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春秋传说彚纂卷十一

译《左传》记载：夏季六月，安葬庄公。因为发生了动乱，所以葬礼迟缓。

译谷梁传：庄公下葬之后才确立谥号，因为谥号是用来成就德行的，应当在丧事结束后才加上。

集说：汪克宽说：“鲁国国君的葬礼，都没有超过五个月的期限。只有桓公被齐国杀害，九个月后才下葬；昭公客死在外，八个月后才下葬。庄公去世到这时，过了十一个月才得以安葬，大概是因为国家动乱、太子被杀、继位的国君年幼体弱，处于危险之中无法安葬。有人说子般不是被杀死的，这是错误的。”

秋季八月，鲁僖公与齐桓公在落姑结盟。【落，《公羊传》、《谷梁传》写作洛。落姑，杜预注：齐国地名，在今山东兖州府东平州平阴县境内。】

左传：请求让季友复职，齐桓公答应了他，派人从陈国召他回来，鲁僖公驻扎在郎地等待他。

谷梁传：这是在落姑结盟以接纳季子回国。

集说：陈傅良说：闵公在落姑与齐桓公结盟，请求让季友复职，不知道是谁提出的。如果是庆父提出的，那么闵公就不会被杀。鉴于闵公被杀，这就不是庆父的本意，而是鲁国国人提出的。吴氏说：子般死后，庆父、哀姜专权，所以季友出逃以躲避灾祸。此时庆父掌握外部权力，哀姜主持内部事务，他们只怕季友回来。闵公才九岁，谁能辅佐他出访霸主，为国家谋划呢？一定是鲁国的世袭大臣，有不掌权但忠于国家、能像卫国石碏那样深谋远虑的人，向霸主报告，请求让季友复职。所以桓公以霸主的命令召见闵公，在齐地与他结盟，使让季友复职的意思看起来出自齐国而非鲁国，因此用盟誓来约束信用，让鲁国接纳季友。结盟之后，桓公派人从陈国召季友，而闵公驻扎在郎地等待他，好像不敢违背霸主的盟约，从而使季友得以回到鲁国。季友凭借霸主的威势，庆父就不敢除掉他了。《春秋》记载此事，是为了彰显鲁国大臣的谋略。程端学说：从事态发展来看，这次结盟大多是季子依靠齐国作为返回鲁国的计策，所以结盟后季子就回来了。卓尔康说：赵子曾经说落姑之盟，虽然说请求让季友复职像是出自公意，但那时闵公才八岁，哀姜、庆父专权，难道是想让季友回来吗？所以陈氏认为是国人提出的，临川吴氏因此说是鲁国的世臣像卫国的石碏那样，向霸主报告，请求让季友复职，很符合当时的情势。但哀姜、庆父的事与州吁、石厚不同，季友既然已经出逃，难道有像石碏那样能安于国内的人吗？根据经传推测，当时陈国正受齐国厚待，且与鲁国交好，季友又曾两次出使陈国，他出逃到陈国大概是有依托的。那么落姑之盟，也是季友借助陈国人向齐桓公请求罢了。

【按：落姑之盟，《谷梁传》只说：“结盟以接纳季子。”而《左传》认为是请求让季子复职。是谁请求的呢？当时庆父当权，闵公年幼，庆父既不想请求，闵公也不能请求，所以陈傅良说是国人提出的，吴氏说是国家的世臣提出的，卓尔康认为是陈国正受齐国厚待，季友借助陈国人向齐桓公请求，在情理上也是相合的，所以一并保留这些说法。】

季子回国。

左传：季子回国，这是对他表示嘉奖。

公羊传：为什么称他为季子？是因为他贤德。为什么说“来归”？是因为对他感到喜悦。

谷梁传：称他为季子，是尊崇他；说“来归”，是喜悦他。

胡传：按《左传》在落姑结盟，是请求让季友复职。称他为季子，是认为他贤德；说“来归”，是喜悦他。从外面回来称为“归”，这说明他曾经出逃了，为什么不记载呢？庄公去世，子般被杀，庆父掌握兵权，势力倾覆公室，季子无力支撑，避难而出逃，这是耻辱。鲁国正处于危险之中，内部的贼人未被讨伐，国人希望得到季子以安定国家，而国君在落姑结盟向齐国请求，这说明他贤德。《春秋》想要掩盖他的耻辱，所以不记载他出逃；想要表彰他的贤德，所以特别称他为季子。圣人的用心由此可见。隐藏恶行而发扬善行，是舜的做法；乐于宣扬别人的善行，厌恶称说别人的恶行，是孔子的做法；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是《春秋》的原则。明白这一点，就可以涵养包容污垢的德行，乐于与人合作行善了。不称他为公子，表明季友自认为凭借贤德得到国人的支持，而不是依靠宗亲的关系。尧敦睦九族而急于亲近贤人，斥退愚顽好讼之人；周朝厚待宗室而任用周公旦、召公奭，废黜蔡叔、管叔，道理都在这里，而亲疏有别、尊贤显着的意义就清楚了。这种意义实行，那么内部就没有贵戚任事的私心，外部也没有抛弃亲人任用外人的过失，而国家不能治理的情况是没有的。这是《春秋》留给后世的意义。

集说：杜预说：“季子，是公子友的字。季子忠于国家，被国人思念，所以认为他贤德而称他的字。”范甯说：“大夫出使，回来不记载。被俘获后释放，不说‘归’。国内的人不说‘来’。现在说‘来’，表明他本来打算就此离去，像别国的人一样。说‘归’，表明他确实是鲁国人。喜悦他，是因为季子是贤大夫，因动乱而出逃，国人思念他，害怕他就此离去不再回来，现在得到他回来，所以都喜悦地说：‘季子来归。’”陆淳说：“赵氏说：不说‘至’，不同于被俘获。啖氏说：不说‘归自陈’，因为是齐国的命令。”又说：“淳听老师说：季友出逃不记载，为什么呢？回答说：庆父之乱，季子无力纠正，违背常理而离开，这是权宜之计。国君即位后召他回来，这是合乎道义的。所以圣人赞许他回来，不讥讽他离开，以表明变化而得中道，进退不违背道义。”程子曰：“庄

译鲁庄公去世后，太子般被杀害，国内局势正危急，而庆父尚未被讨伐，公子友贤能却流亡在外，国人希望借以安定国家，因此鲁国举行落姑之盟来请求他回国。他归来时，《春秋》记载为“季子”而不直呼其名，是用不同的笔法来褒奖他。”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春秋》记载‘季子来归’，恐怕是沿用旧史的记载。只是因为鲁国动乱已极，后来季友拥立了僖公，再次整顿使国家得以复兴，有如此大功，所以选取此事与选取管仲的意义相同。”又说：“季子回国，如同高子来盟、齐仲孙来等情形，当鲁国内乱时，得到季子回国，国人自然都有欣慰期望之情，所以鲁国史官欢喜地记载此事，孔子直接采用史官的措辞，但实际上，一旦记载季子回国，季氏掌握政权、权力从公室旁落的开端，都由此开始了。”陈傅良说：“这是公子友，为什么称他为季子？因为他贤能，所以不称其名；不称其名，就是用美好的称呼来称他。为什么认为季子贤能？如果没有季子”

