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列传卷二

译学者们尊称他为二泉先生。他居家时，把培养乡里的优秀人才作为最紧迫的事。无锡原本有东林书院，是宋代杨时讲学的地方，后来荒废了。钱宝和他的门人华云在那里读书，于是修建了精美的房舍，仍然命名为东林，在其中讲学。此后东林的教化风行天下，实际上是从钱宝开始的。他又在书院的东面建造了五贤祠，祭祀杨龟山，并以喻樗、尤袤、李祥、蒋重珍陪祀。万历甲辰年，顾宪成、高攀龙重修东林书院，建造了道南祠，也以杨龟山为主祭，罗从彦以及喻樗、尤袤、李祥、蒋重珍胡珵陪祀，而让钱宝从祀。

译外史氏说：“先生是东林学派的开创者，难道仅仅是真正的士大夫吗？追溯他做官时所推行的政事，处处都符合道义。他在江西主持科举考试，所选拔的士人君子众多，不趋附刘瑾，不依附刘萼，最终因此辞官退隐。等到退居乡里，又创立东林书院讲学，用来培养乡里的优秀人才。随后顾高辈等人出现，发扬他遗留的风流韵致，于是贤良忠义之士遍布天下。这可以说是真正的道学，难道仅仅是真正的士大夫而已吗！”

顾宪成传

顾宪成，字叔时，无锡人。因为父亲顾学徙的缘故迁居泾里，又号泾阳。年少时聪慧悟性高，跟从老师学习，老师讲：“修养心性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了。”顾宪成上前请教说：“我私下认为，减少欲望没有比修养心性更好的。心是主宰，欲望是仆役，主宰强大那么仆役就会拱手顺服了。”十岁时读韩愈的《讳辩》，每当遇到父亲的名字，就避讳它，然而无法完全避讳，心中郁郁不乐。老师追问原因，顾宪成就把这话告诉父亲说：“从前唐代韩安王名忠，对他的儿子说：‘你避讳我的名字就是忘记了忠义。忠义可以忘记吗？忘记忠义那么我就可被忘记了。’”从此就不再避讳弟弟顾允成、孙子顾枢的名字，他的父亲告诉顾宪成说：“学问不可遗忘，也就像忠义一样。”顾宪成恭敬地接受教诲。家里贫穷不能聘请老师上学，邻居的私塾放学回来必定点灯诵读，常常直到天亮。他科举应试的文章，童年时就已经震动一时了。稍长一些就从事理学研究。万历四年在乡试中考中第一名，万历八年考中进士，被授予户部主事的官职。当时大学士张居正生病，朝廷官员集体向神灵祈祷，只有顾宪成不赞成。同僚代替他签名，顾宪成派人涂掉了名字。张居正死后，改任吏部主事，请假回家，读《易经》《春秋》三年，补任验封司主事。万历十五年考核京朝官员，当时都御史辛自修主持考核事务，执政者全都失去了自己的亲信，人们都怨恨他。当时工部尚书何起鸣被弹劾，何起鸣揭发辛自修来讨好执政者，给事中陈与郊秉承旨意，一并弹劾两人，实际上是为了庇护何起鸣而攻击辛自修。于是辛自修、何起鸣都被罢免，并责罚了四位弹劾何起鸣的御史。顾宪成上疏说：“何起鸣揭发辛自修，既然已经被罢免，辛自修已经谢罪了。却又降职四位御史，这是想要堵住天下人的嘴。”言语冒犯了内阁大臣，并指责大臣们应当各自反省，皇帝下旨严厉斥责，贬谪为桂阳州判官。到任后每天与诸生讲学，不久升任处州府推官，遭遇母亲丧事，守孝期满，补任泉州府推官，被推举为公正廉洁第一，提拔为吏部考功司主事。吏部从来没有出而复入的人，顺应众人的期望，当时有诏书说三位皇子一并封王，顾宪成倡导四司上言说：“皇上因为祖训中确立嫡子的条款，想要暂时让三位皇子一并封王，以等待有嫡子就立嫡子，没有嫡子就立长子。臣等伏地思考，‘等待’这一说法，有很大的不可行之处。太子是天下的根本，预先确定太子是为了巩固根本。所以有嫡子立嫡子，没有嫡子立长子，是根据现在的情况论嫡子的有无，这是对的。等待将来的有无，是不对的。皇上动不动就称引祖训，祖训所载确立嫡子、等待嫡子的条款，意思各有侧重，与建立储君的事情截然不同。皇上只是因为它符合自己的心意，援引并附会它，这是遵循祖训呢？还是违背祖训呢？这是第一个不可行。我朝建立储君的家法，东宫不等待嫡子，长子不与其他皇子一并封王，朝廷大臣论述得很详细。皇上因为它不符合自己的心意，一概置之不理，难道皇上的创见比历代圣君还要高吗？这是第二个不可行。拥有天下的人称为天子，天子的长子称为太子。天子系于天，君与天是一体的。太子系于父，父与子是一体的，主持祭祀、继承宗庙的责任就在于此，不能给予爵位。现在想要一并封三位王，长子的封号依附于什么？无所依附就很难确立名分，有所依附就很难确立实质。这是第三个不可行。皇上也说‘权宜之计罢了’，权宜之计，是不得已而为之。长子为太子，其他儿子为藩王，在道理上顺畅，在名分上相称，在情感上安定，有什么不得已而这样做的呢？两个尊位均等，逼迫由此产生，却姑且放任它，这是第四个不可行。皇上以祖训为法则，子孙以皇上为法则，皇上不难创造以前没有的，后世难道难以沿袭皇上已有的吗？从此以后，幸好都有嫡子也可以；不然，就没有东宫了。又幸好像皇上这样英明也可以；不然，凡是皇子都是东宫，岂不是开启万世的大患吗？这是第五个不可行。皇后与皇上共同继承宗庙，目的在于宗庙得到合适的人选罢了。皇上的长子、其他儿子，也就是皇后的长子、其他儿子，恭妃、皇贵妃不能私自占有，统一于尊位。难道一定要像辅臣王锡爵所请求的，必须拜皇后为母而后称子吗？皇上为什么不以大义决断，而做这种小事？这是第六个不可行。况且开始时奉旨稍等两三年罢了，不久改为二十年，又改为二十一年，还可以用年月来期待。现在说‘等待嫡子’，这是不能用年月来期待了。命令刚颁布就忽然更改，心意屡次迁移而越来越迟缓，皇上怎么向天下人交代？这是第七个不可行。自从并封的命令下达，叩宫门呈递奏章的人数不胜数，直到街巷小民也聚集家族私下议论，是谁使他们这样呢？是人心公正啊，而皇上还责备辅臣担当。王锡爵早晚奔走召见，正想为国家确定这件大事，排挤众人的议论而顺从皇上的旨意，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担当吗？一定要积累诚意感动皇上，把皇上置于无过错的地位，才是真担当。不然

