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译福王入朝监国，史可法提出战守大计，认为应当穿素服在郊外等候，发兵讨伐罪人，向天下表明必报仇雪恨的义理。福王只是连声答应，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史可法退下后，忧虑之色显现在脸上。不久，晋升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兼任原来的官职；马士英的官职也照旧。但福王认为马士英有拥立之功，专门依赖他。过了两天，史可法对马士英说：“贼寇已经深入了。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四人的军队还没有完全为国家所用，应当立即任用重臣开府，镇守一方。今天的事情，除了我和您，还有谁能承担呢？”马士英只是唯唯答应。史可法退下后，立即联合上疏说：守卫江南必须立足江北，应当斟酌地势设立四藩，凭借淮、扬、泗、庐进行防守，以徐、凤、池、六作为进攻的道路；兵马、钱粮，都听任镇臣从有关官府自行筹给，不要再受征收、输送和调度的骚扰。四藩中，一藩统辖淮、扬，一藩统辖徐、泗，一藩统辖凤、寿，一藩统辖滁、和；就任命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分别担任。再在扬州设置督师，节制各镇。这样，各镇各自保卫自己的地方，都会拼死作战；并且接受督师的裁决，军机不必远距离揣度，事情也不会受到层层牵制，士气振奋而民心安定，江南或许可以保全了。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史可法又请求确定京营兵制，分设营将，依照北京的旧例；选拔精壮，招募义勇来充实军队。侍卫以及锦衣、銮仪等各司所属的军役，在战事繁多的日子里，都应当入伍操练防守，不要坐耗钱粮。至于锦衣镇抚司的官员不必全部配备，这也可以杜绝告密，节省繁杂费用，收拢人心，对新政有益。监国已经即皇帝位后，下诏按照史可法的建议设立四藩，但廷臣的意思都想让马士英督师。马士英认为朝廷的权力不能早晚之间失去，于是对史可法说：“我统领军队宽松，颇为扰民；您的威名在淮河一带显著，军士都畏服。您如果确实能够在外经营，而我留在中央统帅以听取您的命令，应当没有办不成的事。”史可法说：“留守的人负责防守，出征的人负责抵御，不能偏废一方。既然接受了这件事，难道敢推辞困难吗？”于是请求出征。京师士民喧哗说：“为什么竟要夺走我们的史公！”太学生陈方策、诸生卢泾才等上疏说，淮扬是门户，京师是堂奥；门户有人而堂奥无人，这怎么可以？皇帝正倚重马士英，没有听从。于是加授史可法太子太师，让他出行。史可法出发后，马士英更加无所顾忌。不久，晋封黄得功为侯，高杰、刘泽清、刘良佐都封为伯。从此，四镇更加尊贵放纵，逐渐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等到张慎言向朝廷推荐吴甡时，刘孔昭说他不可以任用，并公开上章弹劾张慎言；廷臣说刘孔昭是武臣，不应参与铨选事务。马士英暗中支持刘孔昭，左右两班官员挽起衣袖互相争辩。史可法叹息说：“党争的祸患开始了！”他上疏极力说明吴甡的罪过可以□，文武官员应当虚心公正地任用；皇帝只是批示知道了而已。史可法奉诏祭告泗陵、凤陵。于是上奏说：“臣恭敬地看见两座陵墓的松树、楸树依旧，祥瑞之气郁郁葱葱，知道万年灵长的国运正未衰竭。向北眺望神州，山河顿时变了样，感伤悲痛充满胸膛，不能自已。接连多年，凤阳、泗州之间灾异屡次出现，天鼓一个月鸣响数次，大地还震动了三次；直到今年春天，终于遭逢这场大祸。先帝亲具神明之质，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十七年如一日，尚且不能免于以身殉国，抱恨千古；天命难以相信、地灵不足以凭恃，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陛下即位之初，恭敬拜谒孝陵，哭泣尽情哀痛，道路上的人都受到感动。如果亲自拜谒二陵，亲眼看见凤阳、泗州境内万井悲风、千里赤地，满眼都是荒草，鸡犬之声也没有，皇帝沐浴赐食之地的遗民几乎死绝；那时的呜咽悲愤，又不知会达到什么程度！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坚定这一片心意，慎终如始，察知天与人相互感应的缘故，考察祖宗神灵所凭依之处。身处深宫高厦，就应当想到西北各陵的魂魄尚未安宁；享用精美食物和大厨房的供奉，就应当想到西北各地连麦饭都无法得到；承受天命、接受符箓，就应当想到先帝身临深渊、如集于树木之上，为什么忽然遭遇危亡？早朝早开始、晚些退朝，就应当想到先帝能够勤劳节俭，为什么最终败坏了大业？如果战战兢兢、警惕自励，不敢片刻忘记，那么二祖、列宗在天之灵一定会替陛下向上帝请求，默默辅佐陛下光大开启中兴。如果安逸地处在东南，不思考长远谋略，滥施恩惠、开启告密之门，贤人与奸人不能辨别，威势和决断不能发挥，老成之臣受到激发而辞官，豪俊之士也因此裹足不前；臣私下恐怕祖宗怨恨悲痛，天命暗中转移，东南这一隅之地，不知道最终会落到什么地步啊！”

译不久，吴三桂跟随本朝大军进入北京，击败贼军，贼军逃往西方；山东、河南的士民都结寨聚集，杀死贼军所任命的伪官，盼望王师到来。史可法请求立即派遣使者北行，携带诏书进行抚慰晓谕，让中原人知道中国有了君主，这样人心就会向南，国家大业也能够成功。奏疏送入后，皇帝批示同意。当时四镇没有立即守卫所分配的地方，在江北横暴。高杰想驻扎扬州，扬州百姓守城，不听他入城，高杰便放纵军队大肆抢掠。进士郑元勋和各有关官员商议，稍稍想从中调解；众人怀疑他偏袒高杰，争相起来将他打死。刘良佐也驻扎在凤阳，各县士民争相到朝廷申诉情况。皇帝下诏让史可法前去慰问调解，使他们回到各自的镇地。史可法先到黄得功军中，黄得功听从命令；到了刘良佐、刘泽清军中，他们也都答应。于是到高杰军中，高杰一向畏惧史可法，准备好櫜键出迎拜见；升帐那天，神色和容貌都显得十分恭敬。史可法知道他的军队可以使用，想用真诚感动他。裨将、校官以下，人人都召见安抚；同时责备高杰说：“将军之所以尊贵显赫，是因为有天子在。您如果不奉行天子的诏令，妄想谋取不属于自己的地方，那么各位将军和扬州百姓都可以张弓射杀将军，将军又有什么话可以辩解呢？” 高杰神色沮丧，沉默了很久。但后来渐渐把史可法看作容易相处的人，只让史可法留宿军中，调换他所统属的士卒，又派部下百人供史可法左右差遣。史可法抚慰他们，以大义勉励他们，一百多人都感动落泪。他传话给军中说：“史相公是我们的主人。”高杰害怕将士都归向史可法，同时又深深佩服史可法的真诚，于是谨慎侍奉史可法，请求接受命令，但最终仍想驻扎扬州。史可法便召集扬州百姓，委婉地反复晓谕，甚至愿意以自身作人质，使他们停止守城；上奏请求让高杰的部众屯驻瓜州。史可法于是留在扬州，开设幕府处理事务，设馆舍礼遇贤才，招揽天下有智谋的人以及稍微通晓天文和阴符、六壬、遁甲等术数的人，都供给廪饩；招募得到一百多名拥有精良铠甲的士兵。又上疏请求实行保举法，以补充危急边疆的守令，皇帝准许了。不久，皇帝下诏让史可法晓谕四镇厉兵秣马，驻防河、淮，限期进军。史可法出发时，马士英还不敢立即背叛他；史可法上疏请求军饷，马士英命户部想尽办法予以供应。史可法把军饷分给各镇，各镇更加和睦，于是稍稍谈及进取之事。但大清兵已经收取山东，又听说新立了天子，便派人送信给史可法，援引《春秋》中“不讨贼则新君不得即位”的义理，说将要移兵追究不应当被拥立的人。史可法把这封信上表呈给朝廷，劝朝廷谋求自强。他又亲自写信答复说：“读到贵国送来的信，认为本朝拥立君主是不对的，幕府私下对此感到奇怪。国家破亡、君主去世，宗庙社稷最为重要；在草创混乱之际，正是适宜建立诸侯、安定天下的时候。几位元老认为帝位不能长期空缺，神人不能没有主人，于是共同迎立今上，以维系天下人的心。今上不是别人，他是神宗的孙子、光宗的侄子、大行皇帝的兄长。名分正当，言语顺理，是上天和人心共同归附的。即位几天后，幕府奉命在江北誓师，限定日期向西征讨。忽然听说我朝大将军吴三桂借贵国军队，击破并赶走逆贼，为我先帝补行发丧成礼；凡是我大明的臣子，没有不举手加额庆幸的，难道仅仅如贵国诏谕所说的‘感恩图报’而已吗！谨在八月略备筐篚，派遣使者犒劳军队，同时也想请求命令，联合出兵向西讨伐；因此王师已经出发，又暂驻江淮。承蒙贵国引用《春秋》的大义来责告我们，这又是在为‘列国君主去世，世子应当继立；有贼不讨，是不忍心让自己的君主死去’这一说法立论。如果天下共同的君主以身殉国，青宫皇子又一同遭到残害，却有人拘泥于‘没有立即即位’的说法，白白昧于大一统的道理；中原动荡沸腾，仓促出兵，将凭什么维系人心、号召忠臣义士呢？贵国在先朝时，早已承受封号，盟府中有记载。后来因为小人交相构陷，导致兵端兴起；先皇帝对此深恶痛绝，不久便加以诛杀。这是贵国所知道的。如今贵国却为本朝的灾难痛心，驱除叛乱逆贼，可以说《春秋》的大义又明显地体现出来了。过去契丹与宋和好，每年输送金帛；回纥援助唐朝，并不贪图土地。何况贵国深厚地念及世代友好，出兵是因义而动；如果乘我家国患难之际行事，却不能把善意贯彻到底，以义开始而以利结束，贵国难道会这样吗？至于歃血结盟，本朝使臣已经在路上，不久就会抵达燕地，奉持盘盂举行盟礼。幕府当天就将奖赏并率领三军，长驱渡过黄河，彻底捣毁狐鼠般逆贼的巢穴，光复神州，以报答今上皇帝和大行皇帝的恩德。臣子不能在境外交涉国事，贵国即使另有命令，也不敢参与听闻。” 史可法锐意向西征讨，但驻扎在淮河一带的各镇军队中，刘泽清、刘良佐的营伍只是徒有虚名，不足以任用。只有高杰统领的军队达到四万人，都是山西、陕西的精锐士卒，史可法想让他们担当前锋。他与高杰多次往来书信，十分推重高杰，答应把扬州府的宅第安排给他的妻子儿女。高杰非常高兴，约定日期进攻开封、归德。史可法为此向朝廷请求军令，而阮大铖替马士英谋划，认为四镇与史可法合作会对马士英不利，尤其害怕高杰；暗中想削弱压制高杰，并且使史可法得不到信任。于是，四镇缺少军饷，就向史可法号叫索取。史可法把情况上报，马士英的回应更加迟缓。朝廷又多次下诏催促史可法出师。史可法把诏书给四镇看，他们都说：“不能供给我们的军饷，却责令我们作战吗？”于是史可法陷入困境。不久，马士英排除众议，起用阮大铖为兵部侍郎，让他掌握兵政。群臣接连上章弹劾，奏疏有几十份，都没有得到答复；姜曰广、高弘图、徐石麟、刘宗周等人也相继离职。史可法于是上奏说：主张任用阮大铖的人是因为他的才能，反对阮大铖的人是因为他属于逆案；如果阮大铖可以任用，又何必怪罪反对他的人；如果不能任用，就应采纳众人的意见。怎么能因为一个人而破坏天下大计呢！皇帝不听。阮大铖把他的党羽全部引荐安插到朝廷，朝政更加混乱；凡是史可法提出的奏请，总是被阻格。