译如果庆父的篡位成功，那么鲁庄公的继承就会断绝；庆父的篡位不成功，鲁庄公的继承就不会断绝，这是因为季子在的缘故。所以季子出奔陈国不记载，到邾国也不记载，是为了保全季子。张洽说：“国家动荡不安，如果有既亲近又贤能的人，谁不依赖他呢？季友在邪恶刚萌芽时就加以遏制，子般之乱时，他无力讨伐，于是离开，这不是他的罪过。所以鲁国人思念他，齐桓公听从闵公的请求，派人从陈国召他回来，季子这才归来。《春秋》遵循诸侯兄弟的体例，特意称字并记载他归来，是为了彰显季子足以决定国家的轻重，并叙述鲁国人对他归来的喜悦之情。”家铉翁说：“闵公初年，齐国和鲁国的三位大夫都称字而不称名，即季子、仲孙、高子，这是诸侯大夫称字的显著例子。”王元杰说：“季子的忠诚，关系到鲁国的安危。《易经》蹇卦九三的象辞说：‘前往艰难，回来返回，内部为此欢喜。’程颐说：‘九三以刚健居于正位，处在艰难中而得到下位者的民心，可以求得安定，所以把回来当作返回，就像《春秋》所说的归来的言辞一样。’《春秋》为贤者避讳，不记载出奔，是为了表彰他的贤德；归来时称字，圣人的情义就显现了。”汪克宽说：“朱熹认为成风听说季友的预言，于是侍奉他，这是极大的恶行，《春秋》不贬斥反而褒扬。记载季子，或许是圣人沿用了史官原有的文字。我私下怀疑《左传》所载的占卜之辞大多不可信，如果说季子不是赞美之辞，然而二百四十二年间列国的大夫，只有季子、高子称‘子’，圣人必定有深意。”陈际泰说：“归来，是喜悦的言辞，也是缓和的言辞。”

冬天，齐国的仲孙来。

《左传》记载：冬天，齐国的仲孙湫来探视鲁国的祸难。仲孙回去后说：“不除掉庆父，鲁国的祸难就不会停止。”鲁闵公说：“怎样除掉他呢？”仲孙回答说：“祸难不停止，他将会自取灭亡，您姑且等待他。”鲁闵公说：“鲁国可以夺取吗？”仲孙回答说：“不可以。鲁国还奉行周礼。周礼，是国家的根本。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根本必定先倾覆，然后枝叶随之。鲁国不抛弃周礼，还不可以图谋。您应当致力于平定鲁国的祸难并亲近它。亲近有礼的国家，凭借稳固的国家，离间防备有二心的国家，颠覆昏乱的国家，这是成就霸业的手段。”

胡安国的《春秋传》说：仲孙，是齐国的大夫。不称“使”而说“来”，是省略了君臣的常规辞令，以显示齐桓公派遣臣子不合礼，仲孙侍奉君主不忠诚。查考《左传》，齐桓公担忧鲁国，派仲孙来探视祸难，为什么说派遣臣子不合礼呢？邻国有弑君篡逆之事，就应当声讨罪过、戒备森严，履行方伯的职责，以奉行天道的讨伐，却反而派遣谋略之士窥探虚实，有乘乱夺取国家之心，那么派遣臣子就不合礼了。仲孙回去说：“不除掉庆父，鲁国的祸难就不会停止。您应当致力于平定鲁国的祸难并亲近它。”为什么说侍奉君主不忠诚呢？陈恒弑杀简公，孔子沐浴上朝，告诉哀公请求讨伐，难道会说齐人正强大，姑且稍等吗？不劝谏君主急于讨伐贼人，而是等待贼人自毙，那么侍奉君主就不忠诚了。如果让庆父恶行滋长，闵公再次被弑，那就是齐桓公和仲孙当初谋划不善所导致的。直接记载“齐仲孙来”，是互相讥讽。

集说：啖助说：“《公羊传》、《谷梁传》说是公子庆父，疏远他，所以称齐仲孙。查考齐国的仲孙，说是鲁国的公子，错误太严重了。”陆淳说：“赵氏说：‘没有正式的命令，所以不说“使”；没有专断之权，所以只说“来”。’”刘敞说：“仲孙是谁？是齐国的大夫。这里没有具体事由，为什么说“来”？是齐桓公派他来的。齐桓公派他来的，为什么不称“使”？是讥讽。讥讽什么？齐桓公知道鲁国令人担忧，却不知道派仲孙是不对的。如果真的担忧，何必询问呢？仲孙知道鲁国可以亲近，却不知道保留庆父是不对的。如果真的亲近，何必等待呢？互相讥讽。”又说：“《公羊传》说是公子庆父，不对。孙是以祖父的字为氏，这却是庆父本人，不可以称仲孙。而且经文确实归属于齐国，怎么能说是鲁国的仲孙呢？这是最不合情理的。”胡宁说：“不称齐桓公派仲孙，又记载说“来”，是讥讽。询问鲁国是否可以夺取，是齐桓公的心意；等待其自毙，是仲孙的防备。所以两人都被讥讽。因为他们还说致力于平定鲁国的祸难并亲近它，所以称字。《春秋》举用法度有轻重，如果又不称字，那么当时假设有劝齐桓公趁乱夺取鲁国的人，就没有办法贬斥他们了。”陈傅良说：“记载“来”，是讥讽。仲孙的来，是窥探鲁国。庄公去世，子般被弑，闵公年幼，落姑之盟，曾向齐国请求，仅仅能召回季子而已，而庆父、夫人的意图还不可知。桓公不能纠正这种状况，派人窥探鲁国，说：‘可以夺取吗？’桓公称霸诸侯，将趁人之危以谋利，记载“来”而不记载具体事由，是为了批评桓公。”张洽说：“仲孙固然有罪，但他所说的鲁国奉行周礼，于此可见周公的恩泽深入人心，足以在政治混乱、风俗败坏之日维持国家。仲孙的智慧善于窥探国家，却不能辅佐君主迅速施行方伯的道义，《春秋》所以虽然贬斥仲孙却不称其名，认为他尚且不同于那些倾险乘衅、可诛之人。”吕大圭说：“仲孙虽然不称名，直接说“来”，罪过就显现了。”李廉说：“《春秋》直接记载“来”的，有祭伯、祭公、州实、仲

译只有孙氏、介葛卢和白狄罢了。唯独齐国的仲孙前来，史书的笔法似乎与祭公前来相同，大概是因为上面不记载派遣使者，下面不记载所办之事，这都是为了互相讥刺。然而祭公尚且因为顺从私意办事而受到讥刺，仲孙则是因未能明白奉命出使的道理，所以被贬斥，等同于私自出行的条例罢了。」又说：「关于仲孙这件事，《左传》得到了事实真相，刘氏领悟了其义理，张氏又兼得了两家的宗旨，再也没有遗留的深意了。」

译附录《左传》：晋侯设立上、下两军，晋献公统率上军，太子申生统率下军。赵夙驾车，毕万担任车右，以此灭掉耿国、霍国、魏国。回师后，为太子在曲沃筑城，赐给赵夙耿地，赐给毕万魏地，让他们担任大夫。士蔿说：“太子不能继位了！分给他都城，地位达到卿级，已经为他达到了极点，又怎能继位？不如逃往别处，不要让罪责降临。成为像吴太伯那样的人，不也很好吗？还能留下美名，与其等到灾祸临头！况且谚语说：‘内心如果没有瑕疵，何必忧虑没有家室？’上天如果要保佑太子，难道会没有晋国吗！”卜偃说：“毕万的后代必定显赫。‘万’是盈满的数目；‘魏’是盛大的名字。用这样的名字开始赏赐，这是上天开启他的征兆。天子称为兆民，诸侯称为万民。现在名字盛大，以顺应盈满的数目，他必定拥有众多民众。”当初，毕万在晋国占卜仕途，得到屯卦变为比卦。辛廖占卜说：“吉利。屯卦坚固，比卦亲附，还有比这更吉利的吗？他必定繁衍昌盛。震卦代表土，车跟随马，脚居其中，兄长爱护他，母亲庇护他，众人归附他。六礼不变，聚合而能坚固，安定而能决断，这是公侯的卦象。公侯的子孙，必定恢复其初始的荣耀。”

