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防要卷二

译院的上奏，请求依照唐贞观年间庶人承乾流放死于黔州的先例，仍以公爵之礼安葬，皇帝准奏】；第四子李从璨【被安重诲所陷害，天成四年三月被贬为房州司户参军，不久被杀。到长兴四年七月追赠太保，未曾封王】；第五子李从益，封许王【长兴四年五月封，到晋天福四年被封为郇国公，作为二王之后奉祀唐帝宗庙。到开运三年契丹入侵京师，又重新封为许王，不久被番将萧翰伪立为帝，掌管南朝军国大事。汉高祖攻入洛阳后，遇害】。末帝长子李重吉【被愍帝所害，未曾封王。清泰元年七月追册为太尉，在莱州立庙】；第二子李重美，封雍王【清泰三年正月封】。

晋高祖长子石重英，封虢王；第二子石重义，封寿王【曾掌管洛京留守事务，被张从宾所害】；第三子石重允，封剡王；第四子石重信，封沂王【曾任河南节度使，被张从宾所害】；第五子石重进，封夔王【均在天福七年四月追封】；第六子石重杲，封陈王【天福七年五月追封】；第七子石重睿【曾任许州节度使，未曾封王】。少帝长子石延煦【遥领陕西节度使】；第二子石延宝【遥领曹州节度使，据实录记载，二人都是皇帝的侄子，被收养为己子】。

汉高祖长子刘承训，封魏王【天福十二年二月追封】；第三子刘承勋，封陈王【后周广顺元年三月追封】。

周太祖第二子柴侗，封郯王；第三子柴信，封杞王【二人都是在汉末遇害，显德四年四月追封】。世宗长子柴宗谊，封越王【也是在汉末遇害，显德四年四月追封】；第三子柴宗让，封曹王【后改名为熙让】；第四子柴熙谨，封纪王；第五子柴熙诲，封蕲王【均在显德六年追封】。

## 杂录

后唐同光四年三月，内人郡主景姹上奏说：“唐昭宗诸位王子及皇子宗族亲属一千余人，在朱梁篡逆弑君之时，同时遇害，被分埋于三个坑中，葬在内西右龙兴寺以北，请求将他们合葬为一座坟冢并加以改葬。”皇帝下敕，令太常礼院以已故的濮王一人为首，按照一品之礼安葬，并委托河南府监督主持丧葬事务。

长兴元年九月，太常礼院上奏拟定册封秦王的仪注，博士段颙议论说：“依据《开元礼》，皇帝在临轩之时册命诸王大臣，那一天接受册封的人穿朝服从府第出发，仪仗队与百官一同集合于朝堂，前往次舍受册完毕后，通事舍人引导受册者，但没有记载谒庙、返回府第的礼仪。自开元年以后，册拜诸王都是在正衙派使者前往延英门进呈册命，皇帝驾临内殿，由高品宦官引领受封的王入殿就位，高品宦官宣读制书、诵读册文，王受册完毕后返回自己的府院，也没有乘坐辂车谒庙的礼节。臣按《五礼精义》所说：‘古时候都是借着禘祭、尝祭之时颁发爵位俸禄，这是为了表明不敢擅自独断，须禀告祖宗之意。’如今虽然册命不是在烝祭、尝祭之时进行，但是拜授大官、封赏大邑，一定要到达殿廷，这是恭敬顺从的道理。如今本司打算依照《开元礼》，那一天秦王身穿朝服，从其官署乘坐辂车出发，备齐仪仗队与群臣一同集合于朝堂，前往次舍受册完毕后，到应天门外，将册文放置在载册的车中，秦王登上辂车出发，前去拜谒太庙完毕后，返回官署，仪仗卤簿都按照来时的礼节。”皇帝准奏。

## 公主

后梁太祖长女安阳公主【下嫁罗延规，早逝，开平三年八月追封】；长乐公主【下嫁赵岩，开平九年五月十一日封】；普宁公主【下嫁王昭祚，开平元年五月十一日封】；金华公主【开平二年十月封】；真宁公主【干化三年十月五日封】。少帝长女寿春公主【干化三年四月五日封】；第二女寿昌公主【正明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封】。

