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震黄氏日钞卷五十六

译当初，陆贾时常在汉高祖面前进言，推崇《诗经》和《尚书》，高祖骂他说：“我骑在马上得了天下，哪里用得着《诗经》《尚书》？”陆贾说：“骑在马上得了天下，难道也可以骑在马上治理天下吗？商汤、周武王以武力夺取天下，却以顺应民心来守成，文武并用，这才是长治久安的方法。从前，吴王夫差、智伯极尽武力而灭亡；秦国倚仗严刑峻法而不改变，最终导致赵氏灭亡。假使秦国在兼并天下之后，施行仁义，效法先代圣王，陛下怎么能拥有天下呢？”高露露出惭愧的神色，对陆贾说：“试着为我写一写秦国所以失去天下、我所以得到天下的原因，以及古今国家成败的道理。”陆贾一共写了十二篇。

如今他的书不下数千字，但其主旨，不超过司马迁所说的几句话，由此可知司马迁在文章上的雄健，叙事确凿而明白，可以指证。然而司马迁崇尚豪侠，喜好纵横家，而称赞陆贾是“固辩士”。陆贾稍微懂得重视儒术，司马迁既将他的书列入儒家，又赞扬他身名俱荣，优于郦食其、娄敬、陈平、张苍等人。陆贾确实有值得推崇的地方啊！所以知道人不可能没有见解，有了见解，就必然不能掩盖。

先儒议论陆贾“逆取顺守”的说法，以及秦国即使施行仁义也无法企及的观点。秦、汉的辩士，哪里能达到这个境界？总之，这也是为了高祖已经平定天下而说的罢了。他的书中也不再见到这种议论，难道是司马迁用自己的见解文饰了他的说法而导致的吗？至于他两次出使南越，调和萧何、曹参，平定诸吕，自认为对汉朝有大功，他的见识议论，不仅不是那些埋尸屠狗的粗鄙之辈所能比及，而且当时那些追逐利禄、出卖朋友，以及采芝草、习礼仪的浅薄之徒，又怎么能企及呢？他的书中所论述的也很正确，并且多有崇尚节俭、宁静等话语，似乎也有开启文帝、景帝、萧何、曹参治世的作用。只是没有段落条理，如先儒所议论的陆贾的过失，自然是当时急于论事，打动君主听闻，来不及精心选择、浑融贯通，看司马迁说他“每奏一篇，皇帝就称好”，他称《新语》，又出于他人，可见他是随时论奏，不像后世的著述那样次第形成一家之言。他所分的篇目，则是陆贾所说的“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奏之”者，必定不是他自己定的。然而他的话既然与司马迁的传记相符，而且篇次直到今天没有错误，并且雄伟粗壮，是汉朝中叶以来所不及的，其为真本无疑。秦、汉的书流传到今天，没有像这样没有讹误妄说的，实在很少啊！

当长久承平之后，文章兴盛，有识之士或许批评它过于细碎而柔弱，所以往往搜求秦、汉的佚书而刊印。然而辨别鉴赏不精，以伪为真，那么害道坏教的情况也有发生。我私下对此感到忧虑。恰好路过桐乡，拜访同宗合族，而得到他们刊印的这本书给我看。我平时听说李君学识渊博、心意真诚，行为朴实、坚守谦卑，而且敏于政事；现在看这件事，更可见他见识高明而选择精当，乐于在书前写下这篇序言。李君名廷梧，字仲阳，以己未年进士身份，来到这里已经两年，这又是仕途优裕而好学的一个例子。皇明弘治壬戌年（十五年）冬至日，翰林国史修撰儒林郎华亭人钱福序。（据李廷梧本、程荣本

译都穆《新语》后记

《新语》三卷（原文如此），共十二篇，由汉代大中大夫、楚国人陆贾撰写。陆贾以门客身份跟随高祖平定天下，以能言善辩闻名，他论述秦、汉两代的得失以及古今的成败，尤其明白完备。高祖虽然轻视士人、喜欢骂人，不讲究诗书礼乐，但唯独对陆贾的言论，每次上奏都称赞说好，大概是因为此前这些都是高祖未曾听说过的。可惜这本书年代久远，残缺不全，世间很少有人收藏。我的同科进士李仲阳先生，在浙江桐乡担任县令时，曾得到这本书的原本，并刻版印刷。古人说文章随时代而高低变化，质朴而不粗俗的，必定是秦代以前和西汉的作品，这本书大概就是其中之一。那么李君刊行此书，难道仅仅是取其文字古雅吗？其中关于得失成败的论述，本来也是治国治家者应当借鉴的。弘治十五年（壬戌年）九月十一日，前进士吴郡都穆记。（依据李廷梧本、程荣本）

李廷梧刻本，每半页十行，每行十七字。我所依据的版本是北京图书馆所藏。有钱谦益的题识说：“这本书也是我在十五岁时收集的，用紫色笔点过。《辨惑》篇中说：‘众人的毁谤与赞誉，能使石头浮起、木头沉下。’后来我写文章喜欢用这句话。癸卯年九月七日，东涧遗老书写。”有“聋騃道人”白文篆书印章。

陆子题辞

《史记》列传记载：“陆贾是楚国人，以门客身份跟随高祖平定天下，被称为能言善辩之士，常在左右，经常出使诸侯。到高祖时，中原刚刚平定，尉他平定了南越，便在那里称王。高祖派陆贾赐给尉他南越王的印信，陆生最终使尉他拜受南越王封号，让他称臣，遵守汉朝的约定。回来报告后，高祖非常高兴，任命陆贾为大中大夫。陆生常常上前进言，引用《诗》《书》，高祖骂他说：‘我老爸是靠马背上的征战得到天下的，哪里用得着诗书？’陆生说：‘靠马背上的征战得到天下，难道可以靠马背上的征战来治理天下吗？况且商汤、周武王是以武力夺取天下，而以仁义守住天下，文治武功并用，这才是长久之计。从前，吴王夫差、智伯极度崇尚武力而灭亡，秦国依赖严刑峻法不知变通，最终导致赵氏灭亡。假如秦国统一天下后，施行仁义，效法先圣，陛下怎么能得到天下呢？’高祖不高兴，面露惭愧之色，于是对陆生说：‘试着为我撰写秦朝所以失去天下、我所以得到天下的原因，以及古代国家成败的教训。’陆生于是粗略地叙述了存亡的征兆，共写了十二篇。每上奏一篇，高祖没有不称赞好的，左右大臣高呼万岁。称这本书为《新语》。”（依据《子汇》本）

按语：这只是抄录《史记》本传的文字，却也称作题辞。《子汇》收录刻印此书，列为儒家第四类，并改名为《陆子》。版心记载“万历四年刊”及“万历五年刊”。

胡维新《两京遗编》序

我考察陆贾是研习纵横之术的人，但在雕琢未成、规矩未定的初期，气势凝重而不流畅，辞藻粗犷郁结而不炫耀。

按语：万历十年，胡维新刻印《两京遗编》，将《新语》作为第一种收入。

范大冲《陆贾新语》序

陆生，是汉初的非凡之人。他为什么非凡？考察他的言行，确实非常非凡。当汉高祖在沛县兴起时，像萧何、曹参凭借文书才能，张良、陈平凭借智谋，周勃、灌婴凭借织布贩运，英布、樊哙凭借屠夫黥刑的身份，凡有一技之长的人，无不各显所长，奔赴攀附龙飞凤舞的时机，最终得以名垂青史，功勋铭刻于鼎彝之上，多么伟大啊！这时候，陆生在哪里呢？他深藏不露，像豹子一样隐居，观察时机才出现，不在草创艰难的时期奔波，而是在天下安定太平的日子凭借口才发挥作用。“马上得之，岂可马上治之”这一句话，足以开启刘邦这位溺冠者的蒙昧之心，所以特别命令他一一记录上奏，便用“新语”来命名，他的言论非凡，难道不是非凡之人所能做到的吗？这是指他的言论。至于出使南越，调和将相，诛灭吕氏，奠定汉朝数百年的基业，像泰山盘石一样稳固，而且不动声色，他的行为还有什么更非凡的呢！这足以知道萧何、曹参、张良、陈平这些人，都应该在他的下风了。我的先父喜欢他的言论，抄录放在身边。现在我不才检阅残存的书籍，特意交付刻工刊印，以继承先父的志向罢了。万历十九年（辛卯年）夏日，光禄署丞范大冲字受甫在天一阁中书写。