【耿，杜预注：平阳皮氏县东南有耿乡。如今山西平阳府河津县东南有古耿城，又名耿乡城。霍，杜预注：永安县东北有霍大山。如今山西平阳府霍州西十六里有霍城，即古霍国所在地。】

【辛惠王十酉七年】二年【齐桓公二十六年，晋献公十七年，卫懿公九年，蔡穆公十五年，郑文公十三年，曹昭公二年，陈宣公三十三年，〇惠公十三年，宋桓公二十二年，秦成公四年，楚成王十二年】

春季周王正月，齐国人迁移阳国【阳，杜预注：国名，如今山东青州府沂水县南有阳都城，即阳国所在地】。集说【何休说：不为桓公避讳，是因为他的功绩不足以掩盖灭人的罪恶。杜预说：阳是国名，大概是齐国人逼迫他们迁徙。啖助说：把他们的国家迁移到齐国境内作为附庸，大概桓公的强力施加于可以夺取的对象就是这样，并没有兴灭继绝的仁心。家铉翁说：齐桓公迁移邢国，是合乎道义的，因为邢国有狄人的灾难，辅助并迁移他们，另外选择好的地方作为国都，这是霸主所能做的。迁移阳国的事不见于传文，从书法来看，也像宋人迁移宿国一类，大概是迁移小国作为附庸，这是兼并的另一种说法，是《春秋》所厌恶的，记载下来以贬斥他。说‘降’说‘迁’，是强迫他们做不愿意做的事。程端学说：阳国，是天子的封国。桓公以尊王为名，却迁移天子所封的国家，那么他所谓的尊王，只是假借罢了。汪克宽说：齐人迁移阳国，是以武力逼迫而迁移的。不记载地点，是因为从此不再出现了。邢国迁移到夷仪，不是齐国迁移他们，而是邢人自己愿意迁移。灭谭灭遂，是桓公初年的事。降鄣迁阳，并没有断绝他们的祭祀。保存邢国、保存卫国、保存〇国，则是兴灭继绝的意思。霸主的功过不相掩盖，说的就是这个。卓尔康说：唐孔颖达认为这与宋人迁宿的文辞相同，然而宿国介于宋鲁之间，鲁侯侵犯宋国，宋国怀疑宿国依附鲁国，所以迁移它。现在齐国趁鲁国混乱，无暇顾及边境之事，迁移他人作为附庸以自我扩张，不同于宋国自行迁移附庸的情况。】附录《左传》【春季，虢公在渭水弯曲处打败犬戎。舟之侨说：“没有德行却享有禄位，是灾祸。灾祸将要降临了。”于是逃往晋国。】

夏季五月乙酉日，在庄公庙举行吉禘祭。

《左传》【夏季在庄公庙举行吉禘祭，太快了。】

《公羊传》【为什么说“吉”？说“吉”，是指此时还不可以举行吉祭。为什么不可以举行吉祭？因为还没有满三年。已经三年了，为什么还说未满三年？三年的丧期，实际是二十五个月。为什么说“于庄公”？因为此时还不可以称呼宫庙。为什么不可以称呼宫庙？因为还在三年丧期之中。吉禘于庄公，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讥讽开始不守三年之丧。】

《谷梁传》【吉禘，其实是不吉的。丧事没有结束就举行吉祭，所以非议它。】

胡安国传【程颐说：“天子称禘，诸侯称祫，它们的礼仪都是合祭。禘，是祭祀自己所出的帝，作为东向的尊位，其余的都合食于前，这叫禘。诸侯没有所出的帝，就止于太祖之庙，合群庙之主以食，这叫祫。天子禘，诸侯祫，大夫享，庶人荐，这是上下的等级差别。鲁国是诸侯，为什么有禘祭？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功勋于天下，赐给鲁公天子的礼乐，让他在大庙使用，以上祀周公，鲁国因此有禘祭，《春秋》中所以言禘不言祫。然而这可以吗？孔子说：‘鲁国的郊禘，不合礼制，周公的衰微了。’禘言吉，是因为丧期未满三年，举行得太早了。于庄公，是因为正在寝宫祭祀，不是在宫庙。一举而三失礼，是《春秋》所谨慎记载的。四时之祭有禘的名目，大概是礼文交错造成的失误。】

集说【何休说：当时庄公去世到现在正好二十二月，之所以必须是二十五个月，是取期再期，恩情加倍逐渐达到三年。《礼记·士虞记》说：一周年小祥，称为荐，这是常事；又一周年大祥，称为荐，这是祥事；中月而禫，这个月吉祭，还未能配享。这个月是第二十七个月。据禘于大庙，不言周公；祫僖公，不言僖宫。当时闵公因为庄公在三年丧期之中，不可入大庙，禘之于