后唐武皇长女琼华长公主【下嫁孟知祥，同光三年十二月封】；第二女瑶英长公主【下嫁张延钊，同光三年十二月封】。明宗长女永宁公主【下嫁晋高祖，天成三年四月封，到长兴四年正月改封为魏国公主，清泰二年三月追封为晋国长公主】；第十三女兴平公主【

译下嫁赵延寿，天成三年四月封，到长兴四年九月改封为齐国公主，到清泰三年三月追封为燕国长公主】；第十四女寿安公主【长兴四年六月封】；第十五女永乐公主【长兴四年六月封】。

晋高祖长女长安公主【下嫁杨承祚，天福二年五月封，到天福六年五月去世，追封为秦国公主，到天福七年九月，又追封为梁国长公主】；从长女高平县主，第二女新平县主，第三女千乘县主，孙女永庆县主【均在天福七年五月封】。

汉高祖长女永宁公主【下嫁宋延渥，天福十二年四月封，到干祐二年十二月追封为秦国长公主】。

周太祖第三女乐安公主【被汉室所害，广顺元年二月追封，到显德四年四月又追封为莒国长公主】；第四女寿安公主【下嫁张永德，广顺元年四月封，到显德元年四月封为晋国长公主】；第五女永宁公主【广顺元年九月追封，到显德四年四月又追封为梁国长公主】。

## 婚礼

后唐同光元年七月，太常礼院上奏说：“依照本朝旧有礼仪，从一品到三品，婚姻可以身穿衮冕、佩剑玉，衣服绣九章纹。如今皇子兴圣宫使李继岌，虽然尚未受封官爵，但已是检校太尉，应当依照一品的婚姻规格施行。他的王妃依照礼制，妇人跟从丈夫的爵位，也应依照一品命妇之礼。到亲迎那天，由太常仪仗、鼓吹在前引导，乘坐辂车。他的王妃头戴九枝花钗，饰以博鬓、翟衣，衣服绣九等纹。当天平明时分，皇帝派官员祭告祖庙一室，由宗正卿代摄婚主之职主持行礼。当晚亲迎，兴圣宫使乘坐辂车，仪仗鼓吹在前引导，到女方家门，用彩带牵挽车子，皇帝亲自扶轮送车相随。”皇帝准奏。

晋天福四年八月，中书门下上奏：“依据太常礼院的规定，来年长安公主出嫁的仪式，太仆寺提供厌翟二马车，殿中省准备团方编扇各十六把，行障三座、大障三座、伞一把、大扇一把、团大扇二把。如今车、障、伞、扇都是同光元年皇后仪仗所用之物，打算配备牙饰仪仗，厌翟车后配四匹马【如今暂且减去二马】。”皇帝准奏。

天福五年二月，太常礼院上奏：长安公主定于三月出嫁。按照唐德宗朝，礼仪使颜真卿曾议论说，婚礼使用诞马，在礼制上并无明文规定。《周礼》记载诸侯用璋礼来聘娶妻子，礼书说玉可用来比拟德行。如今请求驸马都尉加用璋礼，郡主的丈夫加用纁礼，用来代替用马的旧俗。用书信作为聘礼的礼节，源自近代，此事没有正统经典依据，请求废除不用。皇帝下诏说：纳采的时候，主人两次行拜礼，使者不需回拜。虽然《开元礼》详细记载了这种礼仪，如今应当改为回拜。仍命郑王石重贵主持这场婚礼，朝廷内外不必道贺，其余都依照所奏施行。

## 亲拜郊

后梁太祖亲祭南郊两次【开平三年五月二十四日一次，同年十一月二日一次】。后唐庄宗亲祭南郊一次【同光二年二月一日】。明宗亲祭南郊一次【长兴元年二月二十一日，那天夜里将要下雨，皇帝召司天官询问，回奏说：“这是圣德感动上天，各路神灵因此聚集降临的缘故。”到半夜时，雨停了，天色晴朗明亮如同白昼，众人都认为这是圣德所感应的结果】。周太祖亲祭南郊一次【显德元年正月一日】。

