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震黄氏日钞卷五十六

译贾谊常常在汉高帝面前进言，引用《诗》《书》中的道理，高帝骂他说：“我父亲在马上打天下，哪里用得着《诗》《书》？”贾谊说：“在马上可以打天下，难道也可以在马上治理天下吗？商汤、周武王以武力夺取天下，却以顺应民心来守成，文武并用，这才是长治久安的方法。从前，吴王夫差、智伯极度崇尚武力而灭亡；秦朝专任刑法而不改变，最终导致赵氏灭亡。假使秦朝在兼并天下之后，施行仁义，效法先代圣王，陛下怎么能得到天下呢？”高帝面露惭愧之色，对贾谊说：“试着为我写写秦朝所以失去天下、我所以得到天下的原因，以及古今国家成败的道理。”贾谊一共写了十二篇。

如今他的书不下数千字，但其主旨，不超过司马迁所说的几句话，由此可知司马迁在文章上的雄健，叙述史实准确而明白，可以指证。然而司马迁崇尚豪侠，喜好纵横家，而称赞贾谊是“固辩士”。贾谊稍知重视儒术，司马迁既将他的书列入儒家，又赞扬他身名俱荣，优于郦食其、娄敬、陆贾、张苍等人。贾谊确实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啊！所以知道人不可能没有见解，有了见解，就必然无法掩盖。前代儒者议论他“逆取顺守”的说法，以及秦朝即使施行仁义，也无法企及的观点。秦、汉时期的辩士，哪里能达到这种境界？总之，这也是为了高帝已经平定天下而说的罢了。他的书中也不再见到这种议论，难道司马迁是用自己的见解修饰他的说法而导致这样吗？至于他两次出使南粤，调和萧何、曹参，平定诸吕之乱，自认为对汉朝有大功，他的见识和议论，不仅是那些埋尸屠狗之辈所不及，就连当时那些射利卖友、采芝隐逸、拘泥礼法的小人，又怎能企及呢？他的书中所论述的也很正确，且多有崇尚节俭、安静等话语，似乎也有启发文帝、景帝、萧何、曹参治理天下的作用。只是没有段落条理，如前代儒者所议论的贾谊的过失，自然是当时急于论事，打动君主听闻，来不及精心选择、融会贯通，看司马迁说他的“每奏一篇，皇帝就称赞好”，他的《新语》又出于他人，可见他是随时论奏，不像后世的著述那样依次形成一家之言。他所分的篇目，则是班固所说的“向来就条列他的篇目，撮取他的旨意奏上”的人，必定不是他自己定的。然而他的话既然与司马迁的传记相符，而篇次直到今天也没有错误，而且雄伟粗壮，是汉朝中叶以来所不及的，其为真本无疑。秦、汉时期的书流传至今，没有像这样没有讹误妄改的，实在很少啊！

当时长期承平已久，文章兴盛，有识之士或许嫌它过于细碎而柔弱，所以往往搜求秦、汉时期的佚书而刊印。然而辨别鉴赏不精，以伪为真，那么害道坏教的情况也有发生。我私下对此感到忧虑。恰好路过桐乡，拜访同宗合族，而得到他们刊印的这本书给我看。我素来听说李君学问广博、心意真诚，行为朴实、坚守谦卑，而在政事上敏捷；现在看这件事，更可见他见识高明而选择精当，乐于在书前作序。李君名廷梧，字仲阳，以己未年进士身份，来到这里已经两年，这又是仕途优裕而学问精进的一个方面。皇明弘治壬戌年（十五年）冬至日，翰林国史修撰儒林郎华亭人钱福序。（据李廷梧本、程荣本

译都穆《新语》后记

《新语》三卷（原文如此），共十二篇，由汉大中大夫楚人陆贾撰写。陆贾以门客身份跟随高祖平定天下，以口才辩给闻名，他论述秦、汉的得失，古今的成败，尤其明白完备。高祖虽然轻视士人、喜欢骂人，不从事诗书之学，但唯独对于陆贾的言论，每次上奏都称赞说好，大概是因为这些道理是高祖以前从未听说过的。可惜这本书年代久远，残缺不全，世间少有收藏的人。我的同科进士李仲阳，担任浙江桐乡县令时，曾得到它的版本，刻版印刷。古人说文章随时代而高低变化，质朴而不粗俗，必定是讲先秦、西汉的作品，这本书大概是其中之一吧。那么李君刊行这本书，难道只是取其文字的古朴，其中关于得失成败的论述，本来也是治国治家者应当借鉴的。弘治壬戌年（十五年）九月十一日，前进士吴郡都穆记。（依据李廷梧本、程荣本）

李廷梧刻本，每半页十行，每行十七字。我所依据的版本是北京图书馆藏本。有钱谦益题识说：“这本书也是我在十五岁时收集的，用紫色笔点过。《辨惑》篇说：‘众人的毁谤与赞誉，能使石头浮起，木头沉下。’后来我写文章喜欢用这句话。癸卯年九月七日，东涧遗老书写。”有“聋騃道人”白文篆书印。

陆子题辞

《史记》列传记载：“陆贾是楚国人，以门客身份跟随高祖平定天下，被称为有口才的辩士，常在左右，经常出使诸侯。到高祖时，中原初定，尉他平定南越，因此称王。高祖派陆贾赐尉他为南越王，陆贾最终拜尉他为越王，让他称臣，遵守汉朝的约定。回来报告，高祖非常高兴，拜陆贾为大中大夫。陆贾时常上前进言，引用《诗》《书》，高祖骂他说：‘你父亲我在马背上得到天下，哪里用得着《诗》《书》？’陆贾说：‘在马背上得到天下，难道可以在马背上治理天下吗？况且商汤、周武王以武力夺取天下，而以顺从民心来守成，文治武功并用，这是长久之道。从前，吴王夫差、智伯极度崇尚武力而灭亡，秦国任用刑法而不改变，最终灭亡了赵氏。假如秦国兼并天下后，施行仁义，效法先圣，陛下怎么能得到天下呢？’高祖不高兴，面露惭愧之色，于是对陆贾说：‘试着为我撰写秦朝失去天下的原因，我得到天下的原因，以及古代国家成败的情况。’陆贾于是粗略叙述存亡的征兆，共撰写十二篇。每上奏一篇，高祖没有不称赞好的，左右的人呼喊万岁。称这本书为《新语》。”（依据《子汇》本）

按：这只是抄录《史记》本传的文字，却也称为题辞。《子汇》收录刊刻这本书，列为儒家第四类，并改名为《陆子》。版心记载“万历四年刊”及“万历五年刊”。

胡维新刻《两京遗编》序

我考察陆贾是习练纵横之术的人，但在雕琢未去、规矩未定的初期，气势凝重而不流畅，辞藻茂盛郁结而不炫耀。

按：万历十年，胡维新刊刻《两京遗编》，将《新语》作为第一种收入。

范大冲《陆贾新语》序

陆生，是汉初的异人。他为什么与众不同？考察他的言行，确实与常人差异很大。当汉高祖在沛县兴起时，萧何、曹参凭借刀笔吏的才能，张良、陈平凭借智谋，周勃、灌婴凭借织布贩运的经历，英布、樊哙凭借屠夫黥徒的身份，凡是有某种技能的人，无不各显所长，以赴攀龙附凤的时机，最终都得以名垂青史，功勋铭刻在鼎彝之上，多么伟大啊！这个时候，陆生在哪里呢？他深潜隐居，观察时机而出，不在草创艰难之时奔走效力，却在天下安定康宁之日凭借口舌之力，仅凭“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一句话，就足以开启高祖的蒙昧，所以特别命令他一一记录上奏，就用《新语》命名，他的言论与众不同，如果不是异人能做到吗？这是他的言论与众不同。至于出使南越，调和将相，诛灭吕氏，奠定汉朝数百年的基业，如泰山盘石般稳固，却不动声色，他的行为又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呢！这足以知道萧何、曹参、张良、陈平等人，都应当在他之下。我的先父喜欢他的言论，记录放在身边。现在我不才检阅残存的书籍，特意交付刻版，以继承先父的志向罢了。万历辛卯年（十九年）夏日，光禄署丞范大冲击字受甫在天一阁中书写。

按：本题署为：“明兵部侍郎范钦订，男大冲校刻”。

传归有光搜辑《诸子汇函》云阳子题辞

姓陆名贾，楚国人，以门客身份跟随汉高祖平定天下，拜大中大夫。所著书名为《新语》，其卓越的见识和宏大的议论，是汉代儒者的首创。

按：传归有光搜辑《诸子汇函》卷十四中的云阳子，就是陆贾的《新语》，这是明人习惯为古书改名的恶习。《诸子汇函》有文震孟丙寅年的序言，也是像黎丘的鬼一样迷惑人。

闵景贤纂《诸子斟淑》《新语》题辞

西汉陆贾，被称为有口才的辩士。现在流传的《新语》，和雅典则，与汉初的文风不类，怀疑是东汉人伪作。

按：这收入《快书》第三十二种，说是“朱君复删本”。

臧琳记《汉魏丛书》

《独断》、《西京杂记》、《新语》、《新序》、《说苑》、《潜夫论》、《申鉴》、《中论》、《新论》、《论衡》、《星经》，也有很多好的，只是稍微杂乱罢了。（《经义杂记》十九）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译（附余嘉锡辨证）

