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春秋传说彚纂卷四

译能够自立为君的人，《春秋》都不断绝他们作为君主的地位。如果想要让他们的罪过昭示于后世，关键在于不掩盖事实真相，那么这四位君主的罪过就无法被掩盖，这确实符合《春秋》的本意。然而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君主，也是因为国家不能有两个君主。比如昭公二十三年，周敬王在国内，那么尹氏拥立的王子朝就不能称为王了。

译三月，鲁桓公在垂地会见郑伯。

谷梁传：会是什么意思？是指以外方为主人罢了。

集说：叶梦得说：卫国州吁杀害桓公自立，厚向石碏询问如何安定君位，石碏说：“朝见天子是可以的。”于是教他朝见陈国并请求朝见天子。曹国负刍杀害宣公的儿子而自立，诸侯在戚地设防并抓获了他。曹国人向晋国请求说：“如果有罪，那么国君已经在会盟中列名了。”乱臣贼子所畏惧的，是天子和诸侯霸主。天子与他朝见，诸侯与他设防，这就是已经承认他是国君了，后来即使有人想讨伐他，也没有理由出兵了。这是周朝衰微末世的状况。宣公杀害子赤而在平州会见齐侯，左传认为宣公会见齐人，于是索取济西的土地作为贿赂，左传已经说过了。桓公会见郑伯，难道不是齐国与宣公设防吗？郑伯用璧玉借许田，就是济西设防的事。高闶说：郑伯知道桓公篡位叛逆，心中不安，特意举行友好的会盟，打算以此索取贿赂，估计鲁国急于会合诸侯，一定会顺从他的要求，所以如此。郑庄公与隐公曾结盟和好，现在见到隐公被杀不能讨伐，反而有所索求，想要以此安定自己的地位，这究竟是什么用心！张洽说：桓公篡位后害怕诸侯讨伐自己，想要在外结好以巩固自己，因为郑伯曾经归还祊地以交换许田而未成功，于是向郑国求好。郑国也想趁此机会索取许田，所以在垂地会盟。篡位弑君的人，百姓无不痛恨，而郑庄公首先与他会盟，所以记载“公会郑伯”，说是出于郑国的意愿，以此来深罪郑伯。李廉说：鲁国与郑国特意结盟的，在桓公的记载中有四处：在垂地会盟、在越地结盟、在武父结盟、在曹国会盟。郑庄公结交鲁桓公，与鲁桓公结交郑突，都是勾结篡位叛逆的贼人。卓尔康说：桓公是仲子所生，与宋国关系更亲近。宋、郑两国向来因为公子冯的缘故互相构陷怨恨，郑国在隐公十年已经攻打宋国，现在如果不结交鲁国，担心鲁国一定帮助宋国来为难自己，鲁国本来就是郑国急切想要交好的。隐公暗中结交郑国，何况桓公身怀大恶，又是宋国的亲戚，如果不结交郑国，郑国一定仗着大义来为难鲁国，郑国又是鲁国急切想要交好的，所以有这次会盟。

郑伯用璧玉借许田。

左传：桓公即位，修复与郑国的友好关系。郑国人请求恢复祭祀周公，最终交换祊地。桓公答应了。三月，郑伯用璧玉借许田，是为了周公和祊地的事。

公羊传：说用璧玉借是什么意思？是交换的意思。既然是交换，为什么说借呢？是为了表示恭敬。为什么表示恭敬？因为天子存在，诸侯不能擅自交换土地。许田是什么？是鲁国朝见天子时住宿的地方。诸侯按时朝见天子，在天子京郊，诸侯都有住宿的邑地。这个邑地，为什么称为田呢？田地多而邑地少称为田，邑地多而田地少称为邑。

谷梁传：借不应当说用，说用，就不是借。不是借却说借，是忌讳交换土地。礼制规定，天子在上，诸侯不能互相交换土地。没有田就没有许，这是显而易见的。不说许，是不承认许地。许田，是鲁国朝见天子住宿的邑地；祊地，是郑伯受命祭祀泰山的邑地。由此可以看出鲁国不朝见周天子，而郑国不祭祀泰山。

胡传：许田，是用来交换祊地的。郑国已经归还祊地了，又加上璧玉，是因为祊地比许地贫瘠。鲁国是山东的国家，与祊地相邻；郑国是京畿内的邦国，许田靠近郑地。用这个交换那个，各自对国家有利，而圣人却认为这是恶行而隐讳它，唯独为什么呢？回答说：“利，是人欲的私心，放纵于利，必定导致抢夺掠夺然后才满足；义，是天理的公心，端正其义，那么推广到天下国家都可以实行。汤沐邑，朝宿地，是先王所赐，先祖所受，私下交易而不顾，这是有无君之心而废弃朝觐之礼了，这是有无亲之心而抛弃先祖的土地了。所以圣人认为这是国家的恶行而隐讳它。不说是用璧玉交换土地而说是借，因为交换就完了，说借则有归还的道理，又可以看出许国人改过迁善自新的意思，不仅仅是隐讳国家的恶行而已。其垂训的意义很大。”

集说：杜预说：“鲁国不应当听从郑国祭祀周公，又不应当交换取得祊地，犯了两个不应当而行动，所以隐讳其实情，不说祊，称璧玉借，意思是好像进献璧玉以借田，不是长久交换。”孔颖达说：“祊地比许地贫瘠，加上璧玉，交换取得许田，不是借用的意思。不说用祊借，而说用璧玉借，是因为这璧玉确实进入了鲁国，诸侯交往，有执圭璧致信命的道理，所以璧玉还可以说，祊地则不可以说。祊、许都是土地，用土地借土地，交换的道理已经明白，不再是隐讳的缘故了。”刘敞说：“交换的是我，让言辞好像从郑国发出，这也是为它隐讳。”又说：“公羊传认为许田是鲁国朝见天子住宿的邑地，称为许，是系于许，这是不对的。《诗经》说：‘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那么周公受封，本来就有这个许邑，不是孔子作《春秋》特意系于许。而且土地邑地各自有名，有的叫许田，有的叫龟隂田，据实记载，难道会擅自改易吗？”苏辙说：“许田是用来交换祊地的，因为祊地不足，而加上璧玉。”程颐说：“隐公八年，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大概是想

【交换许田，鲁国接受了祊地而没有给许。等到桓公弑君自立，所以设防以求】

译这件事，又加上玉璧作为交换。朝见天子时住宿的邑地，是先祖从先王那里继承来的，怎么可以互相交换呢？所以用“假”（借）这个字来避讳，避讳国家的丑事，这是符合礼制的。陈氏傅良说：“取回许田，为什么说是用玉璧向郑伯借的言辞呢？”公羊学派说：“是为了表示恭敬。”在春秋初期，诸侯做坏事，必定要有言辞来掩饰自己。郑伯用玉璧向郑伯借许田，齐侯、郑伯前往纪国，单伯送王姬，在城外为王姬修建馆舍，这些都是善意的言辞。孔子哀伤周朝的衰败，说：“贪图利益而巧诈，文饰而不感到羞耻。”在《春秋》中记载这些事，来显示王道教化衰微，风俗日益趋向变化，并且以此〇表明郑庄公的欺骗。黄氏震说：“许田邻近郑国，郑庄公长久以来就想得到它，所以把祊地归还给它，取来宋国的郜、防两地给它，得到许地而假装谦让，这些都是为了迎合隐公的欲望，而希望得到许田。隐公虽然接受了祊地、取来了防、郜两地，但推辞了许地，郑国没有办法强迫他。隐公去世后，桓公篡位自立，急于结交外援以巩固自己，所以许田最终被郑国所得。”黄氏泽说：“归还祊地后，又记载我国进入祊地，是重视夺取土地；借许地后，不记载把许地归还给郑国，是重视失去土地，这是为国内避讳。”

译【案：关于用璧玉交换许田一事，孔颖达认为祊地比许地贫薄，苏辙、胡安国都赞同这个观点。陈傅良独自认为这是郑伯为自己文饰的言辞，这与当时的情势也相符合，所以一并保留他们的说法】

夏四月丁未，鲁桓公与郑庄公在越地结盟【越，杜预注：靠近垂地的地名，应当在山东兖州府曹州附近】

《左传》【这是为了完成祊地的交换，盟誓说：“如果违背盟约，就不能享有国家”】

《谷梁传》【“及”字，表示鲁国主动有意为之。越，是结盟地点的名称】

《胡传》【垂地的会盟，郑国是主导者，所以称“会”；越地的结盟，是鲁国的意愿，所以称“及”。郑国人想要得到许田来扩张自己的领土，因此在垂地结盟；鲁桓公想要结交郑国以求自身安定，因此在越地结盟。那些犯下弑君逆伦罪行的人，就是孟子所说的不需要等待命令，人们都可以诛杀的对象，而郑国却与他们结盟，不必等到史笔贬斥断绝，其恶劣行径自然显现】

《集说》【杜预说：“鲁桓公因篡位而立，却去与郑国修好，郑国因此接纳他，在垂地完成礼仪，最终交换了两块田地，然后结盟。”程颐说：“鲁桓公想要结交郑国以求自身安定，所以既给了许田，又与之结盟。弑君的人，百姓无不痛恨，而郑国却与他结盟来安定他，罪过太大了。”王锡爵说：“鲁桓公弑君自立，害怕被讨伐，所以在垂地会盟，既已结交郑国以求安定，但还不足以确信，所以既给了许田，又在越地结盟作为确立地位的计划。考察越地的结盟，《左传》说是为了完成祊地的交换，是顺着其表象；《谷梁传》说是鲁国内部的意愿，是诛讨其内心。郑国借着交换田地的表象来实行其要求的目的，鲁桓公忌讳自己求盟的内心而依附于完成交换的表象，两传看似不同，但意思实际上是互相补充的】

秋，发生大水灾【记载水灾的开始】

《左传》【凡是平原地区出水称为大水】

《公羊传》【为什么要记载？因为这是灾祸】

《谷梁传》【高低地方都有水灾称为大水】

《胡传》【大水，是阴气逆乱并与怨气共同作用所导致的。鲁桓公施行逆德而导致阴气积聚，是理所当然的。有人问：“尧的时候难道也有导致大水的人吗，却说洪水警戒我，这是为什么？”回答说：“尧时的大水，并非有人导致。自开天辟地以来，水的流动没有找到归宿，所以尧为此担忧，派禹去治理，然后人们才能居住在平坦的土地上。如果说洪水是积雨造成的，那么随着时间推移就会平息，哪里需要九年十三年的治理呢？是山谷宣泄的吗？自从禹的功业施行，疏通开凿决排，直到今天，水流没有减少，为什么呢？由此可知，上天并非因为尧而有洪水之灾，直到禹之后水才在地中正常流动。后世有人行为不善，感动天变，招致水溢之灾，必定引用尧的例子来辩解，这是错误的】

《集说》【范宁说：《礼记·月令》说季秋行夏令，那么该国就会发生大水。孙复说：“水不润下。从前圣王在上，五事修明而常理有序，那么吉祥的征兆就会应验，所以说：‘严肃，及时雨就应验；治理，及时晴就应验；明智，及时暖就应验；谋略，及时寒就应验；圣明，及时风就应验。’如果圣王不出现，五事废弛而常理混乱，那么灾祸的征兆就会应验，所以说：‘狂妄，常雨就应验；僭越，常晴就应验；逸豫，常暖就应验；急躁，常寒就应验；防备，常风就应验。’如果春秋时代多灾异，是因为圣王不出现。然而从隐公到哀公，天下的灾异很多，全部记载下来就写不完了。所以孔子只有日食和内灾才详细记载，外灾则或举其一，或举齐、郑、宋、卫，那么天下的灾异就可以看见了。”孙觉说：“大，是非常之辞。水非常而成为灾，或者损害庄稼，毁坏房屋，凡是成为灾祸就记载。水是阴。阴气盛，达到大水而成为灾祸，那么阳气不能胜过阴气而阴气专盛了。圣人既记载其成为灾祸的迹象，又以此显示当时天下有招致灾祸的实质。春秋之间，一个小小的鲁国发生大水灾的有八次，天下的灾祸又岂能胜数呢？”程颐说：“君主德行修明则和气应验而雨晴适时，鲁桓公施行逆德而导致阴气积聚，是理所当然的。”家铉翁说：“不记载月份，是概括整个秋天而言。伤人害物之后才记载。”汪克宽说：“记载季节不记载月份，那么水泛滥为害，大概是历时很久而未平息。经书记载鲁国内大水灾的有八次，此后十三年记载夏天，这一年、庄公七年、二十五年、宣公十年、成公五年都记载秋天。庄公十一年，宋国大水也记载秋天。只有庄公二十四年记载在八月姜氏入鲁之后，襄公二十四年记载在七月日食之后。记载月份的，未到历时之久，然而如果不是非常之灾就不记载】

冬十月

《谷梁传》【没有事情，为什么要记载？不遗漏时节。《春秋》编年，四季具备然后才成为一年】

《集说》【俞皋说：虽然没有事情，必须记载季节、记载首月而成岁。如果有四季不齐全的，大概是缺文】

附录《左传》【冬，郑庄公拜谢结盟】

【辛，桓王未十年】二年【齐僖公二十一年、晋哀公八年、卫宣公九年、蔡桓公五年、郑庄公三十四年、曹桓公四十七年、陈桓公三十五年、杞武公四十一年、宋殇公十年、秦宁公六年、楚武王三十一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杀他的国君与夷以及他的大夫孔父。《左传》【宋国华父督在路上看见孔父的妻子，目送目迎，说：“美丽而艳丽。”二年春，宋督攻打孔氏，杀了孔父

译于是（华督）娶了宋殇公的夫人。宋殇公大怒，华督感到恐惧，于是弑杀了宋殇公。君子认为华督怀有背叛君主之心，然后才做出恶行，所以史书先记载他弑杀了君主。

译公羊传：

“及”是什么意思？是连累的意思。弑杀国君的事很多，难道除了这件事没有连累的吗？回答说：有。仇牧、荀息都是连累的。除了仇牧、荀息没有连累的吗？回答说：有。既然有，那么这里为什么记载呢？因为孔父贤德。孔父有什么贤德呢？孔父可以说是正义表现在神色上。他的正义表现在神色上是怎么回事呢？华督将要弑杀宋殇公，孔父活着存在，那么宋殇公就弑杀不了，所以当时先攻打孔父的家。宋殇公知道孔父死了，自己必定会死，急忙跑去救他，都死在那里。孔父神色庄重地站在朝廷上，那么就没有人敢经过而对他的国君发动祸难，孔父可以说是正义表现在神色上了。

谷梁传：

孔父先死，经文说“及”，是什么意思呢？记载尊贵者连及卑贱者，这是《春秋》的原则。孔父先死，是什么意思呢？华督想要弑杀国君却担心不能成功，于是先杀了孔父，孔父是华督的障碍。

胡传：

桓公不尊奉周王，但元年记载“春王正月”，是用天道王法来纠正桓公的罪过。桓公不尊奉周王，但二年记载“春王正月”，是用天道王法来纠正宋督的罪过。宋殇公即位，十年间打了十一次仗，百姓受不了这种命运。孔父担任司马，不能改变他的德行，不是所谓纠正君主心意错误的人。然而君主被弑，他死于这场祸难，面对命运坚守不变，也可以说无愧了。“父”是名字，彰显他的节操而记载“及”，不失去他的官职而记载“大夫”，这是《春秋》所推崇的。华督将要弑杀宋殇公，孔父活着存在，那么就不能弑杀，于是先攻打孔父而后连及他的国君。能做到有若无，也差不多接近了。凡是乱臣贼子怀有轻视君主之心的人，必定先剪除他所忌惮的人，然后才发动恶行。不能剪除他所忌惮的人，那么就有终身不敢行动的。华督想要弑杀国君却忌惮孔父，刘安想要背叛汉朝却忌惮汲直，曹操想要禅让帝位却忌惮孔融。这几位君子，正义表现在神色上，都足以保卫国家而违逆邪心，这是奸臣忌惮他们的原因。如果没有君子，国家还能存在吗？

集说：

范氏甯说：“奸逆之人，是王法应当诛杀的，所以记载‘王’来纠正他们。”范氏邵说：“会盟说‘及’，是区别内外；尊卑说‘及’，是上下有序。”孔氏颖达说：“凡是说‘其’的，是他自身所有的。君主是臣子的君主，所以臣子弑杀君主就说‘弑其君’；臣子是君主的臣子，所以君主杀臣子就说‘杀其大夫’；儿子也是君主的儿子，所以说‘杀其世子’。称国、称人来杀，也说‘其’，人和国并举是一国的说法，君主和大夫都是国人所有的，所以也说‘其’。如果两个臣子互相杀害，死者不是杀害者所有的，那么两人都写名字和姓氏，不能说‘其’，像王札子杀召伯、毛伯就是这样。与夷是华督的君主，说‘弑其君’是可以的；孔父不是华督的大夫，却说‘及其大夫’，是与君主一起死，依据君主来行文，说宋督弑杀他的君主，依据华督来行文而上弑其君；说‘及其大夫孔父’，依据君主来行文而下及其大夫，说的是与夷的大夫，不是华督的大夫。”又说：“凡是说‘父’的，虽然可能是字，但春秋时代，有齐侯禄父、蔡侯考父、季孙行父、卫孙林父，都是名字，所以杜预认为孔父是名字。”陆氏淳说：“谷梁传说：‘怎么知道先杀孔父呢？臣子已经死了，君主不忍心称呼他的名字。’考察赵子说：‘孔父的事，自然是史册记载的，不是宋殇公自己写的，哪里关系到君主不忍心呢？’又说：‘不称呼名字，大概是避祖讳。’考察《春秋》是鲁国的史书，不是孔子的家传，哪里会有祖讳呢？”刘氏敞说：“‘及’是什么意思？是连累的意思。为什么记载？因为贤德。孔父有什么贤德？孔父的智慧则众多，孔父的忠诚则尽到了。托付六尺高的孤儿，寄托百里的政命，知道必定会死而不躲避，孔父可以说是面对命运坚守不变了。《春秋》推崇贤者不称名字，孔父，是所推崇的，那么称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在父亲面前儿子称名，在君主面前臣子称名。杜氏说：‘孔父称名，对内不能治理好家门，对外招致百姓怨恨，自身死亡而祸及君主，所以贬低他。’不对。《春秋》虽然以称字为褒奖，但已经在上面称了君主的名字，就不能在下面称臣子的字，这就是所谓在君主面前臣子称名，是礼仪的大节。用杜氏意思的人，难道应当称君主的名而称大夫的字，颠倒人伦吗？他不通晓经义也太严重了。”苏氏辙说：“这里弑杀他的君主和杀他的大夫，说‘及’是什么意思呢？是从弑杀连及的。”公羊传：“孔父，是字。不称名字，是因为贤德。诸侯活着不称名字，死了还称名字；大夫活着称名字，死了称名字是正当的。孔父的死，为什么贤德而称字呢？况且正称他的君主而称他的臣子字，合乎礼仪吗？”程子说：“桓公不尊奉周王而记载王正月，是纠正宋督的罪过。弑逆的罪过，不用王法纠正，天理就灭绝了。华督虽然不尊奉周王，但天理未曾灭亡。人臣为君主赴难，记载‘及’来彰显他的节操，‘父’是名字。称大夫，是不失去他的官职。”陈氏傅良说：“华督为什么只称督？隐公、桓公、庄公时期的《春秋》，凡是贼人都称名字。”张氏洽说：“起初，宋穆公舍弃冯而立与夷，让冯出居郑国。与夷即位后，郑庄公想要把冯送入宋国，于是从隐公四年以后，郑、宋屡次互相侵伐。华督大概是冯的党羽，将要弑杀与夷却忌惮孔父，所以先攻打杀了孔父。宋殇公愤怒，就弑杀了他，于是召冯而立他为君。记载与夷的被弑”

译然后写到孔父，表明孔父的死是为了国君，以此来彰显他的节操。」家氏翁说：「桓王讨伐郑国，跟随出兵的还有蔡、卫、陈三国。假如当时桓王能够以讨伐两个篡位者来号召天下，名分正当，言辞顺理，诸侯大国必定会前来会师，允、冯、督、翚这些人就可以坐着被消灭了。只是桓王没有这样的志向，王室纲纪日益败坏，君主威势日益削弱，凶恶之徒日益增多，《春秋》就是因此而作。」又说：「这是《春秋》诛讨乱贼、推崇死节之始，公羊传阐明了表彰死节的意旨。」汪氏克宽说：「有人说孔父不应当因防备弑君而死，如果只记载『宋督弑杀其君与夷，接着杀死了其大夫孔父』，那么孔父为君而死就不明显，大臣捍卫国君的节操也就不能彰显。所以特意记载『及』字来褒扬他为君难而死，这是圣人笔法的精妙之处。」湛氏若水说：「臣子弑杀君主，是人伦的大变。记载春王正月戊申日，用年、月、日来记录事实，大变动不可不详细记载，这是史家的法则。」季氏本说：「《春秋》记载死难的人有三位，孔父、仇牧、荀息，都是忠于所事而没有二心的人。凡是出于非本心或受私利驱动的人，都不包括在内。」

译按：《谷梁传》认为“孔父”是字，赵匡对此进行辩驳是正确的。《左传》认为“父”是名，杜预因此提出孔父有罪的说法，也是不对的。只有刘敞“君前称臣名”的说法最为精当，所以程子以及苏辙、胡安国都采用这一说法。啖助则说：“孔，是字；父，是美称。孔氏的祖先都用字连着父，所以有弗父、金父。如果孔是氏，难道世世代代都改吗？”又春秋时期名叫嘉的人大多字孔，这是证据。这种说法很详细严谨，然而以君之名而字臣，在义理上终究不安，所以主张刘敞的传注，而啖助的说法附记在此。

滕子来朝

集说：杜预说：“隐公十一年称侯，现在称子，大概是被当时的周王所贬黜。”杨士勋说：“周公的制度，爵位有五等，用来比拟升降。此时周德虽然衰微，尚且是天下宗主，滕现在降爵，明显是被当时的周王所贬黜。”叶梦得说：“滕是侯国，为什么称子？是当时的周王贬低他。诸侯一次不朝见，就贬低他的爵位；宗庙有不顺从的，也用爵位来贬斥，这是周朝的制度。滕侯必定居其一。周王的政令不能施行于诸侯，怎么能加于滕？春秋的小国，还有听命于周王的。所以〇在桓公时以侯的身份出现，到僖公时记载为子；薛在隐公时以侯的身份出现，到庄公时记载为伯，与滕是三个，都是微小的国家，大国则没有这种情况。〇与僖公以子的身份出现，到文公时又记载为伯，也是因此进升他。自文公以后，虽然三国也不施行，那么周朝更加衰微了。有人认为进退都是《春秋》的笔法，爵位是周王的命令，可以《春秋》专断吗？认为《春秋》可以专断，那么诸侯的罪恶有比这三个国家更大的，为什么不贬低？有人说：‘小白称霸而正王爵，〇、薛大概终小白之世，未曾与齐国相通。’”朱熹说：“滕子来朝，有人认为《春秋》厌恶他朝见桓公，特意削去侯爵而书子。从此之后，滕一直称子，难道《春秋》厌恶他朝见桓公，而并后代子孙都削去爵位吗？有人认为当丧未君，前又不见滕侯卒，都是不通的言论。”李廉说：“按滕称子，杜预与《谷梁传》相同，张氏与胡氏相同。张氏的说法〇明胡氏。然而《春秋》善善长，恶恶短，先王惩罚不及嗣，怎么有一人的罪，而世世子孙受贬黜呢？赵子认为滕子这次朝见是在丧期，而后日齐桓称霸后，方与〇、薛都降号以从会，这也算是有见识的，而在丧期的说法牵强了。所以沙随程可久认为春秋时大国强暴，每责赋于小国，小国不堪，多自降爵以从杀礼，引子产争承以为证，大概也是用赵子的意思，朱熹极取之。然而考之于经，诸侯降爵只有滕、薛、〇。滕初称侯，自桓公二年始称子；薛初称侯，至庄公三十一年始书伯，以为自降可也；杞初称侯，至庄公二十七年称伯，而僖公二十三年卒称子；文公十二年称伯，而襄公二十九年来盟又称子，其升降不一，比前说又不通了。且二邾都自附庸升而为子，传者以为齐桓公请于天子，命为诸侯，由是观之，则又似时王黜陟的说法也可行，姑且记录所闻以等待知者。又说：‘程子认为滕称子是臣属于楚，朱熹说：滕未曾服楚，不知何据。’”卓尔康说：“灌甫说：‘按《乐正子记》，滕、薛旅朝隐公，桓王闻之，徴朝。滕以子徃，薛以伯徃，王怒，皆黜焉。’以子徃，以伯徃，是自贬的说法；王怒皆黜焉，是时王所黜的说法。因其子徃而贬之，尤易为力，乐正所记，可作两证。”陈际泰说：“胡文定贬滕子的说法，非徒刻薄，又复颇甚。滕侯不得已而朝也，则与纪侯等也，无罪焉尔已。其为桓而朝乎？宜在谷、邓二侯之列，贬名足矣，奈何子之？即子之，而奈何终其身且世世也？滕，孱国耳，贬之若是，即前伐郑四国与后成宋乱四国，罪有大焉者矣，而又何无此峻刑乎？即桓之身与桓之子若孙，其又何罪之从此又必穷之狱也”

按：滕降称子，赵匡认为是在丧期未君，程子认为后来臣属于楚，胡安国认为贬其朝桓，朱熹都驳斥他们，独取程迥自贬以省贡赋的说法，于情事为近，而揆诸《春秋》之义例，亦有不可通者：五等之列，周有定制，《春秋》不听诸侯之自尊，而独听其自贬耶？故惟杜预、杨士勋为时王所贬的说法为得其实。胡安国说：“时王能黜诸侯，则《春秋》不作。”夫东周之替也，齐晋之覇，实王命之；仪父、黎来，实王爵之。即其威不行于呉楚之远且大，若滕、薛、〇小邦，以为时王所黜，夫岂不可？《春秋》之后，又将百年，周益卑矣，三晋为侯，犹请命焉，况平、桓之世，东迁之初乎

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

译稷，杜预注解说宋国的地域应当在今归德府的境内。

译《左传》记载：在稷地会盟，从而促成宋国的祸乱。因为接受了贿赂的缘故，立了华氏。宋殇公即位后，十年间发生了十一次战争，百姓无法忍受这种命运。孔父嘉担任司马，华督担任大宰，因此趁着百姓无法忍受这种命运，先发表言论说：“司马就是这样的人。”随后杀死了孔父嘉并弑杀了殇公，从郑国召来庄公并立他为君，以便亲近郑国。用郜国的大鼎贿赂鲁桓公，齐国、陈国、郑国也都得到了贿赂，所以华督最终得以担任宋公的相国。

【郜，杜预注：国名。济阴城武县东北有郜城。大概郜有两座城：北郜城是郜国，又向南二里叫南郜城，则是宋国的邑。隐公十年夺取郜国就是指的这里。都在山东兖州府城武县】

《公羊传》说：对于内部的重大罪恶应当避讳，这里为什么直书其事呢？因为年代久远。所见到的时代用词不同，所听到的时代用词不同，所传闻的时代用词不同。隐公的时代也算久远了，为什么还要为隐公避讳呢？因为隐公贤明而桓公是贼臣。

《谷梁传》说：“以”字，表示内部有意为之。桓公有意促成这场祸乱。这祸乱已经形成了，却加上表示未完成事情的措辞。对于内部的罪恶，君子没有遗漏的。

胡安国《春秋传》说：华督是弑君的贼臣，凡是百姓无不痛恨他，而桓公却与诸侯会盟并接受贿赂来立华氏，让他担任宋公的相国，这太过分了。所以特别记载他的行为，说“促成宋国的祸乱”。臣子为君主避讳，儿子为父亲避讳，这是礼制。这里为什么直书其事呢？因为桓公的罪恶极深，臣子想要尽力避讳却无法欺骗后世。经文说“促成宋国的祸乱”而不写“立华氏”，还算是有所避讳。春秋时期记载会盟，没有记载其具体行为的，唯独这次与襄公末年澶渊之会，各自记载了其事。桓公弑杀隐公、华督弑杀殇公、般杀景公，都是天下的大恶，是圣人感到恐惧、《春秋》之所以编纂的原因。一次是接受宋国的贿赂而立华氏，一次是谋划宋国的灾祸却不能讨伐，所以特别记载其事以示贬斥。然而澶渊之会，既不记载鲁国的卿，又贬低各国的大夫而称“人”；这里却记载了鲁公，又列举诸侯的爵位，为什么呢？澶渊之会，想要谋划宋国的灾祸却不讨伐弑君的贼臣，虽然记载为“宋灾故”，但未能表明诛责之意，必须深深避讳鲁国的卿而重重贬低各国的大夫，然后足以启发问者明辨是非。稷地会盟前有宋督弑君，后有夺取宋国鼎的事件，记载为“促成宋国的祸乱”，那么责备之意已经明白，不必避讳鲁公与贬低诸侯的爵位次序，然后才能看出他们的罪过了。