译新宫因此不称为宫庙，明确说明之前的说法都是错误的。社氏预说：“三年丧期结束后，将新死者的神主迁入宗庙，宗庙中年代久远的神主应当迁入祧庙。因此举行大祭。庄公的丧期尚未结束，却举行吉祭，又不在大庙举行，所以详细记载以示讥讽。”刘氏敞说：“禘祭不合礼制，在丧期举行吉禘也不合礼制，在庄公身上行此礼更是不合礼制。”高氏闶说：“起初鲁国为庄公办丧事，下葬后丧服不入库门，士大夫在卒哭祭后麻衣不穿入内，那么当时君臣虽然丧期未满，大概都穿吉服了，难道只有禘祭是这样吗？”叶氏梦得说：“为什么说这是吉禘？丧期三年不举行祭祀，只有天地社稷可以越绋行事。庄公的丧期已二十二月，不应举行吉祭却举行了。禘祭在太祖的宗庙举行，以其祖先配享。国君去世，附祭并制作神主，在寝宫单独祭祀，三年后升入宗庙。庄公的神主尚未升入宗庙，就在寝宫以庄公配享，这不是应该配享的对象却配享了。”朱子《论语集注》说：“赵伯循说：‘禘是王者的大祭。王者既立始祖的宗庙，又推尊始祖所由出的帝，在始祖的宗庙祭祀他，而以始祖配享。成王因为周公有大功，赐给鲁国重祭，所以鲁国得以在周公的宗庙行禘祭，以文王为所由出的帝，而周公配享。但这不合礼制。’又说：‘禘是祭祀中非常盛大、非常久远的，如果时祭及祫祭只到太祖，禘又祭祀祖先所由出的帝，如祭祀后稷，又推尊稷上一代祭祀他，周人禘喾就是这样。’又说：‘程先生说禘是禘其始祖所由出的帝，并群庙的神主都祭祀；祫则只从始祖以下合群庙的神主都祭祀。所谓禘的说法恐怕不对。’”张氏洽说：“鲁国行禘祭不合礼制，虽然是先王所赐，但只可用于周公的宗庙，赵氏、程氏论述得很详细了。如今丧期未满三年，神主未迁附，嗣君年幼弱小，却用吉礼盛乐用于神主，忘却哀痛，僭越上级，违背常理，人心颠倒，哪里还有秉持礼制的道理？这大概出于哀姜。”庆父乐于哀姜，图谋篡位而为之，又不是往日僭越礼制所能相比的了。杨氏复说：“闵公丧期未满，窃取禘祭的盛礼以行吉祭，又不于周公的宗庙行禘，禘礼开始紊乱。僖公八年，用禘礼合先祖，叙昭穆，用致夫人于庙，而禘礼开始与祫祭混淆而无别。春秋常事不书，特书闵公、僖公两禘者，记录失礼的开始。鲁国有禘祭，在周公的宗庙举行已不合礼制，何况僭用于庄公，又在大庙行禘以致妾母，可以称为礼吗？”吴氏〇说：“庄公去世，丧期未满二十七月就急忙举行吉祭，僭用禘礼的盛乐，不是别有所追享而降庄公为配食。”李氏廉说：“春秋书禘两次，此年及僖八年禘于大庙，都是失礼之中又失礼而书。吉禘之说，三传都知道丧禘之失礼，而不知道鲁本不当禘；程氏、胡氏能阐明鲁禘之非礼，而不知道禘本无合食。惟赵子深得之，而朱子取以释《论语》，不可不备载。其说曰：《礼大传》及《丧服小记》云：‘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则诸侯不得行禘礼明矣。盖帝王立始祖之庙，百世不迁，犹谓未尽其追远尊先之意，故又推尊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于始祖之庙，就以始祖为配。此祭不兼群庙之主，为不敢防狎故也。其年数或每年或数年，未可知也。《祭法》曰：‘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宋武王。’稷为始祖，喾为始祖所自出之帝，故郊则以稷配天，而禘则以稷配喾，无可疑也。至于禘时，则本以夏之孟月为之，故《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至孟献子乃以夏之仲月为之，故《杂记》曰：‘七月而禘，献子为之也。’此辨甚明。又案赵子曰：‘此禘于庄公，盖用禘祭礼物耳，不追配文王也。’”汪氏克宽说：“公羊文二祫祭，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曾子问》：‘祫祭于祖，则祝迎四庙之主。’《王制》注：‘天子诸侯之丧毕，合先君之主于祖庙而祭之，谓之祫。’后因以为常。今案公羊言大祫，”之礼，曾子问乃时祫之礼。王氏锡爵说：“禘礼当行于大庙，今禘于庄公，此失礼中之失礼。若夫以诸侯而用天子礼乐，鲁国行之已久，不足讥矣。”贺氏仲轼说：“禘是吉礼，故言吉禘。禘他日不言吉，而此言吉者，对丧言之也。”

译秋季八月辛丑日，鲁庄公去世。

《左传》记载：起初，庄公的师傅庆父夺取了卜齮的田地，庄公没有禁止。秋季八月辛丑日，庆父指使卜齮在武闱杀害了庄公。

《公羊传》说：庄公去世为何不记载地点？是为了隐讳。为何要隐讳？因为是被弑杀。是谁弑杀了他？是庆父。

《谷梁传》说：不记载地点，是为了隐讳原因。

胡安国的《春秋胡氏传》说：根据《左传》记载，庆父指使卜齮在武闱杀害庄公，鲁国史官的旧文必定如实记载，而说“公薨”且不记载地点的，是孔子亲笔修改的。观察孔子删定《诗经》，对于其他诸侯国的变风都予以收录，而对于鲁国则只编入史克的颂诗。有人问：“我们乡里有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儿子便去告发”，孔子回答说：“我们乡里的正直不同于此，父亲为儿子隐讳，儿子为父亲隐讳，正直就在其中了。”后世据此制定了五服亲属间互相隐讳的律条，以维系骨肉亲情，《春秋》有隐讳之义，大概就是这样。《礼记》称鲁国的君臣未曾互相弑杀，大概是习惯了经文而不知圣人写“薨”而不记地点的宗旨，所以这样说。然而既然隐讳而不说弑杀，如何能取信于后世呢？回答说：“写‘薨’以显示臣子的情分，不记地点以保留被弑的事实，为何不能取信于后世呢？凡是君主去世必定记载地点，唯独被弑杀则隐去地点，其情分深厚，其事理也明白，这不是圣人所能修撰的吗？后世记事的史官，想要隐讳国家丑恶就必定失去事实真相，直书无隐又非臣子对君父所应做的，而《春秋》的法度就失传了。”

集说：孙复说：“不写庆父弑君，是因为对内隐讳弑君，所以弑君的贼人都不记载。不记地点，义理与隐公相同。”刘敞说：“庄公去世为何不记地点？因为是被弑杀。为何不记载葬礼？因为贼人未被讨伐。贼人未讨伐就举行葬礼，是轻慢，不是臣子该做的事。”又说：“杜预说：‘实际是弑杀却写薨，又不记地点，都是史官隐讳。’这是不对的。古代史官不隐讳国家丑恶，有不记载的，罪当处死，因为以直笔为职责。女史掌管彤管之法，记录宫中之事，有不记载的，罪也当处死，说明史官的职责是一致的。董狐记载赵盾弑君并在朝堂展示，孔子称他为良史，这是史官不隐讳国家丑恶。《左传》认为崔杼杀害齐太史是暴虐，这是史官不当隐讳国家丑恶。齐、晋都是大国，史官都是良士，被圣贤称道，以不隐讳国家丑恶为是，可知鲁国史官也不隐讳国家丑恶。鲁国史官不隐讳国家丑恶，那么隐讳是由孔子新意，而非史官旧文。”又说：“二年庄公去世，《公羊传》云云，说法与元年相同。”又说：“《谷梁传》说：‘不记载葬礼，是因为不因为讨伐母亲而安葬儿子。’这是不对的。所谓‘君主被弑，贼人未讨伐，不记载葬礼’，是说等到安葬时，贼人还未讨伐，就不记载葬礼。安葬之后才讨伐贼人，贼人虽已讨伐，葬礼也不追记，闵公就是这样。讨伐贼人虽迟，但安葬在讨伐贼人之后，则葬礼可以记载，陈灵公就是这样。不因为讨伐母亲而安葬儿子，何足以作为义理呢？”陈傅良说：“鲁国的《春秋》，原本记载：‘公子庆父在武闱弑公。’圣人修改为：‘公薨。’这是隐讳。遭遇弑杀，是君父的大哀，怎忍心直言？所以写薨而不记地点，且不记载葬礼。薨，是十二位国君相同的；不记地点、不记葬礼，是隐公、闵公独有的。那么虽然隐讳，但乱臣贼子的罪状已经具备了。”张洽说：“凡人隐讳其祖父的罪恶，尚且不忍心直言，圣人记载父母之国的丑恶，岂可与其他国家相同而不隐讳吗？然而隐讳国家丑恶，是臣子的礼法；保存事实真相，是取信后世的方法。圣人的经典，两存礼法，以垂训万世，所以不只是隐讳而已，而不写地点以改变常规，又通过比附事件、连缀辞句以显示事实，将使后人因惯例产生疑问，考究始末，以知道庄公不能正身齐家，导致后嗣两次被弑，国家几乎灭亡，虽然想要隐讳，而事实不可掩盖。”郑玉说：“弑君的贼人讨伐了就记载葬礼，庆父虽然自缢，不是因为贼人被讨伐，如同未讨伐一样。”汪克宽说：“有人说，不记地点固然显示被弑，终究无法彰显乱贼的罪责，君主去世必定记载地点，使后世习惯阅读而询问传注，考察隐公、闵公不记地点的原因，那么乱贼的罪责就无处逃匿了。况且羽父在隐公去世之前不再称氏，夫人孙氏、庆父奔逃，都记载在闵公去世之后，斧钺之诛显然在笔削之间了。又说：‘庆父已死，为何不记载葬礼？’现在考察庆父谥号为共，而公孙敖为卿，那么庆父的诛杀不是因为贼人被讨伐，所以不记载葬礼，如同宋闵公的例子罢了。”