按语：本题署名为：“明兵部侍郎范钦订，其子大冲校刻”。

传归有光搜辑《诸子汇函》云阳子题辞

姓陆名贾，楚国人，以门客身份跟随汉高祖平定天下，拜大中大夫。所著的书称为《新语》，他卓越的见识和宏大的议论，是汉代儒者的首创。

按语：传归有光搜辑的《诸子汇函》卷十四中的云阳子，就是陆贾的《新语》，这是明人习惯给古书改名的恶习。《诸子汇函》有文震孟丙寅年的序言，也是像黎丘的鬼一样迷惑人。

闵景贤编纂《诸子斟淑》新语题辞

西汉陆贾，被称为能言善辩之士。现在所传的《新语》，和雅纯正，与汉初的文风不类，怀疑是东汉人伪作。

按语：这收录在《快书》第三十二种，说是“朱君复删本”。

臧琳《汉魏丛书》记

《独断》、《西京杂记》、《新语》、《新序》、《说苑》、《潜夫论》、《申鉴》、《中论》、《新论》、《论衡》、《星经》，也有很多好的作品，只是稍微杂乱罢了。（《经义杂记》十九）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译（附余嘉锡辨证）

《新语》二卷，旧本题为汉代陆贾所撰。查《汉书·陆贾传》称其著《新语》十二篇，《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记载陆贾有二十七篇，（查《汉志》实为二十三篇，此处“七”字有误。）大概是连同他的其他论述一起计算的。《隋书·经籍志》则记载为《新语》二卷。这个版本的卷数与《隋志》相符，篇数与本传相符，似乎是旧本。然而《汉书·司马迁传》称：“司马迁选取《战国策》、《楚汉春秋》、陆贾《新语》来撰写《史记》。”《楚汉春秋》张守节的《正义》尚且引用过，如今已散佚无法考证。《战国策》选取了九十三件事，都与今本相符，唯独这本书的文字，全都不见于《史记》。

译辨证说：“嘉锡按：自古以来，目录学家都认定《新语》是陆贾所作，相传没有异议，直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才开始怀疑它是伪书，但它的考证，极为荒谬，不足以作为依据。例如它所引用的《汉书·司马迁传》，查考《汉书》，实际上并没有这段文字，司马迁传的全文，从未提及陆贾的《新语》，其赞语中只说：‘司马迁依据《左氏春秋》、《国语》，采录《世本》、《战国策》，记述《楚汉春秋》，承接其后事，直到大汉。’也没有采用陆贾《新语》来撰写《史记》的说法。只有高似孙《子略》卷三说：‘班固称太史公采用《战国策》、《楚汉春秋》、陆贾《新语》来撰写《史记》。’这大概是高似孙记忆错误，而《提要》误信了它，没有来得及复核《汉书》的本传。（卷五十一杂史类《战国策》提要后的案语中引用班固的话，尚且没有错误。）查考《后汉书·班彪传》、《史通·古今正史》篇中叙述《史记》所采用的书籍，都与司马迁传的赞语相同，其他书中也没有采用《新语》来撰写《史记》的说法，那么这本书的文字，完全不见于《史记》，本是理所当然的。”

王充《论衡·本性篇》引用陆贾的话说：“天地生人，赋予礼义的性情，人如果能察知自己受命的缘由，就会顺从；顺从就叫做道。”现在的版本也没有这段文字。

辨证说：“按：这本书在陆贾本传中说是十二篇，《汉书·艺文志》儒家类陆贾有二十三篇，《提要》既然知道这是兼计其他论述的篇数，那么《论衡·本性篇》所引用的话，称‘陆贾曰’，不称‘《新语》曰’，自然是陆贾其他论述中的文字。所以严可均《铁桥漫稿》卷五《新语叙》说：‘《本性篇》所引用的，应当在《汉书·艺文志》二十三篇之中。’那么现在版本没有这段文字，也不足为奇。《论衡·书虚篇》引用陆贾的话说：‘离娄的视力，不能看清帷帐帘幕之内；师旷的听力，不能听到百里之外。’这段文字也不见于现在版本。又《薄葬篇》说：‘圣贤的事业，都以薄葬节省用度为要务。然而世俗崇尚厚葬，有奢侈过度的过失，是因为儒家论述不明确，墨家议论的不是缘故。墨家的议论崇尚鬼神，认为人死后就成为鬼神而有知觉，能显形害人，所以引用杜伯之类作为效验。儒者不听从，认为死人没有知觉，不能成为鬼；然而赠送助丧财物、备齐祭品的人，是表示不辜负死者来观察生者。陆贾依附儒家而说，所以他的立论，不肯明确表态。’现在《新语》中没有论及鬼神的言语，这也是引用陆贾的其他著述。《西京杂记》卷三说：‘樊哙将军问陆贾说：自古以来的君主都说受命于天，说有祥瑞感应，难道有这种事吗？陆贾回答说：有。眼睛跳得到酒食，灯花迸裂得到钱财，喜鹊叫而行人到来，蜘蛛聚集而百事欢喜。小的既有征兆，大的也应当如此。所以眼睛跳就咒骂它，灯花迸裂就拜谢它，喜鹊叫就喂食它，蜘蛛聚集就放走它；何况天下的大宝，人君的重位，不是天命怎么能得到呢？瑞，是宝，是信。天以宝为信，感应人的德行，所以叫瑞应。没有天命，没有宝信，不可以凭力气夺取。’《太平广记》卷一百三十五引用殷芸《小说》大致相同。《西京杂记》是晋代葛洪杂抄诸书编成的，详情见该书条目下，这里记载的陆贾的话，凭意推测，必定出于陆贾二十三篇之中，大概从《论衡》所引用的来看，知道陆贾喜欢论述性命鬼神之事；这条关于瑞应的论述，与书的宗旨体裁，正相符合。陆贾所著的书，除《新论》外，可以考知的就是这样，《提要》和严氏只引用《本性篇》一条，大概是考察得还不够详细。”

又《谷梁传》到汉武帝时才出现，而《道基篇》末尾却引用《谷梁传》说，时代尤其相互矛盾。这大概是后人依托，不是陆贾的原本吧？

辨证说：“按《谷梁传》出世的时代，《御览》卷六百十引用桓谭《新论》说：‘《左氏春秋》传世后一百多年，鲁国的谷梁赤为《春秋》作传，残缺简略，多有遗失。又有齐国的公羊高，依据经文作传，更加失去它原本的事迹了。’《礼记·王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章，孔颖达疏引用郑玄说：‘谷梁氏接近孔子，公羊氏正当六国灭亡之时。’（这是郑玄解释废疾的文字）《汉书·儒林传》说：‘汉朝兴起，高祖经过鲁地，申公带着弟子跟随老师入见鲁南宫，申公最终以《诗》、《春秋》传授，而瑕丘江公完全能够传承。’又说：‘瑕丘江公从鲁申公那里受业《谷梁春秋》及《诗》。’并没有《谷梁传》到武帝时才出现的说法。《提要》的意思，大概是认为瑕丘江公从鲁申公那里受业《谷羊春秋》，申公的学问，只有江公完全能够传承，申公到武帝时八十多岁才去世，而江公在武帝时与董仲舒并列，（以上都见《儒林传》）因此认为《谷梁传》到这时才出现，是陆贾所不及见的；不知道申公是浮邱伯的弟子，他的《谷梁春秋》之学，自然是受之于浮邱伯，高祖经过鲁地，申公带着弟子跟随师入见，老师大概就是浮邱伯，那时陆贾正以客卿身份跟随高祖平定天下，居左右；吕太后时，浮邱伯在京师长安，楚元王派遣儿子郢客与申公一起完成学业，（见《楚元王传》及《儒林传》）陆贾也正为陈平谋划与绛侯交好的策略，（均见陆贾传）这样陆贾与浮邱伯正是同时代人，又同处一地，为什么不可以见到《谷梁春秋》呢？《新语·资质篇》说”