《新语》二卷，旧本题为汉代陆贾所撰。查《汉书·陆贾传》记载他撰写了《新语》十二篇，《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记载陆贾著作二十七篇，（查《汉志》实际为二十三篇，此处“七”字有误。）这大概是连同他其他的论述一起计算的。《隋书·经籍志》则记载为《新语》二卷。这个版本的卷数与《隋志》相符，篇数与《本传》相符，似乎是旧本。然而《汉书·司马迁传》称：“司马迁选取《战国策》、《楚汉春秋》、陆贾《新语》来撰写《史记》。”《楚汉春秋》张守节的《正义》尚且引用它，如今已散佚无法考证。《战国策》选取了九十三件事，都与今本相符，唯独这本书的文字，全都不见于《史记》。

译辨证说：“嘉锡按：自古以来，目录学家都认为《新语》是陆贾所作，相传没有异议，直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才开始怀疑它是伪书，但它的考证，极为错误，不足以作为依据。比如它引用的《汉书·司马迁传》，查考《汉书》，实际上没有这段文字，司马迁传的全文，从未提及陆贾的《新语》，其中赞语只说：‘司马迁依据《左氏春秋》、《国语》，采录《世本》、《战国策》，叙述《楚汉春秋》，承接其后事，直到大汉。’也没有采用陆贾《新语》来撰写《史记》的话。只有高似孙《子略》卷三说：‘班固称太史公采用《战国策》、《楚汉春秋》、陆贾《新语》来撰写《史记》。’这大概是高似孙记忆错误，而《提要》误信了他，没有来得及复核《汉书》的本传。（卷五十一杂史类《战国策》提要后的案语引用班固的话，尚且没有错误。）查考《后汉书·班彪传》、《史通·古今正史》篇叙述《史记》所采用的书籍，都与司马迁传的赞语一致，其他书籍也没有采用《新语》来撰写《史记》的说法，那么这本书的文字，完全不见于《史记》，本来就是应当的。”

王充《论衡·本性篇》引用陆贾说：“天地生人，赋予礼义的性情，人如果能察知自己受命的原因，就会顺从；顺从就叫做道。”现在的版本也没有这段文字。

辨证说：“按：这本书陆贾本传记载为十二篇，《汉书·艺文志》儒家类陆贾有二十三篇，《提要》既然知道这是兼有其他论述计算在内的，那么《论衡·本性篇》所引用的话，称‘陆贾说’，不称‘《新语》说’，自然是陆贾其他论述中的文字。所以严可均《铁桥漫稿》卷五《新语叙》说：‘《本性篇》所引用的，应当在《汉志》二十三篇中。’那么现在版本没有这段文字，也不足为奇。《论衡·书虚篇》引用陆贾说：‘离娄的视力，不能察看帷帐之内；师旷的听力，不能听到百里之外。’这段文字也不见于现在版本。又《薄葬篇》说：‘圣贤的事业，都以薄葬节省费用为要务。然而世俗崇尚厚葬，有奢侈过度的过失，是因为儒家论述不明确，墨家议论它不对的缘故。墨家的议论推崇鬼神，认为人死后就变成鬼神而有知觉，能显形害人，所以引用杜伯之类作为效验。儒者不听从，认为死人没有知觉，不能成为鬼；然而赠送财物、祭祀备齐物品，是表示不辜负死者以观察生者。陆贾依附儒家而说，所以他的立论，不肯明确表态。’现在《新语》没有论及鬼神的言语，这也是引用陆贾的其他著述。《西京杂记》卷三说：‘樊哙问陆贾说：自古以来的君主都说受命于天，说有祥瑞感应，难道有这种事吗？陆贾回答说：有。眼睛得到酒食，灯火花得到钱财，喜鹊叫而行人到来，蜘蛛聚集而百事喜庆。小的既有征兆，大的也应当如此。所以眼睛就咒骂它，灯火花就拜谢它，喜鹊叫就喂食它，蜘蛛聚集就放走它；何况天下的大宝，君主的尊位，不是天命怎么能得到呢？瑞，就是宝，就是信。天以宝作为信，回应人的德行，所以叫瑞应。没有天命，没有宝信，不可以凭强力取得。’《太平广记》卷一百三十五引用殷芸《小说》大致相同。《西京杂记》是晋代葛洪杂抄诸书编成的，详情见该书条下，这里记载的陆贾的话，凭意思推测，一定出于陆贾二十三篇之中，大概从《论衡》所引用的来看，知道陆贾喜欢论述性命鬼神之事；这条关于瑞应的议论，与书的宗旨体裁，正相符合。陆贾所著的书，除了《新论》外，可以考知的就是这样，《提要》和严氏只引用《本性篇》一条，大概是考得不详细了。”

又《谷梁传》到汉武帝时才出现，而《道基篇》末尾却引用《谷梁传》说，时代尤其相互矛盾。这大概是后人依托，不是陆贾的原本吧？

辨证说：“按《谷梁传》出世的时代，《御览》卷六百十引用桓谭《新论》说：‘《左氏春秋》传世后百余年，鲁人谷梁赤作《春秋》，残缺简略多有遗失。又有齐人公羊高，依据经文作传，更加失去它的本事了。’《礼记·王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章，疏引用郑玄说：‘谷梁接近孔子，公羊正当六国灭亡之时。’（这是郑玄解释废疾的文字）《汉书·儒林传》说：‘汉朝兴起，高祖经过鲁地，申公以弟子身份跟随老师进入鲁南宫拜见，申公最终用《诗》、《春秋》传授，而瑕丘江公完全能够传承。’又说：‘瑕丘江公向鲁申公学习《谷梁春秋》和《诗》。’并没有《谷梁传》到武帝时才出现的说法。《提要》的意思，大概是认为瑕丘江公向鲁申公学习《谷梁春秋》，申公的学问，只有江公完全能够传承，申公到武帝时八十多岁才去世，而江公在武帝时与董仲舒并列，（以上都见于《儒林传》）因此说《谷梁传》到这时才出现，是陆贾所不及见的；不知道申公是浮邱伯的弟子，他的《谷梁春秋》学问，自然是受之于浮邱伯，高祖经过鲁地，申公以弟子身份跟随师进入拜见，老师大概就是浮邱伯，那时陆贾正以客卿身份跟随高祖平定天下，居左右；吕太后时，浮邱伯在京师长安，楚元王派遣儿子郢客与申公一起完成学业，（见《楚元王传》及《儒林传》）陆贾也正为陈平谋划与绛侯交好的策略，（都见于陆贾传）这样陆贾与浮邱伯正是同时代人，又同处一地，为什么不可以见到《谷梁春秋》呢？《新语·资质篇》说”

