有七次，是阴阳不和的异常现象。人物在天地间，都仰仗阴阳以生存，阴阳不和，那么万物必定不能顺利生长。所以《春秋》的法则，一个农时不下雨就记载，不认为是灾祸，异常的重大者不可不记录。”苏氏辙说：“凡是不下雨，严重就称为大旱，严重且历时，那么首月必定记载。”程子曰：“一年三次筑防，明年春天修筑小谷，所以冬天记载不下雨，怜悯之深啊。”吕氏大圭说：“僖公、文公时的不下雨，有的历时三个农时，有的历时四个农时，这一年才一个农时不下雨罢了。二百四十二年中一个农时不下雨的，难道只这一年吗，而这里特别记载它？因为庄公频繁兴修土木工程，屡次出现灾异，所以详细记载。”张氏洽说：“庄公没有怜悯雨水的志向，只有酉、戌、亥之月不下雨，所以不能历时而言。”陈氏深说：“《洪范》说：‘僭越，常晴。’历时不下雨，是僭越的灾祸征兆。当时诸侯僭越天子，大夫僭越诸侯，所以其应验必定到来。”程氏端学说：“冬天不下雨，不伤害禾稼但也记载，是见圣人调和阴阳无所不至，不仅仅因为伤害禾稼才记载。大概达到中和，那么天地自然各安其位，风雨按时而至，万物生育就在其中了。”李氏亷说：“经书记载不下雨有七次。赵子说：‘凡历时不下雨，告庙就记载。’这一年以及僖公二年冬天、三年春夏两次记载，都是每个农时记载一次；文公二年、十年、十三年三次记载，都是历时总括记载。”

【已惠王十未五年】三十有二年【齐桓二十四年、晋献十五年、卫懿七年、蔡穆十三年、郑文十一年、曹僖九年、陈宣三十一年、〇惠十一年、宋桓二十年、秦成二年、楚成十年】

春天，修筑小谷。【小谷：范氏甯说是鲁地，程氏迥说是齐地，另有谷在济北，有管仲井，不是小谷。】

集解：髙氏闶说：“杜预以小谷为齐邑，《左传》说：‘为管仲修筑它。’如果这样，圣人也应当改变文字而系于齐，况且庄公虽然感念齐桓公的私恩，岂肯为管仲修筑城邑？昭公十一年传说：‘齐桓公修筑谷而安置管仲在那里。’齐国自有谷，如文公十七年盟于谷，宣公十四年会于谷，这是齐国的谷，不是鲁国的小谷。”薛氏季宣说：“庄公六年以后，无麦苗，大无麦禾，螟、麋、〇、蜚相继，而有三次大水。中间君主尚且应当稍加警戒，而庄公的军旅、盟会、防堵未曾休息。至于奢侈之心一起，因为娶妻而观社，丹楹、刻桷，告籴之时筑郿，次年新建马厩、修筑诸防。去年三次筑防而不下雨，现在又修筑小谷，平年尚且不可，何况连年饥荒而轻用民力呢？”张氏洽说：“小谷，是鲁地。”泰山孙氏说：“曲阜西北有小谷城。”胡氏说：“孙氏是鲁国人，而终身学习《春秋》，他考证此事必定详细。”赵氏鹏飞说：“左

译《公羊传》不是国史，它是根据所听到的传闻，选取与经文相近的内容加以附会。昭公十一年，楚国申无宇说：“齐桓公修筑谷地并安置管仲在那里，至今齐国仍依赖他。”而庄公三十二年恰好有修筑小谷这件事，《左传》于是说：“这是为了管仲。”这是《左传》采纳申无宇的话并偶然附会的结果。杜预依据《左传》认为齐国没有小谷，因此将小谷改为谷城，说：“谷城，是齐国的地方。”谷城固然属于齐地，但怎么可以强行把小谷改称为谷城呢？范甯说：“小谷，是鲁国的地方。”这才符合事实。〇我推测曲阜西北有小谷城，那么小谷是鲁国的城池就非常明显了，《左传》的说法不足以作为依据。」李廉说：“查考小谷，《公羊传》没有解释，《谷梁传》以及孙氏、胡氏、张氏都认为它是鲁国的城邑，所以书法上把它比作内城。而《左传》认为它是为管仲修筑的，《春秋纂例》也采纳了这个说法。用楚丘、下阳等不冠以国名的例子来类推，那么杜预的说法也可以讲通。但是僖公七年夫人到谷地防守，僖公二十六年鲁公联合楚国攻打齐国夺取谷地，安置桓公的儿子雍在谷地，僖公二十八年派申叔离开谷地，成公十九年士匄侵犯齐国到达谷地，后来又有齐军违背命令在距离谷地七里处驻扎的说法，经文和传文都只记载为谷，而没有说过小谷，那么杜预的说法就不通了。况且桓公对鲁国有功劳，是在高子来结盟之后，此时桓公还没有显示出功劳的迹象，考察前后情况都不符合，所以应当采纳《谷梁传》的说法。”