译鲍丘的德行，并非不高过李斯、赵高，然而他隐居在草庐之中，不被世人所录用，是被巧言令色的臣子所陷害。《盐铁论·毁学篇》说：“李斯与包邱子一同师从荀卿，包邱子却未能免于住在以破瓮为窗、以蒿草为庐的贫寒境地。”又说：“当李斯担任秦国相国时，秦始皇信任他，臣子中没有第二人，而荀卿因此绝食，是因为预见他将遭遇不可测度的祸患。包邱子吃着麻饭、蓬草和藜菜，在白屋之下修习道义，安于自己的志向，不羡慕宽敞的房屋和肉食，没有显赫的权势，也没有忧虑的烦恼。”这与《新语》中关于鲍丘、李斯的记载相合，饭麻蓬藜、在白屋之下修道，就是所说的隐居在蒿庐之下，包邱即鲍邱，是古字通用。（《文苑英华》卷八百五顾况《华亭县令包公壁记》说：“鲍靓是通灵之士，秦朝有包邱，汉朝有包咸。”可见唐人仍将鲍邱与包邱视为同一姓氏。）“包”又与“浮”相通，《左传》隐公八年经文作“浮来”，《谷梁传》作“包来”，这就是证据。鲍邱子即浮邱伯，（汪中的《荀卿子通论》、顾千里的《盐铁论考证后序》、沈钦韩的《汉书疏证》卷二十七，都认为包邱子即浮邱伯，现在参考他们的意见，更加详细地考证如下。）浮邱伯是孙卿的门人，见于《楚元王交传》。贾谊撰写《新语》，在申公完成学业之前，浮邱伯尚未非常年老，贾谊的年龄辈分应当与他相差不多，而贾谊极力称赞他，并体现在奏进的篇章中，他的用意大概是想以此作为推荐书，那么他的学问出自浮邱伯，尤其有明确的证据。《谷梁传序疏》说：“谷梁子名俶，字元始，是鲁国人，一名赤。他从子夏那里接受经学，为经作传，传给孙卿，孙卿传给鲁人申公，申公传给博士江翁。”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卷四说：“申公从浮邱伯那里学习《诗》，浮邱伯是荀卿的门人，申公在《诗》学上是再传弟子，为什么唯独在《春秋》上亲自受业呢？况且申公到汉武帝初年已经八十多岁了，计算他的出生应当在秦朝初年统一天下的时候，那时荀卿早已去世，疏文中这类说法，都荒谬得无法辩驳。”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三十四说：“按申公的年龄，不可能赶上侍奉荀卿，而他的老师是浮邱伯，大概是荀卿传给浮邱伯，浮邱伯传给申公。”他的说法是正确的。浮邱伯将《诗》和《谷梁传》传授给弟子，贾谊与他同时代，敬重他的德行，怎么知道他不从浮邱伯那里询问《春秋》的大义，就像司马迁向孔安国询问旧事呢？只是贾谊不是专门名家，所以《儒林传》没有列出他的名字罢了。那么他引用《谷梁传》，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中所说：“汉朝兴起，天下只有《易》和卜筮。到文帝时，《诗》才开始萌芽。到武帝时，然后邹、鲁、梁、赵等地，才有《诗》、《礼》、《春秋》的先师”，这不过是说文、景以前的诸儒，都是单独传授经文，到武帝时，邹、鲁、梁、赵等地，都有先师，他们的传授才开始广泛罢了。考察《汉书·楚元王传》：“刘交与申公从浮邱伯学习《诗》，浮邱伯是孙卿的门人，等到秦朝焚书，各自分别离去，元王回到楚国，高后时，浮邱伯在长安，元王派遣儿子郢客与申公一同完成学业。”又《儒林传》说：“汉朝兴起，讲《易》的，从淄川田生开始；讲《书》的，从济南伏生开始；讲《诗》的，在鲁国是申培公，在齐国是辕固生，在燕国是韩太傅；讲《礼》的，是鲁国高堂生；讲《春秋》的，在齐国是胡毋生，在赵国是董仲舒。”又说：“汉朝兴起，高堂生传授《士礼》十七篇，而鲁国徐生善于颂。孝文帝时，徐生因颂成为礼官大夫。胡毋生研究《公羊春秋》，成为景帝博士。汉朝兴起，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都修习《春秋左氏传》。”由此可见，《诗》的萌芽，早在高后之时，而《礼》与《春秋》，自汉朝兴起已有先师了，怎么能拘泥于刘歆的话，说《谷梁传》到武帝时才出现呢？）《辨惑篇》引用鲁定公与齐侯在夹谷相会的事，与《谷梁传》大致相同，而文辞更加详细。《公羊传》没有这件事，《左传》所载又不同，可知是采用了《谷梁传》的义理。“两君升坛，两相处下，而相欲揖”，《谷梁传》作“两君就坛，两相相揖”，“夷狄之民何求为”，《谷梁传》作“夷狄之民何来为”，“使优〇于鲁公之幕下”，《谷梁传》作“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可以考见古今传文的差异。《至德篇》说：“鲁庄公一年之中，在三个季节兴起筑作之役，（按：指三十一年春在郎筑台，夏在薛筑台，秋在秦筑台。）图谋垄断山林草泽的利益，与百姓争夺田渔薪菜的丰饶，雕刻椽子、漆红柱子，炫耀靡丽，征收十二分之一的税，不足以供给邪僻的欲望，饮食中不用的喜好，以取悦妇人的眼睛，财物耗尽于骄奢，人力疲于不急之务，上层困于用度，下层饥于食物，于是派遣臧孙辰向齐国请求（原缺二字），仓廪空匮，外人得知，于是被宋、陈、卫所伐。”考察《谷梁传》庄公二十八年冬筑微传说：“山林薮泽的利益，是用来与百姓共享的，独占它，是不正当的。”臧孙辰告籴于齐传说：“国家没有三年的积蓄，叫做国家不是其国家。古代征税十分之一，丰年弥补歉年，不向外求取而上下都充足。即使连

译年成不好，百姓也不会因此遭受疾苦。一年不收割庄稼，就会造成百倍的饥荒，君子对此表示非议。』鲁僖公三十一年秋天，在秦地筑台，《谷梁传》说：『这样做不合正道，耽误百姓三个农时，荒废山林沼泽的利益，而且财物耗尽就会招致怨恨，人力用尽就会产生愤懑，君子对此感到担忧，所以谨慎地记录下来。』陆贾的说法完全出于此。所谓规划巩固山林草泽的利益，与百姓争夺田地、渔猎、柴薪、蔬菜的丰饶，这在《左传》和《公羊传》中都没有记载，可知陆贾是采用了《谷梁传》师说的观点。《明诫》篇说：『圣人观察万物，没有遗漏，上至日月星辰，下至鸟兽草木昆虫，（原文缺三字）鹢鸟逆风而飞，处理五块陨石坠落之事，都是为了不忽略细微之处。至于鸲鹆鸟飞来，冬天麋鹿很多，是说鸟兽这类（原文缺三字）的情况。十二月李树梅树结果，十月降霜却不冻死豆类，是说寒暑之气失去了节律。鸟兽草木尚且想要各得其所，用法律来统辖，用度数来记录，何况是人呢？』按《谷梁传》僖公十六年六只鹢鸟逆飞过宋都的传文说：『孔子说：石头，是没有知觉的东西；鹢鸟，是稍微有点知觉的东西。石头没有知觉，所以用日干支来记载。鹢鸟稍微有点知觉，所以用月干支来记载。君子对于万物，没有随便对待的罢了。石头、鹢鸟尚且要详尽地表述，何况是人呢？所以五石、六鹢的辞令如果不设立，那么王道就不能显扬了。』（范宁注说：『不遗漏细微之处，所以王道可以推行。』）这也是《左传》、《公羊传》所没有说到的，可知陆贾的说法本于此。根据这几条推论，可知全书所论述的春秋时事，都采用《谷梁传》的家法，不仅仅限于《道基》篇所引用的一条而已。（近代人刘师培《左庵集》卷二《春秋三传先后考》说：『周朝末年到汉朝初年的儒者，凡是研究《春秋》的，都是三传并治，不仅荀卿的书可以证明，看陆贾《新语》《道基》篇，明确引用《谷梁传》，而《辅政》、《无为》、《至德》、《怀虑》、《明诫》各篇，都阐述《公羊传》的义理，是《春秋繁露》所本。至于《辨惑》一篇，甄选引用孔子论述嘉乐的言论，则又全部本于《左传》。』又在《左氏学行于西汉考》中说：『《新语》的说法，多本于《公羊》、《谷梁》，然而《辨惑》篇记载孔子“嘉乐不野合”两句话，都本于《左传》，那么陆贾兼通三传。』我认为陆贾兼通《左传》，确实如刘师培所说，但不过是引用其语罢了；至于他阐述春秋大义，实际使用的是《谷梁传》的家法。至于《春秋繁露》的说法，或许有与陆贾相似的，这自然是董仲舒承袭《新语》的缘故，不能因此认为陆贾是阐述《公羊传》的义理。因为《公羊传》到汉景帝时才由公羊寿与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在汉初时，还是口耳相传，陆贾未必能听到。至于《谷梁传》，陆贾亲自跟随浮邱伯学习，自然能向他请教原委。）又在《至德》篇末尾有“故春秋谷”四个字，其下文缺失，大概也是引用《谷梁传》。杨士勋《谷梁疏》说“谷梁子为经作传”，而徐彦《公羊疏》则说：“谷梁也是著于竹帛的人，题写其亲师所以叫《谷梁传》。”两种说法不同，现在也不敢断定谁是对的。（《四库提要》卷二十六说：“怀疑徐彦的话更符合事实。”）然而既然被陆贾所征引，足以知道它著于竹帛早于《公羊传》，桓谭、郑玄的话，确实有证据了。汉代儒者各经师的学说虽然大多亡佚，但其遗文，散见于各种书籍的，大多可以搜集；只有《谷梁春秋》，后来研究的人少，汉代儒者的学说几乎断绝，陆贾的书幸好还保留着这些说法，还在申公、瑕邱江公之前，距离著于竹帛时不远，微言大义，都有所传承，研究经学的人应当如何珍视它呢？清朝一代，经学极盛，但对于陆贾的《谷梁》义理，很少称述，难道不是被《提要》没有根据的说法所迷惑吗？

