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列传卷二十一

译罢免官职。昌启年间，再次被召任为礼部尚书。在此之前，光宗病重，李可灼进献红丸服用，光宗驾崩。民间讹传光宗被杀害，周慎行不胜痛愤，呈上关于纲常大义的奏疏，得到旨意交由九卿科道商议。商议结果上报，诏令剥夺郑从哲的官职，并将李可灼流放戍边。那些逢迎宦官的人心中不悦。不久，周慎行因争辩秦藩封爵不合惯例，触怒皇帝而被勒令回家。恰逢副都御史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杨涟已被拷打致死，周慎行因议论红丸案被判戍边，被发配到宁古塔极边之地。周慎行坦然上路，恰逢皇帝驾崩，宦官伏诛，得以解除戍役。不久，以原官职协理詹事府事务，被召见时称病不起。崇祯八年，有旨令朝廷推举阁员，特别召见周慎行，当时他已患病，上疏推辞不被允许，拖着病体应命。刚到京城就去世了，天下人惋惜他。享年七十一岁，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文介。

译外史氏说：“上天想要灭亡明朝，就先铲除正直的人，已经彻底了。所剩下的是一两个老成持重的人，又被流放到遥远的荒僻之地。当他们被起用之时，天下没有不伸长脖子盼望他们的，竟然不稍微给他们一点寿命？为什么呢？”君子说：“这是上天想要灭亡明朝啊。”

于孔兼传

于孔兼，字元符，是金坛人。他从小侍奉祖父和父母，以及他的兄弟们，孝顺友爱的品德极其完备。考中万历庚辰年进士，被授予九江府推官，升任礼部主事，多次升迁至仪制司郎中。在审查戊子年的科举试卷记录时，他上疏揭发其中几个可疑的人，都是当权者的子弟。他驳斥都御史吴时来不应谥号“忠恪”，得到皇帝旨意剥夺其谥号，朝廷权贵都对他感到畏惧。不久，他多次上疏争论三王同时封爵的提议，最终被搁置。等到他上疏救考功郎赵南星时，言语冒犯了内阁大臣，于是被罢免官职，调任安吉州判。他赴任后立即递交辞呈回家，在县城西郊建造了志矩堂，修筑了八卦亭，与读书朋友在其中讲习学问。而当时他常去锡山，参与东林书院的讲学，他的治学观点完全依据程朱理学，对于与旧说相违背的各种新学说，他捂住耳朵不愿意听。他曾经说：“治学在于不从事空泛的言论，不追求顿悟，只在于通过下学而上达，亲身践行君子之道，这才是儒家的真儒。”他教导儿子说：“士人君子能够在众人讥讽诋毁时站稳脚跟，才显得坚贞；能够在高官厚禄时及早回头，才显得有先见之明；能够在君主年少、国家危难时看得轻生命，才显得有节操气概；能够在从容谈笑时解决急难，才显得有才识；能够在淡泊冷清时没有羡慕之心，才显得有志趣；能够在风波震撼时没有惊恐念头，才显得有器度。你们要记住这些。”当沈一贯利用妖书案加害时，沈鲤极力周旋，使他得以脱祸。人们推崇他的义气，自从辞官回家，在讲学之余，乘车划船，追逐云月，好像从未有过牵连贬官的累赘。悠闲自得地过了二十年，以高寿去世。后来魏忠贤因为于孔兼曾经救过赵南星，将他指为东林党人，假传圣旨削去他的官籍。崇祯初年才恢复他的官籍。

外史氏说：儒者的学问，不过是天德和王道罢了。先生用“志矩”来命名厅堂，是立志遵循天理法则。立志遵循天理法则，那么天德就完备了。天德完备，就成为真儒，而不是仅仅从事语言文字的儒生。读先生的《愿学斋述观》，先生在朝堂上坚持正道，自然是儒家的真儒了。