译夏季，宋公与齐侯在梁丘相会。梁丘，杜预注：高平昌邑县西南，今山东兖州府城武县东北三十里有梁丘山，山南有梁丘城。

《左传》说：齐侯因为楚国攻打郑国的缘故，请求诸侯共同防守。宋公请求先会见齐侯。夏季，两人在梁丘相会。

《谷梁传》说：相会，是志趣相投的意思。梁丘在曹国和邾国之间，距离齐国八百里，并不是不能跟随诸侯前往。避开所不想见的，会见所想要见的，这是推崇齐桓公。

集解：张洽说：“齐国不以霸主自居，因为梁丘靠近宋国而让宋公先见。”赵鹏飞说：“春秋时期，诸侯中强大的有齐、晋、宋。晋国倚仗其强大，直到齐桓公称霸，未曾一同参与防守盟会。宋国仅次于晋国，所以齐国两次攻打后才得到它。得到之后，又在鄄地两次会盟以坚定其心，又替它攻打郑国以取悦其意。除非是大盟、大防守、大征伐，不敢让宋公先行，必定推举它作为主盟，以此作为诸侯的倡导而成就霸业。幽地两次盟会，至此又过了五年，齐侯担心诸侯背离，所以在梁丘远远会见宋公，大概是用以占卜诸侯的服从与背离。宋国没有二心，就不必会合诸侯了。”家铉翁说：“《左传》说齐桓公因为楚人攻打郑国，所以想要会合诸侯，宋公请求先见，因此有此相会。那么这次相会，是齐国和宋国谋划如何抵御楚国而救援郑国。霸主能虚己以求人，宋公能竭力以辅佐霸主，所以《春秋》特意按爵位排序。”程端学说：“攻打国家先书写主兵者，会盟先书写主防主盟者。以遇礼相见，仍然以爵位为首。”李廉说：“齐侯想要攻打卫国而先会合鲁国，想要谋划郑国而先会见宋国，鲁国、宋国辅佐霸主，确实有功。”汪克宽说：“何休说遇礼中近者为主，远者为宾，然而隐公八年、庄公四年两次在垂地相会，垂是卫国地，而卫国排在齐、宋之下。大概盟防则主防者居上，如果遇礼则以简礼相见，好比不期而遇，没有合适的主持者，所以以爵位的尊卑为序，爵位相同则以国家大小为序。”张溥说：“在济水会见鲁国则亲自到鲁国，在梁丘相会则宋公排在前面，遇礼简略，齐国独自执谦，他能安定霸业是适宜的。”

附录《左传》：秋季七月，有神降临在莘地。周惠王问内史过说：“这是什么缘故？”回答说：“国家将要兴盛，明神降临，监察其德行；将要灭亡，神又降临，观察其恶行。所以有得神而兴盛的，也有因神而灭亡的，虞、夏、商、周都有这种情况。”王说：“该怎么办？”回答说：“用相应的祭品祭祀它，它降临的那天，也用同样的祭品。”王听从了。内史过路过，听到虢公请求神命，返回说：“虢国必定灭亡了，暴虐却听信于神。”神在莘地住了六个月，虢公派祝应、宗区、史嚚祭祀。神赐给他们土地。史嚚说：“虢国要灭亡了吗！我听说：国家将要兴盛，听信于民；将要灭亡，听信于神。神是聪明正直而专一的，依随人行事。虢国多缺德，怎么能得到土地呢？”