译考察马总《意林》所记载的内容，都与现今的版本相符。李善在《文选注》中，于司马彪《赠山涛诗》下引用《新语》说：“楩梓树倒下，就被世人所用。”在王粲《从军诗》下引用《新语》说：“圣人承受上天的威势，承受上天的功业，（凡人）与之争功，难道不困难吗？”在陆机《日出东南隅行》下引用《新语》说：“高台百仞。”在《古诗》第一首下引用《新语》说：“奸邪之臣遮蔽贤人，就像浮云遮蔽日月。”在张载《杂诗》第七首下引用《新语》说：“在天下建立大功的人，必定在万世留下名声。”用现今的版本核对校勘，虽然文句有详略和异同，但大体也都相应，似乎其伪作还在唐代之前。只有《玉海》称：“陆贾《新语》，现今存世的，有道基、术事、辅政、无为、资贤、至德、怀虑共七篇。”这个版本有十二篇，反而多于宋代版本，令人不可理解；或许是后人因为版本不完备，补缀了五篇，以符合本传原有的篇目。

辨证说：“查严氏《新语叙》说：‘《史记》本传记载十二篇，《汉书》相同，《艺文志》记载二十三篇，怀疑是连同其他论著一起计算的。《史记正义》引用《梁七录》：《新语》二卷，陆贾撰。《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相同。《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书录解题》都没有著录。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说：现今存有道基、术事、无为、资质、至德、怀慮七篇。大概是宋代时散佚后又重新出现，出现也不完整。到了明代弘治年间，莆阳李廷梧字仲阳，得到了十二篇的足本，在桐乡县衙刻版，后来有姜思复本、胡维新本、《子汇》本、程荣、何镗丛书本，都源自李廷梧。有人怀疑明代版本十二篇，反而多于王应麟所见的，恐怕是后人因为不完备的版本，补缀五篇以符合本传的篇数；现在知道不是这样，《群书治要》载有八篇，（查见《治要》卷四十）其中辨惑、本行、明诫、思务四篇都不是王应麟所见，而与明代版本相同。《文选》张载《杂诗》注引用‘建大功于天下者，必垂名于万世’，《古诗》《行行重行行》注引用‘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鄣日月’，现今在辨惑篇；王粲《从军诗》注引用‘圣人承天威，承天功，与之争功，豈不难哉’，现今在本行篇；《意林》所载‘众口毁誉，浮石沈木，群邪相压，以直为曲’，现今在辨惑篇；‘玉斗酌酒，金碗刻镂，所以夸小入，非厚己也’，现今在本行篇；足以知道多出的五篇，是隋、唐原本的。’严氏所考证的，足以解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疑虑。《群书治要》是编纂四库全书时所未见的，《提要》不知道它所记载的《新语》与今本相同，固然不足为怪；只是《提要》既然说此书伪作似乎在唐前，又说后人因为不完备的版本补缀五篇。所谓不完备的版本，就是王应麟所见的，王应麟是南宋末年人，如果真如《提要》所说，那么一定是王应麟所见的七篇是唐以前人伪作，今本多出的五篇，是宋以后人伪作才行；然而它所引用的《意林》及《文选》注所说与今本虽有详略异同但大体也都相应的，竟然多见于后出的篇章；那么这五篇，究竟出自唐以前呢？还是宋以后呢？可以说是自相矛盾，多有抵触了。考察宋代黄震《日钞》卷五十六说：‘《新语》十二篇，是汉大中大夫陆贾所撰。一是道基，讲天地既定位，而历代圣王制作之功。二是术事，讲帝王之功，应当从自身思考，舜抛弃黄金，禹捐弃珠玉，道取其最精要的。三是辅政，讲任用贤人。四是无为，讲舜、周。五是辨惑，讲不随便附和。六是慎微，讲谨慎内在品行。七是资质，讲资质美好的人在于遇合。八是至德，讲善于治理的人不崇尚刑罚。九是怀虑，讲立功应当专一。十是本行，讲立行的根本是仁义。十一是明诫，讲君臣应当谨慎言行。十二是思务，讲见闻应当务求执守。这是大概内容。’他所叙述的篇目，与今本都符合，而且能每篇说明其主旨，说明十二篇未曾缺失。黄氏与王应麟都生于宋末，正是同时代人；那么当时自有两个版本，一个只有七篇，一个有十二篇，王氏偶然见到的是不完备的版本罢了。于是《提要》断言宋代版本只有七篇，其余是后人补缀，严氏也说宋代时散佚后又重新出现，出现也不完整，都是不考证的过错。”

现在只根据这本书来论述，那么其主要宗旨都是推崇王道，贬斥霸道，归结于修身用人。它称引老子的，只有《思务》篇引用“上德不德”一语，其余都以孔子为宗，所援引据多出自《春秋》、《论语》的文字，汉代儒者除了董仲舒以外，没有像这样纯正的。流传既久，它的真伪，存而不论就可以了。

辨证说：“查班固《宾戏》说：‘近来，陆生优游自在，《新语》因此兴起；董生下帷讲学，在儒林中发扬文采；刘向掌管书籍，辨明章旧闻；扬雄深思，著《法言》、《太玄》；都及时进入君主的门庭，探究先圣的深奥，在术艺的场域徘徊，在篇籍的园囿休息，以保全其本质，而发扬其文采。’（《汉书·叙传》、

译《文选》卷四十五）《汉书·高祖本纪》记载：“天下既定，命萧何制定律令，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制定章程，叔孙通制定礼仪，陆贾撰写《新语》。”（《高祖本纪》这一节，《史记》中没有，班固采自《太史公自序》，但《自序》中没有“陆贾造新语”一句，这是班固自己增加的。）《论衡·案书篇》说：“《新语》是陆贾所著，大概董仲舒也信奉并遵循它，（查《汉书·河间献王传》说：“信奉儒术，仓促之间必定遵循儒者之道。”颜师古注：“被服，是说常居处于其中。”《资治通鉴》卷十八胡三省注：“被服，是说用儒术来修饰自身。”与颜注虽然不同，但意思也不相远。王先谦《汉书补注》肯定胡注，未为不可；却又说：“《史记》作‘被服造次必于儒者’，是说不服奇邪，不苟且行事。”这纯属臆测，未免画蛇添足。像这里的董仲舒信奉遵循，可以用不服奇邪来解释吗？）都谈论君臣政治的得失，言论可采纳施行，事迹美好值得观览，宏大的见识所言，参证经传，即使是古代圣人的言论，也不能超过或增添。陆生的言论，没有遗漏缺失；而董仲舒所说的求雨祭祀可以感应上天，土龙可以招致雨水，却很难理解。”又《超奇篇》说：“陆贾、董仲舒论说世事，从内心发出，不假借外物。”又说：“陆贾消除吕氏的阴谋，与《新语》同一用意。”他在汉代人中被推崇到了这种地步。王充说它谈论君臣政治得失，论说世事，与今天的本体裁也相合，可知《新语》确实是阐述治道的书，不是记事之书。况且班固称它说：“探究先圣的深奥，徘徊于术艺，休息于篇籍。”王充称它说：“参证经传，即使是古代圣人的言论，也不能超越或增添。”那么它崇尚王道，贬斥霸术，援引《春秋》、《论语》，以孔子为宗，正不必等到撰写提要之时，读了它的书才知晓。况且班固将它与董仲舒、刘向、扬雄并列提及，又与萧何、韩信、张苍、叔孙通达等开国制作之人同称，重视它到了极点。王充说《新语》大概董仲舒也信奉遵循，是董仲舒本来也推崇信服它的书，所以王充屡次将二人的书相互比较，且说董仲舒不如陆贾；那么提要所谓汉儒除了董仲舒外没有像这样纯正的，不仅不值得惊奇，还嫌高看董仲舒，所以赞美陆贾的，没有达到他的分量。黄震《日抄》卷四十六说：“汉初诸儒，没有比得上陆贾的。”卷四十七又说：“陆贾差不多是以道事君的人。”他称誉陆贾甚至；然而他卷五十六又说：“此书似乎不是陆贾的本真。”那么他的见识也还不足以了解陆贾。严氏叙说：“子书中，《新语》最纯正最早，贵仁义，贱刑威，叙述《诗》、《书》、《春秋》、《论语》，继承孟子、荀子而开启贾谊、董仲舒，卓然儒者之言，史迁视其为辩士，不足以尽述。”严氏此论很好。虽然他的意思也取自提要，但提要并非真能了解《新语》的人，只有严氏才能了解。但严氏又说《谷梁传》孝武始立学，不是陆贾所能预见的，则还难免受提要之说的迷惑。《谷梁传》由荀卿、浮邱伯传授给申公，陆贾与浮邱伯同时相善，为何不可预见呢？况且据《儒林传》，《谷梁春秋》到宣帝时才征召江公孙为博士，孝武时未曾设立诸学官。《道基篇》所引《谷梁传》说：“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现在《谷梁传》没有这句话，钟文蒸《谷梁补注》说此语乃《汉志》所称《谷梁外传》、《谷梁章句》之语，而通称为传。（见补注卷首论传篇）他的说法似乎得当。严氏说陆贾所见者，是《谷梁》旧传，疑是瑕邱江公所受于鲁申公者，其本源复经改造，非谷梁赤之旧。也未必如此。总之，陆贾在汉初，纯粹是儒者，在《诗》、《书》焚毁之余，独能诵法孔子，开启有汉数百年文学之先，较之贾谊、董仲舒为尤难，其功不在浮邱伯、伏生之下，所以班固、王充都极力称道他，汉高祖以马上得天下，不知重视儒学，陆贾独为之称说《诗》、《书》，陈述仁义，本传记载他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好；《论衡·书解篇》说：“高祖既得天下，马上之计未败，陆贾撰写《新语》，高祖粗略采纳。”《后汉书·儒林谢该传》载孔融上书荐谢该说：“臣闻高祖创业，陆贾、叔孙通进言《诗》、《书》。”那么汉初的拨乱反正，陆贾有力焉。孔融将陆贾与叔孙通、范升、卫宏并列而言，也是以陆贾为经学之儒。然而陆贾实具内圣外王之学，非叔孙同等陋儒所敢望，可惜未尽其用，否则经术之兴，不待汉武帝时也。史迁却说：“我读陆生《新语》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新语》难道是飞箝捭阖之书吗？那么国人皆以孟子为好辩，又为何读之废书而叹呢！本传叙陆贾著《新语》，但粗略叙述存亡之征，大概其不足以了解陆生如此；班固之智虽足以了解，而其为陆贾作传，仅删去粗略叙述存亡之征