薛敷教传

薛敷教，字以身，是武进人。小时候侍奉祖父薛方山，得以听闻濂、洛、关、闽的理学学问。长大后与顾宪成、高攀龙结交，互相参究探讨，学问更加深入。万历己丑年考中进士，在观政期间，恰逢御史王藩臣上疏未被采纳，宪长都御史吴时来、耿定向联合弹劾他。薛敷教愤然起身说：“这是想要替执政者钳制天下人的嘴啊。”他上疏极力争论，有“平津曲学，金陵险陂”的话，触怒了执政者，被勒令回原籍。三年后起用为凤翔府教授，不久升任国子监助教。当时有诏书要同时封三王，他上疏极力劝谏，又写信给王锡爵，有“东门黄犬，追悔已经晚了”的话。王锡爵非常愤怒，但事情因此被搁置。不久京城考察官员，赵南星因为斥责当权者的亲信而被驱逐，薛敷教上疏申辩救援，被贬为光州学正。他与读书人砥砺品德学业，一律以道义互相成就。州人受他德行感化的，好像沐浴在春风中。不久因母亲去世回家守孝，于是不再出仕。每天跟随东林书院讲学，刻苦自我勉励，穿着脏衣服吃着粗饭，出入不坐轿子，只带一个仆人跟随。中年时婚嫁接连不断，城外的田地几乎耗尽。知交中有劝他在交际上稍微变通一点的，他婉言谢绝说：“年轻时秉持一种节操，老了却改变它，耻辱太大了。”即使是志同道合的人赠送的东西，也不接受。有人探病送药饵，他稍微品尝后就推辞说：“快要进棺材了，不敢忘记当年的志向。”他性情极其慈爱，连蠕动的生物都不忍伤害，对于人则温和地与之相处，即使是世俗的客人也不作分别。见到耳目所及的凶恶之人，一定要铲除他们才肯罢休。至于解救人的危难，宣扬人的善行，整天勤勉不懈，常常好像来不及一样。平时常说：“学问如果不窥探性灵，任凭是光明洁白不受污染，终究只是一节操守。”又说：“现在的人之所以不太讲究学问，是认为讲学是自欺欺人。不知道不讲学的人，都真心不自欺吗？机巧变诈，终究听到诚意的学说而减少；靡丽纷华，终究听到耻于恶衣恶食的学说而减少；自私自利的人，听到天下一家的学说，终究不至于十分损害人祸害物。讲学对天下有什么亏欠呢？”人们认为这是至理名言。五十九岁去世，学者称他为玄台先生，私谥清端。著有《浮弋集》《泉上杂语》《宪章录续》，收藏在家中。去世后在天启年间，魏忠贤罗织罪名，说他曾救赵南星，将他列入东林党人榜中，颁布示众。

外史氏说：“先生曾经作《真正铭》说：‘学问崇尚真实，真实就可以长久；学问崇尚端正，端正就可以坚守。对君亲忠孝，对兄弟恭友。修身以廉洁，处世以宽厚。良友切磋，直到白头。乡里的诽谤怨恨，不出口说。不要说暗中无人，内心反省更加愧疚；不要说事情琐碎，细微的行为不是偶然。读书学道，取决于禀赋。精神有余，穷究玄妙趣味；智识浅薄，秉持拙朴反省过错。殊途同归，劳逸难以习惯。世道用我，不轻视五斗米；世道不用我，在五柳下徜徉。无贵无贱，无荣无朽。坚守节操逢时，今生大概不行。必须真实必须端正，平素自我剖析。’唉！诵读这篇铭文，可以……”

译由此可以想象到他的为人了。」

译安希范传

安希范，字小范，无锡人。他自幼聪慧过人，二十岁时考中万历丙戌年进士，担任行人司行人。他本应进入御史台或六部任职，但因年龄不够，有人劝他虚报年龄，安希范说：“我安希范并不看重御史台或六部的职位。”后来他调任礼部仪制司郎中，因念及母亲年老，请求调任南方官职。言官说：“何不稍等片刻？”大家已经推举他担任吏部郎中了。安希范说：“我安希范并不看重吏部郎中的职位。”最终他得以担任南直隶监察御史。恰逢王锡爵执掌朝政，大多排斥异己之人。安希范上奏说：“近年来，正直老成的臣子，敢于直言的人士，都不得安于其位。如赵南星、赵用贤、孟化鲤鱼，人们都知道他们刚正不阿，却依次被罢黜。孙鑨、李世达、李桢等人，虽然才能品行不同，但也先后离开朝廷。行人高攀龙上的一道奏疏，我私下认为他是皇上的忠臣，也是辅臣的诤友，反而遭到严厉斥责。于是人心和公论，不能不对阁臣有所责备。希望皇上严令阁臣，不要培植私党。”奏疏呈入，皇帝下严旨逮捕审问。后来皇帝怒气消解，将他削去官籍遣送回家。他居住在胶山的西林，恰逢顾宪成聚集远近志同道合的人在东林书院讲学，他欣然跟随。另外清扫一间屋子在其中读书。泰昌帝改元，起用废黜官员的诏书下达，正直的臣子和遗老有一半被召入宫陈述意见。安希范安然自若，不过问此事。突然听说皇帝再次驾崩，他震惊迷乱，悲痛哭泣了一整天。随即命人驾车前往吴兴菁山经营养老之所，立下终老于此的志向。他曾经作诗寄托愤懑，其中有：“执简定应书赵盾，举朝谁请討陈恒？”又说：“受遗元老仍增秩，进药鸿胪也赐金，一腔热血见乎辞矣。”不久因病去世，享年五十八岁。天启初年，追赠他为光禄寺少卿，学者称他为我素先生。他平时与高攀龙探讨性命之学。高攀龙说：“性命之学的微妙言论，对别人说大多不理解，对安小范说就立刻理解。”他喜好读书议论世事，认为六经是文章的祖宗，经世致用的谋略，除此之外，就是司马光《资治通鉴》记事的本末，确实是古今得失的渊薮。后来逆阉魏忠贤指他为高攀龙的同党，列入东林党人榜中，昭告天下，削去他的追赠官职。崇祯帝即位，才恢复其官职。著有《养心日札》《读书日笺》《荒野政撮要》《武备私考》等书，删节《文献通考》，藏于家中。