九月，夫人姜氏逃到邾国【孙音逊】

《谷梁传》说：孙的意思就是逊，是隐讳奔逃。

胡安国的《春秋胡氏传》说：夫人称孙，是听闻缘故，不除去姓氏，是贬低文姜。庄公忘却亲恩、释去怨恨，没有志向报仇，《春秋》深加贬绝，一次记载、再次记载、又再次记载、屡次记载而不隐讳，是因为认为三纲是人道所赖以建立的。忘却父子之亲，断绝君臣之义，国人习以为常而不察觉，将以此为常事，那么也就不知道有君的尊贵、有父的亲情了。庄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顺从而不谏诤，百姓安之而无愤恨之心，那么人欲必定放肆，天理必定灭绝。所以叔牙的弑君器械在前已成，庆父的无君之心在后发动，围人荦、卜齮的刀刃交错于党氏、武闱之间，哀姜以国君

译母亲参与其中的缘故，所以不避忌。在这个时候，鲁国的国君两次被杀害，几乎到了亡国的地步，这种应验难道不是惨痛吗？《春秋》把复仇看得很重，而笔法却像这样，这就是所说的在祸乱未发生之前加以治理，在危险未出现之前加以保全，这是不可不仔细考察的。

译集说【何休说：“哀姜为了两个淫乱的叔父，杀害了两个嗣子，出逃奔亡。她不像文姜那样，在出奔时就被贬斥，这是为了向国内的臣子阐明大义，不能因为儿子而断绝母亲的名分。”孔颖达说：“贾逵、服虔的说法，都认为文姜杀夫的罪责重，所以去掉‘姜’氏；哀姜杀子的罪责轻，所以不去掉‘姜’氏。”陈傅良说：“文姜逃到齐国，断绝关系不再称‘姜氏’。这里称‘姜氏’是为什么呢？文姜没有妻子的道义，哀姜没有母亲的道义。所以文姜一出现就被贬斥断绝，哀姜是出现了两次之后才被贬斥断绝。”吴澄说：“哀姜不逃往齐国而逃往邾国，大概是因为她有淫乱的行为和弑君的阴谋，身负两项罪恶，内心自愧且畏惧齐桓公，所以不敢回到齐国。”汪克宽说：“庄公娶哀姜时，送聘礼、观看社祭、迎接新娘，多次前往以表示勤勉；用丹漆涂柱、雕刻屋椽、使用财币，以显示奢侈。而哀姜不与庄公一同到达，强悍骄横的态势，在安置住所时就已经显现了。大概哀姜早已听闻文姜淫乱祸害的行为，而庄公不能防范，那么对庄公还有什么敬畏呢？因此与庆父私通而没有羞耻之心，参与弑杀闵公而没有怜悯之心，这实在是庄公不知道防微杜渐、谨慎开端所导致的。然而哀姜逃到邾国不去掉‘姜’氏，是因为文姜逃回宗国，不削去姓氏不足以显示她的罪过；哀姜逃到邾国，虽然不去掉姓氏，但断绝关系的意思已经明显了】

公子庆父出逃到莒国

左传【季友带着僖公到邾国，庆父逃到莒国，季友才进入鲁国，立僖公为君。用财礼向莒国请求引渡庆父，莒国人把他送回来。到了密地，让公子鱼去请求庆父自杀，庆父不答应，公子鱼哭着前往。庆父说：“这是奚斯的声音啊。”于是自缢而死。闵公是哀姜的妹妹叔姜的儿子，所以齐国人立他为君。庆父与哀姜私通，哀姜想立庆父为君。闵公死的时候，哀姜知情，所以逃到邾国。齐国人把她抓来在夷地杀死，把她的尸体送回来，僖公请求安葬她】

【夷，杜预注：鲁国的地名】

谷梁传【庆父不再被提及了】

胡安国传【公子出逃，是讥讽他失去了讨伐贼人的责任】

集说【赵匡说：“庆父弑杀子般，季友不诛杀他，是因为季友的威令尚未发挥作用，能力不足，并非不讨伐。”陆淳说：“谷梁传说：‘称“出”，是断绝关系的意思。’按：惯例大夫出逃都说“出”，不能另外解释为断绝关系。”孙复说：“公子庆父、夫人姜氏，是同恶的人。夫人逃到邾国，所以庆父出逃到莒国。”苏辙说：“叔牙死的时候，说‘公子牙卒’，而庆父不说‘卒’，为什么呢？叔牙的罪过不明显，所以可以说‘卒’；庆父的罪过在出逃时已经显现，不能再称‘卒’了。”高闶说：“先记载‘公薨’，接着记载‘逃到邾国’、‘逃到莒国’，就知道夫人姜氏、公子庆父实在是弑君的人。”陈傅良说：“宋万逃到陈国，虽然杀了他也不记载；庆父逃到莒国，虽然杀了他也不记载，这是为了严厉追究放逐贼人的责任。”张洽说：“庆父与哀姜谋划弑杀闵公，想自立为君而没有成功，这是鲁国秉持礼制的验证。当季友到邾国的时候，如果鲁国没有人，怎么能驱逐姜氏、庆父呢？季友立僖公后，就应当正庆父的罪，交给甸人执行死刑，以执行两次弑君的讨伐，却用财礼向莒国请求，不允许他进入而已，又立孟氏，与叔牙相同，没有轻重之别，岂不是国家法纪的大失误？这就是不记载讨伐国贼，而闵公不记载安葬的原因吧？”李廉说：“宋万出逃到陈国，陈国人接受贿赂后才把他送回来；庆父出逃到莒国，莒国人也接受贿赂后才把他送回来。不记载宋万、庆父被诛杀】

【是因为把陈、莒当作藏匿逃犯的主谋而治罪。又说：“庆父出逃。”公羊传、杜预都认为季友推崇亲爱亲属的恩德。庆父弑杀两位君主，鲁国几乎灭亡，还想用亲爱亲属的恩德对待他，那么子般、闵公的仇怨怎么报复呢？”汪克宽说：“庆父接连弑杀两位君主，权势倾覆鲁国，却不能用君主之位来自保，而逃避罪责出逃，大概是因为人人都结党营私以为利，那么乱贼就会肆意横行而没有顾忌；人人都知道大恶应当讨伐，那么乱贼就无处容身。如果没有圉人荦、卜齮的变故，那么子般、闵公的祸患不会这么急迫；如果季友到邾国，而臧孙蒙、曲阜的众人没有石碏、雍廪的谋略，那么庆父的出逃也不会这么迅速。那么庆父的出逃，大概是自己知道罪大恶极，畏惧鲁人的讨伐和霸国的诛杀，而不得不逃罢了。然而鲁人向莒国请求庆父，他到了就自缢，应当记载‘刺庆父’以正讨伐贼人的法度。现在只记载出逃而不记载他的死，就看出鲁人不能以贼人对待他了。庆父的后代与叔牙没有不同，而公孙敖为卿与公孙兹没有不同，那么鲁人一定接纳了庆父的丧事。不记载丧事归来与穆伯不同，难道不是圣人因为庆父弑逆，罪过不同于公孙敖，而削去丧事归来以断绝关系吗？”邵宝说：“鲁国没有弑君，不是真的没有弑君，凡是弑君都说‘薨’，或者‘卒’；鲁国没有杀人，不是真的没有杀人，凡是杀人都说‘刺’，或者‘卒’；鲁国没有出逃，不是真的没有出逃，凡是出逃都说‘孙’，或者‘如’。为国家避讳，是礼制】