译大清兵已经进入海州，攻破宿迁；史可法派总兵刘肇基前往救援，又诛杀□东镇将丘磊，因为丘磊率部渡海投降了。史可法传檄各镇出兵，高杰首先奉命渡过泗水，派部下王之纲作为前锋，逼近睢阳。史可法也亲自率领新招募的军队进驻河边，在南岸树立大旗，约定出师日期；所请求的铠甲、武器、草料和粮食都没有送到。史可法于是上疏说：“自三月以来，陵庙荒芜，山河动荡，逆贼像老鼠一样逃窜，而我们连一支箭也没有射出。臣充任督师，死也不能弥补责任。从前晋朝东渡时，君臣每天谋划收复中原，却只能保住江左；宋朝南渡时，君臣竭力经营楚地、蜀地，却只能保住临安。大概偏安者退却时，从来没有人原本打算偏安却能立即自立的。大变开始时，君臣洒泪，士民悲歌，痛苦愤怒相互激发，还保有朝气。如今军队骄横、军饷匮乏，文官安逸、武将嬉游，暮气已经到来了。多次得到从北方来的侦报，都说敌军必将南下：水路调集广船、丽船，陆路则分布精锐，黄河以北全都遭到沦陷；而我们在河上的防务百事尚未整顿，人心委靡，号令无法施行。复仇的军队到不了关陕，讨贼的约定走不出北庭，却安然把不共戴天的仇恨置之度外；于是反而使敌国得以用僭越叛逆的行为加害我们，侮辱我们的使臣，蹂躏我们的近境，这样和议是绝对不能成功的。宗庙社稷的安危，就决定在今天；即使破釜沉舟，恐怕也还来不及挽救。何况朝廷的谋划和百官的经营，还有没有完全做到的地方呢！将领之所以能够战胜敌人，靠的是士气；君主之所以能够驾驭将领，靠的是志向；朝廷的志向不振奋，军中的士气就不能张扬。夏朝少康痛心于国难，从窦中出奔，最终继承了旧业；汉朝光武帝在河北抚胸悲叹，也最终平定了天下。只希望陛下成为少康、光武那样的君主，不希望左右侍从之臣轻率地拿晋元帝、宋高宗的说法进言。为今天的事情考虑，应当迅速下达讨贼诏书，严厉责令臣和四镇全部选拔精锐，直接进入秦关，悬出最高赏格等待有功之人，授予便宜行事之权并责成取得成效。诏书一经发布，忠愤激发，四方忠臣义士一定会听到风声便振臂而起。国家遭遇这样的重大变故，陛下承继大统，原本就与前代不同。各位臣子有罪应当诛杀，没有功劳可以记录，能够幸免于刑罚，已经算是做了大臣。臣在登极诏书草稿中，曾删去“加恩”一条，没想到正式颁发时，宫中又把它写入其中。让其他国家看见，也应当暗自嘲笑。如今又纷纷陈情求恩，貂珰充满朝堂，保傅接连加授，名位器物的授予泛滥到了极点。似乎应当稍加谨慎，把它们留待战功之后，这样才可以使在军中的将士竭力作战，并有所激励。至于军队出征讨贼，没有比军饷更急迫的了。搜刮既然不可行，劝导输纳也很难强求，应当把内库中现有的本色、折色财物全部用来补助军需。其余不急迫的工程、可以节省的费用，一律停止；早晚的宴饮、左右近臣的进献，一律拒绝。即使关系到重大典礼、万万不能废止的事情，也一概从俭节约。盗贼一天不消灭，神京一天不恢复，即使有深宫曲房，哪里能够安然居住！即使有锦衣玉食，哪里能够安心享用！此时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人心的向背，也都在敌国窥伺之中。一定要陛下早起谋划、夜晚思考，念及祖宗的宏大基业，报复先帝的深仇，振作整个朝廷的精神，汇聚四方的物力，把这些都用于选将练兵这一件事；这样或许可以挽救人心，挽回天意。臣身在军中待罪，不应再参与朝政，但安定内部实在是抵御外敌的根本，所以痛切直陈，希望陛下留意。史可法接受督师事务几个月，上疏总共有几十次，都是针对中兴所遭遇的重大灾难，言辞极其痛切激愤；草稿写成后，他总是呜咽得不能自持，幕府中的士人都为之流泪。当时朝廷很热衷于声色享乐，厌恶听到危急和动乱的消息。马士英、阮大铖争夺门户，制造大狱，想杀尽清流来满足自己的意愿；出兵、聚集军饷都无暇顾及。乙酉年春三月，大清兵分两路：命沂州、济宁的军队从泇口渡过黄河，劫掠邳州、宿迁；彰德、卫辉的军队从孟津渡河，逼近归德、徐州。史可法说：“我和北方军队仅仅隔着一条河罢了；如今他们已经渡河，长驱向东，早晚就会守不住。请多给军饷，把德功、良佐的军队调驻颍州、亳州，让高杰守卫归德、徐州，齐心协力，不分疆域，臣还担心江南半壁不能高枕无忧。”奏疏送入后，朝廷没有理会。韩城人卫胤文，先前任左中允，接受过伪命，和高杰是同乡；高杰推荐他留下监督自己的军队。他听说朝廷严厉惩治跟随逆贼的人，害怕了，想讨好马士英以自我解脱。因为马士英忌恨史可法，于是上疏说：“军务询问镇臣，粮饷询问部臣，督师是多余的。而且史可法只是徒有虚名罢了；朝廷应当召他回朝，安排在内廷充任顾问。否则，就听任他回归故里，保全他的高望。陛下如果顾念他拥立皇帝的功劳，就封他为侯伯，优厚供给廪饩，不要让他长期掌管津要职位。”奏疏送入后，皇帝严厉斥责卫胤文。马士英等人心里却认为他说得对。史可法上疏请求罢免自己，皇帝不准。不久，高杰留下的荡寇将军王之纲与许定国争夺睢阳，不能解决，许定国假装向高杰表示友好；高杰到来后，许定国摆酒设宴，埋伏士兵将他杀死。第二天早晨，士兵攻城而入，许定国向北逃走，投降了大清。王之纲等人于是大肆抢掠睢阳，军队仓促之间没有统属。史可法听到变故，快速驰往徐州，安抚并稳定了这支军队，又请求任用高杰的部将李本身为都督。马士英听说史可法大得高杰军心，心里很不高兴；于是提拔卫胤文为兵部右侍郎，总督兴平营。将士们愤怒于卫胤文，他到任那天，没有一个人前来。史可法再三委婉劝说他们，忘记了卫胤文曾经弹劾自己。王之纲等人因此更加归附史可法，连卫胤文也从心里折服。都督的任命迟迟没有下达，高杰军中的士兵全都放弃岗汛，逃回去了。

译这时，大清军队已经全部渡过黄河。正值庄烈帝的忌日，皇帝下诏让史可法等人在河边遥祭。史可法于是说：“天上的星辰已经运行一周，君主的仇还没有报，请先治臣的罪，以向天下谢罪。”不久，大清兵攻破蒙山，逼近归德、徐州，江南震动恐慌。朝廷于是下诏采纳史可法的建议，任命李本身为左都督，统辖并保护高杰的全部将领；但已经来不及了。夏四月，史可法移镇泗州，集合各军防御。而京师发生了伪太子事件。失职的各位大臣，都想借此名义攻击马士英。宁南侯左良玉于是发兵反叛，向远近发布檄文，南都戒严；朝廷秘密下诏让史可法督率各军渡江攻击左良玉。史可法说：“北方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迫，请留下各镇军队迎击敌人。臣亲自前去晓谕左良玉，约定和他一同向西进军；如果立功，就割地封王给他，应当没有不听从的；即使他不听从，再攻击他也不晚。”皇帝严厉斥责史可法。史可法于是集合各镇军队，加倍赶路入京救援。到达浦口后，他准备入朝当面陈述是否可行；马士英等人害怕，认为史可法将要充当内应，不准他入朝。大清兵已经进入亳州，向邳州进逼，徐州、泗州告急。朝廷又下诏让黄得功等人渡江。史可法返回扬州、泗州，痛哭着返回；昼夜兼程抵达泗州时，泗州守将李遇春已经献城投降，史可法退守扬州。大清兵于是攻破徐州，降将李成栋率军南下，进攻扬州新城。史可法当时在旧城，急忙传檄防守黄河的各镇军队前来救援，李栖凤、张天禄等人都不听从。刘肇基、乙邦才、楼挺、庄子固等人各自率领所属部队入城，史可法便和主事何刚、知府任民育以及刘肇基等人日夜登城防守。降将李遇春拿着豫王的檄文来到城下招降史可法，史可法登上城墙骂他。李遇春说：“您的忠义闻名华夏，却不被朝廷信任，死了也没有好处。为什么不游说二帝，以此成就名声呢？”史可法大怒，催促发箭射他，李遇春逃走得免。过了一会儿，李遇春又让乡民拿着书信进入护城河，呼喊守城的人请求进城相见。史可法用绳子吊下一名健壮士卒，把那个人和书信一起投入水中。豫王更加想活捉史可法，命令各军靠近城墙不要进攻，又派人拿着书信送来。史可法不拆看，催促把它烧掉。豫王知道史可法终究不能屈服，便指挥军队急攻。监军道高凤岐等人越过城墙出城投降，城中更加恐惧。史可法于是写信向母亲和妻子告别，叫来部将史德威说：“我死后，应当把我葬在高皇帝身旁；如果做不到，葬在梅花岭下也可以。”又穿上铠甲登城。豫王再次用诏书招降他，史可法的守志更加坚定。双方相持了十昼夜，大清兵从四面急攻，史可法于是向上天祈祷，发炮击伤了一千人。豫王大怒，亲自督率精锐士卒奋力进攻。城西北角突然急速崩塌，发出如雷的声响；守城墙的士卒没有后退，箭如雨下。城下死尸堆积如山，大清兵借着尸体登上城墙，扬州城于是陷落。此前，史可法对庄子固说：“城一旦攻破，就托付您用刀杀我。”庄子固答应了。当时史可法伸长脖子朝向庄子固；庄子固不忍下手，史可法便拔刀自刎。庄子固和参将许谨一起抱住他，鲜血染满衣袖，但他还没有断气；庄子固等人拥着他出城，到了小东门，遇到大清兵，庄子固、许谨等人都战死。史可法对大清兵说：“我是史阁部，可以带我去见你们的主帅。”于是被带去见豫王。豫王慰劳他说：“先前我写信请您投降，先生不肯；如今忠义已经成就，应当授予您重任，让您替我收拾江南。”史可法说：“我来到这里，只是求得一死罢了。”豫王说：“您难道没有看见洪承畴吗？投降就能富贵。”史可法笑着说：“你们国家对待洪承畴，难道能超过先帝吗？他接受先帝深厚的恩德却没有死，他不忠于你们国家是明摆着的。我怎么肯效法他的行为！”豫王命令将领宜尔顿陪伴看守他，三天始终没有投降，于是将他杀死。宜尔顿替他装殓入棺；军中仓促，没有来得及在棺材上标明姓名，于是尸体无法辨认。刘肇基等人率领敢死之士巷战，过了一段时间杀死一千多人；敌兵越来越多，刘肇基被箭射穿额头而死，乙邦才自刎而死，楼挺战死在城上。其余文武将吏中战死的很多，史书、书记顾起龙、龚之厚、陆晓、唐经世等家人，也都跟随史可法战死。扬州陷落五天后，得到威报并赶往京师，满朝官员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又过了几天，皇帝出逃到太平。再过三天，京城溃陷。

