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彻祭礼第十三节
如春祭髙祖，夏祫羣庙，秋祭曽，冬又祫；来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祢，冬又祫。」程子曰：「为庙礼繁，故毎年于四祭之中，三祭合食于祖庙，惟春则各祭诸庙。」孔疏：「礿薄也，春物未成，其祭品鲜薄。」
译比如春季祭祀高祖，夏季合祭群庙，秋季祭祀曾祖，冬季又合祭；来年春季祭祀祖父，夏季又合祭，秋季祭祀父亲，冬季又合祭。」程子说：「因为宗庙的礼仪繁多，所以每年在四次祭祀之中，有三次是合祭于祖庙，只有春季是分别祭祀各庙。」孔颖达疏解：「礿是薄的意思，春季万物尚未成熟，所以祭品稀少微薄。」
杨氏复曰：「如张子所云，虽于一犆一祫之説若可通，但言犆只祭一庙而遗其余庙，恐于人情亦有所不安，不若程子之言简而备也。」
【臣】谨案所疑者，程、张二子亦疑之。张子有二説，意有司行事之説为妥。《尚书·洛诰》：“王宾杀禋咸格。”孔安国▯曰：“王以命周公，重大其事，故文武皆至其庙，亲告之。”可见平日之祭不皆至也。此当使重臣摄祭，故周公祭泰山，召公为尸。为尸犹可，况摄祭乎？若必亲临其事，势必不能逐庙齐戒，以精力倦怠之余，竭蹶勉强，不敬滋甚。若如张子髙、曽、祖、祢更迭犆祭之説，则天子七庙，又有文武二世室，亲庙当至五年而一周，不嫌于太疏旷乎？
又谨案《楚茨》一诗，天子宗庙祭礼，首尾节次具备，但未及二灌之礼耳。故前列《旱麓》《棫朴》二诗以补之。《旱麓》之玉瓒，即圭瓒，王以初灌；《棫朴》之奉璋，即璋瓒，后用以亚灌。后不与，则大宗伯摄之，应在《楚茨》“或剥或亨”之前。信南山之启毛取血，即“或剥或亨”时事也。燕同姓以后，为明日之绎祭，则《丝衣》与《鳬鹥》二诗尽之矣。
尔雅》商曰肜，周曰绎。”郭璞注：“祭之明日，寻绎复祭。”孔疏：“天子诸侯谓之绎，在祭之明日，于庙门外西室及堂而行礼也。上大夫曰傧尸，与祭同日，于庙堂之上行礼也。”《仪礼》有司彻，正是上大夫傧尸之礼，但于堂上献尸、献侑，全无室中之事，是与天子礼异。
丝衣篇》：丝衣其紑，载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孔疏：「弁，爵弁也。士爵弁而助祭于王，绎礼轻，使士升堂视壶濯，降往于基，告濯具。又视牲，从羊之牛，反告充已。乃举鼎幂，告洁，礼之次也。」
【臣】谨案：绎礼事神，礼畧飨尸，礼重，故首二句「丝衣爵弁」但举士之祭服，絶不言事神之事。下文「告濯」「具告」「充告」「备」则耑为飨尸而设。盖大夫士傧尸与正祭同日，牲酒不烦另具。天子之绎在祭之明日，故须有此等事。至设兕觥罸爵，先儒谓大夫士祭礼犹不用此。盖正祭日严肃，虽献酬无算爵，而助祭之人心存诚敬，无容更设紏绳。至绎祭以享生人为主，惧有失仪，故须设兕觥鳬。《绎》诗所谓「公尸燕饮」，即歌其事也。
鳬鹥》篇，公尸来燕来寜【至末】
朱子语録》：「古者祭必有尸，既祭之明日，则暖其饮食以燕为尸之人，故有此诗。」
【臣】谨案《丝衣》诗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是祭之明日，另杀牲以享尸，非暖其饮食之谓也。《周礼》牛人軄云：“祭祀共其享牛，求牛。”郑注：“享牛用以祭，求牛用以绎。绎者，孝子求神非一处，故以绎牛为求牛也。”此则绎礼别杀牲之明证。
徐常吉曰：「按《楚茨》『鼔钟送尸，神保聿归』，则祭毕之燕尸不与也。尸何以不与？以其象神，故不敢留，而转为次日之燕也。燕于次日，所以尊尸也。尊尸，所以尊神也。」
何氏楷曰：「是日先行绎祭之礼，而后享尸。此云『公尸来燕』，则是祭后燕尸，非祭时也。」陈氏《礼书》曰：「正祭重而主于礼神，绎祭轻而主于礼尸。故绎于明日，则异牲；若宾尸于祭日，则用正祭之牲而已。」
以上绎宾尸祭礼第十五节
【臣】谨案天子宗庙祭礼，于《诗》首尾节次备具，可与《仪礼》特牲、少牢相发。然此皆谓祫祭耳。《祭礼》以祫为重，蒸尝皆祫也。故《楚茨》曰：“以往烝尝。”《商颂》曰：“顾予烝尝。”《春秋》但记烝尝，而无禴祀。神具醉止，具皆也，非止一神。后稷东面，先儒谓神尊为发爵之主，不与子孙为酬酢。其献酢交错，皆主六尸而言。若特祭礼，自当从省简，但文不传耳。
禘祫
周颂雝序曰禘太祖也
郑笺太祖谓文王
孔疏：「禘祫皆殷祭。武王以周十二月崩，其明年周公摄政，称元年十二月小祥，二年十二月大祥，三年二月禫，四年春禘。盖在此时。」
【臣】谨案：此诗文不特朱子据赵氏匡説之为非，即孔疏谓武王崩而禘祭亦误
译杨氏又说：“像张载所说的那样，虽然在单祭与合祭的说法上似乎可以讲通，但说单祭只祭祀一座宗庙而遗漏其他宗庙，恐怕在人伦情理上也有所不安，不如程颐的话简明而完备。”
【臣】谨按：所怀疑的，程颐、张载二人也曾怀疑过。张载有两种说法，我认为有司行事的那种说法较为妥当。《尚书·洛诰》说：“王宾杀禋咸格。”孔安国注说：“王以命周公，重大其事，故文武皆至，亲告之。”可见平日的祭祀并非都亲自前往。这应当由重臣代理祭祀，所以周公祭祀泰山，召公担任尸。担任尸尚且可以，何况代理祭祀呢？如果一定要亲自参与其事，势必不能逐庙斋戒，以精力倦怠之余，竭蹶勉强，反而更加不敬。如果像张载所说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更迭单祭的说法，那么天子七庙，又有文王、武王二世室，亲庙应当五年才轮完一遍，不嫌太过疏远空旷吗？
又谨按《楚茨》一诗，天子宗庙的祭礼，首尾节次具备，只是没有涉及二灌的礼仪罢了。所以前面列举《旱麓》《棫朴》两首诗来补充它。《旱麓》中的玉瓒，就是圭瓒，王用来初灌；《棫朴》中的奉璋，就是璋瓒，后用来亚灌。后不参与，就由大宗伯代理，应当在《楚茨》“或剥或亨”之前。《信南山》中启毛取血，就是“或剥或亨”时的事。宴享同姓之后，是第二天的绎祭，那么《丝衣》与《鳬鹥》两首诗就详尽地说明了。
《尔雅》说：“商代叫肜，周代叫绎。”郭璞注：“祭祀的第二天，寻绎复祭。”孔疏说：“天子诸侯叫做绎，在祭祀的第二天，在庙门外西室及堂上行礼。上大夫叫傧尸，与祭祀同一天，在庙堂上行礼。”《仪礼》有司彻，正是上大夫傖尸的礼仪，但在堂上献尸、献侑，完全没有室中的事，这与天子的礼仪不同。
《丝衣》篇说：“丝衣其紑，载弁俅俅。”孔疏说：“弁，爵弁也。士爵弁而助祭，绎礼轻，使士升堂视壶濯具，降往于基，告濯具。又视羊牛，反告充已。乃举鼎幂告洁，礼之次也。”
【臣】谨按：绎礼事神，礼仪简略；飨尸，礼仪隆重，所以开头两句“丝衣爵弁”只举士的祭服，绝口不提事神的事。下文“告濯”“具告”“充告”“备”则专为飨尸而设。大概大夫士傧尸与正祭同一天，牲酒不烦另备。天子的绎祭在祭祀的第二天，所以须有此等事。至于设置兕觥罸爵，先儒说大夫士的祭礼尚且不用此。大概正祭日严肃，虽然献酬无算爵，而助祭的人心存诚敬，无容更设紏绳。至于绎祭以享生人为主，怕有失仪，所以须设兕觥罸爵。《绎》诗所谓“公尸燕饮”，就是歌咏其事。
《鳬鹥》篇，公尸来燕来宁【至末】
朱子语录说：“古者祭必有尸，既祭之明日，则温其饮食以燕为尸之人，故有此诗。”
【臣】谨按《丝衣》诗云：“自堂徂基，从羊徂牛。”是祭之明日，另杀牲来享尸，不是温其饮食的意思。《周礼》牛人职说：“祭祀共其享牛，求牛。”郑玄注：“享牛用以祭，求牛用以绎。绎，孝子求神非一处，故以绎牛求牛也。”这是绎礼别杀牲的明证。
徐常吉说：“按《楚茨》‘鼔钟送尸，神保聿归’，则祭毕之燕尸不与也。尸为何不与？以其象神，故不敢留，而转为次日的燕也。燕于次日，所以尊尸。尊尸，所以尊神。”
何氏楷说：“是日先行绎祭之礼，而后享尸。这里说‘公尸来燕’，则是祭后燕尸，非祭时。”陈氏《礼书》说：“正祭重而主于礼神，绎祭轻主于礼尸。故绎于明日，则用异牲；若宾尸于祭日，则用正牲而已。”
以上绎宾尸祭礼第十五节
【臣】谨按天子宗庙祭礼，在《诗》中首尾节次具备，可与《仪礼》特牲、少牢互相阐发。然而这都是指合祭而言。《祭礼》以合祭为重，蒸尝都是合祭。所以《楚茨》说：“以往烝尝。”《商颂》说：“顾予烝尝。”《春秋》只记烝尝，而无禴祀。神皆醉止，皆，都也，不止一神。后稷东面，先儒说神尊为发爵之主，不与子孙为酬酢其献酢交错，皆主六尸而言。如果特祭礼，自当从省简，只是文字不传罢了。
禘祫
周颂雝序曰禘太祖也
郑笺太祖谓文王
孔疏说：“禘祫皆殷祭。武王以周历十二月崩，其明年周公摄政，称元年十二月为小祥，二年十二月为大祥，三年二月为禫，四年春禘。大概在此时。”
【臣】谨按：此诗文不仅朱子据赵氏匡说认为不对，即使孔疏说武王崩而禘祭也是错误的
