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南天痕》自序 评论 凡例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附录 跋一 跋二 自序 有人问：《南天痕》记载的是什么？是弘光、隆武、永历三朝的事情。为什么不说“朝”？因为这是季野所说的“不成朝”。为什么不称“史”？因为这是次公所说的“不敢当史笔”。为什么称为“南”？因为哂园所说的“都是南方土地，势力不能达到北方”。为什么称为“天”？因为苍水所说的“上天所兴起的、上天所废弃的，谁也无法知道”。为什么称为“痕”？因为落泉所说的“明天留下细微的痕迹”，以及心斋所说的“清明的天空悬挂着一道痕迹”。唉！天下崩裂、四海倾覆，在铜马之乱中粉碎了疆土；纲常败坏、法纪破裂，使风教倒转于金夔之乱。政令相互更改，攻守纷乱交错；这正是薇里所说的“兴亡、成败、得失的痕迹，接续着煤山”。至于鲜血染红半野，红色血水洒满孤城；贼兵营中有人咬舌自尽，皇帝的船上有人被割断脖颈；这就是砻斋所说的“血痕闪闪”。军旗在险峻山麓震动，战船在狂涛中奔走；尸骸裹着貂衣，尸体横陈在马革之中；这就是半岩所说的“愤怒的痕迹纷纷涌起，剑上的血痕鲜红”。酷吏使人蒙受冤屈，令人痛惜挽救危局之箭已经高高竖起却无济于事；凶徒从旁挥刃，令人悲伤挽日之戈已经残破；这就是履庵所说的“悲痕深、刀痕赤”。有人被活埋，有人甘愿忍饥挨饿，满腔悲恨又向谁诉说！有人脱身逃入禅门，含着冤屈不肯吐露；这就是渐岸所说的“穷山冷泽之中泪痕斑斑”。至于鸿雁的身影坠落，百战而死的弟兄陨亡；鸑鹫的形貌凋零，成为九京之下的夫妇；贤士死于幕府，忠仆为家殉难；全族捐躯，满门送命；这就是柳堂所说的“蠹痕零落、忠痕累累”。至于狐媚般的奸佞和虎噬般的暴徒，使人惨死而化为白骨、青磷；鼠类依附、狼群奔逃，弄得神号鬼哭；贼人杀害君主却无人救援，臣下出卖主人而乞求怜悯；这就是鹿田所说的“花痕在腹、丑痕在脸”。唉！英魂毅魄，气概压倒山河；辛辣的言语、柔软的内心，使腥膻污秽玷污日月；事变越复杂，各种情态越充分暴露；那些可以焚香，可以按剑，可以瞪裂双眼，可以欢欣起舞，可以悲痛流泪的情怀，就是梨山所说的“面对南天饮恨”。这部书议论贤者和智者，宁可严厉一些；这是公纪所说的“世人所指名的人”。对于平庸无能、随波逐流的人则不加议论，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值得责备的；这是鹤滩所说的“为他们悲哀，而不是宽恕他们”。对君父的过失，隐而不彰；这是希斋所说的“愚贱之人不敢知道”。乱臣贼子到了末路，必定载入书中；这是羽庵所说的“把诛灭他们的事实昭示出来，以警戒万世”。编纂此书的是谁？这是靖节所说的“不知是哪里人”。为什么不写姓？这是苋石所说的“为他讳饰”。为什么不写名？这是文坚所说的“使他的名声微小”。为什么用字号相系？因为所谓“作史书写氏字，以志不忘”。有人说：这大概取自“文信国南天痕”这句诗。西亭凌雪撰写并书写。评论 哂园曾评论明朝的灭亡：开始于羽党，成于宦官，终于盗贼。南渡以后接续这种局面，小人得志，借朋党来肆意施毒，联合宦官来巩固宠幸，假借盗贼来扩张威势；而朝廷昏庸，只顾酣歌而不忧虑国事；忠贞之士被贬黜，贪污放纵之徒横行；纲纪颠倒，是非混淆；以至于内部自相争斗，把渔人得利的机会留给了敌人。思文是贤明的君主，可是疆域狭窄，依靠寇贼而招来寇贼；永明仁慈有余，英明果断不足。他在崎岖的山海之间辗转播迁、流离失所；收纳遗留下来的祸根作为心腹，把遥远的边域托付为禁卫之地；令人悲伤。