译鲍丘的德行，并非不高过李斯、赵高，然而他隐居在草庐之中，不被世人所录用，这是被巧言令色的臣子所害。《盐铁论·毁学篇》说：“李斯与包邱子一同侍奉荀卿，包邱子却未能免于住在以破瓮为窗、以蒿草为庐的贫寒境地。”又说：“当李斯担任秦国丞相时，秦始皇信任他，臣子中没有第二个人能比，而荀卿因此绝食，因为他预见李斯将遭遇不可测度的祸患。包邱子吃着麻食和蓬草藜菜，在简陋的白屋之下修明道义，乐于坚守自己的志向，安于广厦和肉食，没有显赫的权势，也没有忧愁焦虑。”这与《新语》中所说的鲍丘、李斯之事相合，吃着麻食蓬藜在简陋屋舍下修道，就是所谓的隐居在草庐之下，包邱即鲍邱，是古字通用。（《文苑英华》卷八百五顾况《华亭县令包公壁记》说：“鲍靓是通灵之士，秦国有包邱，汉国有包咸。”可见唐代人仍将鲍邱与包邱视为同一姓氏。）包又与浮相通，《左传》隐公八年经文作“浮来”，《谷梁传》作“包来”，这就是证据。鲍邱子就是浮邱伯，（汪中《荀卿子通论》、顾千里《盐铁论考证后序》、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二十七，都主张包邱子就是浮邱伯，现在参考他们的意见，更加详细地考证如下。）浮邱伯是荀卿的门人，见于《楚元王交传》。贾谊撰写《新语》，是在申公完成学业之前，浮邱伯尚未非常年老，贾谊的辈分应当也与他相差不多，而贾谊极力称赞他，体现在奏进的篇章中，他的用意大概是想以此作为推荐书，那么他的学问出自浮邱伯，尤其有明确的证据。《谷梁传序疏》说：“谷梁子名俶，字元始，是鲁国人，一名赤。他从子夏那里受经，为经作传，传给荀卿，荀卿传给鲁人申公，申公传给博士江翁。”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卷四说：“申公从浮邱伯那里受《诗》，浮邱伯是荀卿的门人，申公在《诗》上是再传弟子，为什么唯独在《春秋》上亲自受业呢？况且申公到汉武帝初年已经八十多岁，计算他的出生应当在秦初统一天下的时候，那时荀卿早已去世，疏文中这类说法，都是荒谬不经，不值得辩驳。”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三十四说：“按申公的年龄，不可能赶上侍奉荀卿，但他的老师是浮邱伯，大概是荀卿传给浮邱伯，浮邱伯传给申公。”他的说法是正确的。浮邱伯将《诗》和《谷梁传》传授给弟子，贾谊与他同时代，敬重他的德行，怎么知道他不曾向他询问《春秋》的大义，就像司马迁向孔安国询问旧事一样呢？只是贾谊不是专门名家，所以《儒林传》没有列出他的名字罢了。那么他引用《谷梁传》，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所说：“汉朝兴起，天下只有《易》、《卜》。到了文帝时，《诗》才开始萌芽。到了武帝，然后邹、鲁、梁、赵等地，才颇有《诗》、《礼》、《春秋》的先师”，这不过是说文、景以前的诸儒，都是孤经传授，到了武帝时，邹、鲁、梁、赵等地，都有先师，其传授才开始广泛罢了。考察《汉书·楚元王传》：“交与申公从浮邱伯那里受《诗》，伯是孙卿的门人，等到秦朝焚书，各自分别离去，元王到了楚国，高后时，浮邱伯在长安，元王派遣儿子郢客与申公一起完成学业。”又《儒林传》说：“汉朝兴起，讲《易》的，从淄川田生开始；讲《书》的，从济南伏生开始；讲《诗》的，在鲁国是申培公，在齐国是辕固生，在燕国是韩太傅；讲《礼》的，是鲁国高堂生；讲《春秋》的，在齐国是胡毋生，在赵国是董仲舒。”又说：“汉朝兴起，高堂生传授《士礼》十七篇，而鲁国徐生善于颂。孝文时，徐生因颂成为礼官大夫。胡毋生研究《公羊春秋》，成为景帝博士。汉朝兴起，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都修习《春秋左氏传》。”由此可见，《诗》的萌芽，早在高后之时，而《礼》与《春秋》，自汉朝兴起已有先师了，怎么能拘泥于刘歆的话，说《谷梁传》到武帝时才出现呢？）《辨惑篇》引用鲁定公与齐侯在夹谷会盟的事，与《谷梁传》大致相同，但其言辞更加详细。《公羊传》没有记载此事，《左传》所载又不同，可知是采用了《谷梁传》的义理。“两君升坛，两相处下，而相欲揖”，《谷梁传》作“两君就坛，两相相揖”，“夷狄之民何求为”，《谷梁传》作“夷狄之民何来为”，“使优〇于鲁公之幕下”，《谷梁传》作“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可以考证见到古今传文的差异。《至德篇》说：“鲁庄公一年之中，在三个季节兴起筑作之役，（案：指三十一年春在郎筑台，夏在薛筑台，秋在秦筑台。）图谋垄断山林草泽的利益，与百姓争夺田渔薪菜的丰饶，雕刻屋椽，漆红屋柱，炫耀靡丽，征收十二分之一的税，不足以供给邪僻的欲望，饮食中不用的喜好，以取悦妇人的眼睛，财用耗尽于骄奢，人力疲于不急之务，上面困于用度，下面饥于食物，于是派遣臧孙辰请（原缺二字，据《治要》补“籴”）于齐，仓廪空匮，外人得知，于是被宋、陈、卫所伐。”考察《谷梁传》庄公二十八年冬筑微传说：“山林薮泽的利益，是用来与百姓共享的，加以垄断，不合正道。”臧孙辰告籴于齐传说：“国家没有三年的积蓄，叫做国家不是它的国家。古代税收十分取一，丰年弥补歉年，不向外求取而上下充足。即使连

译年成不好，百姓也不受其害。一年不收割庄稼，就会导致百种饥荒，君子对此加以非议。』三十一年秋天在秦地筑台，《谷梁传》说：『这样做不合正道，使百姓在三个农忙时节不得休息，荒废了山林沼泽的资源利益，而且财物耗尽就会生怨，力气用尽就会生恨，君子对此感到忧虑，所以谨慎地记录这件事。』贾谊的说法完全出自于此。所谓规划并固守山林草泽的利益，与百姓争夺田地、渔猎、薪柴、蔬菜的丰饶，这在《左传》和《公羊传》中都没有记载，可知贾谊是采用《谷梁传》的学说。《明诫》篇说：『圣人观察万物，没有遗漏，上至日月星辰，下至鸟兽草木昆虫，……鹢鸟逆风而飞，治理五块陨石坠落之事，都是为了不忽略细微之处。至于鸲鹆鸟飞来，冬天麋鹿众多，是说鸟兽之类……；十二月李梅结果，十月降霜却不冻死豆类，是说寒暑之气失去了节律。鸟兽草木尚且想要各得其所，用法律来统摄，用度数来记录，何况是人呢？』按《谷梁传》僖公十六年“六鹢退飞过宋都”的传文说：『孔子说：石头，是没有知觉的东西；鹢鸟，是稍微有知觉的东西。石头没有知觉，所以用“日”来记载；鹢鸟稍微有知觉，所以用“月”来记载。君子对于万物，没有不认真对待的。石头、鹢鸟尚且要详尽地表述，何况是人呢？所以如果五石、六鹢的辞令不设立，那么王道就不能显扬了。』（范宁注说：“不遗漏细微之处，所以王道可以推行。”）这也是《左传》、《公羊传》所没有提到的，可知贾谊的说法本于此。根据这几条推论，可知全书所论述的《春秋》时事，都采用《谷梁传》的家法，不仅仅《道基》篇所引用的一条而已。（近代人刘师培《左庵集》卷二《春秋三传先后考》说：“周代末期到汉代初期的儒者，凡是研究《春秋》的，都是三传兼治，不仅荀卿的书可以证明，看陆贾《新语》《道基》篇，明确引用《谷梁传》，而《辅政》、《无为》、《至德》、《怀虑》、《明诫》等篇，都阐述《公羊传》的义理，是《春秋繁露》的本源。至于《辨惑》一篇，甄别引用孔子论嘉乐的言论，则又全部本于《左传》。”又在《左氏学行于西汉考》中说：“《新语》的说法，多本于《公羊》、《谷梁》，但《辨惑》篇记载孔子‘嘉乐不野合’两句话，都本于《左传》，那么贾谊兼通三传。”我认为贾谊兼通《左传》，确实如刘师培所说，但不过是引用其语句罢了；至于他阐述《春秋》的大义，实际采用的是《谷梁传》的家法。如果《春秋繁露》的说法，有与贾谊相似的，这自然是董仲舒沿袭《新语》的缘故，不能因此认为贾谊是阐述《公羊传》的义理。因为《公羊传》到汉景帝时才由公羊寿和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在汉初时，还是口耳相传，贾谊未必能听到。至于《谷梁传》，贾谊亲自跟随浮邱伯游学，自然能向他请教原委。）又《至德》篇末尾有“故春秋谷”四个字，其下文缺失，大概也是引用《谷梁传》。杨士勋《谷梁疏》说“谷梁子为经作传”，而徐彦《公羊疏》则说：“谷梁也是著于竹帛的，题写其亲师所以叫《谷梁传》。”两种说法不同，现在也不敢断定哪个正确。（《四库提要》卷二十六说：“怀疑徐彦的话符合事实。”）但既然被贾谊征引，足以知道它著于竹帛早于《公羊传》，桓谭、郑玄的话，确实有证据了。汉代儒者各经师的学说虽然大多亡佚，但他们的遗文，散见于各种书籍的，大多可以收集；只有《谷梁春秋》，后来研究的人少，汉代儒者的学说几乎断绝，贾谊的书幸好仅存其说，还在申公、瑕邱江公之前，距离著于竹帛时不远，微言大义，都有师承，研究经学的人应当如何珍视它呢？清代一代，经学极盛，但对于贾谊的《谷梁》义理，很少称述，难道不是被《提要》没有根据的说法所迷惑吗？