集说：何休说：“宋公冯与华督共同弑君而立，诸侯在稷地会盟，想要共同诛杀他们，接受贿赂便返回，致使宋国的祸乱最终形成。桓公原本也是弑杀隐公而自立，君子痛恨同类互相包养，小人同恶相济，所以卑贱者不为避讳。古代诸侯五国为一属，属有长官；两属为一连，连有帅；三连为一卒，卒有正；七卒为一州，州有伯。州中有无道者，长、帅、卒、正、伯应当征讨，不征讨就与同恶。当春秋时，天下散乱，保伍制度败坏，即使不诛杀，也不算促成祸乱。现在责备他们促成祸乱，是痛恨他们接受贿赂。加上‘以’字，是避开直接说促成祸乱。”徐邈说：“《春秋》虽然为亲近尊贵者避讳，但也不掩盖事实，所以纳鼎入庙、僖公逆祀，以及王室之乱、昭公之孙，都直指其事而记载。”孙复说：“弑君的贼臣，诸侯都可以讨伐，宣公十一年楚人杀陈夏徵舒就是例子。这里说‘公与齐侯、陈侯、郑伯在稷地会盟以促成宋国的祸乱’，是厌恶不讨伐贼臣。”刘敞说：“包庇别人的贼臣，私受别人的贿赂，控制别人的上下，称为促成祸乱可以，称为平定祸乱则不可以。杜预说：‘成，平也。’这是不对的。《春秋》有‘输平’，又有‘暨齐平’，又有‘公及齐侯平莒及郯’，都直接称为平。如果《春秋》想要避讳接受贿赂的罪恶，说它平定宋国的祸乱，那是可以的。现在不说平而说成，这难道是平的意思吗？况且查考传文说：‘在稷地会盟以促成宋国的祸乱，因为贿赂的缘故，立了华氏。’这就是传文用接受贿赂立华氏，来解释经文的促成宋国祸乱，难道还不明白吗？”程颐说：“宋国弑杀其君，而四国共同促成安定，这是天下的大恶。”朱熹说：“《春秋》大义有数十条，如促成宋国祸乱、宋灾故之类，乃是圣人直接诛贬，自是分明。”陈傅良说：“从前联合五国的君大夫来安定州吁，而州吁最终被讨伐。现在联合四国的君主来立华督，华督最终担任宋庄公的相国，弑君的祸患接连发生于天下，这是四位君主造成的。《春秋》的褒贬到了改变文辞的地步，严厉啊。从前五国的君大夫，记载了又记载，整个春秋时期仅一两次见到。用改变文辞还觉得不够，而直书其事，舍弃这个就没有再见的了。”家铉翁说：“华督虽然弑君，但冯的君位未定。现在三国为此会盟，将要谋划宋国而谋取利益，而冯的君位才安定，华督的罪过才得以不被讨伐。所以促成宋国祸乱的，是三国；使三国促成这场祸乱的，是鲁国。”谷梁说：“‘以’字，表示内部有意。”又说：“桓公有意促成这场祸乱。”深得圣人之意。邵宝说：“《春秋》记载事情，书写而已，但并言其意图的有四件事：曰促成宋国祸乱，曰宋灾故，曰释放宋公，曰伐楚以救江，都是不能不言说的。《易经》说：‘系辞以尽其言。’这四件事接近于此。”

译氏尔康说：“追究弑君者的罪行，明确昭示其罪责，没有比州吁更典型的了；此后弑君者层出不穷，大多不再记载；促成弑君者得逞，明确揭露其罪责，没有比在稷地会盟更典型的了；此后逆党层出不穷，大多不再记载。《春秋》初期，只记载这两件事，以此作为大法罢了。”张溥说：“这次会盟，名义上是确定宋公的人选，实际上是拥立华氏。鲁桓公是弑君之贼，与华督同流合污，急于促成宋国的动乱，不仅仅是为了华督，对自己也有利。因此，齐、陈、郑三国接受宋国的贿赂而不记载，鲁国接受郜国的大鼎则记载‘取’、记载‘纳’，用词严厉而不宽恕，鲁桓公勾结逆党的罪过，比那三国更深重。”

译夏四月，从宋国取得郜国的大鼎。戊申日，把它放进太庙。

《左传》【夏四月，从宋国取得郜国的大鼎。戊申日，把它放进太庙。这是不合礼制的。臧哀伯劝谏说：“作为君主的人，将要彰显美德、堵塞违逆，以此来统御百官，尚且担心有所缺失，所以彰显美好的德行来给子孙看。因此，清庙用茅草盖顶，大路用蒲草编织席子，肉羹不加调味，谷物不舂细，这是彰显节俭；礼服、礼帽、蔽膝、玉笏，腰带、下裳、绑腿、鞋子，冠冕上的衡、紞、纮、綖，这是彰显法度；玉饰、刀鞘、刀口、佩巾、大带、旌旗的游饰和缨络，这是彰显数量；画有火纹、绣有黼黻花纹，这是彰显文采；五色配合形象，这是彰显物类；车上的鸾铃和和铃，这是彰显声音；绘有三辰的旗帜，这是彰显光明。所谓德行，就是节俭而有法度，升降有定数。用文物来记录它，用声音和光明来彰显它，以此来照临百官，百官因此警戒畏惧，而不敢违背纪律。现在您毁灭德行、树立违逆，却把贿赂的器物放在太庙，来向百官明示。百官效仿它，那还能惩罚谁呢？国家的败坏，是由于官吏邪恶；官吏丧失德行，是因为宠爱贿赂公行。郜鼎放在太庙，还有比这更公行的吗？武王攻克商朝，把九鼎迁到雒邑，义士尚且有人非议，何况要把彰显违逆混乱的贿赂器物放在太庙，那该怎么办呢？”桓公不听。周朝内史听说这件事，说：“臧孙达在鲁国大概会有后代吧！君主违逆，不忘用德行来劝谏他。”

【雒邑，杜预注：武王只是营建雒邑，没有建成都城；周公才最终营建雒邑，称为王城，就是今天的河南城。现在河南河南府洛阳县城内西偏，就是王城的旧址】

《公羊传》【这是从宋国取得的，为什么称它为郜鼎呢？器物跟随名称，土地跟随主人。器物为什么跟随名称？土地为什么跟随主人？器物与人，并非立刻就能成为其所有。宋国起初以不义的手段取得它，所以称它为郜鼎。至于土地与人则不然，不久就可以成为其所有了。那么对于取得，可以成为其所有吗？回答说：“不可以。”为什么呢？就像楚王的妻子媦，任何时候都不可以。戊申日，把它放进太庙。为什么记载？表示讥讽。讥讽什么？因为助长混乱、接受贿赂，放进太庙，这是不合礼制的】

《谷梁传》【桓公在内弑杀国君，在外促成别人的混乱，接受贿赂而退兵，用这些来侍奉祖先，这是不合礼制的。正确的做法是像周公那样不接受。郜鼎，是郜国所制作的。说宋国从宋国取得它，以此作为讨伐的鼎。孔子说：“名称跟随主人，器物跟随中国。”所以称它为郜大鼎】

《胡传》【“取”是得到非其所有的称呼，“纳”是不接受却强行放入的意思。弑逆的贼人不能加以讨伐，反而接受他的贿赂器物，放在太庙，来向百官明示。圣人直接记载这件事，垂训后世，使人们知道宠爱贿赂的施行，保护邪恶、废弃正道，能够败坏人的国家，或许也能知道警戒了】

《集说》【杜预说：戊申，是五月十日。孔颖达说：长历这一年四月庚午朔，那个月没有戊申；五月己亥朔，十日得到戊申，是有日而没有月。刘敞说：这是从宋国取得的，为什么称它为郜大鼎呢？是郜国所守护的大鼎。武王攻克商朝，分封诸侯，颁赐宗彝作为子孙收藏。郜国以不义失去它，宋国以不义得到它，虽然时间久了也不是其所有，所以称它为郜大鼎。程颐说：四国既已促成宋国混乱，而宋国用鼎贿赂鲁国，齐、陈、郑都有贿赂。鲁国认为有功而接受它，所以记载“取”。把促成混乱的贿赂器物，放在周公的太庙，周公会享用它吗？所以记载“纳”。纳，是不接受却强行放入的意思。叶梦得说：郑国人用贿赂输诚于我，而我顺从他们，所以记载“郑伯使宛来归邴”。我要求宋国贿赂以促成其混乱，而宋国给予，所以记载“取郜大鼎于宋”。后面有所讽刺，前面必有所显现。说从宋国取得，宋国不是我所能取得的。周公称太庙，鲁公称世室，群公称宫，这是鲁国的礼制。太庙有器物，是用来荐献德行的，不义而荐献它，这是亵渎祖先。纳，是用强力放入的意思。家铉翁说：前面记载“成宋乱”，是兼责四国；这里记载“取郜大鼎纳于大庙”，是专责鲁国。李廉说：春秋记载贿赂的体例，宋国用郜鼎贿赂桓公而记载“取”，罪在鲁国；鲁国用济西贿赂齐国而记载“取”，罪在齐国。掩盖罪责在于鲁、齐。齐国】

【赠送卫国宝物而记载“来”，归结正诸侯的罪责，不仅仅在鲁国】

秋七月，杞侯来朝【公羊、谷梁作纪侯】

《胡传》【公羊、谷梁、程颐都认为杞是纪。桓公弟弟弑杀哥哥，臣子弑杀君主，是天下的大恶。周王与诸侯不奉行天讨，反而行朝聘之礼，那么都有贬责，这是为了存天理、正人伦。纪侯来朝，为什么唯独没有贬责呢？当时，齐国想要灭掉纪国，纪侯请求鲁国做他的宗主，不是为桓公立而朝见他】

《集说》【刘敞说：左氏说“杞侯不敬，回来就谋划讨伐他，九月进入杞国”是对的。考察公羊经文“纪侯来朝”，我认为应当作纪，不应当作杞。春秋虽然是乱世，至于兵革之事，也谨慎使用。杞来朝鲁，有一点不敬，不应当就进入他的国家。左氏误把纪当作杞，于是产生了不敬的说法。谷梁说：“朝见的时候，这里为什么记月？桓公在内弑杀国君，在外促成别人的混乱，于是为齐侯、陈侯、郑伯讨伐，几天后以贿赂退兵。已经是这件事而朝见，厌恶他，所以谨慎而记月。”不对。六年冬，纪侯来朝，还是前面的纪侯，还是

译这是齐桓公罢了，他的行为没有更加进取，恶行也没有丝毫减少，而纪侯有过错却不改正，他的罪责应当更深，罪责深就应当记载日期，反而只记载了季节，这是为什么呢？这难道是《春秋》不厌恶他吗？程子说：凡是杞国被称为侯的，都应当是纪国。杞国的爵位并非侯爵，这是文字上的错误。等到纪侯彻底离开他的国家之后，就不再称侯了。吴氏说：齐国谋划吞并纪国，而郑国帮助齐国。纪国弱小，被齐国和郑国图谋，估计不能自我保全，因为鲁国与齐国、郑国关系和睦，所以来朝见鲁国，打算寻求庇护。李廉说：纪国称侯，《公羊传》注疏根据隐公二年的记载来考证，纪国本来并非侯爵，这里称侯，是因为天子将要到纪国娶妻，所以封给他百里土地，后来就恒常称侯。而《谷梁传》注疏也认为大概是当时的周王所晋升的，这都是不知道“纪子伯”是缺漏文字的缘故罢了。汪克宽说：成公七年曹伯朝见，成公六年、十八年以及定公十五年邾子朝见，都记载了月份，不能因为记载了月份就认为是贬斥。

译蔡侯、郑伯在邓地会见【邓，杜预注：颍川郡召陵县西南有邓城。现在的邓襄城位于河南开封府郾城县东南三十五里。《公羊传》认为邓是一个国家，那么鲁桓公五年邓侯来朝见，就是邓国的国君】

《左传》【开始畏惧楚国了】

【楚，杜预注：楚国在南郡江陵县北面的纪南城。孔颖达疏：《世谱》说：楚国是芈姓，颛顼的后代。其后代鬻熊侍奉周文王，早逝。周成王将他的曾孙熊绎封于楚国，以子男等级的封地居住在丹阳，即南郡枝江县。熊通开始称武王，武王定都于郢，即江陵县。现在江陵县隶属于荆州府，纪南城在府城北十里，枝江县也隶属于荆州府】

《公羊传》【离开本国不称“会”，这里称“会”是什么意思呢？大概是因为邓国也参与了会见】

胡安国传【查考《左传》说：“开始畏惧楚国。”会见的地点以国名命名，邓国也参与其中。楚国僭越礼制称王，依仗武力欺凌江汉地区，这三个国家，土地与楚国相邻，因此感到畏惧。后来楚国最终灭亡了邓国，俘虏了蔡侯，而郑国因为与王室关系亲近，为楚国服役，直到春秋末期，圣人对此深感悲伤。天下没有比天理更大的，没有比信义更强的。遵循天理，笃守信义，以此守护自己的国家，即使荆楚再强大，有什么可畏惧的呢？如果不以此为本，行事丑恶，德行平庸，不能相互推崇，那就只能以土地的大小、力量的强弱来分胜负了】

集解【何休说：“当时因为邓国，都能与邓国会见。从三国以上称‘会’的，是重视少数服从多数。”杜预说：“楚武王开始僭越礼制称王，蔡、郑两国是姬姓，靠近楚国，所以畏惧而谋划防备。”李廉说：“楚国从熊绎开始受封，六世传到熊渠，立他的儿子康为句亶王，红为鄂王，执疵为越章王，这是僭称王的开始。又八世传到熊仪，就是若敖。又二世传到熊眴，就是蚡冒。又一世传到熊通，就是武王。武王十九年进入春秋时期，在鲁桓公六年侵犯随国，在鲁桓公八年会合诸侯，在鲁桓公九年包围鄾地、击败邓国，在贰、轸结盟，在蒲骚击败郧国军队，在鲁桓公十一年讨伐绞国、讨伐罗国，楚国已经在江汉之间强大了。鲁庄公四年，文王熊赀即位。鲁庄公六年讨伐申国，鲁庄公十年俘虏蔡侯，鲁庄公十六年灭亡邓国，于是楚国势力更加扩张，日后争夺霸权的开端就在此时。”湛若水说：“三国不坚守共同防御的大义，不应该会见却谋划防备以抵御楚国，最终难免灭亡。”季本说：“蔡、郑、邓三国都在楚国北境，而邓国尤其靠近。这时熊通开始僭越称王，欺凌江汉地区，邓国首先担忧，所以作为东道主在邓国会见蔡、郑。不知道蔡桓公、郑庄公本来没有长远考虑，不值得与他们谋划。五年后，邓侯吾离逃奔鲁国，大概是因为日益被楚国逼迫，转而依托周公的后代】

【查考《公羊传》认为邓国参与了会见，胡安国及湛若水、季本都沿袭此说。隐公元年盟宿的例子，正与此相符。《释例》认为邓是蔡国的土地，孔颖达于是说邓国距离蔡国很远，蔡、郑不应该远道去其国都会见，这个说法也有道理】

九月，鲁军进入杞国

《谷梁传》【是我国军队进入杞国】

集解【杜预说：“不称主帅，是因为地位卑微。”程颐说：“将领地位低，军队少，对外称‘人’，对内只说‘入某’、‘伐某’。”高阅说：“这一年进入杞国，八年进入邾国，文辞虽然简略，但罪责有余。桓公弑君，没有人讨伐、没有人征伐，反而进入别国、征伐别国，这是让天下共同蒙受耻辱。”汪克宽说：“有人认为蔡、郑进入杞国，但灭亡偪阳、灭亡赖国都记载‘遂’，这里不记载‘遂’，那么进入杞国的是鲁国。《左传》说是讨伐杞国来朝见时的不敬，大概是依据僖公二十七年春天杞子来朝见，秋天公子遂率领军队进入杞国来附会解释罢了】

鲁桓公与戎族在唐地结盟

《左传》【重修旧好】

集解【陈深说：“桓公弑君逆礼而畏惧别人讨伐，急切地与戎族结盟以巩固自己，记载此事以示贬斥。”吴澄说：“隐公因为戎族请求结盟，再三请求后才与他们结盟。现在戎族没有请求而桓公与他们结盟，大概与与郑国结盟越过郑侯的意思相同，因为自己背负大恶，而结好以巩固自己。”季本说：“畏惧戎族成为祸患，再次重修旧好】

冬天，鲁桓公从唐地回来【这是记载“至”的开始】

《左传》【向宗庙报告。凡是国君出行，向宗庙报告；回国，举行饮至礼、放下酒杯、记录功勋，这是礼制。单独相互会见往来称地名，是谦让于事。从三人以上，则去时称地名，回来称完成的事】

集解【杜预说：“传例说：‘向宗庙报告。’单独相互会见，所以致送地名。凡是国君出行不记载‘至’的，都是没有向宗庙报告。”孔颖达说：“回国必须报告，而《春秋》中鲁公出行一百七十六次，记载‘至’的只有八十二次。其余不记载的，《释例》说：‘凡是鲁公出行，不记载‘至’的九十四次，都是没有向宗庙报告。隐公不报告，是谦让；其他鲁公不报告，是怠慢礼制。’怠慢礼制，是举大例而言。如果出行有耻辱，克制自己归罪于己，不向宗庙报告，不是因为怠慢礼制。如果事实可耻却不以为耻，回国向宗庙报告，那么史官也会记载。宣公五年《传》说：‘鲁公到齐国，高固让齐侯留住鲁公，请求叔姬。夏天，鲁公从齐国回来。’这是不应该报告却报告了，所以记载以示过错】

译《释例》又说：“桓公的灵柩从齐国运回，这是死后回国祭告宗庙而记载‘至’的情况。庄公违背礼制去齐国观看社祭，使用了饮至的礼仪，这是依礼而记载‘至’的情况。宣公在黒壤之防，因贿赂而免于责难，隐讳不记载结盟，却又记载‘至’，也是隐讳不以被阻止祭告宗庙。襄公从晋国回来，这是荣耀归来而记载‘至’的情况。昭公从齐国回来，住在郸地，这是应当祭告而记载‘至’的情况。”僖公十六年，鲁公在淮地会合诸侯，未回国就攻取了项地，齐国人因此讨伐而阻止鲁公回国。十七年，声姜因为鲁公的缘故，在卞地会见齐侯，鲁公才得以回国，于是记载“公至自会”，这是隐讳被阻止而以会合祭告。诸侯结盟，一定在会合之后，都记载“公至自会”，不说“公至自盟”，是因为结盟是借着会合而进行的，鲁公出行时以会合祭告宗庙，所以回来也以会合祭告归来。即使一并以结盟祭告，也不说“至自盟”，是因为出行时不以结盟祭告的缘故。僖公二十八年，鲁公会合诸侯于温地，随即围攻许国，经文记载“公至自围许”。襄公十年，鲁公会合诸侯于柤地，随即灭掉偪阳，经文记载“公至自会”。这两处记载不同，《释例》说：“诸如此类，事情形势相接，有的以开始的事祭告，有的以结束的事祭告，大概是当时史官的不同，没有其他含义。”定公十二年，鲁公从围成归来，出行没有出境却也要祭告宗庙，《释例》说：“家臣执掌国命，大城匹敌国都，仲由建立堕毁三都的计策，而成地的人不听从，所以鲁公亲自讨伐他们。虽然没有越过国境，但动用军队兴师，把这件事看得重大，所以出入都要祭告宗庙。””啖助说：“凡是鲁公出行一百七十六次，记载‘至’的有八十二次，不记载‘至’的有九十四次。《左传》说祭告宗庙就记载在简策上，孔子根据他所到的地方来显示功过，并且记录他离开国家的远近迟速。”其中有一次出行涉及两件事的，有的祭告前事，有的祭告后事，选择重要的一事来记录。还有不祭告本事的，因为本事不是功绩。十二公中只有隐公不祭告，大概是谦让，不以国君的礼仪自处。其谦让而不祭告，有的是因为羞耻，有的是因为懈怠。刘敞说：“为什么有的记载‘至’有的不记载‘至’？记载‘至’，是合乎礼的；不记载‘至’，是不合乎礼的。国君出行一定要祭告宗庙，返回一定要奠祭然后入宫。”刘绚说：“国君出行，其归来一定要记载，按法则本来就是这样。古代诸侯朝见会合，有固定的节度；出入，有固定的期限。周朝衰微以后，无法度而妄行，征伐会盟，纷纷四处出动，抛弃社稷，委托人民，往往过了几个月甚至几年才得以返回。看经文所记载的，其混乱自然显现。”刘永之说：“时代有远近，那么史书就有详略，言辞有同异，这很容易明白。从文公以前，国君出行八十次，记载‘至’的有十七次；文公以后，国君出行九十次，记载‘至’的有六十四次，就是这样。”

译【查考反行必须告知，史官就记载其到达；不告知，就不记载。杜预的注、孔颖达的疏说得非常明白。各家议论纷纷，有的认为是因为路途远，有的认为是因为时间久，有的认为是因为危险，有的认为是因为侥幸，这都是穿凿附会，偏离了正意。】

附录《左传》【当初，晋穆侯的夫人姜氏在条地作战时生下了太子，给他取名叫仇。他的弟弟在千亩之战时出生，给他取名叫成师。师服说：‘奇怪啊，国君给儿子起的名字！名字用来制约道义，道义用来产生礼仪，礼仪用来体现政事，政事用来匡正百姓。因此政事成功而百姓服从，如果颠倒就会滋生祸乱。美好的配偶叫妃，怨恨的配偶叫仇，这是古来的命名原则。现在国君给太子起名叫仇，给弟弟起名叫成师，祸乱的征兆已经开始了，兄长大概会被废黜吧！’晋惠公二十四年，晋国开始发生祸乱，所以封桓叔于曲沃，靖侯的孙子栾賔辅佐他。师服说：‘我听说国家建立，根本大而末梢小，因此能够稳固。所以天子建立诸侯国，诸侯建立卿大夫之家，卿设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匠、商人各自有分属的亲属，都有等级差别。因此百姓服侍上级，下级没有非分之想。现在晋国是甸侯，却建立诸侯国，根本已经削弱了，它能长久吗？’晋惠公三十年，晋潘父杀死昭侯而迎立桓叔，没有成功。晋国人拥立孝侯。晋惠公四十五年，曲沃庄伯攻打翼城，杀死孝侯。翼城人拥立他的弟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犯陉庭的田地，陉庭南边的边境人开启曲沃攻打翼城】

【条，杜预注：晋地，今山西平阳府解州安邑县有中条山，县北三十里有鸣条冈。千亩，杜预注：西河界休县有地名千亩，今平阳府介休县有千亩原。陉庭，杜预注：翼城南边的边邑，翼即今平阳府翼城县，县东南七十五里有荧庭城，志书说就是陉庭】

【壬申，周桓王十一年】三年【齐僖公二十二年、晋哀公九年、卫宣公十年、蔡桓公六年、郑庄公三十五年、曹桓公四十八年、陈桓公三十六年、杞武公四十二年、宋庄公冯元年、秦宁公七年、楚武王三十二年】

春正月

胡安国《春秋传》【桓公三年以后，经文中不书写‘王’字，有人认为是周天子没有颁布历法。昭公末年，王室发生子朝之乱，哪里有空闲颁布历法？而经文中都书写了‘王’字，可见并非没有颁布历法，这是很明显的。又有人认为是这里脱漏了文字，怎么会在一个国君在位期间凡十四年都不书写‘王’字？它不是脱漏文字也很明显。那么为什么呢？桓公弑君自立，到现在三年，诸侯的丧事都结束了，这是入朝觐见、接受天子命令的时候。而周王朝的司马没有施加残害执刑的惩罚，邻国的大夫没有听说有沐浴斋戒的请求，鲁国的臣子以不戴天的义理，反而侍奉仇人，竟然不以为耻，让乱臣贼子肆意凶逆，无所忌惮，人伦大道灭绝了。所以从此以后不书写‘王’字，是表明桓公无视王法，以及天王失政而不像王】

集说【何休说：‘不写王，是为了显示桓公无视王法而行动。二年有王，是显示开始。十年有王，是数目的终结。十八年有王，是桓公的终结。’孔颖达说：‘桓公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共四年在春季有王。九年春无王、无月，其余十三年虽然春季有月，全都无王。’赵匡说：‘详察经文意旨，只是以桓公不顾王法，所以去掉‘王’字，来显示他的罪过罢了。’刘敞说：‘为什么不书写王？因为桓公无视王法。桓公为什么无视王法？因为桓公不接受天子的命令。诸侯丧事完毕，以士的服饰觐见天子，未受命不敢穿正式的礼服。已经觐见天子，赐予黻冕圭璧，然后穿礼服回去，在祖庙设奠，然后临视诸臣。桓公在内弑杀国君，在外促成别人的祸乱，削弱天子而不接受命令，那么本来就没有王。不书写王，显示不接受命令。不接受命令，即使很久也不能成为诸侯。二年有王，是因为丧事未完毕。’又说：‘何休说：“二年有王，显示开始。”不在元年显示开始，是因为尚未无视王法。这是不对的。弑君的罪过，不轻于促成别人的祸乱；易地之恶，不差于纳鼎太庙。而认为元年尚未无视王法，轻重失序了。弑君见于即位，成乱效于纳赂，易地着于璧假，其迹象已经明显。即使让《春秋》每年都书写王，能说桓公有王吗？那么不书写王，不是因为这几件事也很明显。’程颐说：‘桓公弑君自立，元年书写王，是用王法纠正他的罪过。二年宋督弑君，是用王法纠正他的罪过。三年不书写王，显示桓公无视王法。’家铉翁说：‘王室微弱，不能诛讨乱贼。元年、二年还书写王，是期望他。现在鲁隐公丧事既已终结，逆臣桓公未能入朝觐见天子，而明年春宰纠衔命下聘，从此再三聘问。应当诛讨却加以奖赏，王纲尽失，天下不再知道有王。从此不书写王，显示天下没有王。’李廉说：‘查考桓公只有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有王，赵氏认为是后人误加，其说法已经不对。而注解《谷梁传》的人，见二年书写王，认为是纠正与夷之卒，于是附会认为十年书写王是纠正终生之卒，这又是不懂正弑逆之义了。注解《公羊传》的人，在十年、十八年书写王是对的，而元年书写王，认为’】

译桓公此时尚不敢公然无视周天子，直到三年才开始显露出无视周天子的罪责，这又是极其牵强附会的说法。所以胡氏只采纳了程子的观点。又查考范氏的体例，春秋记载上下无视周天子的情况共有一百零八次，桓公无视周天子，是因为不奉行周天子的法度；其他诸侯无视周天子，是因为不记载正月，也就不能记载周天子。宣公也是篡位而不被废黜，这是因为罪行的轻重不同。赵氏恒说：“春秋的法则，没有比诛杀弑君贼子更严厉的。所以它确立法则，就是认为天下没有不该声讨的人，也没有不可声讨的时候。从当时的人的角度来说，不仅责成周天子，而且责成邻国，责成鲁国的臣子。责成周天子，固然因为是周天子的法度；责成邻国和鲁国人，也是周天子的法度。从可以声讨的时机来说，元年记载周天子，三年以后不记载周天子，十年又记载周天子，十八年年终又记载周天子。那些记载周天子的，固然是为了显示周天子的法度应当声讨；那些不记载的，也是为了显示周天子的法度应当声讨。”