译史可法督师将近一年，出行不张伞盖，吃饭不吃两种以上的菜，夏天不使用萐，冬天不穿皮裘，戴小冠、穿窄衣，和部下士卒混杂居住。他四十多岁还没有儿子，妻子想替他置妾；史可法说：“国事正繁忙，怎么敢留恋儿女私情呢？”于是终身没有儿子。军中遇到除夕，按例应当封印休息，但南北文书檄文交相送来，他亲手批答，从辰时一直到酉时。分发给将士下月的粮饷，一直忙到夜里三更。他对军吏说：“今天晚上就是除夕了，取酒来让我试着喝一点。”酒还没有送来，他又叫军吏说：“礼贤馆的各位秀才应当和我一起喝酒，只是现在夜已过半，可以拿酒钱分送给他们。”军吏已经去了，他才命人拿酒独自饮用。厨人报告说黍米和肉已经用尽，都拿去犒赏士卒了，史可法便要盐豉来佐酒。史可法平素很能饮酒，喝到几斗也不醉乱，自从到军中后就戒酒不饮。这天晚上，他斟满喝了几十杯。想起先帝，眼泪潸然流下；他已经七个月没有解衣睡觉了。这天晚上，他喝得微醉，靠着几案躺下。将要天亮时，有关官吏和士兵都聚集在军门外，门还没有开。军吏远远地说：“相公正靠着几案没有醒来，怎么办！”知府任民育说：“相公今晚这样睡一觉很难得，不要惊动他。”并且告诫击鼓的人改击四更。不久，史可法醒来，天已经亮了，他大吃一惊。听到鼓声，他发怒说：“竟敢扰乱我的军法！”传令把击鼓的人捆来，立即斩杀。各位将士都长跪说道：“相公长久劳苦，才得到一个晚上假寐，我们不忍心惊动他，所以擅自改变鼓声等待；这是知府的意思。”史可法怒意消解，说：“怎么能因为私人的爱护而改变常法？”于是催促准备盥洗漱口，开门和文武官员一起面向北方遥贺。将吏们都上前拜见，任民育又请求追究自己先前的罪过，史可法才赦免击鼓的人。史可法从此再也不靠着几案睡觉了。后来军务更加繁重，他因为监军郎中黄日芳精明干练，想把他留在身边。黄日芳推辞说：“日芳已经老了，哪里能够每天侍奉您，您也应当节制劳累。发布文书、传送檄令，有僚属士人可以替您办理；征兵、询问军饷，是有关官府的事务。何必昼夜耗损精神，亲自处理各种事务呢！况且兵器是杀伐的机具，应当以愉快的心情使用；将领是掌握死生的官职，必须以旺盛生气来承担：汾阳王之所以威仪焕发、光彩满前，正是这个道理。”史可法笑笑没有回答。起初因制定拥立君主的策略有功，加授少保；皇太后到来后，加授少傅；叙述江北战功，加授少师；因徐州擒盗的功劳，加授太傅；这些官职他都极力推辞，皇帝不准。后来因宫殿建成，加授太师；他又推辞，皇帝答应了。史可法死后，有人说他已经逃亡，众人都怀疑这件事。史德威已经遵奉遗命做了史可法的儿子，于是备好衣冠招魂，在梅花岭下安葬。闽中建立政权后，首先追赠史可法为太师，谥号“忠靖”。后来第四年，庐州人冯弘图起兵，借用史可法的名号，十天之内攻下英、霍、六安各县；天下人欣喜地盼望他，以为史可法实际上并没有死。史可法有个弟弟史可程，崇祯癸未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京师陷落后，他没有战死，贼军败退后南归；史可法请求把他交付司法官吏审问。皇帝因为史可法的缘故，命他在家居住奉养老母。后来他流寓南陵，过了四十年才去世。应廷吉，字棐臣，是鄞县人。天启丁卯年考中举人；参加谒选后，授任砀山县知县。史可法以阁部身份督师，在扬州开设幕府，御史左光才推荐应廷吉的才能，提拔他为淮安府推官。应廷吉到军前担任监纪，与刘湘客、张鑻、纪克明等人一同在幕府中任职，而应廷吉最受任用。应廷吉精通天文和三式之学。在这以前，丁丑年参加计偕考试，走到宣武门时，看见一只白鸡，羽毛鲜艳美好，嘴和爪全是赤色，重四十斤，观看的人都郑重记下。应廷吉神色凄惨地说：“这是一只鹜；看见它，就意味着亡国。”癸未年六月，他坐在外面时阴云四面聚集，雷电交加，有火星出现，声音像爆炸一样。应廷吉说：“这就是《天元玉历》所说的雷电之中聚集火焰。君主将要绝代，这大概就是征兆吧！”史可法巡视部属到淮地升帐时，有旋风从东南方刮起，吹折了牙旗，又转到丹墀。史可法命令应廷吉占卜；应廷吉说：“风从月德所在的方向吹来，又加上本日贵人，按时辰看，应当有贵人奉王命来到。风势飘忽旋转，这件事关系到争斗。声音属于征调，象征属火，数在四，二十天内应当有争斗之事。近处则要防火灾，还会损失六畜。”过了三天，城西北角起火，烧毁民房，烧死一头骡子。满一个月后发生土桥之变，高太监奉朝廷命令到来，正如他的占卜。淮阴紫霄观的皂英树结出像饴糖一样的东西，颜色黄、味道美；士民观看后认为是甘露。应廷吉看见后说：“这是爵饧；白色的才是甘露，黄色的是爵饧。出现这种东西的地方，一年之内就会改换主人。” 史可法锐意经营河南，黄日芳、陆逊之私下问应廷吉说：“阁部的志向和勤勉如此坚定，您认为怎么样呢？”应廷吉说：“明年太乙星在震位，角、亢二星主管垣墙，始击星遮蔽逼近寿星所在的区域，按法应当使上将遭受挫败；天下的事情已经没有可为的了。或许可以先在山东试一试吧！士民翘首盼望王师，如同盼望及时雨；如果旌旗接连推进，豪杰一定会有响应的。”等到高杰将要出发时，誓师并祭祀军旗，风起把军旗吹折，西洋大炮又无缘无故自行裂开。应廷吉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十月十四日登船。应廷吉说：“这一天民间俗称月忌日；又是十恶大败日，高帅恐怕难以避免灾祸吧！”第二年正月，高杰果然被许定国杀害。史可法商议修整屯田政务，想派陆逊之在开封、归德屯田，而让应廷吉在邳州、宿迁屯田。应廷吉说：“国家原本就有屯田军，他们世代以所授田业为恒产；哪里还能找到闲田来屯种呢？况且田地的收获已经归入官府，有关官府的常赋又将从哪里出？听说桃源县的诸生愿意输纳牛一百头、麦五百石来博取县令，这只是当面欺骗罢了。”等到河防更加严密，命令秦士奇沿河修筑墩台以驻放火炮。应廷吉说：“没有益处。黄河的沙岸，性质虚浮，水一来就会崩塌，为什么还要在那里架设火炮呢！” 这个建议于是被搁置了。这年冬天，紫薇垣中的星辰全都昏暗。史可法夜里召见应廷吉，指给他看说：“垣星失去光辉，怎么办！”应廷吉说：“只有上相的星光明亮。”史可法说：“辅弼诸星都昏暗，上相难道能独自生存吗！”说完悲伤不悦。

译左良玉的军队向东南进发，弘光诏书到达，史可法接受诏书。他召见应廷吉说：“您精通三式之学，您所说的‘淮阴安定，最终不会遭受兵祸’，人人都能说；只是您说‘夏至前后，南都将多有变故’，究竟是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应廷吉说：“今年太乙在阳局，镇星处于坤二宫，始击星开始冲犯关提；这表示主将被囚，客军将发动攻击，而且文昌与太阴相并，凶祸有不可言说的。夏至之后更换阴局，大事就过去了。”史可法茫然失意。于是拿出诏书给应廷吉看，说：“您的话如果不应验还可以说；如果应验，那就是天意了。”他叹息着告别，把军事事务交给应廷吉。过了三天，史可法督率各军前往泗州，经过山阳时，刘泽清派人来索取军械、火药和饷银；应廷吉没有给，退兵屯驻高邮。清兵攻破盱眙，史可法返回扬州，急忙派人传召应廷吉督运军饷到浦口；不久又命令他率军返回扬州，屯驻天长。应廷吉说：“阁部的心思已经乱了。哪有千里路程，一天之内调动三次的？惊慌急迫接连不断，扬州恐怕还会发生内乱。”他急忙入城协助防守南门，史可法又命令他取来移往泗州的军饷。他当夜用绳子吊出城外，第二天扬州城陷落，因此得以免于灾难。史可法修建礼贤馆时，命廷吉主管此事。当时，四方士人云集，身负才能的人纷纷想着求得任用，而那些企图以侥幸手段求进的人也接踵而来。廷吉说：“这些都是跃入熔炉求铸的庸才，坐而论道绰绰有余，实际任用却没有益处。如今财力匮乏，每月供给他们的粮饷又数额不小，为什么不把他们遣散，另外储备真正的人才呢？”史可法说：“我将这种礼遇当作罗网，希望能从千百人中收取十分之一。”实行几个月后，既没有拔尖的人才，也没有破格录用的人；众人私下相互说：“起初我以为这是求仕的幸运之馆，如今连进入其中求得一席之地都不可得。”于是才渐渐离去。等到史可法将要移军泗州时，对廷吉说：“诸位生员跟随军队防守黄河，长期以来已经十分劳苦；如今又赶赴泗州，这是加重他们的劳苦。您何不品评确定等级，各授予一个官职来酬报他们？”四月二日发布策问考试，选取长洲的卢泾才、嘉兴的归昭等二十多人，拟授通判、推官、知县。过了二十天，扬州城陷落，跟随史可法而死的有十九人。《传》说：“如果没有君子，国家难道能够治理好吗？”南渡初期，所能依靠的只有史大司马一人罢了。其余的人安于旧有常规，不通晓时势变化，还自称是清流人物。小人却像鸱鸟张翼一样猖獗，满朝相互排斥诋毁，给寇贼培植势力；强臣悍将因此拥兵自重，竟忍心在远方控制朝廷命令。史大司马奔走各地，安抚整顿都来不及，哪里还有时间谋划疆场以外的事呢！等到左帅起兵，藩篱全部撤除，王师长驱直入，所到之处敌军都弃戈投降；敌军的冲车、楼橹还没有逼近国都城门，君主和宰相已经抛弃国家逃走了。即使维扬坚决抵抗，又能补救败亡吗！何况凭一隅之地抵挡百万大军呢！可悲啊！廷吉的议论，也足以说明天命已经不再保佑国家了。即使有忠贞之士，难道还能挽回天意吗！这就是我读史大司马奏疏时，感到悲怆而又增添无限哀痛的原因。列传二：高弘图、姜曰广 高弘图，字子犹，号硁斋，山东胶州人；万历庚戌年进士，逐步升任工部侍郎。高弘图性情刚直，在天启、崇祯年间，东林、齐楚、宣浙各党互相诋毁，而高弘图一点也不依附任何一党。他在朝廷任职刚正耿介，曾任御史时因违逆权宦而被削除名籍，但声望反而更高。他任工部官员时，宦官张彝宪奉敕监督工部事务，高弘图以同他并坐为耻，于是又被罢官归乡。过了一年，怀宗又思念他，且听说他辅佐胶州守城有功，便召他到朝廷，向他询问时事；补任南京兵部侍郎，不久升为户部尚书。甲申年闯贼进犯京城，史可法谋划率军勤王，高弘图转运粮草，渡江进入淮河以供给军队。