## 杂录

后梁开平二年十一日，南郊礼仪使上奏：“如今详细查检礼文，皇帝前往南郊，身穿通天冠、绛纱袍，乘坐玉辂、法驾、仪仗。从清游队以下，各卫将军头戴平巾帻，身穿绯色两裆衣、大口裤，佩带锦螣蛇、银隐起金带，持刀弓箭，由手持飞旗之人在前引导车驾。三卫都身穿武弁、绯色两裆衣、大口裤，供奉官身穿武弁服，各派一人步行随从。其余文武官员及导驾之士，身穿绛衣、头戴平巾帻，其余都穿戎服，依照旧式。近

译侍导驾官，从三引车以下随从，本县令、州府官员、御史大夫则穿朝服，各乘辂车在前引导。担任引驾之职的官员不必全部配备车辂。从中书令、侍中以下，则穿公服，宫内各司使都穿常服，宫人服饰的规定礼文中没有记载【那一年是从东都前往洛都行郊天之礼，从石桥起就配备了前述这些仪仗，一直到郊坛】。开平三年正月，任命河南尹张宗奭为南郊大礼使【按旧例都是由宰相担任此职，如今由河南尹担任，不是通常的惯例】。

后唐同光二年正月，礼仪使上奏：“南郊朝飨太庙，合祭天地于圜丘。按旧制以亲王担任亚献行礼，于是让皇子李继岌担任亚献，皇弟李存纪担任终献。”天成四年九月，太常礼院上奏：“来年二月十八日在明堂致斋。依照旧有仪式，皇帝穿通天冠、绛纱袍，文武五品以上官员穿裤褶，陪祭的臣子按近来的惯例只穿朝服。”皇帝准奏。

后周广顺三年九月，太常礼院上奏：“依照敕令拟定郊庙的制度。洛阳的郊坛位于城南七里丙巳方位。圜丘共四层，各层高八尺一寸，最下一层宽二十丈，第二层宽十五丈，第三层宽十丈，第四层宽五丈，共有十二级台阶而没有分节，共十二等级。燎坛设在泰坛的丙方，方一丈，高一丈二尺，上部阔处南面开门，门方六尺。请下令主管部门修建供奉。”皇帝准奏【当时太祖将要亲祭南郊，所以要修建供奉此坛】。

## 亲飨庙

后梁太祖亲祭祖庙两次【开平三年正月二十二日一次，同年十月三十日一次】。后唐庄宗亲祭祖庙一次【同光二年正月二十九日】。明宗亲祭祖庙一次【长兴元年二月十九日】。周太祖亲祭祖庙一次【广顺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 庙仪

后梁开平元年夏四月，太祖刚刚受禅登基，便在西京建立四座祖庙，这是遵循近古的制度。

后唐同光二年六月十日，太常礼院上奏说：“国家兴起建国之初，已经在北都设立了宗庙，如今攻克平定天下，迁都到洛阳，理应建立宗庙。按礼制没有设立两处宗庙的规定，北都的宗庙请予以废除。”此事交给尚书王正言等人议论，他们上奏议论说：“臣等认为，宫室的营建，以宗庙为先。如今选定洛阳为都城，君临天下，开创基业，此事应当效法古制，神灵必定依附人事而行。北都原先设置的宗庙，不宜与新庙并存。何况每年朝飨祭祀有固定的规矩，时日既然相同，神灵又该依据哪一处呢？私下听说近来的先例中也有权宜变通的做法，比如神主已经修好，就将其迎入夹室中收藏；如果庙宇已经建成，就将其空置作为常制。像齐桓公之庙那样，两处神主并存，于礼制上没有明文规定；古时候军队出征也没有把庙主迁移随行的做法。当年武后崇尚巩、洛，礼制上认为不适宜；汉王眷恋丰、沛，此事也没有可效法的依据。何况本朝的旧例，礼院已经明确记载，洛邑本是旧都，地位崇高正统，怎么能远离宫阙所在，而建立祖宗的宗庙呢？此事不宜长久，道理在于从长计议。北都的宗庙，请依照太常礼院所奏，应予以废止。”皇帝准奏。