译附录《左传》：【春天，曲沃武公讨伐翼城，驻扎在陉庭。韩万驾驶战车，梁弘担任车右。在汾水边的低湿之地追逐翼侯，马缰绳被挂住而停下。夜里抓获了他，以及栾共叔。】

【汾隰，杜预注：“汾水边。”《释例》：“汾水发源于太原郡故汾阳县，到河东郡汾阴县流入黄河。”如今汾水发源于太原府静乐县西南，到府城西向东南流，经过汾州、平阳二府，到荥河县北流入黄河。静乐，即汉代的汾阳；荥河，即汉代的汾阴。栾，杜预注：“晋地，晋国大夫栾氏的封邑。”如今直隶真定府栾城县就是。】

鲁桓公在嬴地与齐侯相会。【嬴，杜预注：齐国城邑，泰山郡嬴县，如今故城在山东泰安州东南五十里。】

《左传》：【在嬴地相会，是为了在齐国完成婚约。】

《集说》：【杜预说：“鲁桓公不通过媒介，亲自与齐侯相会而成婚，是不合礼制的。”孙觉说：“桓公二年曾与齐侯在稷地相会，促成宋国的动乱，于是再次为此设防，而《春秋》经文不记载此事。秋七月，就有公子翚到齐国迎娶新娘的事，这是在未结婚之前进行的相会。《左传》说‘在齐国完成婚约’，是正确的。桓公与齐国谋划婚事，却不通过介绍人的命令、媒妁的言语，亲自到齐国边境与齐国谋划自己的婚事，丑恶可见。”张洽说：“乱臣贼子相会而成婚，是为了彰显齐侯的罪过。”家铉翁说：“鲁桓公惧怕方伯的讨伐，而向齐国乞求婚约以……”

【这次相会没有媒人而结婚，结婚不合正道；越过国境相会，相会不合正道；派私人前往迎娶，迎娶不合正道；为齐侯亲自迎亲，迎亲不合正道。因此《春秋》在嬴地的防地、讙地的防地，谨慎地记载下来。又说：“当时郑庄公善于用兵，齐国是强国，所以桓公以贿赂结交郑国，以婚姻求取齐国，用来逃避弑君之罪的讨伐，最终却死在齐国，这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

【按：相会，对外是记录志向，记载相会而不记载‘及’，应当以张洽责备齐国的说法为正确。大概畏惧讨伐，是鲁国的情状；包庇恶行，是齐国的罪过。经文尤其厌恶齐国，所以只记载相会。】

夏天，齐侯、卫侯在蒲地互相约定。【蒲，杜预注：卫国地，在陈留郡长垣县西南。如今直隶大名府长垣县治所，就是故蒲城。】

《左传》：【没有歃血为盟。】

《公羊传》：【胥命是什么意思？互相命令。为什么要说互相命令？因为接近正道。这怎么算是接近正道呢？古人不歃血为盟，只是约定言语就退去。】

《谷梁传》：【胥的意思就是相，互相命令而诚信明白，谨慎言语就退去，因此认为这接近古制。这必定是一人先发起，为什么用‘相’来说呢？不是因为齐侯命令卫侯。】

《胡传》：【《公羊传》说：‘胥命，就是互相命令。互相命令，接近正道。’古人不歃血为盟，约定言语就退去。人们爱惜自己的私情，私下互相猜疑，从而形成倾覆危亡的风俗，这种由来已经很久了。有能够互相命令而诚信明白的，难道不独自接近正道吗？所以特别兴起胥命的文辞，在这里有所取义。圣人以诚信代替食物，回答子贡的提问；君子以诚信代替生命，看重桓王失去信用。失去诚信，百姓就无法立足，所以荀卿说《春秋》赞许胥命。】

《集说》：【何休说：“盟誓不歃血，只是以命令互相发誓。赞许他们不歃血为盟，接近正道，类似古制而不违背，所以记载下来以拨乱反正。”范甯说：“江熙说：‘齐、卫胥命，虽然有先发起的人，但唱和的道理是均等的。如果认为是齐命令卫，则功劳归于齐；如果认为是卫命令齐，则齐只是随从。说他们互相命令，则界限泯灭没有间隙了。’”杨士勋说：“如今两国互相命令，那么大国应当发起，小国应当应和，大国是齐，小国是卫。所以传文说：‘不是因为齐侯命令卫侯。’说明齐是大国。但唱和的道理均等，所以直接用互相命令来说。”刘敞说：“胥命是什么意思？互相命令。为什么要说互相命令？古时有方伯，有州牧，有卒正，有连率，受命于天子，这是正道。诸侯自己互相命令，不是正道。齐，是大公的后代，东州的诸侯；卫，是康叔的后代，北州的诸侯，以事务互相命令。”又说：“齐侯、卫侯在蒲地胥命，《公羊传》认为是约定言语而不歃血为盟，《春秋》赞许它，这是不对的。《春秋》是乱世，齐、卫都是凡君，设防而互相命令，哪里值得计算？阳谷之会，《公羊传》认为是远方国家都到了，桓公向诸侯发布禁令，诸侯都没有使用盟誓，是最盛大的，难道不是约定言语就退去吗？那为什么不称为胥命呢？”苏辙说：“胥命，是约定言语而不歃血为盟。有互相命令，所以不能说设防；未曾歃血，所以不能说盟誓。”程颐说：“两国设防，约定言语互相命令而不进行盟诅，接近事理，所以赞许它。”朱子《语类》问张洽：“平常如何理解胥命？”张洽说：“曾经考证过，应当遵从刘侍读的说法。自从王命不行，那么诸侯上僭之事就由此升级，但必定与势力不相上下的人共同做，以便布告众人而成全他们的僭越。齐、卫当时势力相当，所以齐僖公自认为小伯，而黎人责备卫公以方伯之事，当时周王不能任命方伯而想要自己成为方伯，所以在这里彼此互相命令以成全他们的私意。等到时间久了，那么有力能做的就专擅了。所以桓公就自称方伯，以至于战国时期，诸侯都有称王的意图，】

译不敢独自一人在国内称王，必定要与势力相当的人共同约定而后为之。魏、齐在浊泽会盟以互相称王，就是这种情况。此后七国都称王，秦国人想有办法胜过他们，于是派人向齐国提议称帝，约定共同称帝。从互相任命到互相称王，从互相称王到互相称帝，僭越窃位的趋势，势必发展到这一步，这难道不是明显的证据吗？」问：「那么《左传》所说的在弭地互相约定，是怎么回事呢？」答：「这是关于拥立周王的事情，彼此谦逊推让，争相为先。」问：「这种说法也有道理。」汪克宽说：「朱熹的意思与程子的传注稍有不同，暂且两者并存。」我私下考证，鲁庄公二十一年，郑国、虢国在弭地互相约定，共同谋划拥立周王，不能说这是互相任命为霸主。况且齐国、卫国在互相约定之后，没有听说有防备结盟或侵伐的事情，仅仅在郎地打了一仗，在恶曹结了一次盟，都是因为郑忽的缘故，这就不是互相推举为霸主了。大概所谓互相约定，就是彼此用言语结交而不歃血为盟，而结交的善恶，则取决于具体的事情罢了。邵宝说：「互相约定，是一种体例；前来言说，又是另一种体例。」陈际泰说：「在垂地会盟，是贬斥，记载‘遇’，是讥讽其礼仪简略；在蒲地会盟，是褒善，记载‘胥命’，是赞美其接近正道。」

译【按：《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胥命”是善举，程子沿袭了这一观点，而《胡传》也主张这种说法，大概是因为与那些屡次结盟导致祸乱的行为相比，这更接近古制。张洽采纳刘敞的说法，认为双方互相命令以达成私利，并极力陈述其僭越窃位的严重程度，朱熹认为这话有道理，所以将两种说法并存】

六月，鲁桓公与〇侯在郕地会盟【〇字，杜预注本作纪，郕字，杜预注本作盛】

集说【程子说：“自从桓公篡位以来，没有一年不与诸侯结盟会盟，这是为了结交外援以巩固自己的地位。”高闶说：“纪侯畏惧齐国，想要亲近鲁国，郕国也是这样。”张洽说：“纪国与鲁国亲近，而向鲁国寻求援助，以对抗齐国和郑国，所以桓公趁着他们两年前来朝见，而与他们结盟。”汪克宽说：“程子说：‘〇称侯都应当是纪。’《左传》说：‘〇求和。’这难道是因为杞国入鲁而传会了这种说法吗？”】

【按：《左传》和《谷梁传》都写作杞，只有《公羊传》写作纪。程子认为杞称侯都应当是纪，应当以《公羊传》为是。大概是因为齐国和鲁国正和睦，纪国和郕国都畏惧齐国，所以与鲁国会盟以求庇护。高闶的说法是对的】

秋七月壬辰初一，发生日全食

《公羊传》【既是什么意思？就是尽的意思】

《谷梁传》【既，就是尽的意思，有接续的言辞】

《胡传》【太阳，是众阳的宗主，是君王的象征，而发生日全食，那么这种变化就很大了】

集说【何休说：“光明完全灭尽。”范甯说：“尽而复生叫做既。”孔颖达说：“食既，是说日光尽，所以说既，就是尽。月亮本身没有光，等待日光照射才产生光，半照就是〇，全照就是望。被日光照射，反而能夺取月光，这是历家的说法，说太阳的对面有一个像太阳一样大的东西，叫做闇虚。闇虚对着月亮，月亮就一定会灭光，所以发生月食。张衡《灵宪》说：‘在太阳的对面，光常常不能合，这叫做闇虚。在星星上星星就微弱，遇到月亮就发生月食。’这是说日光夺取月光，所以发生月食。如果是日光夺取月光，那么应当每次望日都发生月食，而望日也有不发生月食的，这是因为它们的轨道度数不同。日月轨道不同，有时相交，相交就互相侵犯，所以日月交替发生食。相交在望日之前，朔日就发生日食，望日就发生月食；相交在望日之后，望日就发生月食，下个月的朔日就发生日食；相交正好在朔日，就发生日全食，前后的望日不发生食；相交正好在望日，就发生月全食，前后的朔日不发生食。大概一百七十多天轨道才开始相交一次，不相交就不互相侵犯，所以朔望并不常有食。轨道不正交，日光斜照月亮，所以月光更盛；轨道正交，日光冲当月，所以月光就灭。比如火斜照水，日光斜照镜子，那么水镜的光就旁照其他物体；如果让镜子正对太阳，水正对火，那么水镜的光就不能照耀，日光夺取月光也是这样。日月同会，轨道相交，月食是日光所冲，日食是月体所掩，所以日食常在朔日，月食常在望日。食有上下之分，是因为运行有高下，说月亮在太阳南边，从南边进入食，南下北高，那么食就从下边开始；月亮在太阳北边，从北边进入食，那么食就从高边开始，这是运行有高下，所以食不同。所以《异义》说：‘月亮高那么它的食亏在上，月亮低那么它的食亏在下。’日月的大小完全相同。相掩密的，两个天体相近，正映其形，所以光能溢出而中食；相掩疏的，两个天体相远，月亮近而太阳远，从人看来，那么月亮所映的范围广，所以日光不再能见，而日全食。日食，实际上是月亮掩映的，只是太阳所在的地方，月亮看不见。圣人不说是月亮来食太阳，而说是有东西食它，以自食为文，是因为看不见的原因。”孙复说：“凡是日食，君王都应当戒惧修德，以消除灾祸。”程子说：“既，就是尽。食尽是大的异象。”家铉翁说：“这本书记载食既的”】开始，李廉说：“食既的例子有三个，这一年以及宣公八年七月、襄公二十四年七月，都是大变化。”黄正宪说：“列国的分野，上应列宿，日月交防的时候，也各有所属。所以太阳虽然无所不照，而所食的影子在下面，看它有正而多的，有偏而少的。当时所食的地方，必定与鲁国的分野关系居多，所以从鲁国看来，看见它是全食】

【按：《胡传》引用《谷梁传》不书朔、不书日是夜食，说是因为朝日而知之，这是不对的。既然说看见它的亏伤了，那么时刻可以查考，书朔、书日没有不可以的。而且如果日食发生在亥、子之交，未出地而复明，那么即使朝日，从哪里看见它的亏伤之处呢？大概日食不占夜，就像月食不占昼，所以唐代一行作历，上溯往古一千多年，日食常在昼，月食常在夜】

公子翚到齐国迎接新娘

《胡传》【娶妻必须亲自迎接，这是礼的正统。至于国君，以爵位来说有尊卑，以国家来说有大小，以道路来说有远近。有的在他的国家迎接，有的在边境迎接，有的在宾馆迎接，这是礼的节制。纪侯对于鲁国，以小大来说，是亲近的，却让履緰来；鲁侯对于齐国，以远近来说，是亲近的，却让公子翚去。这是不重视大婚的礼节，失去了节制，所以记载】

集

译范甯说：“称翚为公子，是因为桓公不把他当作罪人。”孔颖达说：“天子尊贵，没有与之匹敌的人，不亲自迎亲，派遣卿去迎接，由上公监临。诸侯则亲自迎接，有缘故可以派遣卿。僖公八年祭公从纪国迎接王后，《传》说：‘符合礼制。’这是应当派人，天子不亲自迎接。襄公十五年《传》说：‘官师跟随单靖公从齐国迎接王后，卿没有去，不符合礼制。’由此可知天子的礼制，应当派遣卿去迎接而上公监临。《礼记·哀公问》说：‘戴着礼帽亲自迎亲，不是太隆重了吗？’孔子回答说：‘联合两姓的友好，以继承先圣的后代，作为天地、宗庙、社稷的主宰，君主为什么说太隆重呢？’这是回答哀公，特指鲁国的事，说明诸侯的正礼应当亲自迎接。庄公二十四年鲁桓公到齐国迎接夫人，丘明没有为之作传，因为符合礼制。文公四年从齐国迎接妇姜，《传》说：‘卿没有去，不符合礼制。’以卿不去为不符合礼制，可知君主有缘故可以派遣卿去迎接。”孙复说：“当时文姜扰乱鲁国，骊姬迷惑晋国，南子倾覆卫国，夏姬败坏陈国，上下效仿，到处都是，不能一一列举。所以从隐公以下，夫人、内女出入的踪迹，都详细记录，用来惩戒和警戒，作为万世的法则。”刘敞说：“左氏说：‘修好先君的情谊，所以称公子。’不对。《春秋》不修好先君的情谊而称公子的很多，如果修好先君的情谊才称公子，那么翚率领军队去齐国就适宜了，没有理由疾恶而去掉他的氏。”张洽说：“君臣共同弑杀隐公，却到齐国去求取配偶，所谓不需要贬斥断绝而罪恶就显现了。”俞皋说：“在齐国所以称女，逆女，是为桓公迎娶夫人。”李廉说：“迎女的体例是诸侯亲自迎亲，当事不记载。记载鲁国迎女的有五次，只有庄公迎娶哀姜因为仇敌之女而被讥讽，其余如翚迎娶文姜、公子遂迎娶穆姜、叔孙侨如迎娶齐姜，都是卿为君主迎娶。出姜不记载迎娶，大概是鲁公，讥讽礼成于齐，所以不斥责鲁公。”汪克宽说：“翚为桓公弑杀隐公，又为桓公迎娶夫人以结好齐国；遂为宣公弑杀赤，又为宣公纳贿迎娶妇人以结援齐国：都不需要贬斥”

译断绝而罪恶显露。陈氏际泰说：“公子翚不适宜去迎接新娘，这是轻慢；然而公子翚尤其不适宜去迎接新娘，这是贼害。”考证：纪履緰前来迎接新娘，程子认为是在他所住的馆舍亲自迎接，哪有远赴他国去迎接妻子的？张氏洽赞同这个说法，确实很有道理。因此这一年公子翚前往齐国迎接新娘，凡是因不亲自迎接而加以讥讽的，都删去了。

九月，齐侯在讙地送姜氏【讙，杜预注：鲁国地名，济北蛇丘县西有下讙亭。现在济南府肥城县西南有故城。《水经注》说：俗传讹称为夏晖城】

《左传》【齐侯送姜氏，不符合礼制。凡是诸侯的女儿嫁给同等地位的国家，如果是姊妹，就由上卿送她，以礼敬告先君；如果是公子，就由下卿送她。嫁给大国，即使是公子，也由上卿送她。嫁给天子，则各位卿大夫都随行，国君不亲自送。嫁给小国，则由上大夫送她】

《公羊传》【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呢？诸侯越过国境送女儿，不符合礼制。这已经进入鲁国境内了，为什么不称夫人？从鲁国的角度说齐国，父母对于子女，即使是邻国的夫人，仍然称她为吾姜氏】

《谷梁传》【《礼》规定：“送女儿，父亲不下堂，母亲不出祭门，伯母叔母和兄弟不出阙门。父母告诫她说：‘谨慎地听从你公婆的话。’伯母叔母反复申说：‘谨慎地听从你父母的话。’”送女儿越过国境，不符合礼制】

集说【刘氏敞说：“这已经进入鲁国境内了，为什么不称夫人？没有拜见宗庙，还算是没有进入鲁国。”叶氏梦得说：“父亲亲自送女儿，不符合礼制。为什么不称夫人？这是为齐侯找借口。文公在齐国迎接女儿，在鲁国境内不称女儿，因为已经成礼了。对于文公来说，她已经成了媳妇，所以记载‘在齐国迎接妇姜’，姜适宜称女儿。齐侯在讙地送女儿，进入鲁国不称夫人，因为还没成礼。对于齐侯来说，她仍然是女儿，所以记载‘齐侯送姜氏到讙’，姜氏适宜称夫人。这就是名正而言顺。”杜氏谔说：“鲁国迎接失之轻慢，而齐国送失之过度，他们的贬责本来就是相当的”

鲁桓公在讙地会见齐侯

集说【程子说：“齐侯出疆送女儿，桓公远行去会见他，都不符合道义。”胡氏铨说：“桓公如果亲自迎接，自然应当记载迎接女儿，一定不会说会见齐侯。这里只说会见，可见桓公是因为防备齐侯而接受姜氏。”张氏洽说：“圣人制定礼制，不可过度，也不可不足。齐僖公爱女儿过度，以至于越过国境送她，致使鲁侯的出行不是为了亲自迎接，而是为了在讙地特意去会见齐侯。僖公的送，桓公的会，都不是为了重视婚姻而端正人伦的开始，所以《春秋》记载这件事。”姚氏舜牧说：“鲁桓公意在结齐国为外援而娶其女，所以桓公所做的事重在会见，不在于婚姻”

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

《公羊传》【公子翚为什么不致送？因为姜氏已经见到桓公了】

《谷梁传》【这里不说是公子翚带她回来，是什么缘故？因为桓公亲自从齐侯那里接受了姜氏。子贡说：‘戴着礼帽亲自迎接，不也太隆重了吗？’孔子说：‘结合两姓的友好，以延续万世的后代，怎么能说太隆重呢？’】

胡传【亲自迎接的礼制废弛，于是就有父母兄弟越过国境送女儿的情况。派公子翚去迎接，已经轻慢了。因为齐侯来，就在讙地迎接并会见他，这说明桓公出行的重点在于齐侯，而不在于姜氏，这难道是礼制吗？不记载‘至’，是因为她已经见到桓公了。不能防范约束，于是《敝笱》的讽刺就由此萌发了。礼制，是用来区别嫌疑、明辨细微，在混乱未发生前就加以治理的，不可不谨慎。娶夫人，是国家的大事，所以详细记载】集说【杜氏预说：“这是告于宗庙。不说是公子翚带她回来，是因为齐侯送她，桓公在讙地接受了。”孙氏复说：“这是齐侯送姜氏，桓公在讙地接受。桓公在讙地接受姜氏，不说是从讙地回来，是不认可桓公在讙地接受姜氏，所以说‘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以端正其义。”胡氏铨说：“《易经》说：‘渐，女子出嫁等待男子行动。’女子出嫁必须等待男子才行动。夫人姜氏不和桓公一起回来，所以先记载‘桓公在讙地会见齐侯’，接着记载‘姜氏从齐国回来’，以表明桓公在讙地会见本来不是为了亲自迎接，不符合《易经》等待男子的意义。”薛氏季宣说：“齐侯在国外送女儿，桓公用会见的礼节接待她，不是亲自迎接，而且双方都失礼了。夫妇是大伦，不在开始时端正，桓公的夫妇就不成其为夫妇了。”呉氏澂说：“婚礼的大节有三：纳币，第一；亲自迎接，第二；夫人回来，第三。符合礼制则都不记载。鲁桓公在嬴地防齐国记载，讥讽他不通过媒介而直接向齐国求婚；迎接女儿记载，讥讽他不亲自迎接而派公子翚；送姜氏记载，讥讽齐侯亲自送；在讙地防齐国记载，讥讽他不亲自迎接而亲自会见齐侯；夫人回来不记载公子翚，以讥讽鲁桓公起初派翚迎接，而在中途在讙地亲自接受姜氏。”李氏廉说：“夫人回来的惯例，啖子说：‘夫人初次回来都记载。’经文记载‘夫人至’三次。文姜见到桓公，所以不记载翚；因为穆姜、齐姜记载，遂侨如记载‘以’，是说他不应当带；哀姜记载‘入’，是不能见到宗庙；出姜不记载回来，是贬低在齐国成礼；昭公娶吴女不记载回来，是耻于娶同姓。”汪氏克宽说：“文定这一年的传文说‘娶夫人，

译“国家的大事”，《左传》庄公二十四年传认为“婚姻是常事，不记载”，大概是因为婚姻符合礼制而不记载，是史官书写体例的常规。所以僖公娶妻，夫人纳币、迎娶新娘、夫人到达，都没有记载。桓公娶文姜，不符合礼制，所以把它当作大事而详细记载，是为了垂示警戒，这是史官书写体例的变通。昭公娶同姓女子，则又因为是国家丑事而隐晦记载。圣人作经，如同自然造化孕育万物，宏大细微、高低起伏，都顺应事物的本性赋予形态，哪里可以拘泥于一种标准来论断呢？王樵说：“查考翚迎娶新娘，齐侯送姜氏到讙地，桓公在讙地防备齐侯，这是文姜事件的开端。桓公与夫人姜氏于是前往齐国，桓公在齐国去世，这是文姜事件的结局。桓公到齐国纳币，桓公到齐国迎娶新娘，夫人姜氏进入鲁国，大夫和宗妇朝见使用玉帛，这是哀姜事件的开端。夫人姜氏逃到邾国，公子庆父出逃到莒国，这是哀姜事件的结局。《春秋》根据事实来记载，读者通过比较相关事件来观察，那么细微的征兆就会显现，鉴戒的意义就彰明了。”张溥说：“防蠃迎娶新娘，在讙地会盟，夫人到达，齐僖公送女儿，女儿出嫁后，派大夫聘问，这些都详细记载。《春秋》厌恶文姜的结局，不得不详细记载她的开端。”

译冬天，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鲁国聘问。

《左传》说：“冬天，齐国的仲年来鲁国聘问，是为了送夫人（姜氏）到鲁国。”

《集说》中杜预说：“古代女子出嫁，又派遣大夫跟随进行聘问，是为了表示谦敬，表达殷勤。在鲁国出发，就称为‘致女’；在他国而来，就总称为‘聘’。所以《左传》用‘致夫人’来解释。”孔颖达说：“经文记载‘来聘’，传文说‘致夫人’，这是通过行聘礼来送达。”吴澄说：“齐僖公亲自送女儿到鲁国边境，不久又派遣尊贵的弟弟来送达，可见他爱女到了极点，这是私情，不符合礼制的正道。”

这一年丰收。

《公羊传》说：“‘有年’，为什么记载？因为喜悦而记载。‘大有年’，为什么记载？也是因为喜悦而记载。这里说‘有年’是什么意思？只是丰收。那里说‘大有年’是什么意思？是大丰收。只是丰收，也值得喜悦吗？因为依赖丰收。”

《谷梁传》说：“五谷都成熟了，称为‘有年’。”

《胡传》说：“旧史将灾异与庆祥一并记载，所以‘有年’、‘大有年’得以出现在经文中。如果旧史不记载，圣人也不能凭空添加。然而十二公大多历经多年，所有致力于农耕重视谷物，因忧旱而记载下雨的，难道没有丰收之年却没有出现在经文中吗？这是孔子在其他公的记载中都删去了。唯独桓公的‘有年’、宣公的‘大有年’，保留而没有删去，是因为这两位君主获罪于天，理应遭受水旱凶灾的谴责，现在却丰收，这是反常，所以视为异象，特别保留。那么天道也错乱吗？桓公、宣公在位十八年，只有这两年记载‘有年’，其他年份歉收可知，而天理不差，确实如此。这件事，在不修订的《春秋》中，是庆祥；君子修订后，则是变异，这是圣人依据鲁史旧文，能够确立兴王的新法。所以史文如画笔，经文如化工，我曾以此观察，非圣人不能修订，确实如此。‘有年’、‘大有年’，先儒解说经文的多列入庆瑞门类，直到程子阐发深意，然后认为这是记载异象，这是得于言语意旨之外的。”

《集说》中何休说：“桓公的行为，诸侯应当诛讨，百姓将要离去，依赖五谷都有，使百姓安居乐业，所以喜悦而记载，说明治国者不可没有丰收。”孔颖达说：“‘年’解释为‘稔’，称岁为年，是取每年谷物一熟的意义。贾逵说：‘桓公恶而有年，是丰年作为异象，说有不应当有的。’查考昭元年传文说：‘国家无道而年谷和熟，是天助之也。’这是说岁丰是辅助，不是妖异之物。君主行为既恶，恩泽不下流，遇到丰年，就认为是异象，那么无道的世道，只应当有大饥荒，这不是天佑下民的意思。”杨士勋说：“凡是记载‘有年’的，冬天五谷全部入库，计算用度丰足，然后记载，不能系以日月，所以例常记时。宣公十六年冬天‘大有年’，也是记时，这是证据。”孙复说：“桓公在位十八年，只有这一年说‘有年’，这是未曾有年。记载者，是彰显桓公治国不能勤勉百姓务农如此。”程颐说：“记载‘有年’，是记录异象。人事顺从于下，则天气和顺于上。桓公弑君而立，逆天理，乱人伦，天地之气为之错乱，水旱凶灾是适宜的。现在却丰收，所以记载其异。宣公是被弑君者所立，其恶有差别，所以‘大有年’则记载。”刘克庄说：“桓公‘有年’，宣公‘大有年’，古史修订认为是祥，孔子笔削认为是异。”王樵说：“桓公、宣公行为恶，理应得天谴，固然如此，百姓有什么罪？天降下丰收，正见人不体恤百姓而天勤劳之。考据经文，元年大水，五年旱、蝗，八年建酉之月未霜而雪，十三年又大水，十四年无冰，御廪灾，灾异征兆叠现。只有这一年以‘有年’记载，可见年是百姓的生命，国家存亡的关键，而深为人君不德招致灾祸的警戒。”

【按贾逵说：“说不应当有的。”程颐因之，而《胡传》畅言之，其持议甚正。有人怀疑因君主之故而厌恶其民，不是圣人书法的本意。其实程、胡二传也说君主恶招致灾祸而病民，只有这一年丰收是可异的，与《公羊》以喜书之意正同。看何休的说法，则两不相悖了】

附录《左传》说：“芮伯万的母亲芮姜厌恶芮伯宠爱多人，所以驱逐他，出居在魏。”

【芮，杜注：芮国在冯翊临晋县，今陕西西安府同州朝邑县，有芮故城在黄河西岸。魏，杜注：魏国在河东河北县。《括地志》：魏故国在芮城县北五里，今山西平阳府解州芮城县河北故城是也。孔疏：《世本》芮、魏都是姬姓】

【癸桓王十酉二年】四年【齐僖二十三年、晋小子侯元年、卫宣十一年、蔡桓七年、郑庄三十六年、曹桓四十九年、陈桓三十七年、〇武四十三年、宋庄二年、秦宁八年、楚武三十三年】

春天正月，公在郎地狩猎【这是搜狩的开始】

《左传》说：“记载时令是礼。”

《公羊传》说：“‘狩’是什么？田猎。常事不记载，这为什么记载？讥讽。讥讽什么？远。诸侯为什么一定要田猎？一是干豆，二是宾”