。窃谓此文王崩三年丧毕之吉禘也。《春秋》家説三年丧毕致新死者之主于庙，谛审昭穆，亦谓之禘。此诗当在此时，何则？从来祭礼无及于女者，此诗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兼及太姒。案《士虞礼》记云：「男男尸，女女尸」，又云：「是月也，吉祭犹未配。」盖既配则合女于男，故太庙中七庙惟及男不及女。《仪礼》特牲、少牢无有女尸与主人、主妇酬酢者，此其证也。吉礼犹未配，盖此时耑祭文王与太姒。既谛审昭穆而祔于太庙，则文母不复祭矣。不然七庙中男女皆有尸，杂沓一室内，岂复成礼乎？「曰：武王此时未克殷，何得云『相维辟公，天子穆穆』？」曰：此周公致太平作礼乐时追称之也。凡《雅》《颂》皆是周公所作，武王未遑制礼乐，安得有颂？
译我私下认为，这是周文王去世、三年丧期结束后的吉禘之祭。《春秋》学家的说法是，三年丧期结束后，将新去世者的神主安放在宗庙中，仔细审定昭穆次序，这也称为禘。这首诗应当作于这个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以往的祭祀礼仪都不涉及女性，而这首诗说“既佑助显赫的父祖，也佑助文德之母”，同时提到了太姒。查考《士虞礼》记载说：“男性由男性尸主代表，女性由女性尸主代表”，又说：“这个月，吉祭还没有配享。”大概是因为配享之后，女性就与男性合祭，所以太庙中的七庙只祭祀男性而不祭祀女性。《仪礼》中的特牲馈食礼和少牢馈食礼，都没有女性尸主与主人、主妇相互敬酒酬答的记载，这就是证据。吉祭还没有配享，大概是因为此时专门祭祀文王和太姒。既然已经审定昭穆次序并将神主附祭于太庙，那么文母就不再单独祭祀了。否则，七庙中男女都有尸主，杂乱地共处一室，哪里还能合乎礼仪呢？有人问：“武王此时还没有攻克殷商，怎么能说‘诸侯辅佐，天子庄严肃穆’呢？”回答说：这是周公在实现太平、制定礼乐时追述称颂的。凡是《雅》《颂》都是周公所作，武王来不及制定礼乐，哪里会有颂诗呢？
商颂长发序曰大禘也
【臣】谨案赵氏匡説，谓禘唯祭始祖与始祖所自出，不兼羣庙之主。如此，则商之禘宜但祭喾与契耳。而此时无一字及喾，徧称相土、成汤并及阿衡，足明此説之非矣。朱子因谓宜为祫祭之诗，盖朱子酷信赵説，故为此语耳。
陈氏礼书》曰：「陆淳谓禘祭不兼羣庙，为其疎逺不敢防祭，此殆未尝考之于经也。看此诗言『▯王相土』，则不兼羣庙之説不足信矣。」
何氏楷曰：汉儒皆以大禘为合祭，程子及胡致堂皆从之。而赵杨【谓赵氏匡及宋杨氏复也】泥于大传中之一语，谓禘惟祭始祖与所自出二人。今据大传本文曰：「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祫，及其髙祖。」马端临谓：「玩其文意，亦似禘祫共只説一祭，盖共是合祭祖宗。天子则谓之禘，诸侯及大夫、士则谓之祫，以君臣之故，所及有逺近也。」张纯谓：「禘是谛审昭穆，则七庙之主咸在，亦以明矣。」
商颂▯鸟序曰祀髙宗也
郑笺祀当为祫祫合也
孔疏：“经逺本，▯鸟生契，帝命武汤，言髙宗能兴其功业，因祫祭而美其事，故序言祫以总之。”
康熈庚午，监察御史李时谦疏请举行禘礼，事下九卿、詹事、科道防议。礼部尚书张玉书等议曰：「臣等综考礼制，言禘者不一。有谓虞、夏禘黄帝，殷、周禘帝喾，皆配祭昊天于圜丘者；有谓祖之所自出为感生帝，而祭之于南郊者；有谓圜丘、方泽、宗庙为三禘者。先儒皆辨其非，而言宗庙之禘，又不一説。有谓禘祭止及毁庙，不及亲庙者；有《长发》之诗为商之禘，而亲庙与毁庙皆兼祭者。惟唐赵匡、陆淳皆以为禘异于祫，不兼羣庙。王者既立始祖之庙，直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故名为禘。至于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经无明文，其説始于汉儒，而后之议礼者咸宗之。汉、唐、宋所行禘礼，亦莫考始祖之所自出，止于五歳之中，行一祫、一禘，两大祭于其宗庙而已。大抵夏、商以前有禘之祭，而其制未详；汉、唐之后有禘之名，而与祫无别。惟周以后稷为始祖，以帝喾为所自出之帝，而太庙之中原无帝喾之位，故祫祭不及帝喾，至禘祭时乃特设帝喾之位，以稷配焉。行于后代不能尽合，故宋神宗谕廷臣议罢禘礼。明洪武初，御史答禄与权请举禘祭，众议亦以为不必行，诏从其议。至嘉靖中，乃立虚位祀皇初祖帝，而以太祖配享，事属不经，礼亦旋罢。洪惟我」
国家受天显命，世徳相承。定鼎之初，追上四祖，尊称以肇祖原皇帝始基王迹，故首立庙祀。夫太庙之中，以受命之君为太祖，允宜特尊者也。我
太祖髙皇帝功徳隆盛，与天无极，自当为太庙万世之祖。上而推其所自出，则缔造之业。
太祖为最着今
太庙祭祀，四孟分祭于前殿、后殿，以各伸其尊。歳暮祫享于前殿，以同将其敬。一歳之中，自
肇祖以下，屡伸祼献，仁孝诚敬，已无不极。五年一禘之祭，不必举行【王士祯居易录】
以上宗庙
郊祭礼
周颂《昊天有成命》序曰：「郊祀天地也。」
朱氏鹤龄曰：「宋元祐间，苏氏轼据此为合祀天地之明证，而其实不然。此诗乃成王即政，郊见上帝之乐歌，言天而并及地，犹言父而并及母。《礼记》『兆于南郊，就阳位也；器用陶匏，象天地之性也』，亦兼地言之。周人本无合祀之礼，安得有合祀之诗乎？」
思文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
朱子语録：「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天帝只一，却分祭何也？为坛而祭，故谓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示祭之，故谓之帝。」
程子曰：「以冬至物生之始，故祭于圜丘，而配以祖；陶匏藁鞂，扫地而祭。以季秋物成之时，故祭于明堂，而配以父；以宗庙之礼享之。」
附北郊论
宋自元祐诸臣争南北郊合祀分祀后，绍圣中，蔡京用事，诋诬宣仁，谓踵王莽谄事元后故事，诏罢合祭。然北郊亲祠，终帝世未有能举行者【臣】向主
译《商颂·长发》的序言说：这是大禘祭的乐歌。
【臣】谨按赵匡的说法，认为禘祭只祭祀始祖和始祖所由出的远祖，不兼祭群庙的神主。如果这样，那么商朝的禘祭应该只祭祀喾和契罢了。而这首诗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喾，却遍称相土、成汤，并提及伊尹，足以证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朱熹因此认为这应该是祫祭的乐歌，大概是因为朱熹深信赵匡的说法，所以才这样说。
陈祥道的《礼书》说：“陆淳认为禘祭不兼祭群庙，是因为关系疏远不敢混同祭祀，这大概是没有考证经书的结果。看这首诗说‘商王相土’，那么不兼祭群庙的说法就不足信了。”
何楷说：汉代儒者都认为大禘是合祭，程颐和胡寅都跟随这种说法。而赵匡和杨复拘泥于《大传》中的一句话，认为禘祭只祭祀始祖和所由出的两位祖先。现在根据《大传》原文说：“礼制规定，不称王的人不行禘祭，王者禘祭其祖先所由出的帝，以其祖先配享；诸侯祭祀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向国君省视，在祫祭时，祭祀其高祖。”马端临说：“玩味其文意，似乎禘和祫只说一种祭祀，大概是合祭祖先。天子称之为禘，诸侯及大夫、士称之为祫，因为君臣的缘故，所及的范围有远近不同。”张纯说：“禘是谛审昭穆次序，那么七庙的神主都在，也就很明白了。”
《商颂·玄鸟》的序言说：这是祭祀高宗的乐歌。
郑玄笺注：祀应当是祫，祫是合祭。
孔颖达疏：“经文追溯本源，玄鸟生契，天命武汤，说高宗能振兴其功业，因此在祫祭时赞美其事，所以序言用祫来总括。”
康熙庚午年，监察御史李时谦上疏请求举行禘礼，事情下达给九卿、詹事、科道官会议。礼部尚书张玉书等人议道：“臣等综合考察礼制，关于禘祭的说法不一。有说虞、夏禘祭黄帝，殷、周禘祭帝喾，都是配祭昊天于圜丘的；有说祖先所由出的为感生帝，而在南郊祭祀的；有说圜丘、方泽、宗庙为三禘的。前代儒者都辨明其非，而关于宗庙之禘，说法也不一致。有说禘祭只及毁庙，不及亲庙的；有以《长发》之诗为商之禘，亲庙与毁庙都兼祭的。只有唐代赵匡、陆淳都认为禘不同于祫，不兼祭群庙。王者既立始祖之庙，直接推尊始祖所由出的帝，而以始祖配享，所以名为禘。至于三年一祫，五年一禙，经书没有明文，这种说法始于汉儒，而后世议礼的人都尊崇它。汉、唐、宋所行的禘礼，也没有考证始祖所由出的帝，只是在五年之中，行一次祫祭、一次禘祭，在宗庙举行两大祭罢了。大概夏、商以前有禘祭，而其制度不详；汉、唐之后有禘的名目，而与祫没有区别。只有周朝以后稷为始祖，以帝喾为所由出的帝，而太庙中原无帝喾之位，所以祫祭不及帝喾，到禘祭时才特设帝喾之位，以稷配享。后代实行不能尽合，所以宋神宗谕令廷臣议罢禘礼。明洪武初年，御史答禄与权请求举行禘祭，众议也认为不必实行，诏令听从其议。到嘉靖年间，才立虚位祭祀皇初祖帝，而以太祖配享，事情不合常理，礼制也随即废止。仰惟我”
国家承受上天显赫的命令，世德相承。定鼎之初，追尊四祖，尊称以肇祖原皇帝开始基业王迹，所以首先立庙祭祀。在太庙之中，以受命之君为太祖，确实应该特别尊崇。我
太祖高皇帝功德隆盛，与天无极，自然应当为太庙万世之祖。向上推尊其所由出的，那么缔造之业。