译军队正要出发，烈皇驾崩的凶讯传来。南都大臣商议拥立谁，史可法认为非英王不能平定乱局，高弘图与姜曰广、吕大器辅佐他。正在选择君主时，福王到了淮河，马士英贪图定策之功，便与诸将凭借兵威拥立福王，仓促宣布年号。因为高弘图具有很高的声望，改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与史可法一同入阁值班。高弘图于是请求迁驾中都，进军山东，以表示讨贼的行动；开设经筵，设置起居注；宗庙尚未建立，先制作烈皇神主，附祀于奉先殿；宗室藩王流离失所，玉牒散失，命各府长史准备上报典籍；江北如今成为京畿地区，其中遭受兵灾的郡县，两年之内免除其正税；群臣的章奏，不得妄言以混淆是非；并且派遣使者出使朝鲜，以便形成牵制。一共八项建议。皇帝一一用优厚的诏旨答复。不久，史可法出任督师，马士英辅政，忌惮高弘图、姜曰广、张慎言等人持守正道。朝廷讨论起用被废黜的官员时，张慎言举荐吴甡、郑三俊；马士英一党诚意伯刘孔昭率领诸勋臣在朝廷上斥责张慎言，把他视为奸邪，声势震动殿陛。高弘图说：“文官和武官各有主管的事务，即使在文官中，各部也不能侵犯吏部的权力，武官怎么能越权争夺呢？” 况且吴甡和郑三俊是历经三朝的遗老，在天下享有清正的声望；刘孔昭却妄想侵犯官权，不是自己一党的人就说是奸臣。我身居政府重地，却使宫殿台阶的庄严变成了争讼之庭，惭愧得无地自容，请求赐令罢免斥退我。”皇帝没有批准。不久，马士英上疏举荐阮大铖，高弘图持守反对。马士英说：“我既然已经招致人的非议，哪里敢连累别人？”于是自行拟定诏旨。阮大铖入宫朝见，奏疏陈述江防要害；他的言辞娓娓道来，很能打动人。将要退下时，马士英奏道：“阮大铖的名字虽然列在逆案中，但并不是他的罪过，是别人诬陷他罢了。”阮大铖便接着先前的奏疏诉说自己长期蒙冤，并以高弘图作为证人，因为高弘图一向不依附党派，认为他一定不会嫉恨自己。高弘图说：“阮大铖刚才陈述军事事务，臣不懂军事，没有什么可以参驳的。若要起用他，关系十分重大。从前崔、魏扰乱政治，使风俗教化堕落，先帝首先铲除大奸，其党羽和依附者，多得无法诛杀。钦定《逆案》一书，是为了遏制群邪，阮大铖也在其中。臣不知道他究竟是否懂军事，但依据先帝的明鉴，怎么能擅自更改呢？既然如马士英所奏，请交给群臣讨论，以彰明公论，那么即使起用阮大铖，也自然光明正大。”马士英愤然说：“臣举荐阮大铖，并不是收受贿赂。有什么不光明正大的！” 高弘图于是请求罢职，以表示自己不能附和的罪责。皇帝安慰挽留他。但最终还是起用阮大铖为兵部侍郎，高弘图渐渐不能安心居于原位了。左懋第出使北方时，高弘图奏陈出使事宜：一是山陵：听说先帝的梓宫葬在田贵妃墓中，应当在天寿山另建陵寝，择日改葬；一是分地：可以允许割让榆关以外的土地，不得侵入关内；一是岁币：酌量增加十分之三；一是国书：按照古代称可汗的旧例；一是使礼：遵照《会典》，不可屈膝，以免使国命受辱。当时，朝廷正商议南下。而左懋第到达后，坚持这些主张，强硬不屈，国书无法送达，出使之事没有完成，南征也就决定了。议论者说高弘图不通晓时势，拘泥于承平旧例，以空文酿成祸患。然而当时朝廷大臣都没有考虑到这些。后来，朝廷商议派遣宦官监督京畿、浙江、福建的军饷，又恢复东厂；高弘图都极力争辩反对。中旨传令升张有誉为户部尚书；高弘图认为不能开这个先例，便把诏书封还。又请求召回史可法。马士英更加愤怒，假传圣旨严厉斥责他，于是高弘图极力请求离职。八月，加封太子少师。皇太后到达后，又加封太子太保。到十月，终于退休。高弘图在内阁时，马士英还畏惧他，不敢放纵自己的意志；等他离开后，马士英便再无顾忌。当时山东已经失陷，高弘图流寓吴门，后来又渡江进入浙东。弘光政权灭亡后，他哭泣流泪，绝食而死于会稽竹园。金陵建立政权时，高弘图与小人同朝为官，既不激烈对抗，也不随波附和，持守内心正直，这一点很值得观赏。然而他不能通晓古今时势的变化，也不能看清国家存亡的大势；例如出使北方的事宜，他仍拘守承平旧例，难道只是要做成这种具文吗？还是想求得与国事相称呢？史可法愤怒于四镇的横暴，并以提出建议作为开始封锁他们，这归罪于高弘图误国，是不对的。假如君主和宰相英明，朝廷能够制定取胜的谋略，四镇又何尝不能任用？何况像得功那样忠勇的人呢！自从马士英、阮大铖出掌权力，纲纪紊乱，对外结交强援以压制正直之士，贤者惶惶不安，不能安居其位；四镇的横暴，是马、阮招致的，这又应责怪高弘图什么呢？高弘图即使不是特别有才，如果有幸生逢太平之世，本来就是一位贤能宰相。

译姜曰广，字居之，号燕及，江西新建人；万历己未年进士，改任庶吉士，由编修历次升任詹事，掌管南京翰林院印信。福王到达时，文武大臣聚集，与守备太监韩赞周议定，撰写奏启迎接福王。韩赞周命各官署名。姜曰广说：“这是大事，必须先祭告奉先殿，然后才能举行。”众人听从了。福王即位后，升任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他与高弘图同心辅政，准备逐步引进正直之人，希望实现中兴。不久，马士英一心想起用阮大铖，姜曰广上疏请求罢职，说：“以前看到文武官员纷纷争竞，自己惭愧没有调和的办法；近来又看到逆案被翻转，更惭愧自己无力使局势平息。这样就使先帝十七年坚持的定力一下子付诸东流，也使皇上数日前的精神气概竟像反悔改口一样，可惜这次维新啊！如今竟有了这种举动；只是担心忠臣因此裹足不前，志士因此灰心丧气。臣有幸遇到圣明之主，充任政府官员，却不能扶助危局、扶持倾覆，已经辜负平生志愿；一定要等群臣纷纷责备，才请求罢斥，实在也太晚了。”他又说：“祖宗会推的典制，是要万世奉行的。昨天阮大铖的起用，竟然出自内传。斜封墨敕等种种覆辙，在史册上都清楚可见。” 臣看先帝的善政虽然很多，但以坚持逆案最为盛美；先帝的弊政也偶尔有之，但以频繁发出中旨作为祸乱的开端。任用内阁大臣由内传决定过，任用各部及勋臣由内传决定过，任用大将、言官也由内传决定过。由此得到的内阁大臣，是贪婪淫逸、巧诈圆滑的周延儒，是迎合君主、虐待百姓、奸险刻毒的杨嗣昌，是苟且偷生、跟随贼寇的魏藻德；由此得到的各部大臣，是阴险邪恶、贪婪狡诈的王永光、陈新甲；由此得到的勋臣，是竭力阻止南迁、完全撤除防守的李国祯；由此得到的大将，是纨绔而支离无能的王模、倪宠；由此得到的言官，是贪婪横暴、无赖的史■〈范上土下〉、陈启新。这些人都是极力排斥众议，由中旨简拔的；他们造成的结果也有目共睹！皇帝也知道内传造成这些后果的原因吗？总是因为鄙陋之人热衷于求取仕进，一旦被公论排斥，便向内廷乞求怜悯；看到他们可怜的样子，听到他们单方面的说辞，不能不有所动心，这也是人之常情。而外廷那些口头传布清议的人，也有贪婪败类的事情；给了他们攻击的口实，他们便能够反唇相讥，于是内廷就认为，攻击他们的人全都是这样的人。有时把其中的事情秘密告诉皇帝；等得到皇帝的意旨后，又转而把他们授予官职。于是，另创新法，命令当面考试。在平台上说一句迎合的话，立即就能取得官职，和同台演戏一样；走下殿来便得意洋洋，像赢了赌局的商贩一样。天下的事情从此就无法办理了。臣过去对此事十分痛心，也曾在讲义中陈述过。先帝已经误过一次，皇上难道还能承受再次误入歧途吗！”皇帝用温和的诏旨安慰挽留他。但马士英、阮大铖大为恼怒，暗中唆使刘孔昭、刘泽清连续上章攻击他，诬蔑他是党人。当时朝廷议论恢复厂卫，姜曰广竭力坚持不可，说：“如果侦缉事务不能废除，国家社稷尚且无法保全，哪里还要设置厂卫呢？”马士英想道：“姜曰广不离开，我始终不能放纵自己的意志。”于是让阮大铖写奏疏，命宗室朱统铖上奏，说在拥立定策时，姜曰广有异议，列举五条大罪。言辞十分丑恶污秽，朝廷士大夫都替姜曰广感到不平。于是姜曰广更加用力请求罢职。皇太后来到京城后，加封他为太子太保，不久退休。姜曰广辞别朝廷时，皇帝登殿，群臣陪列。姜曰广说：“微臣触怒权奸，本来应当死罪万次；圣恩广大，还允许臣归田。臣离开以后，皇上仍应把国家大事放在首位。”马士英愤怒地骂道：“我是权奸，你却老了还成了贼。”随即叩头说：“臣从满朝异议之中拥戴皇上，愿用像犬马一样效劳所余的年岁，回到贵阳养老。” “即使皇上挽留臣，臣也不过是多死一次罢了。”姜曰广厉声说：“拥戴君主，是做人臣的可以据此居功的地方吗！”马士英说：“你的心思在潞藩，只是恨我定策成功罢了。”皇帝说：“潞藩是我的叔父，贤明而可以即位，两位先生不要伤害国家体统。”出去以后，两人又在朝房互相辱骂。姜曰广刚正不阿而且廉洁耿介，以严正神色立于朝廷，有古代大臣的风范；但被奸邪之人压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天下人为此惋惜。南京灭亡，两年后金声桓的事情发生。金声桓是左良玉的部将。左良玉死后，梦庚投降豫王，派金声桓与副将王体忠一同攻取江西。金声桓害怕王体忠兵力强大，便埋伏甲士杀死他，让其中军王得仁统领他的部众，大略平定南昌、九江、抚州、饶州等郡。王得仁起自盗贼，与金声桓多次骄横行事，巡抚、按察使突然加以节制，于是金声桓在戊子年正月二十七日杀死御史，起兵反叛。姜曰广当时正在家中，金声桓、王得仁因为名望归于他，奉他为盟主。只是姜曰广是个拘守准绳的儒者，用兵并非他的长处。当时江西各郡县都传发檄文而归附，天下也纷纷响应，只有赣州没有归附。各位宾客献计，认为应当迅速赶赴金陵；但姜曰广以往宁庶人起兵为鉴，认为不攻破赣州，最终会留下后患。金声桓合并兵力攻打赣州，长久困顿于坚城之下，大军随后到达并包围南昌。金声桓、王得仁本来就没有智谋，退兵入城后又害怕大军，不敢出城交战；只是每天责备姜太保，命他派宾客号召四乡义军。各位谋士知道他们的败亡就在早晚之间，全部溃散离去。官兵趁机挖掘长壕四十多里，架设飞桥，往来围困。城内求救无门，一斗米卖到七八十金，只能杀人来吃。己丑年正月十九日，城池溃陷，金声桓投水于城东湖。王得仁在巷战中作战，箭用尽、力气耗竭后才战死。姜曰广作《六歌》，也自尽了；全家死去的有三十多人。起初，姜曰广与隐士汉儒裔交往。金声桓、王得仁将要起兵时，派人邀请他一同出动，他推辞了。两人已经掌握事务后，又邀请他前来，他才入见。姜曰广问道：“事情应当怎么办？”汉儒裔不肯回答。姜曰广再三追问，他才说：“明朝之所以失去天下，不是因为左良玉和闯贼；金声桓是左良玉的余孽，王得仁是闯贼的枝属。您和他们还有什么可以接受的呢！十天之内年号两次变更，名义上虽然归于明朝，实际上却是在反叛清朝。如今擅自削除爵位，任意杀人，掌握财利权力；如果明朝还有君主而不等待命令，这就是僭越；如果不奉行隆武、永历年号而擅自作为，这就是伪逆。” 僭越和伪逆这两种行为，都是《春秋》所不允许的。您如果同他们共事，后世将把您看成什么样的人？如今两人内部互相猜忌，您能亲近建武和豫国那样的关系吗？如果能，就掌握他们的兵权，退下来称为旧辅，穿着白色丧服等待治罪，以此告知天下；让他们感到惭愧而听从我，竭尽心力替他们做事，如果不能成功就去死。如果不能这样，就抽身退去，回到浠水以南耕种，不要参与叛乱；只是占有美名，却是上天所厌恶的。”姜曰广沉吟不语，无法回答。后来围城时，他徘徊叹息，想起这些话，后悔没有采纳。