译“一语”（这大概是不认为《史记》的说法可信，有意删去的），其余都沿袭《史记》，没有新的发现。传记赞语虽然有所改写，但只称颂他附会迎合将相，以巩固国家，自身和名声都显赫荣耀，竟然不再提及《新语》；叙传也只说从容讽谏议论，用广博的学问来丰富我罢了。（博我以文，就是指《新语》而言的。）后来的儒者沿袭这种说法，于是很少称道叙述它的人。幸好遗存的书籍还在，尚可以考察见到他的学问，而《提要》不能广泛考证，主观臆断地发出论断，诬蔑为伪作，岂不更加令人叹息！我因此逐条辨驳，表彰并指出这些事实，不让读者产生疑惑。”

译所载卫公子鱄出奔晋国这一条，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不相符，不知其依据何在。中间多有缺漏的文字，也没有可以校勘补正的依据。所谓晋文公种米、曾子驾羊等事，刘昼《新论》、马总《意林》都整句引用，知道没有讹误，然而都不知这些说法是什么意思。又根据“据冰嗝报”这句话，训诂上也讲不通。古书散佚亡失，现在不能全部见到，对不知道的地方存疑即可。

辨证说：“查考《新语·明诫篇》说：‘所以《春秋》记载卫侯的弟弟鱄出奔晋国，记载鱄断绝骨肉亲情，抛弃大夫职位，越过祖先的疆界，依附他人的国土，穷困中遭受寒冷饥饿，编织草鞋来充饥，这是不明智的表现。’查考《谷梁传》襄公二十七年传文说：‘卫国杀了大夫宁喜，卫侯的弟弟专出奔晋国。专，是宁喜的同党。专为什么是宁喜的同党呢？他自己虽然急于接纳他的兄长，却与别人的臣子谋划弑杀国君，这也是弑君的人。专，称他为‘弟’是什么意思呢？专有这种信用，国君的贿赂没有给宁喜而杀了宁喜，这是国君对宁喜不公，所以出奔晋国，在邯郸编织鞋头饰，终身不再提卫国。专的离去，符合《春秋》大义。’可见《谷梁传》并没有用断绝骨肉亲情来责备鱄；《左传》叙述鱄的事，意思多有褒扬赞美；《公羊传》也没有贬斥的言辞。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新语》与三传不合。然而《新语》中的织履，就是《谷梁传》中的织絇，（《礼记·玉藻》注说：‘絇，是鞋头的装饰。’）这件事《左传》、《公羊传》都不记载，那么仍然是采用《谷梁传》的意思。《谷梁传》虽然认为鱄的离去符合《春秋》大义，但又说鱄也是弑君的人，那么对鱄有所不满，陆贾因此称他为不明智。《公羊传》何休注说：‘传文极力陈述这些，是因为献公没有信用，讽刺鱄的兄长被强臣驱逐，既不能救援，又转移心意侍奉剽，背信弃义订立奸诈的盟约，献公虽然依靠宁喜得以返回，诛杀宁喜稍显亏欠，并非大恶，却深深地自我断绝，所谓坚守小信而忘记大义，拘泥小节而失去大忠。’所谓忘记大义失去大忠，正是责备他抛弃骨肉亲情，轻易离开自己的国家。或许，《谷梁传》的先师也有这种说法，而贾谊只是叙述罢了。何休解说《公羊传》，与《新语》相同，那么就不能说与三传都不同了。（何休的说法也不是《公羊传》的本意，所以陆贾的说法不一定就是《谷梁传》本传所原有的。）《淮南子·泰族训》说：‘观察追逐的人要看他返回时的表现，观察行走的人要看他最终的结果。所以舜流放弟弟，周公杀死兄长，仍然是仁德的表现。文公种米，曾子架羊，仍然是智慧的表现。’高诱注说：‘文公，是晋文公。种米，是想让它生长。架，是连架，用来防备知晓。’（最后一句不太能理解。）这也是望文生义，而不能详知其事本来面目的人。《说苑·杂言篇》也说：‘文公种米，曾子驾羊，孙叔敖做楚国相国，三年，不知道轭在衡的后面，致力于大事的人本来就会忘记小事。’那么这本来是沿袭古语，汉人习用的说法。刘昼《新论·观量篇》作‘晋文种米，曾子植羊’，文字又稍有不同。《世说新语·尤悔篇》说：‘简文帝看见田里的稻子不认识，问是什么草，左右回答说这是稻。简文帝回去后，三天不出门，说：哪有依赖它的末端，却不认识它的根本！’刘孝标注说：‘文公种菜，曾子牧羊，即使不认识稻子，有什么可多后悔的？这话必定是虚妄的。’也用了这两句话，‘米’作‘菜’，‘驾’作‘牧’，怀疑后人不能理解而胡乱改动了。详细考察几本书的意思，大概是说米不可种，羊不可驾，这是众人都知道的，而晋文公、曾子不知道，世人或许认为他们不智慧；然而君子的智慧，有比这更大的，所以《新语》说：‘智者的短处，不如愚者的长处。’（见《辅政篇》）《说苑》说：‘致力于大事的人本来就会忘记小事。’刘孝标也说‘没有什么可多后悔的’。只是最终不能得知其本事罢了。《资质篇》说：‘那穷泽的百姓，据冰嗝报的士人，有的怀有不羁的才华。’各版本都相同，所以《提要》认为训诂上不可通。然而查考《群书治要》卷四十引用此句作‘据冰接耜之士’，那么本来文字通顺，没有不可通的地方，现在的版本是传写错误罢了。”（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子部一儒家类一）

王谟《汉魏丛书》识语

上面是陆贾《新语》二卷。查考《史记》本传：“陆贾为高祖粗略陈述存亡的征兆，总共写了十二篇，每次奏上一篇，皇帝没有不称赞好的，左右呼喊万岁，称他的书为《新语》。”《正义》引用刘向《七录》说：“《新语》二卷。”班固论列刘向父子所校订的书作为《艺文志》，而陆贾的书却有二十三篇，似乎不止这十二篇；然而从《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以及《崇文书目》相承都只有二卷，到王应麟著《玉海》，说“现在存在于世间的，有道基、术事、辅政、无为、资贤（应当作‘质’）、至德、怀虑共七篇”，那么这本书到宋末又缺失了五篇。所以《文献通考》完备记录汉代儒家诸书，唯独遗漏《新语》，必定是他没有见到全书。而现在版本的钱序却说“篇次至今没有讹误”，又说：“秦、汉的书流传到今天没有讹误妄改，像这样的也很少。”那么又是元、明以来搜集得到的。现在读他的书，所敷陈奏议大概不只是称说《诗》《书》，阐明帝王治理天下的道理而已，又多引用《论语》、《孝经》，对于孔