天成元年，中书舍人马缟上奏说：臣见汉、晋以来，凡由诸侯王、宗室继承帝位的，除七庙之外，都另外追尊自己的私亲。汉光武皇帝在南阳为先辈四代立庙，此后桓帝以下，也都向上追溯前代先祖，追尊先代。恳请依照两汉的旧例，另外建立亲庙。皇帝下诏交尚书省，召集百官商定此议。礼部尚书萧顷等人议论说：臣等看到史册中所记载的，圣朝的规制大体犹存，应当表达对祖先的诚敬之情，宜当更新宗庙屋宇的规制。臣等聚集商议，认为追尊的位号以及建庙的都邑，请依照马缟所议施行。

天成二年，中书门下又上奏：臣以为两汉时期以诸侯王入承帝统的君主，必定要更改名号、议定尊号，广施孝道，称

译之为皇，这些都记载在史书中，像孝德皇、孝仁皇、孝元皇便是先例。恳请陛下体恤圣心，顺从众人的心愿，追尊先王进献尊号，并加上谥号以尊崇其名，改置园陵，并增设护卫的兵士。于是下诏命太常礼院拟定相关的仪制。太常博士王丕等人援引汉桓帝入继帝统之时，尊其祖父河间孝王为孝穆皇、其父蠡吾侯为孝崇皇的先例，请将此事交太常卿裁定谥号。刑部侍郎、权判太常卿马缟又议论说：依照两汉旧例，凡以诸侯王、宗室入承帝统的，也必定追尊父祖，修建园陵。西汉宣帝、东汉光武帝，孝敬祭祀先人的礼数，旧例都有记载可查。自安帝入承帝统以来，便有皇太后颁发诏令，另外制定谥法，追尊为某皇，就是所谓的孝德、孝穆之类的称号。前代唯有孙皓由乌程侯继承帝位，追尊其父孙和为文皇帝，这件事出于非常情况，不值得当作训示。如今依据礼院所呈的文状，汉安帝以下，如果依照本纪的记载，又不见有“帝”字的称号。臣以为，依照谥法，德行能够比拟天地的才可以称为“帝”。由于礼院已经曾经上奏过此事，难以将两汉的旧例直接用来议定尊号，请求下诏交百官共同商议。右仆射李琪等人议论说：臣等看到历代以来，宗庙的成规相沿承袭没有差异，但也会因时因势有所变革。马缟所奏之事，确实有经典依据，恳请下达制命，命马缟依据典籍册文，来议定尊号。于是皇帝下诏说：朕听闻开国建家的君主，可以自行制定礼乐，所以三王的礼制互不相袭，五帝的礼制也各不相沿，各随时代创立制度，于道理上并无妨碍。何况事情关系到祖先宗庙，涉及祭祀之礼，而且追加谥号、追尊尊号，称皇与称帝，本就有增减字数的差别，理应说明褒贬的道理。大体上说，“皇”“帝”二字都属于尊崇的称号，如果是三王的时代就不可以加“帝”字，五帝的时代就不可以称“皇”。自从秦朝开始便将两个称号合并使用，至于像元皇帝这样的例子，事情相隔已有千年，但宗庙追溯同一血脉之源，尚且能以尊贵的名号加以册立，又何必一定要遵照汉代的典章制度呢。况且朕身居九五之尊的帝位，为亿万百姓所敬仰，不能把两个尊号都集于朕一人之身，却又吝惜一个字不肯给予先代祖先。倘若一味拘泥固执己见，又怎能表达孝道诚意？可以委托宰臣与百官详细议定，召集两班大臣于中书省，各自陈述自己的看法。只有李琪等人请求在祖、祢二庙先加“帝”字。宰臣汇集众人的意见上奏说：“臣等恭敬地认为，朝廷最为重要之事，莫过于宗庙，此事关系到王位的传承，道理上也符合彰显美德的要求。况且圣朝当年追尊先祖之时，就是援引汉朝的旧有仪制。那么在汉代封崇先祖的时候，又是依照哪个朝代的旧例呢？这个道理上有滞碍难通之处，未能完全契合圣上的旨意。应当变通处理，才能成为百姓效法的准则。况且帝王功业既成、天下安定之后制定礼乐，正朔、服色尚且有所更改。尊崇祖先，供奉先人，又何妨随时代变革呢？如果一定要在应州另建别庙，那么此地距离上都太远。如今查得开元年间追尊皋陶为德明皇帝、凉武昭王为兴圣皇帝的先例，都是在京都建庙。臣等商议之后认为，所议追尊四庙一事，希望依照御札的旨意，一并加上皇帝的称号，并请求在洛京建庙。”皇帝下敕，应在应州旧宅立庙，其余都依照所奏施行。