秋季七月癸巳日，公子牙去世。

《左传》说：当初，庄公筑台面对党氏家，看见孟任，跟随她。孟任隐藏，庄公凭夫人的话许诺她，割臂与庄公盟誓，生下子般。举行祈雨祭，在梁氏家讲习，女公子观看。圉人荦从墙外与她嬉戏。子般发怒，让人鞭打他。庄公说：“不如杀了他，这人不可鞭打。荦有力气，能把车盖扔到稷门。”庄公病重，向叔牙询问立谁为后。叔牙回答说：“庆父有才能。”向季友询问。季友回答说：“臣以死奉主子般。”庄公说：“刚才叔牙说庆父有才能。”成季让季友以君命命令僖叔在鍼巫氏家等待，让鍼季用毒酒毒死他，说：“喝下这个，就在鲁国有后代；不然，死且无后。”喝了，回去到了逵泉而死，立了叔孙氏。逵泉，杜预注：鲁地。今山东兖州府曲阜县南五里逵泉是也。

《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说是刺杀？为季子隐瞒杀害。为什么为季子隐瞒杀害？因为季子遏止恶行，不把它作为国家的狱讼，顺着季子的心意而为他隐瞒。季子遏止恶行是怎样的？庄公病重将死，因病召见季子，季子到后把国政交给他，说：“我如果不起此病，鲁国将托付给谁？”季子说：“子般还在，您忧虑什么？”庄公说：“难道能这样吗？叔牙对我说：‘鲁国一生一及，您已经知道了。庆父还在。’”季子说：“他怎么敢？这是要作乱吗？他怎么敢！”不久叔牙弑君的器械准备好了，季子调和毒药让他喝，说：“公子听从我的话喝下这个，就一定可以不被天下人耻笑，一定在鲁国有后代；不听从我的话而不喝这个，就一定被天下人耻笑，一定在鲁国无后。”于是听从他的话而喝下，在无傫氏家喝下，到了王堤而死。公子牙现在有弑君之心，为什么措辞与亲自弑君者相同？君主和亲人没有弑逆之心，有弑逆之心就诛杀。那么是赞许他吗？回答说：“是的。杀世子、母弟直称君主的，是加重语气。”季子杀母兄，为什么是善行？诛杀不得避开兄长，这是君臣的大义。那么为什么不直接诛杀而用毒酒毒死？对兄长执行诛杀，隐晦而逃避，让他托称好像因病而死，这是亲爱亲人的道理。