译客人，第三是充实国君的厨房。

《谷梁传》：四季的田猎，都是为了宗庙祭祀的事。四季田猎的猎物用于三个方面，只取最先获得的：一是用于祭祀祖先，二是用于招待宾客，三是用于充实国君的厨房。

译胡传：【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讥讽鲁公远离都城。军事和祭祀，是国家的大事。田猎，是用来演习这些大事的。役使百姓来训练军队，是为了展示武力以威震天下；猎取禽兽来祭祀宗庙，是为了展示孝道以顺服天下。所以，仲春时节教习振旅，接着进行搜猎；仲夏时节教习茇舍，接着进行苗猎；仲秋时节教习治兵，接着进行狝猎；仲冬时节教习大阅，接着进行狩猎。然而，如果不合时宜就会伤害农事，如果地点不当就会损害万物。田猎的地方，比如郑国有原圃，秦国有具圃，都是固定的场所。违背了固定的场所，侵害百姓和万物，使得百姓苦不堪言，那么他们听到车马的声音，看到羽毛旗帜的美丽，就会全都头痛皱眉互相抱怨，这能不谨慎吗？因为地点不当而必定记载，这是《春秋》在细微之处保持谨慎的意思。只有在细微之处保持谨慎，然后王者的德行才能完备。】

集说：【杜预说：“冬天打猎叫作狩，实行三驱的礼仪，符合田猎的时节，所以说记载了时节，是合乎礼的。周朝的春季，相当于夏朝的冬季。田猎遵循夏朝的历法，郎地不是国内常规的狩猎地点，所以记载了地点。”孔颖达说：“周朝的正月建子，就是夏朝的仲冬。《周礼·大司马》说：‘仲冬教习大阅，接着进行狩猎。’这说明田猎遵循夏朝的历法。《释例》说：‘三代正朔不同，而夏朝的历法最得天道。即使在周朝，在谈论时节和行事时，都依据夏正。’所以鲁公在春季狩猎，而传文说‘记载了时节，是合乎礼的’。隐公五年鲁公在棠地射鱼，传文说：‘说的是远离都城的地方。’僖公二十八年周天子在河阳狩猎，传文说：‘说的是不是合适的地点。’凡是记载地名的，都是说地点不合适，所以知道这个郎地不是国内常规的狩猎地点，因此记载了地点。如果是国内的狩猎地点，大野就是。哀公十四年传文说：‘在西边的大野狩猎。’经文没有记载大野，明显是因为符合常规地点，所以不记载罢了。由此说来，那么在禚地狩猎、在红地搜猎以及在比蒲、昌间狩猎，都是非常规地点，所以记载了地点。田猎的地方必须有固定的，古代百姓多土地狭小，只有在山泽之间，才有不耕种的土地，所以天子诸侯必定在封地内选择空闲土地作为狩猎地。僖公三十三年传文说：‘郑国有原圃，就像秦国有具囿一样。’这说明各国都有固定的狩猎处所，违背了固定处所，就会侵害百姓和万物，所以记载地点来讥讽他们。”陆淳说：“啖助说：‘搜猎和狩猎合乎礼的是常事，不记载；不合时宜、越礼而做的，就记载以示讥讽。’赵岐说：‘四季的田猎，事情各不相同，名称也不同。春天为了检阅武力、选拔人才，所以称为搜；夏天为了驱除危害禾苗的野兽，所以称为苗；秋天顺应天时杀伐，所以称为狝；冬天借守御禽兽来练习作战，所以称为狩。左氏说：春搜、夏苗、秋狝、冬狩，就是这样。公羊、谷梁的冬狩、秋搜相同，而苗猎公羊在春天，谷梁在夏天。公羊认为夏天没有名称，谷梁认为春天叫田，田是四季狩猎的总称，不应该专门在春天，所以不对。公羊的意思，夏天忙于农事不苗猎，那么除非有紧急情况或有野兽危害禾苗，否则不苗猎。’”孙复说：“狩，是冬天的田猎。天子诸侯四季必定田猎，大概是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讲习武经而教民作战，难道只是放纵游乐、追逐禽兽而已吗！然而禽兽多了会伤害五谷，不可不捕捉，所以借田猎来捕捉它们。向上供给宗庙的新鲜祭品，向下消除庄稼的祸害，所以田猎必定要合乎时节，杀戮必定要合乎礼仪。田猎不合时节叫作荒，杀戮不合礼仪叫作暴。只有荒，会妨碍农事；只有暴，会灭绝万物。这是圣人的深切告诫。刘敞说：“四季为什么必定田猎？春天教习振旅，辨别鼓铎、火器，用来献给社神；夏天教习茇舍，辨别号名、车弊，用来献给礿祭；秋天教习治兵，辨别旗物、罗网，用来献给祊祭；冬天教习大阅，总括军实、徒弊，用来献给烝祭。”又说：“公羊认为春天叫苗，秋天叫搜，冬天叫狩，是不对的。《周礼》春搜，夏苗，秋狝，冬狩，这才是正确的。《周礼》虽然不是孔子所著，但制度大致保留，大概是周公的旧制。孔子曾经执掌过它，其中驳杂的部分，似乎是周朝衰微时诸侯所增加的，不足以损害其大体。搜狩的名称，我遵从《周礼》。《礼记·王制》记载四季田猎，也缺失了夏天，大概《王制》出自汉代诸儒，而诸儒承袭公羊的错误，才到了这个地步，不足以作为依据。”程颐说：“鲁公出动民众，都应当记载。在郎地，是因为远离都城。”赵鹏飞说：“昭公九年修筑郎囿，后来就成为田猎苑囿之地，大概基于今天的狩猎。”李廉说：“四季的田猎，春搜，夏苗，秋狝，冬狩，见于《周礼》《尔雅》，而左氏记载臧僖伯的话也相同，唯独公羊、谷梁所说的都不符合。谷梁疏说：‘左氏的文字，是周公制礼的名称；二传的文字，或者是《春秋》取用了异代的法则，或者是当时天子诸侯另有法则，经典散亡，无法取正。’看这个，那么胡安国取用《周礼》的说法是对的。”又说：“《春秋》记载狩猎四次：在郎地，讥讽远离；在禚地，讥讽亲近仇敌；河阳本来不是狩猎，特意用来避开召见周天子的名义；西狩本来是常事，特意用来记载非常祥瑞。各有其义。”卓尔康说：“四季的田猎，只记载搜、狩，搜狩在经文中不多见”】

译记载这件事，那记载这件事必定是有原因的。文公之后，四位国君都不再记载，是因为大夫专断国政，国君不再掌管军政，当时田猎的得失没有什么值得议论的。昭公八年以后，又频繁记载，是那时三家瓜分鲁国，借春搜的礼仪来炫耀武力、显示强势，又与不合时宜、不合地点的田猎不同，所以频繁记载以显示异常罢了。

译夏天王派遣冢宰渠伯纠前来聘问。

胡传【“宰”即冢宰。“渠”是氏，“伯”是爵位，“纠”是名。按照惯例，王朝公卿记载爵位，大夫记载字，上士、中士记载名，下士记载人。纠位居六卿之首，却降低规格按照中士的惯例只记载名，这是贬斥。为什么要贬斥纠呢？根据周代的制度，大司马九伐之法规定：诸侯如果有杀害亲人的罪行，就予以纠正；如果有放逐或弑杀君主的罪行，就予以讨伐。桓公的行为，正属于这两类罪行，天子不但不讨伐，反而去聘问，这是失职。掌握刑赏大权以驾驭臣下的是天子；议论刑赏之法以告诫天子的是冢宰。治理国家，有治典；安定国家，有教典；平定国家，有政典；纠察国家，有刑典。治、教、政、刑称为“典”，表明这是天下的大常道。大宰所掌管的事务，唯独称为“建”，因为这些典章是由大宰制定的。现在大宰却成为动乱的开端，奉命去聘问弑君的贼人吗？所以特别贬斥而只称其名，以显示这位大宰不配做大宰。向弑君的贼人聘问而称其名，那么桓公死后，天王派遣荣叔来赐命，荣叔为什么称字而不称名呢？开始来聘问时，冢宰称名以显示贬斥；最终追赐命令时，天王不称“天”以示讥讽，其中的义理完备了。夫咺赠送仲子，纠聘问桓公，这些事都关系到三纲大义。然而夫咺只称官职，纠却兼称爵位，为什么呢？像夫咺那样，难道是因为刚执政还未受封，而纠则是以诸侯身份入朝为相，或者已经为相且受封了吗？汉初任命宰相，必定选择列侯担任，后来任用公孙弘，因担任宰相而获得封爵，大概是想要效法古制以加重其责任。责任越重，责备就越深。嫡庶之分，君臣之义，是天下的大伦理，没有轻重之别。纠因为已经受封，所以兼称爵位，体现了《春秋》责备宰相的用意。】

集说【杜预说：“国史的记载，必定书写年份以汇集该公的事迹，书写季节以构成该年的岁序，所以《春秋》有空有季节而无事件的情况。现在不书写秋冬和首月，是史官遗漏了文字，其他情况都与此相同。”刘敞说：“‘宰’是什么？是官职，天子的冢宰。天子的冢宰，通达天下。‘渠伯’是什么？是爵位。‘纠’是什么？是名。天子的大夫不称名，这里说‘宰渠伯纠’，有什么讥讽？讥讽什么呢？桓公在内弑君，在外助成他人的动乱，又不接受天命，天子不能讨伐他，反而去聘问，这是推崇动乱，有三重讥讽。”又说：“《左传》说：‘父亲在世，所以称名。’这是不对的。‘武氏子来求赙’，是说世代为武氏；‘仍叔之子来聘’，是说年幼软弱。纠擅自摄行父职，自取冢宰之位，对他的贬斥应当比那更严重，不能仅仅因为父亲在世就称名。舍弃大的责备而追究小的，不符合《春秋》的原则。”又说：“《公羊传》认为他是下大夫，连系官氏、名和字，这是不对的。按理不可既称名又称字，孔子的笔法，怎么会繁琐迂曲到这种地步！”何休说：“省略两个季节，是为了贬斥天子降低身份去聘问。”这也是不对的。史官有遗漏日月的情况，孔子都不私自补充。日月不足以体现义理而加以补充，似乎不可信，所以不这样做。程颐说：“桓公弑君而立，天子不能治理，天下没有人能讨伐，而天王派遣他的冢宰去聘问，显示给予尊宠，天理灭绝了，人道丧失了。书写‘天王’，是说应当奉行天意，却做出这样的事。称‘纠’的名，是尊卑贵贱的道义丧失了。”朱熹说：“不书写秋冬，是史官遗漏了文字。有人认为这是贬斥天子失刑，不成其为议论。鲁桓公弑君，天子不能讨伐，罪恶已经明显，何必等到省略秋冬之后才显现呢？”张洽说：“‘宰’是太宰。‘渠’是采地。‘伯’是爵位。‘纠’是名。作为天子的冢宰，却不能以八柄告诫天子驾驭群臣，反而亲自奉命来聘问鲁桓公，所以贬斥而称其名。”李廉说：“宰纠称名，《左传》直接讥讽他摄行父职而出聘，已经误解了‘仍叔之子’的文意；而杜注又把‘伯纠’当作名，那么‘伯’就是字而不是名了。《公羊》、《谷梁》都认为他是下大夫，连系官氏、名和字，以‘宰’为官氏，‘渠’为名，‘纠’为字，而以‘伯’为老称，那么‘单伯’、‘祭伯’也是老称吗？大概是想说言语微妙，所以经文中称‘伯’；想表示尊卿，就连称名，所以产生这种臆测。这都是不知道《春秋》责备宰相的书法。”赵恒说：“桓公弑逆，天王不讨伐反而去聘问，失职了。责任应当在天王，但把责任转移到宰。”这是因为纠职位高责任重，如果能劝谏，天子必定不会有来聘问的过失；劝谏而不听，就辞职离去，那么所派遣的人必定不是纠。现在却奉命而来，可知他是阿谀顺从而不忠不智，不足以担任冢宰，所以不贬斥天子而贬斥冢宰。陈际泰说：“天王最终认为桓公是嫡子而可以立，所以纠的聘问，与夫咺的归赗相同；圣人最终认为桓公不是嫡子而不应当立，所以称‘渠’的名，与斥责夫咺相同。”按：不书写秋冬，程颐认为是天王失刑，其说法本于何休，不如杜注认为是史官遗漏文字在义理上更正确，所以刘敞和朱熹都赞同杜注。汪克宽列举全经中的阙文相校以申明程颐的说法，终究没有确凿依据。】

附录《左传【秋，秦国军队侵犯芮国，被击败，是因为轻视芮国。冬，周王军队和秦国军队围攻魏国，抓获芮伯带回去。】

《秦诗谱》说：“秦，在陇西谷

译名。」徐广说：「天水郡陇西县有秦亭。」现在的巩昌府秦州清水县故秦城就是那里。《史记》记载：秦的祖先伯翳辅佐大禹治理水土，被赐姓嬴氏。后来有大骆，生了非子，非子在周孝王时主管汧水、渭水之间的马匹，被分封土地作为附庸，在秦地建邑】

译钦定春秋传说彚纂卷四

<经部,春秋类,钦定春秋传说汇纂》>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春秋传説彚纂卷五

【甲桓王十戌三年】五年【齐僖二十四年、晋小子二年、卫宣十二年、蔡桓八年、郑庄三十七年、曹桓五十年、陈桓三十八年、杞武四十四年、宋庄三年、秦寜九年、楚武三十四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去世。

左传【当时陈国发生动乱，文公的儿子佗杀死了太子免，并取代了他的位置。陈侯病重，动乱便发生了。】

集説【杜预说：“甲戌，是前年十二月的二十一日；己丑，是今年正月的六日。”孔颖达说：“根据长历推算，知道甲戌、己丑属于不同的月份，而报丧的人一并说是正月，所以两书其日而共言正月。如果各自按月份报丧，也应该两书其月。但这事发生在不同年份，假如两方都按月份报丧，那么应当在四年记载‘十二月甲戌，陈侯鲍卒’，五年正月己丑，陈侯鲍卒’。”啖助说：“《公羊传》、《谷梁传》都说：‘甲戌那天，陈侯出走逃亡；己丑那天，陈侯死去并被找到。’考察国君虽然疯狂出走，也应当有臣子跟随，哪有国君出走，臣下不追逐，以致不知道他死亡日期的道理呢？”赵匡说：“《左传》说是两次报丧，哪有正当祸乱之时，还有空闲争着派人报丧的道理？假使确实两次报丧，孔子也应当详细审定实际日期，为何要总括记载呢？况且传文说：‘陈侯病重而祸乱发生。’这文也是依据陈国史书而记录的。验证这一点，那么经文‘甲戌’下面应当记载陈佗作乱的事，是简册脱落了。”陆淳说：“甲戌下面有脱文。”孙复说：“这里说‘甲戌、己丑，陈侯鲍卒’，是阙文。大概甲戌下面有脱落的事，况且诸侯没有以两天记载去世的。”刘敞说：“春正月甲戌，这里没有事，为什么没有？是没有听说罢了。有人说：‘陈侯的弟弟佗杀了陈世子免。’这样说，是阙文。”程颐说：“甲戌下面文字缺失。”黄仲炎说：“甲戌、己丑，三传都认为这是鲁史旧文而孔子沿用的，这是不对的。孔子修《春秋》，以笔削自命，如果鲁史有两天并存这样的错误，不应该述而不削，留下无故的疑惑。】

【这一定是圣人笔削之后，传录者弄错了。】李廉说：“三传不探究阙文的含义，《公羊传》就说：‘为什么用两天记载去世？是疑惑。甲戌那天出走，己丑那天死去并被找到，君子对此疑惑。’《谷梁传》就说：‘陈侯在甲戌那天出走，己丑那天被找到，不知道死亡的日子，所以举两天来包容。’《左传》则认为是两次报丧，这谬误太严重了。”王锡爵说：“哪有正当祸乱之时，还有空闲派人两次报丧的道理？即使两次报丧，孔子为什么不据实记载？大概是上下文字有缺失罢了。而有人竟说‘陈佗杀其君之子免’这八字，这就又失之穿凿了。】

夏，齐侯、郑伯前往纪国。

左传【齐侯、郑伯朝见纪国，想要借此偷袭它。纪国人知道了。】

胡传【考察《左传》说齐郑朝见纪国想要偷袭它，纪国人知道了。所谓“如”，是朝见的词。尊贵的不朝见卑贱的，强大的不朝见弱小的。纪国作为纪国，微弱得很。齐国在东州，尊贵则是方伯，郑国也是大国，一同驱车去朝见纪国，却怀着欺诈的阴谋，想要偷袭它，却不料纪国人察觉了，他们的用心太狠毒了。这是外邦互相朝见，为什么要记载？因为纪国臣服于鲁国，所以来报告这事；鲁国史官承接报告，所以详细记载在防地。孔子修经，保留而不删削，是因为小国依靠大国的安靖，而大国却包藏祸心图谋它，这也不同于兴灭国继绝世的意义了。所以保留而不删削，以彰显齐人灭纪的罪过，说明纪侯离开国家的缘由。刘敞《意林》所说的“圣人诛意之效”就是这个意思。】

集説【杜预说：“外邦互相朝见都说‘如’，齐国想要偷袭纪国，纪国人害怕而来报告，所以记载。”孔颖达说：“传文说朝见，经文说知道，知道‘如’就是朝见。下文州公前往曹国，与此类似，所以说外邦互相朝见都说‘如’。鲁国出使朝聘，惯例也说‘如’，唯独说外朝，是因为经中有公朝见周王，所以不全说公如，所以独说外。朝聘而称为‘如’，《尔雅·释诂》说：‘如，往也。’”刘敞说：“外邦互相朝见不记载，这为什么要记载？是憎恶他们。为什么憎恶他们？齐侯、郑伯将要偷袭纪国，以朝见的名义前往，纪国人知道了，然后以朝见的名义返回。‘如’，是朝见的词。尊贵的不朝见卑贱的，强大的不朝见弱小的，强盛的不朝见衰弱的，不正视他们以欺诈图谋别人的国家，使好像真诚朝见一样，是憎恶他们。”又说：“《公羊传》认为离开防地不说防，所以说如，这是不对的。《春秋》记载盟会，是为了刺讥诸侯，不是喜欢群聚而厌恶离开防地。离开防地为什么不可记载，而改防为如以扰乱事实呢？”孙觉说：“春秋之时，齐、郑强大，而纪最小，这是纪侯朝见，事不暇者，而齐郑前往，有以窥之也。故桓十三】

【年之战，而庄元年迁其郱、鄑、郚。三年以酅入齐，而纪亡矣】

译程子说：“齐侯、郑伯到纪国朝见，是想借此机会偷袭纪国，纪国人知道了这件事。齐国作为诸侯，却想在邻国做贼，是非常不道德的。郑伯协助他，他们的罪责是相等的。”吴氏澂说：“许国靠近郑国，纪国靠近齐国。郑国想要得到许国，与齐国共同谋划，最终得到了许国；齐国想要得到纪国，与郑国共同谋划，最终得到了纪国。”李氏防说：“外国诸侯相互朝见的体例，如州公到曹国，是因为他来鲁国朝见而记载的；齐侯、郑伯到纪国，是因为纪国人来报告而记载的。这都不是常规的体例。《公羊传》直接认为离开本国不言‘防’，《谷梁传》又认为是经过我国而记载，这都离《左传》的解释很远了。”又说：“春秋初期，齐僖公、郑庄公都是小人中的豪杰，他们合谋同心，以吞并小国为事。从隐公二年石门之盟，到桓公十一年恶曹之盟，二十年间两国结为一体。攻打宋国、侵入郕国、侵入许国、拥立督，现在又共同谋划对付纪国。自两位君主到纪国之后，纪国千方百计寻求援助。桓公六年，在成地会盟，那年冬天纪侯来朝见，这是向鲁国谋划，计谋很深；九年，季姜嫁到京师，这是依托周王室，计谋已尽。十一年郑庄公去世，后来齐郑的党羽才散去，所以十三年纪侯得到鲁国、郑国的支持，侥幸获得一次胜利，然而怨恨却更加深重了。十五年齐僖公去世，襄公即位。十七年黄地之盟，鲁国想要调和两国，而襄公正想沿袭小霸主的态势，难道会顾念一次盟约而抛弃僖公的基业吗？所以庄公元年，齐国迁走了郱、鄑、郚三地，三年纪季投奔齐国进入酅地。齐国的势力正盛，郑国也抛弃纪国而与齐国在垂地相遇。所以自从齐郑到纪国开始，大概过了十七年，纪国最终失去了国家。齐国可以归罪，郑庄公的罪恶难道能尽数惩罚吗！”汪氏克宽说：“外国诸侯相互朝见，只有齐、郑到纪国和州公到曹国。春秋谴责齐、郑不能保护小国，却借朝见之礼来实现欺凌他人的阴谋；谴责州公不能保全自己的国家，却借朝见之礼作为依附他人的工具，都不是真正实行朝见之礼的人。通过比较这些事情来观察，考察齐人灭纪的始末，以及州寔来鲁国，圣人的意图就显现了。”

译天王派遣仍叔的儿子前来鲁国聘问。【“仍”字在《谷梁传》中写作“任”】

《左传》认为：【仍叔的儿子年幼】

《公羊传》认为：【仍叔的儿子是谁？是天子的臣子。为什么称他为仍叔的儿子？是为了表示讥刺。讥刺什么呢？讥刺父亲年老，儿子代替他处理政事】

《谷梁传》认为：【任叔的儿子，是因为记录父亲而派遣儿子，所以防止混淆君臣关系而彰显父子关系，这是不认可父亲在世而儿子代替任职的措辞】

胡安国《春秋传》认为：【称仍叔的儿子，是讥刺世袭官职而非公正选拔。帝王不因私爱损害公正选拔，所以任职者世代享有俸禄而不世袭官职。任用不依据贤能，派遣不依据才能，卿大夫的子弟因父兄的缘故而被派遣，就不是公正选拔，政事因此败坏。上古时代有从耕田、垂钓中被提拔为辅政大臣，而人们无不认为适宜；伊陟继承父业贤能，再次辅佐太戊；丁公世代美德，入朝掌握兵权：人们不因世袭而怀疑他们。崇伯被处死，禹担任司空；蔡叔被囚禁，蔡仲担任卿士：也不因其父的缘故而废黜他们。只是公正罢了。等到周朝衰微，小人得势，把朝廷官爵视为私产，援引亲党占据要职，甚至施及孩童。贤者退居草门，年老不被任用。公道不行，然后国家倾覆，即使有智者也不能善后。《春秋》记载武氏、仍叔的儿子，是警戒后世君主顺从大臣私意而任用其子弟中的弱者，占据公正选拔的位置而败坏国家，希望他们深刻反省】

集解【何休说：“不称氏，是因为父亲在世。加上‘子’字，是因为儿子避让一人。”杜预说：“仍叔是天子的臣子。称仍叔的儿子，本于父亲的字，是防止他年幼的措辞。”范宁说：“记录父亲派遣儿子，是指不称氏名其人，称父亲言儿子。君主昏庸在上，臣子苟且进用在下面，大概是三者都讥刺。”孔颖达说：“天子臣子，惯例都书字。仍氏，叔字，知道是天子的臣子。”又说：“传虽不言聘，大概是因为将伐郑而派遣告知鲁国。”刘敞说：“仍叔的儿子是谁？就是说仍叔的儿子罢了。封爵人依据其德，给禄人依据其能，这是天下的公正。王者不因爱害公。”家铉翁说：“宰纠称名，是贬斥。仍叔的儿子不称名，也是贬斥。尊贵者以称名为贬斥，年少且卑贱者以不称名为贬斥，都是为了彰显其违逆的罪过。”汪克宽说：“《诗经·云汉》序说：‘仍叔，赞美宣王。’那么仍叔世代为大夫可知。”又说：“《公羊》、《谷梁》都说父亲年老儿子代替从政，程子则说父亲受命而派遣儿子代行。现在考察如果没有天子的命令，也不敢派遣儿子代替聘问。”卓尔康说：“这大概是讥刺子弟参与国政。如果仍氏的儿子已是大夫，经文自然应当以官氏名字出现。现在说仍叔的儿子，大概是知道他是未受命的称呼】

【按《左传》认为年幼，《公羊》、《谷梁》认为父亲年老儿子代替从政，胡安国《春秋传》认为讥刺世袭官职，其义理大概是相因的。程子说仍叔承命而派遣，儿子代行，那么是仍叔自己派遣儿子，为什么称天王派遣呢？汪克宽驳斥他是对的】

安葬陈桓公

集解【黄震说：“派遣防送安葬，所以记载。”吴澄说：“不记载月份，史官失误，大概是因为陈佗篡位而安葬他。”俞皋说：“不记载月日，是缺文。这一年陈佗杀太子免而自立，不记载，是因为没有来告丧】

修筑祝丘城墙【祝丘，杜注鲁地，汉代即丘县，孟康说春秋时的祝丘，现在沂州东南五十里有即丘城】

集解【杜预说齐郑将袭击纪国，所以、高闶说庄公二十年夫人会见齐侯于祝丘，是齐鲁两境上的城邑。齐将袭击纪国，鲁公想帮助纪国而害怕齐国来讨伐，所以非时修筑此城以备战。以桓公的暴逆夺取民力，那么旱蝗灾应验了、家铉翁说非时所以记载】

秋天，蔡人、卫人、陈人跟随周王讨伐郑国

《左传》认为：【周王剥夺郑伯的政事，郑伯不朝见。秋天，周王率领诸侯讨伐郑国，郑伯抵御。周王为中军，虢公林父率领右军，蔡人、卫人属于右军；周公黑肩率领左军，陈人属于左军。郑子元请求设立左拒以抵挡蔡人、卫人，设立右拒以抵挡陈人，说：“陈国混乱，百姓没有斗志，如果先攻击他们，必定逃跑。周王军队回头看，必定混乱。蔡、卫不枝撑，本来就会先逃跑。然后聚集于周王军队，可以成功。”听从了他。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摆出鱼丽阵，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战于繻葛。命令二拒说：“旌旗动而击鼓。”蔡、卫、陈都逃跑，周王军队混乱，郑军合击攻打他们，周王军队大败。祝聃射中周王肩膀，周王也能治军。祝聃请求追击，郑公说：“君子不欲多上人，何况敢凌辱天子呢？苟且自救，社稷不陨灭就多了。”夜里，郑伯派遣祭足慰劳周王，并且慰问左右】

【繻葛，杜注：“郑地。或说即长葛。现在河南开封府长葛县北十二里有故城】

《公羊传》认为：【说跟随周王讨伐郑国是什么意思？跟随周王是正当的】

胡安国《春秋传》认为：【按《左传》：“周王剥夺郑伯政事，郑伯不朝见。周王率领诸侯讨伐郑国，郑伯抵御。战于繻葛，周王军队大败。”《春秋》记载“王”必称“天”者，所彰显则

译这是天命，所用来的是上天的讨伐。周天子剥夺郑伯的政权并因他不来朝见而发怒，率领诸侯去讨伐他，这不是上天的讨伐，所以不称“天”。有人说：“郑伯不来朝见，怎么能说是无罪的呢？”回答说：“齐桓公杀害君主而自立，宋国华督杀害君主而掌握政权，这是天下最大的罪恶，是人理所不能容忍的，却派遣使者来聘问而没有受到讨伐。郑伯不来朝见，贬低他的爵位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愤怒地亲自率领军队去攻打他呢？如果把这支军队用来讨伐宋国、鲁国，谁会说这不是上天的讨伐呢？《春秋》记载的是天子的事，阐述天理并适时地施行。既然已经讥讽周天王以端正根本，三国用军队防备讨伐，那么说跟随周天子，又是为了阐明君臣的道义。君主行动而臣子跟随，这是正道。在繻葛交战而不记载‘战’，周天子的军队大败而不记载‘败’，又是为了保存天下的纲纪。三纲，是军政的根本。圣人把军政寄托在《春秋》中，而笔法像这样，都是出自圣人的裁断，不是各国史官所能参与的。”