译考察马总《意林》所记载的内容，都与现在的版本相符。李善在《文选注》中，于司马彪《赠山涛诗》下引用《新语》说：“楩梓树倒下，就能被世人所用。”在王粲《从军诗》下引用《新语》说：“圣人承受上天的威势，承受上天的功业，如果与他争夺功劳，难道不很难吗？”在陆机《日出东南隅行》下引用《新语》说：“高台高达百仞。”在古诗第一首下引用《新语》说：“奸邪的臣子遮蔽贤人，就像浮云遮蔽日月一样。”在张载《杂诗》第七首下引用《新语》说：“在天下建立大功的人，必定能在万世留下名声。”用现在的版本来核对校勘，虽然文句有详略的不同，但大体也都相应，似乎它的伪作还在唐代之前。只有《玉海》称：“陆贾的《新语》，现在存世的，有道基、术事、辅政、无为、资贤（应当作‘质’）、至德、怀虑共七篇。”这个版本有十二篇，反而比宋本多，让人无法理解；或许是后人因为不完整的版本，补缀了五篇，以符合本传旧的篇目。

辨证说：“查严氏《新语叙》说：‘《史记》本传记载十二篇，《汉书》相同，《艺文志》记载二十三篇，怀疑是兼计其他论著。《史记正义》引用梁代《七录》：《新语》二卷，陆贾撰。《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相同。《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书录解题》都没有著录。王应麟（字伯厚）《汉艺文志考证》说：现在存有道基、术事、无为、资质、至德、懷虑七篇。大概是宋代散佚后又重新出现，出现也不完整。到了明代弘治年间，莆田李廷梧字仲阳，得到十二篇的足本，在桐乡县衙刻版，后来有姜思复本、胡维新本、《子汇》本、程荣、何镗丛书本，都源自李廷梧。有人怀疑明代版本十二篇，反而多于王应麟所见，恐怕是后人因为不完整的版本，补缀五篇以符合本传的篇数；现在知道不是这样，因为《群书治要》载有八篇，（按：见《治要》卷四十），其中辨惑、本行、明诫、思务这四篇，都不是王应麟所见，而与明代版本相同。《文选》张载《杂诗》注引用‘建大功于天下者，必垂名于万世’，古诗《行行重行行》注引用‘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鄣日月’，现在都在辨惑篇；王粲《从军诗》注引用‘圣人承天威，承天功，与之争功，豈不难哉’，现在在本行篇；《意林》所载‘众口毁誉，浮石沈木，群邪相压，以直为曲’，现在在辨惑篇；‘玉斗酌酒，金碗刻镂，所以夸小入，非厚己也’，现在在本行篇；足以知道多出的五篇，是隋唐原本的。’严氏的考证，足以解释《提要》的疑问。《群书治要》是编纂四库全书时未曾见过的，《提要》不知道它所记载的《新语》与今本相同，固然不足为怪；只是《提要》既然说这本书的伪作似乎在唐代之前，又说后人在不完整的版本上补缀五篇。所谓不完整的版本，就是王应麟所见的版本，王应麟是南宋末年的人，如果真像《提要》所说，那么一定是王应麟所见的七篇是唐代以前人伪作的，今本多出的五篇，是宋代以后人伪作的才行；可是它所引用的《意林》及《文选注》所说的与今本虽有详略不同但大体也都相应的内容，竟然多出现在后出的篇章里；那么这五篇，究竟是出自唐代以前呢？还是宋代以后呢？可以说是自相矛盾，多有抵触了。查宋代黄震《日钞》卷五十六说：‘《新语》十二篇，是汉代大中大夫陆贾所撰。一是道基，讲天地定位后，历代圣人制作之功。二是术事，讲帝王的功业，应当从自身思考，舜抛弃黄金，禹捐弃珠玉，道取其最精要的。三是辅政，讲任用贤人。四是无为，讲舜、周。五是辨惑，讲不随便附和。六是慎微，讲谨慎内在品行。七是资质，讲本质美好的人在于遇到合适的时机。八是至德，讲善于治理的人不崇尚刑罚。九是怀虑，讲立功应当专一。十是本行，讲立行的根本在于仁义。十一是明诫，讲君臣应当谨慎言行。十二是思务，讲听闻见闻应当致力于坚守。这是大概的内容。’他所叙述的篇目，与今本都符合，而且能每篇说明其主旨，可见十二篇从未缺失。黄氏与王应麟都生于宋末，正是同时代的人；那么当时自然有两个版本，一个只有七篇，一个有十二篇，王氏偶然见到不完整的版本罢了。于是《提要》就断言宋本只有七篇，其余出自后人补缀，严氏也说宋代散佚后又重新出现，出现也不完整，都是考察不周的过错。”

现在只根据这本书来论说，那么其大旨都是推崇王道，贬斥霸术，归结到修身用人。其中称引老子的，只有思务篇引用“上德不德”一语，其余都以孔子为宗，所援引依据的多是《春秋》、《论语》的文字，汉代儒者除了董仲舒以外，没有像这样纯正的。流传既久，其真其伪，存而不论就可以了。

辨证说：“查班固《宾戏》说：‘近来，陆生优游自在，《新语》因此兴起；董生下帷讲学，在儒林中发扬文采；刘向掌管典籍，辨明旧闻；杨雄深思，著《法言》、《太玄》；都及时进入君主之门，探究先圣的深奥道理，在术艺的场域徘徊，在篇籍的园囿休息，以保全其本质，而发扬其文采。’（《汉书·叙传》、

译《文选》卷四十五）《汉书·高祖本纪》记载：“天下平定后，任命萧何制定律令，韩信申明军法，张苍确立章程，叔孙通制定礼仪，陆贾撰写《新语》。”（《高祖本纪》这一节，《史记》中没有记载，班固是采录自《太史公自序》，但《自序》中没有“陆贾造新语”这一句，这是班固自己添加的。）《论衡·案书篇》说：“《新语》是陆贾所著，大概董仲舒也推崇并信奉它，（查《汉书·河间献王传》说：“信奉儒术，举止必定符合儒者规范。”注：“颜师古说：‘被服，是说常处于其中。’”《资治通鉴》卷十八胡注说：“被服，是说用儒术来装饰自身。”与颜注虽然不同，但意思也不相差太远。王先谦《汉书补注》肯定地采纳了胡注，也未尝不可；但他又说：“《史记》作‘被服造次必于儒者’，是说不服从奇邪之说，不随便行事。”这纯粹是主观臆测，未免画蛇添足。像这里的“董仲舒相被服”，难道可以用不服奇邪来解释吗？）都谈论君臣政治的得失，言论值得采纳施行，事迹美好值得观览，宏大的知识所论述的内容，参证于经传，即使是古代圣人的言论，也不能超过或增加。陆生的言论，没有遗漏缺失；而董仲舒所说的求雨祭祀可以感应上天，土龙可以招致雨水，却很难理解。”又说《超奇篇》：“陆贾、董仲舒论说世事，从内心意旨出发，不假借外物。”又说：“陆贾消除吕氏的阴谋，与《新语》的主旨相同。”他被汉代人推崇到如此程度。王充认为他谈论君臣政治得失，论说世事，与今天文章的体裁也相吻合，可知《新语》确实是阐述治国之道的书，而不是记事之书。况且班固称赞它说：“探究先圣的深奥道理，游历于术艺之间，休息于典籍之中。”王充称赞它说：“参证于经传，即使是古代圣人的言论，也不能超越或增加。”那么它崇尚王道，排斥霸道，援引《春秋》、《论语》，以孔子学派为宗，正不必等到撰写提要的时候，读了这本书才知晓。况且班固将它与董仲舒、刘向、扬雄并列提及，又与萧何、韩信、张苍、叔孙通达等开国功臣的制度建设相提并论，对他的重视到了极点。王充说《新语》大概被董仲舒所信奉，是董仲舒本来就推崇信服这本书，所以王充屡次将两人的著作相互比较，并且说董仲舒不如陆贾；那么提要所谓汉代儒者除了董仲舒之外没有像这样纯正的，不仅不足为奇，还嫌过分抬高董仲舒，所以赞扬陆贾的话，没有达到应有的分量。黄震《日抄》卷四十六说：“汉初的儒者，没有能比得上陆贾的。”卷四十七又说：“陆贾差不多算是以正道侍奉君主的人。”他对陆贾的称誉极其推崇；然而他卷五十六又说：“这本书似乎不是陆贾的真实面貌。”那么他的见识还不足以了解陆贾。严氏序言说：“诸子书中，《新语》最纯正最早，崇尚仁义，轻视刑罚威势，阐述《诗》、《书》、《春秋》、《论语》，继承孟子、荀子而开启贾谊、董仲舒，卓然是儒者的言论，司马迁视其为辩士，不足以概括它。”严氏这个论断很好。虽然他的意思也取自提要，但提要并非真正了解《新语》的人，只有严氏才能真正了解它。但严氏又说《谷梁传》在孝武帝时才设立学官，不是陆贾所能预见的，这就仍然被提要的说法所迷惑。《谷梁传》由荀卿、浮邱伯传授给申公，陆贾与浮邱伯同时且交好，为什么不能预见呢？况且根据《儒林传》，《谷梁春秋》到宣帝时才征召江公孙为博士，孝武帝时未曾设立各种学官。《道基篇》所引用的《谷梁传》说：“仁者用来治理亲人，义者用来利益尊者。”现在的《谷梁传》没有这段文字，锺文蒸《谷梁补注》说这话是《汉书·艺文志》所称的《谷梁外传》、《谷梁章句》的话，而通称为传。（见补注卷首论传篇）他的说法似乎是对的。严氏说陆贾所见的是《谷梁》旧传，怀疑是瑕邱江公所受于鲁申公的，其原本又经过改造，不是谷梁赤的旧本。也不一定如此。总之，陆贾在汉初，纯粹是儒者，在《诗》、《书》被焚毁之余，唯独能诵习效法孔子，开创汉代数百年文学的先河，比起贾谊、董仲舒更为艰难，他的功劳不在浮邱伯、伏生之下，所以班固、王充都极力称赞他，汉高祖凭借马上征战取得天下，不知道尊重儒生，陆贾独自为他称说《诗》、《书》，陈述仁义，本传记载他每奏上一篇，高帝没有不称赞好的；《论衡·书解篇》说：“高祖得到天下后，马上征战的计策尚未败坏，陆贾撰写《新语》，高祖粗略地采纳采纳。”《后汉书·儒林谢该传》记载孔融上书推荐谢该说：“我听说高祖创业，陆贾、叔孙通进言《诗》、《书》。”那么汉初的拨乱反正，陆贾是有功劳的。孔融将陆贾与叔孙通、范升、卫宏并列提及，也是将陆贾视为经学儒者。然而陆贾实际上具备内圣外王的学问，不是叔孙通这类浅陋儒者所能企及的，可惜没有充分发挥他的作用，否则经术的兴盛，不必等到汉武帝时。司马迁却说：“我读陆生的《新语》十二篇，确实是当世的辩士。”《新语》难道是纵横捭阖的书吗？那么国人既然都认为孟子喜欢辩论，又为什么读它时废书而叹息呢！本传叙述陆贾著《新语》，只是粗略地陈述存亡的征兆，大概是因为他不足以了解陆生如此；班固的智慧虽然足以了解，但他为陆贾作传，仅仅删去了粗略陈述存亡征兆