译皇上尚且不能拿天下人怎么样，何况是申时行呢？这是第八个不可。皇上神明天纵，确实不是沉溺于宠幸狎昵之人可比，但不明事理的人见影就怀疑形，闻声就怀疑响，即使是我们臣子也有不能为皇上辩解的。皇上盛德大业，可与三皇五帝相媲美，却招来这些意外的纷纷议论，不也很可惜吗？这是第九个不可。恳请皇上反躬自省，长远考虑，不违背成法，不违背舆论，不违背最初的旨意，让皇长子早日确立储君之位，皇第三子、皇第五子各自就任王爵，父慈子孝，君明臣忠，兄友弟恭，宗庙的福分，社稷的喜庆，全都在这里了。顾宪成又写信给申时行，反复辩论。后来并封的提议最终被搁置。万历二十一年，吏部尚书孙鑨、考功郎中赵南 star 罢黜执政者的私人，顾宪成实际上在旁支持。赵南星奉旨被罢免，顾宪成上疏请求一同罢免，没有回复。当时邹元标已转任南京刑部并请求离职，皇帝下旨让他离去，顾宪成极力劝说申时行上疏挽留，勉强听从了。等到吏部尚书孙鑨被罢免，推举继任者时，赵用贤以侍郎身份代理吏部事务，申时行嘱咐推举礼部尚书罗万化。罗万化是翰林出身，又是申时行的同乡，申时行想任用他为吏部尚书，完全将权力收归内阁。顾宪成说：“以往内阁的推举，不专由翰林担任，现在已经专由翰林占据了，如果再兼任吏部尚书，这是翰林之外就虚无人了，这绝对不可任用。”赵用贤将这话告诉申时行，申时行非常愤怒，然而他的提议于是被搁置，陈有年担任了吏部尚书。等到顾宪成主持选官，有推举内阁大臣的命令，吏部推举了七人，以山阴人王家屏为首，而罗万化不在其中。申时行非常愤怒，扬言说：“罗君推举为吏部尚书，说不是翰林所适宜，现在推举内阁为什么又不可以呢？”又嘱咐陈有年，陈有年不听，而弹劾罗万化的奏疏又到了，于是罢免陈有年，削去顾宪成的官籍。给事中逯中立上疏极力营救，也一同被罢黜。在此之前，顾宪成看到群贤被排挤抛弃日益增多，想着逐渐相互引荐，这不是申时行的本意。正值申时行休假沐浴，而推举孟一脉、王德新随即得到旨意，申时行假装高兴对他们说：“这个机会很好。”从此更加急切地推举，想要激怒皇上，又推卸过错。自从顾宪成离去，怀抱忠诚、持守正道的人就充斥在民间了。这时他的弟弟顾允成也获罪回到家乡，与兄长每天聚集群贤讲学，选取孔孟程朱的书籍而阐明它们。高明的人听了可以进入，初学者听了不感到惊骇。后来又得到先辈邵宝所修的杨时东林祠遗址在东林庵旁，开辟为东林书院，大会吴越的士人在其中讲习，每年有集会，每月有记录，而东林的名声传遍天下。万历三十六年，起用为南京光禄寺少卿，上疏辞谢不就任，又推举为顺天府丞，命令不下达，再陪推为左佥都御史。这时孙丕扬再次起用为吏部尚书了。在此之前，万历二十三年，孙丕扬以吏部尚书掌管外察，罢黜督学马犹龙及参政丁此吕等人。侍郎沈思孝争辩，强行孙丕扬不听，上疏逮捕丁此吕，罗织罪名，遣戍而死。因此并不喜欢沈思孝，又有人说沈思孝想夺取他的职位。等到淮扬巡抚李三才，也是他所不喜欢的。至此朝廷大臣极力攻击李三才。顾宪成为此写信给内阁及孙丕扬，说李三才在淮扬能制约税监，不敢妄动，安民弭乱功劳很大，为人光明磊落，不是暗中受贿的人。又说沈思孝、马犹龙的贤能，孙丕扬说：“我已经容忍他们了。”后来一两个攻击李三才的人稍微侵犯顾宪成，顾宪成只是自我反省，不与计较。更严重的，以东林为诟病，舆论喧腾，是非交错，这与顾宪成有什么关系呢？当顾宪成再次进入吏部时，赵南星也获罪，尚书孙鑨也被夺俸三个月。顾宪成与李复阳一同上疏申辩营救，没有回复，而顾允成等人都被贬官。不久，顾宪成也被削去官籍，大致是申时行的谋略。而当申时行再次被召用，顾宪成还殷切期望他，给叶向高、孙丕扬写信，期望他们破除喧嚣，去除私心，效忠国家。大概是他忧虑天下之深，爱国之至，来不及计较他的话是否可行。至于他论学，首先辩驳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这句话。当时管志道也在三吴设讲，主张一贯三教，而实际上流入禅宗。顾宪成说佛家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无善无恶”。然而在告子那里辩驳这四个字容易，在佛家那里辩驳这四个字难。因为告子见性粗浅，佛家见性精微。在佛家那里辩驳这四个字容易，在阳明那里辩驳这四个字难。在佛家是自立空宗，在我们儒家是暗中破坏实教。又说：“自古圣人教人为善去恶罢了。为善，是因为它本来就有；去恶，是因为它本来就没有。本体如此，工夫如此，只是达到统一罢了。”阳明难道不教人为善去恶吗？然而既然说“无善无恶”，又说“为善去恶”，学者执着于上面那句话，不得不忽略下面那句话。至于忽略下面那句话，上面那句话虽然想没有弊端，也不可能了。罗念庵说：“整天谈论本体，不说工夫，才拈起工夫，就是外道。”如果阳明再生，也应当皱眉。王塘翁说：“心意知物皆无善无恶，学者把虚见当作实悟，必定凭借这句话。如同服鸩毒，难道不杀人吗？那么阳明再生，目睹这些弊端，将有摧心扼腕，不能一