译集解：杜预说：“周桓王亲自作为讨伐郑国的主帅，这是体现君臣关系的措辞。”啖助说：“经文没有写‘防’和‘及’，这是臣子顺从君主的措辞。”胡瑗说：“经文不写‘王师在郑国战败’，是因为王者在天下无敌。如果写了‘战’，就意味着王者可以被匹敌；如果写了‘败’，就意味着诸侯可以抵御。所以只说‘伐’而不说‘败’。至于茅戎之战写了‘败’，是因为王师并非天子亲自率领军队去征讨，所以战败了才记载下来。”孙复说：“桓王率领蔡人、卫人、陈人去讨伐郑国，是因为郑伯背叛了周王。经文说蔡人、卫人、陈人跟随桓王讨伐郑国，是为了不让天子率先动武。查考鲁桓公十四年，宋人率领齐人、蔡人、卫人、陈人讨伐郑国；鲁僖公二十六年，鲁公率领楚军讨伐齐国；鲁定公四年，蔡侯率领吴子与楚人在柏举交战，都用了‘以’字，由此可知这里不让天子率先动武的用意。为什么不让天子率先动武？因为天子无敌，郑伯不足以抗衡。所以说蔡人、卫人、陈人跟随桓王讨伐郑国，是为了尊崇桓王。尊崇桓王，是为了更加彰显郑伯的罪恶。郑国是同姓诸侯，紧邻王畿，桓王亲自率领三国的军队去讨伐它，郑国抗拒而不臣服，这郑伯的罪过真是不可饶恕了。”刘敞说：“《谷梁传》说：‘这是列举跟随者的措辞。’为什么要列举跟随者的措辞呢？是为了替天王讳言讨伐郑国。这是不对的。直接说跟随桓王讨伐郑国，文意顺畅，事理明白，可以不烦解释。又胡乱说这是列举跟随者的措辞，有什么好处呢？况且哪里看得出有讳言讨伐郑国的意思呢？”程颐说：“王师对诸侯不记载战败，因为诸侯不可以匹敌君王。”叶梦得说：“古时候诸侯有罪，由方伯去征讨；方伯不能使其臣服，由二伯去征讨；二伯不能使其臣服，然后君王才亲自征讨。诸侯到了需要君王亲自征讨的地步，就无法在天下立足了。”吕祖谦说：“天子可以使用诸侯的军队，所以不说‘以’而说‘从’，这是王臣听从君主的措辞。”陈傅良说：“不记载王师，只记载讨伐郑国，是因为讨伐郑国而郑国不服。郑国不服，然后王命就不能通行于天下。曾经交战了却不记载‘战’，曾经战败了却不记载‘败绩’，这是避讳。说蔡人、卫人、陈人跟随桓王讨伐郑国，是为了尊崇君王。”薛季宣说：“九伐之法，没有君王亲自征讨诸侯的制度。君王亲自从事军事行动，是危险的做法。为什么不记载王师呢？因为君王地位尊贵。”家铉翁说：“君王讨伐叛乱却不能取胜，反而被击败，这是王室的一大变故，《春秋》因此记载三国跟随桓王讨伐郑国，保存君臣之义以昭示天下后世，也是褒扬三国能够率领军队跟随桓王，责备齐、宋、鲁这些大国不跟随桓王。”万斯大说：“桓王讨伐郑国，不是天子的征讨；庄王赐给桓公命令，不是天命的体现，所以都不记载‘天’。”俞皋说：“三国称‘人’，是因为将领地位低微、军队人数少，这是顺从的措辞。桓王亲自率领军队，而三国以地位低微者跟随，这也是罪过。不记载战败，是避讳。”李廉说：“《春秋》中王师出征有两次：讨伐郑国和救援卫国。陈氏说：‘不记载王师，只记载讨伐郑国，是因为讨伐郑国而郑国不服，然后王命就不能通行于天下；记载救援卫国，是因为救援卫国没有功效，然后王命就不能通行于天下。’这个说法固然正确。然而《春秋》阐明道义而不计较功效，所以讨伐郑国不写‘以’，而救援卫国写了‘子突’，又不可以一概而论。”汪克宽说：“桓王率领诸侯讨伐郑国，而经文记载三国跟随桓王，实际上是改变文字以彰显君臣的大分。然而成公十三年传文说：‘鲁公及诸侯于是跟随刘康公、成肃公，防备讨伐秦国。’而经文不记载诸侯跟随刘子、成子，是因为王臣不是至尊的比类，如同尹子、单子讨伐郑国，只以列举官职为文。襄公十四年传文说：‘诸侯的大夫跟随晋侯讨伐秦国。’而经文不记载大夫跟随晋侯，是因为诸侯没有王命，不应当擅自兴起列国的军队，大概齐桓公、晋文公的侵伐，只以列举官职为文。文定公说桓王讨伐郑国不是天子的征讨，这是正本清源的意思，董仲舒所谓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四方，而远近无不归于正道，并不是说郑庄公无罪。《春秋》深明其用意，从尊贵者开始。君王不称‘天’，以端正根本；三国记载‘从’，以明确人臣顺从君主的道义；战败不记载，以保存大君无敌的体统。记载三国跟随桓王讨伐郑国，以人臣导致天子亲自讨伐，那么郑国的罪过也就不可掩盖了。跟随桓王讨伐郑国，是《春秋》特有的笔法，轻重的权衡，君臣的名分，无不全部显现，难道不是深切而显著吗？”

大雩：这是记载举行雩祭的开始。

《左传》：秋天，举行大雩，是因为不合时宜。凡是祭祀，惊蛰时祭郊，龙星出现时祭雩，开始肃杀时祭尝，闭蛰时祭烝，过时了就记载下来。

《公羊传》：大雩是什么？是求雨的祭祀。那么为什么不直接说旱灾呢？说了雩祭就可见旱灾，说了旱灾却不见雩祭。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记录灾祸。

胡传：大雩，是向上帝求雨，使用盛大的音乐。诸侯只是在境内的山川求雨罢了。鲁国是诸侯，却举行郊祭、禘祭和大雩，如果全部详细记载在简册上就写不下了，所以雩祭就因旱灾而记载，并特别称为“大”；郊祭和禘祭也因事而记载，其意义自然显现。这些都是国史所不能干预的，君子认为这是关乎性命的大义。诸侯不得祭祀天地，大夫不得祭祀山川，士和庶人不敢把别人的祖先当作自己的祖先在自家寝庙祭祀，这是礼制。所以季氏在泰山举行旅祭，孔子说：“唉！难道说泰山之神还不如人吗？”

译林放问礼的根本，难道不是这样吗？明白了《春秋》所记载的郊祭、禘祭和大雩祭的意义，就知道圣人治理国家如同指掌般清晰的说法了。

译集説：《礼记·月令》说：“仲夏之月，命令有司为民祈求祭祀山川百源。举行大雩祭上帝，使用盛大的音乐。”注解说：“雩，是呼号叹息求雨的祭祀。雩帝，是在南郊旁边筑坛。祭祀五方上帝，配以先帝。从鼗、鞞到柷、敔各种乐器都演奏，称为盛乐。其他的雩祭只用歌舞罢了。正式的雩祭在四月，因为五月没有下雨，所以举行修雩，因此记载在五月。”郑康成说：“天子雩祭上帝，诸侯以下雩祭上公。”杜预说：“启蛰，是夏历建寅之月，在南郊祭祀天。龙见，是建巳之月，苍龙星宿的星体在黄昏时出现在东方，万物开始茂盛，等待雨水才能长大，所以祭天，远远为百谷祈求甘霖。建酉之月，阴气开始肃杀，嘉谷开始成熟，所以在宗庙举行荐尝之祭。建亥之月，昆虫闭户，万物都成熟，可以进献的东西很多，所以举行烝祭于宗庙。”孙复说：“雩，是求雨的祭祀。建巳之月，是常规祭祀，所以经文中没有记载六月雩祭的。建午、建申之月如果不是常规情况就记载。称为‘大’的，是雩祭上帝。天子雩祭上帝，诸侯雩祭山川百神。鲁国是诸侯，雩祭山川百神，是合乎礼的；雩祭上帝，是不合乎礼的。这时周王室已经衰微，诸侯僭越礼制的很多，举出鲁国的例子，那么诸侯跟随僭越的情况就可见了。然而《春秋》是鲁国史书，孔子不敢直接斥责。那些灾异非常、改作不合时宜的，就随之记录下来，以彰显他们僭越天子的罪恶。隐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初次献舞六佾；这一年秋天大雩；六年八月壬午大阅；闵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在庄公庙举行吉禘；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次占卜郊祭都不顺从，于是免除牺牲；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祭的牛口受伤，改占卜牛，牛死了，于是就不郊祭；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门和两观发生火灾之类都是这种情况。唉！礼制衰微到了极点啊！”程颐说：“成王尊崇周公，所以赐给鲁国重祭，得以举行郊祭、禘祭、大雩。大雩，是雩祭上帝，使用盛大的音乐。诸侯只在境内的山川举行雩祭。成王的赐予、鲁公的接受，都失去了正道。所以孔子说：‘鲁国的郊祭、禘祭，是不合乎礼的，周公的教化衰微了！’大雩，是每年的常规祭祀，不能都记载，所以因为它不合时宜就记载。遇到旱灾，就不合时宜地举行雩祭，记载它就是为了显示其不合礼，并且记录旱灾。郊祭、禘祭也是因为有事而记载。”又说：“古时候一年之间祭天很多，春天因为播种而祈求谷物，夏天担心干旱而举行大雩。”杨时说：“我考察：启蛰而郊祭，龙见而雩祭，这是《诗经》颂中所说的春夏向天帝祈求谷物，龙见而雩祭，与《周礼》所掌管、《春秋》所记载的不同。《周礼》：‘司巫率领巫祝跳舞雩祭’，是因为干旱而雩祭；《春秋》记载雩祭二十一次，是因为干旱而雩祭。龙见而雩祭，是建巳之月，远远为百谷祈求甘霖，与启蛰的郊祭意思相同，所以音乐必定使用盛乐，与其他祭祀不同。声音的号令，是用来诏告于天地之间，以通达神明的。郊祭不是不用音乐，是以礼为主；雩祭不是不用礼，是以乐为主，也是各自随其适宜。”朱熹说：“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国内山川，只因为它们是隶属于我的，所以能祭祀它们。如果不隶属于我，气就不能与之交感，怎么能祭祀呢？”这就是《春秋》所记载郊祭、禘祭、大雩的意义。家铉翁说：“常规祭祀不记载，记载雩祭都是因为干旱而雩祭。大雩祭上帝，是天子的事情；雩祭山川百神，是诸侯的事情。鲁国僭越雩祭上帝，所以记载‘大’来讥讽它。郊祭、禘祭也是僭越，为什么不记载‘大’？回答说：郊祭、禘祭只有一种，雩祭则诸侯、天子的礼仪各异，所以记载‘大’来讥讽其僭越。”吴澄说：“鲁国的雩祭僭越了天子的礼仪，特别记载为‘大雩’，以表明它是天子祭祀上帝的雩祭，而不是诸侯祭祀山川的雩祭。左氏说龙见而雩祭，超过时节就记载。龙见，是孟夏建巳之月，经文中没有记载六月雩祭的，大概是合乎礼就不记载。七月、八月、九月，都是超过时节，所以记载。记载冬天，是建酉之月，谷物已经成熟，尤其是不合时宜。鲁国有舞雩坛，大概是在坛上祭祀上帝如同郊祭，而在坛上使用盛乐歌舞，所以称这个坛为舞雩，而且日期也像郊祭一样用辛日。”齐履谦说：“天子有雩祭，诸侯也有雩祭；天子有社祭，诸侯也有社祭。雩祭、社祭虽然名称相同，但举行雩祭、社祭的原因则不同。所以《春秋》大雩就记载，在社庙击鼓就记载，都是不合礼的礼仪。”李廉说：“经书记载雩祭二十一次，只记载秋天的有七次，这一年以及成公三年、襄公五年、十六年、昭公八年、定公七年、十二年是。记载八月的有四次，僖公十一年、襄公二十八年、昭公三年、二十四年是。记载七月的有两次，昭公二十五年是。记载九月的有七次，僖公十三年、闵公八年、十七年、昭公六年、十六年、定公元年、七年是。记载冬天的有一次，成公七年是。大概左氏只知道龙见而雩祭是正当的，所以认为不合时宜，却不知道因为干旱而雩祭是记录灾异。公羊传认为大雩是大旱，赵子认为称‘大’是普遍雩祭，旧说又认为‘大’是礼物有加，这些都是不知道大雩是僭越。一年两次雩祭的，昭公二十五年、定公

译七年，都大旱，却没有感通上天的诚意。季辛月又举行求雨祭，经文没有写“大雩”，啖子曰：“这是承接上文而言。”汪氏克寛说：“《春秋》记载求雨祭共二十一次，《左传》在这一年说‘不合时宜’，襄公五年、八年、二十八年，昭公三年、六年、十六年、二十四年，都说‘是因为旱灾’。昭公二十五年再次求雨，则说‘旱灾严重’。其余年份没有传文解释，首先说‘不合时宜’，后来都说‘旱灾’，其用意是通过互文来体现含义，都是因旱灾而举行，且都不合时宜。然而《春秋》记载求雨祭，实际上是因为旱灾而记载，同时也彰显其僭越。”熊氏过说：“雩，是呼号祭祀、叹息祈求降雨。鲁国南面有雩门，舞雩在城南。舞蹈由女巫表演，雩祭的音乐用《皇》，用来通达阳气中的阴气。雩祭以舞蹈为盛大，于是将祭坛命名为舞雩。舞雩有两种：龙星出现时求雨，设立祭坛祈求恩泽，这是常规祭祀；因旱灾求雨，这是非常规的；大雩祭祀上帝，使用盛大的音乐，这又是极不寻常且僭越的。胡氏的解释完备了。《月令》中五月建的求雨祭，那是秦代的制度罢了。”

译【按：用“逺”来解释“雩”，原本只是孔颖达的疏解而已，贾逵、服虔都没有这种说法。杜预的注解说万物等待雨水，又说：“逺是为百谷祈求甘雨。”这似乎是用雨水来解释“雩”，但“逺”字并不是他立论的依据。《尔雅》把“雩”解释为号哭祭祀，那么《谷梁传》中“吁”的意思就与之相近。古人解释文字，有的依据同类事物，有的依据声音和谐。“雩”字字形从“雨”，而读音接近“吁”。如果是“逺”，则两方面都取不到依据。】

螽【《公羊传》作〇】

《公羊传》【〇为什么记载？因为这是灾祸。】

《谷梁传》【螽是虫灾。】

集说【何休说：〇是烦扰产生的原因。杜预说：蚣蝑这类虫子，因为造成灾祸所以记载。孔颖达说：《释虫》说：“蜇螽，就是蜙蝑。”〇《雄方言》说：“舂黍叫做蜙蝑。”陆玑《毛诗疏》说：“幽州人叫它舂箕，舂箕就是舂黍，属于蝗虫一类，身体长而青色，大腿能发出鸣声。”有人说它像蝗虫但较小，斑黑色，大腿形状像玳瑁。又在五月间，用两条大腿相互摩擦发出声音，十几步远都能听到。《尔雅》中还有蟿螽、土螽，樊光说它们都是蜙蝑这一类。既然螽的种类很多，所以用“属”来概括。〇凡是事物如果不造成灾祸就不记载，知道这次是因为造成灾祸才记载。程颐说：“就是蝗虫，既干旱又蝗灾，饥荒不用记载也就知道了。”朱熹说：“螽，是蝗虫一类，身体长而青色，长角长腿，一生产九十九个卵。”郑樵说：“古代叫螽，现在叫蝗。”家铉翁说：“接着祈雨记载螽，是旱灾和蝗灾同时发生。”汪克宽说：“《春秋》记载螽有十次，桓公、僖公、文公、襄公时期各出现一次，只有宣公、哀公时期各出现三次。”程端学说：“螽是乖戾之气产生的，产生就危害五谷，大意与记载螟虫相同。”李廉说：“经书记载螽十次：桓公五年，宣公十三年、十五年都记载在秋天；文公八年记载在冬天；僖公十五年、宣公六年、襄公七年都记载在八月；哀公十三年记载在九月；哀公十二年、十三年记载在十二月。按此与隐公五年记载螟虫相同，大概是根据时间长短来计算，那么季节比月份更严重。《谷梁传》的说法不对，所以不采纳。】

冬天，州公前往曹国【州，国名，即现在山东青州府安邱县淳于城，是州国的都城。曹，杜预注：“曹国，在济阴定陶县。”现在属于山东兖州府，县城西北四里有定陶故城，就是曹国。孔颖达疏引《世本》：“州国，姜姓。”曹国，伯爵。谱系说：“曹国，姬姓，是周文王儿子叔振铎的后代。”】

《左传》【淳于公前往曹国，揣度自己的国家危险，于是就不再回来。】

【淳于，杜预注：州国的都城，在城阳淳于县。现在青州府安邱县东北三十里有淳于故城。】

《公羊传》【外国国君互相访问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他经过我国。】

《谷梁传》【外国国君互相访问不记载，这里记载它是什么意思？因为他经过我国。】

胡安国传【按《左传》说：“淳于公前往曹国，揣度自己的国家危险，于是就不再回来。”天子三公称公，王者的后代称公。州公是诸侯却称公，是因为过去毕公、高公以父师的身份治理东方土地，卫武公以列国身份在周朝入相，大概与后世出入朝廷均等辛劳的意思相同，这就是他称公的原因。外国国君互相访问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将有后续事件，所以先记录其起因。】

集说【孔颖达说：“如，就是朝见。因为朝见而离开本国，不能记载为奔逃，外国朝见不记载，因为他是顺路来鲁国，所以记载他的起因。”赵匡说：“根据经文直接记载，讥讽他进行外交活动，所以记载说前往曹国。”刘敞说：“州公是什么人？是王畿内的诸侯。外国国君互相访问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他经过我国。经过我国为什么记载？只是接待他罢了。”程颐说：“州公曾经担任天子三公，所以称公，不能保全自己的国家，离开前往曹国，于是就不再回来。”张洽说：“州称公与祭公相同，那么州一定是王畿内的地方，即河内州县。《左传》却说淳于公，杜预注：城阳淳于县，是州国的都城。昭公元年〇说筑淳于城，有人说因为州公不回国，被〇所吞并，于是以淳于为都城，不知哪个正确。”吴〇说：“这是失去国家的君主，与纪侯大去其国相同，只是州公离开国家有去处，纪侯离开国家没有去处罢了。凡是国君前往他国都是朝见，大概是因为国家危亡，〇寄托于曹国，借朝见之礼行事，实际上是奔逃。”赵鹏飞说：“州公是天子的臣子，天下诸侯除了二王之后没有称公的，〇因为是夏的后代，宋因为是商的后代，所以爵位称公。天子三公称公，祭公、虞公、虢公和这个州公就是。州，是王畿内的采邑，公爵。州邑就是河内州县，起初大概是苏忿生的采地，到这里成为州公的食邑。《左传》却认为是淳于公，淳于公就是〇公。淳于隶属现在的密州，〇后来迁到淳于，世代有人以地名称呼他，像东楼公之类就是这样。《左传》不知道，于是把淳于公当作州公，不知道诸侯如果不是二王之后、不是天子三公就没有称公的。外国国君互相访问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为了六年“寔来”做铺垫。州公实际上要来鲁国，而在中途前往曹国，所以先记载州公前往曹国，接着记载寔来，文意相承。】

【按：《左传》把州公当作淳于公，张洽、赵鹏飞都认为州是王畿内的国家，与癸公相同。两种说法各有见解，现在一并保留。】

【乙桓王十亥四年】六年【齐僖公二十

译鲁桓公五年，晋小子三年，卫宣公十三年，蔡桓侯九年，郑庄公三十八年，曹桓公五十一年，陈厉公跃元年，周武王四十五年，宋庄公四年，秦宁公十年，楚武王三十五年。

译春季，正月，寔来到鲁国。

《左传》记载：鲁桓公六年春季，州公从曹国来朝见。经文写为“寔来”，是因为他不再返回自己的国家。

《公羊传》说：“寔来是什么意思？这就好比说‘这个人来了’。指的是谁呢？指的是州公。为什么称他为‘寔来’？是为了表示轻慢他。为什么要轻慢他？因为他同化了鲁国（意指其行为不合诸侯之礼，如同鲁国一般）。”

《谷梁传》说：“寔来，就是‘这个人来了’。为什么说是‘这个人来了’？指的是州公。为什么称他为‘这个人来了’呢？因为他白天来朝见，所以用简略的言辞来记载。诸侯之间不应以过错相朝见。”

胡安国的《春秋胡氏传》说：考察《左传》所说“从曹国来朝见，经文写为‘寔来’，是因为他不再返回自己的国家”，这里的“寔”是州公的名字。《春秋》的法则，诸侯不直接称名，只有失去土地、灭亡同姓国家时才称名。端正名分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名分端正了天下就安定了。有人问：“诸侯失去国家后寄居在其他诸侯国，孟子认为这是合乎礼制的。现在州公来朝见，是用诸侯的礼仪接待他呢？那么《春秋》就记载他的名字；是用对待平民的卑贱态度对待他呢？孟子又认为寄居他国是合乎礼制的，那该怎么办才好呢？”回答说：“世道衰微，诸侯放纵，强者欺凌弱者，众者暴虐寡者，天子不能匡正，方伯不能治理。那些疆域狭小，被大国逼迫而失去国家的，这是不幸，并非他们的罪过，那么用诸侯的礼仪接待他们是可以的。像谭子在莒国，〇子在黄国，温子在卫国，虽然失去国家出逃，但《春秋》不称他们的名字，其中的道义就可以看出来了。至于那些不能修养道德来治理国家，或者抛弃贤人保护奸佞，或者骄奢淫逸，或者用兵暴乱，自取灭亡的，像蔡献舞、邾益、曹阳、州寔这些人，都是自找的，那么用对待初来者的礼节对待他们，就是礼制的过错了。观察《春秋》称名与不称名，就知道如何处置寄居他国的公子的礼节，以及对勉强行善和自暴自弃者的劝诫了。”

《春秋集説》说：杜预说：“寔，就是‘实’。不称州公，是承接上文五年冬季经文‘如曹’，中间没有别的事，省略文字，由此可知。”又说：“〇也是承接五年冬季淳于公如曹。说‘奔’，则是来行朝见之礼；说‘朝’，则是留下来不回去。所以改变文辞说‘寔来’。”刘敞说：“寔来指的是谁？指的是州公。为什么不称州公来？是轻简他。”程颐说：“五年冬季如曹时他还是国君，所以按诸侯记载。现在不能返回国家，就是平民了，所以称他的名字。来，是来到鲁国。忽称郑忽，表明他的正统地位；寔不称州，是因为他失去了国家。”陈傅良说：“如果是来朝见，那就不是朝见；如果是来投奔，那就不是投奔。只说州公来，就与祭伯混淆了，所以记载为州公如曹，春正月寔来，这是不再返回国家的说法。古代君主离开国家，大宰带着群庙的神主跟随，寄居在诸侯国，称为寓公，这是先王用来变通不得已情况的做法。州公如曹寔来，纪侯大去其国，不记载‘奔’，都是变通不得已的情况。”张洽说：“淳于公从曹国来朝见。记载礼仪的人说：‘天子说：不是别人，伯父寔来了。’成二年〇王说：‘所派来抚慰我一个人的，是巩伯寔来了。’现在考察记载州公为寔来，是因为他不再返回国家而简略记载。”

【按：三传都认为寔来是州公来，程颐和胡安国也相同。只有杜预认为寔来是承接上文，而程颐、胡安国认为寔是州公的名字，大概是因为诸侯不直接称名，失去土地才称名。强治主张三传的说法，引用考证“寔来”非常详细确凿，那么两种说法应当并存】

附录《左传》：楚武王侵犯随国，派防章去求和，军队驻扎在瑕地等待。随国派少师主持议和。鬬伯比对楚王说：“我们在汉水以东不能得志，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扩张军队，披挂甲兵，以武力威慑他们，他们就会恐惧并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所以难以离间。汉水以东的国家，随国最大。随国如果张狂，必定会抛弃小国；小国背离，对楚国有利。少师骄横，请减损军队来助长他的气焰。”熊率且比说：“季梁在，有什么用？”鬬伯比说：“为了以后的图谋，少师会得逞他的国君。”楚王减损军队来迎合少师。少师回国，请求追击楚军。随侯将要答应，季梁制止他说：“上天正在授予楚国，楚国的减损，是引诱我们，您何必着急呢？我听说小国能对抗大国，是小国有道而大国淫乱。所谓道，就是对民众忠诚而对神灵诚信。上位者想着利于民众，就是忠诚；祝史言辞正当，就是诚信。现在民众饥饿而君主放纵欲望，祝史虚夸祭祀，我不知道这可行吗。”随侯说：“我的牺牲肥壮，谷物丰盛，为什么不诚信？”回答说：“民众，是神灵的主人。因此圣王先成就民众，然后致力于神灵。所以奉献牺牲禀告说：‘广大肥壮’，是说民众的力气普遍存在，是说他们的牲畜硕大繁殖，是说它们没有疾病，是说它们肥壮齐全。奉献谷物禀告说：‘洁净丰盛’，是说三个季节没有灾害，而民众和睦年成丰收。奉献酒醴禀告说：‘嘉美的栗子和清酒’，是说上下都有美德而没有违逆之心。所谓馨香，是没有谗言和邪恶。所以致力于三个季节的农事，修明五种教化，亲近九族，以此来达到虔诚的祭祀。于是民众和睦而神灵降下福佑，所以行动就有成功。现在民众各有心思，而鬼神缺乏主人，君主虽然独自丰盛，有什么福佑呢？君主姑且修明政治，而亲近兄弟之邦，或许能免于灾难。”随侯恐惧而修明政治，楚国不敢讨伐。

【随，杜预注：义阳随县，西魏设置随州，现在属于湖广德安府，古城在州南。孔颖达疏：《世

译《本》记载：“随国，姬姓”，不知最初受封的人是谁。瑕，杜预注：随地。汉，杜预注：汉水发源于武都，到江夏汇入长江。武都，即今汉中府宁羌州；江夏，即今武昌府江夏县】

译夏四月，鲁桓公在郕地防备纪侯。【郕，左传作“成”。杜预注：郕是鲁国地名，位于泰山钜平县东南，即今山东兖州府宁阳县东北九十里处的故城，社即古成城。】

《左传》【夏季，在郕地防备，纪侯前来，是为了商议应对齐国威胁的对策。】

《集说》【杜预说：“齐国想要灭掉纪国，所以纪侯来鲁国商议对策。”孙复说：“这与鲁桓公二年纪侯来朝见、三年在郕地防备是同一种防备性质。”孙觉说：“后来齐国最终吞并了纪国，从此防备、结盟、侵犯、讨伐就没有停止过。《春秋》记载这件事，是为了显示强国暴虐恣意，而小国防备弱小，奔走不暇以挽救其危亡。”程颐说：“是为了商议齐国的祸难。”高闶说：“凭借纪国的防备来抵御齐国的强大长达十七年，这也是纪侯担忧畏惧、咨询谋划的功效吧！”黄震说：“齐国想要图谋纪国，纪国是鲁国的姻亲（外甥），因为鲁国与齐国通婚，所以纪国向鲁国求助，鲁桓公前往防备。”家铉翁说：“前年齐国、郑国用偷袭的军队袭击纪国但没有成功，因此开启争端，并且将要大举出兵攻打纪国。纪国与鲁国和睦，跨越国境来商议对策，鲁桓公前往防备，这是道义上不能不做的，《春秋》没有讥讽。这年冬天纪国又来朝见，胡安国认为鲁桓公是弑君之贼，人人可以讨伐，而纪国却以他为依靠来求援，他怎么能保住国家呢？然而纪国确实危急紧迫而向鲁国求助，当时诸侯中没有能与齐国为敌的，只有鲁国是望族大国，纪国向他求助，也是不得已的，所以《春秋》没有讥讽。到了冬天又来朝见，那就不能没有讥讽了。】

附录《左传》【北戎攻打齐国，齐侯派使者到郑国乞求援兵。郑国太子忽率领军队救援齐国，大败戎军，俘获了戎军的两名主帅大良、少良，斩首三百，献给齐国。于是诸侯的大夫们戍守齐国，齐国人馈赠他们牲畜，让鲁国排在郑国后面。郑忽因为自己有功劳，感到愤怒，所以有了郎地的战事。鲁桓公还没有与齐国通婚时，齐侯想把文姜嫁给郑太子忽。太子忽推辞了。有人问他原因，太子说：“人各有配偶，齐国太大，不是我的配偶。《诗经》说：‘自己求取多福。’福祸在我自己，大国做什么？”君子说：“善于为自己谋划。”等到他打败戎军时，齐侯又请求把女儿嫁给他，他坚决推辞。有人问他原因，太子说：“没有齐国的事，我尚且不敢娶。现在奉君命奔赴齐国的急难，却娶妻回国，这是借军队来完婚。百姓会说我什么呢？”于是向郑伯推辞了。】