译孔子诛杀少正卯、在夹谷会盟、遭遇陈蔡之困等事迹，以及颜回、曾参等贤人，都乐于被提及并颂扬，汉代儒家的流派，本来就没有人能超过他们。那暴秦禁止学术，有敢在一起谈论《诗》《书》的就在街头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难怪举世沉默，不懂经学，而浮丘公、伏生等人，各自怀抱遗留的经典，互相传授，陆贾更能凭借所学，在人主面前直言不讳，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天降及时雨，山川出云，这关乎兴衰存亡的关键，所涉及的并非小事。唉，这难道能由辩士来担当吗！汝上王谟识。

译新语总评

王充玩味扬雄的文章，乐于担任千石俸禄的官职，带着桓谭的著作，拥有像猗顿那样积累的财富。韩非的著作，流传在秦朝宫廷，秦始皇感叹说：“只恨不能与这个人同时代。”陆贾的《新语》，每当奏上一篇，高祖身边的臣子都称颂万岁。那叹息思念其人，与欢喜称颂万岁，难道是凭空造作吗？确实是看到了它的美好，欢悦之气从内心发出罢了。

又说：世俗儒者的愚昧，有赵佗那样的感慨；鸿篇巨制的人，陈述陆贾那样的学说。都穆说：“文章随着时代高低起伏，质朴而不粗俗，必定说是先秦、两汉的作品，像陆贾的《新语》，大概就是其中之一。”（王谟编《汉魏丛书》）

周广业《意林》附注

陆贾《新语》（旧版误作“书”）二卷。原注说：“是大中大夫陆贾所作。”按：陆贾是楚国人，汉高帝任命他为大中大夫。《史记》本传记载：“著书十二篇，名为《新语》。”《汉书·艺文志》记载为二十三篇，隋、唐、宋的目录记载为二卷，现在存留十二篇。《新语》这个名称，史书以及《七录》、隋、唐、宋各代目录都相同。又班固《宾戏》说：“陆子从容优游，《新语》因此兴起。”《论衡·书解篇》说：“陆贾创作《新语》，高祖粗略采纳。”由此可知，旧版写作“新书”的，又是因下文晁错、贾谊二人的书而误写所致。

按：这是汉人著书的开始，《新语》之外，又有《楚汉春秋》、《感春赋》，《文心雕龙》所谓“首发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说的就是这些。承接秦朝焚书之后，遇到辱骂儒生的君主，却能使得每篇都称善，左右都呼喊万岁，这启发开导君主的功劳太大了。王充说：“《新语》参酌经传，言论值得采纳，行为值得效法。”王世贞讥讽它浅显，没有很高超洒脱的见解，这太过分了。

章学诚《校雠通议》

刘歆的《七略》已经亡佚，其体例能够看到的，只有《汉书·艺文志》的注罢了。（原注说：“是班固自己的注，不是颜师古的注。”）《七略》在兵书权谋家有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原注说：“《汉书》写作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陸贾、淮南王九家的书，而儒家又有孙卿子、陆贾二家的书，道家又有伊尹、太公、管子、鹖冠子四家的书，纵横家又有苏子、蒯通二家的书，杂家又有淮南一家之书，兵书技巧家有墨子，而墨家中又有墨子的书，可惜这些重复互见的，不完全见于著录，恐怕有散逸失传的文章；然而仅就这十家中的一书两载来看，古人申明流派类别，特别重视家学，而不避讳重复著录，这是明显的。

器按：《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兵权谋说：“右兵权谋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原注说：“省去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鹔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阴王三百五十九篇，（原作“种”，现在根据刘奉世的说法改正）从《司马法》分出，归入礼类。”古书杀青缮写，著于竹帛，往往裁篇别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礼类《中庸说》二篇，颜师古说：“现在《礼记》有《中庸》一篇，也不是礼的本经，大概属于这一类。”现在按：因为它别出，所以有说，就像《弟子职》有说三篇一样。又六艺略论语类《孔子三朝记》七篇，颜师古说：“现在《大戴礼记》有它的一篇。”又六艺略孝经类《弟子职》一篇，颜师古注引应劭说：“管仲所作，在《管子》书中。”按：现在它是《管子》第五十九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夏小正》一卷，戴德撰，现在载于《大戴礼记》；又《月令章句》十二卷，蔡邕撰，现在《月令》载于《礼记》，大概汉代一家之书，根据其性质而分别单行的，本来就不乏其例。《七略》将伊尹以下九家言兵权谋的，别出单行，班固则将它们并入儒、道、纵横、杂各家之全书，所以在《七略》的兵权谋中省去了这九家。《汉书·艺文志》道家《鹖冠子》一篇，韩愈所见为十六篇（《读鹖冠子》），今本十九篇，其中多与庞煖问答之语，查兵权谋有庞煖三篇，大概当时就将庞煖书附合，掺入《鹖冠子》，班固因为它复出，所以省去兵家的《鹖冠子》而保留庞煖。又六艺略礼《军礼司马法》一百五十五篇，这就是班氏所说的“从《司马法》分出，归入礼类”。又诸子略道《太公谋》八十一篇，兵八十篇，以及今本《管子》中的兵法，《荀子》中的《议兵》，《淮南子》中的《兵略》等篇，都应当在所省去的二百五十九篇之内。至于《艺文志》儒家陆贾二十三篇，本传十二篇，现在篇数与本传相符，与《汉志》不符，大概《汉志》所著录的是合并兵权谋家之陆贾，所以得到二十三篇，那么兵权谋家之陆贾被班氏省去的，应当是十一篇。陆贾大概是儒家而兼兵家，所以在《新语》“粗略叙述”之余，又有专言“马上”之道的内容。那么现在传世之《新语》，应当是《七略》分别著录于儒家之本即《新语》，而不是班氏省兵权谋家十一篇入儒家二十三篇之

译陆贾的二十三篇著作，之所以在《汉书·艺文志》中没有著录，并非班固的重大疏漏。那么，《新语》是依据《七略》的版本流传于世，而《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那个版本则已经失传了。前代贤者谈论陆贾著作的人大多未能透彻理解，大概是因为他们没有注意到兵家权谋类所省略的那位陆贾。

译严可均《新语》序

《史记》本传记载：“陆贾是楚国人，常常上前陈述，引用《诗经》《尚书》，高帝说：‘试着为我著述秦朝之所以失去天下，我之所以得到天下的原因。’于是粗略地叙述存亡的征兆，共著十二篇，每奏上一篇，高帝没有不称赞好的。左右的人呼喊万岁。称他的书为《新语》。”《汉书》本传相同。《汉书·艺文志》记载为二十三篇，怀疑是将他其他论述计算在内。《史记正义》引用梁代《七录》，《新语》二卷，陆贾撰。《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相同。《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都没有著录。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说：“现在存有《道基》、《术事》、《辅政》、《无为》、《资质》、《至德》、《怀虑》七篇。”大概是宋代时这本书散佚后又重新出现，出现也不完整。到了明代弘治年间，莆阳李廷梧字仲阳得到十二卷的足本，在桐乡县衙刻版，此后有姜思复本、胡维新本、《子汇》本、程荣、何镗丛书本，都源自李廷梧本。有人怀疑明代本十二篇，反而多于王应麟所见，恐怕是后人因为不完整的本子，补缀五篇，以符合本传的篇数。现在知道不是这样，《群书治要》载有八篇，其中《辨惑》、《本行》、《明诫》、《思务》四篇，都不是王应麟所见，而与明代本相同。《文选》张载《杂诗》注引用“建立大功于天下的人，必定留名于万世”，古诗《行行重行行》注引用“奸臣遮蔽贤人，如同浮云遮蔽日月”，现在在《辨惑》篇；王粲《从军诗》注引用“圣人承受天的威严，承受天的功业，与他争功，难道不难吗”，现在在《本行》篇；《意林》所载“众口毁誉，浮石沉木，群邪相抑，以直为曲”，现在在《辨惑》篇；“玉斗酌酒，金碗刻镂，用来夸耀小人，不是厚待自己”，现在在《本行》篇；足以知道多出的五篇，是隋、唐原本。至于《论衡·本性篇》引用陆贾说：“天地生人，赋予礼义的性情，人能察觉自己受命的原因，就顺从，顺从叫做道”，现在十二篇中没有这段文字，《论衡》只说陆贾，不说《新语》，或许应当在《汉书·艺文志》的二十三篇中。又《谷梁传》孝武始立学，不是陆贾所能预见的，现在《道基》篇引用《谷梁传》说：“仁者用来治理亲人，义者用来利于尊者。”这是《谷梁》旧传，所以今传没有这段文字；因此知道瑕丘江公所从鲁申公那里接受的，其本子又经过改造，不是谷梁赤的旧本。汉代子书，《新语》最纯正最早，崇尚仁义，轻视刑罚威势，叙述《诗经》、《尚书》、《春秋》、《论语》，继承孟子、荀子而开启贾谊、董仲舒，卓然儒者之言，司马迁视为辩士，不足以尽述其内涵。其文辞都协韵，流传久远，传抄多有讹误，现在根据明代各本，以《群书治要》的八篇，以及《文选》注、《意林》等书，改正删补，可疑之处空缺，间有个人见解一二，就附案语，不敢主观臆断；后来的阅览者，或许对此有所取用。嘉庆乙亥年（二十年）夏六月，乌程严可均恭敬作序。（《铁桥漫稿》卷五）