太祖最为显著。现在
太庙祭祀，四孟分祭于前殿、后馆，以各伸其尊。岁末祫享于前殿，以同将其敬。一年之中，自
肇祖以下，屡次伸行祼献，仁孝诚敬，已经无不极致。五年一禘之祭，不必举行。【王士祯《居易录》】
以上宗庙
郊祭礼
《周颂·昊天有成命》的序言说：“郊祀天地。”
朱鹤龄说：“宋元祐年间，苏轼据此作为合祀天地的明证，而其实不然。这首诗是成王即位，郊见上帝时的乐歌，言天而并及地，犹如言父而并及母。《礼记》说‘在南郊立坛，是就阳位；器用陶匏，是象天地之性’，也是兼地而言。周人本来没有合祀的礼制，怎么会有合祀的诗呢？”
《思文》的序言说：思文后稷配天。
《朱子语类》：“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帝只有一个，却分祭为什么呢？为坛而祭，所以称之为天；祭于屋下而以神主祭之，所以称之为帝。”
程颐说：“因为冬至是物生之始，所以祭于圜丘，而配以祖；用陶匏藁鞂，扫地而祭。因为季秋是物成之时，所以祭于明堂，而配以父；用宗庙之礼享之。”
附北郊论
宋朝自从元祐年间诸臣争论南北郊合祀分祀后，绍圣年间，蔡京用事，诋毁诬陷宣仁，说她是沿袭王莽谄事元后的故事，诏令罢合祭。然而北郊亲祠，终帝世未有能举行的。【臣】向来主张
明儒王樵説，谓古者郊社对举，祭天曰郊，祭地曰社，安得南郊之外复有北郊？郊以祭天，言天而地已举，此隂统于阳，卑统于尊之义。地只祭社而已，又安得天地合祀于南郊？案樵之説，即宋儒胡氏宏之説，朱子据之以释《中庸》郊社之礼者也。可见朱子后来亦不信北郊语，详订诂中。今再考元明两代，元世祖时，中书礼部移太常拟定北郊礼仪，博士等请法坤数用六之义，去都城北六里为方坛，三成六陛，仍自外壝之外四面稍令低下，以应古者泽中之制。其时卒不果行。至仁宗延祐元年，太常请立北郊，帝谦逊未遑北郊之议，遂寝。明祖初即位，建方丘坛于钟山之隂，以夏至祭皇地袛，亦未云北郊也。十年感隂雨，始行合祀。成祖迁都，亦因旧制。至世宗九年，从夏言议，始兆方丘于北郊。隆庆三年，张居正请仍行合祀。是北郊自厯代以来，行之徒成具文，不行亦非阙典。纷纷聚讼，非俗士之拘牵，即奸臣之迎合。必求其説，则如胡宏之与王樵言，古者只有郊社，更无北郊，稽之经典，确有明据，为断不可易也。
译明代儒者王樵说，认为古代郊祭和社祭是相对并举的，祭天称为郊，祭地称为社，怎么能在南郊之外又有一个北郊呢？郊祭是用来祭天的，提到天，地也就包含在内了，这体现了阴从属于阳、卑从属于尊的道理。地只在社祭中祭祀罢了，又怎么会有天地在南郊合祀的情况呢？考察王樵的说法，就是宋代儒者胡宏的说法，朱熹依据它来解释《中庸》中的郊社之礼。可见朱熹后来也不相信北郊的说法，这在《朱子语类》等著作中有详细考证。现在再考察元明两代，元世祖时期，中书省礼部移文太常寺拟定北郊礼仪，博士等人请求效法坤卦用六的含义，在都城以北六里处建造方形祭坛，分为三层六级台阶，仍然从外壝之外四面稍微降低，以符合古代泽中祭祀的制度。当时最终没有实行。到了元仁宗延祐元年，太常寺请求设立北郊，皇帝谦逊认为没有闲暇处理北郊的议论，于是搁置。明太祖刚即位时，在钟山北面建造方丘坛，在夏至日祭祀皇地祇，也没有说是北郊。洪武十年因为阴雨，才开始实行天地合祀。明成祖迁都北京，也沿袭旧制。到了明世宗嘉靖九年，采纳夏言的建议，才在北郊建立方丘坛。隆庆三年，张居正请求恢复天地合祀。可见北郊自历代以来，实行它只是徒具形式，不实行也不是缺失的典礼。纷纷争论不休，不是俗士的拘泥牵强，就是奸臣的迎合讨好。一定要寻求其中的道理，那么就像胡宏和王樵所说，古代只有郊社，没有北郊，查考经典，确实有明确的依据，这是断然不可改变的。
朱子曰：「本朝初分南北郊，后复合而为一。《周礼》亦只説祀昊天上帝，不説祀后土。故先儒言无北郊，祭社即是祭地【此胡氏宏之説】古者天地未必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无一时合祭共享之礼。古之时，礼数简而仪从省，必是天子躬亲行事，岂有祭天却将上下百神重防累积并作一祭耶？且郊坛陛级两邉上下皆是神位，中间恐不可行【宋史·郊祀志】
马氏端临曰：「北郊之名，本出纬书【孝经纬】：『祭地祗于北郊】礼经所不载。郑氏因祭法有泰折之语，而以为泰折即北郊，非方泽，支离甚矣【文献通考】
【臣】谨案：郑氏分圜丘、方泽与南北郊为二。致有宋夏日至祭皇地祗，以太祖配；孟冬别为坛于北郊，祭神州地祗，以太宗配。夫地祗岂有二哉？至夏言増立东郊、西郊以朝日、夕月，不经弥甚。
明堂祭礼
周颂《我将》序曰：「祀文王于明堂也。」
诗缉》陈氏曰：「古者祭天于圜丘，扫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犊，其礼极简。圣人以为未足以报本，故于季秋之月有大飨之礼焉。然则郊者，古礼而明堂，周制也。周公以义起之也。」
陈氏礼书曰：「明堂礼，北郊为文，比庙为质。郊祭扫地藳秸而已，明堂则有堂有筵。郊祭则特牲而已，明堂则维羊维牛。郊祭有燔燎，而明堂则有升禋。由汉及唐，或祀太乙五帝【光武】或特祀五帝【光武明帝】或除五帝之座，同称昊天上帝【晋武帝】或合祭天地【唐武后中宗】或配以祖，或配以羣祖。又明堂之制，变易不常，与考工之説不同，皆一时之制然也。」
杨氏复曰：「月令有大享之文，我将有维羊维牛之语，则明堂之礼比郊尤备。」程子曰：「其礼必以宗庙之礼享之。」朱子亦曰：「祭于屋下，而以神示祭之，盖谓此也。」或问朱子曰：「我将之诗，乃祀文王于明堂之乐章。诗传以为物成形于帝，人成形于父，故季秋祀帝于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时也。此乃周公以义起之，非古制。不知周公以后将以文王配耶？抑以时王之父配耶？」曰：「诸儒正持此论，至今不决。看来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礼，不知在武王时，在成王时？若在成王之时，则文王乃其祖也，亦可见配天不耑于严父矣。」又问：「继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之祖配。之后来妄将严父之説乱了。」
宋英宗治平元年，大飨明堂，议以仁宗配侑。司马光等奏曰：「孝子之心，谁不欲尊其父者？圣人制礼，以为之极，不敢逾也。考寻前世，前汉以髙祖配天，后汉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观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启土及造有区夏者，皆无配天之文。孔子以周公有圣人之徳，制礼作乐，而文王适其父，故《孝经》曰：『严父，莫大于配天，以答曽子之问。』非谓凡有天下者皆当如此然后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误识夫《孝经》之意，不可以为法。今议者欲以仁宗配明堂，恐于祭法不合，不独▯违典礼，恐亦非仁宗意。」议上，诏竟从孙抃等议，以仁宗配享明堂。
案光所奏，与钱公辅等合。公辅奏曰：「孝经所称严父配天，则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则严父；以成王言之，则严祖也。后世失礼，不足考据，请一以周事言之。太宗则周之文王，真宗则周之武王。真宗虽有配天之功，而无配天之祭。未闻成王以严父之故，废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武王也。仁宗则周之成王，亦未闻康王以严父之故，废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成王也。下至两汉，去古甚逺，而明堂配祭，东汉为得。孝明始建明堂，以光武配，其时适符严父之説。及时异事殊，而章安二帝亦弗之变。此最为近古而合于礼者。有唐不明斯义，在孝和时则以髙宗配，在明皇时则以睿宗配，在永泰时则以肃宗配。礼官杜鸿渐、王涯辈不能推明经训，务合古初，反雷同其论，以惑世主。延及于今，牢不可破。当仁宗之初，倘有建是论者，则配天之祭当在乎太宗矣。当时无一言者，故使宗周之典礼不明于圣代。伏望陛下深诏有司，博谋羣议，
译朱熹说：“本朝起初将南郊祭天和北郊祭地分开，后来又将它们合并为一。《周礼》也只说祭祀昊天上帝，并没有说祭祀后土。所以先代的儒者说没有北郊，祭祀社神就是祭祀大地【这是胡宏的观点】。古代天地未必是合祭的，日月、山川、百神也没有同时合祭、共享祭品的礼仪。古时候，礼仪简略而仪节从省，一定是天子亲自参与行事，哪有祭天的时候，却把上下百神重重叠叠地累积在一起，并作一次祭祀呢？况且郊坛的台阶两边上下都是神位，中间恐怕无法通行【《宋史·郊祀志》】。”
马端临说：“北郊的名称，本来出自纬书【《孝经纬》】：‘在北郊祭祀地祇’，这是礼经中没有记载的。郑玄因为《祭法》中有‘泰折’的说法，就认为泰折就是北郊，而不是方泽，这种说法支离破碎得很厉害【《文献通考》】。”