秋八月壬午日，举行大阅兵。

《左传》【检阅车马。】

《公羊传》【大阅兵是什么？是检阅车兵和步兵。】

《谷梁传》【大阅兵是什么？是检阅兵车。这是修明教化、阐明国家大道的行为。在和平时期修习军事，是不合正道的。】

《胡传》【大阅兵，就是检阅车马。周朝的制度，大司马在仲冬举行大阅兵，教导众人修习战法，唯独在三个季节详细进行，是因为农闲的缘故。记载在八月，是不合时宜的。用鼓，那么天子执路鼓，诸侯执贲鼓；用旗，那么天子载太常，诸侯载旂；用斩杀，那么天子降大绥，诸侯降小绥。其礼仪本来也不同。记载大阅兵，是不合礼的。先王将军政寓于四季的田猎中，训练百姓抵御暴乱，这是预备的措施。担心郑忽畏惧齐国人，不趁着田猎来阅兵车，懈怠农事、失去政令太严重了，怎么保住国家呢？《春秋》不仅因为不合时宜、不合礼而记载，还有天未阴雨，剥取桑皮，修缮门窗的防患未然之意。】《集说》【《周礼》：仲冬教导大阅兵。前期，群吏告诫众人修习战法。虞人清理将要田猎的野外，树立标志，每百步立一个，立三个标志，又五十步立一个标志。田猎那天，司马在后表中间树立旗帜，群吏拿着旗物、鼓、铎、镯、铙各自率领民众到达。天亮时，放下旗帜，诛杀迟到的人。于是陈列车兵步兵如战阵一样，都坐下。群吏在阵前听令，杀牲以左右巡视阵前，说：“不听从命令的斩首！”中军用鼙鼓下令击鼓，鼓手都击鼓三次，司马摇动铎，群吏举起旗帜，车兵步兵都起来。击鼓行进，鸣镯，车兵步兵都行进，到达标志就停止。击鼓三次，摇动铎，群吏放下旗帜，车兵步兵都坐下。又击鼓三次，摇动铎，举起旗帜，车兵步兵都起来。击鼓前进，鸣镯，车兵奔驰步兵快走，到达标志就停止。坐下起来如初始一样。于是击鼓，车兵奔驰步兵奔跑，到达标志就停止。击鼓警戒三次，车兵发射三次，步兵刺杀三次。于是击鼓退却，鸣铙且后退，到达标志就停止，坐下起来如初始一样。何休说：“孔子说：‘用没有教过的百姓去作战，叫做抛弃他们。’所以每年检阅步兵叫做搜，每三年检阅车兵叫做大阅，每五年大检阅车兵步兵叫做大搜，生存不忘死亡，安定不忘危险。”杜预说：“齐国是大国，用军事征召诸侯的戍卒，嘉奖赞美郑忽，而郑忽想要以有功论排班，愤怒而诉诸齐鲁，鲁国人畏惧他，所以在非时检阅车马。”孔颖达说：“公狩于郎、公狩于禚，都记载‘公’。大搜、大阅不记载‘公’，是因为《周礼》虽然四季教战，并随之田猎，但只是搜阅车马，未必都因田猎；田猎跟随禽兽，未必都检阅车马。为什么呢？怠慢的君主，在外沉迷田猎，难道要等到教战才开始猎吗？公及齐人狩于禚，是与邻国共同狩猎，必定不是自己教民作战。以矢鱼于棠，不是教战之事，主要是游戏，而直言‘公’，那么狩于郎、禚也主要是游戏，所以特别记载。”】这是鲁桓公。大搜、大阅，是国家的常礼，鲁公虽然在场，不是为了游戏，像这类情况

译按惯例不记载“公”字。定公十四年，在比蒲举行大搜，邾子来防公，公身在比蒲参加大搜，而《春秋》经文不记载“公”字，由此可知这是史官法度规定不记载的，因为这是国家大事，并非出于公的私欲。况且比蒲、昌间都是举行大搜的地方，这里不记载地名，大概是在国都内简阅军队，未必是田猎。昭公十八年郑人简兵大搜，是在城内，这也应当在城内。陆淳说：“《公羊传》大概是因为很少记载。按：因为这是非常之事所以记载，并非因为稀少。《谷梁传》大概是因为观看妇人。按：经文没有不同的文字，这是自相穿凿。”孙复说：“八月是不合时宜的，大阅是不合礼制的。大阅应在仲冬简阅车马，八月不合时宜是显而易见的。大阅、大搜，是指天子的田猎。”刘敞说：“为什么要记载？表示讥讽。讥讽什么呢？不合时宜。大阅的礼仪，是冬季的事务，在秋季兴起，不合正道，严重妨害农事。”孙觉说：“《周礼》大司马的职责，仲春教导振旅，仲夏教导茇舍，仲秋教导治兵，仲冬教导大阅，又借此施行田猎的礼仪。然而大阅的礼仪，比起其他三季最为盛大，大概是因为在仲冬之月，农事已经结束，处于农闲间隙之时，又正值禽兽繁盛，可以随意猎取，所以如此。天子拥有天下，诸侯拥有一国，军旅之事不可遗忘，宗庙之事不可忽视，所以田猎在四季进行，都是为了练习军事、教导作战，借此猎取禽兽以供祭祀。《周礼》所载的是天子之事；《春秋》所记载的是诸侯之事。《春秋》常事不记载，记载的，都有深意。大阅的礼仪，在冬季举行是正确的。春秋的八月，相当于夏历的六月。盛夏六月之时，农民正在田野劳作，禾苗正在生长，桓公在此时举行大阅之礼，简阅车马士兵，选择战马，妨害农民的庄稼，这是圣人深深谴责的原因。”程颐说：“治理国家的方法，武备不可废弃，必须在农闲时讲习演练，这是保护百姓、守卫国家的道理。盛夏举行大阅，妨害农事、伤害百姓，是失政的严重表现。无事而为之，是妄动；有警急而为之，平时没有教导，如何能保卫国家呢？”王葆说：“古代外事使用刚日，内事使用柔日。兵戎属于外事，所以大阅在壬午日，治兵在甲午日，如同吉日美好，宣王田猎，而说吉日维戊，吉日庚午一样。”邵宝说：“凡是王所建立的都称大，如大庙、大学之类；凡是王所举行的都称大，如大搜、大阅之类。曾认为鲁国可以实行吗？记载下来是责备他。”

译蔡国人杀死了陈佗。

胡传：陈佗弑杀太子并取代其位，到这一年已经过了一个年头，但《春秋》不承认他是国君，是因为把他当作贼寇来声讨。经文写“蔡人”，是为了褒奖蔡国；写“陈佗”，是为了褒奖陈国。褒奖蔡国，是因为蔡国人知道陈佗是贼寇；褒奖陈国，是因为陈国不承认陈佗为国君。知道他是贼寇，所以称“人”，称“人”，是声讨贼寇的措辞；不把他当作国君，所以称其名，称其名，表明他是应当被声讨的贼寇。鲁桓公弑君，而郑伯与他结盟；宋国华督弑君，而四个国家接受他的贿赂，这都是不知道他们是贼寇。齐国的商人弑君，等到他被杀时还称其爵位；蔡国的蔡般弑父，等到他被杀时还称其爵位，这说明齐国、蔡国的国人都把他们当作国君。圣人在这里通过贬抑和剥夺，遏制泛滥的人欲，保存即将灭绝的天理，体现在具体行事上，可以说是深切而显明了。篡位弑君的贼寇，对外各国都想要声讨而不赦免，对内国人都不把他当作国君而没有人支持他，谁还敢怂恿作恶？所以说：“孔子完成《春秋》，乱臣贼子就感到恐惧。”

集説：赵匡说：“陈佗是杀害太子的贼寇，《公羊传》、《谷梁传》没有通达这个意思，胡乱说是陈佗在蔡国淫乱、在蔡国打猎，这不符合人情。”陆淳说：“啖助说：‘陈佗是过了一个年头的国君，不称陈侯，是因为作为贼寇被诛杀。’又说：‘淳听老师说过：臣子弑杀国君，儿子弑杀父亲，凡是在职官员都应当杀而不赦。陈佗是杀害太子的贼寇，蔡国虽然是别国，但依据道义杀他，也是合乎正道的变化，所以记载为蔡人。’”孙复说：“称‘人’来杀，是声讨贼寇和动乱。”刘敞说：“称‘人’来杀，为什么呢？是声讨贼寇的措辞。这是蔡国人，为什么用声讨贼寇的话来说呢？是赞同他。为什么赞同他？因为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中有为无道、祸乱宗庙、卑贱害尊贵的人，如果道义上能够声讨，那么声讨他是可以的。”又说：“《公羊传》认为陈佗在蔡国淫乱，蔡国人杀他，这是不对的。蔡人，是声讨贼寇的措辞。陈佗本来篡位，所以用声讨贼寇的措辞来说他，就像卫国人杀州吁、齐国人杀无知、楚国人杀陈夏徵舒等一样。陈佗虽然自称国君，在国内不被国人依附，在国外不被天子任命，因此不同于商人，不能用过了一个年头的惯例来论处。”程颐说：“陈佗弑杀世子陈免并窃取君位，不能拥有这个国家，所以记载为陈佗。陈厉公是蔡国人所生，所以蔡桓侯杀陈佗而立陈厉公。陈佗是天下的大恶人，人人都可以诛杀他。蔡侯杀他，实际上是出于私心，但记载为‘蔡人’，显示出杀贼寇是众人的公义。”朱熹说：“这是孔子依据鲁国史书记载的。陈佗弑君的事，起初没有出现在经文中，也是因为鲁国史书没有记载。”吕大圭说：“陈佗已经过了一个年头，却不称国君，为什么呢？齐国的无知也过了一个年头而不称国君，大概是因为当时一国的人、别国的人，仍然知道他是弑逆之人。”家铉翁说：“臣子弑杀国君，儿子弑杀父亲，夫人都可以声讨。陈国人声讨州吁，蔡国人杀陈佗，这是邻国的两次声讨，《春秋》深深赞同。五国平定州吁，四国成全宋国华督，齐国、郑国辅助鲁桓公，宋国、鲁国扶持郑突，《春秋》深深诛责并痛斥他们，这是支持国家的四种逆乱。还有特别笔法记载的三种罪行，就是州吁、陈佗、无知。他们位列诸侯之防或者已经即位过了一个年头，《春秋》用声讨贼寇来记载，不承认他们是国君，这是圣人的特别笔法，不是沿袭旧史。也有声讨贼寇但不明确正其罪名的，不是以原本的罪行来声讨。”俞皋说：“查《左传》说：‘陈厉公是蔡国人所生，所以蔡国人杀陈佗而立他。’那么蔡国人杀陈佗，是出于私意，但经文没有贬斥。”这是褒奖他们声讨贼寇。《公羊传》认为是淫乱，《谷梁传》认为是打猎，都是主观臆测。程端学说：“《春秋》有一件事体现一个义理的情况，不一定兼顾开头和结尾；其余的情况有开头必有结尾，有结尾必有开头，这就是所谓的属辞比事。蔡国人杀陈佗，是事情的结尾，而开头在经文中没有见到。五年正月甲戌之下，赵匡说应当记载陈佗作乱的事，难道是这样吗？”汪克宽说：“弑君而被杀的人有十二个，只有四个人以声讨贼寇记载：州吁、无知，卫国人、齐国人能自行声讨贼寇；陈佗、夏徵舒，等待蔡国人、楚国人声讨，臣子不能声讨，他们的罪过就显明了。晋惠公因为里克弑君而得到国家，卫献公因为宁喜弑君而恢复国家，贪图他们的行为，让他们重新做大夫，后来又忌恨而杀了他们，这不是声讨贼寇，所以用国君杀大夫来记载。楚弃疾诱使公子比成为国君以利于自己，而让他承担大恶的名声，后来又杀了他，意在取代他的位置，不是声讨贼寇，所以用公子互相残杀来记载。陈国人虽然杀了宋万，但与贼寇为党，等待宋人的贿赂后才杀他；齐国庆封诱骗崔杼而致其死地，都不是天道的声讨，所以不以声讨贼寇记载。宋国华督死于南宫万，记载的话就是捍卫国君免受灾难，所以不出现在经文中。齐国商人、蔡国蔡般，已经被国人当作国君，经过多年，借手声讨他们，《春秋》虽然想剥夺他们的爵位，把他们等同于贼寇，也不可能做到了。”李廉说：“杀别国国君的惯例有四种：陈佗、鄫子、蔡般、戎蛮子。”金贤说：“州吁死在陈国而记载卫国人杀，陈佗死在蔡国而不记载陈国人杀，为什么呢？大概记载卫国人，是嘉奖其臣子的忠诚。”

译不记载“陈人”，是为了彰显其臣子的罪责。

译九月丁卯日，子同出生。

左传【按照太子出生的礼仪来接待他，用大牢之礼迎接，占卜由士人背负他，士人的妻子哺乳他。桓公与文姜、宗妇为他命名。桓公向申繻询问名字。申繻回答说：「命名有五种原则：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根据出生时的情况命名叫信，根据德行命名叫义，根据类别命名叫象，借取外物命名叫假，取法于父亲命名叫类。不用国名，不用官名，不用山川名，不用隐疾名，不用牲畜名，不用器物币帛名。周人用避讳来侍奉神灵，名字最终是要避讳的。所以用国名就会废黜国名，用官名就会废黜官职，用山川名就会废黜主祭，用牲畜名就会废黜祭祀，用器物币帛名就会废黜礼仪。晋国因为僖侯废除了司徒，宋国因为武公废除了司空，先君献公、武公废除了两座山的祭祀，因此重大的事物不可以用来命名。」桓公说：「他出生时与我同物，给他取名叫同。」

公羊传【子同出生，指的是谁？指的是庄公。为什么说子同出生？是喜悦有了正统继承人。以前没有说过喜悦有正统继承人的，这里说喜悦有正统继承人是什么意思？是因为长久没有正统继承人。子公羊子说：「这大概是忧虑桓公的缘故吧。」

胡传【嫡长子刚出生，就记载于防地，这是确立继承人的法则。确立继承人，是天下通行的礼制。所以有国君去世而世子尚未出生的礼制，保护遗腹，早朝时穿着皮衣，而天下不乱，这是因为名分向来明确，而民心安定。经文记载子同出生，是为了阐明确立继承人的法则，端正国家的根本，防范后世庶子争夺正统的事情，垂示训诫的意义重大。

集说【何休说：「记载庄公出生的原因，是感慨隐公、桓公的祸患产生于没有正统继承人，所以喜悦。」孔颖达说：「杜预说：『十二公中只有子同是嫡夫人的长子。』又说：『文公、哀公，他们的母亲都没有明确记载，不知道他们的母亲是否是嫡夫人。』大概是因为他们的父亲在成为国君之前就已经出生，即使是嫡子，也不记载。」啖助说：「国君嫡子出生，用太子出生的礼仪接待，史官就记载。」赵匡说：「礼仪完备于嫡子，这是重视宗庙，记载他是为了彰显他的正统，从而著明非正统者的错误。」刘敞说：「子同出生，指的是谁？指的是庄公。为什么记载？因为尊贵。为什么尊贵？因为是世子。」又说：「谷梁传说：『有疑问所以记载。』不对。圣人怎么会这样呢？如果圣人有疑问，谁还会没有疑问呢？况且《诗经》说：『展我甥兮。』展，是信的意思。诗人贤者相信鲁庄公是齐侯的外甥，怎么会有孔子反而怀疑他的先君是齐侯的儿子呢？即使当时国人有怀疑的，这是国家最大的丑恶了，圣人为什么要明明地揭露它呢？」程颐说：「嫡长子的出生，是国家的大事，所以记载。」叶梦得说：「按照礼仪接待就记载，不按照礼仪就不记载，这是为了重视嫡子。」朱熹说：「桓公三年，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六年，子同出生；十八年，桓公才和夫人去齐国，那么庄公确实不是齐侯的儿子。」郑玉说：「出生就记载，是为了显示名分已经确定，而明确父子亲情；由天子册封才称世子，是为了显示爵位的高贵，而明确君臣大义。

冬天，纪侯来朝见。

左传【冬天，纪侯来朝见，请求桓公向周王求取命令，以便与齐国讲和。桓公告诉他做不到。

胡传【查考左传，夏天在郕地会盟，是咨询谋划齐国的危难。冬天来朝见，是请求王命以便与齐国讲和。桓公告诉他做不到。孟子说：「观察近臣，看他所辅佐的人；观察远臣，看他所辅佐的人。」所辅佐的人，是成败的关键，荣辱的根本。昭公抛弃晋国而辅佐齐国，以至于客死他乡；郑伯逃离齐国而辅佐楚国，最终乞求结盟。观察他们所辅佐的人，荣辱成败就显现了。鲁桓公是弑君的贼人，是人人共同憎恶的，人人都可以讨伐他，而他却辅佐他来求取援助，他的国家能保全吗？那么为什么免于被贬斥呢？因为他的志向不在于朝见桓公。

集说【杜预说：「纪国微弱，不能自己通达于天子，想通过桓公来请求王命，桓公在周王那里没有宠幸，所以告诉纪侯做不到。」程颐说：「纪侯害怕齐国，来朝见，以求取援助，不能上诉于天子，就近奔赴于诸侯，安抚他的百姓，效死守国，而想求取鲁桓的援助，不能保全他的国家，是应该的。」家铉翁说：「夏天在郕地会盟，冬天又来朝见，纪国对鲁国的请求到了极点，最终不能有益，坐待灭亡，春秋记载这件事，责备纪国不能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苟且图存，责备鲁国坐受邻国的朝见，没有人去拯救。」汪克宽说：「桓公篡位自立，惴惴不安不能自保，哪里值得与谋划纪国的危难呢！春秋所以宽恕纪侯而不贬斥他，是因为纪国以微小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想向上告诉天子则不能，想向下告诉方伯连率则无非是齐国的盟国，他之所以奔波朝见鲁国、会盟鲁国，也只是说纪国与鲁国、以及鲁国与齐国，都是比邻婚姻之国，或许可以借助他们的援助罢了。比较事情来看，纪国不能在政治上自强，鲁桓不能忧虑别人的忧虑、急切别人的急切，齐国凭借强大肆意吞噬弱小，他们的罪过都不待贬斥就自己显现了。」卓尔康说：「左传纪侯请求王命以便与齐国讲和，桓公告诉他做不到。杜预说桓公在周王那里没有宠幸，所以告诉做不到。然而第二年周王派遣使者主持纪国的婚姻了，怎么说不能自己通达呢？应当是因为齐国想要灭掉纪国，鲁国与齐国交好，不敢公开为纪国求和罢了。

【丙桓王十子五年】

译七年【齐僖公二十六年、晋小子侯四年、卫宣公十四年、蔡桓侯十年、郑庄公三十九年、曹桓公五十二年、陈厉公二年、〇周武王四十六年、宋庄公五年、秦宁公十一年、楚武王三十六年】

译春季二月己亥日，焚烧咸丘。咸丘，杜预注：鲁国之地，高平巨野县南有咸亭，今属山东兖州府。胡安国传：咸丘，是地名。《易经》说“王用三驱”，在礼制上，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孔子钓鱼不用大网，射鸟不射归巢的，都是爱惜万物的意思。推此心及于万物，至于鸟兽草木，都没有过度猎杀的过失了。史书记载焚烧咸丘，就是所说的焚林而田。

集解：杜预说：“焚，是用火打猎，讥讽其竭尽万物，所以记载。”孔颖达说：“用火焚烧土地，明显是为了打猎，所以知道焚是火田。不称搜狩，因为火田不是搜狩的法度，而直接记载其焚，以讥讽其竭尽万物。《释例》说：‘狩猎既然不合礼法，即使得到了土地也讥讽，不再讥讽其失去土地了。’咸丘，知道土地也不对。《礼记·王制》说：‘昆虫未蛰，不以火田。’那么就是已经蛰伏可以火田了。又《尔雅·释天》说：‘火田为狩。’似乎合乎法度可以火田却讥讽其焚，解释《尔雅》的李巡、孙炎都说：‘放火烧草，守候在下风处。’《周礼·罗氏》：‘蜡祭时制作罗襦。’郑玄说：‘襦，是细密的罗网。此时蛰伏的昆虫都结束了，可以用罗网围捕禽兽了。现在世俗放火张罗，是其遗留的教化。’那么那些大田猎的，只是焚烧其中一丛一聚，罗守下风，不是说焚烧整个沼泽。礼制，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尚且不尽取一群，岂能容许并焚一泽？知道其讥讽竭尽万物，所以记载。”刘敞说：“焚烧咸丘是什么意思？是用火打猎。用火打猎，那么说焚烧咸丘是什么意思？火田而咸丘被焚。为什么记载？讥讽。讥讽什么？焚烧咸丘，太狠了。”又说：“焚烧咸丘，是过度猎杀的过失。古代诛杀不追逐逃奔的，追击不越过界限。”又说：“公羊说咸丘是邾娄的城邑，其君主在那里，所以不系属国家。焚烧它，是砍伐它。不对。考察公羊，凡是《春秋》所书内取，如果不系属国家，都归之于邾娄，现在这也是其类。又考察邾人执鄫子用之，蔡人、卫人伐戴，郑伯伐取之，诸如此类不仁之甚者，《春秋》明确记载，不使文辞混乱事实。如果真是火攻人君，应书曰伐咸丘焚之，与伐戴的文辞相符。现在只说焚咸丘，而没有兵戈之意，怎么知道不是用火打猎呢？”又说：“谷梁说：‘其不言邾咸丘，是痛恨其以火攻。’与公羊说相近，我已说过了。”程颐说：“古代昆虫蛰伏后才用火打猎，去除莽草遮蔽以追逐禽兽，不是竭尽山林而焚烧它。咸丘，地名，说焚咸丘，如尽焚其地，见其范围之广。”高闶说：“咸丘是鲁地靠近齐国的地方，所以孟子以咸丘防为齐东野人。”叶梦得说：“灾先言所而后言所灾，是天火，见其火而已；焚先言焚而后言所焚，是人火，有焚之者。”赵鹏飞说：“咸丘，鲁邑。公、谷以为邾咸丘，夫《春秋》书地未有不系其国者，宋彭城是也，故虽在楚，必系之宋。岂有邾邑而不书邾咸丘？不书邾，后世安知其为邾邑也？那么焚咸丘无贬义吗？曰：有贬义，贬过度猎杀。猎不至于焚山，何况焚邑？邑，是人民聚集的地方，攻兽而灾及于人，太甚了！”黄仲炎说：“焚林而田，明年无田；竭泽而渔，明年无渔。所以《春秋》书焚咸丘，厌恶竭尽万物。夫求尽物于山泽，圣人尚且厌恶，何况求尽利于民乎？”王元杰说：“桓公焚林而田，物无遗类，岂是先王仁民爱物之心哉？《春秋》书焚咸丘，以彰显其残忍害物之心。”

夏季，谷伯绥来朝见。邓侯吾离来朝见。谷，杜预注：“谷国在南阳筑阳县北，今湖广襄阳府谷城县治为故筑阳城，古谷城在县北。”邓，释例曰：“邓国义阳邓县，今湖广襄阳府东北二十里有邓城。”孔疏：“《世本》：‘邓为曼姓。’楚文王灭之。谷则不知何姓，是谁灭之。”

公羊传：都为什么称名？是失地的君主。称侯朝见是什么意思？尊贵者无后，待之以初。

谷梁传：称名是什么意思？是失国。失国那么以朝见言之是什么意思？曾经以诸侯与之交往，虽失国，不损害我异日。

胡安国：《春秋》之法，诸侯不生名。谷伯、邓侯为什么称名？桓公是天下之大恶，执之者无禁，杀之者无罪。谷伯、邓侯越国逾境，相继而来朝，即大恶之党也，故特贬而书名，与失地、灭同姓者比焉。经于朝桓者，或贬爵，或书名，或称人，以深绝其党，拨乱之法严矣。

集解：杜预曰：“不总称朝者，各自行朝礼也。”孙复曰：“春秋之法，诸侯不生名，生名，恶之大者也。此年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十五年郑伯突出奔蔡；庄

译鲁桓公十年，楚国在莘地打败蔡国军队，把蔡侯献舞俘虏回去；鲁僖公十九年，宋国人拘捕了滕国国君婴齐；鲁僖公二十五年，卫国国君燬灭掉了邢国；鲁昭公十一年，楚灵王虔诱骗蔡侯般到申地并将其杀害，就是这种情况。桓公是违背天理的大逆之人，诸侯都有权杀他。谷伯绥、邓侯吾离不能去讨伐他，反而拱手归顺前来朝见，所以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就被《春秋》直书其名以示贬斥。」刘敞说：「《左传》说：『直书其名，是表示轻视。』这是不对的。侯、伯的爵位，难道是很低微的吗？况且上文记载杞侯来朝见，虽然态度不恭敬，却没有直书其名，考虑到杞国的国力，又并非大于邓国和谷国，他们为什么不直书其名呢？这不符合《春秋》的本意。又经文记载是夏天朝见，传文说是春天朝见，传文所依据的，是因为用夏历来记录事件。杜预说因为春天来，夏天才举行朝见礼仪，这是为它掩饰短处，不符合事实。」陈傅良说：「诸侯不直书其名，是尊重他们的爵位，没有爵位的称字，必定是防止那些不能自我辩白的人而后才直书其名，未正式即位为国君的直书其名，去世的直书其名，失去国家的直书其名，曾经失去国家，即使后来复国、回归也直书其名，除此之外就没有直书其名的道理了。而直书其名的，是表示贬斥。贬斥谷、邓的国君去朝见桓公。」叶梦得说：「谷伯、邓侯，是失去国土的国君。诸侯以逃亡身份来的，记载为以奔；以朝见身份来的，记载为以朝。失去国土怎么能朝见？但他们仍然不失为国君的身份。古代称这种人为寄公，或者叫寓公，诸侯分给他们土地居住而不把他们当作臣属。」赵鹏飞说：「《春秋》中诸侯以小国朝见大国，是形势的常态。滕、薛、纪、〇牟、葛都是小国，来朝见没有直书其名的。诸侯不直书其名，只有失去国土的直书其名，去世则通报时用名。谷、邓活着就被直书其名，是因为失去了国土。谷、邓都在南阳，被楚国逼迫，距离京师八百里，京师到鲁国又六百里，合计一千四百里的遥远路程，其间越过蔡、许、陈、曹、宿及邾等国而去朝见鲁国，有什么好处呢？大概是被楚国逼迫，失去国土而逃亡，越过大小七个国家而不被接纳，是害怕楚国。到了鲁国，远离楚国而被接纳，所以朝见鲁国。以朝见的礼仪相见，所以记载为朝；因为失去了国土，所以直书其名。」家〇翁说：「这一年缺少秋冬的记载，杜预认为是史官的缺漏，吕祖谦认为是《春秋》之后的缺漏。根据传文，这一年冬天曲沃伯诱骗晋小子侯并杀了他，这也是大事，《春秋》未必不记载，它没有显现，也是缺漏。」】吗！程端学说：「前代儒者都说因为违背天道，年成的功绩没有完成，所以不具载四季。这种穿凿附会，想要扶持世教，却不知道其破碎】

译经旨已经阐明，假如孔子确实因为鲁桓公以冢宰之礼聘问而省略秋冬，次年仍叔子再次聘问，在此处尤为严重，应当再次省略秋冬而不省略；假如因为谷、邓两国朝见桓公而省略秋冬，应当在滕子来朝，以及四国防稷、成宋乱、取郜鼎之时先省略，然而又没有省略，那么孔子在此处的取义就疏漏了。现在幸好四年、七年的秋冬恰好没有事情可记载而省略了，知道有事情发生，不知道孔子是把事情一并省略了呢？还是仍然记载事情而唯独省略“秋冬”二字呢？王氏元杰说：“弑君叛逆的贼人，诛杀只限于其本人，依附他的人无罪，人们都可以肆意作恶了。《春秋》斥责并书写两国的名字，是为了端正依附邪恶、附和奸恶的罪过。”陈氏宗之说：“《说文》说：‘鲁国在泰山之下，谷、邓在方城之外，距离泰山极其遥远，跨越国境，相继朝见桓公，如果不是桓公大恶的党羽又是什么？’所以特别加以贬斥。”陈氏际泰说：“宰渠的聘问在夏季，谷、邓的朝见也在夏季，所以得以省略这两个季节。假如聘问与朝见在秋冬之间，难道不省略吗？无法确立教化。省略它们，就一并省略了省略的原因而去除，后来的人又凭借什么知道这是为了确立教化呢？”