外史氏说：“先生天资接近道义，类似于陈仲弓、郭林宗。他不幸在推荐即将到达时，就先闭上了眼睛（去世）。倘若他不立即死去，而是跟随各位贤臣一起起用，那么正色直言，难道会不追随杨涟、左光斗、周顺昌、魏大中诸位君子之后吗？”

刘元珍传

刘元珍，字伯先，号本孺，是无锡人。万历乙未年进士。起初被授予南京礼部主事，升任郎中。因父母年老，他称病回家奉养数年。再次补任南京职方司郎中，核查假冒者，罢黜羸弱者，裁减冗滥者，每年节省金钱两万多。当时大学士沈一贯执掌朝政，因楚王假冒亲王一事忌恨礼部右侍郎郭正域，又因次辅沈鲤、右侍郎郭正域一并忌恨他们。刑科给事中钱梦皋是沈一贯的私人，于是上疏弹劾郭正域，并牵连到沈鲤。于是楚王就被认为是真的亲王，而郭正域最终被罢免。妖书事件兴起，沈一贯想嫁祸给郭正域，钱梦皋又直接指责郭正域和沈鲤所为，拉绳批根，将要一网打尽异己之人。乙巳年京察，吏部左侍郎杨时乔、左都御使温纯极力主持公道，钱梦皋和他的党羽大多诋毁考察功法的官员。沈一贯蛊惑神宗，说京察不公，全部恢复被言官罢黜的人，并且扣留考察的典制不下发，人心愤慨至极，没有人敢首先发难。刘元珍于是抗疏说：“朝廷磨砺一世，伸张正义贬斥邪恶，以端正宰相大臣，不树立私交，不喜好憎恶，不蒙蔽皇上而钳制下属，彰善瘅恶，一切听从公论，而辅佐天子持衡，使人致力于节义而重视廉洁耻辱。于是君子之道长盛而太平之道兴隆。没想到今日竟有欺瞒皇上行私如首辅沈一贯这样的人，又没想到有顽钝无耻如刑科给事中钱梦皋这样的人。钱梦皋推举年例而妄奏求容，挂在察典中而乘机建议，垄断如市，士林不齿。等到两次蒙受录用，滥受殊恩，因此蛊惑圣聪，猜疑部院官员，连考察的全疏也被中格了。台省被察诸臣一概留中不发。国家世代遵守的典章在今日被践踏，朝野骇然，众人都说钱梦皋的党羽阴谋不可测度，将来种种侥幸之门从此打开，大可忧虑。假如钱梦皋羞恶之心未泯，也应惊惧弹射而收敛行迹，为何却猖狂自恣，转作风波，借言楚事，含沙射影，蔓延何极？众人都说钱梦皋的党羽机锋不可测度，将来种种倾危之隙从此打开，甚可畏惧。假如政本之地不偏私一人，那么奸邪就不会壅塞于上闻，邪恶的阴谋又怎能向下逞逞？然而沈一贯实为罪魁祸首，自秉政以来，未曾听说辅佐皇上将生灵从涂炭中拯救出来有何事，起用忠良于摈扼之中有何人？年来亲近奸佞之人，乖谬尤甚。就像京察一事，皇上岂有爱于钱梦皋而故意亲近他，又岂有私于台省诸臣而独自宽恕他们？大概是因为沈一贯曲庇私人的手段很巧妙，对内借公事蒙蔽皇上，对外挟持威势钳制下属。既借皇上的权力以伸张其意，又窃皇上的恩德以巩固其交情，顿时令百年巨典忽然决裂，而皇上却独自承担其咎。沈一贯平生的机械心计在此全部显露。身为辅弼之臣，不能引导皇上……”