译这一句话，（这大概是不把《史记》的说法当作可信，有意删去的。）其余的都沿袭《史记》，没有什么新的阐发，传记后的赞语虽然作了改动，只是称颂他附会拉拢将相，以巩固国家，自身和名声都获得了荣耀，竟然不再提及《新语》；叙传也只说他在闲谈中讽喻议论，用广博的学问来丰富我罢了。（“博我以文”，就是指《新语》而言的。）后来的儒者沿袭这种说法，于是很少称道叙述它的人。幸好遗存的书籍还在，还可以考证了解他的学问，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能广泛考证，主观臆断地附和众声，诬蔑它是伪作，难道不是更加可叹吗！所以我逐条辩驳，表彰并揭示出来，不让读者产生疑惑。」

译书中记载的卫公子鱄出奔晋国这一条，与《春秋》三传的记载都不相符，不知其依据为何。其中多有缺漏的文字，也无法校勘补正。所谓晋文公种米、曾子驾羊等事，刘昼的《新论》、马总的《意林》都全文引用，知道没有错误，然而都不明白这些典故的具体含义。又根据“据冰嗝报”这句话，训诂上也无法讲通。古书散佚亡失，现在不能全部见到，对不知道的地方存疑即可。

辩证说：“查《新语·明诫》篇说：‘所以《春秋》记载卫侯的弟弟鱄出奔晋国，记载鱄断绝骨肉亲情，抛弃大夫职位，越过祖先的疆界，依附他人的国土，穷困地跋涉于寒冷饥饿之中，靠织鞋为生，这是不明智的表现。’考察《谷梁传》襄公二十七年的传文说：‘卫国杀了大夫宁喜，卫侯的弟弟专出奔晋国。专，是宁喜的同党。专为什么是宁喜的同党呢？他自己虽然急于迎立他的兄长，却与别人的臣子谋划弑杀国君，这也是弑君的人。专，称他为‘弟’是什么意思呢？专有这种信用，国君的贿赂没有给宁喜而杀了宁喜，这是国君对宁喜不公，所以出奔晋国，在邯郸织鞋，终身不再谈论卫国。专的离去，符合《春秋》大义。’可见《谷梁传》并没有用断绝骨肉亲情来责备鱄；《左传》叙述鱄的事，意思多有褒扬；《公羊传》也没有贬斥的言辞。所以《提要》认为《新语》与三传不合。然而《新语》中的织履，就是《谷梁传》中的织絇，（《礼记·玉藻》注说：‘絇，是鞋头的装饰。’）这件事《左传》、《公羊传》都没有记载，那么仍然是采用《谷梁传》的意思。《谷梁传》虽然说鱄的离去符合《春秋》大义，但又说鱄也是弑君的人，那么对鱄有所不满，陆贾因此称他为不明智。《公羊传》何休注说：‘传文极力陈述这些，是因为献公没有信用，讽刺鱄的兄长被强臣驱逐，既不能救援，又转移心事去依附剽，违背道义结成奸约，献公虽然依靠宁喜得以返回，诛杀宁喜稍微有亏欠，不算大恶，却深深地自我断绝关系，所谓坚守小信用而忘记大义，拘泥小节而失去大忠。’所谓忘记大义失去大忠，正是责备他抛弃骨肉亲情，轻易离开自己的国家。或许，《谷梁传》的先师也有这种说法，而贾谊叙述了它。何休解说《公羊传》，与《新语》相同，那么就不能说与三传都不同了。（何休的说法也不是《公羊传》的本意，所以陆贾的说法不一定就是《谷梁传》本传所有的。）《淮南子·泰族训》说：‘看追逐的人要看他返回的时候，看走路的人要看他结束的时候。所以舜流放弟弟，周公杀死兄长，仍然是仁德的表现。文公种米，曾子架羊，仍然是智慧的表现。’高诱注说：‘文公，是晋文公。种米，是想让它生长。架，是连架，用来防备知晓。’（最后一句不太能理解。）这也是望文生义，而不能详知本事的人。《说苑·杂言》篇也说：‘文公种米，曾子架羊，孙叔敖做楚国相，三年，不知道轭在衡的后面，致力于大事的人本来就会忘记小事。’那么这本来就是沿袭古语，汉人习用的了。刘昼《新论·观量》篇作‘晋文种米，曾子植羊’，文字又稍有不同。《世说新语·尤悔》篇说：‘简文帝看见田里的稻子不认识，问是什么草，左右回答说这是稻。简文帝回来，三天不出来，说：哪有依赖它的末端，却不认识它的根本！’刘孝标注说：‘文公种菜，曾子牧羊，即使不认识稻子，有什么可多后悔的？这话一定是虚妄的。’也用了这两句话，‘米’作‘菜’，‘驾’作‘牧’，怀疑是后人不能理解而妄改的。详细考察几本书的意思，大概是说米不可种，羊不可驾，这是众人都知道的，而晋文公、曾子不知道，世人或许认为他们不智慧；然而君子的智慧，有比这更大的，所以《新语》说：‘智者的短处，不如愚者的长处。’（见《辅政》篇）《说苑》说：‘致力于大事的人本来就会忘记小事。’刘孝标也说‘没有什么可多后悔的’。只是终究不能得到它们的本事罢了。《资质》篇说：‘穷泽的百姓，据冰嗝报的士人，有的怀有不羁的才华。’各本都相同，所以《提要》认为训诂不可通。然而考察《群书治要》卷四十引用这句话作‘据冰接耜之士’，那么本来文字通顺，没有不可通的，现在的本子传抄错误罢了。”（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子部一儒家类一）

王谟《汉魏丛书》识语

上面是陆贾《新语》二卷。查《史记》本传：“陆贾为高祖粗略陈述存亡的征兆，总共写了十二篇，每奏上一篇，皇帝没有不称赞好的，左右呼喊万岁，称他的书为《新语》。”《正义》引用刘向《七录》说：“《新语》二卷。”班固论述刘向父子校订的书编为《艺文志》，而陆贾的书却有二十三篇，似乎不止这十二篇；然而从《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以及《崇文书目》相承都只有二卷，到王应麟著《玉海》，说“现在存在于世间的，有道基、术事、辅政、无为、资贤、至德、怀虑才七篇”，那么这本书到宋末又缺了五篇。所以《文献通考》备录汉代儒家诸书，唯独遗漏《新语》，一定是他没有见到全书。而现在的钱序却说“篇次至今没有错误”，又说：“秦、汉的书流传到今天没有错误，像这样的也很少。”那么又是元、明以来搜集得到的。现在读这本书，所敷陈奏议的，大概不只是称说《诗》、《书》，阐明帝王治理天下的道理而已，又多引用《论语》、《孝经》，对于孔