当时坐在朝廷中主持政务的，不乏具有道德声誉、忠诚正直、诚信恳挚的儒者；那些捍卫边疆、经营海外事务的人，也多是英明通达、敏捷老练、能够承担艰难和重大事务的人才。刘、黄、姜、高、史、瞿、何、堵诸位君子，都学识通达天人之理，忠心贯日月，能够随时势变化而不改节操，文才武略相互补益，也可以说是祖宗遗留下来的、支撑王国的栋梁。可是给他们的爵位只是空有其名，大权并未交给他们；有的被置于外而不在内，有的地位尊贵却不受亲近，最终一根木头支撑不住倾倒的房屋，一丸泥土堵不住决口；忠臣流血，仍坚持忠诚而自信。可悲啊！可悲啊！天命不能延续，人的谋虑又接连失误，百六之会，又怎么能够逃脱呢？等到国运已经终结，正朔永远断绝，而监国仍然在岛屿之中树立旗帜，在鲸鲵般的敌人身旁昂然抗争；落日狂涛之中，衣冠之士聚集议事。虽然寸土尚未收复，但志向没有衰退；国家大命将尽，但气概反而更加壮烈。父亲叛变而儿子忠贞，鸮鸟般的叫声忽然变得美好；心怀忠诚、追思忠烈，不敢萌生二心；即使新王的封册和严父的危言厉色，也不能改变他们。延续国祚两代，经历三十六年，这才知道三百年诗书礼乐留下的恩泽，其中教导人们忠义的作用是多么深厚。大体说来，明朝积累的弊病约有三端。第一，追求虚名而不讲求实际功用。高谈性命之学，却把农田和军旅看作粗鄙之事；钻研辞藻文章，却把刑法和钱谷看作庸俗之事。于是导致吏治不整，武备全部废弛，把兵权假借给武夫，把成事的希望寄托在胥吏身上。这是第一种弊病。第二，区分流品而不寻求真正的人才。古代求取士人，有时从民间草野，有时从山林隐逸中选取，甚至羁押的囚徒、饥饿的奴隶、守烽的士卒、与人结仇的勇士，都可以安排在疆场，授予宠信和重任，从未听说同朝之人因此诽谤他们。如今却只尊重出身甲第的人，鄙弃举人、贡生；即使才能足以相比管仲、诸葛亮，品行如伯夷、柳下惠，也没有升迁的期限，遭受排挤却有明确原因。楚国的人才被晋国任用，这究竟是谁造成的！这是第二种弊病。第三，争相追逐浮华文章而不顾实际效果。太平时期用虚夸之辞来抗拒强敌，以祖训中的空泛言论来应付强大的寇贼；想要通过通和解决问题，反而树立了怨恨；想要命令他们效忠，反而滋长了他们的愤怒。等到邻国据理责问，狂暴的寇贼反过来反噬时，便如影子消失、烟雾散尽，哑口无言，毫无对策。这是第三种弊病。积累这三种弊病，直到败亡仍未醒悟；误国的罪责，难道可以只推给小人吗？这就是我每次读到这里，都忍不住合上书再三叹息的原因。唉！面对旧国旧教，令人惆怅。何况国姓与开国事业一同流传，爵位和封命却与末流之人一起陨落？从开始到结束，先臣确实是我们所依凭的对象。俯仰今昔，反复感慨追慕，不知眼泪从何处流下！我姑且把这些附在《西台之纪》之后。西亭凌雪书。凡例

译第一，国家经历鼎革，发生的事情十分繁多。金陵、闽、粤几位君主，辗转播迁于三地，历时二十年；《明史》把他们附入《怀宗本纪》，记载寥寥无几。野史又没有刊刻的版本，日渐散失；后人有的只听说隆武、永历的年号，却茫然不知其事。我于是搜罗散佚的资料，发掘残缺的记载。上至朝廷宗庙的大政纲要，凡关系国家兴亡的事情；下至民间深藏不露的忠贞之士，凡有情义、足以令人感动和讽谏的事情；都分别记载人物和事件，使事情的始末完整呈现。将材料汇集成篇，删去繁杂，使文字归于雅正；并不是要作为名山收藏之书，只是姑且补充正史记载的缺漏。第一，国家兴亡，哪一代没有这种事！那些昂然抗拒、逆势而行，或伏尸都市的人，虽然是法令所规定的罪人，但各自都是为了自己的君主。在兴盛的朝代，他们只是不得已而实现自己的志向罢了。对他们表彰容纳，追赠官爵，通载于史书，历代相沿，成为美谈。