译驱逐群小，澄清仕途，反而让自己成为奸邪聚集的目标，致使守法之人受压制而无处申诉，窃据权位之人却嚣张无忌。将来谁还肯为皇上触犯权贵、坚持国家正道呢？沈一贯敢于欺瞒皇上到如此地步，敢于冒犯清议而不顾到如此地步。像王梦皋这样有作为的鹰犬，还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近来看到王梦皋的几道奏疏，无不肆意妄为，以结党营私的名目攻击他人。自古以来，小人没有不先用朋党的说法来排挤善良正直之人，从而得以肆意施展邪恶阴谋的。这关系到国家治乱安危的关键，实在不是小事。希望皇上为了社稷着想，稍微留意此事。奏疏呈给神宗，神宗玩弄文字而不加理会，意思是不违背他的心意。沈一贯及其党羽千方百计经营，认为如果不廷杖元珍，议论就不会平息。恰逢雷击郊坛的竿木上，他们害怕反而被廷杖，于是改变主意。接着，兵部主事庞时雍直接弹劾沈一贯欺瞒误国，皇帝下旨将元珍和庞时雍都削去官籍。而当时被考察得以留任的人也都被免官。第二年，南京吏科给事中陈良训、御史孙居极力论奏沈一贯奸贪，于是沈一贯罢相。而元珍揭发奸邪的功劳居首，万历十六年，正值光宗即位，征召言官，被废弃的人起用为光禄寺少卿。这时辽阳、沈阳已经失守，旧日的赞画刘国缙以招抚南四卫官兵百姓为名，拥众数万人进入京城拜见督饷侍郎，命令发出天津、登州、莱州的船只向南渡海。元珍上疏说：“刘国缙是李成梁的义子，狼狈相依，种下祸害辽东的根源。李成梁抛弃朝廷疆土，刘国缙代为营私行贿，侥幸免于诛戮，无穷的祸根，实际上基于此。利瓦伊翰红旗催战，轻敌丧师，抚顺失守，杨镐继任，与李如柏密谋议和之策，唯独忌惮刘綎为当户之兰，所以让杜松出抚顺，布置私人诱入伏击之中。杜松与刘綎血战而死，一个尸骨无存，一个全家碎首。李如柏作为诸将领袖，冷眼旁观，令箭的招引恰好与之凑合。这两名将军与数万官兵，实际上是杨镐与李如柏杀的。刘国缙一旦担任赞画之职，首疏极力保举杨镐与李如柏，反而想坐实杜松违制的罪名，这是什么用心？刘国缙主张使用辽东人，冒领国库银两二十多万，究竟所称的三万土兵，曾得到其中一臂之力吗？他赞画的行径，大体如此。不久被弹劾解职，踪迹诡秘，不知道东还以后做了什么勾当？任凭蹂躏屠戮的惨状发生，唯独他在千锋万镝之中安然脱身，直到河东全部失守，河西危急如同累卵，刘国缙不后不先，突然拥众而入，众至数万，并非单薄弱小。况且山东矿徒，素来号称骁勇劲健，不依附外人，刘国缙既然能招抚四卫官兵百姓，也可以收用矿徒之力，何不就在当地纠合牵制以自赎从前积累的罪孽？却竟然想经由登州、莱州、天津，窜入内地，意图何为？况且辽阳、沈阳的灭亡，都是因为降人做内应，现在数万之众，保不准没有奸细混入其中？如果是刘国缙招抚的人，或许另有指使，也不可知道。一个刘国缙罢了，今日若能招抚逃亡者，昔日必不附和卖国。昔日既然厌恶他卖国而罢黜他，今日忽然相信他招抚而收留他，呼吸之间关乎安危，岂容尝试？自从辽东事发以来，猛士捐躯，叛帅反噬，今天震动人心的关键，全在刑赏的操纵。刑赏的权力，全在果断。如果功罪已分，褒贬不决，坐令军中的胜气在廷议的迂缓中逐渐废弛，甚为可惜。奏疏呈下有关部门议覆，有关部门畏惧刘国缙的党羽，不予议覆。而兵部请求提拔刘国缙为东路巡抚的，则搁置不执行。不久刘国缙死在京城寓所，享年五十一岁。起初，元珍因建言被罢归，与顾宪成在东林讲学，自喜找到了归宿之地。又与钱一本结成同善会，表彰节义，优恤鳏寡，有人说这不是林下人（隐居者）所宜做的，元珍说：“痛痒相关，如同救头目之急，哪里还问适宜不适宜呢。”曾经有知交当权，苏州的富民被诬陷判处死刑，投赠暮夜之金，元珍怒斥赶走他，后来私下查清其冤情，秘密为其昭雪，不让他知道。其不愧于独知（无人知晓时的操守）如此。平时以子路自许，不让恶言进入东林讲论，稍有附会，就正色说：“不要扰乱我的宗旨。”听到诽谤讲学的人说：“他们诋毁我们好名，作为口舌之争，其实他们不好名，乃是专为决裂名教之地。”当东林被天下弹射时，元珍对高攀龙说：“这是我们进入火坑的时候，只要不让我们的成色有减损就可以了。”后来也因东林党事被追夺官职，愍皇帝即位诏书，恢复其官职。著有《文诀》《文衡》《依庸絮语《三畏堂素业》《湖畔逸农遗稿。

译外史氏说：“我听说先生的为人，憎恨邪恶非常严厉。一个奸佞的人在他身边，就好像有东西卡在喉咙里，一定要吐出来才罢休。大概他秉承的天性中刚强的品德居多。刚强，是天德的首位。圣人所说的没有私欲的刚强，先生大概就是这样没有私欲的人吧！”