【臣】谨按：郑玄将圜丘、方泽与南北郊分为两回事。导致宋朝在夏至日祭祀皇地祇，以太祖配享；在孟冬另在北郊建坛，祭祀神州地祇，以太宗配享。地祇难道有两个吗？到了夏言增加设立东郊、西郊来朝日、夕月，更加不合常理。
明堂祭礼
《周颂·我将》的序说：“这是在明堂祭祀文王。”
《诗缉》陈氏说：“古代在圜丘祭天，扫去地面杂草而举行仪式，器物使用陶器和匏瓜，牺牲使用小牛，礼仪极其简略。圣人认为这不足以报答根本，所以在季秋之月有大飨的礼仪。那么，郊祭是古礼，而明堂是周代的制度，是周公根据义理制定的。”
陈氏《礼书》说：“明堂的礼仪，北郊祭祀的文饰较多，比宗庙祭祀更质朴。郊祭只是扫地铺上藁秸而已，明堂则有堂有席。郊祭只用特牲而已，明堂则用羊用牛。郊祭有燔燎，而明堂有升禋。从汉朝到唐朝，有时祭祀太乙五帝【光武帝】，有时单独祭祀五帝【光武帝、明帝】，有时除去五帝的座位，统称为昊天上帝【晋武帝】，有时合祭天地【唐武后、中宗】，有时以祖先配享，有时以群祖配享。又明堂的制度，变化无常，与《考工记》的说法不同，都是一时的制度罢了。”
杨复说：“《月令》中有大享的记载，《我将》中有维羊维牛的话，那么明堂的礼仪比郊祭更加完备。”程颐说：“它的礼仪一定像宗庙的礼仪那样来享祭。”朱熹也说：“在屋下祭祀，而以神示来祭祀，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有人问朱熹说：“《我将》这首诗，是祭祀文王于明堂的乐章。《诗传》认为万物成形于帝，人成形于父，所以季秋在明堂祭祀帝，而以父亲配享，取的是万物成形的时节。这是周公根据义理制定的，不是古制。不知道周公以后是将以文王配享呢？还是以当时国君的父亲配享呢？”朱熹说：“众儒者正持这种论点，至今没有决断。看来只能以文王配享。况且周公所制定的礼仪，不知道是在武王时，还是在成王时？如果在成王之时，那么文王就是他的祖父，也可以看出配天并不专在于尊崇父亲了。”又问：“继承周朝的人该怎么办？”朱熹说：“只能以有功的祖先配享。后来妄自将尊崇父亲的学说搞乱了。”
宋英宗治平元年，在明堂举行大飨，议论以仁宗配享。司马光等人上奏说：“孝子的心，谁不想尊崇自己的父亲呢？圣人制定礼仪，为其设定极限，不敢超越。考察前世，前汉以高祖配天，后汉以光武帝配明堂。由此看古代的帝王，如果不是建立邦国、开辟土地以及开创疆域的人，都没有配天的记载。孔子认为周公有圣人的德行，制礼作乐，而文王恰好是他的父亲，所以《孝经》说：‘尊崇父亲，没有比配天更大的了’，以此回答曾子的提问。并不是说凡是拥有天下的人都应当如此然后才算孝。近世祭祀明堂的人，都以其父配享五帝，这是误解了《孝经》的意思，不可以作为法则。现在议论的人想以仁宗配享明堂，恐怕不符合《祭法》，不仅违背典礼，恐怕也不是仁宗的本意。”奏议呈上，诏令最终听从孙抃等人的意见，以仁宗配享明堂。
按司马光所奏，与钱公辅等人相合。钱公辅上奏说：“《孝经》所称尊崇父亲配天，那么周公就是这样的人。以周公来说，是尊崇父亲；以成王来说，则是尊崇祖父。后世失礼，不足以考据，请一律以周代的事情来说。太宗就是周代的文王，真宗就是周代的武王。真宗虽然有配天的功劳，而没有配天的祭祀。没听说成王因为尊崇父亲的原因，废除文王配天的祭祀，而转移到武王身上。仁宗就是周代的成王，也没听说康王因为尊崇父亲的原因，废除文王配天的祭祀，而移到成王身上。下至两汉，距离古代很远，而明堂配祭，东汉最为得当。孝明帝开始建立明堂，以光武帝配享，那时恰好符合尊崇父亲的说法。等到时势不同、事情特殊，章帝、安帝两位皇帝也没有改变。这最为接近古礼而符合礼仪。唐朝不明白这个义理，在孝和帝时则以高宗配享，在明皇时则以睿宗配享，在永泰时则以肃宗配享。礼官杜鸿渐、王涯等人不能推明经书训诂，务必符合古初，反而雷同他们的议论，来迷惑君主。延续至今，牢不可破。在仁宗之初，倘若有提出这种论点的人，那么配天的祭祀应当在太宗身上了。当时没有人一言，所以使得宗周的典礼在圣代不明。伏望陛下深切诏令有关部门，广泛谋议群臣的意见，”
使配天之祭不胶于严父，而严父之道不专于配天，循周家之典礼，替有唐之曲学，幸甚。」上又诏两制官再详定，寻以孙抃等奏议而寝。嗣后英宗、神宗晏驾，俱用抃议配侑。驯至南渡，绍兴七年议陞徽宗配享，是时梓宫未还，尤为可笑。
译让配享上天的祭祀不拘泥于严父，而严父的原则也不专用于配享上天，遵循周朝的典礼，取代唐朝的偏颇之学，那就太好了。」皇上又下诏让两制官员再次详细审定，不久因为孙抃等人的奏议而作罢。此后英宗、神宗驾崩，都采用孙抃的议定配享。直到南宋南渡，绍兴七年商议提升徽宗配享，当时梓宫尚未归还，尤其可笑。
先是绍兴初，礼部尚书胡直孺奏曰：「仁宗皇祐时，大享明堂，合祭天地，并侑祖宗，徧祀百神。圣训有礼縁人情之语，由此观之，皇祐祀典本非为万世不易之经也。国朝配祀初无定制，自英宗始，专配以近考。司马光、吕诲争之，不能得。神宗皇帝意欲厘正，而王安石又误引《孝经》『严父』之文，不能将顺上意。谨案：太祖则周之后稷，宜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则周之文王，宜配祭于明堂者也。皇祐崇祀，固宜以太祖、太宗配，当时盖泥于『严父』，故配帝并及于真宗。今主上绍膺大统，则真宗至神宗均为祖庙，独跻则患在于无名，并配则防同于祫享。又从祀百神，本非典礼，或升或黜，慢凟为多。乞自今明堂専奉太祖、太宗配，礼专而事简，庶不失周公制礼初意。」议上不果行。逮徽宗升遐，议配侑礼官请俟恢复后再议。至三十一年，竟配享明堂。嗣是『严父』之説，终南宋世莫之改。
【臣】谨案：我将为宗祀明堂之乐歌卒章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徽宗以失国之君，而配享于义，何取乎？祀典之滥，于斯极矣。
附明堂论
【臣】谨案《明堂礼》自《孝经》有“严父配天”之一语，致后来儒者纷纷聚讼，厯代典礼亦不画一，或毎代易配，或三圣并配。观司马公及钱公辅之奏，朱子之论，可以晓然大白矣。至其制度，经无明文，《大戴礼》则云九室，《考工记》又云五室。汉武时公玉带所上黄帝明堂图，一殿无壁，茅盖通水，虽不经见，犹不失古者简朴之意。降及北魏、周、齐，议营规制，诸儒争论，迄无一就，终隋之世，大飨之礼，率寓雩坛，唐则寓于圜丘而已。惟武后毁东都乾元殿，为之崇极奢丽，肆其侈心，后亦旋毁。至宋仁宗皇祐二年，始诏以大庆殿为明堂，三圣并侑。有宋一代，明堂自皇祐始，理宗举行皇祐故事，以太祖、太宗、寜考并配。实祐五年，复诏増髙宗，盖至是而配天者凡四矣。明世宗用謟臣丰坊之请，尊皇考睿宗配祀，以藩臣而干大典，僭莫甚焉。原其故，皆由“严父”之一言启之也。
本朝稽古右文，深明典礼，破拘牵之陈説，昭一代之彛宪。防典所载，郊祀止用圜丘、方泽，而斥去北郊及神州百神诸祠。太庙止用四孟时享及嵗除祫祭，而明堂与禘礼槩不举行。非聪明圣知，其孰能与于此哉！
又案《孟子》谓明堂，王者之堂，此又王者巡狩之地，有明堂以朝诸侯，行政与在国之明堂有别。
周颂·噫嘻》序曰：「春夏祈谷于上帝也。」
孔疏：「周公、成王之时，春郊、夏雩，以祈谷。实诗人述其事，以作歌。」
李氏樗曰：「月令，孟春元日，祈谷于上帝；仲夏之月，大雩帝，用盛乐。祈谷实春，则因民播种，以启蛰之时而郊；夏则恐旱暵为灾，于龙见之时而雩，皆所以祈谷于上帝也。」
又曰：「是诗初无祈谷之意，但以为人事于此尽矣。故播厥百谷，十千维耦。此皆人之所能为也。若夫雨旸时若，使百谷顺成，此非人之所能为，则天也。故于此而祈谷焉。」
诗缉》曰：祈谷之后，即躬耕帝籍，故言率时农夫，以张本也。言骏发尔私，不及公田，为民祈也。
何氏楷曰：鲁无冬至大郊之礼，降杀于天子。春秋所书卜郊，皆孟春祈谷之郊也。然谷梁所称与《明堂位》、《左传》异。谷梁曰：「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从，则卜二月上辛；如不从，则卜三月上辛；如不从，则不郊矣。」《明堂位》曰：「孟春乗大路，祀帝于郊。」《左传》亦曰：「启蛰而郊。」知鲁郊只在夏正建寅之一月，则啖助之説为得之。啖助曰：「以周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则卜中辛，又不吉则卜下辛。三辛推移，总不出建寅一月之内。若三卜不从，则孟献子所云「既耕之后，亦可无用郊」为矣。」建寅之郊用卜，而冬至之郊不用卜。《家语》云：「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定用上辛之一日，此不用卜也。」《月令》曰：「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辰必须择，此以知祈谷