这一年八月，太常礼院上奏：“庄宗的神主将在这个月十日祔入太庙，太庙七室之内应当有所祧迁。”中书门下商议后上奏：“建议祧迁懿祖一室。”此后又下达百官共同商议，礼部尚书萧顷等人上奏议论，请求依从中书省所议，皇帝准奏。

应顺元年正月，中书门下上奏

译：太常寺因太行山陵之事已经完毕，神主祔入太庙，如今太庙供奉七室，分别是高祖、太宗、懿祖、昭宗、献祖、太祖、庄宗。这次大行皇帝升祔太庙的礼仪，应当祧迁献祖一室，请下令交尚书省召集百官商议。太子太傅卢质等人议论说：臣等认为，亲属关系疏远至尽头就要祧迁，这是历来的旧典所定，疑难之事没有确切依据的，历来都有明确的成文规定可循。此前庄宗皇帝重新建立国家，恢复宗庙的祭祀，追尊三代祖先于前代，恢复本朝四室的规制，遇到应当祧迁之时，随即完成了这种变革。到庄宗升祔太庙时，就以懿祖一室被祧迁，这是因为懿祖并非嗣位继统之君，所以先祧迁他的神室。光武帝灭亡新莽之后，才有了追尊先祖的礼仪，当年他只是在南阳设庙祭祀，本来就不曾归入太庙之中，援引这个事例本已疏离于原本的旧典，此时更需要依据新定的规制来处理。将来先庙升祔的顺序，应当祧迁懿祖一室，这样既契合随时变通的道理，又符合礼制随时变革的规定。皇帝准奏【当时议论的人认为，懿祖是由懿宗赐姓，以旁支的身份承继大宗，按例应当以懿祖为始祖，其次是昭宗才对，不必以唐高祖神尧为祖、以太宗为宗。如果依照汉光武帝的先例，那么应当在代州为献祖立庙，而以下才是亲庙，唐朝的宗庙则依照旧礼施行就可以了。但是议定谥号的人忌讳咸通年间的懿宗，又将此祖称为懿祖，父子二人都用“懿”字为号，从道理上说得通吗？把朱邪氏三代与唐室四庙相连排列昭穆次序，这是不合礼制的。议论祧迁的人不知道本是从唐懿宗那里承受赐姓，理应祧迁的却是他，如今却又轮到了献祖，按礼制应当先祧迁昭宗，其次才祧迁献祖才对。而懿祖如同唐代的景皇帝一样，又怎么可以被祧迁呢】。

晋天福三年正月，中书门下上奏：“皇帝到达京城后，尚未建立宗庙，希望命令有关部门详细拟定制度典礼，上报朝廷。”皇帝准奏。二月，太常博士段颙议论说：“宗庙的制度，历代以来都颇为为难。于是考察礼经，来探求旧例。谨按《尚书·舜典》说：‘正月初一那天，在文祖庙接受帝位的禅让。’这里说的是唐尧的庙，但还没有记载具体的庙数。又按《郊祀录》记载：夏代设立五庙，商代设立六庙，周代设立七庙。汉初在各郡国分别设立祖宗庙，共计一百六十七处。到后汉光武帝中兴之后，又另外设立六庙。魏明帝最初设立亲庙四座，后来重新议定依照周代的礼法设立七庙。晋武帝受禅之初，设立六庙，后来又改为设立七庙。宋武帝最初设立六庙，齐朝也设立六庙。隋文帝最初受命建国时，设立亲庙四座，到大业元年，炀帝想要遵循周代的礼法，议定设立七庙。此后帝位传禅给唐朝，武德元年六月四日，才在长安建立四庙。到贞观九年，命有关部门详细商议宗庙的制度，于是设立七庙。到开元十一年以后，又创立九庙。又按《礼记·丧服小记》说：‘君王禘祭其始祖所出的先祖，用始祖来配享，因而设立四庙。’郑玄注释说：‘从高祖以下到父亲，共四代，就是亲属关系穷尽了。再另立始祖之庙，作为不祧之庙，这就是所谓的五庙了。’又按《礼记·祭法》以及《王制》、《孔子家语》、《春秋谷梁传》都说：‘天子设七庙，诸侯设五庙，大夫设三庙，士设一庙。’这体现的是依次递减两庙的道理。又按《尚书·咸有一德》说：‘经历七代传承的宗庙，可以从中观察一个人的德行。’又按疑义之说：‘天子设立七庙，或者四庙，其中都各有道理。’比如设四庙的，是从父亲一直到高祖以上，亲属关系已经穷尽，所以有设立四庙的礼制。至于又设立七庙的，是因为自古以来的圣王，对有功之祖、有德之宗，另外加以册封（一本中“封”字下有“