按：《铁桥漫稿》卷三答徐星伯同年书附所著书目，中有“陆贾《新语》二卷，可均辑。”他的同乡范锴《花笑庼杂笔》卷四也登载严氏所著书目，大半未刊行，《陆贾新语》是其中之一。

周中孚《郑堂札记》一

高氏《子略》三，《战国策》条，开头说：“班固校勘太史公，取《战国策》、《楚汉春秋》、陆贾《新语》作《史记》，这三本书，一经太史公采择，后来的人就认为是天下奇书。”下面将《战国策》辨驳。后又说：“何况《楚汉春秋》、陆贾《新语》呢？三书记载，殊无奇特之处。那么太史公唯独为何取用这三本书？记载战国、楚、汉之事，除了这三本书，没有其他可考证的，太史公之所以加以采择在于此吗？”中孚按：《汉书》司马迁传赞只说：“依据《左氏春秋》、《国语》，采择《世本》、《战国策》，叙述《楚汉春秋》”，不曾数及《新语》，高氏频繁提及三书，错误太甚。况且《新语》一书，《汉书·艺文志》著录在儒家，推绎其文，绝非《战国策》、《楚汉春秋》之类，而且也没有见到被太史公采择的迹象，怎能相提并论呢？我在子书，考纵横家、《战国策》下，全采高氏此条，竟将两处陆贾《新语》删去，三书都改作二书，以免滋扰学者之惑。

按：周氏说《汉书·艺文志》儒家著录的是《新语》，而不知道实乃陆贾，也可以说是鲁莽灭裂了。

戴彦升《陆子新语》序

《新语》十二篇，汉大中大夫陆贾撰，现在分二卷。《史记》陆贾传：“陆生常常上前陈述，引用《诗经》、《尚书》，高帝骂他说：‘我靠马上征战得到天下，何须《诗经》、《尚书》？’陆生说：‘靠马上征战得到天下，难道可以靠马上征战治理天下吗？况且商汤、周武王逆取而以顺守，文武并用，是长久之术。从前，吴王夫差、智伯穷兵黩武而灭亡，秦朝任用刑法不变，最终灭亡赵氏。假使秦朝已经统一天下，施行仁义，效法先圣，陛下怎能拥有天下？’高帝不高兴，而有惭愧之色，于是对陆生说：‘试着为我著述秦朝之所以失去天下，我所

译等到古代成功与失败的国家。」陆生于是粗略地叙述了国家存亡的征兆，总共写成十二篇。每奏上一篇，高帝没有不称赞好的。左右的人呼喊万岁，称他的书为《新语》。（《汉书》大致相同）陆生作书的始末都在这里。《汉艺文志》儒家类有陆贾二十三篇，彦升说这就是《新语》，高帝称它为《新语》，《七略》只署作者的名字罢了。「二十三」应当是「二十二」，大概刘向校勘中书时，每篇分为上下两部分，《晏子春秋》也是刘向所定，谏、问、杂都分为上下，这就是证据。有人认为《汉志》是把他的其他论述也计算在内，这是不对的。《史记正义》引《七录》说：「《新语》二卷，陆贾撰。」那么将十二篇分为二卷，始于阮孝绪。《隋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艺文志》、《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都说二卷，是沿袭梁代的旧例。查颜师古《汉书》本传「称其书曰新语」的注：「那本书现在还存在。」可以证明唐代没有缺失遗漏。而《玉海艺文志》及《汉志考证》都说：「现在存在于世间的，只有道基、术事、辅政、无为、资贤、至德、怀虑共七篇。」那么宋代版本缺少五篇。季沧苇藏书目中宋、元版书里有陆贾《新语》一本，不知归谁所有，无从取证。明代陈第《世善堂书目》记载《新语》十三篇，「三」是「二」的错误。现在所依据的是明代程荣本，二卷与《七录》相符，十二篇与本传相符，这是明代此书比宋代更完整，有人怀疑后人补缀了五篇，以符合旧目录。彦升认为，现在所有的辨惑、慎微、本行、明诫、思務五篇，协韵都符合古韵，词义与道基等七篇一致。辨惑篇「赵高驾鹿跟随出行，王说：『丞相为什么驾鹿？』高说：『马。』王说：『丞相错了，把鹿当作马。』高说：『陛下认为我不对，希望询问群臣。』」现在《始皇本纪》作「持鹿献给二世」，似乎不如驾鹿接近事实。又没有高请求询问群臣的话。陆生在二世时，详细知道情况，所述比史公更符合事实，如果是伪造，不能这样立异。慎微篇「所以邪臣遮蔽贤人，就像浮云遮蔽日月一样」，《文选》古诗十九首注、《太平御览》八都引为《新语》文，如果是后人伪造，唐、宋人不能引用。由此说来，这五篇不是后人补缀是明显的。大概宋代馆阁书籍，全部沦陷于金，王伯厚所见，或许是南宋时的残本，到明代全本才重新出现。考证引吴俦说：「辅政篇说：『书不必起于仲尼之门。』」现在这句话在术事篇，可见残本的错乱。陆生书原本列入儒家，只有《崇文总目》移入杂家，《宋史志》沿袭它。彦升认为杂家是，兼儒、墨，合名、法，这本书只有思务一篇称墨子之门多（下缺），完全没有提到他的学说。辅政篇感叹商鞅显赫于西秦，世上没有贤明的君主，能辨别他的形迹。大概对法家深感痛恨。只陈述儒术，无所兼合，列入杂家，是错误的。本传说每奏上一篇，高帝没有不称赞好的；那么十二篇不是一时所作。道基篇原本天地，历叙先圣，最终论述仁义，知伯仗势任力而亡，秦二世崇尚刑罚而亡，话语在其中，大概就是当面折服高帝的话，退下后奏上，所以作为第一篇。术事篇说言古者必须符合现在，述远者必须考察近处，所以说书不必起于仲尼之门，药不必出于扁鹊之方，因为因世而权变施行；吴俦执着于单个词语而议论，是以辞害志了。（语见《汉志考证》）辅政篇说所任用的必须得到人才，秦用刑罚任用李斯、赵高，而推究其根源在于谗夫似贤，美言似信。无为篇说始皇暴兵极刑骄奢之患，而以虞舜、周公之治来折服。这两篇着重秦所以失的原因。辨惑篇说正言忤逆耳朵，伤害流言之害圣，而深恶纵横家的阿从意旨，规则乎孔门。慎微篇说修于闺门之内，行于纤微之事，所以道易见晓，而求神仙者，是避世，非怀道，这也是取鉴秦皇，而早有见于新垣平之类的事。资贤（「贤」，今本误作「持」，依《玉海》及《汉志考证》。器案：当作「质」，王伯厚所见的也是误本。）篇忧虑贤才不被知晓，而归责于观听之臣不明，说公卿子弟、贵戚党友，没有过人的才能，在尊贵的地位，这是终汉世的弊端。至德、怀虑两篇，称晋厉、齐庄、楚灵、宋囊、鲁庄，大概着重古代成败的国家，而警戒马上得天下的言论。本行篇大旨在于贵德贱财。明诫篇陈述天文虫灾的变化，说天道因乎人道，开启春秋五行、陈灾异封事者的先声。思务篇说圣人不必同道。这三篇缺字较多。综观全书，确实是孟坚所说的从容风议，博我以文者乎。（《汉书叙传》语，注：「李奇说：『作《新语》也。』」）有人因为道基篇末引《谷梁传》，不是陆贾所能见到的，怀疑出自依托。彦升认为：这本书凡两引《谷梁传》，至德