译在此之前，绍兴初年，礼部尚书胡直孺上奏说：“仁宗皇祐年间，在大享明堂时，合祭天地，并配享祖宗，遍祀百神。圣训中有‘礼缘人情’的话，由此看来，皇祐的祀典本来就不是万世不变的常法。本朝配祀起初没有定制，从英宗开始，专门配享近世考妣。司马光、吕诲争辩反对，未能成功。神宗皇帝本想厘正，但王安石又错误地引用《孝经》中‘严父’的文字，不能顺承圣意。我谨查考：太祖如同周朝的后稷，适宜配祭于郊祀；太宗如同周朝的文王，适宜配祭于明堂。皇祐年间的崇祀，固然适宜以太祖、太宗配享，当时大概拘泥于‘严父’之说，所以配享皇帝并涉及真宗。如今主上继承大统，那么真宗到神宗都已是祖庙，单独提升则担心没有名分，一并配享则防止等同于祫享。另外，从祀百神，本来不是典礼，或升或黜，亵慢之处很多。请求从今以后明堂专门奉太祖、太宗配享，礼制专一而事务简省，大概不违背周公制礼的初衷。”议论上报，最终没有实行。等到徽宗驾崩，讨论配享的礼官请求等到恢复中原后再议。到绍兴三十一年，竟然配享明堂。此后‘严父’之说，直到南宋末年都没有改变。
【臣】谨查考：我将为宗祀明堂之乐歌的卒章说：“敬畏上天的威严，在此时保佑我们。”徽宗作为失国的君主，配享在义理上有什么可取之处呢？祀典的泛滥，到这里达到了极点。
附明堂论
【臣】谨查考《明堂礼》，自从《孝经》有“严父配天”的一句话，导致后来的儒者纷纷争论，历代典礼也不统一，有的每代更换配享，有的三位圣人同时配享。看司马光及钱公辅的奏章，朱子的议论，就可以明白清楚了。至于其制度，经典中没有明文，《大戴礼》说九室，《考工记》又说五室。汉武帝时公玉带上呈黄帝明堂图，一殿没有墙壁，茅草覆盖通水，虽然不见于经典，还不失古时简朴的意思。降及北魏、周、齐，讨论营建规制，诸儒争论，最终没有定论，直到隋朝，大飨之礼，大多寄托在雩坛，唐朝则寄托在圜丘而已。只有武则天毁坏东都乾元殿，建造得极其奢华美丽，放纵其奢侈之心，后来也很快毁坏。到宋仁宗皇祐二年，才下诏以大庆殿为明堂，三位圣人同时配享。宋朝一代，明堂从皇祐开始，理宗举行皇祐旧例，以太祖、太宗、宁考同时配享。绍熙五年，又下诏增加高宗，到这里配天的共有四位了。明世宗采纳谄臣丰坊的请求，尊皇考睿宗配祀，以藩王身份干预大典，僭越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推究其缘故，都是由“严父”这一句话引起的。
本朝稽考古制，崇尚文治，深明典礼，破除拘泥牵强的陈说，昭示一世的常法。防典所载，郊祀只用圜丘、方泽，而排斥北郊及神州百神诸祠。太庙只用四孟时享及岁除祫祭，而明堂与禘礼一概不举行。如果不是聪明圣智，谁能做到这样呢！
又查考《孟子》说明堂，是王者的大堂，这又是王者巡狩的地方，有明堂以朝见诸侯，行政与在国都的明堂有别。
《周颂·噫嘻》序说：“春夏向上帝祈求谷物。”
孔疏说：“周公、成王之时，春郊、夏雩，来祈求谷物。实际上是诗人叙述其事，来作歌。”
李氏樗说：“月令，孟春元日，向上帝祈求谷物；仲夏之月，大雩帝，使用盛大的音乐。祈求谷物实在是在春天，就趁着百姓播种，开启蛰虫的时候而郊祀；夏天则担心旱灾为害，在龙星出现的时候而雩祭，都是为了向上帝祈求谷物。”
又说：“这首诗起初没有祈求谷物的意思，只是认为人事在这里尽到了。所以播种百谷，万人成对。这都是人所能做到的。至于雨旸适时，使百谷顺成，这不是人所能做到的，那是天。所以在这里祈求谷物。”
《诗缉》说：祈求谷物之后，就亲自耕种帝籍，所以说率领农夫，以张本。说骏发尔私，不及公田，是为百姓祈求。
何氏楷说：鲁国没有冬至大郊之礼，降杀于天子。《春秋》所记载的卜郊，都是孟春祈求谷物的郊祀。然而谷梁所称与《明堂位》、《左传不同。谷梁说：‘我在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果不从，就卜二月上辛；如果不从，就卜三月上辛；如果不从，就不郊祀了。’《明堂位》说：‘孟春乘大路，在郊祀帝。’《左传》也说：‘启蛰而郊。’知道鲁郊只在夏正建寅的一个月，那么啖助的说法是对的。啖助说：‘以周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就卜中辛，又不吉就卜下辛。三辛推移，总不出建寅一个月之内。如果三卜不从，那么孟献子所说的‘既耕之后，也可无用郊’就是了。’建寅的郊祀用卜，而冬至的郊祀不用卜。《家语》说：‘周开始郊祀，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确定用上辛的一天，这不用卜。’《月令》说：‘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求谷物于上帝，乃择元辰。辰必须选择，由此知道祈求谷物”
之郊用卜也。」然仍以辛日为主。郑康成谓取人君齐戒自新之意。章首有成王昭格之语，知此诗作于康王之世，乃主作▯祢宫而言，不然周以农事开国，即欲劝农官，何不于始祖后稷之庙，而顾于成王何取乎？案何氏之説最明确。
译去郊外是为了占卜。」但仍然以辛日为主。郑康成认为这是取人君斋戒自新的意思。章首有“成王昭格”的话，可知这首诗作于康王之世，是就主作祢宫而言的，不然周朝以农事开国，即使想要劝勉农官，为什么不在始祖后稷的庙里，反而在成王那里寻求什么呢？考察何氏的说法最明确。
【臣】谨案：毛谓成王为成，是王业之王。王既已政教光明如此，犹能敬重农事，云云。苏氏辙亦谓：叹天之所以成我王业者，既昭至矣。皆以成王为非谥法，而别创一解。其误皆以颂为周公所作，无康王以后之诗，故于《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为文武成此王业，不能康寜；于《执竞》曰：「不显成康，上帝是皇。」为武王持其自强不息之心，所以能成大功而安之。朱子初亦从毛解，后《定集传》始从欧阳説，而辟毛郑。则欧阳与集传，其为当从，无疑也。朱子曰：《昊天有成命》明是康王时诗，《执竞》明是昭王以后之诗，而今硬要解做成王业，成此大功而安之」，费尽气力，不知怎生地。其言可谓深切着明矣。而李氏樗、郝氏敬犹欲辟集传而从毛郑，舍简直而就支离【臣】不知其何心也。
彚纂曰：「古序所传，是颂中一大礼所在。朱子初亦信之，后改为『亦戒农官之诗』，未审何据？且以为国中乡遂之地用贡法，无公田，故皆谓之私。夫天子戒勑，当及天下，乃止及国中之乡遂，犹未及乎畿甸，似不如毛説为长。」
雩祭
大雅》云：“汉篇靡神不举，靡爱斯牲。”
【臣】谨案：孟夏大雩，虽无水旱，亦行之，礼之常也。若国大旱，则无论夏秋，皆得雩，此诗所陈是也。然曰：“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瘗，靡神不宗”，又不止雩上帝而已。《周礼》荒政曰：“索鬼神”，谓搜索鬼神而祭之，此其事也。
补传曰：「二章于羣祀之中，诉于神之尊者，如后稷、如上帝。四章又于羣祀之中，举其神之亲者而告之，如雩祀之羣公、先正宗、庙之百辟卿士是也。」案是诗，靡神不宗，而言上帝凡四，无言五帝，乃知五帝出于秦汉妄也。而《周礼》言祀五帝，故世儒多疑其伪。
孔疏《神异经》曰：「南方有人，长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顶上，走行如风，名曰魃。所见之国大旱，一名旱母，盖是鬼魅之物。」
晋穆帝永和时博士议曰：「云汉之诗，宣王承厉王，拨乱遇灾而惧，故作是歌。今晋中兴，奕叶重光，岂比周人耗斁之辞乎？」汉魏俱别造新书，晋室太平，不必因故。司徒蔡谟议曰：「云汉之诗，兴于宣王，今歌之者，取其修徳禳灾，以和隂阳之义，故因而用之，无庸更作。」梁武帝天监十年，朱异议曰：「云汉诗中，毛传有瘗埋之文，不见燎柴之説。」帝亦以用火祈水于理为乖，于是停用柴燎，从坎瘗典。十二年大雩，国南除地为墠，舞僮六十四人，皆衣元衣，为八列，皆执羽翳，毎列歌云汉诗一章而舞。
灵星祭
周颂丝衣序，髙子曰：「灵星之尸也。」
汉书·郊祀志》：“髙祖五年，或言周兴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于是制诏御史，其令天下立灵星祠，祀后稷。谓之灵星者，者以后稷配食是也。”张晏曰：“龙星左角曰天田，则农祥也。晨见而祭之。”孝武游登五岳，尊祀灵星。世祖建武二年，立灵星祠，有司掌之。晋令县祀灵星。唐以立秋后辰日祀灵星，开元祀于国城东南。天寳四载，升中祠。宋皇祐中，立灵星坛，东西丈二尺，南北亦如之。厯代灵星之见于祀典者如此。祠之设，专为祈田。毎▯郡邑，惟周之肇祀，反其所自始，与后稷比隆。
【臣】谨案：后稷已祭于周太庙，此复郡邑立祠，此汉世原庙所由起也。《周礼》《戴记》俱不经见，惟《晋语》有「后稷是相」之一语，想汉初人因此而生为妄説耳。郡县已有社稷坛，更何烦灵星以祀后稷乎？
何氏楷曰：「丝衣诗有二説，一曰绎賔尸，一曰灵星，究以髙子之説为是，陈祥道亦主其説。」按灵星为农祥，东方苍龙七宿房心通有农祥之称，《周语》：「农祥晨正，土乃脉发。」韦昭以为房心也，于立春之日农事之候祭之，故曰农祥。《晋语》：「董因曰：『大火阏伯之所在，也是为大辰，后稷是相。』」韦昭谓心星所在，大辰辰次为天驷，驷马也，辰为农祥，合前二説则房心俱有此号，亦以二星相近故也。而贾、陆、应