译立”字），也就是在四座亲庙之外，或者依据祖先的功业德行，不拘泥于固定的庙数，所以有五庙、六庙或七庙不等的情况。这是为了让后代子孙能够从中观察祖先的功德，所以《尚书》才说：‘七代传承的宗庙，可以由此观察德行。’又按周舍的论述说：‘自东晋以来，晋、宋、齐、梁、陈相继承袭，大多设立七庙。’如今臣等段颙详细参详，认为设立七庙或者四庙，二者的道理都是相通的。因为宗庙之事关系重大，臣不敢仅凭一种道理就妄自论定，所以检阅了四庙、七庙两种说法的文献依据，参酌二者的道理，认为二者各有其相宜之处。其他的论述，就都不再采纳了。恳请下达三省，召集百官详加商议。”皇帝下敕，依所奏施行。左仆射刘昫等人议论说：“臣等于本月八日承奉敕命，在尚书省召集商议太常博士段颙所奏的宗庙之事。臣等认为，将要施行至善的教化，推行到天下四方，要能够达到太平和睦，必须首先重视宗庙。所以《礼记·王制》说：‘天子设七庙，诸侯设五庙，大夫设三庙。’注疏说：‘周代制度中的七庙，是指太祖之庙以及文王、武王的祧庙，加上四座亲庙，太祖就是后稷。殷代设六庙，是契与汤，加上二昭二穆。夏代则设五庙，不立太祖之庙，是禹加上二昭二穆而已。从夏代到周代，庙数最少不低于五座，最多不超过七座。’又说：‘天子七庙，这些都是依据周代的制度而言的。有合适的人选就设七庙，没有合适的人选就设五庙，这是就诸侯的庙制而言，即使有合适的人选也不能超过五座，这就是天子与诸侯庙数五座与七座的差别所在，道理十分明白。’至于夏商周三代以后，魏、晋、宋、齐、隋以及唐初，大多设立六庙，这大概是因为在建国之初，还未能达到七庙的完整数目。如今臣等打算请求，先设立高祖以下的四座亲庙，至于始祖的一座庙，臣等不敢轻率议定，恳请陛下圣裁。”御史中丞张昭上奏议论说：“臣上个月参与在尚书省商议宗庙之事，见到议状中在亲庙之外，另外请求设立始祖一庙。近日又接到中书门下的公文，再次命令百官在尚书省商议议定后上奏。臣通读了十四代的史书，考察了两千年间的旧例，观察各朝各代的宗庙制度，都没有始祖的称号。只有殷、周两代，以稷、契为太祖。《礼记》说：‘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为七座。’郑玄注释说：‘这是周代的制度。所谓七座，是太祖后稷以及文王、武王，加上四座亲庙。’又说：‘殷人设六庙，是契与汤，加上二昭二穆。’夏后氏设立五庙，不设太祖之庙，只是禹加上二昭二穆而已。依据《王制》郑玄的解释，也就是说殷、周两代以契、后稷为太祖，夏后氏则没有太祖，也没有追加谥号的庙。自殷、周以来，历经十代之久，都是在亲庙当中，以有功之人为太祖，没有追尊始祖的先例。臣详细援引古今的例子，恐怕言辞繁复而抓不住要害，所以只陈述一个大概。汉朝因为高祖的父亲太上皇执嘉，没有安定社稷的功劳，所以没有给他立庙号，汉高祖自己就是高祖。魏朝因为曹操辅佐汉室，历时将近三十年，才被封于魏地，所以他是太祖。晋朝因为司马懿辅佐魏室有功，立他为高祖；司马昭最初被封于晋地，所以立他为太祖。宋朝的先世官位阀阅卑微，虽然追加了帝号，但刘裕自己就是高祖。南齐高帝的父亲，官位到右军将军，生前没有封爵，不能立为太祖，齐高帝自己就是太祖。梁武帝的父亲萧顺之，辅佐齐室，官至领军、丹阳尹，虽然没有在梁朝受封，但仍立为太祖。陈文帝的父亲陈文瓒，生前没有名位，因为陈武帝……在梁室立有功勋，被追赠侍中，封为义兴