胡安国传：叔牙有弑君之心，而季子杀了他。不说是刺杀，是因为《公羊传》认为

译这是为了表彰他的善行。陆淳说：“季札恩义兼备，变通而合乎中道，孔子记载他自述去世的情况，以表示没有讥讽之意。”这是正确的。

译集説【陆氏淳说：“《公羊传》说‘不称弟’，是因为被杀。查考史书称‘公子’，是常例。叔肸书‘弟’，是特意记载，不能引以为义。”石氏介说：“兄弟之亲，君臣之义，都不可废弃。只偏重于爱，那么义就无法确立；只偏重于义，那么爱就无法施行。在这种时候，非圣贤不能处理。武王死后，管叔、蔡叔引导武庚叛乱，周公如果顾念兄弟之爱，那么国家必定败坏，君主必定危险。周公不拿天下徇私一人之私情，不因为私爱废弃君臣之义，仗着大义诛杀他们，后世不认为他不仁。叔牙想立庆父，季友如果顾念兄弟之爱，那么庆父必定被立，鲁国必定大乱。季子不拿私恩危害天下之公，不拿一人之利损害一国之利，奋起大公之心用毒酒杀了他，后世必定有明察之人。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就揭露他们的罪行；季友用毒酒杀叔牙，就隐晦其迹。二叔的罪行已经昭彰，僖叔的罪行尚隐晦而不可知，所以用‘自卒’作为文辞。”刘氏敞说：“君亲之间没有谋逆之心，若有谋逆之心就诛杀他。季友除恶在祸患未成形时，君子认为这比诛杀已成形者更贤。”又说：“公子牙，是被杀，却记载他‘卒’，是因为杀他符合他的罪行，所以顺从他隐晦的意思。当时，鲁国人知道公子牙的罪行，却不知道季友诛杀他；听说牙死了，却不说是季友诛杀他。假使季子的谋划不依据君命，诛杀不当其罪，那么《春秋》仍将探求他专擅诛杀的恶行，以警示后世。圣人推究情理评议狱讼，认为季子的行为忠于国家而合乎权变，所以平正其文辞，使他像自然死亡一样。苏氏辙说：“叔牙将要作乱而尚未成功，季友趁其未成功时诛杀他，而不指明他的罪行，且不废除他的后代，兄弟之恩、君臣之义都达到了极致。所以跟随记载说‘公子牙卒’，认为他得道。”陈氏傅良说：“季友奉君命用毒酒杀牙，那么记载他‘卒’是什么意思？是按大夫的礼仪治丧。牙将要与庆父、夫人作乱，虽然毒杀了他却立了叔孙氏，使他像死在职位上一样，这是按大夫的礼仪治丧。《春秋》的法度，如果对臣下有诛杀之意，即使是自杀也记载为‘杀’。这是被杀，我却记载他‘卒’，那么如何取信于万世？不记载他‘卒’，就无法察知鲁国人的心意。依据君臣之义，不能偏私自己的亲人；依据亲亲之恩，不与国人一起忧虑兄弟之事。”张氏洽说：“有人说虽然杀了叔牙，对后来子般、闵公的祸患没有补救，这不是事实。自文姜以来，孕育养大了祸乱的根源，至此已经形成。假使不杀牙，那么庄公去世时，庆父、叔牙强盛，即使有季子的忠诚，崇尚礼俗，也束手无策了。所以杀牙，是鲁国存亡的关键，庆父成败的决定。《春秋》所以推究他的心意而为他隐讳。”李氏亷说：杜氏说：“牙、庆父是同母弟。”谥号僖叔。又说：“庆父，是庄公的庶兄。”又说：“公子友，是庄公的同母弟。”这是庆父与牙同母，而庄公与友同母。庄公二十七年《公羊传》说：“公子庆父、公子牙、公子友，都是庄公的同母弟。”两家说法不同，总之杜氏说得对。大概庆父伐于余丘时，庄公年纪才十五岁，不可能有弟弟能主持军事，况且庆父以孟为氏，这是长庶的明证。传称季友，是文姜的爱子，与庄公同生，这是友为庄公同母弟的明证。但庆父本属孟氏，而经文都称仲孙，仲是他的字，共仲是他的谥号，其后代子孙以字为氏，而当时人仍以其长房而称孟氏。这是三家的起源，所以详细记载于此。汪氏克宽说：“有人说牙是叔孙氏的祖先，他去世距离庄公去世还有一月，如果以此诛杀牙，那么庆父为何还掌握国政？况且书法完全不寓含微意，牙确实是自然去世。季友不是不想诛杀庆父，因为庆父掌握兵权而无可奈何。如果说经文不寓含微意，那么当时季友隐晦其迹，圣人因而记载‘卒’，以显示季友杀兄无罪。如果怀疑叔孙氏有后代，那么共仲因罪自缢，也有后代。况且春秋时的乱贼，如齐国杀无知，其后有仲孙湫；宋国杀华督，其后有华耦、华喜；陈国杀夏征舒，其后有夏齧、夏区夫，怎能说作恶的臣子就不作为祖先呢？王氏樵说：“《周礼》小司寇：‘同族有罪不在市朝执行。’《文王世子》说：‘在隐蔽处行刑，不与国人一起忧虑兄弟之事。’鲁国处理牙的事，自然是遵循这个旧例。”】

八月癸亥，庄公在路寝去世。

左传【子般即位，驻扎在党氏。】

公羊【路寝是什么？是正寝。】

谷梁【路寝，是正寝。生病住在正寝，是合乎正道的。男子不终结于妇人之手，以整齐的方式终结生命。】

胡传【赵匡说：“君主去世必定在正寝，是为了接近公卿。大位，是奸邪窥伺的对象；危病，是邪恶伺机的时刻。如果被遮蔽在隐秘之处，那是女子小人得逞其志了。然而庄公以世嫡继承国家，不算不尊贵；周公的后代，拥有龟蒙之地，不算不强盛；即位三十二年，不算不久；死在路寝，不算不正。而嗣子遭受祸患，几乎导致亡国，为什么呢？大伦不明，而宗嗣不定；