译臣谨按：毛亨认为“成王”的“成”是指成就王业之王。既然王政教已经如此光明，还能敬重农事，如此这般。苏辙也说：感叹上天成就我王业的恩德，已经非常显赫了。他们都认为“成王”不是谥法，而另外创立一种解释。他们的错误都在于认为《颂》是周公所作，没有康王以后的诗，所以把《昊天有成命》中的“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解释为：周文王、周武王成就了王业，不敢安逸；把《执竞》中的“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解释为：武王保持自强不息之心，所以能成就大功而安之。朱熹起初也遵从毛亨的解释，后来在《诗集传》中才采纳欧阳修的说法，而驳斥毛亨、郑玄。那么欧阳修与《诗集传》的说法应当被遵从，这是毫无疑问的。朱熹说：《昊天有成命》明显是康王时的诗，《执竞》明显是昭王以后的诗，现在却硬要解释为“成就王业，成就大功而安之”，费尽气力，不知是怎么想的。他的话可谓深刻透彻、明确清晰了。而李樗、郝敬仍然想驳斥《诗集传》而遵从毛亨、郑玄，舍弃简捷直白而追求支离破碎，臣不知他们是何用心。
彚纂说：“古序所传，是《颂》中一大礼所在。朱熹起初也相信它，后来改为‘也是告诫农官的诗’，不知依据是什么？况且认为国都中乡遂之地使用贡法，没有公田，所以都称为私田。天子告诫，应当遍及天下，却只及于国都中的乡遂，还没有及于畿甸，似乎不如毛亨的说法好。”
雩祭
《大雅》说：“汉水边祭祀，没有神灵不祭祀，没有牺牲不吝惜。”
臣谨按：孟夏举行大雩祭，即使没有水旱灾害，也举行，这是礼制的常规。如果国家大旱，那么无论夏秋，都可以举行雩祭，这首诗所陈述的就是这种情况。然而说：“不中断虔诚的祭祀，从郊外到宗庙，上下奠祭瘗埋，没有神灵不尊崇”，这又不只是雩祭上帝而已。《周礼》荒政说：“索鬼神”，意思是搜索鬼神而祭祀他们，这就是这件事。
补传说：“第二章在群祀之中，向尊贵的神灵诉说，如后稷、如上帝。第四章又在群祀之中，举出亲近的神灵而告知，如雩祭的群公、先正宗、庙中的百辟卿士等。”按此诗，说没有神灵不尊崇，而提到上帝共四次，没有提到五帝，由此可知五帝是秦汉时期凭空捏造的。而《周礼》说祭祀五帝，所以世儒多怀疑它是伪书。
孔颖达疏《神异经》说：“南方有一种人，高二三尺，裸露身体，眼睛长在头顶，行走如风，名叫魃。所到的国家大旱，又名旱母，大概是鬼魅之物。”
晋穆帝永和年间博士议论说：“《云汉》这首诗，是周宣王继承周厉王之后，拨乱反正遇到灾害而恐惧，所以创作这首歌。现在晋朝中兴，世代重光，怎么能比作周人衰败的言辞呢？”汉朝和魏朝都另外创作新书，晋朝太平，不必沿袭旧例。司徒蔡谟议论说：“《云汉》这首诗，兴起于宣王时期，现在歌唱它，是取其修德禳灾，以调和阴阳的意义，所以沿用它，没有必要另外创作。”梁武帝天监十年，朱异议论说：“《云汉》诗中，毛亨传有瘗埋的文字，没有燎柴的说法。”皇帝也认为用火祈水在道理上相违背，于是停止使用柴燎，遵从坎瘗的典制。十二年大雩祭，在国都南面清理土地作为祭坛，舞童六十四人，都穿黑色衣服，排成八列，都手持羽翳，每列歌唱《云汉》诗一章并舞蹈。
灵星祭
《周颂·丝衣》序，高子说：“这是灵星祭的尸。”
《汉书·郊祀志》：“高祖五年，有人说周朝兴起时建立后稷的祠庙，至今天下血食祭祀。于是下诏御史，命令天下建立灵星祠，祭祀后稷。称为灵星，是因为以后稷配享祭祀。”张晏说：“龙星左角叫天田，是农事的祥瑞。清晨出现就祭祀它。”汉武帝巡游登上五岳，尊崇祭祀灵星。光武帝建武二年，建立灵星祠，由有关部门掌管。晋朝法令规定县里祭祀灵星。唐朝在立秋后的辰日祭祀灵星，开元年间在国都东南祭祀。天宝四年，升中祭祀。宋朝皇祐年间，建立灵星坛，东西长一丈二尺，南北也如此。历代灵星见于祀典的情况就是这样。设立祠庙，专门为了祈求田事。每个郡邑，只有周朝开始祭祀，追溯其起源，与后稷同等尊崇。
臣谨按：后稷已经在周太庙祭祀，这里又在郡邑立祠，这是汉朝原庙的由来。《周礼》《戴记》都没有记载，只有《晋语》有“后稷是相”一句话，猜想是汉朝初年的人因此而生出妄说。郡县已经有社稷坛，何必再烦劳灵星来祭祀后稷呢？
何楷说：“《丝衣》诗有两种说法，一是绎祭宾客尸，二是灵星祭，终究以高子的说法为是，陈祥道也主张这种说法。”按灵星是农事的祥瑞，东方苍龙七宿中的房星和心星都通称农祥，《周语》：“农祥晨正，土乃脉发。”韦昭认为房心是农祥，在立春之日农事之候祭祀它，所以叫农祥。《晋语》：“董因说：‘大火是阏伯所在，这是大辰，后稷是相。’”韦昭认为心星所在，大辰辰次为天驷，即驷马，辰为农祥，合并前两种说法则房心都有这个称号，也是因为二星相近的缘故。而贾逵、陆机、应
劭、张晏、蔚蔚宗则俱谓龙星，左角曰天田为农祥。考之星经，则天田二星在角北，故服防直以灵星为角星。《唐志》又以灵星为嵗星，其祭之日或云立春，或云仲秋，或云嵗再祭，纷纷不一。今以此诗证之，则正孟冬蜡祭时事，其谓祭于仲秋与春秋再祭者皆误也。蜡祭之礼，皮弁素服，与他祭不同，据此诗曰「丝衣」「曰载弁」，与礼文正合，则灵星为蜡祭无疑。
译郑玄、张晏、蔚宗都认为是龙星，左角称为天田，是农业的祥瑞。考察星经，天田二星在角星的北面，所以服防直接把灵星当作角星。《唐志》又把灵星当作岁星，祭祀的日子有人说在立春，有人说在仲秋，有人说一年祭祀两次，说法纷纭不一。现在用这首诗来考证，这正是孟冬蜡祭时的事，那些说在仲秋祭祀和一年祭祀两次的说法都是错误的。蜡祭的礼仪，穿皮弁素服，与其他祭祀不同，根据这首诗所说的“丝衣”和“载弁”，与礼制的记载完全吻合，那么灵星是蜡祭的对象无疑。
社祭
大雅緜篇廼立冡土
毛传：冡土，大社也。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乎社，而后出，谓之宜。诗美太王之社，遂为大社。
辅氏曰：「社，自天子至庶人皆得祭之，然非尊者所立，则亦不可。」
何氏楷曰：大社之名，惟施于天子，诸侯仅可言冡土。《诗》言「廼立冡土」，正是太王当日为诸侯之法。《泰誓》言「宜于冡土」，则犹仍太王旧称，以未为天子故也。
小雅甫田篇，以社以方。大雅云汉篇，方社不莫。
説见方祭
祈祭
周颂·载芟》序曰：「春借田而祈社稷也。」
孔疏：「成王、周公太平之时，王者于春时亲耕耤田，以劝农，又祈求社稷，使民获其年丰嵗稔。诗人述其事，而作此歌。」
报祭
良耜序曰秋报社稷也
孔疏：「周公成王太平之时，年谷丰稔，以为由社稷之所致，故于秋物既成，王者乃祭社稷之神以报。」
丰年序曰秋冬报也
朱子《诗传》此报赛田事之乐歌，盖祀田祖先农及方社之属。按陈氏《礼书》谓秋报者，季秋之于明堂；冬报者，冬至之于郊，非是。
田祖祭
小雅甫田篇：「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毛传「田祖先啬也」。孔疏「郊特牲及春官籥章注俱谓先啬为神农始教造田，谓之田祖，先为稼穑，谓之先啬，神其农业，谓之神农，名殊而实同也」。
何氏楷曰：孔疏以田祖即神农，朱子亦从之。今按以神农为田祖，经传无明文。王安石谓生为田正，死为田祖，犹乐官之死而为乐祖也。以乐祖例田祖，于理近之。
【臣】谨案：神农为五帝天子所祭，民间安得琴瑟击鼓，鼓以御田祖乎？安石之説为是。
髙禖祭
大雅·生民》篇：“克禋克祀，以弗无子。”
商颂》▯鸟篇：天命▯鸟，降而生商。
秦氏蕙田曰：「二诗推本稷契之生，由于祈祀髙禖而得其日，以▯鸟至之日，故云『天命▯鸟，降而生商』。説者以为稷母履大人迹而有身，契母吞鳦卵而有身，非也。」
【臣】谨案：欧阳修主是説，但祈髙禖而有身，是平常事，极可庆幸，何故以为不祥，而置诸隘巷与寒冰乎？朱子及吕氏祖谦俱从康成説，与此异。
行祭
国风泉水篇饮饯于祢
毛传：“祖而舍軷，饮酒于其侧，曰饯。”祢，地名。
【臣】谨案《聘礼》出祖，释軷，祭酒脯，乃饮酒于其侧。祖始也，是为行道之祭。
孔疏《周礼》：“大驭掌驭玉辂及犯軷，遂驱之。”注云：“封土为山，象以菩刍棘栢为神主，既祭之以车轹其上而去，喻无险难也。”以此行道之祭，故知在国门之外。
大雅《生民》篇取羝以軷，载燔载烈。
毛传「羝羊，牡羊也。軷，道祭也。傅火曰燔，贯之加之火曰烈。」
孔疏又取羝羊以为祀軷之祭，其祭軷也，又取所祭之肉，或傅火而燔之，或加火而烈之，以为尸之羞。以七祀皆有尸，知此軷祭亦有尸。后稷是时为诸侯，若聘礼卿大夫軷祭用酒脯，则无尸矣。
山川告祭
周颂时迈序曰：「巡狩告祭柴望也。」诗云：「懐柔百神，及河乔岳。」
孔疏：「武王既定天下，巡行其守土诸侯，至于方岳之下，作告至之祭，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安祀百神。」
般序曰：「巡守而祀四岳河渎也。」诗云：「陟其髙山，堕山乔岳，允犹翕河。」