译篇末，故《春秋谷梁》（下缺）似引传说鲁庄公之事，而缺其文。考《汉书·儒林传》：“申公，鲁人也，少与楚元王刘交俱事齐人浮邱伯受《诗》。”又云：“申公以《诗》、《春秋》授，而瑕邱江公尽能传之。”又云：“瑕邱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楚元王传》：“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共受《诗》于浮邱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夫谷梁家始自江公，而江公受之于申公，申公受之于浮邱伯，浮邱伯为孙卿门人。今《荀子·礼论》、《大略》二篇具谷梁之义，则荀卿为谷梁之初祖也。荀卿晚废居楚，贾生楚人，故闻谷梁之义欤？《盐铁论》包邱子与李斯俱事荀卿，《新语·资贤篇》：“鲍邱之德行，非不高于李斯、赵高，然伏隐于蒿庐之下，而不录于世。”鲍邱即包邱子，即浮邱伯也。《楚元王传》注，服虔曰：“浮邱伯，秦时儒生。”贾生盖尝与浮邱伯游，故称其德行之高，或即受其谷梁学欤？《辨惑篇》说夹谷之会事，与《谷梁定十年传》大同。《至德篇》说齐桓公遣高子立僖公之事，本于《谷梁闵二年传》。《怀虑篇》言鲁庄公不能存立子纠，亦本于《谷梁庄九年传》，可证贾生乃谷梁家矣。故所述《楚汉春秋》，向、歆入之春秋家。但《辅政篇》说郑儋归鲁，《至德篇》说臧孙辰请籴，《明诫篇》说卫侯之弟鱄出奔晋，今《谷梁传》无此义。《道基篇》所引传曰：“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今《谷梁传》亦无此二语。彦升案：《谷梁》之著于竹帛，虽不知何时，而出自后师。贾生乃亲受之于浮邱伯者，实为谷梁先师。古经师率皆口授，容有不同，如刘子政说谷梁之义，亦有今传所无者，可证也。或以《谷梁传》为贾所不及见，既昧乎授受之源，且亦不检今传文矣。本传言时时前说称《诗》、《书》，而本书多说《春秋》，谷梁微学，藉以存焉。《论语》、《孝经》，亦颇见引，盖所谓“游文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唐、虞，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道”者，贾生之书有以当之。太史公谓：“贾生《新语》书十二篇，固当世之辨士。”以辨士目贾生，何其浅之乎读是书哉！《答宾戏》云：“陆子优游，《新语》以兴。”与董生、刘向、杨雄并称，其“及时君之门闱，究先圣之壶奥，婆娑乎术艺之场，休息乎篇章之囿，以全其质而发其辞，用纳乎圣听，列炳于后人。”《高帝纪》言：“天下既定，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而终之以贾生之造《新语》，班孟坚盖深知贾生之书者，识过马迁矣。彦升以为贾生犹及见未焚之书，及七十二子之后学者，在贾、董诸人之先，西京之儒者，未能或之过也。今是书晦昧，为章句鄙儒所莫窥，故详为之校定。如《术事篇》：“舜弃黄金于崭岩之山，禹沉珠玉于五湖之渊，将以杜淫邪欲。”据《御览》八十一卷引无“禹”字，“杜”作“塞”。《辨惑篇》：“夷、狄之民何求为？”以《谷梁定十年传》校，“求”当作“来”，皆由传写者妄有增改，此类不可枚举。彦升是正粗毕，乃檃括其体要，别白群疑，为此叙录，不厌详尽，后之君子，庶有考焉。道光六年，十月，丹徒戴彦升记。（宋翔凤《浮溪精舍丛书·新语》校本序）

译宋翔凤《新语》校本题记两则

丁亥年（道光七年）初夏，戴桐孙从丹徒前来，到旌德学舍拜访我，拿出他所作的《陆子新语序》，考据详细严密，论断条理清晰，我曾亲手抄录；但我原本也在校勘此书，后来寻求他的序稿，却已经丢失，在湖南刻印《新语》时，未能录入，颇为遗憾。去年夏天回家，检点旧籍才找到。听说他对全文都有注释；然而桐孙去世时，年龄刚满二十岁，如果假以年寿，那么在道义上的深造，又怎能估量呢！咸丰三年三月五日，翔凤记。

戴桐孙携带孙渊翁家藏的《子汇》本（万历四年刻本）以及旧影抄的明胡维新本（序作于万历年间），抄本内有朱笔添改之处，渊翁跋文说：“不知何人依据别本所增补（我在校勘中所引用的别本指的就是这个），两家互有详略，《群书治要》所不记载的，这两个本子大致完备，然而都不能没有臆测改动。”又有姜思复本（明弘治年间刻本），也出自渊翁家，虽然在《子汇》本之前，但讹误脱漏更加严重。我这次校勘，依据的是汉魏丛书本，首载（原误作“在”）弘治年间钱福的序，称莆阳李廷梧开始刊刻这个本子，应当依据李本重刻，所以中间缺字多于其他本子，而文字较少讹误错乱，还没有臆测改动。道光七年闰月，长洲宋翔凤记。

黄式三读徐刊陆氏《新语》

王充《论衡》屡次称引陆贾《新语》，其《案书》篇说：“《新语》是陆贾所创作，董仲舒相沿袭，都谈论君臣政治的得失，言论可以采纳施行，事迹美好值得观览，宏大的智慧所说的话，参证辅助经传，即使是古代圣人的言论，也不能超过增加。”他的推崇赞誉可以说是到了极点。《慎微》篇说：“说道的人用来通达凡人的心意，而达成不能实行的行为，道是人所行走的。大道践行它而行走，就没有不能的，所以称为道。”郑玄注《礼记·中庸》、朱熹注《论语》都采用了它。《资执》篇说：“名贵的树木生长在深山之中，商贾所到不了，工匠所看不到，智者所看不见，看见的人所不知道。”又说：“君主没有不知道寻求贤才来辅助自己，亲近贤才来辅佐自己，然而圣贤有时隐居在田野，而不参与国家事务，于是观听之臣在下不明，那么闭塞的讥讽就归于君主。”反复阅读这些篇章，感慨系之。我家藏旧抄本有“揖臣”“筑民”等印章，其书与汉魏丛书同本，中间稍有不同，后来得到徐天池所刊刻的本子，比抄本更好，《辩惑》篇第五从“邑土单于强齐，夫用人若彼，失若此，然定公不觉悟”开始，到“不操其柄，则无以制其刚”结束，都是旧本《慎微》第六的错简，读起来文顺意适；知道古书错讹，像这样的很多，恨不能多得古本来校正它。

谭献《复堂日记》卷四

阅读陆贾《新语》，义理丰富文辞缜密，七十子遗言的绪论，不一定是陆生所创。篇章体例颇有类似东方朔的，而法度之言较多。宋于庭《浮溪精舍丛书》中有校勘本。

汪之昌《书新语后》

陆贾撰写《新语》，详细记载在马、班《书贾传》中，《艺文志》将其著录于儒家。按：自从战国时期纵横议论蜂起，儒术几乎被天下分裂，论者认为汉武帝表彰六经，儒术逐渐接近古代，于是开创了一代尊崇儒术的规模。我认为汉高祖路过鲁地，以太牢祭祀孔子，实际上是后来尊崇儒术的肇始；而汉高祖尊崇儒术，应当是因为称颂《诗》《书》的人，朝夕在左右。考察汉高祖初起时，与他周旋的人，不用说贩卖丝绸、屠狗的徒众所不知道，刀笔吏所未曾习得，即使是义士如张苍，绪正律历，叔孙通号称儒者，进言无非是大猾壮士；唯独陆贾以行仁义，效法先王为言，见于这十二篇中的，陈述古事，常常引用经文来证成其义，对于《春秋》、《论语》，采用尤其多。大概因为《春秋》是孔子所笔削，《论语》记载孔子的言行，凡是儒者的准绳就在这里。按：王充《论衡·本性》篇引用陆贾说：“天地生人，以礼义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的，就顺从，顺从称为道。”现在《新语》并没有这篇文章，似乎不是完书。考察《艺文志》陆贾二十三篇，大概是统计算贾的论述，而《新语》则定为十二篇，《论衡》所引用的，怎么知道不在《新语》外的十一篇中呢？考察《意林》引用《新语》八条，其中见于《文选》注五条，虽然或许与此本稍有不同，大致没有很大差异，这是唐代人所见的《新语》，就是这个十二篇本了。汉初著作流传完本，到现在特别稀少，其中属于儒家流派的尤其稀少；况且贾撰写此书，还在汉武帝表彰六经之前，坚守先王之道，以等待后学，不能说不是有志之士。这篇数，衡量马、班两家，也相符合，于是写几句话在后面。

唐晏《陆子新语校注序》

自从秦始皇毁灭学术，对天下负有重大罪责，至今谈论古籍的亡佚，必定归咎于秦始皇。然而以史书考察，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上言烧书，三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