译高弘图、姜曰广，本来就是平日里三公所仰望的人物。看他们在局势纷乱之时，不屈服于正直的议论，也可以想见他们的风骨气概；然而他们并不是平定乱局的人才。至于军旅之事，更不是他们的长处。议论者只看到金声桓、王得仁起事没有成功，于是把姜太保缺乏智谋归咎于他。唉！国家破亡、君主死亡，大事已经完结。忠臣的情义，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尚且希望能有万分之一的成功；哪里还有时间选择适当的人、计算利害得失呢？文信国在山海之间艰难奔走，尚且招募义军；何况占据名城、建立强兵、拥戴君主以图复兴，却鄙视而不屑于行动，那么太保之所以不敢不出面，正是这个原因。因此，南昌起兵这件事，君子都为之悲痛。卷五 四明西亭凌雪编纂修订 列传三：张慎言、徐石麒、张有誉、解学龙、高倬、吕大器 列传四：刘宗周、黄道周 列传三：张慎言、徐石麒、张有誉、解学龙、高倬、吕大器 张慎言，字金铭，阳城人，万历庚戌年进士；天启以前，以知县身份入朝任御史。在群臣受到冤枉的时候，他坚持自己的议论，侃侃而谈，最终被冯铨陷害，贬谪戍守肃州。崇祯年间恢复原官，逐步升任太常卿、刑部右侍郎，改任南京吏部尚书，掌管右都御史事务。南都时期，官名义上由南方设置，实际事务都由北方决定；张慎言虽然位居冢宰，也只是从容签名而已。等到南渡建立政权，便成为要职官员；张慎言凭借历久的德望居此职位，于是命他专门管理吏部事务。张慎言上奏中兴八项建议：一是议论节镇。淮安、凤阳、庐州、荆州、襄阳是锁钥般的重要地区，自从盗寇充斥以来，城郭荒废残破，应当再次命令镇抚大臣，分兵戍守、增修堡垒，扼守险要；在东西两面设置关防，使首尾互相援助，并在淮河、长江之间增加战舰。诏令北方各郡县各自积储谷物一万石，作为仓促转运的物资。二是议论安置流亡藩王。各位藩王流离失所向南逃奔，不可不考虑安置他们的办法。选择浙江西部的山郡以及福建、广东之间的居□之地，府第、护卫、官属暂且从简节省。三是议论开设屯田。江北土地空旷、百姓流离，如今成为京畿地区，如果在其中招集流亡遗民，开设屯田，选择各县的豪强，让百人屯的首领担任百夫长，让千人屯的首领担任千夫长，再把他们按什伍编组，训练军阵，就地让他们担负守御，这是使国家富足强盛的一项策略。四是议论招徕归附。河北沦陷的郡县中设置了伪官，有能够诛杀或擒获伪官的人，给予奖赏。五是议论宽宥。各位臣子陷入贼寇一方，有些是事出不得已，家属还在南方，都希望归正；不应仅凭传闻苛刻议论，使他们坚定跟从逆贼的想法。至于自行脱离贼党前来归附的，更应怜悯嘉奖，按照才能记录任用，不应一概以死罪责罚。六是议论褒奖抚恤。像范景文、倪元璐、李邦华等忠烈大臣，凡传闻确实的，应立即追赠抚恤，以慰藉幽冥中的魂灵。其余人员分等详加核查，不要有所遗漏。七是议论铨选叙用。起用废官的条例，是非复杂混乱，不可不慎重；至于逆案中的那些人，不容许再行议论。那些□戍籍、废居的人，全部交付清议裁决，不被毁誉所动摇。八是议论漕卒。北方漕运有一万多旗，掌舵工人和拉纤夫役，实际人数很多，从外江招募而来，靠官府供给生活。如今漕运已经到达近地，这十多万人没有房屋、没有乡里，长期游荡吃闲饭，造成的祸患不小；应当赶快安抚安置他们。皇帝全部嘉奖并采纳了这些建议。不久，大规模起用被废除名籍的人。张慎言举荐吴甡、郑三俊；皇帝命令召吴甡入朝觐见。吴甡原是大学士，先帝时曾命他督师，因为逗留不进而被遣戍。当时阮大铖正谋求起用，而诏书条款中有逆案人员不得轻易议论的文字。张慎言掌管铨选，坚持正道，估量不便进言。诚意伯刘孔昭过去同阮大铖交好，于是置办酒席，约集各位勋臣，想在朝廷上攻击张慎言以挑起事端。第二天退朝后，众人在朝廷上纷纷辱骂，指斥张慎言和吴甡为奸邪，叱喝声直达殿陛；张慎言站在班列下为自己辩解，高弘图替他解围，但众人仍不退去。刘孔昭于是拔刀，高声说要杀掉这个老奸贼。张慎言在人群中辗转躲避，众人都变了脸色，朝班大乱。司礼太监大声斥责说：“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朝廷议论。”刘孔昭这才收刀伏地痛哭，说张慎言举用的臣子还不如武臣。皇帝说：“文武官员都应当同心协力，怎么能偏执争竞呢？”于是退朝。刘孔昭又写奏疏陈述此事，并且说张慎言在迎立皇帝时怀有二心。张慎言于是以生病为由请求退休。史可法听说后，上奏说：“张慎言的举荐，并没有不恰当；即使各位大臣认为不可，也应当平心静气地入朝报告，为什么要痛哭喧闹，让骄横的将领和强悍的士卒听见，这不是更加轻视朝廷、助长祸乱吗？过去君主受辱，臣子应当去死；如今君主已经亡国，臣子却还活着。凡是身为臣工的人，谁能没有罪过！文臣固然有许多误国之人，武臣难道全都能矢志尽忠吗？如果各自固执成见，使文武如水火不容，国家朋党之祸就会由此开始，人才受到任用的道路也会由此堵塞，臣不希望各位大臣存有这种看法。” 给事中罗万象、御史王孙蕃，各自上疏为张慎言辩护，弹劾刘孔昭对君主不敬。皇帝仁厚柔和，置之不问，只是安慰挽留高弘图、张慎言罢了。吴甡既不接受诏命，而张慎言上了四道奏疏请求罢职，才获准退休。皇帝赏赐银币，给他应得的诰命和恩荫，张慎言竭力推辞。他的谢表中说：“先帝的山陵尚未确定，而臣的祖父却先接受了诏命；太子尚且不知在哪里，而臣的子孙却妄自承受恩荫。况且天下局势动荡未定，进用虎狼；回头看长陵以下，松树、楸树和黍稷之间，诸位大臣将作何感想？却还要夸口谈论功劳吗？”七月，加封太子太保。张慎言罢职后，继任的是徐石麒，徐石麒也不久便离位。阮大铖于是起用他的党羽张捷接任。张捷只奉行马士英、阮大铖的指挥，贿赂公然流行，凡名列逆案的人全部得到起用；铨选政务完全败坏了。当时山西已经全部陷于贼寇，张慎言无家可归，流寓在芜湖、宣城之间。国家灭亡后，他背上生疽，告诫家人不要用药，最终去世，享年六十九岁。张慎言年少丧父，由祖母抚养；他任御史时，祖母去世，便请求回乡服丧三年。他的儿子张履旋，是壬午年举人；贼寇攻陷阳城后，他出于义理不肯受辱，投崖而死。这件事传到朝廷后，追赠他为御史。