译日安先生，何止是皱眉叹息而已呢？他维持正统学问，都是这类表现。万历四十年去世，享年六十三岁。去世后十五年，仍因被视为党人而被剥夺官职。崇祯初年，追赠为吏部左侍郎，谥号端文。所著作品有《泾皋藏稿》《小心斋札记》《大學通考质言》《东林会语》《商語》《还经录》《证性编》《桑棣录》等书。弟弟允成，字季时，号泾凡。万历十一年考中会试，十四年廷试对策言辞切直，其中有说：“后宫宠幸将要兴盛，群小将要逞志。”言语冒犯了郑贵妃。阅卷官看了，大为震惊，将他压制在第三甲。当时御史房寰上疏诋毁南京右都御史海瑞，允成无法抑制愤慨，会同同榜进士彭遵古、诸寿贤等人上疏说：“人贪婪就害怕别人攻击他的贪婪，没有拿着自己的贪婪去攻击别人廉洁的。想要天下人像房寰那样很容易，像海瑞那样很难。房寰自身享受贪婪饕餮的利益，却诋毁海瑞是欺世盗名，这是臣等所痛心的。”得到旨意被削去官籍。过了很久，朝廷大臣推荐允成的学问品行，授予南康府教授，他因母亲生病推辞没有赴任。母亲丧期服除后，补任保定府教授，多次升迁至礼部仪制司主事。三王同时封爵的议论兴起，允成与同僚张纳陛等人极力陈述不可行。考功郎中赵南星被谴责，他又上疏救援，被贬为光州判官。在朝任职仅六十天，允成辞去光州职务回家，与兄长宪成在东林讲学，常以狂放狷介自处，痛恨世间那些做乡愿而假托中庸行事的人。去世时五十四岁。天启初年，追赠为尚宝司丞。宪成的孙子枢，在天启年间考中举人，以学问品行闻名于世。