译公。等到武帝即位后，也追尊他为太祖。北周闵帝因为父亲宇文泰辅佐西魏，经营帝王基业，才被封于周地，所以立他为太祖。隋文帝辅佐北周王室，立有大功，才被封于隋地，所以立他为太祖。唐高祖神尧的祖父李虎，是北周的八柱国之一，隋朝时追封为唐国公，所以立他为太祖。唐朝末年梁室朱氏据有帝位，也设立了四座庙。朱氏的先世没有名位，虽然追册了四庙，却没有设立太祖，朱温自己就是太祖。由此可见，前代追加册立太祖之例，都没有超出亲庙的范围，这是历来的成例。称王的人，是祖先有功而宗庙有德，汉魏的制度，如果不是有功德的人，是不能立为祖、立为宗的。殷、周两代承受天命，是因为后稷、契在唐尧、虞舜之时立有大功，所以追尊为太祖。自秦汉以后，这种礼制已不再如此，即使祖先有功，仍然只是设立亲庙。如今也姑且举些前朝的例子，来作为证明。秦朝自称是造父的后代，却不以造父为始祖。汉朝自称是唐尧、刘累的后代，却不以尧、刘累为始祖。魏朝自称是曹参的后代，却不以曹参为始祖。晋朝自称是赵国将领司马卬的后代，却不以司马卬为始祖。宋朝自称是汉代楚元王的后代，却不以楚元王为始祖。齐、梁两朝都自称是萧何的后代，却不以萧何为始祖。陈朝自称是太丘长陈寔的后代，却不以陈寔为始祖。北魏自称是李陵的后代，却不以李陵为始祖。北周自称是神农氏的后代，却不以神农氏为始祖。隋朝自称是杨震的后代，却不以杨震为始祖。唐朝自称是皋陶、老子的后代，却不以皋陶、老子为始祖。只有唐高宗时，则天武后临朝称制，将唐朝改为周朝，重新设立七庙，并追册周文王姬昌为始祖。这是因为当时那些趋炎附势之徒，不熟悉旧有的典章制度，武后设立姬姓宗庙，乖谬失当已经十分严重，识见曲隘的人，到如今都对此加以讥笑嗤讽。臣远观秦汉直至周、隋，礼乐衣冠、声名文物之盛，没有能比得上唐室的。武德年间商议宗庙之初，人才辈出，像温大雅、魏征、颜师古、虞世南这样的贤才，通晓古今，还有萧瑀、薛收、杜如晦这样的封疆重臣，通晓礼仪制度，规章法度必定都有师承依据。追尊先王先母的礼仪，起源于周代。据《史记》以及《礼经》记载：周武王继承太王、王季、文王的功业，一战而拥有天下，被尊为天子，宗庙祭祀他。周公成就了文王、武王的德业，追尊太王、王季为王，用天子的礼仪祭祀先公。又说：郊祀后稷来配享上天。据此而言，周武王虽然祭祀七代先祖，但追尊为王号的，也不过四代而已。所以自东汉以来，凡开国之初，大多推崇设立四庙，这是遵从周代的制度。何况殷代因袭夏代的礼制，汉代沿袭秦代的仪制，不必再劳烦广泛地考证。臣的文章意见是，应当按照已经形成的成例，请求依照隋、唐开国之初的做法，创立四庙，推举四代之中名位最高的一位为太祖，谨此议论上奏，以听候裁夺。”皇帝下敕，命尚书省召集群臣商议后上奏。左仆射刘昫等人再次上奏议论说：臣