【按：季友在内掌握鲁国政事，在外有齐国的援助。闵公被弑杀，既不能救援，又看着庆父出逃而不能讨伐。胡安国传认为讥讽他失去了讨伐贼人的责任是对的。如果以难易迟速的时机为】

译如果季子解除了责任，那就失去了讨伐贼人的道义，恐怕不符合经书的旨意。

译附录《左传》记载：季孙行父将要出生时，鲁桓公让卜楚丘的父亲为他占卜，说：“是个男孩，他的名字叫友，在国君的右边，介于两个社稷之间，作为公室的辅佐。季氏灭亡，那么鲁国就不会昌盛。”又为他筮占，得到大有卦变为乾卦，说：“与父亲相同，恭敬地遵循国君的命令。”等到他出生，手掌上有纹路像“友”字，于是就用这个字给他命名。

冬季，齐国的高子前来结盟。

《公羊传》说：高子是谁？是齐国的大夫。为什么不称他的名字？是因为对他欢喜。为什么欢喜他？因为他纠正了我（鲁国）。他如何纠正我？庄公去世，子般被杀，闵公被杀，接连三位国君死去，多年没有国君。假如齐国要夺取鲁国，甚至不需要出动军队，只需一句话罢了。桓公派高子率领南阳的甲士，拥立僖公并修筑鲁国都城。有人说从鹿门到争门这段城墙是他修的，有人说从争门到吏门这段城墙是他修的。鲁国人至今还把这当作美谈，说：“仍然期望高子啊。”

《谷梁传》说：说“来”，是欢喜他。称“高子”，是尊重他。这是为了拥立僖公而结盟。不说是齐侯派遣，是什么意思？不把高子当作齐侯的使者。

胡安国的《春秋传》说：“子”是男子的美称。称他为“子”，是认为他贤德。为什么认为高子贤德？庄公去世，子般去世，闵公被杀，庆父和哀姜在内作乱，鲁国因此多年没有国君。齐桓公派他率领南阳的甲士，到达鲁国后谋划鲁国的事务。他命令高子时必定说：“如果鲁国可以夺取，就兼并它的国土以扩大疆域；如果鲁国可以保全，就平定它的动乱以善待邻国。”并没有安危继绝、一定不可更改的计策。高子到达后，就平定了鲁国的危难，拥立了僖公，鲁国人依赖他。圣人赞美他明达人臣的道义，懂得奉行使命的适宜，特意称他为高子以彰显他的善行。不说是齐侯派遣他，是因为权柄在高子手中。

集说：杜预说：大概是高傒。齐侯派他来平定鲁国的动乱，僖公刚刚即位，于是趁机结盟，所以不称“使”。范宁说：齐侯不讨伐庆父，让鲁国再次遭受祸患。现在如果是高子自己前来，就不是齐侯所能派遣的，就像屈完不称“使”一样。孔颖达说：结盟拥立僖公，必定是僖公参与结盟。不说“公及齐高子盟”，是因为桓公十四年郑伯派他的弟弟语来结盟，文公十五年宋国的华孙来结盟，都不说“公及”，那么不写“公”，是《春秋》的常例。晋国的荀庚、卫国的孙良夫一起来聘问，既行了聘礼，又与公结盟，不是直接为了结盟而来，所以聘问之后另外说“及”罢了。陆淳说：我从老师那里听说：不说齐侯派高子，是因为高子奉行使命合乎宜当，接受使命而不接受具体的言辞，这与楚国的屈完在军中结盟不写“楚子使”的道义相同。刘敞说：《公羊传》说“不称使，是因为我国没有国君”，这是不对的。庆父出奔，僖公已经即位；高子称“来盟”，那是僖公的结盟，为什么说我国没有国君呢？“公及齐大夫盟于蔇”，当时齐国没有国君，经文没有隐去齐侯，如果鲁国没有国君，为什么隐去齐侯呢？又说：齐桓公傲慢地有夺取鲁国的心思，派高子率领南阳的甲士到来，不是为了讨伐，不是为了纠正，也不是为了聘问吊唁。高子能深深秉持忠臣的道义，勉励他的国君成就霸业，根据事情制定适宜的措施，拥立僖公并结盟，鲁国于是安定。由此可以看出权柄在高子，高子作为人臣，是忠贞的，遵从道义而不盲从命令。程颐说：高子前来慰问危难，然后结盟，结盟并非事先约定。称高子，是赞美他能体恤鲁国。李廉说：凡是外国大夫前来不称“使”的，都是私人交往，如祭伯、祭仲、武氏子、毛伯、宋国的司马、华孙、莒国的庆、齐国的高固之类就是这样。不是私人交往而不称“使”，那么必定有赞美的言辞。楚国没有大夫，所以屈完书写族氏；齐国有大夫，所以高傒书写“子”，都是尊重他，用来区别于私人交往。《谷梁传》疏说：高子不称“使”，是为了把美名归于高子；屈完不称“使”，是为了把功劳归于屈完，这说得对。又说：闵公篇记载三位大夫前来，都是特笔。所以季子、高子书写“来”，彰显国人的欢喜；而仲孙只书写“来”，是《春秋》所讥讽的。仲孙、高子不写“使”，都是齐侯的过错；而高子能权衡变通，是《春秋》所赞善的。一字之法，精妙啊。汪克宽说：仲孙、高子前来，都是为了窥探鲁国，经文都不称“使”，都不称名，而传文有褒贬不同的，大概是因为仲孙只说“来”，就看出他只是来窥探鲁国的虚实，不能平息动乱；高子书写“来盟”，就看出他不贪图鲁国的土地，而能平定危难。况且对比来看，仲孙来之后，闵公被杀、夫人出逃、庆父奔逃，纷纷扰扰不得安宁；高子结盟之后，僖公即位、哀姜被杀，鲁国就无事可忧了。虽然如此，仲孙称字而不称名，也不足以深责，只是没有善行可记载，不如高子那样安危继绝，对鲁国有功劳罢了。又说：“来盟不称‘使’的有三处，都不是事先约定的。”然而高子平定危难而保全鲁国，屈完服从道义而顺从中国，都是赞美他们；华孙是私人交往而没有君命，就贬低他。事情相同而褒贬不同，是因为宋国和鲁国无事而华孙私自前来结盟，就是罪过。《春秋》遣词造句的道义，必须考察上下文而观察。

十二月，狄人侵入卫国。

《左传》记载：冬季十二月，狄人讨伐卫国。卫懿公喜欢鹤，鹤有乘坐轩车的。将要作战时，接受铠甲的国人都说：“让鹤去作战吧！鹤实际上享有禄位，我们怎么能作战？”懿公给石祁子玉玦，给宁庄子箭，派他们