译外史氏说：“先生兄弟具有超常的才能，并将全部精力用于治学，恪守程朱理学，极力阐发人性本善的宗旨。为官虽然未能充分发挥其才能，但与天子、宰相争论是非的，都是关乎国家社稷的重大计策。晚年倡导东林道学，提携后辈学者，四方贤士争相归附。其中也有借以抬高自己名望的人，而忌妒者便将其视为朋党。后来争论‘三案’、攻击魏忠贤的人，大多是东林党人。于是小人陷害君子，更以‘东林’为名号，门户互相攻讦，二三十年未曾停息。但从天启年间直到崇祯末年，其间忠义节烈之士接连涌现，不能说不靠讲学的力量。当先生刚开始从事讲学时，不过两三个志同道合的人，阐明绝学，哪里曾想树立门户、标榜清流？等到响应的人广泛，他的门徒颇以主持国家是非、鉴别人品高下为己任，于是朋党之祸兴起，看待汉朝东都的情况，几乎没有什么不同。”高景逸先生说：“自从孟子以来，得到朱子，是千四百年间的一次折衷；自从朱子以来，得到顾子，又是四百年间的一次折衷。那么他所学习的正统，是直接承继程朱的。”

高攀龙，字存之，号景逸，无锡人。二十五岁时，听闻顾宪成讲学，才开始立志治学。万历十七年考中进士。他参加会试，是被吏部考功员外郎赵南星录取的士子。被授予行人司行人的官职。当时四川按察司佥事张世则上疏诋毁程朱传注，献上他所著的《大学初义》，请求颁行学校，改变章句学的旧习。高攀龙上奏略说：“臣认为，自古以来的儒者解说经书，没有不相同的，但是是非不容许违背谬误。现在把程朱这样的大贤，说他们的学问不能诚意，说他们的教化误人，这是对的还是错的？我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初，首先设立太学，任命许存仁为祭酒，一律尊崇朱熹的学问，命令学者不读五经孔孟之书，不讲濂洛关闽之学。成祖文皇帝更加张大并推广它，命令儒臣编纂《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颁布天下。饶州儒士朱季友到朝廷上书，专门诋毁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学说。皇上看了愤怒地说：‘这是儒家的贼人。’命令有关部门声讨罪行，杖责后遣返，全部焚烧他所著的书，说：‘不要误导后人。’于是邪说屏息。到现在二百多年了，学校所教导的，科举所选取的，一律遵循这个标准。没想到今天竟然有张世则这样放肆地想要改变祖宗的制度，率领天下人背离它。况且自从世宗皇帝以前，虽然有训诂词章的习气，但天下多有实学。自从穆宗皇帝以来，大多都是穿凿附会、虚幻空谈，弊端不知何时才能终结。如果张世则的话一倡导，人人得以施展其私欲，浮词邪说充塞天下，二祖列宗的教化就荡然无存了。”朝廷认为他说的对。万历二十年冬天，奉诏去南京拜谒孝陵。当时大学士王锡爵再次被起用主持国政。癸巳年京察，孙鑨任吏部尚书，赵南星任考功主事，被排斥，与宰相不和，而台省长官以不能参与为耻。于是言官弹劾赵南星，孙鑨罢免郎中于孔兼、主事顾允成、薛敷教等人极力争辩，都被贬谪。而吏部侍郎赵用贤也被弹劾，将要一并罢免。都御史李世达上疏救援，赵用贤又任户部郎中。杨应宿攻击他，于是与赵用贤一起被罢免。吏部因此空无一人。第二年，高攀龙出使归来，立即上疏议论这件事，言语侵犯辅臣。又说杨应宿借不依附吏部的名义，达到阿谀内阁的实质，反而说近世有一种小人，专门以对抗阁臣为风裁，依附吏部为得计。他的说法越谄媚，危害越深。阁臣不应当暗中清除异己、铲除善类，使国家空虚。奏疏呈入，杨应宿再次弹劾赵南星等人贪污私利，并说高攀龙与选郎顾宪成是姻亲，这奏疏是他阿谀吏部的实质。当时言官多协助内阁攻击铨选部门，御史吴弘济独自上章抗辩，说高攀龙是君子正论，杨应宿是小人邪说。有旨意会勘，吴弘济因此被夺职。高攀龙被贬为广东揭阳县典史。万历二十二年七月，高攀龙取道浙闽到达揭阳，于是渡过钱塘江，登上严光钓台，所到之处讲学不停。不久进入武夷山，拜谒蔡元定祠，在朱熹精舍休息，更加以道学为己任。到达揭阳，潮州的人士都跟随他游学，经过他的指点传授，都知道向学。等到归来，学问更有收获，自己在漆湖上建造房屋，名叫“水居”，时常在其中读书习静，又与顾宪成修复东林书院，祭祀宋儒杨时，与各位同志以道学互相切磋。海内贤能的士大夫，听到他的名声，都尊崇东林，跟随的人日益众多。后来邪臣便指其为门户。万历四十年，顾宪成去世，高攀龙于是专门主持讲席，徘徊家居三十年，名声更加显重。天启改元，被起用为光禄寺丞。天启二年，晋升为本寺少卿。当时礼部尚书孙慎行追论红丸案，归罪于旧辅方从哲，下廷臣会议。高攀龙认为方从哲交通国戚，内外勾结为奸，心中不知有君主，无法逃脱首恶之罪，议论很严厉。转任太常寺少卿，又上疏，略说：“礼部尚书孙慎行议论旧辅方从哲的一疏，关系很大，堤防很远。方从哲的罪过，不止红丸案，最大的罪过是交结郑国泰父子，所以谋害先帝的计策不一，起初用张差的梃子，接着进献美女，最后用文升的药，方从哲极力左右，培植那些为郑氏效力的人，诛锄那些不为郑氏效力的人，一时像疯狂一样，知道有