译等到本月十三日再在尚书省召集百官详细商议。君王承袭祖先的武功文德，祭天祀地，所以有追尊崇奉的典礼，用来彰明配享祭祀的仪节。仔细审阅太常礼院所议的奏状，只有设立七庙、设立四庙这两种说法尚可通融合理，其余所论都不可取。所谓七庙，按《礼记·王制》说：「天子设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合为七庙。」郑玄注说：「这是周朝的制度。」详考礼经，这正是周家七庙的固定数目。所谓四庙，是指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四代。按《周本纪》和礼经《大传》都说：「武王即位后，追尊太王、王季为王，因后稷曾任尧的稷官，所以也追尊为天子。」这就是周武王刚拥有天下时追尊四庙的明确记载。所以自汉魏以来，直到后周、隋朝开国的君主，追尊祖先都不超过四代，正是依循周朝的制度。这一礼制施行已久，此事不必怀疑。如今详细审阅尚书省先前的议状，请求在设立四庙之外，另外追尊始祖，这一决断尚未成为定论。后来又接到敕令，据御史中丞张昭奏请，认为在创立四庙之外，并没有加封始祖的文献依据。况且国家的礼乐刑法典章，都依照唐朝典制，宗庙的制度，也应当依循旧有的规章。请依照唐朝追尊懿祖宣皇帝、献祖光皇帝、太祖景皇帝、代祖元皇帝的先例，追尊四庙作为定制。皇帝听从了这一建议。

译禘祫之礼。如今查考《会要》以及《通典》和《礼阁新仪》，都记载了这一礼制，并且与实录相符，这正是宗庙尚未齐备便举行禘祫的例子，这是第四条证据。

贞观十六年四月己酉日，光禄大夫、宗正卿纪国公某纶去世，太宗十分悲痛哀悼，为此停止上朝，将要亲自前往吊唁，太常寺奏称正逢禘祫祭祀致斋期间不能哭丧，太宗这才作罢，这清楚说明太宗时宗庙尚未齐备，却确实举行了禘祫之礼，这是第五条证据。

贞观二十三年，从九嵕山返回后，在太极殿西阶迎接神主，中午举行虞祭之礼，有关部门请求依照典礼将神主祔入太庙，太宗想把神主留在内寝，早晚供养，以表达生前的孝敬之情，于是下诏暂停祔庙之礼。英国公李勣等人上表极力劝谏说："臣等私下认为，祖有功、宗有德，是操办丧事完满结束的明确典制；文昭武穆的排列，是严格配享的明确准则。如今停止祔庙，一味顺从哀伤之情，若依据典章制度来看，实在是很大的偏差。而且国丧已经公告，若庙祭因此长期停止，超过一月之后，就必须举行大规模的祫祭。以唐朝九庙之礼来看，从太宗以上才不过七庙，尚未有毁庙的神主，就要举行大祫，这是第六条证据。"

贞观十六年四月癸丑日，有关部门上言说："即将举行禘祫大祭，依照如今的礼制，祫祭时功臣可以配享于庙庭，而禘祭时功臣则不得配享。"请求命令礼官、学士等人商议。太常卿韦挺等人建议说："关于禘祭以及按时的祭享，功臣都不应当参与配享。所以《周礼》记载六种有功之臣，都只在'大蒸'时受祭而已，大蒸就是祫祭。梁朝初年曾错误地让功臣配享禘祭，左丞提出驳议，梁武帝认可并依此施行。降及北周、隋朝，都遵循这一礼制。臣等私下认为，五年两次祫祭，合乎天道，一大一小，是通达之人的雅正议论。小祭时臣子不参与配享，大祭时则兼及有功之臣。如今礼制规定禘祭不设功臣配享，实在是不可更改的道理。"太宗于是改令依礼施行。详细记载这一议论，通晓历代典故，援引依据十分明确。而且贞观年间，多次举行禘祫之礼，这是第七条证据。

高宗上元三年，有关部门在太庙举行祫祭，当时太庙只有七室，还没有迁庙