译守臣说：“用这些来辅助国家，选择有利的事情去做。”给夫人绣衣，说：“听从这两个人的意见。”渠孔驾驭战车，子伯担任车右，黄夷在前开路，孔婴齐断后。在荥泽与狄人交战，卫国军队大败，于是卫国被灭。卫侯没有撤去他的旗帜，因此遭受惨败。狄人囚禁了史华龙滑和礼孔，用来追逐卫国人。这两个人说：“我们是太史，实际掌管祭祀。如果不先让太史去，国家就不能保全。”于是让他们先走。到达后，就告诉守臣说：“不能等待了。”夜里带领国人出逃。狄人进入卫国，于是跟随他们，又在黄河边打败了他们。当初，惠公即位时年纪尚小，齐国人让昭伯与宣姜通奸，宣姜不同意，齐国人强迫她。生下了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文公因为卫国多灾多难，先嫁到齐国。等到卫国战败，宋桓公在黄河边迎接他们，连夜渡河。卫国遗留的男女百姓有七百三十人，加上共邑、滕邑的百姓，凑成五千人，拥立戴公，在曹邑搭建帐篷居住。许穆夫人作了《载驰》这首诗。齐侯派公子无亏率领战车三百辆、甲士三千人驻守曹邑。送还卫公乘马、祭祀礼服五套，牛、羊、猪、鸡、狗各三百，以及建门的材料。送还夫人鱼轩、双层锦缎三十匹。荥泽，杜预注说应当在河北，与郑州的荥泽不同。共邑、滕邑，杜预注说是卫国的别邑。曹邑，杜预注说是卫国的下邑，孔颖达疏说应当在河东靠近楚丘的地方。

译胡安国传：【卫国是康叔的后代，大概是北方的大国，狄人怎么能侵入呢？我从前曾对河南的刘奕说：‘史官记载繁杂而记述简略，像班固的《汉书》记载诸王淫乱等事，全部删去就可以了。’刘奕说：‘如果一定要这样说，孔子删定《诗经》，像《墙有茨》、《鹑之奔奔》、《桑中》这些篇章，为什么收录在《国风》中而不删去呢？’我回答不上来。后来拿这个问题去问延平的杨时，杨时说：‘这是记载卫国被狄人灭亡的原因，所以排在《定之方中》之前。’因此用这个说法考察历代，凡是淫乱的人，没有不导致杀身败家而亡国的。这才知道古诗垂示警戒的意义重大，而近世有人提议请求在经筵讲学时不把《国风》进献诵读，实在失去了圣经典籍的宗旨】

集说：【范宁说：‘僖公二年，修筑楚丘来封给卫国，那么卫国被狄人灭亡就很明白了。不写‘灭’而写‘入’，是因为《春秋》为贤者避讳，齐桓公不能救援，所以为他避讳。’孙觉说：‘查考《左传》记载狄人攻打卫国的事，认为是卫国灭亡而迁都。然而《春秋》只写‘入’，大概是因为狄人虽然逼迫卫国，导致其奔逃流亡，但曾经没有占据那片土地。后来卫国又出现在经文中，不是狄人灭亡并夺取了它，所以不写‘灭’罢了。’杨时说：‘卫国的淫乱放纵丑恶，是祸乱的开始，始于晋姬而成于朔，礼制先灭亡而国家随之灭亡。’陈傅良说：‘灭亡却写‘入’，不以此连累齐桓公。凡是灭亡国家，有保存它的，就不写‘灭’，把功德归于保存它的人；有趁乱夺取的，也不写‘灭’，把罪责归于夺取它的人。所以卫国不写‘灭’，须句也不写‘灭’。’张洽说：‘卫国的灭亡，不仅仅是因为懿公喜好养鹤失去人心，自从惠公即位，宣姜淫乱放纵，沉溺享乐忘记政事，习以为常，国君又纵容她，灭亡的形势已经具备，所以狄人一到就涣然离散，国家随之灭亡。如果不是齐桓公救援并封立它，那么康叔的后代就没有活口了。桓公迎接他的遗民，拥立文公，并为他建立国家社稷，这就是只写‘入’的原因。因为卫国是春秋初期的强国，才五十年，就沦落到灭亡，所以治国必须先齐家，而淫乱的祸患，不篡位就灭亡，能不警戒吗！’汪克宽说：‘卫国写‘入’而不写‘灭’，有人认为是因为桓公不能抵御狄人，所以为他避讳；有人认为是赞美桓公能保存卫国，所以不写‘灭’，不以此连累桓公。大概桓公起初虽然不能在卫国灭亡前抵御狄人，但还能在狄人灭亡卫国后保存卫国，对于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也差不多做到了。然而这是言外之意。比较事实考察，凡是灭亡却写‘入’的，或者不占有那片土地，或者虽然占有土地但不断绝其祭祀。狄人进入卫国、秦人进入滑国、楚子进入陈国、吴国进入郢都，都是不占有那片土地的。鲁公与齐、郑进入许国，虽然占有土地但不断绝其祭祀。宋国灭亡曹国却写‘入’，则是厌恶曹阳自取灭亡，而不给予他亡国的美称，这又是《春秋》的变例】

【按：狄人进入卫国，范宁、陈傅良与孙觉各持一说，汪克宽兼采众说并折中其中，情理都符合，很符合经义，应当作为正确的解释】

郑国抛弃了他的军队

《左传》：【郑国人厌恶高克，派他率领军队驻扎在黄河边上，很久没有召回，军队溃散回来，高克逃奔到陈国。郑国人为此作了《清人》这首诗】

《公羊传》：【‘郑国抛弃了他的军队’是什么意思？厌恶他的将领。郑伯厌恶高克，派他带兵，驱逐他却不接纳，这是抛弃军队的方法】

《谷梁传》：【厌恶他的长官，并且不召回他的部众，这就是抛弃他的军队】

胡安国传：【查考郑国的《清人》诗是讽刺文公的。高克贪图利益而不顾念他的君主，文公厌恶他却不能疏远他，派高克带兵在边境抵御狄人，陈列军队，在黄河上翱翔，很久不召回，众人离散回来，高克逃奔到陈国。公子素来厌恶高克，举荐他不合乎礼，文公罢退他不合乎道，这是使国家危亡、军队溃散的根本，所以作了这首诗。看这个就知道郑国抛弃军队的事了。有人说：‘高克举荐不合乎礼，为什么不写他出奔来贬斥高克，作为做臣子的警戒，而只责备郑伯，为什么呢？’回答说：‘君主独掌一国的名位恩宠，生杀予夺，完全由我掌控。假如高克不忠的罪状已经明显，查案诛杀他是可以的；情状还不明朗，罢黜疏远他是可以的；爱惜他的才能，用礼制驾驭他是可以的。哪有假借兵权，把他委弃在边境，坐视他失散离散，却不过问呢？’那么抛弃军队的是郑伯，却用国号称呼，为什么呢？二三执政大臣，是君主的股肱心腹，休戚与共，不能向君主进献谋略，同心协力，罢黜驱逐小人，而国家大事到了这个地步，这就是所谓危险时不扶持，跌倒时不搀扶，那还要那些辅佐的人做什么呢。写‘郑国抛弃了他的军队’，是君臣共同承担责任】

集说：【陆淳说：‘淳听老师讲：‘做大臣的道理，可行就竭尽节操而进用，不可行就保全自身而退隐。高克进退违背道义，被君主厌恶，罪过也很大了。不写他出奔，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高克被君主厌恶，他的罪过容易知道。郑伯厌恶他的卿大夫却不能依礼罢退他，并且抛弃了他的人，失去了君道。所以圣人用不同的文字来深刻讥讽他。’高闶说：‘郑伯把百姓的性命交给不合适的人，这不是抛弃是什么？大概君主使用臣下，知道他有贤德而使用他，那么功业必定成功；不知道他不贤德而使用他，那么事情必定失败。