译军权不分散，君主的威严就无法确立，能够保全自身，已经是幸运的了。

译集説【何休说：“这是庄公正当的居所。天子、诸侯都有三处寝宫：一是高寝，二是路寝，三是小寝。父亲住高寝，儿子住路寝，孙子跟随祖父母，妻子跟随丈夫的寝宫，夫人住小寝。在寝宫所在地，加上‘地’字，是为了记录内情。夫人不记载地点，是因为外来的夫人不在国内去世，国内记载为‘薨’，已经记录在案了，所以出殡时才记载地点。”范甯说：“庄公去世，都记载其所处地点，是为了谨慎地记录凶险变故。”啖助说：“庄公虽然善终，但继位者遭遇祸患，这是因为宗法地位不明确而内宫不整肃。所以宗嗣应当预先确定，兵权应当分散掌管，内宫应当严加整顿，女子和小人不担任重任，贤良之人受托辅佐，鼎足之势相互辅助，那么篡弑的祸患从哪里来呢！”李廉说：“鲁国十二位国君，能在路寝善终的只有三位，即庄公、宣公、成公。”又说：“庄公在位三十二年，是没有志向不能立下的君主。”】

【《春秋》从九年以前，记载迎娶王姬、防地、伐卫、驻扎在滑、在禚地狩猎、以及围攻郕、在蔇地结盟、接纳公子纠，都是谴责他忘记了复仇的道义。从十年以后，齐桓公正在兴起，国家大事尚未确立，所以长勺之战，鲁国势力稍振，两次击败宋军，胁迫齐国归还土地，齐桓公也屈意与鲁国结交，以成就霸业，所以数年之间，鲁国无事。正当此时应明确政令刑罚，以留给后代，却受制于文姜，娶仇敌之女以延续宗庙祭祀，三年三次到齐国朝廷，遇谷、盟扈，都是因为姻亲关系而出行，没听说遵守礼制的君主是这样的。所以从二十四年以前，记载纳币、观社、丹楹、刻桷、迎女、用币，都是《春秋》特有的笔法。然而多有麋鹿、大水、日食等灾异迭现，上天之意并未遗忘鲁国；荆人、祭叔、萧叔、莒伯等使者迭至，人心尚且归附鲁国；幽地之盟、城濮之防、鲁济之遇，霸主也依靠鲁国，本可以有所作为。却劳民纵欲，修筑郿、新廏、城诸、防、城小谷，一年三次修筑防地，坐视国家处于宴安沉溺之中，想不危险能吗？至于祸乱的根本形成，始于文姜，成于哀姜，而孟任的宠幸、女公子的侮辱，家道衰微了，岂止是庆父掌握兵权而已呢】

冬十月己未，子般去世【己未，《公羊传》、《谷梁传》作乙未。般音班】

左传【冬十月己未，庆仲派养马人荦在党氏杀害了子般。季友逃到陈国。立闵公即位】

公羊【子卒说：“子卒，这里为什么称子般卒？国君在世时称世子，国君去世称子某，安葬后称子，过了一年称公。子般去世，为什么不记载安葬？因为他是未过一年的国君。有儿子就立庙，立庙就记载安葬；无儿子不立庙，不立庙就不记载安葬】

胡传【起初，庄公修筑防地，临近党氏，看见孟任，生了子般。子般曾经鞭打养马人荦。庄公去世，子般即位，驻扎在党氏。庆父派荦杀害子般，季友逃到陈国，立闵公。从前舜不告而娶，是怕废掉人伦大道，从而得罪父母，君子认为这如同告知一样。庄公过时越礼，违背了《易经》基乾坤、《诗经》始《关雎》、大舜不告而娶的道理，太严重了！而子般是孟任所生，怎么能安定呢？虽然享国日久，能在路寝善终，但继位的儿子被杀，几乎导致亡国，有国家的人能不以此为戒吗】

集説【范甯说：“因为在丧期所以称子，般是他的名字。庄公的大儿子，不记载被杀，是避讳。”刘敞说：“《谷梁传》说：‘记载日期去世，是正礼；不记载日期，是故常。有所见就记载日期。’不对。如果有所见却不记载日期，岂不是更加明显吗？何如日期与正卒相混淆呢？由此看来，这不是圣人的意思是很明显的。”张洽说：“子般被杀而记载为卒，是避讳。庄公主持鲁国社稷，但君道不立，上不能端正其母，使其出入淫纵；配偶不早，导致太子的地位不足以自定；内失治家之道，而使养马人荦得以戏弄女公子。看他告诉子般的话，不是不知道荦该杀，而想把诛杀的权力交给儿子，最终也不能杀，而留下身后的祸患。《春秋》自从夫人孙齐以来，三十年间，详细记载庄公内治的过失，而以此结束，所以罪其为风教之本，而不免于首恶。”陈深说：“子般，是孟任所生，开始就不正，所以众公子心中不服。季子以死奉子般而立他，是正理。但季子不毒死叔牙以遏制其恶，那么庄公不能善终，子般不能继位。既已继位，但哀姜嫉妒强悍，不乐意孟任的儿子即位，而庆父久通哀姜，志在取国，哀姜极力谋划，那么子般怎能保住其位？这都是庄公内治的过失，酿成其祸，仅免其身，最终杀了两个继承人。”李廉说：“鲁国嗣子去世的有三位：子般、子赤、子野。先君未葬则称名，父前子名；既葬不称名，子赤就是。”汪克宽说：“有人说子般之死不是遇弑，现在以经文考证，庄公去世，十一月才安葬，季友出奔，隐而不书，闵公立二年就遇弑，那么庄公死时，内乱可知了。属辞比事论之，子般非善终，传必有据。如果说子般自卒，而庆父请于齐以立闵公，那么庆父为什么又杀他】