钱一本传

钱一本，字国瑞，是武进人。万历癸未年考中进士。担任庐陵县令时，把振兴当地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修建王文成祠，并一同祭祀邹文庄等各位先生。延请礼遇著名儒者，倡导阐明绝学的道理。升任御史后，首先上疏弹劾前任按察使祝大舟贪婪违法，得到圣旨逮捕并流放。整个朝廷为之肃然起敬。又请求在学宫祭祀罗伦、罗洪先、陈真晟、曹端。不久，巡按广西，正在巡视辖区时，听说册立皇太子的日期更改，于是上奏说：“父子是最亲近的关系，长幼有次序，这是陛下明确的旨意。现在皇长子已经十岁，不出宫讲学，宠爱而不让他劳累，这不是亲情。皇长子的母亲与各位妃嫔并列，而弟弟的母亲皇贵妃反而地位在她之上。母亲因儿子而尊贵，弟弟可以凌驾于兄长之上，这不是次序。况且陛下想要效法肃皇帝吗？肃皇帝建立储君是在嘉靖十八年，现在已经超过两年了。皇贵妃受到的恩宠礼遇超过中宫，每天萌生夺取嫡位的野心。皇长子与其他皇子的服饰没有区别，名分不正。传闻陛下曾在皇贵妃面前失言，因此她抓住这话作为证据来要挟陛下，这些都是肃皇帝时期所没有的。陛下厌恶各位大臣激愤扰乱，一个人进言，就故意拖延一年；后来又有人进言，就再拖延两三年。一定要让天下没有人敢进言，才能勉强顺从亲近宠爱的私心。不考虑国家根本动摇，周幽王、晋献公的祸患马上就可以看到了。”奏疏呈入后被留在宫中，过了三个月，给事中孟养浩也关于国家根本进言，得到圣旨杖责孟养浩，并革去钱一本的职务，让他回到家乡。钱一本闭门不出，断绝踪迹，公府郡守欧阳东凤修建先贤祠，旁边建造经正堂，共同推崇讲学。当时宜兴有明道书院，由史孟麟主持；无锡有东林书院，由顾宪成主持。三人往来讲解学习，各地士大夫兴起的人很多。于是小人危害正道，指责他们是朋党。钱一本讲学如常，好像没听见一样。曾经说：“不被认可而不烦闷，不被了解而不后悔，正是我们这类人用力的地方。”平时自我反省，曾说：“既然顶着天踩着地做人，应当参悟天地的道理来处理事务。”又说：“心术中有许多淫乐邪礼，聪明中有许多乱色奸声，身体中有许多懒惰傲慢邪僻之气，且去细细查考。”生平没有其他玩好，唯独潜心于六经、濂洛诸书，下至天文地理，无不翻阅研究，而在易学方面尤其深入。”说：“易就是象，象就是像。写作《像钞》，又历叙儒学正传为《源编》、《汇编》，出自心得，勉励人做学问为《黾记》。”每次经过东林会见讲学者，大家都一致跟随他，众人都称他为启新先生。七十二岁时去世，在天启初年，追赠太仆少卿。

外史氏说：“先生的易学最深入，大概别人只从言辞上得到，先生则从象上得到。朱子曾说：‘在言辞上领会的浅，在象上领会的深。’先生对于象，领会得很深了。自从《像象管见》和《像钞》问世，学习易的人有了归宿，功劳也很大啊！”

李复阳传

李复阳，字宗诚，江西丰城人，万历癸未年进士，授无锡县令。到任后，编排徭役最公平，催缴赋税有方法。戊子、己丑年灾荒，加上瘟疫，捐献俸禄拿出钱财，以缓解百姓的困境。巡视田间小路，访问疾苦，乡间老人无不乐意亲近他。以前是江右李见罗的门人，传授止修的说法。到这时与顾宪成在学宫讲学，当时高攀龙才二十五岁，前去听讲，高兴地说：“我的学问大概有兴起的希望吧？”后来于是共同开设讲席，建立文会，每月初一十五绅士都前往，三年间四境大治。升任吏部，与顾宪成共同辅佐计事。因为考功郎赵南星被降调，与顾宪成一起上疏，大致说：“近来皇上严厉责备吏部专权结党，赵南星被降调外任。臣等与南星平生以道义相互期许，在同部任职时，又以职业相互切磋。只有这次内部考核的典礼，开始咨询，接着商讨确定，臣等都参与了。现在南星获罪，臣等凭什么推辞以免罪？希望皇上扩大天地般的度量，垂示日月般的明察，念及南星为自己谋划则笨拙，为国家谋划则忠诚，恢复他的原职，以表示对做事者的鼓励，不要只是让那些被察觉的人心里痛快。如果始终认为专权结党，请求将臣等一并罢免斥退，不要让南星独自承担罪责。”没有回复。他的恳切正直就是这样。历任通政司左参议，去世。学者称他为元冲先生。后来崔魏因为他的奏疏救赵南星，斥责他为党人，削夺官职。崇祯即位，才恢复。

外史氏说：“先生任无锡县令，四境大治，他的功业至今还能追述。至于在朝廷任职，以正直的言论进言，不走邪路，节操高尚在当时著称。如果不是学问端正，怎么能达到这样？”