我朝定鼎之后，褒扬为国殉难的诸位大臣，而且在开设史局时，已经奉行了“野史送交有关部门，不以忌讳为嫌”的命令。如今采集编纂这些事迹，直书而不加隐讳，全部遵守这一法令。第一，野史中兼记三朝事迹的，有吴伟业《绥寇纪略》、邹漪《明季遗闻》、温睿临《南疆逸史》、钱谦益《三史备言》、周容《明季线》。记载国变和南渡事迹的，有夏允彝《幸存录》、文秉《甲乙事案》、许重熙《甲乙汇略》、钱光绣《南渡纪事》、李清《三垣笔记》、杨秉燧《南渡纪略》、史逸裘《南江藏史》。兼记弘光事迹的，有顾炎武《圣安本纪》、黄宗羲《弘光实录》、李清《南渡录》、周明新《南渡续集》、董剑锷《南渡纪》。兼记弘光、永历两朝事迹的，有黄宗羲《行朝录》、钱秉镫《所知录》、瞿昌文《天南逸史》、刘湘客《行在阳秋》、高斗魁《征信录》、魏禧《存信编》。专门记载隆武事迹的，有闽人《思文大纪》、郑雪昉《隆武略》。专门记载永历事迹的，有沈佳《存信编》、鲁可藻《岭表纪年》、刘湘客、杨在、綦毋邃《象郡纪事》、冯苏《劫灰录》、某氏《南粤新书》、《粤事纪略》、邓凯《滇缅纪闻》、《滇缅日记》、吴尔尧《滇缅事略》、林时跃《粤事征信编》。专门记载一个人或一件事的，有应廷吉《青磷屑》、史德威《维扬殉节始末》、袁继咸《浔江纪事》、某氏《北使纪》、康范生《虔事始末》、某氏《赣州乙丙纪略》、释慧潭《真珠载》、徐世普《江变纪略》、王言儒《溽江藏本》、郭寒《乙丙事迹》、章旷《楚事纪略》、李世熊《木叹记》、沈荀蔚《蜀难叙略》、王玉书《吾征录》、鹿儒方《徐徐集》、田壁川《蜀难始末》、杨在《朱容藩乱蜀始末》、《武冈播迁始末》、《孙可望胁王始末》、《犯阙始末》、《安隆纪事》、邓凯《遗忠录》、《求埜录》、李文胤《可考录》、黄百学《莫言录》、丘来章《镜信录》、周元初《安隆纪事略》。专门记载鲁监国事迹的，有黄宗羲《鲁纪年》、《四明山寨记》、《舟山兴废记》、《日本乞师纪》、高斗权《海疆纪略》、黄宗炎《存疑集》、冯京第《浮海记》、鲍泽《甲子纪略》、温睿临《海邦汇略》、徐凤垣《且存录》、张煌言《四明纪事》、全枋《江东泣血录》、陈睿思《闽海见闻纪略》。至于万季野《明末诸传》等书、吕晚村《明季纪事》等书、徐阁学《明季忠烈纪实诸传》等书，以及各位名家已经刊刻或尚未刊刻的文集、外纪等书，总共有九百七十四种。其中记载有详有略，年月有先有后，是非各不相同，毁誉也彼此有别；我把它们合并考订，纠正其中的错误，补足其中的缺失，编成这部书。其他尚未见到的书，还等待以后再考察；但大略已经具备在这里了。第一，古代史书对于皇帝称为“本纪”，对于各位大臣称为“列传”。“纪”概括一个时期的政令大纲，“列传”只记载一个人的事迹或一件事情，所以称为“纪”以区别二者。然而太史公写项羽，也称为“本纪”，因为项羽一时号令天下，事迹大多详细记载。如今金陵、闽、粤三位君主，虽然地位没有最终确立，也都在各自的地方自称帝王；各自有政令教化，按理应当记载。如果拘泥于把他们列入《怀宗》的旧例，那么连列传也不能列入，又哪里谈得上本纪？这不是一代史书应有的体例。因此，第一卷先作概略记载，不称“本纪”，是为了避开本朝的称谓；称作“略”，是因为事情本来就无法详细记载。第一，古人作史，有专传、合传、附传，并不是因为人物有优劣，而是因为事情有繁简。专传一定是因为这个人的事迹很多。合传则可能是因为他们学术相同、言论相同、时代相同、名望相同，或者偶然有同一件事。老子、庄子、孟子、荀子，是学术相同；刺客、游侠、酷吏，是行为相同；张苍、申屠嘉，是官职相同；娄敬、叔孙通，是时代相同；管仲、晏婴，是显赫名声相同；屈原、贾谊，是偶然同样遭遇放逐。