译为什么？如果子般去世的情况与子野相同，那么昭公作为嫡妻所生的儿子，穆叔虽然不愿意，最终还是让他即位，国家因此没有发生动乱，昭公的即位又被记载在史书中，这与闵公的情况不同，这是为什么呢？

译公子庆父前往齐国。

胡传：子般去世，是庆父弑杀的，按理应当记载为出奔。这里说“如齐”，表明庆父掌握兵权、肆意妄为，国人无法制约他。从前周成王临终时，命令大臣辅佐周康王。当时，掌管亲兵的是太公望的儿子伋。宰臣召公奭命令仲桓、南宫毛从伋那里调取两把干戈和一百名虎贲武士，去迎接继位的太子。伋虽然掌管军队，如果没有宰臣的命令，不敢擅自行动；召公虽然发布命令，如果不是两位诸侯奉命前往，伋也不会服从。由此可见，兵权分散管理，不偏私归属于一人。如今庄公年幼即位，专门将兵权授予庆父，时间久了，威势横行于朝廷内外，导致局势发展到这一步。所以在余丘之战，按礼法本不该记载，但圣人特意记载“庆父率领军队”，以标志他掌握兵权的开始；最终记载“公薨”、“子般卒”、“庆父如齐”，以显示他出入自由，没有人敢讨伐他，以此警示后世，其垂训警戒的意义明确而深远。

集说：陆淳说：“我听老师讲：‘齐国作为霸主却不能讨伐庆父，反而允许他前来，其恶意可想而知。’”刘敞说：“杜预说：‘庆父杀死子般，因恐惧而前往齐国，想寻求援助，当时没有国君，他借赴告之礼而行。’这是不对的。《左传》说：‘成季逃奔陈国，立闵公。’那么立闵公的，一定是庆父。庆父虽然杀了子般，但不敢立刻夺取国家，而是利用闵公年幼而拥立他。他前往齐国，是真正去报告立君之事，哪里是借故呢？如果庆父自知没有国君，借赴告而出，想寻求援助，《春秋》应当隐晦地揭示他的罪过，不应当顺从贼子的意愿而记载‘如齐’。又鲁国既无国君，庆父借事而出，显然不是奉公命。按照《左传》的体例考察，不是奉公命就不应记载，记载了就应去掉他的族氏，不能毫无贬斥。又说：‘《谷梁传》说：“这是奔逃，为什么说‘如’呢？忌讳没有比这更深的，深则隐晦，如果有所见，没有比这更深的。”’这也是不对的。闵公不记载即位，足以引起对子般被弑的注意罢了，不足以显示庆父的贼行。《春秋》记载诸侯大夫奔逃的很多，不一定都是弑君，记载‘庆父奔’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况且庆父亲自弑杀国君，这是鲁国所有人的仇敌，怎么能反而掩盖隐藏，不明了他的奔逃，使弑君的贼人不见于史书呢？又文公十八年十月‘子赤卒’，下面接着记载‘季孙行父如齐’，子赤卒不记日期，也有深意。如果按照庆父的例子推断，那么行父也是弑杀子赤的人吗？为什么说‘如齐’？”王葆说：“国内大夫奉君命前往他国都记载‘如’。庆父弑杀子般而出，《春秋》记载没有不同的言辞，既然已经记载‘子般卒’，就知道没有君命了。庆父专权日久，上下畏惧他，所以他出入自由，没有人敢质问。”张洽说：“庆父自从庄公即位，就已专掌兵权，而庄公昏庸耽于享乐，不防备国事，致使庆父肆意作恶，暗中为日后夺取国家做打算。看庄公与叔牙问答的言辞，如果不是季子及时诛杀他，那么子般就不能继位了。如今子般虽然被杀，但庆父尚未能夺取国家，不仅因为季子的党羽不顺从，也可见鲁国崇尚礼制，人心并未完全顺从。所以趁着立闵公的机会，向霸主报告，作为自我依托的计策。齐桓公以方伯自任，与鲁国相邻且亲近，难道不知道庆父是弑君的贼人吗？容纳他的使者，让他返回，给鲁国留下后患，这就已经显示出他没有讨伐贼人的诚意，而有夺取鲁国的私心。《春秋》记载‘庆父如齐’，揭示庄公不像君主，养成他的恶行，使他得以出入自由，而齐桓公失职于方伯连率之职。”吕大圭说：“先记载公子牙去世，接着记载公薨，记载子般卒，下面记载公子庆父如齐，不到两年又记载公薨，夫人姜氏孙于邾，公子庆父奔莒，那么庆父的罪过也就无法掩盖了。记载为‘孙’、‘奔’，是因为他的罪过已经显著，国内不容于国人，因恐惧罪责而出逃，这说明鲁国还有臣子。直接记载为‘如’，是因为他专权恣横，出入自由，没有人能制约，这说明鲁国没有讨伐贼人的人。那么这就含蓄而显明了。”李廉说：“经文中记载内臣前往齐国没有其他原因的共二十次，始于此处。”