周孔教传

周孔教，字怀鲁，江西南昌人，万历朝进士，起初任临海县令，因为循良卓异被征召入朝任御史，恰逢赵南星议论时事触怒当权者，他的门客暗示周孔教弹劾他，周孔教不答应。吴比部彻如特意上疏弹劾他，当时台省官员哗然起来说：“言官是议论别人的人，不是被别人议论的人，怎么破坏我们的体面？”将要联合上疏

译排焉，孔教又与万二愚争论，制止他说：“如果这样攻击，那么祸患就在国家了。”史奉常玉池应召北上，当时孔教担任督学，约定玉池偕同许京兆少薇向执政者启奏，请求施行东宫三礼。过了很久，执政者商议想先举行大婚而后册立太子，于是孔教与王铨部澹生极力陈述其不可行而制止了此事。等到他巡抚江南，政务闲暇时前往东林书院，率领各位士大夫讲习正心修身的学问，阐明程朱理学的正统。其他如举荐弹劾各属官员的贤良与否，请求停止织造局额外摊派的奏疏，字字痛切，至于戊申年救荒一事，尤为倾吐肝胆，哀痛迫切，一字一泪，有让人看了不忍心读，读了不忍心读完的。他处理政务只以虚心对待下属，勤勉追求善政，常像赶不上似的，早晨有人报告，早晨就施行，不等白天；白天有人报告，白天就施行，不等晚上。所有这些都是他一片精神所专注的，不仅仅是在指陈是非、条陈利害之间罢了。他与顾宪成、高攀龙结为金石之交，每件事都咨询他们，因此善政遍布江左。后来晋升为总河，三吴地区的父老日夜奔波，向北奔走一起呼喊宫门，请求直指御史专门上疏请求，皇上不允，特别加以慰勉，一则说“大得民心”，一则说“久着劳绩”，命令下达催促赴任河务，于是启程。后来被逆阉斥为党人，削职夺官，崇祯初年才恢复官职。

译外史氏说：“我从先生治理政事的表现，就知道他所学的是正道。”《周礼》上有这样的话：“学习古代典籍然后入仕为官，依据法度来商议政事，政令就不会迷惑。”先生治理政事，至今百姓还在不断追述他的恩德。至于在东林书院讲学，后来的人也有追随他的足迹，而借以博取一时声誉的，这不足以增加先生的分量。

欧阳东鳯传

欧阳东鳯，字千仭，是湖广潜江人。万历己丑年考中进士，在户部任职，外放担任常州太守，政绩显著，是有明三百年来最贤良的第一人。到任后便倡导建立甲辰书院，并撰写文章来记录这件事。文章大意说：“杨龟山先生，本来就是程夫子眼中道统南传的人。晋陵（常州）拥有宋代儒学，是从龟山先生开始的。他说过：‘人性之上不可增添一物，尧舜也不过是顺应本性罢了。’唉！世人都把新会（陈白沙）的自然、姚江（王阳明）的良知作为第一要义，但探究其根本，实际上并不是在人性之上另外增添一物。主敬是主这个，穷理是穷这个，也不是在顺应本性之外另外做一件事。何必说这是千古秘密，直到今天才泄露，几乎想要篡夺宋代儒学的正统呢！”我对此感到担忧，私下里常常念及。幸好有人能够超然地回归本源，与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弘扬遗留的学术传统，这种尊崇道德、乐于求道的精神，又不仅仅是泛泛地涉足其边缘而已。倘若宋代儒学的学问因此能在晋陵发扬光大，从而显明于天下，那滔滔的世道，也将因此有所维系，不至于出现开端引导、防线溃败的祸患，这所补益的难道只是小小的吗？所以特意写下这些言论以等待后人。又在毗陵建立传是堂，用来讲学。建堂选址在先贤祠的东边，与众多士人讨论学问，取用鲁地多君子的含义。任期届满后升任颍上备兵，勤勉辛劳称职，几年后辞官归朝，朝廷再次征召，他坚卧不起。于是他在豹湖岸边找到一块好地安葬自己，说：“这是我归宿的地方。”在那里建造房屋，题名为“夕可”。闭门在其中体悟大道，让友人向高攀龙询问“夕可”的含义，高攀龙于是作《夕可说》来回应。又过了几年去世，学者们称他为宜诸先生。后来魏忠贤毁坏书院，看到他的碑记，斥责他为党人，削去官职。崇祯改元后才恢复名誉。

外史氏说：“先生镇守常州，以学问作为教化，全郡逐渐受到影响，至今还留有流风遗韵。等到看到时局将要昏暗，就退隐林下，再次征召也不起用，可以说是懂得预见细微变化的君子了。”