至于附传，是因为人物事迹很少，不能单独成传，所以附带记载，并不是轻视这个人。这部书的各篇列传，私下仿照这个意思；按事情、按人物分类，即使其中人物品行相差悬殊，也顾不上逐一计较了。第一，明朝建立宗室支系，人数几乎达到数百万，被贼寇杀害的有十分之九。他们散居各地，义军相互拥立和拥戴。由此可知，各代圣君的恩德仍在人心，人们把他们的后裔看作祖宗的后代。可惜其中才能浅薄低劣的人，不能胜任承受鼎器的重任，刚刚兴起便随即败倒，比起孟公、盆子，甚至还要差些；受到他们祸害的人，甚至把他们同盗贼相提并论。唉！他们难道不都是天潢贵胄的支流吗？仇恨在于君主和亲人，祸患又殃及宗族祖先，枕戈待旦的志向，谁能够加以非议！即使最终没有成功，也足以令人悲痛。然而兵火之后，没有办法把他们的事迹搜集完整；谋略不完备，始末也不完整，只能姑且记下大概，保存其中那些守持节义的人。第一，诸位大臣中有曾经侍奉崇祯帝的，他们在此前的行事和章奏，全部从略。因为本书重在记载南渡以后的事情，而且这些内容已经载入《明史》。之所以仍然列传，是因为他们最终的事迹发生在后来。不过关于大节，也只概括记下几句话，不敢完全遗漏。

译第一，各篇列传的次序，先写金陵，其次闽地，再次浙东，最后粤地。诸位大臣中有经历三朝的，就按照他们事迹较重的朝代排列。吕大器最终死于粤地，却把他排在前面，是因为迎立君主时发生异议，吕大器是其中的主张者，关系到一朝的纲目；后来他在粤地，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表彰的事迹。第一，古人作附传，按惯例不列姓名；我独不这样做。因为我珍惜那些忠义刚烈的人，他们本来就是贤者，只是事迹湮没，没有什么可以记载，仅仅因一死而成名。如果再不列出他们的姓氏，读者将会忽略他们；所以每篇都把姓名特别大书特书，使人看到贤者之名便肃然起敬。至于本人原本不值得重视的，即使附带记载，也不列姓名。第一，徐阁学《忠烈纪实》中，即使某人没有事迹可写，也一定另列一行，大书姓名；我却不这样做。他专门记载忠烈之士，没有其他人物可以附带记载；我所写的是一朝人物，忠臣、奸佞、奸邪、贤者全部列入。有时只附带出现，难道就会掩盖这个人的忠烈吗？这就是两者不同的地方。没有事迹而只列姓名作为一传，古代没有这种体例。第一，义士、义兵等人的列传，古代没有这种名称，今天难道就不能创立吗？回答说：没有妨害。伯夷、叔齐拦住武王的马，姜太公称他们为义士，这是兴朝辅佐天命之人的口中说出的，并不是亡国之人所说的。何况各朝史书都有忠义传：在亡国一方是忠，在兴朝一方就成为不忠；在亡国一方是义，在兴朝一方就成为不义。然而史书都由兴朝修撰，却一定不废弃忠义之名，是为了保存事实。这样立名，仍然是义。第一，有人说：黄陶庵学问醇厚、文章高妙，《明史》把他列入《儒学传》；侯通政司、沈总督、丘巡抚、揭傅两位太史、曾吏部等人官位尊贵，你却把他们同方都司、茹参将等武夫并列为义兵，其中还有仗义而起的平民也列在一起，难道不是不伦不类吗？我回答说：你的见识太拘泥了。名位有贵贱，忠义却没有贵贱；能够忠义，平民也就尊贵；不能忠义，卿相也就卑贱。这正是汉人所说的：“桀、纣地位极其尊贵，但士人以同他们为伍为羞；伯夷、叔齐地位极其卑贱，王公却不敢同他们抗衡。”难道在于名位吗？郎地之战，公叔务人与邻童汪锜一同赴死。鲁人想不按夭折礼安葬汪锜，便向孔子询问，孔子说：“他能够拿起干戈来保卫国家，即使想不按夭折礼安葬，难道不也可以吗？”汪锜只是个儿童，但他的名字却和国君、君子一同流传；鲁人以礼厚葬他，圣人又称赞他，千年以后仍令人凛然生敬、为之增色，比鲁国三卿还要刚烈。