毛传：「髙山，四岳也；堕山之狭小者，翕合也。」
四方报祭
小雅》甫田篇：「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
郑笺曰：「以我洁齐丰盛，与我纯色之羊，秋祭社，与四方为五谷成熟，报其功也。」
孔疏：「大司马仲秋狝田，罗▯致禽，以祀祊。祊，即方声之悮也。狝田主祭四方，报成万物，即引此诗云：『以社以方』，是报祭四方，在仲秋也。」
大雅》云：“汉篇祈年孔夙，方社不莫。”
孔疏：「祭社与四方，即以社以方是也。」
小雅《大田》之篇，来方禋祀，以其骍黑，与其黍稷，以享以祀。
郑笺：「成王之来，则又禋祀四方之神，祈报焉。」孔疏云：「祈报并言者，言
译社祭
《大雅·绵》篇说：“于是建立了大社。”
毛传解释：冡土，就是大社。兴办大事，动员大众，必须先向社神举行祭祀，然后才出发，这叫做“宜”。《诗经》赞美太王所建的社，于是成为大社。
辅氏说：“社，从天子到平民百姓都可以祭祀，但若不是由地位尊贵的人所建立，那么也不可以祭祀。”
何氏楷说：大社的名称，只用于天子，诸侯只能说冡土。《诗经》说“于是建立了冡土”，正是太王当时作为诸侯的礼法。《泰誓》说“在冡土举行宜祭”，还是沿用太王时的旧称，因为那时还没有成为天子。
《小雅·甫田》篇说：“祭祀社神和四方之神。”《大雅·云汉》篇说：“四方之神和社神祭祀没有延误。”
说明见方祭部分。
祈祭
《周颂·载芟》序说：“春天借田耕作而祈求社稷神。”
孔疏解释：“成王、周公太平时期，君王在春天亲自耕种耤田，以鼓励农耕，又祈求社稷神，使百姓获得年丰岁稔。诗人叙述这件事，而作了这首歌。”
报祭
《良耜》序说：秋天报答社稷神。
孔疏解释：“周公、成王太平时期，年成谷物丰收，认为是因为社稷神的恩赐，所以在秋天万物成熟后，君王就祭祀社稷神以报答。”
《丰年》序说：秋冬报答。
朱子《诗传》说：这是报答田事之乐歌，大概是祭祀田祖先农以及方社之类。按陈氏《礼书》说秋天报答是在季秋于明堂；冬天报答是在冬至于郊外，这不是正确的。
田祖祭
《小雅·甫田》篇说：“弹琴击瑟打鼓，以迎接田祖，以祈求甘雨。”
毛传解释：“田祖就是先啬。”孔疏解释：“《郊特牲》及《春官·籥章》注都称先啬为神农，开始教导造田，称为田祖；先从事稼穑，称为先啬；神化农业，称为神农，名称不同但实质相同。”
何氏楷说：孔疏认为田祖就是神农，朱子也跟随这种说法。现在考察，以神农为田祖，经传中没有明文记载。王安石说活着时是田正，死后是田祖，就像乐官死后成为乐祖一样。用乐祖来类比田祖，在道理上比较接近。
【臣】谨案：神农是五帝天子所祭祀的，民间怎么能弹琴击鼓来迎接田祖呢？王安石的说法是对的。
高禖祭
《大雅·生民》篇说：“能够虔诚祭祀，以祈求无子之福。”
《商颂·玄鸟》篇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秦氏蕙田说：“这两首诗推究稷和契出生的本源，是由于祈求祭祀高禖而得到吉日，因为玄鸟到来的日子，所以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解说者认为稷的母亲踩了巨人的脚印而怀孕，契的母亲吞了燕子蛋而怀孕，这是不对的。”
【臣】谨案：欧阳修主张这种说法，但祈求高禖而怀孕，是平常事，极其值得庆幸，为什么认为是不祥，而放在窄巷和寒冰上呢？朱子及吕氏祖谦都跟随康成的说法，与此不同。
行祭
《国风·泉水》篇说：在祢地饮酒饯行。
毛传解释：“祖祭后舍车祭路神，饮酒在其旁边，叫做饯。”祢，是地名。
【臣】谨案：《聘礼》出祖，释軷，祭祀酒脯，然后在旁边饮酒。祖，开始的意思，这是行道的祭祀。
孔疏解释《周礼》：“大驭掌管驾驭玉辂及犯軷，然后驾车离去。”注说：“堆土成山，用蒲草、荆棘、柏木作为神主，祭祀后用车轮碾过它然后离去，比喻没有险阻艰难。”因为这是行道的祭祀，所以知道是在国门之外。
《大雅·生民》篇说：取公羊来祭路神，有的烧烤有的炙烤。
毛传解释：“羝羊，公羊。軷，道祭。附着火烧烤叫燔，贯穿后加火烤叫烈。”
孔疏又解释：取公羊来祭祀路神，祭祀路神时，又取所祭的肉，有的附着火烧烤，有的加火炙烤，作为尸的菜肴。因为七祀都有尸，知道这軷祭也有尸。后稷当时是诸侯，如果是《聘礼》中卿大夫的路祭用酒脯，就没有尸了。
山川告祭
《周颂·时迈》序说：“巡狩时告祭柴望。”诗说：“安抚百神，以及黄河和高山。”
孔疏解释：“武王平定天下后，巡行其守土诸侯，到达方岳之下，作告至之祭，用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安抚祭祀百神。”
《般》序说：“巡守时祭祀四岳和河渎。”诗说：“登上高山，堕山和高山，确实汇聚了黄河。”
毛传解释：“高山，四岳；堕山是狭小的山，翕合是汇聚。”
四方报祭
《小雅·甫田》篇说：“用我洁净的谷物，和我纯色的羊，祭祀社神和四方之神。”
郑笺解释：“用我洁净丰盛，和我纯色之羊，秋天祭祀社神，和四方之神，因为五谷成熟，报答他们的功劳。”
孔疏解释：“大司马仲秋狝田，罗网捕捉禽兽，以祭祀祊。祊，就是方字的误写。狝田主要祭祀四方，报答万物成就，就引用这首诗说‘以社以方’，是报答祭祀四方，在仲秋。”
《大雅·云汉》篇说：“祈求年成很早，四方之神和社神祭祀没有延误。”
孔疏解释：“祭祀社神和四方之神，就是用社和方祭祀的意思。”
《小雅·大田》篇说：“来到四方虔诚祭祀，用红黑牲畜，和黍稷，以享以祀。”
郑笺解释：“成王到来，就又虔诚祭祀四方之神，祈求报答。”孔疏说：“祈求报答并提，是说
其报秋成而祈后年也。方宜五色，独举骍黑者，畧举二方以韵句耳。」
附録
陈氏稽古编》曰：郑康成、王肃论郊祀各不同。郑谓天有六天，嵗有九祭；王谓天惟一天，嵗止二祭。六天者，天皇上帝及五帝精也。九祭者，冬至圜丘祭天皇上帝，配以帝喾，为一祭；大司乐地上之圜丘，大宗伯禋祀昊天上帝，祭法帝喾是也。夏正月祈谷于南郊，祭感生帝，配以后稷，又为一祭；郊特牲迎长日之至，春秋书郊，左传启蛰而郊，祭法郊稷是也。夏祈谷于南郊，徧祀五精帝，配以五人帝，又为一祭；春秋经及月令大雩，左传龙见而雩是也。四时及季夏迎气祭五精帝，亦配以五人帝，又共为五祭；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月令迎气于四方是也。季秋大飨明堂，祭五精帝，配以五人帝及文武，又为一祭；文配曰祖，武配曰宗。月令大飨帝，孝经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也。合之凡九矣。王则谓圜丘即交日至与孟春止祭一天，其迎气与明堂皆祭人帝，非天也。后儒各宗其师説，故歴代郊祀之制互有变易。宋儒主王，惟明堂之祭仍以为上帝云。以郑学言之，其乐章则圜丘歌《昊天有成命》，明堂歌《我将》，春祈谷、夏大雩皆歌《噫嘻》，而《商颂》《长发》大禘亦圜丘所歌也。至迎气之乐章，则《周颂》无文焉。又《▯鸟》至之日，郊禖祈祭，亦祭感生帝，而配以先禖、生民、克禋克祀是也。此在九祭之外。
译这是为了报答秋季的收成并祈求来年的丰饶。按照方位适宜使用五种颜色，却只特别举出赤色和黑色，不过是简略地举出两个方位以协调整句的韵律罢了。」
附录
《陈氏稽古编》说：郑康成、王肃关于郊祀的论述各不相同。郑玄认为天有六天，一年有九次祭祀；王肃认为天只有一天，一年只有两次祭祀。所谓六天，是指天皇上帝以及五帝的精气。所谓九祭，是指：冬至在圜丘祭祀天皇上帝，以帝喾配享，这是一次祭祀；《大司乐》中地上之圜丘、《大宗伯》中禋祀昊天上帝、《祭法》中帝喾，说的都是这次祭祀。夏历正月在南郊祈求谷物丰收，祭祀感生帝，以后稷配享，这又是一次祭祀；《郊特牲》中迎接长日到来、《春秋》记载的郊祀、《左传》中启蛰时进行郊祀、《祭法》中的郊稷，说的都是这次祭祀。夏历在南郊祈求谷物丰收，遍祀五精帝，以五人帝配享，这又是一次祭祀；《春秋经》及《月令》中的大雩、《左传》中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说的都是这次祭祀。四时以及季夏迎接五方之气祭祀五精帝，也以五人帝配享，这总共是五次祭祀；《小宗伯》在四郊为五帝立坛、《月令》在四方迎接五方之气，说的都是这些祭祀。季秋在明堂举行大飨，祭祀五精帝，以五人帝及周文王、周武王配享，这又是一次祭祀；文王配享称为祖，武王配享称为宗。《月令》中的大飨帝、《孝经》中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祭法》中祖文王而宗武王，说的都是这次祭祀。合起来总共是九次祭祀。王肃则认为圜丘就是冬至郊祀，孟春只祭祀一天帝，那些迎接五方之气和明堂的祭祀都是祭祀人帝，并非祭祀天帝。后来的儒者各自尊崇其师说的观点，所以历代郊祀的制度互相有所变更。宋代儒者主张王肃的观点，唯独明堂的祭祀仍然认为是祭祀上帝。按照郑玄的学说来说，其乐章则是：圜丘歌唱《昊天有成命》，明堂歌唱《我将》，春季祈谷、夏季大雩都歌唱《噫嘻》，而《商颂》中的《长发》在大禘时也是圜丘所歌唱的。至于迎接五方之气的乐章，《周颂》中没有记载。另外，玄鸟到来的日子，在郊外禖坛祈求祭祀，也是祭祀感生帝，而以先禖配享，《生民》篇中“克禋克祀”说的就是这次祭祀。这在九次祭祀之外。