潘永图传

潘永图字君怀，是金坛人。幼年喜爱学习，切求程朱的正统学术。听说白沙、新建（王阳明）的学说有谬误，于是前往梁溪，向高攀龙求取正解。高攀龙与他讲论了几天，他有所领悟后返回。崇祯元年考中进士，授任户部主事，转任员外郎，与黄道周、刘宗周交往友善。当时小人视他们为东林党的余孽。等到温体仁担任宰相，想要驱逐清流，制作了《蝇蚋录》，并把潘永图、马成名称为前锋。使者常常对皇上说：“门户之害，将导致宗庙社稷灭亡。如果不铲除他们，恐怕祸患蔓延。”幸好思陵（崇祯帝）没有听从，所以动乱没有发生。潘永图在户部管理太仓银库，能够清理剔除奸邪弊端，屏除扣减陋规，尚书们交口称赞他的才能。起初，思陵诛杀逆阉魏忠贤，委任士大夫，但士大夫大多推诿避事。思陵彷徨四顾，没有满意的人，于是又稍微任用宦官作为耳目，户部、工部甚至设立总理太监张彝宪揽权，骄横傲慢凌侮士大夫，部臣都屈服于他，只有潘永图不屈服。外放担任归德知府，流寇侵犯商丘，守备乔宇定约作为内应，引寇焚掠近郊，围城非常紧急。潘永图在官署门口堆积柴薪，与家人约定说：“如果有不测，就举火自焚。”日夜登上城墙坚固防守，贼寇倾尽全力攻城更加紧急，文武官员相顾失色，潘永图举止自如，悬赏招募死士，从城上放下砍杀贼寇，斩首数百，杀死了贼寇的一名爱将。贼寇惊恐退去。兵部上报他的功劳，但宦官张彝宪因前嫌不给他记功。转任山东副使，在通州治理军饷。当时，边境战事告急，巡抚、总镇、提兵入援，负责备兵的使者因升迁离去，人们都为潘永图担忧，只有他能艰难支撑，军需没有缺乏。恰逢大宦官卢维宁奉命总督，潘永图再次坚持正道与他抵触，功劳又不被记述，因其他事情被降职调离回家。不久，起用为遵化监军道副使。遵化管辖喜峰、大安两路，是最为重要的咽喉之地。至此已经三次失守了，潘永图亲自经历险要之地，增置烽火台和堡垒，又创立了据险设伏的建议，上报朝廷。一年之中，联络声援，安抚士兵，收编溃兵，声名日益振作。思陵累积他前后的功劳，由监司越级提拔为佥都御史，巡抚顺天。八月上任，十一月蓟州陷落。第二年二月，因失守封疆的重典被判处死刑。当潘永图被诛杀时，人们都说他上任时间浅，军饷匮乏兵力单薄，事情多有掣肘，不全是潘永图的罪过。他回奏的一疏中说：“马兰、松棚两路分属蓟州道界岭报。警报传来，臣率领军队向东抵御，道臣鞠思让私自调动尖兵夜间听点，擅自命令戍兵分班尖夜撤换，导致哨探失误而烽火失传；戍兵撤换则台墙空虚而关堡失守。臣虽然想在口外堵住，也来不及了。又鞠思让误用教官高登庸，代理蓟州隐匿奸细作为内应，以致早晨攻打傍晚攻克。而臣所统领的将吏兵饷，种种可以”

译痛哭流涕，即使韩琦、范仲淹在军中，也无能为力。事情败坏有人代为受过，臣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死时享年五十岁。当时，有一位佥都御史马成名，是溧阳人，与永图出生同年，居住同乡，一同考中进士，一同升任都御史，而且官职品级相同。至此获罪，一同受审临刑，且在同一天，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前世注定。

译外史氏说：唉！边疆事务长久以来就无法妥善办理了。万历初年，张居正主持国政，谨慎地选拔兵部尚书，精妙地挑选户部尚书。当时户部、兵部两位尚书都是经验丰富、任职已久的老成之人，而九边的文武大帅，张居正无不亲自考察过他们的才能，了解得非常透彻。于是他在其中进行调和，使朝廷内部与边疆外部成为一体，所以呼应之间没有不迅捷的，推诿责任的情况也就无法发生。边疆暗中因此受益。自从张居正死后，内阁大臣的格局屡次变化，户部、兵部随之变化，边疆大帅也随之变化。起初，内阁大臣一变而为谨慎顺从，大概是避免前人揽权的名声，却坐享其强盛的果实。虽然拱手无为，天下还未到骤然分裂的地步。那时的户部、兵部多是内阁大臣所亲厚的人，号称显赫的高官，用体制名分来压制边疆大帅，而边疆大帅也自恃富贵，对于武备不太讲究，这是败坏的基础。接着，内阁大臣再变而为阴险虚伪，快意地施行恩惠或报复，主张结党营私。户部、兵部多是他们的私人，用个人的喜怒来驾驭边疆大帅，而边疆大帅救过尚且来不及，贪求进升没有止境，庸碌无能可以被视为贤能，覆败可以被视为功劳，这是败坏的形成。接着，内阁大臣三变而为贪婪腐败，金银财帛唯恐不多，恩荫唯恐不广，交结唯恐不牢固，欺骗蒙蔽唯恐不深，天下大乱却只求眼前痛快。以趋向或背离来划分朋党，以利害来定恩怨。那时的户部、兵部不过是内阁大臣的外库罢了，用缓急来为难边疆大帅。无事时把他们当作填不满的沟壑，有事时把他们当作牺牲品。甚至骑兵凯旋归来，边疆大臣却像烂泥一样被抛弃，而内阁还在用庙堂上的谋划来论功，晋升官职接受赏赐，以至于边疆危殆，言官喧哗吵闹。户部、兵部视官员如旅店过客，谁主持国政能不自我端正呢？败坏到了这种地步，一时担任总督、巡抚的人，不过是前往承担罪责罢了，难道不令人痛心吗！自从万历癸未年以后，崇祯甲申年以前，那种履霜坚冰、一同沉溺的状态，真是万世的借鉴。总之，朝廷一旦任用宦官，天下没有不灭亡的。夏商周三代就不必说了。灭亡秦朝的是宦官。灭亡汉朝的是宦官。在晋朝、五代、隋朝，大半是潜伏着宦官的祸患。唐朝的灭亡，不是宦官吗？宋朝的灭亡，不是宦官吗？元朝的灭亡，虽然是因为独用蒙古人谋取私利，但也未尝不是由于宦官。而明朝又继其后，统治天下的人为何不醒悟呢？唉！明朝的内阁大臣得以窃取权柄，无不是由于宦官。何况内外都任用宦官呢？它的灭亡是理所当然的。