不正是因为他为义而死吗？又有什么不能把他们并列的呢！至于道学，正应当从舍生取义中看出来。陶庵身为书生，却枕戈而睡、手执盾牌，与武夫一同奋战，这正说明他的实际行为符合道学；这同那些口头谈论仁义、身体却对国事胆怯的人不同。唉！世道衰败，道义丧失，学术不明，人们只追逐声誉和利益，竟然在纲常大义面前也先看重名位，难道不可叹息吗！第一，周镳、周锺、雷演祚三人，从未在南渡政权中做官，是南渡政权杀害了他们。为什么还要给他们作传？回答说：这是南渡时期的一大案件。马士英竭尽智谋和手段来起用阮大铖，却把罪案归到那些追随逆党的大臣身上；追随逆党的人无法全部诛杀，便把罪案归到周镳、雷演祚身上。于是周镳、雷演祚被诛杀，阮大铖得到任用，清流士人害怕祸患，酿成左镇军队入犯南京，而国家也已经灭亡。那么这三个人怎么能不记载呢？第一，四镇是功劳相同、属于一体的人，列入黄得功、高杰而删去刘泽清、刘良佐，是因为后两人没有善终；他们的事迹已经附带记载。李成栋附见于《李元胤传》，是因为他没有善始。成栋难道不应当和陈声桓一样处理吗？回答说：两者有区别。粤中不安，是李成栋扰乱造成的；等到他反正时，百姓已经饱受涂炭，忠烈有才干的人也已经被消灭。只是他后来小心听命，至死勤于职事，这同借内附之名而仍然暴横的忠贞等人不同。至于陈声桓，始终只是一个贼；归顺朝廷以后，不安抚吏民，不交纳土地，不离开自己的巢穴，擅自任命官吏，私自征收财赋，任意杀戮。考察他归顺前后，完全没有王法，终于使朝廷不得不进行天讨，残害百姓，所以列入《逆臣传》。第一，孙可望的事情同粤中始终相连：粤中建立政权时，孙可望进入云南；孙可望投降时，粤中也灭亡。而且他索求王爵、谋划接受禅让、擅自杀害大臣、劫持并安置安隆王、发兵向内进犯，这些都是粤中大事，不记载是不可以的。可是记载他，就按投降者的惯例不能列入。现在把他的详细事迹见于《李定国传》，并杂见于同时诸臣的传记中，也可以得到大概情况。第一，各种史书一定有《儒学传》、《孝友传》、《独行传》、《文苑传》、《隐逸传》、《方伎传》等，本书所写人物不多，无法分别编排。唯独想列一篇《隐逸传》，但搜访到的材料很少。明朝末年，洁身自守、远离仕途的人各地都有；然而这些人既不追求名声，交游中又有些缺少好义好文之士，不能为他们撰传；子孙渐渐衰微，于是终于湮没无闻，难道不可惜吗！广泛搜集、旁征博采，以发掘隐藏的德行，这也是四方君子的责任。第一，金陵灭亡时，闽地还有君主；闽地灭亡时，粤地还有君主。那么记载鲁监国，不是多余吗？回答说：这是为了保存那些遗臣的事迹。诸臣中有许多人先后侍奉唐王、鲁王、桂王；钱、张诸公，就是始终同鲁王相伴的人。没有鲁王，怎么会有这些大臣？这些大臣的雄才大略、精忠烈志，都是可以同日月争光的，能够略去吗？既然不能略去这些大臣，又怎么能不记载监国呢？而且闽地灭亡以后，诸臣拥奉鲁王于长垣、健跳、中左、舟山，闽中为之震动；这难道不是国事吗？这些事情都无法附带记在闽、粤诸王的传记中。从前梁朝尚未灭亡，萧■〈祭，言代示〉却自立为后梁，史书尚且不能略去。那种与梁并立称帝的尚且如此，何况鲁监国只是虚心守持监国之位，没有自称帝王的骄矜志向；我认为他比靖江、广州二王贤明千万倍。所以删去前者的记载而记载此人。