译孔子诛杀少正卯、在夹谷会盟、遭遇陈蔡之厄等事迹，以及颜回、曾参等贤人的德行，都被乐于列举并颂扬，汉代儒家学派，本来就没有人能超过他们。至于暴秦禁止学术，有人敢私下谈论《诗》《书》就被弃市，以古非今者被灭族，难怪举世缄默，不懂经学，而浮丘公、伏生等人，各自怀抱遗留的经典，互相传授，陆贾更能凭借所学，在君主面前慷慨直言，正如风雨如晦时鸡鸣不止，上天降下及时雨，山川涌出云彩，这关乎国家存亡的微妙契机，所影响的绝非小事。唉，这难道能用辩士来相提并论吗！汝上王谟识。

译《新语》总评

王充读扬雄的文章，乐于担任千石俸禄的官职，拥有桓君山的著作，富有如同猗顿那样的财富。韩非的书流传在秦朝宫廷，秦始皇感叹说：“只恨不能与这个人同时代。”陆贾的《新语》，每次奏上一篇，高祖身边的臣子都高呼万岁。那种感叹思念其人，与欢喜高呼万岁，难道是凭空产生的吗？确实是看到了其中的美好，喜悦之气从内心发出罢了。

又说：世俗儒者的愚昧，有赵佗那样的感慨；鸿篇巨制的人，陈述陆贾那样的学说。都穆说：“文章随着时代的高低而变化，质朴而不粗俗，必定要说是先秦、两汉的作品，像陆贾的《新语》，大概就是其中之一。”（王谟编《汉魏丛书》）

周广业《意林》附注

陆贾《新语》（旧版误作“书”）二卷。原注说：“大中大夫陆贾。”按：陆贾是楚国人，汉高帝任命他为大中大夫。《史记》本传说：“著书十二篇，号为《新语》。”《汉书·艺文志》作二十三篇，隋、唐、宋《经籍志》作二卷，现在存世十二篇。《新语》这个名称，史书以及《七录》、隋、唐、宋各《经籍志》都相同。又班固《宾戏》说：“陆子悠闲自得，《新语》因此兴起。”《论衡·书解篇》说：“陆贾创作《新语》，高祖粗略地采纳。”由此可知，旧本作“新书”的，又是因为下面提到晁错、贾谊二人的书而讹写所致。

按：这是汉人著书的开始，《新语》之外，还有《楚汉春秋》、《感春赋》，《文心雕龙》所谓“首发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承接秦朝焚书之后，遇到辱骂儒生的君主，却能使得每篇奏上都被称赞，左右都高呼万岁，这启发开导君主的功劳真是太大了。王充说：“《新语》参酌经传，言论值得采纳，行为足以观察。”王世贞讥讽它浅显，没有什么高超超脱的见解，这是过分了。

章学诚《校雠通议》

刘歆的《七略》已经亡佚，其体例能够看到的，只有《汉书·艺文志》的注罢了。（原注说：“是班固自己的注，不是颜师古的注。”）《七略》在兵书权谋家中有伊尹、太公、管子、荀卿子、鹖冠子、苏子、蒯彻、陆贾、淮南王九家的书，而儒家又有荀卿子、陆贾二家的书，道家又有伊尹、太公、管子、鹖冠子四家的书，纵横家又有苏子、蒯彻二家的书，杂家又有淮南一家之书，兵书技巧家有墨子，而墨家中又有墨子的书，可惜这些重复互见的，不完全见于著录，恐怕有散逸失传的文章；然而仅就这十家中的一书两载来看，古人申明流派类别，特别重视家学，而不回避重复著录，这是明显的。

器按：《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兵权谋说：“右兵权谋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原注说：“省去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鹔冠子、苏子、蒯彻、陆贾、淮阴王三百五十九篇，（原作“种”，现在根据刘奉世的说法改正）从《司马法》分出，编入礼类。”古书杀青缮写，著录在竹帛上，往往裁篇别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礼类《中庸说》二篇，颜师古说：“现在《礼记》有《中庸》一篇，也不是礼的本经，大概属于这一类。”现在按：因为别出，所以有说，就像《弟子职》有说三篇一样。又六艺略论语类《孔子三朝记》七篇，颜师古说：“现在《大戴礼记》有其中一篇。”又六艺略孝经类《弟子职》一篇，颜师古注引应劭说：“管仲所作，在《管子》书中。”按现在为《管子》第五十九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夏小正》一卷，戴德撰，现在载于《大戴礼记》；又《月令章句》十二卷，蔡邕撰，现在《月令》载于《礼记》，大概汉代一家之书，根据其性质而分别单行的，本来就不乏其例。《七略》将伊尹以下九家关于兵权谋的言论，别出单行，班固则将其并入儒、道、纵横、杂等各家的全书，所以在《七略》的兵权谋中省去了这九家。《汉书·艺文志》道家《鹖冠子》一篇，韩愈所见为十六篇，现在版本十九篇，其中多与庞暖问答的话语，寻究兵权谋有庞暖三篇，大概当时就把庞暖的书附合，混入《鹖冠子》，班固因为重复出现，所以省去兵家的《鹖冠子》而保留庞暖。又六艺略礼《军礼司马法》一百五十五篇，这就是班氏所说的“从《司马法》分出编入礼类”。又诸子略道《太公谋》八十一篇，兵八十篇，以及现在《管子》中的兵法，《荀子》中的《议兵》，《淮南子》中的《兵略》等篇，都应当在省去的二百五十九篇之内。至于《艺文志》儒家陆贾二十三篇，本传十二篇，现在本篇数与本传相符，与《汉志》不符，大概《汉志》所著录的是合并了兵权谋家的陆贾，所以得到二十三篇，那么兵权谋家的陆贾被班氏省去的，应当是十一篇。陆贾大概是儒家而兼兵家，所以在《新语》“粗略叙述”汉之得天下与治天下之余，又有专门论述“马上”之道的内容。那么现在传世的《新语》，应当是《七略》分别著录于儒家的本即《新语》，而不是班氏省去兵权谋家十一篇并入儒家二十三篇的本，儒家《新语》十二篇，既然符合

译陆贾的二十三篇著作，在《汉书·艺文志》中没有被著录，这并不是班固的重大疏漏。那么，《新语》是依据《七略》原本流传于世，而《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版本则已经失传了。前代学者谈论陆贾著作的人大多没有弄清楚，大概是因为他们没有注意到兵家权谋类中省略提及的那位陆贾。

译严可均《新语》序

《史记》本传记载：“陆贾是楚国人，常常上前引用《诗经》《尚书》进行游说。汉高祖说：‘试着为我写写秦朝失去天下、我得到天下的原因。’于是陆贾粗略地叙述了国家存亡的征兆，共写了十二篇，每奏上一篇，高祖没有不称赞好的，左右大臣都高呼万岁。称他的书为《新语》。”《汉书》本传相同。《汉书·艺文志》记载为二十三篇，怀疑是将他其他论述著作一并计算在内。《史记正义》引用梁代《七录》，称《新语》二卷，陆贾撰。《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记载相同。《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都没有著录。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说：“现在存有《道基》、《术事》、《辅政》、《无为》、《资质》、《至德》、《怀虑》七篇。”大概是宋代时这本书散佚后又重新出现，但出现时也不完整。到了明朝弘治年间，莆田人李廷梧，字仲阳，得到了十二卷的足本，在桐乡县衙刻版印刷，后来有姜思复本、胡维新本、《子汇》本、程荣本、何镗丛书本，都源自李廷梧本。有人怀疑明本十二篇，反而多于王应麟所见的篇数，恐怕是后人因为版本不全，补缀了五篇，以符合本传记载的篇数。现在知道并非如此，因为《群书治要》载有八篇，其中《辨惑》、《本行》、《明诫》、《思务》四篇，都不是王应麟所见，而与明本相同。《文选》张载《杂诗》注引用“建大功于天下者，必垂名于万世”，《古诗·行行重行行》注引用“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月”，现在都在《辨惑》篇；王粲《从军诗》注引用“圣人承天威，承天功，与之争功，岂不是很难吗”，现在在《本行》篇；《意林》所载“众口毁誉，浮石沉木，群邪相抑，以直为曲”，现在在《辨惑》篇；“玉斗酌酒，金碗刻镂，是用来夸耀小人，并非厚待自己”，现在在《本行》篇；足以知道多出的五篇，是隋、唐原本的篇目。至于《论衡·本性篇》引用陆贾说：“天地生人，赋予礼义之性，人能察觉自己受命的缘由，就会顺从，顺从称为道”，现在十二篇中没有此文，《论衡》只说陆贾，没说《新语》，或许应当在《汉志》记载的二十三篇中。又《谷梁传》记载孝武帝开始设立学校，这不是陆贾所能预见的，现在这篇《道基》引用《谷梁传》说：“仁者用来治理亲人，义者用来利益尊者。”这是《谷梁》旧传的内容，所以现在流传的版本没有此文；因此知道瑕丘江公所从鲁申公那里继承的，其原本又经过改造，不是谷梁赤的旧本了。汉代诸子书中，《新语》最纯正最早，崇尚仁义，轻视刑罚威势，叙述《诗》《书》《春秋》《论语》，继承孟子、荀子而开启贾谊、董仲舒，确实是儒者的言论，司马迁将其视为辩士，不足以尽其内涵。其文辞都协韵，流传久远，传抄多有讹误，现在依据明代各本，以《群书治要》的八篇，以及《文选》注、《意林》等书，进行改正删补，有疑问的地方空缺，偶尔有一两点个人见解，就附带案语，不敢主观臆断；后来的阅览者，或许能从中有所取益。嘉庆乙亥年（二十年）夏六月，乌程严可均恭敬地作序。（《铁桥漫稿》卷五）