译郑而已，此贼臣也。讨贼则为陛下尽孝，而进言者却说为先帝隐讳才是孝，这是导致大乱的做法。又如戎政尚书黄克缵议论李选侍一事，陛下念及圣母，便宣布选侍的罪过；念及皇考，便以礼义优待选侍，仁义尽致，而进言者却说为圣母隐讳才是孝，圣谕明察以为这是假托，忠臣杨涟以为这是居功，人臣若避居功，必然甘愿居罪，君父有急难却袖手旁观，这是导致大乱的做法。若被这种言论迷惑，孝不知其孝不孝，却以为是大孝；忠不知其忠不忠，却以为是大忠；事情有细微之处不辨明，却遗祸无穷，都是这类情况。像方从哲、郑养性，岂能容他们一日不被讨伐？还让他们留在京城吗？奏疏呈入，传旨：高攀龙诬蔑朕不孝，应当重罚。阁臣叶向高极力救免，得以免罪。当时持异议的人很多，给事中王志道首先上疏附和攀龙，又写信责备他说：“人臣为国，应当杜渐防微，惩前毖后，不应当为乱贼逃避诛杀，为君父种下祸患。在青宫紫禁之中，忽然有荆轲、聂政这样的人进入饮食男女之内，施行斧钺鸩毒的阴谋，都是意想所不及，而实际上是中外所共知。对此如果隐讳，就是为乱贼设置护身符。如果再加上对正人君子诬以诽谤，不几乎是为乱贼确立缄口之法吗？皇祖威福在手，善于调停，这是皇祖身上的事；皇考仁孝根心，善于隐忍，这是皇考身上的事；皇上念及祖考，善于处置，这是皇上身上的事。至于执守大义、遵守法纪，君仇必报，君贼必讨，这是臣子身上的事。上下相互维系，并行不悖。现在只说《孝经》尊亲而不说《春秋》讨贼，只说主上父子之亲而不说臣下君臣之义，只说主上一时之权而不说宇宙万世之经，使乱臣贼子听了欢喜，忠臣义士听了恐惧。一喜一惧之间，所关系的是世道人心，难道细微吗？”当时方从哲虽然得以免议，但天下人认为“三案”的是非，非这话不能折服。五月，升任太常寺少卿。当时御史邹元标、冯从吾在京城建立首善书院，攀龙时常与他们讲学聚会。郑氏党羽，既憎恨又恐惧。给事中朱童蒙因此上疏揭发东林党，目为朋党，于是邹元标等都离职。攀龙随之请求退休，未获批准，升任刑部右侍郎。当时魏忠贤专权，群小争相依附，而赵南星任吏部尚书，不依附忠贤。都御史空缺，朝廷推举属于攀龙。攀龙说师生不应当分掌部院，徒然给攻讦门户的人借口，极力推辞不得，既已就职，首先弹劾罢免忠贤的私人崔呈秀。此前副都御史杨涟弹劾忠贤二十四大罪，杨涟也是东林人。于是群小合谋，唆使忠贤说：“东林党一定要杀你。”恰逢推举山西巡抚，以谢应祥的名字上报，御史陈九畴诬告弹劾部院徇私，有旨意切责，于是与赵南星一起被罢免回乡。数月后，忠贤、呈秀权势更加嚣张，修怨更加用力。五年四月，诏狱兴起，想以汪文言的赃物牵连攀龙，依靠吴地锦衣卫的人支持才得以幸免。八月，又下诏毁掉东林书院。攀龙于是将杨时祀于道南祠。赵南星被逮，杨涟、魏大中等被杀，而削去攀龙官职。魏大中在被逮时，经过无锡，攀龙划船送他。高桥的群小知道后，更加愤怒。命令织造太监李实弹劾周顺昌等人，攀龙也在其中。缇骑将至，有侦察此事的人告知。这天，攀龙拜谒道南祠，作告龟山先生的文章，焚烧了。回来与两个门生、一个弟弟在后园池上饮酒，听说官旗已到吴门，逮捕顺昌，笑着说：“我视死如归，现在果然如此。”晚上又与家人饮酒。半夜，消息更加紧急，于是整理衣冠到书斋，对儿子们说：“我稍作料理，为上路做准备，你们暂时退下。”于是写了二纸字，锁在箱中。又进入与夫人说话，出来让两个孙子侍奉，取出所封的纸放在几上，给他们看说：“明天把这交给官旗，不要先打开。”于是关上门，过了一段时间听不到声音。儿子们推门进入，一盏灯荧然亮着，打开所封的纸，则是遗表。说：“臣虽被削夺，臣是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所以北面叩头，追随屈原的遗志。君恩未报，愿结来生。”臣攀龙垂绝书，乞使者执此以报皇上。又有给友人的信说：“我得以与李元礼、范孟博交往了。一生学问至此也稍得用力。”儿子们惶恐惊骇，跑到池边，已经沉死，衣冠端立如平生，年六十五岁。此前被逮的诸臣，都在诏狱中受极刑而死，不受辱的只有攀龙一人。崇祯元年，下诏褒恤死事诸臣，赠太子少保、刑部尚书，谥号忠宪，荫庇一子。攀龙生负重望，以直道不被当时容纳，虽然位列九卿，在朝不到数年。至于他保护善类，打击奸党，大概是孤忠自许，死而后已的人。现在世间传他的书有《异端辨》《困学记》《易孔义》《春秋孔义》《高子遗书》《编辑朱子要语》，都本于主敬格致的学说。曾对人说：“善学孔子者无如朱子，所以所学为得其正。”与顾宪