《东林列传》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东林列传》卷二十二

江阴陈鼎 撰

○明

丁元荐传

丁元荐，字长孺，号慎所，是浙江长兴人。万历丙戌年考中进士，他性格刚直骨气强劲，见识宏大超越常人，历经挫折压抑，甘心处于困厄穷困之中，百折不挠始终不气馁。他拥有浩然正气，刚在翰林院做官时，就直言陈述当世的弊端，当时的人认为他的奏疏像贾谊的疏奏，因此与世俗格格不入。一次被贬斥后回家，在田间沉寂了数年。再次起用担任礼部官员，又直言陈述当世的弊端，当时的人认为他像汲黯那样刚直，与世俗更加格格不入，于是摧折他的翅膀，断绝他的缰绳，甚至想用大盗的刀来刺杀他。他决心除去眼中的刺，结果却因其他事情获罪，被削去官籍回家。甲子年，元晨贤令被刺杀，全县震惊恐惧，好像将要坠毁。丁元奋不顾身，流言像箭一样密集，他屹立不动毫无避讳。擒获盗贼安抚百姓，全县得以安宁。他平时深入研究理学，下功夫很深，用心细密。凡是东林的那些君子，他无不前去请教，而对于顾宪成则像对待老师一样侍奉。顾宪成曾经回信说：“承蒙告知新的功夫很好。周敦颐揭示主静，这是得手的事；程颐见到人静坐，就赞叹他善于学习，这是入手的事；李延平教人静坐，观察喜怒哀乐未发时的气象，又从中点出一个活机。这是大儒留下的海上单方。”另一天又说：“收到您的信，不胜欣慰。您用心如此，何愁不能天天进步呢？‘寡欲’二字极妙，周敦颐首先阐发圣学，也就是这二字是一了百了的功夫，更不需要怀疑。愿与您共同勉励，也只是密切地去做，不需要后悔过去顾虑未来，反而造成心意动摇，让心体上多一事。”他曾经路过无锡，参加东林的集会讲学。另一天顾宪成来信说：“东林的集会，风气蒸蒸日上，席间发出关于贫贱富贵的一则言论，尤其让听众肃然起敬。您的功劳，在这里就很大了。”他七十岁去世。天启年间，因为他是顾宪成的门人，被禁锢。崇祯朝才得以平反。

外史氏说：“在明朝末年，习俗背离，只要有良心的人，最终都不能合群，何况先生呢？所以他一出仕再出仕，最终被时流所厌恶。这就是他入山唯恐不深，而甘心老死在田间的原因。”

汪康谣传

汪康谣，字淡衷，号鹤屿，是休宁人。他精研理学，以朱熹为宗师。二十岁时在乡试中举，万历癸丑年考中进士，被授予诸暨县令。他摘除奸邪，剪除暴徒，不避权贵。升任户部司庾，在临清练兵防备白莲教贼寇有功，升任郎中，外调担任漳州知府。到任那天，他惊起说：“这是朱熹曾经治理过的地方，我出生在那里，又在同一片土地做官，难道还要另问治理的谱系吗？”他考察旧有的宪章，申明作为自我约束的八条，约束下属的三条，又有八禁五不拟，制定为法令，都以实心实行实政，漳州大治。不久被举荐为卓异第一，推举为漳南参议。恰逢魏忠贤、崔呈秀气焰嚣张，崔呈秀是他的同门好友，曾经暗示招揽他，他却用严厉的词拒绝。他在漳州守了三年，始终没有通一个字。崔呈秀怀恨在心。巡抚周起元因贪污数万两银子获罪，被押到漳州籍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