按：《铁桥漫稿》卷三《答徐星伯同年书》附录所著书目，有“陆贾《新语》二卷，可均辑”。他的同乡范锴《花笑庼杂笔》卷四也登载严氏所著书目，大半未刊行，《陆贾新语》就是其中之一。

周中孚《郑堂札记》一

高似孙《子略》卷三，战国策条，开头说：“班固校勘《太史公书》，选取《战国策》、《楚汉春秋》、陆贾《新语》来编写《史记》，这三本书，一经太史公采择，后来的人就认为它们是天下奇书。”这里将《战国策》进行辨驳。后又说：“何况《楚汉春秋》、陆贾《新语》呢？这三本书的记载，实在没有什么奇特的。那么太史公为什么独独选取这三本书？记载战国、楚、汉之事，除了这三本书，没有其他可考证的，太史公之所以加以采择，大概就在这里吧？”中孚按：《汉书·司马迁传》赞语只说：“依据《左氏春秋》、《国语》，采录《世本》、《战国策》，叙述《楚汉春秋》”，不曾列举《新语》，高氏频繁提及三书，错误非常严重。况且《新语》一书，《汉志》著录在儒家，推究其文辞，绝非《战国策》、《楚汉春秋》之类，而且也没有见到被太史公采择的迹象，怎么能相提并论呢？我在子书中，考辨纵横家、《战国策》下，全篇采纳高氏此条，竟将两处“陆贾《新语》”删去，三书都改为二书，以免增加学者的困惑。

按：周氏说《汉志》儒家著录的是《新语》，而不知道实际上乃是陆贾，也可以说是鲁莽粗疏了。

戴彦升《陆子新语》序

《新语》十二篇，由汉代大中大夫陆贾撰写，现在分为二卷。《史记》陆贾传记载：“陆生常常上前引用《诗》《书》进行游说，高帝骂他说：‘你父亲我在马背上得到天下，哪里用得着《诗》《书》？’陆生说：‘在马背上得到天下，难道可以在马背上治理天下吗？况且商汤、周武王逆取而以顺守，文武并用，是长久之术。从前吴王夫差、智伯穷兵黩武而灭亡，秦朝任用刑法不变，最终灭掉了赵氏。假使秦朝兼并天下后，施行仁义，效法先圣，陛下怎么能拥有天下呢？’高帝不高兴，露出惭愧的神色，于是对陆生说：‘试着为我写写秦朝失去天下、我得天下的原因是什么？

译等到考察古代成功与失败的国家。」陆生于是粗略地叙述了国家存亡的征兆，总共写成十二篇。每奏上一篇，高帝没有不称赞好的。左右大臣高呼万岁，称这本书为《新语》。（《汉书》记载大致相同）陆生著书的始末都在这里。《汉书·艺文志》儒家类有陆贾二十三篇，彦升认为就是《新语》，高帝称它为《新语》，《七略》只署了陆生的名字。「二十三」应当是「二十二」，因为刘向校订中书时，每篇都分为上下两部分，《晏子春秋》也是刘向确定的，其中谏、问、杂等篇都分上下，这就是证据。有人认为《汉志》是把陆贾其他论述也计算在内，这是不对的。《史记正义》引用《七录》说：「《新语》二卷，陆贾撰写。」那么将十二篇分为二卷，始于阮孝绪。《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都说是二卷，是沿袭梁代的旧例。查考颜师古《汉书》本传「称其书曰新语」的注解说：「这本书现在还存在。」可以证明唐代没有缺失散佚。而《玉海·艺文志》及《汉志考证》都说：「现在存世的，只有《道基》、《术事》、《辅政》、《无为》、《资贤》（应当作「质」）、《至德》、《怀虑》这七篇。」那么宋代原本缺失了五篇。季沧苇藏书目中宋、元板书里有陆贾《新语》一本，不知归于谁氏，无从取证。明代陈第《世善堂书目》记载《新语》十三篇，「三」是「二」的误写。现在所依据的是明代程荣本，二卷与《七录》相符，十二篇与本传相符，可见明代这本书比宋代更完整，有人怀疑是后人补缀了五篇，以符合旧目录。彦升认为，现在所有的《辨惑》、《慎微》、《本行》、《明诫》、《思务》五篇，协句都符合古韵，词义与《道基》等七篇一致。《辨惑》篇说「赵高驾鹿跟随出行，王说：『丞相为什么驾鹿？』赵高说：『是马。』王说：『丞相错了，把鹿当作马。』赵高说：『陛下认为我不对，希望询问群臣。』」现在《秦始皇本纪》写「持鹿献给二世」，似乎不如「驾鹿」接近事实。又没有赵高请求询问群臣的话。陆生在二世时，详细知道情况，所述比司马迁更符合事实，如果是伪造，不能这样立异。《慎微》篇说「所以邪臣遮蔽贤人，就像浮云遮挡日月一样」，《文选》古诗十九首注、《太平御览》卷八都引用为《新语》文，如果是后人伪造，唐、宋人不能引用。由此说来，这五篇不是后人补缀是明显的。大概宋代馆阁书籍，全部沦陷于金国，王伯厚所见，或许是南宋时的残本，到明代全本才重新出现。考证引用吴俦说：「《辅政》篇说：『书不必起于仲尼之门。』」现在这句话在《术事》篇，可见残本的错乱混杂了。陆生书原本列入儒家，只有《崇文总目》移入杂家，《宋史》志沿袭它。彦升认为杂家是兼儒、墨，合名、法，这本书只有《思务》一篇称墨子之门多（下缺），完全没有说及他的学说。《辅政》篇感叹商鞅在西方秦国显赫，世上没有贤明知能的君主，能辨别他的形迹。大概对法家深恶痛绝。只陈述儒术，没有兼合，列入杂家，是错误的。本传说每奏上一篇，高帝没有不称赞好的；那么十二篇不是一时所作。《道基》篇原本天地，历叙先圣，最终论述仁义，知道伯仗势任力而亡，秦二世崇尚刑罚而亡，话在其中，大概就是当面折中高帝的话，退下后奏上的，所以作为第一篇。《术事》篇说言古者必须符合现在，述远者必须考证近事，所以说书不必起于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因为因世而权变施行；吴俦执着于单个词语而议论，是以辞害志了。（语见《汉志考证》）《辅政》篇说所任用的必须得到人才，秦国用刑罚任用李斯、赵高，而推究其根源在于谗夫似贤，美言似信。《无为》篇说秦始皇暴兵极刑骄奢的祸患，而用虞舜、周公的治理来折中。这两篇着重秦国所以失天下的原因。《辨惑》篇说正言违背耳朵，伤害流言之害圣，而深恶纵横家阿从意旨，规则乎孔门。《慎微》篇说修于闺门之内，行于纤微之事，所以道容易见晓，而求神仙者，是避世，不是怀道，这也是取鉴秦皇，而早有见于新垣平之类的事。《资贤》（「贤」，今本误作「执」，依据《玉海》及《汉志考证》。器案：应当作「质」，王伯厚所见也是误本。）篇忧虑贤才不被知晓，而归责于观听之臣不明，说公卿子弟、贵戚党友，没有过人之才，却在尊重之位，这是终汉世的弊病。《至德》、《怀虑》两篇，称晋厉、齐庄、楚灵、宋襄鲁庄，大概着重古代成败的国家，而警戒马上得天下的言论。《本行》篇大旨在于贵德贱财。《明诫》篇陈述天文虫灾的变化，说天道因乎人道，开启言春秋五行、陈灾异封事者的先声。《思务》篇说圣人不必同道。这三篇缺字较多。综观全书，确实是孟坚所说的从容风议，博我以文者乎。（《汉书·叙传》语，注：「李奇说：『作《新语》也。』」）有人因为《道基》篇末引用《谷梁传》，不是陆贾所能见到的，怀疑出自依托。彦升认为：这本书凡两引《谷梁传》，《至德》