译顾宪成、邹元标、冯从吾等人齐名，卓然成为东林派的领袖。评论者认为，明朝的理学名儒，如陈献章的洒脱自在，胡居仁的主张主敬，薛瑄的注重实践，王守仁的超然领悟，顾宪成几乎兼具这些优点而没有他们的弊端。他的学生

译华允诚，字汝立，号凤超，是无锡人。天启二年考中进士。年轻时跟随钱一本学习《易经》，成年后师从顾宪成，听闻了主静的学问。顾宪成入朝为官，华允诚跟随他，写信给别人说：“我这一路深受凤超（顾宪成）的益处，举止整齐严肃，几乎像是天性使然，所以住在那里非常安心。”被授予工部都水司主事。崇祯初年，晋升为员外郎，改任兵部职方司员外郎。感慨时事，上奏三大可惜、四大可忧的奏疏。直言弹劾大学士温体仁、吏部尚书闵洪学在阁部结党营私，皇帝下旨严厉斥责，命令他们回复奏章，于是闵洪学等人互相勾结的种种情形被全部揭发。皇帝知道华允诚忠诚老实，仅仅剥夺了他的俸禄。不久，华允诚请求终养父母而回乡。大学士周延儒再次召见他，颇以收揽清流人士为名，邀请华允诚见一面，华允诚坚决不去。福王即位，江南起用他为吏部验封司员外郎，他见时事无法挽回，告假回乡。在官任上仅仅十三天。不久，南都灭亡，于是隐居不出。后来因为不剃发，和他的从孙华尚濂一起被俘，都死去了。