【按：《左传》称十月己未，共仲派圉人荦在党氏杀害子般，成季逃奔陈国，立闵公。先说“成季奔”，后说“立闵公”，明确是庆父立闵公。《左传》称闵公是哀姜的妹妹叔姜的儿子，杜预说当时年仅八岁，大概庆父虽然弑君，但不敢立刻自立，先拥立他党羽中年幼的人，而慢慢图谋废立，所以以君命向齐国报告即位，借此结交齐国援助。经文于是据实记载为“如齐”。《谷梁传》说是实为奔逃而避讳，杜预说无君而借赴告而行，都不可凭据。刘敞驳斥他们，是对的。胡传认为庄公将兵权授予庆父，以致威势横行中外，出入自由，其说法也通。只是认为应当记载出奔，则是承袭错误，习以为常而不加考察罢了。张洽的《集注》于情事很符合】

狄国攻打邢国。

集说：杜预说：“邢国，姬姓，是周公的后代。”张洽说：“狄，指北狄。此前虽然未在经文中出现，但从攻打邢国到灭亡卫国，三年之间使两国遭受涂炭。”

译首先以征伐之事载入史册，以彰显其强盛

译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卷十

<经部，春秋类，钦定春秋传说汇纂>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卷十一

闵公

集说【杨氏士勋说：“《鲁世家》记载：闵公名开，是庄公的儿子。周惠王十六年即位。谥法规定：‘在国内遭遇灾难称为闵。’《世本》记载他叫启方，为了避汉景帝的讳，所以改为开。”】

【庚，周惠王十六年】元年【齐桓公二十五年、晋献公十六年、卫懿公八年、蔡穆公十四年、郑文公十二年、曹昭公班元年、陈宣公三十二年、〇周惠王十二年、宋桓公二十一年、秦成公三年、楚成王十一年】

春，周历正月

公羊传【闵公为什么不记载即位？因为继承被弑杀的君主，不记载即位。继承谁？继承子般。谁弑杀了子般？是庆父。杀了公子牙，现在将要这样（指庆父继续作乱），季子就不能免于祸患。庆父弑君，为什么不诛杀他？因为季子将要不能免于祸患，这是为了遏制恶行。等到后来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借由案件有所归责。案件归责给谁？归责给仆人邓扈乐。为什么归责给仆人邓扈乐？庄公在世时，邓扈乐曾在宫中淫乱，子般抓住他并鞭打他。庄公死后，庆父对邓扈乐说：‘子般侮辱你，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何不弑杀他呢？’让邓扈乐弑杀子般，然后诛杀邓扈乐，将罪责归咎于他】