译第一，明太祖鉴于胡惟庸、汪广洋之祸，不再设置宰相，把各项政务归于六部，而独自掌握大权，不让权力旁落，这本来是很好的。但后世子孙难以遵守。明成祖开始任用学士参与裁决机务，于是设置了内阁。英宗年幼即位，政务掌握在宫闱之中，于是开始有票拟制度。此后都给六部尚书加宫保衔，权力就同宰相相当了。怀宗英明敏察，稍有猜疑，处在执掌国政的位置上，却不能专一信任臣下；十七年之间更换到五十人。于是宦官得以钳制大臣，台谏官得以互相攻击，朝廷没有政令，天下崩溃离散。这难道不是轻视大臣、只有君主而没有辅佐造成的吗！南渡以后，贵阳煽动暴虐，仍有太平时期权奸的气势，所以江左最终被他覆灭。到了闽、粤两地，政府的地位甚至轻于一般官员。只要片言符合旨意，便立即执掌枢要；边疆将帅，也都授予阁臣衔。只是起用二三位遗老，希望借助他们筹划策略，但他们碌碌无为、尸位素餐，声望和实际都不称职；事情不能不记载，所以另立一传。第一，郑芝龙受明朝深厚恩遇却没有善终，郑成功又以儿子的身份反对父亲，这有什么值得记载的呢？回答说：凡是作传，难道是因为这个人本身值得赞美吗？也是为了考察国家大义。闽地建立政权，只有依靠郑氏；国事由郑芝龙决定，而他辜负恩德、导致国家灭亡，计算他的罪责，应当列入叛逆之列。郑成功痛恨父亲不忠，发誓竭心尽力图谋报效，奉行粤地的正朔，不敢有二心。等到粤地灭亡，他仍暗中沿用明朝纪年，继续表示拥戴天复的义理；明朝世代受爵的勋臣、宗室外戚以及累朝受厚恩的将相大臣，没有一个像这样尽忠的。事情虽然没有成功，君子却深深悲悯他的志向。有人说：他拒绝鲁王而不接纳，难道不是想独断专行吗？回答说：不是。鲁王与闽王本来就不和，两方面已经互相责骂过了；闽地灭亡后如果奉鲁王为主，思文帝地下有知，难道不会含恨吗？依附粤王，是为了表明自己作为明臣的心意；拒绝鲁王，是为了保存对故主的感情，这正是他的英雄智略。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归入粤王麾下？回答说：因为土地彼此隔绝。他拥有这片土地，形势上不能舍弃它而去奉粤王。如果舍弃土地而奉粤王，那么也不过是壬寅年被俘的囚徒罢了；怎么能够在海岛中奋发强盛，使明朝延续二十多年呢！所以把他们父子、祖孙自成一传，依照五代时期《吴越世家》的体例。他们究竟是忠臣还是叛臣，留待读者评判。第一，这部书之所以补充正史，正应当记载逸闻；可是我往往又把它们略去。比如德昌王的事情恐怕并不真实，大悲和尚与童氏的案件又昏暗不明，难道不是应当加以辨明的吗？永明王被拘禁时梦中神灵告诉他有贞祥符命，进入寺院时木偶又起身站立，难道不是受天命的征兆吗？瞿留守所遇松树中的仙人预先确定命数，难道不是管辂、郭璞一类的事情吗？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为什么你都不记载？回答说：德昌王的事情无从辨别，越加辨析反而越令人怀疑，删去它就可以使论断确定。永明王的梦、松树仙人的预言，接近于禨祥之说，是君子不谈论的。这部书是外史，不敢违背史书体例。如果琐碎地把这些事情都写下来，笔端便会沾染瑕疵，所以略去；略去之后，人们反而会把这部书看作正史了。卷一 四明西亭凌雪编纂修订 纪略 赵海、刘陲，振兴了世代相传的事业。帝王的后裔和宗室支系已经奄奄一息、接近灭尽，只剩下一年多而已。评论世事的人，使鹤在铜阜上哀鸣；寒冷的宫宇一片苍凉，面对残破的天空哭泣。可悲啊！这也实在是士人君子的耻辱。于是记下其中的大略。纪略一 圣安帝 圣安帝是神宗的孙子、福恭王的长子。讳名由崧。母亲是邹氏。起初封为德昌王，后来进封为世子。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攻陷河南府，恭王遇害，世子逃往怀庆。崇祯十六年七月初一，封为福王；怀宗亲手挑选宫中的玉带，命中使赐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