外史氏说：“东林自顾泾阳先生（顾宪成）在万历二十二年会推阁臣，罢官回乡，与同乡高景逸、刘本孺、安我素等君子讲学的地方，一时间清流人士趋之若鹜，于是东林的名声传遍天下。推究他们名声高扬的原因，始于争立国本，一次请求，再次请求，乃至三次请求，屡次请求而不被允许，甚至被严厉驱逐，远远流放，接着廷杖累累，流血满庭，而抗争更加有力。当时政府不互相救助反而互相倾轧，于是就把抗争的人视为党人，一旦斥退就不再任用。沈一贯暗中贼害，倚仗权势求胜，被罢黜的人虽然身去而名高。东林君子的赞誉沸腾于宇内，尊崇他们的言论为清议，即使朝廷也以其是非为高低标准。门庭越发严峻，而求取进取的人越发众多，学问不可不讲真是严重啊。学问不讲，那么圣道就不明，而人心蒙蔽，廉耻丧失。当他们讲学的本意，原本是为了阐发人心、道心、纲常伦理，出仕则辅佐君主、恩泽百姓，斥退邪恶、扶持正道，以刚正介直、节操烈烈为重，以礼义廉耻为贵，所以使天下人都受到教化。于是庙堂之上，那些以清流自许的人，小人就忌恨他们，嫉妒他们，把他们排挤到污浊的职位，说：‘不要让他们炫耀口才’，或者派去管理盐税的差事，必定皱眉蹙额，环绕着妻子儿女流泪，说：‘从此不可以做人了’。所以到任必定矫饰廉洁，以此自我赎罪，然而腥膻的名声终究无法洗刷，于是背负终身遗憾。每当罢官回乡的人，如同破车劣马，几箱残书，乡党最终认为他们是贤人，愿意与他们结为婚姻，结为金兰之交，互相往来不知疲倦。如果回乡有余财，购买田宅，建造高楼，即使是亲弟弟侄子也鄙视他们为贪夫。至于亲戚朋友，老死不相往来，家族中严厉的父老，拒绝让他们进入家庙，说：‘恐怕辱没我们的祖宗’，说：‘我们的祖宗也羞于见你’。这类人是贪夫。因此深山穷谷，即使是黄童白叟，妇人女子，都知道东林是贤者，贩夫竖子互相讥讽，就说：‘你是东林贤者吗？为什么如此清白？’至今农夫野老，相传作为谈资，仍然喋喋不休。自从泾阳先生救淮抚的书信发出，东林的祸患就萌生了。不久妖书狱兴起，梃击案发生，君子和小人就有不容之势了。乃至摧折遏制正人，一定要一网打尽。辛亥年京察，孙丕扬主持，于是攻击东林的人兴起了。丁巳年京察，郑继主主持，就全部攻击东林的人了。世上所谓的清流，驱除殆尽，当时台谏有齐、楚、浙三方鼎立的称号，士大夫有清誉的，无不垂头丧气。等到光宗即位，叶向高、刘一燝执政，邹元标、赵南星周嘉谟、冯从吾等人，都位列九卿，一时间清流稍有起色。无奈各位君子持论太严，于是争红丸案，争移宫案，而东林的祸患更炽烈了。等到熹宗委命阉党，熊、王之狱已经形成，杨、左之祸遂烈，又借三案来构陷东林，而正人君子几乎无幸存者。有人说汉朝党锢四十年，而黄巾起义，党锢才解除，然而无补于汉室的灭亡。东林也四十余年，而闯贼犯阙，门户才败，更无救于明社的废墟。唉！这是什么话？崔、魏煽动叛逆，没有杨、左各位君子，那么赵高就要问鼎了。闯贼渫血，没有范景文、李邦华、倪元璐、刘顺、马世奇各位公，那么山河蒙羞，乾坤失色了。东林自争立储君以来，趋义如骛，王锡爵等人依违荧惑于上，与各位君子相左。等到崔、魏播虐，魏广微附和勾结各位君子一定要芟恶除奸，如农夫务去草，而蹈祸益深。崇祯朝，宰相如温体仁、周延儒、杨继昌等，容悦取媚，覆餗遗讥，而各位君子以纲常名教自任，始终矛盾，天下的事不可为了。东林初起者为顾、为高为邹、为赵，继之者为杨、为左再继之文震孟、姚希孟，最后则是马世奇辈，都是节义文章足以惊天地、动鬼神的。攻击他们的人开始是沈一贯，继则是亓诗教、宫应震、吴亮

译元、赵兴邦、韩浚、汤宾尹韩敬等人，其后则有朱童蒙、乔应甲、傅櫆、继教、傅应星、陈良训、张纳、曹钦程、霍维华、潘汝祯、范济世、崔呈秀、魏广徽、徐大化、杨炳、陈序、倪焕、石三畏、顾天、顾鼎臣、梁梦环、岳骏声、杨所修、康不扬、周应秋、薛贞、杨维垣等人，又接着是温、薛、张、陈，最后则是马、阮，而天下就灭亡了。唉！东林党并不是灭亡明朝的人，攻击东林党的人才是灭亡明朝的人。可悲啊！