【臣】谨案陈氏列郑王之説极精细，但以日至之郊与祈谷为一，似误。迎长日之至，即冬至圜丘祈谷，在孟春夏正月为时二春秋所书，但指祈谷之郊，鲁无日至之郊，杀于天子，此混而一之，未是。社稷嵗凡三祭，其二祭见诗载芟祈社稷，此春祭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指此甫田之以社以方良耜，秋报社稷，此秋祭也。又一祭在孟冬，月令大割祀于公社，是也。诗未及焉。案王郑论社稷亦多异议，谓社祭句龙，稷祭后稷，是人鬼非地神者，此王肃、祖孔安国、贾逵、马融之説也。谓社是五土总神，而句龙配之，稷为隰原之神，而后稷配之，此郑康成之説，而其徒马昭等述之者也。肃与昭等往复辨难，不啻聚讼，后儒莫能定其是非焉。
七庙之説，王、郑亦不同。郑谓周止祭四代及太祖，合文、武二世室为七庙。王谓七庙为天子常礼，二世室在七庙之外。二説之是非，止据《商书》「七世之庙」一语可以断之矣。郑信韦元成议，而不见《古文尚书》，故有此谬。然王氏之説，实祖《礼器》、《王制》、荀卿、谷梁及刘歆、马融之言，其来已久，郑何弗之信乎？先儒言禘祫，其説有三：郑康成谓祫大而禘小；王肃、张融、孔晁之徒以为禘大而祫小；贾逵、刘歆、杜预之徒以为禘祫一礼而二名。以源鄙见论之，贾、刘、杜之説为长也。孔疏释《诗》，专据郑笺为説，而郑之言禘则有四焉：圜丘祭天而配以喾，一禘也；南郊祭感生帝而配以稷，二帝也；大宗伯以馈食享先王【即五年再殷祭】三禘也；致新主于庙，逺主当祧，因大祭以审昭穆，四帝也【此丧毕吉祭之禘，晋范宣子曰「以寡君之未禘祀，亦名禘】四者二祭天、二祭庙，皆得禘名矣。《周颂·雝》篇「五年之禘」也；《商颂·长发》「南郊之禘」也。宋儒则从王义【臣】谨案：郑、王异同处，多似王优于郑；而禘即祫，祫即禘，则【臣】于《春秋大事表》主其説，盖以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遂至禘祫并在一年，致有逺近之説，纷纷。陈氏所见与【臣】合矣。
毛诗类释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类释卷七
国子监祭酒顾栋髙撰
释官职
卿士
疏：郑以卿士为六卿之外，更为都官，兼总六官之事。朱传或曰：卿士盖太宰之属。《公羊》所谓宰士，以宰属而兼总六官，位卑而权重也。许氏谦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师皇父，是以卿士而兼太师。太师三公之首，则非太宰之属，明矣。《常武》之皇父是贤者，盖非十月之皇父，然足以证或説之未然。
【臣】谨案：卿士之説，不见于《周官》《诗》《书》及《左传》，俱有之。此“士”字当作“事”字看。盖以正卿而兼总六官之事，古字通也。隐九年，郑伯为王左卿士；桓五年，王夺郑伯政，则卿士得专国政，岂宰士之所可比乎？宰士即宰夫，有上中下士在小宰之下，小宰在太宰之下。僖三十年，王使宰周公阅来聘，杜注：“周公，卿士。”天子三公兼冡宰，是以卿士而兼太师、三公之官。至《商颂》“阿衡”亦曰“赉于卿士”，卿士不属于太宰，明矣。周自郑、虢争政以后，匡、定、简、灵四朝，世有争政之祸者，皆卿士也。朱传特考之不审耳。
笺礼畿内诸侯二卿，皇父封于畿内，而立三有事，是増一卿，以比列国。也，许氏谦曰：选朝臣以为其国之臣，又不能选贤，唯取货贿，至使朝廷一空。
司徒
笺：司徒之职，掌天下土地之图，人民之数。《周礼·地官·大司徒》卿一人。
冡宰
笺冡宰掌建邦之六典，周礼天官太宰，卿一人。
膳夫
笺：膳夫掌王之食饮膳羞。《周礼·天官·膳夫》上士二人。叶氏曰：膳夫之职，其辨物也以时，其取物也不妄，足以移气、移体、耳目聪明。又掌于天官。西汉太官令犹▯于少府，而掌于丞相、御史。东汉始以奄主之。晋属之光禄。渡江已后，又▯之侍中。唐则▯之内侍省，而大臣皆无政令于其间矣。王氏曰：论者谓王莽之椒酒、梁冀之煑饼，皆因饮食以肆
译臣谨按：陈氏列举郑玄关于“王”的解释极为精细，但将冬至日的郊祀与祈谷之祭混为一谈，似乎有误。迎接长日之至，即冬至时在圜丘举行祈谷之祭，在孟春即夏历正月，这是《春秋》所记载的，但仅指祈谷之郊祀。鲁国没有冬至日的郊祀，其礼制减杀于天子，陈氏将二者混为一谈，是不对的。社稷每年祭祀三次，其中两次见于《诗经·载芟》中的“祈社稷”，这是春祭。《月令》中说仲春时节命令百姓祭祀社，指的就是《甫田》中的“以社以方”和《良耜》中的“秋报社稷”，这是秋祭。另一次祭祀在孟冬，《月令》中说“大割祀于公社”，就是这次。《诗经》中没有提及。查考王肃、郑玄关于社稷的论述也有很多异议，认为社祭句龙，稷祭后稷，认为这是人鬼而非地神，这是王肃、祖述孔安国、贾逵、马融的说法。认为社是五土总神，而句龙配享，稷为隰原之神，而后稷配享，这是郑康成的说法，而他的门徒马昭等人阐述此说。王肃与马昭等人反复辩难，不止于聚讼，后世儒者不能判定其是非。
关于七庙的说法，王肃、郑玄也不同。郑玄认为周朝只祭祀四代及太祖，加上文、武二世室共为七庙。王肃认为七庙是天子的常礼，二世室在七庙之外。这两种说法的是非，只根据《商书》中“七世之庙”一语就可以判断了。郑玄相信韦元成的议礼，而没有见到《古文尚书》，所以有此谬误。然而王肃的说法，实际上祖述《礼器》、《王制》、荀子、《谷梁传》以及刘歆、马融的言论，由来已久，郑玄为何不相信呢？先儒谈论禘祫之礼，说法有三种：郑康成认为祫祭大而禘祭小；王肃、张融、孔晁等人认为禘祭大而祫祭小；贾逵、刘歆、杜预等人认为禘祫是同一种礼仪而有两个名称。以臣的浅见来看，贾逵、刘歆、杜预的说法更为合理。孔颖达疏解《诗经》，专门依据郑玄的笺注立论，而郑玄所说的禘祭有四种：在圜丘祭天而配享帝喾，是一禘；在南郊祭感生帝而配享后稷，是二禘；大宗伯用馈食之礼享祭先王【即五年再殷祭】，是三禘；将新主致于宗庙，远主应当祧迁，因此举行大祭以审定昭穆，是四禘【这是丧礼完毕后的吉祭之禘，晋国范宣子说“因为寡君尚未举行禘祀”，也称禘】。这四种中，两种祭天、两种祭庙，都称为禘。《周颂·雍》篇是“五年之禘”；《商颂·长发》是“南郊之禘”。宋代儒者则遵从王肃的意见。臣谨按：郑玄、王肃意见不同的地方，大多似乎王肃优于郑玄；而禘即祫，祫即禘这一观点，臣在《春秋大事表》中主张此说，因为如果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就会导致禘祫同在一年举行，从而产生远近之说，议论纷纷。陈氏的看法与臣相合。
《毛诗类释》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类释》卷七
国子监祭酒顾栋高撰
释官职
卿士
疏：郑玄认为卿士是六卿之外，另外设立都官，兼管六官的事务。朱熹传或说：卿士大概是太宰的属官。《公羊传》所说的宰士，是以宰属而兼管六官，地位低而权力重。许谦说：王命令卿士南仲，太祖太师皇父，这是以卿士而兼任太师。太师是三公之首，那么就不是太宰的属官，很明显了。《常武》中的皇父是贤者，大概不是十月的皇父，但足以证明或说的不确。
臣谨按：关于卿士的说法，不见于《周官》，但《诗》《书》及《左传》中都有。这个“士”字应当看作“事”字。大概是以正卿而兼管六官的事务，古字通用。隐公九年，郑伯担任王的左卿士；桓公五年，周王剥夺郑伯的政事，那么卿士得以专掌国政，哪里是宰士所能比拟的呢？宰士即宰夫，有上士、中士、下士在小宰之下，小宰在太宰之下。宣公三十年，周王派遣宰周公阅来聘问，杜预注：“周公，卿士。”天子三公兼任冡宰，所以卿士兼任太师、三公之官。至于《商颂》中“阿衡”也说“赉于卿士”，卿士不属于太宰，很明显了。周朝自从郑、虢争政以后，匡王、定王、简王、灵王四朝，世有争政之祸的，都是卿士。朱熹传特别考证得不审慎罢了。
笺：礼制规定畿内诸侯设二卿，皇父封于畿内，却设立三有事，是增加一卿，以比附列国。许谦说：选拔朝臣作为其国的臣子，又不能选拔贤能，只取贿赂，以至于使朝廷一空。
司徒
笺：司徒的职责，掌管天下的土地图籍，人民数目。《周礼·地官·大司徒》设卿一人。
冡宰
笺：冡宰掌管建立邦国的六典，《周礼·天官·太宰》设卿一人。
膳夫
笺：膳夫掌管王的饮食膳羞。《周礼·天官·膳夫设上士二人。叶氏说：膳夫的职责，辨别物品按时令，取用物品不妄为，足以调理气息、身体，使耳目聪明。又隶属于天官。西汉太官令犹属少府，而受丞相、御史管辖。东汉开始由宦官主管。晋代隶属光禄寺。渡江以后，又隶属侍中。唐代则隶属内侍省，而大臣都没有政令在其中了。王氏说：议论者认为王莽的椒酒、梁冀的煮饼，都是借饮食来肆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