谷梁传【继承被弑杀的君主不记载即位，这是正确的。亲近他，他不是父亲；尊崇他，他不是君主；继承他如同对待君父一样，是因为承受了国家罢了】集说【啖氏助说：“凡是先君遭遇弑杀，嗣子就废除即位之礼。谷梁说：‘继承被弑杀的君主不记载即位，这是正确的。’这个说法是对的。凡是继承被弑杀的君主而举行即位礼，是不对的。左氏说：‘不记载即位，是因为动乱的缘故。’国家有危难，难道妨碍行礼吗？所以知道这是妄说。”刘氏敞说：“公羊说：‘诛杀邓扈乐并将罪责归咎于他，季子到了也不改变。’又说：‘等到后来已经来不及了，不探明实情就诛杀，这是亲爱亲人的道理。’这是不对的。庆父弑杀子般，想要夺取

【国家，当时季子力量不能诛杀他，所以逃往他国罢了。假设季子力量能够诛杀他，那么庆父就被诛杀了，哪里还说探明实情呢？孙氏觉说：“君主即位，是国家的大事。即使在危乱之中，不过是礼仪不完备罢了，不应该因为动乱就废除礼仪。”公羊、谷梁的说法都是对的。朱子《语类》说：“闵公即位，当时必定另有即位的礼仪，不记载即位，是因为这些礼仪不完备的缘故。”张氏洽说：“闵公因为庆父拥立，起初不知道子般不能善终的缘故。齐桓公如果能仗义向天子请求，诛杀哀姜、庆父，为他确立君主，那么君臣父子的伦理就确定了，大义也就彰明了。却放纵庆父回国，导致闵公被弑逆者拥立，所以不记载即位，这也是为了连累齐桓公】

【按《公羊》、《谷梁》认为继承被弑杀的君主不记载即位，啖氏助解释它，认为废除即位之礼是对的。朱子认为君主不行即位之礼，所以不记载即位，他的意思与《公羊》、《谷梁》互相阐明。庄公元年已经详细辨析了，僖公不记载即位也是同样的道理】

齐国人救援邢国

左传【狄人攻打邢国，管敬仲对齐侯说：“《诗经》说：‘难道不想回家吗？是畏惧这军书。’军书，说的是共同厌恶敌人、互相救助的意思。请救援邢国以遵从军书的规定】

谷梁传【称赞救援邢国】

胡传【凡是记载‘救’的，没有不是善行的。救援但不迅速救援的，就记载驻扎的地方以谴责他的迟缓，叔孙豹救援晋国，驻扎在雍榆就是这种情况；救援而不敢救援的，就记载到达的地方以谴责他的怯懦，齐侯攻打我国北部边境，包围成地，闵公救援成地到达遇地就是这种情况。战争，是《春秋》所非常看重的。卫灵公问军事阵法，孔子回答说：“祭祀礼仪的事情，我曾经听说过；军事的事情，我没有学过。”唯独到了救援的军队，书法却像这样，圣人的情意就显现了。这里称‘人’，是将领地位低、军队少】

集说【孙氏复说：“桓公未能率领诸侯前往，所以还称‘人’。”王氏葆说：“解说的人认为邢国被攻打超过一年，齐国才去救援，谴责他迟缓。按经文庄公三十二年冬记载‘狄人攻打邢国’，这一年正月记载‘救援邢国’，那么桓公的救援并不算迟缓。救援邢国之初，齐国独自出兵，后来狄人又入侵卫国，气势更加嚣张，齐国恐怕他们乘胜灭掉邢国，于是率领诸侯的军队共同救援，邢国几乎灭亡又得以保存，这是小白的功劳。”张氏洽说：“桓公听从管仲的请求而兴起救援邢国的军队，所以在这里记载‘齐人救邢’以肯定他。《论语》把功劳归于管仲，大概管仲发起了这个开端。”汪氏克宽说：“《周礼》大司马大规模集结军队以执行禁令，救援无辜，讨伐有罪，所以列国有互相救援的道义，方伯有救援祸患的权力。孟子说：‘现在有同室的人争斗，去救援他，即使披头散发、帽带系着就去救援，也是可以的。’同列诸侯有战事，这与同室的人争斗没有不同，怎么能不奋起行动，整顿军队奔赴危难呢？”余氏光说：“齐人救援邢国，解说的人还以记载‘人’来讥讽桓公在救援祸患上不够尽力，这是探求过深反而失之了。桓公估量狄势力的强弱，不亲自前往救援，派遣人去救援，《春秋》据实记载，又有什么可疑的呢】

夏，六月，辛酉日，安葬我们的君主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