译徐石麒，字宝摩，号虞求，嘉兴人；天启壬戌年进士，授任工部主事，因为触犯逆宦而被削除名籍。崇祯年间恢复官职，历经十二年，才入朝任通政司，升为刑部侍郎，代理刑部事务。当时皇帝用刑威驾驭臣下，司法官援引法律，大多深文周纳；只有徐石麒多有平反。不久升为尚书，曾论奏诛杀兵部尚书陈新甲；最后因熊、姜两案，终于因坚持执法而离职。江南建立政权后，起用他为右都御史，尚未到任，改任吏部尚书。徐石麒正以进用贤能、罢退奸邪为己任，而马士英、阮大铖结党营私，公然行贿受贿，权势压倒朝廷内外，徐石麒依据祖宗法度裁抑他们。马士英想得到侯爵封号，暗示宦官韩赞周入内进言；皇帝请求加恩于定策功臣，世袭五等爵位。徐石麒上奏说：“世宗从外藩入继大统，将要封辅臣为伯爵，而杨廷和、蒋冕谦让不接受；如今国耻尚未洗雪，各位大臣却都裂土自荣，难道不愧对杨廷和等人吗？况且等到神京收复、大统确定以后再议论，也不算晚。又说福王殉难时，先帝尚且派遣一名勋臣、一名黄门、一名内侍验看审查并办理含殓，如今先帝的梓宫在哪里？” 陵墓封土、栽树的事又怎么样呢？仅仅派一个健儿按照旧例办理，那么群臣对先帝大行皇帝的悲痛思念，就只剩下一纸空文了。马士英憎恶他，凡是他上奏请求按照考选年例办理的事情，很少有得到认可的。御史黄尔鼎列举□条弹劾徐石麒，说他使枢臣陷入困境而破坏和议，马士英帮助黄尔鼎。徐石麒于是请求退休。南京没有守住后，他乘一叶小舟在水上住宿。嘉兴城将要被攻破时，徐石麒来到城下，呼喊说：“我是大臣，不应死在野外，应当与城池共存亡。”城上的人喧呼说：“我们的徐公来了。”于是开门接纳他。过了一夜城池溃陷，徐石麒穿着朝服上吊而死；时间是闰六月二十六日。僧人真实把他的遗体藏在柜中，过了二十多天才入殓，面色还像活着一样。仆人祖敏、李升跟随他殉死。当时刘宗周在绍兴，已经饿了七天；他说：“这座投降的城不是我死的地方。”于是到城外的野寺中死去。这两位公的意愿虽然相反，但他们的义理却是一致的。士人作了《降城叹》《我公来》乐府来赞美他们。闽中赐谥“忠襄”。徐石麒博学强记，尤其精通国家典制和各官司的掌故。他性情乐观平易，和人交谈一整天也不疲倦；对于下级官吏和贫寒士人，只要有才干就竭尽全力提拔，不遗漏人才。著作有《可经堂集》。同一时期，户部尚书张有誉、刑部尚书解学龙、兵部尚书吕大器、工部尚书高倬，都清正持守、具有品德声望，也都能够称职。张有誉，字谁誉，江阴人；天启壬戌年进士，以户部主事身份在芜湖征收商税，竭力保持清廉操守。崇祯年间，出任饶州知府，逐步升任江西督粮副使、四川按察司官员，都有惠民政绩。吏部尚书郑三俊从天下廉洁能干的方面官中选举五人，张有誉列为第一。皇帝把他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升任南京户部右侍郎，兼任右佥都御史，总督粮储。回任途中，走到半路听说都城发生变故，到任时福王已经即位。内官张执中监督征收白粮，强迫补交垫付费用，超过旧例数倍，还杖打死解送粮食的民户；张有誉连续上疏论奏此事，把张执中的胥役收捕送入监狱，张执中的暴虐才稍有收敛。他常常因被召见应对而说，一年统计的经费需要一千多万，如今收入只有八百万，不足以支付支出；只有裁减冗余士兵、节省冗余粮食、淘汰冗余费用才行，希望圣明的皇帝亲自实行节俭，作为天下的表率。当时马士英一心想起用阮大铖，而朝廷大臣坚决反对，马士英想用中旨起用他，却难以找到开端。因为张有誉享有很高声望，八月，皇帝传旨任用他为户部尚书。高弘图认为张有誉的才干声望足以胜任，但不能开启以内降任官的先例，便封还诏旨，群臣也交相上章论奏。皇帝不准。从此以后，传旨升官的事情纷纷出现。不久又加封太子太保。当时四镇各自需要军饷二十万，张有誉计算无从筹措，以至于呕血。他连续上疏请求归乡，皇帝不准。第二年五月，南京失守，张有誉逃到武康；过了很久，才回到故乡。他做官二十年，仅仅守住祖先留下的产业。他治理家庭、居住乡里，都足以成为后人的法则。八十一岁时去世。

译解学龙，兴化人；万历己丑年进士，历任金华、东昌推官，升为刑部给事中。魏忠贤扰乱政治时，他因属于东林而被削除名籍。崇祯年间，逐步升任太仆卿、右佥都御史、江西巡抚，升为南京兵部右侍郎，尚未赴任。当时黄道周刚获罪，而解学龙在荐举属吏时，将他一并推举。皇帝震怒，征召解学龙入朝下狱，杖打八十，遣戍。福王即位后，召回恢复原官。十月，升为吏部尚书。当时正审理跟随贼寇的诸臣；马士英、阮大铖凭借贿赂使案件处理反复，因此案件长期不能确定。解学龙仿照唐代制度，将罪行分为六等：一等应当处以磔刑的十一人：宋起蛟（吏部员外郎）、牛金星（举人）、张嶙然（平阳知府）、曹钦程（太仆少卿）、李振声、余上猷（都是御史）、黎志升（山西提学）、陆之琪（陕西布政）、高翔汉（兵科）、杨王休（潼关道）、刘世芳（检讨）；二等应当秋季处斩的四人：光时亨（刑科）、巩燏（河南提学）、周锺（庶吉士）、方允昌（兵部主事）；三等应当处绞刑的七人：陈名夏（编修）、杨枝起、廖国遴（户科）、王承曾（襄阳知府）、原毓宗（天津兵备）、何孕光（庶吉士）、项煜（少詹）；四等应当流放的十五人：王孙蕙（礼部主事）、梁兆阳（检讨）、钱位坤（大理寺正）、侯恂（总督）、王秉鉴（山西副使）、陈万象（御史）、申芝芳（给事中）、金汝砺、吴达、黄维祖（举人）、杨廷鉴（修撰）、陈羽白、刘大巩、裴希度、张懋爵（四人的官职不详）；五等应当服劳役的十人：宋学显（通政参议）、沈元龙（不详）、方拱干（谕德）、缪沅（工部主事）、吕兆龙、傅振铎（给事中）、吴刚思（进士）、方以智、傅鼎铨（检讨）、张家玉（庶吉士）；六等应当杖责的八人：潘同春、吴泰来（都是员外）、张琦（主事）、王于曜（行人）、周寿明（行取知县）、向列星（不详）、李棡（丁丑年进士）、徐家麟（癸未年进士）；绞刑以下的罪刑听凭赎免。留在北廷等待以后裁决的有十九人：何征瑞、杨观光（少詹）、张若麒（太仆少卿）、方大猷（副使）、党崇雅（户部侍郎）、熊文举（吏部郎中）、叶初春（太仆卿）、龚鼎孳、戴明说、孙承泽、刘昌（都是给事中）、涂必泓、张鸣骏（御史）、□所温（司业）、赵京仕（通政参议）、高尔严（编修）、卫周祚、黄纪、孙襄（都是郎中）。另行保留、等待再议的有二十八人：翁元益、郭光（给事中）、鲁栗、吴尔埙、史可程、王自超、白引谦、梁清标、杨栖鹗、张元琳、吕崇烈、李化麟、朱积、赵颕、刘廷琮（都是庶吉士）、侯佐、左懋泰、吴之琦、邹明魁（都是部郎）、诸伟梅（行人）、龚懋熙（博士）、王显（进士）、王之牧、王牌皋梅、鹗姬琨、朱国寿、吴嵩引（六人的官职不详）。已经奉旨录用的有十人：张晋彦（尚书）、时敏（给事中）、卫胤文、韩四维（谕德）、苏京（御史）、黄国琦、施凤仪（行取知县）、张正声（部郎）、顾大成（中书）、姜荃林（不详）。奏疏上呈后，马士英认为刑罚轻重不合自己的心意，便假传圣旨要求重新议定。解学龙于是把周锺、光时亨各加重一等，其余人仍坚持原来的议定。当时马士英、阮大铖一定要置周锺于死地，而解学龙想替他缓期免死，于是同次□王铎谋划。第二年正月，趁马士英休假时上奏，并且请求暂停刑罚。王铎立即拟定批准的诏旨，并有“详细慎重，平允公正”的褒奖。马士英听说后大怒，但事情已经来不及改变了。阮大铖及其党羽张捷、杨维垣声称要弹劾解学龙，解学龙于是以病请求退职。阮大铖又唆使保国公朱国弼、御史张孙振诬蔑他曲意包庇、徇私舞弊，解学龙遂被削除名籍。到四月，左良玉进犯京城。马士英立即传旨杀死周锺、光时亨，并命令死罪犯人遣戍，流罪、徒罪以下改为平民。然而解学龙所定的罪名也有许多未经审实：其中一等罪犯都跟随贼寇向西而行，实际上并未抓获正法；傅鼎铨、张家玉后来起兵最为激烈，也被列在五等之中。总之，他们本人尚未受审对质，罪名却已经预先拟定。推究马士英、阮大铖的用意，也不过是借此快意报复恩怨、控制党人，树立威势以抬高自己；而判词所依据的全是传闻，并不是为了按照国家的正规刑典定罪。

译解学龙通晓政务，在崇祯朝所陈述奏议都涉及天下大计。他曾说：辽东、辽西原有定额士兵九万四千多人，每年军饷四十多万；如今关上的士兵只有十多万人，而每月军饷竟达到二十二万，为什么相差到这个地步！辽东士兵全部溃散，关门不得不重新招募，蓟州巡抚那边原有定额士兵，却也实行招募，给以丰厚粮饷；旧兵因为新营饷厚，全部逃入新营，而旧有定额仍然照旧。这种漏失财物的弊端，哪里说得尽呢！国家初定时，文职五千四百多人、武职二万八千多人；神武年间，文职增加到一万六千多人，武职增加到八万二千多人。如今不知道又增加了几倍！主管爵禄的人如果确实肯尽心计算规划，淘汰冗员，每年可以节省几十万军饷；卫所中应当承袭职位的子弟没有才干可用，只让他们承袭职位而不给俸禄，再到裁减冗余官吏、核查旷缺士卒，又可以节省几十万，不必担忧贫困了。自古以来询问国家怎样强盛，没有比使百姓富足更好的；询问百姓怎样富足，没有比粮食多更好的。也曾经把京师和边地的米拿来，比较它们的收入和支出，权衡其中的得失吗？京师、边地的米一石，如果从民间输送来，就不只是米一石。把百姓的费用和国家的收入合计衡量，费用不止是收入的三倍。这就是说，国家得到一份，百姓却要付出三份。如今关中的军饷一石折合白银四钱，换成钱，米不过值一百文，差的只值三四十文，再差的就腐臭而不能食用。把国家的费用和士兵得到的粮食合计衡量，费用不止是粮食的两倍。这就是说，士兵得到一份，国家却要付出三份。总计起来，百姓耗费六份，士兵得到一份；百姓已经困苦不堪，士兵也没有真正受益。何况小民舞弊欺骗漕卒，漕卒舞弊欺骗官府，官府舞弊欺骗天子，辗转相互欺骗，而米已经变成糠秕、沙土，又被湿热蒸腾，颜色和味道都变了，根本无法下咽。这又等于把有用的六份变成了无用的一份。那么该怎么办呢？臣认为不如整顿屯田政务。屯田政务整顿好了，土地就能开垦，百姓有安乐的土地，粮食积聚起来，百姓就有坚定的志向。从前吴璘镇守天水时，经营屯田事务，纵横开凿沟渠，绵延不断，名叫“地纲”，敌人的骑兵不能逞强。如今大略仿照这种制度，竭尽力量谋划实行；在沟渠道路的界限处，各自栽种适合当地土壤的作物，小的可以获得柴薪果实的丰饶，大的可以获得控制险要的利益。敌人即使强大，又能施展什么呢？皇帝认为他说得好，立即交给有关部门商议，但最终还是因受到阻挠而未能实行。高倬，忠州人；天启乙丑年进士，任德清、金华两县知县，征召为河南道御史。草场发生火灾，因为巡视不谨慎而被夺职。后来恢复官职，屡次升任南京太仆寺卿、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福王即位后，任命他为工部右侍郎。御用监的宦官请求拨给工料钱，用来制作龙凤等器物以及宫殿陈设中的珍玩金玉，估算费用达数十万；光禄寺请求办理御用器物一万五千七百多件。高倬上奏说：“国家刚刚开始创建，百姓忧愁，财力匮乏，应当竭力实行节俭，作为天下的先导。从前卫国灭亡时，卫文公穿粗布衣服，戴粗丝冠，疏通商业、勉励农业，所以能够在楚丘建立国家。如今大难尚未平定，百万军队驻扎在江淮，嗷嗷待哺地报告饥饿，主管财政的司农仓促之间没有办法供应，以至于只能望见炊烟便抢掠食物；即使君臣都穿丧服，以匮乏的样子给他们看，他们也未必相信。如今却要雕刻装饰、铺陈华彩，难道想用来装点太平盛世的美观吗？”这些意见都没有被采纳。第二年二月，解学龙罢职，高倬代替他担任此职。等到南都失守，高倬上吊而死。