译东林列传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东林列传卷三

江阴陈鼎 撰

○明

杨涟左光斗列传（汪文言）

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是湖广应山人。万历丁未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常熟县令。当时东林学派兴盛，每逢讲学聚会，他必定前往无锡，与顾宪成、高攀龙等君子探讨心性义理的精要，询问治国大道的本源。政务空闲时，就与县里的读书人相互勉励，讲论道德，没有一天间断。他常常询问百姓的疾苦，步行于田间小路，因此全面了解民间的利弊得失，被世人称为当代的神明官员。任职五年，在考核中被评为循良第一，在省会任职期间，各地的贿赂不敢靠近他的家门。等到他条陈奏报天下大计，谈到边防事务必定严重败坏，应当更换经略，选拔能够处理辽东事务的人，言辞蕴含大义，气势生风，抨击浅薄世俗，他的风骨峻峭挺拔，就像用锋利的刀刃去切割腐朽之物。当神宗病重卧床，光宗不能入宫侍奉，杨涟率领百官探问病情，请求内阁大臣住在阁中，引用宋代文彦博呵斥内侍的旧例，传话给伴读王安，极力请求太子入宫侍奉，夜间不要轻率外出。光宗居丧期间，奉行遗诏进行考选，撤除宦官征收的税赋，拿出那些被留中不发（扣留在宫中）的章奏，这些都是杨涟一人的功劳。册封皇后的议论兴起，人心惶惶，杨涟上疏极力争辩，并且请求在遗诏中首先提及册立太子一事，又同各位大臣上疏请求谨慎对待内臣，让皇长子居住在慈庆宫，关键在于防微杜渐，事情在于慎重开始。这一疏奏，光宗阅读后，对太子说：“这是你的忠臣。”注视了他很久。光宗驾崩，杨涟带领六部大臣趋步前往乾清宫，守门人阻拦不让他们进入，杨涟捋起袖子大声辱骂守门人，随后才得以进入，痛哭流涕急切请求拜见太子，三四次之后太子才出来。各位大臣高呼万岁，内阁大臣刘一燝、韩爌扶着太子双手走出乾清宫，暂时驾临慈庆宫。当时选侍仍然占据乾清宫不肯搬出，杨涟在朝房、掖门、殿廷据理力争，每天多达十几次，在麟趾门呵斥小太监一次，在朝堂上呵斥内阁大臣方从哲和大宦官两次。选侍这才搬移到一号殿，而太子又回到乾清宫。移宫之日，杨涟奋起胡须大声呼喊，声音直达御座之上，也对近侍说：“胡子官真是忠臣啊。”移宫之事既定，杨涟于是将始末上疏奏报，皇帝下诏优厚地赞叹嘉奖。一群小人非常愤恨，诬陷他与司礼监勾结，想中伤他。杨涟于是称病辞官回家。不久，被起用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极力引荐东林各位正直人士进用，一群小人对他侧目而视。恰逢逆阉魏忠贤专横跋扈，杨涟上疏列举其二十四大罪，魏忠贤非常恐惧。宰相魏广微是魏忠贤的义子，进献计谋说：“东林党一定要杀你。”魏忠贤既害怕又愤怒，也说：“东林党要杀我。”于是就把杨涟当作东林党人。紧急征召杨涟，以原经略熊廷弼贪污罪为由拷问。杨涟死后，崇祯即位，给予的追赠抚恤更加优厚，谥号忠烈。杨涟性格刚正耿介，对人没有什么宽容，唯独对他的朋友陈愚是莫逆之交。每次阅读邸报，听到国家政事败坏，朝鲜的正直人士没有不拍着胸口叹息说：“皇上被遮蔽蒙蔽太深了。”因此杨涟的所作所为以及打击奸佞的各疏奏，都是由陈愚怂恿鼓励的。他攻击魏阉的那一疏奏，则是出自缪昌期的手笔。

左光斗，字共之，是南直隶桐城人。他出生的夜晚，月亮停留在斗宿，父亲于是以此给他命名。又自号浮丘生。九岁就能写文章，十四岁作《瑞麦赋》。长大后更加豪迈自负，藏书数千卷，唯独喜欢阅读古代节义侠义的各种传记。后来幡然醒悟，追求程朱理学，以此勉励自己说：“这可以安身立命。”考中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官任中书舍人，升任御史。刚进入御史台，就弹劾辅臣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失职的罪状，又逮捕惩治冒充官员的奸胥一百多人。权贵都畏惧他，同台的御史推举他作为先锋。奉命巡视京畿屯田政务，左光斗说：“国家每年依赖东南的漕运，是因为北方人不知道兴修水利、屯田积粮。”于是上疏“三因十四议”，条分缕析水道，让百姓仿照他的意思按时蓄水泄水，便利农田耕作，百姓于是大大富裕。当时各位宦官有侵吞屯田事务的，就奏请按律惩治。大宦官刘朝假借东宫旨意，索要戚属的绝庄地契，左光斗封还地契不给。改任北直隶督学，设立文艺、骑射两科，选拔其中优秀者录入兼材录。曾经在诸生中赏识大学士史可法，多次引荐他讨论古今大事，说：“这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恰逢光宗驾崩，李选侍居住在乾清宫，谋求册封皇太后，扬言要垂帘听政。给事中杨涟与各位大臣会议，上疏请求移宫。选侍不为所动，左光斗特意上疏争辩说：“内廷有乾清宫，就像外廷有皇极殿一样。只有皇上御临天下，只有皇后配享天地，才能居住其中。现在先皇升遐，选侍既非嫡母、生母之列，却俨然居住在正宫殿下，反而让太子居住在慈庆宫，不能守灵行大礼，典章制度错乱，名分颠倒，我私下感到困惑。况且李氏侍奉先皇没有鸡鸣戒旦的德行，即使贵妃的册封也是在弥留之际，其意图可想而知。况且对于先皇来说，夫妻之名尚且可行，对于殿下来说，尊卑之称有绝对不可混淆的。如果现在不决定，必定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武则天的祸患将再次出现在今天，实在是不忍心说啊。”疏奏呈入，选侍与内宦李进忠谋划诘问疏中“武后”等语，并且召见左光斗。左光斗说：“天子耳目之官，没有天子宣召不敢奉命。”于是对杨涟说：“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