按《曲礼》说：“诸侯失去土地，称名。”所以《公羊传》、《谷梁传》认为谷、邓书写名字是因为他们是失去国家的君主，而叶氏梦得、赵氏鹏飞都跟随这种说法，在义理上是正确的。孙氏复、胡氏安国、陈氏傅良认为这是贬斥他们朝见桓公，似乎也有道理，现在一并保留。不书写秋冬，是史官遗漏文字。四年杜预的注释非常明白，朱子极力采纳，所以程氏、胡氏两家的传注以及何氏休的说法都不收录。

附录《左传》【盟向向郑国求和，随后又背弃盟约。秋天，郑人、齐人、卫人攻打盟向。周王将盟向的百姓迁移到郏。冬天，曲沃伯诱骗晋小子侯并杀了他】

【郏，杜预注：王城。现在河南府洛阳县西有郏鄏陌，也称为郏山】

【丁桓王十丑六年】八年【齐僖公二十七年、晋侯缗元年、卫宣公十五年、蔡桓公十一年、郑庄公四十年、曹桓公五十三年、陈厉公三年、杞武公四十七年、宋庄公六年、秦宁公十二年、楚武王三十七年】

春正月己卯日进行烝祭

《公羊传》【烝是什么？是冬季的祭祀。春季叫祠，夏季叫礿，秋季叫尝，冬季叫烝。常规的事情不记载，这为什么记载？表示讥讽。讥讽什么呢？讥讽频繁。频繁就会亵渎，亵渎就是不恭敬。君子祭祀，恭敬而不亵渎；疏远就会懈怠，懈怠就会遗忘。士人如果达不到这四种祭祀，那么冬天不穿皮衣，夏天不穿葛布】

胡传【按《周官》大司马在仲冬进行烝祭，现在鲁国在春正月进行烝祭，为什么不同呢？《周书》有《周月》来记载政令，其中说：‘夏历符合天道，百代君王所共同遵循。至于商周，革命改正历法，表示不相沿袭。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烝享，仍然沿用夏历。’那么司马在仲冬教大阅，献禽以享烝，所谓沿用夏历，而鲁国的烝祭在正月，可见《春秋》用周正纪年记载鲁国事情。而谷梁子却说：‘烝，是冬季的事情，在春季举行，记载不合时宜。’这是以闭蛰时进行烝祭为正确，与周制不同。《春秋》不是因为不合时宜而记载，是因为再次烝祭显示亵渎而记载】

集説【何氏休说：‘烝，是众多，气盛的样子。冬天万物完成，所进献的众多，芬芳具备，所以叫烝。’杜氏预说：‘这是夏历的仲月，不是因为过错而记载，是为了下文五月再次烝祭显示亵渎。’孔氏颖达说：‘卫氏诘难杜预说：‘上五年闭蛰而烝，是指十月。相比正月烝，就是过时了而烝。’秦氏解释说：‘按《周礼》四时之祭，都用四仲之月，这正月就是夏历的仲冬，为什么不能烝，而说过时呢？’又说：‘《大司马》职说：‘中夏献禽以享礿，中冬献禽以享烝。’说四时之祭不得晚于仲月，不是说孟月不能烝。’《释例》说：‘《周礼》祭宗庙用仲月，大概说的是下限。下限到仲月，那么上限从孟月开始。仲是下限，那么周的正月可以作为烝祭。’赵氏匡说：‘周虽然以建子为正，至于祭祀，则用夏历本月来行四时之祭，所以桓八年正月烝，就是夏历的仲冬。凡四时之祭，都用孟月。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太庙，就是夏历的孟月。如果有缘故及日子不吉，就用仲月，桓八年正月烝就是。如果又有缘故及日子不吉，就用季月，昭十五年二月有事于武宫，就是夏历的季月。然而吉事先近月，如果有缘故而用季月，涉及懈怠了，应当用仲月为嘉美。’又说：‘《周礼》记载四时祭名说：‘春祠、夏礿、秋尝、冬烝。’《诗》说：‘礿祠烝尝，于公先王。’而《春秋》没有礿祠的，大概《春秋》中再次书写烝、一次书写尝、两次书写禘，都是因为失礼及有变故才书写，对于祠、礿二祭没有其他缘故，所以不书写。’又说：‘正月的烝，不失时。经文因为五月又烝，所以书写这个以明确一年两次烝。如果不书写，就好像春天有缘故不烝，夏天才烝。’刘氏敞说：‘这里没有说烝的，称它为频繁

译为什么在夏季五月显得如此急切呢？《春秋》想要表明五月再次举行烝祭，所以在这里不得不记载，这就好比将要记载壬午日再次举行绎祭，不得不先记载在太庙举行祭祀一样。”程子说：“冬季举行烝祭并不是过错，记载它是为了表明五月又举行烝祭，这是非常不合礼制的。”赵氏鹏飞说：“礼仪有时节，如果不按时节，就失去了礼；礼仪有节制，如果烦琐频繁，就失去了节制。烝祭，是冬季的祭祀。四季的祭祀中，只有烝祭最为丰厚，大概因为如果不是冬季，物品就无法齐备。现在在正月举行烝祭，是符合礼制的。如果在五月举行烝祭，那是夏季的第三个月，万物开花而尚未结实，禽兽正在孕育的时候，哪里能得到物品来齐备祭品呢？除非暴殄天物否则做不到。圣人文章起于此而意义在于彼，所以说：‘这是为了五月举行烝祭而引发的。’”汪氏克宽说：“四季的常规祭祀，只有桓公的经文中记载了烝祭和尝祭，大概是因为再次举行烝祭的亵渎，以及在未发生灾异的情况下举行尝祭的怠慢，都是失礼的重大方面。何况冬季的烝祭而在夏季五月举行，秋季的尝祭而在六月举行，有的太过，有的不及，都是严重违背时节的，所以记载在经文中以示贬斥。有人说桓公有大恶，不可以祭祀先君，所以圣人借他失礼而特别记载以加重他的罪恶，这种说法失之武断。”季氏本说：“内部事务使用柔日，所以烝祭在己卯日，丁丑日尝祭在乙亥日，吉禘在乙酉日，大事在丁卯日，有事在辛巳日，癸酉日意义相同。”

译周天子派遣家父前来鲁国聘问。

胡安国说：【向下位弑君篡逆之人聘问而不加以贬斥，这是为什么呢？既然在前面已经称其为冢宰，其余便不再责备，这是遵循相同情况则重复记载的原则，由此可以看出《春秋》赋予宰相专权而对其要求完备的道理。】

集说：【杜预说：家父，是天子的臣子，家是他的氏，父是他的字。孙觉说：桓公是罪恶极大的人，而在五年之间前来聘问达三次，《春秋》全都如实记载，这是为了显示周天子不能讨伐恶人，王道衰微，致使篡位者得逞。程颐说：鲁桓公弑君自立，未曾朝见天子，而天子屡次聘问，这是严重违背道义的表现。叶梦得说：家父是天子的下大夫。赵与权说：五年之中，周天子三次聘问鲁国。古代规定七年一次聘问，周天子这样做就过分了；六年一次朝见，从隐公到桓公，未曾一次到达天子朝廷，鲁国的罪过将如何推脱？《春秋》记载此事，哀伤周室、责备鲁国的意图隐含其中。赵鹏飞说：这是命令鲁国主持婚礼。鲁国将为纪国谋划向天子纳女，天子派遣家父前来聘问，说的是从纪国娶妻。翁森说：天子向下位聘问篡逆之人，第一次记载时加以贬斥，以正法度；第二次记载时加以贬斥，重申其义理；到了第三次，前面的义理已经穷尽，不贬斥也如同贬斥了。陈深说：‘孔颖达说：”这一年及至十五年，上距周幽王去世七十五年，而《诗经·节南山》中家父讽刺幽王。古人的字，有时世代相同。《云汉》诗序中仍叔赞美宣王，桓公五年仍叔的儿子前来聘问，仍氏也是世代用相同的字，就像赵氏世代称孟，智氏世代称伯一样。’汪克宽说：‘家父是周朝的世臣，《诗经》中家父讽刺幽王的昏乱，对尹氏的不平，而不畏惧激怒君相，大概是竭尽忠诚于王室的人。桓公年间经文中两次记载家父，也是家氏的儿子或孙子。一次聘问不该聘问的人，一次索取不该索取的东西，都是顺从王命，依阿苟且地顺从非义之事，他们面对《节南山》的讽诵，能不感到羞愧吗？比较这些事来看，不需要贬斥断绝，恶行自然显现。’季本说：‘家氏，父是他的名，大概是天子的元士。作《节南山》诗的人，自称‘家父作诵，以究王讻’，难道可以不称其名吗？’】

附录《左传》：【春天，灭掉翼国。】

夏天五月丁丑日，举行烝祭。

《公羊传》：【为什么要记载？这是讥讽过于频繁。】

《谷梁传》：【这是亵渎祭祀，表明心意不恭敬。】

胡安国说：【《春秋》的文辞，有一句包含数种含义的，有再次记载而一次贬斥的。“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之类，是一句包含数种含义；“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是再次记载而一次贬斥。】

集说：【孙觉说：‘祖父是最尊贵的，神明是最幽深的，却用非礼的方式亵渎他们，圣人因此深深归咎于这种行为。’程颐说：‘正月已经举行烝祭了，而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再次举行烝祭，一定是因为之前的烝祭不够完备，这种亵渎混乱非常严重。’宋宜春说：‘武氏子来求赙，一次责备天子求赙，一次责备鲁国不供给，一次贬斥而涉及两件事。这两次记载烝祭，是两件事而一次贬斥。’赵与权说：‘夏天举行礿祭，是合乎礼的；烝祭，不是它应有的时节。一年两次烝祭，是亵渎祭祀。而桓公这样做，本想侍奉神明，却正好怠慢神明；本想安抚神明，却正好亵渎神明。’吴澄说：‘建子之月已经举行烝祭了，建辰之月又举行烝祭，在春季举行冬季的祭祀，不合时宜，不合礼制。’李廉说：‘《周礼》记载四季祭祀的名称，说春祠、夏礿、秋尝、冬烝，《公羊传》也相同。《毛诗》说礿祠烝尝，这是为了押韵，没有不同。《王制》说春礿、夏禘、秋尝、冬烝，《郊特牲》说春禘而秋尝，《祭义》与《郊特牲》相同，《祭统》与《王制》相同。吴澄说：‘《王制》篇内的礿都应该读为祠，禘都应该读为礿。’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赵氏说：‘禘不是时祭的名称。’《礼记》各篇都是汉儒根据《春秋》编订的，看到《春秋》中有禘于庄公，就认为是时祭；看到《春秋》只有两次记载禘，一次在闵公二年五月，一次在僖公八年七月，一春一夏，于是有了春禘、夏禘的说法；又看到《春秋》只有烝、尝、禘三种祭祀，于是有了诸侯缺少一种祭祀的说法，这些都是不可信的。’】

附录《左传》：【随国的少师受宠，楚国的斗伯比说：‘可以了，仇敌有了破绽，不可错过。’夏天，楚子在沈鹿会合诸侯。黄国、随国没有防备，派遣防章责备黄国。楚子讨伐随国，军队驻扎在汉水、淮水之间。季梁请求向楚军示弱，随侯不答应，然后才交战，这是为了激怒我们而使防备松懈。少师对随侯说：‘一定要速战。不然，将失去楚军。’随侯抵御楚军，观察楚军。季梁说：‘楚人崇尚左边，您一定要在左边，不要与楚王相遇，并且攻击他们的右边。右边没有良将，必定失败。一边失败，众人就会离心。’少师说：‘不与楚王对阵，不是敌人。’不听从。在速水交战，随军大败。随侯逃跑，斗丹俘获了他的戎车和他的戎右少师。秋天，随国与楚国讲和。楚子打算不答应。斗伯比说：‘上天去除了他们的疾病，随国还不可攻克。’于是结盟而返回。】

【沈鹿，杜预注：楚地。现在湖广安陆府钟祥县东六十里有鹿湖池，深不可测，就是那个地方。黄国，杜预注】

译黄国，即弋阳县。魏国在此设置弋阳郡。如今位于河南汝宁府光州境内。弋阳城在州城东，黄城在州城西。《史记》记载：黄帝末代子孙陆终的后代被封于黄。陆氏《纂例》说：黄国，嬴姓。淮水，《汉书·地理志》记载：南阳郡平氏县，《禹贡》所载的桐柏山和大复山在东南方，是淮水的发源地。《水经注》记载：淮水流到广陵淮浦县注入大海。淮浦，就是今天的安东县。平氏故城在今河南南阳府西北。速〇，杜预注：随国之地。《左传》说：“楚国讨伐随国，军队驻扎在汉水与淮水之间。”应当在今湖广德安府应山县境内。

译秋天，鲁国讨伐邾国。

集解：孙复说：“不写出鲁国国君的名字，是因为鲁桓公行为不正，有所避讳。”孙觉说：“不写‘率领军队’，是因为派遣地位低微的大夫去讨伐。”高闶说：“桓公自从弑君自立，倚仗自己的强大和凶恶来欺凌小国，小国都畏惧而顺从他，所以纪、郕、邓、谷、滕等国，有的来朝见，有的来会盟。只有邾国倚仗旧日的友好关系而不顾忌，到了这时就讨伐它。记载‘伐邾’，必定有讨伐的借口。邾国不能顺从借口来讨伐桓公弑逆的罪过，难怪反而被讨伐了。”黄震说：“吕祖谦说：‘这是地位低微的人做的事，事情无法详细得知。天子在位，诸侯擅自互相侵伐，君子认为这是没有天子的表现，这就是《春秋》之所以作的原因。’戴溪说：‘隐公曾经亲自讨伐邾国，现在即使是派遣大夫也不去，大概是轻视邾国了。后来僖公轻视邾国而不设防备，因此有了升陉的败绩。’我认为：吕祖谦的说法，是正统的议论；而戴溪的说法，也是针对这一事件的警戒。”赵鹏飞说：“邾仪父大概是懂得道义的人。隐公有谦让千乘之国的念头，那么即位三个月，仪父就来结盟；桓公有篡逆的恶行，那么即位六年，仪父不来，如果不是依靠道义，还依靠什么呢！桓公对此感到愤恨，所以无缘无故地讨伐他，责备他不来朝见。然而邾国最终没有立即来朝，直到十五年，趁着牟人、葛人来朝的机会，不得已和他们一起才来朝见，由此可知道义确实是值得依靠的。桓公以不义去讨伐别人的国家，用兵有什么名目呢！所以不写‘公’，不写‘师’，从而表示贬斥。”家铉翁说：“不写‘公’，是贬斥；大夫出行也应当写‘率领军队’，不写，也是贬斥。”湛若水说：“《春秋》中没有正义的战争，凡是未奉天子命令而进行讨伐的，都是不义的军队。桓公篡位自立，不能修习臣子的职分去朝见天子，反而接受列国的朝见，又放纵他的横行军队去讨伐邾国，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他的恶行极重了！所以《春秋》记载这件事来彰显他的罪过。”季本说：“邾是小国，被鲁国所逼迫，然而叛服无常，凡是加兵于它的，都是因为不服的缘故。”

冬天十月，下雨雪。

公羊传：为什么记载？因为这是异常现象。有什么异常？不合时宜。

集解：何休说：“周历的十月，是夏历的八月，不该下雨雪，这是阴气太盛，是战争的征兆。”范宁说：“《礼记·月令》说：‘孟冬行秋令，则霜雪不时。’”杜预说：“现在是夏历八月，记载是因为时令失序。”程颐说：“建酉之月，还没到霜期就下雪，记载这是异常现象。”叶梦得说：“下雨雪通常不记载，这次为什么记载？因为是建酉之月。”齐履谦说：“《春秋》三次记载下雨雪，‘雨’都说是‘大’，这次唯独不说‘大’。说‘大’的，是以大为异常；不说‘大’的，是以失时为异常。”

附录《左传》：冬天，周天子命令虢仲在晋国拥立晋哀侯的弟弟缗为君。

祭公来到鲁国，于是从纪国迎娶王后。【“遂”字的用法，从此处开始。】

《左传》：这是合乎礼制的。

公羊传：祭公是什么人？是天子的三公。为什么不称“使”？因为婚礼不称主人。“遂”是什么意思？是生发出来的事情。大夫没有擅自行动的事，这里说“遂”是什么意思？是成全了鲁国的使命。怎么成全鲁国的使命？让鲁国做媒人，可以的话，就借此前往迎娶。女子在其本国称女子，这里称王后是什么意思？王者没有内外之分，其言辞已经成全了。

谷梁传：“遂”，是承接前事的词。说“遂逆王后”，所以省略了。有人说：“天子没有内外之分，王命下达，事情就成全了。”

胡安国传：刘敞说：“祭公，是天子的三公，为什么不称‘使’？是不赞成天子派遣祭公。师傅之官，坐而论道，责任重大。现在他来到鲁国，却是命令鲁侯处理婚姻之事。如果是这样，派遣大夫就可以了，何必三公？责任重，使命轻，所以祭公依据这个义理，得以专命不报，于是前往纪国，而天子以派遣轻使为失误，祭公以擅自行动为罪过。这个说法是对的。制定礼节的人，应当派遣卿去迎娶，国君监督，这样就合乎礼了。派遣祭公命令鲁国主持婚姻之事，则说不通；卿前往而国君监督，为什么就通了呢？命令鲁国，太轻了；卿前往、国君监督，太重了。官师从单靖公迎娶王后于齐，刘夏不是卿却记载，靖公合乎礼就不记载，所以先儒认为派遣卿迎娶、国君监督，是合乎礼的。”

集解：杜预说：祭公，是诸侯中担任天子三公的人。天子让鲁国主持婚礼，所以祭公接受命令去迎娶。天子没有内外之分，所以顺便称王后。卿不记载，是举重略轻。又说：天子在诸侯中娶妻，派遣同姓诸侯做主人。祭公来鲁国接受命令，所以说合乎礼。孔颖达说：隐元年提到“祭伯”，现在称公，知道他是天子三公。从周朝去纪国，不经过鲁国，即使因出使路过鲁国，自然应当借道而去，不需要说“来”。凡是说“遂”的，是因前事生发后事的词。既然记载他“来”，又说“遂逆”，是先来见鲁君，然后去纪国，知道天子让鲁国主持婚礼，所以祭公来接受鲁国的命令而去迎娶。凡是婚姻，都是宾主地位对等相对行礼。天子嫁女给诸侯，派遣诸侯做主人，让他与夫家行礼；天子聘后于诸侯，也派遣诸侯做主人，让他与后家行礼。嫁女则送女到鲁国，让鲁国嫁女给人；迎后则让鲁国做主人，让鲁国派遣使者去迎娶，所以祭公接受鲁国的命令。嫁王女者，王姬到鲁国后才到夫家；其王后

译昏后不来至鲁的原因，是因为王姬来到鲁国，要等待夫家来迎娶才合乎礼制，所以必须到鲁国；后来则是因为天子的命令已经确定，在鲁国没有别的事，所以立即返回京师。在迎娶时称“王后”，是举出她得到天子之命、后妃之礼已经成就；在返回时称“季姜”，是申明父母的尊贵。意思是说，子女的尊贵不能加于父母之上，从父母家出发将要回到天子那里，是以父母家为叙述主体，所以在返回时申明父母的尊贵。刘夏迎娶王后，讥讽卿大夫没有亲自去迎娶，都不讥讽天子不亲自去迎娶，这说明天子本来就不应当亲自去迎娶。文王迎娶太姒，当时他身为公子，迎娶发生在殷商时代，不能据此认为这是天子的礼制。赵匡说：如果只记载“迎娶女子”，那就是祭公自己去迎娶，所以必须说“王后”。现在不写“派遣”，那么罪责就完全归于祭公。孙复说：天子不亲自迎娶，娶王后就派遣三公去迎娶。祭公是三公，记载这件事是因为他擅自行动而起。说“祭公来”，是祭公来商议迎娶王后的日期。桓王从纪国娶王后，鲁国受命主持这件事，所以祭公来商议迎娶王后的日期。既然商议了，就应当向天子复命，天子命令迎娶才去迎娶，不可以擅自行动。祭公不向天子复命，擅自从纪国迎娶王后，所以说“遂”以表示厌恶。不写“迎娶女子”，是因为王后地位尊贵，不是诸侯夫人可以相比的，所以不写“迎娶女子”。刘敞说：三公坐着议论治国大道，让三公去迎娶女子，是不合正道的。祭公从纪国迎娶王后，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来由我（鲁国）主持，让我主持这个礼仪。为什么让我主持这个礼仪？婚姻大事，一定要有谦让推辞的言辞。天子至高无上，没有对手，不可以直接推辞，只有同姓的诸侯可以主持。遂是什么意思？是擅自行动。大夫没有擅自行动的权利，擅自行动且不合礼，就是错误的。这为什么是不合礼呢？让我主持这件事，纪国已经同意了，于是就去迎娶。苏辙说：“《谷梁传》说：‘不写“派遣”，是不认为他在宗庙大事上直接与我商议是正确的。’这是不对的。如果不认为他直接与我商议是正确的，那么写‘遂逆’就足够了。”

译不记载“使”字，是为什么呢？如果记载了“使”字，难道妨碍了（祭公）立即向我鲁国谋划婚事吗？周王打算从纪国迎娶王后，而让鲁国主持其事，所以祭公从鲁国前往纪国，不称“使”，是因为他在谋划婚事。“遂”，是承接前事而行的用语。大夫出使国境之外，有因两件事出使的，也有因一件事出使而专权承接后续事务的，史书都记载为“遂”，其得失则要看实际情况罢了。祭公从鲁国迎回王后，公子遂出使周朝及晋国，都是因两件事出使的；公子结送嫁女而并与齐、宋结盟，则是专权承接后续事务的。程子曰：“祭公受命迎娶王后，到了鲁国却先私下进行朝见和防务的礼仪，所以史书只记载‘来’，而把迎娶王后作为‘遂’事，谴责他不敬重王命，而轻慢天下之母。”陈氏傅良说：“迎娶王后六次记载，如果不是公卿亲自前往，就不记载。因此，原庄公从陈国迎娶惠后不记载，召桓公从齐国迎娶定后不记载，那么祭公为什么记载呢？后妃是天下母亲的表率，却用‘遂’字专断其事。祭公不称‘使’，说明周王已有成命。周王已有成命，却用‘遂’字专断其事，所以记载‘遂’，始于此处。凡是‘遂’，都是讥讽，没有比‘遂’迎娶王后更严重的了，这既是罪责祭公，也是罪责鲁国。”张氏洽说：“天子虽然没有亲迎的礼仪，但是祭公在鲁国谋划婚事，就应当先向周王复命，然后从宗庙出发，以表明迎娶王后的庄重。现在让鲁国做媒，并借此前往迎娶，如此轻慢王后的配偶，怎么来昭示端正开始的道理呢？”黄氏震说：“刘氏《权衡》说：‘天子娶后，应当派遣同姓诸侯主持辞令。’祭公从纪国迎娶王后，是让鲁国主持礼仪。岷隐说：‘祭公到了鲁国，就前往迎娶王后，这是天王的命令，不是祭公自己做的。纪国是鲁国的甥舅之国，咨询谋划于鲁国而后行动。’木讷说：‘齐国将要灭掉纪国，纪国依托于鲁国，鲁国势力不能庇护纪国，于是为它谋划，让它把女儿嫁给周王，依托周王的威望。大概从五年齐国想要袭击纪国，纪国恐惧求援于鲁国；六年会盟于成地，秋天又来朝见；今年春天家父来聘问，就是谋划婚事。现在祭公来，因为不返回复命就迎娶王后，齐侯从此不再侵犯纪国。僖公死后，襄公才开始灭掉纪国，纳女入宫也延长了纪国几年的寿命。’我认为：刘氏从礼仪角度说，戴氏从情理角度说，赵氏从事势角度说，可以参看。”家氏翁说：“婚礼不称主人，是说天子虽然尊贵，不自己担任主人。《左传》庄公十八年，虢公、晋侯、郑伯派遣原庄公从陈国迎娶王后。陈妫回到京师，不说是王派遣，而说是虢、晋、郑派遣他去迎娶，这是不称主人的明证。祭公为什么来呢？周朝制度，天子与诸侯联姻，就派遣同姓国家”作为主人，鲁国因为是周公的后代，为王室主持礼仪，其由来已久了。谷梁传认为‘不认为他把宗庙的大事，立即向我鲁国谋划’，这大概不对吧？当时纪国被齐国困迫，向王室请求联姻，作为图存之计，鲁国确实主持其事。周王派遣祭公下询于鲁国，也是因为这个缘故。祭公为了迎娶王后而来，无可讥讽；祭公以‘遂’事前往，则有讥讽。刘原父说：‘三公是师傅之官，与天子坐而论道，责任重大。现在他来到鲁国，却命令鲁国处理婚姻之事，因为责任重大，却让他做轻贱的事。’我认为周朝的三公就是宰相，天子不行亲迎之礼，而派遣宰相前往迎娶，是为了重视大婚的开始，这大概没有过失吧？当时，赗妾、聘逆都命令宰相执行，宗庙重事而派遣三公，在礼仪上不算过分。汪氏克宽说：‘祭公从鲁国迎娶王后，接受王命在鲁国谋划婚事，并迎娶王后于纪国。迎娶王后是大事，怎么敢没有王命就专断呢？但是天子婚礼，应当派遣大夫在同姓诸侯中谋划婚事，等待他复命，然后派遣上卿前往迎娶，而三公监督。所以周王派遣三公谋划婚事，是以轻使为过失；祭公不向周王复命，就前往纪国迎娶王后，是以‘遂’行为罪，而互相责难。’

【按刘氏敞说：‘三公迎娶女子，不合正礼。’胡传阐发其义，认为应当派遣卿迎娶而三公监督，他的说法是对的。孙氏又认为天子不亲迎，迎娶王后就派遣三公。家氏翁说宗庙重事，而派遣三公，在礼仪上不算过分，似乎也有道理，所以并存。程子说王姬下嫁，则同姓诸侯为主；迎娶王后，没有让诸侯为主的礼仪。但是根据家氏翁所引庄公十八年虢、晋、郑派遣原庄公迎娶王后，则同姓诸侯为主，确有依据】

【戊桓王十寅七年】九年【齐僖二十八年、晋缗二年、卫宣十六年、蔡桓十二年、郑庄四十一年、曹桓五十四年、陈厉四年、〇靖公元年、宋庄七年、秦出子元年、楚武三十八年】

春天，纪国的季姜回到京师

《左传》【凡是诸侯的女儿出嫁，只有王后才记载】

《公羊传》【纪季姜回到京师，她的名分已经确定了，那么为什么称她为纪季姜呢？从我鲁国的角度说纪国，父母对于子女，虽然做了天王之后，仍然说我的季姜。京师是什么？天子的居所。京是什么？大。师是什么？众。天子的居所，必定用众大的词语来说】

《谷梁传》【为她做中人的，就记载她归来】

《胡传》【前往迎娶，就称王后；既然归来，为什么记载季姜？从迎娶者来说，就应当尊崇她的配偶，内主六宫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

译僭，所以顺从天王的任命而称王后，以此向天下展示母亲的典范。从归顺者（季姜）的角度来说，就应当谦卑屈己、恩及下人，使得夫人、嫔妃等都能得到君王的宠幸而没有嫉妒之心，所以顺从其父母所生而称季姜，以此用妇道来教化天下。其文辞的抑扬、上下、进退、先后，各自合乎恰当而不相违背，这都是端正开端的道理、王道教化的基础，也是《春秋》所谨慎对待的。