译知道他不贤能却过度任用他，以至于败坏事情，君子尚且说君主不了解他，应当自我归罪罢了。何况已经知道他不贤能却强行任用他，不仅使他自己陷入困境，而且抛弃了他的百姓呢？」陈氏傅良说：「髙克逃奔到陈国没有记载，是因为不值得记载。所以，如果把郑伯战胜段看作合乎道义，那么大叔就不记载逃奔；如果把天王出逃居住在郑国看作合乎道义，那么王子带就不记载逃奔。」张氏洽说：「宗庙和社稷，由君主主持，由众人守护，好像与一国之人是一个整体。现在因为想要疏远所厌恶的人，而把一国的百姓都置之度外，国家的存亡、百姓的死生都不放在心上。当时像楚国、狄国，正有企图扩张疆土的心思，一旦乘虚而入，那么郑国必定束手就擒而灭亡了。」吴氏说：「孔子说：『用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去作战，这就叫抛弃他们。』古人把百姓看作婴儿，所以平时教导他们练习作战，一旦不得已而让他们用于军旅，是希望他们保全军队归来，毫无损伤。现在郑国没有作战的事情，却让他的臣子在境外统兵，长久不能归来，导致军队溃散，这不是抛弃百姓又是什么呢？」汪氏克宽说：「《左传》不记载抵御狄人，大概是因为郑国的君臣派髙克去抵御狄人，实际上并没有击退狄人的志向。又说：『齐人在遂地被歼灭，是自己造成的；郑国抛弃了他的军队，是自己抛弃的；梁国灭亡，是自己灭亡的；胡子髠、沈子逞被灭，是自己招致的。』意思是说，并没有谁能歼灭他们的军队，并没有谁能打败他们的军队，并没有谁能灭亡他们的国家、毁灭他们自身。通过比较这些事情来观察，就知道《春秋》教导人们自我责备的意思是很深刻的了。」

译附录《左传》：晋侯派太子申生去讨伐东山皋落氏。里克劝谏说：“太子负责主持宗庙祭祀和社稷的祭品，早晚侍奉国君的饮食，所以称为冢子。国君出征时，太子留守；有守备时，太子跟随。跟随称为抚军，留守称为监国，这是古代的制度。率领军队，独立决断谋略，向军队宣示誓命，这是国君和执政大臣谋划的事，不是太子该做的事。军队在外，只能服从命令。如果等待命令再行动，就没有威严；如果擅自决断，就是不孝。所以国君的嫡长子不可以率领军队。国君失去了应有的职权，太子率领军队却没有威严，那还要他做什么呢？况且我听说皋落氏将要作战，国君还是放弃这个念头吧。”晋献公说：“我有儿子，不知道立谁为继承人。”里克不回答就退下了。里克去见太子，太子说：“我大概要被废黜了吧？”里克回答说：“国君让你去治理百姓，教你军事，你只担心不能尽职，为什么要担心被废黜呢？况且你担心的是不孝，不要担心不能即位。修养自己而不责备别人，就能避免灾难。”太子率领军队，晋献公给他穿上偏衣，佩戴金玦。狐突担任车御，先友担任车右。梁余子养为罕夷驾车，先丹木担任车右。羊舌大夫担任军尉。先友说：“穿着偏衣，掌握兵权的关键，都在这次出征中，你要努力啊！身体端正没有邪念，掌握兵权远离灾祸，亲近的人没有灾祸，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狐突叹息说：“时令，是事情的征兆；衣服，是身体的标志；佩饰，是内心的旗帜。所以敬重其事，就用开始的时令命名；安顿其身，就穿纯色的衣服；使用其心，就佩戴适度的佩饰。现在用年终的时令命名，是闭藏其事；穿杂色的偏衣，是疏远其身；佩戴金玦，是抛弃其心。用衣服疏远他，用时令闭藏他，杂色凉薄，冬天肃杀，金寒玦离，怎么可以依赖呢？虽然想努力，狄人能够杀尽吗？”梁余子养说：“率领军队的人，在宗庙接受命令，在社坛接受祭肉，有固定的服饰。没有得到纯衣而得到杂衣，命令的意思可以知道了。死了而不孝，不如逃跑。”罕夷说：“杂衣奇异无常，金玦表示决绝不再回来，即使回来又有什么用？国君有心了。”先丹木说：“这身衣服，连狂夫都阻止。说：‘杀尽敌人再回来。’敌人能杀尽吗？即使杀尽敌人，还有内部的防备，不如违抗命令。”狐突想出发。羊舌大夫说：“不可以。违抗命令是不孝，抛弃职责是不忠。虽然知道寒冷，厌恶不可取，你要为此而死。”太子将要作战，狐突劝谏说：“不可以。从前辛伯劝谏周桓公说：‘内宠并列于后，外宠分掌二政，宠爱的儿子配嫡子，大邑与国都相当，这是动乱的根源。’周公不听从，所以遭到灾难。现在动乱的根源已经形成，即位可以必定吗？孝顺而安抚百姓，你要谋划，与其危害自身来招致罪责。”

成风听到成季的占卜之辞，于是侍奉他，并嘱托僖公，所以成季立僖公为君。僖公元年，齐桓公把邢国迁到夷仪。二年，把卫国封在楚丘。邢国迁居如同回家，卫国忘记了亡国之痛。卫文公穿粗布衣服，戴大帛帽子，致力于聚财训练农民，通商惠顾工匠，尊敬教化鼓励学习，授予方术任用贤能。元年革车三十乘，末年达到三百乘。

钦定春秋传说彚纂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春秋传说彚纂卷十二

僖公

集说【杨氏士勋说：“鲁《世家》：僖公名申，是庄公的儿子，闵公的庶兄，在周惠王十八年即位。谥法：小心畏忌曰僖。”】

【壬申周惠王十八年】元年【齐桓二十七年、晋献十八年、卫文公燬元年、蔡穆十六年、郑文十四年、曹昭三年、陈宣三十四年、杞惠十四年、宋桓二十三年、秦穆公任好元年、楚成十三年】

春王正月

公羊传【国君为什么不称即位？继承被弑的君主，儿子不称即位。这不是儿子，为什么称子？臣子和儿子是一样的。】

谷梁传【继承被弑的君主不称即位，这是正确的。】

集说【何氏休说：“僖公继承成君，闵公继承未逾年的君主。礼制，诸侯臣下对于叔伯兄弟，以臣的身份继承君主，如同儿子继承父亲一样，他们的丧服都是斩衰，所以传称臣子一例。”刘氏敞说：“左传说：‘不称公即位，是因为公出奔的缘故。’不对。去年八月闵公遭弑，僖公从邾国回来做君主，到现在很久了，国内已经大致安定，不应该还因为出奔的缘故不行即位礼。又说：‘公出奔复入不记载，是避讳。避讳国家丑恶，是礼制。’考察御孙对庄公说：‘君主的举动必须记载，记载而不合法，后代看什么？’用御孙的话来论述，君主的非法行为，没有不记载的。既然没有不记载，那么避讳国家丑恶的，就不是史官的事、春秋的意思了。”】

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左传作曹伯聂北，杜注：邢地，今山东东昌府聊城县东北有聂城，齐之西界，近邢地也】

公羊传【救邢，救不言次，这里说次是什么意思？来不及救。】

谷梁传【救不言次，言次，不是救。不是救而说救，为什么？顺从齐侯的意思。这是齐侯与齐侯。为什么不称齐侯？因为不足以宣扬，不称齐侯。】

胡传【三国称师，显示兵力有余。聂北书次，讥讽救邢不迅速。春秋大义，伐而书次，其次为善，遂伐楚次于陉，赞美它。救而书次，其次为贬，救邢次于聂北，讥讽它。圣人之情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