译吕大器，字俨若，遂宁人。崇祯戊辰年考中进士，授任行人，升任吏部稽勋司主事；后来历任四司，做到文选司，因请假回乡。因为县城低矮破败，他倡导并率领修筑，工程刚完工，贼兵就到了。吕大器协助有关官员拒守，城池得以保全。诏令给他增加一级秩禄，出任关南道参议。调任固原，平定长武的大股贼兵，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弹劾罢免总兵柴时华，威望十分显著。调任兵部添注右侍郎。吕大器自负才干而性情刚烈，见天下多事，长期身在军旅，心里想要避开事务。他上疏极力辞职，皇帝不准。到京后，命他以原官兼任右佥都御史，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不久，罢免保定总督一职，却在九江设立总督职务；任命吕大器担任。左良玉与吕大器不和，朝廷议论担心他坏事，于是任用袁继咸代替他；改任吕大器为南京兵部右侍郎兼理礼部事务。十七年四月，听闻北都发生变故，南京各位大臣商议拥立新君。当时，潞王常淓已经渡江在吴中，前侍郎钱谦益想拥立他；于是进去劝说吕大器：潞王是穆宗的孙子、神宗的侄子，宗法世次相距不远，贤明，可以拥立。福恭王从前觊觎天子的地位，几乎酿成大祸；如今拥立他的儿子，势必会翻出三案来报私仇，那我们这些人就成了砧板上的肉了。您现在主持礼部、兵部事务，如果您倡议此事，谁敢提出异议？吕大器认为他说得对；慎言、曰广等人也附和。吕大器写信给史可法，说福王不宜继立的情状；议论尚未决定，马士英与镇将刘泽清等人已经率兵拥护福王到来。史可法不得已，将要具呈请迎接福王；吕大器仍不肯在文书上署名。给事中李沾当面指责他说：今天这件事，若论典礼，没有比尊奉君主更重要的礼；若论军事，没有比保卫君主更优先的事。如今众人的意见都一致，唯独您坚持不同意见，我李沾请求用脖子里的血溅到您的衣服上。吕大器于是再不敢说话。最终迎接福王监国，登上帝位，调任吕大器为吏部右侍郎，吕大器因持不同意见而被排斥，常常感到自身危险。等到史可法出任督师，马士英入朝辅政，与刘孔昭结党，想把逆案中的诸人全部重新起用，先推荐阮大铖为兵部侍郎，满朝大为哗然。吕大器知道自己必定不为当时所容，于是公开发言攻击马士英。说他拥兵进入朝廷，厚颜无耻地滞留政府，混乱纲纪，颠倒是非邪正。逆案这部书，是先帝亲手裁定的，而马士英竟悍然不顾，眼中没有先帝，又何况会把陛下放在眼里！况且他的儿子还是幼童，却列为都督；他的妹婿没有功劳，却冒任总兵；像姻亲越其杰、田仰、杨文骢等人，都是先朝的罪人，却全都登上显贵的官位。名位和器物被暗中僭越，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总而言之，吴甡、郑三俊，我不能说他们没有一件事情做错过，但他们端正方正、光明正直，最终仍是天下正人的归属；马士英、阮大铖，我不能说他们没有一点才干，但他们奸邪邪恶，最终会成为宗庙社稷无穷的祸患。奏疏送入后，马士英发怒，唆使刘泽清弹劾吕大器心怀异志。不久，逮捕雷演祚、周镳下狱；二人也是主张拥立潞王的人。吕大器于是辞官离去，把亲手写的监国告庙文送给内阁。马士英一直对此怀恨。李沾又弹劾吕大器，马士英便破格提升李沾为左都御史，同时命司法部门逮捕审治吕大器，后来因为找不到他的踪迹而作罢。钱谦益谄媚依附马士英，上书称颂他的功劳，又与阮大铖深相结交，得以担任礼部尚书。国事也就不可挽救了。第二年，唐王即位，召吕大器为兵部尚书，兼任东阁大学士。汀州发生变乱，他逃奔广东，与丁魁楚等人拥立永明王，永明王命他仍任原官入直。皇帝驾临梧州，吕大器请求留守东方，于是逃往韶州。过了很久，进入乌罗土司辖地。永历二年，王应熊去世，晋升吕大器为少傅，统辖西南各军，赐剑，允许便宜行事。这年夏天，涪州荡寇将军李占春来拜见，吕大器认为他可以任用，便与他结交，并遍访杨展、于大海、胡云凤、袁韬、武大定、谭弘、谭诣、谭文等部。适逢宗室朱容藩谋反，便发布檄文，命李占春、于大海等率兵讨伐。吕大器赴召，到了思南，遵义守将王祥邀请他到自己的驻地，对他说：我遍观四川各将，杨展志向很大却粗疏，于大海有才略却贪婪而没有谋略，其余人鄙陋低劣，不值得计数；国家将靠什么来中兴！我死了也不能瞑目。当时他已经得病，停留了两个月。永历四年春天，驻军都匀，去世。谥号文肃。他的儿子吕潜，癸未年进士，隐居湖州，不出仕。南京都城最初建立时，满朝都是正直之士，其中六卿的长官也都受到民众称誉。等到马士英、阮大铖掌握国政，依次排斥正人，国事也随之败坏到不可挽救。然而这样一来，小人又得到什么好处呢！弘光政权不能长久，议论者多半追究潞王没有被拥立的过错，认为如果拥立潞王，结果会胜过拥立弘光帝。这种说法不对；潞王也只是中等才具罢了。他住在杭州时，常常命宦官广泛搜访古玩；南京失守时，都御史刘宗周劝他监国、守住浙江境内，潞王不肯。等到大军到来，他立即与巡抚张秉贞迎接投降；这大概是采纳了叛将陈洪范的谋划。大理少卿沈胤培常说：假使潞王即位而钱谦益担任宰相，那么政权的败坏也会和马士英等人一样。唉！钱谦益想拥立潞王，是在为自己的富贵打算。假使他果真想为国家选择贤者，那么后来就不会不先除掉马士英、阮大铖，反而向敌国卖国求荣了。列传四：刘宗周、黄道周

译刘宗周，字启东，号念台，山阴人，是学者所称的蕺山先生。万历辛丑年考中进士。崇祯朝历任官职，做到都察院左都御史；因为请求释放熊、姜案件中的人，被斥退为平民，当时已经六十四岁了。回乡两年后，京师陷落，刘宗周听闻后悲痛哭泣。他徒步渡过江，前往杭州，以发布丧礼、讨伐贼寇的方式责问巡抚黄鸣骏。黄鸣骏说：哀诏还没有到，为什么发布丧礼？而且现在应当保持镇静来安定人心。刘宗周勃然大怒，说：唉！这是什么时候了！哪里还等得到哀诏！君主和父亲遭逢非常变故，您专任一方军政，却不想披甲枕戈、哭泣流血来激励同僚，反而借口镇静，打算退避吗？于是发布丧礼，哭临完毕，与朱大典、章正宸、熊汝霖招募义军。将要出发时，福王在南京即位，召他担任原官。刘宗周认为大仇还没有报，不敢接受职务。他上言说：今天国家社稷的大计，除了讨贼复仇，没有什么可以表明陛下渡江的意志；如果陛下不作出决策亲自出征，凭什么振作天下忠臣义士的气概！江左不是偏安的事业，请进军谋取江北。凤阳号称中都，向南扼守徐淮，向北控制豫州，向西可以顾及荆楚，向南离金陵也不远，亲征的军队驻扎在这里，规划规模先行确立，然后才可以谈论政事。他又说：今天问罪的军队，应当从那些不称职的大臣开始。当贼兵进入秦地、流贼侵入晋地并逐渐逼近京畿南部时，远近人心汹汹；然而大江南北的一两个督抚，连派一名骑兵来壮大声援都没有听说，坐视君主和父亲陷入危亡而不救，那么掌管封疆的臣子就应当诛杀。新朝既已建立，应该不等一天，首先发动北伐，哭祭九庙，安置梓宫，访求各位亲王，绝不能有任何推诿自己的理由；而各位大臣却松懈自安，那么满朝谋划国事的大臣都应当诛杀。诏书答复说：朕将亲自统领六军，光复旧有疆土，严明文武官员怯懦畏缩的重法，激发臣子忠贞义烈的善心，慎重授予新的爵位，弹劾旧有官员；朕接受你正确的言论，宣布并交史馆保存。