译集说【杜预说：“季姜，是周桓王的王后。季，是她的字；姜，是纪国的姓氏。记载她的字，是为了彰显父母的尊贵。”又说：“这是记载诸侯夫人出行的惯例。嫁往诸侯国，虽然向鲁国告谏，仍然不记载。”范甯说：“中，意思是参与婚嫁之事。”杨士勋说：“刘夏迎接王后，经文没有说‘归’，那就是鲁国没有参与婚嫁之事。而范甯《略例》说‘迎接王后有两种情况’，是因为记载迎接王后都是因为经过鲁国。如果是鲁国主持婚事而王后经过我国，就说‘归’；如果不是鲁国主持婚事而王后经过我国，就直接说‘逆’。虽然详略不同，都是经过鲁国，所以范甯用两种体例来概括。”刘敞说：“经文说‘季姜’，是什么意思？还不可以称呼为王后。称呼为王后了，为什么还不可以称呼为王后？从前往的角度说，王者没有内外之分，王命令她，她就成为王后了；从来的角度说，王虽然有命令，但还没有拜见宗庙，就不敢自居王后的位置。不敢自居，是恭敬的表现。”苏辙说：“刘夏在齐国迎接王后，不记载她归来，这为什么记载？因为鲁国为她主持婚事。”陈傅良说：“诸侯迎接称‘女’，到了称‘夫人’，是尊重夫人；天子迎接称‘后’，归来称‘季姜’，是尊重王。”家铉翁说：“从周王室去迎接，就说‘王后’，女子虽然在纪国，但‘后’的名分已经确定；从纪国前往，就说‘纪季姜’，后虽然在路上，但女子出嫁必须追溯她的出处，这是诸侯将女子嫁往京师的体例。”赵汸说：“《春秋》保存了礼法的大体，鲁国为天子主持婚事，所以王后归来不可不记载。”卓尔康说：“纪季姜不记载，是因为这不是祭公所能决定的。”】

夏四月

秋七月

集说【黄震说：“记载是为了完备四季。”】

附录《左传》【巴国国君派韩服告诉楚国，请求与邓国结好。楚成王派道朔带领巴国的使者去邓国聘问。邓国南边边境鄾地的人攻打他们，夺走了聘礼，杀死了道朔和巴国的行人。楚成王派防章向邓国责问，邓国人不接受。夏天，楚国派斗廉率领军队以及巴国的军队围攻鄾地。邓国的养甥、聃甥率领军队救援鄾地。三次击退巴军，但没有成功。斗廉将他的军队布置在巴军中间进行战斗，然后假装败退。邓国人追击他们，背对着巴军而夹攻他们。邓军大败，鄾地的人在夜间溃逃。秋天，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贾伯攻打曲沃】

【巴：杜注：巴国在巴郡江州县，隋朝改江州为巴县，现在属于四川重庆府。孔疏：昭公十三年，楚共王与巴姬埋璧，那么巴国是姬姓。鄾：杜注：鄾在邓县南沔水之北。《后汉书·郡国志》：邓县有鄾聚。现在襄阳府襄阳县东北的鄾城就是。梁：杜注：梁国在冯翊夏阳县，现在陕西西安府韩城县。古少梁城在县城南二十里。荀：杜注：国名。《水经注》：古水发源于临汾西，又向西南流经荀城，在绛州西十五里。绛州现在属于山西平阳府。贾：杜注：国名。现在山西平阳府临汾县有贾乡。《唐书·年表》说：唐叔虞的小儿子公明，康王封他为贾伯，就是那块地方。孔疏：僖公十七年，梁嬴怀孕过期，那么梁是嬴姓。《世本》：荀、贾都是姬姓】

冬曹伯派他的世子射姑来朝见

《左传》【冬天，曹国太子来朝见，用接待上卿的礼节接待他，这是合乎礼制的。在宴享曹国太子时，初次献酒，音乐奏响而太子叹息。施父说：“曹国太子大概有忧患吧？这不是叹息的地方。”】

《公羊传》【诸侯来叫‘朝’，这是世子，为什么说‘朝’？《春秋》有讥讽父亲年老儿子代替从政的，那么不知道是在齐国呢，还是在曹国呢？】

《谷梁传》【朝见不说‘使’，说‘使’是不合正道的。派世子承受诸侯的礼节来朝见，曹伯失去了正道。诸侯相见叫‘期’，用对待人父的道义对待人子，在内部就失去了正道。内部失去正道，曹伯失去正道，世子可以停止了，所以这是命令。《尸子》说：“已经过多地违背道义了。”】

胡安国《春秋传》【查考《周官·典命》，凡是诸侯的嫡子在周天子面前发誓而代理国君，就比国君的礼节低一等；没有发誓，就用皮帛继任子男。世子本来就有出访朝聘的礼仪，然而代理国君、继任子男的，是说诸侯朝见天子有时节而不敢落后，所以年老患病的人派世子代理自己的事务去见天子，是急于述职。诸侯之间在王事之外互相朝见，他们的礼节本来没有固定时间，曹伯既然有病，为什么急于朝见桓公而派世子代理呢？大位，是奸邪窥伺的对象；危病，是邪恶伺机的时机。世子，是国君的副手，国君患病而储君外出，开启窥伺之心，是危险的做法。在宴享时射姑叹息，过了一个月曹伯终生去世，他有病是明显的，却派世子来，这是终生的过错。世子想要停止吗？那就是违抗命令了。说：“孝子是用尽道义来侍奉父母的，不尽道义而苟且顺从命令称为孝，又怎么能称为孝呢？”】

集说【杜预说：“诸侯的嫡子没有在周天子面前发誓而代理国君，就用皮帛继任子男，所以用接待上卿的礼节接待他，各自对应他们国家的上卿。”孔颖达说：“各种经文中称世子，以及卫国的世叔申，经文写作‘世’字，传文都作‘大’，那么古代‘世’字和‘大’字，字义是相通的。”杨士勋说：“世子代理国君，是指会盟急趋王命的情况。现在曹伯有病，虽然缺了朝见鲁国，不是急事，却派世子代理职位来朝见，所以说是不合正道。”刘敞说：“诸侯相见”】

译问：“称‘朝’，这是世子，为何说‘朝’呢？这是参讥他。”苏氏辙说：“诸侯互相朝见，是正礼。有缘故而派世子代理国事，是畏惧大国，大概是礼的权变。”程子说：“曹伯有病，不能亲自前往，所以派他的世子来朝见。春秋时期，国君有病而让世子外出，是招致危乱的做法。”薛氏季宣说：“代理国事而朝见天子，是合乎礼的；朝见诸侯，是不合礼的。”张氏洽说：“凡是为人子，站立不站在门中间，坐不坐在最尊贵的角落，不敢乘坐父亲的车，以此向百姓显示有尊卑之别。如今曹伯有病，世子是国家的根本，不让他早晚侍奉饮食，以杜绝窥伺的端倪，却让他抛弃国家、忘却父亲，越过国境，以平等的礼节去朝见鲁桓公。况且《春秋》对桓公，正以诛杀乱贼之事期望诸侯，如今曹伯派世子，世子听从父亲的命令，衡量道义，没有一处可取的，所以《春秋》直书其事而严厉贬斥。”叶氏梦得说：“朝见天子，有时因故不能朝见，可以派人代理。诸侯没有互相朝见的道理，射姑代理朝见，这是把朝见天子的礼节用于诸侯了。”家氏翁说：“终身病势已危，而射姑去邻国朝见，他不在意父亲的病疾可见一斑。有人说：‘因为是父亲的命令而出行，怎么办？’回答说：‘这不是关乎存亡安危的大事，父亲的命令可以推辞。’”李氏廉说：“曹国来朝见有五次，这一年是世子，文公十一年、十五年、成公四年、襄公二十一年，都是曹伯。”汪氏克宽说：“经文中记载世子朝防的有十二次，曹射姑来朝，鄫巫如晋，宋成同盟于戚，齐光盟于鸡泽，防戚、防柤、救陈、四伐郑，宋佐防申就是这些。宋成排在侯伯之下、大夫之上，宋佐排在子男之下、淮夷之上，大致没有失去位次。齐光逐渐进升而排在薛伯、莒伯之上，那么他的僭越已经到了极点。鄫巫排在鲁国大夫之下，那么屈辱就尤其严重了。比较这些史实来考察，其中的义理自然显现。”

译【鲁桓公十年】十年【齐僖公二十九年、晋缗公三年、卫宣公十七年、蔡桓侯十三年、郑庄公四十二年、曹桓公五十五年、陈厉公五年、杞靖公二年、宋庄公八年、秦出子二年、楚武王三十九年】

春季，周历正月。

胡安国传【桓公时期不书“王”，如今又书写“王”，为什么呢？十是满数。天道运行十年便为一个周期，人事变迁十年也必然改变。所以《易经》说坚守正道的人十年后必然回归，传论中讲远离邪恶的人十年后必然被抛弃。桓公到了这个时候，他的气数已经满盈，理应受到天人的诛罚。十年书写“王”，是记述常理。有习惯于谷梁子之说而不得其传承的人，看到二年书写“王”，认为是为了纠正郑伯之卒；这一年书写“王”，而曹伯恰好去世，于是附会增益，认为是为了纠正曹伯终生之卒，这是错误的。如果真的纠正诸侯之卒，不因为篡弑之罪，陈侯鲍在五年正月去世，为什么不书写“王”来纠正他的卒呢】

集解【何休说：“十年有‘王’，是数之终结。”孙复说：“这一年书写‘王’，是因为王没有十年不书写的。十年不书‘王’，那么人道就衰微了。”刘敞说：“桓公时期不书‘王’，这里说‘王’是为什么呢？是为了保存公义。什么叫保存公义？是指三朝之节。古代侯服一年朝见一次，甸服两年朝见一次，男服三年朝见一次，采服四年朝见一次，卫服五年朝见一次，鲁国属于采服。古代一次不朝见就贬低其爵位，两次不朝见就削减其土地，三次不朝见就派遣六师讨伐。桓公不是受命之君，已经三次不朝见了，这里说‘王’，是为了保存公义。”王元杰说：“十是满数。桓公罪恶极深而天讨不加，王道几乎断绝，所以经文不书‘王’。到了十年书写‘王’，是为了保存天道和王法。十八年再次书写‘王’，是用天道和王法来纠正桓公的终局。唉！王道是天理。天理从未断绝于人心，王道从未断绝于天下。天理并非断绝于桓公，是桓公自己断绝于天。桓公虽然无王，但天道、王法是不可断绝的。懂得这一点，就知道十年再次书写‘王’的意义了】

庚申日，曹伯终生去世。

左传【春季，曹桓公去世。】

【按：谷梁传认为这一年书写“王”是为了纠正曹伯之卒，这不是《春秋》的微言大义，胡安国传讲得很明白】

夏季五月，安葬曹桓公。

集解【湛若水说：“记载安葬，是表明合乎礼制。礼制规定，诸侯五个月安葬，为什么记载呢？有赴告报告，史官就记载，圣人予以保留。”附录左传【虢仲向周王诬陷他的大夫詹父。詹父有辩解之辞，周王率领军队讨伐虢国。夏季，虢公出逃到虞国。】

【虞，杜预注：虞国在河东大阳县。唐代改大阳为平陆，属陕州。现在属于山西平阳府解州。古虞城在县城东北四十里。孔颖达疏谱说：虞，是姬姓。武王灭商，封虞仲的庶孙，作为虞仲的后代。】

秋季，鲁桓公与卫侯在桃丘会盟，没有相遇。【桃丘，杜预注：卫国之地，济北东阿县东南有桃城。现在山东东昌府东阿县西五十里有桃城铺，旁边有一座山丘，高约数仞，就是桃丘。】

公羊传【“会”是什么意思？是约定的辞令。说“弗遇”是什么意思？桓公没有被要挟。】

谷梁传【“弗遇”，是意志不相合。“弗”，是内部的辞令。】

胡安国传【“弗”，是迁缓的辞令，厌恶那种失信的行为。卫国最初约定与鲁国在桃丘会盟，到了中途改变主意而跟随齐国、郑国，于是有了郎地的战事。在郎地作战，直接记载为“来”；在恶曹结盟，都剥夺了他们的爵位，那么桃丘的“弗”遇，大概是厌恶卫侯失信了。】

集解【杜预说：“卫侯与桓公约定会盟，中途背弃桓公，转而与齐国、郑国联合，所以桓公独自前往而没有相遇。”赵匡说：“经文的意图只是讥讽其没有信用罢了。”刘敞说：“‘弗遇’是什么意思？桓公没有来得及相遇。为什么有的说‘不’，有的说‘弗’？‘不’，是正当的辞令；‘弗’，是迁缓的辞令。君子对于言辞，没有苟且罢了。”苏辙说：“卫侯与桓公在桃丘约定会盟，后来背弃了他，与齐国、郑国来作战，记载为‘弗遇’，过错在卫国。”高闶说：“在《易经》屯卦的六三，以阴居阳位，自身不正，而轻躁妄动，寻求与九五相应，九五应与六二相应，而不接纳他，圣人告诫说：‘君子守正，不如舍弃，前往会有吝惜。’《系辞》说：‘几，是动之微，吉的先兆。’君子安定自身然后行动，平易其心然后言语，确定交往然后求取。桓公身负弑逆之罪，而又轻躁妄动，被人所抛弃，正如屯卦的六三，圣人为万世立下警戒。”吕大圭说：“齐国、郑国急于图谋纪国，所以不得不急于谋划鲁国。讨伐郑国的战役，卫国确实跟随周王，那么卫国与郑国有嫌隙，所以鲁桓公因而与他约定会盟，将要作为援助。然而蒲地的胥命，齐国与卫国也已经修复旧好了。卫国起初因为郑国的怨恨而约定与鲁国会盟，最终因为齐国的缘故背弃鲁国而没有来，大概桓公之所以没有相遇，是齐国与郑国相互倾轧的缘故。”张洽说：“下文记载三国来战，卫国也参与其中，那么背信在卫国，只是没有告知鲁国，误导桓公来到桃丘罢了。《春秋》为国家讳耻，所以说来到桃丘而没有相遇，谷梁传所说的‘弗’是内部的辞令。”李廉说：“经文记载‘弗’的例子有四个。这一年‘弗遇’，是罪责卫国；文

译鲁文公十六年，齐侯未能参加盟会，这是季孙的罪责。然而这都是为了替国内隐瞒耻辱。追述齐侯到达酅地却未能赴盟，是因为有所畏惧，胡氏认为这都是委婉的言辞。晋国人接纳捷菑却未能成功，这也体现了迁就善意的含义。」汪克宽说：「这一年，在防地没有遇到桃丘的诸侯，成公十六年在防地没有见到沙随的诸侯，昭公十三年在平丘结盟而鲁公没有参与，这些都不是鲁国的罪过，所以圣人全都如实记载而不加隐讳。只有文公十六年，季孙行父在阳谷拦截齐侯，齐侯未能参加盟会，鲁国不应该让大夫去拦截诸侯。然而齐侯索要贿赂，最终与仲遂在郪丘结盟，那么罪责在齐国，也就显而易见了。」季氏原本说：「卫国与齐国结党，而齐国因为纪国的缘故与鲁国结仇。桃丘的拦截，一定是鲁国听说卫侯要去齐国并计划作战，所以前往拦截以离间齐国，而卫国从其他道路经过了，所以说」没有遇到，如果是约定了却违背盟约，就应当说「没有到达」，怎么能用没有遇到来说呢？

译【按：季本对“遇”字的解释与众说略有不同，但也似乎有理，附录在此以供参考】

附录《左传》记载：“秋季，秦国人护送芮伯万回到芮国。起初，虞叔拥有宝玉，虞公向他索取。虞叔没有献出。不久又后悔了，说：‘周朝有谚语说：平民百姓没有罪过，怀藏璧玉就是他的罪过。我哪里用得着这东西，它恐怕会招来祸害吧？’于是献出了宝玉。虞公又索取他的宝剑。虞叔说：‘这是贪得无厌啊。贪得无厌，将会祸及到我。’于是攻打虞公。因此虞公出逃到共地。”

【关于共池，杜预注：地名，不详。按：现在山西平阳府平陆县西边有共池。地方志记载：‘虞公由此地出逃，距离县城约四十里，与让畔城相近。’】

冬季十二月壬午日，齐侯、卫侯、郑伯来到郎地作战。

《左传》记载：“冬季，齐、卫、郑三国来郎地作战，我国是有正当理由的。起初，北戎侵扰齐国，诸侯出兵救援，郑国公子忽立了功劳。齐国人馈赠诸侯粮食，让鲁国排在郑国之后。鲁国按照周朝的爵位班次排在郑国之后。郑国人发怒，向齐国请求出兵。齐国人派卫国军队协助他们。所以不称‘侵’或‘伐’，先书写齐、卫，是因为他们的王爵地位。”

《公羊传》记载：“郎是什么地方？是我国近郊的城邑。是我国近郊，那么说‘来战于郎’是什么意思？是因为近。近到什么程度？近得几乎被包围。这是局部作战。为什么不写‘军队大败’？国内不写‘战’，写了‘战’就意味着失败了。”

《谷梁传》记载：“来战，是指事先约定好的战争。国内不写‘战’，写了‘战’就意味着失败。不写具体的人名，是因为我国失败了。不写‘及’（与），是为了替国内避讳。”

胡安国《春秋传》记载：“春秋时期，各国对鲁国用兵很多，但没有书写‘来战’的。这次却不称‘侵伐’，而用‘来战’来表述，为什么呢？兵器是凶器，战争是危险的事，圣人是重视的。诛讨暴乱，敌人加害于己，大概有不得已而应对的情况，但没有违背道义、放纵欲望，本可停止却不停止而先发动战争的。鲁桓公被弑君篡位，是天下的大恶，人人都有权讨伐。郑伯首先在越地结盟以确立自己的地位，齐侯接着在稷地结盟以助长其奸邪，他们竟然不能履行方伯的职责，驻扎军队在边境，声讨罪过，伸张天下的大义。现在却仅仅因为私愤小怨，亲自率领军队在鲁国边境作战，这还算懂得同类之情吗？这是春秋必然声讨而不听任的，所以以三国为主角，书写‘来战于郎’。郑人主导战争却把齐国列在前面，就像卫州吁主导战争却把宋国列在前面一样。”

集说记载：孔颖达说：“《周礼》大司马用九伐之法来匡正邦国，贼害贤良、残害百姓的就讨伐他，依仗险固、不服从的就侵犯他。那么侵伐，是军队讨伐罪过的名称。鲁国按照周礼的班次排列，那么鲁国是有礼的。三国讨伐有礼的国家，这是有正当理由的。春秋称赞鲁国使用周朝班次，不让三国得以讨伐，所以改‘侵伐’为‘来战’，意思是好像三国自来作战，而鲁国人没有参战。赵匡说：说‘来’，是责备三国不该来；说‘战’，是避讳失败的惯例。孙复说：‘来战于郎’，不写‘侵伐’，是不赞同齐、卫、郑对我用兵。郎是鲁地，地属鲁国，那么鲁国参战是显而易见的。不写出主事者的名字，是因为三国无故对我用兵，非常不道德，所以用三国自行作战来表述。刘敞说：说‘来战’是什么意思？来战，是外方以作战为志向。为什么不写‘军队大败’？写了‘战’却不写‘军队大败’，是因为失败在国内。失败在国内为什么不写？因为耻辱。苏辙说：僖公六年，北戎攻打齐国，郑太子忽救援齐国，齐国人馈赠他，鲁国按照周朝班次排在郑国之后，所以齐、卫来郎地作战，不称‘侵伐’而”

【称‘来战’是没有理由的，郑国虽然主导战争，却先书写齐、卫，还是用周朝班次来匡正。程颐说：‘左氏记载这件事说：我国有正当理由。我国有礼，他们违背道义、放纵欲望而兴起战争，所以特别说‘来战’，以三国为主角，加重他们的罪恶。’张洽说：‘《春秋》用主客的辞令来辨别用兵的曲直、残害百姓的轻重。那些归罪于鲁国而书写‘公及诸侯战’的很多。像今年郎地的争端，直接以三国来战来表述，大概是因为鲁桓公应当被讨伐，本来就有极大的罪恶；齐、卫、郑的君主，既然不能奉行天讨而与他们结盟，现在却顺从私欲，争夺小事，以无理的军队讨伐有理的国家，那么罪责在三国，所以特别书写他们来战，这是《春秋》的特殊笔法。’程端学说：‘鲁、卫是兄弟之邦，齐、鲁是累世的姻亲，桓公又新娶了齐国的妻子，鲁、郑曾经结盟借田以缔结友好关系，一旦有了间隙，就忘记亲情、背弃盟约，兴起兵战，这是春秋时期之所以大乱的原因，圣人接连记载这些事，作为后世的借鉴。’李廉说：‘国内用兵书写‘战’的有六次：这一年战于郎，十二年战于宋，十七年战于奚，是避讳鲁国；庄公九年特别书写‘败绩’，是厌恶鲁国；桓公十三年、成公二年书写‘战’和‘败绩’，这是对外用兵的条例，不是鲁国的事。’邵宝说：‘来战于郎，不赞同他们的讨伐，我国没有可讨伐的罪过。过去有可讨伐的却不讨伐，现在不可讨伐却讨伐。不写‘伐’，难道只是不赞同他们的讨伐吗？也是恐怕显得能够讨伐。’季本说：‘齐国想要吞并纪国，与郑、卫联合，鲁国则专心援助纪国。三国来战，大概是因为这个缘故。考察鲁国因为援助纪国的缘故，与齐国不亲近。自从齐、郑到纪国之后，与鲁国不通往来已经六年了，怎么会因为齐国的班次呢？’王樵说：‘齐僖公、郑庄公都是喜欢动乱的人，又助长’

译用这来保卫卫国宣公，这时齐国正图谋兼并纪国，它怨恨鲁国必定是因为纪国的缘故。”卓氏尔康说：“齐国厌恶鲁国为纪国谋划解难，那么发动战争的是齐国。郑国本来就和齐国一样对待纪国，卫国又曾在蒲地与齐国结盟，所以这三个国家来作战。”张氏溥说：“《春秋》认为鲁国行为正当而谴责这三个国家，并不是宽恕鲁桓公，而是讥讽这三个国家不明大义、急于发泄小忿。”

译【按：季氏原本依据经文驳斥传文，认为直接以“谋”来记载这件事，并非没有道理。然而经文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所以事实依据《左传》，因此仍然以《左传》为主，而将季氏本、王樵、卓尔康的说法附在后面。】

钦定春秋传説彚纂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春秋传说彚纂卷六

【庚桓王十辰九年】十一年【齐僖公三十年、晋缗公四年、卫宣公十八年、蔡桓公十四年、郑庄公四十三年、曹庄公射姑元年、陈厉公六年、〇靖公三年、宋庄公九年、秦出子三年、楚武王四十年】

春季正月，齐国人、卫国人、郑国人在恶曹结盟【恶曹，杜预注：地名不详】

《左传》【齐、卫、郑、宋四国在恶曹结盟】

胡安国《春秋传》【盟誓和会合都是君臣之间的礼仪，所以地位低微者的盟誓和会合不会记载在《春秋》中。凡是《春秋》所记载的，必定有国君或尊贵的大夫参与其中。恶曹的盟誓，就是这三个国家的国君了。既然不依正道兴兵，发动了郎之战；又结怨固结私党，举行了恶曹之盟。所以前面记载他们的爵位，用“以来战”来彰显其罪；后面记载这次盟誓，通过剥夺爵位（称人）来表示贬斥】

集说【孙复说：“这是图谋鲁国。”孙觉说：“去年冬天，这三个国家的国君曾经讨伐鲁国并取得了胜利，在这里又举行恶曹之盟，只是因为新近战胜鲁国而结好罢了。说宋国参与结盟，那么在这年九月必定不会拘捕郑国的祭仲，与折之盟有夫钟之防的情况不同，《左传》的说法是错误的。”又说：“前面记载齐国人讨伐山戎，后面记载齐侯来进献戎服，由此可知讨伐戎狄的是齐侯；上面记载在蜀地拘捕楚公子婴齐，下面记载与楚人在蜀地结盟，由此可知在蜀地结盟的是楚公子婴齐。十二月记载齐侯、卫侯、郑伯在郎地作战，正月记载齐人、卫人、郑人在恶曹结盟，用比事（对比前后事件）的方法来推求，那么这三个国家被贬称为‘人’就可以知道了。”陈傅良说：“这些是郎之战的诸侯，为什么作战称君、结盟称人？凡是同一件事再次出现的，只称‘人’，是简略的写法。这好比说上面没有天子，下面没有方伯，没有人主持大局，那么人们各自结盟罢了。郑国打败了周王室的军队，齐国灭了后母的家，而卫国也拥立子突自立，他们无视王权到了极点。自从有参预盟誓以来，没有比恶曹更严重的了，所以简略记载。”赵鹏飞说：“恶曹之盟，是共同断绝与鲁国的关系。然而】

【三国既然已经讨伐了鲁国，何必再结盟呢？大概齐、郑两国怨恨鲁国联合卫国来讨伐他们，而卫国曾经约定与鲁国在桃丘会合，虽然因为齐国而没有能够前往，齐、郑两国大概怀疑卫国又与鲁国勾结，所以与之结盟。后来齐僖公、郑庄公、卫宣公都与鲁国断绝往来，那么这个盟誓就牢固了。然而因私怨断绝与鲁国的关系，歃血向神明发誓，这种盟誓是欺诈的，即使牢固又有什么益处呢！汪克宽说：“鹿上之盟，三国都称‘人’；齐之盟、清丘同盟，四国都称‘人’；翟泉之盟，七国都称‘人’；蜀之盟，十一个国都称‘人’；澶渊之会，十二个国都称‘人’。未必都是地位低微者，如果都是地位低微者，就不会记载在经文中了。”湛若水说：“《春秋》中没有好的盟誓，盟誓是忠信衰薄的表现，何况结党图谋鲁国，同恶相济，逞其私怨，而不知道声讨罪行的意义呢？”按：三国称‘人’，认为是地位低微者固然不对，认为是大夫也没有确凿证据。看孙觉用比事的方法，断定依据经文，那么确实认为是三个国家的国君，所以唯独推崇《胡传》】

附录《左传》【楚国的屈瑕将要与贰国、轸国结盟。郧国军队驻扎在蒲骚，将要联合随、绞、州、蓼四国讨伐楚国军队。莫敖（屈瑕）对此感到担忧。斗廉说：“郧国军队驻扎在郊外，必定不会戒备，而且每天盼望四国的到来。您驻扎在郊郢，以抵御四国，我用精锐的军队在夜间袭击郧国。郧国有侥幸心理，并且倚仗他们的城池，没有斗志。如果打败了郧国军队，四国必定离散。”莫敖说：“何不向君王请求增援军队？”回答说：“军队获胜在于和睦，不在于人多。商汤与周武王兵力不敌却获胜，是您所听说的。整顿好军队出征，又何必增援呢？”莫敖说：“占卜一下吧。”回答说：“占卜是用来决断疑惑的，没有疑惑何必占卜？”于是打败了郧国军队于蒲骚，最终完成盟誓而返回。郑昭公打败北戎时，齐国人将要嫁女给他。昭公推辞。祭仲说：“一定要娶！国君后宫宠妾众多，您没有强大的外援，将不能立足。三位公子都是国君的儿子。”昭公没有听从】

【贰，杜预注：国名，现在在随州应山县境内。轸，杜预注：国名，现在在德安府应城县西。郧，杜预注：郧国，江夏云杜县东南有郧城。《水经注》：涢水流经安陆故城，是古郧城，现在为安陆县，属于湖广德安府。蒲骚，杜预注：郧国的邑，现在在湖广德安府应城县北三十里。绞，杜预注：国名，在现在郧阳府西北。州，杜预注：州国在南郡华容县东南，现在湖广荆州府监利县东三十里有州陵城。蓼，杜预注：蓼国，义阳棘阳县东南湖阳城，现在在河南南阳府唐县南八十里。郊郢，杜预注：楚地，现在湖广安陆府治郢州故城就是那里】

夏季五月癸未日，郑伯寤生去世

《左传》【夏季，郑庄公去世。起初，祭地的封人仲足受到庄公的宠信，庄公让他担任卿，为庄公娶了邓曼，生下了昭公，所以祭仲拥立了昭公。祭，杜预注：郑地，陈留长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