译篇末，故《春秋谷梁》（下缺）似引传说鲁庄公之事，而缺其文。考《汉书·儒林传》：“申公，鲁人也，少与楚元王刘交俱事齐人浮邱伯受《诗》。”又云：“申公以《诗》、《春秋》授，而瑕邱江公尽能传之。”又云：“瑕邱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楚元王刘交传》：“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共受《诗》于浮邱伯，伯者，孙卿（荀子）门人也。”夫《谷梁》家始自江公，而江公受之于申公，申公受之于浮邱伯，浮邱伯为孙卿门人。今《荀子》《礼论》、《大略》二篇具《谷梁》之义，则荀卿为《谷梁》之初祖也。荀卿晚年被废居于楚，陆生是楚人，故闻《谷梁》之义欤？《盐铁论》载包邱子与李斯俱事荀卿，《新语》《资贤》篇：“鲍邱之德行，非不高于李斯、赵高，然伏隐于蒿庐之下，而不录于世。”鲍邱即包邱子，即浮邱伯也。《楚元王传》注，服虔曰：“浮邱伯，秦时儒生。”陆生盖尝与浮邱伯交游，故称其德行，或即受其《谷梁》学欤？《辨惑》篇说夹谷之会事，与《谷梁》定公十年传大同。《至德》篇说齐桓公遣高子立僖公之事，本于《谷梁》闵公二年传。《怀虑》篇言鲁庄公不能存立子纠，亦本于《谷梁》庄公九年传，可证陆生乃《谷梁》家矣。故所述《楚汉春秋》，向、歆入之《春秋》家。但《辅政》篇说郑儋归鲁，《至德》篇说臧孙辰请籴，《明诫》篇说卫侯之弟鱄出奔晋，而今《谷梁传》无此义。《道基》篇所引传曰：“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今《谷梁传》亦无此二语。彦升案：《谷梁》之著于竹帛，虽不知何时，而出自后师。陆生乃亲受之于浮邱伯者，实为《谷梁》先师。古经师率皆口授，容有不同，如刘子政（刘向）说《谷梁》义，亦有今传所无者，可证也。或以《谷梁传》为贾生所不及见，既昧乎授受之源，且亦不检今传文矣。本传言时时前说称《诗》、《书》，而本书多说《春秋》，《谷梁》微学，藉以存焉。《论语》、《孝经》，亦颇见引，盖所谓“游文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唐、虞，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道”者，陆生之书有以当之。太史公谓：“陆生《新语》书十二篇，固当世之辨士。”以辨士目陆生，何其浅之乎！读是书哉！《答宾戏》云：“陆子优游，《新语》以兴。”与董生、刘向、杨雄并称，其“及时君之门闱，究先圣之壶奥，婆娑乎术艺之场，休息乎篇章之囿，以全其质而发其文用，纳乎圣听，列炳于后人。”《高帝纪》言：“天下既定，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而终之以陆贾之造《新语》，班孟坚盖深知陆生之书者，识过马迁矣。彦升以为陆生尚及见未焚之书，及七十二子后学者，贾、董诸人之先，西京儒者，未有能过之者也。今是书晦昧，为章句鄙儒所莫窥，故详为之校定。如《术事》篇：“舜弃黄金于崭岩之山，禹沉珠玉于五湖之渊，将以杜淫邪欲。”据《御览》八十一卷引无“禹”字，“杜”作“塞”。《辨惑》篇：“夷、狄之民何求为？”以《谷梁》定公十年传校，“求”当作“来”。皆由传写者妄有增改，此类不可枚举。彦升是正粗毕，乃檃括其体要，别白群疑，为此叙录。不嫌详尽，后之君子，庶有考焉。（道光六年十月，丹徒戴彦升记。宋翔凤《浮溪精舍丛书·新语》校本序）

译宋翔凤《新语》校本题记两则

丁亥年（道光七年）初夏，戴桐孙从丹徒来到旌德学舍拜访我，拿出他所写的《陆子新语》序言，考据详实严密，论断条理清晰，我曾亲手抄录；而我本来也在校勘这本书，后来寻找他的序言草稿，却已经遗失了，在湖南刻印《新语》时，未能录入，颇为遗憾。去年夏天回家，整理旧籍才找到了。听说他对全文都有注释；然而桐孙去世时，年纪刚满二十岁，如果假以年寿，那么他在道业上的深造，又哪里能估量呢！咸丰三年三月五日，翔凤记。

戴桐孙携带孙渊翁家藏的《子汇》本（万历四年刻印）以及旧影抄的明胡维新本（序言作于万历年间），抄本内有朱笔添改之处，孙渊翁跋文说：“不知是谁人根据别本所增补（我在校勘中所引用的别本就是指这个），两家互有详略，《群书治要》所不记载的，这两个本子大致完备，然而都不能没有臆测改动。”又有姜思复本（明弘治年间刻印），也出自孙渊翁家，虽然在《子汇》本之前，但讹误脱漏尤其严重。我这次校勘，依据的是汉魏丛书本，开头记载（原误作“在”）弘治年间钱福的序言，称莆阳李廷梧最初刻印这个本子，应当是根据李本重刻的，所以中间缺字多于其他本子，而文字较少讹误，还没有臆测改动。道光七年闰月，长洲宋翔凤记。

黄式三读徐刊陆氏《新语》

王充在《论衡》中屡次称赞陆贾的《新语》，其中第二十九篇《案书》说：“《新语》是陆贾所著，董仲舒相沿袭用，都谈论君臣政治的得失，言论可以采纳施行，事迹美好值得观览，宏大的智慧所言，参证辅助经传，即使是古代圣人的言论，也不能超过它。”他的推崇赞誉可谓到了极点。《慎微》篇说：“说道的人，是用来通达常人的心意，而实现他们不能做到的行为，道是人们所践行的。那大道，践行它并行动，就没有不能做到的，所以称之为道。”郑玄注《礼记·中庸》、朱熹注《论语》都采用了这段话。《资执》篇说：“名贵的树木生长在深山之中，商人所不到达，工匠所不窥视，智者所看不见，看见的人所不知道。”又说：“君主没有不知道寻求贤人来帮助自己，亲近贤人来辅佐自己的，然而圣贤有时隐居在田野乡里，而不参与国家的事务，这是因为观听之臣在下不明察，那么闭塞的讥讽就归于君主了。”反复阅读这些篇章，感慨随之而来。我家藏旧抄本有“揖臣”“筑民”等印章，其书与汉魏丛书同本，中间稍有不同，后来得到徐天池所刊印的本子，比抄本更好，《辩惑》篇第五从“邑土单于强齐，夫用人若彼，失若此，然定公不觉悟”开始，到“不操其柄，则无以制其刚”结束，都是旧本《慎微》第六篇的错简，读起来文顺意适；知道古书错讹，像这样的很多，恨不能多得到古本来校正它们。

谭献《复堂日记》卷四

阅读陆贾《新语》，义理丰富，文辞缜密，是七十子遗留下来的言论，不一定是陆生所独创。篇章体例颇有类似东方朔的，而法度之言较多。宋翔凤《浮溪精舍丛书》中有校本。

汪之昌《书新语后》

陆贾撰写《新语》，详细记载在司马迁、班固的《贾谊传》中，《艺文志》将其著录在儒家。按：自从战国时期纵横议论蜂起，儒术几乎使天下分裂，论者认为汉武帝表彰六经，儒术逐渐接近古代，于是开创了一代尊崇儒术的规模。我认为汉高祖路过鲁地，用太牢祭祀孔子，实际上是后来尊崇儒术的奠基；而汉高祖尊崇儒术，应当是因为称颂《诗》《书》的人，早晚在他身边。考察汉高祖初起时，与他周旋的人，不用说贩缯屠狗的徒众所不知道，刀笔吏所不习，即使是像张苍这样的义士，绪正律历，叔孙通号称儒者，进言无非是大猾壮士；只有陆贾以实行仁义，效法先王为言，见于这十二篇中的，陈述古事，经常引用经文来证明其义理，对于《春秋》《论语》，采用尤其多。大概因为《春秋》是孔子所笔削，《论语》记载孔子的言行，凡是儒者的准则就在这里。按：王充《论衡·本性》篇引用陆贾说：“天地生人，赋予礼义之性，人能察知自己受命的缘由，就顺从，顺从就称之为道。”现在《新语》并没有这段文字，似乎不是完书。考察《艺文志》陆贾二十三篇，大概是统计算陆贾的论述，而《新语》则定为十二篇，《论衡》所引用的，怎么知道不在《新语》外的十一篇中呢？考察《意林》引用《新语》八条，其中见于《文选》注的五条，虽然有时与此本略有不同，大致没有很大差异，这是唐代人所见的《新语》，就是这个十二篇的本子。汉朝初年著述流传的完本，到现在非常罕见，其中属于儒家流派的尤其罕见；况且陆贾撰写这本书，还在汉武帝表彰六经之前，坚守先王之道，以等待后学，不能说不是一位有志之士。这个本子的篇数，衡量司马迁、班固两家的记载，也相符合，于是写下几句话在后面。

唐晏《陆子新语校注序》

自从秦始皇毁灭学术，对天下负有重大罪责，至今谈论古籍的亡佚，必定归咎于秦始皇。然而根据史书记载，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上书建议烧书，三十五年，在骊山坑杀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