译这时，刘宗周本来没有出仕的打算。他认为朝廷中的党争正兴起，哪里有空谋划讨贼？然而当时的奸人虽然不希望刘宗周出仕，却又以不能招致他为耻，急切希望他出来。他刚一出仕，弹劾就接连而来。他的言论锋利刚直，追根究底，毫不宽容。因此，群小都侧目而视。马士英说刘宗周自称草莽孤臣，不书写新的任命，这是明白表示不臣服。朱统■〈金类〉说刘宗周请求皇帝移驾凤阳，凤阳是高墙禁地，他大概是想借此把皇上作为罪人处置。刘泽清说刘宗周想实行定策之诛，意图在于废立，军队已经埋伏在丹阳。当时浙江军队正好与京口防江军发生冲突，马士英听说后竟相信了，也感到震惊恐惧。弘图于是向皇帝进言，传谕说：从前汉宣帝在艰难中兴起，魏相、丙吉同心合志；唐肃宗在灵武兴起，李泌、郭子仪同心协力。如今朝廷内部分裂，众口制造是非，天下大事再也经不起败坏了。各位大臣都应该同心协力成就国事，停止争竞而谋求功业，这样或许可以使君臣之间的礼义始终完整。刘宗周不得已接受任命。当时刘宗周住在丹阳的寺院里，高杰、刘泽清派了几批刺客跟踪他；刺客见他神色端正、挺身危坐，也从心里折服，不敢加害。入朝后，他仍住在萧寺；南渡之后政事混乱，他无不发表严厉直率的言论。奸党马士英、刘孔昭、刘泽清、高杰在内外勾结，没有人敢违逆他们；刘宗周公开斥责排斥他们。等到阮大铖被起用，刘宗周说：阮大铖的进退，关系到江左政权的兴亡。他看待国事接连败坏，就像自身遭受病痛一样；流着眼泪发表正直的言论，希望朝廷能够有所醒悟。始终没有得到采纳，于是再次上疏请求告老；朝廷准许他乘驿车回乡。刘宗周凭借老儒的身份和崇高声望，成为天下清流的领袖；人们以他的出仕或退隐来预兆国家的治乱。他一离开国都，城中士人纷纷聚集观看并叹息，知道南京政权已经无所作为了。第二年，弘光帝出逃，浙江也没有守住。刘宗周痛哭说：这是我以正道赴死的时候了。门人有人按照过去写文辞谢世的旧例劝他。刘宗周说：北都发生变故时我没有死，是因为我身在乡野，要留下来等待后来的君王。南京发生变故时，君主自己抛弃了他的社稷，我已经到了悬车之年，尚且还可以死，也可以不死；如今我的越地又投降了，我这个小小的老臣还要到哪里去呢？如果说自己不在官位，就不应当与国家共存亡，难道唯独不应当与土地共存亡吗？前代丞相江万里之所以赴死，就是这个道理。世上难道有逃生的宰相，也难道会有逃死的御史大夫吗？他乘一叶小舟辞别祖墓，跳入水中。因为水浅，没能死成，于是绝食二十三天而死；时为闰六月八日。刘宗周死后，浙东绅士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郑遵谦等人各自起兵，迎接鲁王在绍兴监国，与清军相抗达一年。人们认为这是由刘宗周倡导的。刘宗周是遗腹子，家境贫寒，母亲章氏把他养在外祖家。他幼年时端正聪颖，稍稍长大，就立志学习圣贤之学，修养内在品行。刚刚脱去布衣、入仕不久，就遭逢母亲丧事，在墓室中门外的垔室里，每天在那里哭泣。尚书陶望龄前去吊唁，感叹说：世道衰落、礼制废弛以来，我还没有见过像刘先生这样善于居丧的人！服丧期满后，因为祖父年高，没有参加铨选。祖父去世后，他的悲哀憔悴仍和当初一样。他登记入仕四十五年，在朝廷任职仅四年；坚守自己所学，不因时局方针变化、制度更改而改变学术去求进身。怀宗皇帝综合考核名实，群臣都惴惴不安；刘宗周认为刑名之术不能用来治理天下，而以仁义之说进言。皇帝正忧虑流寇，问他军事之事；他回答说：臣听说防御外敌应以治理内部为根本，这就是干羽能够使有苗归服的原因；皇上也只须效法尧、舜罢了。皇帝回头对朝廷大臣说：刘宗周的话真迂阔啊！京师正处于戒严状态，皇帝在中左门召见并询问臣下。御史杨若乔上奏谈论火器；刘宗周弹劾他说：战斗、防守、屯驻、戍守，自有良好的方法；不依靠人的努力而只依靠器械，正是国威所以更加衰弱的原因。皇帝常说刘宗周清廉执正、敢于进言，有古代大臣的风范；但最终仍认为他迂阔，所以不能让他长期在位。他居家时潜心研究理学，清正自守、笃实践行，即使独处也无愧于天地；待人严肃正直，不能用私情干扰他，曾当面指出别人的过错，人们都敬畏他。他的学说以慎独为功夫，以知天为归宿，根本在于敬与诚。他撰写《人谱》，用来传授给学者；创立古小学，每天在其中会讲，与无锡高忠宪齐名。当时论者称他为明代大儒，推重薛、胡、陈、王诸人；但认为刘宗周似乎胜过他们。他所著有《刘子全书》一百多卷，以及其他著述二十多种。他的儿子刘汋，字伯绳；甘于贫困而以守道为乐，能够守护父亲的学说。黄道周，字幼玄，号石斋，漳浦人。家境贫寒，常常带着书册远游。他在罗浮山读书时，山水突然暴涨，跌入山涧；他逆流而上进入山中，遇到异人，异人把读书的方法传授给他。他过目不忘，从小就刻苦攻读。写文章典雅深奥，根本出于经学。天启壬戌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任编修。他多次被起用又多次受挫，五次升迁后做到少詹事兼侍讲学士。黄道周凭文章和气节名高天下，但为人严厉刚正，不合流俗，公卿乡党大多畏惧并嫉恨他。他曾上疏自陈说：我的文章和意气坎坷磊落，比不上钱谦益、郑鄤。当时郑鄤正因杖打母亲而受到极大非议，皇帝看到这道奏疏，惊异不已，而嫉恨黄道周的人更加把它当作攻击他的口实。最后，因为弹劾杨嗣昌夺情入阁，皇帝大怒，亲自召他到平台责问并下狱，遣送戍边（此事详见《明史》）。南渡后，起用为吏部右侍郎。黄道周不想出仕，马士英派人暗示他说：众望都在您身上，您如果不肯出来，难道可以坐视史可法拥立潞王吗？黄道周不得已，于是赶赴朝廷。到任后便陈述九条进取之策。九月，升任礼部尚书，掌管詹事府事务。不久因祭告禹陵出行；临行前上言说：如今想向东收复兖州、济州，向北攻取漳河，向西夺取应安，然后询问洛阳的钟簴，清扫承德的松楸，向上谋求天寿；这将旷日持久，确实很难。一定要依照臣的愚见，选得沉着勇猛的将领，精选士卒三万人，携带一百天的粮食，从赣榆韦桥出发，向东越过破车，渡过临朐，经过传兴，直上盐山、沧州。

译这一路一千四百里，全都是荒僻空旷之地，好像进入空城；只有临朐、安丘、乐安、阳信之间，稍微可以屯驻聚集，可以依靠当地粮食供给军队。七个昼夜赶到武清，渡过白沟，出其不意地从天而降，敌人只会惊呼着指望宣大关门而逃跑罢了。然后传达陛下哀痛的心意，祭告并洒扫上十二陵，与长安士民擦干眼泪，一同拜谒九庙。回来后分为两路：一路攻下临清以收复兖州、济州，一路攻下邯郸以夺取漳州、卫州；耗费力量很少，取得功效极大。这正是耿弇在祝阿奋发作战、刘裕在大岘山欢呼进军的情形。南京溃败后，唐王在福州建立年号，召黄道周为首辅。当时郑芝龙专擅政权，赐宴大臣，郑芝龙想坐第一位，黄道周说武职按照祖制没有位次在文官之上的。郑芝龙理屈，因此与黄道周不和。黄道周见郑芝龙根本没有经营谋划的志向，请求出关效力；请求军队和粮饷，郑芝龙都不答应。黄道周只是凭忠义自行出发，十天内招得九千多人；他亲自书写札文和副本中的奖语，发给人作为公家赏赐，得到的人认为比诰敕还荣耀。但应募者大多是没有训练的士兵，不能抵抗敌军；军队从广信抵达衢州。婺源县令某人，是黄道周的门生。婺源县令伪造投降书，黄道周信以为真，决意深入，说：国家养育士民数百年，士民难道没有人心吗？只要传发檄文，他们自然会归附。到了婺源明堂里，清军突然到来，全军被歼灭。黄道周知道被县令出卖了，便呵斥随从全部退下，说：我将在这里死去。于是被俘。职方司赵士超（字渊卿，福建诸生）、中书舍人赖维谨（漳州诸生）、蔡春溶（字时培，漳州诸生）、黄道周妻弟通判毛玉洁（字去水，六合人，沙县丞）四人跟随他。途中断绝饮食七天，没有死去。到徽州时，正值元旦，张灯结彩十分盛大，表演鱼龙等各种戏；黄道周与赵士超惆怅地写诗。当夜雷雨大作，押解队伍连续行进三昼夜没有停止。训导吴士绣呼唤他的儿子吴祺生说：上天震怒，大概是为了黄先生吧！黄道周绝食而死。黄道周到江宁后，督师洪承畴是他的同乡，派人来劝说：先生不要自己苦害自己，我可以保先生不死。黄道周骂道：洪承畴早已经死了。松山战败时，先帝痛惜他的死亡，亲自祭奠哭泣，怎么可能又活着？这只是无籍小人冒用他的名字罢了。洪承畴把他安置在馆舍，以礼相待，上疏请求免他死罪。朝廷旨意不准。黄道周住在馆舍中，像平常一样与门人讲习、吟咏；他一向擅长书法，都城人争相求取他的书法作品，他整天握笔书写，毫不推辞。三月七日赴刑场时，看见市场上有人竖立福建的门牌，便指着说：福建，我的君主在那里，我死在这里也可以。面向南方拜了两拜，于是受刑。赵士超等四人也都死了。隆武帝听说后大哭，追赠他为文明伯，谥号忠烈（也有作文忠的）。黄道周诗文写得敏捷，精通天文、历数、皇极等书籍，所著《三易洞注》《革象新书》，学者穷尽多年也不能通晓其中的学说。但黄道周用这些学说推验国家的治乱，所说多有应验。他自己推算一生终于六十三丙戌年，并把结果写在小册子中；人们这才知道他能够预知未来。明朝末年，像刘宗周、黄道周两位先生这样的人，难道不是盛世的麒麟凤凰吗！可惜他们出仕并不是时候。道有兴盛和衰落，时势有常态和变化，文治和武功交替发挥作用；军队的设置起源于炎帝、黄帝，圣人从来没有不急切讲求军事的。因此《易经》显明师卦的象义，《六艺》中崇尚射箭和驾车。周武王亲自执掌旌旗和斧钺，周公向东征伐，使四国因此改正。孔子在夹谷会盟时，安排左右司马，诛杀莱夷，使齐侯感到恐惧。清之战中，冉求拿着矛冲入齐军，孔子称赞他的义举。因此，圣人把亲临战阵寄望于善人，而孔子自己也说过要作战并取得胜利。大概是因为掌握了用兵之道。圣人何曾忌讳谈论军事呢！自从晋人崇尚清谈、宋人尊崇理学，便把武备指为末节，把将帅视为粗人，借弭兵偃武的说法来掩饰自己的无能；天下也纷纷随从。于是将领很少有道德方面的选择，军队缺少尊重亲上的习惯，铠甲兵器腐朽钝坏，军伍单薄羸弱，逐渐到了盗贼纵横、夷狄交相侵犯的地步，才尊崇任用粗暴勇猛的人，把他们奉为将领。起初轻视他们，后来又畏惧他们，骄兵悍将因对手狭小而自我看重。文官怯懦，不敢救援。后世中原的衰败，大概都是腐儒酿成的。刘宗周正气凛然、严肃不屈，可谓忠诚、正直了。至于想用干羽之舞使闯王、献忠正在扩张的暴虐气焰归服，这是多么迂阔啊！南京建立政权时，老将已经全都不在了，只剩下四镇。因此，即使他们暴横，史可法仍想任用他们，不惜委婉周旋、筹划安抚，来抚慰整合他们的部众；可是刘宗周概括地指称他们都应当诛杀，以激怒他们，使他们上疏诬蔑攻击大臣，这难道不是反而轻视朝廷的威严吗？汉文帝曾说：把议论说得低浅一些，不要提出过分高远的理论，只要让它在今天能够施行。后世君子坚持自己的正确论说，难道考虑过时势不允许实行吗？可悲啊！黄道周出关的举动，志向确实宏伟。然而他用未经训练的军队，铠甲兵器和干粮百样中连一样也没有准备齐，又轻信敌人的离间，深入险地；这是抛弃自己的军队。唉！世上有君子，却使他的道路不能施行，这是君主的过错。尊重他的身份了，也听取他的言论了，但如果言论不考虑时宜，身份又不能挽救败亡，那难道是孔子、孟子的道吗？难道这种道只适用于太平时代吗？对于像这两位先生的人，君子姑且谅解他们的志向，也就可以了。卷六 四明西亭凌雪编纂修订 列传五：左懋第、袁继咸 列传六：黄得功、高杰、乙邦才、马应奎、刘肇基、庄子固 列传五：左懋第、袁继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